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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3 05:38:56

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范文篇1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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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政治生态范文篇2

(一)生态政治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生态运动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80、90年代中,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生态政治就是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统一整体,将建立可持续的社会、自然、经济作为其思考的中心,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变革政治价值观、政治思维和政治活动,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到政策操作层次,如政治民主、政治决策、政党参与等,再到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分配,直至国家之间的关系,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它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和谐发展视为己任,反思现有政治体系的欠缺并调整之,使之能够更好地调整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在社会意义上的最优化。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生态政治是对过去政治理念的扬弃,是不同于以往政治的全新的政治观。

(二)生态政治的发展及趋势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政治行为不仅要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且要把握自然生态规律的作用和影响。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越了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生态政治理论是生态文明的先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主体意识和理性力量的又一次飞跃。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此后,在1979-1989年期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与此同时,绿色和平组织、政府与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在生态政治运动中,活动者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和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做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政治文明方向发展,这就是当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文明趋势。

(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生态化及其意义

政治文明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所谓政治生态化,实质就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为促进政治过程生态化,必然要对政治发展提出具体要求,并进一步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

首先,政治生态化使得各国政府决策过程生态化面对环境困境,政府决策行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有着影响,并以此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政府决策行为起主导作用,它可以把各项权利、义务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养,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由政府正确引导,实施生态文化教育,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这方面中国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任何国家中,亟需一批具有生态意识、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努力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相协调发展,将环境保护知识和法律等生态基础知识融入各级政府公务员的职业意识和各项管理行为之中,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第二,政治生态化加强了各国政府的生态道德义务在全球生态危机中,显而易见,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的生态环境失衡负有主要责任。正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以不能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度消耗世界的自然资源,并在实践中实行环境利己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因此,发达国家理应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一方面,作为“补偿的正义”,它们应以自己拥有的较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分配的正义”,发达国家应当回到环境正义的立场上,承认和维护广大发展国家的平等环境权利,支持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技术。由于环境危机的共同性和环境利益的整体性,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把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当作人类共同的道德责任。关键是要以本国的环境与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吸取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不走西方工业化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精神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不危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加强环境保护,要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逐步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政治生态范文篇3

关键词：两个舆论场;政治文化生态;国家治理

新世纪以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波及了中国，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经搅动了传统的政治运作范式，推动着整个政治发展环境悄然嬗变，为政治生态注入了诸多新因素。尤其是在舆论领域，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民间舆论汹涌不已，客观上出现了所谓“两个舆论场”①。此种舆论新模态在对中国政治生态发挥着更新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失序、混乱与不平衡、不和谐现象。舆论场治理直接关系到中国当下政治文化生态的良性发育，增强舆论场共识度与和谐度的任务十分紧迫，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正视和详细分析“两个舆论场”发生发展的脉络与原因，并不断完善应对之道，消减对立，促进融合，共同构筑公共理性舆论平台，实现更加和谐的政治文化生态与更加良善的国家治理。

一、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高斯和里格斯等在二十世纪中期把“生态学”一词引入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领域。二十世纪末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和网络政治现象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关注网络舆论和互联网参与对政治系统和文化生态建构的影响，认为：网络改变着官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关系，代表作有K.Hill&J.Hughes的Cyber-politics：CitizenAc-tivismintheAgeoftheInternet及C.J.Alexander&l.A.Pal的DigitalDemocracy：PolicyandPoliticsintheWiredWorld等；网络舆论监督的直接性、平等性、快捷性等特点正是民主发展的时代需要，公民可借助互联网参与政治、规约公权，进而在信息时代重塑西方民主政治，代表作有L.Cross-man的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apingDemocracyintheInformationAge和JohnNaisbitt的Megatrends：TenNewDirec-tionsTransformingOurLives等。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西方舆论场的二元分立远不如中国的典型②，因此“两个舆论场”的研究主题并不很突出。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关于“两个舆论场”的概念。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于上世纪末率先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概念，指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和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1］43-46。现在，“两个舆论场”更多地表述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2］34-36。后者主要是指网络舆论场。（二）关于“两个舆论场”和政治文化生态张力的现状描述。有人指出：“主流媒体舆论场”依赖传统大众媒体，传播模式是单向的，更关注宏观社会效应；“民间舆论场”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代表，具有双向通道，拥有更强大的参与能力和放大效应，往往形成超出预期和传统控制的舆论影响力［3］2。网络舆论场既存在积极的政治生态维度，如主动建言献策、理性批判、对公权力的监督，又存在消极的政治生态维度，如“群体极化”、虚假信息与理性不足、网络社群的分层与隔阂［4］50-56。有人强调，互联网舆论的崛起产生了大量的舆论生产消费者（prosumer），带来了舆论环境的“去中心化”与秩序的“混乱”，包括舆论引导的“总体性困境”、政治谣言流布的病毒式传播等［5］84-90，［21］22-25。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新舆论场的兴起深刻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推动着政府理念与角色的转变，促进合作治理态势，加快了民主文化的生成［6］7-9。研究者进一步发现，网上社会话语通过构建新话语体系、独立新闻议程设置、内容争辩等方式，在政治舆论场域中暂居优势地位，政府正积极地进入网络空间，进行舆论引导和话语权争夺［7］49-53。学者指出，公共舆论场域所展开的喧哗的意见竞争和交锋，并不局限于虚拟空间的公共讨论，而是虚实交融的赋权过程，网络社群由围观者、表达者“升级”为积极的行动者［8］5-12。有人指出，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场中亦存在着“交集”，即对大事、大势的关注，对矛盾、冲突的关切，对理性、人性的关照［9］64-67。（三）关于“两个舆论场”分立态势产生的原因。较早关注并高度重视“两个舆论场”问题的人民日报（人民网）指出：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由于官方往往对突发公共事件反应迟缓，平时对群众焦虑的问题关注不够，再加上事态平息后不能反思漏洞等原因，民间舆论场在很多时候失去了对对方的信任［10］。有研究者认为，“两个舆论场”出现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舆论场之间传播差异（传播者、传播目的、传播路径、话语方式）导致的沟通不畅，以及官方舆论场的公信力不足和民间舆论场的非理性化［11］30-32。学者从技术层面指出，网民占据人民角色的道德优势、“云智慧”的知识优势、大众参与的规模优势、青少年活跃群体的技术/工具优势、即时移动聚散的机动优势等五大优势，导致了网上的“人民战争”，造就了舆论格局的剧变与二元化［12］4-9。（四）关于“两个舆论场”生态互动（博弈与融合）的实证分析。有人针对人民日报微博的开通对于对接“两个舆论场”的过程与效果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如下经验：官媒开博最佳时机需精准把握；从重视地域话语权和民众重大关切事件入手，迅速融入微博舆论场；开博初期的负面情绪须容忍；需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并最大化效用；发博时间要与网民习惯契合［13］15-17。另有研究者进一步对人民日报微博在“两会”的报道创新方面进行了观察研究，认为官媒正积极进入民间舆论的核心平台，话题更加贴近受众，更加强调用户的体验和参与性［14］23-26。有人对《南方日报》、荆楚网等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还有研究者分析了个案———某省“疫苗恐慌”事件，展现了“两个舆论场”的博弈过程，发现其中舆论引导的主体变得模糊，舆论走向多次出现变焦，两个舆论场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加———官方舆论场通过传播权威信息进行舆论引导，民间舆论场通过自由表达意见进行舆论监督———虽然双方的表达方式存在差异［15］10-13。（五）关于舆论场综合治理和政治文化生态优化的对策探讨。有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式的“两个舆论场”，强势群体应秉持“谦抑性原则”，保持适当的宽容度和合理的信息竞争，特别是以端正政府角色、双向平等互动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再造”才能真正实现舆论引导提升和政治生态优化［16］62-65，31-36。须增强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加强与网络意见领袖之间的沟通，注重以内容优势赢得引导优势，增强议程设置能力，将价值观传播置于舆论引领的核心地位［17］3。有观点认为，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兼有传统媒体的“主流属性”和微博的“草根属性”，是打通“两个舆论场”的理想媒介，需要大力发展［18］7。官媒指出：应按照“三贴近”的要求，从事实的认定到价值判断乃至话语方式，与网民坦诚交流，同时也需民众的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从而打通“两个舆论场”［10］。一方面看到网络舆论自身的某种“对冲”与“自净”功能，另一方面不能落入自由主义的幻想中，既要保护参与者表达的权利，又要用社会责任和治理规则加以约束［19］14。也应注意到，政治体制是政治传播生态中的“主导因子”，须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考量，努力缩小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政治落差［20］24-26，［22］22-25。

三、简评

在当今中国，“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既显示了政治“新常态”及政治生态平衡的挑战与机遇，又凸显了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生态再平衡努力的必要性所在。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两个舆论场”的研究已有一定规模，特别是在现状描述和治理对策方面已有不少成果，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借鉴。同时我们也看到，理论性探讨已相对较多而实证研究较为匮乏，针对舆论博弈过程的研究和调查统计研究明显偏少；在相关的研究中急需更加专业性的政治传播学分析而非泛泛而谈，需要进一步应用和检验相关传播学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多级传播”理论、“沉没的螺旋”理论、“群体极化”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在用宏观视角探讨“两个舆论场”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两个舆论场”内部尤其是民间舆论内部的区隔（如“五毛”与“美分”，“带路党”与“自干五”、“小粉红”等的对立），需要进一步细化；此外，我们可能需要跳出舆论政治看现实政治，不局限于舆论文化生态（狭义政治生态）治理探讨，而是上升到整个政治生态优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讨论，两者不可分割，应做扩展性分析。

政治生态范文篇4

一、引言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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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政治生态范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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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政治学；地区共同体；生态社会主义

Abstract:Theaimofenvironmentalpoliticsistofindthepoliticalcausesthatresultinecologicaldestructionandtoprovidepoliticalreasonsandsolutionsforenvironmentprotection.Inenvironmentalpolitics,“localcommunity”isalwaysconsideredasoneofthemosteffectiveapproaches.However,thispaper,fromtheperspectiveofpoliticalphilosophy,holdsthatsuchanapproachcannotdealwiththeglobalenvironmentalproblemsinmodernsocietycompletely,becausethepoliticalviewof“community”isthekeytoenvironmentalproblems.Inthissense,thevalueofecosocialisminenvironmentalpoliticsisref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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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environmentalpolitics;localcommunity;ecosocialism

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不仅是因为生态破坏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而且因为这种负面影响越来越切身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学术界围绕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主要是一种“诊断性/救治性的讨论”。也就是说，它需要完成两个主要任务：第一，要对造成生态破坏的根源和原因进行诊断；第二，提出可以用来消除这些原因从而解决问题的处方。

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切入，可以得到不同的诊断结论以及相应的救治方案。如果说生态伦理学主要是要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挖掘那些带来生态破坏的伦理观念，并为保护生态提供道德上的理由和方案的话，那么，生态政治学则是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中挖掘造成生态破坏的社会/政治原因，并为保护生态提供一些政治上的理由和方案。由此观之，生态政治学的讨论，实质上蕴涵着这样一种预设，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问题，乃是因为人们在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上出了问题；生态政治学就是要把这些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加以改造甚至抛弃，以建立一种同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转相匹配的政治结构及其理念。

在生态政治学的诸多思路中，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支配关系、提倡“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建设“地区共同体”（localcommunity）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缓解生态压力、规避生态破坏的合适方案，因此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而笔者却是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批判性地对其予以梳理和评析。笔者也认为，虽然这一诊断思路及其处方虽具备一定的有效性，但它无力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困境问题。因为现代生态困境的基本事实亦其最大特征便在于，生态破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生态问题在全球层面上之所以难以解决，正与人类政治结构中对“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刻认同密切相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发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和卓越意义。

一、不平等的支配性结构：政治视角的诊断

从社会政治层面对生态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解决方案，在这方面，默里•布克钦（Murray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socialecology）思想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显著的环境正义理论（environmentaljustice）是值得首先关注的思想典型。这不仅因为，它们的出现使人们逐步意识到生态问题的政治内涵，而且因为，它们富有启发地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生态政治的诊断思路，即它们都将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结构。由于其观点已得到诸多的专门研究，笔者本文不再重复，而是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观点背后的基本思路。

“所有的生态问题均植根于社会问题”［1］，这是布克钦的一句名言。作为社会生态学的代表人物，他明确指出：“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2］那么，究竟是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了生态破坏？布克钦的答案是，症结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本身，即“阶层制”。这种政治结构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在资源占有、社会力量、交往身份等方面总是存在一种地位上的“势差”。因而，一部分人成为支配者而另一部分人成为被支配者。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进程，在政治结构上因现代国家的权威建立而强化了这种不平等。布克钦因此认为，国家乃是阶层制最为严格而确定的存在方式；在国家中，“支配—被支配”关系最为强硬。

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支配，因此在生态问题上，这将从两方面带来不利结果：一方面，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人们在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时总是采取命令、指使等具有压迫性、强制性的做法。如果这种做法已成为人类行动的主流方式，那么它不仅会使人在面对同类时采取这种方式，而且在面对自然生态的时候也会采取这种方式。正如布克钦所担心的那样，人对人的支配会“折射”到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况且，更严重的是，在人对人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尚只是人类社会的部分成员，而在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已然是人类社会的全部成员！换言之，支配性的政治结构所具备的支配力量，将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中最充分地展现出来。

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设想，那些在人类社会内部身处底层的被支配者，往往因为最贴近自然环境，所以不一定会穷凶极恶地支配自然。然而，这并不能替生态环境缓解太多压力。因为在阶层制的政治结构中，支配者几乎不必直接承担任何生态破坏的代价，便可享用大量的生态开发成果。这不仅意味着一种资源分配的不正义，更重要在于，它会使支配者可以不必顾及成本地提出更多的开发要求，通过加大对人类社会中的被支配者的支配而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支配。可以说，只要“支配—被支配”的阶层制政治结构存在，那就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义务）不匹配——有些人可以享有更多权利而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当这种不匹配涉及人与自然关系时，就不仅带来社会问题，而且带来生态问题。由于现代国家进一步强化了阶层制，国家中的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拥有更强的权威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力，因此，生态环境就会在现代国家这一政治格局下承受更大的压力，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问题。

布克钦从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角度揭示生态问题的原因，其重要的理论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批评生态伦理学的抽象性。在他看来，笼统地讨论“人”在道德观念上的某些偏差，这种诊断属于“把脉不准”。因为与自然发生互动并带来生态破坏的，并不是一个大写的“人”，而是许许多多身处不同阶层的人，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无差别的道德主体（MoralSubject），而是诸多有差异的道德主体（moralsubjects）。在生态问题的研究中，社会生态学将“人—生态”结构中的前者细化为“此人—彼人”结构，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分析任务。正是这种思路和视角的转换，为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思想预备。

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跟美国当时的环境正义运动——反对有毒废弃物运动［3］和反对环境种族主义运动［4］——密切相关。这类运动实质上反映了一个严重的利益分配不正义的政治问题，即那些看上去净化了生态环境的行为，只不过是净化了一部分人的环境，却同时牺牲甚至加害了另一部分人的环境。更直白地讲，许多污染等问题与其是被解决，毋宁是被转移到低收入阶层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之中。所以从一开始，环境正义理论就透过生态纠纷而注意到那些曾被统称为“道德主体”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平等。在环境正义理论的语境中，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因财富拥有量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经济实力强、经济地位高的富裕阶层一方面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并在生态开发中获得比经济实力弱、经济地位低的贫困阶层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以同样借此而远离甚至转嫁生态开发所带来的坏处。这样，资源的不公正分配和污染的不公正分配，就同时偏向了有利于富裕阶层的一边（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这种不平等已经突破了一国之内的阶层关系，而成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异问题）。［5］

由此可见，富裕阶层实际上扮演了社会生态学分析框架中的“支配者”角色——他们拥有影响自然生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力量，但又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匹配的政治结构，当然会刺激富裕阶层无需更多考虑环境——因为他们可以转嫁环境成本，使得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无关。这样，生态环境不仅目前已经遭受富裕阶层所施加的负面影响，而且，只要不正义的政治格局依然存在，那么生态环境就将继续遭受他们的负面影响。同社会生态学的分析框架一样，环境正义理论不仅注意到人类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压迫性，而且同样把带来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诊断为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所导致的权利义务不匹配的政治关系。

然而，权利义务的不匹配情况——有人享受自然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更多好处，却把承担废弃物的义务更多地留给他人——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破坏。因为，可以享用更多权利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给他了一些可乘之机，刺激了他的投机占便宜心理（比如古希腊寓言中的隐身戒指）。而他要想成功地实现投机活动，真正地占到便宜，还需要具备“希望投机占便宜”的意愿，更关键地，需要具备“能够投机占便宜”的能力和资格。也就是说，那些享用更多权利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的人，同时还必须是掌握权力的决策者；只有当他们拥有决策的能量和资格时，他们才能作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从而使这种权利义务的不匹配情况，从可能性变为现实。

而“支配者—被支配者”的不平等的政治结构，恰好就满足了这一点。在该结构中，不平等的政治地位不但使人们在权利义务上不匹配，而且使他们在决策的资格、能量和影响力上也有天壤之别——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社会决策，主要由处于上层的支配者或强势阶层说了算；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或弱势阶层则没有什么发言权，或即便有发言权，也缺乏实际的决策力。更要命的是，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拥有实际影响力的人，却会出于种种原因——比如考虑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考虑支配者的集团利益和利润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并不敏感。而那些对其敏感的人，即那些更直接地贴近自然、与自然打交道的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却因为身处被支配地位而难以将自己的意见转化成能施加积极影响的社会决策。由此可见，当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遭遇生态问题时，就会出现一个难以解决的“错位”——有能力和资格影响生态环境状况的人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状况；而那些与生态环境发生直接的联系并更关心这一状况的人却又没有施加影响、做出决策的能力与资格。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是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了生态危机，那么，其关键倒不在于支配者转嫁了责任而让被支配者替他们承担更多（这顶多是进一步恶化了生态危机），而是在于这种政治结构把影响生态环境的政治决策资格和决策地位不平等地只交给了一部分（其实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人而没有交给所有人，尤其是没有交给那些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基层民众。

二、地区共同体：生态政治学的典型处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包括布克钦在内许多生态政治学者都认为，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构现有的政治生活的阶层模式而建立自治、民主、平等的地区共同体。因为地区共同体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特殊模式，所反对的正是“支配—被支配”的不平等结构，而倡导一种利害与共、和衷共济的平等的权力架构和交往方式。在地区共同体中，不存在支配结构中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强势者，因而包括生态决策权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决定权，都被掌握在那些相互平等的基层民众手中。这种“基层民主要把公共政策领域通常的自上而下的方法颠倒过来，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6］114。此类政治构思之所以被认为有利生态保护，主要出于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由于政治权力下放并平等地赋予每个人，因此意味着一种更充分、更直接的民主政治。对生态问题这一涉及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来说，让所有（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来参与民主的讨论和决策，显然在政治上十分必要并且正当。巴克斯特指出，生态保护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人类的自我繁荣，而人类的自我繁荣，亦即人们的自治、尊严、自我价值意识和社会本质的全面发展，乃是需要民主的政治生活来予以实现和维护的。不仅如此，随着条件的变化，人们对于自身的自我繁荣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重要的内容，仍要不断探讨。这更需要人类社会能够推行公开而平等的民主政治，不仅“确保对重要理论争论的公平探讨能够得到允许和鼓励”

［7］123，而且“鼓励人们以民主所允许的方式对它进行审查”［7］124。因此，更为民主的地区共同体，有利于身处这种政治模式中的人们在生态问题上做出更切实际的准确判断。

第二，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社会决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直接受到决策影响的人。科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Sale）曾指出：“如果在哪个层次上可以培养生态意识，可以让公民认识到自己是造成环境后果的元凶，那就是在地方层次。在这一层次，所有的生态问题都走出了哲学和道德的领域，被作为切身的问题加以处理。”［8］丹尼尔•科尔曼（DanielColelman）也认为，当决策的制定者“在地区或者社区的层面观察生态问题时，它们（指生态环境——引者注）变成为与己息息相关的身边事”［6］122。地区共同体这种政治模式，由于成员之间平等、紧密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塑造一种家园感的氛围，因而也就具有将公共事务“切身化”的特性。这样一来，身处地区共同体的决策者在进行生态决策时，当然就会比身处支配结构的决策者更加关心、顾及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健康状态。正因如此，科尔曼才反复地说道：“最贴近环境而生活的人最了解环境，有关的决策权和监护权应当掌握在他们手中。”［6］101-102“一个生态型社会一定是权力下放的，这样才能保持对环境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敏感度。”［6］102

第三，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公民的共同参与是政治运行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方式被认为能有效抑制那些造成生态破坏的因素，并创造有利生态保护的条件和方案。因为，一方面，“（生态的）可持续性需要一个行为规则与规章的框架……而‘参与’正是造就可持续性构型本身的东西”［9］13。只有通过“参与”，亦即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思考中，人们才能逐步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有助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这一点上，科尔曼乐观地表示：“以社群为本的协作型经济必定与生态社会携手而来。社群为本的经济意味着于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特点相协调的合作型企业、工人自我管理和以人为本的组织方式。为强化对环境的监护和社会的责任，一个注重生态、以社群为本的经济会强调自立。社群是自立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政治生活的根基，也是生态社会的根基。正如基层民主使生态型生活成为可能，社群为这种生态型生活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家园。”［6］115

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并把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公民们才能“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挑战非持续性”［10］34，才能有资格、也有能力“介入政治以及其他形式的抗拒和反对环境恶化的结构性原因与不可持续性实践的非环境因素的斗争”［10］33

。这两方面都意味着，解决生态问题的政治构思，必须围绕着一种积极的公民资格或公民权（citizenship）展开。也就是说，它需要人们把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任何公共事务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情，并将维护和促进这些公共利益视作自身利益繁荣的一部分，从而纳为自身的义务，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这份责任。而地区性的共同体，显然能够通过成员之间更紧密的互动、承认每个成员的政治资格和政治地位而有助于发展、培育和倡导这种公民资格。因此，诚如安德鲁•多布森（AndrewDobson）所言，从政治上解决生态问题的目标“离开了公民参与都是不可能实现的”［9］13。

综上所述，许多生态政治学家相信，一旦当生态决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格能为所有将受到该决策影响的成员平等享有，并且这些成员能积极地参与决策的过程，那么这种“自下而上地创建‘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大众基础’……（将）建立直接的和经济民主的公共领域”，“创造一种把公民作为在十分宽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中在民主大会制度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公民来对待的新公共空间”［11］。在这一空间中，其公民有能力“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6］138。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模式通过把生态决策的权力下放，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对生态问题予以“切身化”的理解，而且能够激发人们去正确处理这类切身事务的实践能力，并提出与之相符的政治、经济方案。

三、集体不负责与亲疏之别：共同体的政治困境

在生态政治的构思中开出“地区共同体”这一药方，其实蕴涵着两点预设，即人们会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更为关心，并且他们有能力正确处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正因如此，“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才积极要求，要把有关生态问题的决策资格交还给这些既有能力也更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去处理。然而，情况真的如此乐观吗？“共同体”作为一个极具争议的政治理论范畴和政治生活模式，它所具有的内部、外部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生态政治上的表现，是值得重视和辨析的。

首先，从内部问题来看，地区共同体虽然有可能实现某群体的内部平等，解决少数人因为处于政治不平等结构中的有利地位而在进行生态决策时不负责任的问题，但它并不能避免通过整个共同体而得出的决策依然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换言之，当共同体的政治模式将政治决策权平等赋予所有成员时，这或许可以解决“少数人的不负责”，却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不负责”。

对于这种并非源自支配者的压迫或欺骗，而是源自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同诉求甚至强烈要求而带来的生态破坏，我们不仅可以想见，而且已经目睹。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对那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生存的压力而非生态的压力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们——无论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也无论有没有这两者的区分——不得不首先考虑经济利益的提升和生活福祉的追求。对他们而言，这种追求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首当其冲的合法性，在道德上也完全正当。所以，即便这些地区所采取的政治生活模式是一种平等、民主的共同体，即便这种政治模式能够从基层开始推行直接民主，但只要其成员缺乏相应的生态智慧、知识和意识，没有找到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可以兼得的办法，那么，他们通过共同的民主参与而得出的政治决策，就仍会是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把保护生态的议程排在后面。戴维•佩帕（DavidPepper）敏锐察觉到：“大多数生态乌托邦假定自给自足的社区和工人合作社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环境的，因为它们规模小、潜在地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更关心与环境的互动。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小规模并非是内在的，它们也不一定体现为民主、包容性或者关心环境。”［12］可见，在生态问题上，采取民主的决策方式仍然不能避免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困境——民主只承诺过程而不承诺结果。一旦遇到“采用赢利和增长这样狭隘的指标来衡量结果时，一个民主的政体也不能保证出台富有环境智慧的政策，所以，光是注重民主也仍有缺陷”［6］96。

其次，从外部问题来看，共同体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一种地方主义倾向。这不仅是因为地区共同体在地理位置上必定处于某一地方，而且因为地区共同体会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一种地方性的“家园感”。这种典型的共同体感受能够从政治上加强成员的身份认同，使他们更自觉、更强烈地把自己的利益同共同体的利益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联系起来，并将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共同体与外部的“他者”予以区分（否则它就会因为没有边界而不成其为一个地区性的共同体）。在这种“内外之别”的关系中，一个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当然会优先考虑他所在的那个共同体的利益。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构思不但带来了“内外之别”，而且带来了“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尽管这种“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不一定会在各共同体之间导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它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呈现出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可能性。

一方面，虽然在一个民主参与程度比较发达的地区共同体中，其成员确实更关心生态环境、重视生态利益，也有资格决定共同体的生态决策，维护生态健康，然而，这种“重视”和“维护”却是以共同体的边界为边界。当一项生态决策影响到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利益时，他们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和关注度，并积极谋取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环境；可是，当这项生态决策不再影响到该共同体的环境而是转迁他处时，我们就发现，他们几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平复了自己的热情，仿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生态污染就跟自己无关一样。无论这项生态决策转迁他处是否是该共同体的成员们有意或无意地推动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都不是自然界中污染和破坏的整体减少，而只是它们在不同地点上的转移。可见，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构思固然能为环境保护提供帮助，但是，由于这种构思通过一种政治上的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区分——而把生态环境区分为“我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环境”，因此，其帮助也只是光顾了前者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用于提供这种帮助的政治视野，以及这种帮助所能覆盖到的生态范围，相对于全球层面的生态危机来说，仍显得局促甚至狭窄。

另一方面，既然地区共同体对内是以利益的一致为基础，但对外是以利益的区分甚至分割为基础，那么，它就无法避免共同体之间依然存在相竞争甚至相抗衡的关系。因为只要有利益的分割，就会有竞争；只要被分割开来的利益各方越认同自身的立场和诉求，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就越明确而持久。而“相互竞争肯定会带来最少程度的对市场进行社会与生态控制方面的共同标准”［11］。在生态问题的讨论中，“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之所以开出这一药方，或许看中了“共同体”模式对人与人之间亲密的认同关系的设计，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这种亲密关系给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可能带来的障碍。

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地区共同体”尚只是一个理论构思，并且因其“地区性”或“小规模”而不足以使竞争特别激烈，那么在现实中，以“共同体”之名，由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利益各方在生态开发中相互竞争、在生态保护中相互推诿的困境，就早已在全球生态问题的磋商过程中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毕竟，目前更多、更重大的也更难以妥协和解决的环境问题，其实主要是在民族国家间的层面上展开。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的强烈认同。尽管民族国家不一定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但是在国际的或全球的层面上，各个民族国家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利益相对统一的共同体，然后以共同利益的不可让渡或退让来鼓动国内民众，使人们在生态环境的国际问题上凝结成具有利益一致性的群体。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心目中的“共同利益”，也确实往往是以民族国家这一层面为边界；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在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考虑中，成为一种必然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性框架和论辩底线。无论什么利益或问题，一旦发展到国家层面，在目前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便成了一种不可让步的要素。［13］比如，美国总统布什1992年在拒绝签署“地球高峰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协定”时就把自己的理由说得清楚明白而且理直气壮：“我们不能允许环境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关闭美国。”［14］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共同体”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并常以“民族国家”的利益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又不对这种共同体认同及其政治理念加以批判，那么，在处理生态问题的全球实践中，我们就不可能走得比现在更远。生态系统是跨国界的，从不会因为政治区划和国家边界而中断；相应地，生态系统中的危机问题，也不会因为人类彼此间的国界划分，只停留在某国内部而不影响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接壤的周边国家）。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只有人在活动，而不论这些人被区分成怎样的群体、有怎样的关系。可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政治结构，却偏偏是以社会性的关系、以地域性或地方性的共同体形式进行的——人们总是把更多关切放在自己的共同体之内，并且具有一种“边界意识”。由于存在“共同体”的政治模式所带来身份区分，所以，人作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就总会对“外界”、“他者”保持一种不确定、不熟悉的恐惧感和警惕性。既然“他们”不是“我们”，不属于“自己人”，那么“我们”所主要考虑的，就应该是如何使自己能在与“他们”的相互区分和竞争中生活得更加安全而富足。因此我们看到，许多生态资源的（掠夺性的）开采和占有，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政治共同体出于自身战略地位的安全考虑，为了比其他的共同体更占优势、更为强大而进行的。即便现在的生态破坏已经上升到全球层面，人类也仍然囿于各自的共同体认同，相互推诿，不能使用一种全球视野去达成共识。可见，除非上升到一定的思想境界，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是难以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理解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现代生态问题在政治上的关键症结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连贯性与人类政治结构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

四、结语：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方案的生态社会主义

巴克斯特指出：“人类政治结构的缺失……将会妨碍人类处理作为生活在生物圈中的一种动物物种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生命的威胁、生命的变化无常。……在满足生命需要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政治组织来管理和控制人类作用于生物圈的行为，人类迟早要耗尽生命的支持系统。”［7］104-105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机制来对那些‘相互联系性’给予应有关心，并且在追求生态正义的过程中，确保人类的协调努力贯穿整个生态圈”［7］139。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上文对共同体的局限的分析是合理的，那么，一种超出地方层面的全球主义的生态治理，当然就十分必要。而这似乎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存在，以便能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地运用某种权威，从而对生态问题这一全球性问题加以统一处理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许多学者已经展开的理论的探讨和设计。比如，有人认为，一个既民主又负责的全球制度是要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环境委员会（WorldEnvironmentalCouncil）和国际环境法庭（InternationalCourtoftheEnvironment）。前者为全球环境方面的政治争论和公共监督提供论坛，后者则用来裁决国际层面上的环境争议。

［15］

关于全球政府或者其他全球主义版本的政治构思，是一项宏大的议题，但它所遭到的批评也相当多。其中最常见的质疑是，全球政府或全球主义的统一治理形式何以可能？要知道，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政治结构的地方性分割是造成生态困局的关键症结，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同时承认，要破解这一症结、化解这一困局，绝不是一件能够轻松实现的事情。人类社会的这种以“共同体”为基本方式和基本理念建立起来政治结构，在可预期的未来是不会完全瓦解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稍稍调整思路——不是去直接考虑如何解散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表现为民族国家形式的）而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而是去考虑如何促使现有的政治共同体采纳有利于生态的生存方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方式予以普遍地改造。

只有从这方面去理解，生态社会主义在当代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才能得到凸现。因为作为当代左翼思潮的一部分，生态社会主义对于生态问题的诊断思路及其处方，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和思维方式——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直接地考虑政治结构的问题，而是把焦点放在政治问题背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的层面。

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造成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症结，关键的不在于现代国家在管理权威和运作效率上加强了对被支配者的支配，也不在于处于不平等结构上层的强势阶层具有更强的决策权力，而在于，他们的支配活动以及他们所做出的社会决策，都是在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必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带来不利的生态影响：（1）它会尽可能地扩大对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占有，想方设法地充分使用这些生态资源。而利用自然资源直至其枯竭，显然才是最充分的、最合乎资本本性的方式。（2）它会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正如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投资前沿只要不再扩张，利润只要不再增长，资本流通就将中断，危机就会发生。所以，‘静止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16］资本不仅逐利，并且无休止地逐利。而这势必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带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然而，地球的有限性不能满足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无限扩张和继续，因而导致“资本和自然的冲突”。（3）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将资本投向那些成本更低的地方。这样，资本主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性力量，就通过资本的自我复制而被传播到全球。“资本和自然的冲突”也就相应地发展到一个更严重的程度而导致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4）资本主义是以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主义（exclusivepossessiveindividualism）为前提（这也是最重要的），因此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状况时，这种理念就会成为民族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预设。换言之，在全球层面，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将由一整个民族国家来扮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国家能够以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面貌出现，并为其争夺自然资源等利益的行动提供理直气壮的理由。

对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首先破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已经在资本的逻辑中遍及全球，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自然必须将其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所到达的任何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居于一时一地的事物，而是一种已经渗透到全球范围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同经典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样，是一种为所有受到资本奴役的人（在这里还包括自然）谋求解放的理论，因而必定是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的。更重要的在于，生态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要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种制度层面的东西，可以在承认“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前提下运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全球主义的生态救治方案，生态社会主义为人们开启了一种可能，即它不奢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某种统一的全球治理部门，而是通过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更新，来促使各国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态的治理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路只能意味着接受某种政治上妥协。只有首先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资本主义带给个人和国家的那种由于逐利而引发的排他性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逐步地破解“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所具有的困境与局限，逐步实现全人类的相互认同，实现那个没有国界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高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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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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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戴维•佩帕.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政治生态范文篇6

论文摘要：“政治生态环境”是相对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环境，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环境由政策环境、法治环境、舆论环境、用人环境和廉政环境等构成，直接体现在干部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上。广大党员干部是“政治”大环境里的主导力量，广大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直接影响着政治大环境的和谐与进步。如何保持政治大环境的和谐，建设优良的政治生态？

在十七大指出“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正确用人机制建设”。十七大对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迫切需要形成自己的、良好的政治生态。而建立健全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是创建优良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

一、优良的政治生态对地方党的建设及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政治生态环境优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优势。政治生态影响全局的发展,引领社会和谐，体现地方形象，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重要标志，也是反腐倡廉建设成效的重要表现。保持良好的政治生态，能凝心聚力，鼓舞士气，激发斗志。反之，则会人心涣散，败坏风气，滋生腐败。优良的政治生态更能确保“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一步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和谐的良好氛围，形成加速经济崛起的强大合力，对推动经济与社会科学发展将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各地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格局，更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

优良的政治生态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培育、持续建设的过程，需要我们齐心协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与加速崛起的大局同轴运转、同频共振、同向推进，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优良政治生态。

二、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

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党员干部的选拔、任用尤为重要。选准、用好干部，是优化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什么是正确的用人导向?有正确的用人标准，树立注重品行的导向、科学发展的导向、崇尚实干的导向、重视基层的导向、鼓励创新的导向、群众公认的导向，真正把那些政治靠得住、工作有本事、作风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实践证明，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关系党风民意。公开树立起一个标杆，对广大干部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对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选准、用好了干部，就能够凝聚党心、鼓舞人心，优化政治生态。反之，选错、用错了干部，则会形成不良导向，涣散党心、挫伤民心，滋长“反生态”的不正之风。

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要有完善的机制作保障,须通过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来完成。形成正确用人导向的机制，使用人导向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水平，以此引领良好的政治生态。在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下，作为提高执政能力、提升决策水平的突破口，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树立起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任用、留人和监督体系，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构建和谐、良好的政治生态，迫切需要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形成鼓励人才干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氛围，争取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

目前，在干部考核、选拔、任用和监督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对干部综合性评价不够，影响了考核结果的真实性；考核结果不全面，影响了考核的准确性；考核等级评定中缺乏层次性，制约了考核工作激励作用的发挥；部分考核结果简单化、公式化，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年度考核更是形式化，有的为争取考核优秀请同事吃饭拉票；有的单位干脆实行平均主义，将优秀名额逐年轮流安排，无论工作做得如何，人人有份。上述的考核结果难以作为干部奖惩和任用的依据。因而，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

1.建立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机制

在干部政绩考核中要坚持、彻底的贯彻四个标准。①系统性。在考核内容和标准的设置上，符合“三化”的要求，体现“三个文明建设”的成果；②针对性。充分考虑不同类别、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地区、不同基础情况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差异，在统一的实绩考核评价标准下，对实绩考核内容赋予不同的权重结构和侧重点；③科学性。考核指标的设置上，要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个工作中心，立足本地区实际，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确定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面貌、工作实效的若干重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实绩的主要内容；④可操作性。合理确定考核目标和目标的不同标准，实事求是地分出优劣好坏的不同档次。对本身有任务指标、能量化考评的工作要坚持做到量化；对那些确实难以量化的目标，在完成标准和时限上要提出明确要求；对没有具体指标但又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可能量化的尽量量化，难以量化的，则应采取群众民主测评、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变抽象为具体。

2.建立科学的干部任用机制

科学、完善的干部任用制度机制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正确用人机制的新定位、新建立，是对干部选拔工作的新要求。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创新选人用人方式，规范选人用人程序，健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制度。坚持用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和市场经济的手段，努力探索正确用人机制工作与完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正确用人机制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具有地方特色的选人、用人机制。营造一种“有为才有位、有位更要有为”的氛围。采用应知应会测试、民主推荐、面试型考察、工作绩效分析等环节确定人选。应知应会测试包括与职位相关的理论、政策、学识与能力的测试，并通过案例分析，全面检测干部的发现问题、解决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作绩效分析，根据领导干部工作绩效分析评价要点，了解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的工作状况，重点分析考察对象的工作思路、工作投入和工作成效。这种方式可改变以往单一以推荐为主的产生方式，打破传统的以分取人的做法，使每一个条件都成为干部工作的一个正确导向，让工作业绩突出的干部得到优先重用，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如何让优秀的党员干部进入选拔视野，保证选拔的干部是真材实料？这里可以借鉴一下各地的做法。

陕西省实名推荐领导干部，不搞突然袭击，提前将空缺的领导职数情况通报给大家，并将拟推荐人选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公布，给大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让民主的空间尽可能地大一些；而且规定区级领导一律不参加推荐，把推荐权完全交给大家。这种做法有效地防止搞内定人选，克服了为内定人选量身设定的推荐资格条件或因信息不对称内定人选私下拉选票的弊端，同时也使不具备提拔的人士没有跑官的市场。

重庆市全面公示干部政绩，在考察前，把考察的规程、方法、考察对象的拟定、考察活动的安排等告之于民；在考察中，采取预先考察、公开考察、回访考察、跟踪考察、审计考察等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评价干部；考察后，把拟选用对象的现实表现和工作业绩等全面予以公开公示，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有效杜绝了“带病提拔”、“带病上岗”等现象。

这些省市的做法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在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中发掘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为政府机关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选拔的干部群众信服，因而群众的参与度高，政府的公信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使政治生态更加优化。

3.建立健全良好的“留人”机制

正确对待身边的人才，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①创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让人才得到广泛的尊重和支持；②创造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加强思想作风建设；③创造一个好的实践环境。通过轮岗、干和渠道，让人才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在实践中成长。④要充分尊重人才的意愿，发挥人才的特长，建立良好的奖励制度。

4.建立健全干部监督制约机制

建立健全正确用人导向，就应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及干部工作全方位程全过程的监督制约机制，为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机制提供环境保障。

①加强健全对公共权力部门的监督机制。公共部门掌握着国家的稀缺资源，享有国家授予的某些特殊权利，容易产生腐败。腐败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公共权力的存在，二是有谋取私利动机的公职人员。因而除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行政执行机制，形成行为规范、有章可循的行政执行制度，实现“以制度管事管人”外，还应在权力之外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监控和规范权力的运作方式，杜绝人情关系的蔓延，建立一个完善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不断强化监督机制，扩大监督范围，权力运用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努力构建与和谐社会要求相符合的干部监督管理新机制。

②改进、优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办法。强化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经常性督促检查、强化事前和事中监督，注意手握权力的干部的隐性收入和异常的生活方式，发现领导干部有犯错误的苗头，及时通过打招呼、诫勉谈话、函询、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形式，早作提醒，防微杜渐。坚持预防、监督、查处并举，认真落实过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责任追究等工作，切实把严格监督和严肃纪律贯穿选人用人始终。

③进一步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广开、畅开监督渠道，欢迎群众监督，多听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专用举报电话的作用，认真受理关于干部选用工作的来电、来信、来访举报。对不署名的来信和电话也应认真对待，细致甄别。同时严惩对举报人员的打击报复，使举报人员无后顾之忧，监督的渠道才能通畅，腐败才会暴露在阳光之下。

④加大犯罪成本，建立相应的经济处罚条例。目前各地都开始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制定“公职人员犯罪，除法律制裁外，其社保养老金充公”之类的条款，将对预防贪污腐化犯罪有积极作用。退休没有保障，生活没有着落，晚年十分凄凉，犯罪代价之大让人怯步，对手握大权且具一定年纪的公职人员将产生影响。

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设优良的政治生态，肯定能极大地激发和调动各级干部的热情，上下更加的心齐气顺、风正劲足，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全面提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范增玉，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为和谐社会提供人才支持，人民网，2007，05，11

政治生态范文篇7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奋力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为实现××“___”追赶跨越目标作出积极应有贡献，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工商系统开展“政治生态优化年”活动。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活动目标

开展政治生态环境建设年活动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视察××重要讲话精神，以思想大解放为先导，以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为核心，以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以政风建设、行风建设、效能建设和廉政建设为抓手，全市工商系统要紧密结合政治生态优化年活动，紧紧围绕落实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措施，按照做到“四个统一”、加强“四化建设”、推进“四个转变”、实现“四高目标”的要求，着力更新思想观念，创新体制机制，提高监管水平，尽职尽责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尽心尽力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扎扎实实提高队伍整体素质，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现“___”追赶跨越目标提供坚强保证。

通过开展政治生态优化年活动，促进全市工商系统在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向心力、影响力和生命力共六个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二、总体安排和方法步骤

活动范围：市局机关、直属局、公平交易局、各工商所，重点是各级领导班子。

活动时间：从_月份开始到__月底结束。

政治生态环境建设年活动共分三个阶段开展。

第一阶段：学习讨论(_月-_月)

（一）集中学习（_月中旬-_月底）

_、学习时间和范围。实行人员、时间两集中。市局党组理论中心组集中进行封闭式学习；市局机关其他人员集中封闭式学习；各工商所、直属局自行组织封闭式学习。封闭学习时间均不得少于_天。

_、学习形式。采取领导专题辅导、学习骨干领学、观看专题教育片等形式进行。

_、学习内容：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总书记视察某省时的重要讲话和在中纪委十七届二次、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同志关于民主政治和作风建设的有关论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纪委、中组部《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省委关于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的有关要求；市委十二届十三次全委会报告；国家、省、××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精神。

（二）交流讨论（_月份）

_、召开座谈会。分别召开离退休老干部、企业主、外来客商等各界人士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对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的意见和建议。

_、交流讨论。按照集中封闭学习的范围，围绕“什么是政治生态环境”、“加强政治生态建设有何重要意义”、“如何加强政治生态建设”、“如何在优化政治生态环境中发挥工商部门独有的作用”等主题，组织开展不少于一天的集中讨论。每位产学人员要结合学习内容和自身工作岗位，撰写一篇不少于____字的学习交流心得体会文章。要以会议的形式进行现场交流发言和书面交流。

_、开展“我为××发展建言献策、办实事”活动。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每人至少提出一条以上旨在推动和促进××加快发展的合理化建议。建议内容针主要针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为加快我市实施“四个二”发展思路、实现“___”追赶跨越目标提供坚强保证。合理化建议上报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二阶段：查摆整改（_月—_月）

（一）召开民主生活会

全系统党员干部要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查找并深刻剖析领导班子及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整改落实，切实达到提升“六力”的目标要求。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民主生活会联系指导制、质量评议制、整改承诺制、督办制等长效机制。通过认证开展民主生活会，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及成员的思想政治建设，努力形成团结和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为推进科学发展，加快××崛起、构建和谐××奠定坚实基础。

（二）召开组织生活会

在召开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同时，要同步以支部为单位召开以“优化政治生态建设”为主题的组织生活会。领导班子成员要过好双重组织生活，既要参加领导班子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也要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同时，可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和部分群众代表参加。在召开组织生活会时，每名党员都要对照“六力”方面的具体要求，深入查找个人思想上、学风上、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深刻剖析思想根源，制定整改措施。通过扎实开展组织生活会，进一步营造团结友谊、和谐共事的良好氛围，着力夯实政治生态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三）开展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

各单位要于_月中旬前，对党员干部进行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帮助找准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查摆出的问题要进行细致的梳理，对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要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限期整改；对干部个人存在的问题，要提出具体整改措施，认真整改。并将梳理出来的问题和整改措施报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开展自查自纠

_月底前，各单位要组织参学人员紧紧围绕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开展自查自纠，认真填写《政治生态优化年活动自查表》，并结合组织生活会查摆出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并报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整改方案要通过适当形式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广泛接受监督。

（五）广泛开展谈心活动

_月底前，集中组织开展谈心活动。市局主要领导与班子成员谈心、班子成员与分管股室、工商所负责人谈心，工商所、股室负责人也要与单位所有人员进行谈心。通过谈心交心活动，进一步消除隔阂、增进团结，达到和谐共事的良好氛围。

（六）开展勤政廉政督察

市局领导小组将采取明查暗访的形式，对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及时纠正与政治生态环境不和谐的行为；对因工作方法简单、拖拉推诿、落实不力而丧失机遇、激化矛盾、贻误发展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和事，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阶段：巩固提高(_月—__月)

通过认真开展政治生态优化年活动，不断建立健全与全系统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相结合，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相统一，与经济、政治、文化、时候建设相适应，能够促进工商行政管理各项职能到位的长效机制。

一是围绕经济发展的大局，努力为地方经济发展再做新贡献。进一步强化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积极落实××市工商局《关于服务全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见》，认真组织好“三请三看”活动；积极实施“品牌兴市”战略；积极为“新××”建设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继续加大促进工业园区经济发展的工作力度，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加大消费维权力度，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是围绕工商职能，努力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再创新业绩。加大食品等产品的监管，营造安全、和谐的消费环境；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监管；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农资市场监管；进一步强化监管执法，实现履行职能到位；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发动社会力量，打击非法传销，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围绕队伍建设，努力促进人员素质提升再上新台阶。加强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抓好规范化建设和效能建设，切实用制度管人管事；深入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加强法制教育，规范执法行为。

三、有关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成立组织。各单位要把开展整治生态优化年活动做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做为推荐我市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措施来抓，切实加强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全面安排。

二要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市局将以专题简报等形式广泛宣传，各单位每周要向市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一条以上的信息，及时宣传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绩。

政治生态范文篇8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的发展决定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地反作用，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能引领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即通过政治力量、法律手段和思想文化的约束和影响，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影响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权力的运行是上层建筑的范畴，目前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基础的良性发展。为什么会存在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许多观点认为是经济基础的原因，甚至简单归罪于市场经济，其实权力的廉洁与腐败是社会存在也是社会意识，不能简单认为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存在问题，严格讲它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待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既要通过制度建设，规范约束权力运行，建设清廉的政府、打造清明的政治，净化政治生态，最终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但制度并非万能，也难以尽善尽美，有些制度规定了的，没有严格落实，认真执行，很大程度上是隐形的文化力量所致，因此必须要解决制度管不到，管不好方面的问题，发挥文化独特的功能与作用，在“笼子”周围构筑廉洁的文化环境，建立与制度相呼应的“思想防线”，帮助每个人自觉抵制腐朽社会文化的侵蚀，凝聚全民反腐的共识和力量，进而建立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二、准确把握廉政文化的内涵与本质

倡导廉政文化，必须明确廉政文化的内涵。所谓廉政文化，就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和社会风气的总和，它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观念上的客观反映①。其内容关乎修身立德、为官从政之道，倡导一种积极向上、大公无私的执政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廉政建设方面集中具体的反映。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结合②。廉政文化从本质上看是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在意识形态上思想文化的表现形式。当前，我们倡导的廉政文化要体现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并使之成为廉洁从政的动力文化；成为倡导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宣传文化，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从政人员必须恪守的职业文化。中国是个倡导廉政文化的古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道德经》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今天倡导廉政文化就是要发挥廉政文化在反腐倡廉中的道德和精神力量作用，使廉政文化就像空气一样，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观念和行动。以道德为核心的廉政文化，一旦内化于心，便成为人们内心评判是非曲直的“法官”，发挥着引导、激励、约束、支配、改变人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道德具有特殊规定的内心的法”。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认为“：道德教育净化理论的真谛，在于使政府官员并不只靠外力的制约，而是从思想上堵塞不法行为的产生，形成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和主观意志的法”。这样看来，廉政所形成的“廉”一方面是由制度、法律等外部强制力而产生的“廉”；它的作用使人想贪却难贪。另一方面，是由廉政文化熏陶教育所生成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觉行为的“廉”，是骨子里的“廉”，它的作用是使人能贪却不想贪。所以说，廉政文化是廉政制度建设、制度执行的基础，为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正如国家行政学院马庆钰教授说：“一堆建筑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砖瓦钢木，而在于其风格，一纸绘画的文化含义不在于纸砚笔墨，而在于其神韵，离开了观念形态的精神，政治制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种文化滋养一种制度，先进的制度背后必然有一套先进的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环境，好的制度就不容易出台，没有好的文化氛围，再好的制度也难于执行到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想要抵制贪腐的最后防线，无论是健全完善的制度，还是严厉到位的执法都是难以实现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秉承道德操守，坚守思想防线。因而，有人形象地说：“廉政文化就像一张构建在心中的道德之网，法律制度之网能网住的是几条大鱼，道德之网所能阻挡的是所有的鱼。”

三、发挥廉政文化在净化政治生态中的作用

多次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由此可见，净化政治生态首要任务是解决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问题，廉政文化在此能发挥的特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教化作用。2003年，人民网在《文化环境对人的塑造》一文中指出“：所谓教化功能就是指文化环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各种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思想的教化和行为的规范。”而作为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总和的文化，提供着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是与非、好与坏等一系列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受社会环境与教育的影响，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正义感、审美感、羞耻感、是非感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最终成为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廉政文化以文化的形式传播廉政理念、规范教育训化民众树立廉政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廉洁习惯，提高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一种人人崇廉奉廉的良好文化氛围，其感染力、感召力、感化力是其他教育形式难于比拟的。

2.导向作用。导向作用是廉政文化的重要功能，深化廉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导向是指引导的方向意思，是事物发展中灵魂支柱和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产物，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都具有对现行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起到判断与评价，支撑与引导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对待权力的基本态度、价值评断，是一种正能量，它能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支配、改变、引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并起到约束人，形成正确的道德规范的作用，并帮助人们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的作用。廉政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情操、思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引导作用；同时对凝聚社会共识，加大反腐力量，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约束作用。规范一个社会有两样东西：一是制度，二是文化。如果说制度是一种硬约束，那么廉政文化则是一种软约束，它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它可以通过一系列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认同等，更为深刻、广泛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且在深度广度上比制度更为深远、更为广泛，它不仅作用于那些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群，而且作用于普通社会民众，促使领导干部乃至普通民众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从而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当前，在举国上下大力惩治腐败的形势下，廉政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也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思维模式，将使受到廉政文化教育熏陶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其所释放出来的效能———约束和自我约束。

四、倡导廉政文化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在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要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就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也是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和为政行为的综合体现。政治生态好，人心齐；政治生态不好，人心散、事业难成。当前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和风险，迫切需要通过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来凝聚力量攻艰克难。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廉洁的政党文化深入人心，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使廉政文化成为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山清水秀”。因此，必须寻找建设廉政文化的有效途径。

1.廉政文化建设要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发挥好其示范表率的作用。“上行下效”是古今中外的一种规律性现象，纵观历朝兴衰，风气衰败大都源于官场腐败。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中的窝案中可以发现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结果，因此，领导干部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不仅影响其本人，更是影响到一个队伍。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权势的党政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目无党纪国法。所以，倡导廉政文化要从领导干部做起，这样才能发挥好廉政文化对全社会导向教育作用。首先，要立标杆，树典型，发挥党政干部对全社会的示范表率作用。在基层工作中，有这样的顺口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讲的就是党员干部在基层工作中表率示范作用的重要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先治官，只有我们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秉公用权，恪尽职守，洁身自好，才能经得起执政考验、权力考验，才能以榜样力量来引导推动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其次，党风廉政的状况一方面主导着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受到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只有整个社会都对腐败疾恶如仇，有了“人人得而讨之”的心态，坚决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让腐败分子遭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下场，不给腐败分子任何机会，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敦风化俗，构建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公民文化，形成鄙弃腐败的社会舆论，占领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那么腐败终有根除、消亡的一天。

2.要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对人教育、改造的过程，既要自身修养、学习，也需要外力的推动帮助。所以廉政制度建设、廉政监督要与廉政文化教育相结合，利用社会媒体、网络技术等，大力宣传廉政思想，鞭挞腐败行为，让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崇廉奉廉、个个羞于腐败、耻于腐败的良好氛围。同时，还要创新廉政文化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使廉政文化发展具有生机与活力，从而推动廉政文化制度的建设，最终提升整个社会廉政建设的水准。

3.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其他教育相结合起来。廉政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小区域的发展，它必须面向全社会，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拓展其教育范围。我们可以把廉政文化教育同家庭美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结合起来，让廉政文化的知识理念融入家庭、学校、单位乃至整个社会，使其更为普遍、通俗。从而形成廉洁正气的家风，各具特色的行风，以及“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4.让廉政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文化必须融入生活，使人们在生活中、实践中感知领悟，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离开生活实践，再好的文化也只是空中楼阁。要按照廉政文化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行为准则，使廉政文化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充分利用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等各种活动，不失时机传播廉政理念，扩大影响力，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形成有利于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氛围。

5.打造廉政产品，树立廉政文化典型。一要通过宣传身边典型，树立榜样。榜样教育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那些勤政为民、率先垂范、克己奉公的党员干部，如焦裕禄、谷文昌等，他们是时代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精神文化的宝贵财富，只有将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发扬光大，广泛宣传，才能使廉政思想深入人心。二要创作廉政文化的艺术作品。一部思想进步、情节感人的廉政文化作品，对于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等具有重要教育引导作用。例如，曾有一部反腐倡廉电影《生死抉择》，里面的主人公李高成的故事感染了广大领导干部。李高成是北方某省会城市的市长，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领导班子存在集体腐败，他的弟弟就是幕后黑手，连自己的妻子也卷入其中。在痛苦的抉择中，他做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选择。这种能震撼灵魂的事迹，有时往往胜于严刑酷法的威慑。通过树榜样、塑典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廉政思想入脑入心。

政治生态范文篇9

关键词：从严治党；依法治国；良性互动；政治生态

从严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只有执政党内做到了严格管理，在针对国家的管理上我们才能更好的保证治理效果。对于党内现存的贪污、腐败等问题来说，国家相关部门必须严加管理，肃内风气，从而保证党内人员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促进依法治国的展开。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来看，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将会互相的产生影响，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只有我们充分的保证从严治党的工作成效，才能进一步保证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实施。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本文将针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及良性互动的构建方式进行详细研究。

一、关系探究

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依法治国的有效展开是依赖于共产党进行工作的。从这一背景上来说，只有通过从严治党保证了党内的风气和政治生态，实际的依法治国才能有效的展开。反之，如果做不到从严治党，任由党内风气进一步恶化，那么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随着从严治党工作的展开，各地反腐倡廉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这一工作已经初步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为了更进一步保证依法治国的成效，我们必须在日后的工作过程中将从严治党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实现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从严治党。从人数上来说，现存的共产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九千万，而在对这样庞大的群体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疏漏的现象，这也就导致了党内歪风邪气的进一步滋长。对于人民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将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作为核心的工作依据，但根据现状来看，由于一部分党员自身及从严治党方针贯彻不彻底的原因，经常会出现党员或公职人员借用权利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状况出现。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这样的状况一旦出现，人民对整体政府的信任度有可能会下降，进一步加大依法治国的难度。

二、法理内涵

“从严治党”，我们应如何把握“严”的程度，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治理，本文将在这一部分对从严治党的法理内涵进行分析。首先，我们针对“严”在法理上的表现进行分析。第一，这里的严指的是针对党内进行管理时严格要求、不论问题大小都不能放过。这一点对于矫正党内风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许多人员在对党内问题进行治理时常常出现忽视小问题仅将注意力放在大型问题上的状况。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状况出现，无论问题大小统一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处理，避免部分人员存在侥幸心理，导致问题扩大化。第二，从严治党应该是面向所有党员的。在针对党内问题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针对所有人员展开工作，避免特权阶级或特权人物的出现。第三，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我们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身上，只有从这些机关和干部入手实施从严治党，这一工作展开的有效性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从主体性上来看，从严治党对于党内人员和干部的严苛程度要远高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些人员在拥有了一定的权利之后依然能够尊法守法，不会出现以权谋私的现象。从党员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关系来说，党员要在遵纪守法的基础上同时做到从严治党方针对于党员的要求。只有这样，党员才能从根本上做到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于吃苦、乐于奉献。对于党内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来说，我们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要更为严格一些。除了基本的党风党纪及国家法律的约束之外，我们必须针对领导干部自身所拥有的权利进行管制，避免这些人员滥用权力违法乱纪。针对与从严治党的理念来说，这部分党员干部应尽快的树立起严于律己的思想，将对自己的要求与对普通党员和普通群众的要求区别开来，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避免铺张浪费或人情往来过于频繁的状况出现，以此来尽快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针对从严治党的具体治理方法上来说，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推广明确了党纪一定要严于国家法律的要求。从这一点来说，党内人员必须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时刻注意自身言行，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起到带头模范作用。对于实际的治理手段来说，治理初期效果明显，中后期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疲软状态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来说，我们应确保从严治党这一理念在日常管理工作之中的体现，而不是周期性的展开工作。以实际的例子来说，新的婚姻法对于婚外情有了明确的条例进行说明，但这一法律条例仅针对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现象进行了说明，而共产党党纪中则明确的对于通奸这一状况进行了说明，从具体的条例上来看，严重情况下，党员很有可能被开除党籍。

三、良性互动

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上文中我们已经进行了简单论述，在这一基础之上，本文将通过以下三点来分析如何实现这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一）通过从严治党明确法律与权力的边界。无论什么样的体制，法律都应在一个国家具备最高的权威性，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历史因素的影响，权力与法律的边界并不明显，甚至经常会出现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状况。这样的状况也就导致了大量的违法违纪、以权谋私的现象出现。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通过从严治党来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对于执政党来说，政党的权利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而国家法律条令的设立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但因为这样的现状，导致了部分党员干部滥用权力、置人民群众的利益于不顾，甚至在法律条令的施行过程中因为权力的干扰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这样的状况出现，十八届三中、四种全会中已经明确的做出了说明：改革是人民的事业、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从具体的策略上来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通过定期的培训和考核来保证党政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能严格履行自身职责，避免越权越界的状况出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针对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系列讲话进行学习，并以确保党政人员能明确自身行为规范，在工作过程中有担当、有作为为最终的目标。同时，党政人员应积极配合纪检委员的工作，保证纪检委员在这一过程中能充分的对党政工作的开展进行监督，从而保证其他党政人员不会出现越权越界的状况。（二）通过从严治党提升监督效用。对于权力的监督主要分为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两方面，但从现阶段状况来看，这两种监督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缺陷。针对于党内监督来说，这一监督过程应主要针对党内领导和领导机关进行监督，只有这样的由上自下的监督模式才能更好的避免特权或特权机构的出现。对于人民群众监督来说，监督是人民可行驶的权力之一，但在实际的监督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监督大部分是非常无力的，这与我国长期的“人治”有关。在传统的监督体系中，虽然国家和相关部门已经对人民群众的监督过程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但从本质上来说，这样的监督过程仍旧是执政党赋予人民的，人民群众并没有自主选择权。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人民同样拥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的权力，这一权力不应是执政党或某一部门赋予的。从实际的监督策略上来说，我们应从以下几点做起：首先，我们应对相关党政单位的主体责任进行监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单位负责人能否在党风党纪上做好带头作用、党建制度的实施状况以及相关单位人员对纪检工作的支持程度上。其次，我们应对党内人员的作风建设进行监督。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以及反“四风”的要求，避免在党政机关内部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最后，我们应对党政人员的个人事项进行监督。保证个人作风优良是做到从严治党的关键。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应要求党政人员周期性的对个人财产信息进行公示，并将这些信息交由纪检人员或单位进行核查，及时发现不符合从严治党要求的状况。在这样的基础上，党政单位工作人员应及时的对婚丧嫁娶等事宜进行申报，避免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状况出现。对于党政人员家庭来说，我们也应促进这部分人员家风的建设，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来保证从严治党的实现。（三）定期开展思政教育活动，提升税务人员的党性修养税务局在践行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要求的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定期开展思政教育活动，促使税务人员的党性修养得以不断提升。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可从这些方面入手：（1）税务局应结合当前的形势变化及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实际要求，通过对税务人员整体工作表现的深入分析，落实好思政教育工作，并开展相应的思政教育活动，促使这些人员的责任意识得以不断强化，给予我国政策法规实施必要的支持；（2）税务局应根据自身在践行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工作情况，建立高效的奖惩机制，定期开展好思政教育活动，使得税务人员能够在这类活动的作用下不断提升对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整体认知水平，保持自身良好的党性修养，确保税务局党风党纪状况良好性。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一需求之上，本文对这两者之间应如何构建良性互动的政治生态进行了分析。本文主要对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从严治党自身所包含的法理内涵以及这两者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式进行了分析。通过本文的分析过程来看，从严治党能够辅助我国从传统的“人治”中走出来，进一步明确权力与法律之间的界线；从严治党在目标上与依法治国是一致的，想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先从从严治党做起。

参考文献

[1]王常松.深入贯彻扎实工作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J].中国纪检监察.2017(03)

[2]孙涛.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理论学习.2017(05).

[3]张希贤,杨昕.站在新起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J].先锋.2016(10).

政治生态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政治生态环境经济增长

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我国把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明了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模式上的倾向和变革。这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体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建设生态型政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互统一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生态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均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问题，谋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建设关注的重点。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政治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经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全球性生态危机对全人类构成巨大威胁时，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然要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即生态政治发展观。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规模化发展，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掀起了生态政治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来不断壮大生态政治运动，至今方兴未艾。20世纪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可见，由于生态政治运动的推进，世界各国都逐渐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范畴，并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也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政治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如果环境问题解决不当，可能就会引发政治动荡。可见，环境问题日益政治化，政治建设日益生态化。二者不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带来政治生态化。政治生态化的内涵在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具体讲，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

政府通过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通过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中国的历史证明，政府决策行为的生态化将是生态型政治体制的核心。

（二）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

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其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活动等方式对政府的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有助于监督政府的职能，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观念。

（三）建立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其直接后果是各种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过去那种“狭隘生态利益”的观念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即全球伙伴新关系极为紧迫。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它能够推动世界各国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也能够推动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以利于各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它能够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分担各国对环境保护所应承担的责任，以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四）政治教育生态化

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就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

我国生态政治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公众的环保意识偏低

公众的环保意识高，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就高，环境也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但是，公众的保护意识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人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需求，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就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而环境保护则被摆在次要位置。另外，公众的行为取向必然影响企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方面的价值取向。公众环保意识偏低，会使得企业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去全力发展生产力而置环境保护于不顾；公众优先发展经济的价值取向，也必将使政府一心只为经济发展着想，而不必顾虑由此带来的环境影响；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较低，不能形成民间环保组织，那么环保体系建设就失去依据，环保部门的行为缺乏制约，政府的社会环保行为缺乏监督，环境保护成了政府主导型而非社会主导型，社会环保需求既不能有效形成，也不能有效实现。

（二）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倾向明显过强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建设当成头等大事，当成政治任务。这样，“经济增长指标”就成为评价各级政府领导人政绩的主要依据，当权者自然倾向于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但环境保护与此不同。环境保护是一项公益性事业，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很大，经济效益尤其是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并且效益的回收期较长。因此，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各级政府中的大多数领导都会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而对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缺乏力度，致使那些严重污染的环境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理，环境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的缺陷，从而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

（三）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比较尖锐

虽然贫困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唯一原因，但是，不恰当的摆脱贫困的方式必将造成环境破坏。我国一些地区为了摆脱贫困，不恰当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化程度很低的工业项目，从而造成环境和资源危机的情况。也就是说，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得好，必将有利于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不好，必将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设置障碍。

生态政治建设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一）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在经济增长利益观的影响下，我们只注重如何改造和利用自然、发展社会，没有注意到保护和发展自然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迫使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寻求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可以说，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路是摆脱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是生态环境危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它决定了我国的政治道路必将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政治道路。

（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首先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着力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即通过传播环保法律法规，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把生态意识贯彻到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活动过程中，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世界观。只有生态文明的新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才会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自觉践行生态文明；其次，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努力提升全民环境伦理道德水准，自觉约束自身环境行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及相应的生活方式。

（三）对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市场体制有优化配置资源、保护环境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实际上，市场体制相对于环境保护存在道德失灵、自然资源管理失灵、自然价值定价失灵。为此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预，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环保市场失灵的干预也存在失灵现象，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也存在不利于环保的方面。因此，在强调政府干预校正环保市场失灵的同时，要求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完善和强化有益于环保的政府干预。总之，应该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基础作用，以保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

（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

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指出，做好新时期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三个转变是我国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升级的实质性操作，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参考文献：

1.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决策[M].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