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化范文10篇

政治社会化范文篇1

“”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以下简称“”）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错误的政治思想与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与、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为“”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语录》）、“红卫兵小报”等。“”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个人崇拜、肢解、歪曲

思想、传播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与、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著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思想、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著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著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中，著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少数人政治阴谋的《语录》。与之相联系，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

的斗争”。“”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

［15］所以，可以断言，“”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错误政治思想与、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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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范文篇2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本质；功能

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即使在我国当下也不是什么时兴和前沿的事情了，但是从实践层面上看，政治社会化的效果仍有待于提高。在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仍然不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程度仍然较低。因此，加强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客观地揭示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全面分析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对于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政治社会化研究最早发轫于美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种着重研究人们怎样获取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怎样实现其特有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理论。

研究政治文化问题的学者们认为，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认识、政治理论等，这些是不能遗传的，任何人也不能把他自己所具有的政治文化通过生理途径传给他的下一代；一般来说，政治文化都是后天得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政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政治社会化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较为经典的界定就是“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

实际上，政治社会化无非是指：一方面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个自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社会政治人。另一方面，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普遍的政治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等政治文化内容，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的过程；通过这种传播，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传授给新一代社会成员。

二、政治社会化的本质

尽管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提出，为了保证研究的“纯客观性”和“精密性”，在研究中要保持“中立”、“公正”，摒弃意识形态，去除“价值偏好”，但即使研究者真能做到中立和公正，也不能否定和掩盖政治社会化本身的意识形态倾向。第一，从政治社会化的目的看，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结果或目的就是维持特定的政治体系，或者建立新的政治体系。政治社会化，从根本上说，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渠道将其政治文化传授给其社会成员的过程。其本质是政治体系包括国家、政党、政治社团等有目的地将该政治体系所确认的政治思想、观念、意识、行为方式等传授给社会成员，使他们形成特定的政治心理、政治信念、政治价值观，并使他们产生政治共识，规范政治行为。有研究者认为，政治社会化就是使政治从少数人的专利，从少数人活动，变成为大多数人所从事的活动，使大多数人介入政治过程，使政治成为社会行为。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因为它忽视了政治社会化的真正目的。在一切剥削阶级社会里，政治社会化的真正目的绝对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来参加或参与政治，而是通过民众的政治感情的释放来达到对现实政治体系和国家政权的默认和支持，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况且，民众参与政治的方向、方式和方法等都是由政治体系规定或设定的。

第二，政治社会化不过是由统治阶级或政治统治者主导和控制的政治社会化。从政治社会化的途径看，尽管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是，国家政权主导或控制下的学校、大众传播工具和社会政治组织无疑是最根本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治体系或执政当局都把学校看成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途径和场所。而学校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构，或者是由国家创办的，或者是由国家资助的。因此，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使学校贯彻国家的政治意志、政治意图和政治方针。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工具毫无疑问是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政治信息的重要渠道。它不仅在传播政治文化、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而且在改造政治文化、引导社会政治方向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谁掌握了大众传播工具，谁就拥有了政治文化的领导权；而所有统治阶级都会毫无例外地、牢牢地掌握和控制着这一舆论阵地的领导权。除了学校和大众传播工具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外，由国家政权掌握和控制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社团、政党、国家机关等，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所有的政治组织和机构中，政党是最重要的社会化途径。它通过宣传党的纲领、政策主张，影响社会大众的政治态度；通过发展新成员，使他们在党组织中受到社会化的培训；通过党的各项活动，来实现其成员和拥护者的政治参与。由此可见，政治社会化不过是由统治阶级或政治统治者主导和控制的政治社会化。

第三，从政治社会化的内容看，政治社会化所要输出的并不是全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而是有关政治制度的信仰系统以及关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运转模式的认识体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文化，而是政治体系中主导的、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以反映统治阶级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其中，政治思想代表着主流政治文化的根本属性，规定着主流政治文化的质，构成主流政治文化中最活跃的层次。政治文化中的政治思想通过与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而实现其功能。因此，任何政治社会化不可能不具有阶级倾向性；统治阶级主导的政治社会化必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总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政治社会化不过是各国政治精英改造政治大众、精英政治文化改造大众政治文化，使社会发展的趋向按照精英政治文化的要求而进行。而所谓的政治精英不过是统治阶级集团的简称。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类国家。政治社会化，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就是要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意识，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从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第一，改造旧的政治文化，传播、灌输和确立新的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的，它首先面对和必须接受由社会继承下来的既定的政治文化现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首先碰到的将是同过去政治制度和社会相联系的旧的政治思想、政治规范和政治理念等政治文化，因而政治社会化的首要功能就是对旧的、过时的、腐朽的政治文化进行改造。改造旧的政治文化的有效手段，就是要对公民或国民进行新的政治文化宣传和灌输。新的政治文化就是同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系统相一致的主导的政治文化。一个新的政权系统，如果不能及时改造旧的政治文化，传播和渗透新的政治文化，使人们思想在主流的政治文化下统一起来，它就不能有效巩固其统治。主导政治文化是统治阶级政治意识的集中表现。政治体系总是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确立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导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通过传播。使之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实现政治文化的新旧更替。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目的就是使社会成员认同国家的主导政治新文化，因为，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只有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政治权力才有支配力和影响力。“对一个政治制度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政府就没有权威，法律就无人服从，税收就无人交纳，政治就不能稳定。而对于一个政治团体来说。没有人们对它的信任和支持，纲领就无法实现，领袖就无人追随和拥护，它组织的政治活动就无人参加。”因此，任何一个希望能够巩固和维持下去的政治体系，都要努力使它的社会成员接受新的政治文化，从而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政治价值标准、政治规范，承担起他的政治责任和义务。如果一个国家或社会不能使其成员及时接受其新的政治文化，“那么必定会出现政治文化的断层，人们将会对现存的政府产生严重的认同危机，导致大量的政治不服从行为，社会因此而动荡不安，甚至政治统治将不能继续维持下去”。

第二，推动社会政治化，维护和保持主流政治文化。确立新的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维护新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更非易事，丝毫也不能懈怠；因此，政治社会化不是一劳永逸的。统治阶级必须通过持续的政治社会化才能达到新的主流政治文化的巩固。持续的政治社会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造成社会的政治化局面。在这种宏观的社会政治化背景下，国家强力政权机构，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运用各种宣传政治文化的手段和方式，对国民进行舆论造势和政治信息传输，施加政治影响，将一定的政治文化传授给公民。而公民个人也正是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的氛围中接受主流的政治文化，获得并维护符合主流要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模式。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从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政治社会化或社会政治化之中，当他能够与外界交流信息以后，他周围的人们和周围的环境就有意无意地向他传递某种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社会化就是公民个体适应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方式。社会政治化的结果，也造成了政治文化在人际之间的传播和代际之间的延续，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内形成、确立和维护新的主流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

第三，塑造合格的政治人，扩大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就现代民主国家而言，任何政权的巩固，任何政治系统的运行，都必须要有符合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要求的合格政治人；否则，政治统治者就成了“孤家寡人”，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因此，政治社会化的功能之一，就是要塑造出符合现行政治系统要求的合格政治人。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达尔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指出，“处于一个政治体系之内的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并不完全相等。有些人漠不关心；其他人则深深地卷入了政治。甚至在那些深深卷入政治的人中，只有一些人积极地谋求权力，在谋求权力的人中，有的人比别人得到了更多的权力。”也就是说，政治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政治人的。但是，政治系统需要政治人；于是。政治系统就要通过政治社会化来造就、塑造能维护主流政治文化的政治人。能否培养出合格的政治角色，关系到社会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行。因此，“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对公民的政治影响和公民在社会中进行政治学习的辩证统一过程，它的本质要求就是塑造与一定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人。”

政治社会化范文篇3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仅需要学校和社会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条件，更主要的，还需要大学生自身具有接受政治教育的主观认识，并且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每个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程度都与其自身的主观因素密不可分。总体来讲，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处于发展阶段，还没有定型，心理状态不稳定，这常常使他们在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行为上产生主观随意性。1.政治认知模糊。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行为时常滞后，官僚主义严重，腐败现象严重普遍存在，这些现实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头脑，使得部分学生对现实政治失望，对政治教育持怀疑态度，动摇了他们原有的政治信念，使其政治认知不断模糊。当他们一旦大学生发现现实社会与理想完全不符时，很多人就会陷入理想与现实脱节的鸿沟中，产生愤世嫉俗心理。这使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的困惑和矛盾。他们在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同时，又常倾向个人主义，他们表面倾向务实，深层陷入困惑，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呈现关心与冷漠相融，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的心态。［4］而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政治思想观念发生了刻变化，他们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缺乏主动性，对教育部制定高等教育政治理论课产生厌倦心理和抵触情绪。2.政治内化能力低，政治鉴别能力差。社会政治教化和主体内化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两个基本方面。所谓主体内化是指大学生经过一定阶段的政治学习、影响和政治教化，将主导的政治文化逐步为自己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等。大学生在校园里进行理论学习，往往缺乏政治实践，政治整合能力差，加之主观不协调，心理发展不够成熟等因素，对其政治内化能力产生影响。所以大学生虽然对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或问题表示关注，但是往往缺乏理性思维人云亦云，缺乏理性的政治评价和分析。3.政治认知偏激，政治信仰危机。大学生在认识社会时，由于他们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加之社会的东西不能面面都看得到，所以容易产生认识上的片面化和简单化，对社会现实的政治产生偏激的认识。［5］例如大学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会经常耳闻目睹一些社会不正之风和党内腐败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大学生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困惑，使原有的不很牢固的思想信念发生动摇，政治追求上表现出无所适从。出现“理想、信仰是需要，但并不重要”的想法，甚至造成信仰危机。当然更多的大学生还是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的，但也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政治投机，他们加入党动机不纯，其中抱着“把入党作为今后就业的敲门砖和个人升迁的政治资本”的态度入党，仍旧不乏其人。4.政治价值取向错误，功利化色彩浓重。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播，唤醒了大学生思想中的“主体意识”，他们在人生价值的选择与评判上，开始重视个人利益，甚至开始崇尚“合理的利己主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表现出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大学生价值观的这种变化使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上，撇开了内在的、传统的价值观念，而转向较为功力型价值观念，在生活志向上趋于功利，信奉“利己不损人”，“既向前看，也向钱看”，有的甚至造成人格扭曲，有的大学生求学仅是为“得到一个学历，找一份好工作”，缺乏远大理想，而把“贡献社会服务人民”的远大政治目标割舍其后。

二、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大学生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发生矛盾问题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大学生思想行为中出现一些偏颇也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克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此，针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原因，提出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一)充分发挥大学生自身主观能动性

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大学生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作为客体，他们是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对个人的“教化”;而作为主体，他们是个人自我“施化”。由此可见，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因，因此，要克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存在的问题，提高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水平必须提高大学生自身的觉悟。大学生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应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大学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角色，并采取各种措施加快角色转换，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自觉地、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使自身的政治认识、政治信念、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建立在对政治事物的科学认识和理性选择上。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明确自己参与政治生活的意义及所产生的可能后果，避免盲目参加，应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范。第三，对个体政治心理进行积极的调解。政治行为的中介环节是政治心理，它极大地影响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内容、方向和方式。［6］大学生只有把自己的政治心理调整到与社会群体心理相一致的程度，才能够产生正确的政治认识，高尚的政治情感，积极的政治态度和持续稳定的政治意志。

(二)发挥校园高等教育作用

1．加强校园政治文化建设。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在学生自身、学校、社会、大众传媒等多重影响下进行的。学校作为教育和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是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重要的因素。学校的政治教育包括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规范、政治理论体系等。学校只有通过传播社会主导政治文化，才能促进大学生完成政治社会化。这就需要营造一个和谐的校园环境，给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良好的空间。高校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新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德育教师和政工干部队伍为主要骨干力量，以学生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为主要对象，坚持不懈地加强马列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保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2．深入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要改变个体的政治态度，引导个体参加有关的政治社会社会实践是重要途径。良好的政治技能的养成最好能通过切身的政治实践来进行。因此，要建立与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把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总体规划和教学大纲，同时，学校职能部门要为实施实践环节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学生成立和建设好各种政治团体，在场所、经费上提供物质保障。社会实践是青年大学生从学校走上社会的桥梁，一定要通过社会实践，以大学生所见所闻赋予政治教育生动的内容，让大学生在实践中吸取和接受社会政治规范。对此，我们要大力提倡并指导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社会调查、社会综合实践、帮助孤寡老人、走近特殊教育儿童等青年志愿者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在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中，学会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积累社会经验，逐步实现政治社会化。

(三)优化社会环境

环境对人的成长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校园环境，还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1．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重塑政府形象，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影响政治社会化的最大障碍是党内腐败，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政治认同的淡化和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与冷漠化。因此要将反腐败斗争常抓不懈，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进行政务公开，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政治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迎来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属性好转，从而净化社会风气，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所以要加强党和政府自身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树立高效务实，公正廉洁的自身形象，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十分重要。2．发挥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的作用。目前，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当然网络媒体具有双面影响，我们要趋利避害，发挥网络的正面作用，以促进大学生沿着正确的方向完成政治社会化。第一，强化网络中的政治教育的影响作用。网络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体现，为大学生张扬个性化提供了其他载体无可替代的空间。因此，政治社会化的实施需要根据大学生生理及心理特点，建立相关的网站，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积极寻求网络中灌输的方法，通过语言、行为、情境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第二，加强网络的法制管理，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创造有序的网络环境。网络是个虚拟社会，同样需要法律的制约，否则网络就可能出现混乱状态，造成反革命思想和反华言论泛滥。因此，国家应制定相关法律，对网络进行管理和监督，加强互联网方面的执法，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政治社会化范文篇4

一、表彰的内涵及对象

现代意义的表彰即表扬之意，但起初是“表”和“彰”分别表示：《荀子·大略》载：“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闾”，商容是殷代贤臣，不受重用，周武王刚取代殷王统治就表扬他；《周书·毕命》曰：“彰善瘅恶”，彰是彰显、褒扬。“表”与“彰”都是为了显贤扬善，二者连用最早见《汉书·武帝纪赞》：“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意为突出，延伸为表扬之意，如《晋书·王导传》载：王导“德重勋高”，“诚宜表彰殊礼”。后世使用表彰时多延用引伸意。历史文献用来表示表扬意义的还有“旌（表）”、“扬”、“嘉”、“褒”、“显”、“励”、“劝”等诸多词语，其意与表彰相近。

古人云：“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注：《唐会要》卷45《功臣》。），“崇贤旌善，王教所先”（注：《南史·刘穆之传》。），认为表彰之制自古有之，是教化的首要任务，因此才有那么多的褒赠故事见诸史书野话。那么传统社会是以什么为标准衡量人们当否受表彰的呢？

《左传·僖公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风俗通·正失》曰：“世俗褒扬，言其德比成王。”显然，“善”与“德”是表彰的依据。在传统文化里，“善”、“德”属伦理范畴，与忠孝节义等同。《周书·毕命》曰：“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孔（安国）传：“表异其居里”；孔颖达疏证：“表异其居里，若今孝子顺孙节妇义夫，表其门闾也”。后世的注点出了表彰对象，即忠臣义士、孝子顺孙、节妇义夫”。地方官说要将“孝子、义夫、节妇为乡里所称者”，“条析以闻”，上报朝廷（注：《宋史·礼志》。）；明代叶伯臣认为：“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而不暇举，所谓宣异德化安在哉？”（注：《明史·叶伯巨传》。）清雍正帝也多次“命举忠孝节义”（注：《清史稿·孝义传》。）。把察举旌表忠孝节义做为政治事务强调，促使人们争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传统社会的表彰不论怎么强化发展，到清末也没有突破忠孝节义组成的衡量框架。

二、表彰在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表彰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内容概括为。“生则有旌擢之恩，没则有褒恤之典”（注：《明实录·明孝宗宝训》卷二《褒忠节》。），至于具体形式可谓精彩纷呈，分成以下几类：

（一）凝重形象的永恒昭示——牌坊、阙、祠、庙、碑、扁额等建筑形式给人们具体的教谕。

牌坊（又称牌楼）是有柱子像门形的建筑物，刻有各种花纹，正面依据表扬对象镌刻相应的字，如“贞孝”、“忠烈”，采用竹、木、石、砖等材料构建，常立于街旁路口、庙宇陵墓、衙署住家旁。阙，是立在宫庙门前和墓道两旁的石头柱子，一般是两根刻有花纹的柱子分离相对，有的顶上以飞檐相连，类似牌楼，称连阙。扁额，以木材制成，有题字，悬于门楣上方，旧称“榜门”、“表门闾”。以牌坊等建筑表彰形式，昭显人物行为，十分独特，可谓“旌筑之”。（注：《史记·留侯世家》：“表商容之闾”，杨＠①注：“表，筑旌之”。）如明神宗诏建表忠祠，褒扬建文忠臣；（注：《明史·方孝孺传》。）汉代孝女曹娥以身殉父，县为之立碑（注：《后汉书·列女传》。）；南朝卫敬瑜妻王氏，守节不嫁，刺史嘉其美节，乃起楼于门，题“贞又卫妇之闾”（注：《南史·孝义传》。）；清代对累世同居的义门和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赐建坊银两，而且赐御书扁额（注：《清会典事例·风教》。）。牌坊、阙、碑等建筑物，不仅是对已逝人物的褒恤，更重要的是它们蕴含的政治伦理能随建筑物的流传而穿越时空，影响后世，促进忠孝节义观的普及。

（二）入彤管理汗青的精神激励——入史列传与赠号赐谥的荣誉吸引。

秉笔直书是史家奉行不渝的原则，“褒贬之词，《春秋》所重”（注：（清）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对君臣有一定约束力，故“仲尼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注：（清）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褒赠》。）。雄彪青史抑或遗臭万年取决于人们自身的表现。忠臣孝子乃表扬对象，史书自然侧重于此，扬忠孝节义而贬不忠不孝不节不义，将各类人等“列于史册，可示将来”（注：《唐会要》卷56。），激励人们向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看齐。如唐代刘感、常达忠勇不屈，帝叹曰：“刘感、常达须载之史策也”（注：《旧唐书·忠义传》。）；宋代名臣曹勋上书：“昔太宗皇帝不忘勋臣，犹次序列其传二百四家……欲乞令所在州县，有忠义报国当时，功烈出众所明知者，许缙绅之儒作为传记……州府缴进，宣付史馆”，（注：《历代名臣奏议》卷284《褒赠》。）清代表扬循良之吏也采取“宣付史馆立传”的方式（注：《清史稿·循吏传》。）。目的是激劝人们看齐。

谥或号是封建时代对有特殊地位的人死后追加的称号，《晋书·刘毅传》云：“谥者行之迹，而号者功之表”，是盖棺而论的评价，有美恶之分。赞美忠臣的谥号常见的有：忠节、忠烈、正节、端肃等，如唐代郭子仪薨亡，谥“忠武”（注：《唐会要》卷45《功臣》。）；宋代张克戬力抗强敌，谥“忠确”（注：《宋史·忠义传》。）。对孝节义行为突出的人，政府也有赐号，如“孝义之门”、“贞女”等，当然，这种赐号不及忠臣谥号使用普遍，但其人虽殁，赐号永存的效果是一样的。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精神境界是“人死留名，贤愚所共”的升华，是人们的普遍追求，历代王朝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设《忠义传》《忠臣传》《孝义传》《节义传》等，将入史列传和赠号赐谥作为使百姓认同忠孝节义的手段。

（三）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赠官赐爵与宗庙配享的诱惑

光耀门庭泽被后世是传统社会人们的普遍追求，它只有和政治系统发生某种联系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种联系就是做符合君主政治统治的事，即践行忠孝节义。如汉代邓彪功勋卓著，诏“赐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注：《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北魏于什门不辱君命，诏“进为上大夫，并策告宗庙”（注：《北史·节义传》。）；北宋刘芳五世同居，赐进士出身（注：《宋史·孝义传》。）；唐代裴氏，李氏节烈行为突出，赐河东县君、孝昌县君，并被编入史册（注：《旧唐书·列女传》。）；西汉卜式疏财助官，赐爵左庶长，关内侯，官拜中郎（注：《汉书·食货志》。）。虽证这类赐封的官爵多数是荣誉性的虚职，但也足以使获得者引以为骄傲，吸引周围人等倾慕效仿他们的行为。

（四）具体实惠的物质刺激——赐物赏金与蠲免体恤的直接效应

物质奖励具体实惠，无疑有更深更广的影响效果。如明代夏言忠尽贤劳，赐银五十两，宝钞五千贯（注：《明实录·明世宗宝训》卷七《优礼大臣》。）；宋代陈竞世代孝义传家，唐僖宗时曾受旌表，南唐时被立为义门，免除徭役；到宋代则不仅免服徭役，而且免交杂科，并允许每年贷粟二千石（注：《宋史·孝义传》。）；明代徐溥施义田赡养宗族，诏免除徭役（注：《明史·徐溥传》。）；清代奖给节烈妇女养赡银和口粮（注：《清会典事例》卷270《蠲恤·安节孝》。）”传统社会人们负担的租税赋税徭役十分繁重，若蒙朝廷赦免若干年的租赋、徭役，不仅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减轻负担，为了得到这种待遇，人们自然努力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

除了以上四种表彰形式，还有辍朝，入选名宦图、赦罪三种方式，前两种主要针对忠臣，显示朝廷的“念功之怀，旌贤之义”。（注：《唐会要》卷45《功臣》。）；赦罪的对象是孝子顺孙，依照法律有罪当诛杀人偿命，但历朝均有赦免孝子罪行的记载，其宗旨是十分明显的。

旌表忠孝节义为的是忠孝节义，千年的史乘排列的是千年的“忠臣孝子长廊”和“忠节贞烈牌坊”，面对这种宏大气魄，我们能不叹服？

三、表彰的类型——程序分析

“类型”指具有相同性质、特点的事物形成的类别；“程序”指事物发展的步骤和次序。运用类型——程序分析表彰旨在揭示忠孝节义观念的发展与表彰的联系，以及表彰的运作过程。

（一）表彰与忠孝观念的发展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忠孝相通，始终并提。表彰在忠孝观念强化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先看下表：（注：参考五朝《忠义传》《孝友传》《列女传》《明清史料汇编》以及清代史学家赵翼《陔余丛考》（卷39第853页）的记载作的统计。）

朝代汉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

数量

类型

孝孝子7398671910302

义门253823225

忠18110294352557

备注义门:累世同居共财、睦洽传家的孝义之门,故列入孝.

图表一，五朝忠臣孝义表彰人数表

受旌扬的孝子在汉代仅7人，历唐代39人到清代达到10302人；忠臣在汉代也仅18人，经唐、宋、明、清逐步增长557人。简单的数字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表彰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伴随的是忠孝观念的日渐强化。进一步而言，表彰加深了忠孝之道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刻痕，同时它在实施过程中达到了自身的完善。表彰与忠孝之道互相作用，如同两面相对的镜子，产生了无穷的隧道式光学空间。受旌表者毕竟是少数，但这少数典型的表彰往往会产生成倍、成数百倍的效应，“入则孝亲、出则忠君”。表彰之关键不在物质爵位的犒赏，而在促进观念的形成和推广。忠孝旌表是促使忠孝观念在各个社会层面渗透的重要因素。

（二）表彰与节烈观的发展及妇女地位的变化

汉代刘向撰《列女传》开表彰节妇烈女之风，但并没有普及；及至范晔于《后汉书》首设《烈女传》，表扬孝妇顺女，节妇烈女，节烈表彰才成定例。那么表彰在节烈观念的普及，尤其是妇女地位的变化中产生了什么作用呢？我们看近人董家遵关于节烈妇女及表彰节烈妇女的统计表（参见图表二），能发现几点：

每百年表彰烈女Q每百年表彰

节妇Q的节妇(Q%)的烈女(Q%)

两汉(历406年)225.2194.5

魏晋南北朝298359.7

隋唐五代(历394年)348.9297.7

宋(历320年)1524812238

元(历163年)359403383430

明(历227年)27141983436881336

清(止1762年,历118年)94821156328413464

图表二，历代节烈人数及每百年表彰节烈比例表①

（1）节妇烈女的绝对数呈增长趋势；

（2）每百年表彰的节妇烈女的比例也在逐步扩大；

（3）宋代是个明显的界限：节烈妇女人数和每百年表彰的比例陡然上升；至明清期间更是成数倍，数百倍地增长。

这反映出节烈观向整个社会渗透的过程，以及表彰的日益频繁在推动节烈观普及过程中的强化作用。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妇女地位的变化。

虽然，汉代已有表扬贞节妇女的记载，如东汉安帝就多次下诏“赐贞妇帛”、“甄表门闾”（注：《后汉书·孝安帝纪》。），但并不限制妇女再嫁，如《白虎通·谏诤》云：“绝交令可友，弃妇令可嫁也”。到唐代贞节观念仍然不为人们广泛接受，有23位公主再嫁或三嫁（注：《唐会要》卷6《公主》。）（见图表三）。

唐高祖高密公主初降长孙孝敬、后降段纶

长广公主始降越慈景,后降杨师道

唐太宗襄城公主先降肃锐,后降姜简

遂安公主先降窦达,后降王大礼

唐中宗定安公主先降王同皎,再降韦濯,三降崔铣

唐元宗兴信公主先降裴jì＠②,再降裴颖,三降杨敷

唐肃宗宁国公主先降郑巽,再降回纥可汗,三降薛康衡

注:①降是古代公主下嫁的专有称呼;②此表仅选择典型制成

图表三，唐代公主再嫁史实

然而在宋生了剧烈变化，理学家们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注：《遗书》卷22。），妇女的生命在贞节面前形同草芥，妇女不可再嫁。至明清，守寡守节甚至上升到国家法典制度的高度：凡寡妇守节起自未满三十岁的任一年龄，能继续保持达五十岁者，可受褒赏而建立牌坊（注：《清会典事例》卷404《风教》。）。妇女由可再嫁到不可再嫁以至守节受褒赏，使“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义得到了最完美的论证，“从一而终”判定了妇女的死刑，扭曲了妇女的人格，妇女沦落到社会的最低层。貌似尊崇女性的贞节牌坊压制了成千上万的守寡妇女的人性和尊严，因此，表彰在妇女地位的变化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三）表彰程序

传统表彰有严格的程序，按涉及的行政级别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表彰程序，这是展示表彰如何操作的过程。

1.中央政府表彰程序

中央政府表彰是皇帝颁布诏书旌表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但此前有先行程度，涉及一系列机构，以唐、宋为例说明：《旧唐书·列女传》载：郑神佐战死边城，其女剪发坏形，护父丧还，誓终身不嫁以奉双亲。节度使肃tì＠③奏，诏旌表门闾。其程序如图表四所示：

附图{图}

图表四，唐代中央表彰程序示意图郑氏女的孝行经县府层层上报，最后由朝廷礼部奉旨核实，皇帝御书诏表。《两浙金石志》卷一二《宋chì＠④赐忠显庙牒碑》记载了对岳飞的追赠过程：大学生杨懋卿等人因岳飞已追封为鄂王之故，要求改原祭祀庙额“灵通”为“忠显”，转运司两次审核，上奏朝廷，降旨批准。其程序如图表五所示：

附图{图}

图表五宋代中央表彰程序示意图

宋代政府机构比唐代复杂，增设了转运司的环节，由此观之宋代表彰程序较前代更为完善，增强了表彰的严肃与庄重色彩。

2.地方政府表彰程序

地方政府表彰是由县、州、府等各级行政机构对忠孝节义之实行的彰显措施，程序不及中央政府表彰繁琐。如，汉代孝女曹娥投江殉父，县长为之立碑（注：《后汉书·列女传》。），这是县一级表彰；孝女赵娥报父仇，“州郡表其闾”，（注：《后汉书·列女传》。）这是州郡一级表扬；明代李复新不顾赦令杀人复仇。“县愍其孝”，上奏府尹，先“驳议”，又“终用县议”，表其门“孝烈”（注：《明史·孝义传》。），这是逐级讨论决定的表彰。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注：参见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对地方政府表彰程序有详细论述，即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且有严格管理，防止胥吏循私作假，保证表彰落到实处，起到敦励风化的作用。

不同历史时期，表彰程序有繁简之别，但它那由简到繁的完善过程，正说明了表彰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不仅促进忠孝节义观念的普遍化，同时又与后者并行发展，为今人了解传统教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

四、表彰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分析

一种政治实践有何种功能在某种程序上由其特点决定。政治社会化将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原则等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和传递，形成社会成员共有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这属于政治体系的过程功能，具有实践性、目的性和手段性等特点。表彰也有类似特征。其一，实践性：传统表彰蕴含的政治价值，伦理规范，有指导政治实践的作用。传统社会表彰的诸多表现形式，如立牌坊、修祠堂、入史册：赐官奖物等造就了形成忠君孝亲、守节行义政治心理的环境，并以超越时空的力量引导制约后人的政治行为。其二，手段性：表彰是各个王朝向臣民展示其威严的手段，有较强的笼络性，令百姓在龙恩眷顾之下，感念皇上的恩德，在心理上自觉形成忠孝节义，并践行忠孝节义，由此王权的稳固成就于“兵不血刃”之间。其三，目的性：传统社会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表扬忠臣孝子节妇义夫，并非无缘无故；君王们慷慨地拿出自己拥有的财富奖赐给百姓，亦非想使臣民与之分享。这样做仅仅是示恩耳，以收买民心，稳固政权，这正是表彰的目的。实践性、手段性和目的性出了表彰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传统社会的表彰是深入人心，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实践，与传统政治社会化的其他途径比较，没有学校教育的说教性、政治录用的投机性、祭祀的沉重性，运用最广，效果也最佳，为维护王权，宣扬忠孝节义等伦常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政治社会化功能从以下两方面论述。

（一）维护功能

维护功能指表彰有助于维持封建政治秩序的稳定，维护传统政治文化，它在传统社会表现为以下两点：

1.扶植纲常，弘扬名教

“纲常”即三纲五常，核心是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制度；“名教”是“正名分、定尊卑的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纲常与名教的实质都是以等级名分划分社会阶层，规定人们按名分行事，“上以御下、父以御子，夫以御妇”，强调君权的高不可攀、父权的不可冒犯，把一切人纳入同一模式，维持君主政治统治的稳固。表彰有助于扶植纲常，弘扬名教。宋代名臣赵汝愚说：“赐谥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注：《历代名臣奏议·褒赠》。）《明史·忠臣传》赞曰：“（彰）足以扶植纲常、使懦有志也。”其意义在于通过表彰措施，向臣民灌输君权至上为核心的政治思想，将忠孝节义等道德伦常拔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例如，唐太宗表扬忠臣时，对隋将裴虔通叛隋行为不以为然，认为“君臣义重，名教所先”，“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注：《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把裴发配到huān＠⑤州。明代章纶亦曰：“以孝治天下，三纲五常实缘于此”（注：《明史·章纶传》。）。所以政府常彰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如明弘治年间，诏曰：“朕以天下为家，方思励名教，……其有趋于礼义者，乌可不亟加奖励”，（注：《明史·列女传》。）史料所载的诸多表彰史实无不以宣扬纲常名教为宗旨，维护君权、父权、夫权

的统治。

2.励风化，敦风俗

风俗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礼节习俗的总称，有民间自成部分，但更多的则是统治者倡导赞许的风俗。传统社会的风俗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注：《孟子·藤文公上》。），又称“五伦”。“风化”又称“风教”：“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传统社会教化的形式之一，具有“厚人伦，美教化，移风谷欲”的作用，风俗是风化的主要内容。传统风俗体现的多是尊卑等级的伦理规范，“人伦有礼，朝廷有法”（注：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礼法并重，具体而言即忠孝节义，表彰践行者直接推动了纲常名教风俗化的过程，使之转化为臣民的生活习俗，具有励风化，敦风俗的社会作用。就理论而言：“盖抑引之教，异俗所先，变里旌闾，义存劝奖。是以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注：《南史·孝义传》。），旌劝百姓忠孝之行，有助于彰显君臣父子之义和人伦人道，是整个社会忠孝成俗的重要条件。从政治实践来讲，君臣具有共识，一致将表彰忠孝节义作为重要政务强调，例如，唐代为“弘长名教，敦励风俗”，特诏表义门宋兴贵家族，且“蠲免课役”，“布告天下”（注：《旧唐书·孝义传》。），使其美名远扬；《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多次记载

大臣们请求褒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烈女的奏议，因为旌表之制“于风化，实非小补”，他们“欲望圣明特赐褒表，以励风俗；使知纯德至行，为世所重，多所感化”。地方官也认为如果将“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视为末而不暇举”，那么“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注：《明史·叶伯巨传》。），会直接威胁到君主统治基础。表扬忠孝节义践行首，对树立民俗仪型，确实能将“人名教”转化为政治习俗的目的，能有效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

（二）传递功能

传递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第二大功能，是政治系统通过各种有效途径使政治文化得到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传延，包括代际传递和人际传递。前者是“社会的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其政治文化的方式”（注：K·P·兰顿：《政治社会化》，第67页。）；后者是同一时期人群之间政治文化的传播，直接表现为政治文化地理空间的延展。表彰具有代际传递和人际传递的功能，如物质奖励、封官赐爵、标旁门闾、蠲免课役等表彰形式不仅提高受旌扬者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助于忠孝节义观念的传播，促使周围的人效法；而修建牌坊、树碑立祠、编入史策则不仅影响当世，而且能穿越时空限制，以传统文化载体的形式永恒昭示后世。在传统社会表彰的传递功能表现如下：

1.开启天性，激发情感

开启天性，激发情感是指表彰能激发人们产生对政治系统的忠诚、热爱和信仰等情感。传统儒家认为忠孝节义存乎百姓心中，有待外力感化激发，如董仲舒所言：“民者，瞑也……今万民之性，其有质而未能觉，有如瞑者待觉，教然后善”（注：《春秋繁露·洞察名号》。）；宋儒程颐亦曰：“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注：《宋史·道学传》。）认为忠孝节义观念出乎天性。故有“义发乎心，情非外感”（注：《南史·孝义传》。），“孝悌之行，虽曰天性，岂不有赖教化哉”（注：《明史·孝义传》。）之说。如何教化才最佳呢？《明史·孝传》云：“自古圣贤之道明，谊辟英君莫不汲汲以厚人伦、敦行义为正风俗首务。旌劝之典，赍于闾阎，下逮委芭”，使布衣匹妇，不分老幼均能“名显于朝廷之上”，这样“足以扶树道教，敦励末俗，纲常由之不泯，气化赖之维持”。“旌劝之典”不受地位、年龄、性别的限制，只有它才能激发百姓的天性。宋人吕祖佥说：“人主者，华夏蛮＠⑥之所观瞻，几近于节扬仪典，皆所以感化天下，起其忠君亲上之心，（注：《历代名臣奏议·孝亲》。）“节扬仪典”尤指旌表之典，可以使四夷敬服，心生忠君主义。清雍正帝亦云：“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于治道有所裨

益”（注：《清会典事例》卷449《昭忠祠祝文》。），从治国高度证明表彰在激发情感，实现传统伦理观念传递上的重要作用。从现代观点看，说忠孝节义乃人性本存是唯心主义，但若从精神追求考虑，“旌表”能薰陶性情，使百姓自觉践行社会认同的政治规范，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2.彰显既往，激劝将来

表彰最重要的作用是以彰显既往之忠孝节义之行，产生社会效应，激劝后来人效仿，有代际传递功能，用清人的话讲就是：“盖以表扬既往。沛酬庸褒德之恩，激劝将来，励怀古钦风之志”（注：《清会典事例》卷1065《贤良祠祝文》。），伦理道德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延，社会秩序就得到保障，“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汤火，乐为陛下死矣”（注：《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君王的宝座自然安稳。如晋恭帝曰：“（对刘穆之）加赠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贞之烈不泯于身后，大赍所及永秩于善人”（注：《历代名臣奏议·褒赠》。）；唐人亦曰：“劝赏义明，在褒功显节。存则酬其禄，殁则录其子孙，然后忠义不遗”（注：《唐会要》卷45《功臣》。）。表彰忠义节孝旨在将此观念流传下去，激励后人；事实上它也确乎做到了这一点：“比年以来，褒表忠义，如岳飞、刘光先等追赠王爵，中外有志功名之士，闻风兴起”（注：《历代名臣奏议·谥法》。）。因此历代君王总不忘对有功之臣。忠义之士，或追赠加封，或录用其后人，使“世世为臣者，观感奋发，知所慕效”（注：《清会典事例》卷447。）。这正是表彰的主旨。

传统社会奉行的伦理道德更近乎道德风尚即社会风气，它“直接受着某种表层的道德心理的支配”，这种道德心理是“存在于人的自我中而充塞渗透以全部心情的那种理性内容”（注：许苏民：《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黑格尔那里被称作“情致”，他说：“情致打动的是一根在每个人心里都回想着的弦子；每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蕴含的价值和理性，并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270页。）传统社会遵行的伦理规范确乎蕴含着某种理性和价值，它就是三纲五常，具体表现为忠孝节义。它们经过少数劳心者的理论论证和统治集团的“教化”，逐渐为人们熟知，并形成了易于口耳相传的歌谣，如：

“忠臣事君，有死无二”，

“食人之禄，死人之事”，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家无二主，国无二王”，

“妇人事夫，无再醮之理”，

“好马不备双鞍，烈女不更二夫”，

“国难显忠臣”，

“子孝父心宽”……

虽只有短短十几句，却将等级制、家长制、男尊女卑、愚忠愚孝、三从四德等传统伦理观念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它们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序，固然有学校家庭教育、宣讲等途径的传播强化作用，但因为表彰所具备的特点和功能的特殊性，它更有助于忠孝节义社会风气的形成和传播。表彰范围愈广，程度愈显，次数愈频，这种风气形成的速度就愈快，观念积淀就愈浓厚，如此绵延不已，遍布民间，深入人心。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作的左半部右加京

＠②原字为土右加自

＠④原字为束右加力

政治社会化范文篇5

(一)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公民政治社会化形成的具体过程，是有计划地向公民传输政治信息，从而使公民逐步形成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过程。

(二)公民政治社会化所包含的内容

公民政治社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教化和个人自主学习。一方面，从社会方面来说，公民政治社会化就是当前政治体系将相关的政治信息通过诸多传播途径和方法传递给社会成员，让社会成员在接受政治信息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各自的政治观念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从公民个人方面来讲，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形成也是公民自己学习的过程，公民通过对政治信息的学习，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内在思想，使政治价值观影响和决定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情况和政治取向。

(三)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随着政治社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公民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公民政治社会化会受到当下社会政治的直接影响。可以说，公民政治社会化传递和延续着国家的主流政治文化，也为政治稳定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持。其次，公民政治社会化还能够对政治权威起到维护的效果，节约政治资源。最后，公民政治社会化还能够使公民的政治素质提高，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内在一致性

每个时期的公民政治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影响，而其中起到最大主导作用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二者的主导者和对象具有一致性。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形成主要是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人自由学习两种途径实现的。虽然如此，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社会教化，这种教化并不是“全社会”利益的教化，而是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观点来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教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社会或社会群体有目的、有计划的采取一定的措施，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来实现对社会成员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2］。由此可见，公民政治社会化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者和对象具有一致性，都是国家的统治阶级和社会成员。第二，二者的“教化”内容具有一致性。在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社会教化还是公民自主学习的内容，都是国家政治信息、政治价值和政治行为的充分体现。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面体现，其中必然会包括特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以及道德规范等。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质和方向在当下政治观点中得到了充分全面的体现，政治观点也因此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和重点内容［3］。所以，无论是公民政治社会化还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化”的内容都有“政治观点”，都体现了国家的政治利益。

三、当前政治对政策建设与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形成所起到的推进作用

通过上文所提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内在一致性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政治对政策建设和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前政治能够为公民政治社会化提供充足的政治信息。从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内涵中我们能够看出，社会成员接受政治信息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来完成的。在社会实践中，社会向公民提供不同的思想政治信息，公民通过对这些政治信息的理解和内化，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思想［4］。此外，当前政治所提供的政治信息还可以培养公民个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兴趣，从而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当前政治向公民所提供的信息，不仅是他们政治价值观形成的前提，也是公民政治社会化最终完成的基础。第二，当前政治能够促使公民个体形成政治价值观念。在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关键的就是让公民了解、掌握和内化一定的政治观念和通行的政治行为准则。公民个体政治价值观念的形成是其政治社会化的内在标志。因此，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公民个体了解、认同和掌握这个社会所通行的思想政治价值观的过程，是了解这个社会政治运行规则的过程，也是公民个体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政治价值观的过程。第三，当前政治能够保证公民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并非让社会成员认同每一个社会的政治思想体系和政治运行规则，也并非让其认同特定社会中所有的政治价值观念;它必然是促使其社会成员认同当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法律思想和政治法律制度，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就表明公民政治社会化也有一个特定的政治方向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确保了公民政治社会化的特定方向，即一定社会中统治阶级所规定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政治方向。

政治社会化范文篇6

1．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定位失衡。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但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年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凝聚人心、团结力量，使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先进的革命理论和立场上来，以便步调一致，完成革命任务。计划体制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将社会成员的思想统一到一致的计划上来(国家计划、单位计划)，以便完成上面下达的计划任务。这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具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为了整体，因而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定位，这是与我党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切合的。因而可以说，公民意识的培育正是我们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性的价值取向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却扼杀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使人们丧失了发挥自己创新能力的愿望，从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不相容。2．思想政治工作实施过程的封闭性。思想政治工作往往采取从国家——单位——个人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单位是核心，国家虽然处于权力的最顶层，但其意图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国家和个人是很少直接照面的，国家对于个人而言似乎是遥远的、抽象的，因为个人的利益主要由单位来直接体现和满足，“单位制度既是单位垄断个人生存资源分配的制度，也是国家权力垄断资源分配的制度”。以单位为核心枢纽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主要缺失是其封闭性。3．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的缺位。思想政治工作一般由单位内的党组织作为主要的实施机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单位性质、种类的同质和单一，党组织的建设是普遍化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普遍开展。新形势下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组织，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般没有党组织存在，也就意味着缺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机构。另外，即使是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原先党组织承载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剥落和弱化现象。这与这些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有关。

二、“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建立方略

1．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社会团结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机械团结，它是在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其特征主要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集体成员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信仰也类似；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相似性和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公民意识，型塑开放的公民意识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健康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公民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公共意识，它包括政治上的参与、对所属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法律上的制度认同感、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道德上的自我负责与社会责任感；它还应包括负责任的环境与生态伦理等等。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内容上必须调整到公民教育上来，以型塑公民意识作为自己的核心，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必然要求。3．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机制、组织实施的社会化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保障。公民意识的培育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社会整体性教育工程，是封闭、自足的“单位”难以承载的，以“单位”为核心枢纽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塑造封闭性的“单位人”，因此必须变革封闭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实施应该由能超越本单位利益界限的机构承担，即实施机制应具有社会公共职能色彩。首先，执行国家公权力的机构和公务人员应对思想政治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的职能行为应该既是履行法定职责，又是面对社会公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三、结束语

政治社会化范文篇7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必然需要教育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当前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相适应，使教育深人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观点均来源于生活，只有经过系统化理论总结后，再回归生活，并服务于生活，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教育目的。而且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不断生活化，才能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益，采用对人民群众进行更贴近他们理解和接受能力的教育形式，增强人民群众学习思想政治知识的效果，并在受到强烈感染的情况下，切实提高内身的思想政治觉悟。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还应与时代n会生活的变化保持同步，生活化内容和目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内容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更新变化，不断进行完善和更新，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广度和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任何社会发展时期，均能接受到iK确的思想政治知识熏陶，随时保证思想价值观念的科学合理性。

二.动态化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在根本上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随时与社会发展形势保持同步，也即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进行动态化的适应。这改变了旧有的对理论知识的僵化教育及理论知识一定程度的封闭化传承方式，与时展保持了更亲近的关系。旧有理论知识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过革新，但无论从力度、范围，还是效果上，均不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后的理论体系同日而语，社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仅使旧有的经典性的理论知i只保留了下来，而且使这些知识与生活更加贴合，内容更加充盈，整个理论体系革新的步伐更快，与社会发展节拍更加一致。

三.隐形性

政治社会化范文篇8

[关键词]我国；政治社会化；述评

政治社会化这一概念诞生于国外。自1958年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首次发表有关政治社会化研究的论文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特别关注，政治社会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政治社会化能否顺利进行，进行的效果如何，都影响着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世界各国统治阶级都极其重视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我国对政治社会化问题历来都很关注，但从真正意义上进行的研究起步较晚。尽管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我国学者经过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下面分析整理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成果，发现其不足，以期推动我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有利的思想环境。

一、学科研究视角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化属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专业术语。但其他学科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对社会化研究的侧重点和角度不同，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也是如此。政治社会化无论何时都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至今仍然是政治学界研究的热点。政治学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内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继承过程。社会学侧重于研究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认为政治社会化是个人逐渐学会被现存政治制度接受和采用的规范、态度、行为的过程。尽管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学中分支学科政治社会学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可真正深入细致研究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学中却为数较少。相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学者们日益注重素质教育的研究，许多教育者把政治社会化作为青年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来进行研究，主要关心向年轻人灌输知识和信仰，将社会主导政治文化内化学生的政治知识结构和思维能力之中。另外，心理学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也略有涉及，侧重于研究充满诱惑与机遇的转型社会中，个体的政治认知及政治心理变迁过程。

二、研究内容

(一)政治社会化的含义

对政治社会化含义的理解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我国学者对政治社会化含义的阐释基本趋于一致，但从不同角度研究所阐释的含义也有不同。大多数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传播过程，从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来进行阐释。其中戴长征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认为政治社会化(PoliticalSocialization)的概念是与政治文化互为表里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传播的途径。洪伟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目的与过程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它们是一个统一体，是统一的一个过程。李元书认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王浦劬则从公民个体的角度将政治社会化定义为是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

(二)政治社会化阶段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政治社会化阶段划分观点基本趋同，认为政治社会化大致可分为儿童时期政治社会化、青年时期政治社会化、成年时期政治社会化。国内外学者对这三个阶段研究力度各不相同，国外学者注重对儿童时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我国学者非常注重对青年时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尤其是对青年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更为突出。对青年时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集中在研究政治社会化现状及影响因素方面。

1．我国青年政治社会化现状。学者们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展现了我国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状况。刘世丽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将其从正面和负面分别归纳为五个特点：政治认知基本正确，政治认同感较强，政治情感高尚，政治态度端正，政治参与务实化、理性化；政治认知尚处于浅表层面，政治评价功利化，政治兴趣缺乏，政治情感冷漠，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存在偏差。

2．影响因素。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周贺从我国社会转型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对青年政治社会化有双重影响，既有助于青年接受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作出正确评价，有助于推进青年政治社会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青年政治社会化，阻碍了青年政治社会化对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的传递，对青年政治社会化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刘世丽也认为我国现实政治矛盾困惑，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机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而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及某些政府行为相对落后，效率与公平、公平与公正的矛盾困惑冲击着青年人，造成部分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失望，对政治教育的怀疑与否定，使其原有的政治认知不断模糊，政治信念产生动摇。他们进一步从微观层次考察影响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因素，认为20世纪90年代青年自身价值观矛盾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使青年对现实社会现象的认知和理解多从个人的实际利益出发，认知直观化，政治评价功利化。当代青年面临的就业压力以及学校思想教育和管理方式的缺陷也使青年政治社会化的效果难以达到。房宁、樊未晨在一项中学生政治社会化调查中，从主观感受的角度，证明我国青少年在社会意识、道德观念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父母长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最后是大众传媒。

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全貌，也为思想政治教育部门提供了决策依据。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进行简单的描述，在现状研究上虽然采用了大型的调查，却也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发掘。影响因素研究大多也是理性阐述，较少实证研究，缺乏说服力，难以揭示更深的影响规律。此外，只注重对青年时期的政治社会化研究是片面的，很难对政治社会化进行全面的认识。

(三)政治社会化媒介研究

孔德元认为政治社会化媒介指的是各种承担和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结构。政治社会化媒介主要有家庭、学校、大众传媒、同辈群体等。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和结果。

1．家庭。孔德元指出，在所有的社会化因素中，家庭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是最早、最直接也是最为持久和传统的社会化场所。戴长征认为，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原初场所，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的载体和渠道，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国家和民族意识、公民主体意识正通过家庭代代相传。我国学者对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有很清楚的认识，但大部分只作理论分析，很少进行实证研究，而且在整个政治社会化媒介研究中真正研究家庭的也不多见。在中国期刊网上仅搜到一篇关于家庭政治社会化调查研究的文章，研究者是余振、郭正林。他们通过调查，分析了中国大学生家庭生活环境对大学生政治态度形成的影响，大学生参与家庭决策的角色，大学生与父母代际互动及思想情感沟通的程度；对大学生家庭环境与其政治态度的取向进行了相关关系分析等；最后发现真正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不是家庭而是社会大环境。2．学校。学校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一。从以上阶段研究的分析来看，我国学者非常注重学校政治教育的研究，尤其是大学教育。戴元征指出，学校教育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强大的功能是任何政治体系都不能忽视的。孔德元也认为学校是一种正规的制度化的组织结构，为人们的政治社会化创造了更为复杂的环境条件。也有学者认为在确立一个人的政治价值观念、培养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方面，学校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刘启焱、刘小川认为大学阶段是青年大学生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趋向形成和成熟的关键时期。

3．大众传媒。孔德元认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提高了政治信息的普及化程度。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是人们获得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人们了解政府活动和政策的重要途径，并且影响着人们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的形成。但胡海可、林华蓉认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是强化或减弱原有的政治取向，而在改变人们原有的政治态度方面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随着第四媒体——网络的兴起，专门进行网络对政治社会化影响的研究也层出不穷，基本上集中在研究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上。张光通过调查发现，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学生政治社会化状况随上网频率不同而不同。在政治知识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对时事知识的掌握程度较好；政治价值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在国家民族意识方面与其他频率上网者无差别，但其对政府和现行政策认同程度明显偏低；政治参与倾向方面，高频率上网者相对其他频率上网者而言参与态度较消极，对表达意见的途径了解较少，在政治效能认识上比较悲观，权利和义务意识比较薄弱。田霞、邵晨昱在调查中也发现，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主流积极向上，能够自觉接受先进政治文化，但受网络文化多元化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理性批判精神不足，政治认同感上还存在一定的模糊，对待网络上的一些黑色或灰色信息，政治分析力和政治辨别能力较弱。冷青峰等则从网络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4．同辈群体。国内外学者对同辈群体的研究都很少，但也都意识到它在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性。孔德元研究表明，在人生的大多数阶段上，同辈群体都起着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态度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三、分析与思考

从近十余年我国政治社会化的相关文献来看，目前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总结起来其特点有：学科研究视角单一，进行综合考虑研究的较少；学者们对政治社会化涵义的阐释见仁见智，但大多缺乏理论性和科学性；阶段研究上过于注重青年时期的研究，对其他阶段的研究较少；对各种媒介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研究，而对家庭、同辈群体等媒介的研究并不多见；研究方法上尽管采用了一些抽样调查，但简单划一，典型调查、纵向跟踪调查以及访谈法、实验法等方法运用不多。基于此，笔者对今后进行政治社会化研究拟提出以下几点建设：

1．加强多学科研究。政治社会化涉及各门学科的知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哪一门学科的研究之中。运用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化，也可以运用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糅合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能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政治社会化范文篇9

全球化问题在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5年中持续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一热潮有增无减。据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NKI）的检索统计，自1994年起，仅在题目中出现“全球化”字眼的文章就有1800多篇，关注全球化的中文网页估计至少在25万以上[①]。然而，这些内容更多地限于经济学范围的考量，在政治学界，这一思索的头绪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以维普数据库为例，以全球化为关键词的文章多达2384篇，而加上“政治”一词的二次搜索则仅有16篇。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全球化讳莫如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幻想阳光，演绎着现代版掩耳盗铃的传说。殊不知，在潮流涌动的国际社会，一场泥沙俱下的文化之争正在拉开帷幕，并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走上前台。本文拟以民主化和民主文化为例对国际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及其模式。

一、民主化与民主文化

就在1974年，一群葡萄牙人于4月25日发动政变，无意中成为一次世界性民主化运动的开端。在此后的整个20世纪晚期，世界上大约有120多个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几乎所有的国家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冲击。[②]

这一次民主化浪潮是以西方式的民主来加以衡量的。学者们在探讨这一事件时对民主概念进行了低调处理，倾向于将选举制度的建立作为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取胜的标志，将“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③]视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将竞争和参与视为民主化的两个维度，[④]而民主化进程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⑤]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波民主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胜利，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同经济市场化相媲美的政治民主化之翼。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奇迹”：民主化在波兰花了十年，在匈牙利花了十个月，在东德花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花了十天，而在罗马尼亚则花了十小时。[⑥]民主化国家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速度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很快地，人们开始对这种“骤然出现”的民主提出置疑。法国学者居伊·埃尔梅指出了所有关心这次浪潮的学者都在关注的两个问题，即这种新的民主体制的长期可维持性以及扎根的可能性。[⑦]

西方民主的源头在古代希腊，但雅典式的民主被现代人视为笑柄。随着西方政治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理想化取向被逐渐磨蚀，雅典民主的精神经过古罗马时代的“基因重组”传给现代西方的。经历了长时间的“接力”与“组合”，西方社会才形成了自由民主的“杂交优势”。即使这样，作为民主最重要权衡的普选权，其实现在英国用了近两个世纪，美国也并不比英国短。

自由民主的来之不易使西方学者在审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喜忧参半。享廷顿在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时问道：“为什么在西班牙、秘鲁的统治之后立即出现对民主的认同，而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威权体制垮台之后要经历20年时间才形成相对的认同呢？”[⑧]

事实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突飞猛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主剥离了价值层面的认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民主化的巩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最高标准，即“巩固的民主”，它预设了“一个长期社会过程的存在，以对大多数公民灌输民主的价值”；另一个是最低标准，即没有出现对制度的合法性的挑战和重要政治团体对行为规则的系统性违背。[⑨]对民主化退而求其次的态度表明了西方国家对民主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的宽容，同时也厘清了两个不同层次的进程，即民主制度化的进程和民主文化的嬗变。

我们看到，作为政治全球化标志的民主化还只是停留于表面，对民主文化的认同，也即政治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才是民主最终得以巩固的标志。政治全球化进程的重点已经开始从民主制度的全球化上移开，进入了一个更为扑朔迷离、深浅莫测的领域—民主文化的全球化。其焦点将专注于政治文化跨平台的交流与融合。那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迅速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将面临着文化创新的任务。它将最终决定民主制度的稳固与持久。

当民主化的制度性扩张接近尾声时，真正的政治全球化才刚刚开始，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将是政治全球化的下一个焦点。一场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将会随之展开，尽管其结果可能是没有结果的结果。不断伸展开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各样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回旋的空间，等待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者”争夺“冠名权”。[⑩]

将制度与文化分离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政治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特色，它反映了“第三波”式的民主认识路线[11]。且不说托克维尔对美国式自由的误读，单从那位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民主理论家熊彼特被抬出来的现象就可以看出一种倾向：民主化的理论家们试图从一些经典理论中得出一些令人满意的对现象解释，但最终结果是连自己都一头雾水：制度之外被弱化的政治文化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对现象的解释又为新的现象所推翻。在错综复杂而又琢磨不定的力量面前，民主化的研究陷入窘境，缺乏预见性。[12]

美国著名的史学家约翰·托兰在《战争之神》一书的结尾描写了这样一个场面。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推动下进行民主化改革。一个日本老人在向麦克阿瑟政权表示敬意的同时对天皇顶礼膜拜。这生动的写照了在美国占领下的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人们政治价值的转变。美国的烙印尽管鲜明，但是，传统文化的因子又是如此充溢，雕琢着政治文化躯体上的每一个细节。

尽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成果让那些西方的政治理论家们欢呼，但庆功的宴席上却并不全是欢声笑语。如果以这里提到的民主概念[13]来考量像土耳其、印度、斯里兰卡、俄国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时，它们确实可以称作民主国家，但是，它们的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差距却也不容忽视。戴尔蒙德不得不承认，

“在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这种差距，已经成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差距将对理论、政策和比较分析产生严重后果。”[14]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研究方面最负盛名的政治学家享廷顿也得出结论认为，“自由化可导致也可以不导致全面的民主化。”[15]如果将该句前后加以调换后形成的命题“民主化可导致也可以不导致全面的自由化”就成为西方民主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关键性命题。理论的审视正像扎卡利亚认为的那样，“宪政自由主义从理论上与民主不同，从历史上与民主有别”[16]由于西方世界的特殊历史发展过程，自由与民主这两条线索，在西方政治结构中是相互交织的。当这种政治结构继续向外伸展，而试图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政体时，西方学者不无失望地看到，自由和民主“在世界其他地方则分道扬镳了。民主繁荣了，宪政自由主义并未昌盛。”[17]

事实上，西方所谓的“自由国家”在“民主国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增加，而是减少。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些实行了民主制的国家均接受了自由。[18]更为糟糕的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停止不增，在质量上却急剧恶化。让人担心的是“许多国家民主被逐步地空洞化了，只剩下一个多党选举的外壳。”[19]

出于西方立场的这种担心正在为另一种努力所替代。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基础上，丰富多彩的民主文化正在形成。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实际上已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民主形式，像“东亚式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等地域性的民主模式，而在理论上，“管理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等一些新的模式作为民主化过程的产物也得到了人们认同。[20]

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互动正在形成，文化将在综合的全球化进程展开相互影响的步子。正像英国学者科恩和肯尼迪在其新作《国际社会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之布的最终成形就是全球化的各个方面—经济、科技、政治、社会和文化—几乎同时聚集在一起，相互强化并不断扩大对他人影响的过程。”[21]

在政治文化领域，这种互动影响将会造成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国际政治文化[22]。政治文化这一用来分析一国国内政治体系的方法将用来分析国际政治体系的文化内涵。国际政治文化是在国际社会中某一特定时期流行的国际主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的统一体。它为政治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个价值基础。

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及其特征

国际政治文化又是如何超越国界得以形成的呢？根据政治文化的理论，政治文化的养成过程即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那么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有没有像一个国家内部那样普遍存在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呢？

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我们对国际政治社会化[23]一词感到新鲜，但它无疑已经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了。国际政治社会化指国际政治主体获得政治文化的过程，它在本质上是各种政治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像那些限于一国内部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一样，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一般政治文化培养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社会化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化，从这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全球政治社会化。然而，问题的外延并不简单。国际政治社会化在主体、客体、途径、方式、过程、功能等各方面均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相异，这使得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意义。

如果说全球化在不断发展中亦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新自由主义[24]恐怕是它最好的注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实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它具备了一定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主体上，被动社会化与主动社会化并存

与一般政治社会化以公民等国内主体为核心不同，国际政治社会化以国家、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政治主体为核心。主体上的区别使国际政治社会化具有了完全不同于一般政治社会化主体的特征。一方面，由于国家、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政治主体只是一种拟人化的存在，其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将会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政治社会化主体是那些完全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在无政府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是，在实践中，主权国家总会由于追求更大的利益而让渡部分主权，这使得通过某种方式的干预、诱导而推动主体被动地进行社会化也是可能的。

作为一个特殊的过程，罗尔斯在其新作《万民法》一书中提及了国际范围内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罗尔斯认为，万民法的过程即“引导自由社会与合宜社会的人民[25]，甘愿接受正义的万民法所体现的法律准则，并按此一准则行事。”[26]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一过程即我们这里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

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中，主体的主动社会化与被动社会化同时存在。那些具有强势文化的民族会在政治文化的养成过程中更具主动性；而那些文化上的弱势民族常常是被迫接受改变而表现出被动性。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手段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干预、经济上的引诱、军事上的控制，利用这些手段，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常常会主观地将西方的价值观强加给那些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从而出现被动的社会化。这常常会造成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并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被动地接受。

拉丁美洲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弱势文化使得它更容易接受西方价值。在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塑造了这些国家与西方一致的政治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有的学者甚至视拉丁美文化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27]这种主体政治文化的塑造不但有着被动的性质，还有着主动的成份，成为一种具有指导性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与之相反，像伊斯兰这样的强势文化就很难在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的认同。在西方国家步步紧逼的强大的政治社会化压力下，伊斯兰国家非但没有形成对西方价值的认同，反而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剧烈冲突。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弱势文化的被迫社会化。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弱势国家在让出自己国内市场的同时也面临着对文化结构调整主动性的挑战。弱势文化无情地遭受改变的同时被整合进一种陌生的体系，忍受着孤独和冷落，与西方文化强势扩张而形成的救世主心态形成对照，成为畸形发展的帝国主义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2.在客体上，以普世主义推行西方价值

从客体上看，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客体依然是政治文化。但是，由于其范围越出了一国的范围，因此，客体的内容将是种类繁多的文化体系。享廷顿划分的六种文明[28]概略地描述了全球政治文化可能存在的几种样式。事实上，由于各种文明内部的政治文化又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同，全球政治社会化的客体内容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完全超出了一般性政治社会化客体内容。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在客体内容上表现为以普世主义推行西方价值。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未来要做的六件事时，指出，“全球化的确需要有一些最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规则的相同性。”[29]这从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提出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主义在西方有着牢固的思想基础。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古罗马的万民法到近代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隐含了一条普世伦理的主线。与这条主线一脉相承的，如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建议”等等不一而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成为当代新自由主义文化的传统因子。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大师罗尔斯在区分了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和民族社会的公共理性后，却并没有看到这两种理性之间的巨大差异，认为其作用“颇多相似”。[30]类似这样的叙述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世界的普世主义情节，普世主义本身就体现了西方价值。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普世主义再一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全球化的极力鼓吹者的新自由主义在民主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普遍主义和社会向善主义的角色。在全球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普世主义”成为西方社会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31]

经济全球化势不可当的力量在不断向外扩张的同时模塑了一种同质的“消费主义模式”，以一种普世主义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出现在全球政治文化领域。那些文化上的强势国家凭借经济整合的外部力量，剥去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压迫多样性文化的生存空间，以确立文化的普世性为借口寻求引导世界文化潮流。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总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扩张的意志。

西方式的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的传播使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一物质形态的背后可能会隐藏了一种普世文明。然而，夸大了的想象并不能代表现实。正像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Mac）（‘巨无霸Magna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32]

普世主义常同现代化相联系，其背后的实质是“西化”。然而，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取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33]当今世界更多现代化、更少西方化的事实也正预示了普世主义这一影响的逐渐削弱。

3.在方式上，以间接为主

我们仍然可以将全球政治社会化在方式上区分为直接的政治社会化和间接的政治社会化两种。但是，受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影响，间接的政治社会化至少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主要的作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概念、价值、规范等内容将会通过转移的方式而在国际政治体的政治心理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

新自由主义试图将一些新词汇融入人们的话语之中，从而实现政治文化模式上的转变。由于可替换性[34]的影响，西方国家总会倾向于将其在经济领域内的权力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这种努力表现在政治文化上，就是将经济领域里一些价值、规范等移植入政治文化领域。正像亨廷顿指出的那样，西方社会正在、并将继续试图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以代替过时的“自由世界”叫法，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35]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确实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些含混的新词汇，如“全球化”、“新经济”、“后现代”、“零容忍”、“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灵活性”等等。随着全球新话语的传播，那些诸如“资本主义”、“不平等”、“阶级”、“剥削”、“统治”等具有实在内涵的传统概念则被一些人以过时和落伍为借口束之高阁。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成功地避免了一些传统的、让人不愉快字眼，而将一些更为灵活的词汇加进了人们思考的词汇表。赵刚在《文化研究月报》2001年第10期发表文章《反全球化该召唤出什么样的知识与政治──“慢社会学”的一个初步勾勒》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的语言烟幕和各种雅称进行了威廉斯式的关于关键词的研究。例如以自由代替市场至上，不准干预；以弹性代替随时听命加班，多找几个零碎工作，没有退休金；将高科技的工厂称作校园；将加班没加班费的人称为专业经理人员；把五个人的工作、四个人的薪水、由三个人来做的“五四三”经营称为“企业瘦身”。

在叙事模式上，与西方后现论对大叙事的解构相反，新自由主义独创了“新的跨国大叙事”，并将其加入了人们的语法体系。这为以西方为标准的制度转化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全球化。

4.在途径上，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场所，

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它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在传播途径上具有格外的特殊性。从理论上讲，只要有国际政治主体活动的地方就有可能形成国际政治社会化的途径。从已经完成的全球化实践来看，经济全球化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主要场所。

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时，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美国的一个秘密武器。乔姆斯基认为，美国正在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出口其价值观念。[36]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确实成为美国迫使那些正在寻求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就范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新自由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中，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民主化、文化上的普世主义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力量的盘根错节是不可避免的。正像第三世界国家所深恶痛绝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在输出自由市场理论的同时，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文化上的西化成了巨大经济诱惑的“配额”。为了实现国际政治社会化的目标，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私有化的发展道路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附带在以资本输出、贸易全球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之中就不可避免。

经济上优势，直接决定了文化先在性的压迫方式及其权力体系的形成；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权力的规模和制度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体现出对于经济强势的倚重。

5.在功能上，冲击了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

在功能上，国际政治社会化同一般的政治社会化一样，只不过由于主体的不同，其功能发生的对象也有所不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社会化担负着赋予全球化时代中国际政治主体以特定的政治人格，促进不同政治文化体系的交流和融合等诸多功能。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引发的主权国家在政治文化上的变化从总体上来说是较为显著的。一方面表现在西方国家以主动社会化的方式进一步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全方位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文化嬗变引人注目。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值得人记取。即使那些认同了西方价值的国家在转型期所经历的痛苦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在最初阶段，由于西方政治文化的入侵，一些政治文化上的弱势国家纷纷面临了一次认同危机，引发的制度与文化上的冲突成为战后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失败的根源之一。而在那些无法同西方价值达成认同的国家和民族中，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先是以理论界的觉醒为标志，不但在东方，而且一些西方学者如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迪厄、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麦克斯切尼等人，成为反新自由主义的斗士。在实践层次，民主化的浪潮停留于制度层次，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政治文化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认同。它使民主形态进一步分化，不但非西方民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制度模式，而且，西方国家内部也面临着进一步的整合。

三、国际政治文化的趋向性分析

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相伴生的，正是反新自由主义的浪潮。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力的逐渐削弱，这种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正在事实上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化模式。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舵手，而只是这一惊涛骇浪中的一页扁舟。国家作为主体所经历的也决不仅是经济上的市场化，而同时亦是政治上民主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那些以优势地位加入全球化的国家经历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稳定，文化上的融合；而那些弱势国家则在全球化过程中饱受经济上萧条、政治上动荡、文化上迷惘。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就是受挫心理的一种反应。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得出弱势文化只能在这场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消亡。事实上，除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全球政治社会化外，发展中国家在不断的探索中也提供了一些成功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同一些伊斯兰文化的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相比，新加坡在亚洲价值系统上建立的现代化社会对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提出的挑战更为坚强。包含了多种政治价值的政治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一种坚强的韧性。在儒家的文化圈里，新加坡、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在建立民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为制度化的民主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粘合剂。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以亚洲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制度。

从根本上讲，经济全球化并不要求政治文化的同化，不同政治文化之间成功地进行经济交往的案例比比皆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缺乏真正的基础。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指腹为婚不但再一次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添加一个佐证，而且演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拉郎配”。

随着全球政治社会化进程的深入，全球范围内可能会形成一种新政治文化模式。尽管这一模式还只是处于胚胎之中，我们还是能够透过对一些表层现象的观察对这一发展的态势做一简单的描述。

1.多元文化

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对外政策的双重性行为与普世主义原则的两面性。这不但体现在新自由主义对于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的不民主现象的放任态度，而且体现在对那些亲西方的非西方国家的纵容。亨廷顿在提到政治全球化中的双重标准时，也承认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双重标准，他罗列了一系列明显的事实。“民主需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37]这种双重性使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中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和置疑。

人们看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并没有将西方的人权、自由、个人主义等一系列被称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反而摧生了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在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后，新兴的民主化国家却在保留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申明了价值上的独立。可以说，多元文化在文化“同化”、“西化”的洪水峰头筑起了一道“安全堤”。

由于儒家文化所特有的多元包容性，在“和而不同”的指导下，儒家文化可能为国际政治社会化新模式的产生提供原创性的贡献。像儒家处理不同主体关系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情境下可能会更具亲和力。杜维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的“添加价值”（addedvalue）的概念，为总体性地考虑文化提供了思路。

2.以国家为核心的集体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其对集体性行动的否认并不适用于仍然需要政府干预以发展经济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它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拟化为个人与个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国际政治以国家或政治组织等为单位进行集体化行动的重要事实。

与之相反，新的国际政治文化有可能形成一种以国家为核心的集体主义内涵。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中，国家更加将自己作为整体来考虑问题，为摆脱跨国公司对国家侵蚀提供了思路；另一方面，国家间有可能发展出一种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主义，集体地行动，以打击霸权主义。

儒家文化在对待不同民族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可能会对这种国际政治社会化有所裨益，而对国际政治文化的形成有所贡献。

研究南北问题的著名学者克莱斯勒博士将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的能力视为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地改变国际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量。[38]这一点为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的国际政治实践所证实。那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致而完整的意见，它们更容易协调立场，采取共同行动，在同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在这样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国家间的集体主义政治文化。在《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作者亦提出了欧洲各国“携手并进”的设想[39]，试图以欧洲为遏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主力。

3.民主文化与文化民主

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实际上要推行的是美国那种被乔姆斯基称之为“头脚倒置”的民主。[40]以美国为“楷模”的这种民主实际上就是“民主和自由市场”，其实质是“保护富裕的少数人的利益不受贫穷的多数人的侵犯’。”[41]在国际领域里，这种民主的所映射的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少数大国掌握着国际政治的主动权，而多数弱小国家则丧失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剥夺了发言的权力。与这种国际政治领域里的“自由民主”相比，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民主文化更容易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然而，大国地位及角色转换将是这种政治文化养成性的最大困难。

在文化上，一种文化民主更容易得到认同。揭穿普世主义的文化幻想，呼吁全球文化的民主化，以对抗全球文化上的少数独霸现象正是非西方国家孜孜以求的。对于全球政治的民主化进程，需要讨论的是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共识。那种建立在否定了决策自由基础之上的共识被证明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脆弱的共识，无法为民主化的持久负责。

4.以平等为核心构建全球政治文化

由于奉行自由民主的原则，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对平等的损害。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性内涵是自由价值的全球化，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第三世界强烈要求的国际社会的平等。在第五届世界宪法大会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所产生的私有化与自由主义价值盛行的趋势虽然强化了整个国际社会对一些基本人权的保障，但是，由此带来的对平等价值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42]

与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社会化中推行的自由理念相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发展一种平等的政治理念。事实上，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它们在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中的成员身份。在那些以一国一票为原则基础的组织中，发展中家总会以数量上的优势击败发达国家的某些企图。努力建设一种以主权平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将会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全球化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

正像著名的学者克勒斯勒指出的那样，体现了主权平等原则的联合国成为第三世界的讲坛。[43]在当今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领域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初期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某些类似特征。穷人在声嘶力竭地追求平等，而富人则辞严义正地主张自由；穷人在为每人一张的选票而摇旗呐喊，富人则唯恐民主太多。同样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长达两个世纪的不断斗争中，穷人争得了普选权，富人则退回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上去。事实上，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第三世界重又面临了这样一个选择，为自己争取一份平等的普选权成为别无选择后的选择。

以上几点仅仅是可能存在的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出发，我们可以将国际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互动发展的部分。如果说物质形态的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是经济基础的话，那么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则成为国际社会的上层建筑。对它的变化所做的任何预测同那些有形的物质形态的全球化进程比起来都显得过于苍白。我们将拭目以待，一个更开放的世界不但会为我们带来丰裕的物质，还有美丽的诗篇。

[①]所得数据根据世界著名搜索引擎google的统计资料。

[②]本文所列数字来源于DavidPotter(ed.),Democratization,PoliticalPress,1997,p.38.其中包括了自由民主国家和半民主国家。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

[⑤][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页。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8页。

[⑦]居伊·埃尔梅：导论：民主的时代？载《民主的再思考》（赵宝骅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8页。

[⑨][美]尼基佛罗斯·戴蒙都罗斯，《南欧民主化的成功故事》，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6页。

[⑩]赫尔德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例举了各种各样的民主。举凡提到民主的，无不冠以名头：诸如古典民主；自由的民主；直接民主；保护型民主；合法型民主；竞争的精英民主；多元主义民主等等，不一而足。它传递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民主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国情来看都不存在统一的模式。

[11]即由托克维尔、熊彼特到享廷顿、达尔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民主的定义，其焦点集中于从制度上定义民主。

[12]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亨廷顿阐释了这一点。他将这部书定位为“一部解释性的专著”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事实上，整个政治发展理论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几乎每一次关于第三世界政治发展的推测均落空，亨廷顿本人也陷于从权威的马基雅弗利到民主的马基雅弗利的双重角色替换。另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1页。

[13]事实上，民主化的研究者并不满意这一定义，将其称为“底线定义”。拉里·戴尔蒙德在《第三波过去了吗？》一文中指出，“当代民主的底线定义，即我这里所称的选举民主，是与自由民主相对应的。”[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2页。然而，将这两个概念进行这种牵强的比附并不能说明西方式的民主已经最终意义上取得胜利。

[14][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4页。

[15][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页。

[16]马克·普拉特纳，《自由主义与民主：二者缺一不可》，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17]马克·普拉特纳，《自由主义与民主：二者缺一不可》，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18]具体的数字图表参见[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2页。

[19][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刘军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8-409页。

[20]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1][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22]在1956年《政治学杂志》上，阿尔蒙德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首次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来界定某一民族和社会对于某一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其后，这一方法很快成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对这一概念的应用始终没有超出民族或是国家的范围。国际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及其研究并未引起注意。

[23]就本人所查的资料来看，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并无任何中文资料可供利用，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对于此概念的科学定义更无从谈起。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刘中民博士以“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但是文中“国际政治社会化”所指内容并非政治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而是突出了国际政治“所呈现出的以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为枢纽，以共同的利益目标为导向的竞争共处、依存互动的新趋势。”其重点落在社会化，并非本文提出的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在政治学领域里，政治社会化有着特定的含义。它主要指社会主体政治文化的获得过程。参见刘中民：《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第21页。

[24]在这里，我们采取国际经济学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这种以自由市场和民主为主要核心理论新自由主义也有人称之为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或是保守自由主义。

[25]作者在译文中多处用人民代替民族原文作peoples，有时的翻译似有牵强，请参照原文。

[26][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2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8]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将当代的文明列举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文明。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2页。

[29]施密特：在未来30年，我们要做六件事，载《中国科技信息》2001年6月号，第14页。

[30][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3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3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3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34]美国学者鲍德温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可替换性是指在一某一事务领域中的能力，可以应用到另一事务领域。”[美]大卫·A·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3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36][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3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38][美]斯蒂芬·D·克莱斯勒：《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李小华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9][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40][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41][美]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徐海铭季海宏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政治社会化范文篇10

少年儿童情感认同和政治认同，是儿童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所谓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成员学习、接受现存政治制度所肯定的政治信念、政治知识、政治情感和价值观，形成稳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不同的学者给予政治社会化不同的解释：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学习政治知识和技能的过程（戴维•伊斯顿）；政治社会化是公民获得其对政治世界的认识过程，是一代人将其政治标准和信仰传播给下一代的一种方式（理查德•唐森和肯尼斯•普热维特）；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阿尔蒙德等）。政治社会化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和内容：一方面，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的过程，通过这种学习和实践，一个自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的社会政治人；另一方面，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将政治文化，普遍的政治知识、价值、规则和规范等，通过适当的途径广泛传播的过程，通过这种传播，人们所具有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传授给新一代社会成员。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是在西方世界危机四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它侧重于对政治社会化实际运作过程的微观化研究，强调个人政治自我发展中早期学习和个性发挥的重要性。综述其基本观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论断：第一，政治社会化理论把政治现象的研究深入到人们的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之中，对个人“政治自我”的形成进行微观化的考察。通过对儿童的研究，发现早期的学习对个人政治自我的发展最为重要。最早接受的概念、信息和情感起着“过滤器”的作用，以后的认识必须通过它。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政治自我的重要内容，如对祖国的忠诚、对权威的服从、党派立场、对自我的认识等，也形成了个人最基本的“预先取向”。“儿童先入为主的经验左右一生”。同时，研究注意到个体在政治文化学习时的主动性和有选择性，认为个体对政治文化的接受是经过自身意识的评价以后再创造的过程。离开了个体主动性的发挥，就无法完成政治社会化的任务。第二，从对政治文化各种传导机制的功能特点的考察出发，研究政治文化代代相传的方式，研究社会如何维护、改变以及创造政治文化。研究发现，家庭、学校、教堂、政党、工会、工作场所、大众传播媒介等，是政治社会化的场所和途径。社会每一个角落都执行着政治社会化的职能，社会成员时刻都处于政治文化的渗透之中。各种政治社会化机构要协调起来，发出前后连贯的、共同的、一致的政治信息。如果社会或社会中的某一特定机构想要有意识地塑造其年轻的公民，建立各种社会化机构之间的一致性是首要的促进因素。这种协调一致性，使主导的政治文化得以传播和深入，使主导的政治观念得以连续和强化。第三，从个体接受政治文化的角度以及社会宏观传播政治文化的方式出发，注重政治观念传导手段的多样化，强调政治文化的潜隐性和渗透性。该理论把个人的政治学习方式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大类。其中间接的方式是指个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总倾向。这种倾向本身并不带有政治性，但影响着政治自我的发展。这一类的学习方式有：人际交往、一般技能和价值观的培养、社会价值观向政治价值观的发展。理论使用隐蔽课程的概念，来表示用不那么明显的隐蔽方式来传递社会价值观的途径和渠道，如学校生活、校园环境、师生关系、教师人格、规章制度等。还有一种方式被学者称之为广泛渗透，即除了专门的公民课程，还通过以社会科学为中心的全学科和课外活动，以及社会实践、咨询服务等全部教育活动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广泛渗透。潜隐性和渗透性较之赤裸裸的抽象说教与灌输，具有更好的实际效益，它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某种政治观念。关于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对少先队进行党和社会主义朴素感情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是更加凸现了其重要性。西方十分重视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其重心是要回答一个政治共同体如何传播政治文化，以达到控制人们思想、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维护政治制度的目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儿童组织，少先队组织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在少年儿童中传播共产党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价值，是少先队的组织使命。把握住这一方向，就是把握住了少先队的根本，就是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久发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二是凸显了其不可替代性。西方研究中提出的政治社会化中的“预先取向”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关键性与不可替代性。西方的研究不仅说明一些基本政治理念，如对祖国的忠诚、对权威的服从、党派立场、对自我的认识等，都是在儿童期形成的，而且论证了儿童期最早接受的概念、信息和情感会在今后的生活中起着“过滤器”的作用，以后的一些社会认识必须通过这个“过滤器”。这给少先队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必须高度重视对少先队员的政治观念、政治意识、政治情感的教育和培养，为其一生的政治信念、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凸显了少先队组织在儿童政治社会化中的特殊作用。西方对政治文化各种传导机制的功能特点的研究，注重政治观念传导手段的多样化，注重在政治传导中个体主动参与的重要性，强调政治文化的潜隐性和渗透性，强调社会力量的整合。这一切与少先队教育实践性、体验性特点，少先队组织的儿童成长互动性、少先队教育的社会化都高度契合，为发挥少先队的独有教育功能奠定了基础。

二、要充分认识儿童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与过程的特点

从儿童政治社会化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政治社会化内容和过程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形成政治观念，即引导社会个体形成一定的政治观念，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观念是政治素质的核心部分，它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对政治本身的看法，即对政治的价值评价，以及对参与政治的看法。第二，掌握政治知识，既包括以往政治生活的历史总结，也包括现实的政治活动的信息，包括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过程以及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知识。第三，训练政治技能，政治技能是指参与政治生活的技术和技巧。第四，积累政治经验。政治社会化是内化和外化的统一。内化是个体将由此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规范，通过政治行为表达出来；外化，实际上是人们参与实际政治生活的过程。在外化过程中，个体一方面根据参与政治生活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矫正自己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又不断获得新的政治知识，加深对政治世界的了解，形成更为稳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儿童作为一个社会化进程最为快速、最为复杂、最为丰富的群体，其政治社会化一般以政治认同、政治归附、政治忠诚、政治服从等带有情感性色彩的政治认知和感情培养为主要内容，以直观的、感性的、形象的政治事物和政治行为作为学习对象，以服从和直接模仿为学习方式。主要途径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其中儿童组织作用重要而独特。少先队具备的儿童互动成长的组织形式，学先锋学榜样的教育模式、体验实践的教育特点等，使其成为儿童政治社会化的最好载体。近年来少先队理论界从不同的视角以及操作层面对少先队政治教育进行了论述和诠释，如采用简单易于接受的内容和形式，对少年儿童形成强烈的意识信号；增强组织的活力，增强在少年儿童中的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坚持“手拉手”“红领巾心向党”等活动，应用新媒体，探索儿童意识和情感形成的规律性；重视组织教育，引导队员认识、理解党团队的政治关系，认识其在宗旨和指导思想上的一致性，认识理解党团队在一致的指导思想的统领下各自的任务与定位，抓好党团队衔接教育；项目运作、社会化推展、品牌打造、综合协调，不断创新少先队教育活动等。这是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和辅导员努力探索的结晶，也是少先队落实根本任务的积极作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要发挥少先队组织优势，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和儿童的实际，探索独具特色的儿童政治社会化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