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税收征管探究

摘要:我国共享经济以2010年滴滴打车的正式应用为标志步入市场，随后逐渐拓展至餐饮、教育、住宿等多个行业，在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促进消费方式转型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面对新的交易形式，现行《税收征管法》也应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内容，如明确税制要素、清晰税收管辖权、数据共享与协同治税等问题。

关键词: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税收征管

1共享经济税收征管现状简析

2019年，我国首次将共享经济界定为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因此，共享经济是伴随着多种先进信息技术出现的新型经济模式，是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是顺应可持续发展新的消费方式。据国家信息中心报告数据，2019年共享经济交易额为32338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参与者人数已达8亿人，其中服务者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预计未来3年间，年均复合增速将保持在10%～15%的区间，税源相对丰裕［1］。

2共享经济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第一，相关的税制要素不明确。一是共享经济下纳税主体的缺失。如拥有庞大群体的专车司机只需在第三方平台注册登记即可，并不会到管辖范围内的税务机关办理登记。二是共享经济中兼营销售的税目划分问题。以“美团”这一商业平台为例，自2018年上市以来，第一年呈亏损状态，2019年税前利润大幅增加，根据规范性微观税负计算标准，其企业税负率仅0.72%，远低于一般企业税负。三是税收征管面临精确识别纳税人真实所得的难题。如在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下，平台为了提高自身知名度，往往会用刷单等方式吸引大量消费者，这就不可避免地将产生大量虚假交易行为，对税务稽查机关而言无疑是一种新挑战。第二，税收管辖权难以清晰划分。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迅猛发展已深刻改变了国内市场商业模式结构，也影响传统商业模式的原有格局。交易在线上进行，空间界限被打破，应税行为也转移到网络空间，交易行为难以取得发票凭证，这对现行的税收管辖权提出了新的挑战。平台企业不再是传统的扣缴义务人，对规模庞大、收入不固定、分布不同地区的个人进行所得税扣缴更是难上加难。共享经济也打破了地域限制，交易发生地难以准确定位，平台收入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其他国家，针对其中一项交易行为，交易发生地、交易双方所在地和平台注册地管辖的税务机关均有征税的权力，产生税款缴纳地与税源地相背离的现象。面对共享经济如此庞大的交易规模，如果不加以规范，各地政府甚至各个国家定展开对其税收管辖权的争夺，反而会适得其反［2］。第三，相关数据共享程度偏低。共享经济模式下，要达到供需匹配、安全交易、信用保障和平台治理等目的，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撑，而现今企业与政府数据共享程度明显不足，难以达到数据效用最大化［3］。从企业发展的角度看，第三方平台企业需要准确的用户信息来保障平台平稳运行，而这些数据目前大多由国家机关统一收集并管理，用户关键的信用信息开放程度很低，企业想要获取这部分数据信息渠道少、成本高，而共享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许多人为干扰社会秩序的现象频发，如将共享单车随意停放扰乱交通、虚假医疗诊断骗取捐款款项，等等。所以，信用信息的共享程度不足严重影响着以信任为前提的共享经济的良性发展。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部门要对平台企业进行税收征管，也需要从平台企业获取用户注册量、交易额、交易发生地分布状况等数据。虽然金税三期工程链接了各级税务机关，实现了地区间、上下级的单位机关信息共享，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仍不到位，难于联查联控，如税务机关与各商业银行、工商、公安等部门难于实现数据共享，税务机关自然难于获取有效涉税信息以及纳税人的真实交易情况，增加了征管成本。

3优化共享经济税收征管的建议

第一，明确共享经济基本税收征管要素。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中涉及的交易主体主要有:资源的供给方、第三方平台、支付平台、资源的需求方。交易模式的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从增值税以及一项完整的交易行为来看，资金从资源的需求方依次流向支付平台、第三方平台及资源的供给方，三方交易主体均获得了增值收益，故这三方交易主体均为增值税的纳税人。从所得税来看，如果资源的供给方为个人，获得应税收入时应确认个人为纳税人，由第三方平台公司代扣代缴。第三方平台和支付平台在上述过程中也获得了应税收入，应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以约车平台为例，其注册登记的车主通过平台与需求者对接，车主进行服务后，最终收益金额将出现在账户钱包中，然后通过支付宝等支付平台提现。其中，约车平台公司和支付宝平台公司对每一单交易都会扣除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因此，对车主而言，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约车平台和支付宝平台而言，应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第二，明晰税收管辖权。在共享经济交易过程中，第三方平台为资源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搭起桥梁，作为信息交换和资金收付的媒介，其从供给方获取资源并进行整合，对接资源的需求方，匹配成功即交易实现，需求方将费用通过第三方平台间接支付给资源的提供者。虽然对共享经济的税收征管不能像传统行业一样，采取地域监管为主，但第三方平台往往呈“独角兽”企业，税务机关可以对其有针对性地统一监管。参与共享经济的个人应建立以个人身份证号为纳税识别号的相关制度［4］。制定行业规则，严格规范第三方平台的运作，如规定其提供必要的从事经营活动供给方纳税人识别号，以及与经营有关的支付平台注册账号、银行账号等信息，并确认其真实有效性。为广泛获取有价值的涉税信息，实施有效税收征管，税务机关建立与第三方平台的合作机制势在必行，赋予其代扣代缴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征收成本，又可以提高纳税人征税的主动性与自觉性，提高了纳税遵从度。第三，建立数据与协同治税综合体系。“大智移云物”使纳税人信息的收集成为可能，利用技术手段实现数据治税，以及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税是共享经济税收征管的基本趋势［5］。一是政府应积极转换治理思维。实现政府、社会机构、共享平台、资源的提供者、资源的需求者共同参与的多主体联动的综合治理体系，搭建各部门间信息大数据共享交流平台，实现政府间、政府与企业间及企业与企业间信息共享。二是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税收监管机制。数据治税是协同治税的重要前提，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第三方平台、支付平台的支持和合作，通过对支付平台上的账户归整，以“资金流”控制为主，进行源头监管，以实际的流转额为计税依据扣缴税款。三是完善现行《发票管理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电子发票法律问题，实现从身份认证、真伪查询、入账核算等环节对电子发票进行系统管理。同时，给予平台可细化操作规程，就其便捷程度与配套设施建设进行完善，也需加强同技术供应商、金融机构、网络运营商的合作，确保电子发票制度的应用。

参考文献:

［1］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0)［J］．财经界，2019，(04):64－65.

［2］于果.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价值实现及优化策略研究［J］．会计之友，2019，(05):129－134.

［3］王远伟.对共享经济的涉税问题探究［J］．税务研究，2018，(06):112－116.

［4］杨金亮，陈义忠，孔维斌.分享经济对税收的影响及税收应对［J］．税务研究，2017，(05):46－50.

［5］陈兵.共享经济发展推压税收征管升级［J］．国家治理，2018，(34):18－25.

作者:蔡德发 周丹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