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范文10篇

学术批评范文篇1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

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界定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弄清什么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关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问题，时下呈现出两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体育学学术成果，即把体育学学术成果当作批评的对象，主要对体育学学术成果进行评判，持这种主张的人为数不少，也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第二种主张是以整个体育学术活动体系（体育学学术实践主体和体育学学术实践的成果）作为批评的对象，它不但对体育学学术成果展开评判，还对体育学学术观念、品格、环境、思潮、流派以及学术批评自身进行判析。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主张，并倾向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如下的界定：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包括学术主体、成果、理念、风格、思潮、流派、运动以及学术批评本身，即包括一切体育学学术活动系统。比如李力研“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因杨杰、周游两作者而说的话”以作者（学术主体）为批评对象，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科进展报告”以中国体育社会学学术成果为评判对象，赵山成“试论茅鹏的学术思想”以茅鹏及其学术思想为对象，黄卓“关于体育科研中的责任与道德问题”以学术责任和学术道德理念为对象，陆一帆“体育生物科学研究方法置疑与推敲”以学术方法为对象，张力为“研究报告评价标准的界定与联想”以学术成果报告标准为对象，杨正云、王颖“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校体育思潮的历史变迁”以学校体育思潮为对象，王新、钟明宝“刍论体育批评的含义及其形态”以体育学学术批评自身为对象等等。可见，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体育学术活动系统中各种具体学术现象，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作出思想性、理论性及价值性诸方面的评价。从表面上看，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范围如此界定，似乎与体育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同等。事实上，它们有较大的区别，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具象性所谓具象性特点，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各种“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或者是一项成果，或者是一个或几个学术成果主体，或者是一种学术思潮，或者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是批评的主体等等。体育学学术批评正是对这些具体要素有针对性地予以研究。毫无疑问，体育学学术批评这种具体的局部研究当然也要联系其它部分甚至体育学整体，但是，它是由具体而整体，其研究的中心始终是具体的体育学学术现象，也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局部微观研究。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一个基本特点。集中性所谓集中性，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学术成果”这个基本要素上，也就是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以“学术成果”作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最基本的对象，其它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活动，如“体育学学术主体”批评、“体育学学术理念”批评、“体育学学术风格”批评、“体育学学术思潮”批评等，只不过是“学术成果批评”的延伸，或者说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批评对象的转变。之所以如此立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体育学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系统各要素的核心，是体育学学术意识形态最常见、最基本、最直接、最活跃的形体和存在方式。体育学学术领域里的一切学术现象一旦离开了“体育学学术成果”这一具象形体，就无法存在，也就不称其为体育学学术现象了。所以，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具集中性。现代性所谓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现代性特征，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主要是以现实的、最新的多种多样的体育学术现象为主要对象。尽管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偶尔会投射聚焦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点上，但这种偶尔的投射聚焦往往也是为了评介该对象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当代现实体育学的研究，属于一种共时性研究。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这种现实性特征，一是来自体育学理论发展的宏观驱动，二是来自体育学学术批评价值的内在要求。因为体育学要发展，体育学学术批评要前进，都需要以新理论、新实践、新成果为研究对象，也只有通过对开创新领域和出现新论断的批评与评价，才能实现真义上的进步。所以说，“现实性”特征直接决定着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意义、价值和生命。由此，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就是体育学术活动中各种具有一定新质的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其中，最新的体育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基本对象［3］。学科性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与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紧密相关，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的所有成果部分都应该是体育学术批评的对象，如果其内涵与外延超出体育学学科领域，则不应成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因此，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学科性特点。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的最显著特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确立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时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面对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实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主观主义、片面主义当头，偏于一隅，就可能使体育学术批评有失公允。第二，我们的研究必须是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全面整体的研究。如前所述，尽管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了简单、静止、孤立的解说。但在体育实践中，这些对象并不是简单的、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复杂的、运动的、庞大的、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体育学学术批评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予以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只有尽可能的全面真正地占有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研究对象，才可能保障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是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基本问题。搞清这个问题，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在体育学中的合理定位，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自身建设，更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科学化发展。首先，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体育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诚如杨黎明所指出：“如果按传统的方法将体育学划分为体育学实践和体育学理论的话，我们认为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合理定位应该放在‘它是体育学实践与体育学理论之间得以连接的纽带和桥梁’这样一个认识层面上。因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源自体育学实践，而体育学实践通过体育学学术批评上升为体育学理论，体育学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体育学学术批评，并通过批评促进体育学实践的进步。如此周而复始，就构成了体育学的运动发展历程。”［2］体育学学术批评，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实践，另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理论，是体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立性质的中心环节，更是体育学各分支学科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正是由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具有独立性和实践性的“应用理论”，而不像体育学理论属于“基础理论”。其次，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科研活动。体育学学术批评使用逻辑推理方法、历史方法、数理统计方法、比较方法等科学方法，去进行概念、判断、归纳、演绎、推理，从而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进行证伪、辩驳、争论、分析、综合、评价，从根本上讲，这个过程就是“获得或者接近真实真理”的科学过程。体育学学术批评也因此而就具有了科学的一般属性。从思维的方式上看，体育学学术批评在对体育学术现象进行评价时，与科学研究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而基本不用形象思维一样。在进行归纳、比较、分析、综合之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深入到体育学术批评对象的本质，揭示错误的理论，总结客观的规律，以更科学的理性认识形成真实的体育理论，这就使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了科学的性质。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来看，体育学学术批评与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和假设验证活动，它们都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都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科学的属性，又可以称之为“科学批评”。总体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具有科学的因素，但不是科学的附庸；是体育学中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

学术批评范文篇2

【摘要题】专题探讨

1学术批评本质论

1.1学术批评的性质

1.1.1学术批评的涵义

“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1]。“图书馆学学术”泛指有关图书馆学的一切方面，如图书馆学思想、理论、观点、学派、方法以及图书馆学风等。“批评”一词，一是“指出优点和缺点，评论好坏”；二是“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2]。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指对一切图书馆学现象进行评论，指出其优点和缺点，并对其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

这里，必须纠正对“学术批评”的错误看法。即一提“批评”，就认为是“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就是“找毛病”。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极片面的看法。应当全面、正确理解“批评”的涵义，以健康开展图书馆学学术批评。

1.1.2学术批评的对象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属于图书馆学理论的一部分。图书馆学学术批评对象的范围，应当包括图书馆学论文作者、学者、学术论著、学报、学刊、学会、学派、学风以及学术批评本身等。[3]

1.1.3学术批评的性质

（1）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活动。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不仅要对批评对象——主要是图书馆学论著进行分析、判断、理解和阐释，而且还要指出其优劣所在，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指出其优劣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批评者创造精神的运用。因此，学术批评是批评者创造智慧的发挥，是一种创造性的研究活动。

（2）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实质是一种自我批评。波普尔认为，学术批评表面上是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批评，而实质是学术的自我批评。因为，他人对自己的学术批评，实际上是他人帮助我们自己批评自己。同理，自己对他人的学术批评，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学术观点的自我批评。学术批评，不论谁来作批评，实质上都是真理在借他之口而进行批评，学术批评是以真理为标准进行的自我批评。[3]

（3）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之理论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之一，它以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原则方法和其他分支学科不可替代的性质和作用，成为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形成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

1.2学术批评的类型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类型较多，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就有不同类型。

1.2.1按其内容性质分

（1）原理批评类。又称理论批评类。这类学术批评是指对载于各类图书馆学文献（如论文、著作等）的图书馆学理论、观点、思想等进行批评。如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对图书馆学学科性质的讨论等，就是这类理论性批评。[4]

（2）方法、技术批评类。这是指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和应用技术的批评。如1983年乔好勤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应用新的方法存在“照搬”、“硬套”和“浅尝辄止”等问题，并对没有专门研究方法论提出批评。[5]

（3）综合批评类。这类批评是指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技术以及学风等进行全面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典型文章有1982年邱昶和黄昕的《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6]，沈继武和刘迅的《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7]，1989年刘洪波和潘寅生的《在繁荣的表象背后——评八十年论图书馆学研究》[8]，2000年黄俊贵的《丑陋的图书馆学——“实话实说”访谈录》[9]等。前三篇文章着重对图书馆学理论、方法、观点、思潮及研究方法等进行批判和评论，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最后一篇则着重批评图书馆学风。该文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严肃批评我国图书馆学界目前存在的不正学风，并提出了除却丑陋正学风的积极建议和意见。

1.2.2.按批评对象的载体分

（1）对论文的批评。如对1985年张晓林的文章《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的批评[10-12]，对上述黄俊贵文章的批评[13-16]，等等。

（2）对著作（专著）的批评。如刘国华等对专著《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彭斐章，1990）等的批评。[17-19]

（3）对学报（刊）的批评：如《中国图书馆学期刊的发表现状及未来取向》（李万健，1999）[20]、《〈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年回顾》（王国庄等，2000）[21]、《我国图书情报专业期刊建设刍议》（于鸣镝，2000）[22]等文就是对图书馆学学报（刊）的批评。

（4）对教育的批评。上述3类是图书馆学学术表现于语言文字者，而此类为表现于传承、宣传、普及活动者。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批评，如对图书馆学系改名（如改为“信息管理系”等）等的批评[23.24]。

（5）对作者（学者）的批评。图书馆学学术表现于人者，就成为图书馆学作者、学者、学人。对图书馆学作者（学者、学人）的批评，主要是对作者（学者、学人）的学风的批评。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不正学风，如“泛滥成学”、“故弄玄虚”、“滥发文章”、“脱离实际”等和学术腐败，如“到处搞学位”，不够资格，却争当“博导”、“硕导”，滥出论文集，搞创收等进行批评。上述《丑陋的图书馆学》等就是批评学界学风不正的典型文章[9.25-28]。

（6）对学派和学会的批评。图书馆学学术表现于社会组织，则称为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派等。对图书馆学学派的批评的典型文章有：刘迅的《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1983）[29]、黄纯元的《论芝加哥学派》（1997）[30]、霍国庆等的《西方图书馆学派论评》（1998）[31]等。对图书馆学会的批评，如对中国图书馆学会的批评，对国际国联（IFLA）的批评等。

1.2.3按批评对象的范围分

（1）宏观学术批评。这是指对整体图书馆学发展状况进行批评。如上述文献[6-9.28]等皆属此类批评。

（2）微观学术批评。这是指对图书馆学现象的某一部分（某一点）进行批评。如对某一学术观点的批评、某一方法的批评、学风问题中某一现象（如一稿多投、剽窃、抄袭现象等）的批评等。

1.3学术批评的基本特征

1.3.1创造性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是批评者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批判和评论一切图书馆学现象的优与劣、经验与教训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建议的一项严肃的科学活动。由于图书馆学论著本身就是作者的创造性成果，如再要批评这些创造性成果，批评者若没有创造性眼光，是根本无法指出其成果的优缺点的，更别说对其提出建设性、指导性改进意见和建议了。

1.3.2批判性

批评的最大特点是其批判性。尽管我们不能把“批评”片面理解为“只提缺点和错误”、“找毛病”，但我们也不能把“批评”片面理解为“只说好，不说坏”。评论“好与坏”、“优与劣”，才是对“批评”的全面理解。由于“批判”的主要义项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2]，而“批评”的两个义项中都含有“指出缺点和错误”的意义，所以“批评”一词的最突出特点应是批判性。如果“只说好，不说坏”，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所以，图书馆学学术批评具有批判性，无可置疑。如前述几篇综合性批评文章就具有明显的批判性。

1.3.3.革命性

学术批评中，所指出的“优”，是批评者赞同的；而指出的“劣”（缺点或错误）则是批评者所要反对的。批评者指出被批评者（论著、作者、学派等）的缺点的，肯定要说出其理由并提出改进意见。这种错误或缺点的评论和批判意见，就是一种变革，一种根本性改革。如黄俊贵的《丑陋的图书馆学》在指出学风不正的同时，提出了改革（变革）学风的许多中肯建议和意见，这种变革性意见肯定会促进我国图书馆学界的学风革命。

1.3.4建设性

开展学术批评，本身就是发展学术的重要活动。真正的学术批评是建设性批评[15.32]，是为了推动图书馆学健康发展（激发新观点、建立新理论）而进行的学术批评，是促进学科发展的得力手段。图书馆学的学术批评的建设性特征也是引导学术界正确开展学术批评的活动规范。

2学术批评功能论

2.1沟通功能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一方面是与作者的对话，说明批评者和读者对所批评论著作者的各种意见，以纠正其错误和完善其不足；另一方面是与读者的对话，向读者说明自己对论著的评价，以帮助读者认识、理解作者的意图，了解其优缺点，激发读者参与对论著的评论和研究的热情。这样，学术批评就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桥梁。

2.2导向功能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目的是把图书馆学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并推动图书馆学发展和繁荣。当图书馆学发展误入歧途时，通过学术批评会指引图书馆学朝正确道路发展。当图书馆学研究陷入误区时，通过学术批评便使研究者走出误区从而取得可喜成果。当图书馆学发展出现危机时，图书馆学术批评便力挽狂澜，使局势转危为安。当图书馆学发展（或研究）偏离正确方向时，图书馆学术批评便使图书馆学拨正航向。学术批评能及时洞察社会思潮、科技动向、学术动向，引起图书馆学研究兴趣（方向）的转变，对图书馆学发展起着导引作用。如对信息时代的评论，对知识经济的评论，对网络环境的评论，使图书馆学界纷纷研究对策。学术批评着重评述图书馆学的一些新进展，鼓动对热点、焦点问题的研究，对学科内的某些已经或正在出现的态势作进一步推动。学术批评还着重于发现研究和学风中出现的问题，旨在纠正各种不健康成分的影响，为推动学科深入、理性地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上述几篇论文是学术批评具有导向功能的典型案例。不可否认，学术批评之成果中，不仅存在正导向性论著，也存在负导向性论著。但从总的结果（影响）看，由于图书馆学发展（研究）存在自组织律，学术批评总会以“正”压“邪”，真正起到正导向作用的。

2.3发展功能

在图书馆学学术批评中，往往会发生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论争）[33]，如对“书目情报”的争鸣，对“前科学”还是“常规科学”的争鸣，对“学科性质”的争鸣，对“研究对象”的争鸣，等等。“争鸣”与“批评”尽管不同，但从其内涵来分析，“争鸣”是“批评”的一种，“批评”包括了“争鸣”[2]。因为“批评”别人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同观点之碰撞，即“争鸣”。在学术争鸣中，争鸣（批评）双方都要提出不同于对方的观点（或思想、理论、方法），这样，不同观点的“碰撞”，就会激发出新的科学思想，产生新理论。如对“图书馆有偿服务”的争鸣，则产生了“一馆两制（业）”图书馆管理体制新理论。通过学术争鸣（批评、评论），不仅会产生新理论，而且也促进了原有理论和新理论的完善。因为争鸣双方不同的观点往往又是对原有理论的补充与完善。如“要素说”的形成（从“三要素”、“四要素”到“五要素”）等，就是在争鸣中完善起来的[34]。产生新理论，补充，完善理论，从而发展图书馆学，繁荣图书馆学，这是由学术批评的革命性、建设性所决定的。2.4评价功能

图书馆学学术批评，首先要建立在对被批评对象（论著等）的指点得失的分析基础之上，指点得失，评论好坏，则评价功能自然显现。学术批评的评价功能，如果是对论著而言，则说明该论著的创造性、科学性、学术价值、社会价值的高与低；如果是对作者而言，则说明该作者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学风等的优与劣；如果是对读者而言，则是向读者介绍或推荐论著（好的，大家学习，差的应予以批判），介绍或推荐作者（学者）（好的，向他学习，差的则引以为戒）。对学术成果的评价，由于涉及到作者的荣誉、地位、待遇等各种复杂的重要的因素，必须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严肃对待，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学术批评的评价功能。

2.5育人功能

学术批评往往引发学术争鸣。在争鸣中，人们通过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提出疑难，回答问题，能够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提高思维能力、科研能力和知识素养。在批评与反批评中，培养了参与者敢于破旧，勇于创新的科学革命精神。在论争过程中，双方为了战胜对方，迫使自己不断学习新知识、补充新“营养”，因而知识素养大大提高。在批评过程中，双方科学知识的运用能力、科研能力的发挥等都跃然纸上，为客观评价、选拔人才创造了必要条件。因此，学术批评不仅能培养人才，还能借此发现人才。实践和历史已充分证明，开展学术批评（争鸣），不仅是学术带头人培养科学新秀的一个有效措施，而且还为形成科学学派创造了最佳环境。

2.6自组织功能

何谓“自组织”，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从文献[35.36]我们可以得知“自组织”的含义，即：在一个开放的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科学系统通过内部各个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而自发、自主、自动从无序向有序演化发展的机理。简而言之，“自组织”是科学在一定外部条件下自动从无序向有序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方式。图书馆学术批评在图书馆学发展中的自组织功能表现为：（1）学术批评会产生正导向作用和负导向作用，但随着学术批评的不断进行，其负导向作用必然被批评而转向正导向作用。学术批评本身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会自动转“负”为“正”，使图书馆学走出误区、迷途，朝正确方向发展。图书馆学学术批评这种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强大作用，推动新中国图书馆学蓬勃发展，从一个高潮转向另一个高潮，令世人刮目相看。当我们仔细研究，并结合中国图书馆史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经典文献[6-11.28]，这些文献所表现出的学术批评的自组织功能已跃然于新中国图书馆学史册之上了[37.38]。（2）学术批评针砭时弊，匡正学风，是其主要职能。学风问题不仅影响作者品德和价值观，而且还影响作者的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还影响图书馆学健康发展。学术批评通过纠正不良学风，提高作者素质，建立学术规范，从而推动图书馆学研究朝正确方向发展，形成问题——批评——发展的良性循环。学术批评的这种不断拨正航向，推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自组织功能显而易见。

3学术批评规范论

欲真正发挥学术批评的各种功能，以确保图书馆学学术批评的健康发展，从而

推动图书馆学繁荣和发展，必须建立科学的学术批评规范。

3.1人品规范——学术批评者的道德规范

开展学术批评的主体是学术批评者。学术批评的规范化建设主要是学术批评者的规范化建设，因为学术批评是由人来完成的，学术批评能否健康进行，能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关键在人，而学术批评的学风建设的关键也是人。所以学术批评规范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人品规范，即学术批评者的道德规范。其主要内容至少应包括如下几点。

3.1.1要民主、平等，反对以势压人、欺人

这里的“民主、平等”是指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平起平坐，既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权威与小人物平起平坐，长者与年轻者平起平坐。不要以领导、权威、长者自居，压人、欺人。小人物在权威面前不迷信、不盲从，敢于抗争。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开展学术自由批评、论争的基本前提，学术批评者应遵守这种道德规范。

3.1.2要相互尊重，反对人身攻击、污辱人格

相互尊重是实现民主、平等的前提，也是营造良好批评环境的必要条件。相互尊重，就是要善待不同意见，力争求同存异，激发催化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产生。相互尊重，就是要相互宽容，相互爱护，尊重人格，不搞人身攻击，不伤害对方尊严，互为老师，互相学习，团结共进。

3.1.3要正面批评，反对暗箭伤人

所谓正面批评，就是直接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意见，不要向对方射冷箭，不要旁敲侧击，含沙射影。正面批评，不仅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而且也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开展讨论，提高批评效果。

3.1.4要语言文明，反对挖苦讽刺

语言文明，是批评者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之一。语言文明，说话要和蔼、和气，文字要优美，用词要恰如其分。不要挖苦讽刺，不要夸大其词、无中生有，更不要骂街，“以牙还牙”、恶意中伤。

3.1.5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反对剽窃、抄袭

学术批评是一种创新性、建设性的严肃的学术活动。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激发新思想，产生新观点、新理论，繁荣和发展图书馆学。而剽窃、抄袭，不仅仅是品德败坏问题，而且于学科发展有害。

3.1.6要敢于说真话，反对“中庸之道”，只评优不批劣

要确立真正的批评精神，批评者要有说真话的勇气，要具备一种挑战性的理论人格。对图书馆学风要敢于说真话，成绩与问题都要说。对学术论著要说真话，优点、缺点都要评论。必须纠正过去那种怕得罪人、怕权威、怕报复，对学风对论著只说好不提缺点的、远离“批评”、“评论”本意的做法。要还“批评”之本来面目，让批评真正成为匡正时弊、纠正学风，客观公正评价论著，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旗手、鼓手和斧手。[8]

3.1.7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反对把学术批评“政治化”

人品规范，首先应该是政治规范。学术批评，不能脱离国情，不能违和国家大政方针，但也不要把学术批评（争鸣）政治化，不要扣帽子、抓辫子，不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应当吸取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3.2学术规范

学术批评不仅要求批评者遵守人品规范，而且要求批评者遵守学术规范，即批评者在具体进行学术批评研究时所应遵守的规范。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3.2.1要实事求是，反对以偏概全

批评论著，批评学风，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要是啥说啥，要公允、客观，克服学术批评的片面性。只有如此，批评才会有针对性，才会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才会使正气压邪气，克服学术腐败，使学术批评向科学、健康方向发展。

3.2.2要立字当头，建树求实，反对破坏性批评

要立字当头，就是要以建设性批评为宗旨，以立论为主旨开展学术批评[15]。这是由学术批评的任务决定的。学术批评就是为了匡正学风，以便把图书馆学发展引入正确轨道，激发新思想，建立新理论，以促进图书馆学繁荣和发展；培养人才，以推动图书馆学可持续发展。所以，只破不立，不是好的学术批评；不破不立，即非学术批评；违反人品规范和研究规范，借批评以中伤学人，借批评以泄私愤，便是破坏性批评，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破”不是最终目的，“立”才是最终目的，既破又立，才是最佳学术批评。

3.2.3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蹈空而论

这里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是除“理论图书馆学”之外的图书馆学理论，如应（实）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编目、读者心理学等），以及专门图书馆学（如大学图书馆研究等）。因为，以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联系实际要求理论图书馆学，恰恰是学术规范的错位[39]。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必须结合图书馆事业实际、工作实际、业务实际进行研究，以指导图书馆事业发展，指导图书馆工作、业务的提高。否则就是脱离实际，蹈空而论。

3.2.4要明确对象，有的放矢，反对泛泛批评

明确对象、有的放矢，就是研究问题要具体，要明确，即批评要有针对性，要有具体目标，不要泛泛而论。这样才有助于澄清误区、辨析是非，才能切中要害，令人心悦诚服，提高批评效果。

3.2.5要以理服人，反对扣帽子

学术批评是用说理的方法指出对方论著或学风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批判、评论。以理服人，是最佳批评方式。但如果不说明对方错误的充足理由，使对方不知为什么错，反而会引起对方不满，不能使人心服口服，达不到批评目的。所以，讲道理，不扣帽子，应该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

3.2.6要注重批评内容，更要注重批评方式，反对讽刺、挖苦、嘲弄

学术批评欲达预期效果，不仅在批评内容上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还要讲究批评方式。语言要文明，既是批评者的道德规范，又是学术研究规范。有话好好说，比挖苦、嘲讽更能使批评动机与效果一致，否则相反。

4学术批评环境论

欲使学术批评达到最佳预期效果，还必须营造良好的学术批评环境。学术批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还应包括学术批评自我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实现大众学术自由讨论、批评的良好竞争氛围；良好“自我环境”是指学术批评参与者共同遵守上述人品规范和学术规范，不断加强、提高学人的道德修养、知识素养、写作修养，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学术批评水平。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学术批评园地（学术期刊及其编辑责无旁贷），需要学会、教育、研究等部门鼎力支持。

总之，在我们认识到学术批评的本质后，为了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促进图书馆学繁荣发展，图书馆学人必须恪守上述各项人品规范和学术规范，在开放的自由的竞争环境中开展学术批评，使学术批评真正成为促进和推动图书馆学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导航员。学术批评已在过去的近两个世纪为推动图书馆学发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光辉业绩。笔者坚信，她在21世纪必将再创辉煌！

【参考文献】

1辞海编委会.辞海（1999年编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360

2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3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6

2，1602

3刘茂泽.论学术批评.学术界，2001（2）：85～99

4马恒通.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争鸣50年（1949～1999）.图书馆，2000（1）：18～23，33

5乔好勤.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图书馆学通讯1983（1）：54～62，94

6邱昶，黄昕.论我国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通讯，1982（1）：31～39

7论我国图书馆学的危机及其革命.书馆学通讯，1982（5）：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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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俊贵.丑陋的图书馆学——“实话实说”访谈录.图书与情报，2000（2）：37～42

10张晓林.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图书馆学通讯，1985，11（3）：57～64

11徐人英.再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历史性进展.图书馆学通讯，1987，13（4）：70～76

12于鸣镝.关于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再认识.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5（1）：3～9

13程焕文.丑陋的《丑陋的图书馆学》——致《图书与情报》的信.图书与情报，2001（1）：49～50

14邱蔚晴等.图书馆学“丑陋”？图书与情报，2001（1）：50～52

15刘俊英，武旭.冷静公允与建设性批评——对中国图书馆学中评论与争鸣的思考.图书与情报，2001（4）：55～56，60

16梅雪.浅说《丑陋的图书馆学——“实话实说”访谈录》.图书情报论坛，2001（4）：35～37

17彭斐章.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18刘国华等.剖析书目情报理论：对书目情报理论的理性批判.图书情报工作，1998（5）：44～51

19王心裁.目录学学术批评与科学研究理性：对刘国华有关批评文章的一种回应.图书情报工作，2000（2）：80～85，43；（3）：82～86

20李万健.中国图书馆学期刊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取向.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5（1）：14～19

21王国庄等.《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年回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0（1）：17～23

22于鸣镝.我国图书情报专业期刊建设刍议.图书情报工作，2000（12）：79～81，48

23孟广均.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几点看法.大学图书馆学报，1995（1）：36～39

24于鸣镝，初景利.试评图书馆学系更名.图书情报工作，1998（7）：48～51

25闫立中.除却丑陋正学风.图书与情报，2001（1）：53

26鲍振西.尽淘污浊始见金：就《丑陋的图书馆学》致《图书与情报》编辑部的信.图书与情报，2001（2）：68

27黄俊贵.图书馆学需要哲学：从“丑陋的图书馆学”引发的思考.图书与情报，2001（2）：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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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范并思.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图书馆，198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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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肖东发.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学术批评范文篇3

[摘要]：美国“电视研究”，在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艺术批评等三大知识传统的基础上，从196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过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电视研究的“学科化”，是在一种“合力”的推动下完成的，不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协商。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横向比较。

Abstract:EmergenceofTelevisionStudiesinAmericafromtheendof1960’sto1970’swasahistoryofknowledgeablecorporationamongJournalismCritic,MassCommunication,andHumanismCritic.TelevisionStudieswasconstructedbythenegotiationofseveralforces,whichwantedtoinvolveinacademicdiscoursesaswell.Thepaperanalyzedhowthedisciplineemergedandhowtomadeevolutiontillnow.

KeyWords:TelevisionStudiesinAmerica,Discipline,Emergence,evolution

“电视”是不同知识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传播学考察电视如何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艺术学探讨电视的影像艺术，批评家细读电视文本，管理学钻研电视的产业经营。因此，“电视研究”是一个庞杂的知识领域。但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电视研究”总试图确立一个相对专门、自足的范围，惟其如此，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它才能彰显出自己的独特性，成为一个稳定的知识门类。面对纷繁芜杂的学科交互性和自足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笔者提出两个概念予以区分——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和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前者是广义上的，指所有从不同视域关注电视的知识；后者是狭义的，主要指以一些人文批评（如文学研究、电影研究、文化批评）学者，在新闻式批评的基础上，与传播学研究展开充分对话，而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美国电视研究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学科化”过程，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一个大致的比较。[1]

美国“电视研究”的知识起源

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在美国滥觞于1940年代，生发出三大知识背景：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艺术批评。“新闻式批评”出现时间最早，指“由感觉敏锐而又见多识广的记者撰写，通过报纸或杂志发表的关于电视的报道或评论”[2]，涵盖了在大众纸媒上与电视相关的各类新闻、信息和评论，由新闻记者撰写，篇幅短小，面向广大读者，具有一定时效性。1946年，电视在美国开始崛起。同年，杰克•高尔德（Gould,Jack）和约翰•克洛斯拜（Crosby,Jack），分别在《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和《纽约哈罗德论坛》（HeraldTribune）上开始发表电视批评，各大纸媒纷纷开设专栏。据统计，1958年，发行量超过五万份的日报中，有将近80%的报纸专门雇有电视批评的记者，这个比率远远高于其他栏目，如财经、地产、园林、教育、艺术等。[3]

很多新闻式电视批评，关注腥膻八卦、名人逸事，或者就是节目预告之类的，与严肃的批评相距甚远。但也有例外，少数报纸和杂志拥有出色的批评家，无论是在业界、知识界，还是在公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1960、1970年代最重要的代表有：《纽约客》（NewYoeker）的迈克尔•阿伦（Allen,Michael）、《星期六评论》（SaturdayReview）的罗伯特•夏阳（Shayon,Robert）、《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的劳伦斯•劳伦特（Laurence,Laurent）、《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和约翰•奥克莱（O’Connor）等。

“新闻式批评”为电视知识在公众中的推广做出了贡献，而批评家对电视的思考，也成为日后研究的学术资源。此外，一些优秀的批评家进入大学，成为电视研究的开拓者。如，夏阳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堡传播学院执教；美国“电视研究”学科的开创者霍拉斯•纽卡姆（Newcomb,Horace），在进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之前，曾负责主持《巴尔第莫太阳报》（BaltimoreSun）的批评专栏；电视研究的理论奠基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1968-1972年间曾在BBC旗下的杂志《听众》（Listener）上负责批评专栏；[4]著名的电视史专家艾瑞克•巴尔诺（Barnouw,Eric），著有三卷本《美国广播电视史》，之前也是著名的电视记者。

从1950年代开始，传播学者用量化调查的方法，对电视进行“效果研究”。早期最有影响的是威尔伯•施拉姆（Schramm,Wilbur）和约瑟夫•克拉珀（Klapper,Joseph）。前者通在1958-1960年间进行的11次调查，得出结论：“对于大多数未成年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电视节目可能既不是特别有害，也不是特别有益。”[5]后者的研究成果于1960年由CBS资助出版，题为《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6]研究结果显示，电视无法塑造公众的意见和行为，只能强化既有的观点。乔治•格本纳(Gerbner,George)的“文化指标”研究，更具影响力。从1968年到1983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追踪分析3000多个节目和35000个角色，并就此调查观众的反映，提出著名的“涵化理论”——电视歪曲真实的世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使之感觉到生活在邪恶的世界中。总体而言，量化效果研究，把电视作为文化形式、影像艺术、意识形态表征等丰富多元的特性，简约为数据和信息，因而遭致众多批评。[7]广泛的学术争辩，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需要特别提到麦克卢汉。1964年，他出版了《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其中有专节对电视加以论述。他对“电视研究”主要两大贡献：第一，他在1960年代的北美红极一时，影响所及，延伸至新闻式批评和电视学术研究两个领域，极大地提升了“电视研究”在知识界的地位。第二，1970年代以后，传播学界一批学者秉承麦克卢汉的思考路向，发展成渐显声势的“媒介环境学”，把美国的“电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传统人文学科中一批开明学者的呼吁和实践，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化”也功不可没。直至1950年代末期，电视在人文知识领域还备受歧视。1940年代，好莱坞创办的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研究季刊》，于1958年改名为《电影季刊》，把广播、电视完全逐出门外，以仿效法国的《电影杂志》，期待办成一个关于电影艺术的学术刊物。[8]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普遍的观点是，电视离“艺术”甚远。1960年代，一些知名学者，大力提倡电视批评和艺术研究，扭转一时之风气。最知名的代表，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希腊研究专家摩西斯•哈达斯（Hadas,Moses,1962），提出营造“电视批评的气候”，认为，人们应该象对待书本一样去对待电视。[9]著名作家、文化批评家（1959）吉尔伯特•赛德斯（Seldes,Gilbert），早在1924年就出版名噪一时的《七种流行艺术》，认为应该摒弃所谓“高雅/低级文化”的成见，对流行文化进行研究。后来，更是亲历亲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电视批评，还参与电视内容的制作，成为CBS第一位新闻节目的制作导演。

“电视研究”学科化的社会背景

电视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前提是普遍观念的改变。观念之扭转，光靠学术界的努力是不够的，端赖于一股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这股合力，不仅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争夺。“学术”本身，具有不正自明的权威性，在布尔迪厄看来，它就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电视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往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严肃正视电视，以提高电视在文化中的位置——或创办相关的博物馆、档案室、图书馆，或成立各种学术组织，或资助相关的学术研究——从而，间接或直接影响电视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力量对“学术”话语的争夺。从1960年代开始，政府、新闻式电视批评家、电视媒体、大学都普遍意识到，“电视值得严肃对待（包括被保存、研究，或用于教育）”。

政府出于维护教育与文化生态的考虑，资助“电视暴力”、“电视与儿童”、“电视与妇女”等研究项目。此外，政府的管理机构FCC（联邦通讯委员会），意欲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1961年，米诺•牛顿(Newton,Minow)出任FCC主席，发表著名演讲，用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荒原》为喻，对当时的电视提出严厉批评，称“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巨大的荒原’”、“电视应该强化文学、文化的色彩”。面对来自外界的批评，电视媒体试图干预、争夺批评的话语权：第一，创办学术期刊与杂志，建立起自己的批评标准；第二，提倡和资助严肃的学术研究，把电视批评驱赶到象牙塔里去；第三，成立学术机构，从事公共性的教育或学术活动。

1960年，CBS计划创办一个电视研究的季刊，但中途夭折。[10]1962年，CBS全额资助，聘请罗伯特•夏阳为主编，出版一本关于电视批评的论文选集——《第八种艺术》，这是一部重要文献，极大推进了电视批评和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共收录了23篇文章，作者包括广有影响的新闻式电视批评家、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电视媒体的高管、优秀的制作人员。所有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批评和研究电视。《第八种艺术》的出现，表明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等对学术话语的“关注”，从而与大学里的学者达成共识，一起来为“电视研究”正名。结局当然是双赢：媒体利用注意力资源和金钱，提高电视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同时削弱新闻式批评的锋芒；新闻式批评家也得以从高节奏的常规化写作中解放出来，不再完全为报纸和期刊写作，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学者则借助于媒体，扩大专业的影响，在已有的学术机制中谋求应有的位置。

1946年，由新闻式电视批评记者、电视媒体的高级管理人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ATAS（“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在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1957更名为NATAS（“全国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这是一个业界、学界、批评家共同参与的学术组织，但实际上为媒体所操纵，成为电视网进行“公关”活动的重要平台。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有三：一、评审和颁发一年一度的“艾美奖”；二、出版学术性的研究杂志，开展学术活动；三、举办电视教育的公共活动，如创立电视博物馆和电视档案馆，普及电视知识。

1961年，学术刊物《电视季刊》面世，是NATAS寻求与大学合作的结果。该刊物由NATAS出资，纽约的锡拉兹大学承办，刊登会员单位的文章，作者包括业界人士，学界专家和批评家。但是，正如其宗旨所示，“建立自己的学术标准，以表达媒体组织的最高理想”，[11]它的学术取向以服务业界为前提。从好的方面说，这个杂志为各个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提供阵地；从坏的方面说，不伦不类——对教授们而言，太商业化了，对一般读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又显得太学术化。

1965年，NATAS启动一项计划，打算在纽约大学、美国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三所学校的图书馆，设立专门的电视档案室，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12]1968年，UCLA成立了全美最大的电视档案馆。此后，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国立图书馆、电视网都开设电视档案馆，保存各种节目和资料。一般来说，档案馆是为学术研究所设置，而博物馆则主要是面向公众以普及电视知识的。1960、1970年代，出现了一些电视博物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位于纽约的广播电视博物馆（MTR）、以及位于芝加哥的电子传播博物馆（MBC）。电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出现，不仅在资料上为研究提供方便，而且，通过挑选、归类和保存，电视的历史和传统得以形成。

“电视研究”的知识整合

1970年代，美国“电视研究”出现知识整合的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先行者是雷蒙•威廉斯（Williams,Raymond）和霍拉斯•纽卡姆等（Newcomb,Horace）。1972年，威廉斯到斯坦福大学的访问，接触到美国的商业电视，正是在留美期间，他开始“正视”电视，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撰写了《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威廉斯首先回顾了电视的科技史，然后依次分析电视的管理制度、节目形式、传播特点、社会影响。谈到如何看待和研究电视的问题，威廉斯对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提出批评。前者从媒介科技的角度去看电视，忽略了“电视”本身，是一种“技术决定论”；而后者则带有某种“偏见”，把电视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符号体系。威廉斯认为，电视的出现不仅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不完全出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个人的需求。

威廉斯对盛行于传播学领域的效果研究提出批评：“‘大众传播’的观念已经引发一场灾难，因为‘大众’完全变成了广大‘受众’的同义词，从而阻止了研究者对具体的传播成则和传播形式进行分析。”[13]主流传播学对电视的研究，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只关注电视对受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至于电视本身究竟若何，不置一词。有感于此，威廉斯专门考察了电视文本的传播特点，提出”流程”（flow）的概念取代“节目”。意指电视除了“节目”以外，其他影像符号（如广告、片花、过渡性画面和音乐等），也不容忽视。它们同等重要，共同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整体。“流程”的概念，不仅是对“电视”的重新认识，即“电视是如何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同时也是对“看电视”的一种关注，即“传播者与受众存在何种关联？”因为，“流程”归根结底，是观众看电视时一种应接不暇的感觉。威廉斯试图把对效果研究、文本分析结合起来：既主张传播效果研究应对文本予以关注；也提醒文本批评，应该注意到受众的接受。

威廉斯对电视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主要根基于欧洲的理论传统，建立在对英国电视认识的基础上。他虽然也接触过美国电视，但时间很短，没有进行过专门、具体的研究。本土学者霍拉斯•纽卡姆是第一个对美国电视展开研究的，1974年，他出版《电视：最流行的艺术》。如题所示，作者要把电视当成艺术来研究，探讨“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被生产出来的电视，如何获得它的美学品质，以及这些美学品质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14]。纽卡姆采取类型分析法，区分了九种电视类型：1、情景剧、家庭剧；2、西部片；3、神秘剧；5、医生律师剧；6、探险节目；7、肥皂剧；8、新闻节目、体育节目和纪录片；9、新型电视节目，并联系社会现实，剖析类型的演变、文化意义和美学特性。

纽卡姆认为，类型是流行艺术“模式化”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电视就是粗劣的陈词滥调，相反，电视是复杂、变化的，反映了大众的情感和观念。因此，观众会从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立场出发，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电视。毋宁说，电视就是一种“文化论坛”。[15]“文化论坛”是对”流程”观念的深化，因为，观众正是从纷繁芜杂的电视”流程”中去寻找意义，进行话语实践的。和威廉姆斯一样，纽卡姆试图在传播学与人文批评两个知识领域中寻找到平衡点，即，电视既是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文化表达的媒介。

电视史的研究也大有斩获。截至1970年，艾瑞克•巴尔诺完成三卷本《美国广播电视史》，电视从飘然而逝，到进入博物馆、档案馆，再被载入书册，真正变得“有据可查”，培养了学者们对该领域的兴趣，一种自觉的学科意识在1970年代中期凸显出来。艾斯本“传播与社会”研究中心，于1975、1976年分别召开了“作为社会力量的电视”和“作为文化力量的电视”两次学术会议。正如该中心主任理查德•阿德勒(Adler,Richard)所言：“电视通常因各种名目而遭致批判，暴力、粗俗、琐屑，但很少象文学、电影、戏剧及其他艺术形式那样，得到细致的分析和睿智的批评”，[16]有感于此，他们谋求引入语言、艺术、文化的视角，发展出一种严肃的学术批评。威廉斯、纽卡姆和艾斯本会议，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定位，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上，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人文取向的新型学科，同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区分开来，同时，也异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戏剧研究、电影研究。

此外，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还包括欧洲的学术传统，其影响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认为电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大杂烩”，二战期间，因受纳粹迫害，阿多诺流亡美国，曾同“经验-实证”传播学代表拉扎斯菲尔德有过短期合作。但对于美国的电视研究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电视过于严厉的批评，是一种必须清除的“偏见”，而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倒是被继承下来了。

对电视研究影响最大、最富成效的，是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从1970年代开始，继承雷蒙•威廉斯开创的文化研究传统，斯图亚特•霍尔（Hall,Stuart）、约翰•费斯科（Fiske,John）、约翰•哈德利（Hartley,John）、戴维•莫利（Morley,David），在电视研究领域成果斐然，对美国学者的影响很大。最早介绍“文化研究“方法的是，安•卡普兰(Kaplan,Ann)，1983年，她在罗格斯大学主持召开题为“电视与视频艺术观念”的学术会议，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关于电视：批评的方法》，是早期电视研究的重要文献。[17]

“电视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困境

秉承1970年代开创的人文批评传统，经过近30年的发展，美国电视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社群。早期一些重要的研究者，除了前文提到的霍拉斯•纽卡姆、艾瑞克•巴尔诺、安•卡普兰以外，重要的研究者还有——威廉•博迪(Boddy,William)的“黄金时代”电视史研究、[18]珍妮•福伊尔(Feuer,Jane)的类型研究、[19]林•斯皮格尔（Spigel,Lynn）的“电视与家庭”研究、[20]罗伯特•艾伦(Allen,Robert)的电视理论研究、布鲁斯•格龙贝克（Gronbeck,Bruce）的电视批评研究等。从研究路径来看，大体有三。第一，文本批评，指运用意识形态、叙事学、符号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意义阐释和社会批评。第二，类型分析，借鉴电影研究方法，进行节目批评、类型发展研究、类型的文化意义等。第三，文化研究，考察媒体、受众、社会组织围绕电视所产生的权力关系。

再简要提及学术组织、刊物和活动的情况。1980年代初，“电影协会“更名为“电影与媒介研究协会”（SCMS），属下的刊物《电影杂志》顺利成章地成为电视研究的重要阵地。除此之外，《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也大量发表电视研究的论文。1984年，第一次“电视研究国际会议”（ITSC）在美国召开；1986年，第二次会议在伦敦召开（2005年也在伦敦召开）。英语世界的电视研究者互动声气，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从麦克卢汉开始，很多知名学者往来于北美之间、环大西洋两岸，其中包括雷蒙•威廉斯、约翰•费斯科、约翰•哈特利、卡普兰、洪宜安（Ang,Ien）等人。

作为新兴学科，电视研究在美国依然困难重重，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整个学术体制中侧居边缘。电视是否当值严肃的学术研究，这个疑虑似乎并未完全排遣。从1970年代开始在大学开设电视的相关课程，但大多数是公立学校。几十年过去了，常青藤联盟的学校，至今仍在回避电视的课程。有些学者因而哀叹，“电视是美国学术研究中的坏东西”。[21]与此同时，电影研究则要幸运的多，从1950年代的“作者电影”研究开始，在学术体制中占到应有的位置。此荣彼枯，电影有一个更“低级”的电视在垫底。

其次，面临“新媒体研究“的挑战。新媒体以网络数字技术为基础，声画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对于竞争激烈的传媒产业来说，其中蕴含着无限商机，甚至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新媒体研究迅速成为热门。大学里增设了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学生趋之若鹜；申请课题相对容易，经费资助极为可观；各种学术会议上，学者们挂在嘴边以为时尚。有些学者开始质疑，新媒体研究到底“新”在何处？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新”媒体实际上只是一种传播技术。然而，似乎研究网络中的任何东西（包括电视），都要比研究电视来得更先进，其实研究的问题都一样。比如说，如何阐释网络（电视）影像内容，网络（电视）如何影像人们的行为。[22]新媒体研究中的“新”，在很多研究者那里，未必是应对媒介发展变化的学术意识，而是迎合媒介研究的科技乌托邦思想，“新”仅仅意味着更高级、前沿的学术理念和视野，很多人借此来跑马圈地，以获取更多的资源。电视研究的人文批判传统，从1970年代开始，刚刚才有些眉目，在新媒体炫目的技术更新和诱人的利益驱动之下，其根基摇摇欲堕。可以说，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都还没来得及深入探讨，突然之间，传统的电视研究似乎已经过时了。

再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电视研究也遭遇到困境。从威廉姆斯、纽卡姆开始的学科整合，有一个重要诉求，是要关注电视文本，使之真正成为“电视”的研究。正如林•斯皮格尔评价的那样：“过去三十年里，电视研究最大的成就是，使电视从一个‘宏大’、‘抽象’的媒介领域中脱离出来，探讨电视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联。”（注释同上，第85页）问题是，从“大媒介”中独立出来后，电视的独特性在研究中是否被彰显出来？答案并不乐观。正如前文所述，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路径：文本批评、类型研究与文化研究，都是从其他学科中借鉴过来的。文本批评借助文艺理论、类型研究借鉴电影研究，文化研究则直接来自于英国的文化批评。由于电视本身涵括各种文化形式，研究方法的借鉴是必要的，但是，“电视”研究之所以为“电视”的研究，其独特性如何彰显？美国“电视研究”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中国极为相似，这是后话，另文再叙。

[注释]

[1]参见，易前良：《中国电视研究的学科化及其现状》，《中国电视》，2009年第一期。

[2]Smith,RalphLewis.(1979).AstudyoftheprofessionalcriticismofbroadcastingintheUnitedStates:1920-1955:ArnoPress,Pix.

[3]HimmelsteinHal.(1981),Onthesmallscreen,NewYork:PraegerPublishers,P.29.

[4]NewcombHorace.(1997),Encyclopediaoftelevision,Chicago:FitzroyDearbornPublishers.P.1844.

[5]Schramm,Wilbur&Lyle,Jack&Parker,E.(1961).The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CA:StanfordUniversity.P.1.

[6]Klapper,JosephT.(1960),Theeffectsofmasscommunication,NY:FreePress.

[7]参见保罗•赫施与格本纳在《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Research）1981,8(1)上的争论。

[8]RowlandWillardD.andWatkinsBruce.(1984),Interpretingtelevision,CA:SagePublications.P.17.

[9]HadasMoses.(1962),Climatsofcriticism,editedbyShayonR.,TheEightharts,Canada:Holt,RinehartandWinston.P.15-21.

[10]Shayon,R.L.(1962),Theeighthart.NY:Holt,Rinehart&Winston.P.VI.

[11]Spigel,Lynn,ThemakingofaTVliterateelite,editedbyChristine,Geraghty.(1998),Thetelevisionstudiesbook,NY:Arnold.P.75

[12]Kompare,Derek.(2005).Rerunnation:howrepeatsinventedAmericantelevision,NY:Routledge.P.113.

[13]Carey,J.(1975).Communicationsandculture,CommunicationResearch,2(April1975):P.175.

[14]Newcomb,Horace.(1974),Television:themostpopularart,NY:AnchorPress.P.24.

[15]Newcomb,Horace.（1976).Thecriticalview,NY:OxfordUniversityPress.P.561.

[16]Adler,RichardP.(1982).Understandingtelevision:essaysontelevisionasasocialandculturalforce.NewYork:PraegerPublishers.Pxii.

[17]Kaplan,Ann.(1983).Regardingtelevision:criticalapproaches.LA:TheFilmInstitute.

[18]Boddy,William.(1990).Fiftiestelevision:theindustryandItscritics.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

[19]Feuer,Jane,Kerr,Paul.(1984).MTM:qualitytelevision.London:BFIPub.

[20]SpigelLynn.(1992),MakeroomforTV,ChicagoandLondo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学术批评范文篇4

2011年对于艺术学的发展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年初艺术学终于脱离“文学”门，正式升格为第13学科门类，从学科建制上保证了艺术学发展的独立性。然而，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艺术学学科体制的最终确立还是要依托于该学科自身发展的成熟度，有赖于全体艺术学人的共同努力。而在艺术学门类的五个一级学科里，艺术学理论由于学科建制晚、学科成熟度低而尤其饱受学界诟病和社会质疑。目前来看，这种争议并不会随着学科升级而消失，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更加激烈。其根本原因在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两个严重不匹配现象。“一是学科外部制度建设热火朝天、成绩斐然与艺术学学理内涵的认识模糊和极度混乱之间的严重不匹配，一是在艺术学学理研究内部存在重学科设计和规划论证而鲜有权威性、代表性学术力作的严重不匹配。”［1］而艺术学理论若想获得如其学科建制中的一级学科地位，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必须要消除这两个不匹配现象，在学科建设中拿出扎实的、令人信服的高水准研究成果。因此，由凌继尧教授主编的《中国艺术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的面世，无疑对改变艺术学理论学科现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艺术批评史》虽只是艺术学理论所辖二级学科艺术批评的一个研究方向，但由于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中国艺术思想与艺术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这种学术写作实践其实对艺术学理论的主要学科如艺术批评、艺术理论乃至艺术史等学科建构都有参考价值。从学理上看，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艺术批评所注意的直接对象是个别的、现实存在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所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艺术的一般规律和原则；艺术批评的对象主要是批评家同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理论的对象主要是过去的艺术作品，是艺术遗产；艺术批评偏重于评价，艺术理论偏重于认识；艺术批评往往具有主观论辩色彩，艺术理论则是冷静的、客观的研究。”［2］2但这种学理上的严格区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彻底贯彻，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还是不分彼此地纠缠在一起。以文艺批评领域发展最为成熟的文学批评史为例，中外文学批评史著作往往都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混合史。如美国学者韦勒克韦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前言中写道：“‘批评’这一术语我将广泛地用来解释以下几个方面：它指的不仅是对个别作品和作者的评价、‘判断的’批评、实用批评、文学趣味的征象，而主要是指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3］1鉴于已经形成的现状和读者接受的思维定势，著者认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成果，并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象的这种约定俗成援引为中国艺术批评史研究的范例。遵循这种范例，《中国艺术批评史》把艺术批评史看做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历史。这种处理方式表面看似乎是对先发的强势学科的一种妥协，但对于蹒跚学步中的中国艺术批评史而言，却不失为一种最稳妥可行的操作模式，并无形中扩大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学科涵括力：通过学术写作，能够将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推进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的研究。著者对艺术批评这一核心范畴的界定较好地解决了学术惯例与学理间的冲突问题。如果说遵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惯例显示了著者研究中的现实性原则，那么在实际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写作中贯穿的明确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则彰显了著者的学理性原则。从学科关联看，中国艺术批评史处于一组较为成熟的相邻学科如中国美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及门类艺术批评史（绘画批评史、书法批评史、音乐批评史、戏剧批评史）的围裹之中，如果能够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将其从与上述相邻学科千丝万缕的缠绕中抽绎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式，无疑对整个艺术学理论学科都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著者因此科学地界定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将其与上述相邻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分开来，并在研究中严格地遵从。首先，严格以我国的学科分类为依据，选择所研究的资料。根据我国的学科分类，艺术学学科包括音乐学、舞蹈学、戏剧学、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不包括文学理论、建筑理论和园林理论，后三者分别是中国语言文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一级学科研究的对象。所以，中国艺术批评思想只能从音乐批评、美术批评、设计批评、戏剧戏曲批评、舞蹈批评中提炼，而不包括文学批评、建筑批评和园林批评。这样，中国艺术批评史就跟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等强势学科划清了界限。其次，中国艺术批评史是中国艺术批评思想的发展史，绝不是各种门类的艺术批评思想发展史的集合（如绘画批评、音乐批评、书法批评、戏剧批评、艺术设计批评等）。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阮籍、嵇康的音乐批评，顾恺之、宗炳、谢赫的绘画批评，王羲之、王僧虔、萧衍、庾肩吾的书法批评。魏晋南北朝艺术批评思想不是上述门类艺术批评思想的集合或大杂烩，而是从上述音乐批评、绘画批评和书法批评中抽取、提炼出适用于整个艺术批评的命题、概念、观点和思想加以系统的阐述。这样，中国艺术批评史也就与门类艺术批评史拉开了距离。从具体的学术实践看，这种新学科视野使得著者选择材料的标准和对同样材料的理论阐释都全然有别于相邻学科。如在美学史、文学批评史中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但这是孔子在评诗时提出的观点，所以不属于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孔子的艺术批评思想则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组成：“艺术具有怎样的功能，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具有这些功能，艺术如何发挥这些功能？”孔子正是以仁学为基础，通过音乐，阐述了上述艺术批评原理。“他的‘成于乐’说明了艺术的道德教育功能，他的‘游于艺’说明了艺术的审美陶冶功能。他评价艺术的标准是内容上‘尽善’，形式上‘尽美’。为了达到‘尽美尽善’，艺术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和的原则。孔子还要求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相统一，从而达到‘文质彬彬’。由于艺术以直观的、形象的方式同时作用于主体的理智和情感，所以它能够产生强烈的审美享受。孔子‘在齐闻《韶》’，就享受了这种高峰体验。”［2］24显然，在全新的理论视野的观照下，著者解析的孔子艺术批评思想不但区别于孔子的美学思想、文学批评思想，而且具有内在的体系性。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艺术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完全可以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为一部通史性质的学术著作，《中国艺术批评史》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启发性。首先，全书努力做到“略小而见大，举重以明轻。”著者抓住每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批评著作和一流的艺术批评家或思想家提出的重要艺术批评命题这条主线，力求揭示芜杂凌乱的表象背后历史的清晰脉络。而把握住这些中国艺术批评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就更易对之做出全新的理论发现和理论概括。像两汉书论中的艺术批评思想，被著者凝练为八个字“书者，如也”，“书者，散也。”前者以最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艺术模仿论，又细分为两个子命题：一是“书肇于自然”，表明书法是对自然物象的模仿。二是“书乾坤之阴阳”，说明书法不仅模仿静止的自然，而且模仿自然的运动；不仅模仿自然外在的状貌，而且模仿自然内在的发展规律。“书者，散也”则充分表明艺术创作是一种自由的活动，艺术活动的精髓是自由。艺术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没有确定的规则可循而要创作出独特的作品。虽然只是短短的八个字，却涵括了两汉艺术批评思想的重要特征。显然，这种高度凝练是建立在著者对中国艺术批评史整体走向了然于胸的基础上，展现了著者对研究材料驾轻就熟的功力。第二，遵循古典释义学的方法，强调回到原典的原初语境，对原典尽量作出符合它的原初涵义的阐释。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本体论阐释学者看来，阐释者对历史文本的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前理解”或“成见”，且这种“前理解”或“成见”是理解得以可能的首要条件。“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的东西是先行给定了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见到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了的。”［4］184确实，著者对中国艺术批评史发展脉络的剪裁及描述中都带有自己的“前理解”或“成见”（这对于一门正在建构中的学科而言是必要的），但在对具体的古代经典文献阐释中，仍然秉持着古典释义学的方法，回到原典的原初语境，追寻文本和作者的“原意”，力求平心持论，而不深文周纳。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字面意义的阐释，另一是学术思想的阐释。比较符合原初涵义的阐释往往是直接的、有限度的、比较客观的阐释，但并不就是低水平的阐释。为此，著者首先强调文本细读的功夫，对原典读深读透，理解原典的原初意义，同时又注意充分吸纳学术界的经典研究成果，在符合原初意义的阐释中，追求精辟的阐释。第三，在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中研究中国艺术批评史，揭示影响艺术批评思想的“内因”和“外缘”等复杂性因素。从“内因”看，艺术批评家的艺术批评观点不仅应该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考察，而且要把每个艺术批评家摆在作为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的艺术批评史中来考察，阐述每个艺术批评的术语、观点、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渊源联系。中国艺术批评史应该展示的不仅是艺术批评家代表著作中的最终结论，而且是艺术批评家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生动进程。例如，顾恺之“传神写照”的命题，与先秦和汉代哲学中的形神论薪火相传。这个命题更得益于魏晋哲学形态———玄学的影响，魏晋玄学重神理而轻形骸。同时，这个命题又是人物品藻中“神”的概念在绘画理论中的运用。从“外缘”看，中国艺术批评史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的有血有肉的整体，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必然对艺术批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理论中，“多力丰筋”、“骨丰肉润”、“纤浓有方，肥瘦相和”等命题术语，都来自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不了解人物品藻，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术语。审美的人物品藻发生在魏晋时代不是偶然的，魏晋时代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自己的生命、生活，人自身的才情、风神、性貌取代外在的功业、节操受到尊重。

《中国艺术批评史》在研究对象上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及与相邻学科的差异性，在研究方法上则充分展现了中国艺术批评史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联系。该书不但吸纳了文献学与经典注释学的权威成果，而且从中国文化史、哲学史、美学史以及门类艺术批评史中汲取有益的养料，甚至从西方最新的哲学与美学研究中寻求方法论的启示，对中国艺术批评史展开开创性的研究，在有机联系的历史过程中揭示艺术批评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缕析社会文化背景等外部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应该说，在这部50余万言的学术著作中，作者的学术主张得到了较为忠实的贯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确立了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基本研究规范。此外，著者将该书的读者对象定位为大学生和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群，所以在写作风格上有意追求“有深度的通俗”。首先要通俗易懂。为了做到阅读无障碍，著者对所引用的古典文献，都根据有关研究者的注释本作出比较完整的白话解释。读者只要比较认真地阅读，无须借助工具书就能读懂。其次是要有一定的深度。著者从老一辈学人冯友兰、朱光潜等人的学术写作中受到启发。“他们的著作明白如话，因为他们的思维清澈似水。他们厚积薄发，思维异常清晰，加上极好的中文修养，所以他们的文字总是如行云流水。‘有深度的通俗’完全不同于肤浅的通俗，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耐读，值得反复玩赏，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滋味，通俗的文字中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点和信息量；而后者则一览无余，可以一目十行地读，浏览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读。”［2］9应该说，书中对孔子、老子、庄子以及《周易》、《淮南子》等艺术批评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批评著作的阐释都做到了简洁晓畅，生动传神，并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部集体合作完成的学术专著，作者之间学术积累、科研水平及文字表达能力的差异，在其所负责的章节中都得到了较为彻底的呈现，因此该书也不可能通篇做到“有深度的通俗”。但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不论那种学问，都是先有术后有学，先有零星片断的学理，后有条理整齐的科学。”［5］122学科初创阶段，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关键是，第一部《中国艺术批评史》的面世，宛若一声清亮的啼鸣，宣告了中国艺术批评学理研究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期待，她能够经受更多的学术激荡和交锋，并催生出更多的同类研究成果。

学术批评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大众化批评；学院化批评

20世纪80年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形成的繁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以下简称90年代文学批评)备受指责的参照与证据。每当论及90年代文学批评时。总有不少论者以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热烈与之相比从而发出批评“缺席”、“失语”的感慨。事实上，90年代文学批评纷繁复杂，学术界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评价也莫衷一是。“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进行大致相当的描述和作出公允的评价是极其困难的，不仅是距离近，我们身在其中，还因为这是个价值多元的年代，价值多元决定了作者不可能以定于一尊的框架来梳理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周围巨大而庞杂的批评现象。”虽则如是，但透过这种种现象与迷雾，把90年代文学批评放之于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观照．以批评话语的价值取向和批评话语的践行方式来加以考察，那么，90年代的文学批评都可以囊括在“大众”和“学院”的范畴内加以描述和讨论：一是大众化的倾向，这主要是指批评在多元价值体系的文化现状中，呈现为一种通俗化、商业性、娱乐性为价值主导的批评话语，具有鲜明的大众色彩，关注当下文学现实和热点问题，注重感性的体味；二是学院化的努力和特色，这主要是从文学批评内在本质来说的，它具有文学批评的精英理论建构色彩，注重批评的学理性和深度诉求。

大众化是指一种文化氛围。将大众化作为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特征走向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大众化”批评是与“学院化”批评严谨、注重“规则和体裁”且具有理论建构性的批评风格相对的，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浮躁、缺乏学理性的批评形式和风气，这类批评措辞尖酸，甚至流于谩骂，有的还涉及到人身攻击。观点极端且有失偏颇，往往使批评演变为事件而广受关注——这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市场意旨。二是指通俗、注重感性思考和体味的话语批评方式，通常是以一种轻松、活泼和灵动的面貌出现，显得平易近人。

“大众化”作为90年代批评的倾向，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话语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业文化的发展获得了极大的空间，文学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商品化的深渊。在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市场化运作的双重夹击下．我们看到文学批评不时有这样的景象：报刊编辑与媒体合谋不断制造热点进行商业性炒作，抛出了诸如“新XX”、“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标号或术语；评论家与作家(或编辑)合谋，不断上演一出又一出文学事件：某些知名学者策划的文学大师排座次、“马桥之争”、《十作家批判书》等等，还有诸多在人情之上、利益之下的“红包批评”。这些批评活动的共同特征带有很大的“广告”、“宣传”、“炒作”味道，这种貌似审美批评的言词实则是商业文化下的市场意旨。具有浓重的商业意味和明显的市场运作痕迹。但这些批评现象得以出现却包含着社会文化现实中的某些新因素。“在充分注意到这些批评实践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正是这些显然是被‘戏剧化’或‘漫画化’了的批评事件当中，包含着九十年代批评发展的新因素，诸如批评自由的获得，批评模式的变化，批评家与被批评者的关系的改变以及批评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变化等。”尤其是当大众传媒已经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进入了市场经济阶段之后，这些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批评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因此，文学批评的商品化成为必然的文化现象：报纸编辑、记者和批评家联手纷纷挑起、发动、参与文化争论。推着读者不断地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从一场争论转移到另一场争论。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消费话题的时代，媒体源源不断地策划出无穷无尽的话题，增加其可读性，从而吸引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的文学批评推进了文学批评面向市场的进程。

另一方面，由于大众文化盛行，人们的审美趣味转向平面化。追求感观的愉悦。放逐了对精神的深度诉求。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代表了人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选择，人们更愿意在色彩斑斓的文化世界中享受轻松休闲的视听与阅读，而不愿意阅读通过细致的体味与思索才能心领神会的精英文化文本和叙述。这种审美文化心理的微妙变化，使得大量通俗、时尚的批评文字得以流行。同时。大众文化使得一切带有形而上倾向的精英文化显得步履蹒跚。

文学批评不去追求文学的韵味、意境和意义的深度，而去追求表面的、感性的、平面的形象性、直观性、代表性。其目的不是引起读者去回味、思考和评论，而是引起读者去感受、享受。这种感悟式、直观性的批评文字比之于学理性的抽象思维更具文字亲和力，读者的接受来得更轻松，这使得文学批评从神圣的祭坛走下来，来到了大众中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化的文学批评对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学文本的关注与解读是大众与文学审美之间的桥梁。传统的文学批评往往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和作家、评论家圈层。难免自说自话，甚至自我欣赏。在这里媒体的功能使文学批评的功能得以扩展，会更加及时地捕捉更多、更新的文坛信息，加上自己的注释与判断，以受众更易接受的话语方式表述出来。更重要的是。媒体的关注视野也使文学批评的关注视野突破了传统的纯文学的文本范畴。“文学批评的概念在90年代已经不再关注于纯粹的文学文本，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概念在90年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确，90年代文学批评的审视对象也因此扩大到对影视作品的评说、对网络文学的分析。甚至对流行歌曲的艺术与文化的审视。可以说，文学批评的视角已逐渐更加平民化、大众化，这对引导普通读者的审美活动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当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上占有自己的席位，并大有引领受众阅读、鉴赏的趋势时。文学批评的功能便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效发挥。“大众化”的批评风气和样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文学批评多元化的格局。

由此观之，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及其批评正在发生某种转向——即“大众化”文学批评倾向的形成。这种转向和传媒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和大众文化的盛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接导致了大众化批评的勃兴。改变了理论批评一统天下的格局。也弥补了理论批评疏于关注“当下”的不足。使批评格局趋向于合理和多元。

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一个多元并存的社会文化局面，这期间，各种批评观念和方法蜂拥而至。西方话语的霸权、中国传统批评方法的发掘、西方批评方法的引进、中国本土批评家的创造等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发展的多元化境遇。在90年代文学批评的坐标上，如果以大众化批评为横坐标。学院化批评为纵坐标。那么它们的交汇点就是当下的文化现实；如果说面对相同的文化现实，批评家选择以大众化的方式发言使文学批评呈现出大众化倾向，那么学院化批评就是从揭示本质和理论指引的深度践行着他们的批评活动，构建着具有学术规范、讲究学理背景与知识传统的专业化的批评形态。

学院化批评主要是一批在高校及文学研究所任职的职业学者进行的专业批评，虽然在市场经济时代中面临边缘化的局面，但学院化批评的主体以其自身广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日趋成熟的现代体系，以理论和文本意识的深度支撑着当代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基石，以强烈的精英建构意识推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从批评的成果和批评话语空间的拓展来看，90年代学院批评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就90年代出版的文学批评和研究著作来看，就有陈思和、王晓明主编，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谢冕、李杨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以及杨匡汉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其涉及到了西方近百年的各种文学批评，如精神分析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等。这些颇具学术含量的文学研究著作显现了文学批评的成果，凸现出学院批评力量的强大。就9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和研究路向来看，90年代以来批评的话语空间又有了更大的拓展，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文化研究以及后殖民理论的兴起等都拓展了批评言说的空间。此外，与从西方引进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不同，90年代初有一批学者转向传统寻找学术资源，作“学术史”的研究，以期通过对学术传统的重新审视和发掘来找到一种研究文学的思路。张扬纯粹的学术研究，退而进行学术史的梳理是知识分子在大众面前的一种姿态，体现出学院精英在拓展批评话语空间的某种努力。

这些批评活动极其文字共同构成并体现了90年代文学批评的学院派特色，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学院化批评不仅仅面对文学，大多数从事学院批评的职业学者也不仅仅是文学麦田的坚定守望者，转型期社会纷繁的文化文学现实急切需要批评家加以阐释和批判，学院批评的使命就是以其学者素养和学理分析来透析现象，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给人们以精神指引，从而体现知识分子的价值，找到维系自身价值的场域。他们通过专业性的研究工作，承载着启蒙与代言的责任，这种情况如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在社会大众和整体文化构成中的地位与作用。他们科学的理性的学术思想中渗透着感时忧世的使命意识．这种意识以表达广大民众的社会理想为巨大支撑，保持着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学院派的这种品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魅力的展现。从这个角度而言，学院批评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它往往处于十字街头，以内省的学术思索向社会开放，向现实延伸。在诸多学院派的批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用文学话语向复杂的文化现实不断介入的努力，现实，作为一个最终需要阐释和反映的目标，始终渗透在学院批评的方法和过程之中。从另一个角度看，90年代的学院批评同时也隐含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省与反抗。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和各种思想、观念、理论的包围中，批评的精神正在淡化和消解，某些批评借口转型和改革而放弃批评精神，放弃批评一贯坚守的人文精神和立场，有的趋炎附势，有的趋俗媚众，有的争名夺利。这是市场经济的商品意识在批评家身上投下的阴影，批评家人文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淡化必然造成批评的人文精神和批评精神的淡化。而学院化批评以前所未有的理论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多样性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学建构，在商品经济大潮和多种复杂因素的困扰下，捍卫了文学批评所剩无几的尊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和健全的时代大背景下，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将90年代文学批评特征粗略用“大众化”和“学院化”加以概述，只是期盼能在某种程度上能更接近90年代文学批评的真实图景。

学术批评范文篇6

实际上，《辽宁日报》的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功，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就在讨论开始前的二○一○年十二月，由辽宁省委宣传部主办、《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承办的“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学术研讨会在沈阳召开，与会学者和批评家们均都提交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讨论，这便为实际上是承接了这次会议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确立和保证了后者值得赞赏的学术品格。①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整体反思，“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讨论(以下简称“重估”)不仅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有所把握，更是对文学批评的批评环境、批评格局、批评制度、批评伦理、批评主体、批评立场、批评精神和批评方式，等等，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讨论，其所涉及的方面相当之多。当下批评的基本状况，几乎每一位接受访谈的批评家都很关注，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论及，总体上都表现出严重的不满，其中以雷达的意见最有代表性。在批评史的视野中，雷达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在中国，很少有哪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像今天这样尴尬、无奈、软弱、被动”，“现在，我们每天都会看到新的作品大量涌现，批评家们在各地的各种媒体上发表着不同的声音。同时，在大学校园里也有不少的硕士、博士在研究着各类当代作家作品。仅就从业者之众，数量、口号、名词、新术语之繁而言，当前的文学批评不仅堪称繁荣，简直多得要过剩了”，但“从思想深度、精神资源、理论概括力、创新意识、审美判断力等等方面而言，富有主体精神的、有个性风采的、有影响力的评论却十分罕见。反而那些被动的，跟在现象后面亦步亦趋的，或者迎合型的、克隆型的文章却很多。批评的乏力和影响力的丧失，批评的自由精神的丧失，以及批评方式的单调、乏味、呆板，这一切使得貌似繁荣的文学批评更像是一场场文字的虚假狂欢，最终导致批评失去了鲜活、锐利、博学、深刻的身影”。这与作家们对文学批评“陈词滥调、雷语连篇、矫饰浮夸、玄虚空洞、隔靴搔痒、艰深晦涩、不痛不痒”①之类的评价基本一致。在雷达看来，如此不堪的批评现状，其实根源于社会生活中公信力的缺失，很难以文学自身或几个批评家个人的职业精神来挽回，其前景，无疑显得非常悲观。②在文学批评的很多具体问题，如批评环境问题上，很多讨论者也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反思。除了雷达，他认为文学批评所处的是一个“诚信缺失，怀疑永恒的大环境”外，这方面谈得较多的，还有林贤治、丁帆与林建法。这场讨论关于林贤治的专访题目就是《文学批评环境问题是首要的》，足以见出在文学批评问题上林贤治的思考重点。林贤治认为，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文化批评的一个分支和一个方面，环境问题看似，但其实对批评的各种重要问题都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只是对批评环境的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只有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才能真正辨析问题，找到方向，而要“营造真正健康的批评氛围，首先不允许其他力量的介入;再就是没有商业性质的东西。批评不能雇佣”。

在林贤治的思路中，衡量批评环境之健康与否的核心标志，就是是否能够允许批评的独立和批评的自由。③在丁帆看来，自一九九○年以来，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就不断遭到消费文化的破坏，二○○○年以来，这种破坏愈演愈烈。他说:“所谓新世纪的文学批评，我总结了十一条乱象。从表层结构上来说，出现乱象有其客观原因，即整个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批评家‘倒戈’了，倒向了消费文化。他们不是媚俗，就是媚官、媚权，或者，媚金钱。市场是一个无形的手，市场体制带来的种种利益，致使这些批评家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消费文化的魅力，所以才出现了文学批评的种种怪现象。”④而与林贤治和丁帆的思路不同的是，林建法在指出批评环境的严峻性的同时，则更具实践性地提出了“文学生态平衡”的概念，并且以自身的编辑实践和编辑理念现身说法，指出他在《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实践中固守与坚持的，就是要为具有创造性的和杰出的批评家、为真正的文学批评营造健康的批评环境和搭建理想的批评平台，以此来维护和优化文学的生态平衡。这几年来，林建法曾多次对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学评奖直言批评，认为“恰恰是现在的文学评奖把批评环境给搞坏了。根据非文学标准而评选出来的作品，混淆了大众的视听，降低了他们的分辨能力，也对作家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对批评家也具有负面效应”，毫无疑问，他对批评环境的批评与反思要更加具体和更加切实。⑥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基本格局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在这场讨论中，它也是一个焦点性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讨论者那里，对于批评格局的把握方式略有差异。比如雷达，他把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分为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而丁帆，则将批评划分为“印象派”和“学院派”两大阵营。不管人们作怎样的分类，在当下中国的批评格局中，“学院派”或“学院批评”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方面，无论是在从业人员还是在实际影响上，都应该是其中的主体性力量。比较而言，我更赞同丁帆的把握方式。这是因为在雷达的把握方式中，专业批评与学院批评被作为迥然有异的两种类型，而在实际上，批评的专业性，恰正是学院批评所经常声称与追求的，对于某种片面与狭隘的所谓“专业性”的追求，正是导致学院批评问题重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以“专业”来相对于“学院”，以免造成讨论时的混乱。至于雷达所说的“专业批评”与“媒体批评”，正可以被丁帆教授所说的“印象派”所概括。在丁帆看来，学院派与印象派各有优长，但也各自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他所认可的学院批评家“既有价值立场，又有对作品敏锐的感悟，同时也具备文学史意识，这样的批评家不多，比例极小。在学院派批评家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是那些价值立场模糊，对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的批评家，这是此类批评家的可悲之处”。而他指的印象派批评家，则是那些在作协、文联工作的批评家，当然也包括自由职业批评家。“这类批评家，长处是对作品的感悟比较深，写出来的文学批评是有生命温度的。如果说学院派批评家中大多数人用解剖僵尸的方式去解析作品，那么印象派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则是有感悟、有温度的。同时，他们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的批评和评论比较迅速、及时。他们的缺点在于，批评文章的天马行空，大量作品还没有细读，上来就写文章，于是只能凭借印象，凭借所谓的批评经验直接套到作家作品上去，甚至发展到不看作品只看内容简介，就长篇大论地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惟上的特征很明显。”他认为印象派批评家还往往缺乏文学史意识，他认为“一部作品不能孤立地去考察它，而应当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来分析，这样才会有参照系。在这方面，学院派批评家做得更好些”。

在我看来，丁帆对于学院派批评和印象派批评的如上把握非常准确，也非常中肯。由于这些年来学院批评一直在批评格局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它的问题也引人瞩目，所以在这场讨论中，像雷达、孙郁、王彬彬、陈众议、郜元宝、肖鹰、林贤治等批评家和接受访谈与调查的作家、学生与读者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学院批评提出了批评。比如郜元宝，他用“作家去势，学者横行”来概括文学批评的“学术偏至”，认为目前“文学衰微，学术取得了更大的发言权，各种学术理论、概念范畴乃至学术话语普遍流行，覆盖社会，甚至渗进日常生活，媒体充斥着以学术名义教训、引导、恫吓普通人的假先知，与此同时，却普遍视文学为无物”。在他看来，批评家接触学术问题，不是为了炫耀博学，不是放弃文学而躲进学术殿堂，更不是为了披上学术的华服，而应该是为了更好地把深奥玄远、繁难沉重的学术问题还原为直接感性的文学性问题来把握，好让更多的读者一道参与，让更多的人在文学批评的领地取得对社会人生的发言权，过度学术化的批评，本质就是放弃文学。②而孙郁，他甚至用“无法忍受”来表达自己对学院批评弊病的不满。在谈到文学批评的存在问题时，孙郁指出:“目前批评的问题还包括学院化的知识操作。学院派话语用来研究经典作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研究当代作家就存在问题了。学院派话语的特点是程式化、模式化，与当下鲜活的生活和作家鲜活的文本之间存在着距离。这套话语写出来的文章，读起来不亲切，把本来生动的文本变得不生动了”，③这与王彬彬所揭示的“学院体制容易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使文学批评变成一种纯技术性的行为”完全一致。④在这场讨论中，有一个问题被大家屡屡谈及，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批评伦理问题。所谓的批评伦理，实际上就是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与作为批评对象的文艺作品和文学艺术家间的伦理关系，还包括批评家和有关媒体(批评刊物、大众媒体)、批评家和批评制度、批评家和批评家间的复杂关系，在更加通常和狭义的层面上，主要就是指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健康和正常的批评伦理中，批评的基本原则就是“文学”，“文学”是批评家批评对象的唯一标准。但这些年来，由于批评环境、批评制度及批评家主体自身等方面的复杂原因，批评伦理却出现了严重问题。在很多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中，搀杂了太多的对金钱、权力和人情等方面的算计与考虑，不负责任的盲目吹捧甚嚣尘上，对于这一点，王彬彬在这场讨论中谈得最多，也最为集中与明确。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尊重就是准确地说出他的独特创造，准确地指出他固有的缺陷和毛病。胡乱吹捧的结果是使真正应该被肯定的也没有得到肯定。我们今天的文坛，无论是好的创作还是差的创作，批评家都没有对其作出彻底的解读，而文学批评滋生出来的各种问题，最终伤害的是文学本身。”①在王彬彬的理念中，“文学本身”是文学批评最应关切的方面，以此作为价值标准的批评伦理，才是真正理想与纯粹的批评伦理。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也是这场讨论的重要问题。价值标准的丧失、混乱和模糊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文学批评的突出病症。在对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子们的调查中，有近八成的人认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没有呈现出应有的价值标准。在接受专访的批评家中，以丁帆对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问题强调得最多，也最突出。人性的、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标准，为他的批评实践所一贯坚持，而价值立场的退却被他认为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病症与问题。在这场讨论中，他一再强调坚守人类恒定的价值标准是批评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也是评价文学批评之好坏的根本尺度。他认为在一九九〇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整体性的叛变”，这种叛变的重要表征，就是他所一再指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媚官、媚俗、媚钱与媚权。在记者的“专访”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二○○九年到二○一一年，记者曾经多次采访丁帆，虽然每一次采访所涉及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是，最后总会回到‘价值标准’的问题上来”，这足以见出他对价值标准问题的注重。②在我们这个表面上看来价值多元实则混乱的时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坚守实际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启蒙的意义。所以在讨论中，方宁才认为“中国优秀的学者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到大众当中去，用自己的理论，用自己出色的见解去引领大众，使大众形成有价值的审美观。那些仍旧深居在书斋里的批评家们，应该要有所担当。谁都可以偷懒，但是批评家、学者却不可以。越是学术地位高的学者，越是著名的批评家，越应该面对这些问题，从关注世俗社会、世俗艺术做起，发出批评的声音，身为学者和批评家，不仅要有学术担当，更要有社会担当”。

作为一场历时较长、规模宏大且参与者众的学术讨论，在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估”实践中，除了如上所述的诸多问题，另外像批评家的精神人格建设、批评方法的选择和对中西方批评理论资源的借鉴与运用、网络批评的优长与不足、批评文体的存在问题，特别是当下中国的文学评奖问题，等等，也为参与者多所涉及，并且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这些丰富深入的反思基础上，文学批评的未来重建，也很自然地为大家所关切。在对文学批评的未来重建问题上，这场讨论在很深刻地揭示出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在批评环境、批评格局、批评伦理及学院批评的严重局限和价值立场的缺失等种种问题时，都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和重新建立批评秩序与批评模式的有关意见，但在此外，有两种意见我以为非常重要:其一，就是对文本批评的强调。长期以来，由于学院批评及其相应的所谓学术评价标准(很多其实是非学术和反学术的———笔者注)如对转载率、引用率等方面的片面强调，导致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往往偏重于对一些宏观问题和中观问题的所谓研究，不仅使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与研究遭到忽视，更是忽视了批评家与研究者文学感受力的养成与发掘，出现了很多文学博士与文学教授能够写出洋洋万言的高头讲章和一部又一部的所谓学术专著，实际上连最基本的文学感受力都毫不具备，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作家作品评论，从而在实质上也决定了那些宏观和中观的所谓学术研究的虚妄与可笑。所以在这场讨论中，注重文本、阅读文本、尊重作家们具体的文学创作，从而使批评建立在可靠的文本阅读的基础上，几乎成了每一个参与者的大声疾呼。比如林建法，就曾以自己的编辑实践为例这样说过:“批评常常被质疑过于空泛，其主要原因是，有些批评家不阅读作品就发表评论。无论是写批评文章还是办杂志，阅读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主编，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凡是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评论文章，当中涉及的作品，我都读过。这一点很重要。一部作品是否值得评论必须通过阅读来判断。”①正是因为将自己的编辑实践建立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对于大量作品认真阅读的基础上，《当代作家评论》及其所发表的文学批评文字才能够不断地对中国文学持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界举足轻重的理论批评刊物。实际上，像林建法一样，孙郁、王彬彬、郜元宝和张光芒等人同样对作品的阅读非常重视，强调批评家对文学文本的鉴赏力和感受力，认为“文学批评始终应该是从批评家对作品的艺术感受出发”，②“好的文学批评第一要看是否有鉴赏力。批评家如果在审美方面没有感觉的话，那么他的批评至少有一半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第一要素”。就如同张光芒所指出的:“作家要从生活中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东西，批评家则要从文本中发现一般读者无法读出的东西，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和批评，站在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上，站在作品与人的心灵的关系上，站在现实和未来的交接点上，指出文本的局限和意义。”

学术批评范文篇7

论文摘要：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自后山、易安以还，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以文论诗，以学论诗的批评方法，却少有涉及．苏轼以文、学为批评，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以文，学为诗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学术背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集中体现在其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

后山、易安以还，对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甚至以诗为词的批评、指责甚为严厉。后山“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之语，易安“句读不葺之诗”(《论词》)之谓，大抵是出于“为词尊体”的目的，其着眼自然在“文体辨正”：张戒“子瞻以议论作诗”(《岁寒堂诗话》卷上)之讥，贺裳“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载酒堂诗话》)之刺，严沧浪“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之说，以及船山“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姜斋诗话》)之讽，却又是出于“为诗尊体”的目的，虽然着眼也还在所谓“文体辨正”。这两种批评其实都局限在苏轼的诗词创作实践，所谓“本色”、“尊体”等等，未必不是文体辨正，前人就此所论极多；但对苏轼的文学批评，则多在所谓“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类。以文以学为批评也是苏轼文学批评的特色，但却极少有人论及。其实东坡以文、学为批评，本是于他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一贯学术背景，只是表现的型态不尽相同罢了。即在创作上表现为以文、学为诗(词)，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以文、学为批评。

其实所谓以文、学为批评，并非针对批评对象而言，而只是以为文、为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权衡。换言之，即把对文的要求、对学的要求移用、适用于批评对象，以文、学的标准衡诸批评对象。在这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还是一种广义的文体辨正式批评。

东坡以文、学为批评，集中表现在他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但与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说不同的是，东坡只就作为整体的杜诗“诗史”品格的极端进行批评，诚如他之赞誉文与可画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诗批评，亦是胸有“全杜”，即着重杜诗“诗史”的整体风貌，其中发掘某种品格，加以批评和论述。分说如：

论题一：以史证诗

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魏晋以来的咏史诗多少有这种“以史证诗”的认识，注重“诗”“史”的某些品质互通，朱自清《诗言志辨》说，“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又引闻一多语谓“诗”“志”本是一个字，自然是叙事的，则为其辨正源头：更远如《诗序》为文造事，生拉硬拽，自是以史证诗之法；李善注《文选》以史实史事佐注诗文又在实践上加强了这种认识：咏史诗的发展未尝不可以视作“以史证诗”观念以至“诗史”观念的推进和发展。至于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所谓“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重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至大禹敷上，九序咏功；成汤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以史证诗”之意不言自明。宋人“史学”意识的增强，自然可以为其诗学批评提供某些批评的土壤；而诗学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可以促进宋人“诗”“史”的旁通化成。比方宋人最遭后世诟病的“以文为诗”，其实质也就是文与诗两种文学型态的异质同构和学术通感(联觉)；而诗学与禅学的打通也促成了宋人诗学批评多以禅喻诗。但把这种学术通感扩及诗学批评，单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予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探询；而对“诗本事”的关注固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甚至季札观乐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对“诗本事”的叙述里才能体现出来：但此处“诗外有事”亦未必不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不过苏轼的以文论诗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结构等形式要件规范来衡量“诗史”、批评“诗史”，而是关注它作为“史(事)”的载体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诉求，这与自宋以来柳开、王禹偶、欧阳修之论“道”一脉相承；不过事实上对“载”的重视，对诗之于“载”的重视，对杜诗“诗史”于“载”的重视。即是“文”的品格的诗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反动。上引“诗外尚有事在”之谓。其实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并不仅仅在“事”本身。

苏轼既然有心于“史”之“文”，又着意于“咏史诗”的创作，而且又注重多学科的会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以及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三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之论，那么他在这里对美“诗本事”的探究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诗”“史”会通与“诗史”批评的兴趣。换言之，即表示了他的以文为杜诗“诗史”批评的兴趣。所以他接着说：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珀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珀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责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仅仅因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苏轼的兴趣所在。故此他“以史证诗”的努力，不仅仅出自其诗学批评的兴趣，更在于他的“以文为诗”的学术背景。因为“以文为诗”不仅需要广博的视界和知识，更得有高人一等的学识和眼光才能发他人之未发。这自然也是宋人因为唐诗的压力而另寻蹊径的努力和自觉，如杨万里所谓：“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送彭元忠》)

但事实上苏轼的“以史证诗”式批评还不能说是十分自觉的实践；这大抵也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诗学批评方式的“诗话”在发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欧阳修所谓“集以资闲谈”(《六一诗话·自序》)。正如词的最初起来也只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词序》)一样。何况《东坡诗话》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其早期诗话型态的品格自可窥探得到。如《书子美(忆昔)诗》说：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为上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正是章学诚所谓“论诗及事”的典型做法。不过他的“以史证诗”创论，既滥其觞，其后作者遂多有继作。如同张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谓：“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则是发挥了苏说。至于说“旧史载镐风仪伟岸”云云，其实已经是“以史证诗”的自觉实践了。

苏轼“以史证诗”之法，固然是出于尊杜的日的，但毋宁说，苏轼之于杜诗“以史证诗”，其实是出于其一贯的学术背景。所谓“以学为诗”、“以文为诗”等，前提既然在他深厚的学养，则“以学为批评”、“以文为批评”亦如是。事实上，对“史”的关注本身就表明了他对“文”的兴趣所在。因为“史”终究是“文”，虽然与诗不无会通或交集，但它首先是作为“文”而具有它的赋性的。就此而言，以史证诗未必不是着眼于“义”的品格发散的，而以史证诗之法其实也可以称为以文论诗之法。

论题二：论杜诗的用事载人

如果说“以史证诗”标示的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学术好尚，那么，对杜诗之为“诗史”的用事载人的品格批评，则显然是以学为批评的努力和实践，以“学”的规范和要求作为诗歌批评的轨辙，专注在“学”的广阔视野与深厚积淀，甚至是各种不同学术类型的旁通、化成和联觉。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

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苏轼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艺术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也就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的理论视野。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审美爿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美“自平”诗》中说：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丈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而这正见出苏轼的杜诗批评的出发乃在以学为论诗的前提，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要求“读书破万卷”。

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才有的找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孔子作《春秋》，后人即以为史的功能是“寓褒贬别善恶”，其中就着眼在“纪人记事”：司马迁所谓“究大人之际，成‘家之言”(《报任安书》)，所强调的还是史的“载人”功能。杜诗被誉为“诗史”，“诗”“史”两种思维模式的糅合贯通，其中自然包孕了对其诗作“史”的意义认同。而上引《书子美“自平”诗》中苏轼所发议论，“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似乎标榜了苏轼于诗学的另类兴趣或者学术思维惯性，所谓“以才学为批评”，于此可见其端。

因注蘑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并把它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李清照《论词》对苏轼等人的批评，“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王夫之直斥苏轼“以学为诗”之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虽有些过火，却是一针见血。两家所论，未必不可移于苏轼的诗学批评，即所谓的“以才学为批评”。

苏轼开“以学论诗”之风后，继论者蜂起。殆至南宋，此风更盛，张戒等人所著诗话里多有议论，甚于宋初。又如风台王彦辅《诗话》：

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饰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事所长．如大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骇廊庙：稼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溴：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如(《义鹘行》“巨颡拆老拳”之句，刘梦得初亦疑之：后览(《石勒传，方知所自出。盖其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诗史”，信哉!这些所谓“引物连类，掎摭前事”云云，不过承苏轼余绪而发挥之。

学术批评范文篇8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学术批评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学术批评范文篇10

一、挂羊头卖狗肉：纯文学期刊“学术化”

以文学为主的纯文学期刊是播撒人类精神种子的艺术园地和传承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载体。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纯文学期刊正通过“学术化”逐渐走向商品化境地。目前，国家相关政府部门提供的经费不能保证纯文学期刊的正常运行，期刊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身销售收入、广告收入以及收取高额版面费等来维持生存与发展，这就势必引起一些“颠三倒四”的文学学术类文章趁虚而入———即纯文学期刊“学术化”，这种所谓的“学术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办刊单位的经济收入，却严重影响了刊物的质量。当前纯文学刊物的“学术化”倾向，在一些颇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上均有体现。如：《飞天》、《山花》、《作家》、《大家》、《长城》、《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安徽文学》、《东京文学》、《文学界》、《剑南文学》、《青年作家》、《北方文学》、《神州》、《当代小说》、《文艺生活•文艺理论》、《散文选刊》和《星星》等，都有自己的下半月理论刊物，通过专门为发表学术论文提供平台来收取版面费。《飞天》、《山花》、《作家》、《大家》、《长城》、《山东文学》和《时代文学》凭借着其是中文核心期刊的优势，创办下半月理论刊物；某些期刊在文学学术类稿源出现紧张的情况下，甚至也会为一些非文学类学术论文开绿灯；还有一些省级期刊的理论版甚至通过扩大期刊容量来增加版面收入，每期刊发文章少则几十篇，多则上百篇，如《安徽文学（理论版）》2010年第12期刊载文章176篇，《剑南文学（理论版）》2010年10期刊载文章175篇。甚至有的期刊懒得组稿，就直接收取转刊费用，把下半月刊的理论刊物完全“打包”卖出去，由买方负责组稿、编审、印刷、收取版面费等，“这样的学术期刊实际是利用国家特别赋予的出版权在与作者方交换打着‘版面费’名义的金钱，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属于学术期刊的权力寻租范围，而不是学术期刊商品化”［2］。当前，除了影响很大的《收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钟山》和《花城》等期刊还在坚守纯文学的阵地外，其他期刊几乎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商品化污染。“文学期刊的这种‘学术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文学期刊本身的品牌，也造成了文学期刊对文学作品的边缘化现象，毫无疑问使得文学期刊失去自身文学的基本立场，对文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危机”［3］，同时也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文学学术研究的生态场域，无形中也严重影响了纯文学期刊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兵分两路：文学学术刊物纷纷扩容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些文学类纯理论期刊的版面非常有限，但稿源却十分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或受经济利益的诱惑，或出于刊物自身发展的需要，促使主办单位对刊物改版，通过增加期刊页码或缩短期刊周期来扩大刊物容量。

（一）部分刊物纯粹为增加经济收入而扩版，甚至以不惜牺牲刊物质量为代价比如《名作欣赏》，在改版之前是颇受读者好评的一种具有通俗性、欣赏性和审美性特点的文学刊物，其最早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2009年初又改为旬刊。上旬刊刊登欣赏性文章，中旬刊主要刊登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理论性文章，下旬刊主要刊登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性文章。改版之后，《名作欣赏（上旬刊）》为继续保持中文核心期刊的地位，开始以丰厚稿酬重点邀请一些名家写一些鉴赏性的文章，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文章很多是应造之作，脱离了以前那种大众化、雅俗共赏的写作套路，很难体现出原有的学术性、思想性、欣赏性和审美性特色。改版后的中旬刊和下旬刊则主要刊发来自高校教师和研究生的稿件，并收取较高的版面费，高额的版面费使得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长篇论文只能望而却步。《文学教育》于2005年由《白桦林》杂志改名而成，后由《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主办，“以文学的内容、手段和姿态进行教育”作为办刊宗旨，并且邀请了国内一些名家名人做顾问或编委，以此提高办刊声誉。该刊栏目内容繁多、庞杂，很快被改为旬刊，承诺投稿者每稿必复，并提出“以质取稿，不薄新人”，实则在于收取版面费，为那些急于评职称的作者或即将毕业的在校学生提供方便。《电影文学》于2008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页码大增，与前面两种期刊毫无二致，每期刊登的文章数量多得惊人，篇幅不超过三个版面，只要符合用稿基本要求并且支付高额版面费，来稿必刊登。

（二）部分刊物扩容确为自身发展的需要《当代作家评论》根据自身特点和栏目设置的需要通过增加页码扩容。该刊设置了批评家讲坛、文学批评论坛、作家作品研究、辽宁文学评论、作家专辑研究以及文化视界、新作网页等栏目，在原来160页的基础上增加了40多页。从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这个期刊带有很大的学术前沿性探索眼光，善于挖掘潜在的作家和青年批评者，注重展示批评家的个性和艺术旨趣［4］。一些有影响的纯学术刊物也出于当前文学学术争鸣的需要而扩版。《文艺争鸣》在2007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其中单月刊主要刊载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理论文章，双月刊保持不变。2011年始，《文艺争鸣》又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主要刊登文学学术类文章，下半月刊主要刊登艺术类文章。《小说评论》虽然仍保持为双月刊，但是页码由原来的96页增加到160页。《当代文坛》由2005年的112页增加到128页，2009年第5期又增加到144页。2011年，另外三家很有影响的纯文学学术刊物也发生很大变化：《民族文学研究》由季刊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的双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改为月刊，以前只刊登现代文学方向的理论文章，现在容纳了当代文学的相关文章；《文艺评论》也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双月刊为国学版，主要刊登古代文学的文章，单月刊登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及其艺术研究类的文章。值得肯定的是《民族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它们兼顾理论性的同时，注重批评视域的开拓性和学术的敏锐性，并以优稿取胜，不收版面费，还另付稿酬。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为了保持期刊办刊质量和学术影响，仅仅象征性收取少许版面费。如果文学学术期刊不是结合自身特点、真正为顺应当前学术研究态势和发展的需要扩容，而只是毫无顾忌地以收取高额版面费为目的而扩版，势必会降低刊物学术内涵，从而严重影响刊物的质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期刊收取作者版面费而为其的行为由于以金钱而不再是论文的质量与学术水平来作为取稿、发稿的标准，以敛财而不是弘扬学术为主要目的，已严重背离了学术期刊的公益性，侵犯了学术期刊主办者职务活动的公正性与廉洁性”［5］，容易造成学术界的混乱，导致学术腐败，学术风气不纯，使之走向惟经济利益至上、惟关系至上的歧途。

三、特立独行：以书代刊、内刊营造学术氛围

当前在文学学术期刊领域存在以书代刊和内刊的现象。以书代刊是以书号的形式来刊发相关文学类学术理论文章；内刊则是直接向当地相关部门申请准刊号，允许该刊内部发行、传阅。实际上，以书代刊和内刊的出现，并不是以经济上的盈利为目的，大多是出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以便扩大学术影响、打造学术团队、体现学科优势、显示地方学术特色。以书代刊和内刊在创办过程中，都有明显的办刊宗旨、要求，特别注重栏目的安排编制，刊登学术文章也力求新颖，兼具思想性、学术性、探索性和批判性于一体。目前国内文学类以书代刊的刊物多达几十家，基本上由高校的一些国家重点学科主管或主办。比如《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和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由巴蜀书社出版，卷首语为《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境界，我们的方式》，在卷首语中李怡教授认为这是国内出现的第二种以现代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读物，同时他还认为该刊以巴蜀地区为基点，通过对巴蜀文化区域文学和文化精神的发掘，从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从而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西部阵营做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于2007年创刊，办刊宗旨为：扎实和创新。同年创刊的《现代中国文学论丛》，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主办，从刊出的第一辑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关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综合专题性研究，并且这些文章都曾公开发表过，比如黄曼君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于2004年第3期刊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作为首刊“开门红”，或许正是为了体现学科办刊的优势力量所在。另外类似的还有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学评论丛刊》，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东方丛刊》，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重点学科主办的《现代中国文学论坛》，河南大学主办的《汉语言文学研究》等等，这些以书代刊都有相应的办刊宗旨、书刊号和主办单位，也有优质的稿源，体现出一种精英化的办刊理念。当前，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的文学学术类内刊有十多种，都很注重体现刊物的学术文化内涵，凸显学术性。笔者最为熟悉的主要有三种：由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中外诗歌研究》；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主办的《何其芳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王蒙研究》。以《中外诗歌研究》而言，每一期的信息量都很大，以2011年第1期为例，开设的栏目主要有雷抒雁专辑、诗学广角、诗学文摘、诗坛信息等，其中，诗学文摘栏目主要是转载其他公开发行的学术类期刊上的有关诗歌最新探索领域的诗歌研究和批评；诗坛信息栏目主要以新闻的形式对当下诗歌颁奖、诗歌会议、诗学论坛、诗歌诗学研究出版等话题作全景式的扫描，这无疑是我们了解中国当下诗歌研究动态的一个很好的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