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票据权利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0:52:58

票据权利

票据权利范文篇1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我国《票据法》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亨有票据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亨有票据权利。”对于这一规定，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票据流通中的善意取得或者善意受让制度，并认为其对民法中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本文以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为研究对象，从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渊源和创建这一制度的目的谈起，介绍了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概念、立法例，分析了票据权利善意取得与物的善意取得的区别及其为债权的善意取得的实质，讨论了票据行为的性质对善意取得的影响，认为用票据行为在理论上的发行说与权利外观说相结合，能保护票据交易的安全流通，能更好地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并使我国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在学理上有了合理存在的依据，主张并重点论述了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六大构成要件。

[关键词]：票据权利善意取得

现代意义上的票据并不单纯是一种权利证书，更重要的是一种结算工具，支付工具，是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在流通中，就有可能出现第三人善意取得票据的情形。但如果根据一般原则，从无权利者那里取得票据，当然不能取得票据上的权利。此时，善意第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没有确切知道和自己交易的相对人是真正的权利人之前，是不可能愿意进行交易的。这样就阻碍了票据的流通，使票据的功能受到抑制。因此，如何确保票据交易的动态安全，如何维护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就成为票据所要解决的问题，各国票据法在制订时，无不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规定了票据的善意取得制度。

一、票据善意取得的概念及立法实践

善意取得制度的渊源理论界已基本公认其来源于日尔曼法。

日尔曼法根据“以手护手”的观念，认为：任意让与他人以占有物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唯得对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①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对古罗法上绝对物权追及效力的限制，其意义在于保护受让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交易的动态安全。由于该原则较罗马法“发现已物，我即收回”之原则有更明显的优越性，故逐步发展为现今的善意取得制度。

所谓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即“在票据受让人善意且无重有过失的情况下，取得背书连续的票据时，即使该票据的转让人并非真正的票据权利人，票据受让人亦取得该票据权利，而无向票据权利人返还票据的义务”。②这一制度的确立，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交易的动态安全，使票据功能得到充分的了发挥。

有关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目前，在实践中主要有如下三种立法体例

（1）、确定权利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汇票持有者因任何原因失去汇票时，其依前项规定（即背书连续）对该汇票证明其权利的执票人，无放弃此项汇票之责任，但其取得汇票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不在此限。该规定并没有从文字上表现：“善意取得票据权利”的字样，而是确定一种事实：持票人之票据只要背书连续即取得票据权利，但取得票据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除外。也即这种权利的取得在法律上是确定的。

（2）、反面解释说。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票据法即是如此。我国《票据法》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持票有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此项规定，反过来解释即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即享有票据权利。

（3）、正当持票人说。英美票据法强调正当持票人制度，它也强调持票人的善意，并且正当持票人制度的内涵和外延都比善意取得制度大得多。不仅包括票据权利，也包括某些不受抗辩的权利。在英美法中，票据的善意取得者只要支付了对价就是正当持票人。

在理论上，前两种立法例是比较典型的善意取得制度，二者在理论构成上也无重大差异，只是在行文上强调的方向不同罢了。

二、我国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与物的善意取得的区别及其实质

（一）、与物的善意取得的区别。

物的善意取得是指，动产的占有人无权处分其所占有的动产，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或没定他物权，善意的受让人取得物的占有时，即取得所有权或他物权。在理论上，物的善意取得与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都起源于日尔曼法。二者都是以牺牲真实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求得交易的动态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票据法上善意取得的根本精神与民法上规定是一致的。但是，作为特别法的地位，也表明了其善意取得制度不可能与基本法的规定完全一致，其差异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1、从法律规定来看，立法体例不同。如前所述我国票据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在立法体例上，属反面解释的立法例。而我国有关物的善意取得的规定则不是如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同财产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同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为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2、从对无权处分人的要求看，物的善意取得要求无权处分人的占有行为必须合法，即无权处分人对物的占有是基于真实权利人的意思。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则不同。对于票据，无论无票据权利人如何取得票据，只要善意第三人取得票据时为善意，就不影响善意取得的成立。也即票据权利的基础关系是何状态，不影响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3、取得的客体不同。物的善意取得的客体是物的所有权或他物权。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客体具有二重性。第一，是票据本身。第二，是票载权利。在理论上，票据是完全证券，取得票据，即取得其上的权利。因此只要票据上善意取得成立，持票人即取得票据权利，此时持票人可以要求付款人付款，还可以在被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时行使追索的权利。

4、原权利人在发生善意取得后的地位不同。物发生善意取得后，原权利人在善意第三人取得权利的范围内权利完全丧失，不会因为善意取得物与善意第三人发生关系，对于其遭受的损失，只能以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为由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责任。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相对复杂一点。票据权利发生善意取得后，原权利人并不当然退出票据关系。若原权利人在票据上为真实的背书签章，不论是否基于本人意愿而流通，该原权利人即为票据关系的债务人，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票据承兑或付款的责任。若原权利人并没有在票据上为背书签章行为，该背书签章行为是由无票据权利的无处分权人伪造，则原权利人因为没有在票据上为票据行为，故不承担任何票据责任。此种情况下，原权利人当然的退出票据关系，其所受的损失应根据民法上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责任。

5、从善意取得的要件来看，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成立条件更为严格。即在其他要件基本相同外，又增加了要求善意第三人依票据背书的连续性来证明自己为全法持票人，只有通过连续的背书证明自己合法持有人的身份，才能获得票据权利。

6、从善意取得的例外情况来看，物的善意取得例外存在于盗赃物和遗失物上，而票据上的善意取得是由票据上的记载加以排除。依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2款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此种情况是由于禁转背书的记载排除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若该票据转让，只发生民法上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禁转背书实质上是权利人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方式。此外，期后背书和委托收款背书只具有债权转让效力，也不可能发生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实质。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实质上是债权的取得。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原是物权法上的制度，并非债权法上的制度。但是，票据权利为何能适用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呢？

就一般债权而言，是不成立善意取得的。因为债权是一种对人的请求权，没有相应的权利外观。善意取得的基础是占有这一物权的现象形态。“占有状态就表明了权利之所在，它无须另行证明，占有权利是一自足命题”③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认为，债权因其自身实现了从主观的人身关系到客观的经济关系的推移，致使债权具有了完全的财产价值，乃至经济价值，实现了债权的财产化。债权财产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通过指示式债券、证券等特殊债权。或促使抵押制度异常发展，或促使抵押制度与有价证券的结合。使债权脱离其成立时的当事人而自由流转，故已失去当事人的色彩，取得的是纯粹独立的一份财产存在。这样就使得债权在流通过程中即使有无权利人介入，事实上也在连续流通。④而票据作为一种典型的指示债券，具有典型的权利外观，使得票据权利具有了类似于物的动产性质。所以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基础条件，也就使票据债权完全具有了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土壤”。票据权利在实践中被善意取得，其实质就是取得了债权。

三、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在理论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有五要件和六要件说。但是，六要件说已经取得了通说的地位。本人也赞同六要件说。现详述如下：

（一）、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必须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

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票据法规定的转达让方式一般有两种，即背书转让方式及交付转让方式。

1、背书转让的方式。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背书是以转让票据权利或将一定的票据权利授予他人行使为目的的附属票据行为。背书必须按照法定的要式在票据的背面或粘单上记载签名。背书转让方式适用于记名式票据。记名票据的转让须由受款人（第一背书人）在票据背面签名为背书行为后转让，受让人如需再为转让行为，仍须由其再为背书并签章。否则，背书即不连续，而影响转让的效力，进而影响到持票人的票据权利。

2、交付转让方式。交付转让,亦称单纯交付,一般认为适用于无记名票据的转让。无记名票据仅以交付即可转让，没有背书连续的问题，持票人（受让人）可不在票据背面作任何记载，也不签章，仅将票据交付，转让行为即为完成。因此，受让人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票据，同时也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其他条件，持票人即可主张善意取得。

在我国票据法上，也有无记名支票的规定。但是，我国票据法规定，背书转让为票据转让的唯一方式，所以，在实践中，无记名支票的转让同汇票一样，也必须进行背书。这显然与理论和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不符。本人认为，我们应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以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

根据我国的票据法，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背书在形式上须连续。所谓背书的连续，是指自受款人（第一背书人）起至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止，各背书均连续而不间断。背书是否连续仅就背书文义作形式上判断即可，而与实质上的移转经过无关。即使背书中有无效背书，也不影响背书的连续性。背书连续的法律效力在于其可证明持票人具有票据权利。在背书连续的情况下，如果债务人主张持票人为恶意式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应由该债务人负举证责任。相反，如果背书在形式上不连续，那么，持票人要主张票据权利，债务人可以此为理由主张抗辩。这里所说的受债务人抗辩的持票人，仅指在背书不连续后的持票人而言。

2、关于票据伪造与善意取得问题，《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规定，伪造背书的后手即善意而且没有重大过失的受让人是合法受让人，凡在票据上签字且为持票人前手者，仍对善意取得人负票据责任。而英美法则规定，汇票经伪造背书转让他人时，受让人不能成为正当持票人，也就不能成立善意取得。相对而言，前者似乎更具有合理性。我国关于票据伪造的规定，伪造人和被伪造人因为都非自己的真实签章而均不承担票据责任，但善意取得人仍可对其有效签章的前手行使票据权利。

（二）、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必须是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

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是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如果票据的让与人，对其所持有的票据有处分权，那受让人取得票据就有正当的权源，无善意取得的问题，应是票据的正常流通。这里的无处分权人，是指善意受让人的直接前手而非他人。

无权处分人，一般包括以偷盗、欺诈、抢夺、拾得等方式取得票据的让与人。因为是以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取得票据的，故不是票据的真正权利人，自然无处分权。

对于受让人从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处受让票据的，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学者间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票据行为重在外观形式，且解释票据行为应尽量使用权其有效，以保障票据流通，维护交易安全。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为让与票据行为时，自票据外观形式来扑看，很难知晓该行为有效无效的事由存在。为防止有碍票据之流通，受让人对符合善意取得的其他构成要件时，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处取得票据，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其根据是我国《票据法》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这种观点据此认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务无形成票据权利的行为能力，当然就谈不上处分票据的权利。

但是，本人认为，第二种观点的认识不能支持其主张。我国《票据法》第6条之规定，其目的有二：第一、限定票据行为的主资格，第二、确定非主体资格者签章的效力。并且，其签章无效并不影响其它有效签章的效力，也不影响背书的连续性。只是在承担票据责任方面，该种不适合主体者免除票据责任。因此，本人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可取的。

（三）、受让人取得的票据须在形式上完整，且符合法律规定。

1、票据的记载事项。

我国票据法分别规定了汇票、本票、支票的绝对应记载事项和相对应记载事项，这是法律在形式上对票据完整性的规定。并且还规定，票据若欠缺绝对应记载事项之一的，票据应归于无效。票据无效，当然无票据权利可言，自谈不上成立善意取得。在票载内容的规定上，要求票载内容必须确定。因为票据是金钱证券债权，以支付一定期的金钱为内容和目的，若其内容不确定，权利即不确定。在票据法上，绝对应记载事项欠缺时，票据归于无效，而相对应记载事项欠缺时，票据并不当然归于无效，而由法律另行补充规定。

2、空白票据

在理论上，空白票据有两种。第一种是发票人有意欠缺票据记载事项，而授权持票人日后补充的未完成票据。第二种是欠缺票据绝对应记载事项的票据，这种票据属无效票据。

在实践中，关于空白票据，各国法律并未从条文中明确规定，但从其文义上可以看出，立法对空白票据持肯定态度，并且肯定，一旦补充齐全，其与完全票据具有同等效力。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第11条第2款规定：“执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备本法规定应记载事项之票据者，得依票据文义行使票据权利，票据债务人不得以票据原系欠缺应记载事项为理由，对于执票人，主张票据无效”。

我国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在本票、汇票部分未作规定，仅在第86条关于支票部分中有规定。该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在这里，“不得使用”该如何理解？是指不得转让还是不得行使票据权利；如果是不得行使票据权利，则是多余的规定，因为金额空白，票据权利所代表的金钱也不确定，自然就谈不上行使权利了。因此，笔者认为，只能理解为不得转让。因为金额空白，转让时票据权利也不确定。在交易过程中，作为票据基础关系的民事交易关系，要求遵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原则，这就排除了金额空白导致票据权利不确定的票据因无法符合等价有偿原则的要求，不能进行转让，进入流通领域。

因此，本人认为，在我国，空白票据只有补充了空白事项后才可能成立善意取得。取得票据权利。如果补充权人行使补充权与授权不符，票据债务人也不能以这种不符为由对抗善意持票人。票据债务人若以持票人取得票据有恶意或重大过失为由对抗持票人时，应由其负举证责任。

（四）必须有票据丧失占有的事实

票据丧失，是指票据非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而脱离其占有的事实状态。票据丧失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前者表现为票据的完全损毁，如焚毁；后者表现为票据非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脱离其占有而由非权利人占有，如遗失、被偷等。因此，善意取得中所指票据脱离原持有人而丧失，仅指票据的相对丧失。

如果原持票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是出于其内心意思表示或符合其意愿，也即是说，原持票人容忍或认可他人取得票据而行使占有。这实际上是原持票人对其票据权利的处分行为。因而，这种占有是合法的，是有权占有。该有权有占有人再为背书转让票据，受让人行使票据权利时，则不成立善意取得的。

但是，当票据脱离原权利人占有，经法院除权判决后，即使第三人出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也不得依此主张票据权利。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3条规定：“失票人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种规定，是补救失票人权利的一种法律途径。经过公示催告，法院做出除权判决后，被丧失的票据即被宣告无效，取得票据的持有人所持有的票据形同一张废纸，即是出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亦不得亨有票据权利，但持票人可以以民法上规定的侵权之诉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

那么，在公示催告期间，除权判决作出之前，善意取得票据能否行使票据权利？对此，票据法未作规定。但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之有关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有关学者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公示催告期间，法院除权判决作出前，丧失并被他人占有的票仍然是合法有效的，当然可以流通。这时受让人取得票据只要能成立善意取得，即应受法律保护，而不应宣告转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况且法律还规定了第三人可在此期限内申报权利，如果宣告在此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那么，就没有必要允许第三人申报权利，直接由转让行为的无效当然得出受让无效的结论。另一方面，如果宣告在此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在实践中也会增加人们对接受票据的危机感。人们得在接受票据前确实查明，所要接受的票据是否被法院公示催告，这就不利于票据的流通，也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因此，法律应允许于除权判决做出前取得票据的善意受让人，随时可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亦可提示付款。在付款人主张已由他人挂失止付为由而拒绝付款时，则该善意受让人即可对所有前手及发票人行使追索权。

票据的善意受让人若在除权判决前行使票据权利，其由于由行使票据权利而受的损失，最终应由丧失票据的原权利人承担。票据受让若在除权判决后取得票据，因其所持票据经法院宣告无效，故票据受让人的受让行为不成立善意取得，即无票据权利。但是该受让人可以依民法上的侵权之诉，要求转让人因其欺诈的侵权行为而承担民事责任。

（五）取得票据无恶意且无重大过失

纵观各国立法，成立善意取得都必须要求受让人受让票据时无恶意且无重大过失，即为善意。

1、善意的认定

善意的认定，在民法理论上有两种学说，即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积极观念说主张受让人必须具有将让与人视为权利人的认识；消极观念说则主张善意是指行为人在从事民事行为时，不知道、无法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而认为其行为合法或其行为的相对人有合法权利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大多数学者在善意取得的场合倾向于消极观念说，他们认为，积极观念说从正面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提出的要求，不仅加重了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而且对该主观状态所要求的内容由于难以为外人知晓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消极观念的证明，受让人只需证明自己为非恶意而无须证明自己的善意，或者原权利人、债务人不能证明受让人为恶意即可视为善意。

2、重大过失的认定

在民法理论上，重大过失是指当法律对某种行为人在某种情况下，应当注意和能够注意的程度有较高要求时，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对其较高的要求，甚至连人们都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要求也未达到的过失状态。据此，票据法上的重大过失是指票据取得人未尽善票据交易上之简单之注意，即只要稍加注意即可知悉票据权利人签发转让权利有瑕疵而没有注意到。例如违反对必要记载事项不得欠缺、背书应当连续等注意义务，即可认为有重大过失。

3、关于恶意

《牛津法律大辞典》称：“恶意是用于行为人不诚实心理状态的一个术语，即其明知缺乏权利，或者相反，不相信他的行为具有合法正当的理由。”⑦在票据关系中，恶意是指受让人在受让票据时，明知其前手并无让与票据的权利或者知道受让这种票据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仍然受让票据。行为人为否具有恶意，应根据法律本身的性质，有偿无偿、对价高低等因素来判断。并且主张持票人为恶意的票据债务人负举证责任。

（六）必须给付对价

我国在票据法律中引入的对价概念是我国其他法律中所没有的，对价概念源于英美法系，又称约因，在英美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项合同是否有效必须有赖于“对价原则”是否支持。因为根据这一原则，除非存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没有对价的合同是不可能被认可的。我国《票据法》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付出相当代价，是指取得票据时向让与人支付了或提供了相当于票据金额的金钱、实物或劳务，也就是须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等价有偿的原则。因此，对价即为让与票据时的代价。不相当的对价，是指持票人取得票据金额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差别较大，一般认为显失公平。如果两者差别不大，则不能认定没付出相当对价。

四、对我国票据法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建议

在我国的票据理论上，对无因性理论尚持有保留态度，其在我国的立法中有突出表现，如《票据法》第10条第一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第21条第1款、第74条、第83条第2款、第88条第1款、以及第90条第2款都有对票据基础关要求的规定。

从理论上讲,这些规定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否定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这样会导致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当事人不得不考虑其前后手之间有无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由于有这方面的顾虑,必定影响票据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功能。因此,为了弥补现行法律之不足,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明确指出：“票据关系的存在并不以原因关系的有效为前提，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各自独立。”⑨

因此，建议在我国票据法上应坚持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理论。

在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审判人员要提高票据理论水平，学习和积累有关经验，在审理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案件时，要以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为基础，综合分析案件的方方面面，尽量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以鼓励票据流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1）由嵘《日尔曼法简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2）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3）肖国厚《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收集于梁彗星主编的《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霄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

（5）[德]拉伦兹《德国民法原理》，第282页，转引自郭泽华《沦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收集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

（6）张东亮，《商事法论》，东海大学商法丛书1987年版。

（7）[英]戴维•M•维克编，《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社出版社1989年版。

（8）郭泽华《论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收集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

（9）《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4]法经提字第1号（1994年7月11日），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参考书目：

（1）由嵘《日尔曼法简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2）赵新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3）肖国厚《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收集于梁彗星主编的《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4）[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霄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5）[德]拉伦兹《德国民法原理》，第282页，转引自郭泽华《沦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收集于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1卷，第707页。

（6）张东亮，《商事法论》，东海大学商法丛书1987年版，第235页。

（7）[英]戴维•M•维克编，《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社出版社1989年版，第587页。

票据权利范文篇2

关键词：票据权利；善意取得；二重结构

一、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前提基础

（一）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目的

“在票据受让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取得了背书连续的票据时，即使该票据的转让人并非真实票据权利人，票据受让人亦取得该票据权利，而无向真实票据权利人返还票据的义务，这就是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1]根据一般的原则，从无权利者那里取得票据，当然不能取得票据上的权利。如果在票据上也贯彻这一原则，票据受让人在没有确切知道自己面前并没有无权利者以前是不安的，因此，就不能指望票据交易的顺利进行。实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确保票据的流通性和安全性，充分发挥票据的功能。现代票据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票据流通的基础之上的。“不容忽视，汇票自开始出现之日起，就是融资的一种手段。除即期汇票外，它实际上是一种信贷工具，由银行或金融机构作为受票人、付款人、背书人或持票人对汇票进行议付、贴现、托收或承付。银行家们对于导致产生汇票的交易并不感兴趣。为购买羊毛、木材或无核小葡萄干而开出的汇票是否有对价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处理票据的金融界人士来说，汇票究竟由卖方开出，还是由买方的担保人开出，同样也是无关紧要的。票据交易的典型特征是：它作为一种纯粹的金融交易，完全脱离了交易的最终目的，按它自己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对于银行家来说，重要的是考虑票据的形式是否得当。汇票票面必须有效，不应过期，并不得以不承兑或不付款为由而拒付。此外，汇票不仅仅在卖方-银行-买方这三者之间流通。银行本身也可作为汇票的被背书人，在需要流动资金的时候，把它拿到贴现行议付。从受款人到最终的持票人，可能经过一系列的背书人。”[2]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票据的流通，就不会产生现代票据法律制度。为了促进票据的流通，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进行，特别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票据法普遍都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①（①日本票据法第16条第2项规定“不问系何事由，前持票人丧失票据占有时，现持票人如能依前款规定证明其权利，不负返还义务，但该持票人如因恶意成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不在此限。”德国票据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如汇票的前持票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遗失汇票，根据上款的规定证明其权利的现持票人仅在非善意取得票据或因取得汇票时负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有义务交出汇票”。台湾地区票据法第14条第1款规定：“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票据上的权利。”）

（二）票据行为的性质对善意取得的影响

票据行为是行为人在票据上所为的一种法律行为，票据上权利义务的成立必须基于票据行为。所以，“票据行为是票据上法律关系，即以创设票据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的唯一基础”。[3]因此，“研究票据上的一切问题都必须从票据行为入手，而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与票据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4]

关于票据行为的性质主要有单独行为说、契约行为说和权利外观说三种观点。[5]单独行为说认为，票据上的债务，因债务人之行为而成立，即因发票行为而独立创造出来的票据债务。而在单独说中又分为创造说和发行说。[6]创造说认为，票据一经记载签名，虽未交付亦产生权利义务，票据行为即已完成。故票据在未交付前，因被盗、遗失等事情而流入第三人手中，签发票据之人就应该对此负责，票据即已生效。而发行说则认为，票据发行必须同时具备在票据上记载法定记载事项及签名并将之任意授予他人占有此两个要件，出票行为才成立并生效，票据上权利义务才产生，出票人才对其出票行为承担义务。此时，票据若非基于行为人的意思而流通，持票人则不能向该行为人请求负担票据责任。因其票据行为为无效行为，而持票人对他的票据行为，可否请求负票据责任，就涉及到票据行为的独立性问题了。

契约行为说认为，票据债务人负担票据上的债务，在于票据债务人与票据权利人缔结契约所致，以当事人合意为要素。因此，票据行为人将票据作成之后，须将票据交付给相对人（债权人），相对人一旦受领，票据上法律关系即发生。根据此说，“票据作成后，尚未交付前，如被盗或遗失，因其未交付，票据行为未完成，因而契约未成立，票据行为人不必负担票据上之债务。”[7]

权利外观说认为，“占有票据就足以使权利为真实。即发票人之完成记载签名等要式即具备权利外观，虽未有交付之意思，善意持票人仍受此一外观推定这保护”。[8]根据此说，即使在没有交付的场合，署名者方面在票据外观上存在归责原因时，也应对善意取得者负票据上的责任。

由上可知，由于对票据行为的性质有不同认识，对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的理论和实践也有很大影响。现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票据行为是一种单独行为”已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发行说与创造说各自都有先天的缺陷，有的学者又提出修正的发行说。[9]即在立法上遵循发行说的观点，原则规定以票据交付为行为的要件。但作为特例，同时规定对于未通过正式交付而进入流通的票据，推定为已完成交付，只要持票人系善意且无过失而取得时，票据行为人就应承担票据债务。我国的立法实际上就是采用这种理论观点的，具体表现为我国票据法第20条规定：“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而第12条第1款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实质

（一）票据权利善意取得是债权取得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或善意受让，是关于动产所有权之移转或质权之设定，纵然让与人或出质人无让与所有权或设定质权之权利，而受让人或质权人系因信赖让与人或出质人之占有该动产以善意受让该动产者，受让人或质权人仍取得其所有权或质权。”[10]，善意取得原是物权法上的制度，并非债权法上的制度。票据权利作为一种债权，现在普遍承认它也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就在于票据权利具有特殊性。

就一般债权而言，是不成立善意取得的。因为债权是一种对人的请求权，没有相应的权利外观。善意取得的基础是占有这一物权的现象形态，“占有状态就表明了权利之所在，它无须另行证明，占有权利是一自足命题”。[11]我妻荣先生认为，债权因为其自身实现了从主观的人身关系到客观经济关系的推移，致使债权具有了完全的财产价值，乃至经济价值，实现丁债权的财产化。债权财产化的最突出表现，就是通过指示式债权，证券等特殊债权，或促使抵押制度异常发展，或促成抵押制度与有价证券的结合。使债权脱离其成立时的当事人而自由流转，故已失去当事人的色彩，取得的是作为纯粹独立的一份财产存在，这样就使得债权在流通过程中即使有无权利人介入，事实上也在连续流通。[12]而票据作为一种典型的指示债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先于指示债权取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的。因为票据具有典型的权利外观，票据权利与票据这一物质形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使得票据权利具有了类似于“物”的动产性质，日本民法第86条规定“无记名债权视为动产”，占有了票据就意味着占有了票据债权，所以，完全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条件，也就使票据债权完全具有了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土壤。

如前所述，票据的善意取得源于动产的善意取得，两者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票据的善意取得毕竟是一种债权取得，与动产的善意取得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由于票据要比一般动产的权利外观更为清晰明确，因为它不仅表现为一般占有，还载明了权利人。如果没有载明权利人，通常不成立善意取得，这实际上比动产的善意取得要求更严。但是，从反面来说，只要载明权利人，对善意取得者的保护就更充分。因此，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比动产善意取得的要求更规范。首先，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必须依背书转让的方式。其次，民法上关于动产的善意取得规定了例外规定，如对于盗赃或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而票据的善意取得，“则不问真正权利人丧失票据的原因如何，即使票据系盗赃或遗失物，亦可为善意取得。”[13]最后，票据的善意取得，取得人虽有过失，除重大过失，亦不妨碍权利之取得，而民法上关于动产的善意取得则否。

（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弥补的是权利的瑕疵

对于善意取得的效果来说，通常弥补的是权利瑕疵，即持有人是从无权利人手中得到的票据，因而获得了票据权利。长谷川雄一先生总结到道“善意取得是对于取得者对转让人为权利人这样一种信赖的保护的法律制度，从而治愈了其前手无权利的瑕疵”。[14]那么，善意取得的效果能否弥补行为瑕疵呢？例如，从无权或无行为能力人、意思欠缺，瑕疵等原因，在背书无效或被撤销的场合，能否成立善意取得？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票据是一种特殊的物，它具有最强的公信力，可以通过票据记载有效而达到权利真实，即使是无行为能力人的票据也应能够成立善意取得。这种看法有助于票据流通，侧重保护善意持有人的利益，与善意取得的目的是一致的。1960年1月12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承认“无权的场合对相对人的保护”。[15]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票据让与人的无行为能力，“并非权利瑕疵而只为意思表示瑕疵之原因，因其意思表示不能生效，票据受让人仍不能主张其善意取得而享有票据上之权利”。[16]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是源于对立法目的的差异，在两类人的利益同时受到侵害时，到底应该保护谁的利益？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在善意取得人和无行为能力人之间，应保护无行为能力人。因此，善意取得不承认对行为瑕疵的保护，即从无行为能力人手中获得票据，不构成善意取得。

三、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的二重结构

由于票据权利是“基于证券的权利”[17]，又是“附随于证券的权利”，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基本构成就具有特殊性，即为二重结构：一是对票据的外在的取得，也就是取得票据“这张纸”；二是对票据关系的债权取得。一）对票据外在物权关系的善意取得

持有人为了凭借善意取得实现证券地位，首先必须确立对票据的外在支配。善意取得的第一重结构就在于法律确立了对票据的外在物权支配关系，持票人不负返还票据的义务，这也是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第一重效果。

票据的善意取得作用于该票据的物权支配的结构与民法关于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基本相同。动产的善意取得为物权的原始取得，善意取得成立针对的对象是动产的所有权或者质极。在交易的过程中，为保护对物的占有的外观倌赖，法律确立了符合一定条件的实际持有的合法地位，据此成立了对所有权和质权的原始取得。在这方面，票据善意取得的情况和一般动产相同，只是在票据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对于以背书连续为要件的票据外观的倍赖保护不只作用于票据外在的物极支配，而且及于票据关系的原始取得。但是，善意取得的第一次效果必然作用于外在支配证券的物权关系，而且理论上认为，善意取得及于这种外在物权关系成立的的效果与形成票据关系的原始取得的效果相区别，对物权支配关系的效力是善意取得的第一次效果。反映在立法实践上，有的国家把其明确规定为法定条款①（①参见日本票据法第16条第2项。），但是，我国票据法没有在法条中明确体现，因为根据票据的基本理论，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

这种主张与权利外观理论宗旨相同，权利外观理论就是在交易关系上保护外观信赖，但是，不适用权利外观的一般法理。因为在交易过程中，对于取得的证券的持有（占有）倌赖的保护，首先和民法动产的善意取得一样，可以根据法定效力直接达成所有权或者质权的原始取得，所以，根据物权的排他性对于失票人的票据物权关系被消灭。但是，和动产善意取得不一样的是，虽然成立善意取得，失票人并不当然丧失证券地位。

不过，被背书人的善意取得成立有一个前提，即对该持票人的背书转让或者设质行为本身有效成立。善意取得是在流通过程中，前提行为的瑕疵被隐蔽而未能认识，关于针对取得票据的善意持票人的背书转让或者设定质权应该是有效的，因为背书人的无权导致不能取得权利的事实应得到救济。如果最后的背书是空白背书，则善意取得的成立不要求对该善意取得人的转让或者设质本身有效成立，该转让人以及设质人由于前提行为的瑕疵而无权利，不能取得票据所有权或者质权。

（二）对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以前述第一次效果的成立为前提，票据善意取得导致的票据关系的原始取得是善意取得的第二次效果。为了保护对票据确立了外在支配的持有人对证券外观的信赖利益，而对证券的文言外观适用权利外观理论，持有人原始取得证券权利，其适用要件应遵守票据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要件的规定。

确立了对票据外在支配的善意取得人根据票据外观取得票据关系，但是，适用外观理论取得证券关系以背书的实质效力为前提，也就是以背书的连续为要件。因为这种形式上的连续可以使票据取得人产生实质上实现票据权利的期望，背书的本质是实质上能够原始取得证券上的权限和权利，所以，背书连续形式的存在可以使票据取得人产生该期望，即使从物权方面考察，占有背书连续的证券取得票据所有权或者质权，该外观信赖也应得到保护。形式上的背书的连续可以具有实质的极限权利的盖然性很高，所以，对于形式存在产生实质期待的信赖适用权利外观理论也得到保护。

对于证券关系的善意取得的效果主要体现为背书的前两个效力：即资格授予和权利转让效力两个方面。背书行为有效成立，然而，背书人本身无权。根据本采背书的效力被背书人不能取得证券权利，但是，如前所述，善意取得的效果可以治愈该瑕疵，在我国票据法中背书一章的规定就作出了这样的解释。①（①我国票据法第31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明其汇票权利……”）

这样背书连续形式决定持有人取得证券权利，各个背书构成票据指示，赋予被背书人支付受领权，限（支付受领的实质资格），同时为了实现该支付，必须以票据产生的一切权利转移有效为前提，作为各个背书的效力的资格授予应该认为是实质意义上的资格授予，即权限赋予，而不是形式资格。②（②所谓形式资格，是以形式上的背书连续证明的持票人取得的形式权利的资格。而实质资格，是指由于具备真实的权利而凭借背书的资格授予效力而产生的票据上的地位。）作为法定效果被确认的持有人的形式资格，不是源于背书这种法律行为的效力，而是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效果。

至于背书的第三个效力，即担保效力（债务承担方面）的生效并不以善意取得的效果为前提条件。即使前提行为实质无效，票据行为的债务承担也可以作为证券上的单独行为成立，并且独立发生效力。在背书的债务承担方面，起作用的是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而不是善意取得的效果。

实际上，由于权利与证券的不可分性，此两种外观结构在实践中不是截然分开、分别认定的，之所以强调这两重外观结构，只不过在于重申权利附随于证券，而非证券附随于权利的立场。

参考文献；

[1]赵新华，票据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81。

[2]（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M].赵秀文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5。

[3][6]张东亮，商事法论[M].台中：东海大学商法丛书，1987.235，236。

[4][5][8]郭泽华，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11）[D].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708，708，709。

[7]梁宇贤，票据法理论与实用（上）[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71.81。

[9]赵新华，票据法（修订版）[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56。

[10]郑玉波，民法物权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75.94。

[11]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13）[D].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4。

[12]（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M].王书江，张霄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37。

[13]陈世荣，票据之利用与流通[M].台北；正中书局。

[14]（日）长谷川雄一，票据善意取得的法律构成。票据法理研究[A].李冰洋。论票据的取得及效力[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1997.29。

票据权利范文篇3

该制度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使原权利人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因此，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以原权利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在审判实践中，什么情况才属于善意取得票据权利较难以掌握，本文将对此作深入探讨。

一、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必须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

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权利转让方式有两种：即背书转让和交付转让。根据票据法的规定，背书是以转让票据权利或将一定票据权利授予他人行使为目的的附属票据行为。背书必须按照法定要式在票据的背面或粘单上记载，签字。背书转让方式，运用于记名式票据。记名票据的转让须由受款人在票据背面签名为背书行为后转让。受让人（被背书人）如需再为转让行为，仍须由其再为背书并签名。否则，背书即不连续，而影响转让的效力，进而影响到受让人的票据权利。而交付转让，亦称单纯交付，一般认为适用于无记名票据的转让。无记名票据仅以交付的方式即可转让，形式上不存在背书连续的问题。执票人（受让人）可不在票据背面作任何记载，亦不签名，仅将票据交付受让人，转让行为即完成。因此，受让人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票据，同时也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其它条件的，持票人即可主张善意取得，以对抗票据债务人。

我国票据法将背书交付规定为票据的唯一转让方式。但是，票据法同时叉规定了无记名支票，而对无记名支票的转让方式未作规定，只规定支票的背书适用汇票的规定。但是支票与汇票之间有很大差异，汇票原则上是远期票据，在到期日届至前之期间可利用为信用工具，而票据上背书愈多、其信用愈强，持票人的权利就愈有保障。支票为即期票据，即见票即付，无须等待到期日届至，因而是支付最方便的工具。执票人依交付方式让与票据权利，并不妨碍票据流通。因此，背书交付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真正权利人，但与国际上通行作法不符。所以，笔者认为，关于无记名票据应以交付方式转让为佳。对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通过继承、公司合并、指名债权的让与、赠与等方式取得票据的，系民法上普通债权转让方式取得，不应适用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二）、我国票据法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承担票据责任。”因为，汇票、本票在拒绝证书作成后，或在拒绝证书作成期间届满后的背书仅发生普通债权转让的效力，支票在拒绝证书或与之有同样效力的声明作成后所为之背书，或者提示期间届满后的背书，也仅产生普通债权转让的效力，而不产生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因为票据是流通证券，而其流通是有一定期限的，在此期限内票据的流通才能产生票据法上的法律效果，待票人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且，票据的保证也是有一定期限的，如果超过一定期限，票据就丧失其背书性，所以，只能依民法上普通债权转让方式转让，而且只能产生普通债权转让的效果。

（三）、背书在形式上须连续，否则，得不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背书的连续，是指自受款人（第一背书人）起至最后被背书人（持票人）止，各背书均连续而不间断。我国票据法规定：“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字依次前后衔接”。背书是否连续，仅就背书文义作形式上判断即可，而与实质上的移转经过无关。即使背书中有无效背书，也不影响背书的连续性。

1、关于背书连续的法律效力。

背书连续的法律效力在于执票人仅以背书的连续就可证明其票据权利。因此，在背书连续的情况下，即可免除持票人证明其实质上票据权利存在的责任。如果债务人主张执票人为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权利的，应由该债务人负举证责任。相反，如果票据在形式上不连续，那么，执票人如欲主张票据权利，债务人可以此为理由而主张抗辨（物的抗辩）。这里所说的执票人不得主张票据上的权利，仅指背书在不连续后的执票人而言，之前的被背书人，仍应为票据的债权人。

票据权利则不当然而归于无效。

2、关于空白背书的效力。

根据台湾票据法规定，背书中有空白背书时，其次之背书人视为前空白背书之被背书人。在此情况下，背书视为连续。

3、关于背书的涂销。

涂销是指持票人或背书人故意将背书抹去，以使被涂销人免于负担背书人责任。客观上，涂销行为有可能影响背书的连续。对此，台湾票据法认为，涂销之背书，不影响背书连续者，对于背书之连续，视为无记载；涂销之背书，影响背书连续者，对于背书之连续，视为未涂销。票据上原有连续背书，但经涂销而使背书失去连续性，为保护持票人之利益，法律规定这种涂销为未涂销。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四）、关于票据的伪造与善意取得问题，两大法系对于背书伪造的后果看法不同。主要争论在于票据发生追索时，追到伪造背书人，而该人又无力偿付款时，其责任应由谁承担？（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规定：伪造背书的后手善意而且没有重大过失的受让人是合法受让人，凡在票据上签字的人，仍对善意持票人负付款责任。而英美法系则规定，汇票遗失经伪造背书转让给他人时，受让人不能成为正当持票人。因为只有在票据表面完整、正常且没有过期的情况下，善意并支付过对价的持票人才可能成为正当持票人，付款人应负责审查背书的真实性。如果付款人对伪造背书的票据支付了票款，付款人仍要对遗失票据的人，即真正所有人负责。

可见，英美法系的作法更为严苛。

二、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必须是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

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是持票人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票据。如果票据的让与人，对其所持有的票据有处分权，那么，受让人取得的票据就有正当的权原，自无善意取得问题，应属票据的正常转让。这里的无处分权人，应为受让人的直接前手。无处分权人，一般包括以偷盗、诈骗、抢夺、拾得等方式取得票据的让与人。这些人是以不正当或不合法手段取得票据的，不是票据的真正权利人，对其取得的票据，自然无处分权。

但是受让人如从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权人处受让票据者，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学者间有不同看法，根据我国票据法第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字的，其签字无效。”这就意味着从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权人受让票据者，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形成票据权利的行为能力，当然就谈不上处分票据权利了。但是，应当指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为票据行为纵为无效，但票据本身并不当然无效。因为票据行为具有独立性特征，即使上述行为人所为票据行为无效，也不影响现持票人的权利。况且票据重在流通，又属文义证券，仅凭证券很难判断行为人的行为能力。因此，笔者认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有待改进。

三、受让人取得的票据须在形式上完整且符合法律定式

1、关于票据的记载事项。

我国票据法分别规定了汇票，本票、支票的应记载事项，这些事项属于绝对应记载事项，票据如欠缺应记载事项之一者，票据即归于无效。既然票据无效，票据权利当然无从设立，取得无效票据的受让人，纵无票据权利可言，更谈不上主张善意取得了。另外，法律还要求票载内容必须确定，因票据是金钱证券债权，以支付一定的金钱为内容和目的，其内容不确定，权利即不确定。

在票据法中，绝对应记载事项欠缺时，票据归于无效；相对应记载事项若有欠缺时，法律另有补充规定，票据不因之归于无效。如票据上来记载付款地时，以发票人或主债务人的主要营业所在地为付款地。这就是补充性规定。也就是说，相对应记载事项欠缺时，法律另行拟制其效力。我国票据法规定，支票上记载“确定的金额”为必须记载的事项，支票上若未记载，则“支票无效”。而同时又规定：

“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这里前一条为强行性规定，而后一条前半部分为任意性规定，即发票人签发票据时，票据金额可以记载，也可以不记载，由当事人任意定夺，但是，既然票据法规定了‘确定的金额“为必须记载的事项，那么，出票人签发无”确定金额“的票据，就为无效了，怎么又规定可以由当事人授权补记呢，笔者认为，立法者的本意是想承认空白票据的存在，而这样的规定，使得两条之间存在矛盾，因而，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如果把后一条作为前一条中的一款，那么，就不会存在这样的矛盾了。如票据法第87条第1款规定，支票人未记载受款人姓名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充。

2、关于空白票据（1），关于空白票据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此，笔者认为应作具体分析：空白票据是发票人有意欠缺票据记载事项，而授权持票人日后补充的未完成票据。因此，空白票据也称作未完成票据。发票人授权持票人的这种补充权，实际上是一种形成权，即持票人日后如补充了票据应记载事项，空白票据也就成了完全票据，与完全票据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另外，还有一种不完全票据，不完全票据是欠缺票据应记载事项，即发票人自一开始就没有预定，或者说发票人并无意使他人日后对此补充记载，这种票据属于绝对无效的票据。

就上述两种情况而言，未完成票据的票据权利是未定的，而不完全票据自签发时起就没有存在票据权利。所以空白票据中的空白是发票人有意留下的，不是无意漏掉的。发票人有意将此种票据交给持票人，持票人在行使票据权利时才将空白填充齐全。因此，又把这种票据叫做附有补充权的票据。

（2）、我国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的规定。我国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在汇票、本票部分未作规定，但在第86条关于支票部分中有规定。该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计前的支票，不得使用。”这可看作是我国票据法关于空白票据的规定。空白票据的欠缺事项，各国法律未作规定。但在实务中较常见的是欠缺票据金额，发票日或到期日。

（3）、关于空白票据的转让方式。空白票据如有受款人记载时，则应依背书转让。如受款人名称欠缺时，则属于无记名票据，应依无记名票据的转让方法一仅以交付即可转让。同时，空白票据的补充权也应随空白票据的转让而移转，取得空白票据。也就取得了补充权。但是，由于空白票据属于未完成票据，在应记载事项补齐前，持票人不得行使票据权利。否则，债务人有权提出抗辨，执票人如提示空白票据而作成拒绝证书，其提示及拒绝证书亦应无效。因此，空白票据只有补充完全后，善意取得人才可以主张权利。如果补充权人行使补充权与授权不符，票据债务人也不得以这种不符对抗善意持票人，持票人取得票据具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票据债务人可以此为理由而对抗持票人，但债务人得为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

四、善意取得票据权利必须有票据丧失占有的事实

票据丧失，是指票据非基于原持有人的意思而脱离其占有的事实状态。非基于原持票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情形，一般有票据因被盗、被抢、遗失等而丧失的情况。但是，票据如被焚毁，毁损等而完全毁灭（即票据作为一张纸被毁灭），此为票据本体的毁灭，也是非基于原持票人的意思而脱离其占有，前者为相对丧失，后者为绝对丧失，票据的绝对丧夫，与票据权利善意取得中所论的票据丧失占有不同，善意取得中所指票据脱离原持有人占有而丧失，仅指票据的相对丧失而言。即作为物权上的标的——票据本身还存在，因为，只有票据本体还存在，第三人才可取得票据，主张善意取得。

票据丧失占有是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票据丧失，虽不象丧失货币那样当然丧失票据上权利，但作为完全有价证券，权利与票据基于不可分性，即票据权利记载于票据上，与票据具有依附性，而且票据还具有提示性与缴还性，票据权利人如不提示票据，就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受领票据金额后，就得缴还票据。否则，票据再为转让，则对债务人十分不利，因此，票据上权利的行使与票据的占有在票据法上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票据脱离权利人约占有后，原权利人的票据权利处于不确定状态，因而在未重新占有票据前，不得行使票据权利。

如果原持票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是出于其内心意思表示或符合其意愿，那么，就是说原持票人容忍或认可他人取得票据而行使占有。这实际上是原持票人对其票据权利的处分行为。因而这种占有即是合法的、有权的占有。占有人再依法律规定的方式转让票据，受让人行使票据权利时，则不属善意取得问题了。因此，善意取得制度应特别强调原持票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并非其所愿。

需要指出的是，票据脱离原持有人占有，经法院除权判决后，即使第三人出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也不得依此主张票据权利。票据法规定：“失票人……

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里没有规定第三人取得票据如何处理的问题，法律规定公示催告，是对失票人权利的一种补救办法。经过公示催告，法院做出除权判决后，被丧失的票据即被宣告无效。此后，取得票据的持有人所持有的票据形同一张废纸，即使其出于善意或无重大过夫，亦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但其可以以民法上规定的侵权之诉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

那么，公示催告期间，除权判决做出之前，第三人出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能否行使票据权利？对此，我国票据法未做规定。但是，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值得商讨。应当认为，在公示催告期间，法院除权判决做出前，被丧失占有的票据仍然是合法有效的，当然可以有效流通。这时，受让人取得的票据应受法律保护。至于让与人，固善意取得制度重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即使让与人取得票据和转让票据时有恶意或者已知权利人已经申请公示催告，只要受让人取得票据出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夫，即应承认让与人转让票据的行为有效（票据未届期），就应当享有票据权利，而不应宣告让与人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况且法律还规定了第三人可在此期限内申报权利，如果宣告让与人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那么，就没有必要允许第三人申报权利，直接宣布票据无效即可。另一方面，如果宣告在此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在实践中也会增加人们对授受票据的危机感。人们得随时提防其所取得的票据是否已被他人申请公示催告，不利于票据的流通及交易的安全。但是，为了加强公示催告的效力，保护失票人的利益，受让人应当对其在公示催告期间取得的票据系善意及无重大过失负举证责任。因此，法律应允许于除权判决做出前取得票据的善意受让人，随时可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亦可提示付款。在付款人主张己由他人挂夫止付为由而拒绝付款时，则该善意受让人即可对所有前手背书人及发票人行使追索权。

票据权利人发出止付通知后，付款人是否需要付款，从理论上说，票据权利人的止付通知与发票人之撤销付款委托，性质上有所不同，付款人虽受止付通知，但与发票人仍处于委托付款关系。因而，善意受让人对付款人的付款请求权并未消灭，付款人若对该善意受让人付款，其行为应认为对发票人有效。另外，我国票据法规定，失票人通知票据付款人挂失止付后，付款人应当暂停支付。但是这一规定，对善意持票人是极为不利的。付款人既不对通知人进行审查，也不要求提供相应的担保，在暂停支付期间造成持票人的损失如何承担，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对挂失止付不作任何限制，有可能助长某些当事人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或出于某种动机，在票据客观存在并未丧失且有真正票据权利人的情况下，为使他人不能及时行使票据权利，而故意伪报票据已经丧失行为的发生。笔者认为，可以要求申请挂失止付的人提供一定的担保。

票据之善意受让人既可在除权判决前行使票据权利，那么，其因行使票据权利所受之损失，应由遗失、被窃或由他人保管票据而被伪造背书之人负担。如发票人将记名式票据或指示式票据做成后，交付受款人以前，因遗失、被窃或由他人保管中被伪造受款人之背书而流入善意受让人之手，则不论付款人是否付款，最后负担损失者乃发票人自己。如果发票人已将票据交付受款人后，而由受款人遗失，发生背书情形，并流入善意第三人手中，则由该受款人负担最后之损失，而该受款人不得再依原因关系向发票人请求。

除权判决作出后，票据受让人取得票据，其权利如何保护，损失如何承担？笔者认为，除权判决宣告后，票据之善意受让人所持票据，经人民法院宣告无效，且固票据为文义证券，背书人的担保责任本国其在票据上签名而承担，现票据无效，即其担保责任不存在。所以，善意第三人只能依民法上关于侵权之诉，要求该票据出让人承担固其侵权行为（欺诈）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五、票据受让人取得票据须无恶意及重大过失

在票据关系中，恶意指受让人在受让票据时明知其前手并无让与票据的权利或者知道受让这种票据会损害他人的利益而仍然受让票据。相反，如果不知道或难以得知让与人为无权利人，则应认为受让人在主观上为善意。重大过失是指票据受让人虽非明知，但只要稍加注意即可知悉其前手非系有权让与票据之人，如受让人明知让与人所持票据为盗窃、拾得仍受让票据即为恶意取得票据；而受让人虽不明知为偷窃、拾得，但明知让与人让与的票据无根据或理由，凭一般常识即可注意到，而因疏忽大意却未注意到的也为重大过失。判断受让人的恶意或重大过失应根据法律的规定，即票据交易的一般习惯、双方当事人本身的情况及票据本身的性质、有偿无偿、对价高低等因素。另外还应以受让人受让票据时的状态为标准，即使票据受让人取得票据时为善意，而事后始知让与人无处分权，受让人仍受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在举证责任方面，如债务人主张受让人为恶意或有重大过失，则应由其来负担证明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则应认为无恶意及无重大过失。对此问题，应注意如下凡点：

（一）、受让人为善意及重大过失，让与人必须为背书连续的持票人。如果受让人主观上认为背书不连续的持票人为真正权利人，那么，受让人即有过失。至于让与人以外的其他前手是否有转让票据的权利，则在所不问。

（二）、无独立经济利益的人，不受善意取得的保护。在委任取款背书的场合，即使取得人（被背书人）无恶意及重大过夫，亦不适用善意取得。因其仅仅代表权利人行使权利，并无独立的票据权利。

六、无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的不适用善意取得

我国票据法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付出相当代价，是指取得票据时向让与人支付了或提供了相当于票据金额的金钱、实物或劳务，也就是须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等价有偿的原则。因此，对价，即为让与票据时之代价。不相当对价，是指持票人取得票据的金额和为取得票据时所付出的代价差别较大，一般认为显失公平。如果两者差别不大，则不能认定没有付出相当对价。如果无权利人将票据无偿赠与受让人或受让人象征性地付出与票据金额相差悬殊的代价而取得票据，那么，该受让人享受该票据的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即票据债务人所能对前手行使的抗辨，也能对抗该持票人。但是，持票人仍可持票据行使票据权利，只是其票据权利在量上已受到了限制。需指出的是，该受赠人取得票据，虽未付出对价，或不相当之对价，但当其将该票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时，该第三人仍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关于不得优于前手的权利，有两种情况应区别对待：

票据权利范文篇4

关键词：票据权利利益偿还请求权

Abstract:InchinaNegotiableInstrumentsLaw，Itnotonlydefinestitletotheinstrument，butalsoclaimforreinstitutioninterestisfallenunderit。ThoughthespecificregulationaboutclaimforreinstitutionisdefinedinNegotiableInstrumentsLaw，thereissubstantialdifferencewithtitletotheinstrument。Inthispaper,acomparativeanalysisontitletotheinstrumentwithclaimforreinstitutioninterestfromtheorytopracticeisgiventopursuetherelationandthedistinction，soastointerpretcorrectlythelegalnatureofclaimforreinstitutioninterest。

Keyword：titletotheinstrument

claimforreinstitutioninterest

尽管具有现代意义的票据在国际上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在我国却仍然是一个新鲜事物，作为票据核心的票据权利自然更加不能为人们所熟悉。依据我国《票据法》第4条第4款的规定，票据权利指持票人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该条文明确了票据权利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事金钱债权，虽然特殊，也依旧是请求他人支付一定金钱的权利，它是依出票行为而产生的，依背书行为而流通转让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我国《票据法》中不仅规定了票据权利，还规定了票据法理论上通称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如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利益偿还请求权在我国票据法中虽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关于法律上对其性质的认定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票据上的权利说。该学说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基于票据关系产生的，其为一种票据权利。第二种观点是不当得利请求说。该学说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属于民法上因不当得利所产生的权利，它是请求权人基于义务人获得的利益并无合法根据而主张的。第三种观点是损害赔偿请求说。该学说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与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相同，它是请求权人由于正当利益受到损害而向义务人主张的。第四种观点是票据上的残存物说和票据权利的变形物说。该学说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在票据权利消灭后，票据上残存下的一种请求权。而日本学者进一步认为应从事实上将其考虑为票据权利的变形物。第五种观点是特别请求权说。此为日本学界、我国台湾及大陆的主导学说，即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基于衡平理念，为缓和票据的严格性而由票据法规定的一种特别请求权或特定请求权。[1]其具有指名债权的性质。

由于我国票据法中关于利益偿还请求权性质的规定在学术界中争议颇大，笔者认为对于利益偿还请求权性质的认识不应该简单地从法律规定的层面上予以认定，应该通过对票据权利和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后再予以确认。本文将试图从票据权利和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联系与区别方面进行分析，以求正确界定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法律性质。

一、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成立条件的比较

由于票据权利是体现在票据上的金钱给付请求权，那么票据权利是以票据为载体而存在的，故票据权利的有效成立必须以票据的合法有效为存在的前提。任何票据形式上的持有人，如果持有的是一张无效票据，那么根本无法享有票据权利，也就是说其手中所持有的票据权利不可能有效成立。根据我国票据法的基本理论和票据法中的有关规定，有四种情况，会引起票据本身的无效。第一，出票人签发票据时在票据上附条件的（如出票时在票据上附有“收到全部货物即付款”的记载），票据无效。如果允许这种记载合法存在，将会使票据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从而妨碍票据的流通。此类记载也违反了票据无因性的特征，因为允许此类记载的存在无异于将票据关系与合同交易关系紧密相连了。这种附条件的记载直接违反了票据法理论中关于“无条件支付”与“无条件委托支付”的一般法理。第二，我国《票据法》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第三，我国《票据法》第9条第2款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第四，在我国票据法中第22条、第76条、第85条中分别对汇票、本票、支票的必要记载事项作出了规定，而且在这些条款中明确指出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无效。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是构成一张有效票据的最基本的法律要求。若记载不完整，势必严重影响到票据的效力。笔者以为由于票据的文义性原则，这四种因为不符合票据法关于票据内容记载的规定所形成的瑕疵，导致了票据本身的无效。而无效票据上则不可能存在票据权利。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四种情况外，另有一种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票据的有效成立必定会经过出票这一基本的票据行为。按照我国《票据法》第20条的规定：“出票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由此可知票据是要由出票人签发并交付的，如无出票人的出票行为，票据不可能合法有效并进入流通领域。而根据我国《票据法》第6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的，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那么如果出票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话，其在票据上的签章必定无效，故由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人作为出票人签发的票据即使被交付，也将是一张无效票据，在此张票据上票据权利也不可能有效成立。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票据权利有效成立意味着持票人必定合法有效地拥有票据权利。由于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持票人拥有票据权利也必定同时拥有票据那么依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持票人必须以合法手段取得票据。尽管票据法律制度非常强调票据行为的无因性，但对于无因性的强调旨在保护善意持票人（holdinduecourse），即善意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不因前手间不合法的原因关系而受到任何影响，但决非保护非法持票人的权利。正如《票据法》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笔者认为此条款中的“等”字实为概括式的提法，而非并列式的，故在实践中不应该只有欺诈、偷盗、胁迫等三种手段为非法取得票据的手段。例如抢夺、从事非法交易如走私、贩毒等取得票据或其他从事非法活动如等取得票据，皆属于采用了非法手段，所以当持票人以非法手段获得票据，其并未相应地取得票据权利，或者说非法持票人手中的票据权利并未合法有效地成立。此外，我国《票据法》第12条中规定，出于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由于恶意、重大过失是善意的相对概念，换言之，具备善意则享有票据权利。从民法角度解释善意这一概念也符合了民法与票据法作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法理。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对善意（Bonafides）的定义是：“如果一个人诚实行事，即不知道或无理由相信其主张没有根据，他就是善意行为”，“当该人得知表明其主张缺乏法律根据的事实，则不存在善意”。那么笔者以为如果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尽了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如从票据外观无法知悉其具有瑕疵），则应推定持票人在主观上是善意的。所谓票据瑕疵是指有影响票据权利效力的因素存在，致使持票人在实现票据权利的过程中受到妨碍或影响。[2]其中票据瑕疵又可分为形式上的瑕疵和实质上的瑕疵。前者如出票人签发票据时附条件、票据上大小写金额不一、出票人欠缺必要记载事项、背书不连续等；后者如票据被伪造或变造等。笔者以为由于票据的强流通性，作为一般的持票人如果要求他对票据上的实质瑕疵也必须进行审查（如在票据实践中被背书人一般只会注意票据上背书是否连续，而不是审查票据的签章是否伪造或变造的）将不符合实际情况。故而笔者认为只要持票人对于形式上瑕疵的认定上无任何过错，则推定其为善意的。进一步说，也就是必须由票据债务人证明持票人有恶意，此处采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我国《票据法》第32条第1款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应当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有学者认为依据此法条的规定，持票人必须审查转让人的签章，从而认为票据的实质瑕疵是必须被审查的。但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法条中规定后手必须对前手的真实性负责，仅是当票据的持有人在行使追索权的时候，一旦由于该后手的直接前手由于真实性问题（如其签章被伪造）而不承担票据责任时，而明确该后手应负法律责任的一种规定。它应该被当作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而并非是考察持票人主观善意的一个生效要件。从该法条的内在涵义来看，仅是为了保障票据的强度流通性，并非要求票据的实质瑕疵必须被审查。笔者认为在实践中持票人可能审查的应该是票据的外观和转让人的个人身份。

票据权利的有效成立是以票据的合法有效及票据权利取得的合法有效为基础的，那么利益偿还请权的成立条件又与票据权利的成立条件有何联系与区别呢。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的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在票据权利消灭后由票据法规定的对于仍然存在的因票据基础关系存续的实体权利而产生的一种特别请求权。既然它是票据权利丧失后的一种补救权利，则其应以票据权利曾经有效成立并存在为前提。如票据为无效票据，或票据由于持票人是通过非法手段或主观上恶意取得票据的，由前文的论述可知票据权利并不有效成立。因此票据权利不成立，就不会发生因票据权利消灭而引起利益的失衡，也就没有利益偿还请求权产生的必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票据法》第18条中关于“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规定有明显的不当之处。这是因为一旦票据记载事项欠缺可能导致票据本身的无效，而无效票据是不存在票据权利的，无票据权利则不可能产生利益偿还请求权。故而笔者认为此项法律规定有其逻辑错误，应予修订。另外空白票据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是应引起注意的。所谓空白票据（incompleteinstrument），又叫空白授权票据，是指出票人签发票据时，有意识地将票据上应记载的事项不记载完全，留给持票人以后填补记载的票据。[3]从此定义不难发现空白票据在补充记载完全前，票据权利并不明确，因而并无成立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基础。因为我国《票据法》第86条规定：“支票上的金额可以由出票人授权补记，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第87条第1款规定：“支票上未记载收款人名称的，经出票人授权，可以补记。”由此可知在我国只存在空白支票，而且空白支票在补记前是不得使用的，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其补充记载完全前尚未交付，而票据的出票是必须经过签发与交付两个过程的，空白支票未交付则表示尚未生效，亦无票据权利，那么也不可能产生利益返还了。

以上的分析仅是表明了票据权利曾经有效成立是利益偿还请求权产生的前提条件。而利益偿还请求权不仅要求票据权利曾有效成立过，它的有效成立必定还有其自身的原因条件。在票据法的理论中均指明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必定是因为时效期满或手续欠缺致使票据权利丧失的结果。而我国《票据法》第18条也作了相似的规定，如“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的。”由此可知属其他事由使票据权利丧失则不发生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效果。如丧失票据，则持票人可通过公示催告程序宣告票据无效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予以补救；又如票据因欠缺“必要记载事项”无效的，则持票人可基于票据原因关系或预约关系予以补救。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8条的规定亦可知持票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必须以丧失了票据权利为前提。因为如票据权利并未丧失，持票人则可直接行使票据权利，而无须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当然票据权利的丧失应该是仅相对于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请求对象而言，持票人丧失了票据权利，而并不要求持票人对于所有的票据债务人都丧失了票据权利。前文曾指出票据权利要合法有效成立，持票人必定是通过合法手段善意地取得票据的。而在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中，无论是票据法理论上还是票据法中均未要求请求权人对于票据权利的丧失是善意的。换句话说，持票人对于票据权利的丧失即使有主观上的恶意或过失，也不影响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当然在票据的实务操作中，持票人不可能恶意地放弃行使相对简单的票据权利而选择行使相对繁琐的利益偿还请求权。

二、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利益条件的比较

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2款的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由于票据权利的存在是以票据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那么票据权利的实现必将以票据的取得为前提，因此依照该法条的规定，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即在于持票人给付了对价。对价（consideration），又称约因，为英美法特有的概念，简言之就是合同一方的失去，而另一方则得到。而此条款中将票据对价直接定位为“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笔者觉得此处有四个应注意的地方：（1）所谓“相对应”即足够（sufficient）而不同于合同对价中的相当（adequate）。换言之，支付明显不当的对价而取得票据的持票人，法律上推定其为恶意持票人。[4]（2）由于票据是一种强度流通证券，核心即为流通性。法律推定，每一个持票人，在其获得票据时，均已支付了对价。但据法理，任何推定均可通过反证（negativeevidence）来加以推翻，实则是举证责任倒置了，也就是说持票人有无支付对价，须由票据债务人予以证明。（3）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取得票据时必须给付对价。但其作为一项原则却也有例外。如我国《票据法》第11条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笔者认为从此条款可知，依税收、继承、赠与三种情况取得票据时，其持票人实现票据权利的物质基础并不要求给付对价。由于这三种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那么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完整程度也相应地受限于其前手，即“在票据签章人或者持票人之前签章的其他票据债务人”（注：我国《票据法》第11条第2款）。（4）法律仅要求票据权利的实现必须给付对价，而并未规定支付对价与票据的给付必须是同时履行的。如果票据的当事人间在基础合同关系中作出了关于“一方先给付票据，对方后支付对价”的约定，该约定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此处有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如果双方当事人作出了这种约定，那么一旦取得票据的一方在事后并未给付对价，却又通过提示或背书转让已得到的票据获取了票据权利，该如何保护受损方的利益呢？因为作为基础合同外的第三方（如票据的债务人，此时不包括本票的情况；被背书人等）是不可能知晓上述当事人间是否给付过对价这一具体事实的。在第三方（票据债务人、背书人等）看来，票据具有极强的公示效力，票据的持有本身即表明持票人已支付过对价，且第三方并无义务审查上述当事人间是否给付过对价。在民法理论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任何约定，对第三人是不具有效力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票据理论中的无因性特征与该条款间的矛盾所在了。只是以笔者个人的观点，这不仅是理论及逻辑上的冲突，而且也是实践操作与该条款的一种脱节。笔者认为一旦基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作出了上述约定，而相对方确在未给付对价但实现了票据权利的情况下，受损方可以通过民法中的“返还不当得利之诉”请求相对方返还票款。因为此时相对方获得票款并无法律上的依据，而且他未给付对价的法律行为也必定会造成相对方的损失，从而符合不当得利形成的构成条件，相对方可以通过“返还不当得利之诉”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利。

票据权利是以给付对价为其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而利益偿还请求权作为票据权利丧失后的一种补救权利，那么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必定与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有其内在的联系。正如我国《票据法》中第18条中规定的“持票人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换个角度看，持票人实现其利益偿还请求权的物质利益基础即在于出票人或承兑人因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丧失而实际受有的利益，也就是出票人或承兑人根据票据基础关系实际获得的利益（对价或资金），当然在理论上绝不可以等同于出票人或承兑人未支付的票据金额（尽管在实践中两者可能是一致的）。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上受益情况，不外乎以下几方面[5]：（1）汇票的出票人在发行汇票时已取得了代价，但还没有向付款人提供资金，由于票据权利消灭而使他免去了担保付款的义务；（2）本票的出票人在发行本票时已取得了代价，但因票据权利消灭致使他免去了付款义务；（3）支票的出票人因票据权利消灭而使支票金额在银行仍存在自己的帐户下；（4）汇票的承兑人已收到出票人提供的资金，但因票据权利消灭而免去其付款的义务。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如出票人签发票据的行为是赠与行为，本身非受有对价，虽然票据权利消灭免去了付款义务，但由于其并未受有实际利益，故不得充当偿还义务人。而此时实际受有利益的为背书人，但由于他所获利益源于出票人的赠与，与票据权利的丧失亦无关，故亦非偿还义务人；若汇票的承兑人未受到出票人提供的资金，即使因票据权利的消灭免去了其付款义务，其亦非偿还义务人，原因在于其并未获得过实际利益。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实现是以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获得利益为基础的。这是由于背书人与被背书人间在票据流通过程中一般已有对价关系，保证人亦无受有利益，因而他们不可能成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请求对象。而出票人和承兑人实际获得的利益也就是在基础合同关系中由对方当事人支付的对价，这也就成为了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由于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对价也是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那么在基础合同关系中由对方当事人支付的对价也将成为其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而一旦他的票据权利丧失，其支付的对价也必成为了他向出票人和承兑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的物质利益基础。此处便出现这两种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重合的情况。然而作为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的对价还应包括在票据流通过程中,被背书人所支付的对价，从理论上来讲它并不一定等同于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获得的利益。这表明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可能与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发生重合，即均为基础合同中所支付的对价，而由于被背书人在票据流通过程中所支付的对价也可以成为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也就是说票据权利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的范围应广于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

三、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在实务操作中的比较

利益偿还请求权虽然是于票据法中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它毕竟不是票据权利，因此其在实务操作中必定会与票据权利有很大的区别。由于利益偿还请求权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性质，故涉及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一系列实务操作的问题，除票据法中有规定的，亦可适用民法中关于债的相应规定。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履行地上的比较。由于票据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民事金钱债权，是请求他人支付一定金钱的权利，那么票据金额给付的场所也就是票据权利的履行地了，因此票据上记载的付款地也就自然地成为了票据权利的履行地了。根据我国《票据法》第22条、第76条、第85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知道付款地并非票据上的必要记载事项。但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付款地也可以成为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如我国《票据法》中第23条第1款规定：“汇票上记载付款日期、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项的，应当清楚、明确。”第77条第1款规定：“本票上记载付款地、出票地等事项的，应当清楚、明确。”而由于付款地并非票据上的必要记载事项，因此法律中对于票据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我国《票据法》第23条第3款规定：“汇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付款地。”第77条第2款规定：“本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出票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第87条第2款规定：“支票上未记载付款地的，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为付款地。”而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6条的规定，票据权利的履行应当在票据当事人的营业场所，无营业场所的应当在其住所地。由此可知，票据权利的履行地也就是票据债务人的营业场所，无营业场所的为票据债务人的住所。而利益偿还请求权非票据权利，因此在票据上记载的付款地或法律上推定的付款地不可能成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履行地。从利益偿还请求权所具有的普通民事债权的属性来看，其履行地可以参照我国民法中关于债的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第88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给付货币的，在接受给付一方的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的所在地履行。”我国《合同法》第62条第1款第3项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由此可知，利益偿还请求权应以请求权人的所在地为履行地。由于票据权利消灭时的持票人为利益偿还请求权人，此时该持票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则当然地成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履行地。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法院管辖上的比较。由于法院管辖的问题是属于程序诉讼方面的，在我国票据法中并未对票据权利的法院管辖作出任何规定，故应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7条的规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由票据兑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笔者认为该条款中规定的票据兑付地也就是票据权利的履行地，一旦票据权利发生纠纷时，票据上记载的付款地的人民法院便当然地拥有了管辖权。利益偿还请求权是否应该属于该条款中所说的“票据纠纷”，目前尚未见到有关票据纠纷的解释，但从票据制度本身理解，票据纠纷只能是票据权利纠纷和因票据物质形式本身所发生的纠纷（如票据归属、票据返还等）。[6]由于利益偿还请求权既非票据权利，也决非对票据物质形式拥有的权利（即票据的所有权），那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第27条的规定则不可能适用于利益偿还请求权。因其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属性，故应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的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原则，即由利益偿还请求权引起的纠纷应由请求对象（出票人或承兑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所管辖。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时效的比较。我国《票据法》中第17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2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2年；（二）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6个月；（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3个月。票据的出票日、到期日由票据当事人依法确定。”根据此法条的规定，我们可以明确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有2年、6个月或3个月等三种不同的情况。而由于利益偿还请求权非票据权利，则当然地不再适用票据法中有关时效的规定，而票据法中对其又无特别规定，故应适用民法上一般债权的时效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知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2年，即利益偿还请求权人在两年内不行使该项权利，则丧失了依诉讼程序强制请求对象偿还利益的权利，也就是民法中常说的胜诉权的消灭。但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实体权利依旧存在，它并不因胜诉权的消灭而丧失，出票人或承兑人自愿偿还利益时他们的行为也具有法律效力，为法律所认可。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获知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起算时间，即持票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偿还请求权成立之日起，也就是票据时效期满或保全手续期间届满日的第二日开始计算。由此亦可知利益偿还请求权时效的起算实际是以票据权利时效消灭为前提的，这也恰恰说明了利益偿还请求权实为票据权利丧失后的一种补救权利。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权利行使和转让上的比较。由于票据是完全有价证券，票据上权利的行使必须持有票据，票据丧失，则不能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所以票据权利的行使必定以提示票据为必要。至于票据权利发生的原因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并无说明的义务，义务人也没有审查的义务，即票据权利的有效与否非以票据权利发生原因的合法有效为前提。即使票据权利产生的原因关系解除、无效或有缺陷，其并不影响已发行流通的票据效力，即票据一经签发并有效成立时，票据持有人即独立享有票据权利。由此我们可以明确票据权利在行使的时候仅需要提示票据，无须证明其权利来源的合法性。这也正是作为票据灵魂的无因性特征的最大体现。而利益偿还请求权既然不是票据权利，从理论上而言，其行使则自然不以提示票据为要件。但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主体却必须是票据权利消灭时的正当持票人。当然这时的持票人不以最后的被背书人为限，还包括因被追索而履行了票据债务后取得票据的背书人，因履行了债务而取得追索权的保证人，因继承、公司合并、一般债权转让、期后背书等原因取得票据的持票人。[7]此时权利行使的主体不以提示票据为行使要件，但持票人应证明自己为实质权利人，也就是说权利人必须证明曾支付过对价并受到了损失。换言之，当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时候由于时效届满或保全手续而已经失效的票据仅仅是利益偿还请求权行使时的有利证据而非权利行使的生效要件。但是笔者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主体不仅应是实质的权利人也应为形式上的权利人。这是因为如果他并非实质的权利人何来利益偿还一说。而若非形式上的权利人（如背书不连续而欠缺形式要件的持票人），持票人手中的票据权利根本不可能有效成立过，如此持票人则丧失了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基础。当然以上所进行的不过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笔者个人以为在实践操作中，利益偿还请求权人在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时必须提示票据。这是因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权利人向出票人或承兑人请求的，而票据经过多次流通，票据权利丧失时正当持票人（即利益偿还请求权人）与出票人或承兑人（利益偿还义务人）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正如前文所述利益偿还请求权实现的物质利益基础是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受有利益且利益偿还请求权人必须证明他自身为实质的权利人。但是由于偿还请求权人与偿还义务人间并无可以证明其双方法律关系的基础合同的存在（偿还请求权人仅与其直接前手间存在基础合同；而义务偿还人仅与其直接后手间存在基础合同）。那么要证明出票人或承兑人实际受有利益或者说要证明利益偿还请求权人为实质上的权利人，就必须证明利益偿还请求权人支付过对价。因为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应的代价。由此法条可知，利益偿还请求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一旦提示票据，则可以推定其支付过对价。而因为在票据的流通过程中，利益偿还请求权人的直接前手在获取票据时也应该支付过对价，故其不可能实际受有利益，由此也可以推断只有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会实际受有利益。因此尽管利益偿还请求权并非票据权利，从理论上而言并不可以提示票据为其权利行使的生效要件，但从实践中而言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也必须提示票据。

此外，按照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1款、第3款的规定“持票人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持票人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时，应当背书并交付汇票”，第81条第1款的规定“本票的背书、保证、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由此可知，我国票据权利的转让仅采用背书的方式。所谓“背书是指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的票据行为。”（注：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2款）从此可以看出票据权利的转让并不要求权利人通知票据债务人，从而保证了票据的强度流通性。而利益偿还请求权则依照民法中普通债权的转让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80条第1款的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那么请求权人在转让利益偿还请求权时，负有通知出票人或承兑人的义务，而且双方就转让事项必须达成书面协议，如果出票人或承兑人不同意转让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请求权人不得转让权利。

票据权利与利益偿还请求权关于权利抗辩上的比较。对于票据权利的抗辩，在我国《票据法》第13条中有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除外。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与自己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票据理论上和实务操作中，均惯于将票据权利的抗辩分为物的抗辩和人的抗辩两种。前者是基于票据本身的事由发生的抗辩，随票据本身的发生而存在，可以对一切的票据债权人提出的抗辩。如：欠缺必要记载事项、记载了票据上不得记载的事项导致票据本身无效引起的抗辩；票据被伪造、被变造引起的抗辩；票据由于欠缺保全手续或因时效而消灭导致的抗辩。后者是基于人的事由而发生的抗辩，它是票据债务人针对特定的票据债权人而提起的抗辩。如果离开了特定的债权人，抗辩事由即被切断，债务人不得再以原来的事由对新的持票人行使抗辩。而因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是票据权利丧失后的补救权利，那么原则上，利益偿还请求权的义务人可以以票据上的一切可对抗持票人的事由来对抗利益偿还请求权人。故而凡是出票人或承兑人在票据权利丧失前用以对抗持票人的事由，在持票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时同样可以主张；而如出票人或承兑人在票据权利丧失前，其抗辩权已经受限的，那么在持票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时同样应该受到限制。作为利益偿还请求权产生原因的时效届满和手续欠缺则当然地不能作为抗辩事由。而且因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不以提示票据为必要，那么偿还义务人也不能以未提示票据为抗辩事由。另外，票据权利因转让可能发生“抗辩切断”即票据债务人对其前手关于人的抗辩权不随着票据权利的转让而转给其后手；而利益偿还请求权人作为普通债权，其在转让过程中，出票人或承兑人的抗辩权也将一并随之转让，并不发生抗辩切断的现象。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利益偿还请求权尽管是于票据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其与票据权利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本文前述的关于利益偿还请求权性质的五种观点，笔者较为支持特别请求权的说法。也就是说利益偿还请求权仅是在票据权利消灭后由票据法规定的对于仍然存在的因票据基础关系存续的实体权利的一种特别请求权。[8]只是此说的缺陷在于它也并未明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笔者认为利益偿还请求权本质上属于票据法上的权利，而非票据权利，该权利是基于票据基础关系而产生的，其仍具有普通民事债权的性质，故我国票据法中将其定位于民事权利也未尝不可。因为它实质上是一种票据权利丧失后法定的补救权利，也正因如此它与票据权利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参考文献

（一）论著：

1、《中国商事法》王保树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

2、《票据权利研究》赵威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

3、《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王小能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4、《票据法研究》郑孟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版

5、《票据法概论》谢怀轼主编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6、《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释论》梁英武主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

（二）论文：

1、《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研究》作者：董惠江《中国法学》

2001年第2期

2、《论票据背书的连续性》作者：王小能《中国法学》

1999年第1期

3、《票据瑕疵分析》作者：庄建伟《法学》1999年第10期

4、《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适用》作者：吕来明《法学研究》1998年第二十卷第5期

5、《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作者：刘定华《民商法学》2001年第6期

6、《票据抗辩的举证责任研究》作者：傅鼎生《法学》1997年第5期

7、《论金钱债权的票据化》作者：管晓峰《论法政坛》1997年第5期

8、《我国票据法立法宗旨的研究》作者：刘心稳《论法政坛》1998第3期

9、《论票据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法学研究》作者：潘攀1998年第二十卷第六期

10、《论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作者：柯昌辉《中外法学》1999第4期

11、《票据伪造与票据变造的法律后果及风险负担》作者：王小能

《中外法学》1999年3期

12、《论票据背书的连续性》作者：王小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13、《票据保证的从属性与独立性》作者：孙卫国《民商法学》2001年第1期

14、《论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及法律保护》作者：刘志军《法学杂志》1997年第1期

15、《票据关系中的善意与恶意》作者：谢怀轼《民商法学》2001年第1期

16、选自/jingyi/jingyi0015.htm《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一文作者：王利明/王轶（法律思想网》民法精义）

17、选自/lawfore《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确定与善意取得》一文作者：刘迎霜（民商法律网》民事法学》青年学术）

18、选自/article/shangfa/a20.html《关于对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应具备要件的探祈》一文作者：郭泽华（法学同仁会网》学术交流》商法专题）

19、选自/laxfore/cotent.asp《民法上的善意、恶意及其运用》一文作者：汪泽（中国民商法律网》法学前沿》学者论谈）

（三）法律、法规

票据权利范文篇5

在有价证券这个庞大的体系中，票据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学者多称之为完全的有价证券。之所以称票据为完全有价证券，是说票据权利与体现该权利的票据密不可分，权利的产生以作成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转移以交付票据为必要，权利的行使以提示票据为必要。票据是所载权利的物质载体，票据权利则表现了票据的实质内容。如果持票人不慎丧失所持票据，则行使票据权利就失去了载体和依据。为了补救失票人的权利，同时也为了保障票据的正常流通，有必要通过法律法规规定来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一、何谓票据丧失

票据之丧失，指票据权利人在违反自己意思之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这一概念包含这样两个构成要素：票据的丧失是违反票据权利人本身意思的，票据权利人已丧失票据之占有。对这两个构成要件分述如下：

（1）违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指票据权利人本身没有丧失票据权利的意思而票据事实上丧失。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票据权利人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丧失票据占有，如遗失，被盗：票据权利人有意识但无力抗拒情形下丧失票据之占有，如强夺，抢劫。

（2）丧失占有：占有，指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之状态。事实上占有、控制票据的状态，包括票据权利人自己支配票据以及排除他人支配票据，同时时间上必须具有连续性。丧失占有，即票据权利人丧失对票据的占有和控制，包括丧失对票据的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形。

票据丧失包括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情况。绝对丧失又称票据的灭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外观上已不再表现为一张完整的票据；相对丧失又称为票据的遗失，是指票据的物质形态没有改变，只是脱离了持票人占有。在绝对丧失的情况下失票人较易通过法定措施补救自己的票据权利，对绝对丧失票据的救济不是通常所讨论的票据丧失之救济。权利救济中的票据丧失一般是指票据的相对丧失。

票据的丧失是票据流通过程中常见的情形，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归咎于票据权利人，很多情况下即使票据权利人尽了保护自己所占有的票据的最大注意，也不能完全避免票据的丧失。如果把票据丧失的风险责任单纯地由票据权利人承受，无疑将降低票据在票据使用人心目中的价值，极大地损害票据流通性。显而易见，当票据当事人在取得票据后还要担心若票据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丧失后仍要由自己承担票据丧失的风险时，票据当事人将会尽量排斥对票据的使用，以保证利益不受损失。因此，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这一至关重要的根本属性，必须在票据权利人丧失票据后对其进行救济，保护票据权利人的利益。

二、现行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及其不足

在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对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失票人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二是失票人在一定条件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前种方法，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多采后种方法。但是由于各国之间对此规定差异太大，目前国际上尚无对此的统一规定。我国《票据法》对票据丧失规定了挂失止付、公示催告和提起诉讼三种救济方法：

（一）挂失止付：挂失止付是指在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将票据丧失的情况通知付款人（包括付款人），请求付款人在法定期限内对挂失的票据不予付款，防止票据款项被人领取（包括善意第三人），以保护失票人权利的票据丧失救济措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生效的《支付结算办法》第48条规定，“已承兑的商业汇票、支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付款人的银行汇票以及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丧失，可以由失票人通知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挂失止付”。法律出于对付款人利益保护、避免由付款人承担失票风险的考虑，限制挂失止付的适用范围是合乎法律精神的。

挂失止付的提起人应为丧失票据的人，即失票人。我国票据法第15条只规定失票人可以挂失止付，并未限制失票人资格。因此，对于失票人应当从宽理解，不应以票据权利人为限，丧失票据占有的权利人、义务人或者票据关系人均有权提起挂失止付。挂失止付的相对人应为丧失的票据上记载的付款人，包括付款人。挂失止付的效力在于使收到止付通知的付款人暂停票据付款，付款人在接到挂失止付通知后，应在法定的期间内停止对票据的付款，否则应承担赔偿责任，但付款人或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前已付款的除外。

结合《票据法》和《止付结算办法》规定，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后，应在3日内暂停止付，在这3日时间内，如果付款人收到了失票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公示催告的证明，则可以使止付的效力延长到12日。之后如果收到法院的止付通知书，挂失止付应当继续维持下去，直至法院对票据权利作出判决。由此可见，挂失止付只是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一种临时补救措施，以防止所失票据被他人冒领。挂失止付并未对票据权利加以确认，失票人若想恢复自身的票据权利必须通过公示催告程序或者诉讼程序。另外，挂失止付程序也不是公示催告程序和诉讼程序的必经程序。

（二）公示催告：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从前一种意义上讲，是法院依失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的法律后果的这样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进行公示催告，需要首先由合法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如果失票人未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可以随时申请公示催告；如果失票人已经向付款人发出挂失止付通知，则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申请公示催告。有权提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应为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包括票据上所记载的收款人以及能够以背书连续来证明自己为票据合法权利人的被背书人。同时还应当允许出票人作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在票据遗失后，已经知道现实持有人的情况下，失票人则不能成为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只能依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提起返还票据的诉讼。法院受理公示催告申请后，应当立即向票据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并应当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期间至少为60日。

在公示催告期间，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提出相关的票据权利主张时，法院就应当立即裁定终止公示催告，并通知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也应该裁定终结公示催告。此后，申请人与权利申报人就应通过普通民事诉讼解决双方有关票据权利归属的纠纷。公示催告期满，没有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则依申请人的申请，由法院做出除权判决，宣告票据无效。

（三）普通诉讼程序：即失票人在丧失票据后，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票据债务人向其支付票据上所载的金额。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认定申请人是否为所失票据的合法权利人。我国票据法没有对该程序做出详细规定。

我国票据丧失的救济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挂失止付程序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票据合法权利人丧失票据权利的问题；其次，我国对公示催告程序做出60日公告期间的规定。公告期间或者公告期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如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则通过判决宣告票据无效，恢复申请人的票据权利。

然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票据的利害关系人并没有在60日的公告期内发现所持有的票据正在被进行公示催告的事实，因而也不可能去申报权利。如此一来，则票据丧失的风险则完全落在了票据善意第三人身上，不利于票据的流通，也对善意第三人相当不公平；再次，我国票据法中没有对如何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解决票据权利归属纠纷做出规定，民事诉讼法中也仅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在除权判决生效后，还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些缺陷都导致了对票据利害关系人和善意第三人保护的不力。票据的原权利人无论是因被盗、遗失或者其他原因而丧失票据，其自身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过错，应当由自身承担票据丧失的相当程度的风险。法律规定了对其票据丧失的救济，但却不可以矫枉过正，使得票据丧失的风险完全转移到他人身上，否则就违背了基本的公平原则，挫伤民商事活动当事人使用票据的积极性，这对票据本身的流通性同样是个极大的损害。

三、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通过以上对我国票据权利救济制度不足之处的论述，可以看出，现行的票据救济制度过多的保护了票据原权利人的利益，把票据丧失的风险大部分都转移给票据善意第三人和利害关系人。这样的规定是不科学的，使得票据丧失的风险承担出现了失衡，本身没有过错的善意第三人和利害关系人反而要承担票据丧失的风险。当事人在进行票据流通的时候，还要考虑自身可能会因无法预料的原因而遭受利益损失的可能性，这无疑会打击当事人使用票据的积极性。如此一来，则会大大损害了票据流通性这一至关重要的票据根本属性，也会使票据的流通和使用陷入困境。

针对现行票据丧失救济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笔者尝试在现行票据丧失救济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其不足之处做出改进，使得票据丧失风险在各方当事人之间得到更为公平的承担，也使得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地保护，以期维护流通性这一票据的根本属性。

挂失止付作为失票人丧失票据后可以采取的临时性补救措施，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挂失止付可以使失票人在得知丧失票据占有后迅速地向票据付款人（包括付款人）通知票据丧失的事实，并要求其停止付款。但是在实践中应当要求这种通知以书面形式做出，同时失票人还应当将该票据的副本向付款人提示，证明其拥有该票据，是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另外还要说明不能出示票据的事实和理由。当然挂失止付并不是申请公示催告和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是否通知挂失止付是失票人自身的权利，由失票人依自己意思自由处分。

失票人在通知挂失止付后3日内，没有挂失止付的可以随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法院在审查失票人的申请后，认为符合申请公示催告程序法定条件的，应当立即向票据付款人发出止付通知。当时法院还应当在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报权利。在60日的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如果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或者提出相关的票据，或者申报人提出的票据非申请人丧失的票据时，则法院可以依申请人的申请做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同时，对于我国现行票据法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笔者建议修改为“公示催告期间，善意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样才能更为充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避免对失票人的保护有矫枉过正之嫌。票据流通当中相当重视票据无因性以及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若因对失票人权利过多保护而任意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则违反了票据流通中无因性和独立性的基本规则。法院做出的除权判决，是对公示催告申请人票据权利恢复的确认。

自该判决做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依该判决，行使其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为了防止由于利害关系人由于正当合理的原因未能在公告期内申报其权利，其后可能发生的票据权利归属纠纷，在宣告票据无效的同时，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当于票据金额的担保。担保的性质及其条件由申请人和票据付款人之间的协议规定，如不能达成协议则由法院进行规定。如果申请人不能提供担保，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将已丧失的票据的金额予以提存，存放在法院或者适当的主管当局或机构，提存的时间为从判决之日起至票据到期日。因为在票据到期时，如果利害关系人尚未对其票据要求付款，则可视为其放弃自身持有的票据权利，法律无须再对其进行保护。如果在此期间，利害关系人提出相关的权利主张，在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善意第三人后，票据付款人应当对主张权利人进行付款。票据付款人在付款后则可以取得担保品，或者取得担保品变卖后的价款。失票人则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所提供的相关证据提起针对从失票人处取得票据的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诉讼。

若在票据公示催告期间，或者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利害关系人提出权利申报或者提出相关票据主张权利时，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与票据付款人。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申请人和权利申报人应当提起有关确认票据权利归属的诉讼，通过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其纠纷。

在票据权利纠纷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由法院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失票人和利害关系人都应当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是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如利害关系人无法证明自己是票据的善意第三人或者合法权利人，则其无法获得票据的合法权利。在通常情况下，若利害关系人确实为善意第三人，一般都有能力证明自己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如利害关系人能够证明自己善意第三人的身份，则法院可通过判决确认其享有票据合法权利。自该判决做出之日起，利害关系人就有权依该判决，行使其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失票人则可根据善意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提起对从失票人处取得票据的不法侵害人的侵权诉讼。

票据权利范文篇6

一、何谓票据丧失

二、现行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及其不足

（三）普通诉讼程序：即失票人在丧失票据后，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票据债务人向其支付票据上所载的金额。法院根据失票人的申请对票据权利归属做出判决，认定申请人是否为所失票据的合法权利人。我国票据法没有对该程序做出详细规定。我国票据丧失的救济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挂失止付程序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补救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票据合法权利人丧失票据权利的问题；其次，我国对公示催告程序做出60日公告期间的规定。公告期间或者公告期届满后除权判决做出前，如没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则通过判决宣告票据无效，恢复申请人的票据权利。

三、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票据权利范文篇7

二、现行票据丧失的救济方法及其不足

三、完善票据丧失之救济

票据权利范文篇8

善意取得制度的源起之所以不能像诸多的民事法律制度那样，追溯到罗马法，而是以日耳曼法的法律原则为契机演绎发展起来，

在罗马法上，尚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而是奉行“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人也得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应予注意的是，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得主张时效取得，而且其取得时效期间较短，仅为一年。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有所不同，它基于“以手护手”观念，采纳“所有人任意让他人占有其物的，只能请求该他人返还”的原则，侧重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一旦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让与给他人占有的，只能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这一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

二、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制度概说

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又称票据的善意取得，他是票据法中规定的票据权利原始取得的重要方式。所谓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指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地从无票据处分权人处取得票据，即取得票据权利的制度。

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票据以其独特的支付、汇兑、信用等功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票据立法的宗旨，在于促进票据流通，保护交易安全。如果在其一交易环节中发生了票据转让是由无处分权人所为的情况，在票据上原真实权利人与受让票据的善意持票人的利益对应上，票据法明确规定保护善意持票人的利益，而牺牲真实权利人的利益。日本学者长谷川雄一认为善意取得是对于取得者对转让人为权利人这样一种信赖的保护的制度，从而治愈了其前手无权利的瑕疵。

有关善意取得，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例：

1.确定权利说。《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2款规定：“汇票持有者因任何原因失去汇票时，其已依前项规定对该汇票证明其权利之执票人，无放弃此项汇票之责任，但其取得汇票有而已或者重大过失者，不存在此限。”通过分析发现，在此规定上并未出现“善意取得票据权利”的字样，而是通过对持票人恶意及重大过失的判断来认定票据丧失者的票据返换请求权的有无。

2.反面解释说。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票据法上的“反面解释”模式规定：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不享有票据权利（我国《票据法》见于第12条），反过来就是“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即享有票据权利。

3．正当持票人说。英美票据法强调正当持票人制度，它也强调持票人的善意（goodfaith）。但是正当持票人制度的内涵和外延都比善意取得制度大得多，正当持票人的权利也不仅只是票据权利，还包括不受某些抗辩的权利（见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305条）。不过，票据的善意取得者只要支付了对价，他在英美票据法看来就是正当持票人。

一般来讲，前两种立法是比较典型的票据善意取得制度。实际上，二者在理论构成上也无重大差异，只不过在行文上强调不同的侧重点。

三、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是指在判定票据权利是否为善意取得时必须具备的法定要件。

（一）须是从无票据处分权的人手中取得票据

所谓无票据处分权，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为无票据权利亦无处分权；二为有票据权利但无处分权。第一中情形比较常见，但法律对此无处分权人，仅局限在持票人的前手，至于其间接前手则不问。第二种情形为让与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情形。例如A签发一张票据于B，B将之背书于无行为能力人C，C将票据背书转让于D。有人认为，C因无行为能力并不能取得票据权利，所以C为无权利能力人，笔者认为，C虽然为无行为能力之人，但并非无权利能力之人，况且民法上亦不排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接受赠予权利，所以C作为B之被背书人仍能取得票据权利。但是，当C再向D转让时，C作为无权利转让人，其转让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从而C得以票据行为之无效否认自己票据债务之存在，并进而否定D对自己的票据权利。

认为C为“无权利人”的说法，其意图在于归纳出善意取得均发生于前手无票据权利这样一个前提。但是这种归纳可能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着“前手无票据权利但有票据处分权”这样一个情形，对于某些票据债务人来说，如出票人即属这样的情形。

综上所述，笔者将票据善意取得的第一个条件，归纳为“前手无票据处分权”。

（二）、须依照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法而取得

我国票据法上规定的转让方法，仅指背书而言，未以背书取得票据的，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例如，通过税收、继承、赠与、公司合并、破产清偿、普通债权转让等方法取得票据，即使取得者为善意，亦不能发生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此时取得者的票据权利，不发生对票据债务人的抗辩切断，票据债务人可以以对其直接前手的抗辩事由对抗取得者。

若前手背书人在票据上作了“禁止转让”的记载，依我国票据法，票据仍可以背书转让，但此时的背书对原背书人不生背书转让的效力，所以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只能由其后的背书人承担背书责任。因此，在其后的背书人和受让人之间，则可能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

在委托收款背书和设质背书的场合，由于票据上记载了“委托收款”和“质押”的字样，所以从外观上即可判明票据关系的实质内容，此时受托人和质权人并不成立对票据债务人的善意取得，但若受托人或质权人又为背书转让，则其后手可成立善意取得且其善意取得的权利不再有质权的负担。

对于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汇票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仅对期限后的背书人善意取得票据权利。此时的权利内容，仅为追索权。对原债务人或原背书人则不得主张票据权利善意取得，因为期后背书对原债务人或原背书人仅生一般债权转让的效力。需注意的是，若期后的背书只有一次，又背书人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或签名为伪造，则也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力，期后背书中至少要有一次背书为有效背书，才可能发生善意取得，其原因见构成要件之五。

（三）、受让人须善意且无重大过失

①善意的认定

善意的认定，在民法理论上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两种学说。积极观念说主张受让人必须具有将让与人视为有权利人的认识。消极观念说则主张善意是指行为人在从事民事行为时，不知道或无法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而认为其行为合法或其行为的相对人有合法权利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大多数学者在善意取得的场合倾向于消极观念说，认为积极观念说从正面对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提出要求，不仅加重了行为人的注意义务，而且由于难为外人知晓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消极观念的证明，受让人只需证明自己为非恶意而无须证明自己的善意，或原权利人、债务人不能证明受让人为恶意即可视为善意。

确定受让人是否为善意，还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客观情况。如有学者认为“关于善意之证明方法，今日一般被承认者，有下列事实：〔1〕以不当之低廉价格买受其物。（2）让与人属可疑身份之人。⑻接受行为，产生于近亲属之间。（4）善意取得人通常对由谁受让及在如何情形下取得其物，应有记忆，如经原告之要求，被告拒绝为此作陈述时，则被告之取得，应推定为恶意”。笔者认为，上述事实对于票据善意取得也有一定的借鉴。除此之外，票据交易的惯例，亦可作为认定善意的标准。

②重大过失的认定

在民法理论中，一般将重大过失与轻过失（又称一般过失）加以区分，有的理论还有重大过失、轻过失、轻微过失的分级之说。

重大过失与轻过失及轻微过失均不同，是指当法律对某种行为人在某种情况下，应当注意和能够注意的程度有较高要求时，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对其较高的要求，甚至用连人们都应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衡量也未达到的过失状态。因此，票据法上的重大过失是指“票据取得人未尽票据交易上之单纯简单之注意，只要稍加注意即可知悉票据权利和签发转让权利瑕疵而仍受让者”，例如违反对必要记载事项不得欠缺、背书应当连续的注意义务，即可认为有重大过失。

那么，注意到我国《票据法》第32条的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对此应作何以下理解：

有一种理解为票据取得者应对前手签名作实质性审查，违反此义务即有重大过失。比如，对于A—B’（B）—C－D的票据关系来说，B’伪造B之签名，将之转让于C，C若未对B之签名作实质审查，即有重大过失而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对此笔者认为，要求取得者对前手的签名真实性负责，是法律对行为注意程度的较高要求，违反了此项要求，并不能认为是重大过失，更不能就此否定取得者的票据权利。

（四）、受让人须以背书连续证明自己的形式性资格

任何依背书取得的票据，都需要具备形式性资格。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由于是发生在票据权利移转中断之时，依据票据权利外观而发生的，所以背书连续作为票据权利外观的重要内容，在此是不可或缺的。

（五）、在票据上必须有独立有效的票据债务存在

票据债务，是发生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效果的保证。在票据关系中如果没有独立有效的票据债务存在，票据债权也就无法成立了，因为依据民法、债权具有相对性，缺少了债务人，当然没有债权人的存在。另外根据外观主义，善意取得的效果归属于以自己的行为“惹起外观存在“的人，如果没有可归责之人，也就当然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

①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场合

在A－B的场合，A为无行为能力人，则B纵属善意且无重大过失，A亦不负票据责任。此处以A之票据行为无效而否定其票据债务之存在解释。

在A－B－C的场合，A为无行为能力人，则B并未取得对A之票据权利，所以B亦为无权利人，当B将票据背书于C后，C却取得票据权利。为什么呢？C是凭票据权利的外观而成立的善意取得。但是，由于A作为无行为能力人并未惹起外观之存在，所以C不得向A主张善意取得。而B由于其在票据上进行了有效的背书，所以B惹起了外观存在，C可以向B主张善意取得，此处以票据行为的独立性亦可解释B票据债务存在的原因。总之，在此票据关系上正是由于B的独立有效的票据债务的存在，才使得C的善意取得得以成立。

在A－B－C的场合，若B为无行为能力人，则C亦可成立善意取得，原因是A有外观责任之存在，而需承担票据债务。此时C再背书于后手D，则D为继受取得。

②欠缺交付的场合

在A－B的场合，A虽已为签名，但未将票据交付于B，则依据票据行为有效性理论，A并不对B承担票据债务。

而在A－B－C的场合，A虽欠缺交付，但A对C的票据权利外观给予了原因，所以C成立对A的善意取得。

在A－B－C的场合，若B对C欠缺交付，则在BC之间并未成立有效的票据债务，B可以以权利并未转移为由对抗C，此时A亦可援引B之抗辩理由对C加以对抗，但若C再背书于D，则D成立A、B的善意取得。

③伪造的场合

在A（A’）－B的场合，A’冒充A签名出票于B，由于A的出票行为不成立，所以A并不对B负担票据债务，由于A’也不是以自的名义作的签章，所以A’对B亦不负担票据债务，因此B并不成立善意取得。此时B若有一后手C，则C成立善意取得，以B作为票据债务人。在A—B（B’）—C的场合，B’伪造B之签名背书转让于C，依本文的观点，C成立善意取得。但有学者认为此时并不成立善意取得，原因是其认为在伪造场合，对伪造背书的相对方直接适用善意取得，容易使相对方的恶意的后手，承继善意取得的效果。例如A－B（B’）－C－D。B的背书尽管是伪造做成，C成立善意取得，则其恶意的后手D也享受到了善意取得的效果，由于B的票据权利再能得到实现，其结果B、D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利益的不均衡，这不均衡，又不能通过B自身的伪造的抗辩而得到纠正。

对上述观点笔者认为，若认定C不成立善意取得，则对票据关系人D仍然要依善意取得来判定。倘若D再不具备善意，则D之后手又须依善意取得来判定权利，则票据权利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票据权利的实现都要通过诉讼解决，不利于票据的流通。；

关于B与D的利益不均衡问题，实际上就是B的利益损失的问题。对此，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草案中规定了相应的解决办法。第23条1项规定：“如果背书是伪造的，其背书被伪造的人或在伪造前签署票据的任何当事人，因此项伪造而遭受的损失向下列人员索取赔偿：（a）伪造人（b）凭票据直接或经由一名或一名以上的托收被背书人向伪造背书人付款的当事人或受票人。”在我国票据法上，也有类似的规定，即第32条：“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后手对其直接前手背书的真实性负责。”对此，笔者的理解为：⑴后手需对前手的背书的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2）发生了伪造背书，因此项背书而遭受损失的任何票据关系人可向伪造背书的被背书人请求赔偿或要求分担。也就是说，上文中的C虽可成立对A的善意取得，但可能受到B的基于票据关系的请求，则BD之间的利益不均衡在此得到解决。所以在A—B（B’）—C的场合，B’伪造B之签名背书于C，由于A对C的票据权利外观给予了原因而承担票据债务，使得C成立对A的善意取得。

④欺诈、胁迫的场合

A之出票系因B之欺诈或胁迫而为，但对B之善意后手C，由于其享有票据权利外观，所以A的票据债务因其惹起了外观而存在，C成立对A的善意取得。

⑤无权的场合

即A—B（c）—D的情形，C为B的人，发生了无权，有人认为D对B或A成立善意取得。笔者认为，无权场合的善意取得问题，极为复杂，在此仅提出一个初步的思路。

依票据法规定，发生了无权人C应承担票据责任，此规定的内涵，笔者认为是C将A移转于B的权利进一步移转给了D，从而产生了C代替B的地位的效果，因此，D属于对C的继受取得。至于本人B，则得以没有票据上意思表示为由拒绝负担票据债务，其抗辩可以针对任何一后手。就D与A的关系来说，由于D是从C处继受取得，当然也就不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

（六）、无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的不适用善意取得

我国在票据法中引入的对价的概念是在我国其他基本法上绝无仅有的。源于英美法系的对价（consideration）又称约因，在英美法中占有相当重要又复杂的地位。一项合同是否有效必须有赖于“对价原则”是否支持，因为根据这一原则，除非存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没有对价支持的合同是不可能被强制执行的。我国《票据法》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付出相当代价，是指取得票据时向让与人支付了或提供了相当于票据金额的金钱、实物或劳务，也就是须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等价有偿的原则。因此，对价，即为让与票据时之代价。不相当对价，是指持票人取得票据的金额和为取得票据时所付出的代价差别较大，一般认为显失公平。如果两者差别不大，则不能认定没有付出相当对价。如果无权利人将票据无偿赠与受让人或受让人象征性地付出与票据金额相差悬殊的代价而取得票据，那么，该受让人享受该票据的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即票据债务人所能对前手行使的抗辩，也对抗该持票人。但是，持票人仍可持票据行使票据权利，只是其票据权利在量上已受到了限制。需指出的是，该受赠人取得票据，虽未付出对价，或不相当之对价，但当其将该票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时，该第三人仍受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关于不得优于前手的权利，有两种情况应区别对待：

第一、前手权利如有瑕疵，则受让人应继承其权利瑕疵，此为票据抗辩问题；

第二，前手无处分权时，则受让人不能取得票据权利，此时，取得人即使具备善意取得要件，仍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综上所述，这六方面的法定条件组成了票据权利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

参考文献：

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页。

票据权利范文篇9

一、票据质押的法律性质

票据质押是指为了担保债务履行，作为持票人的债务人或第三人将自己的票据作为质物，设立质权的行为。①我国《担保法》第76条和《票据法》第35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由于票据质押是以票据为标的而成立的一种质权，具有特殊性，因而准确界定其法律性质对于理顺和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至关重要。

（一）票据质押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质押。

首先，票据质押是一种权利质押。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其财产移交给债权人占有，以其作为债权担保的担保方式。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依法以其占有的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担保的财产变价优先受偿。根据《担保法》的规定，质押又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第一，权利客体不同。动产质押的客体是有形财产，而权利质押的客体则为无形财产，即权利。第二，公示方法不同。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虽然都是以转移占有为公示方法，但转移的内容不同。动产质押转移质物是外在的、有形的，可导致质权人对质物的直接占有；而权利质押主要转移权利凭证，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观念上的占有，因而质权人对权利的占有又被称为“准占有”。第三，权利实现方式不同。动产主要通过拍卖、变卖、折价的方式实现债权，而权利质押除了上述传统方式外，还包括质权人代位向出质人的债务人行使该出质权利的方式。②票据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意义，而是其代表的可转让的财产权利具有交换价值，从而成为担保物权的标的。因而票据质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利质押。我国《担保法》第75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其次，票据质押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质押。与一般债权质押不同，票据质押的特殊性基于票据本身的无因性、文义性和要式性等性质所决定的。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般债权质押的生效要件是合意和交付，完成了上述两个环节，债权质押合同生效；而一般来说，票据质押的生效要件强调背书记载“质押”字样和交付（关于这一点《票据法》和《担保法》规定不一致，将在后文进行分析）。第二，在理论上，通说认为在权利质押中，质权人享有转质权③，但是对票据质押中的质权人的转质权一般均持否定态度。我国立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委托收款”、“质押”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委托收款或者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第三，一般债权质押的行使必须以主债权已到期且尚未得到清偿为前提条件，而在票据质押中，多数国家均规定质权的行使无须主债权已到期，在票据载明的付款日，即可基于票据质权请求付款。我国实践中票据质押的行使条件与一般债权质押的行使条件相同，即要求满足主债权已到期且未获清偿。

（二）票据质押是一种票据行为。

我国《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行为主要有四种：出票、背书、承兑和保证。出质人在按照《票据法》第35条规定的设质背书的情况下，票据质押应当定性为一种票据行为，具备票据行为的一般特征。

1、要式性。所谓要式性，即要求票据行为必须遵循法定的、严格的形式要件，不允许当事人自主决定或变更，否则不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票据质押的要式性具体体现在：第一，以背书的方式进行，并且记载“质样”字样；第二，行为人应当签名或盖章；第三，按照票据的格式或款式记载上述内容。

2、无因性。是指票据质押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即可生效，而不问其原因关系或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或是否有效。易言之，票据质押的意思表示一经背书记载，并将票据转移给被背书人占有，票据质押就具备了票据法上的效力。至于质押合同的效力如何，主债务是否有效均不影响票据质押行为的有效性。

3、独立性。票据行为的独立性是指若干行为人在同一票据上各自所为的票据行为，都依各自在票据上所载文义独立发生效力，互相不发生影响。票据质押的独立性体现在其有效性并不受此前的票据行为的影响，即使某一环节出现行为人的票据能力瑕疵，或伪造、变造签章等情况，票据质押的效力也不会受到影响。

4、文义性。这是指票据质押的内容完全以票据上记载的文义为准即使票据上记载的文字与实际情况不符，仍应以文字记载为准，不允许当事人以票据文字以外的事实或证据来对票据上的文字记载作变更或补充。即使当事人因为失误或认识错误导致票据记载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相违背，仍应按票据记载承担票据责任。

5、连带性。这里的连带性并非指出质人所有前手都可以在条件成就时与质权人连带地对出质人主张质权，而是说出质人的所有前手都可能与出质人一起，对质权人的债权在票据金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票据质押的实际意义就在于这种连带性，它使质押所担保的主债权除了有出质人的担保以外，增加了第三人的担保，以强化对债权的保护。

二、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

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内，票据质押是一个兼跨《担保法》和《票据法》的法律行为，而这两个法律对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又规定了不同的条件。

《担保法》第76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根据这一规定，票据质押的生效条件有两个：一是合意，必须签订书面的质押合同，二是交付，必须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票据质押自票据交付给质权人时起生效。

《票据法》第35条第2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④《规定》第55条规定：……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可见《票据法》上的票据质押生效条件也有两个；一是背书并记载“质押”字样，二是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

从上述规定可见，《票据法》和《担保法》对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条件的规定不相统一，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要求背书并记载“质押”字样为之。依照《票据法》，经背书“质押”的票据质押有效成立，而依照《担保法》，出质人虽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但另行签订了质押合同或者质押条款的，构成票据质押。这样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两种规定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应以哪种规定为准？笔者认为，从债权担保角度来说，《担保法》是债权担保的普通法，而《票据法》是票据的专门法律，其关于票据质押的规定构成了债权担保的特别法，按照一般法理，在普通法与特别法规定不一致时，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理，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因而，有关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应当适用《票据法》的规定。据此，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必须以背书方式为之，出质人为背书人，质权人为被背书人，出质人应当签盖，否则背书无效。对此，《规定》第55条作了明确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不构成票据质押。二是必须记载“质押”字样。因为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而质押背书乃是一种非转让背书，如果不记载“质押”字样，不能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必须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因为票据是一种完全有价证券，只有持有票据才能行使票据权利，所以只有将票据交付给质权人，其才能行使质权。

解决票据质押的设立与生效的条件之后，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当事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而是另外签订了质押合同或质押条款，此时票据质押是否有效？如果有效，票据质押人如何行使票据权利？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未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字样，自然不能产生票据质押的效力，但是如果其符合了《担保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以票据为权利凭证的一般债权质押，按照《担保法》的相关规定行使质权。我国《票据法》第31条规定：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98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司法解释肯定了质押字样的记载只是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在不存在善意第三人的时候，以票据为权利凭证的一般债权质押权利不应当被否认。因而，即使未记载“质押”字样，但质权人的担保权利是成立的。对于此类质权的行使，持票人可以依据质押合同和票据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实现质权，但是质权人必须依法举证，证明自己取得票据权利的合法性，证明自己享有质权。由于此时的质押标的为一般债权，所以质权人除了证明其质权外，还需证明其债权已到清偿期限，否则不得行使质权。

三、票据质押的法律效力

票据质押一经有效设定，即产生如下法律效力：

1、行使票据权利的效力。票据质押有效设定后，被背书人或持票人可以自己名义行使票据权利，但是行使的票据权利的性质略有不同，因为这种设质背书并非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而是以担保被背书人对背书人的某一债权为内容，所以虽然背书人经设质背书将票据转让于被背书人占有，但是票据权利人依然是背书人，持有票据的被背书人并没有取得票据权利，只能代背书人行使票据权利而已。⑤所以质权人行使质权时有一定的限制：即须等到主债务到期且债务人未履行债务方得行使。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票据业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二点关于票据质押的相关处理（三）作出了规定：质押票据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背书人未能如期履行债务时，被背书人依法实现质权。

2、可以在票据上再背书。但质权人在票据上的再背书仅以委任取款为限，不能为转让背书或转质背书，因为质权人对票据只享有占有权，而不享有处分权。《通知》第二点（三）规定：质押票据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背书人未能如期履行债务时，被背书人依法实现质权，但不得将票据进行转让或贴现。

3、质权设立的证明。设质背书的持票人可以背书的连续性证明自己为合法的质权人，不须另行举证。基于票据行为的无因性，设质背书一经成立，即独立于原因关系发生效力，即便原因关系不存在，或者不合法，也不致影响持票人的质权。当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不一致时，除直接当事人之间可依此抗辩外，须等到票据关系实现后再依原因关系在各方当事人之间进行清算。

4、切断人的抗辩。质押并非，设质背书的被背书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行使票据权利，背书人与被背书人是在票据法上人格与利益分离的两个独立的主体，票据债务人不能象委任取款一样以对背书人的抗辩事由来对抗被背书人。因为设质背书的目的是以票据权利的安全性和信用性作为设质债务的担保，如果允许以对背书人的抗辩对抗被背书人，就会妨碍质权的行使，破坏票据作为权利证券的安全性和作为流通证券的信用性，与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原则不相吻合，票据作为设质标的就失去其特有的意义了。⑥

5、票据责任的担保。票据质押设定后，出质人作为背书人，对票据仍要承担担保责任，在其后手得不到承兑或付款时，要承担付款责任。因为质押背书在质权人要实现质权时，和普通背书完全一致，一旦遭到拒绝承兑或付款，可以向其任何一位前手行使追索权，但是出质人可以质押合同中的正当理由来对抗质权人，这也就是票据行为中直接当事人之间的抗辩。但是如果当事人如果将设质背书的票据再背书转让，作为背书人的出质人只对直接后手也就是质权人承担担保责任，不对质权人再转让背书的被背书人及其后手承担责任。

四、票据质权的实现途径

票据质押赋予质权人的是一种附条件行使票据权利的权利，质权人只享有对票据权利行使的期待权。当设质背书完成后，被背书人虽然已经取得完整的票据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却不能马上由作为质权人的被背书人行使，必须等到主债务到期且债务尚未清偿的条件成就时，被背书人行使票据权利才合法有效。在主债务到期前，或者主债务虽已到期但债务人清偿了债务的情况下，票据权利人不能行使票据权利。一般而言，在前述条件下，票据质权人实现质权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1、向付款人请求付款，并以所得款项优先清偿自己的债权。当主债务到期且未清偿而票据又已到期时，质权人可依背书的连续性证明自己权利的存在，持票据提示付款人付款。如果该票据已经付款人、第三人承兑或保付，承兑人、保付人则成为票据主债务人，负有绝对的保证票据兑付的义务，其余债务人则相应成为第二位债务人。若票据主债务人拒绝付款，质权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其履行义务。如果付款人、承兑人或保付人将票款支付给质权人，主债务履行完毕，票据质押关系消灭，被背书人应当以单纯交付的方式将质押票据退还背书人，票据到期时，由持票人按支付结算制度的有关规定行使票据权利。⑦同时根据《担保法》第77条的规定，如果票据已经到期而其所担保的主债务尚未到期时，质权人也应有权兑付票款，并将票款提存，或与出质人商定提前偿还债务。

2、行使票据追索权，并用所得款项优先清偿自己的债权。当票据到期未获付款，或在到期前未获承兑时，可以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权，请求偿付票据金额。由于票据关系人承担的是一种对内的连带担保责任，相对于付款人、承兑人来说仅是一种补充担保，所以只有当票据请求权不能实现或无法得到满足时，持票人才能行使追索权，由其前手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因而，可以认为追索权是付款请求权的一种补充或保障性的权利，起着规范票据债权流通、保障票据制度运行的功能。质权人通过行使追索权而获得票款，可优先用于清偿自己的债权。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票据法》和《担保法》对票据质押有关问题作了不同的规定，但是在界定票据质押的票据行为性质的前提下，诸多问题还是能在基本法理的指导下，依据《票据法》和《担保法》的规定予以妥善解决的。但是我国《票据法》的有些规定与基本法理和世界上的立法通例还存在有一定的出入，修改相关立法，完善票据质押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注释】

①辜明安：《票据质押基本问题新探》，载《社会科学研究》第2002年第6期。

②刘保玉：《权利质押争议问题探讨与立法的完善》，载王利明主编《物权法专题研究》（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2页。

③所谓转质是指在债权存续期间，质权人为了担保自己或第三人的债务而将质物移转占有给债务人，从而在该质物上设定新的质权的情形。

④根据《票据法》第80条和第93条规定，关于支票和本票质押的规定，适用汇票的有关规定。

⑤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