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范文10篇

中西方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形式；内容；真实；理念；超越

论文摘要：中西方绘画艺术在观念和表现上有着差异和趋同性，通过中西方绘画作品内容、形式的对比，以及中西方艺术观念差别的简单描述，最终认识到中西方在差异和区别之上的共同目标。

中西方的传统观念有所不同，西方认为人是宇宙或世界的中心，是自然的主宰；东方尤其是中国则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共存。在艺术世界，西方绘画很早就开始固守焦点透视和视点固定的准则，时空概念非常强烈；中国绘画则采用散点透视或动点透视，画面常常是时空变换，景随人移，物随心动。在对自然的态度上，中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非常强调人与自然的调和，认为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人是自然中后生的一部分；而西方则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为人类而存在。这种观念的差异，表现在艺术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艺术主张，在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和风格。中西方世界观、艺术观等方面虽然有着差异，但毕竟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人类，必然存在着相似或共同点。一件艺术作品，内容方面的因素有主题、题材等，不同的内容决定了作者采用不同的形式，同样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不同的内容也会有相类似的表达方式。美术史上的大量事实，展示了东西方艺术作品中形式与内容的复杂关系，以及在不同的观念世界中表达方式的变化。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与丁托列托的《最后的晚餐》是两幅同样标题、同样题材、同样内容的作品，但是在表现形式上却是大不一样。达·芬奇为了突出基督，采用平面构图，基督处于正中间的位置。画面铺展，人物并列左右，按顺序排开，产生对称平衡的感觉，基督表情平静的陈述性手势，增强了画面的凝重感，虽然十二门徒的动态各异，秩序感、均衡感以及被安排在中心的视觉重点，非常有力的统领了整个画面，使整个画面产生稳、静的效果。丁托列托采取了斜角线构图，人物增加，动作夸张，明暗对比强烈，纵向透视的角度，使观者似乎就站在门口或一例的高处观看。成组的人物、扭转的体态、繁忙的场面。再加上奇幻的灯光，流动的舞台效果增强了画面的戏剧性。两幅画虽然一动、一静，一正、一斜，但画面构图都饱满、充盈，人物、背景讲究细节刻画，叙事性非常明显，画家在忠实地描绘故事的同时，利用人物表情、背景布置、光影效果创造出体现事实和情感两个方面的真实感受，虽然故事可能是子虚乌有，但观念理性的画家把一切都转化为表现的真实和理解的真实。而中国绘画作品恰恰相反，现实的真实并不代表一切，不足以表现一切画家认为很重要的东西，甚至现实真实与艺术理性南辕北辙，与艺术最高的理想——境界有天壤之别。唐五代画家如张萱、周防、顾闳中等都擅长人物，《揭练图》、《簪花仕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都描绘了较多的人物，表现的是世俗生活的场景，题材和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东方式的表现手法使得画面突显出一种神奇的超越性，艺术超越生活、超越人的思维观念、超越人类的生存理想，在其中很轻易的就得到了表达。

《揭练图》描绘了家庭妇女制作丝绢的劳动场面，共有l1个人物，分为三组，捣丝、校直和熨平、理丝和缝合三道工序的细节描绘充分，横长平视的画面展开，使布局显得疏朗，情节较少戏剧性。画面并不是靠紧凑的人物安排、动态的人物刻画来加强画面的表现力度和戏剧性，而是用神定气闲的布局安排，人物之间淡弱纤丝的呼应关系，疏疏朗朗的结构、独立的形象、极度弱化的情感表达、鲜艳的色彩以及一片虚空殷的背景。从面增强神秘感，反而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寻求超越理性的中国画家的思维理念之中，完全忠实于客观现实的作品不能算是艺术品，杰出的艺术作品应该是游离在现实与幻想、真实与虚幻、客观与理想之间的某种拾倒好处的表达，类似达·芬奇、丁托列托的《最后的晚餐》，前者企图理性的忠实现实真实性，后者希望忠实情感的客观真实，都不能符合中国传统的理想境界，至多可以划归画工一类。《簪花仕女图》、《韩熙载夜宴图》的结构布局和表现都与《揭练图》同属一类，《簪花仕女图》表现的肉体、纱罗的特殊质感，道具、图案的趣味描绘，都因为整体性的疏淡而显得飘渺，贵族妇女的扭捏身形、暖昧手势与画面的东方神秘感柔和在一起。《韩熙载夜宴图》选取了听琵琶、击鼓舞、小葱、对萧、歌舞重开五个夜宴生活片段，利用错乱的时空安排、疏密有间的人物布局和静态的形象刻画，营造出具有浓厚宴饮娱乐氛围的情趣，但是如同17世纪法国画家普桑的《阿卡迪亚的牧人》和(第欧根尼》，所营造的一种与画面内容不完全对应或相称的气氛的感觉一样，平行记录的五个生活片段中，人物含混的形态和表情与细腻工致的表现手法，共同留下了同样模糊而又深刻的意味。

这些作品的主题内容都是人物，但有的作品更多的不是为了刻画人物，而是为了表达一种理念，丰富的内容，超越时空界限的结构，要求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内容是艺术的一个重要因素，内容永远无法超越人类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范畴，而形式对内容的表现又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和西方艺术家利用他们各自不同的传统形式来表现内容，同样是造型艺术，却又具有相对独立的造型因素。这种独立性来源于各自丰厚深邃的思维源泉及理念。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都十分重视自然的客体性和存在状态，艺术之美的根源就在于其中。南朝宗炳《画山水序》坦言：“至于出水，质有而趣灵”，因而感叹：“噫!老病俱至，名出恐难遍游，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这种热爱自然、崇拜自然的态度，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所特有的。这种自然伟大的观念表现在艺术品中，就形成了中国画特有的风格。就如上述提及的‘揭练图》等，明显得反映了中国风格的宁静和谐，而不是西方式的戏剧冲突、浓重激烈的气氛。西方关于自然的传统观念与中国不同，认为人先于自然、高与自然、强与自然，自然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人是自然的统治者，人不仅可以欣赏自然，还可以随心所欲的改造自然、控制自然。这种强烈的人类与自然相区别的意识反映在艺术中，就形成西方绘画中对自然形态的严格把握，一旦认识到某种规则或规律是科学地对自然的反映，就严格遵循它，因为那是人类认识自然、把握自然的体现。艺术家只不过是在恰当地对自然、规律、感情进行组织安排，为了画面的整体统一协调，再对自然、形象、感情作合理地改变。就如伟大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和罗丹所做的那样。中国与西方传统观念和艺术表现的差异决非水火不相容的，其实差异只是着眼点、侧重点的不同而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西方强调人，而中国重视自然，但是还应该看到，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能认识到人需要自然，人不能生存在自然之外。不管怎样西方艺术仍然建立在对自然形态的研究和探索之上，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心灵的追求和满足。元代画家倪瓒就明言：“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卿以自娱而。”(《答张伸藻书》)西方艺术家在穷极真理的过程中得到满足，中国画家在简、谈、逸、草的表达过程中自娱，也能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吧。

中西方范文篇2

设计是社会经济、科技、生活的晴雨表，它既不能超越其上，也不可能处于其外，它一直被困在经济、科技和生活的时代列车上。社会发展的进步的历史也是设计发展成长的历史。当代平面设计从早期插图样式的唯美风，到现代主义设计强调机器美学在平面设计中的表现，进入后现代以来的德国“视觉诗人”、日本平面设计兴起……平面设计的发展清晰地显示了内在的作品结构与外在系统的互动关系，但与这种实践相并行的认识并未能在这两者之间获得有序的发展。

二、中西方当代平面设计的表现形式的共同性

视觉传达作品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希望通过平面设计元素来达到视觉的传达产生心里的一种重要的作用。中西方在视觉传达的过程中采用的形式大都相同，例如文字的采用，图形、色彩等等。比如绿色意味和平、平静、春意盎然、勃勃生机这在东西方文化视觉传达作品中的应用相似，这些相同或不同的文化元素冲击着我们的视觉世界，也给予我们的生活世界以源源不断的意义之流。平面设计作品中表现形式非常重要，在中西方视觉传达作品中，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对图形的表现运用也各不相同，西方平面设计作品中更注重画面视觉张力的表现，中国的视觉传达作品则喜欢“心境”的传达。如1986年德国奔驰汽车公司为纪念汽车诞生100周年，英国图形设计大师艾伦•弗莱彻在设计中将“100”进行了形象的调整和变化，以“0o”构成放大的圆圈，形成轮胎的图像。西方设计师巧妙运用图形符号直观明确的意谓，两个圆形在此具有了更多的符号意义，譬如深邃的眼神，现代的速度，时代节奏和风格等。如果说西方设计师注重的是图形张力的表现而中国设计师也更注重挖掘图形符号的深层含义去更好的表现作品所要传达的意义，例如陈楠的《装饰》杂志封面设计就是挖掘传统图像深层次意义并进行有效设计表达的优秀之作。中国当代的视觉传达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广泛深入中国传统的图像系统，通过图像的符号构成形成当代设计创新和语义的表达。平面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色彩的设计，色彩表现l合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作品信息的有效传达。中西文化的差异使人们在考虑色彩语义所传达的宗教、文化、审美等可能涉及各种心理感受不同，因为由此带来的后果也不同。在中国古代，蓝色象征着不朽，但同时传统艺术中的蓝脸不是鬼怪神灵，就是理想破灭而自杀的文曲星。汉语原本没有具体的字词表示蓝色，而是用“青”来指从深灰到蓝到绿的各种颜色，中国的古代青花瓷即是如此，同时也指在油灯下苦读的学子们的清贫生活。在西方，蓝色意味着信仰。在欧洲，浪漫主义者心中的“蓝色花朵”暗示精神上的最大灵感。世间色彩万千种，每一种都在历史的变迁中，烙上了各种象征的印迹。

三、中西方当代平面设计的交流与融合

中西方范文篇3

关键词：中西传统科技观；差异；比较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玩物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苏南注评.道德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中西方范文篇4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政治学界对政党的概念研究日渐深入，并各有优长。本文在梳理这些概念并在同英美两国政党概念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党概念的应然。

一、大陆政治学界给出的政党定义

大陆政治学界对政党的定义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1.马克思主义的定义

直到今天，大陆政治学界关于政党概念的主流定义依旧是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可以高放先生为代表。其特点是强调政党的阶级性，并认为阶级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如高放先生1992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撰写的条目：“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1](P351)。这一定义中之所以有“参与国家政权”，当是力图涵盖八大派之意。俞可平在其《政治学通论》[2](P65-66)、徐育苗在其《中外政治制度比较》[3](P569)、石仑山与马晓燕在其《政党与现代社会发展》[4](P4)中都大体沿用了该定义。

2.中西结合的定义

代表人物是王浦劬、周淑真两位教授。王浦劬教授在一一指出近代以来西方诸多政治学家给政党所下定义的不足后，说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5](P265)该定义在强调政党的阶级性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定义相一致，但用这个政党定义来观照中国的八大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出它们不是政党的结论。

周淑真教授则以为政党：“是一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以争取民众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为手段，以谋促进国家利益实现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政治团体。”[6](P6)此定义不同于前述马克思主义政党定义的地方，在于它既没有强调政党的阶级属性，也没有强调夺取或巩固政权(主要是暴力的)。用这个定义指称西方的政党，约略可以；而用以指称中国大陆各党，则同样不能说明派的党派性质。作者说该定义是在综合“中外学者对''''政党''''的定义”[6](P6)基础上给出的，但作者也许没有想到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党定义无论怎样综合都难免顾此失彼。

3.西化的定义

考察上述政党定义中关于“夺取政权”的说法，也许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最近的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7](P285)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这段话的时候，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而在无产阶级成为阶级并取得政权以后，上述理论家们也许理所当然地以为应该加上“巩固”，但对如何巩固，以及已经夺取政权的政党和国家的主人--人民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z系，却没有深入分析[8]。

最早对这个问题作出分析的是王长江先生。他从民主政治与政党的角度阐述了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具体体现为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是沟通民众与政府联系的桥梁，是人民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8](P30-44)，从人民-政党-公共权力的角度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但遗憾的是王先生即便在“政党的定义”这一节中，也未能就政党给出明确定义[8](P44-47)。

2005年，燕继荣将政党定义为：“政党就是人们为了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赢得政府权力而组织的政治团体。”他概括政党区别于一般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特征是：政党的目标是通过竞取政府职位而赢得政府权力；政党是一个拥有正式会员的较为稳定的组织机构；政党对政府政策的每一个问题都给以广泛的关注；政党以一定程度的共同政治偏好和意识形态为基础[9](P210)。燕继荣说，政党的上述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阐述”[9](P210)，但他没有看到或者是有意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定义从来没有提到过赢得政府权力的手段问题：在革命党的年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暴力夺取政权，--甚至，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执政党的年代，如何巩固或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以往的定义却从未提及。从这个角度讲，燕继荣的贡献也许不在于他对政党进行的功能分析[9](P213-214)，而在于他提出了政府赢得政府权力所使用的手段包含“选举”。也就是前述王长江先生所谓政党是“人民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选举，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是人民，意味着国家乃至整个政治权力都必须归属于选民。换句话说，这个定义，尽管它是一个“西化”了的定义，但它厘清了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的回归。如此重要的一个关节点，笔者以为，在给政党下定义的时候，是无论如何应该涵盖进去的。

二、西方学者的政党定义

西方政治学者们曾经从政党的产生、特点、主体、行为、活动领域、结果、目的等不同角度，在不同时期给出过政党的不同定义。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甚至在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有所不同是理所当然。

1.英国学者的定义

柏克认为：“政党是一些人基于一些一致同意的原则组织起来，并用他们的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团体[10](P5)。该定义堪称经典并广被引用。它包含了政党的三个要件：(1)政党是一群人的组织，一个人不能构成政党；(2)有共同的活动基础，如信仰、主义或者普遍认可的原则，这一点和乌合之众划清了界限；(3)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这一点又与一般的群众组织、利益集团区分开来。但随着英国政党实践的逐步深入，政治学家们给政党一词逐渐添加了新含义。如”政党是为了在国家内行使权力而组织起来的人们的机构“，”政党是寻求使用合法的手段去追求它们的目标的组织“，”能够用竞选手段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时候就这样做的那些组织就是政党“等等[10](P2)。

上述定义较之于柏克的定义，有两个不同：一是它们不再强调组织政党的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二是包含了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并且我们注意到，在英国晚近的辞书中，采用的是柏克以后这种发展了的定义。如《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说：“它指的是以在竞选中赢得公职为目标的组织。后来''''政党''''的意义逐渐引申，亦包括并非从事竞争选举的政治组织，诸如无法通过选举而取得公职的小党，寻求废止选举竞争的革命组织，以及极权国家的统治集团。”[11](P428)政党定义的最新进展，是艾伦维尔作出的：“政党是这样一个组织：(1)它依靠占据政府中的职位寻求对政府的影响；并且(2)通常不是代表社会的一个单一的利益，而是试图代表大多数的利益(聚合利益)。”(1996)[10](P5)这个定义恰当地指出了今天英国的政党不再代表某一单个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而强调利益聚合。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上述关于政党的定义，体现的都是英国这样一个竞争性政党体制国家的政党现象。走出英国一步，这些定义也许就不那么适用。如，如果我们认为“政党是为了在国家内行使权力而组织起来的人们的机构”，那么，我们很容易就找到反证：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促使现政权解体而不是在现政权内行使权力。

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作家认为共产党的作用就是加速资本主义国家的灭亡，在随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政党乃至国家都将不复存在。

2.美国学者的定义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但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二战发生，美国政治学家们却不曾为政党给出过多少定义。二战期间并以后，美国政党的定义多了起来，但这些定义与英国的相比则有很大不同。

典型的如熊彼特说：“一个政党并不是如古典学说(或埃德蒙·柏克)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旨在''''按照他们全体同意的某个原则''''来推进公众福利的一群人。”因为“任何政党在任何特定时间里当然要为自己准备一套原则或者政纲，这些原则或政纲可能是采取它们政党的特征，对它的成功极为重要？？一个政党是其成员打算一致行动以便在竞选斗争中取得政权的团体。”(1942)[12](P413)显然，熊彼特对柏克的政党定义不以为然。在笔者看来，熊彼特的这个定义无疑反映了美国政党时至今日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1)组织政党的目的：获得政治权力；(2)获得政治权力的手段：选举。只要获得政治权力的手段是选举，政党之是否促进公共福利或追求社会正义等就不重要。因为是不是促进公共福利或追求正义等不是由哪个党宣称就可以一定做到的，换句话说，一个政党不可能靠它宣称的原则来确定它的性质。评价一个政党是不是促进公共福利或追求正义，这种促进或追求达到了什么程度，只能由选民来评价。但笔者也以为，宣称促进公共福利或追求正义，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这种“道德制高点”的占据，不论是对外树立政党的形象，还是对内规制政党本身以获得选民支持，都有益处。但无疑，熊彼特的定义不能解释那些不投本党支持票的共和党或党员的行为。熊彼特后的政治学家们给出的政党之诸多定义中，与熊氏的定义有传承关系：如戴维·杜鲁门认为“美国政党在通常情况下是一种动员投票的工具”(1951)[13](P294-295)；拉斯维尔认为：“政党是一个阐述复杂问题并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的集团。”(1955)[5](P264)索拉福认为：“政党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组织的机构，其特征是支配竞选的能力。”

(1964)[5](P264)爱泼斯坦说：“政党是组织松散的、以特定的标签(政党名称)寻求选举政府官员为目标的组织。”(1967)[14](P9)萨托利认为：“政党是被官方认定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并能够通过选举把候选人安置到公共职位上去的政治集团。”(1976)[15](P63)希尔斯曼说：“与其说政党是一种权力工具或获得权力的组织，不如说它是争取民众支持的舞台或通向选举担任公职的台阶。”(1979)[16](P359)晚近的定义是迈克尔·罗斯金给出的。他说政党“是以通过赢得大选的方式来影响政府为目标的组织。”(1997)[17](P227)

显然，美国的政治学家们在对政党进行定义时往往更为强调政党在竞选中的作用，而不像英国人那样强调政党在政府中影响政权的作用。他们通常认为政党的主要活动就是选出候选人。这也是美国政党制度所具有的独特性使然：美国的政党仅仅是一些松散的政治联盟。四年一度的大选，当选者也往往是依靠政党候选人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政党的公众亲和力，这已是一个常识。在这样一种政党体制和政党实践中，美国的政党定义表现出来的与英国的政党定义的不同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上述英美西方学者给出的这些政党定义，无疑地，如国内很多学者已经观察到的，它们忽略了对政党阶级性的强调。英美等国家的政治学学者们，何以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被视为经典的政党属性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而我们的政治学学者们为什么又一再强调？

三、中西方政党概念不同的原因及政党应当是什么

1.中西方政党概念不同的原因

要回答中西方政党概念不同的原因，便不能不考察政党产生的历史。

当我们将政党的产生放到现代化过程的大视野中去考察，我们发现西方的政党产生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西方的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政党又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换言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阶级、阶层的分化，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代表并他们的不同的利益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党。政党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建立起来的组织，表达的是一部分人的意愿。正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势力的斗争中，两个阶级都先后找到了政党这种政治斗争的有效手段。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强调天赋人权，因此社会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既不是通过奴隶主式的强制与镇压来实现，也不是通过专制国王的等级分封来实现，而是通过“平等”、“自由”的竞争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条基本的经济原则，也是它们的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或者说，离开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自由、平等、竞争这些启蒙时代产生的基本价值的指引，上述意义上的政党是不会产生的。关于欧美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恩格斯也曾明确地指出：“这些阶级对立，在他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18](P196)

而在诸如我们这样的外源性的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是先产生了政党，然后由政党担负起发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政党通常有两大任务：第一是获得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和民主制度，为现代化准备条件。第二是领导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建立民主政权和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政党并在这种民主制度的形成中学会民主；或者采取暴力的形式，政党并在暴力夺权之后，逐步发展自身的和社会的民主。在领导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使政党本身与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换言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与我们这个国家一起现代化着。

由于政党产生的背景、原因不一样，也就决定了政党的定义以及相应的作用、功能不一样。同样的原因，政党的定义以及相应的作用或者功能，甚至在获取政权前后也就不一样。因此，政党的定义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在相同的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就应该有不同的内涵外延。而我们自己关于政党的概念，恰恰是没有注意到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所发生的政党的作用或功能的变化。甚至在十六大我们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分以后，政治学界依旧未能与时俱进地给出描述今天的政党的特质的概念。

2.中国大陆的政党应当是什么

前述高放等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约略已经不能描述大陆政党的实然。以我党为例，她代表的已经不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她代表的是几乎所有阶级、阶层或集团等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了，她的目标也不仅是执掌国家政权，而且是永远执掌国家政权。共产党与派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执政与参政和互相监督的关系。派参政不是参与执政，也不是联合执政，而是参加国家政权，在重要人选协商和重大方针政策、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促进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王浦劬、周淑真等给出的政党定义的局限已如前述。在“政党是一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以争取民众或控制政府的活动为手段，以谋促进国家利益实现共同理想的有目标、有纪律的团体”[6](P6)。这一定义中，“争取民众”和“控制政府”用“或”连接，将二者变成了一种选择关系，颇令人费解。争取民众难道不是为了控制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吗？二者之间似应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许还是燕继荣那个“西化”的定义更能说明我党应有的特征：“政党就是人们为了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赢得政府权力而组织的政治团体。”但这个定义，如果指称中国共产党，则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阶级本质一风吹了，它好像也割断了历史的联系。

忽略从阶级性上去考察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下启发、动员并带领全国受苦难的人民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来说，对于一个外源性后现代化国家来说，诸如夺取权力的方式以及政党的组织并对纪律的强调等这些我党本身独有的特征等便说不清楚了。--那个时候，人心的向背是体现在战场上。但问题在于，当我们获得了国家独立，反动派被打倒，人民翻身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的时候，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并依赖着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来实现或者体现这种关系，沿用高放等的政党定义也说不清楚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大可不必在诸如政党概念的问题上也和西方“接轨”或谋求“综合”。正如我们看到的，政党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西方两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同质的国家英国、美国的政党概念都不一样，我们和他们哪个国家“接轨”？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这不是一句套话，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然则仍旧有两个问题需要阐明：

(1)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不论中西方，它们仍旧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似可归纳为：政党是一种组织；政党是一种以谋取国家公共权力为目的的组织。

(2)公共权力的来源是什么？或者说，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哪里？

从亚里士多德、孔子到韦伯再到阿尔蒙德、李普塞特，他们都论证了合法性指的是民众对政治秩序、政治统治的认同、支持与拥护，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和对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普遍认可。也就是同志所说的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与力量之源。理解了合法性这个概念，我们就应该理解，一个政党，在执政之前，它追求的是努力获得民众对它的支持以取得政权；而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它要追求的目标是不断增强和扩大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换句话说，政党获得公共权力的来源只能是公民的授权。

而我们过去以为，我们这个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所以必然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于这个党在掌握政权后可能产生的退化或异化警觉不够。我们至今还有人以为我们通过暴力夺取了政权，如果别的什么人的代表要来争夺政权的时候，也只能依赖暴力。我们对这种暴力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是不是会永远不变，缺少相应的研究和必要的认识，尽管卢梭很早就说过“即使是最强者也不会强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不服从转化为义务。”并且“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他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19](P12-13)今天，我们已经认为民主政治、共和制度是实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走民主政治的道路。我们在延安时期、解放初期曾经这样宣称、这样实践过，并且现在进一步宣称[20]。我们也认为“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共和制度的前提”[1](P81)，那么为了巩固政权，我们就应该走选举的道路。并且，我们已经在社会的最基层实行了直接选举村委会、居委会委员的作法并将这种作法在试验10年后的1998年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最高形式--法律。正是这种实践，使国民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以及民主实践的能力等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尽管这种未超越于村落的选举所产生的还不可能是公民意识，但仍然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民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应该关注并实际关注自己的利益。正缘于此，公民也许越来越需要政党的指引。于是，为了明确这种权力的来源，笔者以为在定义政党时，必须明确把通过选举赢得政府权力加到政党的定义之中。一个政党如果不认同平等、自由、正义是人类终极的价值，并且通过追求这种价值提升它所在民族的文明程度，而想获得选民的支持，庶几是缘木求鱼。政治的应然目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为了正义。“正义是社会的幸福。”[21](P6)而政党，作为政治的一个重要载体，笔者以为，如果不能自觉地去追求正义，那是政党的不幸。因此，在定义政党时，有关价值的指引也应该加到政党的定义之中。

综合上述(1)(2)，笔者以为政党应该是：代表一定(一个或几个)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协力竞取政治权力和职位以实现社会正义的组织。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政党应该有的特征是：(1)它一定是某一个或几个阶级或阶层的积极分子，为维护和实现这个或这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2)其目标指向是国家公共权力的竞取；(3)人民的授权是其获得权力的唯一方式；(4)作为国家主人的广大人民不必参加政党，而只保留选举的权利。

参考文献：

[1]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

[2]俞可平.政治学通论[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3]徐育苗.中外政治制度比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石仑山，马晓燕.政党与现代化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9]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0]AlanWare：PoliticalPartiesandPartysyste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

[11]DavidL.Sillseds：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London，CollierMacmillanPublishers，V.11.

[12][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3][美]戴维·杜鲁门.政治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4][美]LeonD.Epstein，PoliticalPartiesinWesternDemocracies，NewYork，Praeger，1967.

[15][美]GiovanniSartori：PartiesandpartySystems，NewYork，Vail-BallouPress，Inc.1976.

[16][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7][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中西方范文篇5

中西方婚礼流程大比拼

传统中式婚礼流程

以下是一些传统中式婚礼流程和礼仪，希望能对热爱传统文化的你们有所帮助。

6:00新娘开始化妆，新郎更衣；

8:00新郎乘花车到达新娘家。

8:40新娘蒙红盖头，在伴娘的伴随下，由新郎手持的大红绸牵着，慢慢地登上花车；

9:15花车到达花轿地点。

9:20新娘上花轿。开道锣在前，紧跟舞狮表演，后面是八位吹鼓手和八位手举冠盖的执事，最后是披红挂彩的八抬大轿；新郎手扶花轿、伴郎伴娘随轿向婚礼地点进发；

9:40中途颠轿；

10:00到达婚礼地点，新娘在女傧相的搀扶下，走下轿子；放鞭炮

10:10迈火盆：寓意未来的生活红红火火；

10:15进门：狮子封门，讨要红包（舞狮者拦路舞狮，要到红包方许进门）；

10:30射箭：射天，祈求上天的祝福，射地，代表天长地久，射向远方，祝愿未来的生活美满幸福；

10:35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对拜；

10:50掀盖头：用秤杆挑下新娘的盖头；

11:00喝交杯酒；

11:10敬茶改口；

11:20进入洞房（新人退场换服装，在此时最好吃点东西）；

11:40新人为来宾敬酒、点烟；

12:00民俗表演；

13:30婚宴结束。

西式婚礼流程

西式婚礼分为仪式和宴会两部分，一般来说新人只邀请最重要的亲人和朋友见证婚礼仪式，而宴会相对于仪式的严谨与肃穆就显得比较随便、热闹，邀请的来宾也更为广泛。

仪式

17:00仪式开始，换进场音乐，神父到位；伴娘、伴郎入场后，面对客人成八字排开站好；戒指童入场，将戒指交到神父手中。

17:03奏响婚礼进行曲，新娘挽着父亲入场，新娘父亲将新娘交到新郎手中。

17:10停止奏乐，新娘、新郎交换戒指并宣誓。

17:15证婚人致辞。

17:20仪式完毕，音乐响起后新人退场，宾客向新人抛洒花瓣。

17:30新人与来宾拍照留念

宴会

17:40客人们陆续进入餐厅按请柬上的桌号就座，乐队奏乐表示欢迎，各种提前准备好的饮料和餐前开胃小菜可以供客人们享用。

18:10新郎新娘进入餐厅。上第一道菜，侍者们给客人斟上香槟，重要来宾演讲祝词。

19:40开胃菜用完后，新郎新娘跳第一支舞。然后伴郎伴娘及其他客人进入舞池一起跳舞；

19:00每人重新入座等待主食；

19:30上甜点时，舞会继续；

20:00新娘抛花束后，新人在客人们间穿梭为他们的光临表示感谢。提供咖啡及各种餐后饮品可供客人享用；

20:30新郎新娘一起切蛋糕，供客人们跳舞空闲时享用；此时宾客可自由退场

最常用婚礼流程

现在90%以上的新人都采用这种婚礼流程，前人经验值得借鉴。

5:00新娘起床洗漱（头天应早睡）

5:30新人吃早餐

6:00化妆师为新娘化妆

新郎家开始装点花车

6:30化妆师为新娘做发型

新郎准备好捧花和胸花

7:00新娘穿婚纱

新郎驾车前往新娘家接新娘

8:00新郎在新娘家过难关（新郎给新娘的家人发红包）

9:00新郎接新娘去举办婚礼的酒店

10:00新郎新娘到达婚礼举办现场，撒喜片，燃放礼花，

10:10新人到休息室休息，借机提前吃午餐（因为整个下午你们都将空腹在忙碌中度过）

10:30新郎新娘在酒店门口迎宾

11:00宾客入席

11:10司仪宣布婚礼开始，演奏婚礼进行曲

11:20司仪发言

11:30介绍人发言

11:40证婚人宣读结婚证

11:50新人介绍恋爱经过，并交换信物

12:00婚宴开始公务员之家:

12:10新娘、新郎换礼服

12:15新人开始向来宾敬酒，并接受来宾的祝福；席间可换第三套礼服

14:00婚宴结束，新人与来宾合影并送客

此时婚礼结束，有一部分新人在此之后安排闹洞房，流程如下：

14:30游戏，上甜品、饮料

中西方范文篇6

1．德育概念上的差异

“德育”，顾名思义，是“道德教育”的简称。西方国家的“德育”的确指的是道德教育，而我国则认为这只是狭义的德育，广义的德育则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还包括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等等。我们知道，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社会意识方面的规范是浑然一体，融于习俗之中的。西方“德育”一词（拉丁语mores）原意即近于习俗，因此道德教育最初即为“习俗教育”，也即“社会意识教育”。到了近代，西方社会随着生产领域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渐次分化，形成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规范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后，一方面同政治规范、法律规范、宗教规范并存，另一方面又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的成分，与此相应，西方的道德教育，一方面从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与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相互并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的成分。中国则不然。我国古代就以“道德”囊括各种社会意识，近代社会意识虽在分化中，但分化不充分，传统影响甚大，以致至今仍以“德育”包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教育。

2．德育内容上的差异

应该肯定，中西方学校德育内容都是极为丰富的，但其侧重点不同。相对来说，中国重视家庭伦理教育，而西方重视社会公德教育，产生这种差别是因为双方的社会结构不同。

在中国，“家庭”“宗族”的地位特别突出，而“社会”意识却非常淡薄，人们往往把“社会”等同于“国家”或“家庭”，甚至把“家”与“国”也等同起来。家庭生活道德规范与社会生活道德规范相通而融为一体，因此，中国德育的内容中家庭伦理成分多一些，“家庭伦理外化”、“社会公德弱化”现象也比较严重，而西方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地位比家庭和宗族的地位要高，所以他们特别重视社会公德教育。

3．德育方法上的差异

我国有着悠久的德育传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学校德育比较重视向学生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并强调学生自身的“内省”和“了悟”，因此，在德育方法上比较常用说服教育、榜样示范、情感陶冶、实际锻炼、修养指导等。而西方社会由于受民主、自由、尊重人格尊严等价值观的影响，在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等指导下，更加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思维能力、道德敏感性的培养，从而比较推崇道德讨论、案例研究、角色扮演、价值澄清等德育方法。

二、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对我们的启示

1．合理界定“德育”概念

德育即道德教育，扩大德育的外延，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甚至法制教育、心理教育都纳入进来，这对以上各方面的实施都是不利的。品德的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政治觉悟的提高、法制观念的明确、心理的发展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过程与机制相差甚大，不能以一样的手段、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样的原则来实施。如教育实践中学生的许多心理问题被冠以“品德问题”处理，不但无效，反而有害。相对而言，道德教育的研究比较深入，理论建树也比较多，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概念上若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既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和理论建设，也不利于道德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我国使用的是“大德育”概念，而西方国家使用的是“小德育”概念，这也不利于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和对话，不利于我们充分地从西方国家的德育研究成果上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2．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无论是海内外新儒家，还是阿尔多诺·汤因比、赫尔曼·卜尔等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们都认为这种道德文化能够促进国家乃至世界的健康发展。新儒学的勃兴，除了本身在理论上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以外，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富于儒家文化血统的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从而使新儒家在论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对经济现代化起促进作用时，获得了最有利的证明。李光耀在总结自己治理新加坡40年的经验时指出，在新加坡的总人口中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五伦，他们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的个人主义；他们坚信教育和学业成就能为个人、家庭和国家带来好处，因此都主张培养子女，让他们接受训练和教育。这样，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凝聚力更强的社会，培养了技术和知识与日俱增的人民，有了一批最富才智、办事能力强的精英分子，加入参政治国的行列，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使新加坡成为一个有秩序、犯罪率低的社会，这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致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也使新儒家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新的论证材料。新儒学思想由海外波及国内，并同国内新儒学思想彼此呼应而风靡全国，归根结底也是因为顺应了国内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振兴经济的大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儒家经典作为幼儿道德启蒙教材，可见儒家道德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已重新受到青睐并有重振雄风之势。

3．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德育理论、方法、模式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西方道德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无疑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吸收到民族道德文化结构和民族道德心理结构中去。西方是在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政党和多元化信仰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尊重、法制、人权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稳固道德价值体系的。虽然道德教育理论派别林立，虽然也有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但这个体系始终没有被冲垮。我们只有在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道德中对我们有用之处，才能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稳固的德育体系。

当代西方学者在对道德教育现象进行微观研究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理论，如存在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价值澄清理论、人本主义道德教育理论、体谅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不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而且还设计出具体的操作模式。例如柯尔伯格等人主张围绕道德两难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道德讨论以促进学生道德判断力的逐步提高；拉斯思等人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问题情境帮助儿童价值澄清；麦克菲尔、诺丁斯等人主张尊重儿童人格，引导他们设身处地地去体谅他人、学会关心，动之以情地开展道德教育；谢佛提出要形成一种与儿童道德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道德气氛；纽曼设计的社会行动模式以培养学生作用于事物、影响他人和开展公务活动的能力。

总之，当今学校德育的重心应从单纯传授系统的道德知识和训练良好道德行为习惯转向注重培养适应当代价值多元特点的道德判断力、道德敏感性、道德行为能力，从重视直接的道德教学转向强调间接的道德教育，从封闭的学科性教材转向开放的情景性教材，从以教师的教导、说服、劝诫为主转向以学生的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社会实践为主。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2]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朱永康．中外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中西方范文篇7

一、中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

1.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思维艺术，其整体有机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以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2][1]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艺术，形成为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艺术的特点，按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解释：“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3][1]从仅仅可能的真实性中“抓住各种可能的变换，并且只凭想象或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4]③并引出必要的结论，从而构成假说——演绎推理程序。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在几何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同时，揭开了这种思维艺术的序幕。英国著名希腊数学史家希思在总结泰勒斯在几何学上的发展的贡献时指出：“几何学开始成为建立在一般性命题之上的一门演绎科学。”[5][1]毕泰戈拉及其学派推进了这种思维艺术，而亚里士多德在制定形式逻辑这门学科的同时，制定了以形式、分析、演绎为特征的思维艺术。后来欧几里德又进一步把这种思维艺术贯彻和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艺术。

这种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艺术，对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的发展基础之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的伟大成就。正由于这种思维艺术的强有力的影响，即使进入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也并末能从根本上否认理性和形式思维的作用，它主要是运用形式逻辑的艺术，从外在的权威，即教会所肯定和解释的圣经出发，演绎、推论出事实。这种思维艺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继续发挥着其特有的重要作用。

总之，西方思维传统中既有整体有机思维艺术，也有形式思维艺术，但后者长期以来占着主导地位，并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当这种思维艺术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时，就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提高人的认识能力的障碍，因此有必要向更高一级的整体有机思维艺术，即辩证逻辑发展。即便这样，这种形式分析思维仍未丧失其价值。它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以往古希腊和15、16世纪以来，西方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的辉煌成绩就是明证，因此今后还可以继续作出贡献。就西方来讲，当前更为需要的是运用辩证思维，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已进入需要进行广泛综合的时代。正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因此“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6][1]只有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逻辑，才能做到这一点。

2.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发展

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一样，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人类思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比较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特征，正确概括和科学评价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长处和短处，探索它在现时代的转换趋向，使其更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实践，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指自古代延续下来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或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在于经验整合型的主体意向性。就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辩证思维;就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两者的相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基本面貌。中国传统思维的经验综合性同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的概念析;它重视对感性经验的直接超越，却又同经验保持着直接联系;它主张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系统及其动态平衡，却忽视了主客体的对立以及概念系统的逻辑性和形式化，因而缺乏概念的确定性和明晰性。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模式出发，导向自我反思而不是对象性认识。它突出了思维的主体因素，而不是对象因素;突出了主体的意向活动及其价值判断，而不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实体的定向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有点像西方的现象学，但却没有现象学那样的意识“还原”和“悬搁”;它不仅承认对象客体和本质、本体是存在的，而且把自我和自然本体合而为一，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

经验综合的最终结果，把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因而表现为整体辩证思维。李约瑟认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7][1]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最显著优点在于辩证思维。这种辩证特性，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思维。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强调整体观点，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各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而构成一个整体，想了解各部分，必须了解整体。“天人合一”是这种整体思维的根本特点。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两者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即人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亦有待于人的调整安排。这表现在思维艺术上，虽然有形上与形下、体和用之分，但形上不离开下，本体不离作用，浑然一体，不能区分。二是相反相成思维。它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注意所研究的对象的两个方面。同时认为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思维原则。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提出了“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

显然，传统思维艺术并不都是保守、落后和消极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价值和意义。除上述辩证思维对我国古代科学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外，经验整合型的整体思维同当代的系统论整体思维也有某种相似，它不仅在人体生命科学如中医学中具有生命力，而且对于其它综合性科学也有启发意义。再如直觉思维、意象思维不仅在伦理学、美学和艺术领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同当代符号学有某种联系。它是科学思维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至于主体意向思维，对于确立认识的主体性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更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毕竟是前科学的直观性思维，而不是建立在近代工业社会及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思维。因此，必须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论及其思维成果，彻底改变传统思维的模式。

首先，必须补上形式思维这一环节。正如在经济的发展上，我们不能跳过“商品经济”这一环节一样，在思维的发展上，我们也不能超越“形式思维”这一阶段。而且，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经济上的“商品化”与思维上的“形式化”，在西方几乎是同步产生的，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形式思维把人类思维从笼统的整体性推向细节性、定量化，体现出思维的精确性。黑格尔把思维的形式化过程称为“知性思维”或“理智”。辩证法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反映;另一方面，它又是对知性有限性的否定。可以说，没有发达的知性思维过程，就不会产生作为对知性思维的扬弃的辩证法。现代的辩证思维之所以不是古代的直观的朴素的辩证法，原因就在于它是在知性思维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来对照我国传统思维艺术，不难发现它的要害之处在于缺乏知性思维的充分发展这一环节。它的优点是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但却是立足于直观性、类比性的基础上，因而只能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扬弃”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只能是它的否定方面——知性思维。明朝徐光启意识到了中国思维艺术的这一弱点，认为西方科学的长处在于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把这一思维方式比喻为绣鸳鸯的“金针”，而中国人没有掌握住这一“金针”。因此，加强我们思维中的形式化、定量化、确定性和程序化、模式化的因素，是提高中华民族思维艺术水平，把朴素的辩证思维提高到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必经环节和阶段。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技术知识。严复在比较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时，认为就思维对象或内容而言，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就在于以“古纸堆”为对象与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区别。西方科学技术在明代以前并无超越中国人之处，后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了，其原因是西方科学叫人面向自然界、宇宙，而中国人则皓首穷经。中国人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无论多么高明总不过属于“艺”和“器”的部分，这部分本属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不为可耻;只有“真心诚意”的大道理，“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是最有价值的大学问。于是造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畸形状态：科学研究、创造发明不被鼓励，它只能自生自灭，循环迭现;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以全副精力致力于此，结果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始终是感性的，缺乏理论和逻辑，往往不能形成科学公理。尽管四大发明源于中国，但却没能引起科技变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关系、思维艺术的巨大变革。约克多·雨果说：“在欧洲，一有一种发现，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真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中国人要改革自己的思维传统，提高思维艺术水平，必须要从“古纸堆”中跳出来，改变轻视、打击和冷遇科学技术的恶习，要象西方人那样，面向自然界、宇宙、努力钻研和认真学习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思维的成果，以发展、改造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使之更为科学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在改造传统思维过程中还必须做出以下努力：

第一，要站在现代思维的水平上对思维传统进行反思。一方面，我们对思维艺术的调整改造，无需简单重复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站在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高度上，对西方已经走过的思维道路以及现在的思维趋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实践和现代思维水平上，自主地展开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艺术的交流。在现代的信息条件下，人类思维正不断趋于同步化;但这种同步性、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基础的。我们要形成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样化的现代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作用。

第二，要把思维艺术的变革与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活动方式的变革结合起来。思维艺术的变革决不是单项的，而是社会整个变革中的一项。现代思维的特点之一，便是它与行为、生活和活动的紧密结合，并具有较快的转化节奏和周期。马克思指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8][1]思维艺术的变革本身，就是人们要求变革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体现;思维艺术只有与活动方式结合起来，才展现出变革的意义。

中华民族传统思维的形成，已有五、六千年的光辉历史。挖掘埋藏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宝藏，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开放性的现代化思维，不仅需要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思维进行交流，也需要吸取传统思维中的精华。可以确信，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中，完全能挖掘出可供借鉴的珍品，并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放异彩。

二、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及文化背景

1.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思维艺术，都是一定时代的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某种合理性，同时也都具有某种局限性。从纵向来看，后起的思维艺术，并不能全盘否定、推翻先前的思维艺术，正如高级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并不能否定低级的机械运动的作用一样。从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思维艺术，在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中，都只是一个方面或一个侧面，不宜硬去比较孰优孰劣。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各种思维艺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们之间的结合和互补，开辟了人类科学思维的道路。因此，在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比较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思维艺术的特点、历史作用及发展趋势。

为了从总体上了解和把握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差异，有必要将中国与西欧两种学术思潮及思维艺术变迁的基本路线作个粗略的划分：

在中国，公元前2000－221年，即由殷周的巫史文化到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兴起，为中国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开源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觉醒的时期;大约公元前206－公无1644年，即由两汉儒学经术的发展经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的斗争，直至宋明思辨“儒学——理学”，为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以带神学色彩的儒学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公元1644－1919年，即由清代古文与今文经学至对儒学的批判，是中国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西方近代民主思潮与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期。

在西欧，从大约公元前3000－100年，即由古希腊英雄神话时代到古典希腊哲学、科学、艺术的启蒙兴盛，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是由原始宗教到理性的觉醒的时期;从大约公元前100－公元1000年，即由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形成，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是僧侣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的时期;从大约公元1100－1600年，即由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导致的文艺复兴到近代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西方思维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理性复活和科学兴起的时期。

上述中西方学术思潮与思维艺术变迁的脉络基本上是相似或相同的。只是在中国，带宗教色彩的儒学——理学统治时期比西欧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更长（约长800年）。不过，就中西方思维艺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以人伦为中心，呈现出以天道与人道相结合的主客体互溶的致思倾向;而西方传统思维艺术崇尚自然，呈现出以自然为主要对象的致思倾向。

中国古代的灾难性气候，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们。人们无力战胜自然，于是在幻想中寄希望于人间的英雄。随着原始英雄的崇拜。中国传统思维中重视人伦、轻视自然的倾向也由此而萌发。这种轻自然、重伦常，反天道、重人道的社会思潮，在春秋时展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在古代思维中，这种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的特征，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以逻辑的格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一种致思倾向，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显著特点。愈到后来，这种思维艺术就愈成熟，愈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广义上说，思维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与中国人文文化是互为表里的;从狭义上说，由这种思维艺术所建构的哲学，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致意于做人的“明智之学”。

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特点。但这种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注重社会的人格，而不是注重个体的人格。人们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群体的角色，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的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练就的思维艺术，必然深深地打上此种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致思倾向，多侧重于向内探求，认为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因此十分注重“修身”，即认识自身、完善自我，由此出发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此，伦理原则是第一位的，“善”与“不善”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的准绳，“内圣外王”是修身、内省的最高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的功夫。

但是这种内倾性，并不突出独立个体的地位，相反，群体是包括个体的;个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其价值标准是伦常秩序。“崇善”的极境，一方面是内心、本心的完善;另一方面是外在行为（视、听、言、动）必须符于“礼”，即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成了修身、内省的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是，伦常秩序（“礼”）不是由外面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个人通过修身、内省自然地推出来的，因而个人也就自觉地、诚心地服从它。人们既然以伦理道德为纲常，自然界、功利等等就都在视野之外了。思维的中心内容，便只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是农业——宗法社会里思维艺术的典型特点。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内倾性，也不是完全排斥自然，除了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一般来说,主导方面是将自然包容于心，“万物皆备于我”，以人为天，天人合一，还原为心。西方人把自我意识与意识对象（自然界）的界线划得很清，因此他们有系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中国人则基本上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之间划出鸿沟，在传统的思维艺术中，这两个世界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当然，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也有将两者分离的。

中国传统的思维艺术，从反天道、重人道，发展到将客体自然（天道）化为主体人心（人道），使主客体互溶，这样，自然也就失去了感性的形式，而被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一个基本倾向。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由于受到自然的恩赐，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却不象中国原始民众那样始终受到灾难性气候的威胁而产生对立情绪。因此，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探索自然知识的学术传统。古希腊的文献记载和哲人们的著作残篇都说明自然界是这些思想家研究的对象。恩格斯说：“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9][1]古希腊文明衰落以后，其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思维传统却一直在西方延续下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作为自然科学的哲学家比比皆是。到了现代、当代，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爱因斯坦说过，现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几乎都是哲学家。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况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自孔子以降，到近现代以至当代，思想家兼自然科学家的廖若晨星。中国古代的人们当然也研究自然，但大都把自然与社会的政治伦理相联系、相附会，从现实的利益需要来看待自然。而西方的人们大都是为了纯粹的追求知识而探索自然的奥秘，把自然界视为比较独立的研究对象。显然，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与西方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是不一样的。中国近代以后在科学方面的长期落伍，固然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视觉焦点不在自然界这一重要原因。

崇尚自然，研究自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发反过来促进了思维艺术的发展。在古希腊，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世界被看成是从某种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在思维艺术上，就表现为天然的纯朴的形式，表现为整体上的朴素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到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一直到18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力学和数学，各门自然科学正处在材料的搜集阶段。这种状况影响到思维艺术，就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18世纪下半叶以后，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发展到整理材料、各学科互相综合和渗透的阶段，自然科学系统地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的和循环中运动着。”[10][1]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艺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西方思维艺术中的崇尚自然，以自然为视觉焦点的致思倾向，是十分重要的特点，它不仅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传统。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具有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特点;而西方思维艺术则具有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特点。

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源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原始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都极低，原始人对自然未有精细的认识。在原始人类面前，自然界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战胜的整体力量。同时，原始人分化主客体的水平非常有限。因而这一时期的思维就具有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

这种特点，在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思维艺术中都存在。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天然纯朴”的“天才直觉”的思维艺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15世纪以后逐渐被一种追求局部性、精确性、实证性的思维艺术所代替。在中国，自然科学在古代取得辉煌成就之后，到近代却没有获得长足的进展，即没有象西方那样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科学的停滞不前，以及农业型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大一统”宗法社会的不断加强，使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反却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有代表性的特点。

意会体悟的直觉性。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具有内倾性;而直觉性则与内倾性有密切的关系。内倾性强调向内寻找，如“反求诸己”、“反求自识”、“反身而诚”等，这种内省的方式往往不能用明确的言语表达，即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人们也就只能靠感觉、体验、意会、领悟来把握它，而毋需理性逻辑思维的成分，因而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直觉虽然直到现代仍然是人类多种思维艺术的一种，在认识世界中不可缺少，但如果片面加以夸大，把它作为认识的唯一源泉，否定推理思维和实践活动在认识的作用，这样就歪曲了直觉思维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

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在中国，自然科学没有发展成为近代形态，没有一个分门别类作精确研究的阶段。进入近代以后，也就一直保持了整体性思维特点。整体性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是笼统的而不是精确的。整体性思维把世界看成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整体，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转的过程。它注重自然和谐，习惯于融会贯通地把握事物，而不主张从局部、细节上把握事物。它把人同自然界结合为一体，主张人参与自然界;自然界渗透于人“心”，所谓“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现代思维虽然也强调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但它是在认识各个细节的基础上对整体的科学把握。而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观并没有经过对整体的剖析，其思维水平依然停留在早期朴素的认识阶段，因而有待向现代思维靠拢。

朦胧猜测的模糊性。以整体性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思维往往固执于对事物的质的判断，而忽视对事物作量的分析;描述事物不求准确清晰而往往带有朦胧的猜测成份;其思维范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在方法上，则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疏于推理、鄙薄形肖。这种思维艺术只能给人们提供关于事物的模糊整体图景，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存在着很多缺陷，但综观人类思维发展的全景，这种思维艺术是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也可以向更高水平发展。思维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在某些相应的场合有它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是其它思维艺术所不能代替的。在中国哲学史上，多数哲学家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和联系，与这种思维艺术有着密切联系。

在中国，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基本上是一以贯之地渐进发展;而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历程却不一样，古希腊思维传统和西方近代思维传统有明显差别。近代以后，由于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思维艺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直觉性、整体性和模糊性思维传统，在近代科学冲击下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与近代自然科学相适应的，以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为特点的思维艺术。

以古代科学以经验为主不同，近代科学以理性为主，十分重视实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对科学发展的作用。这个方法的创始人是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在他看来，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此实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本身就是实验的科学;任何可靠的真理都必须用大量事实作依据，然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材料，把单一的、个别的东西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理论。培根开创的重视观察和实验、重视例证和归纳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现代，它依然是西方思维艺术的主流。

近代以后，西方思维艺术除了突出实证性以外，由于受到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影响，还形成了局部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等特点。从15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末，是西方自然科学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阶段。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等在这一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发展得最快、最成熟的是力学，它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后的第一门独立科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的，每个学科都只看到自己领域里的局部材料，而没有把自然界的事物看作是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又使得机械力学规律被片面夸大并用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展的这种状况，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艺术。培根和洛克最先把这种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带到哲学领域，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运用和发挥，积淀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成为西方思维艺术中一个重要方面。

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和量化发展，也带来了思维艺术上的精确性特点。近代数学的巨大发展，正是由近代自然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所致。天文学、力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领域，都需要精确的计算。近代的力学家几乎都在数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实证思潮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某一理论的建立，必须有精确的经验事实支持。这种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在西方思维艺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无论什么结论，西方人几乎都会问：有没有数字根据？统计是否精确？

西方思维艺术的实证性、局部性和精确性，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它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特点却难免暴露出局限性，如实证性和精确性原则在许多科学领域里（特别是在微观物质领域里）就得不到支持;对局部性的片面夸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从而阻碍对世界全貌和事物间总体联系的把握。

第三，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疏于逻辑推理，忽视理论体系;而西方思维则强调逻辑推理，重视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思维中意会体悟的直觉性、笼统素朴的整体性和朦胧猜测的模糊性，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大化流行”、“万物化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些都是对对象世界的比较正确的描述。中国传统思维虽然能系统地整体地思考对象，但却不注重逻辑推理。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思维对事物的把握，往往通过体验、意会和领悟，讲究“设象喻理”、“刻意神似”，而不注意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

诚然，在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中，逻辑思想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如先秦时期的辩者派和正名派，特别是辩者派中的墨辩逻辑，就曾兴盛一时。在先秦逻辑思想中，不仅有形式逻辑的内容，而且有较发达的辩证逻辑思想，同时还有数理逻辑和语言逻辑的萌芽。墨辩逻辑的“三物”（故、理、类）理论，可与西方的三段论和古印度的因明相媲美。但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终究是不发达的、低水平的。其一，中国的逻辑思维不象西方那样有关于思维形式和论证方法的系统完整的理论。《墨辩》虽然是一部逻辑的著作，其中有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公理化形式方面是薄弱的，未形成完整的逻辑推理演绎系统和方法论体系。其二，中国传统的逻辑思维艺术，往往与伦理的规范和政治上的刑名法术思想紧密相连，并屈从于伦理和政治，这样就削弱了对逻辑思维艺术的探索。其三，先秦的逻辑理论，大都偏于对某些概念、命题的论争，如名实之争，关于“白马非马”、“离坚白”的争论等。同时，在说明一些逻辑观点和方法时，仍然采取“设象喻理”的办法，用生活故事和文艺形式等形象思维方式阐释甚至代替逻辑规则。其四，“设象喻理”的思维方法妨碍了逻辑向符号化、形式化发展。在中国先秦之后，逻辑思想基本陷于停顿，纯逻辑研究几乎没有了，更谈不上如西方那样发展到近现代逻辑，如概率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语言逻辑等。

由于疏于逻辑推理，中国自先秦以来一直强调“实用精神”，而缺乏“理性精神”。这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以分析说明。从内容上看，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十分重视“经世致用”，重现实，重人伦，强调理论必须维护伦理纲纪，必须有益于政治，认为探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眼前的实用。而西方学者往往并不注重学术理论与人们实际利益的直接关联，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1]西方很多学者都是为了纯粹的求知去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这种学术传统使很多著名的理论体系得以诞生。而中国学术史上，这方面却是个弱点。从形式上看，中国传统思维不重视宏观、系统的理论表达方式，而是采用“设象喻理”、“微言大义”、“语录体”等表达方式。“语录”需作详细注释、发挥，“微言大义”之义蕴何处也不很明确。因此，中国有一门独特的学问，称之为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形式是由内容所决定的，理论体系的贫乏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这种状况。

西方的逻辑思维传统发端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作为传统形式逻辑的奠基人，提出了完整的逻辑理论体系。现代形式逻辑的许多重要内容，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基本面貌。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学，在西方思维艺术的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以后，英国培根对逻辑学又作出了重大发展，他针对亚里士多德逻辑重演绎、轻归纳的特点，第一个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他的归纳逻辑运用了“三表（本质和存在表、差异表、比较表）法”，并以此丰富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的简单枚举归纳法。到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把“三表法”推广为契合法、差异法和共变法，同时还创立剩余法，发展了归纳逻辑。逻辑思维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在于是否达到公理化、形式化水平。在西方，早在17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试图建立形式的演绎逻辑，并在逻辑的符号化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成为数理逻辑的先驱。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使逻辑形式化有了重要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第一次表述了具有现代化形式的数理逻辑命题演算体系，即构成了最早的命题逻辑的公理系统。到2O世纪30年代，现代逻辑又取得了几项辉煌的成就。

西方现代逻辑向公理化、形式化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重视逻辑思维的传统在西方思维艺术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拿这种思维传统与中国思维传统相比较，就会看到，在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现代逻辑的所有成果，几乎全是从西方引进的。从中也可清楚地看出中国思维传统和西方思维传统的明显差别。

西方思维除强调逻辑思维外，还非常重视理论的体系化。西方人在探索自然界奥秘的过程中以“求知”、“爱智”为目标，追求理性的享受，着重发展知识论。各种理论体系象一个个螺旋上升的圆圈，绵延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亚里士多德以博学著称，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著作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他不仅把各个领域的知识汇合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每一领域的知识也自成体系。在他之前，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是人们所熟知的。到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系统化，形成了托马斯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再往后，近代西方则是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的时代。法国笛卡尔不仅建立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体系，而且还论证了他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以及以几何学为标本的理性演绎方法体系。英国洛克在巨著《人类理智论》中建立了庞大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理论体系。德国人更不愧是构造理论体系的好手。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著名的先验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每一部分又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思想家也非常重视知识论理论体系，理论自然科学的发达和哲学派流派的蜂起说明了这一点。

2.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文化背景

中西方思维传统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其中经济文化背景尤为突出。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艺术，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人们思想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就是说，思维艺术的起源和演变是时代精神变迁的产物，其最深厚的基础固然如马克思所说是“尘世间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生产关系、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等，则是这种精神同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同层次的中间环节。分析中西方思维艺术差异的背景，我们既要从经济基础出发，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探究思维艺术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又要从思维艺术所依附的社会子系统着眼，透视社会文明状态对思维艺术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产生于这样的条件：第一，半封闭的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这种地理环境，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开放性的海洋环境不同，其特点是交通阻隔，信息封闭。自然的隔离带来与外部社会的隔离。第二，既不同于游牧经济，也不同于工商业经济的农业型自然经济。这种农业经济使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包括思维）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第三，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结构使人们注重血缘，膜拜祖先，推崇传统。另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对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正是在上述诸条件下形成了与西方思维艺术迥异的中国传统思维艺术。

在几千年的西方文明史上，思维艺术的发展进程呈现出多样化，即使在同一时期内，西方各民族、各国的思维艺术也不尽相同，甚至相差很大。我们分析西方思维艺术的产生条件，只能根据有比较代表性的社会环境对思维艺术的影响，论其大略。第一，西方文明就地域而言，主要是地中海沿岸地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海上交通发达，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工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的开放带来向外部社会的开放。第二，在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就以工商经济为主。农业经济虽然存在，但对社会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影响不大。这种经济类型，特别是商业活动，以其纯粹的谋利性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足以摧毁家族社会的血亲温情和世系组织的强大冲击。第三，在整个欧洲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那样的统一的社会群体;而是小国林立，各个城邦国家可以结成同盟，但它们从来没有取消自己的国界而混为一体，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个体的组合。相应地，整个欧洲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个体性。对欧洲人来说，凡是不能支配自己和由人摆布的人都是奴隶。所以，不依附于他人才被当作人的最高品格提到首位。广而言之，西方民族，是以个体为本位。第四，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也是西方思维艺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是与中国历史相异的。正是在此背景下形成了与中国传统不同的思维艺术。

三、中西方思维艺术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

1.中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条件

古代，居住在地球上各个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思维艺术上有着奇妙的巧合：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都产生过整体的、模糊的、直观的思维艺术，都把世界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把某种具体的物（或现象）看成世界的始基;都有朴素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在此之后，中西方思维艺术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思维艺术发展的轨迹似乎又开始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思维艺术互相吸引，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了一种融汇合流、协同发展的趋势。

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融汇发展，是以现代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革命为背景的，是在当今世界开放与发展的形势下形成的。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使空间距离的缩短，以及广泛的世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西方思维艺术的迅速接近和共同发展有了现实的可能。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为中西方思维艺术的沟通和共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广泛、频繁的文化交流，使中西方在发展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参照系，因而有可能更自觉地反省自身，博采对方之长，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如果说，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开放、文化交流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外部条件的话，那么，思维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它对自身不断完善的要求，则是当代人类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在机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艺术，分别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各执一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过程中，这两种思维艺术都有其独特的长处，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在很多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但是,它们各自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克服这些缺陷，思维就不能充分地、科学地把握外部世界，思维自身也就停止了发展。可是我们知道，正如人类的实践发展是不会停止一样，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不会停止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至上性的本质是综合思维的空间跨度和时间跨度，使人类思维在无限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接近绝对真理。这是一个思维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不同思维艺术的互相取长补短、融汇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则加速了这一进程。

2.西方思维艺术融汇发展的内容

中西方思维发展的互补融汇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文与科学并重。中国思维传统重人文，以人道、伦常为视觉焦点;西方思维传统重科学，以自然规律为视觉焦点;这是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两个侧面、缺一不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和科学互相渗透，关系越来越密切，以致不可分离。即：人文领域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然因素和运用科学分析方法，科学领域中则摆脱不了情感因素和价值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是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互相对话，互相吸收和互相补充，愈来愈显示出汇融的趋势。注重科学传统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对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愈益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如关心人类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研究人和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和自由等。在中国，对民族坎坷历程的深刻反思强化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大胆的开放政策使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跨进国门，科学主义盛行起来。中国传统思维艺术一向重视人伦纲常，但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在思考某种理论时，不仅要问：它的社会意义和伦理价值如何？而且还要问：它是不是科学的？它有没有严格精确的论据？

正如中国思维艺术中不能说完全没有科学主义传统一样，西方思维艺术中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文主义传统。但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注重个体的人格，从个体去看社会，认为社会应以个体为单元和基础;而中国的人文主义注重社会的人格，把个体看作是社会和群体的分子，从关系中去体验一切。前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最后把人归于自然性;后者强调人的社会本性，进而把自然也人化为具有伦理本质的东西。这两种人文主义，在当代也有融汇的趋势：西方人逐渐重视人的社会性和社会关系，而中国人则开始强调个体人格。

其二，模糊与精确并重。一般认为，模糊性是古代思维的特征，精确性是近代思维的特征。实际上，模糊性和精确性都是思维的固有特性，无论在古代、近代、现代思维中都是存在的。在古代，思维的模糊性是朴素的、粗浅的，抑或说是不得已的，当时的人们囿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智力水平，不可能对世界总画面的细节作出精确的说明，因而把世界看成是混沌的整体。不仅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本身也是模糊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想精确而不成的时代。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则不同，它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基础上，同时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发展的某些模糊过程和环节。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精确而模糊的时代。中国传统思维艺术的模糊性特征，是思维本性的一种表现，它经过长期的延续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但它不象西方思维艺术那样在近代受到过精确的扬弃，因而直到今天，中国思维艺术中的模糊性仍带有古代朴素的色彩。

人类思维的本性要求精确地准确地把握外部世界，以便于在实践中改造外部世界。人类世世代代都在追求精确性，试图使认识尽可能真实地接近客观事物本身。没有精确性也就没有科学的认识，因此精确性是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真实地存在许多模糊性，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时候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这种模糊性表现了事物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或差异的中介过渡性。反映在思维中，就必然会产生思维的模糊性。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就是现代模糊思维的两种形式。传统数学竭力追求精确性，排除模糊性，结果遇到很多不可解决的难题。2O世纪60年代模糊数学诞生，使数学获得重大发展。模糊数学精确地描述了事物本身的模糊性，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思维手段，而这一点是传统的精确数学所做不到的。模糊逻辑是对传统逻辑的扬弃，它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思维手段。传统逻辑是二值逻辑，它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要求对任何命题都作非真即假的判断，不考虑第三值或更多值。而在现实世界中，有很多问题的界限是不清晰的甚至是很模糊的，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也存在着多值的模糊的判断。因此模糊逻辑便应运而生。

总之，西方人有精确思维的传统，同时又创立了模糊数学和模糊逻辑，开创了现代模糊思维的新阶段;中国人擅长于模糊思维，同时又刻意吸收消化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艺术。这说明，模糊性和精确性作为人类思维的两种特性，在现代社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互相靠拢。

其三，归纳与演绎并重。在西方哲学史上，归纳的传统和演绎的传统都是存在的。近代欧洲发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把归纳法作为根本方法，反对演绎法;而以笛卡尔、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则把演绎法作为根本方法，认为归纳法得出的知识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尖锐对立的两派哲学家由于各自方法的片面性而陷入窘境。但即使在当时，归纳法与演绎法也有互相接近、互相吸收的倾向。洛克把理性演绎隶属于经验归纳之下，对演绎法作出了经验主义的解释。莱布尼茨多少看出演绎法的一些局限性，因而抛弃了“理性直观”的绝对性，容纳了经验归纳法的某些内容。这段历史事实证明，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既不可相互替代，也不可彼此分离。归纳法的缺陷在于，从个别的单称陈述推出一般的全称陈述并无逻辑必然性。演绎法的缺陷在于，它得出的结论的普遍性程度总是超不过演绎前的普遍性程度，而且演绎的前提从何而来是演绎法本身无法证明的。因此归纳法和演绎法必须互相补充，同时并重，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

中国传统思维艺术是重演绎轻归纳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气”、“神”、“有无”、“道器”、“阴阳”、“和同”、“动静”、“常变”、“体用”、“本未”、“一两”、“理气”、“心物”、“所能”、“知行”等，都是进行理性演绎的概念范畴。当然，中国传统演绎法与西方有所不同，意会、领悟的成分比较多，不象西方那样重逻辑、形式和公理。因此，中国传统思维艺术在归纳和演绎问题上有两点不足：一是轻归纳法的作用;二是在演绎方面缺乏形式化公理化系统。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思维领域中，片面地偏重归纳或演绎都违背思维规律，现代思维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使两者共同深化和互相融汇。

其四，横向和纵向并重。思维本身具有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从时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向过去和未来两个方向无限延伸，宇宙和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思维的对象，这是思维的纵向性;从空间跨度来说，它的视野遍布宇宙，宏观和微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思维客体，这是思维的横向性。

对于任何思维对象，纵向把握和横向把握都是不可缺少的。事物有产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前因后果，人们必须从过程中即从时间跨度上把握它;一事物与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参照系列，人们又必须从横向对比中即从空间跨度上把握它。纵向思维把思维者提升到历史的高度，能鸟瞰事物运动的全过程，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历史性特点;横向思维则使思维者具有宽阔的视野，能洞察事物之间的异同，有利于把握事物的共时性差异。

在西方，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传统，因此很少有思维的地域性屏障。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人思维的横向性特征比较明显。在中国，由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长期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视野局限在本土之内，因此偏向纵向思维。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现代思维正将两者结合，成为综合的、全面的、科学的思维。

其五，直觉与逻辑并重。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艺术。直觉思维是人通过知觉对事物进行瞬时的、直接的选择和判断，从而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逻辑思维则是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以及各种逻辑思维方法，在理论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性质、联系和关系。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思维艺术的必要环节。就直觉而言，有古代直觉和现代直觉之分。古代直觉是一种朴素的、原始的直觉，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而现代直觉则建立在敏锐的知觉能力、明确的思维定势和丰富的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说明了直觉的科学性。

在现代思维艺术的发展中，直觉与逻辑的作用彼此不可代替，又具有互相补充的趋势。直觉思维可以在瞬间“恍然大悟”而体验到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高效率地解决问题，它的缺陷是偶然性太强，效果难以保证。逻辑思维可以对事物进行严格科学的推理，能有把握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结论可靠，其缺陷是中间环节太多，不可能得到瞬时效果。直觉思维的长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短处，直觉思维的短处正好是逻辑思维的长处，两者结合起来，则成为比较完整的思维。

在现代思维中，直觉和逻辑互相渗透、互相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使直觉思维有了更多的直观形式和渠道，更为完善化。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逻辑推理过程高度简化、形式化、自动化，经过反复练习，人们凭直觉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直觉思维进一步完善，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它的规律也逐渐被人们所揭示，并被人们作为一种逻辑方法运用到科学发现和生产实践中去。

其六，形式化趋势。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形式化是晚期出现的成果，它是现代思维艺术的重要标准。所谓形式化，就是用人工语言（表意符号）代替自然语言，描述事物的结构及其规律，并暂时撇开符号代表的意义而仅着眼于形式，把对事物的研究转换为对符号的研究。形式化是思维艺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形式化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首先，人们对于思维规律有比较透彻的把握，能用简洁的符号表达它的复杂的本质联系;其次，有高度完善的公理系统，使形式化及形式系统有运演的逻辑基础;再次，有严整的演绎理论体系，以适应推理方法与符号公式之间的转换，最后，有高水平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思维的形式化过程，是思维的抽象、概括、一般化的过程，也是思维的分解和深化的过程。现代科学要求语言无歧义地表达概念，用最简明的方式表达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形式化则满足了这一要求，它用符号准确无误地表达某个概念，用符号化的公理系统清晰地揭示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越过了自然语言的障碍，使思维更加精确化、客观化。现代形式化思维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数理逻辑的诞生，它为人类思维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形式化思维艺术由于舍弃了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而只着眼于形式，又由于它概括了思维的一般形式，因此能被全世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时，形式化思维艺术在科学理论的研究甚至科学理论的发现中有重大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现代思维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

形式化思维还有力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思维元素用符号表示，思维过程用形式化的公理系统代替，这样便能输入电子计算机，使电子计算机成为能够“思维”的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自觉地改造和完善自身的思维艺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思维的社会机制和生理、心理机制被日益清晰地揭示出来，以至于能通过脑电图破译思维语言，能通过射线摄影透视人脑思维的活动过程。人类思维艺术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我们相信，思维艺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新的前景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页。

[5]《希腊数学史》第1卷，牛津1921年版，第12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26页。

中西方范文篇8

关键词:西方财务会计、会计差异、借鉴西方

一、中西方对财务与会计关系的基本表述

(一)中国对财务与会计关系的表述主要有三种思路：

1“大会计观”，认为会计包括财务甚至可以代替财务，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是管理的主体，财务是管理的对象，必须对财务实施会计管理。“财务管理实际上指的是对财务活动进行的会计管理。”在我国会计学科体系设置上也与这种观点相符。我国财务会计主要的缺点是:学科门类单一，讨论范围狭窄；注重核算多，重视管理少，只讨论方法，很少深入研究理论，即使在很少的理论研究中也主要是解释、说明制度，基本没有独立完整的学科研究内容。

2“大财务论”，认为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会计只属于财务管理体系中的反映和控制环节。这种观点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和实际做法，任何财务政策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财政政策，中国几十年的会计政策都是围绕着财务政策制订的。

3“财务会计并行观”。认为财务是一种管理工作，会计则为这种管理提供信息服务，主张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机构设置上将两者分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越是发展，企业的理财活动必定日益显示它的重要性，它将同企业的经营活动并驾齐驱，共同影响企业的成败。考虑这一发展趋势，我们觉得会计同财务（财务管理者理财），在学科上应当有一个客观界限，在工作上也不能长期混淆不清。

(二)西方国家基本上认为财务与会计是两门学科，各自有其不同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看来：“会计是一种技术，它是对财务性质的帐项，用显明的方法，以金额来记录、分类及汇总，并对其结果做出解释。”在英美国家的大型企业中一般将财务与会计机构分开，在财务副经理之下设有财务长与主计长，财务长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筹集资金、处理与投资者的关系、投资、股利分配、银行和保管、信用和收款以及保险等；主计长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内外部报告、计划控制、经济评价、保护资产、税务管理、信息处理、内部审计等。

二、中西方财务与会计关系差异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所造成。

（一）政府经济干预因素。中国政府总是统管着中国财务，国家财务如此，企业财务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影响，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政府采用了详尽的财务制度去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在企业范围内大到投资、融资政策的确定，小到每一笔会计业务的处理，国家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企业自主理财的权力很小。在西方，国家政府一般都不制定直接规范企业的财务制度，企业的会计核算也只遵循公认会计准则，而且由于西方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会计准则与公司法税法的脱钩等，使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在实践上存在分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二）中西方财务发展进程因素。西方财务的产生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理财”阶段，二是“综合理财”阶段，三是“现财”阶段。在连续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后，使西方财务日渐成熟。形成了企业财务的重点是研究所筹资金在投资运用时如何考虑投资报酬与风险的对应关系，减少投资风险，以增加投资收益，使股东财富最大化。至此，西方财务已形成了以筹资、投资、股利为核心的企业财务内容，其本质是有关企业资金的运用过程和管理结果。新中国的财务始终围绕财权分配展开，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开始形成以企业本金筹集、投放、耗费、收入与分配为核心的管理，并在此过程中以处理财务关系为重。但是中国的财务发展得比西方晚明显不如西方财务的完善。从中西方财务发展过程的考察中可以明确得出这样几点结论：一是中西方财务的本质均是有关本金运动的描述；二是财务管理的发展阶段总是与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变革互相适应的；三是中西方财务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有时会相互交融，且随着财务趋向国际化，；四是财务与财政、金融、税收、投资者、所有者等之间的客观关系总是存在的，并不依人们认识水准与表述方法的差异而转移。

（三）经济体制因素。在中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将财务作为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有关企业筹资、投资、股利分配等重大财务活动都由国家财政去统一规范。因而国家股仍然在绝大多数股份制企业中占控股地位。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的首要环节仍是处理企业与国家等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也正是中国关于财务与会计关系表述上存在“大会计观”、“大财务观”、“财务会计合一观”等存在的现实环境。纵观中国几十年的企业财务体制一直只在被动地处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形式，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集中财务与扩大企业财权上下功夫。这偏离了财务的本质，造成了我国财务与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合二为一的局面。相反，西方国家由于有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财务不仅很少受政府的干预，而且由于其追求一种实效性的财务管理方式，因而财务管理中被迫用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筹资、投资和股利分配等问题，在财务管理实践中也将财务与会计分别设置机构，达到了理论与实践上财务与会计分离的统一。

三、西方财务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中西传统文化结构的差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模式、企业制度及其财务会计上的差异，会因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双方文化的交流而逐步缩小。总而言之，我国现阶段的财务会计还存在很大的缺陷。中西方财务会计差异很大，我国需要借鉴西方而不是直接把西方的那套搬到我国来用，以免再次出现“ERP失灵”事件。

参考文献：

[1]杨纪琬，阎达五：《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会计研究》1980年第1期，2～10页。

[2]郭复初：《会计管理论为何难以成立》，《会计学家》1990年第4期

中西方范文篇9

(一)中国对财务与会计关系的表述主要有三种思路：

1“大会计观”，认为会计包括财务甚至可以代替财务，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是管理的主体，财务是管理的对象，必须对财务实施会计管理。“财务管理实际上指的是对财务活动进行的会计管理。”在我国会计学科体系设置上也与这种观点相符。我国财务会计主要的缺点是:学科门类单一，讨论范围狭窄；注重核算多，重视管理少，只讨论方法，很少深入研究理论，即使在很少的理论研究中也主要是解释、说明制度，基本没有独立完整的学科研究内容。

2“大财务论”，认为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会计只属于财务管理体系中的反映和控制环节。这种观点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和实际做法，任何财务政策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财政政策，中国十年的会计政策都是围绕着财务政策制订的。

3“财务会计并行观”。认为财务是一种管理工作，会计则为这种管理提供信息服务，主张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机构设置上将两者分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越是发展，企业的理财活动必定日益显示它的重要性，它将同企业的经营活动并驾齐驱，共同影响企业的成败。考虑这一发展趋势，我们觉得会计同财务（财务管理者理财），在学科上应当有一个客观界限，在工作上也不能长期混淆不清。

(二)西方国家基本上认为财务与会计是两门学科，各自有其不同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看来：“会计是一种技术，它是对财务性质的帐项，用显明的方法，以金额来记录、分类及汇总，并对其结果做出解释。”在英美国家的大型企业中一般将财务与会计机构分开，在财务副经理之下设有财务长与主计长，财务长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筹集资金、处理与投资者的关系、投资、股利分配、银行和保管、信用和收款以及保险等；主计长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内外部报告、计划控制、经济评价、保护资产、税务管理、信息处理、内部审计等。

二、中西方财务与会计关系差异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所造成。

（一）政府经济干预因素。中国政府总是统管着中国财务，国家财务如此，企业财务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影响，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政府采用了详尽的财务制度去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在企业范围内大到投资、融资政策的确定，小到每一笔会计业务的处理，国家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企业自主理财的权力很小。在西方，国家政府一般都不制定直接规范企业的财务制度，企业的会计核算也只遵循公认会计准则，而且由于西方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会计准则与公司法税法的脱钩等，使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在实践上存在分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二）中西方财务发展进程因素。西方财务的产生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理财”阶段，二是“综合理财”阶段，三是“现财”阶段。在连续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后，使西方财务日渐成熟。形成了企业财务的重点是研究所筹资金在投资运用时如何考虑投资报酬与风险的对应关系，减少投资风险，以增加投资收益，使股东财富最大化。至此，西方财务已形成了以筹资、投资、股利为核心的企业财务内容，其本质是有关企业资金的运用过程和管理结果。新中国的财务始终围绕财权分配展开，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开始形成以企业本金筹集、投放、耗费、收入与分配为核心的管理，并在此过程中以处理财务关系为重。但是中国的财务发展得比西方晚明显不如西方财务的完善。从中西方财务发展过程的考察中可以明确得出这样几点结论：一是中西方财务的本质均是有关本金运动的描述；二是财务管理的发展阶段总是与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变革互相适应的；三是中西方财务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有时会相互交融，且随着财务趋向国际化，；四是财务与财政、金融、税收、投资者、所有者等之间的客观关系总是存在的，并不依人们认识水准与表述方法的差异而转移。（三）经济体制因素。在中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将财务作为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有关企业筹资、投资、股利分配等重大财务活动都由国家财政去统一规范。因而国家股仍然在绝大多数股份制企业中占控股地位。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的首要环节仍是处理企业与国家等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也正是中国关于财务与会计关系表述上存在“大会计观”、“大财务观”、“财务会计合一观”等存在的现实环境。纵观中国几十年的企业财务体制一直只在被动地处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形式，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集中财务与扩大企业财权上下功夫。这偏离了财务的本质，造成了我国财务与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合二为一的局面。相反，西方国家由于有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财务不仅很少受政府的干预，而且由于其追求一种实效性的财务管理方式，因而财务管理中被迫用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筹资、投资和股利分配等问题，在财务管理实践中也将财务与会计分别设置机构，达到了理论与实践上财务与会计分离的统一。

中西方范文篇10

关键词：现代大学体育；中西方体育文化；博弈与融汇互补；发展思路

体育文化是人类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特殊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文化的最典范代表，它与西方体育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发展中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虽然两者发源同宗，但因其文化思想、表现形式、价值观念、追求目标等差别，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两朵奇葩.体育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缩影，其运动表征的背后凸显着特定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以伦理道德和以人为本，追求养心健体和道德培养的价值观，漠视争夺淡化竞争.西方体育文化强调个体本位思想，追求挑战人类极限，好身体外在表现，少内心修炼，注重竞争与夺标.两种文化都是人类优秀文化，并无孰优孰劣之分，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博弈与融汇互补.随着经济全球化西方体育文化强势流入中国，中国本土传统体育项目受到冲击，大学体育基本被西方体育项目压倒性占据，本土传统体育项目被挤为边缘角色，随着中国步入新时代，如何客观的认识和理解中西方体育文化，如何对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传承和保护将显得尤为重要.

1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

中西方体育都具有以身体活动为载体的共性，但在其运动形态的发展流变中，却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文化特质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天人合一”为主导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相和谐，注重身心合一、内外合一、人心一统的整体观，讲求内外双修的道德修为.在中国古代甚是崇尚情感伦理和道德修为，这一思想在体育运动范畴也获得了充分的体现，潜在规约着人们的体育行动和价值观念，调和着体育运动的氛围.儒家“中庸”思想，要求人们在处事上谦逊持重，办事适中圆融，不提倡固执与极端，道家的“处下、无为、不争”思想和孟子的“大丈夫论”对人们的文化养成和处事方式也产生着重要影响[1].所有这些思想观念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体现出以道德伦理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出养心健体和道德培养的价值取向和内敛性品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伦理与教化，少竞争意识，注重节奏与神韵，偏倾于含蓄美和体态美，满足于身心愉悦，不刻意追求身体局部的过度发达而损害人体健康，不刻意求取单纯的指标量化以评优劣，注重自然法道，注重人际和谐，倡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从而淡化了体育的竞技性和竞争性[2].在西方其文明源于古希腊，希腊多山地且不够肥沃，希腊人为了生存与发展靠航海业经营起家，这种受海上凶恶环境影响，发展起来的充满自信与竞争精神的海洋文化，表现出对利益的积极向往.西方文化提倡个人自由，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宰，只有个人得到充分发展时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在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本位思想影响下，西方人从事体育活动纯属个人爱好，讲究在平等基础上开展竞争，追求开发最大潜能，争夺锦标是其竞技性特质.西方传统哲学讲究天人相对，强调人类征服与超越自然的能力，勇于开拓争做第一，形成了以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为价值取向的体育文化[3].西方人注重体格，盛赞力量，以肌肉健壮为美，强调身体的外部运动，其比赛项目多是以展示体能为主的角力、拳击、摔跤、投掷、跳跃、赛跑等体育项目，同时西方人提倡科学与规范，注重知行分析，体育运动项目均有明确的比赛规则和量化标准，这些都与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存在着明显差异.

2中西方体育文化融合下的现代大学体育

2.1呈现出体育文化异化现象.由于形态各异的体育文化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发展，中国大学体育具有张力的同时又不乏保守性和惰性，最终还滋生出重智育轻体育的境况，归因是突出表现大学体育的竞赛成绩和体育活动的集群性参与，看重体育的政治功能，忽视了体育的育人功能,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德育教育并未得到实质性发展.当前中国大学体育从内容、形式、组织体系等方面普遍效仿西方，在形式上披上了西方体育的衣裳，却并未把握其神.如大学运动会当前在中国高校中基本成为传统，但真正理解校运动会的功能和价值的大学生占极少数，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对校运会的重视度和参与激情，具体表现在运动会开幕式体育场全场满员，若非违背学生意愿施行纪律约束，接下来的比赛看台上将是寥无几人，凸显出校运会仅是设置给极少数人的体育赛事，并未激发起全员参与体育运动的后期效应.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大学运动会在政治功能上虽然实现了大学管理阶层的意志，培养了大学生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意识，但是透过现象究其本质，对于大学体育教育工作者来讲，运动会并未达到唤起全员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并未解决体育教育工作者所期望的大学生人人付诸行动进行体育运动的窘境.当前中国大学体育未能像西方国家大学那样，西方国家大学生基本都是积极主动的投身于体育运动大潮且乐此不疲.如英国牛津大学有89个体育俱乐部，牛津大学44个学院的学生都有自己一个或若干个体育俱乐部，学生在业余时间去参与运动，这在牛津大学成为学生每天生活的重要内容.剑桥大学有54个体育俱乐部，每个俱乐部保守估计人数2500人，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参与不同的俱乐部，其中划桨项目是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必然参加的运动项目，31个学院均有划艇俱乐部，每个年级学生分别参加着10个级别的划桨运动[4]，这也许就是当前中西方大学体育精神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中国大学体育将中国传统思想人心一统的整体观思维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个人本位主义混淆了，将西方人人富有激情的参与体育实践活动，移植为中国大学生集群性参与围观成看客，并未从根本上激发起学生投身到体育运动的实际行动中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学生体育参与率低，学生体质明显下滑的原因所在，这一现实问题甚是值得广大教育者深思.再如中国大学组队参加校外体育比赛，诸多体育项目存在选材困难，通过大海捞针式的选拔挑选出学校“稀有”人才，经过1-3个月短期培训后，成为所谓学校的“精英”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获得成绩校方对参赛学生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并未采取实质性措施借力体育竞赛促使在校学生积极投身体育运动中来.反观西方国家大学生体育选材，从优秀的学生群体中选拔更优秀，从更优秀中选出一定数量的精英代表学校参加比赛，目标是在比赛中夺取锦标为校争光，如耶鲁大学有48个体育俱乐部、35个校级运动队，耶鲁大学未开设体育必修课，但85%以上的学生都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和比赛.牛津85个运动队、剑桥有52个运动队、哈佛大学40个运动队，这些学校每年都会开展一系列校内外体育赛事，学生在比赛中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培养顽强拼搏、团队协作精神以及鉴赏力，通过参加比赛丰富自身的课余生活[4]，这一现象也是中国大学照抄照搬西方体育文化绘形误神的结果.2.2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博弈与融汇互补.中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人类体育文化中的两朵奇葩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但具有各自的文化个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仅注重运动技术的内部结构，更强调身心并育的整体功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如儒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体育不但看重动作技术和注重征服与超越自然的能力，更强调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西方体育文化在世界名片奥运会的强力推动下，体现出全球性和开放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各民族、不同地域体育文化交汇的结果，尽管其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内敛性和排他性，但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开放性的，体现在通过国内外群众体育活动的交流，推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和发展[5].大学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阵地，是文化传播与交流、文化育人的主力军，是中西方体育文化碰撞融合的最佳平台，中西方体育文化在大学得以融汇与互补，可以促使中西方体育文化彼此吸取营养，弥补彼此不足.2.3中国传统体育项目面临生存焦虑.鸦片战争后落后的清王朝看到了西方的强大，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尚武重军以力御敌，在此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形态逐步被军事和奥运竞技所主导，出现一路向西的局面，时至今日中国大学体育基本被西方体育项目所占据，中国本土体育项目面临生存焦虑.大学体育课程以球类、健美操、体育舞蹈、游泳、瑜伽等项目备受学生欢迎，本土体育项目武术基本游走于大学体育的边缘.尽管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现今的教育部都曾试图将武术列入学校体育必修课，但事与愿违还是出现了赶鸭式的教者发令学者强应的不尽人意境况.为了引起学生重视，教育专家和武术学者开始强行修剪武术动作，在学校体育推行简化式武术套路教学，除传统武术在学校体育中被简化外，在其申奥的道路上为了迎合西方主导的奥林匹克审美观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武术也被不断地分割和肢解着，突出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武术形态进行竞技化改变，不断修改武术比赛规则，使中国传统武术形态朝着体操式的“高、新、难”方向演变[6]，折射出人类严重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危机.

3基于文化自觉与自信，中国大学体育发展的思路

体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其中分支，具有同传统文化一样的性质，事物的优胜劣汰规律表明，强势文化的壮大和弱势文化的消退是不可避免的.近百年来，西方体育文化以其体育运动的竞技性、规范性、观赏性、组织性、娱乐性等特点取得了强势文化优势,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和影响，使中国传统体育文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点从中国的学校体育便可直接得到反映，当前中国大学体育基本被西方体育项目所占据，本土传统体育项目面临生存焦虑，如何对本土体育项目加以保护，对其文化进行弘扬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3.1革新武术教学，注重武德教育，重视武术技击性和攻防自卫的实用性.传统武术要得以发展，首先要让学生明确武术精神和武术文化，没有文化精神充饥的社会是空感的，没有文化思想充实的人类是空洞的，要一改过去武术教学只注重动作传授的授课样态，不但有动作要求更重视武德教育，不再是花拳绣腿，而是重视技击性和攻防自卫的实用性，技术上突出技击实用攻防有用[7]，动作简单易学易推广，激发和调动学生上课学、下课练、贯穿于实际应用的积极性，逐步树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武术教学应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公平正义、诚信友善、见义勇为和社会爱心等道德教育.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与和谐社会构建不相吻合的现象，如老人摔倒无人敢扶，遇有社会不良现象却少有正义之人挺身而出.传统武术学习可以改变人的心态，大学生学习武术不仅仅是掌握攻防自卫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武德，武德教化着大学生应具有的责任感和社会公德，学习武术不是为了争强斗狠，武德教育将促使现代大学生如何更好地立身处世和做人做事，实现更好的约束自我和发展自我，体现健身修心和文武俱修，这些正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道德培养的思想.3.2将太极拳同质异构新形态运动项目柔力球引入大学体育.中西方体育文化有其个性，同时又具有人类的共性，人类共性使中西方体育文化进行着交流与涵摄.根植于中华民族土壤的传统体育文化，在其历史演进中形成了独特的运行轨迹，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受母体文化的影响，同质性异构出新的运动形态，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近年来中国新兴的一项运动———柔力球，柔力球是一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运动项目，其运动以太极思想为精髓，借鉴了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及武术的技术特点，运动中以其太极哲理之奥妙、音乐之韵律、舞美之造型、诗歌之意境影响着练习者的情操与体魄，其人、球、拍三位一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给人以无穷的联想和享受，堪称体育文化创新之典范.柔力球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太极文化，同时又融合了西方现代体育元素，该运动已在中国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深受国内中老年群体、中年群体的喜爱，现已在德国、俄罗斯、日本、匈牙利等近30个国家得到传播和发展，当前已被北京体育大学、西安体育学院等体育类专业院校列入专修或普修课程，2017年柔力球被正式列为中国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当前柔力球正逐步被引入大、中、小学体育课堂，吸引着广大学生们的眼球.柔力球舞出了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展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大学体育课程引入柔力球项目，对于传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与自信具有积极意义.3.3大学体育倡导红色体育文化，忆苦思甜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增进文化自信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红色文化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充分传承、创新和发掘红色资源的体育特质，阐释其赋予的精神价值，提炼其教育功能，将红色体育文化作为高校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现途径.红色体育文化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以其充满激励和引领时代风尚的精神内核，很好的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取得胜利和砥砺前行最深刻的记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陈先达教授指出，文化自信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口号，而是基于中华民族苦难和奋斗史的文化自觉与自豪，是中华民族寻找伟大复兴之路的文化史展示，是一种热爱自身民族文化又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8].红色体育文化的发展，正是基于海纳百川的中西方文化包容精神而发展快速，它取材于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和生活，吸纳了西方体育项目特点，创设出不仅具有时代印记又符合现代体育活动与比赛的独特模式，如抢收南瓜赛、抬担架比赛、独轮车比赛、单腿比赛、手雷掷远等红色体育项目.红色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教育手段和生活方式，充当着体育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目的在于传承文化、增进身心健康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体育文化以其传承产品的创新性，不同于一般载体的革命性、导向性、教育性、涌现性、凝聚性和激励性，展现出红色体育文化的传承优势.大学作为文化和人才资源争夺高地，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使命，大学体育传承创新红色体育文化，有利于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在中国特色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重塑“求真育人”大学精神，有利于忆苦思甜促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增进文化自信，推进高校素质教育.讲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西方体育文化通过交流与融合，使得人类文化体现出全球共享性，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要学会思辨，要善于处理好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文化的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的同质化，我们务必要认同自身民族独特的体育文化价值.大学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阵地，大学体育要确保本民族文化特性不被西方主导的体育价值观所西化，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理论支撑，在不改变民族文化本色的情况下进行传承与创新，同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彰显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儒家哲学[M].长沙:岳麓出版社,2010.

〔2〕杨弢,姜付高.中西方体育文化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

〔6〕贾成波,田启铭.异构极化与同工融合：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的困境与出路[J].体育与科学,2015,36(3):57-61.

〔4〕于可红,张俏.世界一流大学生与体育文化互动发展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洪美玲,冯先妹.对中西方体育文化差异性的探索[J].湖北体育科技,2009,28(1):20-22.

〔7〕安汝杰,胡玉玺.中西方武技比较与互鉴———以中国武术和西方拳击为例[J].中华武术,2012,1（8）:1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