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范文10篇

政治生活范文篇1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全党同志遵循这些准则，空前团结，步调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但是，由于革命斗争胜利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而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内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特别是在期间，、“”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粉碎“”以来，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有所恢复。但是，治愈、“”给党造成的创伤，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和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下列准则。

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党中央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条反映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全党同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根本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长期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思想，违反它的精神实质，离开实践标准，把同志所说的每句话都当作真理，都当作法律和教条，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必须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马列主义、思想，才是真正捍卫和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

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

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我们看形势、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一定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以解决当前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是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思想的错误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保障；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力量；马列主义、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各级组织、各部门、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对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采取对抗、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党委成立的研究处理任何专题的组织，必须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不得代替党委，更不得凌驾于党委之上。

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各个领导成员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善于合作。大家都要自觉地维护党委集体领导的威信。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与人为善。

党委会讨论重大问题，要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中发生了分歧，既要认真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又不可议而不决，耽误工作。

坚持集体领导，并不是降低和否定个人的作用，集体领导必须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要明确地规定每个领导成员所负的具体责任，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不要事无巨细统统拿到党委会上讨论。

在分工负责中，书记或第一书记担负着组织党委的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的主要责任。不应借口集体领导而降低和抹煞书记或第一书记在党委会中的重要作用。

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人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

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搞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既破坏了民主，又破坏了集中；既破坏了自由，又破坏了纪律。这种无政府主义流毒，至今没有肃清。因此，必须严肃地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每个党员要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委的成员，都必须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一级党委提出声明，但在上级或本级党委改变决定以前，除了执行决定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非常紧急的情况之外，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原来的决定。

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全党服从中央，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任何部门、任何下级组织和党员，对党的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公开地或者变相地进行抵制，以至擅自推翻，都是严重违纪的行为。

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的场合进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由中央决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

每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必须按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个人问题，自觉地服从党组织对自己工作的分配、调动和安排。如果认为对自己的工作分配不适当，可以提出意见，但经过党组织考虑作出最后决定时，必须服从。

每个党员都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并同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一切党员看文件，听传达，参加党的会议，都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严禁把党的秘密泄漏给家属、亲友和其他不应该知道这种秘密的人。必须注意内外有别，凡属党内不许对外公开的事情，不准向党外传布。

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成为遵守国家法规，遵守劳动纪律、工作纪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事，必须顾全党的、国家的和人民的大局，并且用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教育群众。这是共产党员革命觉悟的重要表现，也是巩固全国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少数人闹事，党员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向他们进行宣传解释，慎重处理，使事态平息；对他们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要说服和帮助他们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怂恿、支持和参加闹事。

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统一的战斗的集体，必须坚持党在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

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是和颠覆党的犯罪行为。共产党员绝对不允许参加反对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各级党的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从、“”煽动派性，组织秘密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坚决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

派性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搞小派别，结帮营私，是剥削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封建阶级和小生产者的行帮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一部分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进行派性活动，必然会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不加以坚决制止而任其发展，就会导致党的分裂。

目前党内虽然已经不存在公开的派别集团，但有些受、“”影响较深的干部和党员仍然有派性，甚至仍在进行派性活动；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明无山头暗有礁”，派性的“幽灵”不散，派性分子经常抵制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决议的执行。

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党性，为根绝派性进行不懈的斗争。对于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一定要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不应该让这样的人进领导班子，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一定要撤下来。

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要实行“五湖四海”的原则，这就是说，要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利益的同志，团结大多数。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胸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处理同志的关系上，只问他是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不应因为私怨而耿耿于怀，排挤打击，不应由于亲疏而有不同的对待。绝对禁止搞宗派活动，搞小圈子；不允许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不要纠缠历史旧帐。

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上，同样要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是少数，必须把亿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四化而奋斗。共产党员必须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满腔热情地团结非党同志一道工作。

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原则，不应该效忠于某个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做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

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全党同志一定要努力肃清、“”横行时期造成的假话盛行的歪风邪气，恢复和发扬党一贯倡导的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

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要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要坚决反对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看领导眼色说话办事，拿原则做交易，投机钻营，向党伸手要名誉地位的官僚政客作风和市侩行为。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对人对己都要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向党反映情况。不可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报喜不报忧，更不许可弄虚作假，骗取信任、荣誉和奖励。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

凡是弄虚作假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凡是说假话骗取了荣誉地位的；凡是用说假话来掩饰严重过失或达到其他个人目的的；凡是纵容或诱迫下级说假话的，都必须绳以党纪。对于那些不怕打击报复，敢于为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说真话的人，应该给以表扬。

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

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进行派性分裂活动，不在群众中散布违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泄漏党和国家的秘密，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

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只要是正确的，都应该采纳和接受。如果确有错误，只能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和背景。

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

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对同志挟嫌报复、打击陷害，用“穿小鞋”、“装材料”的办法和任意加上“”、“反领导”、“恶毒攻击”、“犯路线错误”等罪名整人，是违内民主制度和违反革命道德品质的行为。对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妄加反革命的罪名，乱用专政手段，进行残酷迫害，这是严重违法的罪行，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纪的。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作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鼓励党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拒不改正或不称职的干部，党员有权建议罢免或调换。

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控告人和被控告人都不允许诬陷他人，对诬陷他人者，要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党组织对党员的鉴定、结论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在通过处分决定的时候，如无特殊情况，应通知本人出席会议。党组织要认真听取和考虑本人的意见。如本人有不同的意见，应将组织决定和本人意见一并报上级党组织审定。

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才有可能建立起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威信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各级党组织应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和代表大会。党的各级委员会要按期改选。每届代表和委员，应有一定数量的更新。选举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候选人名单要由党员或代表通过充分酝酿讨论提出。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或者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候选人作为预选，然后进行正式选举。党员数量少的单位，可不实行差额选举或实行预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要向选举人介绍清楚。选举一律用无记名投票。

选举人要注意把那些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选进领导班子。还要特别注意选举符合上述条件的中青年干部。

不得规定必须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个别有特殊情况的人，需要由组织上推荐选入的，也必须确实取得多数选举人的同意。要坚决反对和防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利，使选举流于形式，妨碍选举人体现自己意志的现象。

在各级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委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任免、调动下级党委的负责人。

凡是需要整顿，暂不具备民主选举条件的单位，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暂缓举行选举，其领导人由上级指派。

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为了端正党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必须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率领党员和群众，坚决揭露和打击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

对于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错误倾向，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

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

对于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采取明哲保身的自由主义态度，不制止，不争辩，不斗争，躲闪回避，就是放弃了共产党员的战斗责任，就是缺乏党性的表现。

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中，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挺身而出，不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脸皮，不怕受到打击迫害。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倾向得到克服和纠正，使犯错误的人得到挽救，使坏人受到应有的制裁。

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在党内斗争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要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不要一犯错误就全盘否定；也不要纠缠历史上发生过而已经查清的问题和历史上犯过而已经纠正了的错误。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以热情的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犯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的办法，启发他们做必要的检查。要相信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的条件。

在分析一个同志所犯错误的时候，首先必须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可把工作中的一般错误或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说成是政治错误，不可把一般的政治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也不可把犯了路线错误、但仍属于党内斗争性质的问题，同属于企图颠覆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企图颠覆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同党和人民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这种人是极少数。要把跟着上级或主要领导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同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加以区别。

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可采取一哄而起的围攻、不让本人辩解、也不让其他同志发表不同意见的“斗争会”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党内不准用超越党的纪律或违犯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要绝对禁止采用、“”的封建法西斯手段解决党内问题。严禁所谓揪斗，严禁人身侮辱和人身迫害，严禁诱供逼供。

对人的处理应十分慎重。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更要慎重。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诚恳地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要吸取教训，认真改正，更好地为党工作。对于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拒不承认而又坚持无理取闹的人，要加重处分。

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按照工作需要，对领导人提供某些合理的便利条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必要的，但绝不允许违反制度搞特殊化。

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任何领导干部都不允许超越党组织所赋予自己的权限，侵犯集体的权限和别人的权限。所有的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能以为自己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别人都得服从，更不能摆官架子，动辄训人、骂人。由于上级领导人员的缺点和错误，使下级的工作出了问题，上级要主动给下级承担责任，首先作自我批评。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要坚决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为自己和家属谋求特殊待遇的恶劣倾向。禁止领导人违反财经纪律，任意批钱批物。禁止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升学、转学、晋级、就业、出国等方面谋求特殊照顾。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请客送礼。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为领导人修建个人住宅。禁止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用各种借口或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物。

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关于生活待遇的规定，同时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如果违反了有关规定，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必须给予党的纪律处分。

任何领导干部，不得违的干部标准和组织原则，将自己的亲属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不得让他们超越职权干预党和国家的工作；不应把他们安排在自己身边的要害岗位上。

为了保持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要监督他们是不是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遵守党纪国法，是不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不是搞特权，是不是在生产、工作、学习和对敌斗争中起模范作用，是不是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谋利益。要表扬那些觉悟高、党性强、表现好的同志，批评教育表现差的同志。

要在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对干部的考试、考核、奖惩、轮换、退休、罢免等一整套制度。通过实行这些制度，真正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鼓励先进，激励后进。

各级领导干部要定期听取所在单位的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评论。各级党组织要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中对领导干部、党员的批评和意见。党组织要将党员和群众的评论、批评和意见经核实后报送上级党委，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同时要把适合于这个要求的中年和青年干部(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大胆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在工作中发挥长处，弥补短处。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一项迫切、重大的政治任务。

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一个共产党员不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在本职工作上长期当外行，不能对四化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他的所谓政治觉悟和先进性就是空谈。

为了改善和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必须大大提高全体党员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业务水平。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以高度的革命进取精神，顽强刻苦地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必须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干那一行就必须精通那一行。满足于一般化的领导，甚至长期安于当外行，不学无术，违反客观规律，搞瞎指挥，必然会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损害。这样的人，经过批评教育，仍然不能改正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

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和领会马列主义、思想，不断提高觉悟程度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本领，以求对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某些党员和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努力学习，不积极工作，不能在生产、工作、学习以及对敌斗争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对于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严肃的教育和批评。经过长期教育不能改正的，不具备或者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应该劝其退党。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的重要法规，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自觉遵守，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任何党员如果有违反本准则的行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必须按照党的纪律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政治生活范文篇2

关键词：邓小平；党内政治生活；规范；历史启示

“”结束后，为医治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创伤，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并在实践中坚定地向前推进。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全面、准确地领会邓小平关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思想、重要论述和实践探索，可为新时代下进一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历史背景：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四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国执政。由于局势初定，党的角色转型虽然已经形成，但是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成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还不够高，加之又面临许多新的风险和考验，进一步激化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现象滋长起来”[1]，这些问题和现象加剧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规范化程度，进2018年第1期（总第271期）一步使矛盾不断累积，同时也给推进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系统工程增加了很多困难。（一）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党的思想路线。“左”的错误思想是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相背离的一种思想形态，其表征为想问题、办事情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国情出发，而是完全从主观愿望、从本本出发。这一思想在“”时期弥漫到全党全国，使党的思想路线脱离了中国实际国情，使全党认识和分析事物存在严重偏失。“”结束以后，“左”的错误思想并未随之结束，而是继续影响着全党的思想认识。“两个凡是”提出以后，不断堆砌各种舆论障碍，原本思想解放的大好局势又陷入了沉寂。（二）党内派性问题导致党被分裂的可能性增大。派性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有派性必然损害党性。在党内搞小宗派、小团体，立“山头”、树“暗礁”，会造成党的不团结和不稳定，使大部分党员党性受挫，不敢批评，不敢讲真话，被派性思想左右，被派性组织利用。同时，还会造成党组织纪律性差、不团结、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等诸多危害，使党的形象蒙尘，党的领导受损。如、两大反革命集团，其所作所为对党的团结统一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尤其是在“”结束后一段时间里，其派性余毒仍在作祟。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被扭曲，党内斗争恶性呈现，党被置于时刻分裂的危险境地。（三）不正之风加剧了党群关系的恶化。“”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2]。这一运动从发动伊始，所带来的无序状态使一些不良作风逐渐蔓延开来：有的党员干部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软、散、懒”的现象较为突出；有的干部好摆门面，好说假话、空话、大话，不讲信用，欺上瞒下，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有的干部专横跋扈，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搞权力私授、利益输送。这些行为严重搞乱了党风政风，党的工作偏离了群众路线，进一步恶化了党群关系。（四）正常的法规制度和纪律检查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代，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执行文化，我们对于制度的设计和修改也没有科学规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度的功能和效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由于受错误思想指导，在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删除了关于党员权利一节，并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致使党内组织机构和组织程序更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制定科学规范的制度，重塑纪检机构的权威性也并非易事。

二、历史贡献：系统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突出问题

在党和国家发展紧急的历史关头，邓小平认真思考、研究和分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顺利地解决了一个时期以来党内突出的原则性问题、紧迫性问题、战略性问题、长期性问题和系统性问题，为恢复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改革开放事业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一）推进“一场思想解放”，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也称为认识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础，是党内政治生活健康运行的根本保证。“”结束以后，针对“左”的错误思想的继续延伸，邓小平提出“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这些论述为冲破思想迷雾、树立正确思想认识提供了科学指南和重要方法，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邓小平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还主持起草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文件正确评价了及思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科学总结了党的许多历史问题，使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自己的领袖和党有了正确认识，极大地解放了党内思想，使党对于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达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二）强化“一类组织建设”，合理解决党内派性问题。派性是组织问题，是存在于党内的不正之风，严重制约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解决好党内派性、理顺党内关系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着力点。邓小平很早就认识到派性问题一日不解决，党就一日不得安宁。但派性问题并不是简单的违纪违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具有深刻的复杂性，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造成更为不利的政治局面。他提出要对派性分子进行分类处理，对派性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我们按照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6]；对利用派性的敌对分子，要坚决给予打击。用这样的办法，既实现了团结和教育党内大多数，又集中解决派性顽固分子，在严肃认真的斗争中保持了党内稳定和高度统一。（三）促成“一部党内法规”，着力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与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连。其中，准则是党内地位仅次于党章的重要法规，是广大党员的行为标准，对每一个党员都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我们党第一部明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内法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中，邓小平关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严明党的纪律、发扬党内民主、反对党内派性、要讲真话、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健全党的监督体系等方面的论述为《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来源。《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以后，邓小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7]《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概括总结了党的历史上处理党内关系和整顿党风的重要经验，并针对当时特别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提出了新要求，它标志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四）开展“一次全面整顿”，系统纠正党内多方面问题。整党是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严重不纯的教育和改造的运动，可以有效地增强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凝聚力和战斗力。1975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开展了“”期间一次较为全面的整顿。此次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逐渐恢复和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并对其他方面的整顿产生了积极影响。“”结束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全面、系统地整党的思想，认为我们党内存在党员思想蜕变、组织纪律涣散、消极腐败严重等问题。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党的任务”，“现在，我们的党员三千八百万。如果三千八百万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问题是有一部分党员不合格，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8]。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老干部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无非是对照条文看合格不合格嘛。”[9]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他提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10]1983年10月11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针对思想、作风、组织等各方面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全党政治意识，为更好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提供政治保证。实践证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自身问题和实现勘误纠错。

三、现实启示：坚持用“四种思维”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主张和实践举措，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深刻的哲学思维，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走出管党治党的思维误区，全面纠正惯性思维和惯有做法，实现正确有效地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坚持“历史思维”，充分吸收党的历史智慧和营养。一个党如何对待它的历史，直接影响到它能否立足当下、能否把握未来，也会影响到它如何继续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这一重大问题。我们党是具有高度自觉历史意识、十分重视历史思维、善于以历史眼光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坚定历史自信，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第一，正确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问题。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看待历史问题要从全局着眼，要分清楚事物的主流和本质，对所犯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反思，但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到正确的东西，“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由此，从党的历史来看，虽然一定时期党出现了严重问题，但归根到底，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正确的，是不容置疑的，不能夸大党的错误来否定党的领导。同样，对于党的领导人的认识和评价也应如此。第二，善于总结和借鉴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邓小平谈问题常从党所开创的历史谈起，从承载经验和教训的具体事件谈起，善于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历史智慧，“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11]。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于能够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且肯下功夫去纠正错误和弥补不足，这是党一直以来的政治优势所在，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保持和发扬，从成功经验和挫折失误中学习。第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优良传统历经长期的、严峻的革命考验和一代代共产党人-28-的传承，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深入人心的文化积淀，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等。全党应该继承和发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优良传统，发挥优秀文化的精神滋养作用，激发全党坚守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本色，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不断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在品质。第四，找准党的历史定位，坚持做到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二者是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善于运用历史思维分析现状、认清趋势，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的基本方位，把握党内政治生活运行的内在规律，使得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富有自觉性和主动性。（二）坚持“核心思维”，着力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权威。形成稳定的、强大的领导核心，是党的领导制度健全和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加强和规范的重要保证，有利于全党服从中央这一重要原则和最高利益的实现。从根本上讲，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权威是一致的，确立领导核心的直接目的在于维护中央权威，维护中央权威也是要明确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两者均体现为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力、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内集中统一，能够更好地集聚积极因素推动方针政策落实到位、立地生根。要坚持“核心思维”，就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核心及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中央要有权威，“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成大事”[12]，同时还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因为有作领导核心，‘’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都是稳定的。”[13]由此可见，中央权威和党的领导核心对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要注重发挥领袖（领导核心）和中央领导集体（中央权威）的核心作用，保证党的统一和稳定，保证政令畅通，凝聚全党力量，有效应对和解决复杂多变的矛盾和问题。第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历史斗争中经常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要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就必须保证党自身的稳定和强大，提高政治权威的供给能力，避免党陷入政治分裂、重大决策失误等执政“陷阱”。当前我们党正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世情、党情、国情复杂多变、充满挑战。要想破解种种实践难题，首要冲破党内思想藩篱，坚持核心思维、反对派性思维，努力打破行动惰性和惯性，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和本位主义。实践证明，全党团结即使弱小也有获胜的可能，全党分裂即使强大亦有可能陷入遭遇重挫折、走向败亡的境地。新时代下必须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党中央权威，毫不动摇地自觉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毫不动摇地自觉维护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和实践部署。（三）坚持“人民思维”，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思维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逻辑呈现，是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就一直强调想问题、办事情要多考虑和征询人民群众的意见，要尊重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重要性，把人民群众摆在重要位置上，坚持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因而开展党的活动也要牢牢树立“人民思维”，不能罔顾民意，与群众脱离，要把践行群众路线与党内政治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具体做到：第一，坚持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1956年，党的八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每一个党员都应当理解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痛痒，尽力帮助群众实现他们的要求。”[14]党的十七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更加明确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全党的一切活动行为都应围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展开，在具体的工作中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指向，这样才能使党群联系更加紧密，关系更加和谐，党的执政基础才能更加稳固。第二，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相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全心全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着力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事实回应西方国家长期用以诘难我国、质疑我们党的“人权”问题。我们党以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首要，着力解决十几亿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并已经使绝大部分人实现富裕的小康，人民的权益得到广泛程度的保障，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党，党的执政根基也更加稳固。从根本上讲，我们党坚持社会发展的人民思维，是发展具体的、符合实际需要的人民利益，而不是口号式、文件化的人民利益，这与抽象的人民思维有本质区别。事实上，党的问题某种程度源于实践活动的导向出现了问题，要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就在践行党的宗旨、密切党群联系、走群众路线，把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出发点、落脚点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才能确保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始终有一个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四）坚持“法治思维”，持续发挥党内法规的规范作用。法治是一种强调确定性的规则之治，告诉了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实现程序等基本要求。因而法治思维强调要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的准绳，要求人们崇尚法治、尊重法律，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对于政党而言，党纪党纲就是党的运行规则，坚持按照党内法规制度来管党治党、推进党的事业就是党内法治思维的生动展现。因此，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党内问题和矛盾时要坚持“法治思维”，用党内法规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体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重视党内法规的作用，凸显党纪规约的严明性。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党内法规就是党的“法”，规定了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及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政治生活的行为要求，是规范党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重要武器。邓小平认为纪律废弛是党内政治生活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他指出：“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15]通过彰显党内法规的严明性，在全党形成严肃的组织纪律意识，引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及干部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第二，不断扎紧法规制度的笼子，突出党纪要求的针对性。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变化，党内的情况和关系也随之而变化，一些问题和矛盾也会凸显出来。因此，要及时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来应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们党的法规制度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立改并废，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对于管党治党的积极作用，提升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新时代下更要重视党内法规制度的功能效用，因而在法规制度设计方面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要认真总结和分析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根据其结构性因素和发生机理来制定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法规制度安排，并着力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构筑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第三，强化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度，增强党纪规范的实效性。落实制度是制度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环节，也是解决党内问题的必然要求。树立法治思维，按照规则行事，就是要落实制度的要求和遵循基本程序，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及各级党组织按照党内法规的规定开展党内活动，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得以任何借口超越制度和纪律的“红线”。一旦存在超越规定的行为或者言论，都应及时按照对应法规的要求进行处理，在这过程中更要突出法规是“铁的纪律”和“铁的规矩”，不受任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坚决把纪律执行到位，把规矩切实守牢，彰显党内政治生活的公平正义。强化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度，是党内政治生活从“宽、松、软”到“严、紧、硬”转变的重要方面，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进而形成规范效应，否则任何不守规矩的行为都会彻底损害法治的权威，削弱法规制度的实效性。毋庸置疑，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贡献是巨大的，彻底改变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55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95.

[3][5][6][8][9][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143；14；269；281；27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57.

[7][10][11][12][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313-314；118；319；310.

政治生活范文篇3

【摘要题】理论园地•理论探讨

【关键词】“5•31”讲话/政治生活民主化/政治文明

【正文】

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时展潮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对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政治生活范文篇4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但是，由于革命斗争胜利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而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内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特别是在期间，、“”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粉碎“”以来，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有所恢复。但是，治愈、“”给党造成的创伤，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和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下列准则。

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党中央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注）。这是一条反映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全党同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根本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长期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思想，违反它的精神实质，离开实践标准，把同志所说的每句话都当作真理，都当作法律和教条，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必须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马列主义、思想，才是真正捍卫和高举马列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

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

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我们看形势、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一定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以解决当前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是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思想的错误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保障；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力量；马列主义、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各级组织、各部门、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对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采取对抗、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用其他形式的组织取代党委会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党委成立的研究处理任何专题的组织，必须在党委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不得代替党委，更不得凌驾于党委之上。

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

各个领导成员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善于合作。大家都要自觉地维护党委集体领导的威信。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与人为善。

党委会讨论重大问题，要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讨论中发生了分歧，既要认真考虑少数人的意见，又不可议而不决，耽误工作。

坚持集体领导，并不是降低和否定个人的作用，集体领导必须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要明确地规定每个领导成员所负的具体责任，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不要事无巨细统统拿到党委会上讨论。

在分工负责中，书记或第一书记担负着组织党委的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的主要责任。不应借口集体领导而降低和抹煞书记或第一书记在党委会中的重要作用。

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人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

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搞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既破坏了民主，又破坏了集中；既破坏了自由，又破坏了纪律。这种无政府主义流毒，至今没有肃清。因此，必须严肃地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每个党员要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委的成员，都必须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或者向上一级党委提出声明，但在上级或本级党委改变决定以前，除了执行决定会立即引起严重后果的非常紧急的情况之外，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原来的决定。

必须反对和防止分散主义。全党服从中央，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任何部门、任何下级组织和党员，对党的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公开地或者变相地进行抵制，以至擅自推翻，都是严重违纪的行为。

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的场合进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由中央决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

每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都必须按照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个人问题，自觉地服从党组织对自己工作的分配、调动和安排。如果认为对自己的工作分配不适当，可以提出意见，但经过党组织考虑作出最后决定时，必须服从。

每个党员都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并同泄漏党和国家机密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一切党员看文件，听传达，参加党的会议，都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严禁把党的秘密泄漏给家属、亲友和其他不应该知道这种秘密的人。必须注意内外有别，凡属党内不许对外公开的事情，不准向党外传布。

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成为遵守国家法律，遵守劳动纪律、工作纪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事，必须顾全党的、国家的和人民的大局，并且用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教育群众。这是共产党员革命觉悟的重要表现，也是巩固全国安定团结的重要保证。少数人闹事，党员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向他们进行宣传解释，慎重处理，使事态平息；对他们提出的某些合理要求，要说服和帮助他们通过正常的途径解决。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怂恿、支持和参加闹事。

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统一的战斗的集体，必须坚持党在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

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是和颠覆党的犯罪行为。共产党员绝对不允许参加反对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各级党的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从、“”煽动派性，组织秘密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坚决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

派性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搞小派别，结帮营私，是剥削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封建阶级和小生产者的行帮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一部分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与党的路线、决议相背离的活动，就是派性活动。进行派性活动，必然会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不加以坚决制止而任其发展，就会导致党的分裂。

目前党内虽然已经不存在公开的派别集团，但有些受、“”影响较深的干部和党员仍然有派性，甚至仍在进行派性活动；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明无山头暗有礁”，派性的“幽灵”不散，派性分子经常抵制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决议的执行。

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坚持党性，为根绝派性进行不懈的斗争。对于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一定要给予严肃的纪律处分。不应该让这样的人进领导班子，已在领导岗位上的一定要撤下来。

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要实行“五湖四海”的原则，这就是说，要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利益的同志，团结大多数。共产党员一定要有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胸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处理同志的关系上，只问他是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遵守党的纪律，不应因为私怨而耿耿于怀，排挤打击，不应由于亲疏而有不同的对待。绝对禁止搞宗派活动，搞小圈子；不允许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抬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不要纠缠历史旧账。

在党和群众的关系上，同样要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是少数，必须把亿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四化而奋斗。共产党员必须在群众中起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满腔热情地团结非党同志一道工作。

在干部工作中要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严禁以派性划线，严禁利用职权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私人势力。共产党员应该忠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原则，不应该效忠于某个人。任何人不得把党的干部当做私有财产，不得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

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

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全党同志一定要努力肃清、“”横行时期造成的假话盛行的歪风邪气，恢复和发扬党一贯倡导的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

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要坚决反对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看领导眼色说话办事，拿原则做交易，投机钻营，向党伸手要名誉地位的官僚政客作风和市侩行为。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对人对己都要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地向党反映情况。不可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报喜不报忧，更不许可弄虚作假，骗取信任、荣誉和奖励。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凡是弄虚作假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凡是说假话骗取了荣誉地位的；凡是用说假话来掩饰严重过失或达到其他个人目的的；凡是纵容或诱迫下级说假话的，都必须绳以党纪。对于那些不怕打击报复，敢于为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说真话的人，应该给以表扬。

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在工作中，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听，成绩、缺点都要了解。要鼓励下级同志讲心里话，反映真实情况。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而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

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进行派性分裂活动，不在群众中散布违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泄漏党和国家的秘密，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

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只要是正确的，都应该采纳和接受。如果确有错误，只能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和背景。

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

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对同志挟嫌报复、打击陷害，用“穿小鞋”、“装材料”的办法和任意加上“”、“反领导”、“恶毒攻击”、“犯路线错误”等罪名整人，是违内民主制度和违反革命道德品质的行为。对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妄加反革命的罪名，乱用专政手段，进行残酷迫害，这是严重违法的罪行，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党内在思想上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争论是正常的。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有些思想理论是非一时解决不了的，除了具有重大政治性的和迫切现实性的问题以外，不要匆忙作结论，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和经过实践来解决。

把思想认识问题任意扣上“砍旗”、“毒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种种政治帽子，任意说成是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不仅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思想僵化，而且易于被野心家所利用，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秩序。这种做法必须制止。

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

各级党组织必须切实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纪的。

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有权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级党组织直至中央作口头或书面的报告。党组织应当欢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并且鼓励党员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和主张。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拒不改正或不称职的干部，党员有权建议罢免或调换。

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诉、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控告人和被控告人都不允许诬陷他人，对诬陷他人者，要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

党组织对党员的鉴定、结论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在通过处分决定的时候，如无特殊情况，应通知本人出席会议。党组织要认真听取和考虑本人的意见。如本人有不同的意见，应将组织决定和本人意见一并报上级党组织审定。

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党内真正实行民主选举，才有可能建立起在党员和群众中有威信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各级党组织应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和代表大会。党的各级委员会要按期改选。每届代表和委员，应有一定数量的更新。选举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候选人名单要由党员或代表通过充分酝酿讨论提出。选举应实行候选人多于应选人的差额选举办法，或者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候选人作为预选，然后进行正式选举。党员数量少的单位，可不实行差额选举或实行预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要向选举人介绍清楚。选举一律用无记名投票。

选举人要注意把那些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选进领导班子。还要特别注意选举符合上述条件的中青年干部。不得规定必须选举符合上述条件的中青年干部。

不得规定必须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个别有特殊情况的人，需要由组织上推荐选入的，也必须确实取得多数选举人的同意。要坚决反对和防止侵犯党员选举权利，使选举流于形式，妨碍选举人体现自己意志的现象。

在各级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委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任免、调动下级党委的负责人。

凡是需要整顿，暂不具备民主选举条件的单位，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暂缓举行选举，其领导人由上级指派。

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为了端正党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团结全体人民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必须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率领党员和群众，坚决揭露和打击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

对于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错误倾向，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

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错误的和反动的思潮，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

对于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采取明哲保身的自由主义态度，不制止，不争辩、不斗争，躲闪回避，就是放弃了共产党员的战斗责任，就是缺乏党性的表现。

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中，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挺身而出，不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脸皮，不怕受到打击迫害。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倾向得到克服和纠正，使犯错误的人得到挽救，使坏人受到应有的制裁。

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在党内斗争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要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不要一犯错误就全盘否定；也不要纠缠历史上发生过而已经查清的问题和历史上犯过而已经纠正了的错误。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以热情的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犯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的办法，启发他们做必要的检查。要相信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的条件。

在分析一个同志所犯错误的时候，首先必须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可把工作中的一般错误或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说成是政治错误，不可把一般的政治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也不可把犯了路线错误、但仍属于党内斗争性质的问题，同属于企图颠覆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性质的问题混淆起来。企图颠覆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同党和人民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这种人是极少数。要把跟着上级或主要领导人犯了路线错误的人，同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加以区别。

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可采取一哄而起的围攻、不让本人辩解、也不让其他同志发表不同意见的“斗争会”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党内不准用超越党的纪律或违犯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要绝对禁止采用、“”的封建法西斯手段解决党内问题。严禁所谓揪斗，严禁人身侮辱和人身迫害，严禁诱供逼供。

对人的处理应十分慎重。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更要慎重。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株连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犯了错误的同志，应该诚恳地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教育和纪律处分。要吸取教训，认真改正，更好地为党工作。对于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拒不承认而又坚持无理取闹的人，要加重处分。

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

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按照工作需要，对领导人提供某些合理的便利条件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必要的，但绝不允许违反制度搞特殊化。

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那种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就是腐朽的封建特权思想，这种思想必须受到批判和纠正。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

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党内决不容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共产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任何领导干部都不允许超越党组织所赋予自己的权限，侵犯集体的权限和别人的权限。所有的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和战友，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能以为自己讲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别人都得服从，更不能摆官架子，动辄训人、骂人。由于上级领导人员的缺点和错误，使下级的工作出了问题，上级要主动给下级承担责任，首先作自我批评。

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要坚决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为自己和家属谋求特殊待遇的恶劣倾向。禁止领导人违反财经纪律，任意批钱批物。禁止利用职权为家属亲友在升学、转学、晋级、就业、出国等方面谋求特殊照顾。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请客送礼。禁止违反规定动用公款为领导人修建个人住宅。禁止公私不分，假公济私，用各种借口或巧立名目侵占、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物。

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关于生活待遇的规定，同时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如果违反了有关规定，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必须给予党的纪律处分。

任何领导干部，不得违的干部标准和组织原则，将自己的亲属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不得让他们超越职权干预党和国家的工作；不应把他们安排在身边的要害岗位上。

为了保持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由人民的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必须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党内和党外相结合的方法，加强党组织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的监督。要监督他们是不是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遵守党纪国法，是不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不是搞特权，是不是在生产、工作、学习和对敌斗争中起模范作用，是不是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谋利益。要表扬那些觉悟高、党性强、表现好的同志，批评教育表现差的同志。

要在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对干部的考试、考核、奖惩，轮换、退体、罢免等一整套制度。通过实行这些制度，真正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鼓励先进，激励后进。

各级领导干部要定期听取所在单位的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评论。各级党组织要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中对领导干部、党员的批评和意见。党组织要将党员和群众的评论、批评和意见经核实后报送上级党委，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同时要把适合于这个要求的中年和青年干部（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大胆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在工作中发挥长处，弥补短处。这是摆在全党面前一项迫切、重大的政治任务。

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一个共产党员不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在本职工作上长期当外行，不能对四化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他的所谓政治觉悟和先进性就是空谈。

为了改善和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必须大大提高全体党员的文化、科学技术和业务水平。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以高度的革命进取精神，顽强刻苦地学习和掌握专业知识，必须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干那一行就必须精通那一行。满足于一般化的领导，甚至长期安于当外行，不学无术，违反客观规律，搞瞎指挥，必然会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损害。这样的人，经过批评教育，仍然不能改正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

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和领会马列主义、思想，不断提高觉悟程度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本领，以求对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某些党员和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不努力学习，不积极工作，不能在生产、工作、学习以及对敌斗争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对于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严肃的教育和批评。经过长期教育不能改正的，不具备或者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应该劝其退党。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党的重要法规，全体党员要认真学习，自觉遵守，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任何党员如果有违反本准则的行为，要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必须按照党的纪律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各级党委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定期检查本准则的执行情况，由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委员会提出报告。

政治生活范文篇5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政治生活范文篇6

从区级人大常委会的层面来看，如何更进一步倾听民意、吸收民智、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是对新时期人大工作提出的崭新课题。近年来，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顺应时展和新的任务要求，在认真履行法定各项职责的同时，分别从参与、知情、表达、反馈四个层面入手，围绕如何拓宽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渠道，完善各方利益表达机制方面进行着积极的思考和实践。

一、参与渠道的畅通——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基础

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是完善各方利益表达机制的前提。通过这一方式，让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了解如何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了解人大的监督和审议重大事项的全过程，这是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直接体现。区人大常委会近年来在拓展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空间，增加并进一步畅通不同利益阶层人群政治诉求的渠道方面也作了不少努力。

（一）完善选举程序。选举权是公民有序进行政治参与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政治权利，选举本身就是选民的意愿表达和政治诉求的途径，区级人大代表采用直接选举的方式，因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选举的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区人大常委会在每次换届选举的过程中，注意把贯彻党的意图和尊重选民的意愿有机统一起来，在提名推荐和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阶段注意切实尊重选民的民主权利，发动广大选民积极参与，推荐出自己信任的代表候选人，力求通过整个选举过程的公开、公正，来激发选民的政治热情，赢得他们的信任，以求达到公民政治参与的真正效果。

（二）制定听证办法。作为一种直接民主的制度方式，听证也是公民有序直接参与政治的一种较好的方式。为进一步提高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去年上半年，区人大常委会制订并通过了《市区人大常委会监督听证办法（试行）》。办法对听证的目的、内容和基本原则、提起程序等均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一办法在全市各区县人大常委会中首开先河，其实施将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尊重民意，广泛发扬民主，实现决策的透明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起到重要作用。

（三）改进信访工作。来信来访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也是人大常委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渠道。为使信访制度发挥其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重要作用，区人大常委会近年来逐步改进原有的工作模式，提倡让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直接参与信访工作，把群众的信访情况通报给有关代表，促使一部分群众信访件转化为所在选区代表的书面意见。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的“网上信访”模式更是进一步扩大了公民来信来访的接收面，促使选民的利益表达渠道更为畅通。

（四）推行公示制度。区人大常委会在推行各项工作时，注意增加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如每年在开展述职评议和工作评议时，坚持评议前的公示制度，将所评议的对象和评议内容登载在报上，发动全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促进民主管理程序的不断规范。去年下半年“人大”网站的建立开通，更是在另一个层面将人大的重要工作向全社会公示，信息化渠道带来的公共信息与互动、网上议政等途径，进一步拓展了选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

二、知情权利的保障——利益表达机制的必备条件

提供途径让公民参与，只是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利益表达机制的第一步，单纯的参与只是让选民和代表对政情、民意做到入眼和入耳，而只有当他们真正入脑和入心、真正知情以后，才能将其所代表的利益阶层的各项诉求及时而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尊重和保障代表的知情权，这也成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区人大常委会在保障代表知情权利方面，主要是从通政情和晓民意两个方面入手，不断提高代表的知情程度。

（一）通政情，把握所表达利益的针对性。人大代表作为联系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首先应当对于区情政务有比较全面的把握，了解了区域发展的基本情况，明确了目前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状况和综合实力，明确了本地区发展在整个全局发展中的位置，才能使自己代表选民所表达出的利益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区人大常委会在帮助代表通政情方面主要采取以下途径：一是不定期组织学法讲座和人大相关业务知识培训，并通过反复强化，将人大代表履行职务的应知应会融入代表脑海里；二是大约每季度举行一次区情报告会，将阶段性的政府工作向代表汇报，让代表了解实时变化的区政工作情况；三是通过区长、副区长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制度和代表参与区政府各类会议活动制度的落实，让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代表直接面对区政府组成人员，提供更为便捷的了解区情的途径；四是为每位代表订阅报，让他们每周都能收到最新的发展动态资讯。上述这些措施的实施，多渠道、全方位地提供代表了解把握区情的途径，也为下一步选民利益的有效表达奠定了基础。

（二）晓民意，把握所表达利益的准确性。换届之初，为使新代表尽快进入角色，方便其熟悉自己所在的选区单位，常委会为每位代表提供一张选区主要组成单位联系表，帮助代表在各自选区建立联系网络，为代表联系选区提供便利。对于政府而言，一项重要职能是针对实际需求向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就要求需求的显示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作为人民群众政治代言人的人大代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与选民的密切联系，了解真正的社会需求，由此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政府才真正具有价值。而区人大常委会对于帮助代表知晓民意方面同样也作了不少探索与尝试，如制定了区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办法，规定每位代表经常保持与原选区选民的联系，运用接待选民、向选民述职等方式，听取选民对本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工作的意见，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让代表近距离、更真切地了解选民呼声，从而进一步增强履职动力。为强化街道和社区层面的人大工作，夯实基础，去年我区在全市率先建立了各街道代表工作室，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帮助代表联系选民，及时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在基层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在这样一种大氛围的推动下，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主体作用，积极倾听群众的利益诉求，受到了选民的欢迎。

三、表达平台的构建——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处于不同利益阶层的人必将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社会利益多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资源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必然带来利益表达机制的多元化，在这众多的利益表达机制中，人大始终是最具法律效力，也最能影响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近年来人大工作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在探索既定法律框架内有序表达公民利益的平台构建和完善方面，各地人大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创新做法。区人大常委会也紧紧抓住表达平台的构建这一利益表达机制的核心内容，不断深化和完善原有的工作方式和各项制度，让各方利益阶层的意愿有序而又充分地得到表达。

（一）发挥人代会集中审议平台作用。一年一度的人代会无疑是社情民意表达最为集中的时候，因此发挥好这一利益表达的最大平台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区每次召开人代会，在拟定日程方案时，都注意保证留给代表宽裕的时间审议区政府工作报告，让来自不同层面的代表对于各方利益的意见建议充分涌现，共同为推进政府工作出谋划策。特别是近几年，除了分代表团审议外，还增加了专题审议这一项内容，每位副区长就各自分管工作向代表们作补充报告，并做好回答代表提问的准备，而代表则自行选择专题参加。专题审议的方式把对同类问题拥有一定兴趣和发言权的代表集中到一起，通过言语交流和思想碰撞，共同把问题议深议透，把意愿表达清楚，为政府进一步推进工作提供了启发。

（二）发挥半年评议平台作用。除了人代会之外，每年年中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对区政府上半年工作开展评议也是近几届以来区人大常委会的一项常规工作。最近两年，随着街道人大代表工作机构的完善，常委会的半年评议方式也一改以往只是简报形式地整理汇总代表意见，然后函告区政府的方式，而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区人大常委会不再简单归纳代表评议过程中的具体意见，取而代之的是拟出一个根据委员和代表评议情况提炼浓缩成的带有原则性、方向性的总的评议意见，提请政府研究整改并限期向人大常委会汇报。而人大代表在分组评议时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则由各个代表组组长分别向常委会汇报，并附在常委会的评议意见之后一并要求区政府予以回复。半年评议方式的改进，正是针对目前能直接面对选民、了解各方利益的还是在街道（镇），代表在闭会期间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街道、社区层面的实际情况，让代表在各代表组里充分发表对政府半年工作的评议意见，由街道代表工作室的联络员整理成文，这样既发挥了各街道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作用，也解决了以往单靠常委会一篇代表意见汇总这样的篇幅无法完全覆盖的矛盾，把半年评议这一利益表达的平台做得更为宽大，使区政府能够听到来自基层更全面、更真实的声音。

(三)发挥闭会期间代表询问、约见等平台作用。本届区人大常委会着力于研究创新监督机制，以及帮助区政府更广泛地了解社情民意。前年出台的区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工作开展询问以及关于人大代表约见区长（副区长）等6项制度，架起了政府与代表之间沟通的桥梁。通过列席区政府各类会议、听取区长定期汇报、开展询问和约见区长等方式，不仅畅通了代表参与管理地方国家事务、参与决策的渠道，也更进一步发挥了代表的主观能动性，激励其当家作主、履行职务的责任意识。由于代表可以比以往更近距离地关注政府的工作和接触政府组成人员，因而他们向政府反映选民利益的自觉性和所提意见建议的针对性也大大增强了。如代表约见区长（副区长）制度推行后，一位过去一直苦于找不到直接沟通平台的上师大选区的代表首先提出约见区长，就区与上师大的合作、徐家汇地区的建设、肇嘉浜路以北地区规划等问题献计献策，使首次约见取得了良好的实效。又如常委会首次就公建配套规划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向区政府开展询问，由于事先的调研工作比较充分，摸清了主要情况，找准了问题的关键，使得询问更具针对性，也使得这一新的利益表达平台在首次启用就显现其效果。当然在今后工作中，这些新制度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深化，使代表知情知政和反映民意的面得到进一步拓宽。

四、反馈制度的落实——利益表达机制的后续保障

畅通了渠道，构建了平台，各方利益诉求和意见建议被真实完整地表达出来之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这些意见建议的吸收采纳和整改情况的回应和反馈。正所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动”，对于民生问题快速回应机制的建立，正是执政为民，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同时，只有当利益诉求得到了反馈和解决的时候，公民继续表达利益的积极性才能够得到保护，从这个角度而言，建立落实相应的反馈制度正是利益表达机制的一个后续保障。为此，区人大常委会近年来不断加强跟踪反馈力度，力求使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一）加强对代表书面意见的督办，提高代表的满意度

人大代表在人代会及闭会期间提出书面意见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地方国家事务管理的具体行为，也是反映民情、集中民智的重要途径。区人大常委会始终以对代表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对代表书面意见的督办工作作为维护群众利益、保障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大督办力度，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近年来，区人大常委会先后建立健全了办理考核、跟踪督办、办理满意度反馈等制度，要求承办单位采取走访、电话联系等各种形式，向代表反馈意见的落实情况，并不断提高解决率，尤其是对代表不满意件，督促有关部门进行二次办理，区政府领导也十分重视办理工作，孙潮区长对部分书面意见亲自审核、签发答复函。最近，区人大常委会又强调进一步重视办理结果，真正提高代表满意度，让代表由对办理态度满意转为对办理结果满意。

（二）加强与区政府工作制度的对接，提高工作的融合度

当常委会会议对有关事项进行讨论审议后，一般表决形成审议意见；当常委会在开展半年评议、述职评议和工作评议后，一般表决形成评议意见；当常委会及各工作委员会在开展视察活动后，针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也会提出需要整改和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上述这些意见和建议往往集中反映了一定的民意，同时也是利益表达的结果。对于这些意见建议，有些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引起重视，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更多的是需要政府部门列入当前重点工作抓紧解决，并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为了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满，使代表民意的意见得到更好地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和区政府办公室加强了联系沟通，明确各自的职责内容，分别制定了工作流程，并加强了制度的对接和融合，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政治生活范文篇7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同志曾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党的建设的实践看，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哪个地方、部门什么时候党内监督工作抓得比较紧，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比较好，个人专断、滥用职权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就比较少，消极腐败现象也会受到抑制，出了问题一般也能得到及时解决。

政治生活范文篇8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

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政治生活范文篇9

[课标要求]

1、内容目标：引述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有关规定，说明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意义。

2、提示和建议：（1）联系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观察身边的政治生活现象。（2）活动：从各种媒体的报道中，从对所在社区的考察中，收集公民依法行使权利的积极表现。（3）讨论：有序或无序参与政治生活的代价与后果。

[教材体系]

一、公民的政治权利与义务

（一）公民的政治权利

1、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法律依据：

（2）含义：

（3）意义：

2、政治自由

（1）法律依据：

（2）内容：

（3）意义：

3、监督权

（1）法律依据：

（2）含义：

（3）内容：

（二）公民的政治义务

1、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4、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二、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1）含义：

（2）具体表现：

2、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

（1）在我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2）如何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3、坚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1）在我国，国家、集体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2）要积极履行义务，维护国家利益：

[教材设疑提示]

1、教材第8页“探究与共享”：（1）细阅上述图片和文字说明，说说它们反映我国公民依法行使哪些政治权利，履行哪些政治义务。

提示：上三张图：“投下庄严的一票”反映了我国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政治权利。“抗议北约”反映了我国公民行使游行、示威的政治自由。“通过网上电子举报信箱进行举报”反映了我国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

下三张图：“公民应征入伍”反映了我国公民依法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各族人民共植团结树”反映了我国公民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反映了我国公民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

（2）归纳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并简要说明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提示：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见上面的教材体系）。关系：只有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认真履行义务，才能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以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义务为基准的，依法行使政治权利，依法履行政治义务，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

2、教材第9页：关于如何理解政治自由，有以下两种观点。你认为它们有道理吗？说说你的看法。

提示：观点一是错误的，观点二是正确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是相对的，政治自由也不例外。世界上没有脱离法律的绝对自由，法律是自由的体现和保障，自由与法律是对立统一的。因此，公民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政治自由，只要不超出法律所约束的范围，就不受任何非法干预。

3、教材第10页：（1）请你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等方面，对上述做法进行归类。

提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包括：A、捍卫国家主权，与一切危害国家主权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B、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一切侵略、占领国家领土以及割让、出卖国家领土的行为。C、反对任何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行径。D捍卫国家政权，与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政权的行为作坚决斗争。E、坚持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坚决反对一切民族歧视、民族分裂行为。

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A、严守国家秘密。B、配合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为国家安全机关执行工作任务提供协助和便利条件。C、发现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应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或公安机关报告。D、努力维护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E、同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F、增强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2）选择其中的两个方面，列举实例加以简要说明。

提示：如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要坚决反对台独势力的台独言论和行为，揭穿其分裂国家的本质，坚持“一个中国”的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不被侵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都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3）根据前面讲述的内容，以“公民依法享有哪些政治权利、必须履行哪些政治性义务”为题，自制一张示意图。

提示：（略。见前面的教材体系）

政治生活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宪法性制度；规范性制度

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认为人天生就要过政治生活，这是人天性上的渴望。孔子曾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是在告诫不愿意从政的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政治，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于政治舞台之上呢?”这就是说人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政治为我们编织的网络，除非你甘愿做“野兽”或“神祗”。所以，罗伯特·达尔说：“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现代政治学家阿伦特在反思法西斯主义时指出，正是人们丧失了公共生活才导致了法西斯的产生。所以她提出了为“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人”重建“公共领域”，通过“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但是我们以为政治生活并不是随意就可以进行的，它应在政治制度设立之后，并在政治制度的导引下才能实现。可以这么说政治制度“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它束缚和腐蚀人类的行为，但它们也提供了人类解放的途径。”所以创设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

我们以为，政治制度创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所以政治价值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的运行是否顺利，是政治制度成败的关键；其次，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政治价值的原则性展开，它是在政治价值的指导下，将比政治价值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宪法等法律体系表达出来。由于宪法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把政治价值固定在更为具体的政治制度之中，并且用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给政治价值提供了保证；最后，规范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三个层面。它不仅是在宪法性制度的指导下，制定出政治生活所需的具体行动规范和秩序等，使政治制度运行起来，而且将政治价值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最关键一步。以下，我们将对政治制度创设的3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政治制度是以政治价值为目标才展开的，所以政治价值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同，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性，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心服口服。”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为动机，竹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赴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所以人们只有在基本的政治价值方面达成明确的共识，才能依止匕注行澎治制度的选择和建构。因为“价值所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衣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范要’做什么的观念。”所以，我们选择的政治价值,应该反映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利益诉求。但是如何迭择具有普遍诉求的政治价值呢?首先，我们以为不恒地域的民族由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形成了其狙特的政治价值偏好，也就是传统的政治价值，它对于本民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政治价值选择很有必要从传统的政治价值序列中发掘出至今仍合适宜以部分，我们称之为自生的政治价值。自生的政治价伯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习惯、风俗传统之中，是被一什代人甄别和传承下来的，并且是在与不同的政治价伯的竞争中保存下来的在当今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部分，它直接表现为人们的行为所反映的道德意识。因而在自生的政治价值指导下设立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对业已存在于共同体成员之中的行为规范的制度化，所以这样的政治制度很容易被共同体成员所接受和认可，并且在运行中很少会遇到阻力。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在加深，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动治价值认同会发生变化。更加适合人类自身发展区政治价值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达成共识，例如人权、自由等，所以还要在外来的政治价值中选择已经本土化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不是说对于外来政治价值带有地方特色的理解，而是说外来的政治价值在共同体内传播后已经得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部分。这些被大众接受的政治价值之所以能被本土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它们具有普适性。

第二，宪法性制度。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宪法性制度上承政治价值，将抽象的政治价值内化于其中;下启规范性制度，给规范性制度的展开以指导。它连接了政治价值和规范性制度，使政治制度浑然一体。

首先，“一方面，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价值的外在疑固形态，物化形态，另一方面，由特定的政治价值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必然反过来要强化以及推动这种价值的进步、完善和发展。”而宪法性制度就是抽象的政治价值落实在现实中的第一步，那么如何将政治价值内化与宪法性制度之中呢?因为政治价值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而且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政治价值的理解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政治价值经常令人难以把握。我们以为，第一，要从政治价值出发，发掘出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是对政治价值的初步展开，要能体现出政治价值的诉求，而且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审慎的政治制度设计，将政治原则转换为可操作性的政治制度，这样的话政治价值就内化于政治制度其中了，这些政治制度我们称之为宪法性制度。比如我们将可以将自由看做我们要追求的政治价值，但是对于它的理解有太多的差异，单单说追求自由往往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去设计政治制度，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使自由免于被侵犯，也町以在宪法中设立一些具体的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给人们提供追求自由的环境等。第二，要将从政治价值中分离出的政治原则添加在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中，由于宪法的神圣性和持久性给政治原则以崇高和恒久的地位，那么根据政治原则设立的政治制度也就具有了强力的保障。同时，政治价值也就获得了宪法所赋予的合法性和法的威慑作用下的强力保障。

其次，由于规范性制度是在宪法性制度的导引下展开的，规范性制度也指明了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政治生活的具体行为准则，所以宪法性制度的创设不能只考虑到对于政治价值层面的统一，还要考虑到它所导引下的规范性制度是否能从它这里得到展开具体行为活动的标准。所以宪法制度还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