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户籍法律的改革探索

本文作者：胡信华工作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法律系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承受了不公平的指责，它被认为妨碍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导致了公民之间的不平等。本文试图阐述这种对我国户籍制度的指责是无法成立的，是不公允的。我国应该在维持户籍迁移的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的改革和完善，而不是将现行户籍制度全部推倒并重新建构。

一、对我国现行户籍法律制度的评价

在中国大陆，户籍法律制度主要表现为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以及与此衔接配套的政策、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初步形成和确定于1950年的户籍法律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和调整，但社会各界对现行户籍制度的认知和评判仍不一致。

(一)现行户籍法律制度没有妨碍公民的迁徙自由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迁徙自由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居住自由、离返任何国家的自由和出入本国的自由。以主权国家为界域，迁徙自由是指公民在一国之内自由流动并选择住所的权利。关于迁徙自由的性质，我国法学界一般认为，迁徙自由强调对人身的自主支配，是人身自由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我国公民不享有迁徙自由的学者所持理由主要有二个:一是现行宪法没有关于公民迁徙自由权的规定，二是我国实行的户口迁移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构成公民迁徙自由的制度性障碍。的确，1982年《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公民实际上不享有迁徙自由。迁徙自由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人权作为一种应然的权利，作为一种要求被法律、社会和国家平等尊重的正当理由，其存在与否，并不以实在法是否承认为条件。人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法律权利，而首先是一种道义的权利，同时，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法律化。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权只能说明该权利不为法律所确认，而非说明该权利不为中国公民现实享有。写在纸面上的权利或者说存在于法律规则中的权利并非就是现实的权利，反过来，没有写进法典的权利也并非不存在于历史和现实中。世界上有些国家，例如美国，也并未以宪法形式明文规定迁徙自由，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其作为公民的一项自然权利加以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我国仍然延续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所确立的基本法律框架。《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两个制度，即户口迁移的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制度。暂住制度后来演化为暂住证制度。认为户口迁移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这个理由同样不成立。首先，如前所述，迁徙自由属于人身自由的范围，它以人身的自主支配为特征。户口迁移行政审批制度限制的是户籍的自由迁移，不可能限制公民对其人身的自由支配。户籍的迁移自由和公民的迁徙自由不是一个概念。其次，《户口登记条例》(第16条)要求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无理由延长时间又无转移条件的，应当返回常住地，这确实有限制公民迁徙自由的嫌疑，因为它要求公民为自己居留外地说明理由，否则，不得居留外地。但是，观察法律制度不仅要注意它的文本表达形式，也要注意它的现实运作样态。1985年公安部公布的《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在落实寄住证制度和暂住证制度的同时并没有要求公安部门对居留城市的理由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说，外地公民只要愿意居留城市都可以办理暂住证。同常住户口一样，暂住证也是确认和保护公民合法居留的法律文书。它虽有期限，但可以多次延期，长期使用，因此不构成对迁徙自由的限制。事实上，公民的迁徙作为一种事实，可以通过户籍登记进行法律确认，也可以通过暂住证来确认。即使没有户籍登记，中国公民凭借身份证和暂住证照样可以自由迁徙、选择居所。对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做历史的考察，我们应该承认，《户口登记条例》的立法初衷就是限制农民自由迁徙进城。既便如此，《户口登记条例》限制的只是户籍迁移，对于农民迁居城市的人身限制主要是通过粮油票证制度、强制遣返制度和其它行政手段来完成的。由于我国于1990年代已经废止粮油票证制度，由于2003年发生孙志刚案后，国务院废止了强制遣返制度;同时，由于身份证制度的实行使身份证取代介绍信和其他行政控制手段，所以，认为我国户籍制度妨碍公民的迁徙自由的论断没有体察历史的变化，是不公允的。

(二)现行户籍法律制度不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

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确实存在公民平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往往和户籍制度有联系，体现了城市居民之间和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平等。现行户籍制度可以称之为“粘附性的户籍制度”。《户口登记条例》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两大类，并且对人口类别的转换和辖地之间的迁移实行行政管制，这两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与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保障等行政管理功能粘附在一起。当人们试图变更自己的户口身份时，行政管制会严格限制个人的自主选择。因此，人们很容易把户籍的差异性当成利益不平等的原因。但是，户籍基本功能在于证明公民身份，为社会管理提供基础信息。户籍和个人权益本来没有什么关联性。在“粘附性的户籍制度”下，各种利益的分配以户籍为标志区隔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群体间享有差别待遇。表面上看起来户籍制度造成了各种社会不公，实际上，社会不公是由附加到户口上的各种利益、隐藏于户籍背后的各种利益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带来的，是各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社会安排和社会管理方式带来的。简单地把种种不公平归结于我国户籍登记和迁移制度，并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是造成了公民之间的不平等，这既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也会误导户籍制度和其它社会制度改革。在讨论我国户籍法律制度改革的时候，另有一种错误的倾向是，有些学者采用一种宽泛的户籍法律制度的概念，把户籍法律制度定义为以户籍信息为基础配属资源和管控社会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接受教育、转业安置、甚至选举权利等方面的许多具体规范。这种定义实际上把户籍制度等同于整个社会管理制度，无助于讨论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因为它预设了一种可能性，即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接受教育、转业安置、甚至选举权利等方面的不平等都归咎于户籍制度本身，使人错误地认为我国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之间不平等的根源。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

当然，这不是说我国户籍制度没有改革的必要。对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认知和评价是一个直接关涉户籍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重大问题。目前，户籍改革思路中有一种比较有市场的主张叫“户籍取消论”。“户籍取消论”将户籍制度视为社会不公的根源，认为取消了户籍制度，就解决了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究其实，“户籍取消论”实际上反对的户籍迁移的行政审批限制，以为实现了户籍迁移的自由化，就可以解决社会不公。其认识基础在于对我国户籍制度的错误评价，其改革主张也很难在一二线大城市实施。郑州的户籍改革就是例子。郑州的户籍改革两个特点，一是完全放开入户政策。二是取消之前实行的多种户口形式，实行“一元制”户口管理模式，统称为“郑州居民户口”。也就是说，郑州的户籍改革彻底取消了《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的户口迁移行政审批制度。结果是，这种改革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吸引了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超过城市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受能力。由于教育、交通、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紧张和社会承受力的制约，郑州市也不得不停止“户籍新政”。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9年2月上海市制定的《持居住证人员申请户口试行办法》对申请转办上海市常住户口实行准入制度。准入门槛包括持居住证年限、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缴纳所得税条件、专业技术职称条件、无不良行为记录条件和有特别贡献，并且对申办上海常住户实行年度总量调控。相比较而言，“上海模式”保留户口迁徙的行政审批制度，并以计划指标进行控制，完全不同于郑州的户籍开放。这种户籍改革可能会被指责为延续了城乡二元制度带来的不平等。首先，把居留上海的中国公民分为暂住者、居住者、常住者并实行差别待遇，即便境内一般来沪人员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努力实现从“暂住到常住”的转变，这种划分似乎背离了一般公民对平等的期待。其次，“上海模式”设定了较高的入沪门槛，将过去的身份门槛化为财富、贡献、职称、居住年限的尺度，用来衡量是否有入沪的的资格。但对大多数来沪人员说，准入门槛依然难以跨越，户口迁移障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是，“上海模式”具有现实合理性。户籍制度基本上属于地方制度。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不承认“地方自治”。但是，笔者认为，户籍自治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地方自治始终存在。地方有权根据本地的发展需要自主选择适应本地方的户籍政策，有权决定是开放户籍，还是实行户籍准入制度。只要是用民主的方式并按照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就符合“正当程序”就无可非议。从利益的角度看，地方户籍自治也就是可以由地方自主决定是否与外来者分享本地区共同积累的财富和福利。在没有充分地方自治的中国，户籍制度就成了维护中国地方利益的最后一重保障。否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沿海发达城市可能被社会外来人口吞噬。以平等价值来进行衡量，“上海模式”也无可指责。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是立法者的要求，也是对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要求。如何判断我国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是否合乎宪法规定的平等原则，可参考美国司法经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进行违宪审查时，对于经济和其他归类实行“宽松审查”，以确定是否符合宪法第14修正案所规定的平等保护。一项带有归类的法律要符合“平等保护”条款，必须满足两项要求:法律必须具备合宪目的;法律必须是取得合宪目标的合理手段。以此观察上海的户籍改革，首先，从纯学理上讲，如果对于上海市制定《持居住证人员申请户口试行办法》进行审查，只能是“宽松审查”以确定是否合乎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其次，《持居住证人员申请户口试行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人才来沪，促进地方发展和进步，从方法和手段上看，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人按照贡献、职称、居住年限进行归类，用来衡量是否有入沪的的资格，都是合理合法的。因此，指责“上海模式”违反平等原则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三、完善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建议

本文之所以选择”郑州模式”和“上海模式”作为标本来探讨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一是因为目前大城市的户籍改革具有代表性。所谓户籍改革问题，主要是大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大城市的户籍改革问题;二是这两种模式折射了两种对待旧的户籍制度的不同评价态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从实践的结果看，如果说实行户籍的开放迁移对于郑州这样的内地大城市短期内并不适宜，很难想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开放户籍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对这些城市来说，“户籍取消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改革思路。因此，为了避免大的社会震荡，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不是要废除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而是在旧的制度基础上进行完善。如前所述，中国现行户籍制度不是公民迁徙自由的障碍，在保留户口登记审批制和暂住证制度下进行的渐进式改革，虽然不能完全满足城市新移民阶层的期待，但是在道德和合宪性上是无可指责的。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改革应当肯定以“上海模式”为代表的户籍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提供一套法律规范体系。以下笔者就完善现行户籍法律制度提出几点设想。首先，修改《户口登记条例》。虽然《户口登记条例》有些内容已经落后于时代，但是其基本制度并没有根本的缺陷。新《户口登记条例》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体现，第一，在户籍登记方面，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尝试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第二，在户籍迁移问题上，应该在维持户口迁移行政审批制的基础上适当放松户口准入的条件，由各地大中城市自主考虑有序放宽户口迁移限制，而不是采取取消户籍门槛的行政确认制。第三，应该维持暂住证制度，对于较长时间居留大中城市者实行居住证制度，符合城市地方落户条件的，可由城市当局通过法定程序办理入户手续，发给户籍证。再次，做好配套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如前所述，户籍制度问题反映了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安排不合理。户籍制度改革要先逐步消除附加在户口上的制度功能，突破与之相关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在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各项社会制度改革推进之时，要适时修改和完善有关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劳动工资、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以法律形式保障全体公民平等地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受教育权利和劳动就业权。当前户籍制度问题是一个被部分媒体和受道德激情支配的学者所放大了的问题。所谓户籍问题，其实是户籍背后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而这种分配不均衡是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展明显不均衡造成的。只要这种明显不平衡存在，户籍迁移的行政审批制度和暂住证制度就有存在的必要。在民主国家，对地方利益的维护主要是通过地方民主自治来实现的。地方自治本身就承认了不同地方居民利益的差异性。在中国大陆，缺乏自治的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户籍安排来维护本地区居民的利益。为了发展，中国大城市需要实现对新移民的有序接纳，中小城市则需要有序开放户籍登记问题。随着国家的均衡发展，所谓的户籍问题最终将不再成为一个引人诟病的社会问题，适应中国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完善的户籍法律制度将最终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