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立法范文10篇

票据立法范文篇1

（一）票据无因性的表现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不因票据的基础关系无效或有瑕疵而受影响。出票人签发票据，只要形式上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要件，即为有效出票行为，出票行为成立后不受基础关系的影响。

票据的无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票据行为成立或票据权利发生上的适用。票据行为是以发生票据上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它只要符合一定构成要件，即实体方面的票据能力和意思表示及形式方面的票面记载与交付，便能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票据意思表示行为，既适用民法上意思表示的有关规定，又有所不同，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更多地采取表示主义。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与原因关系的意思表示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即原因关系中意思表示的瑕疵在一定条件下将会影响到票据行为上，构成票据行为动机或目的上的瑕疵。如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支付购买款项而发生票据行为，便能使票据行为目的具有不法性。但是，票据行为是抽象的法律行为，法律对其不作实质上的要求，仅有形式上的规范，因此票据行为便不可能出现违反法律(形式上违反票据法例外)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这有助于对流通中善意受让票据者的保护。

2、在票据权利取得上的适用。持票人除采取票据法所明确规定的不法行为或基于恶意、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者外，一般而言，可以依其他任何行为取得票据权利。即持票人无论是通过交易行为还是非交易行为，无论支付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均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只不过所取得的票据权利因法律的规定不同而质量有所不同。如各国一般规定无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这是因为，对价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构成原因关系的一部分，不能对票据行为效力发生影响，只能因其不对等性而影响票据权利的质量。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不论汇票以何种方式脱离原持有人的占有，持票人只要能依前款的方法(指按背书连续证明其权利——引者注)主张其权利，就合法占有汇票，但持票人恶意取得票据或在取得票据时有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便是对票据权利取得上无因性适用的最明确的表述。

据此，持票人不受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销而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便使持票人享有本不该享有的利益。对于这一问题，法国学者解释为票据债务人得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即票据债务人虽履行票据债务，仍可以不当得利请求返还。因为当事人的票据债权是由票据成立的原因关系所产生。

3、在票据权利行使与票据债务履行上的适用。依票据的提示证券性，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提示票据(票据丧失经法院判决的除外)，同时也可以凭背书连续证明其权利主体资格，无须再就原因关系及其内容提供证明。票据债务人履行义务时，也无权要求持票人提供该证明，亦不能以其与持票人前手和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可能基于原因关系或实质关系而生)对抗持票人(也称对人抗辩切断)。付款义务人在付款时仅负对持票人形式主体资格的审查义务，只要对形式上符合要求的持票人进行支付，即使出票人对该持票人有抗辩权，善意支付人仍免除付款义务。

4、票据权利的无因性还表现在，票据权利的转让与一般民事权利的转让不同，票据权利转让时，不必通知债务人即可生效，而民事权利转让时，债权人必须将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才对债务人生效。

无庸置疑，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是，“票据的无因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的程度取决于一时、一地、一国的实际情况，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取决于银行的信誉状况和其他票据当事人的信用程度。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票据的绝对无因性，必然事与愿违⑴”。一般情况下，根据公认的票据法理论，只有在票据未背书转让给任何第三人之前，票据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完全一致、主体相互重叠的情况下，票据的债务人才可以原因关系对与自己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行使抗辩权。

（二）票据无因性的重要意义

1、票据的无因性促进了票据的流通。

票据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一般认为，票据的早期发展包括三个时期：兑换商票据时期，市场票据时期和流通证券时期。⑵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票据产生于12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欧洲各国贸易发达，但是由于各国票制不统一，因而不利于交易。于是，产生了最初的本票，其具体做法为货币兑换商在某地收受商人现金，然后给相对方一个目的地付款凭证，商人以此凭证向兑换商在目的地的分店和店支取现金，从而便利了交易。因为这一时期的票据主要用作货币的代替品，其职能仅限于兑换，故此时期称为兑换商时期。在交易过程中，兑换商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于是增加了付款委托证书的业务，即委托其他兑换商代为付款，于是，汇票亦产生了。到15世纪，票据开始具有流通职能，彼时，商人往往以支付票据代替现金。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如承兑、保证等。此时为市场票据时期。至16世纪，背书制度产生，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加强，此时，进入流通证券时期。在票据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随着客观经济需要的变化，票据的功能逐步增加，从单一的结算工具功能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不过尽管票据具有众多的功能，但是，流通功能一直是其最基本的功能，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票据的流通性也不断加强。

由于票据功能的增加，形成了票据的诸多独特的性质，同时由于票据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近代票据法律制度，并演变成现代票据法律制度。现代票据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票据流通的基础之上的。票据的流通在法律上就是票据权利的转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票据的流通，就不会产生现代票据法律制度。而票据流通是建立在票据的无因性基础之上的。无因性使得票据在流通中不受票据基础关系的影响而独立发挥其作用，使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需要具有了一定的公示性，从而保护了第三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促使票据流通能为人们所接受。此外，票据关系脱离票据基础关系而独立存在，能够在票据的转让中保证了票据权利的确实与安全，限制票据债务人的抗辩，进而大大减少合法持票人的风险，减轻合法持票人的审查责任，保障合法持票人的权利，使得人们愿意接受票据。相反，如果将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联系在一起，即票据基础关系的存在和有效，决定票据行为或票据关系的效力，则必然大大增加票据转让的难度，实质上就是限制票据的流通，票据法律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2、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

一般说来，票据的基本特性除无因性外，尚包括独立性、文义性、要式性。这几项特性和无因性都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

票据无因性与公认的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根据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和现代各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行为有出票、背书、承兑、保证和保付等种。这些行为一经发生，各行为之间就相互独立，并且一行为的效力对他行为不发生影响，与票据的原因关系没有联系。原因关系属于民法上的法律关系（非票据关系），这种关系在票据授受之前就存在了，而票据关系则只能发生在票据授受之后；因此，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一般而言，票据为不要因而要式的有价证券，如果其格式齐备，内容记载完整，符合法律定式就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即可依票据文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票据关系一旦与原因关系分离，债务人就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持票人。这样才有利于票据流通，实现票据职能，保护持票人，特别是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这一特性主要在于加强票据的流通性，和无因性不同，但两者共同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人们对票据的合理信赖。如果否定了票据的无因性，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票据的流通也便成为了空谈。

票据无因性与票据的文义性联系密切。文义性是各国票据法公认的票据的一个重要法律特征。所谓票据的文义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必须按照票据上所记载的内容来确定，票据上记载的内容由其文义为依据，文义以外的任何理由、事项均不得作为根据，在票据上签章的人，要根据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来承担责任，而基础关系不可能成为记载事项，因而票据的有效性与其无关。票据的文义性使票面记载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当事人对此文义的合理信赖均受到法律保护，促进了票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准确确定，避免了纠纷，有效地维护了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票据的无因性与票据的文义性一脉相承，二者缺一不可。

要式性，指票据的制作必须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这样，通过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断票据的有效与否，而无须去追查其前手与他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从社会意义而言，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独立性、文义性、要式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票据行为的实质，对于发挥票据的功能，促进交易，加速物资有序流动，以达到通过市场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保障了票据流通的安全性，反映了在安全性保障下票据流通的迅速与快捷，而这正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

3、票据无因性是票据法中的一项经过国际票据实践检验的高度技术性规则。

从世界票据法系的形成和演进来看，存在英美法系的票据法和日内瓦统一法系的票据法的分野⑶。但无论是日内瓦统一票据法，还是英美票据法，在贯彻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方面都是一致的。同时票据无因性作为一项高度技术性规则，经各国票据法实践证明它很好地适应了现代各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

19世纪以前，法国工业革命尚未充分进行，因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很少出现，这种时候，票据关系之有因并不至于影响过大，制定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法国票据法以《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的内容为代表）的特点之一便是不承认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在其商法典中，曾将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混在一起，汇票和本票主要作为汇兑工具来输送现金，其流通和信用功能尚未充分显示。而德国票据法于1871年公布实施，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商品生产和交换大规模的进行对人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这时一桩交易往往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因而有必要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从而维护票据功能的实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业的发达，法国票据法的这一原则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妨碍了票据的流通及信用，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需要。一些原来仿效法国票据法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拉丁美洲各国都纷纷弃之而采纳票据无因性的德国法。就连法国自身后来也于1935年转采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的规定，以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并使之符合国际立法通例。

综上所述，强调在票据关系中坚持无因性，坚持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分离，不仅是中外票据法理论共守之原则，也是现代各国票据法所采纳的准则，这一原则是被经济活动实践所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可以说，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票据法的生命力的源泉。

二、我国票据法渊源与票据无因性

根据法学基本理论，我国的法律渊源就是法律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法律渊源，其效力亦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高位阶的法律的效力高于低位阶的法律。根据制定机关的不同，我国的法律渊源分为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国务院）、地方性法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规章（国务院各部委）、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具体就我国票据法而言，法律渊源主要有法律、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等。为维护法治的统一，不同的法律渊源理应协调一致。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我国票据法的上述三种主要渊源对票据的无因性的规定上并不相同。

（一）票据法律

票据法渊源中，属于法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在对待无因性这一问题上，《票据法（草案）》与《票据法》有重大不同。

从立法资料看，原中国人民银行周正庆副行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票据法(草案)》的说明时指出：“票据属于无因证券。……因此，签发票据是否有商品交易或者交易是否合法，不属于票据法规定的内容，应由其它有关的法律加以规范⑷。”

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审议报告却指出：“许多部门、地方和金融机构指出，票据当事人在签发票据或取得票据时，应当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取得票据的人应给付相对应的代价”，目的是防止“有些当事人签发票据没有真实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利用票据进行欺骗活动⑸。”结果便有了现行《票据法》第10、11条的规定。

我国《票据法》是否确立了票据的无因性，人们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绝对否定论。该意见认为，《票据法》第10、11条的规定是关于票据关系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规定。“票据是债权债务的凭证……而不是一种虚构的经济往来工具，也不是不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因此，在票据活动中必须具有起初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将其作为基本原则，也是基本的条件”，“……要承担票据责任也应当得到……代价”。“凭证”二字否定了现代票据的设权和流通证券性，而基本原则的强行性也表明此说赞成票据有因性而否定无因性⑹。对票据无因性的否定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和反对⑺。

第二种观点，绝对肯定论。该意见认为，我国现行《票据法》，肯定了票据无因性，《票据法》第10、11条的规定属于“宣示性”规定，并不否定票据无因性。宣示性规定仅具有引导功能，违反它并不直接发生票据法上的不利后果，故该条规定与票据无因性并不矛盾⑻。

第三种观点，有条件肯定论。该意见认为，《票据法》既未采纳绝对的票据无因主义，也未对其给予全盘否定，而只是要求没有交易关系不能有合法的票据关系，但有了交易关系，其是否合法有效，并不导致票据行为效力受影响，可见是有条件地承认了票据无因性原理⑼。

关于《票据法》是否确立了票据的无因性，人们意见至今仍不统一，仍然存在争论和分歧。不过，争论和分歧本身即表明《票据法》对票据的无因性规定的模糊不清。

（二）票据行政规章

笔者认为，与《票据法》不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票据的行政规章一直旗帜鲜明地否定票据的无因性，坚持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民银行1988年12月19日印发的《银行结算办法》（现已废止）第14条第3款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禁止签发无商品交易的汇票”。上述规定典型地体现了票据有因性的立法思想。上述法条在多年内，曾经给我国的票据使用造成了许多混乱。

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12月1日颁布实行的《支付结算办法》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该办法第83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银行提示承兑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2）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3）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93条规定：“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应作为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上述规定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承兑、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要审查交易背景，同时也明确了银行审查的具体内容包括了对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的审查。

1999年3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支付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应加强对支付资金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查监督，通知再次要求商业银行在办理商业汇票承兑时要认真审查票据签发人与收款人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办理贴现时要认真审查贴现申请人与汇票签发人或其前手之间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和有无交易的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并将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复印留存⑽。

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相对应，中国人民银行的各地分支行在对商业银行进行金融监管，一直重视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贸易的真实背景的监管，并对“违规”商业银行进行行政处罚。

（三）票据司法解释

鉴于《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规定模糊不清，存在争论和分歧，长期以来，实践中在发生纠纷时，受现实利益的驱动，一方当事人往往主张票据具有无因性，另一方当事人则常常主张票据的有因性，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经常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不断出现基于原因关系否定票据有效性的裁决。

2000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已背书转让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票据的无因性问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未明确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原则．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司法解释生效后，法院在上述司法解释的适用上依然比较混乱，少数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仍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混为一谈，置有关规定于不顾违法基于原因关系冻结票据款项，甚至做出以原因关系否定票据关系的裁决，严重影响了票据的流通，阻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

三、我国现行票据立法（尤其使票据行政规章）存在的问题

孤立地根据《票据法》条文判断我国是否确立无因性原则难免有失片面。综合考虑我国票据立法（含法律、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等，下同），笔者认为，我国票据立法并未明确确立无因性原则，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票据行政规章更是与票据无因性的精神背道而驰。我国票据业务实践中更是严格坚持票据的有因性。在无因性问题上，我国票据立法在理论上是欠科学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1、影响了票据的流通。根据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通常情况下，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是分离的，票据债务人不得以没有原因关系或原因关系无效为理由对抗善意持票人。但我国票据立法把票据原因关系扩大到整个票据行为领域中，其结果是各票据行为原因关系“捆绑”起来，失去了其独立性。当事人在签发、转让票据时就必须考虑其前手之间的基础关系，后手必须要求其前手对这些关系负举证责任，否则便不敢接受这种票据的。而在数个票据背书中，这种关系就显得尤为复杂，付款人所负注意义务更大，这样票据的流通功能就大大减弱，从根本上违反了票据立法的目的。

2、与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相背道而驰。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论认为，票据权利的产生、取得和转让而形成的票据债权与票据债务关系，必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它们应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形成，即作为票据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由票据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来规范和调整；而形成票据权利和转让票据权利等等票据行为由独立的票据法来规范和调整。作为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影响独立存在的票据关系的效力(直接当事人除外)。民法上的债权债务以基础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而票据法上则强调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分离，不受基础关系制约。我国票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是与上述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相背道而驰的。

3、影响了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如上所述，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而无因性的缺失无疑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4、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的真实背景实质审查义务更是荒谬。

《票据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承兑人在商业汇票承兑过程是否需要对交易关系、交易背景进行审查。虽然《支付结算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仅仅是行政规章，其法律效力层次低于作为法律的《票据法》，但其却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在承兑时要审查交易背景的法定义务，所以商业银行在承兑时实际负担了审查其真实交易背景的义务。同时鉴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交易真实背景的严格监管和严厉处罚，商业银行在开展票据业务时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更是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甚至连增殖税发票的日期都要审查、辨别。

笔者认为，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的真实背景实质审查义务是荒谬的：

（1）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为防范风险，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业务时不得不对票据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审查，进而避免办理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业务。为此商业银行在办理业务不得不通过审查商品购销合同、劳务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等证据来认定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大大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

（2）要求商业银行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进行实质审查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的判断依据是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由于虚构贸易背景、虚签合同以及虚假增值税发票现象大量存在，商业银行又缺乏辨别其真伪的手段，银行在确认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上存在技术上的审查困难（如对方当事人的公章是否真实，对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的签名是否属实、双方的合同是否会得到履行等银行难以辨别和确认）。尤其是关联企业之间基于隐蔽、复杂、甚至虚假的关联交易向银行申请开票据时，贸易背景是否真实银行更是难以审查。此外，银行在审查了合同和增殖税发票的基础上开出票据后，合同是否履行、是全部履行还是部分履行，银行无法知悉，更谈不上确保企业严格按照合同全面履行。因此商业银行对真实贸易背景和真实商品交易难以确认。而在上述情况下，商业银行不得不承担双重风险：人民银行监管时的行政处罚风险和诉讼时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遭受损失的风险。

（3）交易和结算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商业银行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审查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追求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交易和结算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许多交易无须签定书面合同，仅凭传真、电传、电话甚至口头意见一致就进行交易。不少交易是先付款后交货，需要先申请开出票据，然后才能取得增殖税发票；许多交易是分期付款，需多次申请开具票据，但增殖税发票却仅有一张，在此情况下，增殖税发票很难与合同、票据金额、日期完全一致。因此，在目前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常常面临没有合同或增殖税发票可供审查的交易。

（4）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与商业银行的职能不相关。要求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时严格审查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实质上是要求商业银行承担了防范票据诈骗、维护票据市场秩序的社会职能并负担为履行此职能而付出的成本，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宗旨应是利润最大化，要求商业银行过多地承担与自身经营无关、理应由有关国家机关（如公安机关等）承担的社会职能是不恰当的，为履行上述职能而付出的成本得不到任何回报更是有失公允。

（5）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监管及处罚与其监管职能不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承担着金融监管职能。但其监管职能的目的在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促进金融业开展公平竞争，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从国际情况来看，主要监管内容有金融机构的审批、流动性（清偿能力）监管、资本充足性监管、银行准备金监管、内部控制监管等。而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监管及处罚显然与其监管职能不相适应，也与国际金融监管惯例不相吻合。

四、确立票据无因性立法的迫切性

票据无因性作为现代票据法的基础原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然而遗憾的是，票据无因性原则，尚未在我国的法律理论和票据业务实践中形成共识。我国是否应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人们意见依然不一。至今仍有部分同志认为，“在我国目前假冒伪劣产品屡见不鲜，商业欺诈、金融欺诈时有发生的社会背景下，强调票据无因性有害无利”，“票据属无因性证券的理论，虽曾在立法草案中出现，但已被立法机关否定，且与生效法律规定相悖，既不应再作不适当宣传，更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应用⑾”。笔者认为，统一思想认识，尽早在票据立法明确确立票据无因性已是当务之急。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客观上要求中国票据立法与国际接轨。从世界范围看，票据法在商事法中的国际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票据法中大多数规定属于技术性规范，其目的在于保障票据的流通，其中的一些规范已为各国立法共同采用。而这些共同性的东西正是国际经济活动与发展所遵守的共同准则，而国际经济发展的日益一体化迫切要求有共同的法律准则进行调整。而票据行为无因性正是一项经过各国票据法实践长时间检验的高度技术性规则，为各国普遍遵守，对国际间票据结算与支付产生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与广泛，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联系会不断加强，因此理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关系，确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实现与国际票据立法的接轨，对于促进我国与他国的经济与贸易交往无疑具有深远的的意义。

其次，我国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票据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呼唤确立无因性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持续增长，我国票据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票据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贸易结算票据化趋势日益加强，票据功能也由单一的结算工具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而票据的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现代票据法的基本立法原则。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不加区分的立法模式已严重阻碍了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在此背景下，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加快票据流通，提高资金流转速度，促进经济发展日益迫切。

再次，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呼唤我国票据法中确立无因性原则。票据业务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有利于改善银行资产结构、增加资产收益，增加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票据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国内不少商业银行都开始重视票据业务发展，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银行加强了对票据业务的组织管理，纷纷成立专门的票据业务部或票据中心。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均是建立在票据的流通性基础之上的。而票据的流通与票据的无因性密切相关。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立法（尤其是票据行政规章）中没有确立票据无因性，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贸易真实背景能够的严格监管和对违轨者的严厉处罚，票据的流通性受到严重阻碍，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因此，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呼唤我国票据法中确立无因性原则。

最后，防范商业欺诈、金融欺诈不是否认票据无因性的充分理由。如上所述，票据关系必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它们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形成，即作为票据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由票据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来规范和调整；而票据关系由独立的票据法来规范和调整。如果票据当事人在票据活动中违反了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或刑事法律，违法当事人应根据相应的法律承担这些责任，但是违法票据当事人承担这些责任并不排斥当事人按票据法的规定承担票据责任，因为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是分离的。此外，相对于绝大多数正常票据业务量而言，存在商业欺诈、金融欺诈背景的票据毕竟是少数，是个别现象，因少数、个别非正常票据业务而否认票据的无因性，加大绝大多数正常票据业务的成本，影响绝大多数正常票据的流通，无异于因噎废食，得不偿失，也无异于倒脏水时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更何况这少数、个别非正常票据业务可以通过司法机关加大打击力度而逐步得到有效遏制。

【注释】

⑴曹守晔、王小能、汪治平：《统一办案标准、维护金融安全》，《人民法院报》，2001年02月28日。

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⑶日内瓦统一法系的形成归缘于统一大陆法系的努力，即在当时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先后于l930年和1931年在日内瓦通过了四项关于统一票据法的日内瓦公约(《1930年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1930关于解决汇票、本票、若干法律冲突的公约》、《1930年统一支票法公约》、《1931年关于解决支票若干法律冲突的公约》)。上述公约已被大陆法系中的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的国家吸收和采用，使两者间的分歧渐趋消失。但英美等国认为，日内瓦公约是按照大陆法的传统而定的，与英美法的传统与实践存在矛盾，因此拒绝参加日内瓦公约。基于此，形成日内瓦统一法系与英美法系并存的局面。

⑷参见周正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草案)〉的说明》。

⑸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审议结果的报告》。

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适用问答》，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9页。

⑺参见谢怀轼《评新公布的我国票据法》，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又见林毅《对票据法第10条的一点意见》，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⑻王家福：《规范票据行为》，《人民日报》，1995年11月27日；又见张旭娟《也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的一点意见》，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⑼张家勇：《试论票据无因性》，载《天府新论》1996年3期。

票据立法范文篇2

「关键词」近代；票据立法；移植

中国的票据起源于唐宋时期的“飞钱”、“交子”和“贴子”，但因中国长期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严重摧残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致使中国古代票据没有有利的客观经济环境而未能发展起来，因而不可能过早地制定出票据法规。中国近代的票据立法肇始于前清末叶，它是清政府实行“新政”和大规模变法修律的产物，至此中国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怠至南京政府时才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近代票据法律制度。

一、中国近代票据立法的宏观考察

（一）《志田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起来，国内已有各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570余家，其资金总额达6900余万元。与此同时，清政府将重农抑商变为工商并举，有力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当清政府开始修律变法时，在工商业发展过程中因发生诸多的商事纠纷而无法解决时，就不得不将商事立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修订法律馆颁布了一系列“振兴商务”所急需的商事法规，诸如1903年《奖励公司章程》，1904年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等。这些法规虽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因其内容较为简单，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1908年10月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法博士志田甲太郎共同起草商法，1909年《大清商律草案》陆续脱稿，共分为总则、商行为、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五个部分。其中票据法草案分为三编十五章94条。第一编总则，下设二章，第一章法例，第二章通则。第二编汇票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汇票之发行及款式；第二章票背签名；第三章承诺（承兑）；第四章代人承诺；第五章保证；第六章期满日；第七章付款；第八章拒绝承诺之拒绝付款之场合之请求偿还权；第九章代人付款；第十章副票及草票（副本及膳本）；第十一章汇票伪造、变造及遗失；第十二章时效；第三编期票，第十三章期票。因这部票据法草案是聘请日本法学家志田甲太郎所起草的，故称为《志田案》。

由于《志田案》是在清末政局动荡，法规未备的情况下，依据《海牙票据统一条例》，并参酌德、日两国的票据法而制定的。加之，票据法的制定纯出于一种方便市场贸易，繁荣商品经济的技术，而我国古代法理既无先例，立法经验也十分缺乏，所能参考的仅是国外的票据法。因而，《志田案》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是很明显的。例如：系统紊乱结构不合理。《志田案》第十一章票据的伪造、变造和遗失；第十二章时效，均为票据所共同适用的准则，既有通则，则应将这二章规定在通则中。同时也无支票一章。在具体内容上某些概念不清，没有区分拒绝承兑和拒绝支付，尤其是某些规定也不符合中国商场习惯。如第94条规定：“本法凭票付款之期票不适用”。此条规定主要是不承认无记名式（即来人付式）的本票。然而我国发行的本票，实际上大多属于无记名式，如钱庄发行的本票是无记名式，并且信用卓著。因此，第94条的规定与我国的商情不合。此外《志田案》还存在着“锌漏抵触之处，并辗转多译，于志田原稿多出人”的缺陷[i]，故《志田案》未能颁行。尽管如此，《志田案》作为清末移植西方票据法律制度的首次尝试的产物，实为中国近代票据立法之嘴矢，在中国近代票据立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志田案》引进了发票、背书、承兑、保证、追索权等概念和制度，把这种异质文化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这项工作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志田案》的拟定，标志着中国票据立法开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也为中华民国的票据立法积累了一定经验。

（二）《共同案》。因《志田案》未能颁布，中国实业界、金融界仍没有专门票据法用以调整日趋复杂的商事关系，为此，修订法律馆和银行工会为票据立法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在1914年至1915年间，修订法律馆提出重新制定商法的建议。同时，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也委托各个分行号，调查各地通用票据的情况。但因时局急剧变动，制定票据法的提议及准备暂告停止。直到1921年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在天津召集第二届会议时，制订票据法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北京银行公会首先在联合会议上提出拟请政府速订票据法提议案，杭州银行公会也提出拟请订颁票据暂行条例案，并呈请财政部迅速制颁票据法。

在全国银行公会、各地银行工会及商会要求拟颁票据法的强烈呼声下，自1922年至1925年期间，北洋政府的修订法律馆连年展开了一系列的票据立法活动，共拟定出票据法第一次草案（又称为《共同案》）、票据法第二次草案（又称为《爱氏案》）、票据法第三次草案、票据法第四次草案、票据法第五次草案。下面以《共同案》为例说明北洋政府的票据立法活动。1922年，修订法律馆分赴各地调查票据习惯，同时推举特别委员会委员：王风藏、李忻、许藻铭、周继骄、罗鼎等五人共同起草票据法草案，历时数月，拟定出票据法第一草案，又因本案是由特别委员会五人共同拟定，故又称为《共同案》。这部草案分为4章，共109条。即：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汇票：下设十一节，第一节发行及款式、第二节背书、第三节承受、第四节参加承受、第五节保证、第六节期满日、第七节付款、第八节参加付款、第十节复本及缮本、第十一节拒绝证书；第三章支票；第四章本票。《共同案》是仿效德日英美等国票据立法的先例，并在《志田案》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的，与《志田案》相比它有所发展变化：

第一，在编纂体例和结构上，《共同案》删除了《志田案》中的法例一章，将通则改为总则，并将票据的伪造、变造及丧失、时效等纳人了总则之中，将《志田案》中的九条总则，增加到十条。因此，在体例结构上比《志田案》更加合理。

第二，在票据种类和票据文句上。《共同案》首先将支票规定为票据为一种，即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票据为汇票，支票及本票”。《票据法第一项草案理由书》指出将支票规定为票据的一种理由是：英美日等国将支票规定在票据法内，而德法等国认为支票是支付证券，汇票和本票为信用证券，二者在经济上的作用不同；加之汇票、本票发展在先，支票发展在后，对其分别规定是因为历史的沿革不同，而“我国现在商业界所用票据大致不外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沿用之久，无需分立”，故将支票增人，为票据一种；同时《共同案》删除了《志田案》以本国文字为原则的限制，规定票据中不问何种文字，只须载明票据字样。

第三，在票据责任上。《共同案》规定发票人、背书人，得记载对于票据不负担保承兑责任，并规定了发票人、承兑人、背书人等，对于执票人负连带责任（第28，31，75条）。同时《共同案》还吸取了中国固有的习惯，如第二条规定：“签名于票据上者，依票上所载文义负责，画押或记名盖章亦同”等内容。还删除了不合适宜的条文，如关于付款人得为承受撤回与否之标准规定等等。

由此可见，《共同案》弥补了《志田案》的不足和缺陷，不仅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而且在移植西方票据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将国外的先进的票据法律制度同中国固有的商事习惯相结合作出了努力，仿效英美德日等国的立法先例，奉行流通主义和信用主义的最新立法精神，并在票据法典编制形式上采取单行法主义，从而顺应了世界票据立法的发展趋势，成为历次草案中最为杰出的一部票据法草案。总之，北洋政府的票据立法实践活动，推动了票据法走向完善，使近代票据立法基本定型，为1929年《票据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近代票据立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作用。

（三）1929年《票据法》。1927年工商部法规委员会成立，其委员徐寄癫提出编定票据法草案意见书。1928年工商部法规委员会根据徐寄癫之意见，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拟定出两部《票据法》草案，是为票据法第一案和第二案，均是仿效《共同案》对具体内容上作了补充修改。如在汇票章中，对于汇票的款式加以补充（第17条）。尤其是第二案还在汇票、支票章中增设新条款。如在付款制度上，对付款方式和参加付款的记载以及推定参加付款人之规定等方面作了合理的补充。可见，工商部法规委员会的票据法第一案和第二案是对北洋政府票据立法的继承和发展。

192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工商法委员会根据“票据法原则”起草票据法。该票据法是以修订法律馆第二次、第四次票据法草案以及工商法规委员会票据法第二案为基础，参酌德、日、英、美等国之成法而定。同年10月30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全文共五章，139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汇票，下设十二节；第一节发票及款式；第二节背书；第三节承兑；第四节参加承兑；第五节保证；第六节到期日；第七节付款；第八节参加付款；第九节追索权；第十节拒绝证书；第十七副本；第十二节缮本。第三章本票；第四章支票；第五章附则。该票据法与工商部法规委员会之第二案相比，在票据法编纂结构上基本相同，仅增加第五章附则，即第139条：“本法自公布之日施行”。同时，对于保证人责任的规定作了重大修改，第18条规定“被保证人之债纵为无效，保证人仍负担其义务。但被保证人之债务因方式之欠缺而为无效者不在此限”。此条规定着重强调了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以增加票据的信用和流通，保障执票人的权利。

由此可见，我国近代票据立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二十多年，拟定了数部票据法草案，数易其稿，终于制定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公布的票据法，它是近代历次票据法草案之集大成者。1929年《票据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近代票据法律制度已初具规模。

二、中国近代票据法的微观透析

南京国民政府的票据法是近代票据立法之集大成者，同时也是近代票据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完备形态。无论是其立法形式，还是篇章体例结构上，甚至具体内容等方面都反映和体现了它的完备性。因此，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的票据法为例，来说明中国近代票据法的主要内容。具体说，主要有几方面：

（一）票据权利制度

票据权利是指票据上的权利，即执票人以取得票据金额为目的，依票据所记载的文义得以向票据行为的关系人行使的权利、[ii].票据权利是票据法的核心内容，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付款请求权是指执票人在到期日向付款人或承兑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追索权是在付款请求权被拒绝后，执票人可向发票人、背书人和票据上其他债务人请求偿还票据金额的权利。为此，南京国民政府的《票据法》建立了一套保护票据权利的机制，对票据权利的取得原则、行使和保全，票据权利的保护规则以及票据权利的消灭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实践中，涉及票据追索权的纠纷也不乏其例。在《最高法院民事判例汇刊》一书中的（民事上字第1409号判例》记载了1932年上诉人任宝山等（系涪陵县人）请求被上诉人廖庭辉等（系涪陵县人）合伙开设的“裕厚长”（商号名称）偿还票据金额一案，即属：“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案件。其案情如下：1930年4月上诉人提出五张汇票，“万庄安记”发出汇票三张，由“宜昌汇通”发出汇票二张。经由“裕厚长”经理张积五通过背书转让与上诉人，但在票据背面未盖有“裕厚长”的图记。上诉人认为汇票是“裕厚长”经理张积五转让，现到期后未获得付款，理应由该号负责。由此案看出：票据追索权的权

利主体是上诉人任保山等五人（即执票人）；其义务主体是背书人张积五，但本案的关键是张积五是否代表“裕厚长”所为的票据行为，若是则应由该号负责，若不是则应由背书人负责偿还义务。根据法院调查审理，认为上诉人对“裕厚长”不能行使追索权，其理由有二：一为该汇票背面未盖有该号图记，无法认定是由该号实施的背书转让，故不能凭空对该号行使追索权。二是“裕厚长”系经营盐糖生意，如果其经理有买卖汇票之事，显然是非业务范围的行为，也无法证明其受有特别委托，故其行为的效力，固不及“裕厚长”，原判正确，驳回上诉。可见，1929年票据法有关追索权、背书等方面的规定是付诸于司法实践的。

（二）票据行为制度

本文所指的票据行为，是指发生票据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即狭义上的票据行为。它包括发票、背书、保证、承兑、参加承兑（汇票）等五种。南京国民政府的《票据法》明确规定了五种票据行为，在此仅以背书为例来略加说明。所谓背书是指持票人以转让票据权利或其他目的，在票据背面或其粘单上所为的一种附属票据行为[iii].南京国民政府的《票据法》明确规定了背书的种类、转让方式及其效力等内容。尤其在《票据法》第34条规定了背书的权利证明效力，即“执票人应以背书之连续，证明其权利”。在司法审判实践活动中，有关背书方面的票据案件也不鲜见。（最高法院民事判例汇刊》中《民事上字第2037号判例》记载了1932年10月3日发生的“背书与付款及与法抵触之习惯”上诉案，即上诉人罗静山（系原判中之被告人，汉口人）请求被上诉人“福源正商号”（系原判中之原告，开设在汉口黄坡街）支付票款案件。其案情如下：1930年4月4日“楚宝行”发出三张汇票，被上诉人是为该汇票的执票人。该汇票均载有“充裕兑用”字样，而票据背面则无充裕转让于被上诉人的背书。为此，上诉人即承兑人罗静山，以“充裕”无转让之背书为由拒绝付款，但原审和第一审以上诉人曾在票背盖印，认为其已经同意承兑，且依汉口习惯，曾盖印者即应照兑为由，判决罗静山败诉。罗静山不服判决而提起上诉。从此案来看，承兑人罗静山同意承兑后，即成为主债务人就应负付款之责，但执票人应以其背书的连续性证明其票据权利。本案中的执票人手中汇票背面无充裕转让与己的背书，即背书不连续，无法证明其票据权利的真实性，故罗静山不愿负付款之责。根据《票据法》第34条的规定，最高法院判决上诉人罗静山不负付款之责，同时，也确认与成文法抵触的汉口习惯无法律效力，以此强调法律的统一适用，使（票据法》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得以贯彻执行。

（三）票据责任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在《票据法》第2条规定，在票据上签名者应依票据上所载文义而负其责任。换言之在票据签名的发票人、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等均依票据上所载文字，负票据上责任。因篇幅有限，在此仅讨论发票人的责任，即票据责任和刑事责任。

1.票据责任，是指发票人签发票据后，应承担票据上的责任。《票据法》第26条规定：“发票人应照汇票文义担保承兑及付款”。可见，汇票发票人应该承担的票据上的责任，主要有担保承兑和付款责任，担保承兑责任可依特约免除；而付款责任是一种绝对责任，即使汇票上有免除担保付款之记载，其记载无效，也不能免除付款责任。第118条规定本票发票人的责任，与汇票承兑人相同。第122条规定“发票人应照支票文义和担保支票的支付。”这实际上是支票发票人的担保付款责任，是一种绝对责任，不能依特约免除。但第133条规定经付款人在支票上照付或保付后，可以免除付款责任。同时《票据法》第129条规定支票的“发票人虽于提示期限经过后，对于执票人仍负责任”。此《票据法》第130条规定“发票人于第126条所定期限内，不得撤销付款之委托”。这是支票发票人独有的责任，之所以如此规定旨在促进票据流通和保障商品交易的安全，维护和加强支票的信用。

2.刑事责任。支票发票人除了承担票据责任外，依据《票据法》第136条规定，在一定情况下还应承担刑事责任。即“明知己无存款，又未经付款人允许垫借，对之发支票者，应以罚金，但罚金不得超过支票金额，应科以罚金”：“发票人于第126条所定期限内，故意提回其存款之全部或一部，使支票不获支付者，准用前二项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关的票据案件也涉及发票人的票据责任问题。如《最高法院民事判例汇刊》中（民事三庭上字第88号判例）记载了1929年1月1日的“汇票之偿还”案（此案发生在河南长葛县），最高法院就汇票发票人的付款责任作出判例要旨：“拒兑以后，倘出票人侯恩已为偿付或虽未完全偿清，而已偿付一部，则纵使当初汇票上告人转让是实，而上告人就于出票人已为偿付之部分无责任可言”。又如民事上字第279号判例记载了1933年8月19日的“经理人所出票据之效力”案（此案发生在四川巴县），最高法院就法人代表在其职权范围内所出示票据的效力、发票人之责任作出判决要旨：“经理人为有签商号管理事务及其签名之权利之人。就其权限为商号出立判决，应由商号负责，经理人自不负票据上之责任”。

三、中国近代票据立法的主要特点

（一）在立法上，以本国习惯为基础，“博采众家之长”。

清末的票据立法作为商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仍奉行“参酌中西”的方针。但因我国素无票据立法之先例，西方各国具有长期进行票据立法的历史经验，故清末的票据立法完全仿效《海牙统一票据条例》，而《海牙统一票据条例》基本上是综合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先例拟定的，说明了清末的票据立法亦采择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之长而定。同时中国地域辽阔，政治、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票据形式和习惯因地而异，在短时间内要想统一各地间不同的票据习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而，前清末叶之际，尚未注重中国固有的票据习惯。北洋政府的修订法律馆所拟定的数部票据法草案，都贯穿了这一立法指导思想，尤以《共同案》最为突出。学者谢振民在比较《共同案》与《爱氏案》之不同时，曾指出“《共同案》置重于实际上的应用，务求推行尽力，故搏征英、美、德、日先例，以谋票据信用[iv].可见《共同案》除了采择中国固有票据习惯外，还大量吸取英美、德日等国的票据法中的先进制度。例如，采择英美票据法先例的有：票据抗辩事由的规定；保护善意持票人的规定；保护丧失票据的方法等等。吸取德日之先例也有关于免除作成拒绝证书之记载的效果；关于发行人的撤销期限及付款人之支付期限等规定。此外还有仿效瑞士之先例，如关于滥发不良支票之制裁，采取赔偿主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在似定票据法时更为注意本国习惯，博采世界各国票据立法之长。立法院在票据法草案说明书中指出：”习惯之宜保存者，固不能一笔抹煞，习惯之宜改善者，亦不可曲予迁就，故本草案之编订，系参考吾国票法第二次、第四次草案及工商部送院审议之草案，复取材于德、日、英、美之成法，至法国法中适用我国商情者（如本草案第二章第五节之保证制）亦并收之，并不囿于一家之主义也“[v]由此说明了中国近代票据立法是本国习惯为基点，对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票据法兼收并蓄，从而顺应了世界票据立法发展的趋势。

（二）在编制形式上，中国近代的票据立法历经了由前期的法典主义向后期的单行法主义的转变。票据法的编制形式是指票据立法采取的形式。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大致有三种编制形式，第一是采取单行法主义，如英、德、美、瑞、俄等国，均以票据法为单行法规，第二是采取法典主义。如法国、日本，以及其他大多数国家将票据法作为商法的一个部分；第三，编人民法典或债法之中，如瑞士，将票据法作为债务法的部分。我国前清仿德、日等国，实行民商分立制，商法典的编制采取法典主义，票据法自属于商法的一部。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立法院在编制民法典的过程中确立了民商合一制原则，即将属于商法总则之经理人及代办商，商行为，行纪、仓库，运送营业及承揽运送，均编人民法债编；其余不能编人的商事法律规范，则分别编订单行商事法规，如票据法等，这实际上与英德等国的票据法例相同，即奉行单行法主义。

（三）在具体内容上，保留了中国固有的一些票据习惯或商事习惯。如清末《志田案》中，对本票仍称为“期票”，在第六章有关满期日的规定，其中对于期限的计算，对“一个月半或数个月半”、“月初”、“月中”、“月底”等习惯计算方法，以明文规定，以免产生争执。尤其是《共同案》保留了更多的固有的习惯。如第38条有关付款人之考量期限，“吾国商业习惯因票据未到不能瞬时回答者往往而有，若使执票人即作拒绝证书与实际情形殊不合”[vi]故本案规定从英之先例，付款人以一日为考量期，即请求执票人于第一次呈示之，翌日再为第二次呈示。第58条关于付款人付款时应调查及得调查之事项的规定。“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烟台等处有面生讨保之习惯，用意所在不外证明执票人是否为正当权利人，惟闻有藉此为拖延不肯即付之口实者，殊有善于票据之流动性，故本案参酌原有习许付款人有调查执票人真伪之权利，并设但书，以杜资为拖延口实之弊”[vii].1929年《票据法》又增加了我国传统的保护丧失票据者的方法，即我国商业习惯关于丧失票据大都均挂失止付办法，经若干日后可觅立保证，凭保照付，故第巧条规定：“票据丧失时，执票人应即为止付之通知。”第118条规定本票发行人之责任，也是根据我国商业上本票流通最广，效力最强大，几乎与现款相等，如果遇有发行商号倒闭，则本票最先受偿的通则，参酌法理作出此规定。（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注释」

[i]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37年初版。992.

[ii]戴墩隆。凌相权。台湾商事法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52.

[iii]王小能。票据法教程C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73.

[iv]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37年初版。995，998.

[v]工商部工商法规一讨论委员会工商法规辑览之一〔C〕。1929年票据法草案说明书〔A〕。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30年。5，6.

票据立法范文篇3

软件产业日益成为信息社会的支柱产业之一，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其自身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人们对如何保护软件不受侵犯，探讨并尝试过不同的模式。版权模式是一种主流的保护方法，但随着软件产业链的延展扩充和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加剧以及相关利益的壮大，加之人们对软件功能性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采用专利法来保护软件更加受到软件产业大国的青睐。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针对软件的专利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一、关于软件

（一）软件行业的发展

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是整个信息产业中发展最为迅捷和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部门之一。它是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电子技术最直接的应用和最集中的代表。

在其发展的初期，因为技术的局限和功能的单一，它只能在科技领域内应用，而在生产领域和管理领域的应用非常有限，这时的计算机产业还没有完全形成，尚未从其他产业中独立出来。随着集成电路等核心技术产业的发展，功能愈发强大而完善的计算机相继面世，其性能越来越先进，使用也越来越方便，形成了独立的产业链条。不仅如此，通过网络化的应用，计算机成为各种行业的基础设备，应用于不同行业的各种系统，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进入网络时代，构成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与核心。

而在这庞大的计算机产业中，计算机软件又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整个计算机行业的“领舞者”。如果说离开计算机产业的信息社会和资讯经济只是徒具空壳的话，那么，离开软件的计算机产业更是毫无用武之地。只要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计算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应用，就不难发现，软件业才是今天资讯产业乃至整个信息社会的灵魂中枢。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对电子信息产业这个巨人来说，集成电路是他的心脏，新型元器件是他的五脏六腑，通信、计算机是他的手、足，而软件则是脑和灵魂。作为电子信息产业核心和关键的软件产业，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产业。

据统计，1996年全球信息产业的销售额就已达到1万亿美元，超过了汽车和钢铁工业，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部门；而软件业作为全球信息产业中成长最快、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重点。目前计算机产业价格体系中硬、软件的比例已从50年代的8:2和70年代的5:5变为90年代的2:8，到2002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0.5:9.5。

可以说，软件产业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产业，它正在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在新世纪，谁拥有强大的软件产业，谁就占领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软件业以每年12.5%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生产国和出口国，1999年软件产业（广义）总收入达到2284.7亿美元。而同期，美国也一直是全球高新技术发展的领头羊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信息产业经济的发展愈加蓬勃而兴盛，计算机技术的触角已经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计算机软件的应用日益普遍。与此同时，有关计算机软件的法律问题，也愈发与人们的生活相联系，与软件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知识产权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

（二）对软件概念的理解

《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计算机程序（computerprogram）的定义是：为用计算机求解问题的详细的计划或步骤，是求解这种问题必须的一种清晰的、有次序的计算机指令。对软件（software）的定义是：告诉计算机做什么事的指令集合。并指出：软件是由与计算机系统的运行相联系的整套程序、过程和例行程序组成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规定：计算机软件（computersoftware）是计算机系统中的程序和有关文件。软件是用户与硬件之间的接口界面。。使用计算机就必须针对待解决的问题拟定算法，用计算机能识别的语言对有关的数据和算法进行描述，即必须编程序和有软件。用户主要是通过软件与计算机进行交往。软件是计算机系统中的指挥者，它规定计算机系统的工作，包括各项计算机内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以及各项任务之间的调度和协调。

《欧共体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第1条第1款规定，计算机程序是《伯尔尼公约》中所指的文学作品。计算机程序除了包括程序本身以外，还包括开发程序过程中的设计资料。欧洲专利局把计算机程序定义为：算法、流程或一系列可记录在磁带、磁盘或其他可读机器记录介质上的编码指令，而且可以是数据信息。

我国2001年12月20日公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条指出，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第3条指出，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程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入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而总结研究知识产权的学者对软件的理解，大致可以概括其定义如下：计算机软件是将借据问题的方法抽象出问题求解的数学模型或者逻辑模型，再把这些模型转化为求解模型，然后再根据求解模型编制程序，并经过多次的调试程序和通过运行去执行特定的操作和数据处理，最后得到求解的结果。

从技术角度来看，程序和软件是有差别的。但是在终端用户而言，这种差别并不明显，或者说对其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所以，在下述行文中，除了介绍概念的时候，笔者并没有严格区分程序与软件的不同。归纳起来，或许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计算机软件：

从形式上理解计算机软件，它应当是为了得到运算结果而由计算机运行的一系列语句、指令的有序集合。这决定了计算机软件的作品性。

就本质而言，计算机软件是为了实现或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是智力抽象后的工具。这决定了计算机软件的功能性。

二、保护模式与历史渊源

（一）软件保护的不同模式

计算机软件作为一种智力产品，需要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而保护模式的选定，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如保护客体性质的界定、利益平衡、不同模式的利弊与实用性。

1、商业秘密模式。商业秘密作为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其在制度上的特征与软件所具有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有不谋而合之处。从软件的保密要求出发，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比版权模式和专利模式更有其独到有利的地方，其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保护范围宽泛，既保护软件的表现形式，也保护软件的思想内容。同时它的保护条件宽于获得专利权的条件，但严于获得著作权保护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适宜保护计算机软件的要求。

但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有很大的缺陷，原因在于，这种保护形式不够严密，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一旦相关技术信息被公开披露或泄露，该保护客体也就失去了受保护的条件。这一根本性的缺憾使得少有国家采取商业秘密的模式来保护计算机软件。

2、合同模式。合同是不同主体之间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契约，能够有效约束当事人的行为，因而也可以有效地针对计算机软件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但由于合同的相对性，这种约束力仅限于当事人之间，不能排除第三人对程序的侵害，因此，也难以作为软件保护的有效模式。而且，合同签订的流程，相对于软件保护的需求，也显得过于繁琐和不便。

3、专利模式。在软件行业兴起的初期，专利法的保护模式曾经进入人们的视野。其考虑因素包括：专利保护发明的创造性思维，而程序最有价值的正是开发者的思想构思；专利的排他性强，只要一项专利成立，则其他人即使独立研制相同的发明创造也构成侵权；专利保护期较短（通常为15－20年），与程序的经济寿命比较接近。

但软件专利保护模式的障碍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反对理由就是：各国的专利制度都规定不得为“抽象思维”、“自然法则”等申请专利，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自然规律、数学算法都不属于专利法所称的发明创造。而软件与计算方法密切关联，所以不能授予专利。此外，专利法对发明的一些要求也使软件专利保护模式遭遇阻力，例如

（1）按照新颖性条件，软件必须是首先开发的，具有首创特征，而大多数“兼容性软件”就会排除在授权范围之外；按照创造性要求，软件必须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在现实存在的工匠式软件开发情况下，很多软件是难以达到这一要求的。

（2）发明专利获取批准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其耗时至少在一年以上。而程序的经济寿命往往只有一两年或两三年，如果严格按照专利审查的步骤走完申请的流程，等到申请的专利获得批准时，程序的寿命也已几乎到期。而且，进行专利审查所需要的检索工作量也是非常巨大的。

（3）专利法要求专利申请人必须将发明内容充分地公开。这是权利要求人所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人只要了解到程序的思想、架构，就不难开发出具有相同功能的新程序来。换言之，这里的公开，反而使保护失去了意义。

（二）版权保护的模式

1、在综合比较多种保护模式的优缺点后，版权法模式逐渐成为主流的选择。一般来说，赞成利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程序者的理由包括：

（1）版权法可给予软件较为宽泛的保护范围。由于版权法对其保护对象的要求标准不高，只要有形式上的独创性即可。因此，几乎所有的软件，都能纳入版权的保护领域。

（2）版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延及作品的创作构思。这从另一方面来说，可以有效避免“知识垄断”，反而可以鼓励其他开发者利用已有的创作思想去创作新的软件，从而有利于软件的创新和优化。

（3）基于版权的“自动取得”的原则，软件创作完成以后，无须申请、审批等手续，就可以获得版权保护，方便快捷，及时有效。

（4）比较容易取得国际保护。版权制度是知识产权领域中最为通行的保护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建立版权保护制度的国家都是《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如果这些国家都利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则很容易达到软件的国际性保护的目标，而无需再耗费时间、精力去订立新的专门的软件保护多边条约。

2、从美国这一软件大国初期的路径选择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因素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开始讨论究竟给计算机软件以什么法律保护的问题，由科学家、学者、计算机产业界代表以及专利商标局局长组成的专家特别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计算机程序的专利性质》，报告指出：计算机软件不应得到专利保护，理由是计算机程序包含有数学算法，而算法近似于自然法则，因而软件不属于美国专利法规定的法定客体，从而将其纳入版权法的保护范围。

此后，在美国的干预下，加上事实存在的各种原因包括版权模式与专利模式的各自利弊，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软件业的起步阶段，各国基本都没有采用专利模式来对软件进行保护，而是选择了更简便易行的版权保护模式。诸如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以及后来的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均采用了版权模式来保护计算机软件。

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模式，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TRIPS协定第10条规定：计算机程序无论是源代码或目标代码，应根据《伯尔尼公约》（1971年）作为文学作品予以保护。这也在世界范围内比较统一地确定了以版权形式来保护计算机软件。

三、各国的变化和发展

（一）美国

1、反对的声音

美国1980年修订的版权法第101条对计算机程序定义为：是直接或间接用于计算机，使之产生某种结果的一组语句或指令。在软件行业发展初期，美国反对利用专利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最著名的例子即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2年对计算机软件可专利性做出的第一个判例——Gottschaltv.Benson案，在此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美国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CCPA）的决定，作出判决：该申请的权利要求不限于任何特定工艺和技术，或者任何特定装置或机器，或者任何特定目的的利用，其权利要求实际上是算法，而算法与数学公司等同，所以计算机软件不能授予专利。

此后，在1976年的Dannv.Johnston,425U.S.219(1976)一案和1978年的Parkerv.Flook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又两次否决了CCPA的决定，拒绝对涉及软件的申请授予专利权。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最高法院特别指出，这些判决并不意味着他们否认利用专利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的可能性。

2、转变

与许多国家专利法从反面指出不受保护对象的做法不同，美国专利法是从正面划定哪些对象可以受到保护，其第101条则规定：一切方法发明、机器发明、产品发明、产品发明或物质合成发明，都可以获得专利。这就为美国采用专利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留出了可能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法院对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立场有了很大转变，开始对计算机软件有条件地给予专利保护。在Diamondv.Diehr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判定计算机软件方法发明为美国《专利法》第101条所规定的可取得专利权的主题，应当授予专利权。这一判决在美国司法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美国适用专利法保护软件的转折点。

法院认为：（1）一项科学真理或其数学表达不是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但是一项借助科学真理的知识创造的新颖的和有用的结构可能是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虽然被上诉人的权利要求中包含了一个著名的数学公式，但是被上诉人并未寻求对于这个方程式的使用先占，而是对透过使用该方程式并加上其权利要求中各项步骤的物理和化学程序予以独占，因此这项程序并不因为在其中使用了计算机来协助操作便丧失其构成专利保护的要件；（2）计算机软件本身如同数学公式，不属于可以获得专利的主题，如果计算机程序一旦与某种工序（industrialprocess）或结构的其他部分融为一体，那么作为整体的工序并不因此成了不可以授予专利权的主题；（3）可专利性，新颖性和非显而易见性是构成专利保护的三个截然不同的要求；（4）审查一项权利要求需要从该要求的整体（asawhole）来察看，而不可任意肢解。

不过，此案的判决并不代表美国司法部门完全认同或许可了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模式，因为在此后的类似案件里，有的软件的专利保护得到了法院的认可，有的软件的专利保护却被法院（甚至是同一法院）所否决。归纳起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司法部门对采取专利模式来保护软件已经有所松动，只是还处于摇摆不定的时期。

3、专利模式的成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比较明确地对软件给予专利保护。在InreAlappat,一案中，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宽容地认同了软件的专利保护模式，以5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判定权利要求人的发明构成机器，应当授予专利。在此判决中，联邦法院的法官同时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

（1）放弃使用“二步测试法”的判断标准，适用“阳光之下任何人类发明”均可为可专

利之主题的原则；

（2）在进行分析一项发明是否符合专利的法定要件时，应当从权利要求的整体来审视，

而无须计较一项权利要求中的某个部分是否载有不符合专利保护要件的数学逻辑或演绎；

（3）一台通用的计算机如果时按照特定软件的指令，执行特定的功能，那么他将被视为一个具有特殊用途的机器。

9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接连判决了数件关于计算机软件专利的案子，均沿袭了Diehr案的传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计算机软件可专利性的发展。这一阶段美国软件相关专利的授权数量一直稳步上升。到了1995年，软件专利申请量达到了9000件，是1980年的近9倍。当年软件专利占专利授权总量的百分比也接近于9％，较之7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对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的大门几乎完全敞开。特别是美国1996年3月《与计算机相关的发明的审查指南》（ExaminationGuidelinesforComputer-RelatedInventions）的颁布，标志其对计算机软件的可专利性给予了正面的肯定。按其规定，与计算机程序相关的发明专利同其他的发明一样，属于可专利法定主题（subjectmatter）的，可以是产品（机械或制成品），也可以是方法（过程）发明专利。而且，美国专利局不再单纯强调软件在工序和应用上的可专利性，而基本上以“实用性”（practicalutility）取代“技术性”（usefularts）作为一项软件发明是否具有专利性的判断依据。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又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拓展到了互联网领域，将专利保护延伸到商业方法软件。1998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StateStreetBank&TrustCo.v.SignatureFinancialGroupInc.案，以及1999年的AT&TCrop.V.ExcelCommunicationInc.;Amazonv.Barnes&Noble案的判决，均确认了对商业方法软件予以专利保护，对USPTO的审查指南给予了进一步的司法肯定。CAFC的政策进一步确定了：任何计算机软件只要具有实用功能（practicalutilityisessential），即能够产生具体、实用及有形的结果（concrete,usefulandtangibleresult），且满足新颖性和非显而易见性的标准，就得以“机器”、“结构”或“制造”取得专利。

由于USPTO对计算机软件相关专利的审查尺度的放宽，软件相关专利的申请日益增多，加上网络即电子商务有关的商业方法专利的加入，USPTO收到了大量的软件专利申请。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软件专利授权量接近于30，000件，软件专利占专利授权总量的百分比也接近于15%，是1976年的13.6倍。

总结起来，这似乎是一条奇怪的路径：当世界各国基于各种各样的考量（包括迫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攻势），纷纷修改或制定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并形成比较统一的局面时，甚至于在Trips协议已经明确规定之后，美国的司法却在不断的修订国内的立法意图，经过类似于否定之否定的判断，又使美国的软件保护走向了另一条专利模式的道路。票据无因性原则，作为现代票据法的基础原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然而遗憾的是该原则至今仍未在我国的法律理论和票据业务实践中形成共识。中国人民银行依然在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真实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监管，不断对违规者进行处罚，并由此引发争议甚至状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行政诉讼；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甚至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影响了我国票据的流通，阻碍了我国票据功能的发挥，因此完善我国票据立法、确立无因性原则已是当务之急。

一、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

（一）票据无因性的表现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不因票据的基础关系无效或有瑕疵而受影响。出票人签发票据，只要形式上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要件，即为有效出票行为，出票行为成立后不受基础关系的影响。

票据的无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票据行为成立或票据权利发生上的适用。票据行为是以发生票据上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它只要符合一定构成要件，即实体方面的票据能力和意思表示及形式方面的票面记载与交付，便能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票据意思表示行为，既适用民法上意思表示的有关规定，又有所不同，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更多地采取表示主义。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与原因关系的意思表示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即原因关系中意思表示的瑕疵在一定条件下将会影响到票据行为上，构成票据行为动机或目的上的瑕疵。如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支付购买款项而发生票据行为，便能使票据行为目的具有不法性。但是，票据行为是抽象的法律行为，法律对其不作实质上的要求，仅有形式上的规范，因此票据行为便不可能出现违反法律(形式上违反票据法例外)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这有助于对流通中善意受让票据者的保护。

2、在票据权利取得上的适用。持票人除采取票据法所明确规定的不法行为或基于恶意、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者外，一般而言，可以依其他任何行为取得票据权利。即持票人无论是通过交易行为还是非交易行为，无论支付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均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只不过所取得的票据权利因法律的规定不同而质量有所不同。如各国一般规定无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这是因为，对价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构成原因关系的一部分，不能对票据行为效力发生影响，只能因其不对等性而影响票据权利的质量。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不论汇票以何种方式脱离原持有人的占有，持票人只要能依前款的方法(指按背书连续证明其权利——引者注)主张其权利，就合法占有汇票，但持票人恶意取得票据或在取得票据时有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便是对票据权利取得上无因性适用的最明确的表述。

据此，持票人不受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销而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便使持票人享有本不该享有的利益。对于这一问题，法国学者解释为票据债务人得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即票据债务人虽履行票据债务，仍可以不当得利请求返还。因为当事人的票据债权是由票据成立的原因关系所产生。

3、在票据权利行使与票据债务履行上的适用。依票据的提示证券性，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提示票据(票据丧失经法院判决的除外)，同时也可以凭背书连续证明其权利主体资格，无须再就原因关系及其内容提供证明。票据债务人履行义务时，也无权要求持票人提供该证明，亦不能以其与持票人前手和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可能基于原因关系或实质关系而生)对抗持票人(也称对人抗辩切断)。付款义务人在付款时仅负对持票人形式主体资格的审查义务，只要对形式上符合要求的持票人进行支付，即使出票人对该持票人有抗辩权，善意支付人仍免除付款义务。

4、票据权利的无因性还表现在，票据权利的转让与一般民事权利的转让不同，票据权利转让时，不必通知债务人即可生效，而民事权利转让时，债权人必须将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才对债务人生效。

无庸置疑，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是，“票据的无因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的程度取决于一时、一地、一国的实际情况，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取决于银行的信誉状况和其他票据当事人的信用程度。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票据的绝对无因性，必然事与愿违⑴”。一般情况下，根据公认的票据法理论，只有在票据未背书转让给任何第三人之前，票据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完全一致、主体相互重叠的情况下，票据的债务人才可以原因关系对与自己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行使抗辩权。

（二）票据无因性的重要意义

1、票据的无因性促进了票据的流通。

票据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一般认为，票据的早期发展包括三个时期：兑换商票据时期，市场票据时期和流通证券时期。⑵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票据产生于12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欧洲各国贸易发达，但是由于各国票制不统一，因而不利于交易。于是，产生了最初的本票，其具体做法为货币兑换商在某地收受商人现金，然后给相对方一个目的地付款凭证，商人以此凭证向兑换商在目的地的分店和店支取现金，从而便利了交易。因为这一时期的票据主要用作货币的代替品，其职能仅限于兑换，故此时期称为兑换商时期。在交易过程中，兑换商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于是增加了付款委托证书的业务，即委托其他兑换商代为付款，于是，汇票亦产生了。到15世纪，票据开始具有流通职能，彼时，商人往往以支付票据代替现金。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如承兑、保证等。此时为市场票据时期。至16世纪，背书制度产生，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加强，此时，进入流通证券时期。在票据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随着客观经济需要的变化，票据的功能逐步增加，从单一的结算工具功能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不过尽管票据具有众多的功能，但是，流通功能一直是其最基本的功能，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票据的流通性也不断加强。

由于票据功能的增加，形成了票据的诸多独特的性质，同时由于票据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近代票据法律制度，并演变成现代票据法律制度。现代票据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票据流通的基础之上的。票据的流通在法律上就是票据权利的转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票据的流通，就不会产生现代票据法律制度。而票据流通是建立在票据的无因性基础之上的。无因性使得票据在流通中不受票据基础关系的影响而独立发挥其作用，使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需要具有了一定的公示性，从而保护了第三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促使票据流通能为人们所接受。此外，票据关系脱离票据基础关系而独立存在，能够在票据的转让中保证了票据权利的确实与安全，限制票据债务人的抗辩，进而大大减少合法持票人的风险，减轻合法持票人的审查责任，保障合法持票人的权利，使得人们愿意接受票据。相反，如果将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联系在一起，即票据基础关系的存在和有效，决定票据行为或票据关系的效力，则必然大大增加票据转让的难度，实质上就是限制票据的流通，票据法律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2、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

一般说来，票据的基本特性除无因性外，尚包括独立性、文义性、要式性。这几项特性和无因性都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

票据无因性与公认的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根据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和现代各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行为有出票、背书、承兑、保证和保付等种。这些行为一经发生，各行为之间就相互独立，并且一行为的效力对他行为不发生影响，与票据的原因关系没有联系。原因关系属于民法上的法律关系（非票据关系），这种关系在票据授受之前就存在了，而票据关系则只能发生在票据授受之后；因此，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一般而言，票据为不要因而要式的有价证券，如果其格式齐备，内容记载完整，符合法律定式就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即可依票据文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票据关系一旦与原因关系分离，债务人就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持票人。这样才有利于票据流通，实现票据职能，保护持票人，特别是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这一特性主要在于加强票据的流通性，和无因性不同，但两者共同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人们对票据的合理信赖。如果否定了票据的无因性，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票据的流通也便成为了空谈。

票据无因性与票据的文义性联系密切。文义性是各国票据法公认的票据的一个重要法律特征。所谓票据的文义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必须按照票据上所记载的内容来确定，票据上记载的内容由其文义为依据，文义以外的任何理由、事项均不得作为根据，在票据上签章的人，要根据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来承担责任，而基础关系不可能成为记载事项，因而票据的有效性与其无关。票据的文义性使票面记载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当事人对此文义的合理信赖均受到法律保护，促进了票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准确确定，避免了纠纷，有效地维护了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票据的无因性与票据的文义性一脉相承，二者缺一不可。

要式性，指票据的制作必须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这样，通过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断票据的有效与否，而无须去追查其前手与他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从社会意义而言，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独立性、文义性、要式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票据行为的实质，对于发挥票据的功能，促进交易，加速物资有序流动，以达到通过市场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保障了票据流通的安全性，反映了在安全性保障下票据流通的迅速与快捷，而这正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

3、票据无因性是票据法中的一项经过国际票据实践检验的高度技术性规则。

从世界票据法系的形成和演进来看，存在英美法系的票据法和日内瓦统一法系的票据法的分野⑶。但无论是日内瓦统一票据法，还是英美票据法，在贯彻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方面都是一致的。同时票据无因性作为一项高度技术性规则，经各国票据法实践证明它很好地适应了现代各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

19世纪以前，法国工业革命尚未充分进行，因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很少出现，这种时候，票据关系之有因并不至于影响过大，制定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法国票据法以《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的内容为代表）的特点之一便是不承认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在其商法典中，曾将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混在一起，汇票和本票主要作为汇兑工具来输送现金，其流通和信用功能尚未充分显示。而德国票据法于1871年公布实施，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商品生产和交换大规模的进行对人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这时一桩交易往往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因而有必要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从而维护票据功能的实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业的发达，法国票据法的这一原则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妨碍了票据的流通及信用，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需要。一些原来仿效法国票据法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拉丁美洲各国都纷纷弃之而采纳票据无因性的德国法。就连法国自身后来也于1935年转采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的规定，以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并使之符合国际立法通例。

综上所述，强调在票据关系中坚持无因性，坚持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分离，不仅是中外票据法理论共守之原则，也是现代各国票据法所采纳的准则，这一原则是被经济活动实践所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可以说，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票据法的生命力的源泉。

二、我国票据法渊源与票据无因性

根据法学基本理论，我国的法律渊源就是法律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法律渊源，其效力亦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高位阶的法律的效力高于低位阶的法律。根据制定机关的不同，我国的法律渊源分为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国务院）、地方性法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规章（国务院各部委）、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具体就我国票据法而言，法律渊源主要有法律、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等。为维护法治的统一，不同的法律渊源理应协调一致。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我国票据法的上述三种主要渊源对票据的无因性的规定上并不相同。

（一）票据法律

票据法渊源中，属于法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在对待无因性这一问题上，《票据法（草案）》与《票据法》有重大不同。

从立法资料看，原中国人民银行周正庆副行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票据法(草案)》的说明时指出：“票据属于无因证券。……因此，签发票据是否有商品交易或者交易是否合法，不属于票据法规定的内容，应由其它有关的法律加以规范⑷。”

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审议报告却指出：“许多部门、地方和金融机构指出，票据当事人在签发票据或取得票据时，应当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取得票据的人应给付相对应的代价”，目的是防止“有些当事人签发票据没有真实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利用票据进行欺骗活动⑸。”结果便有了现行《票据法》第10、11条的规定。

我国《票据法》是否确立了票据的无因性，人们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绝对否定论。该意见认为，《票据法》第10、11条的规定是关于票据关系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规定。“票据是债权债务的凭证……而不是一种虚构的经济往来工具，也不是不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因此，在票据活动中必须具有起初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将其作为基本原则，也是基本的条件”，“……要承担票据责任也应当得到……代价”。“凭证”二字否定了现代票据的设权和流通证券性，而基本原则的强行性也表明此说赞成票据有因性而否定无因性⑹。对票据无因性的否定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和反对⑺。

第二种观点，绝对肯定论。该意见认为，我国现行《票据法》，肯定了票据无因性，《票据法》第10、11条的规定属于“宣示性”规定，并不否定票据无因性。宣示性规定仅具有引导功能，违反它并不直接发生票据法上的不利后果，故该条规定与票据无因性并不矛盾⑻。

第三种观点，有条件肯定论。该意见认为，《票据法》既未采纳绝对的票据无因主义，也未对其给予全盘否定，而只是要求没有交易关系不能有合法的票据关系，但有了交易关系，其是否合法有效，并不导致票据行为效力受影响，可见是有条件地承认了票据无因性原理⑼。

关于《票据法》是否确立了票据的无因性，人们意见至今仍不统一，仍然存在争论和分歧。不过，争论和分歧本身即表明《票据法》对票据的无因性规定的模糊不清。

（二）票据行政规章

笔者认为，与《票据法》不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票据的行政规章一直旗帜鲜明地否定票据的无因性，坚持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民银行1988年12月19日印发的《银行结算办法》（现已废止）第14条第3款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禁止签发无商品交易的汇票”。上述规定典型地体现了票据有因性的立法思想。上述法条在多年内，曾经给我国的票据使用造成了许多混乱。

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12月1日颁布实行的《支付结算办法》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该办法第83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银行提示承兑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2）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3）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93条规定：“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应作为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上述规定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承兑、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要审查交易背景，同时也明确了银行审查的具体内容包括了对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的审查。

1999年3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支付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应加强对支付资金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查监督，通知再次要求商业银行在办理商业汇票承兑时要认真审查票据签发人与收款人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办理贴现时要认真审查贴现申请人与汇票签发人或其前手之间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和有无交易的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并将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复印留存⑽。

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相对应，中国人民银行的各地分支行在对商业银行进行金融监管，一直重视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贸易的真实背景的监管，并对“违规”商业银行进行行政处罚。

（三）票据司法解释

鉴于《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规定模糊不清，存在争论和分歧，长期以来，实践中在发生纠纷时，受现实利益的驱动，一方当事人往往主张票据具有无因性，另一方当事人则常常主张票据的有因性，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经常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不断出现基于原因关系否定票据有效性的裁决。

2000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已背书转让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票据的无因性问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未明确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原则．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司法解释生效后，法院在上述司法解释的适用上依然比较混乱，少数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仍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混为一谈，置有关规定于不顾违法基于原因关系冻结票据款项，甚至做出以原因关系否定票据关系的裁决，严重影响了票据的流通，阻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

三、我国现行票据立法（尤其使票据行政规章）存在的问题

孤立地根据《票据法》条文判断我国是否确立无因性原则难免有失片面。综合考虑我国票据立法（含法律、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等，下同），笔者认为，我国票据立法并未明确确立无因性原则，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票据行政规章更是与票据无因性的精神背道而驰。我国票据业务实践中更是严格坚持票据的有因性。在无因性问题上，我国票据立法在理论上是欠科学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1、影响了票据的流通。根据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通常情况下，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是分离的，票据债务人不得以没有原因关系或原因关系无效为理由对抗善意持票人。但我国票据立法把票据原因关系扩大到整个票据行为领域中，其结果是各票据行为原因关系“捆绑”起来，失去了其独立性。当事人在签发、转让票据时就必须考虑其前手之间的基础关系，后手必须要求其前手对这些关系负举证责任，否则便不敢接受这种票据的。而在数个票据背书中，这种关系就显得尤为复杂，付款人所负注意义务更大，这样票据的流通功能就大大减弱，从根本上违反了票据立法的目的。

2、与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相背道而驰。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论认为，票据权利的产生、取得和转让而形成的票据债权与票据债务关系，必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它们应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形成，即作为票据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由票据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来规范和调整；而形成票据权利和转让票据权利等等票据行为由独立的票据法来规范和调整。作为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影响独立存在的票据关系的效力(直接当事人除外)。民法上的债权债务以基础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而票据法上则强调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分离，不受基础关系制约。我国票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是与上述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相背道而驰的。

3、影响了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如上所述，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而无因性的缺失无疑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4、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的真实背景实质审查义务更是荒谬。

《票据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承兑人在商业汇票承兑过程是否需要对交易关系、交易背景进行审查。虽然《支付结算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仅仅是行政规章，其法律效力层次低于作为法律的《票据法》，但其却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在承兑时要审查交易背景的法定义务，所以商业银行在承兑时实际负担了审查其真实交易背景的义务。同时鉴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交易真实背景的严格监管和严厉处罚，商业银行在开展票据业务时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更是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甚至连增殖税发票的日期都要审查、辨别。

笔者认为，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的真实背景实质审查义务是荒谬的：

（1）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为防范风险，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业务时不得不对票据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审查，进而避免办理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业务。为此商业银行在办理业务不得不通过审查商品购销合同、劳务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等证据来认定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大大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

（2）要求商业银行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进行实质审查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的判断依据是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由于虚构贸易背景、虚签合同以及虚假增值税发票现象大量存在，商业银行又缺乏辨别其真伪的手段，银行在确认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上存在技术上的审查困难（如对方当事人的公章是否真实，对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的签名是否属实、双方的合同是否会得到履行等银行难以辨别和确认）。尤其是关联企业之间基于隐蔽、复杂、甚至虚假的关联交易向银行申请开票据时，贸易背景是否真实银行更是难以审查。此外，银行在审查了合同和增殖税发票的基础上开出票据后，合同是否履行、是全部履行还是部分履行，银行无法知悉，更谈不上确保企业严格按照合同全面履行。因此商业银行对真实贸易背景和真实商品交易难以确认。而在上述情况下，商业银行不得不承担双重风险：人民银行监管时的行政处罚风险和诉讼时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遭受损失的风险。

（3）交易和结算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商业银行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审查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追求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交易和结算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许多交易无须签定书面合同，仅凭传真、电传、电话甚至口头意见一致就进行交易。不少交易是先付款后交货，需要先申请开出票据，然后才能取得增殖税发票；许多交易是分期付款，需多次申请开具票据，但增殖税发票却仅有一张，在此情况下，增殖税发票很难与合同、票据金额、日期完全一致。因此，在目前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常常面临没有合同或增殖税发票可供审查的交易。

（4）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与商业银行的职能不相关。要求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时严格审查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实质上是要求商业银行承担了防范票据诈骗、维护票据市场秩序的社会职能并负担为履行此职能而付出的成本，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宗旨应是利润最大化，要求商业银行过多地承担与自身经营无关、理应由有关国家机关（如公安机关等）承担的社会职能是不恰当的，为履行上述职能而付出的成本得不到任何回报更是有失公允。

（5）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监管及处罚与其监管职能不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承担着金融监管职能。但其监管职能的目的在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促进金融业开展公平竞争，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从国际情况来看，主要监管内容有金融机构的审批、流动性（清偿能力）监管、资本充足性监管、银行准备金监管、内部控制监管等。而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监管及处罚显然与其监管职能不相适应，也与国际金融监管惯例不相吻合。

四、确立票据无因性立法的迫切性

票据无因性作为现代票据法的基础原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然而遗憾的是，票据无因性原则，尚未在我国的法律理论和票据业务实践中形成共识。我国是否应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人们意见依然不一。至今仍有部分同志认为，“在我国目前假冒伪劣产品屡见不鲜，商业欺诈、金融欺诈时有发生的社会背景下，强调票据无因性有害无利”，“票据属无因性证券的理论，虽曾在立法草案中出现，但已被立法机关否定，且与生效法律规定相悖，既不应再作不适当宣传，更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应用⑾”。笔者认为，统一思想认识，尽早在票据立法明确确立票据无因性已是当务之急。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客观上要求中国票据立法与国际接轨。从世界范围看，票据法在商事法中的国际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票据法中大多数规定属于技术性规范，其目的在于保障票据的流通，其中的一些规范已为各国立法共同采用。而这些共同性的东西正是国际经济活动与发展所遵守的共同准则，而国际经济发展的日益一体化迫切要求有共同的法律准则进行调整。而票据行为无因性正是一项经过各国票据法实践长时间检验的高度技术性规则，为各国普遍遵守，对国际间票据结算与支付产生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与广泛，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联系会不断加强，因此理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关系，确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实现与国际票据立法的接轨，对于促进我国与他国的经济与贸易交往无疑具有深远的的意义。

其次，我国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票据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呼唤确立无因性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持续增长，我国票据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票据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贸易结算票据化趋势日益加强，票据功能也由单一的结算工具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而票据的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现代票据法的基本立法原则。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不加区分的立法模式已严重阻碍了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在此背景下，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加快票据流通，提高资金流转速度，促进经济发展日益迫切。

再次，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呼唤我国票据法中确立无因性原则。票据业务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有利于改善银行资产结构、增加资产收益，增加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票据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国内不少商业银行都开始重视票据业务发展，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银行加强了对票据业务的组织管理，纷纷成立专门的票据业务部或票据中心。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均是建立在票据的流通性基础之上的。而票据的流通与票据的无因性密切相关。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立法（尤其是票据行政规章）中没有确立票据无因性，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贸易真实背景能够的严格监管和对违轨者的严厉处罚，票据的流通性受到严重阻碍，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因此，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呼唤我国票据法中确立无因性原则。

最后，防范商业欺诈、金融欺诈不是否认票据无因性的充分理由。如上所述，票据关系必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它们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形成，即作为票据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由票据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来规范和调整；而票据关系由独立的票据法来规范和调整。如果票据当事人在票据活动中违反了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或刑事法律，违法当事人应根据相应的法律承担这些责任，但是违法票据当事人承担这些责任并不排斥当事人按票据法的规定承担票据责任，因为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是分离的。此外，相对于绝大多数正常票据业务量而言，存在商业欺诈、金融欺诈背景的票据毕竟是少数，是个别现象，因少数、个别非正常票据业务而否认票据的无因性，加大绝大多数正常票据业务的成本，影响绝大多数正常票据的流通，无异于因噎废食，得不偿失，也无异于倒脏水时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更何况这少数、个别非正常票据业务可以通过司法机关加大打击力度而逐步得到有效遏制。

【注释】

⑴曹守晔、王小能、汪治平：《统一办案标准、维护金融安全》，《人民法院报》，2001年02月28日。

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⑶日内瓦统一法系的形成归缘于统一大陆法系的努力，即在当时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先后于l930年和1931年在日内瓦通过了四项关于统一票据法的日内瓦公约(《1930年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1930关于解决汇票、本票、若干法律冲突的公约》、《1930年统一支票法公约》、《1931年关于解决支票若干法律冲突的公约》)。上述公约已被大陆法系中的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的国家吸收和采用，使两者间的分歧渐趋消失。但英美等国认为，日内瓦公约是按照大陆法的传统而定的，与英美法的传统与实践存在矛盾，因此拒绝参加日内瓦公约。基于此，形成日内瓦统一法系与英美法系并存的局面。

⑷参见周正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草案)〉的说明》。

⑸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审议结果的报告》。

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适用问答》，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9页。

⑺参见谢怀轼《评新公布的我国票据法》，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又见林毅《对票据法第10条的一点意见》，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⑻王家福：《规范票据行为》，《人民日报》，1995年11月27日；又见张旭娟《也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的一点意见》，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⑼张家勇：《试论票据无因性》，载《天府新论》1996年3期。

票据立法范文篇4

关键词:票据背书伪造;票据背书伪造行为效力;风险承担;缺陷;立法完善

票据背书伪造通过伪造他人签章等方式进行，对票据流通环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研究此伪造行为意义重大，有利于减少票据纠纷，促进票据的正常流通。目前立法对于相关问题的规定缺乏针对性，因此完善相关立法对于稳定正常的交易秩序尤为重要。

一、票据背书伪造的概述

票据背书制度是票据制度的灵魂。［1］这句话足以体现背书在票据制度中的重要性，票据行为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关系，如果票据背书一旦出现伪造，就会牵扯多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我们需要从定义上去界定票据背书的范围。

(一)票据背书伪造行为的起源及概念票据起源于12世纪的商人法。随着经贸的进步，票据在交易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而原本的票据流通难以满足频繁的交易，背书制度于16世纪应运而生。而在交易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在不正当利益的驱使下进行票据背书伪造，到了17世纪该行为更加普遍化。票据伪造是指未经票据债务人的同意，签字人以票据债务人的名义签署票据。［2］梁宇贤教授的这一解释仅仅指票据出票的伪造行为，与背书伪造有着根本差异。票据背书伪造则是指伪造人伪造他人签名或者私刻、盗用他人印鉴以及滥用其所保管的印鉴在背书上签名或者盖章的行为。［3］关键是伪造他人签名并且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因此在票据上并没有伪造人真实的签章，缺乏实质要件也正是伪造人在票据法上不承担责任的原因。

(二)票据背书伪造行为的构成要件票据背书伪造从外观来看是符合票据背书的基本要求的，在此基础上，票据受让人才会因重大误解而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受让票据。关于票据背书伪造，不管是形式要件还是实质要件亦或是目的要件都具有其特性，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1．形式要件。票据背书伪造，顾名思义是伪造背书行为，这就要求伪造人必须有票据背书行为，否则就不构成票据背书伪造，从外观来看，其与真实的票据背书行为应无差别;2．实质要件。票据背书伪造行为的关键要件就是伪造人必须有伪造并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缺少伪造他人签章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票据背书伪造都是不成立的。3．目的要件。伪造人必须出于故意，出于一种恶意而企图非法获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如果伪造人是因过失所为，则不能简单定义为票据背书伪造行为。

二、票据背书伪造行为与相关行为的界定

票据行为作为涉及多方当事人利益的复杂法律关系，必然涉及与许多相关行为的牵扯，而界定好票据背书伪造行为与相关行为的范围划分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票据背书伪造行为至关重要。

(一)与票据出票伪造行为的界定出票伪造行为中的行为人伪造出票人的签名，在出票人未知的情况下签发票据。这与背书伪造行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被伪造签章的主体不同，票据出票伪造行为在票据出票时就不符合合法票据的生效要件，因此票据在签发时就是无效的。

(二)与票据无权背书行为的界定无权背书行为与背书伪造行为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伪造了他人的签章。票据无权背书行为人并没有伪造被人的签名，而是以被人的真实签章进行的背书行为，因此并不影响票据的正常效力。

三、票据背书伪造行为的效力

票据在流通过程中涉及方较广，因此伪造票据背书会对多方当事人产生具有差异性的效力。而分析清楚该行为对各方当事人产生的效力，有利于确定票据背书伪造的最终责任承担者。

(一)对伪造人的效力伪造人并不是票据上的利害关系人，票据背书伪造行为本身不能使其成为票据的合法持有人，因而伪造人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也不会产生一般票据背书的效力，更不会引起票据权利的转移。［4］票据没有伪造人的签章，因此其不承担票据责任。

(二)对被伪造人的效力虽然票据背书时的签章是被伪造人的签章，但该签章是被伪造的，被伪造人并没有真正在该票据上签章，所以被伪造人是无需承担票据责任的。被伪造人可以其没有在票据上签章作为不履行票据义务为抗辩理由。

(三)对真实签章人的效力我国票据法坚持“无签名无责任”的原则，因此票据上的其他真实签章人仍然要承担票据责任，而在票据上没有签章的伪造人和被伪造人都不承担票据责任。［5］我国票据法明确规定了伪造签章的效力范围，因此可以肯定其不影响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

(四)对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当票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以后，其是否享有完全的持票人权利呢?票据法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了五点不享有票据权利的情形，却并不包括善意取得票据的情形。因此善意持票人享有完全的票据权利，出票人、付款人等不得以票据经过伪造背书为由拒绝向持票人履行相应义务。

(五)对持票人的效力对于持票人来说，其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的关键就是证明票据背书是否是连续的，只要票据背书是连续的，那么持票人就有权向真实签章人要求履行票据义务，但是无权向伪造人和被伪造人提出票据义务履行要求。

(六)对付款人的效力通常情况下，付款人处都会有出票人的预留签章，因此如果付款人没有完全履行形式审查义务而错误付款，则付款人要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

四、目前相关立法的缺陷以及日后完善

如前所述，票据背书伪造行为会给各方当事人带来不同的法律效力，影响最终的票据责任承担，那么为什么票据流通环节会出现这一伪造行为而影响票据的正常流通呢?原因在于目前立法对票据规定尚不够完善。法律一旦出现漏洞，钻法律空子的行为自然不能杜绝。随着经济贸易的复杂化，要想使票据更好地发挥其流通工具的价值，完善立法就迫在眉睫。

(一)我国立法对票据背书伪造行为规定的缺陷

我国票据法起步较晚，立法中也有不少与我国实际国情不相契合的内容，不同票据当事人对于票据背书伪造的风险承担都有其不合理的地方，例如持票人在遇到票据上无真实签章人时的权利实现问题、被伪造人对于被伪造事项存在重大过失时的责任承担等都是我们面临的棘手难题。

1．付款人负有的审查义务在不同法律规定中存在冲突。我国票据法规定了付款人的审查义务是形式审查，但相关司法解释却侧重于将付款人的审查义务规定为实质审查，要求付款人在履行付款义务时不仅要审查持票人的身份证件、证明文件等手续是否合法，还要审查票据是否存在伪造等违法行为。这一立法冲突导致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不同当事人方会援引不同的法律条款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会时而出现责任分担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付款人对票据的审查义务应该为形式审查义务，负担审查签章是否连续、持票人手续是否合法有效等问题。如果规定付款人对票据进行实质审查，只要付款人没有审查出票据存在伪造背书等行为就属于重大过失，便要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这对付款人的要求过高，付款人承担的风险过大，如此做法就违背了公平原则。

2．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缺少明文规定。《票据法》明确规定了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的具体情形，因此对于善意第三人可以推定为享有完全的票据权利，但是法律并没有对善意第三人享有的权利、地位、承担责任的情形进行具体的规定，仅仅为推定的合法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善意第三人。这一漏洞在司法实践中会容易形成责任推诿。

3．关于对背书人和被背书人承担责任的分配规定不合理。背书伪造行为之前的票据权利人不负有审查票据的权利，也不参与伪造背书行为的全过程，因此让伪造背书行为之前的权利人与伪造背书行为之后的权利人承担同等的票据责任实属不公。尤其对于直接接受被伪造背书的票据的受让人应当负有更大比例的审查责任。

4．持票人的权利实现缺乏有力保障。上文也已提及持票人只要证明票据背书是连续的，就有权向真实签章人要求履行票据义务，但是无权向伪造人和被伪造人提出票据义务履行要求。而若是当票据上根本不存在其他真实签章人时，持票人在面临付款人拒绝付款后，其票据权利如何实现?其实此点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漏洞是颇为相似的，善意第三人为持票人中的一个特例，但归结到本质来说都表现为持票人无法向真实签章人实现票据权利。

5．被伪造人不承担票据责任的做法过于呆板。现如今大多数国家立法上都倾向于被伪造人不应承担票据责任，而且从票据的特性和流通价值看这一责任承担原则似乎合情合理，但是这样“一刀切”的做法真的体现了公平原则吗?如果被伪造人因为疏忽大意等重大过失而导致自己的印鉴被盗、丢失，或者因为其过于自信的相信伪造人而让别人钻了空子，这些情形下被伪造人都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是由于被伪造人的过错才促成了票据背书伪造，被伪造人一律不承担票据责任的做法似乎就有些不合理法。

(二)我国立法今后的完善方向

找到问题后关键就在于解决问题，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当务之急便是针对不同当事人采取不同的保护手段，同时规定不同的当事人需要履行不同的票据义务。只有一个涵盖了各方当事人在内的权利保护机制的健康运作，才能使得票据背书伪造问题得到有效彻底地解决。

1．保护善意付款人。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和公平原则的角度考虑，善意付款人的审查义务在法律上应该被规定为形式审查义务，即付款人只需在履行付款义务时核对票据上的签章是否连续、是否与预留签章符合等形式义务。付款人并没有参与到票据在付款之间的各个背书流通环节，而要求付款人去为前者伪造背书的事实负担实质审查义务是不科学的，因此应该删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第1款关于加重付款人审查义务的规定，这一规定对于付款人来说过于严苛。

2．加强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现行《票据法》对于善意第三人享受票据权利规定还没有固定于法条中，只能从相关法条中推定出来，这样的立法现状实在不利于对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为只有法律才具有强制力，受让人只有在有法律武器保护的前提下才能更加安心地接受票据，实现票据的健康流通。既然要规定就得规定明确、清楚，法条要明确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哪些情形下的第三人为善意第三人，不仅是从第三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去判断，而且必须结合第三人的行为综合考虑。同时法条还必须明确善意第三人享有的票据权利范围、需履行的票据义务内容，使善意第三人有法可依。

3．努力实现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今后立法应当明确伪造背书行为之前的权利人与之后的权利人承担票据责任的份额比例。票据流通过程中，依一般常人的理解能力和认识能力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分辨出票据背书伪造行为，若票据背书伪造行为发生在流通中间环节，必定有些人经历了票据背书伪造，有些人没有经历，那么他们需要履行的义务也不可能相同，区别对待才会显示公平。同时，针对票据上没有真实签章人的情况，不能让持票人独自承担最终的票据损失，如上文所说，“谁签章、谁负责”，真实签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并且不能以票据上存在票据背书伪造行为为不履行票据责任的抗辩理由。但如若票据上自始没有真实签章，立法上可以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由票据各方当事人分担损失。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分担损失的责任承担并不是票据上的责任承担，因为如果票据上根本没有真实签章人，那么代表这一票据在出票后的整体流通环节都是无效的，是自始不发生效力的，又何来的票据责任。由于善意持票人是在支付合理对价后受让票据的，因此各方当事人应该公平承担非票据责任，而不是由善意持票人独自承担损失。

4．被伪造人是否承担票据责任要客观对待。如果被伪造人在正常情况下被伪造了签名和盖章，其可以以没有亲自在票据上签章为由进行抗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被伪造人存在恶意致使他人伪造自己签章、疏忽大意等造成签章被抄袭、盗取或丢失等而发生票据背书伪造时，被伪造人则必须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有过失就要承担责任，虽然票据法是特殊法，但仍然要秉持着法律最基本的思想。这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分为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体现。五、结语票据背书伪造问题是票据法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个具有相当高研究意义的问题。从对于票据背书伪造的定义、构成要件的界定可以看出，票据背书伪造涉及多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取舍、风险承担。在票据流通过程中，一个简单的票据背书伪造行为就会对票据各方当事人产生不同的效力，也会影响票据责任的最终承担。目前我国的票据法对于防范和打击票据背书伪造的规定仍然不够完善，因为其起步较晚，不够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并没有完全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相契合，尤其是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较为缺乏。社会经济的发展脚步在不断加快，而票据在经济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会越来越重要，面对票据背书伪造等不法票据行为，立法上只有更加有针对性地加以规定、予以解决，票据流通市场才能更加净化，更加健康。因此对于票据法的修订完善迫在眉睫，不容小觑，而在修订过程中，不管是针对票据基本当事人亦或是非基本当事人，都应当有针对性的法条加以保护和约束。我国《票据法》应借鉴大陆法系善意持票人的合理内核，建立起以保护票据善意持票人的权利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票据当事人包括付款人、被伪造人利益的责任承担机制。［6］这样一来，法律的中立性才能被更好地显现出来，票据的功能性方可充分地被发挥出来。

作者:沈艺 吕斌 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黄翔．票据背书伪造问题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1:05－20．

［2］梁宇贤．票据法新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8．

［3］谢怀栻．票据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64．

［4］方佳妮．论票据背书伪造［D］．宁波:宁波大学，2015:06－18．

票据立法范文篇5

在传统民法领域，从广义上讲，无权包括纯粹的无权、越权和表见三种形式。从法律效力上看，无权属于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缘于此，无权发生后，“笔者”通过追认制度，行使追认权，确认该无权行为有效。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笔者知道他人以笔者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定的，视为同意。”由于追认制度能满足当事人的合理期待，极具实用性，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法普遍承认此项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争论

（一）我国《票据法》关于无权制度的具体规定

既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无权中的追认制度，那么，其是否适用于票据法呢？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无权制度的规定仅有第5条第2款的规定，其内容如下：“没有权而以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人超越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可见，我国《票据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无权中的追认权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两种观点

正是由于我国《票据法》对于票据无权中追认制度的未知可否，对于我国法律上是否承认该制度，学者们争论激烈，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

肯定说主张，我国法律承认票据无权中的追认制度。其理由有三：第一，在私法领域，西方有句法谚：法无禁止即自由。虽然我国没有西方公法、私法的明确划分，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是沿袭大陆法系而来，自然应该遵循大陆法系的相关法理。票据法属于典型的私法。故我国《票据法》未明确禁止追认制度，即为承认。第二，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中，实行的是民商合一制。《票据法》属于民法——这一法律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子法。因此，在没有例外情形下，关于民法中的基本法律制度均适用于票据法领域。故民法中的追认权制度同样毋庸置疑地适用于票据无权。第三，在现代社会，追求经济，讲究效率成为立法技术的内在要求。既然追认制度在民法上已经做出了立法规制，在没有特别情况下，基于立法经济性的要求和立法技术性的安排，就没有必要在票据法领域架床叠屋，再行规定该制度。

否定说主张，我国法律不承认票据无权中的追认制度。其理由有二：第一，西方法谚云：凡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都是有意放弃的。我国《民法通则》明确承认无权中的追认制度，而《票据法》却未规定该制度，应当理解为追认制度不适用于票据的无权领域。第二，认可追认制度适用于票据无权领域，存在弊端。承认追认制，会致使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不明确，与票据法助长流通的基本原则和保护持票人的根本宗旨不符。目前，否定说观点成为我国票据学术界主流观点。

（三）笔者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已规制追认制度的观点

笔者比较赞同否定说观点。第一，对是否承认票据法上的追认制度问题，世界两大法系国家票据法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日内瓦票据法系国家从保护持票人利益立场出发，普遍否定追认制度；而英美票据法系国家基于实用主义理论基石，一概承认追认制度。我国立法受日内瓦票据法系影响颇深，票据法方面的规定与日内瓦票据法系国家的作法基本上一脉相承。因此，我国《票据法》关于追认制度问题采取了不予承认的作法。第二，将《票据法》未禁止追认制度等同于承认的作法，太过武断，其法律逻辑很有问题。因此，笔者以为，我国《票据法》不存在票据无权中的追认制度。

三、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应当规制追认制度的探讨

（一）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应当承认追认的两种观点

我国《票据法》虽未设计追认制度，但基于追认制度的诸多合理之处，票据法学界对其能否适用于票据的无权则存在争论。

有学者认为，票据法不应当允许笔者对无权行为行使追认权。理由是：第一，否认追认权，当事人法律关系变得稳定。如果承认追认，将承担责任的主动权交于笔者，笔者在权衡利益时可能会观察时日而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不确定，妨害第三人利益。第二，否定追认权，当事人法律关系变得简单。在票据无权行为中，无权人为责任主体，负票据责任，“笔者”没有任何责任，持票人行使权利只须向无权人请求履行票据义务即可。如此以来，可以保障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

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持肯定的观点。他们认为，应该对于相对人而讲，相对人可能正期望笔者的追认。当然，对于无权人来讲，更是有益无害。第二，追认会保障票据安全，助长票据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等等。

（二）关于两种观点的评析

笔者以为，追认制度在票据法上的适用问题是个两难问题，两派学者的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妥的地方。第一种观点否定追认制度，简化和明确了票据无权关系，无权人直接承担票据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持票人的利益，但否认笔者的追认权，客观上也削弱了票据的清偿能力，因为无权人的清偿能力通常不及笔者。从实质上讲，这点违背了票据法保护持票人利益的宗旨。第二种观点主张票据法规定追认制度，“有助于弥补人权限上的微小瑕疵，把细枝末节上的纠缠减少到最低限度，预防不必要的诉讼”，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流转效率”。但承认追认制度在增强票据债务偿还能力安全的同时会造成票据行为效力不定，又消弱了票据流通安全。因此，笔者以为，立法上是否承认票据的追认制度，是个两难问题，无两全其美之策，究竟如何规定，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三）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观点及其分析

笔者以为，无论是否承认追认制度，都有利弊，但笔者主张我国《票据法》应借鉴英美票据法系的作法，规定追认制度。除了前述的追认制度的优点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理由：第一，保持法律内部的协调统一性。我国民法上规定了追认制度，如果票据法上也规定了此制度，有助于法律内在的一致性，更好地发挥法律效力。第二，英美票据法系国家票据法普遍承认票据追认制度，其票据制度运行多年且表现良好，表明追认可以适用于票据的无权中。我国现行《票据法》中就有对英美票据法系国家票据法的借鉴之处，当然可以学习其规定追认制度的作法。第三，票据法作为私法，极具国际性。世界两大票据法系的融合正在不断进行中。《联合国统一汇票本票法》已经采用英美票据法系国家的做法，将追认制度纳入票据法中。我国票据法立法应该紧跟票据法国际统一化趋势，在积极构建富有我国特色的票据法体系的同时，立法方面也要注意与世界接轨，以便统一法律标准，方便经济来往。

票据立法范文篇6

在传统民法领域，从广义上讲，无权包括纯粹的无权、越权和表见三种形式。从法律效力上看，无权属于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缘于此，无权发生后，“笔者”通过追认制度，行使追认权，确认该无权行为有效。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笔者知道他人以笔者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定的，视为同意。”由于追认制度能满足当事人的合理期待，极具实用性，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法普遍承认此项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争论

（一）我国《票据法》关于无权制度的具体规定

既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无权中的追认制度，那么，其是否适用于票据法呢？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无权制度的规定仅有第5条第2款的规定，其内容如下：“没有权而以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人超越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可见，我国《票据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无权中的追认权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两种观点

正是由于我国《票据法》对于票据无权中追认制度的未知可否，对于我国法律上是否承认该制度，学者们争论激烈，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

肯定说主张，我国法律承认票据无权中的追认制度。其理由有三：第一，在私法领域，西方有句法谚：法无禁止即自由。虽然我国没有西方公法、私法的明确划分，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是沿袭大陆法系而来，自然应该遵循大陆法系的相关法理。票据法属于典型的私法。故我国《票据法》未明确禁止追认制度，即为承认。第二，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中，实行的是民商合一制。《票据法》属于民法——这一法律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子法。因此，在没有例外情形下，关于民法中的基本法律制度均适用于票据法领域。故民法中的追认权制度同样毋庸置疑地适用于票据无权。第三，在现代社会，追求经济，讲究效率成为立法技术的内在要求。既然追认制度在民法上已经做出了立法规制，在没有特别情况下，基于立法经济性的要求和立法技术性的安排，就没有必要在票据法领域架床叠屋，再行规定该制度。

否定说主张，我国法律不承认票据无权中的追认制度。其理由有二：第一，西方法谚云：凡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都是有意放弃的。我国《民法通则》明确承认无权中的追认制度，而《票据法》却未规定该制度，应当理解为追认制度不适用于票据的无权领域。第二，认可追认制度适用于票据无权领域，存在弊端。承认追认制，会致使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不明确，与票据法助长流通的基本原则和保护持票人的根本宗旨不符。目前，否定说观点成为我国票据学术界主流观点。

（三）笔者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已规制追认制度的观点

笔者比较赞同否定说观点。第一，对是否承认票据法上的追认制度问题，世界两大法系国家票据法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日内瓦票据法系国家从保护持票人利益立场出发，普遍否定追认制度；而英美票据法系国家基于实用主义理论基石，一概承认追认制度。我国立法受日内瓦票据法系影响颇深，票据法方面的规定与日内瓦票据法系国家的作法基本上一脉相承。因此，我国《票据法》关于追认制度问题采取了不予承认的作法。第二，将《票据法》未禁止追认制度等同于承认的作法，太过武断，其法律逻辑很有问题。因此，笔者以为，我国《票据法》不存在票据无权中的追认制度。

三、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应当规制追认制度的探讨

（一）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应当承认追认的两种观点

我国《票据法》虽未设计追认制度，但基于追认制度的诸多合理之处，票据法学界对其能否适用于票据的无权则存在争论。

有学者认为，票据法不应当允许笔者对无权行为行使追认权。理由是：第一，否认追认权，当事人法律关系变得稳定。如果承认追认，将承担责任的主动权交于笔者，笔者在权衡利益时可能会观察时日而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不确定，妨害第三人利益。第二，否定追认权，当事人法律关系变得简单。在票据无权行为中，无权人为责任主体，负票据责任，“笔者”没有任何责任，持票人行使权利只须向无权人请求履行票据义务即可。如此以来，可以保障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

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持肯定的观点。他们认为，应该对于相对人而讲，相对人可能正期望笔者的追认。当然，对于无权人来讲，更是有益无害。第二，追认会保障票据安全，助长票据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等等。

（二）关于两种观点的评析

笔者以为，追认制度在票据法上的适用问题是个两难问题，两派学者的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妥的地方。第一种观点否定追认制度，简化和明确了票据无权关系，无权人直接承担票据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持票人的利益，但否认笔者的追认权，客观上也削弱了票据的清偿能力，因为无权人的清偿能力通常不及笔者。从实质上讲，这点违背了票据法保护持票人利益的宗旨。第二种观点主张票据法规定追认制度，“有助于弥补人权限上的微小瑕疵，把细枝末节上的纠缠减少到最低限度，预防不必要的诉讼”，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流转效率”。但承认追认制度在增强票据债务偿还能力安全的同时会造成票据行为效力不定，又消弱了票据流通安全。因此，笔者以为，立法上是否承认票据的追认制度，是个两难问题，无两全其美之策，究竟如何规定，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三）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观点及其分析

笔者以为，无论是否承认追认制度，都有利弊，但笔者主张我国《票据法》应借鉴英美票据法系的作法，规定追认制度。除了前述的追认制度的优点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理由：第一，保持法律内部的协调统一性。我国民法上规定了追认制度，如果票据法上也规定了此制度，有助于法律内在的一致性，更好地发挥法律效力。第二，英美票据法系国家票据法普遍承认票据追认制度，其票据制度运行多年且表现良好，表明追认可以适用于票据的无权中。我国现行《票据法》中就有对英美票据法系国家票据法的借鉴之处，当然可以学习其规定追认制度的作法。第三，票据法作为私法，极具国际性。世界两大票据法系的融合正在不断进行中。《联合国统一汇票本票法》已经采用英美票据法系国家的做法，将追认制度纳入票据法中。我国票据法立法应该紧跟票据法国际统一化趋势，在积极构建富有我国特色的票据法体系的同时，立法方面也要注意与世界接轨，以便统一法律标准，方便经济来往。

票据立法范文篇7

在传统民法领域，从广义上讲，无权包括纯粹的无权、越权和表见三种形式。从法律效力上看，无权属于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缘于此，无权发生后，“笔者”通过追认制度，行使追认权，确认该无权行为有效。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笔者知道他人以笔者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定的，视为同意。”由于追认制度能满足当事人的合理期待，极具实用性，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法普遍承认此项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争论

（一）我国《票据法》关于无权制度的具体规定

既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无权中的追认制度，那么，其是否适用于票据法呢？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无权制度的规定仅有第5条第2款的规定，其内容如下：“没有权而以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人超越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可见，我国《票据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无权中的追认权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两种观点

正是由于我国《票据法》对于票据无权中追认制度的未知可否，对于我国法律上是否承认该制度，学者们争论激烈，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

肯定说主张，我国法律承认票据无权中的追认制度。其理由有三：第一，在私法领域，西方有句法谚：法无禁止即自由。虽然我国没有西方公法、私法的明确划分，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是沿袭大陆法系而来，自然应该遵循大陆法系的相关法理。票据法属于典型的私法。故我国《票据法》未明确禁止追认制度，即为承认。第二，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中，实行的是民商合一制。《票据法》属于民法——这一法律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子法。因此，在没有例外情形下，关于民法中的基本法律制度均适用于票据法领域。故民法中的追认权制度同样毋庸置疑转贴于公务员之家（）地适用于票据无权。第三，在现代社会，追求经济，讲究效率成为立法技术的内在要求。既然追认制度在民法上已经做出了立法规制，在没有特别情况下，基于立法经济性的要求和立法技术性的安排，就没有必要在票据法领域架床叠屋，再行规定该制度。

否定说主张，我国法律不承认票据无权中的追认制度。其理由有二：第一，西方法谚云：凡是没有明确规定的，都是有意放弃的。我国《民法通则》明确承认无权中的追认制度，而《票据法》却未规定该制度，应当理解为追认制度不适用于票据的无权领域。第二，认可追认制度适用于票据无权领域，存在弊端。承认追认制，会致使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不明确，与票据法助长流通的基本原则和保护持票人的根本宗旨不符。目前，否定说观点成为我国票据学术界主流观点。

（三）笔者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已规制追认制度的观点

笔者比较赞同否定说观点。第一，对是否承认票据法上的追认制度问题，世界两大法系国家票据法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日内瓦票据法系国家从保护持票人利益立场出发，普遍否定追认制度；而英美票据法系国家基于实用主义理论基石，一概承认追认制度。我国立法受日内瓦票据法系影响颇深，票据法方面的规定与日内瓦票据法系国家的作法基本上一脉相承。因此，我国《票据法》关于追认制度问题采取了不予承认的作法。第二，将《票据法》未禁止追认制度等同于承认的作法，太过武断，其法律逻辑很有问题。因此，笔者以为，我国《票据法》不存在票据无权中的追认制度。

三、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应当规制追认制度的探讨

（一）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应当承认追认的两种观点

我国《票据法》虽未设计追认制度，但基于追认制度的诸多合理之处，票据法学界对其能否适用于票据的无权则存在争论。

有学转贴于公务员之家（）者认为，票据法不应当允许笔者对无权行为行使追认权。理由是：第一，否认追认权，当事人法律关系变得稳定。如果承认追认，将承担责任的主动权交于笔者，笔者在权衡利益时可能会观察时日而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不确定，妨害第三人利益。第二，否定追认权，当事人法律关系变得简单。在票据无权行为中，无权人为责任主体，负票据责任，“笔者”没有任何责任，持票人行使权利只须向无权人请求履行票据义务即可。如此以来，可以保障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

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持肯定的观点。他们认为，应该对于相对人而讲，相对人可能正期望笔者的追认。当然，对于无权人来讲，更是有益无害。第二，追认会保障票据安全，助长票据流通，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等等。

（二）关于两种观点的评析

笔者以为，追认制度在票据法上的适用问题是个两难问题，两派学者的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妥的地方。第一种观点否定追认制度，简化和明确了票据无权关系，无权人直接承担票据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持票人的利益，但否认笔者的追认权，客观上也削弱了票据的清偿能力，因为无权人的清偿能力通常不及笔者。从实质上讲，这点违背了票据法保护持票人利益的宗旨。第二种观点主张票据法规定追认制度，“有助于弥补人权限上的微小瑕疵，把细枝末节上的纠缠减少到最低限度，预防不必要的诉讼”，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流转效率”。但承认追认制度在增强票据债务偿还能力安全的同时会造成票据行为效力不定，又消弱了票据流通安全。因此，笔者以为，立法上是否承认票据的追认制度，是个两难问题，无两全其美之策，究竟如何规定，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票据立法范文篇8

关键字：票据签章票据法票据行为票据无效

一、票据签章之票据意义

票据之所以能成为商事活动的重要交易工具，自12世纪产生以来其功能不断扩充和种类不断丰富，并逐渐为世人所肯定并得以广泛流通。除了本身技术性的支持外，自然应归因于票据上存在的无形却强大的保证力，由于票据债务人对票据债务履行负有保证义务，而且票据流通的次数越多，票据上的保证力越强大，因此促成了票据在商事中的广泛流通。然而，如何确定票据债务人，如何判断何人对票据债务履行负保证义务？

根据我国《票据法》第7条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签名加盖章。”第4条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其他票据债务人在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综上，票据签章作为票据内容的元素之一，是票据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基石，“在票据上签章者负票据责任，不在票据上签章者不负票据责任，这是票据责任承担的基本原理。”（姜建初、章烈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因此，票据签章对票据至为重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阐述：

（1）出票人签章是票据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之一，票据因缺少出票人签章而无效。票据的记载事项依据效力的不同分为必要记载事项、得记载事项、不具有票据效力的记载事项和不具有任何效力的记载事项。各国立法普遍将出票人签章确立为票据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我国《票据法》第22条第1款、第2款作出相应的规定。作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如果不记载一般会导致票据无效或不成立，但有例外-空白票据（空白票据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时，故意将票据上绝对应记载事项的一部空白不记载，而预定其后由他人进行补充记载，并依票据所载文义发生票据效力的特殊票据。）。空白票据是留白部分票据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特殊票据，如票据金额的空白、出票日的空白等。由于空白票据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因此区别于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无效票据，会在票据上的空白事项补充完全后发生一般票据之效力。尽管如此，法律也对空白票据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其中一项要求是空白票据必须具备出票人签章（有学者认为若空白票据上不具备出票人签章而代之有承兑人或保证人的签章，也成立空白票据，但无论如何票据行为人的签章是不可缺少的。见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这表明无论是完整票据还是空白票据，出票人签章都是必不可少的，是发挥票据价值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票人签章是票据的生命线。

（2）票据签章是各个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在形式上奉行意思自治原则，提倡行为的相对任意性和自治性；票据行为则具有法定的形式，不允许当事人自主决定或变更，即票据行为以要式性为原则。就签章而言，尽管各个票据行为所表达的内容迥异，但行为人都须在票据上签章，否则该票据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自然也无法实现行为人预期目的。正如赵新华老师所说：“票据行为也表现为一种签章行为，票据行为人在进行了相应的票据记载后，还必须进行票据签章，票据签章是表明票据行为人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形式要件。”（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3）票据签章是票据行为人欲实施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最有力的证明。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票据行为同样离不开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指行为人把进行某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心效果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票据行为人实施票据行为是希望达到其所预期的效果，票据记载和票据签章共同构成了票据行为人意思表示的内容。但票据记载和票据签章在构成票据上意思表示时起着不同的作用，票据记载所表明的是票据行为的内容，而票据签章所表明的则是票据行为的主体；票据行为人可依法将本应属于他记载的事项授权他人记载，而且可待记载事项确定后进行（如空白票据），（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但票据签章则一般由行为人在行为时即时实施，否则可能产生票据伪造问题。由此看来，虽然同为意思表示的内容，相比之下，票据签章对行为人更具利害关系，只要行为人在票据上进行了签章，就认定行为人具有实施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但在票据上仅记载了相关事项则因无法确定行为人而使得票据记载毫无意义。因此，票据签章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票据上的意思表示的标志和决定性因素。

实践中，各国票据立法也根据票据文义的特性，在行为人的意思表示问题上，采表示主义做法，即以票据的外观来确定行为的效力，不问行为人实施票据行为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只要在票据上签章的，则须无条件地向善意持票人履行票据债务。

二、票据签章与票据立法理念

为了保证和推动票据经济功能的实现，票据法应运而生。票据法从商事交易习惯出发，在总结商务经验的基础上专门设计出一系列的票据规则。与伦理性规则严格反映善恶是非不同的是，票据规则侧重于规定如何实施票据行为，怎样行使、保全、保护票据权利；这样的程式性规范必须由人们知晓熟悉后才能理解运用，因此具有技术性的特点，属于技术性规范。（叶东文：《票据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票据立法大多由技术性规则构成，不仅是商法的要求，而且有深层次的原因。票据立法围绕票据展开，为票据的存续发展服务。为了能使票据发挥经济上的效用，票据法抛开传统交易对个人本位的崇尚，将保护重点转移到社会利益上，强调对第三人信赖利益的维护，赋予了票据一系列的“特权”如文义性、要式性和无因性等，以便于票据的流通和交易的实现。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既然票据法为技术性规范，各国在进行票据立法时，不必拘泥于一般社会伦理道德的限制，从维护交易安全和票据流通出发，兼顾对社会相对正义的保护，切勿因小失大，混淆主次。换句话说，我们应以是否有利于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作为衡量票据规则合理性的根本标准。

票据签章规则作为票据规则的组成部分，不仅具备票据法技术性的色彩，而且应体现和严格遵循票据立法的根本理念。无论是票据签章规则的制定，还是运用务必以票据流通和交易安全的最大化为核心，绝不能妨害票据流通和有损交易安全。

三、我国票据签章规则解析

由于在票据上签章者负担票据责任，凡没有在票据上签章的可以不承担票据责任，基于签章在票据上的地位，各国都在票据法中对票据签章作了详尽的规定。围绕票据签章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作用，形成了票据签章的基本规则。根据我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我国票据签章规则包括以下内容：

1.依照《票据法》第7条的规定，我国票据签章的方式分为三种：①签名。指行为人亲自在票据上书写自己的姓名或名称，是票据签章最原始的方式。从本来意义上说，只有手书签名，才能充分体现票据签章应有的法律意义。②盖章。盖章是签名的变通方式，指票据行为人依自己的意志，通过在票据上加盖自己的印章，从而完成票据签章。同手书签名相比，盖章具有对照识别简便易行、外观形式固定的特点（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但由于盖章不需绝对由行为人亲自进行，可能出现行为人的印章被盗用而令其承担票据责任的情形，所以对于盖章这一方式，行为人应谨慎对待。③签名加盖章。是指在进行手书签名的同时，再行加盖印章，是一种双重的票据签章方式。虽然签名加盖章的方式与单独签名或单独盖章具有完全同一的效力（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但因行为人采取了“双重保险”的做法，因而在加强票据信用的基础上能促进票据的流通。

2.票据上的签名应为该当事人的本名。依照法律规定，对自然人而言，本名指户籍或身份证上的名字；对法人或其他单位、团体而言，则应为其在工商登记注册中的企业名称或企业营业执照上的名称。（姜建初、章烈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3.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人在票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关系（《票据法》第5条）。票据签章可以适用制度，但考虑到票据签章的特殊性，在中仅承认显名，即需要公开被人的身份。而且为了保护本人的利益，对于没有权而以本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自负责任，人超越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部分承担票据责任。

4.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签章规则。在市场经济活跃的今天，商事活动的主体多为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因此《票据法》根据法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特点（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自然人实施民商事行为），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人的签章。在此基础上，《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还根据票据的不同类别，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5.票据签章独立原则。票据签章作为各个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沾染了票据行为独立性的色彩。《票据法》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票据法第6条）。“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法第14条）。票据签章独立原则，维系了票据行为的本质特征，保证了票据的流通，降低了持票人的审查注意义务。

总体上讲，我国的票据签章规则体系，基本上立足于我国票据市场现状，借鉴吸收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经验，具有经济和法理上的合理性，尤其在我国票据诞生之初，对于稳定金融秩序，保护票据稳步而科学地发展，从而保证刚刚建立地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票据立法中最基本的内容，与其他票据法规共同努力，使80年代初起步的中国票据市场经过二十来年的历程已初具规模，其规模、业务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我们在肯定票据签章体系进步性的同时，更应该以辨证批判地眼光来看待这一体系，发现其不足之处，进而完善。

四、我国票据签章规则之不足及完善

由于我国在立法上一直持保守态度加上传统和社会的原因，所以整个票据法的基调定位于以保证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稳定为根本原则，而忽视了票据重要的经济效用和信用职能，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票据的流通，也造成了我国票据市场与国外票据市场的巨大差距。而票据签章规则作为票据责任产生的基本依据，该体系的不科学性直接影响了票据的应用、流通和发展。

首先，关于自然人是否在票据上绝对签本名的问题。各国和地区对于行为人能否在票据上签发本名之外的名字并未做禁止性规定；而我国《票据法》从维护交易安全出发规定，行为人仅能在票据上签本名。我们认为，票据签章之作用在于确认票据行为当事人，使其依票据记载承担票据责任，而并不关心当事人的本名为哪一个。所以只要通过签章能辨别确定票据债务人，所签名字究竟是否为行为人的本名也就无足轻重了。票据立法强调签本名对于规范票据形式、一定范围上保证交易安全有积极意义。但是，一方面因当事人本名可以改变，并非绝对可靠、确定；另一方面若行为人利用其本名不为人熟知的情形，而有意在票据上使用其常用之笔名、别名等，并以此为由向持票人主张票据无效而拒绝付款，显然有损于持票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为行为人的不法目的创造了法律漏洞。

因此，对于自然人签名可以做扩张性解释，所谓“名”只要能代表特定的自然人，使他人看到票据上所签名字时，就能将其与现实的自然人联系起来，达到公示、公知、公信的效果；实现确定票据债务人之功效即可。特别是对于从事特定职业的自然人来说，如演员、作家，他们的艺名、笔名甚至比其本名的公示作用还要强，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票据行为解释原则的外观解释、客观解释、有效解释理论来说，允许签艺名、笔名也许更符合票据法的趣旨。（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在如今经济关系日益纷繁复杂的背景下，突破只允许自然人签本名的限制，将更有助于促进票据流通、维护善意持票人的利益和提高交易的效率。在此基础上，出于对票据行为人相对利益的保护，考虑到法律的公平正义性，立法不妨赋予当事人享有主张票据上所签“名字”与己无关的权利，但对此权利须在持票人提示票据行使权利时举证证明。

其次，关于票据签章问题。根据《票据法》第5条规定，在票据问题上采显名主义，即人应在票据上表明其关系，该规范的目的当然是力求明确票据债务人。但票据为文义证券，仅从票据上是无法看出权存在与否的。当满足票据的形式要件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的确存在真实的关系，且是有权的签章；二是签章人无权或越权，但其在票据上记载为本人，则因票据文义性可推定实质的权存在，那么本人也需负票据责任。两种情况，殊途同归，本人都需承担票据责任。但《票据法》第5条第2款规定（即没有权而以本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人超越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责任）显然与票据法理有些矛盾，因为对善意持票人而言，只要票据上载明了关系，根据票据的文义性，其就有理由向本人主张权利。但根据该款的规定，对于无权或越权只能向签章人主张票据权利，不仅加重了持票人的审查义务，阻碍了票据流通，而且有违票据文义的特性。所以我们应借鉴德国票据立法的做法，德国票据法第8条规定：“任何人，未经授权而作为他人的人以本人的名义在汇票上签名，一切汇票责任由其本人承担。如该人承兑汇票，其所拥有的权利与人拥有的权利同。前款规定同样适用于超越其权的人。”为了消除持票人的顾虑，我们应规定只要符合票据的形式要件，便应由本人负票据债务，但为了防止无权人或越权人滥用名义，损害本人利益，法律除赋予本人追偿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外，还应适当追究无权人或越权人的刑事或行政责任。

再次，关于法人签章的形式问题。在我国票据立法上，有关法人签章的形式规定地过于严格。依《票据法》第7条第2款的规定，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人的签章。《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3条、第14条、第15条规定了法人签章具体的细则。而在该办法第17条指出：出票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其签章无效。

暂且抛开票据立法对于法人签章细则的规定，我们先分析办法第17条规定是否科学？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票据法赋予票据一系列的特性和技术性，无非是欲发挥票据的经济职能，为商事活动提供便利，推动交易的高效性，所以票据法规定票据的各个形式要件，是为人们签发票据提供明晰的参考标准，以降低票据无效而带来的不利后果。第二，票据作为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唯一有效凭证，对于持票人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宣告票据无效对于持票人必将是致命的打击，其因此而不能享有任何票据上的权利，其地位从“特权阶层”转变为“一般阶层”，甚至会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第三，出票人一般是出于为己方牟益的动机而签发票据，与受款人相比，其更希望票据发挥结算、汇兑及信用等功能，从而免除现金支付的诸多不便。因此，票据无效对于出票人而言，也绝非好事，出票人因票据无效而会承担相应地民事、刑事责任，不仅使其不能实现签发票据所追求地经济目的，而且会遭受一定的损失，包括经济上的和信用上的损失。因此，主张票据无效无论对社会交易，还是对票据权利人或是出票人都无任何益处，所以各国对票据无效一般采取谨慎的做法，万不得已，不会宣告票据无效。

而根据第17条的规定，票据行为人的签章若不完全与有关规定吻合，则票据将面临被宣告无效的危险。该规定过于苛刻和严格，正如上述分析所言，票据无效对于哪一方都无益处，在依照票据上签章可以确定票据债务人的情况下，主张票据无效，便悖离了票据签章所蕴涵的票据法理和票据的经济功用。而若票据行为人抱有欲使票据无效的动机而在票据上签章，对于善意持票人则显失公平，是对票据市场正常秩序的挑衅。这也就是我国票据市场一直出于低谷，票据流通不顺畅，票据信用功能无发挥余地，银行融资和贴现业务不发达的重要原因。

票据立法范文篇9

一．日内瓦法系关于票据保证的立法

（一）票据保证的含义

票据保证是指行为人在已签发的票据上对特定票据债务人，以担保票据债务一部或全部履行为目的所为的附属票据行为。这里所谓的“行为人”即保证人，“特定票据债务人”即为被保证人，保证人所保证的票据债务为被保证债务，但立法上对这几个要素的规定并不一致。

1、保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45条第2款规定：“保证人应由汇票债务人以外的他人担当。”《台湾票据法》第58条第2款也规定：“前项保证人，除票据债务人外，不问何人，均得为之。”这种立法把保证人限制在除票据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但日本、法国、德国等立法认为，即使是票据债务人，也不妨允许其再为票据保证而自行增加一项票据义务，因此，票据的保证既可由第三人为之，也可由已签名于票据上的债务人为之。（参见《日本票据法》、《德国票据法》第30条，《法国票据法》第130条）。笔者以为，票据保证的目的在于增强票据上的总信用（债务人的清偿能力），而票据债务人当然应该依票据文义承担票据责任，即使再为保证并不能因此而增加有关票据的信用，亦即只有在已有的票据债务人之外寻求保证人才能达到目的。因此，比较而言，前一种立法较为可采。[1]

2、被保证人。原则上，凡是票据债务人都可充当票据保证的被保证人，对此，各国票据法都无限制。故保证人可为任何票据债务人的票据债务进行保证，包括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参加承兑人等。当然，若票据保证人所确定的被保证人并非该票据的债务人（如未进行承兑的汇票付款人、委托取款背书的背书人、设定质权背书的背书人等），则该票据保证归于无效。

3、票据债务。保证人对票据金额全部承担担保的，为完全保证，仅对票据金额的一部分承担担保的，为部分保证。《日本票据法》、《德国票据法》第30条、《法国票据法》第130条、《台湾票据法》第63条都规定可对全部或部分票据金额为保证，若进行部分保证时，保证人对其保证的部分金额，承担保证责任。但《票据法》对是否允许部分保证，未有明确规定。根据《票据法》第48条的规定：“保证不得附有条件；附有条件的，不影响对汇票的保证责任”[2]，是否可以将保证人部分保证视为附条件保证？[3]若这种假设成立，则可认为我国票据法不允许部分保证，在保证人记载部分保证的情况下，作为附条件记载，不影响保证人对全部票据金额的保证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保证人对部分票据金额的保证视为附条件保证，因为民法中的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有其自身的含义，即将法律行为的效力取决于不确定的条件（包括停止条件和解除条件）的成就与否，其情形显然不同于保证人对部分保证之约定。此其一。其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自由应得到尊重，保证人只对部分金额的票据债务进行保证，对债权人仍为有利，应该予以允许。若强制部分保证的保证人仍要对票据金额的全部承担责任，对保证人未免过苛。故此，我国票据法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允许保证人对全部或部分票据金额为保证。[4]

还应提起注意的是，各国对何种票据能适用保证的规定是不一样。法国、德国等国的立法中，票据保证适用于汇票、本票和支票。台湾的票据立法则规定票据保证仅适用于汇票和本票，不适用于支票，但支票又有保付制度。日本票据立法则既规定了汇票、本票、支票的保证，又规定了支票的保付，堪称特殊。我国票据立法的票据保证仅适用于汇票和本票，支票既无保证又无保付。[5]

（二）．票据保证的方式

票据保证作为一种票据行为同样是要式行为，这种要式性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票据保证需要在票据证券上进行，不能以票据以外的其他书面形式记载票据保证。《票据法》第46条：“保证人必须在汇票或者粘单上记载…”《台湾票据法》第59条规定：“保证应在汇票或其誊本上记载下列各款，由保证人签名。”《法国票据法》第130条、《日本票据法》、《德国票据法》第31条也作了相似的规定。至于保证记载的具体位置，各国票据法未作特别规定。通常习惯上依被保证为票据行为的位置来确定票据保证的位置，在被保证人为出票人或者承兑人时，票据保证应在票据正面进行，而被保证人为背书人时，票据保证则应在票据背面进行。[6]

另一方面，票据保证须记载法定事项。对此，各国的规定大致相同，但亦有区别。《票据法》第46条规定的法定事项为：表明“保证”的字样；保证人名称和住所；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日期；保证签章。其中，表明“保证”的字样、保证人名称和住所、保证签章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记载时，不发生票据保证的效力。而被保证人的名称、保证日期则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未记载时，由法律进行推定，得并不影响票据保证的效力[7]：保证人未记载被保证人名称的，已承兑的汇票，承兑人为被保证人，未承兑的汇票，出票人为被保证人；保证人未记载保证日期的，出票日期为保证日期。（见第47条）《台湾票据法》和《票据法》的规定基本一样，相异的有二：其一为保证人名称和住所并不是法定的记载事项；其二为未记载被保证人名称的，《台湾票据法》的法律推定规则是“保证人未载明被保证人者，视为为承兑人保证，其未经承兑者，视为为发票人保证。但得推知其为何人保证者，不在此限。”（参见《台湾票据法》第59、60条）比较而言，《日本票据法》、《法国票据法》、《德国票据法》规定的法定记载事项较为简单，主要有：第一，保证的声明。即以“适用于担保”“作为担保人”“保证”或其他类似含义的批语、习惯用语表示。但同时，这些立法又承认略式保证，即虽然没有记载保证文句，仅有票据保证人在票面上签名者，视为保证的成立，签名者应承担票据保证人的责任（当然，出票人和付款人在票面的签名不在此限）。从解释上言，这种略式保证并不为《票据法》和《台湾票据法》所认同。[8]第二，被保证人名称。未载明被保证人者，视为为出票人保证，而不管汇票是否已经承兑。学者多认为，“汇票的承兑人为汇票的主债务人，如保证人代承兑人付款后，其他在汇票上签名的人，都可以免责，结果是使最多数票据债务人受益”，[9]因此，已承兑的汇票，未记载被保证人的，推定为承兑人保证应较为可取。第三，保证人签章。票据保证以保证人的签章为其有效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保证人签章或者其签章系伪造，其有权以此对抗任何票据关系人的权利要求。

（三）、票据保证的效力

日内瓦法系各国关于票据保证效力的原理主要表现为：[10]

1、票据保证的从属性。即票据保证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从属于或决定于被保证人的责任，保证人的责任和被保证人的责任相同。一方面，就数量而言，除保证人只就票据金额的一部分而为保证外，被保证人的债务有多少，保证人也必须承担多少。就种类而言，保证人如果是为承兑人保证，就应负付款责任，如果为发票人或背书人保证，就应负担保承兑及付款的责任。[11]另一方面，持票人可以直接向被保证人主张权利，也可以直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亦即在票据保证中，保证人不享有民法一般保证中保证人所享有的“先诉抗辩权”。

2、票据保证的独立性。即当被保证人的债务在实质上无效（如当事人无行为能力、受欺诈或票据被伪造等）的情况下，保证人仍得负保证之责。只有被保证的债务因欠缺形式要件（比如未记载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记载了不得记载事项、行为人未签章等）而无效时，保证人的债务才会归于无效。

3、共同保证人的责任。《票据法》第51条规定：“保证人为二人以上的，保证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台湾票据法》第62条也有同样的规定。据此，每一保证人均得对被保证的债务负全部责任，且这种连带责任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以特约排除或更改此项连带责任。法国、德国、日本等国虽对此未作规定，但仍应该作同一理解。

4、票据保证人的权利。票据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后，保证债务消灭，保证人可以涂销被保证人及其后手的全部背书，从而以持票人身份取得对被保证人及其前手的追索权。对此，各国立法之原理相同，但表述稍有差异。《票据法》、《台湾票据法》规定为：保证人清偿债务后，得行使持票人对承兑人、被保证人及其前手的追索权。《法国票据法》、《日本票据法》、《德国票据法》规定为：票据保证人清偿票据债务后，取得票据上对被保证人及其前手的权利。这里，将保证人所取得的权利限定为追索权的立法，并不妥当。因为“在保证人清偿保证债务后的权利中，除了追索权外，如果保证人履行票据债务是在执票人向承兑人或付款人行使支付请求权（即付款请求权）之前进行的，票据保证人还可以先向承兑人或付款人行使支付请求权（付款请求权）。”[12]另外，保证人取得的权利是基于保证债务的清偿依法独立发生的，并不是从被保证人承继而来的，故被保证人及其前手的可以对抗原持票人的抗辩，不能用来对抗保证人。

（四）、关于隐存保证的问题

票据保证的目的在于增强票据本身的信用，但实际上，在票面上作票据保证的记载可能会暴露该票据的信用不足，因为信用良好的票据通常无须为保证。因此，票据债务人并不乐意保证人为保证行为时在票面上作出明确的记载。于是，更多的债务人采用了隐存保证的方式，即不以票据保证的方法，而以发票、背书、承兑或参加承兑等方法来达到保证的目的。比如，A以B为债权人发出汇票，但为了增强该汇票的信誉，A不直接将汇票交付与B，而是先以信誉较好的C为受款人，使C在汇票上背书后再交付与B，或者A欲向B签发汇票，为使B易于接受，请C作为共同出票人而发出汇票。这里C的背书行为、出票行为实质上属于票据保证行为，但在汇票上却没有保证意旨或声明等其他记载，故而为隐存的保证行为。[13]隐存保证是日内瓦法系各国票据法理论上提出的概念，而无立法之明文。由于票据乃典型的文义证券，而隐存保证在外观上又是出票行为、背书行为、承兑行为等（如前述C的行为），因此，在票据法上完全适用出票、背书、承兑等相关规定，无票据保证之适用。相应的，隐存保证人只能以其外观上表现出的身份（如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等）对票据负责。至于隐存保证中的保证人和债务人，并不发生票据法上的保证关系，但双方存在着基础关系却是勿庸置疑的。

二．英美法系关于票据保证的立法

英美法系票据保证之原理与日内瓦法系大不一样，而且该法系内部的立法也难为一致。

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三编：“商业票据”中的3—416条“保证人的合同”把票据保证分为两种：保证付款和保证托收。前者是保证人在签名处加载“保证付款”或同义文句的保证，意指“签名者（即保证人）承诺如果票据到期不获付款，他将依据票载文义支付，无须持票人先向任何其他当事人要求清偿。”（见第1款）后者是保证人在签名处加载“保证托收”或同义文句的保证，意指“签名者（即保证人）承诺如果票据到期不获付款，只有在持票人对发票人或承兑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而执行时又不能全部清偿时，或在发票人或承兑人变成无力清偿或出现其他情况而致使追索无效时，他将根据票载文义支付。”（见第2款）可见，保证付款和日内瓦法系的票据保证（特别是以承兑人或发票人为被保证人的保证）的原理很相似，但仍不尽全同，比如，保证付款是以保证人支付票款为主旨，因此不像日内瓦法系的保证人可能要同时承担担保承兑和付款的双重责任；再比如，持票人向保证付款的保证人行使权利，不需要提示票据、作退票通知及作成拒绝证书等，但在日内瓦法系，持票人向保证人行使权利时，应当遵循向被保证人行使权利同样的程序；还比如保证付款的保证人在票据到期不获付款时，才依票据文义支付，这意味着若被保证人为承兑人时，持票人则须先向承兑人请求付款，如果不获付款时，才能向保证人请求，但在日内瓦法系的票据立法中，持票人于到期日可直接向承兑人的保证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保证托收则在日内瓦法系的票据立法中找不到相类似的规定，因为日内瓦法系各国是根本排除保证人行使先诉抗辩权的可能性。从此意义上讲，保证托收倒是和民法中的一般保证之原理相若。

《统一商法典》的第3—415条规定的是“融通当事人的合同”。所谓的融通当事人是指以出借自己的姓名给另一票据当事人为目的，而用任何身份在票据上签名的人。（见第1款）依此定义，融通当事人虽然以发票人、承兑人、背书人等身份在票据上出现，但实际上其并没有收到被融通当事人的对价，只是将自己的姓名或信用借给他人使用。例如，A急需资金，向他的一位富有的朋友B商妥，签了一张以B为承兑人的三个月到期的汇票。尽管A没有付对价给B，但B一经承兑汇票就承担了在三个月后付款的责任。由于B有付款的主要责任，因此该汇票是第一流的有价证券，A可以利用此汇票来筹措资金（即“贴现”）。A希望在三个月后当B被要求付款时，他财务上的紧迫状况将会消失并能向B提供资金以便兑付该汇票。B作为承兑人在汇票上签字帮助或融通A，因而B是融通当事人。[14]依《统一商法典》的规定，有关融通当事人合同的规定主要有：第一，融通当事人对以对价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应当以其票据上签名的身份（如发票人、承兑人、背书人等）负责，即使持票人知悉融通的事实也不例外。第二，因为无对价关系的存在，故融通当事人对接受融通的当事人不负担责任，但如果融通当事人依签名的身份支付了票据金额后，对被融通当事人取得票据上的追索权。第三，如果持票人是不知晓融通事实的正当持票人，口头证明融通不足以使融通人因是融通人而解除责任，在其他情况下，融通当事人的地位可以用口头证据表示。第四，凡显示出的不是权利连续的背书，则表明其具有融通的性质；保证人的保证文句加载在两个以上的本票发票人或汇票承兑人中其中一人的签名处的，构成该签名人对他人融通的推定。（见3-415条第2、3、4、5款、3-416条第4款）由此可见，融通当事人合同与日内瓦法系中的隐存保证原理是相通的。但经仔细比较，仍可发现两者的若干差异，表现在：第一，融通当事人合同设立的宗旨在于为被融通当事人融通或筹集资金（通常是将票据向银行贴现，以此获取的资金解决财务的窘迫状况），因此，被融通当事人所采用的这种筹资方法有时被称为“放风筝”、“空中筹款”。[15]而隐存的票据保证作用主要是增强该票据的信用，进而能更为有效的流通和转让，相较而言，其融资功能表现得并不如同融通当事人合同那么突出。第二，融通当事人和其他票据当事人的区别在于融通当事人和被融通当事人之间并没有对价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融通当事人对被融通当事人不承担责任，因为后者没有付给前者承担责任的对价。隐存的票据保证之所以能冠以“保证”字样，完全在于保证人和被保证人间的基础关系，其实隐存保证的保证人只能以其在票据上表现出的身份对持票人负责，而不能主张票据保证关系的适用。第三，在融通当事人合同中，被融通当事人不能向融通当事人主张票据权利，已如前述。但在隐存票据保证中，被保证人可以向在票据上以其他身份表现的保证人主张票据权利，只不过保证人完全可基于基础关系而为抗辩。以一例言之，A签发一张以B为承兑人的汇票，并将该汇票议让给C，如果B以承兑人身份签名是为了融通A，则B为融通当事人，若B于票据到期日拒付票款，C可向A行使追索权，A一旦付款，汇票就得以解除，此时，A不能象通常的出票人那样有权凭被拒付的汇票向承兑人B起诉。如果B是作为隐存保证人并以承兑人身份在票据上出现，在如上情形下，A付款后，汇票关系并不消灭，出票人A作为新的持票人也可以向承兑人B直接请求支付，但是承兑人可以提出抗辩。

《英国票据法》没有像美国一样规定“保证人合同”，但其第28条规定了“融通汇票或融通当事人”。有关融通当事人的规定尽管没有《统一商法典》那般详尽，但其原理却别无二致，此不赘述。

--------------------------------------------------------------------------------

[1]国内众多学者都持此观点。参见姜建初：《票据原理与票据法比较》，第172页，法律出版社1994年1月版；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2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谢石松：《票据法的理论与实务》，第15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2]但是，日本、法国、德国、台湾地区等立法对附条件的保证无明确的规定。

[3]刘家琛主编：《票据法原理与法律适用》即认为，保证人在票据上写明是部分保证的，这种限制只能理解为是一种保证的附条件。见第353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

[4]郑孟状：《票据法研究》也认为应当承认部分保证，其理由有：1、经济界不能接受将部分保证视为附条件保证的作法；2、不承认部分保证，不利于保证持票人的利益，也不符合票据法的根本要求；3、不承认部分保证，也不符合国际惯例；4、不承认部分保证，会遏制保证人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保证的实际发生。见第1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

[5]关于支票不适用保证的原因有认为是票据保证以追加票据信用为目的，只适用于具有信用功能的汇票和本票中，支票作为单纯的支付证券无需保证。参见谢石松：《票据法的理论与实务》，第155页。也有认为我国支票的付款提示期过短，再由第三人保证，其意义已不充分。参见郑孟状：《票据法研究》，第156页。

[6]姜建初：《票据法》，第2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另见高程德主编：《中国票据管理》，第175页，企业管理出版社95年11月版。

[7]有的学者认为，保证人名称和住所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在其未记载时，一般不影响票据保证的有效成立，而得依保证人的签章，而推定其名称及住所。参见姜建初：《票据法》，第233页。但依票据法条文和多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保证人名称和住所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此可参见陈颂熙主编：《票据法理与实务》，第157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郑孟状：《票据法研究》，第159页；高程德：《中国票据管理》，第175页。

[8]参见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259页；高程德：《中国票据管理》，第175页。还有学者认为，保证声明在日本、法国、德国等国立法中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未记载时视为已记载，不影响票据保证的效力。参见姜建初：《票据法》，第233页。

[9]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2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

[10]参见《票据法》第49、50、51、52条、《台湾票据法》第61、62、64条、《法国票据法》第130条、《德国票据法》、《日本票据法》第32条。

[11]尤须注意，被保证人同为背书人，但由于其前后顺序不同，所负责任亦不同：为前背书人保证，保证人应负前背书人的责任，如为后背书人保证，就应负后背书人的责任。这是所谓“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承担同一责任”的具体体现。参见高程德：《中国票据管理》，第177页。

[12]姜建初：《票据原理与票据法比较》，第174页，法律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3]参见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255-2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

票据立法范文篇10

关键词：空白票据构成要件效力问题

在票据产生之初,各国票据法都不承认空白票据。因为承认空白票据,是与票据记载的严格性以及票据的文义性、要式性相违背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的需要，在实践中，出票人常将其签发的欠缺部分必要记载事项的空白票据交付并授权收票人补记；其次从票据法的性质来讲属于商法的范畴，意思自治仍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如果出票人自愿将票据上的一些事项授权他人行使也不应加以太多的干涉。因此，各国的票据立法及其司法实践，为确保交易安全，促进票据流通，保障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经济和金融事业的发展，逐渐认可了欠缺票据上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的效力，即承认或明确规定了空白票据制度。

一、空白票据的概念

空白票据，又称空白授权票据，英美法称之为未完成票据，日本法称之为“白地手形”，指出票人在签发票据时有意识的对票据的法定必要记载事项不记载完全，而是授权持票人在出票后作补充记载，依照票据的记载事项发生法律效力的票据。[1]空白票据包括预留收款人的空白票据、预留出票日的空白票据、预留票据到期日的空白票据、预留票据金额的空白票据等。

二、空白票据的构成要件

参照各国的票据立法规定，空白票据要发生法律效力，一般需要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一）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

没有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是完全票据，不存在空白票据问题。空白票据之所以称为空白票据,其原因为出票人出票时绝对应记载的事项未记载完全。要构成空白票据，就必须有绝对应记载事项的欠缺，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不会影响票据的效力，即使没有进行记载或记载不完全，持票人仍可以行使票据权利，未记载的事项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常见的空白票据欠缺事项包括欠缺金额、签发日期或到期日、收款人名称、被背书人名称及被保证人名称等。

（二）具有票据行为人的签章

依据票据法基本原理，只有在票据上签章的行为人才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空白票据实际上是持票人在取得票据后补填票据绝对应记载事项后,原已在票据上签章的人依填充的事项确定票据义务的一类票据。票据如果没有行为人的签章则不能确定权利义务主体，不能发生法律上的效力。[2]所以，空白票据的签发可以欠缺票据法上其它法定必要记载事项，但不能没有出票人的签章。空白票据所指的签章一般是指票据出票人的签章,但亦不排除承兑人、背书人以及保证人的签章。

（三）空白票据行为人必须授予他人空白票据补充权

所谓补充权，是指补充票据上欠缺的事项使之成为完全票据的权利。票据作为文义证券，要求出票人就票据权利义务内容形成较为完整的意思并经票据记载内容体现出来，如果出票人没有形成完整的意思，就不能产生票据的相应的效力。空白票据的补充记载权本应属于票据行为人，但为便于票据流通和票据权利的行使，票据行为人可以将该补充记载权事先授予后手持票人，只有出票人已形成意思并将其意思表示授权他人在票据上行使时，法律才尊重出票人的意思而承认其效力。如果出票人并未授权而是由于自身的过错使票据的绝对应记载事项欠缺,则构成不完全票据，而非空白票据。[3]

（四）空白票据行为人必须将空白票据交付于持票人

和普通票据一样，空白票据是一种完全的有价证券，行使票据权利以持有票据为前提，所以，空白票据做成后必须经过交付，交付是一个必备要件，没有经过交付，不会产生票据效力。[4]三、空白票据的法律效力

如何确定空白票据的效力问题,是空白票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国票据法及国际票据公约普遍重视关于空白票据的效力问题。空白票据的效力一般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依授权补记完全后的效力

空白票据的补充权依授权行使后,空白票据便成为完全票据，补充后的完全票据具有与自始完全票据同样的法律效力。票据义务人不得以原来没有记载完全为由对抗持票人,也不得以补充的事项不符合原订合同而对抗持票人。除非持票人是与付款人存在直接基础关系的当事人或者是明知存在非法事由而取得票据的当事人付款人才可以行使抗辩权而拒绝支付票据款项。

（二）补记完全前的法律效力

未补充完全的空白票据一般情况下为无效票据。空白票据补充权未行使之前，因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票据义务人无法判断自己应履行的义务内容，因而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持票人因此就不得行使未补充的空白票据上的有关权利。但是对出票人而言，空白票据一经交付给持票人,便不得要求返还票据,也不能擅自撤回补充权或变更空白票据的相关内容。[5]

（三）空白票据背书转让的效力

空白票据尽管存在若干必要记载事项欠缺，但该欠缺是基于出票人有意留下，并且受票人还被赋予补充权，因此法律承认空白票据的出票行为有效，只是该票据附了特别条件，只有持票人将全部空白事项填满后，才产生完全票据的效果。既然空白票据出票行为有效，当然可基于同样的理由认定围绕着空白票据开展的其余票据行为包括背书、承兑等同样有效。[6]而且，空白票据经受权人补齐后，持票人即可行使票据权利，至于票据转让发生在补齐前还是补齐后，原则上对此没有影响。空白票据尚未补齐前转让，其空白填充权同时让与受让人，因而空白票据持有人，即填充权人的前手就空白票据转让同时发生两项效力：空白票据转让和空白票据填充权转让，其中前者是后者的载体，这种空白票据权利并不是立即可以收益的现实的权利，而是表现为一种潜在的未来的票据权利。空白票据经补充权人填充完全后，补充权人的后手持票人无法获得填充权了，因为他继受的是补齐后的票据本身，隐藏在该票据背后的权利是一种现实的票据权利，持票人可以直接依该票据向债务人提示付款。从票据实践来看，如果承认空白票据的背书转让效力，可以避免合法持票人因举证困难难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有利于平衡票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四）补充权滥用后的效力

滥用补充权是指补充权人未严格依据空白票据出票人授权进行补记填写空白票据的行为。空白票据补充权滥用时，其效力主要有三项：第一，不得对抗善意持票人。对取得票据时无恶意也无重大过失的善意持票人，出票人不能以补充权滥用为由进行抗辩；第二，可以对抗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持票人。持票人取得票据时知悉补充权滥用的事实，或应当知悉但因重大过失未能查知从而取得票据的，出票人可以滥用补充权并附加恶意或重大过失为由对其抗辩；第三，可以对抗滥用补充权人。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之后，又成为该空白票据持票人的，出票人可以滥用补充权为由对其抗辩。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之后将空白票据交付他人的，授权人可基于授权而对其追究民事责任。[7]

四、我国目前对空白票据的法律规定及存在问题

《票据法》第86第、第87条第1款规定“支票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5条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拒绝接受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空白票据规则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仅支票制度上存在空白票据,不允许存在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实践中，汇票和本票作为大宗货物买卖的支付手段，其重要性远远胜过于支票。将汇票和本票排除在空白票据之外只是短期做法，承认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是实际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二,在诸种票据行为中,空白票据仅存在于基础票据行为即出票行为阶段,在附属票据行为阶段,不允许存在空白票据,即是说,在我国票据法上,不存在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行为。

第三,可空白的事项仅限于两项:支票金额和支票收款人名称。在实践中，预留出票日和预留到期日在商事交易中被广泛采用，因为将出票日和到期日空白，授权持票人于适当时机补全，使得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增强了。为此世界各国的票据法都没有做限制，如英国的《票据法》规定“汇票不以无出票日而无效。”

第四，空白票据持票人滥用补充权时，有关当事人应如何负担票据责任，以及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我国票据法均无规定。

五、完善我国空自票据制度的几点建议

票据法是一门具有高度国际统一性和极强的技术性的法律，为了使我国的票据法向国际接轨，在转变立法理念的同时，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空白票据制度：

(一)扩大空白票据的种类和使用范围，明确空白票据的效力

我们在立法中可以规定，“对于出票人签发的空白票据，须在补记完全后，才能生效；未经补记完全，持票人不得行使票据权利。”[8]这样规定，第一，扩大了空白票据的种类。空白票据既包括空白支票也包括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第二，扩充了空白票据的适用范围。出票人除必须在票据上签章外，其他各项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则不作明文要求，出票人可以预留空白。第三，明确空白票据的效力。票据未记载完全之前，持票人不得为承兑或付款提示，在承兑或付款遭到拒绝后，也不得行使票据追索权。另外，这样规定，并没有限制持票人或其他人基于空白票据为一些票据行为，从而在立法上承认了空白背书、空白保证、空白承兑等附属票据行为，扩大了空白票据的使用范围，也为立法上对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作出规定，打下了铺垫。

（二)明确规定滥用补记权的票据贵任，重视对善意持票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目前的票据法对此没有任何规定，但国外的票据法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此均作了规定。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规定：“签发记载不完全的汇票，如不按原定合约补全者，不得因未遵守该合约以对抗持票人，但持票人以恶意或严重过失取得汇票者除外。”我们在立法中可以规定：持票人应严格按照授权补记空白票据，否则授权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授权人不得以补记内容不符合授权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授权人既包括出票人又包括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等。[9]持票人对滥用补记权的行为自负责任，同时适用对人抗辩切断，把抗辩限制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既发挥了空白票据的作用，又将其负面效应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三）明确规定票据丧失后的法律救济手段。

空白票据属于有效票据，其丧失后，票据上的签名人仍须付票据贵任，如果丧失的空白票据被他人补记完成或者被善意持票人取得而要求付款，失票人的权益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所以，我国有关法律应规定空白票据和普通的完全票据一样，失票人可以通过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普通诉讼这三种救济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过空白票据毕竟和普通的完全票据不同，其丧失后的救济问题和普通票据丧失后的救济问题又有所不同，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以保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张高忠.空白票据若干法律问题探析[J].嘉兴学院学报,2003,(1).

[2]于海纯.空白票据法律问题探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3,(12).

[3]陈月秀.论我国空白票据制度的立法完善[J].广州大学学报,2001,(3).

[4]郑孟状.票据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1.

[5]高子才.空白票据的法律问题研究[J].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2).

[6]刘小鹏.空白票据的效力[J].湖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