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范文10篇

中西文化范文篇1

【正文】

的中西文化观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诸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受民族传统文化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和塑造，使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熟悉、把握和运用的能力达到了不可比拟的程度；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了解和大规模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使视野开阔，并有了中西文化对比的依据；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更直接地培育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伟大的民族气节、忧国忧民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辩证的思维逻辑力、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受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及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杨昌济等人思想的影响，使成了进步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新文化的强烈追求和长期的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掌握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使能够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做出科学的总结。上述这些原因和条件，造就了中西文化观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1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与开放精神有机结合

表现在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中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就是尊重本民族的历史，肯定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自觉地从传统出发，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所谓开放意识，就是面向世界，勇于承认其它民族文化的长处，积极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而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遵循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与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同步进行的原则，既不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而倒向闭关自守、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又不因向外国学习而倒向“全盘西化”论。

纵观中西文化观的全部内容，便可清楚地看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并同时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思想是中西文化观的主干。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又反对闭关自守、排斥外来文化的主张，是贯穿于中西文化观始终的一条基本原则。而围绕这一主干和基本原则所阐发的全部思想，处处吐露着对养育自己的这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的酷爱和尊重，即民族的伟大情怀；同时又表现了他放眼世界、正视现实的伟大开放精神。这是中西文化观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早在1920年，当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便十分自信地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尽管这种表述有欠妥之处，但却清楚地反映了青年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然而，就早期文化观看，此时他的目光并没有只局限于民族文化，他已经开始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了。如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的赞扬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批判；大力引进西方文化的主张和“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等观点的指出，都体现了早期开放的文化意识。

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在处理中西文化问题时，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遵循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的文化观更充分体现了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与开放精神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即从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出发，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而今天的文化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因而，绝不能否定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选集》第2卷，第534页。）因为，第一，中国文明在世界上曾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军、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注：《选集》第2卷，第622页。）第二，中华民族有光荣的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许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注：《选集》第2卷，第623页。）第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注：《选集》第2卷，第70页。）曾十分具体而深刻地分析指出：“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注：转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编的《的读书生活》第200页。）等等。对民族文化的这些分析和高度评价，可以说渗透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政治家，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来自于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关注，来自于对进步民族新文化的强烈追求，因而，民族主义的情怀不仅没有束缚他的思想，造成他的保守和封闭，相反，这种情怀更促使他以恢宏的气势和敏锐的目光以及大无畏的精神，满腔热情地去迎接世界一切新文化、新思潮的挑战。这表现在：首先，与列宁一样，不把新文化看作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11页。）东西，而把它看作一个开放的体系。同时，也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即：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交往日益发达，随着单独个人的活动逐渐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必然会由狭隘的、一国的、地域的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世界各国在进行政治的、经济的交往的同时，必然发生文化的交流。从而认为，新文化具有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吸收和融合的特征。“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注：《选集》第2卷，第706～707页。）其次，他在充分肯定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强调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注：《选集》第2卷，第706页。）当他在谈到文艺问题时，又进一步强调：“我们绝不可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注：《选集》第3卷，第860页。）再次，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的开放性和吸收利用外来文化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他一是指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比封建文化高。1950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它阶级要高”，“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即使在艺术创造的某些方面，例如“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等。因此，作为由中国封建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指出社会主义也有缺点。在看来，每个民族都有其长处，“同时，每个民族也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注：《选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页。）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毫无缺点，所以，中国不能闭门搞社会主义，必须向外国学习。中国不如人时要学习外国，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注：《选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页。）由此可见，没有因为民族的自尊心而倒向拒绝外来文化的极端，他的文化观充分表现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与开放精神的有机结合。

2广采博取的精神与辩证法思想的有机结合

广采博取是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唯物辩证法则是文化选择和新文化创造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广采博取与辩证法的结合则表现为：首先承认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其长处和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承认每个时代总会有相应的文化形态，时展了，就需要创造新的文化体系，但新的文化不能凭空产生，而只能来自于对以往历史文化的扬弃，即剔除其有悖于时代进步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并将其揉合到新时代现实的文化结构中。

的中西文化观主张融古今中外于一体，创造中国的新文化。然而，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外来文化，他都给予一分为二的科学的分析，即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在主张认真挖掘与继承的同时，又看到了它与现实文化本质上的矛盾与冲突，指出其在近代衰落的原因，从而破除了“文化本位论”和“食古不化”、厚古薄今的错误主张；对于外来文化，他则主张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长处，从而完善自身，以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科学化。学习的中西文化观，我们不仅会感受到他那横贯中西、海纳百川和超越时空的博大精神气质，同时又会领略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科学态度。总之，中西文化观的又一突出特征就表现为广采博取的精神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从早期文化观的内容看，已显现了这一特征。如：1920年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曾谈到：“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所谓“先博”，即首先是广采博取，也就是对各种文化都加以触摸，“拿来”；“后约”的含义无非是进行文化选择过程，即对“拿来”的东西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分清优劣，为新文化的创造作出选择。再如，早期文化观主要是中西文化之比较观。他主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于是，他从中西文化建立的基础、两种文化性质、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对比。通过比较，他认识到中西文化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庭主义基础上的。而家庭主义制度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基础构造，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相反，西方文化则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而国家主义所要求和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它宏扬人的天性，尊重人的天赋权利，提倡理性，推崇人的意志，等等。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和西方文化进步的原因，并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缺乏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特别是以孔子为中心的这种思想的“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但此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没有一切肯定或否定，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仍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从而指出它在世界文明中占半壁的地位；而对西方文化，同样指出了它的不足。如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当他在看泡尔金《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有关社会上存在着阻碍革新，以过去压现在的段落时，便批注道：“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1917年，再次谈到西洋文化的不足时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仅从这些阐述中，便可清晰看出早期文化观的广采博取精神与辩证意识结合的特征。

3符合时展的创新精神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有机结合

的中西文化观在阐明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便提出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而且对新文化的性质、特点等都做了明确的阐述。

青年既看到中国缺少新文化，又呼吁新文化的产生。他在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的同时，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于是提出“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注：《选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页。）的思想观点。此时，他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新文化的模式，但他已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思想太旧，指出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进而提出洗涤旧思想，呼吁改革和主张平民教育，并对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大加赞扬。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表现了一种符合时展要求的创新精神。

当1920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文化观既表现了勇于创新的精神，又表现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啊！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作为早期文化观结束的一个标志，这段话显然表现了急欲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思想要求，同时也初步表现了他把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创造的一种模式。

特别是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设计，更清楚地表现了那非凡的创新精神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原则立场。首先，他深刻阐述了文化的阶级性，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有多少类型的政治和经济，也就有多少类型的文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有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这些都是旧文化。还认为，文化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当他谈到文化艺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文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这叫做汉奸文艺。”（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其次，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论争和文化选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从而得出中国现实所要建立的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结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文化”（注：《选集》第3卷，第860页。）。它和一切剥削阶级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为人民服务的。“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实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注：《选集》第2卷，第534页。）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它的特点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绝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的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

由此可见，设计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蓝图，是融创新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于一体的崭新理论。

中西文化范文篇2

【正文】

的中西文化观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诸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受民族传统文化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和塑造，使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熟悉、把握和运用的能力达到了不可比拟的程度；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了解和大规模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使视野开阔，并有了中西文化对比的依据；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更直接地培育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伟大的民族气节、忧国忧民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辩证的思维逻辑力、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受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及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杨昌济等人思想的影响，使成了进步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新文化的强烈追求和长期的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掌握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使能够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做出科学的总结。上述这些原因和条件，造就了中西文化观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1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与开放精神有机结合

表现在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中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就是尊重本民族的历史，肯定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自觉地从传统出发，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所谓开放意识，就是面向世界，勇于承认其它民族文化的长处，积极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而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遵循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与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同步进行的原则，既不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而倒向闭关自守、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又不因向外国学习而倒向“全盘西化”论。

纵观中西文化观的全部内容，便可清楚地看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并同时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思想是中西文化观的主干。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又反对闭关自守、排斥外来文化的主张，是贯穿于中西文化观始终的一条基本原则。而围绕这一主干和基本原则所阐发的全部思想，处处吐露着对养育自己的这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的酷爱和尊重，即民族的伟大情怀；同时又表现了他放眼世界、正视现实的伟大开放精神。这是中西文化观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早在1920年，当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便十分自信地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尽管这种表述有欠妥之处，但却清楚地反映了青年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然而，就早期文化观看，此时他的目光并没有只局限于民族文化，他已经开始关注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了。如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对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的赞扬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批判；大力引进西方文化的主张和“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等观点的指出，都体现了早期开放的文化意识。

当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在处理中西文化问题时，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遵循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的文化观更充分体现了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与开放精神的有机结合。一方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了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即从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发展的继承性出发，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而今天的文化是从古代旧文化发展而来，而不是凭空产生的。因而，绝不能否定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选集》第2卷，第534页。）因为，第一，中国文明在世界上曾处于领先地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军、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注：《选集》第2卷，第622页。）第二，中华民族有光荣的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许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注：《选集》第2卷，第623页。）第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注：《选集》第2卷，第70页。）曾十分具体而深刻地分析指出：“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都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注：转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编的《的读书生活》第200页。）等等。对民族文化的这些分析和高度评价，可以说渗透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政治家，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来自于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关注，来自于对进步民族新文化的强烈追求，因而，民族主义的情怀不仅没有束缚他的思想，造成他的保守和封闭，相反，这种情怀更促使他以恢宏的气势和敏锐的目光以及大无畏的精神，满腔热情地去迎接世界一切新文化、新思潮的挑战。这表现在：首先，与列宁一样，不把新文化看作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11页。）东西，而把它看作一个开放的体系。同时，也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即：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交往日益发达，随着单独个人的活动逐渐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必然会由狭隘的、一国的、地域的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世界各国在进行政治的、经济的交往的同时，必然发生文化的交流。从而认为，新文化具有各民族、各国家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吸收和融合的特征。“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注：《选集》第2卷，第706～707页。）其次，他在充分肯定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强调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注：《选集》第2卷，第706页。）当他在谈到文艺问题时，又进一步强调：“我们绝不可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注：《选集》第3卷，第860页。）再次，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的开放性和吸收利用外来文化的必要性。在这方面，他一是指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比封建文化高。1950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它阶级要高”，“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即使在艺术创造的某些方面，例如“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等。因此，作为由中国封建文化发展而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是非常必要的。二是指出社会主义也有缺点。在看来，每个民族都有其长处，“同时，每个民族也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注：《选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页。）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毫无缺点，所以，中国不能闭门搞社会主义，必须向外国学习。中国不如人时要学习外国，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注：《选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页。）由此可见，没有因为民族的自尊心而倒向拒绝外来文化的极端，他的文化观充分表现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与开放精神的有机结合。

2广采博取的精神与辩证法思想的有机结合

广采博取是文化创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唯物辩证法则是文化选择和新文化创造所必须遵循的法则。广采博取与辩证法的结合则表现为：首先承认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其长处和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承认每个时代总会有相应的文化形态，时展了，就需要创造新的文化体系，但新的文化不能凭空产生，而只能来自于对以往历史文化的扬弃，即剔除其有悖于时代进步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并将其揉合到新时代现实的文化结构中。

的中西文化观主张融古今中外于一体，创造中国的新文化。然而，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外来文化，他都给予一分为二的科学的分析，即对于民族传统文化，在主张认真挖掘与继承的同时，又看到了它与现实文化本质上的矛盾与冲突，指出其在近代衰落的原因，从而破除了“文化本位论”和“食古不化”、厚古薄今的错误主张；对于外来文化，他则主张在对比和交流中扬长避短、吸收其长处，从而完善自身，以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科学化。学习的中西文化观，我们不仅会感受到他那横贯中西、海纳百川和超越时空的博大精神气质，同时又会领略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科学态度。总之，中西文化观的又一突出特征就表现为广采博取的精神与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从早期文化观的内容看，已显现了这一特征。如：1920年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曾谈到：“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所谓“先博”，即首先是广采博取，也就是对各种文化都加以触摸，“拿来”；“后约”的含义无非是进行文化选择过程，即对“拿来”的东西加以比较、分析研究、分清优劣，为新文化的创造作出选择。再如，早期文化观主要是中西文化之比较观。他主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于是，他从中西文化建立的基础、两种文化性质、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对比。通过比较，他认识到中西文化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庭主义基础上的。而家庭主义制度是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基础构造，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相反，西方文化则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上的。而国家主义所要求和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它宏扬人的天性，尊重人的天赋权利，提倡理性，推崇人的意志，等等。从而揭示了中国文化在近代落伍和西方文化进步的原因，并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缺乏科学和民主的精神，特别是以孔子为中心的这种思想的“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但此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没有一切肯定或否定，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仍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从而指出它在世界文明中占半壁的地位；而对西方文化，同样指出了它的不足。如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当他在看泡尔金《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有关社会上存在着阻碍革新，以过去压现在的段落时，便批注道：“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1917年，再次谈到西洋文化的不足时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仅从这些阐述中，便可清晰看出早期文化观的广采博取精神与辩证意识结合的特征。

3符合时展的创新精神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有机结合

的中西文化观在阐明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便提出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而且对新文化的性质、特点等都做了明确的阐述。

青年既看到中国缺少新文化，又呼吁新文化的产生。他在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的同时，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于是提出“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注：《选集》第5卷，第285、288、285、401页。）的思想观点。此时，他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新文化的模式，但他已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思想太旧，指出中国文化落后的原因，进而提出洗涤旧思想，呼吁改革和主张平民教育，并对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精神大加赞扬。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表现了一种符合时展要求的创新精神。

当1920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文化观既表现了勇于创新的精神，又表现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啊！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作为早期文化观结束的一个标志，这段话显然表现了急欲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思想要求，同时也初步表现了他把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新文化创造的一种模式。

特别是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设计，更清楚地表现了那非凡的创新精神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原则立场。首先，他深刻阐述了文化的阶级性，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有多少类型的政治和经济，也就有多少类型的文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有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这些都是旧文化。还认为，文化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当他谈到文化艺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文艺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文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这叫做汉奸文艺。”（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其次，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论争和文化选择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做出了科学的总结，从而得出中国现实所要建立的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结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文化”（注：《选集》第3卷，第860页。）。它和一切剥削阶级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为人民服务的。“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实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注：《选集》第2卷，第534页。）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它的特点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绝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所谓“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的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早期文稿》第474、22、722、305、368、86、179、638、82、498～499页。）

由此可见，设计的中西文化结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蓝图，是融创新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于一体的崭新理论。

中西文化范文篇3

一、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定义

对于文化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意见认为，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BurnettTylor）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经典且具有权威的。泰勒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认为“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显然，这个定义将文化解释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从此，泰勒的文化定义成为文化定义现象的起源，尽管后人对这个定义褒贬不一，同时亦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但目前最常用的文化定义就是这个。

具体来说，我们的中国文化一般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所以中国文化就是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并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统领的主流文化。

同样，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都是气象万千，源远流长。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西方文化就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具体地域上，就是指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文化系统中占有统治地位、被普遍认同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各种亚文化不包含在内。

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清代后期，中国古老的国门被迫打开，自此之后，西方文化元素就争先恐后地，源源不断地进入到中国。西方文化来到中国后，迅速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融合，如“洋泾浜”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它们对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当然，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也正在不断走向世界。

近些年，从各种媒体上，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地华人组织庆祝节日活动，越来越受到当地人民的关注、欢迎。所以当代社会下，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逐渐显得多元化。不仅有西方对中国的，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影响到西方一些国家。事实上，当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自上而下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地域都参与和感受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无论是在物质文化层面，还是在制度抑或精神文化层面都是如此。

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娱乐文化深深的影响到中国人的传统娱乐观念。比如说作为西方文化元素代表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它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日益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好莱坞电影不仅打开了中国庞大的娱乐市场，这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这种娱乐文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而且使当代中国人更倾向于这种文化娱乐方式。还有就是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如餐饮文化、着装文化等都已然在中国落地生根。现在西装已经成为中国普遍的服装，当然在全世界这都是基本惯例；快餐上两大巨头肯德基和麦当劳毫无疑问，早已出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人们逐渐接受西方的这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住建欧式别墅，去西餐厅吃各种西餐，去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喝咖啡、讲英语成为很多人理想的有品位的生活的象征；尤为甚者，在西方的节日面前，中国的传统节日不堪一击，现在我们过的是圣诞节、情人节甚至愚人节，而我国本土的端午节，中秋节等节俗，逐渐被人忘记。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念方面，西方人重利，这种观念无疑改变了中国人关于利和求利、钱和赚钱的传统看法。个人用正当手段去追求利益、追求合法的利润，不再被看作不道德、丑恶的事情，而逐渐变得正当合理，相对应的金钱也不再被人们看作是万恶之源。在当代社会，大多数中国人都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金钱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且必要因素。

交流都是相互的，西方文化在影响到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积极走向世界。近些年来兴起的汉语热，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毫无疑问，汉语的对外输出是国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放眼世界，一股汉语热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汉语志愿者走出国门，一座又一座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数的外国人开始学汉语。据报道孔子学院如今已经遍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令人自豪的是其中海外学院和教学点总数已达140多所。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武术。它是中国的国粹，融合了中华精神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最开始的时候，武术为国外所认知与了解，是通过那时候的中国武侠电影的风靡而走向世界的。现如今，在国外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武术，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武术是神秘而又极其具有魅力的，也有很多外国人迷上了武术，或者在当地学艺或者直接来到中国学习。此外，还有中餐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餐馆，很多西方国家的客人逐渐能够接受中餐，学会了使用筷子，夸赞并喜欢上了中国美食。

中西文化范文篇4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中西文化范文篇5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中西文化范文篇6

论文摘要：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必须了解中西文化的各种差异。本文阐述了如何结合课堂文化教学，指导帮助学生在语言实践学习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中西文化，提高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感知能力与鉴别能力，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

1.研究背景。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人类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流，带来了经济、生产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球化，中国加入了WTO世贸组织，并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等，无疑使中西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加深。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所产生的碰撞和冲击体现在各个方面:从日常生活到风俗习惯，从言语举止到思维方式。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学生只有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才能够为今后的文化交流打下基础，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适时地引导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各种文化背景，促使学生把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培养学生在语言交际中得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2.实践活动。①开展课前“3分钟英语”，教师让学生准备有关文化的“Speech"，每次英语课前让一位同学到讲台上给其他同学作演讲。

②指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查阅图书、上网搜索阅览资料，设计框架，绘制图画，设计有关中西文化差异的手抄报。

③结合搜集的资料与手抄报的内容，指导组织小组成员利用课余时间排练相声、小品。表演的相声节目有《闲话Chinglish)),《说名道姓》等，大家精彩的表演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3.研究结果分析。概括地说，英语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帮助学生理解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意识，了解跨文化知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了解外国文化的同时加深对本国文化的理解，不断提高综合文化素养。根据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的实践活动，可以在下列几个方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简单的归纳:①思维方式;②日常交际;③风俗习惯;④饮食文化等。

3.1思维方式的差异。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抽象和具体的差异，反映到生活态度上则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而中国人则多少更偏重一些精神感受。例如把英语单词和中文文字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很明显。中国文字造词比较注重形象，而英语则更多地注重考虑实用价值。像中文的明信片，英语直译就是“传递的卡片”(postcard)。

另外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西方人重理性，重逻辑思维;而中国人重悟性，注重辩证思维。英语注重运用各种连接手段以求语法形式的完整，句子组织严密，层次分明。如:Ifwinter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见到if，两句的逻辑便一清二楚。正因为中外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所以表达顺序排列也有差异。在谈地名、时间的排列顺序时，汉语是由大到小，而英语则是由小到大。如:at10:00inthemorningofMay7th,20050姓名的表达中国人是姓在前、名在后;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是名在前、姓在后。

3.2日常交际中的差异。西方人直率而东方人谦让，因而在对待称赞方面，东西民族的反映互不相同。在西方，人们能大方地接受赞扬。由于中国人长期受儒家教育的影响，便养成了谦虚谨慎的秉性，对待别人的称赞和表扬常采取自谦或自否的态度，不然就有骄傲自大之嫌。我们对待西方友人的称赞只说"Thanks.”就可以了。

见到熟人时，中西方的问候也不同。中国人除了说“你好”之外，一般都问“吃了吗?”、“到哪儿去?”、“干什么去?”等等。可在英美文化里，这不属于问候语，而是实质性问题。英美人见面时的客套语通常是“Howareyou?”或“Nicetomeetyou!"(你好吗?/见到你很高兴;)。而在分手时就要改为“Nicemeeting(talking)toyou!或Haveaniceday!"(今日好景，今天如意!)等。

若与西方友人交谈，你要告辞时，不能打断他们的兴致，要趁他们谈话停顿的时候，有礼貌地说:"Nicetalkingtoyou.IamafraidImustbegoingnow"(很高兴与你交谈，恐怕我现在必须得走了)。中国人与朋友相处时，为了表示自己谦让随和，常常以朋友的爱好为首选，所以有意地把决定权让给对方。在英美国家，"Idon''''tcare."(我随便/我无所谓。)这句话在朋友听来是不负责任的话，是没有把对方的尊重给予礼貌地对待。

3.3风俗习惯的差异。中国人乃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国人对龙有着至高无上的尊重，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的皇帝一般自称为“龙(dragon)"，然而在西方有一个“打龙节”，龙被视为恶魔，被传说中的保护神杀掉了，因此用这个节日来庆贺解除灾难，感谢保护神，所以当学生描写一个人生龙活虎时，应用“He/Sheisfullofvimandvigor.”而不是“He/Sheisaslivelyasadragonandtiger.”再如英语中的lion是百兽之王，是勇敢、威严的象征，关于lion在英语词典的释义之一为“afamousandimportantperson"，英国人以lion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TheBritishLion就是指英国，而中国人却对狮子没有多大的好感，如狮子大开口，常做贬义。

3.4饮食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饮食观念。谁也不会否认，西方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不论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而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讲究一天要摄取多少热量、维生素、蛋白质等等。即便口味千篇一律，也一定要吃下去，因为有营养。

这一饮食观念同西方整个哲学体系是相适应的，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但在另一些方面，这种哲学主张大大地起了阻碍作用，如饮食文化。在宴席上，可以讲究餐具、讲究用料、讲究服务、讲究菜之原料的形、色方面的搭配。但不管怎样豪华高档，从洛杉矶到纽约，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无艺术可言。

中西文化范文篇7

(一)中国故有之伦理道德急需改造

伦理道德问题既是文化的表象问题，也是文化的本质问题，它是人对内心世界和现象界的认识与表达达到规范的结果。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基本上是统治者及其附庸把儒学意识形态渲染利用的结果。儒学主要强调的是以家国秩序为中心、以仁爱为基础的伦理控制。伦理控制由于把所有个人行为都归结为伦理行为，呈现为一种网状控制，而非某一面的或点的控制如法律等，因而使得所有行动都获得了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尽管伦理控制规范了社会行为，满足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却也暴露了它专制、武断、扼杀人性、摧残自由等弊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时，传统伦理道德的很多方面不仅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需要，反而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正因为如此，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在陈独秀看来，儒家式的旧伦理道德已使人变得无独立自主之人格，几乎与奴隶无异。他在答傅桂馨的信中指斥：“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他认为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违背了人性发展的需要，是对人性，尤其是对个性发展的扭曲和戕害。因此，他尖锐痛斥“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旧度看，陈独秀又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宗教之功在于劝人弃恶扬善，但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正是这一弊端阻碍了笃信宗教之民族的文明进步。

陈独秀对中国宗教虽极为反感，痛骂孔氏儒教、老庄道教和阿弥陀佛的佛教，但他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陈独秀虽强力主张废除一切宗教，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宗教在现实世界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处理这一矛盾?陈独秀的主张是——除去旧宗教的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建立科学的新宗教，即弘扬宗教中有利于人格、情感的精神。另外陈独秀还将宗教和封建迷信加以区分，要求人们在反封建的同时，不要累及宗教，否则，就是良莠不分。陈独秀早期虽然极力反对儒教，但从哲学的角度却又认为其说“尚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在答俞颂华的信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了孔教不是宗教，“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则孔教自非宗教……愚之非孔，非以为宗教也。”针对康有为保皇尊孔的逆流，陈独秀驳斥道：“孔教而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可见，他主张国内宗教一律平等，反对厚此薄彼。关于政教分离原则，陈独秀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认为：“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必须坚决予以否决。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进一步把儒学从宗教的藩篱中剥离出来，“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义，皆人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倒是对充满封建迷信思想的阴阳家之流，陈独秀深恶痛绝，认为中国近世以来，实学不兴，民智日塞，“皆此一系学说之害也”。

二、陈独秀对西方近世文化的评判

《青年杂志》创办伊始，陈独秀就尖锐指出：“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与个体生命一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正是出于亡国的忧虑和兴国的希望，他劝勉中国青年自觉奋斗，在东西各种文化思想中明辨是非，作出抉择。陈独秀认为中西方在古代文明方面基本相似，“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正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威。”但到了近代，中国文明逐渐衰微，以致于落后于西方文明。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两种文化所处的时代及所蕴含的精神不同。陈独秀认为：正是文化的时代差异和精神主旨的殊异，造就了现时中西两种绝然不同的文明。

(一)西方近世政治文明比较优越

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陈独秀没有从文化的表象上来寻求对西方文明的理解，而是试图从制度层面上来挖掘西方文化的精髓。在认真研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福禄特尔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和论著之后，陈独秀深刻地指出：社会之组织不良，必待改革，而改革则要靠政府自觉地、主动地进行。西方，尤其是法国秉持了这一原则，终于造成18世纪之政治制度。同时，陈独秀敏锐地观察到，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附属于特权的奴隶，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可言。自拉菲耶特的《人权宣言》(hde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s)刊布之后，欧洲人开始觉醒了。陈独秀将此形象地比作“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欧洲大革命以后，西方各国纷纷摆脱了封建神权统治，建立了政教分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此种制度较之以往，最大的优点在于，体现出人权和法治的精神。在陈独秀看来：西方不仅国家重视法治，社会家庭，无不如是。不仅商业上重法信用，轻人信用，就是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法律和财产关系，而绝无血统家族的观念。陈独秀认为：以法治为本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注重和保护个人的利益，因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其次，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陈独秀认为：西方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西方的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向往、国家祈求等无不是拥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其国家最大的精神乃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正是追求个人的自由，才会带来思想言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自由权利才会载入宪章，也才有所谓人权，因此，“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再次，资本主义的立国精神在于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因此能够激起国人的爱国心与自觉心。

(二)西方近世物质文明也优于中国

近世以来，中国非但没有形成基于经济联系的民族共同体，反而强化了以传统的宗法性官僚君主制为特征的农业帝国形态，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走进了历史路径依赖的陷阱。与此相应，中国传统文化在臻于完善的同时，也日益阻塞了自我更新的路阀。陈独秀对此看得一目了然。他认为物质文明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首要标准，西方近世文明发达于中国，就在于其具有无限的创造力，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国。为此，他盛赞西方重视物质生产，并且认为：“今日西洋各国国力之发展，无不视经济力为标准。”在经济力中，陈独秀更看重的是人力。他认为在生产三要素中，资本源于土地与人力，而土地如果不施于人力，仍不得视为财产，就好像石田童山一样。因此，他把人力看作是“最重大之生产要素”，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如不然，则“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很显然，陈独秀对西方物质文明的盛赞，实在是以唤醒国人激发他们无限的创造力为根本目的，这与单纯的物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举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学。陈独秀吸收了孔德关于人类进化的三阶段思想，即第一阶段是宗教迷信时代，第二阶段是玄学幻想时代，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时代，他认为：人类已经走过了前两个时代，现在正是科学实证时代。在这一时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人类完全摆脱奴役的福祉，只有求助于科学，社会才能进步。他援引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例，科学地论证了物质文明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并指出：中国近世文化的落后，根源在于物质文明的落后。在答郑贤宗的信中，陈独秀说：“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在答皆平的信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就是过去的迷梦”。很显然，他认为：中国要取得进步就要学习西方，建立起繁盛的物质文明。

(三)西方近世风俗习惯比较文明

早在1904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恶俗”进行了戏谑式的批判，1916年，他更是对国人不讲卫生等不良习俗痛加鞭挞，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愤慨。而对西方的新式风俗，陈独秀则极为赞赏。例如在婚姻方面，西方各国讲求婚姻自由，陈独秀认为这比较文明。相对中国包办式的婚姻，西方各国则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两边都要旗鼓相当的”。就是日本人结婚，虽然也有父母做主的，但是也要和儿女商量，两厢情愿，才能成事。再者，西方各国离(退)婚自由，再嫁合法。这种婚姻制度，在陈独秀看来，有两大好处：“一是增进人类的幸福”，夫妻搭伙不成，退婚另行嫁娶，可以重建美满幸福的家庭；“一是保全国家的安宁”，因为家庭不和，等于给国家添乱。如果夫妇不和，可以退婚，才子佳人才能各得其所。如果丈夫死了，妻子还可以再嫁，“无所谓守节”，“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夫人就是再醮者，“夫妇学行，皆为国人所称”。

西方各国，夫妻平等，女人自主。陈独秀认为西方国家讲究人权，在组建婚姻家庭方面，男女平等。男女双方在“婚约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既婚之后，各保有其财产而不以为吝。即上流社会之夫妇，一旦反目，直讼之法庭而无所愧怍”。由于法律保护了妇女的权利，所以决定了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中。

三、陈独秀中西文化价值取向的特点

(一)合理性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重建中国新的文化体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长时期内，中国思想界一片混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取舍问题始终拿不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尽管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中体西用”这一概念十分模糊的思维模式，直到五四时期，“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观点，还占据着广阔的市场。政治的保守和新思想的匮乏使中国文化长期悲剧性地处于历史的断裂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陈独秀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试图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来寻找中国的出路，从而萌发了以西方近世文化来引领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陈独秀在对中西文化的评判中，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过于激烈，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西方文化也并非一味褒扬，在很多处谈到西方文化的缺陷，表现出一种相对的理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既没有钱玄同“将中国的一切书籍束之高阁”式的情绪，也没有傅斯年“极端地崇外未尝不可”般的愤慨。应该说，陈独秀的“反传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陈独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引领中国文化虽然存在形式主义的缺憾，但从迎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来看，其所表现出的彻底反封建精神，则使他的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合理性。

(二)先进性陈独秀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始终追求的是其文化的近世价值，比较重视先进文化对社会进步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因此，无论提倡哪一种文化，首先应该“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这决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文化观，它所要解决的是文化现实生存性问题。一种文化之所以被称为先进文化，就在于这种文化能吸收其他文化合理和有生命的东西，使其具有相对更强的生命力适应时代需求。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在过去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然而它不能适应中国近代化的需要。陈独秀对西方先进文化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或趋时使然，而是在对中西文化对比之后做出的果敢决定。陈独秀认为：人类的文化具有整体性，只有时间进化的快慢，没有空间地域的异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大多是民族性的差异，而不完全是文化本身的差异。这种论调的言外之意，是要告诫人们，在讨论中西文化的取舍问题时，不要一味地拘泥于文化的空间地域性，而应注意文化的时代性，敢于承认中西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别，惟有如此，才能汲取西方先进文化，来改造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具有文化的世界主义倾向，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观。陈独秀虽然强调中西文化间的时代落差，但并非把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视为封建的旧文化，把西方的近代文化都看作是世界文化的典范，只是更多地强调文化的共性，希望借西方近代文化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和创新。

(三)多元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其生成机制和发展路径截然相异，这就导致了文化的多元性。中国传统文化自成一体，代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积淀，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为了适应现代生活，近代中国在文化上的表述常常陷入两个极端：一是抱残守缺，坚决捍卫本土文化，否认他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一是片面地、主观地夸大他文化，而轻视和否认本土文化。这是对文化发展缺乏理性思维的结果。陈独秀早期虽然不是一般地盲从西方的文化，但他早期的文化观念也显得有些零乱，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指导思想上，既有进化论思想，也有实证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哲学观和方法论上，既有辩证唯物主义，也有主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陈独秀的见解确实触及到了中西文化的质底，对中西文化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判，但由于其理论的混乱和逻辑的缺失，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带来了困扰。即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判，前后也表现出明显的相互抵悟，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当然，我们不可能以现时的标准来苛求陈独秀对那时的思想作出超现实的总结。陈独秀毕竟在早期只是以一个思想启蒙者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且他的确也起到了思想启蒙者的作用，为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注入了新活力，为近代中国文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中西文化范文篇8

一、伦理与道德的差别

罗国杰教授认为：“汉语中，‘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意义上也是相通的，而且与英语中的Ethics和Morale的词源涵义暗合。”（注：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因此，“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伦理’和‘道德’这两个概念，在一定的词源涵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指的是社会道德现象。”（注：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北京大学魏英敏、金可溪在对中西关于伦理和道德两词的运用分析后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道德’与‘伦理’都是一个意思。因此道德现象又可叫做伦理现象，道德行为又可称为伦理行为，道德判断又可以叫做伦理判断，道德学又可称为伦理学。”（注：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笔者同意上述观点，但是，作为一种分析中西文化差异的工具，笔者宁愿将二者区分开来。

其实在上述观点中，作者在肯定“伦理”与“道德”的相通之时，也承认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别。罗国杰教授认为：“伦理”和“道德”又有所不同，道德较多的是指人们之间实际的道德关系，伦理则较多的是指有关这种关系的道理。（注：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魏英敏、金可溪两位教授则认为：“就西方而论，‘伦理’和‘道德’两个词，意义基本相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是互相通用的，直到黑格尔才明确地把它们加以区别，前者指社会道德，后者指个人道德。”（注：魏英敏、金可溪.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在其《伦理与义务》一文中也提出：“黑格尔曾对道德与伦理作了区分，在他看来，道德主要与‘应当’相联系，并展开于良心等形式中；伦理则涉及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结构。”（注：杨国荣.伦理与义务[J].上海：学术月刊社.学术月刊，1996.6）

同样，笔者也同意这种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特别是黑格尔的区分，体现了他思想的深刻明晰和独到之处，对笔者的思考与写作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本文试想在黑格尔区分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文化的特点，将伦理与道德作进一步的厘定。

在此必须指出，儒家伦理是从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出发去表述自己的伦理思想，并以此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这种现实的本源即是家庭，由家庭人伦推而广之，形成了家与国的难解难分。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受到多年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道德文化的冲击，尽管市场经济发展在中国已轰轰烈烈，但是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谢遐龄在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依然是伦理社会。（注：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J].北京：社会学研究杂志社.社会学研究，1996.6）

勿庸置疑，在中国社会，“伦理”是一个现实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人道德思想和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概念。中国的道德是伦理，是伦理道德。

道德一词在我国古代的解释是：“道”，即道路，引伸为原则、规范、规律、道理的意义。在老子看来，“道”是宇宙的本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德”，就是实行某种原则，心中有所得。“德者，得也”。按庄子的理解，“物得以生为之德”，强调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

在古代中国，这种建立在内心规则、信念基础之上的道德理解，体现了对道德的形而上思考。但是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的思考失却了主导社会的机会。在儒家，虽然其道德思考具有某种程度的形上性，但其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家庭人伦出发的，再加上其道德实践中注重人伦之“礼”，因此，儒家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注重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

与此不同，在西方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要么对人进行类的抽象，以理性作为建立道德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个体作“超越的突破”，将上帝作为个体永世追求的道德目标。因此与古代中国以儒家道德为主体的伦理性道德

不同，西方的道德是建构在对人性的抽象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抽象的，是形而上的。这种缺乏以家庭为背景的人伦之理的道德，形成了与中国伦理性道德的明显分野，也构成了西方道德的实质和核心，是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的原始动力，也是解释现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主流和种种社会矛盾的最本源性的、最权威的典章。

二、中西文化的不同路径

（一）中西道德价值文化的不同发源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来自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和回应。而对现实的不同思考，则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价值文化上的差异，会形成人们不同的行为取向及其行动结构。中西价值文化的差别，最集中地体现在“伦理”与“道德”的差别。很显然，这种差别来自于不同的思考着的“现实”。

中国的“伦理”性道德价值，来自于对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最初级的群体——家庭，及由此构成的现实社会的思考。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农业生产是人们主要的经济活动。由于经济活动的简单化，使绝大多数百姓一生基本生活在家庭中。由此家庭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细胞。人们面对的主要社会活动场所——村落，实质上基本是一个扩大了的大家庭。人们日常的主要社会行动是家庭性的行动，人们面对的社会关系主要也是大家庭的关系。因此从家庭出发，以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性道德，就成了人们日常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正是立足于对这种现实的思考，从而创立了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从其产生一直到今天可以说已变成了中国价值文化的基因，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左右着中国人基本的行动，构成了现实中国社会行动结构的基本面貌。

在西方，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也许天生他们就不屑于家庭的存在，也许天生他们就善于思辩和理性的哲学思考，在“道德”价值的判定中，他们把个体从家庭和现实社会中抽取出来，进行“原子”性的分析和类的抽象，从而使个体独立化、抽象化，理性化，并把理性和独立性认定为个体的基本道德价值。基督教企图超越个体的“理性”和“独立性”，设定一个抽象的全智全能的完美无缺的上帝，作为人们永生永世的价值追求。也可以说，古希腊和基督教的道德文化，从其产生一直到今天，成了西方价值文化的基因。这两种基因导演着西方人的种种社会行动，形成了西方社会人们行动的基本结构，从而也就形成了与中国人社会行动结构的清晰差别。

（二）中西社会行动结构的差别

由

于价值文化或者道德文化的差别，导致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社会行动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家庭性伦理道德的影响，中国人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群体（伦理群体）中来看待自己，从而确定自己行动的“差序格局”。尽管按费孝通教授所说，在这种差序格局中，个体的行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这只能说明个体行动的出发点。其实这种行动出发点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伦理性的道德。所以在中国，个体基本上是消解在群体之中的。群体是个体生活的目的，而不是手段。群体的伦理道德命令，或者说群体的宗法伦理命令就是绝对命令。受到抽象性人格及由此形成的理性和独立性道德的影响，在西方人们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体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结合起来建立群体，并参与群体的活动。个体与群体是对立的，是一种契约关系。个体虽然结合于群体，但依据契约个体可自由出入群体。当然为了实现个体的利益，个体在享受群体赋予权利的同时，必须对群体负责，履行个体对群体的义务。

第二，在以家庭为出发点的差序行动结构中，血缘关系成了行动的主要参照系，由此中国人的社会行动被赋予了浓郁的感情色彩。

在社会互动或交往中人们首先考虑的是感情上的亲近性，考虑的是对他人的感情上的关心、体谅、和爱护，即要讲人情。情感与中国人是难舍难离，成了人生第一需要。中国人最不适应的是，人情关系的淡漠。在交往中人们不仅重视情感，也特别相信情感，只要有了情感关系，再难的事情也会变得好办多了。中国人拐弯抹角套感情，成了日常交往的贯用方式。生活中的感情化，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但由此也给社会发展中的公正和效率带来了无穷的变数。在中国人眼里无论是私人或公家的事情，在情感面前都是可以融通或变通的。法律、规则是人制定的，当然也应具有人情味。在西方，由于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的抽象化，或由于基督教对人的超越，人们在社会行动中要么以理性为指针，要么听从上帝的召唤。在那里家庭关系、血缘关系、感情关系不是人们社会行动的首要的、唯一的、全部的思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与非感情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而且界线两边

是不具有替代性的。实质上在西方感情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里，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中。

第三，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体现在“仁”上。

“仁者，二人也。”“仁者，爱人。”“仁”的基本含义集中在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其实践就是爱人。但是儒家爱人的伦理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依据的。因此儒家的爱人是有差序格局的，是有特殊性的。从本源上来看，儒家伦理实属私德，而且传统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进一步强化着这种私德。一直到今天，当人们面临着公共生活领域的问题总倾向于用私德去处理。在西方人是抽象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完全独立，是规则、制度和法律将他们联结为一个公共的团体。团体对团体是公众，个体对个体也是公众。人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公众意识和公共意识。电话亭是公共的，电话亭里的电话号码薄当然也是公共的；公园是公共的，公园里的设施同样也是公共的。公共与个人有着严格的界限。公事要公办，当然私事要私办。个人不能假公济私，也不能损公肥私，更不能将公共物品据为己有。

第四，传统的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要动作方式，社会的流动性比较低。由此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是生活在家庭和村落里。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及由此形成的伦理道德就成了维系社会稳定和持续的主要纽带或控制方式。很显然伦理道德要发挥其控制作用，主要靠社会舆论和良心的自觉，而良心的自觉当然离不开自我的反省。

古希腊的城邦社会生活和面向地中海的商品贸易，炼就了古希腊人理性和独立的人格与精神，继而凝结为古希腊人的道德哲学思考。作为有理性的独立个体，要参与城邦生活，显然需要契约和律法的规范。这样法律就成了维持和延续社会的主要控制方式。到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法的建立，就基本上形成了西方社会的法律传统。

与孔子和孟子对人性本善的乐观看法不同，古希腊哲人对人性似乎感到更为悲观。（注：墨子刻.乌托邦主义与孔子思想精神价值[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2）因为作为一个抽象的具有独立性的个体，当他参与城邦生活的时候，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人性恶的一面，以期有所防备。基督教则以“原罪”说，对人性作了恶的宣判。奥地利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以其著名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人的潜意识、本能，特别是性本能在人的行动中的支配作用。弗氏从心理学角度认证了人性本恶。人性本恶的判定不仅为上帝的存在及其对人的救渡提供了理由，其主要之处在于推动西方社会走向了法治社会。

第五，以家庭为出发点的儒家伦理，自然而然特别强调家庭的和睦。推而广之在社会生活中提倡“合和”精神。刘明武在《中华文化研究》1999年秋之卷上发表文章认为：合和是中华精神之元。合和体现在合于自然，和于人。合和文化应用到人际交往中，应该是“以和为贵”；应用到商业交往上应该“和气生财”；应用到夫妻关系上则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应用到家庭关系上应当是父母共为一家之长；应用到上下关系上，则应做到君仁臣敬。和合的价值最核心地体现在仁爱之心上，按胡楚生的观点具体又体现在忠恕、孝悌、信义和礼让之中。（注：胡楚生.弘扬儒家伦理思想的精蕴[J].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研究，2000.1）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合和文化尤其注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在西方，一方面由于对人的理性和独立性的道德设定，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立，促使西方在竞争中不断发展。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对立，导致西方在竞争中矛盾与冲突接连不断。另一方面，由于对人的独立性，特别是理性的道德设定，又形成了人与自然界的对立。为了生存，人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掠夺。为了战胜自然，人们开动脑筋去勘探自然，开掘自然。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克隆技术的发明，使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此应当承认，正是出于战胜自然的需要，西方发现出了关于自然界的分门别类的科学。

三、未来中西道德价值取向

道德价值是整个文化的核心，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行动的基本方向。如前所述，正是由于道德价值上的差别，即“伦理”与“道德”的差别，才形成了中西社会人们社会行动的不同结构，因而也就有了中西社会的不同发展。

在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伦理道德，把人放到以家庭为背景的现实社会中去量度，从而使其道德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使道德真正成为具有社会性人的道德。由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家庭背景性，这种道德一开始便被赋予了浓郁的家庭般的情感性。很显然儒家伦理道德是一种入世的道德，是一种有血有肉的道德，体现了人间的温暖与关爱。正是基于这种道德浓郁的感情性，因而它形成了广泛的民众同质心理。应当承认儒家伦理道德之所以能长时期主导中国社会

的道德文化，是与其伦理道德的现实社会性和情感性取向密不可分的。但是情感是具有特殊性的，再加上儒家伦理对其强化和肯定，所以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平等与特殊两种张力的搏击，平等的观念始终难以深入民心，或者心理上接受了平

等的观念，但执行起来又大打折扣。所以美国儒学专家杜维明先生在分析儒家伦理道德弊端时指出：儒家传统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没有把中国带到西方的，以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也没有给中国带来科技高峰、民主制度以及个性解放所唤起的灿烂文化。（注：杜维明.一阳来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在西方，独立性和理性是道德价值的核心内容。由于这种独立性和理性是建立在对人的原子性的思考和类的抽象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基督教对人的超越，所以西方的道德是一种抽象的道德，缺乏现实的社会基础和情感性。与儒家伦理道德来自社会并反而观照社会不同，西方道德来自个体，并以从个体中抽象出来的道德去建立社会。由此西方社会必然是一个重形式的社会，按帕森斯的观点，必然是一个普遍主义的社会，因而也必然建成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由于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也必然使个性得以张扬，从而呼唤出个性的具大创造潜力。

然而，由于对个体独立性的过份强调，再加以自近代以来西方对资本主义竞争的倍加推崇，使西方的个体独立性走上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穷途末路，南京大学张风阳教授提出：“西方个性张扬（个人主义的张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并非夸张的疑虑：就象无度开发自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一样，对个人欲望边疆的无度开发会不会造成一种道德生态危机呢？”（注：张风阳.道德边界的消蚀[J]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实质上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并非个人不遵从道德，而是其道德自身的危机，即个人主义的危机。这种危机来自其道德的核心思想，即对人性的抽象性理解。西方建立在抽象人性基础上的道德，与人的生活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当今经济全球化又要求人的思想观念的全球化，要求普世伦理道德的建立，但西方个体独立性及其导致的个人主义远远落后于现实，因此也就造成了当今西方乃至全球的文化冲突与分离的矛盾。

中西文化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文化差异英语教学跨文化意识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世界日趋全球化。人类正面临一个全新的国际生活，人们之间的交往，无论是商务贸易，还是社会活动，甚至私人交际的机会都比以前多起来，而语言架起了人们沟通的桥梁。随着历史的沉积，社会的发展变迁，中西方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习俗。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生要真正掌握英语交际能力，必须要对英语语言文化有所了解。如果学生在使用英语时只注重形式，忽视文化差异，就会导致语言使用不当，甚至造成误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在英语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在使用英语时对文化差异的感悟能力，增强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的跨文化意识。

1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会感受到中西文化差异给学习和使用英语带来的影响。这些差异往往存在于民俗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性格特征等，例如下几点。

1．1民俗差异．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人们非常重视亲属关系，重视辈分的长幼，对老人的称呼不能直呼其名，每一个亲属都有一个称呼。而在英语中，兄弟、姐妹、表(堂)兄弟、表(堂)姐妹等称呼简单的归为brother，sister，cousin。

1．2打招呼的方式

在我国熟人相见打招呼的方式很多，像最常见的“吃了吗?”、“到哪去?”实际上我们对就针对句子的回答不感兴趣，仅仅是寒暄的一种方式。而对西方人来说，见面就问这样的话，他们会感到很奇怪，要么他们感到这些句子涉及到个人的隐私而反感，要么他们会给与答复。他们打招呼的方式更常用谈论天气。如：“Niceday，jsn’tit?”、“Yes，marvelous．”不用表露自己的感情，也不谈论自己的私事，选择天气这个中性的话题的确是个很好的选择。

1．3谦虚的表达方式

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对长辈和上司惟恐不尊，更不愿意过分表现自己，他们在接受赞扬时会推辞甚至自贬，而西方人会接受。如：在中国，有人表扬你，“你的英语说的真好。”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不好、不好”或“很一般”。在说英语的国家，对“YourEnglishisperfect!”的回答却是“ThankYou．”，如果你的回答是“Oh，no，myEnglishispoor．”会让对方莫名其妙。

1．4接受礼物

中国人在接受礼物时往往推辞一番，而且不能当客人的面打开，以免显得不礼貌。西方主人收到礼物时会当客人的面打开并称赞一番。表示对客人的感谢。常会说“Oh，hownice，thankyou．”、“Oh，Ilikeit，thankyou．”等。

2在英语教学中如何消除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学习的影响

要消除文化差异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就要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在学习和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学生能清楚意识到文化的差异，英语这种语言工具才能使用得当，更好的发挥传递信息的作用。

2．1依托教材，在语言教学中渗透中西方历史及社会发展史，注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通过对本民族和其他国家历史的了解和学习，学生更能理解和尊重他国的文化现象，减少对其一些文化现象的误解和偏见。如：高职高专《英语》第三册(WesternHolidays}这一课讲述了圣诞节的起源和庆贺方式。文章涉及到《圣经故事和与圣诞节有关的风俗习惯，如：基督教徒、圣诞礼物、感恩节等。学生在学这一课时如果对西方文化了解少的话，会觉得文章苦涩难懂。如果对圣经的故事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Jesus，Chirst，Chirsmas，Thanksgivingday的历史渊源，会体会西方人在这一天(fullofjoyandgaiety，loveandlaughter，hospitalityandgoodwild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同时学生在学习中把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与之比较，会发现他们的起源和庆贺方式的异同。在了解和比较的过程中，学生掌握了与之相关的词汇和语言使用环境，最终达到学习语言的目的。

2．2鼓励学生大量的课外阅读

成熟全面的了解文化背景对语言学习有促进作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鼓励学生大量的阅读。除了在阅读技巧方面给学生指点外，还要合理选材，挑选优秀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剧本还是社会学，语言学方面的书都很好。很多文学作品不仅生动的刻画出社会各个，各个阶层的人民的生活，而且语言生动丰富，通过阅读学生对文化的了解更全面，深刻，学生不仅能了解风土人情的差异，还能了解另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甚至价值观上的差异。而且学生在了解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学到了语言知识。在以后使用英语中更能准确的选择语言形式。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语言风趣幽默，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创造的，直到现在还在传说，引用。而有些作品中常出现用颜色来形象的表达每一种含义。如：inthered(负债)，whitelie(善意的谎言)，blue-eyedboy(特别得宠之人)，green-eyed(嫉妒)等。这些短语在文章中不难猜出他们的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级价值观念的变化，很多语言不断派生出来，他们首先出现在报刊，电视广播里，有的还会成为流行语，如：ontheball(勤奋)，walkonair(非常高兴)，costanarmandleg(t~常昂贵)等，他们的字面含义和真正的含义相差甚远，但是在语言环境中就不难理解。

2．3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我们在教学中发现许多学生说出或写出中国式的英语，这是因为学生总是用母语思维，然后译成英语，母语的干扰造成了语言的误差。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首先要让学生熟练掌握语法结构和句型，加强词汇学习，否则学生张口或提笔时过多的考虑语法结构和词汇的准确与否，从而阻碍了连贯思维，甚至会减少学英语的兴趣。其次是利用图片、照片、画册来介绍国外的艺术、文化、风俗习惯。充分利用电教手段，组织学生观看英语教学片和电影等。学生遇到听不懂的词，通过画面的提示会猜出他们的含义。在看过电影和录像之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讨论和交换意见看法。在情景交融的环境中，学生的思维也会跟着情节走，被动的思维变成主动的思维。另外在课余还可组织学生排练英语小话剧或举办英语晚会，让学生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体会中西文化的差异。还可让学生做翻译练习，在词汇的选择过程中学生会意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别，长期有意识的训练会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2．4在教学过程中。多涉及词的文化内涵

中西文化范文篇10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华裔作家

前言

源于本人是法语专业的学生，所以平时对与法语有关的一切事物都非常感兴趣。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程抱一，这位被誉为“中国和西方文化间永不疲倦的摆渡人”的华裔作家，他既是东方的诗人、翻译家、书法家又是对中法文化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家，作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法兰西学院院士这项殊荣的华裔作家，程抱一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当然也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自然而然对其学术和生平进行了了解。今天在此文中我将详细描述这个时代的智者。

第1章程抱一的基本情况

1.1程抱一的出生,家庭背景

程抱一,原名程纪贤。法文名：FrancoisCheng。祖籍江西南昌，1929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45年重庆立人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外语系。1948年赴法留学，先后在巴黎大学和高等实验研究院攻读法国文学、语言学。1960年—1973年，供职于巴黎中国语言研究中心，参与编纂《法汉大词典》。1971、1973年曾分别获得巴黎第七大学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任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1.2程抱一的教育情况

1960年，他在听保尔•德梅维勒的课时，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引起了德梅维勒的注意，这位大学者十分器重这个中国人，把他推荐给法国高教部，于是，程抱一有幸成了巴黎高等实践学院语言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

第2章程抱一的写作历程

2.1程抱一的作品简介

1973年，法国著名的门槛出版社和程抱一签约，希望他能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唐诗进行系统的研究。当时能在门槛出版社出书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4年以后，程抱一完成了他的著作《中国诗歌语言研究》。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然后他又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虚与实》(对中国绘画语言的研究)，这是《中国诗歌语言研究》的姊妹篇，在这部著作中，程抱一对生命的本质进行了思索，试图把中国文化思想的精髓提炼出来，并以绘画作为思想的印证。他的著作得到了文学界、学术界及艺术界的认可。这两本书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它们奠定了程抱一在法兰西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法国总统希拉克读毕亲笔致函程抱一向他表达敬意。20年后这两本书被确定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永远珍藏书籍.

程抱一集诗人、作家、翻译家、批评家为一身。其译著主要分汉译和法译两部分。

2.2程抱一的作品集锦

他先后用法文发表三部理论著作﹕《中国诗语言研究》（1977、1982年，包括法译唐诗122首、李煜词十一首等），《虚与实﹕论中国画语言》（1979、1981年，书中有自唐朝至清朝各家画论）、《神气》。国画鉴赏性画册﹕《梦的空间﹕千年中国画》、《朱耷﹕笔墨天才》、《石涛﹕生命的滋味》，诗集﹕《石与树》、《水云之间》、《情歌36首》、《双歌》等。中文译著有《法国七人诗选》（译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亚丁谈里尔克》（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2年）、《和亚丁谈法国诗》（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夜动﹕法国当代诗人亨利•米修作品介绍》（台北，欧语出版社，1984年）、《参歌集》（诗集，香港华实印务，1980年）。

第3章程抱一的荣誉成就

3.1法兰西学院简介

2002年6月10日晚，法国巴黎市政府大厅灯火辉煌。程抱一，将接受象征荣誉与地位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宝剑。掌声经久不息，程抱一将宝剑高举齐眉，东方文士西方剑，在这金碧辉煌的典型西方建筑中，一个东方人成为备受尊敬和仰慕的对象。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中国人感到由衷的自豪。

163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旨在吸纳法国文学和思想界泰斗加入，以保卫和宏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这座著名文化殿堂一直只保留40把椅子，即40位终身院士，只有院士辞世空出名额方能投票补选，入选的院士也因此被称为“不朽者”。随着时代的进步，法兰西学院已将弘扬法兰西文化与追求文化多样性相融合，逐渐发展成为法国最高荣誉机构。2002年6月13日，程抱一荣幸地成为该院第705位院士，以第一位亚裔院士身份接替34号座椅的主人雅克•德•波旁•比塞。

3.2获赠法兰西宝剑简介

程抱一的铸剑宗旨是将中西文化融合其中。剑体以银为材料，通体透着清纯的智者之光。剑柄镀金，上用隽秀的字体刻着中国宋代爱国诗人文天祥《正气歌》首句“天地有正气”。周围饰以绿竹和白色百合花，前者象征中国，后者象征法国。剑柄上一个凌空的“和”字格外引人注目，给人以人剑合一，两种文化合壁的遐想。

3.3程抱一的写作风格

程抱一看似瘦弱的躯体中，流淌着激情与活力。他最早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在他的作品中，任何人都能感到中西文化在其中交织，穿插，渗透，而又泾渭分明。他有着对美和均衡的敏锐的天赋。他有着相当明亮的天性或者说信仰，坚持不懈地追求着纯洁高华的艺术与人生之境，而同时，他又有着敏锐的触角，加上对绘画的认识，较能超越事情的表象，掌握其间的缝隙和裂痕。因此，他的才华表现在他的描述能力，深刻体味，和朝向一个终极目标的不懈追求。他认为，任何离开本土到异国他乡定居的人，都会有段时间感觉自己离开本土文化和社会，游离于两种文化之间，成了“文化边缘人”。在这种处境当中，有人痛苦彷徨一辈子，也有人最终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找到了立足点。而程抱一就找到了一个将中法文化精髓交融在一起的最适合自己的立足点。他始终尽力做到中西合璧，把两种似乎迥然不同的传统结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诗歌里两面都有，他把那种人类命运本身所包含的悲剧性的激情体现在了诗中，这是西方诗歌的传统。但是，程抱一又不像西方诗人那么铺陈，而是以简约而含蓄的言语表现，给人以一下一下敲击的感觉。他自己曾说，“我不可能像中国古代诗人那样超越现实，因为西方诗歌的主题也存在于我的生活和创作中。”所以程抱一既避免使诗歌成为自我感叹，又努力避免当代法国诗歌空泛、抽象和做作的倾向。在他的诗歌里，非常好地体现了法语的音乐性，为中法诗歌的融合创造了一个完美境界。因此很多法国人都喜欢朗诵程抱一的诗。程抱一以他与生俱来的中国式情感和情操进行着西方式的思考。有人说人的左脑负责语言和推理，右脑负责情感、领悟和感应。如过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程抱一的写作方式了，他对生命的信仰是西方式的，而他试图在可见的东西里抓住不可见的东西，从有限中寻找无限，这又是很中国式的。基于此，程抱一总是在考虑如何以西方读者能接受的方式把中国文化的底蕴呈现出来，让两种文化在一起碰撞出绚丽精彩的火花。

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程抱一始终在思考，他努力做到借鉴西方哲学思想，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西方哲学穿插在一起，互相呼应，而不是进行简单的比较。他多少年来苦心追求的，是将东西方文化有机地融合。法兰西文学院院长称赞他“用法国文化的精华丰富了中国文化，又以中国文化的深邃丰富了法国文化”。

我认为他的作品也无时不刻的体现了更好的中西合璧这点。中西合璧就是取各自的精华而舍弃各自的糟粕，让两者能够更好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程抱一致力于中国诗学和中国绘画的研究，弘扬中华文化。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数十年来，他始终用法文写作，始终坚持从法兰西文化中汲取优良的东西，化为有益的营养，并把这种营养出神入化地融入自己的学术作品中去。他的作品不仅品类丰富，而且极有深度，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深刻的影响。这些为他日后“摆渡”中西文化打下了基础。

3.4对中法文化交流的影响

作为中西文化间的摆渡人，程抱一在对法兰西文化融会贯通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创造，而且他也做到了对中国文化有深度和高度的了解。西方有其向上、高贵而纯净的一面，这在宗教和艺术上都有反映。在接受西方文化以后，程抱一觉得自己内心产生一种追求向上、净化灵魂的要求。但他始终把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当成自己的据点。他念念不忘的是提炼中西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而不是玩弄西方文化。

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程抱一起的不仅是桥梁的作用，他的作用是无法绕过去的。因为他在中西文化间开辟了自己的道路。程抱一在法国生活了大半个世纪，他的著作不是简单的比较文学，不光是学术。我们从中能得到一种睿智。他不断努力做到借鉴西方哲学思想，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西方哲学穿插在一起，和西方哲学思想呼应，而不是进行简单的比较。对次的不懈追求和不停揣摩，形成了他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在荣誉面前，他并不把自己的当选当做是他个人的功劳，而是认为自己只是代表中国文化取得了这份荣誉，说明了法国人民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欣赏。他说：“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靠的是背后拥有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的中国，她是我创作的源泉。”

面对赞扬和褒奖，程抱一十分冷静。作为一个中西方文化的“摆渡人”，那种不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兰西文学院院长这句“用法国文化的精华丰富了中国文化，又以中国文化的深邃丰富了法国文化”。也许是对程抱一孜孜不倦的沟通中西文化的高度概括吧。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