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化法学教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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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阳大学的法学教育职业化

“传统中国是没有法学教育的。”①自19世纪末开始,作为中国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和结果之一,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式的法学教育。②真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由此拉开帷幕,并在民国时期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当时的法学教育有三种途径,一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公立大学,二是以朝阳大学为代表的私立大学,三是以东吴法学院为代表的教会大学。在这三类大学中,就法学而言,以朝阳大学和东吴法学院最负盛名,这两朵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之花,争奇斗艳,南北媲美,世称“北朝阳,南东吴”,③而朝阳大学独享“无朝不成院,无朝不开庭”之美誉,因此,加强对朝阳大学法学教育特点的研究特别是法学教育职业化的研究,或许能为今天的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些许启示与借鉴。

(一)以培育司法人才为其主要办学宗旨

“朝阳大学与东吴法学院同为私立性质的单科大学,均以置办法科为重,以培养法律专门人才为主旨”。④1961年,朝阳董事会董事长居正先生在旅台校友会成立大会上曾言及:“朝阳创校的基本宗旨,一是精研法学法律,促进民主政治;二是培育司法人才,实现社会正义。”实际上,限于其法政专门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属性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培育司法人才成为朝阳大学主要的办学宗旨。民国初期,高等学校分为大学和专门学校两个层次,定位存在明显不同。1912年颁布的《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⑤专门学校又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专门学校。1912年颁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规定:“法政专门学校以养成法政专门人才为宗旨。”⑥由此可见,法学教育的宗旨,在大学的法科教育中,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目标;在法政专门学校中,为满足国家现实法律人才所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二者分工不同,但却把法律教育及其人才培养纳入了理性发展的轨道,适应了社会对不同人才的需要,稳定和延续了清末兴起的新式法律教育的办学局面。⑦作为民国初年成立的众多法政专门学校之一,尽管其创立者可能有更高的目标和更远的追求,但是朝阳大学不得不遵守法定规定,将培养法律人才作为其主要办学宗旨。除了法政专门学校的属性外,私立的朝阳大学面临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也迫使它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以快速获得社会认可。私立大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办学资金不足,除了创办者的投入和社会捐助以外,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学费,而学费主要取决于学生人数和收费标准。对学生而言,读不读大学以及读哪所大学,必须考虑投入和预期收益,而后者主要取决于将来的就业前景。因此,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是当时所有私立大学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朝阳大学也不能例外。对此问题,朝阳校友韩培基先生精辟地总结道,“朝阳大学的办学精神和独具的教学特色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逼’出来的。第一,它得不到像国立大学每年定期得到政府的拨款和私立大学根本无法得到的其他优厚待遇;第二,因为它不是教会学校,得不到教会定期的资金和其他物质的支持;第三,没有国外的政治和经济的牵涉,更不想在国内开展募集资金;第,只能靠创办的几位主要校董的支撑和校友陆续的爱护与支援来求生存。从提高学生的学习知识和品德,获得社会认可的情况下求发展,逐步扩展法学教育的摇篮作用,使毕业的学术有所建树。”①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的朝阳大学不得不采取一切措施,提高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层次,这也决定了它必须提供职业化的法学教育。

(二)教学和管理工作充分体现法学教育职业化特点

“根据北京政府1915年的法律,司法官、律师成为一种需要资格考试的职业领域。但法政学校三年制毕业生、法政学校教师和执业三年以上的律师可以免试。一方面,司法官、律师成为一种需要考试的新兴职业;另一方面,法政学校毕业生拥有不经考试而出任候补司法官或充当律师的特权。这种免试特权实际上意味着法政学校本身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许可权。”②基于此,朝阳大学在专业设置、师资构成、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等方面均贯彻了职业化。“从朝阳大学设专业即可看出其务实精神和对学生未来就业的良苦用心。在解放前的所有高等院校,无论是私立还是国立,都是只设院、系,不设专业。只有朝阳大学例外,不仅设有法律本科,还设有司法组(4年制公费,毕业后就业更有保障),更是率先增设了2年制的书记官专业和经济系的会计专业等三个为社会所急需的2年制专业,司法组和书记官专业都是直接以应用型司法人才培养为目标而设置的专业。”③朝阳大学特别强调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十分重视强化师资阵容。根据朝阳大学校友王承斌回忆,朝阳大学师资主要包括本校固有教授和外聘兼职教授,其中包括很多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具有崇高声望的法学界名流,如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曾任大理院院长的余棨昌,曾任国际法院大法官、留学斯坦福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的倪征噢,曾任朝阳大学校长、后任司法院副院长的史志泉,最高法院庭长孙潞,以及李宜琛,翦伯赞等等。④朝阳大学还严格实施教学管理,督促学生勤奋学习。例如,朝阳大学的考试是十分严格的,成绩优良,在班上考一、二名的,发给奖学金,以示鼓励;成绩低劣,三门不及格的,取消补考资格,予以淘汰。每班入学时的学生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一百多人,到毕业时已大为减少,有的班毕业人数不足入学人数的一半。朝阳大学还实行一种特殊的教学管理方法,即教务处派人随时到教室抽查点名。这些教学管理措施杜绝了学生自由散漫、课堂纪律松弛的现象。⑤朝阳大学还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紧密结合,其“特聘国内有司法经验的法学家夏勤、洪文澜、张任堪、赵之远、赵琛、张鉴、杨兆龙、查良鉴等人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研究并制订出一套加强实务训练,‘理实并重’的教学方案,力图改变‘我国过去的法律教育每偏重于理论的研究,忽视于实务的训练’的状况。按照这一方案,英美德法的‘问题讨论’(seminar)、朗特尔(Langdell)的‘案例研究法’(CaseBookSystem)、‘法院的实习’以及英美法学院中的‘法律救助社’(LegalAidSo-ciety)等实务训练项目被要求在司法组的教学中加以推行。”⑥据朝大校友回忆,这些实践教学活动既有知名教授悉心指导,又有学生主动参与,让它们印象深刻、受益匪浅。⑦

(三)为社会培养了大量实用性法律人才

朝阳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可能难以与北京大学等公立综合性大学相比,但在法律人才培养、特别是应用性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当属首屈一指。首先,朝阳大学毕业生在历届司法官考试中的成绩遥遥领先。因民国时期政治动荡、史料缺乏,我们无法获取准确的数据,但是,朝阳大学因毕业生在参加历届司法官考试中质量均优而受到嘉奖达8次之多,①其中1933年1月司法行政部的嘉奖令指出,“录取率几及三分之一,复多名列前茅”,直到1948年当局举行最后一次全国法官考试录取的第一名仍是朝阳应届毕业生古治民。②其次,历届毕业的同学,特别是法律科系毕业生,除了少数从事研究和执教外,绝大多数都服务于司法界和政界。尤其是抗战前后,全国各级司法机构中的推事、承审员、书记官等,大多都是朝大毕业生,“无朝不成院”、“无朝不开庭”即由此而来。③这种传统一经形成,会对在校学生产生影响,例如,根据朝阳大学对1947届法律系和司法组141名毕业生服务志愿的调查显示,有75%的同学在首选志愿栏中填写的是与法院相关的职务(其中填写推事的人数最多,有52人,其次是司法官17人,书记官7人,检察官5人,其他相关职务24人,共105人),选择教学或者研究工作的只有3人。④最后,部分朝阳大学毕业生选择了律师行业。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北京律师公会会员名簿》显示,1917—1941年间,总计有超过170名朝阳大学毕业生加入北京律师公会。由此可见,朝阳大学毕业生绝大部分从事司法官或者类似工作,一小部分选择了律师职业,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朝阳大学提供的是以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为主的职业化法学教育。

二、当代中国法学教育职业化的原因

尽管仍然存在方向和路径上的争论,但是法学教育职业化已经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这是由法学和法学教育自身的特点、社会现实需求以及我国高等教育所处的阶段共同决定的。

(一)法学教育职业化是法学自身属性的客观反映

“从法律制度的演变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当代法律教育的基本特征在于实现两对要求:法律实践训练与法律理论学习;法律知识教育与普通常识教育。”⑤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教育从她问世之初就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学院,还是应成为一种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学者和法学专家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法律知识的研究学院。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如何处理这一困境方面尚无通说和共识,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折中的看法是,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本不应被看成非此即彼的绝对对立的两极。首先,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其次,法学教育不仅仅是职业教育,同时还是一种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将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技能训练或培训,将本科阶段以上的法学教育阶段定位于学术培养,⑦或者说,法学本科教育是培养律师和法官的,法学研究生阶段是培养法学家的。⑧由于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教育的主体,也是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据此,我们至少可以这么断言,职业化是法学教育的内生要求。法学教育的职业化属性与法学的特点密不可分。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职业知识体系,⑨这与苏力教授所强调的“法学是一种社会化的实践,一种职业性的知识”不谋而合。瑏瑠既然如此,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就在于传播这种职业化的知识并为这种社会化的实践做好准备,这样的法学教育就应该是职业化的法学教育。正是由于法学的实践性特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法律职业人士的专业化是西方法律至今仍然保留的最为重要的传统特征之一。①但是在我国,长期以来,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与其实际的需要长期相脱节、相分离,因而对于应培养具备什么素质、什么规格的法律人才、培养多少等问题没有得到具体的整合,可以说,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脱节已经在深层次上制约、影响甚至阻碍着我国法学教育进一步改革和发展。②因此,未来中国法学教育必须走职业化道路,这是法学的特点所决定的。

(二)法学教育职业化是市场经济和依法治

国方略对法学教育的现实要求需求决定供给,这一市场经济规律未必适用于教育领域,但它会影响甚至决定教育产品需求者和教育产品供给者的行为模式。苏力教授曾经指出,在民国初年,在几乎没有什么法学教育传统、法学教育人才很少的情况下,法学教育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法政学堂大量涌现,这显然是因废除科举制后,传统知识分子致仕进路转换而出现的畸变。③也就是说,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无法通过考试直接成为官吏,而学习法科并在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司法官员或者行政官员阶层,就成为当时很多深受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这里蕴含着需求决定供给的思想,因而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全面,因为除了入仕需求外,民国时期部分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也客观上引发了对律师的需求,这在江浙沪一带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对东吴法学院的影响巨大。根据境外学者的研究,东吴法学院1918—1949届毕业生中有74%的籍贯为江苏和浙江,来自北方的很少;绝大多数学生出身于商业或者专业人员家庭,几乎一半学生的家庭是经商的,超过10%的学生家长为律师;1933年,东吴法学院对379名历届毕业生进行了职业统计,其中律师178人,教员51人,法官32人,以至于形成“朝阳出法官、东吴出律师”的说法。④司法官员和律师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共同造就了民国时期法学院系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808人,占77.7%;1914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007人,占73.3%;1918年,当时高等院校共77所,综合性大学仅六所,而法政专门学校则多达三十五所。⑤一时之间,法学再度成为显学,以至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多次通电或咨文各省,要求对各类法政专门学校严格审核和控制。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法学专业的“解密”,法学教育又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与民国期间有些相似,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1979年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增加。⑦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得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确认,这使得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方略所需要的法律人才,首先并且主要是以律师和司法官员、行政官员为主的应用型人才。尽管我国正在努力建设涵盖各行各业的终身教育体系,但在当前,培养法律人才的任务,主要由高等院校承担,并且主要在大学本科阶段完成。这就意味着,法学教育职业化是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坚持的方向。

(三)法学教育职业化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

很多人对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具有一种乡愁般的特殊情感,尽管如此,高等教育大众化早已经到来并且将持续。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于2003年首次达到15%,正式迈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至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高达26.5%。就法学专业而言,2010年,全国本科毕业生114588人,硕士毕业生23751人,博士毕业生2414人;本科招生133630人,硕士招生25801人,博士招生3529人;①招生数明显高于毕业生数,预示着法学专业毕业生数量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尽管从传统上看,法学教育更像是一种精英教育,例如较长的学习年限、行会式的师徒传授、严格的职业准入考试等,②现在也依然有人主张坚持法学教育精英化并提出了有启发性的理由和实现途径,③但在整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继续坚持法学教育整体上的精英化,如同在狂风暴雨中试图以一伞之力保持不湿身一样,难度巨大。另外,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数量和质量,也无法为精英化的法学教育提供支撑。我国现有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1112所,设有法学专业的已经超过630所,其中多数为最近十年成立的层次较低、质量一般的法学专业。其历史传统、教学管理经验、师资力量、学生素质、校园氛围等,都难以完成精英化的法学教育。因此,尽管人们在情感上怀念精英教育,现实中也确实需要精英教育,但是整体上的法学教育仍然只能是大众化的。大众化的法学教育同时也只能是职业化的法学教育。尽管我们强调因材施教,也强调法学院系打造自己的特色(地方特色、专业特色等),但是大众化的法学教育整体上只能是一种批量生产模式,其“产品”只能是能够满足社会一般需要的应用型的法律专业人才,而非学术型人才或者高精尖人才,后者只能在部分优秀的法学院、或者在部分教育阶段(例如研究生教育阶段)培养;其“产品”必须能够迅速适应实务型的工作岗位,而非需要进一步加工的“中间产品”,否则社会难以接受,“中间产品”及其生产者迟早会被淘汰或者被迫转型。这样的法学教育,就是职业化的法学教育。

三、当代法学教育职业化的路径

苏力教授指出:“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第一项根本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④这也是职业化的法学教育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仅就法学院系自身而言,在教育的内容、形式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是必须的,而法律硕士(J.M)教育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职业化法学教育形式。

(一)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与法律职业技能训练作为法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尽管“合格的法律人”尚无统一标准,但就教育模式而言,当以培养学生的职业品质为核心,而职业品质内在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职业信仰和思维方式,外在地表现为处理实际问题的职业能力。它至少应当包括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技能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的养成和训练,应该是职业化法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法学教育中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的基本要求。⑤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非常丰富,我国《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有原则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也有具体阐述。掌握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内容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先决条件,例如,国家司法考试将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大纲,各地实习律师培训也将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纳入考核内容。但是近年来,伴随着“黄松有案”、“郭京毅案”、“李庄案”、“彭宇案”等案件迅速演变为公共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法律职业伦理堕落与迷失的思考与讨论。此类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1994年《迷失的律师》的出版,将备受美国社会关注的法律职业伦理危机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在该书中,作者认为造成法律职业堕落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服务的商业化、法院工作的官僚化,而法学教育也难辞其咎。⑥问题在于,法律职业伦理是触及人类心灵的问题,并非简单的讲授、记忆、考试所能养成的,而是需要长期的熏陶、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因此,它更适合在大学阶段养成,因为大学阶段为期4年以上,是一个人身体和心性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也是受社会不良影响较小的阶段。这就要求大学的法学教育不应该仅以知识的传授为重点,而应当给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以足够的重视。法律职业技能,按照苏力教授的定义,是指从事某项具体的法律实务时所必需的技术性能力,包括:(1)针对具体法律纠纷提炼法律争点、撰写法律文书的能力;(2)针对具体法律或者诉讼问题、整合法律和相关材料的能力:(3)同客户以及其他法律人谈判和交往的能力;(4)解决具体纠纷的能力;(5)在具体案件中熟练运用诉讼程序应对诉求的能力;(6)就具体案件在法庭辩论、说服法官的能力;(7)在立法中就特定法律事项游说和推定法律变革的能力。①尽管这一定义具有明显的美国色彩,并且主要是针对律师的,但是仍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它揭示了,法律职业技能包括纯粹法律技术和法律技术以外的能力(特别是与人交往的能力)。纯粹法律技术训练,包括训练法律思维、学习法律原理、掌握法律规则、学会运用法律规则等阶段和步骤,多数法学院系会给予重视,也有能力做到。若能够很好地完成纯粹法律技术的训练,那就已经达到职业化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了。至于纯粹法律技术以外的能力的训练,一方面与人的天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不太适合在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群体中进行,因此容易被法学院系忽视,这个时候,社会就变成了更有意义的“第二大学”。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认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对此,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者之一潘剑锋教授认为,我们目前的司法考试与大学本科法学教育是脱节的,就发展趋势而言,两者也不一定需要相适应。②问题在于,如果法学教育无视司法考试的存在而我行我素,法学专业毕业生没有通过司法考试,因而没有机会从事法律职业,这与我们所倡导的法学教育职业化似乎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正确处理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法律职业的关系,真正实现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我们法学教育界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对法学本科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司法考试,也是法学教育职业化的要求。

(二)改革法学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法学教育方式和方法的改革,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的,一个是法学院系内部,另一个是法学院系外部。法学院系内部的改革主要是各种实践教学模式的引入和普及,包括但不限于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过去我国法学教育中一个比较严重的弊端是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色彩太浓厚,即我国法学教育的方法主要是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抽象议论,其原因与成文法的传统有关。③这一弊端使得法学教育成为一种简单的知识传授,不仅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也使学生离现实越来越远。正如弗兰克批评朗代尔教学模式一样,学生就像是仅仅研究过剪下的花朵的园艺师,就像是仅仅学习过建筑图片的建筑师,就像是仅仅接触过玩具绒毛狗的育狗师。④实践教学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弊端,尽管形式不同,解决的程度可能会有差别。案例教学法是比较容易普及的一种教学方法,其基本特点是采用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例来展示各种实体性或者程序性规则的运用,缺点是与真正的现实相距甚远。法律诊所离现实最近,它仿效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原则上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之下,将法学专业学生置于“法律诊所”中,为处于生活困境而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以此促进学生对法律理论的深入理解。其优点在于培养法学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意识,特别是律师职业技能,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统一。模拟法庭则介于案例教学法和法律诊所之间,在老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按照审判程序组成原被告(或者控辩方)以及合议庭,审理真实的或者虚构的案件,以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据笔者了解,目前多数法学院系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上述实践教学模式。法学院系外部的改革主要来自于与法律职业界的互动,包括与企业、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监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互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根据2011年12月23日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的《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这一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分类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特别是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层法律人才;主要实施机制为“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和“国内———海外合作培养”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建设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实施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建设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开展法学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设高水平教材、制定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标准等六个方面。目前这一计划已经正式实施。2012年8月,教育部公示了首批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评审结果,确定北京大学等60所高等院校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另据《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日报道,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与6所大学法学院合作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11月1日启动,经省法院与6所院校法学院共同协商,各高校到江苏法院系统挂职人员名单及江苏法院系统法官到各高校任教人员名单已经确定;经省法院党组研究确定,选择了盐城中院、淮安中院等13家中、基层法院作为示范性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将通过接受学生实习、观摩庭审、指导模拟法庭、提供案例和教学等形式协助法学院校开展实践教学。可以预见,这一计划对于促进法学教育职业化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其程度会受到规模、时间以及执行力等因素的限制。除“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之外,法学院系与其他法律职业部门的其他合作形式也存在很大的空间。例如,法学专业教师在律师事务所兼职,可以提高自身的法律职业技能并用于教学,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而律师在法学院系担任兼职教师也有类似的作用。

(三)完善法律硕士教育制度

自1996年试点招生以来,法律硕士教育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18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含试点建设单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但自其诞生之日起,质疑和批判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于法律硕士的特色并不如设想得那么明显。1995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指出,“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行业的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由此可见,这是一种高层次的、职业化的法学教育形式,直接模仿的是JD教育制度,而后者在美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成为美国法学教育的主流。①但在中国,法律硕士似有南桔北枳之嫌,因为在实际措施方面,它仍处于“找不着北”的状态,即始终在法学本科的通识教育和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而且各大院系既将其作为一种创收项目,又不在那里去烧香拜佛。②其结果是,受教者与施教者均感到一定程度的心理失望及期待落差,社会对法律硕士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也比想象得要低。法律硕士制度不仅与法学教育职业化的方向一致,而且对职业化的法学教育进行了层次上的划分,因此值得肯定和坚持。但在其具体实施方面,应当进行一些完善和改革。一是要严格控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的数量和法律硕士招生规模。在原有50所试点院校的基础上,2008年新增了30所,2009年又新增了35所。获得学位授予权的院校也竭尽所能扩大招生规模,以增加收入。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要不了几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就将遍地开花,法律硕士也将遍地结果,这与法律硕士制度的“高层次”特点背道而驰。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的数量和法律硕士招生规模,实施授予单位的退出机制,选拔较高水平的学生(包括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以保证培养质量。二是要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法律硕士教育的特色。法律硕士教育不是本科教育的简单提升,更不是法学硕士教育的降格,而是一种高层次的职业化的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要摈弃本科教育“大而全”的模式,实行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特别是与学生本科专业相结合的专业化。在教学内容上,要突出实用性,淡化学术性和理论性,强化法律职业技能训练,以区别与学术性研究生教育。在教学方法上,要强调学生参与,给学生自我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在师资选择上,要安排有实务经验的教师授课,有条件的应当遴选优秀的律师、法官等作为联合导师。在学制安排上,要延长实习阶段的时间,提高实习要求,使得毕业生一旦毕业立即具有较高的实际工作能力。在法学教育职业化背景下,尽管这些措施也同样适用于本科阶段的教学,但是由于法学本科生人数众多以及法学本科院系水平参差不齐,在本科阶段实施这些措施的可能性较小,效果也不一定明显。

四、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法学教育职业化只不过是对当前法学教育的修正和调整,而不是否定和颠覆。职业化的法学教育仍然是大学教育,它的提供者是大学,而不是技术学校、考试培训机构、职业训练所或者实习场所,因此它仍然要追求科学性、学术性,仍然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职业化的法学教育也不排斥非职业化的法学教育,例如学术型法学教育,更不排斥具有普法性质的通识性法律知识传播,相反,职业化的法学教育是各种类型的法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种,与其他类型既存在明显区别,又能够同时并存、互相补充。职业化的法学教育就其自身而言,也允许存在实现程度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例如有的法学院系比较强调学术,有的法学院系更注重实务,还有的法学院系逐步形成和发展出区域或者专业方面的特色等等。最后,职业化的法学教育是一个持续的和开放的进程,它从来不排斥任何形式的创新,包括重大的制度创新,如法律硕士制度,也包括相对细微的技术创新,如模拟法庭的使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学教育职业化的趋势和进程将继续下去,并对法律人才的培养乃至法治中国的实现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作者:汪华亮焦富民工作单位:南京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