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我国票据法只用了一个条文（第五条）规定了票据。在学者们论述票据法具体制度时，也很少有人对票据问题做深入阐述。其实，这一貌似简单的问题背后蕴涵着深厚的民法理论与商法技术问题。尤其是无权的不同情形中，法律的天平始终在被人与善意持票人之间摇摆。票据是文义性证券，在很大程度上，票面记载决定了票据权利和责任。但在票据问题上，票据的文义性受到了挑战，因为有权无权是不能从票面上体现出来的。因此，如何在票据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本文试图论证的问题。关键词：票据行为票据票据无权票据责任

由于票据附随于日益广泛且复杂的贸易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票据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一个市、一个省乃至一国界。因此，票据当事人实施的票据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制度、时间、空间、精力和能力这几个要素的制约，从而使自己的票据活动能力及市场活动能力大大受损。而承认票据关系则可以补充和延伸委托人的票据活动效力。有鉴于此，各国票据行为法均允许票据关系之存在。

票据行为的简称为票据，指的是有权实施某种票据行为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或不愿亲自实施该票据行为，而由他人代为实施的一种票据法律制度。票据为法律行为，是人为本人即被人的利益而为的意思表示。民法对采取表示主义，即须以本人名义为之。而票据法对票据进一步采取证券表示主义。未在票据上记载关系的，不发生票据的效力，仅发生人本身的票据行为的效力。然而，票据法更加注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市场交易利益，更加注意从票据本身的特点出发，即票据文义性和要式性出发，从票据本身的记载入手，赋予签章人一定的权利和要求其履行一定的义务。因此，相对于普通民事来说，票据有特殊之处。

一、票据有权的要件

（一）形式要件

我国《票据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人在票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关系。”依此规定，票据有权的成立应具备以下形式要件：

1、应载明本人于票据。票据属法律行为，应符合法律行为中关于的一般规定，即人应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有关票据行为，因此，人只有将本人的姓名或名称明确载明于票据，才能使有关票据行为引起的权利义务直接归属于本人。如果人以口头或票据以外的书面形式表明其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有关票据行为，而没有将本人的姓名或名称记载于票据，就不能构成票据行为的。将本人的姓名或名称载明于票据，该行为应由人所为，还是由本人亲自将姓名或名称载明于票据，我国票据法没有明文规定，学者们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在票据上必须有本人的签名。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如果票据上本人的名称或姓名须由本人亲自记载的话，就不需要票据这一制度了。因为既然本人可以亲自实施票据行为，则人的设置也就成了画蛇添足之举。因此，只要人在票据上表明被人名义即可，无需实施加盖被人公章、签名等行为。大陆法系将划分为直接和间接，划分二者的标准即是是否以被人的“名义”而为行为。英美法系将分为公开本人身份的（包括显名、隐名）和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但在票据中两大法系均不承认间接和不公开本人身份的，即都要求披露直接关系中被人的姓名或名称。就此意义上说，票据法上实行的是“严格显名主义”。票据虽是的一种，具有一般民事的共同特征，但是由于票据注重流通性，侧重保护持票人的权利以维护交易安全，因此票据与一般的民事又有一些区别。其中最主要的是民事以显名主义为原则，但是隐名形式也适度存在，而票据实行严格的显名主义，人在实施行为时必须通过票据记载明确告知第三人。

2、应将授权的意思记载于票据。将为本人的意思记载于票据上，还有另一要求，即明确性。如果从票面上无法推知人是为本人在从事行为，则后果由人自负。关于该项记载的方式，各国票据法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认为并不一定要求记载“人”字样，只要有依一般的票据交易习惯足以认定人是以本人名义实施有关票据行为的记载即可视为有效的记载。如人只载明了为某人的监护人并依法签名于票据或依据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可以推定很显然存在代某人实施票据行为的关系。又如依商业习惯，除在票据上盖公司章外，通常只要盖人或经理人个人的私章，而无须再表明的意旨或其职衔，即可依社会通常观念，而认为人或代表人是公司为票据行为，而由公司负票据责任。

3、人应签章于票据。票据行为以行为人签章于票据为其绝对的成立要件之一。票据行为属于票据法的特殊规定，但是关于票据行为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同样适用于票据，故人应在票据上签章，欠缺签章的行为无效。仅由人记载本人姓名而盖本人印章，而未记载意旨与人名章的，称为“票据行为之代行”。

（二）实质要件

除上述形式要件外，有权还需具备实质要件――人具有权。判断票据为无权还是有权的标准即为人是否具有权。

依上述要件成立的票据行为将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即发生票据法上的约束力或强制力，即行为的权利义务后果由被人承担。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第三人即可直接向被人主张票据法上的权利义务，被人不得予以抗辩。

二、票据无权存在之问题分析

相对于有权，无权的问题更为复杂。票据无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无权是指人在本人没有授予权或权终止后所实施的活动。广义无权除包括狭义无权外，还包括越权及表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权的范围更为广泛，本人为虚构之人、因权无真实来源，可以成立无权；人无行为能力，无法履行之责，也可以成立无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权应包括一切权不存在或不能证明其存在的情形。

（一）狭义无权。

相对于有权，狭义无权实质构成要件是人欠缺权，并且第三人没有正当理由相信人具有权，否则构成表见，不属狭义无权情形。狭义无权存在以下问题值得考量：

1、人有无权的举证责任承担

人有无权是应由人还是第三人负举证责任，这是狭义无权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国票据法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明文规定。理论界提出了两种举证责任归属的主张。一种是以民法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作为原则，确认由追究无权人法律责任的持票人负举证责任。另一种是将举证责任归结于人自己。如果人不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拥有相应的权，法律推定其为无权人。笔者认为，第二种主张更加符合票据问题的实质。票据是流通证券，流通意味着票据必然经历无数次的转手。对最后的票据持票人来说，要举证证明一个也许根本就不曾熟悉的票据人有无权，既缺乏可能，也缺乏必要的取证手段，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将举证责任倒置于人，正是从有利于保护持票人权益的角度出发的，也更能促进票据的流通。因此，第三人不必承担举证证明人有无权的责任。

第三人不负担举证责任，但与人从事法律行为的直接第三人负有审查人提供的证据的义务。在民事关系中，第三人本来是没有义务审查本人与人之间的权限的，该权限属的内部关系。人在与直接第三人进行法律行为时，人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具有权，同时，直接第三人可以借助人提供的证据来审查人是否真正具有权。也就是说，人的义务是举证证明自己具有权，而第三人的义务是审查人提供的证据。如果第三人从人提供的证据表面上有理由相信人具有权，或者本人的行为足以令第三人相信人具有权，那么，则成立表见。在此，第三人已正当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是善意无过失的。如果通过审查，第三人没有正当理由相信人具有权，而又与第三人从事了行为，则可以推定第三人是有过失的。在票据法上，人与直接第三人的关系也类似于普通民事中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即在无权场合，如果直接第三人通过人提供的票面以外的证据不能证明行为构成表见而又与人从事了票据行为时，可以推定直接第三人具有过失。因此，在票据关系中，不能仅从票据的文义性考察权限的有无，必须借助于票面以外的证据，因此，票据的文义性不是绝对的，在此受到挑战。如果坚持票据的绝对文义原则，即直接第三人仅可以根据票据表面的记载情况来判断人是否有权的话，那么凡是人在票面上记载被人的名字，表明意旨，自己签名的，第三人都可以认为人的行为为有权，那么所有的行为都将成为有权，在此谈票据也就毫无意义。

2、追认制度的选择

所谓追认，是指本人对无权行为在事后予以承认的一种单方意思表示。一旦作出承认，在性质上视为补授权，从而使无权具有与有权一样的法律效果。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和我国票据法都没有规定被人的追认权。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无权行为只有经过本人追认才能使本人承担民事责任。依此规定，民事一般中的无权，在被人未予表示是否追认之前，行为的有效无效处于不确定状态，由何人负责也处于不确定状态。如果将此种追认制度适用于票据，有可能使行为的效力处于待定的状态，对票据的流通安全不利。而且，该方法本身也存在问题。票据法律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票据以文义为准在市场上流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顺利、便捷、及时，如果授予被人追认权，无疑加重了持票人的交易风险，更不利于票据流通。因此，我国票据法未规定被人的追认权。

然而，无权未必总对本人不利，追认制度正是给了他们一个亲自选择判断的机会。在英美国家的票据法上，不要说是越权或无权，就是票据伪造，也是可以通过被人追认产生票据效力的。《美国法重述》第82条所评论的法律确定追认制度的理论基础就是实用主义。“追认有利于弥补人权限上的微小瑕疵，把一些有关细节、末节上的风险减小到最小限度，有益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流转的效率。”

综上所述，无权行为适用被人追认制度与否只是立法选择问题。在一国保障票据流通的相关配套制度已臻完善的前提下，采用追认制度并无不妥。笔者认为，运用追认制度可参考以下设计模式：持票人有权向无权人直接主张权利，但如果被人对无权人的行为予以追认，持票人应当有权进行选择或继续向无权人进行追索或转而向被人进行追索。这样设定，把主动权交给了持票人。持票人所拥有的只有权利，没有义务，不会因为被人的追认损及持票人的利益。我国台湾学者认为，票据行为之，可以因本人承认而生效力，但本人未承认时，则由该人自负票据上之责任，（台湾“票据法”第十条第一款），以免损害赔偿之辗转周折，妨碍票据之流通。

3、其他问题

笔者认为，须对狭义无权的以下几个问题予以澄清：

问题1：按照我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无权的法律后果由人承担。但法律没有区分人在与直接第三人与间接第三人分别从事法律行为时所承担的后果。正如上文所述，在与人从事法律行为时，直接第三人往往具有过失，因此，这时的第三人是不能向无过失的被人主张任何权利的，否则被人可进行抗辩。第三人只能向人主张票据责任。这时的票据责任由无权人承担不成问题。在间接第三人存在的场合，由于间接第三人无义务审查人有无权，因此，可推定此时的第三人是善意无过失的。其实这里的票据无权的法律后果与票据有权的法律后果存在矛盾：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如果是有权的话，第三人可直接要求本人承担票据责任，而在无权场合，第三人在向本人主张权利时，本人可进行抗辩，因为本人无过失。但是在票据流通过程中，票据的文义决定第三人是无法判断人有无权的，即第三人在与人从事票据行为时无法预期将来是否会被本人拒绝。因此，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有权或无权场合，本人都不应该拒绝第三人的主张。因为，第三人是善意无过失的。但是在无权场合，恰恰本人也是无过失的，在本人未追认情况下，要求本人来承担无权的责任也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面临尴尬的处境，是保护本人的利益还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果严格遵从票据形式的话，应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在票据问题上，是不能只从票据的形式来解决问题的，因为票据的有权、无权本身就是的实质要件问题，是从票面上观察不到的。因此，从民事责任的最终归属来讲，法律规定由无权人来承担票据责任，而不是由本人来承担票据责任。此种责任源于法律的强行规定，具有惩罚无权人的目的和性质。

问题2：有的学者认为，由人来承担责任，是因为人已在票据上签章，按照票据法理论，在票据上签章的人应对票据行为负责。笔者认为，人在票据上签章并不是其承担责任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述，法律要求其承担责任的原因是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对人行为的惩罚。人的签章与其他票据当事人如背书人或保证人签章的意义不同，其他票据当事人签章是为了对其从事的背书、保证行为负责，而人在此处签章并不是为了对其从事的“票据行为”负责，而是对其从事的“民事行为”负责，即对票据上记载事项负责，人的行为本身是民事行为，而非票据行为。即人之签章仅就行为负责，并不负担票据行为的责任。

问题3：此处之法律后果并不是指票据无效的法律后果。在民法上，无权的行为本身是效力待定的，如果本人不追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人承担。在票据法上，无权行为相对于本人来说是无效的，但人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是有效的，票据本身也是有效的，该法律后果由人承担。“票据无权仅表现为行为对被人不发生责任，而并不意味着行为本身无效，由此所产生的票据责任应由实施签名行为的人直接承担。”人在承担票据责任时，取得与本人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本人所主张的抗辩，人也可主张。日本《汇票本票法》第八条规定，无权者作为人于汇票上签名时，应自负汇票义务，该签名人付款后，与本人有同一权利。德国《票据法》第八条也规定，任何人未经授权而作为他人的人以本人的名义在汇票上签名，一切汇票责任由其本人承担，如该人承担汇票责任后，其所拥有的权利与人拥有的权利同。而被人对该行为不负责任，对持票人的要求可主张对物之抗辩。

（二）越权

越权是指人超越权而为的活动。就其形态而言，有增加票据金额、提早到期日、记载不方便的付款地等足以使本人票据债务增加的行为。一般认为，提早到期日、记载不方便的付款地，本人仍应负责，本人只能行使对人的抗辩，而不能行使对物的抗辩。本人只能向有实质原因关系的交易相对人主张此类越权抗辩，减轻自己的票据责任。而对于善意受让人而言，只能依票据所载文义履行票据债务。我国票据法没有对以上情形分别做出规定。下文即对此作一分析：

1、关于对记载票据金额的越权。

票据上记载票据金额的越权，通常是指增加票据金额。票据金额是票据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记载票据金额的票据无效。人增加票据金额是指在票据的初次记载上将应记载的金额数额变大。例如，甲委托乙签发一张金额为3万元的汇票，乙却签发了一张5万元的汇票。“人增加票据金额”不等于“更改票据金额”。为什么区分“增加票据金额”和“更改票据金额”呢？我国《票据法》第九条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任何持票人对票据形式的变更均可以进行物的抗辩，不受限制票据抗辩的规定。因此，更改票据金额的结果是该票据无效；增加票据金额的结果并不会使票据无效，票据在形式外观上仍是有效的。至于票据责任如何承担则是另一问题。

人超越权限，必然要承担票据法上的责任。但人的责任范围如何确定，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概括起来说有金额责任说、越权部分说（又称部分责任说）、和本人无责任说。“金额责任说”认为，越权人应对票据记载的金额承担责任，同时本人即被人应对人权限范围内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部分责任说”认为，对越权行为应划分越权人和本人即被人的责任范围。前者就其授权范围内的金额负担票据责任，后者则只就其越权部分的金额负担票据责任。“本人无责任说”认为，人超越权的场合，应视为人自己的票据行为，本人即被人无需再负担票据上的责任。我国《票据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人超越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票据法并未详细规定越权的事项和越权的后果。我国台湾“票据法”也规定人只需对越权部分负责。可见，我国票据法采用的是部分责任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八条规定：“无权而以人名义签名于汇票者，应自负汇票上之责任。无权人履行付款责任时取得与本人同一之权利。此项规定准用于逾越权限之人。”很难说，该法采用何种学说。

实际上，人超越本人授权范围实施了票据行为，直接第三人往往具有过失（如上文所述），也就是说，该第三人应该能够判断出人的哪些行为超越了权限，哪些没有，而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去判断，因此，存在过失。在此情形下，应由人承担全部票据责任，免除被人的票据责任，直接第三人不能向被人主张票据权利，因为直接第三人存在过失。在承担了票据责任之后，再由被人承担人有权范围的民事责任。被人承担的是民事责任。而非票据责任。

另一方面，票据不是静止的书面凭证，流通性是其重要特点。对于流通中的第三人来说（即间接第三人），很难从票据文义上判断出人的哪些行为没有超越权，哪些行为超越权。因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人的行为是一次完成的，行为本身不易分割，将分割的风险交于间接第三人，太不公平。因此，部分责任说并不合理。在此情形下，应由人承担票据责任，被人在授权范围内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于票据流通中的善意第三人来说，“金额责任说”更合理。

2、法定人的越权。

当被人是自然人时，人超越权，其责任当然由人承担，但代表法人实施票据行为的法定代表人的越权的责任应该怎样承担呢？

笔者认为，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所实施的票据行为，严格来说，不是票据的行为而是票据的代表行为。从民法一般理论来讲，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实施法律行为时，其自身的法律人格已被法人的人格所吸收，即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为法人的行为，法定代表人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而实施的票据行为，即法人的越权行为，应由法人承担票据责任，越权的法定代表人应按民法上有关滥用权力的规定向法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票据表见

在我国民法界，多数学者认为，“因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令人相信某人具有权的外观，民法上的表见是本人须对之负授权责任的。”我国票据法对表见未作明文规定，各国票据法都没有对此作出规定，笔者认为，表见应适用于票据法。

表见的成立需具备以下要件：1、人无权。表见属无权的一种。在无权情形，人无权可表现为人没有权，权终止或超越权。2、客观上存在着使第三人相信人有权的事实理由。表见的实质是无权，但之所以发生有权的法律后果的原因是第三人相信人具有权，即第三人在审查人提供的证据时，主观上没有过失，已尽到合理审查之义务。为了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法律天平在此偏向于善意第三人，由被人承担责任。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表见之所以由被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被人有过失，即是被人的行为令善意第三人相信人具有权。并且列举了诸种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本人亲自以行为向第三人表示将其权授予他人；（2）本人知道他人擅自以本人名义进行行为而没有作出反对的表示；（3）第三人不知本人已限制或撤销了人的权，但第三人未得知这一事实，如是因第三人自己的过失造成的，则不包括在内；（4）无票据权而为他人利益实施票据行为，第三人客观上有相信其权存在的理由，同时，本人又有过错的，本人也应承担表见的票据责任。笔者认为，从民法的表见来说，被人的过失不应做为表见的成立要件。实际上，当因雇佣关系、夫妻关系产生的表象使得第三人相信人有权时，本人没有“过失”。这种情况下，即使善意第三人理由充分，本人也绝对不承担责任，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3、第三人在主观上属善意。从以上表见情形可以推知被人的过失。要么是被人没有通知第三人，以往授权不严格，对人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等。从表见的诸种情形中不难看出，票据表见的成立也不能仅仅依赖票面的记载。第三人可依据票据记载以外的证据来证明本人的行为足以使其相信人具有权。4、票面形式完整。表见在形式上具备票据有权的形式要件。欠缺的是人无权。

具备以上构成要件的，成立表见，后果直接归属于本人，本人承担票据责任后，再向无权人主张民事责任。在表见中，也应由人承担举证责任，由第三人对其提供的证据予以审查。无论是直接第三人还是间接第三人，只要能够证明人提供的证据足以令其相信人具有权，均成立表见。因此，在表见中，没有必要区分直接人与间接人。

笔者认为，表见成立后，第三人也可直接要求人承担责任。在票据无权中，第三人可直接要求人承担票据责任。票据表见属于票据无权的一种，适用于以上规定不成问题，即第三人也可以直接要求无权人承担票据责任，无权人不得以成立表见而主张抗辩。表见制度的核心是为了保护善意持票人的权利，而不在于保护无权人的权利。

三、结论

本文分析了票据无权的几种情形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在不同情形的中，平衡当事人各方利益，以求法律之公平与公正的方法。无论在狭义无权、越权还是在表见，具体的制度设计是不同的，但都源于统一的法律原则，即在兼顾票据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同时，更有利地促进票据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