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制度的构建

摘要：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可以存在受益人，但对财产保险合同中是否可以存在受益人的问题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现象，对于这一事实，不同的法院在案件的审理中有着不同的认定。针对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立法滞后的现象，为了在今后的保险法的修订过程中能对此问题加以完善，本文先对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存在必要性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构想。

关键词：财产保险；受益人；受益权

一、实务中的难题

在日益复杂的民商事交往中，人们不再是机械地按现有的法律规定来办事，在很多方面各当事人出于效率、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来选择一种自认为是最优的方式来进行民商事交往，而这种“最好的方式”或是违反现有法律规定或是现有法律没有规定。例如在银行贷款业务中，银行为了降低贷款风险要求成为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这就出现了我国《保险法》上的一个新概念。对这个新概念我们如何看待，下面先介绍实务中的两个案例。案例一：原告王某就其实际控制使用的一辆货车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保单中约定该货车行驶证上载明的货车所有人郭某为被保险人，保单特别约定栏中载明受益人为原告。后原告在驾驶系争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遂就第三者责任险及车辆损失险向被告申请理赔，然被告以“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并非保险法上的受益人，保险法意义上的受益人仅限于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是期待权，受益人只有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才享有现实的请求权”为由拒绝理赔。案例二：原告上海某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某保险公司签订财产保险基本险合同，保险标的为原告的厂房，被保险人为原告，第一受益人系为原告提供房屋抵押贷款的上海某银行。在“麦莎”台风期间，原告的涉诉房屋发生了倒塌事故，遂向被告申请理赔，而被告认为该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是上海某银行，原告无权主张理赔事项。案例一中王某既是投保人也是“受益人”，车主郭某是被保险人。被告某保险公司依照《保险法》认为财产保险合同不存在“受益人”，只有被保险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向保险人请求补偿。在案例二中，保险公司却是一种相反的态度，即认可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正当性，并以此为理由提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辩解。由此可见在保险实务中，银行贷款与财产保险的绑定、责任险中的受益人等问题已经日益凸显，但是面对此类纠纷时，我国的《保险法》显得力不从心。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此处只是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有受益人，却对财产保险合同中是否可以存在受益人未作规定。正是这一缺位，导致人们对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效力颇有争议，各地法院在审理“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案件”时结果也相左。我国《保险法》现有的缺位规定使得处于私法领域中原本自由的人们变得不安起来，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立法上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并对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加以明确规定。

二、设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学理基础

传统的保险法理论认为人身保险特别是人寿保险，以人身为保险标的，如果不设立保险受益人则可能会出现无人受领保险金的情形，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各国立法上都设置了人身保险受益人。同样，我们亦会发现财产保险中也有可能出现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形，为什么我们的立法单就人身保险中的此种情形作了立法补救呢？

（一）受益人的概念和功能

1．受益人的概念：由上引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可知受益人可以是如下三类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上述两类人所指定的人（第三人）；许多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以及许多学者都认为受益人是根据保险合同享有保险补偿金请求权的人。所以受益人实际上指的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以请求保险公司给付补偿金的人。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指定第三人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自身就是受益人，在此种情况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身份是双重的，而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第三人在身份上则不具多重性，即他不具备保险合同上的其他身份。为了区别两种不同身份受益人，我们将受益人分为广义的受益人和狭义的受益人，狭义受益人即为第三人，而广义受益人则是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狭义受益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一旦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实际上就是受益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受益人是广泛存在于保险合同中的，当然包括财产保险合同，所以本文所探讨的受益人只是在学界有争议的即狭义概念上的受益人。

2．设置受益人的功能：自海上贸易逐渐发展以来，商业繁荣的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保险这一“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经济制度”就应运而生了。不妨这样说，保险制度是一种消极的保值投资，这种投资是为了消化在商业往来中出现的风险。设置受益人就是为了使在危险发生时有人可获得补偿从而达到保值的原初目的。传统的保险理论认为“谁投保，谁受损，谁获偿”，这是机械地把保险的功能与特定的人相联系，而忽视了保险制度的投资保值功能，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在一份保险中，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主体并非是唯一的，如果简单地将损失补偿原则很狭隘地理解为“谁受损，谁获偿”，则将导致受益人被限定在被保险人之上的错误。通过上面的论述，笔者认为设置受益人只是为了损失得到补偿，实现保险分担风险、投资保值的价值。

（二）受益权的性质和基础

1．受益权的性质：受益权指的是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补偿金的权利。由此定义观之，受益权实质上是财产权，因为受益权是通过对他人请求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享受生活中的利益的权利。财产权较之于人身权的显著特点是具有相对性和可让与性。此般特点决定了受益人的选择对象可以相对宽泛，而非局限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中。理论界对于受益权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种解释：（1）双合同理论，认为存在受益人的合同实质上为两个合同，其一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投保人有一个（受偿）期待权，一旦权利得以实现，即成立第二个合同，将此权利转让给受益人；（2）双方意图理论，认为受益人享有受益权是基于保险合同双方（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主观意图；（3）法律创设理论，认为法律认可受益人享有受益权。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解释都有内在的缺陷。解释（1）无法解决受益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欠缺问题，且第二个合同的成立有主观强加之嫌。解释（2）的认识与《保险法》中“受益人是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规定不符。而解释（3）则根本避而不答。在传统的合同理论中，相对性是合同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只是存在于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但是随着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的出现，传统理论受到了挑战，因为该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却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存在受益人的保险合同其实就是一个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在此类合同中，受益人并不直接参与到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去，且受益人只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而与受益人的意思无关；另一方面在受益人的变更过程中亦不需要保险人同意，保险人只是对这一变更作备案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受益权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单方意志为第三人所创设的财产权。

2．受益权的学理基础：第一，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作为财产权之一种的受益权，具体由谁享有则是一个可基于权利原初享有者的意思自由而得以处分的结果。很显然这样的一种自由处分非但没有引发道德上的危机，亦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立法上根本没有必要对受益人的范围作禁止性规定。前引案例二中，被告的理由是能够成立的，既然原告与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约定了银行为受益人，对于这样的自由意思表示，原告事后却不承认，显然是不诚信的表现。第二，商业交往中的安全与效率理论。对于不确定的危险，当事人希望通过参加保险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仍可保有保险标的的原有价值，这样就能够确保商业交往中的安全与效率。在财产保险中，债权人希望成为债务人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这样的做法正是债权人希望最大限度地规避商业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因而是符合保险法的宗旨的。虽然对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已存在债的担保等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前提是债务人的财产是要完好存在的，一旦债务人的财产灭失，这些制度就失去了其被创设的意义。在此种场合下指定债权人为受益人无疑是更好的保护了债权人的权利，也是对交易安全的一种保护。在前引案例一中，原告王某实际占有保险标的物，由其行使受益权更为合理，也更能体现经济性、高效性的要求。受益权是一种纯获益权，不以负担债务为己任，因此难免会被质疑以第三人为受益人是否有转移资产、逃避债务。这种担忧其实是多余的，保险具有射幸性质，对一个不曾确定的财产权利的转移的行为加上这样的嫌疑是莫须有的，另外，受益人的指定也决非是毫无限制的，必定要受到特定情形的制约。

三、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的具体建构

对于作为财产保险合同标的之一的财产，我们主要是为了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保险法传统的理论只认可财产的所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是有其合理的基础。也正如我在前一部分所论及的，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国《保险法》在以后修订时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是必要和可行的。虽然我们认为设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有着现实的需要和理论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也会带来一些弊端。例如在车贷险中银行作为受益人，当保险标的（车辆）出现轻微损坏时由银行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此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银行希望成为受益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贷出款项能够及时、安全收回，而在上述情形中车辆只是轻微损坏，根本不至于损害到银行的债权的实现，但是对于车辆的所有人而言这样的损坏却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在此种情形下还允许银行成为受益人显然有违公平和效率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在建构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时候不能单纯地照搬现行《保险法》中有关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规定，而是有所限制的。从上引的案例以及司法实务中的现状，我们认为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主要存在如下两类合同中：第一类合同，即以保险标的灭失为保险事故的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灭失所带来的损失往往比较大，此时就极有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所有人无力偿还债务从而危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了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允许保险标的所有人指定其债权人为受益人。至于排除财产轻微损害状况的，这主要是因为轻微损害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小，由所有人本身请求给付更利于损失得到弥补。此类合同的各方面特征都与人身保险合同有着相似之处，因此在受益人指定、变更以及收益权丧失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可以参照人身保险合同对受益人的相关规定。第二类合同，即符合保险标的占有人与所有人分离的情形的合同。在资源有限的现实社会中，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物尽其用的重要性，我们要求物之占有人积极使用该物。在物之所有人和占有人分离的情形下，现行《保险法》只是规定所有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请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显然这对于物的实际占有人来说这是不合理的。为了调动财产之占有人的积极性，也为了让财产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我们认为在此类合同中设立受益人也是必要且合理的。基于这样的制度设计理念，我们认为此类合同对于受益人的规定应该不同于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规定。首先，在受益人的指定方面，应当只允许投保人（财产的实际占有人）指定，且不需要被保险人同意。其次，在受益人的变更方面，根据谁指定谁变更的原则，仍旧是将此权利赋予投保人。最后，关于受益人的其他方面的规定则可以参照人身保险合同对受益人的规定。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证，笔者认为在特定的财产保险合同中设立受益人是切合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的。而我国现行《保险法》对于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的缺位规定，不仅落后于世界立法之趋势，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缺位给审判实务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各地出现的不同判例使得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挑战。每一法律制度的创设都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指导，目前的社会现状已表明“谁投保，谁受损，谁获偿”的传统理论已经不能适应了，所以我们应该对原有的理论加以扩大的解释、并创设新的制度以契合当今社会的现实需要。设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是符合现代法治和实践的要求的，同时也是对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的完善和补充。

作者:牛晓相 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