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路径范文10篇

优化路径范文篇1

一、快速康复外科的关键技术及临床路径

快速康复外科需有严格的临床路径来保证其实施，其最关键的3个技术环节是优化术后镇痛、早期离床活动及促进肠功能的恢复。疼痛是手术后最大的应激因素，因此。充分止痛十分必要：快速康复外科的核心之～是肠功能的快速康复，使患者能够术后2～3d出院。患者术后1-2d就恢复通气及通粪．可耐受半流饮食．就很快可以达到出院标准。在快速康复外科中十分强调不常规放置鼻胃管．不仅可以减少患者的不适和肺炎并发症及减少机体生理杀菌剂胃液的丢失．而且有利于术后早期恢复经口饮食．改善肠黏膜的屏障功能．减少肠道细菌易位。对于不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的建议，临床上存有争议．其实有证据表明．择期胃肠手术时不需要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一．但目前．不常规放置腹腔引流管的措施尚无需强制执行．我们建议．如果术中渗液较多或对吻合口有担心时，可以放置腹腔引流：需要强调的是适时早期去除。以免因导管疼痛等因素影响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导尿管术后1～2d内应去除．以利于开展早期下床康复活动及恢复饮水进食。有研究报道，应用快速康复外科的理念．开腹的结直肠切除患者术后2-3d就可以出院．并不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相反，它减少了心功能不全、静脉血栓形成及肺部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2】．快速康复外科追求的目标是器官功能的早期康复．而不是早期出院，也非省钱。对于高龄、大手术的患者．应用快速康复外科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可以减少术后心肺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发生率。当然，针对不同情况的患者，应用快速康复外科的多项措施也可以适当增减。针对高龄、器官功能不全或营养不良的患者．快速康复外科十分重视术前器官功能的准备．包括营养支持和心肺功能锻炼等，待器官功能改善后再进行快速康复外科治疗，其效果同样令人满意。

二、困扰快速康复外科广泛开展的主要问题

快速康复外科已应用于胃肠外科、胸心外科、泌尿外科及骨科等领域．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患者术后3～4d即可康复出院。如此明显的效果．为什么临床推广应用却并不令人满意呢?有调查研究显示．在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开展快速康复外科的医疗中心比例也不是很高。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理念根深蒂周．原有的围手术期处理模式已成为阻碍其开展的最大障碍…。例如，全胃切除了还放置鼻胃管减压管．目的何在?患者麻醉清醒后回病房还要“去枕平卧6h”，为什么?只是“传统”使然!术后一定需要等到肠道通气才能饮水吗?其实，消化道每天分泌胃肠液体约6000～8000ml，如果每30rain口服50mI清流质和水．不会增加吻合口的负担，也不会引起恶心和呕吐．但这将增加患者的舒适性，还可以促进肠蠕动功能的恢复。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思考后就会发现．许多原来习以为常的围手术期做法，其实是没有证据的．不合理的措施反而阻碍了术后患者的正常康复。随着近年来的宣传与推广，快速康复外科的应用情况有很大的改善．正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医生的重视与应用?。还有人担心．快速康复外科患者术后很快出院是否会增加或延误诊断吻合El瘘等并发症?是否会增加再住院率?诚然．任何一种新技术或新理念其安全性应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快速康复外科有严格的出院标准，与传统出院标准一样．即患者需达到无痛、恢复半流饮食、自由行走、肠道通气和无其他不适症状．不同之处在于快速康复外科的患者可以很快达到这个标准。快速康复外科患者出院后并不是进入社区医疗．不会增加费用：更不是转换术后住院的处所。

患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康复出院．这增加了其对治疗的满意度，减少了对手术创伤的恐惧．特别有利肿瘤患者增强进一步抗肿瘤治疗的信心。快速康复外科还强调，患者出院后应有良好的联系随访机制．有任何不适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主管医生．并可以及时再住院治疗。近6年来，我们医院开展快速康复外科治疗了1000多例胃肠道肿瘤患者．无一例在出院后发生腹腔感染、出血或瘘等严重并发症而需要再次住院治疗者。因此．为了避免出院后发生严重并发症，不可一味地追求早期出院．仔细地评估是否达到出院标准则十分重要。快速康复外科的早期研究阶段．曾有报道结肠切除手术后2d的出院临床路径．增加了再住院率。但后期的研究中通过进一步优化术后临床路径．调整到3d出院，与传统围手术期处理相比．再住院率没有再增加引。目前．外科手术并发症的发生仍主要与手术操作技术相关．快速康复外科还不能帮助我们完全解决外科手术并发症的问题。随着外科技术与器械的进步．胃肠手术后吻合口瘘等严重并发症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一个好的胃肠肿瘤中心，其发生率在3％左右。通过一些无创的监测手段。如B超、CT等检查，加之临床体检与观察．术后并发症能够早期发现与处理。开展快速康复外科应循序渐进。首先应该了解快速康复外科的内涵与实质．这有利于帮助我们深刻了解快速康复外科的本质，克服传统围手术期处理的陈旧观念。其次，13到有经验的临床医学中心参观交流，可以帮助了解其中～些有益的技巧与配合．例如：针对直肠或左半结肠切除的手术患者．术前肠道准备可以采用1d的低渣饮食：而右半结肠切除患者，术前ld则可以完全正常饮食。建议先从相对简单的左、有半结肠切除手术开始进行尝试．积累经验后，再在直肠切除和胃切除手术患者中应用。

优化路径范文篇2

关键词：时间窗；应急物流；配送路径；遗传算法；甘肃省

自然灾害具有强大的破坏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经常造成自然环境破坏，在不同程度上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们心理恐慌，为降低灾害造成的损伤，在短期内灾区急需大量的救援物资，应急物流开辟了为快速有效地开展救援工作同时提供满足受灾群众生活和医疗物资的需求，而应急物流具有突发性和紧迫性等特点，为了提高应急物资配送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要对应急物流车辆配送路径做出科学的决策。然而，由于灾情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以及救援的紧迫性使得应急管理部门很难准确获得受灾地区对应急物资的需求量。同时，应急车辆配送物资的过程中常常面临路径通行能力差、山体滑坡和道路塌陷损坏等风险，也影响应急物资的精准送达。如何以最短路径、高满意度、最低成本等为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突发事件下应急物资的配送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李志等研究了以物资分配公平性和需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建立基于多目标的混合整数规划方法应急物资供应点定位-分配模型；杨恩缘，李进等提出了以运输成本最小为目标，结合容量限制及应急配送的多样性和多级性特点，构建了应急物资多级配送选址-路径的混合整数规划模型；陈湉，林勇提出基于离散蜂群的灾害应急物流车辆调度优化问题研究，以供应过量、物资分配不足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车辆调度成本最低为优化目标，以服务时间窗和车辆运载能力为约束条件，构建了应急需求下的车辆调度优化模型，并采用离散蜂群算法求解；张伟，杨斌等以运输距离最短化、运输时间最小化和路径复杂性为目标，建立多目标应急物流路径规划模型；蒋杰辉，马良利用改进智能水滴算法求解应急物资配送中车辆路径优化问题；朱娜，郑亚平采用“矢量投影－理想点法”以车辆运载能力等为限制条件，以应急运输成本、应急时间及救灾点数量为优化目标构建了应急物资分配模型；朱佳翔等以运输时间最少、成本最优以及用户满意度最大等为目标，构建多阶段多目标应急物流配送的灰色动态规划模型。

一、问题的描述

带时间窗的车辆运输路径问题（VRPTW）是应急物流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现在有限时间内实现物资的及时送达，提高救援效率，将灾害降到最小化的有效途径。本文针对甘肃应急物流运输与配送问题，构建了带时间窗路径最短为目标的车辆配送模型，设计遗传算法对应急物流配送路径模型求解，兼顾考虑多个制约条件，如车辆载重量的限制，受灾点对物资需求时间窗的限制等。假设有一个配送中心对多个受灾点进行应急物资配送，配送中心有容量不同的车辆，受灾点对物资需求的时间各不相同，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配送任务，规划配送路线并要求每条路线上只有一辆车配送，规定车辆从配送中心出发完成配送任务后再返回配送中心，使车辆配送车辆总运达的路径最短，利用MAT-LAB软件编程求解，计算出应急物流最短配送路径最优解。

二、构建带时间窗的应急物流配送路径模型

（一）模型参数与变量定义

N={0，1，…，n，n+1}是节点集合，0，n+1表示配送中心，需求点编号为{1，…，n}；di：需求点i的需求量；K={1，2，…，k}是车辆集合，为了降低配送成本尽可能合理使用配送车辆，采用下列公式确定车辆数：A：弧的集合；xijk={0，1}，表示车辆k是否从i点出发前往j点，如果车辆k是从i点出发前往j点，则xijk=1，否则xijk=0；Cij：表示i点和j点之间的距离；Wik：表示车辆k对i点的开始服务时间；si：表示受灾点i的服务时间；tij：表示从i点到j点的行驶时间；Mij：一个足够大的数，可以取10的7次方；ai：受灾点i的左时间窗；bi：受灾点i的右时间窗；E：配送中心的左时间窗；L：配送中心的右时间窗；Ck：车辆k最大装载量；s+（i）：表示从i点出发的弧的集合；s-（i）：表示回到j点的弧的集合。

（二）模型设计

其中目标函数（1）表示车辆最短应急物流配送路径；（2）~（10）是约束条件，（2）表示每个需求点只能被分配到一条配送路径上；（3）表示每条配送线路上从配送中心出发只能前往一个需求点；（4）表示车辆k在路径上的流量限制；（5）表示车辆配送完毕都必须返回配送中心；（6）表示配送时间连续性；（7）表示需求点时间窗约束；（8）表示配送中心时间窗约束；（9）表示载重量约束；（10）表示变量取值的约束。

三、基于遗传算法（GA）的应急物流配送路径模型求解

（一）算法设计

1.编码在使用GA求解VRPTW问题时，可以采用整数编码的形式对染色体进行编码，当配送车辆数最多为K，且节点数目为N时，染色体长度为N+K-1，那么表达该染色体的基本形式为（1，2，3，…，N，N+1，…，N+K-1）。2.遗传适应度函数当编码的解码不能保证都满足每条配送路线上对时间窗的约束和载重量的约束条件时，为了解决违反约束问题，进行求解时采用惩罚函数。构建的惩罚函数如下：f（s）=c（s）+αq（s）+βw（s），c（s）表示车辆总行驶距离，q（s）表示各条路径违反的容量约束之和，w（s）表示所有顾客违反的时间窗约束之和。因为违反容量约束相对来说不太容易，所以将α设为10。而较容易违反时间窗约束，所以将β设为100。目标函数值越小越优越，因此在选择环节，将惩罚函数的倒数设置为适应度函数，即为1/f（s）。3.初始化种群先构建带时间窗车辆路径问题的初始解，再进行初始化种群。设节点数目为m。第一步：任意选择某一节点i∈{1，2，3，…，m}；第二步：使用车辆数的初始化k=1；第三步：遍历节点生成序列Sq=[i，i+1，…，m，1，2，…，i-1]第四步：遍历节点j至节点m，形成初始解。按序列Sq遍历节点Sq（j），将节点Sq（j）添加到第q条路径中，在添加到对应线路中时要考虑车辆的载重量和左时间窗的约束条件。得到的初始解就是一个配送方案，通过将个体赋值的方式转换为种群初始化。4.选择从群体中选择优良个体来繁殖子代的过程，并进行优胜劣汰操作，通过基于适应度的过程选择个体解决方案，即从群体中选择多个适应度值大的个体进行交叉、变异以及局部搜索过程。5.交叉交叉是指两个父代个体的部分结构加以替换重组而生成新的个体，然后从前到后把重复的基因位删除，形成两个子代个体。6.变异变异过程是将父代染色体先选择两个位置，将这两个位置上的基因互换形成子代染色体。7.终止条件遗传算法具有随机搜索特性，需要设置终止条件以在可接受时间内获得最优解。比如设置最大进化次数为终止条件，或达到最大迭代数时终止算法运算，再如判断种群适应度值的收敛性，种群适应度值不被继续优化时终止算法运算。

（二）遗传算法的运算流程

遗传算法（GA）是借鉴生物界的进化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遗传机制演化而来，是一种随机化搜索全局寻优的生物进化过程算法，具有内在的隐并行性和更好的全局寻优能力，采用概率化的寻优方法，能自动获取和指导优化的搜索空间，自适应地调整搜索方向，使群体不断进化，逐渐接近最优。GA是解决VRPTW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在求解应急物流配送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流程图1所示。

四、算例分析

以漳县公路网络应急物流配送为算例进行分析，漳县有13个乡镇，其分布状况如图1所示，假定武阳镇是配送中心，配送中心有5辆载重量为68t的汽车，各乡镇对物资的需求量由各乡镇的人数来确定，需求点相关信息见表1。本算例采用MATLAB软件对设计的GA算法进行编程实现，通过仿真运算结果发现，在求解配送路径优化问题时，带时间窗的遗传算法收敛速度快、程序运行时间短、效率高，有效实现了时间约束条件下应急物流配送路径优化，在应急物资配送中调用了3辆汽车，具体的最优配送方案如图2所示，车辆行驶路径及载重量如表2所示。通过求解轨迹结果可以得出基于时间窗的总行驶里程最短的路径安排。

五、结语

优化路径范文篇3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农村金融供给;优化路径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主潮流是供给侧改革，广大人民群众要作为改革的主体与重要参与者，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村经济与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供给侧改革下的农村金融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助力，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供给侧改革的最终效果相挂钩。农村经济与金融供给的关系密不可分，为了更好地创建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优化农村金融供给路径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1当今农村金融供给存在的问题

农村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其发展潜力巨大，国家和社会都对农村经济发展持有乐观看法，在这样的期待下，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发展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尚存在很多客观阻力，为了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金融供给向更优先方向前进，首要做的就是结合农村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找出阻碍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1.1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数量偏少。目前针对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已经制定，但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限制，导致农村金融供给政策落实不到位，许多偏远地区农村的金融机构数量不足甚至完全没有。另外，由于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居民对金融常识、经济发展的认识不够，导致金融业务需求缺乏，而整体金融业务需求过低也会造成金融供给降低，从而降低经济增长活力。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配备相应的金融服务机构，比较常见的是各地农村金融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银行等。不难看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类型还是较为单一，适合短期业务需求，加上农村商业银行是盈利机构，主要目的还是赚钱，不会具体帮助农民开展金融业务，而农民并不熟悉繁杂的金融项目和业务。1.2农村金融产品种类较少。农业、农民、农村是农村经济发展三大支柱，相关经济活动都是基于此开展。由于经济活动的类型和范围不尽相同，所需要的金融项目和业务也不一样，健康的农村金融业务需求应该是多样化的，有不同的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供农民选择[1]。然而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与此并不相符，相关银行和机构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提供给农民的金融业务种类较少，虽然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风险，但是却对农村金融业务效率产生破坏，不符合经济多元化的发展需求。1.3金融机构和农民信息沟通不及时。农村金融活动的开展效率偏低，主要困扰因素有两点：一是金融机构数量受主观和客观因素制约导致偏少，二是当地金融机构活力不够，和农民的交互沟通不及时。金融机构数量不足，且存在的机构沟通不到位，办事效率较低，金融服务水平不够，导致农民开展金融业务时无法良好表现自己的诉求，最终农村经济建设达不到农民投入金融产品和项目的需求，非常不利于农村供给侧改革工作的开展。

2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内容和重要性

2.1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内容。需求和供给密不可分，互相制约又相辅相成，在一定条件下供给和需求可以相互转化。需求是供给持久稳定的动力，供给会根据需求的变化而调节，需求如果和供给基本相吻合，供需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状态[2]。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会形成卖方市场，就是常见的供不应求和产品短缺，这时为了形成供需平衡，我们应该增加供给量，供需平衡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改革提上日程，供给改革已经是目前经济发展的创新政策，是满足新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经之路。而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是稳定且有效的发展手段，它通过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使得农村经济要素达到最优配置，从而让农村经济实现质和量上的提高，让农村经济发展不仅“快”而且“优”[3]。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可以调整农村金融结构，消灭农村要素匹配不均匀甚至扭曲的现象，实现农村在供给方面的灵活适配，用消费引导农村生产，实现供需平衡，提升农村经济水平，最终引导农村健康持久稳定地发展。2.2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供给侧改革主要有三大立足点，分别是供给侧、改革和结构性。具体来说，就是借助改革的推进模式进行机构性调整从而增加有效供给。而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就是引入新的金融产品和经济元素，并对以往农民对金融重视度不高、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只注重求稳缺乏活力的现象进行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扶持金融产品创新并对其进行优化和完善。所以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可以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增加外部援助，即支持国家颁布的农村经济政策，二是坚定内部力量，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创新，内外结合出招，促进农村经济要素再分配。[4]

3供给侧改革下完善农村金融供给的方法

3.1持续提升农村金融的供给能力。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供给能力一直是金融体系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而针对这样的现状，应当借助提升金融供给能力的手段给供给侧改革提供相应的动力。[5]但是农业生产耗时长、投入产出比难以预料，加上生产成本高，而金融机构是盈利组织，趋利避害是企业本能，所以一般农业生产的商户很难在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开展农村供给侧改革，可将农企资源聚集、并购并整合重组，形成新的具备更强抵抗风险能力的大型农企。而大型农企注册资金较高，企业社会信用度也更高，更需要资金链支持，也更能承担较高一点的借贷利息，相比较传统农企更能被金融机构所接受。值得一提的是，整合资源后的农村大型企业，有了金融机构资金的助力，发展也会蒸蒸日上，可以说这样的模式是相辅相成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农村金融机构不应该只在“量”上支持大型农企，更重要的是开发新型的符合当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同时形成更多的金融机构与农企合作新模式。具体可以参考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中商业银行针对“三农”问题的处理，例如对具有合作性质的企业，扶持政策向现代化农企靠拢，而对于其他非合作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应该加强信贷监管，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现状和机构自身情况，稳妥投资。[6]3.2增强农村金融供给资金的流动性。我国的金融资本市场一直不够完善，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不足一直是资本市场难以处理的一环。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根据需求适量投放金融资本，提高资本流动的稳定性，提升在资本市场资本的利用效率。而负责资本投入的农村金融机构应该结合当前农产品市场的具体情况，对涉农的经营主体细细划分，明确贷款种类，达到市场在资金分配中的主要导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农村金融机构不仅要明确投资方向，相应的风险防范也要注意，对金融业务进行精细化管理，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节约经营成本的方式。3.3积极发展农村金融服务新模式。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有利有弊，既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注入了活力，但是也给农村发展带来了挑战。机遇与挑战往往是并存的，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发展目标，农村金融机构不应该故步自封，要勇于创新，并应该积极探讨针对风险的处理方式，谋求出更优质更高效的合作模式。3.4健全风险监管机制。监督机制是相关经济政策的有效保障，农村金融供给的优化离不开相应的风险监管制度。在实施农村金融供给优化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建立农村信用评估体系的方式有效降低金融贷款风险：一是将涉及农业经营的企业纳入信用考核体系；二是加强对涉农企业注册信息和提交申请的相关信息的核实。这两点将涉农企业的贷款和信用等级挂钩，使得资金链的流通更有保障。与此同时，金融供给应纳入我国的司法体系中，要将金融管理纳入立法，建立透明公正公开的信息公开制度，使涉农企业信息实现公开、透明和共享。如果涉农企业信息不完善或者存在造假行为，要对其进行惩戒，有效保证信息的真实性，方便金融工作的开展。而除了外部加强立法和考核，金融机构本身也应做好相应的风险防范和管理，对金融业务进行细分，按照流程进行规范化操作，在实际经营中注意结合相应的判定体系和法律规章。

4结语

发展农村经济，一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新时代促进农村经济结构改革，完善和健全农村金融供给已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应该持续优化农村金融供给路径，增强农村金融供给能力、提高农村金融供给资金的流动性、积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开发创新信贷产品、完善风险监管机制，全方位多角度地促进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尹磊.供给侧改革下农村金融供给的优化路径[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9(09).

[2]聂勇,王华.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村金融风险防范困境与路径优化——以广西为例[J].市场论坛,2019(06).

[3]陈付佳.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农村金融供给优化策略分析[J].农村实用技术,2019(03).

[4]韩艳华.供给侧改革视野下农村金融供给的优化路径研究[J].财经界(学术版),2018(07).

[5]李嫄岩,高晓菲.供给侧改革视野下农村金融创新路径研究[J].时代金融,2018(09).

优化路径范文篇4

【关键词】“互联网+政务服务”；问题；优化路径

1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政府工作步入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创新思维已逐渐运用到面向群众的政务服务当中，公民可以通过云端实现线上办理业务。由于国内“互联网+政务服务”起步较晚，我国在政务云平台建设中在平台设计、人才培养、覆盖范围、引导方向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论文结合实践状况，寻找现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的优化路径。

2“互联网+政务服务”内涵与实践意义

2.1“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内涵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以便民惠民为主线、以信息化为抓手、以地区试点为中心，面对新时代挑战政府所提出的制度创新。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政务服务”，该导向性关键词自此进入公众视野，其主旨在于转变政务接待方式，促进政府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提高办事效率，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促进信息畅通与机会均等。相较于线下政务服务模式，“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思路与模式更加集约、服务方式与内容更加丰富；通过平台和数据的集约，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具体呈现为“一号一窗一网”，建设服务前端一体化、服务流程一体化、服务监管一体化、数据资源一体化的大数据政务平台，同时在服务方面实现资源全面化、服务均等化、内容准确化、渠道多样化，向公众提供更优质、更全面的业务办理信息明细，提高政务服务办理的质量与效率，升级政府形象，全面提升政府公信力。

2.2“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意义

《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提升至全球第45位，相较于2018年提升20个位次，取得历史新高。“十四五”时期，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对我国数字化政府建设提出了全新要求，“互联网+政务服务”成为信息时代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方式。信息技术革命对跨部门的政务协同发生影响，虚拟政府支持决策的协调互动，“互联网+政务服务”顺应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浪潮，将“互联网+”作为核心动力与政府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利用信息技术调试全局关系，能够有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政府治理模式创新。践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是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现阶段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之举。“互联网+政务服务”不仅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企业、个人“办证难”等社会问题，有利于厘清政府权力边界，促进政民互动。以政府简政放权、提升服务质量为行动内核，以政府权力清单和政务服务方向为实践依据，以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分析为支撑点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在践行过程中的三大关键要点。灵活运用大数据集成思维，创建从“群众跑腿”到云平台“数据跑腿”的新型政务办理机制，是建设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深刻实践。“互联网+政务服务”符合新时代智慧型城市创建理念，顺应传统行政审批整合的趋势，全面推进“互联网+”在基层政务服务中的落实，提升政府审批服务效率及便民化水平，持续完善科学立体政务办理体系，实行“一号一窗一网”改革。

3S市“互联网+政务服务”目前存在的问题

论文通过访谈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对S市“互联网+政务服务”现状进行调研及分析，归纳发现S市“互联网+政务服务”现存在以下问题。

3.1“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度不足

调研发现，使用者对于S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在线上线下结合方面并不十分满意，现仍存在服务项目难以对照的情况。在政务平台的运营使用中，政务服务配套支撑的使用机制僵化，不适用于新型平台运转，发展理念老套，缺乏“互联网+”创新思维的加持，诸多问题导致各级政府政务平台系统呈现自成一派的局面，机关之间形成一座座信息孤岛。县级行政单位与市级数据库无法完全互联互通，传统政务大厅业务与线上业务对接不流畅，信息不对等，甚至引发了一系列工作矛盾。在这一方面，S市政务服务平台还要进一步完善线上线下的同步建设。

3.2政务服务端口不统一，业务通道缺乏有效整合

根据实际调研发现，不同类型的政务服务可能通向不同的认证通道，市级政务服务网站只是一个多类型政务通道的入口整合，不同单位的网站系统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用户带来识别和操作困难，公民办理个人事务需通过多个通道多次注册。政府网站中各类分管业务办理入口缺乏整合，使用者需要进行多次信息录入和注册，辗转多个端口，办理程序烦琐，群众办事面临着线上“门难找”困境。

3.3政府在专业领域人事管理制度层面存在缺失

通过调研发现，部分工作人员对于S市线上政务服务系统的操作方法并不十分了解，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不能给予有效的回答，使群众无法通过正确操作顺利完成业务。这就反映出政府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重应用、轻管理”问题[1]，对于政务服务领域的工作人员缺少必须的管理制度和培训流程，或存在专业领域人才缺失、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导致群众疑问和诉求无法及时得到解答。

3.4传统服务模式向“互联网+”服务模式转化方向不明确

如何做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是云平台建设的关键。注重每一环节实践和设计，“一人一事一窗”传统窗口向“互联网+”现代窗口的转化如何在微观上完成操作，是值得思考和设计的问题。如何将线下业务转移至线上，工作人员和使用者在此过程中应当如何操作，线下应当适量保留哪些业务，在调查中得到的答案都相对模糊，这正是云平台和政务服务能否相加、如何相加与相加的程度问题[2]。线上平台的便民程度、发展规模以及各项行政效率的具体对比参数如何值得建设者思索。

3.5“互联网+政务服务”覆盖范围有待提高

通过网页导览查询到，S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已覆盖到县一级，从S市政务服务网站导航点击可进入下属县一级政务服务网站。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有23个省市的“互联网+”政务一体化平台覆盖层级达到3级以上。有先进经验显示广东、浙江、四川等5个省级行政区，其一体化政务服务覆盖层级已达到5级[3]。横向调查对比还发现，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在市一层级的全覆盖并未完全建成，市下属的县级单位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不甚完备，业务覆盖面有待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覆盖深度和广度仍需进一步扩展。

3.6“互联网+政务服务”缺乏有效使用引导

云平台建设固然重要，相对完备的政务服务网站需要详细的使用引导，面对农民群体、老年人群、残障人群等与互联网时代不相适应的群体形成有效的指引，提升平台普适度。虽然S市政务服务网站有较为人性化的智能搜索和相对醒目的政务服务主题分类，但在详细的使用流程以及工作人员线上引导等方面仍需完善，且需要添加必要的便捷通道，为弱势群体提供全方位更便捷的使用体验。

4S市“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路径

针对S市“互联网+政务服务”实践现状，在平台功能、便利程度方面与其他省市部门开设的线上服务平台进行比较，总结出以下优化路径，促进S市政务服务云平台。

4.1坚持政务平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坚持贯彻线上线下的政务平台一体化发展理念，改变传统的多窗口跑腿模式，做到一次告知，综合办理，使“互联网+”助力实体政务大厅大步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通过提高电子政务服务的水平来提升公民认可度，重塑政务办理流程，以实现传统政务大厅与云平台完美结合，逐步形成线上线下互联互通的政务模型[4]。在不同单位之间建立联系通道，可通过不同单位的资源互通加强政务资料的有效整合，扩大政务服务的覆盖范围，加速有效信息传递，规避信息不对等问题，减少交流阻碍。借助大数据及智库的分析技术，提高各级政府的决策能力，提高信息库中各项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实时更新有助于群众服务工作展开的社会数据信息，不断提升线上线下政务服务对接效率，促进政务云平台优质发展。

4.2整合现有平台资源，升级“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流程

在基层作好实地调研，坚持以整体统筹的思维整合已有信息集合，充分发挥现有资源优势，利用各方政务资源，优化政务服务平台运行流程，坚持政府“放管服”的总体任务，强调政府服务职能，扩大政务服务范围，实现市级政务网站与上下级网站的对接互通；建立政务服务平台的使用标准[5]，在市级政务平台体系中按照既定规范进行推广管理，避免群众面临多个入口多次注册等不利状况，着力推行“一键登录，全网运行”。利用大数据思维创建政务服务数据中心，不断完善、更新现存资源，创建符合互联网思维的政务信息共享规则，做到政府内部资源共享。依靠各部门单位现存政务数据中心，适度面向社会招标，购买第三方服务，在最大程度上整合数据，避免在建设多个孤岛式数据平台投入过量资金，从而形成资源浪费。“互联网+政务服务”能够有效提升当前政府的数字化水平，是构建高效便民政府的全新政务模式。

4.3注重人事管理层面建设，引入专业人才

政府须要求内部工作人员提高“互联网+”办公意识，注重“互联网+政务服务”操作模式的普及和培训，提升内部人员新时代工作素养，加强团队服务能力建设，提升政府主体的服务水平；参考我国现有的针对互联网领域的人才鼓励政策，引入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从专业视角对建设政务服务云平台提出建议，助力设计线上政务平台运行流程，提升平台使用流畅度与安全系数。建立信息安全防火墙，定期对网页安全数据展开分析，提升防火墙性能，做好数据保护和安全管理工作。定期对内部工作队伍中的人才展开培训，组织引领他们钻研全新互联网服务政策、开发新的互联网政务服务功能。培养专门的日常服务管理人才，由其承担引导群众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云平台办理基础业务责任，利用互联网做好服务宣传工作，让广大群众真正了解应如何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云平台办理基础业务，帮助他们及时解决在业务办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4.4实现“互联网+”政务顶层设计与实践应用的双向互动

为应对目前线上线下业务转换路径不明确的严峻挑战，急需寻找一种“全局指导，典型引路”的战略路径，即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与现代信息技术高度结合。避免一味地说空话而不做实事，将“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落在实处，将理论政策的提出与工作实践结合在一起。需多调研掌握实际情况，在设计上按照“前端综合办理、后台归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模式，做好每一步的工作衔接，将政务服务事项和行政审批全部集中统一由“一门”受理，“一网”审批，“一次”办结[6]，解决“门难找”的现实困境，使群众的政务服务办理流程更加流畅，这正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系统工程。同时，加强对真实工作情况的分析，虚心接纳群众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使用过程中的反馈意见，主动根据实际进行理论政策实践的相关调整，不断简化服务流程，降低群众办理基础业务的烦琐度。建立畅通的信息登录和传递渠道，减少群众便利业务时的重复认证和登录。

4.5扩大线上政务服务纵向覆盖范围，促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度发展

将S市调研结果与其他政务服务平台横向调查对比发现，目前我国政务云平台建设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通过建立大数据库，引入最新的信息整合分析技术等方式，督促各地区政府提高“互联网+”办公意识，使云端政务平台政务模式向基层政府渗透，这需要S市向国内高水平政务服务云平台看齐。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将信息化政务服务深入社区，计划将实现社区互联，我国建立“互联网+政务服务”细化完备体系的目标任重道远。这首先需要让社区形成正确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意识，让他们承担起引领责任，增强其线上服务实力，建立起良好的“社区—政府”沟通机制。其次，要规范对社区服务信息的管理，保障社区服务信息的安全性以及真实性，避免社会出现为应付政府工作而虚报工作信息的问题，定期对社会开展“互联网+”政府服务工作的情况展开调查，了解群众真实想法。

4.6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有效引导，提升群众体验感

调研发现，存在公民无法精准操作，反而降低办事效率的状况。简化操作流程、加强对市民端线上操作的正确引导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工作要点。可以通过开设政务公众号、印发操作手册、优化网页智能导航等方式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民众普及度，让群众对如何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中办理基础业务产生正确了解。注重平台细节设计和安全保障，提升群众体验感和获得感，保证服务界面的简洁性，让群众能够迅速获得所需信息，避免混淆视听。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宣传和帮助。面向老年人群、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开通绿色快速通道，尤其是需要帮助他们做好登录和认证工作，让所有公民都有机会体验便利的线上政务服务。

【参考文献】

【1】刘卫瑾.“互联网+”电子政务外网终端安全问题及应对策略[A].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2020互联网安全与治理论坛论文集[C].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信息网络安全》北京编辑部,2020:3.

【2】徐敏宁,陈安国.“互联网+政务服务”三步走战略探究[J].行政管理改革,2020(08):43-49.

【3】王文媛.“互联网+政务”平台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0(17):73-74.

【4】李伟娟.“互联网+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J].S干部学刊,2020(04):45-47.

【5】阎波.以“运动战”破解“办事难”:地方政府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的制度逻辑[J].中国行政管理,2020(10):97-105.

优化路径范文篇5

关键词：纸本期刊；图书馆馆藏；优化

在已有的研究中，谈馆藏优化，多为纸本图书馆藏优化，谈纸本期刊馆藏优化的极少。期刊馆藏建设，有自己的突出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科学性、连续性、实践性。期刊馆藏优化，其实质就是平衡期刊馆藏的“三性”。既要重视期刊馆藏的连续性，也要充分考虑期刊馆藏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在实际工作中，需要通过各种时机和途径，对馆藏进行优化。

1期刊馆藏建设的“三性”

1．1期刊馆藏建设的科学性

期刊馆藏建设要讲究科学性。这个科学性既包含了需要遵循期刊本身的特点和价值，又包含了期刊馆藏必须要适应单位或者读者对象的实际需求。1．1．1学科馆藏结构：广泛涉及，但有主次。期刊是具有学科属性的，尤其是学术期刊。所以，在期刊馆藏建设中要充分考虑期刊的学科性。在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形成科学的学科专业结构，要广泛涉及各个学科，但是又要有主次之分。哪些学科刊物多，哪些学科刊物少，要形成一个良好的比例。这个主次分配的依据，就是要符合本单位的特点。1．1．2学术期刊与通俗期刊馆藏结构：适宜本单位性质。学术期刊与通俗期刊，是具有不同的读者群的。一般来说，如果是学术科研单位，会重点布局学术刊物。如果是面向社会大众开放的图书馆，则重点布局通俗刊。此外，比例结构还得科学。学术刊与通俗刊协调搭配，才能更好地适应读者需求。1．1．3刊物层次结构：核心与非核心结构比例科学合理。期刊跟图书一样，良莠不齐。图书馆一定要严把质量关，切忌质量低下的刊物进入图书馆。判断期刊质量的一个标准，就是核心刊与非核心刊。要根据单位的现实情况，选择适合单位的刊物，确定科学的核心与非核心的比例。

1．2期刊馆藏建设的连续性

期刊本身具有连续性，期刊的连续性才能全面反映该刊的知识系统和实用价值。所以，期刊馆藏必须具有连续性。期刊馆藏建设的连续性是指本馆所采期刊必须保持长期连续一致，是期刊馆藏建设最基础的特性，由期刊的学术价值和保存价值决定的。

1．3期刊馆藏建设的实践性

期刊馆藏建设的实践性是指期刊馆藏建设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改进、不断优化，不断适应单位发展的需要，要根据单位发展适时做调整，要在工作中尽最大努力满足师生期刊文献需求。

2期刊馆藏建设“三性”的关系

连续性是基础，是核心，科学性、实践性都必须以连续性为基础。在建设之初，充分考虑科学性和实践性。后续再根据实际情况，遵循科学性、实践性的原则稍做调整。

3优化期刊馆藏的时机

期刊订购工作会随时产生变化，有时经费会出现变化，有时单位的工作重心或者服务的学科结构（特指高校）会出现变化；有时刊物出版情况会出现变化。抓住以上时机，逐步实现馆藏优化，是期刊工作者的责任。

3．1经费变更时

单位每年的订购经费都不会一成不变。有时候经费会增加，有时候经费会减少，即使是同样的经费，也可能出现经费用途变更的情况。比如，有的单位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年要迎接某种评估或者达标检查，就会突击补缺，突然大量增加订购经费。这种时候，一定要充分做好刊物认证。即使量大，也要精心选择优良刊物补充馆藏。因为期刊馆藏建设连续性的特点，期刊一般不剔旧，即使遇到经费减少缩减刊物订购，也必须严格谨慎，切忌轻率地删掉某一种刊物。

3．2学科专业做调整时

在高校，学科专业做调整的情况非常普遍。高校图书馆适应学校发展，适时根据学科专业变化情况调整馆藏就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新增某一学科时，需要补充这一学科的新刊。有的学科取消了，那么就要逐渐地取消或者减少相应专业的刊物。不仅是学校专业的增减，同时还得注意学校申报情况的变化，例如，学校申报的或者在建的“双一流”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校级重点学科等。

3．3期刊出版情况变化时

期刊出版情况也会不断变化。有的刊物会出现停刊、休刊或限制发行情况，如2019年停刊、休刊的刊物有：《艺术世界》《继续教育》；2020年停刊、休刊的刊物有：《大学英语》《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有的刊物会由非正式刊转变为正式刊，即先为内部刊物，后为正式发行的刊物。有的刊物会由核心降为非核心，由非核心升级为核心，如《兰台世界》，由核心降为非核心。期刊工作者需要及时掌握这些出版情况的变化，以增加自己鉴别刊物的能力。

4期刊馆藏优化的路径探索

既然实际工作情况随时都在变化，那么期刊馆藏也一定会随着工作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是期刊工作者及时调整期刊馆藏、使期刊馆藏越来越能适应单位的发展、越来越能满足读者需求的变化。

4．1利用读者决策采购系统进行馆藏优化

读者决策采购（PDA），又称需求驱动采购，即根据读者的实际需求与使用情况所产生的数据进行采购［1］。读者决策采购方式：图书馆将书目MARC数据导入书目系统，设定触碰指标。读者检索浏览OPAC联机书目、网络书店购买、馆际互借、荐书系统荐书等行为数据达到设定指标后，书目会自动生成到购买书目。读者决策采购系统是很多图书馆充分满足读者需求，实现馆藏优化的一个系统。它所产生的数据非常客观。在期刊刊目优选工作中，同样可以利用这个系统。如果说读者决策系统体现的只是读者已经显现的需求，或者说，由于读者能够选择的都是现有的图书馆纸本资源，读者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那么，读者需求的调查则能够充分弥补这一缺憾。

4．2利用读者需求调查结果进行馆藏优化

读者需求调查，即采访者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对读者需求进行调查。包括问卷调查、现场访谈、收集意见和荐购信息等［2］。读者需求调查的结果，有可能包括已有的馆藏资源，也有可能是现有馆藏里没有的资源。读者需求是读者潜在的、自觉的资源需求，这种需求更为直接、真实。读者决策采购与读者需求调查互为补充，读者决策采购是读者已经实施的需求，而读者需求调查则为潜在的读者需求或需求意向，是读者尚未实施的需求，需要图书馆去帮助读者实施。读者需求调查需要长期坚持。读者需求是我们改进工作的需要。

优化路径范文篇6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精准扶贫

1郴州市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做法

1.1强化市场定位功能优势，健全银行支农服务体系

1.1.1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截至2021年6月末，全市银行机构设有7339个农村金融服务点，包括229个县域网点、326个乡镇网点、159个乡镇金融服务点、6625个村级金融服务点，从业人数共8120人。其中涉农银行机构农村金融服务点占比44.4%、乡镇网点占比95.5%，实现乡村金融覆盖率超95%，从业人数占比69.4%。1.1.2完善农村保险保障体系。市财政局印发《郴州市市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财政配套资金管理办法》，对种植业、养殖业、农房保险等其他品种提供保费补贴，进一步提高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益。2020年下达全市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1013万元，较上年增长95.6%，为“三农”服务解除后顾之忧。

1.2落实支农支小政策工具，完善金融支农配套保障

1.2.1有效疏通货币政策传导。2020年以来，人行郴州市中支累计投入再贷款（含展期）资金26.8亿元，惠及各类市场主体1.2万户，其中发放支小再贷款13亿元、发放支农（含扶贫）再贷款13.8亿元。撬动全市银行机构应延尽延普惠小微贷款53.9亿元、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01.5亿元，有效缓解了中小微企业资金周转难题。截至2021年6月末,全市涉农贷款余额1086.9亿元,同比增长15.5%,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2.68个百分点。1.2.2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市财政局对全市范围内依托省农担公司贷款项目应缴纳担保费的0.5%部分进行兜底补助。2020年，对全市51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3.3亿元贷款给予保费补贴资金165万元。设立市创新发展基金，当前规模达1.2亿元，安排产业扶持资金0.49亿元、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0.78亿元，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2021年安排湘江产业引导基金5400万元，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同年，市财政预算重点项目支出4550万元，较2020年增加860万元，其中乡村振兴产业扶持资金支出1350万元。1.2.3健全信息对接共享机制。积极推广基于“信用郴州”的“信易贷”产品，推动建设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及“中经惠企”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加强涉农数据跨领域共享应用，为“三农”信贷融资提供可信任、可追溯的数据源。1.2.4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结构。辖内银行机构通过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近五年阶段任务目标、考核激励及营销费用倾斜性安排、实施涉农贷款利率定价优惠等方式，提升服务效率。如市农发行力争2025年涉农贷款余额达到210亿元；市农行开展乡村振兴全面营销活动，配置战略、专项营销、工资激励费用共672万元；资兴农商行对已评定信用村的农户贷款利率在同档次贷款利率上再下降10%。

1.3聚焦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

1.3.1用好金融精准扶贫资金。人行郴州市中支立足精准支持产业扶贫,稳步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和管理工作，同时，设立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基金、政府性融资担保资金池近3亿元，形成资源整合、风险共担的农村支持格局。截至2021年6月末，全市累计为7万户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信贷29.6亿元，带动贫困户年均增收5000余元。1.3.2大力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各银行机构因地制宜推出了“生猪贷”“乡村振兴贷”“果农贷”等40余种特色金融产品，全方位保障产业发展的资金需要。全市累计引进、培植产业扶贫项目1367个，培育出临武鸭、东江鱼、玲珑王等一大批产业扶贫龙头企业和桂东茶叶、永兴冰糖橙、汝城辣椒等各类农业特色产业10余个，成为乡村振兴新的经济增长点。1.3.3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力度。2020年以来，全市银行机构累计对2.81万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款63.6亿元，现有贷款余额93.9亿元，同比增长38.9%，有力支持了农村规模种养业、农产品加工、农村商贸物流等涉农行业发展。目前，郴州市已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4.3万家，其中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家庭农场近9000家、农民合作社8000余家、种养大户超2.4万家。1.3.4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市银行机构不断加大对农田水利、农村公路、农村危旧住房改造、饮水安全工程等的支持力度，2020年以来，累计支持160个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金额159.1亿元，其中绿色农业开发贷款项目14.5亿元。截至2021年6月末，全市已建成省、市两级美丽乡村示范村295个，开工乡村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项目2627个。

1.4创新金融支农服务模式,推动农业产业链发展

1.4.1提升农村金融科技水平。辖内银行机构借力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困局。如市光大银行推出“云缴费”产品，为客户提供线上缴费服务。辖内农商银行依托省联社“福祥e贷”产品推行全流程线上服务模式，逐步成为农户小额贷款获取的主渠道。截至2021年6月末，全市农商系统“福祥e贷”累计录入“白名单”客户4.1万户，累计授信7442户、金额7.7亿元。其中农户授信4588户、金额4.9亿元。1.4.2开展农业产业链融资服务。2020年，筛选71个“四大百亿”产业项目进行重点培育，全力打造“四大百亿”产业链。辖内银行机构主动创新适合产业特征的供应链融资产品和模式，抢抓郴州市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的机遇，积极与省农担公司进行战略合作，专项支持基地产业链融资。2020年以来，累计向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上下游1114户主体发放农担贷款5.74亿元。

1.5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近年来，郴州市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了“信息采集+信用评价+信贷投放+社会应用”四位一体的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模式，为有效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2021年6月末，全市建立农户信用档案79.8万户，建档率77.9%；评定信用农户60.8万户，占比76.2%；全辖向已评定信用等级农户累放贷款66.4万笔、金额990.9亿元，并借助“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生产经营模式，带动5.6万名农户发展各类种养产业，密切融洽了银企农关系。

2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存在的主要问题

2.1金融管理政策方面，“同质化”监管影响信贷资源传导

2.1.1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职责功能重叠。当前，虽然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和地方政府的监管格局，但在银行机构的监管主体之间存在着职责功能、机制的不协调。监管政策、监管方向仅在总行层面有明显区别，在地市级存在工作内容重叠率高，辖内银行机构尤其是地方法人机构应付监管部门任务重、负荷大、挤占主业时间长等问题。重点工作的推动落实尚未形成合力，这也导致政策执行力度不一致。2.1.2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需求较低。辖内大多地方法人机构因自由资金较为充裕、再贷款价格优势不明显、符合政策要求机构比例较低等原因，借用支农支小再贷款积极性不高。地方法人机构其他来源负债，如一般性存款付息成本约2%，再贷款（除扶贫再贷款）利率2.25%，并不具备价格优势。同时，根据支农支小再贷款要求，贷款利率单笔不超6%，利率加点空间在3.75%以内。据调研显示，辖内法人机构贷款平均管理费用为2.44%，个别已突破4%，因贷款营运成本较重，新发放的贷款利率普遍超过政策要求。

2.2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农村经济主体金融资源承受性差

2.2.1市场主体金融基础薄弱。全市农业产业化程度总体偏低，且各地龙头企业多数以初级产品为主，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向度和市场占有率不高。目前，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共631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仅占1%。同时，大多数农村企业缺乏正规的会计核算制度和完整的信息披露，信息不对称问题凸出。从郴州市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来看，2021年上半年，全市直接融资占比30.4%，低于全省6.6个百分点，其中涉农企业占比为零。2.2.2农村科创水平相对滞后。当前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主要以现行体制中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为主，调研发现，现有的农业生产服务主要集中在种养殖领域，总体农业服务供给量不足，尤其是农畜产品储藏加工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等，数据及质量均不能满足农村产业发展需求。2.2.3农村地区人才大量匮乏。2020年郴州市仅农村劳动力省外务工者就达70余万人，留守农村的劳动力普遍素质较低，全市还有40余万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仅技能型人才就有6万人以上的需求缺口，农村劳力基础、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明显不足。

2.3政府配套政策方面，农村金融支农配套保障不充分

2.3.1农村融资担保机制不完善。目前，县一级只有资兴市、桂东县和宜章县出资参股了市中小担，永兴县和嘉禾县虽设有担保公司，但目前无法为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此外，政府推出的“助保贷”、“税易贷”等受惠面不宽，过桥贷款规模太小。如永兴县反映，2020年以来，辖内各家银行通过担保公司发放企业贷款仅1663万元。资兴市反映，“助保贷”自2020年推出以来，因流程缓慢等原因2021年上旬才开始落地，至今仅惠及9家小微企业。2.3.2农业保险广度、深度不够。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缴费意愿不高。小农户的分散经营特征提高了保险运营成本与风险，加之政府补贴力度不够，致使商业保险机构介入农业保险积极性也不高。2020年，郴州市人均保险密度1769.84元、保险深度3.3%，低于全省435.2元、0.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1463.2元、1.2个百分点。2.3.3信息共享平台发展缓慢。当前，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还在推进中，“中经惠企”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还未上线。而“信用郴州”平台在辖内普惠信贷业务中虽得到了运用，但与农户庞大的信贷需求相比，大数据平台建设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数据共享覆盖面及全面性准确性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制约环节。

2.4银行机制经营方面，业务发展与经济主体金融需要不配

2.4.1金融资源下沉力度不足。目前，农户的普惠贷款主要从农商行获得，辖内大型涉农机构服务农户的力度依然较弱，如市农行、邮储银行农户经营性贷款余额仅占该行涉农贷款的10%、14%。农商行农户贷款规模虽然较大、但贷款成本高，以郴州农商行“惠农贷”为例，农户贷款加权利率达7.8%，较“惠农贷”平均利率高0.7个百分点，整体看优惠信贷资源向农户生产经营领域下沉不足。2.4.2信贷管理资源存在短板。（1）审批权限下放力度不够。县域银行分支机构往往没有贷款审批权，营业部及基层支行权限在50万元以下，其中信用贷款权限整体偏低，高达50万元，低至5万元。且涉农贷款审批时间长、环节多，农企资金需求具有“短、频、快”特点，导致企业容易错过经营和发展最佳时机。（2）尽职免责落实不到位。因“尽职免责”制度在具体实践中证明过程和材料较为复杂，难以有效落实和发挥作用。2020年全市银行机构认定责任贷款及人次分别为1.29亿元、146人，其中免责金额及人次仅0.29亿元、68人，占比为22.5%、46.6%，在终身追责的背景下，信贷人员惜贷惧贷的心理依旧普遍存在。（3）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同质化。主要表现在战略定位同质、信贷产品同质、服务种类、模式同质等三方面，没有立足于市场需求形成分类分层服务体系，都以精英农户和农业龙头企业为主要目标客户群，“税务贷”“惠农贷”等产品大同小异，且银行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间缺乏有效协调，导致金融服务效率较低。2.4.3经营管理能力面临挑战。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村镇银行的涉农金融管理技术和手段相对落后，精细化管理程度不高，缺乏规范化的金融业务管理机制、制度体系及管理决策流程。另外，辖内部分银行机构农村金融服务点较少，乡村服务能力不足。如资兴浦发村行只在县域设立了3个网点，全靠工作人员下乡与村组对接，因辖内农村区域广而偏远，金融服务存在短板。2.4.4农村银行机构风控压力较大。郴州市农村中小银行机构涉农贷款余额431.8亿元，占全市涉农贷款的39.75%，是乡村支农支小的主力军，但因核心竞争力不强、抗风险偏弱，经营风险有所加大。截至2021年6月末，郴州市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各项贷款不良率高出全市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其中涉农贷款不良率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47个百分点。

3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优化路径分析

3.1从监管层面来说，要优化部门职能，加强激励引导作用，推动农村金融服务提质升级

3.1.1优化金融服务监管主体职能。完善以人民银行为宏观政策执行、银保监局为风险管控、地方金融监管局为日常监督的多元监督体系，厘清各监管主体的责任，避免职能、工作交叉对各银行机构造成的负担及压力，形成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监管格局。各监管主体的分支派出机构要保持紧密合作，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监控金融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性。3.1.2强化金融政策引导激励作用。探索放开再贷款“一刀切”利率限制，鼓励地方法人机构根据资金运用成本、风险、期限等因素，建立差异化、灵活的利率定价模型，如要求低于本机构同期同档次平均利率，提高地方法人机构借用积极性的同时，推动其将结构性货币政策优惠利率因素纳入自身利率定价模型，引导金融资源向“三农”倾斜。

3.2从主体层面来说，要促进多元发展，提升金融意识水平，推动农村经济环境向优发展

3.2.1促进农业产业化、组织化发展。大力推广农村供应链模式，借助龙头企业对农户的有力控制，全面整合资金流和信息流，提升农业小微企业与农户的获贷能力。面对“小而分散”农户，加大“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组织方式的运用，将农户有机组织起来，与银行机构建立稳定的业务联系，促进农户与现代金融服务的全面对接。鼓励企业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研究成果转换，推动农村产业走差异化、科技化、规模化发展之路。3.2.2创造发展农村科技的良好环境。加强农村产业科技服务中介机构建设，为技术和市场之间的交流合作与转化提供服务平台。继续提升互联网、信息技术工程在农村地区覆盖程度，推动信息服务深入基层，进一步提升农户人群的互联网及其它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3.2.3积极吸引各类人才向农村回流。采取多样化人才引进方式，为各类急需人才设立“专岗”，通过补贴形式，以较有吸引力的工资水平，鼓励和引导农科教等紧缺人才向农村转移。健全城乡人才流动机制，选拔一批青年骨干、高层次科创人才、教育医疗人才到乡村交流服务，有效激活农村发展活力。

3.3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强化配套保障，加快政策整合升级，推动农村经济金融互惠发展

3.3.1发挥财政资金撬动效能。打通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最后一公里”，实现农担业务乡镇全覆盖。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农业保险机构加大支农支小力度，稳步提高涉农、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水平，为实体经济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府性担保服务。完善“政银担”风险补偿机制，按照“扩面增品提标”的要求，逐步完善农业保险政策。开发针对地方特色的保障险种，加大对农户的直接保费补贴和对保险公司的政策性优惠补贴。积极探索“信贷+保险+期货”等创新形式，建立农业补贴、涉农信贷、农产品期货(权)和农业保险联动机制，形成金融支农综合体系。3.3.2完善农村信息共享机制。推进全市各类信息平台尽快落地，充分利用政府的大数据平台，建立跨机构、地区、行业和部门的信息共享、交换和交易机制，在农村农户之间共享信息，提高农村服务效率。3.3.3扩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指导农业龙头企业提升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意识，打破对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方式的高度路径依赖。引导各类资本进入农业龙头企业，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融资工具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3.4从银行层面来说，要加大资源倾斜，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推动发挥乡村服务关键作用

3.4.1提高农村经济主体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农户贷款投放力度，提升农村网点考核比重，充分利用“惠农E贷”“福祥E贷”等线上便捷优势增量扩面。加大对高产高效农产品基地、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流通市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并在担保方式、授信额度、贷款期限和利率、还款方式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解决农业贷款担保难问题。3.4.2加大信贷资源和政策措施倾斜度。丰富基层网点业务品种,适当下放授权审批权限，优化授信审批流程，提升金融资源与农村企业资金需求匹配度。建立尽职免责保证制度，组建银行机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第三方仲裁机构。积极拓宽农村抵押担保范围，推进存货、大型农机具和林权抵押、仓单和应收账款质押等信贷业务，采取农户联保、公司担保+农户联保等担保方式，以解决融资难问题。3.4.3强化农村银行机构经营管理水平。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信息，推广微贷技术手段，将制度规范、操作流程、业务发展等嵌入信贷系统平台，打造集约型业务运营平台，实现精细化管理。加大和优化银行机构网点、ATM、POS机在农村地区的布局，通过设立助农金融服务点延伸服务触角，实行划片责任区和网格化管理，推动基层农村网点回归本源。3.4.4严守涉农领域贷款风险防控底线。严格控制准入、操作、贷后等业务风险，注重加强宏观政策和产业、行业发展规律研究，把握整个产业链风险的基础上，重点控制对核心企业的风险管理。加强日常监测，做好风险预警，主动规避和缓释客户风险。深入推进合规银行建设，在促发展和防风险之间做好平衡，牢固树立质效优先的新发展理念，不断提升风险处置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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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路径范文篇7

关键词:绿色金融;碳中和;乡村振兴;产业转型

1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在经济发展过程注重环境问题，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也更强调了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绿色金融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起，尽管在内涵上各方争议犹存，但其核心并未偏离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可持续的理念。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与数字经济相结合的线上金融发展模式更是进一步丰富了绿色金融的内涵。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双碳”目标。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国内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绿色金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区位条件及发展成果

2．1区位条件

衢，四达谓之衢。“衢”字释义为四通八达的道路。衢州地处浙江省西部，北邻安徽，西接江西，南连福建，是浙闽赣皖四省边际中心城市。随着“山海协作”工作的深入和内陆城市复兴的需要，衢州市探索建立绿色金融示范制度体系所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范围也逐步扩大。在产业结构方面，作为浙江省的重化工基地，衢州市重工业占比将近70%。2021年7月9日市人行已将我市600多家工业企业纳入碳体系进行核算、贴标。在“双碳”背景之下，对于促进碳密集型企业的改造以及产品转型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同时，衢州市生态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71.5%，是全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在浙江省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衢州践行“两山”理念，结合数字经济、美丽经济，加快绿色发展，打造美丽大花园。

2．2发展成果

大力推进“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工作的几年来，衢州率先开展了首创性工作40多项。2019年起，衢州已连续两年在长三角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竞争力评价中名列第一。于2019年11月上线的用以连接“政、银、企”三方的“衢融通”(衢州市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改革案例入选《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的最佳实践篇。根据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战略的工作指引，2018年衢州辖内的江山农商银行首创“个人碳账户”，助力绿色金融改革。在此基础上，衢州再建工业企业及农业碳中和账户，目前“三碳账户体系”已全面建设完成。此外，衢州辖内已有各银行机构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共36个，培育绿色金融试点行28家。截至今年第一季度，衢州辖内绿色信贷余额1181．58亿元，与实行绿色金融改革前的2016年末相比增长约5倍，占全部贷款比重为36．46%。

3“衢州经验”

3．1碳账户体系引领绿色转型

个人碳账户在衢州已试点一年多的时间里持续不断深化，目前已涵盖了18类日常支付场景。居民在完成如线上转账支付、线上缴费等业务后，根据标准折算的已减少的碳排放量来获得相应积分。个人碳账户中的积分可用于提升个人信用等级、消费券或家政服务兑换等，倡导绿色理念。农业碳账户是通过采集有机肥替代、秸秆还田、沼气工程3方面的碳排放数据，再根据各企业的减排程度进行3个等级的贴标，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扶持来激发农业减排的潜力。首批建设目前已覆盖了全市100%的有机肥生产企业、10．7%的生猪养殖场和五分之一的粮食种植大户。工业碳账户的建设旨在加快工业的低碳转型。与农业碳账户思路相似，工业碳账户是通过采集能源消耗数值来计算工业企业在生产中的碳排放值，再结合纵横双向对比得出碳排评价并进行4个等级的贴标区分，以此采取差异化的产业及金融政策来引导工业产业的节能减排。个人碳账户、农业碳账户和工业碳账户体系的构建三管齐下，通过贯穿生产和消费两端来引领绿色转型。

3．2绿色金融助力乡村振兴

如前文所述，衢州地区凭借丰富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乡村经济。绿色养殖是衢州乡村经济振兴的重要一环，以生猪规模化养殖、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打造了现代化的绿色养殖模式。农业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的推进则体现在设立农业碳中和账户上。另一方面，衢州努力发展美丽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近年来更是搭上了农家乐、民宿经济的快车道，借力生态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旅游业健康发展。常山县“两山银行”更是将农村各类闲散生态资源盘活利用，“定价”“变现”。在对闲散资源的评估的基础上，“两山银行”通过例如以胡柚树为质押的“胡柚贷”的形式，将胡柚树转换为融资产品，为乡村振兴蓄能。

3．3构建绿色金融数字化平台

“衢融通”连接“政、银、企”三方，破除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政府通过“衢融通”公开传递相关政策信息，同时也受理企业的各项补助申请;金融机构与企业分别作为投资方和融资方，通过平台信息，实现精准对接。作为衢州市绿色金融发展的加速器，“衢融通”为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节约成本。截至2020年，衢州市32家市级行和7家国有担保公司已全部进驻平台，各家银行在平台上架了多种类型产品且支持多种贷款方式。小微企业申贷获得率超过95%，且贷款利率比2019年降低一个百分点。此外，数字化平台意味着证照电子化以及信用信息的电子化，银行不仅可以降低尽调成本，也省去了繁琐的程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构建绿色金融数字化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4思考与建议

4．1绿色理念与城市文化理念相结合

享有“国际花园城市”盛誉的衢州市地处浙江大花园的核心区。在“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城市战略目标的支撑下，地方政府可以更多地将绿色发展理念与城市文化建设结合。在推进城市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深化绿色发展理念，能够更有效地实现人人心中有绿色，人人行动有低碳。

4．2不断升级绿色金融服务平台

“衢融通”上线以来受众广且成效卓越，极大提升了绿色项目投融资的对接效率。在“双碳”目标指引下，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也迎来了历史性机遇。因此，要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利用金融科技来动态不断地对平台功能进行升级。一方面可以通过主动对接、打通其他省市的绿色金融服务平台，扩大本地企业或银行的投融资渠道;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多地考虑平台的使用感和体验感。

4．3持续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及绿色债券是目前存在于绿色金融市场的主要产品类别，其中原生型金融产品占大部分，创新型金融产品少之又少。2021年7月，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上线交易。7月23日，衢州市发放了首笔“碳账户”场景应用贷款。在“双碳”背景之下，各金融机构应抓住机遇，针对不同产业、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拓展产品应用场景，创新绿色金融产品设计。

参考文献

［1］陈博文，陶建宏．绿色金融研究综述与展望［J］．经营与管理，2021，(02)．

［2］应兆祥．区域绿色金融改革探索———浙江衢州的实践［J］．中国金融，2021，(08)．

优化路径范文篇8

［关键词］脱贫攻坚;安徽大别山区;生态扶贫实践

安徽大别山区是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规划的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也是安徽省在新时期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采取何种扶贫方略改变此区域的贫困面貌，是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2015年11月中央决策层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成为精准扶贫领域的主基调。2015年12月，《安徽省贯彻落实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中指出要坚持绿色、共享等发展理念，加强生态保护建设，推进扶贫攻坚进程。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印发《生态扶贫工作方案》，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1］，走出一条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的生态扶贫道路。生态扶贫实现了从指导思想到实地运用的重大飞跃。学术界密切关注生态扶贫实践，研究成果逐步涌现，为持续推进生态扶贫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沈茂英、杨萍界定了生态扶贫的概念与生态扶贫的五大类型，提出了新时期生态扶贫建设的重点领域与制度保障(沈茂英、杨萍，2016)。曹诗颂等通过对连片特困区714个贫困县的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得出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经济贫困共生共存［2］，提出将生态经济与扶贫开发相结合，走生态扶贫道路(曹诗颂等，2016)。莫光辉从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内涵和绿色减贫定位阐释了绿色减贫是脱贫攻坚战的价值取向［3］。但是生态扶贫的现有研究成果，多是基于全局性扶贫开发视野，缺乏较强的区域针对性。本文以典型的安徽大别山区为例，尝试分析生态扶贫在实践中的运行成效，探讨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素，为有效推进生态扶贫路径寻找良方，也可为其他贫困地区深入开展生态扶贫方案提供重要的参考。

一、生态扶贫:脱贫攻坚的一种新范式

传统的生态治理是作为一种脱贫手段被嵌入扶贫开发大格局之中。但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平行化前进的实践方式，并不能实现生态治理的持续有效和贫困人口的持续脱贫，从而导致贫困群体与当地生态环境陷入贫困恶性循环的泥潭。进入新时代，绿色和协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也逐步成为精准扶贫领域的核心元素。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定位，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将生态与扶贫有机结合的生态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新策略。通过实施各具特色的生态扶贫模式，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要素并融入精准扶贫之中，让贫困人口从生态治理中有效脱贫，使其成为中国特色脱贫攻坚道路的一种选择。生态化是生态扶贫的内核。生态扶贫是绿色协调发展理念在反贫困领域的集中体现，基于贫困地区与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空间区域重叠、生态治理与贫困治理目标重合而形成，侧重于环境保护与生态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4］依靠生态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产业，赋予贫困人口参与并获得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权益，通过生态资源的持续有效利用，彰显脱贫攻坚道路的绿色化形态。生态扶贫是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并不是要单纯固守一地的生态资源，而是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实践创新，充分利用好生态资源禀赋优势，串联起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两个战场，以生态扶贫带动精准扶贫，实现绿色减贫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格局。生态扶贫的落脚点是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5］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扶贫模式，将生态经济建设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让贫困人口参与重大生态项目建设，创新生态资源加工利用方式，以发展生态特色产业为载体，形成绿色生态产业体系，着力将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融入其中，提高生态扶贫的益贫效果，最终实现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安徽省脱贫攻坚的重要阵地，安徽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生态功能定位注定该区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方向是实施生态扶贫，以生态立足的绿色脱贫之路在安徽大别山区全面开启。

二、生态扶贫的实践探索

安徽大别山区包括六安和安庆两市全境，共含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岳西、寿县、霍邱、金寨与霍山九县，该区域担负着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变贫困面貌的双重责任。何以撬动大别山区既有的生态优势资源，依靠生态扶贫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安徽省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安徽大别山区以消除绝对经济贫困和改善生态治理为目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与“扶贫”有效衔接，依靠区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岳西县将生态农业扶贫作为摆脱贫困的一种途径，依靠先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将茶业打造成生态经济首选产业，将以茭白为主的高山蔬菜作为一种特色主导产业，“岳西茭白”成为中国十大产业扶贫案例，积极推进全县蚕桑产业扶贫工作，生态特色农业成为岳西县绿色发展的主战场和增长极，2018年8月岳西成为全省首个“摘帽”的部级贫困县。太湖县积极打造蔬菜产业扶贫项目，宿松县实施“稻虾合养”新型模式，其他各县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不同样式的特色农业助力生态脱贫。(二)打造品牌，推广光伏产业。金寨坚持以“生态立县”，发展绿色经济，通过创新脱贫攻坚方式，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光伏扶贫是金寨县生态扶贫的一张靓丽名片。从2014年成为光伏扶贫的“试验田”开始，金寨县开启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光伏扶贫实践。为了让光伏发电与贫困户“结缘”，金寨县全面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到户项目。精准识别贫困户后，通过“到村到户到人到产业”的扶贫思路，运用扶贫资金为贫困户建设光伏电站，实现扶贫由“输血”向“造血”转变。以金寨县为代表的光伏扶贫，已成为大别山区精准扶贫的品牌项目，有条件的贫困县纷至沓来，学习借鉴金寨的生态扶贫模式，金寨县为安徽乃至全国生态扶贫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三)借力区位，发展生态旅游业。潜山县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精准扶贫，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源，将生态旅游业作为脱贫主引擎，构建全域“生态+旅游”发展大格局。依托天柱山天然品牌优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突破口，将生态扶贫与乡村旅游相结合，通过将生态资源变成旅游收益，将贫困户变成旅游经营户，将生态农产品变成特色旅游产品等方式，走一条让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资金变股金的生态旅游扶贫道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让乡村旅游变成贫困户的“金饭碗”。潜山县依靠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业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实现了金山银山的目标。(四)拔掉“穷根”，实施生态移民工程。针对部分生态功能脆弱区“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的情形，如何让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静养”，如何让搬出“穷窝”的群众彻底拔掉“穷根”，望江县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把易地移民搬迁作为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坚持把生态移民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积极发展生态特色农业，采取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等方式，实现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岳西县将“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精确瞄准贫困人口，制定长期帮扶计划。根据搬迁群众的实际情况，采取就近务工、城镇就业、开办农家乐、易地扶贫搬迁加种植养殖等多种模式，为贫困户量身制定脱贫方案，解决可持续生计问题。各地用实践生动地诠释了生态移民加上就业安置等于满满的幸福感。

三、生态扶贫的实践困境

生态扶贫是安徽大别山区基于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的理性选择，作为一种扶贫理念与手段，生态扶贫虽然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试点，但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精准扶贫的双赢还存在亟待破解的29难题。(一)绿色减贫理念有待提升。作为极具特色的一种扶贫模式，生态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剂良方”，也是绿色发展理念在精准扶贫领域的具体体现。在保住“青山绿水”的同时实现“金山银山”，是安徽大别山区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立下的军令状。但从现实来看，绿色发展理念在该区域还没有形成共识。一方面，受脱贫指标和GDP目标考核的双重驱动，个别地区不愿扶持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可能还带有投资风险的绿色生态产业，对绿色发展方式尚无做好充分准备，即便规划了战略性绿色新兴生态产业，也仅限于将“绿色增长”作为宣传和显示政绩的口号，没有将绿色减贫理念严格贯彻。另一方面，贫困群体的生态意识较为薄弱，短期内难以扭转他们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扶贫的认知，这也阻碍绿色减贫理念的推行。(二)经济、生态效益难以兼顾。传统的扶贫开发偏重于短期物质财富的增长，忽略了要与当地环境互生共存。对经济效益的极力追逐导致生态效益的急剧衰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互悖逆，难以得兼，［6］其结果陷入了贫困与生态脆弱长期交织的窘境。为了扭转局面，生态扶贫以绿色发展观为指导，依靠当地既有的生态资源优势，创新脱贫攻坚新范式，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融为一体。但鉴于其效果的长期性特点，贫困主体在短期内较难从生态扶贫中获取较大收益，不免对生态扶贫心存疑虑，无法调动积极性投身其中。受制于短期脱贫的政治目标，扶贫主体也不愿致力于具有长期经济效益的生态项目建设。大别山区贫困主体和扶贫主体在生态扶贫上的一致性态度迫切需要发展高效的特色生态产业兼顾经济与生态效益。(三)生态扶贫的政策设计亟待完善。2018年1月颁布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表明中央决策层对于生态扶贫的重视，预示着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生态扶贫在安徽大别山区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某些生态扶贫项目需要大量投入，既依靠原生态优势资源，更需要雄厚资金的长期注入，这不仅增加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力，要随时接受是否具备可持续的风险挑战，还可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脱贫成本和返贫率。而“短期内出效益”的扶贫政绩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扶贫主体对生态扶贫的瞄准偏离［7］。各地为了让生态扶贫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纷纷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生态发展能力较强，脱贫难度较小的贫困村，塑造生态扶贫样板，展示地方扶贫政绩。对脱贫攻坚短期效益的急切期待，对专项扶贫资金投入的严苛要求都可能为大别山其他贫困地的生态扶贫带来重压，急需优化调整现有的生态扶贫政策。(四)贫困人口的脱贫动力有待增强。提高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是生态扶贫的最终落脚点，安徽大别山区贫困人口积极主动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有待加强。当前，脱贫攻坚是各级党政干部的重大政治任务，以政府为主导采取自上而下的扶贫方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贫困群体对外部扶贫资源的依赖性，助长了贫困人口“等、靠、要”的恶习，抑制了贫困人口依靠当地优势生态资源自主脱贫的积极性。大别山连片特困区集中分布使得贫困群体的自身发展能力较弱，整体素质较低和脱贫意识不足使得他们对生态扶贫半信半疑，驻足观望，只希望靠外部快速强大的资源投入改变贫困面貌。扶贫主体的工作重心不断下沉，在对贫困户的瞄准越来越精准，开拓多重利好叠加的扶贫模式时，必须唤醒沉睡的生态资源和贫困人口，激发贫困群体生态脱贫的内生动力，最大限度降低脱贫成本。

四、生态扶贫的长效举措

随着生态扶贫的不断推进，安徽大别山区的脱贫地域在逐步扩张，贫困范围在不断收缩。为了如期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任务，同全国人民一道步入小康，安徽大别山区正在尝试构建生态扶贫的长效战略举措。(一)初心不改，坚守绿色发展理念。以破坏生态资源，污染生态环境为导向的传统扶贫开发不具有脱贫的可持续性。实践证明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发展方式的创举，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调统一的全新发展理念。安徽大别山区的生态扶贫必须坚守绿色发展导向，编制大别山片区生态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以美丽乡村建设为目标，打造生态的“原地”、生活的“宝地”、生产的“绿地”，走出一条绿色发展道路。通过生态扶贫促进绿色发展潜力的释放，并带来可观的生态经济效益，让绿色发展观成为连接脱贫攻坚各相关方的强大纽带。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务实创新助力大别山区的生态扶贫，让大别山区的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完美融合，提高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增强幸福感，实现安徽大别山区贫困群体同步小康的目标。(二)依托优势资源，推进特色生态产业体系建设。与其他扶贫模式相比，生态扶贫坚守绿色减贫理念，将产业扶贫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通过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增长，为贫困地区人口提供持久发展动力。为此，安徽大别山区应充分挖掘生态潜力，盘活沉睡生态资源，将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发展优势，围绕特色生态优势产业和乡村旅游业，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开发并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项目品牌，推进特色生态扶贫产业建设，促进生态保护和扶贫开发良性互动，构建大别山区特色生态产业体系的全新扶贫格局。对于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区，以生态建设为抓手，精确瞄准贫困户，有效推进生态移民搬迁，为贫困人口“挪穷窝”，并在搬入地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培育新的生态产业增长链，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优化政策设计，科学引领生态扶贫方向。生态扶贫是在精准扶贫背景下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必由之路，可有效将“金山银山”减贫经济效益与“青山绿水”长远生态效益完美融合。鉴于在实践层面存在的种种障碍因素，必须优化生态扶贫政策设计，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利好扶贫政策的叠加效应，快速推动生态扶贫进程。针对安徽大别山区生态资源优势，制定并实施生态产业扶贫的绿色标准，通过相关优惠政策的实施，打好生态扶贫“组合拳”，吸引一批绿色优质企业落户并形成特色生态产业体系。通过合作经营、入股分红、自主创业、以工代赈等方式，为贫困地区提供长久发展动力。落实生态移民搬迁、推行纵横相连的生态补偿与脱贫攻坚协同机制，完善生态扶贫资金使用方式，建立健全长短期相结合的绩效考评激励机制，使生态扶贫的双重效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四)变革扶贫方式，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以往扶贫实践表明，只依靠外部强大力量的扶贫举措是不可持续的。不注重提高贫困群体的自我生计能力，一旦外部帮扶力度减弱，短期已经脱贫的群体很有可能二次返贫，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是实现长久脱贫的关键之举。因此，生态扶贫必须要在绿色发展观引领下，创新扶贫方式，变“输血”为“造血”，整合各项生态扶贫资源，激发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首先，扶贫主体要帮助贫困群体树立脱贫攻坚的主体意识，将扶贫与扶志和扶智相结合，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意愿和发展潜力，增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昂士气，实现从被动脱贫到主动脱贫的态度转变。其次，带动贫困群体一起参与到生态扶贫实践中，通过参与生态工程(产业)建设，开发生态公益性岗位，依靠生态保护补偿等多种渠道助力贫困人口脱贫，让其拥有直接的获得感，激发贫困群体生态脱贫内生动力。

五、结语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时不我待。“生态”与“扶贫”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生态扶贫，就是大别山区破解贫困难题的“绿色密码”，它让新时期的安徽精准扶贫呈现出全新的视野和格局。期待到2020年，安徽大别山区的生态扶贫模式渐入佳境，绝对贫困得以消除，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绿色发展理念不断落实，生态产业扶贫体系逐步构建，生态扶贫政策设计不断完善，贫困群众脱贫动力不断增强，逐步打造出安徽大别山区的生态扶贫新样板，提高脱贫效益，为其他集中连片特困区域的生态扶贫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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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路径范文篇9

一、新时代财政监督面临的挑战

进入新时代，财政监督工作要做到深刻把握新时代特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致力于人民获得感、公平感的增强。无论是实现我国民族复兴的长期目标，还是应对当前改革遇到的各种挑战，都需要积极解决遇到的各种难题。与新时代的经济发展要求相比，当前财政监督机制运行和工作进展暴露出如下几个不可小觑的问题。（一）财政监督法治化程度有待提高。财政监督执行效力与法治化建设程度密切相关。目前，我国财政监督工作依然存在相关立法层次较低，法治约束力度较弱等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财政监督工作的法治化进程。1、财政监督立法层次较低。当前，我国财政监督的相关条款以条例和管理办法居多，但缺少专门的法律或法规。财政监督立法层次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时代下财政监督工作的法治化进程。由于立法层次较低，办法和条款的权威性有限，难免造成对监督主体和被监督对象的约束力度不足，影响到财政监督效力的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立法层次较低也意味着对财政监督的内容、责任机制、财政主体间的联系缺乏整体性的规范，进而制约了财政监督职能本身朝向法治化的方向迈进。2、财政监督法治约束力度较弱。国家现行财政监督的相关条例只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有财政监督权，但没有明确的法律措施来保障财政监督权的实施，也没有规定被监督者不接受监督将承担的法律责任，因而弱化了财政监督的法治力度。同时，我国享有财政监督权的主体间权责界限不明确，人大、财政部门、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等对财政资金都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利，但未就职能、权限、责任具体化。与此同时，我国财政监督在执行过程中，“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仍不胜枚举，尤其在惩处环节上，地方无视法律，自由决断现象猖獗。这些违法乱纪问题若是免于惩处，不仅会削弱财政监督执法力度，更会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国家财产流失。（二）财政监督覆盖范围有待延展。财政监督是构建新时代财政体制的必然保证，财政监督与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新时展要求财政监督由收入、支出、内部监控逐渐外扩，相比之下，当前我国财政监督管理工作中存在覆盖范围不全等问题。1、重专项检查，轻全方位监督。目前来看，我国财政机制运行过程中，更偏重专项性，较忽视日常性，全方位监督不到位。重专项检查，轻全方位监督，难免造成监管工作的疏漏，有碍于管理覆盖范围的延展。进一步看，各部门的专项检查工作由于没有统一安排协调，可能在内容和项目上有所重叠，这易造成监管资源浪费，同时也不免增加被查单位的管理负担。2、重事后监督，轻全过程监督。监督伴随管理活动而存在，财政监督机制及其与之相应的财政监督体系也会随着财政管理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预防性的事前审核和控制性的事中监管的不力，已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全过程监督要求监督方式多样化、全面化、具体化，将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避免工作盲区。事后监督主要发挥现代财政监督的纠偏职能，对事后检查的过分依赖，不免使监督工作难以达到及时有效的效果，对于违法乱纪事件给经济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的严重后果的遏制只是“亡羊补牢”，未能斩草除根，效果不容乐观。因此，现行“重事后监督，轻全过程监督”的管理模式，易造成财政监督工作的覆盖不全，难以符合新时代下财政管理的基本要求。（三）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有待完善。财政监督工作点多面广，尤其是进入新时代，财政监督工作内容更细致，范围更广泛，不得不依靠强有力的信息系统的支持。基于新时代公共财政信息的互联共通的客观要求，加快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构建符合我国财政工作时代要求的信息体系，成为当前财政监督工作改革和完善的紧迫任务。1、财政监督信息互联共享不到位。信息化是创新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现阶段，我国财政管理和监督信息互联共享水平较落后。实践中，因财政信息系统自身存在不统一、不联网、平台建设良莠不齐的问题，加之其与税务、审计、银行等部门系统数据不共享而造成的监督资源浪费现象层出，相较于现代财政管理的专业化、精细化要求，新时代下财政监督信息的互联共享工作任重道远。目前看来，被监督对象对财政监督工作的反馈结果重视度不高，加上当下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使得后续检查工作难度较大，因而不免存在一些部门对财政监督整改报告重视程度较低。2、财政监督信息公开透明不全面。新时代下，社会公众对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表达，以及对推进财政监督信息公开全面度提出新的要求。目前，监督检查的结果和处理情况仅仅做到内部通报，不够健全，不够透明，有碍于监督结果对被监督对象的警示作用。因此，财政监督信息公开不全面是造成当前相关部门对财政监督工作重视程度不高，对财政监督结果利用程度不深入的不可忽略的原因。当前，公众对财政支出的效果如何、财政资金使用管理中有无腐败问题等情况几乎无法从官方渠道了解。在充分肯定省级以上政府的财政信息公开已经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从财政信息公开的实践看，广大民众获得的财政信息并不具体、详细。甚至对于普通人大代表，由于财政信息公开不全面，透明度不高，审议预决算案流于形式，监督失去了实质性意义。

二、新时代下财政监督工作路径优化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随着监管内容日趋复杂化，监管对象日益多元化，财政监督要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覆盖财政政策落实效益。2015年施行的新《预算法》对现代预算管理和监督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财政监督要将所有政府收支纳入监督范围，嵌入预算管理的全过程，不断提高财政监督的效率和效力。因此，如何建立健全对财政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财政监督机制，成为新时代下摆在各级财政部门面前的重要课题。结合当前财政监督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新时代的经济发展要求，新时代下财政监督工作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一）构建并完善财政监督法治化体系。新时代的财政监督工作要做到“重、紧、严”兼顾，“管、控、服”并进，通过构建并完善财政监督法治化体系对经济运行情况实施监控。在努力构建并完善财政监督法治化体系的工作中，领导部门要进行战略规划，下级部门要将计划落实到位，坚持加快立法进程和加强执法力度“两条腿”同行，提高财经法规的严肃性，规范财政资金的安全、科学、高效流转。1、加快财政监督工作立法进程。确保财政监督立法进程稳妥有序，要根据新时代赋予财政监督工作新的要求，配合现代化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工作的深化，探讨提高财政监督相关立法层次，解决当下财政监督主体工作法律依据不足、法律手段不力等问题。第一，以法律形式明确财政监督机制运行方方面面，深化财政监督法治化改革，提高监督的相关立法层次，提升监督主体法律意识，以法的权威推动监督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第二，通过立法，规范监督职责，提升监督效果。针对财政监督职能这一主题，学界众说纷纭，提出的要求也纷繁复杂。然而实践工作中，各职能部门间权责模糊，工作疏漏或监察重复等现象时有发生。要推动财政监督加速向法治化发展，建议以立法形式，将财政部门的财政监督和其他监督主体实施的财政监督区别开来，使财政监督工作的法律依据更为充分和具体，激发监督主体工作动力，巩固监督成果，提高监督质量，健全财政监督法治化现展理念，形成财政监督法治化长效机制。2、加强财政监督的执法力度。近年来，党中央着力查处经济类犯罪案件，财政监督工作的一项主要职责是对财政收支合规性与合法性的把关，确保公共资源筹集、分配和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为打好防范财政资金违法支配重大风险的攻坚战，监督主体要进一步向执法力度聚集发力。分析看来，可以从以下两点着力：一是提高监督主体的法治意识，做到依规处理，依法办事。通过深入开展法治教育，加强法治实践，将一切监督行为限定在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之内。二是建立健全严格执法机制，提高权威性。首先，明确享有财政监督权的主体间权责界限，将各主体的监督职能、权限、责任具体化；其次，严禁杜绝“人治”超越法治现象的发生，严格监控各级别监督主体，尤其是地方对相关法律的执行情况，对惩处财政资金使用不规范等事件上的力度把握，确保财政职能有力发挥。（二）深化财政监督的全面性和连续性。充分发挥财政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的重要关键作用，要做到统筹规划，有序安排各项财政改革工作进程，确保打赢新时代财政改革攻坚战。为了规范财政资金运转的全过程合理、科学、有效，财政监督必须覆盖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所有财政收支活动，力求不仅需要加大工作的力度，更要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深化财政监督的全面性、连续性，加快机制运行的改革与创新。因此，针对现阶段财政监督工作的不足，应从全面性、连续性入手，推动财政监督向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督相结合转变，向事前审核、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管相结合转变，构建新时代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下财政监督管理的新机制。1、推动财政监督向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督相结合转变。新时代的财政监督要立足财政活动的全过程，不仅要在财政监督工作中抓重点，抓难点，还要做到由点及面，以点带面，以点促面。新时代财政监督工作中的专项检查与日常监督应为互补、互助、互联的关系。具体而言，经济活动日益纷杂，现行的法规制度和约束机制没有及时全面设计，专项监督应该作为日常监督的必要补充，监督部门着力针对财政运行中突如其来或影响深远的难题开展专项检查，及时纠偏，防止不良影响的进一步蔓延。相对而言，从实际情况看，日常监督应覆盖经济运行全过程，确保财政监督的全面性和连续性，防控由于实际工作中专项检查的不连续性和不全面性导致工作遗漏和监督盲区，主要着眼预算执行的日常审查。2、推动财政监督向事前审核、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管相结合转变。当前，财政监督工作不力的原因之一在于：事前审核没标准，事中控制无魄力，事后监管不到位。新时代要不断创新和强化财政监督手段和方法，开展财政监督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构建无空隙、无疏漏的监督网络。首先，事前审核不止流于形式，要做到加强规范，科学监督，履行必要的程序。其次，事中控制要跟着财政资金走，实行跟踪监督机制，掌控预算部门的资金流动细节，控制财政资金的安全运行和高效使用。进而，事后监管要根据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科学把关，强化问责机制，对有关决策和执行主体要约束有力，确保财政管理没有盲点，不出遗漏。（三）创新财政监督信息化管理机制。政府服务和社会治理应紧跟时展潮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普适性和便民化，不断改革完善，争取更好服务人民群众。“互联网+”为现代财政监督带来机遇和挑战，财政监督体系也要适应新时代的变化，以便更好地为我国财政信息管理服务。在推行新时代公共财政理念的背景下，为了创新财政监督信息化管理机制，要把握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契机，建立财政监督信息共享网络，进而提升财政监督信息公开机制。创新财政监督信息化管理机制，更好助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提升人民满意度，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1、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在日新月异的数字经济时代，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催生经济新格局，新时代下财政监督工作应当把握信息化浪潮趋势，力求手段、方式与时俱进，加强信息化监控和信息化管理。在推进财政监督信息技术创新方面，对人才专业化的需求与日俱增，对技术精细化的提升摆上议程。因此，为了打造监督工作信息化的创新局面，国家须建立和发展先进的人才基地，完善和提升信息技术精尖水平，尤其是组织者要锻炼出敏锐的竞争意识和现代化思维，做好战略部署，领航财政监督技术化、信息化、现代化转型。努力促成信息化和财政监督深度融合，要加深财税支持力度，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丰富信息服务，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需要关注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促进政府工作的高效性。2、建立财政监督信息共享网络。现代经济中政府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是以前可以比拟的，这也给财政监督工作造成了日趋复杂和成本高涨等问题。建立财政监督信息共享网络，推动资源整合和信息开放，有利于提高财政监督各主体间信息联通，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运用信息共享网络提升财政监督现代化水平，要以信息筛检为途径，以信息互通为目标，形成覆盖面广、利用性强的信息互联互通大平台，实现政府决策精准化、社会治理科学化、管理监督高效化的目标。建立财政监督信息共享网络，落实国家对财政体制现代化的要求，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是两大支持、两大动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以信息为纽带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把握大数据平台发展契机，形成数据驱动型、信息共享型、网络互通型财政监督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强化专业人才支撑，引进大数据发展成果，打造一批高水平、高技能、高涵养的信息人才队伍，为财政监督信息共享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3、提升财政监督信息公开机制。财政监督信息公开机制的不完善，无疑会给不真实的财政信息留下可乘之机，在我国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它是对民众知情权的牺牲，也是对审计机关的权威性与公信力的亵渎。提升财政监督信息公开机制，要建立信息审核和公开系统，同时加大财力、物力、人力来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力求无论是人大代表审议预决算报告，还是广大民众对财政资金“来龙去脉”的关心和了解，都有迹可循，有处可找。只有提升财政信息公开机制，社会监督才能真正被调动起来，落到实处。新时代下财政监督工作要立足于已确立的财政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主体框架，进一步完善公开机制运行，信息平台搭建，拓宽信息宣传渠道，深化监督数据分析。利用先进信息公开系统，打造出覆盖全国各地区、涉及财政各部门、贯穿监督各环节的财政监督信息公开机制。

三、新时代财政监督工作展望

优化路径范文篇10

关键词:新时期;公路;运输经济

随着我国公路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公路运输在我国交通体系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公路运输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用也越来越大。基于此，探讨新时期公路运输经济优化发展路径，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公路运输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支持不足。公路运输经济，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因为公路建设不仅耗资总额巨大，而且投资回收期漫长。我国的公路运输建设资金，基本都是来自于国家财政；然而公路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以及配套设施建设，依然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但是这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不足，资金使用率不高，直接导致了公路运输经济效益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二)管理人员素质不足。公路运输经济需要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参与管理。然而，我国公路运输部门普遍缺乏高素质公路运输经济人才。归根结底是由于对经济管理岗位缺乏有效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所造成的。(三)信息化技术运用有限。时展至今，信息技术已经对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公路运输经济管理领域，信息化运用依然相当有限。信息技术能够有效提升管理效率，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一些地方的公路运输部门虽然已经开始尝试包括车辆网络调度等信息化管理手段，但总得来说其程度远远不够。

二、公路运输经济优化发展策略

(一)拓宽资金来源。我国公路建设自己，基本都是国家财政提供的。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公路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必须要积极拓展公路运输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一方面，公路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财政拨款依然十分重要；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地方的公路建设还相当落后，所以国家财政拨款应当具有更强的倾向性，特别是要加大偏远地区的投资力度，从而为这些地方的公路建设和管理提供更大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宽企业投资渠道；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地方，吸引企业投资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同时也满足了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建设和管理的需求，对公路运输经济的稳定发展有重大意义。(二)强化公路运输经济管理人员素质。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和优化，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参与其中。所以，相关单位必须要高度重视高素质公路运输经济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通过提高人才队伍的综合素养，以提升公路运输经济的效率和效益。一方面，要积极外聘专业人才，特别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这对于提升整个公路运输经济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意义非常重大。另一方面，对在职人员务必要做好定期培训，包括讲座、参观等形式，都能够让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不断提高。高素质人才团队是公路运输经济优化的基础和前提。(三)强化科技的运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公路运输经济优化发展的过程中，决不能忽视了科技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这对提高管理效率和效益，提升管理质量和水平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比如，在车辆调度中，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能够是调度方案的科学化程度大幅增加；通过虚拟技术，能够让调度方案实现可视化分析；还能够通过建模等方式实现智能搭配等等。所以说强化科技是新时期公路运输经济的优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四)健全管理制度。在公路运输经济管理方面，我们的制度必须要做到与时俱进，根据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及时对制度实施健全和完善。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公路运输企业与个人信用机制；另一方面，严格依据信用机制对运输企业和个人的运营实施监管。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新时期公路运输经济的优化发展的根本保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我国公路运输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路运输经济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必须要通过各种措施，有效优化公路运输经济，以促进国家交通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为国家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王立廷.新时期公路运输经济优化发展路径探究[J].中国市场，2019，(23):162-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