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忠诚范文10篇

行政忠诚范文篇1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忠诚范文篇2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公务员之家/为您整理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公务员之家/为您整理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行政忠诚范文篇3

关键词：行政忠诚；伦理困境；行政检举

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被要求必须服从组织规则，履行组织的职责，保持对组织的效忠。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当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出现对立和矛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组织内部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时候，作为官僚个体，应该是忠诚于组织还是应该忠诚于公众？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伦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伦理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忠诚范文篇4

近期，纪检、监察部门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纪委六次全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认真学习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通过先进性教育活动，纪检监察干部的先进性必须在日常工作中时时处处有所体现，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做学习贯彻党章的先行者，必须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做维护党章的天使。随着我们党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们党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监督观念不断增强，全社会对依法行政、从严治政的要求越来越高。行政监察部门作为履行行政监察职能的部门，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做依法行政的表率，另一方面又要不断提高依法监督水平，切实有效地发挥行政监察作用，促进依法行政。

一、抓住重点，扎实有效地开展执法监察

执法监察是监察部门的重要职责，是推进依法行政，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有效途径。所以，要把执法监察作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促进源头治腐的重要措施来抓。要围绕重大决策开展执法监察。要紧贴中心工作，按照不同阶段的具体工作部署，针对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开展监督检查，整顿和规范市场的经济秩序，确保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开展执法监察的工作实践告诉我们，要想使执法监察工作富有实效，就要树立在参与中监督，在监督中服务的思想。对于重点工程项目，特别是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工程项目的招投标工作，要作为执法监察的重点，要根据这一重点，制定具体执法监察方案，组织足够的力量，采取随机抽查、跟踪检查和全程监督等方式进行监督监察，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同时，要围绕内部管理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开展执法监察，发现漏洞和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单位和部门建章建制，强化规范化管理，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要把执法监察作为发现和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的重要手段。通过开展执法监察工作，主动发现案件线索，运用监察手段突破案件，严肃惩处违法违纪人员。要注意把在执法监察中发现的以权谋私、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违法违纪案件作为监察重点，严处，遏制腐败现象。对于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要有针对性的开展执法监察工作。要抓住群众意见大，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执法监察，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突出“责任”抓好廉政监察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做好廉政建设的行之有效的措施。积极有效地开展廉政监察是加强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作为监察部门要通过全面廉政监察，重点检查所属各部门和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通过开展廉政监察的实践，感到“责任”是开展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和关键的环节。所以，廉政监察要围绕“责任”二字，检查“一把手”责任意识是否树立，责任内容是否明确，责任措施是否到位，责任考核是否落实。在检查过程中要有计划有安排，要通过廉政监察，对于违反规定，负有责任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进行追究，从而起到警示教育的作用，不断强化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加强工程建设、土地出让领域等热点部门的有效监督。

在开展全面廉政监察工作基础上，按照中纪委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结合实际，开展专项廉政监察。要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对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同时在抓源头治理方面，加强规范化管理，坚持经常的有针对性的思想道德教育，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清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怎样正确履行职责，真正做到廉洁自律，行为规范，甘做人民的公仆。

三、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做好效能监察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化运行，开展好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就显得尤为的突出和重要。开展行政效能监察是促进政府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提高办事效率，改进工作作风的有效手段。开展效能监察要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和重点，有的放矢地进行。要注意在开展效能监察工作中，突出三个重点：一是要把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作为重点，及时纠正和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行为。督促其工作人员恪尽职守，规范管理。二是要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作为重点，及时制止和纠正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严肃查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滥用职权等腐败问题。要抓住关键环节和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重点检查。三是把行政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作为重点，促进机关加强管理，转换职能，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特别是要加强学习，要坚持经常对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进行检查。监察部门要认真履行监察职责，对于贯彻落实《决定》要求做的好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大力宣传，弘扬正气，积极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和作法。对于不按《决定》要求办事的问题，要进行批评，督促整改，严重违反《决定》的人和事，要严肃处理。

通过对机关领导作风和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监督检查，促进机关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强化机关干部的责任意识，增强事业心和使命感，使之更加认真地履行职责，完成好本职工作。

四、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行政执法监察水平

根据监察职责的工作要求，加强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是确保监察工作有效的关键环节之一，为此，提高监察干部素质，建立完善的监察工作机制，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提高监察干部素质中，要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坚持选好配强监察干部的原则。在挑选监察干部中，要以“个是否”来衡量：即是否政治可靠，作风正派，敢于负责，刚正不阿；是否熟悉业务；是否熟悉纪检监察规定要求，具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注意从业务部门挑选一些业务干部充实到监察部门，以便于更好的熟悉和了解本部门和单位的业务工作情况，增强工作的有效性。要杜绝把监察部门作为安置性部门。同时，要加大监察干部的交流力度，使监察部门成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地，始终保持监察部门的活力。二是要加强对监察干部培养和教育，不断提高综合素质。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对监察干部的培训工作，了解政策和相关业务情况，同时要提高监察本职业务工作能力、综合调研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增加监察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为有效地开展行政执法监察工作提供知识和能力保障。

五、拓宽监察信息渠道，提高行政执法监察工作的针对性

为有效地开展行政执法监察工作，重要的一点是保持行政执法监察信息的畅通。为此要抓好相关工作机制的建立：一是建立、完善监察部门与业务职能部门联系配合制度。监察部门与业务职能部门定期召开会议，互通信息，及时了解、掌握各部门根据职责开展工作情况，从中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同时，各业务部门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发现非正常情况的，要及时与监察部门通报，实现监察部门与业务职能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同时，业务部门要与监察部门沟通业务工作信息，以便及时了解实情，赢得有效监控的主动权。二是建立完善的工作汇报制度。监察部门要建立工作情况汇报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的向上级主管部门及领导汇报工作情况，包括职工的思想动态、廉政建设和执法工作开展等情况。以此获得工作上的支持和指导。

行政忠诚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忠诚；伦理困境；行政检举

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被要求必须服从组织规则，履行组织的职责，保持对组织的效忠。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当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出现对立和矛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组织内部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时候，作为官僚个体，应该是忠诚于组织还是应该忠诚于公众？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伦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伦理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忠诚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忠诚；集体责任；个人责任：为他责任

行动的道德与否通常与责任相关联，行政实践中的忠诚个体亦面临责任的取向选择，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是对所在的集体——国家或政府负责?或者是对更形上、更抽象的价值(如良知、自由意志等)或群体(如民众、人类等)负责?对这些问题的论证与回答，将使我们在行政忠诚的实践中对如何处理责任中的现实矛盾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一、行政忠诚的集体责任悖论

在深入论证“集体是否能够作为责任的主体”这一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引入行政忠诚实践中的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证——“艾希曼事件”来进行讨论。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战期间的德国将领，作为“犹太人问题专家”的他从1938年至1941年负责第三帝国驱逐犹太人事务。此后，他自1941年至1945年负责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还包括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吉普赛人去集中营及死亡集中营的“工作”。这个“移民专家”、“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的兵站作业的指挥官，直到最后的最后还坚持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忠实地执行任务。196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以色列摩杀迪特工逮捕，翌年在耶路撒冷被判处死刑，而且是绞刑。

美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她作为一名记者对艾希曼全程的审判过程进行了记录，据她描述，艾希曼直到最后一刻，仍旧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而需要为屠杀犹太人担负责任。艾希曼将所有的责任推向了集体——德国政府(当时的纳粹政权)。他将自己仅仅视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小小的“齿轮”。他认为，当“机器”出现问题、发生恶的不良后果时，这与作为服从“机器”的“齿轮”——个人毫无关系，责任的主体应该是“机器”——集体。在艾希曼的审判中，律师辩护方主张艾希曼仅仅是“最终解决”这架机器上的一只齿轮而已的说法与检查公诉方主张艾希曼是“最终解决”的原动力的说法使审判陷入到僵局之中。这僵局实质上是有关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归属问题。那么，艾希曼屠杀犹太人是归因于个体(艾希曼本人)责任，还是由集体(国家)负责呢?

艾希曼与辩护方的“狡辩”并非全无根据，没收犹太人财产，驱逐犹太人离开城镇，最后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等一系列的法律与决策并非艾希曼等个人所为，它们都是由“国家机器”——政府来颁布与下令执行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同意艾希曼的判断，即二战期间纳粹所犯的罪行应当由德国政府这个集体来担负责任。但是，如果认可这一判断，那我们又不得不要首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即若集体要担负行动的责任，那么，实体化的责任主体究竟是谁呢?这一问题回答之必须是因为：为了杜绝与防止类似的罪恶的发生，必须要找到罪行的承担者，即责任主体，并对其进行惩罚、批评与教育，从而维护人类的秩序与正义。

阿伦特在《集体的责任》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二战后的德国，关于希特勒的体制下犹太人的遭难问题，最初耳边听到的是那种威严而又诱力的声音在叫“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于是，现实中，实际上有罪的那些人相当程度上只是被作为无罪而得到开释。阿伦特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她首先认可了约尔·弗茵堡的观点：“集体的责任中，责任(vicariousresponsibility)是一种特殊的事例。但是，替代他人负担罪责(vacariousquilt)是不能成立的。换言之，自己所做的事含有责任，要对自己所做的事能够担负责任。但是，对自己并没有积极参与而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有罪，也没有必要负有罪恶感。”因而，阿伦特认为：“如果是每个人有罪的话，那么谁都成了无罪了。罪和所谓的责任不一样，它是被甄别、选拔的。在严格的意义上是关系到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罪所言及的是某种行为而不是意志和潜在的能力，是指对我们的祖先、人民或者人类所犯的罪(sin)。总之，我们没有实施过的行为(deed)能够说感觉到自责的念头，这仅仅是一种隐喻的意思。”

以“集体作为责任的主体”的主张通常会消解个人的责任，这在分工极其细化的现代社会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因为，社会分解成各种琐细分工的职能，这超越某种限度后，劳动和生活中就失去了人性。个人不能看到劳动、生活场景的整体，而只能看到极小的一部分，所以，整体如果失去方向，个人就不能行动。英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要求精确分工的时代，每一种事业都需要有很多人来从事，每个人都仅仅完成整个任务中很小的一部分，因而出现了“有罪过，但无犯过者；有犯罪，但无罪犯；有罪状，但无认罪者”的不确定的状态。分工状态下，道德自我存在于碎片中，在每一种情境中，我们都仅仅以“角色”的面目出现，却没有一种角色能够显现了我们“整体自我”的本质，没有一种角色能被假定与作为“整体的”和“惟一的”个体的“真实状况”完全一致。作为个体，我们是不可替代的。然而，作为我们很多角色中的任何一种角色，我们并非不可替代。因此，当我们发现，我们被要求完成工作在道德上是值得怀疑和令人讨厌的时候，用“不管怎样，总要有人做它”来自我安慰这并非没有理由。因此，艾希曼将自己仅仅视为“杀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企图逃脱罪行的惩罚是无法获得理解与支持的。乔治·奥威尔对现代社会的责任困境进行了如下描述：

我写作之时，高度文明的人在头上飞翔，想杀死我。他作为个人对我无怨无仇，我也对他毫不憎恨。他们口头禅只是：“履行义务”。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私生活中未曾有过杀人的念头，他们是和蔼可亲遵纪守法的人。即便如此，他们中的一个人，使炸弹正确命中目标。于是，我像碎木片那样被风吹走，这个人不会因此会有一点点失眠的感觉。

“集体责任”面临合法性的危机，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将目光转向了“个人责任”。正如阿伦特所言，无论被告是否是贩卖集团的成员、或党卫队成员，还是其他犯罪组织或政治组织的成员；也无论他只是根据上级的命令行动，还是非组织的某个个人也做完全同样的事，即使他作为使人相信不过是作为组织中的一只齿轮的角色站在法庭上时，他仍是作为个人的人格出现的，要根据他所做的事加以制裁，连组织中的一只齿轮也能再度还原变为一个人，这就是法庭审判使用的法律及其程序的伟大。

二、行政忠诚的个人责任质疑

将目光转向“个人责任”的决定势必让道德哲学家们欢欣鼓舞，但是在喜悦的同时，不竟又会产生这样的担心与疑虑：力量如此单薄的个体在利维坦式的集体权威跟前能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呢?于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当个体对特殊的道德事件做选择时，会有必然与偶然的因素影响行为的决策。必然性的影响因素决定我们无法、亦无必要对事件的后果负责，我们似乎只对我们能控制的情形、能自由选择的情形负责。这是自由主义的经典主张。那么，我们是否支持这种主张?这又关涉到实践中责任主体的具体行动，即何种责任应该由个人承担，何种责任不应该由个人负责?下面，我们借用运气均等主义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运气均等主义思潮构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它承诺康德的人性公式：你的行动既要将自己中的人性，也要将他人中的人性总是当作目的本身，而不仅仅是当作手段。运气均等主义者或明或暗地承诺了以下观点：人们能够对某些事情负有责任，但是人们不能对所有情况下的所有事情都负有责任。“就一个人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而言，在资源和文化所允许的无论什么样的选择范围内，他本人要求对做出那样的选择负起责任，”这是一种个人责任。此外，运气均等主义者还认为，个人只对他们能够控制的事情负有责任，也就是说他们承诺了一种控制性责任观。因此，那些由人们不能负责的运气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应该抵消。例如很差的天赋、坏的双亲、令人不悦的个性等。运气均等主义所承诺的这种控制性责任观符合我们日常的道德直观：对于自己没有控制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负有责任呢?因此，我们很可能自然地认为，个人承担责任的合理条件就是他不受到运气因素的影响。这种观点看似合情合理，然而实际情形究竟如何还有待深入研究。

在自由主义框架之下，并不是认为有一个集体的实体能够承担责任，因此集体责任实际上是大家共担责任。换言之，不论我们如何划分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实际上最后的负担全部会落在个人头上，只是承担的方式不同：有的后果由个人单独承担，有的后果则由所有人一起承担。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就代表事情后果的方式：个人承担与共同承担。一方面，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在承受运气的影响时能够承担个人责任，也就是说不受到运气的影响并不是我们承担个人责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必然要受到运气的影响，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相同的运气影响。在这里，集体责任就转变成了让每个人均担当不可避免的运气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为他们的选择承担后果才是合理的，才是道德上可辩护的。但是，这种观点能够成立吗?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选择是根据人们的善观念做出的，是人们自主性的表现。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承诺了让人们根据他们的善观念做出选择。但是，这样做却有两个不同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选择就个人而言，是指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而不是受他人控制。不仅如此，在一个互相联系的社会中，个人的选择还必然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并且受影响者是无法对这种影响加以控制的。这就是说，对选择之外的任何人来说，选择产生的影响也同样属于运气的影响。第二个结果是，由于我们无法控制别人的选择，因此我们自己的选择同时也会受到他人自由选择的影响。这样，尽管我们做出了选择，但是选择的结果同时是受他人的选择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无法对自己选择的结果具有完全的控制。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说承担个人责任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共担所有运气的影响，那么我们必须也要求共担所有选择的影响。但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否认了自由主义的承诺：选择不再具有真正的实质意义，人们完全不必为他们的选择负有责任，从而实际上就取消了个人责任。因而我们就必须考虑用其它方式来为个人承担责任创造合理的条件。

均等主义的改良者试图通过完善理论来弥补以上的不足。他们主张，某些运气的影响不能抵消，而是由个人承担，它们属于个人责任的范围。德沃金为这一命题做出了证明。他将运气区分为原生的运气(bruceluck)与选择的运气。前者包括外在资源、个人的生理能力(身体健康、力量等)和精神能力(天赋与各种生产技能等)，这些东西从道德观点看是任意的、专横的、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后者则包括个人的抱负、信念、善观念等，即在外在资源、天赋和劳动能力等平等条件之下，人们要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负有责任。德沃金理论上的努力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他没有真正地区分原生的运气与选择的运气，从而陷入到一个困境：即如果不坚持个人不能承担原生的运气的影响，如人们的天赋、才能等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同时要求不对偏好与抱负承担责任，即不能对选择的运气负责；反之，如果坚持个人对于选择的运气负有责任，那么同理，个人也必须对原生的运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运气均等主义的思路显然具有无法克服的根本困境，它在道德上是无法得到辩护的。

我们在道德实践中也可以回应这一结论。如果按照德沃金等均等主义者对个人责任的理解，若不需要对原生运气负责，那些屠杀犹太人的纳粹，或者是偷盗的犯人，或者是杀人的凶手，都可以因为暴虐的性格、家庭的贫困、不良的教育等所谓的原生的运气(即无法控制的外在原因)获得道德上的辩护。很显然，这一辩护与我们的道德直觉是完全背离的。

三、行政忠诚责任的哲学分析

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二者的局限性要求我们必须从新的路径探讨责任的主体，从而走出行政忠诚的责任困境。那么，我们有必要先从哲学的层面对责任进行形而上学的分析。这一分析无疑将会与哲学中的一些诸如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等老话题相关联。在此，我们选用德国哲学家底特·本巴赫尔理论作为范式进行讨论。

本巴赫尔从另一个维度对责任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他将责任区分为“事后责任”与“事前责任”。前者是作为对某一过去行为“负责”的责任，而后者则是作为将来关心某人某事的道德性或法律性义务的责任。本巴赫尔认为，事前责任与事后责任具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它们二者都保留了“应当负责”这一原始含义。但是，它们在语义学等方面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别。

首先，事后责任常常归因于为某一过去行为或行为结果负责的责任主体(个人或集体)，行为发生在过去，后果则出现在未来。与此相对应，事前责任则通常归因于为某一确定事件负责的人(个人或责任)，这一确定事件出现在将来。负有事后责任的行为是清晰的，而负有事前责任的行为则有些模糊。事前责任具有一种内在的目的论结构，这有助于解释：整个道德并不只是一个责任问题。除了促进或阻止某一事件产生的目的论规范外，道德系统还常常包括一些禁止某些不顾及后果之行为的义务论规范，如禁止实施主动伤害、禁止偷盗或禁止撒谎的行为规范。其次，事后责任是对作为(行动)或不作为(克制)负责，而事前责任(一些特殊情形外)则通常只对作为负责。再次，事后责任总是对已出错的某事负责，它或者是对被认为本身是坏的一个行为负责，或者是对被评价为具有消极后果的某一行为负责。相反，事前责任总是对某些好的事或至少显得较好(从负责人角度看)的事情负责任。事前责任的归因总是针对某种所期待的事情，总是以阻止不希望出现的事情发生为目标。

事后责任与事前责任都是责任的核心概念。此外，责任的两种边际用法也有其很重要的意义。第一种是因果责任。因果责任不是内在地与这种或那种核心意义上的责任相联系，它(因果责任)主要归因于事而不是归因于人。责任的第二个边缘含义是这样的，把责任归因于某一行为者或某一行为，其实是把责任归因于相应的道德品质，特别是当行为者或行为能小心谨慎、深思熟虑、顾及后果时更是如此。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者或者产生负责的行为，实际上是独立于一般事前责任和事后责任的归因的。

根据标准的不同，事后责任有伦理学意义上的事后责任与法律意义上的事后责任。法律责任是社会强加的，它不是行为者自律的结果；而道德责任则是行为者自律的结果，它通常通过行为者的自我约束而实现。两种类型的事后责任都共同具备下面四个条件和标准：第一个条件：有责任的个体等同于实施行为的个体。这一论点涉及了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这一条件意味着，将道德的事后责任归因于一个群体、组织或其它集体实体，只有在道德责任能被归因于某一特定集体中的个体时才是恰当的。道德责任总是个人的责任，虽然洛克过于夸大了记忆与责任之间的联系，但他把责任与意识和自我意识联系起来的做法是正确的。道德责任理应局限于意识和自我意识，而且意识和自我意识都只能被个体所拥有。第二个条件：能够自由行动。这一条件通常在抽象方面意见几乎一致，而在具体方面则颇有争议的。它意指，由于身体的或心理的无能、由于信息缺乏、由于选择权让渡给别人，自由在很多场合其实都是受限制的。自由是渐进的、有程度差异的，所以，它不仅是责任的条件，而且也是不同程度责任的根据。只有在完全缺乏行动自由的场合，行为者才能免除责任。但是，问题是：在人类行为各方面都完全被因果事实所决定的条件下，就能普遍达到这种免责条件吗?这在道德哲学中是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相容论与不相容论之间恒久争论的一个问题。决定论者认为，每一单个的人类行为必然被因果事实(心理的或生理的)所决定，而非决定论者认为，至少有一些行为不是必然的(如道德英雄主义或艺术创作)。相容论者认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是相容的，即当没有约束或障碍阻止我们做想要做的事情时，我们就是自由的；不相容论者则相信，意志的自由要求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类型的因果决定，我们应该是自己行动和选择的原创者。第三个条件：不伤害他人或不让这种伤害发生是处于某种义务。其意指，在一些事情中，行为者没有义务采取行动以阻止他预见到的但不是自身计划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或者，行为者虽然预见了消极后果，但消极后果只是为了实现积极后果而招致的，在这种情形下，行为者可以不需要为这种行为的消极后果负责。第四个条件：在行为与行为者负责的伤害或其它的恶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

作为一种义务，本巴赫尔认为事前责任也有自己相关的两个条件和标准。一个基本条件是责任的主体必须具备实现道德行为所必需的能力；另一个条件是符合愿望的事态作为事前责任归因的对象是“值得努力的”。这种“值得努力的”愿望通常可划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前者是愿望本身的价值，后者则可导致或有利于一种内在价值生成的条件下，它又具有一种外在价值。

四、为他责任于行政忠诚的意义

通过责任概念的哲学分析，我们发现，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似乎是相对峙的两种观点。前者突出的是自我的责任，“我”被假设为一个理性自觉、意志自由的主体，“我”的选择、“我”的决断出于意志的自由，因此，“我”必须为“我”的选择与行为担负责任，这样的“我”是一个自我负责的主体。后者则突出的是群体、组织的责任。当然，集体责任在这里不是指集体决策集体负责的意思(这种集体责任相当于自我责任，因为这样的集体相对于一个放大的“自我”)，而是指个人为所属的集体负责。从古代儒家的“兼善天下”到当代的社群主义，尽管对集体或社群的理解各有偏差，但是它们都把集体责任看作是个人价值追求的一个内在向度。现实的个人处于集体之中，时时刻刻和集体或集体的其他成员打交道。“我”的利益、“我”的选择与行为不可避免地与集体或他人交织在一起。因此，从生存的策略上看，为了集体也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和集体或别的成员共处，遵守集体的规范，履行集体的责任。

集体责任与自我责任各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理由，两者在一般的情形下不会发生矛盾。可是，一旦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就面临着抉择，必须做出何种责任优先的判断。然而，这一判断并不简单，它一直是学界争论、现实矛盾中的老问题。如何化解这一矛盾，走出两者的困境呢?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Levinas)的他者哲学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他者哲学假设了他者之“在”，假设了“我”与“他”的责任关系。在此关系中，他者高于“我”，超越于“我”。“我”与“他”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关系。这个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一种为他的责任关系。为他责任通常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由“我”主动发起的责任，不管出于善良意志、出于美德，还是出于功利的算计，作为责任者的“我”是主动的。但这并不是列维纳斯所谓的为他责任的含义。第二种是由他者启动的责任命令，“我”是被动地承受这个命令，进而承担起为他的责任。简言之，是他者命令“我”担负起为他的责任。这种命令当然只具有伦理的意义，不具有法律的效力。“我”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如果“我”真的担负起责任，说明“我”接受了责任命令，在此情景下，“我”成为了一个伦理的主体，成为了一个有道德的人。可见，“我”的道德品格不是由自我意志或普遍意志构筑的，而是由他者的伦理命令构建起来的。这是列维纳斯所说的为他责任的基本意思。那么，需要我们进一步关心的是，为他责任对我们解决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的矛盾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可以看作是群己之辩上的两个极端主张，相应地，责任也可以分为个人主义式的责任(自我责任优先)与集体主义式的责任(集体责任优先)。两者孰先孰后，各派各有道理。为了解决二者的争论，我们可以试着借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找寻另一条进路，即寻找一个融合了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在内的统一的新的责任维度。列维纳斯说他的为他责任或许可以担此重任。他认为，为他责任至少在三个层次上超越了自我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的困境。

行政忠诚范文篇7

［论文摘要］行政忠诚是行政伦理的一个基本规范，是行政主体应有的一种道德品质。行政忠诚是官僚组织对官僚个体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官僚组织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当中，官僚个体面临着严重的忠诚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论文关键词］行政忠诚；伦理困境；行政检举

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被要求必须服从组织规则，履行组织的职责，保持对组织的效忠。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当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出现对立和矛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组织内部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时候，作为官僚个体，应该是忠诚于组织还是应该忠诚于公众？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伦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伦理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最后，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行政忠诚范文篇8

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被要求必须服从组织规则，履行组织的职责，保持对组织的效忠。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当组织利益和公众利益出现对立和矛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组织内部严重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时候，作为官僚个体，应该是忠诚于组织还是应该忠诚于公众？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伦理困境。如何走出这一伦理困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行政忠诚的内涵及必要性

行政忠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上级权力主体和更高价值主体的服从、尽责和尊崇。忠诚行为的出发点是服从，服从上级和组织的意志和政令，按上级及组织的要求和方针办事，不违抗、不推诿。同时，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去执行上级和组织的指令，尽责尽力实现上级和组织的目标，全心全意地去维护上级和组织的权威。

作为一种行政的行为规范，忠诚是行政组织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内在要求。行政组织系统是一个有序的等级结构，它是通过逐级授权而形成的上下权力统属关系系统。下级的权力来自上级授权，下级的职责是完成上级确定的目标。在这种科层官僚组织结构中，上级与下级的地位是单向的，不可逆的，上级处于主导地位，下级处于从属地位。行政组织和治理方式这种特定的性质，必然要求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员工应该尊崇领导。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在行政组织关系内，行政人员是作为组织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而不是一个自然人或公民。它是组织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或者说是组织实现其目标的工具，个人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当然，这并不否认行政人员作为个人具有的独立人格和作为公民拥有的权利，只是当他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个角色去处理与行政组织和上层的关系时，他（她）只能去服从和忠诚于组织，而不能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否则，行政组织系统就无法维持，行政人员也就丧失了作为行政角色的存在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曾经以权力效应的“双峰对称”理论解释个人服从的理由，并说明服从对实现行政目标的重要性。“双峰对称”理论认为，“组织只有赢得内部对其目标的服从时才能赢得外部的服从。其外在权力的大小和可靠性取决于内部服从的程度”。［1］因此，组织系统中的个人服从是有效行使权力的基本保证，个人的从属地位是权力效应的决定性因素。自上而下的等级次序是组织高效运行权力所必需的，也是政府实现组织目标的必要保障。根据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力所形成的‘双峰对称’是一个组织有能力让人们服从其目标的首要条件”。［2］行政人员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下级，其基本职责与任务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们的角色只是组织机构整体安排中的一个分子。“个人要服从组织的共同目标，这种对内实行的权力就使组织有能力在外部强调自己的意志。内部对外部起关键作用。这是行使任何组织权力的一个永恒的特征。”［3］在组织的协作体系中，个人的基本角色只能是服从与效忠。

二、行政忠诚困境的产生及其原因

可以说，行政忠诚不论对于行政组织系统的有效运行，还是对于行政人员自我价值的实现，都是很重要的。然而，人们在具体履行忠诚义务时，却常常陷入忠诚与道德自主性相冲突的伦理困境。

在公共行政实践的历史上，官僚组织中的服从与效忠既代表着高效率，也意味着个人有限的道德理性能力。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组织正是通过这种高度服从的权力运行模式，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政府管理在统一指挥与严格的服从中创造了高效行政的经典模式。但是，官僚体制下的个人在服从权威的同时，其自身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能力很低。由于层层服从的组织结构，他们不可能塑造个人完善的自主意识，也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选择行为。行政组织有国家的强制性力量作为后盾，组织中的个人通常无力摆脱组织的控制，在一个官僚制机制十分完善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道德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的行为便出现了米尔格莱姆所说的“转换理论”，在官僚组织当中，官僚个体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在严密的科层体制之下，以及以国家力量作为威慑力量的情况下，官僚个体“从为自己的目的而行动转换到作为纯粹的人为实现他人利益的愿望而行动”。［4］这往往会导致官僚个体只对拥有权力的上级指示负责，却不为上级所命令完成的行为负责。官僚组织成员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制当中，当个体作为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组织之后，他们所谓非社会化的、自然的人的特征就消失了，成为了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其主要职责就变成了组织权力实现目标的工具和手段，从而导致了官僚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严重弱化和工具化。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行政忠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压抑人们的道德自主性，降低人们的道德理性水平，使人们丧失某种道德判断力，甚至可能陷入盲目与迷信的误区。有学者指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就是发生在一个严格的服从型官僚体制基础上的。正是行政官员的服从与忠诚，使希特勒病态的狂妄野心得以推行，罪恶的指令变成了血醒的现实。纳粹统治期间在奥斯威辛大量的罪恶行径，都不是当时社会上的病态狂或罪犯所为，而是那些正常的行政官员所为。这些纳粹德国的官员们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时，都把它看作是服从上级的指令，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贯彻上级的决策是他们的职责，执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只是履行职责而已。他们是坚定地忠诚于纳粹政府，或者说忠诚于希特勒的。

但是，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是盲目与愚蠢的，实际上丧失了理性自主能力。这与他们所处的官僚机器的性质密切相关。在官僚制度中，作为执行者的一般行政人员，甚至各级行政官员的道德选择能力都极其低下，或者说，官僚体制除了要求个人服从与忠诚以外，并不需要个人自主的判断与选择。组织中的职责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成为他们必须接受的美德，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个人也就丧失了对善恶的辨析力，至少对上级的指令和决策的是非对错，没有了分辨力，也不愿意进行辨析。这样，当上级的决策失误甚至出现一些恶意的决定时，他们就会成为错误的推行者甚至罪恶的帮凶。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伦理困境，究其原因还在于行政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是行政伦理学领域的核心词汇之一。美国公共行政学家特里·库伯认为，责任应被界定为官僚组织中的个体对保障组织的高效率运行和维护公众利益所应负的职责和义务。相对于职责而言，义务更具有根本性。职责是确保义务在等级制度结构中得以实现的手段，更多地体现于对所在组织的忠诚和服从，以保障组织的高效运行；而义务则更多地体现于对公民利益的维护，根植于我们对自己忠诚、良知和认同的信仰。正是对个体自身和公众利益的认知和价值认同造成了我们信仰的产生，进而指导我们以某种特定方式的行为。

因此，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就体现于官僚个体在面临组织利益与公共利益对立时的两难选择。选择忠诚于组织的话，保障了组织的正常运行，实现了组织的利益并使自己免于遭受报复，但是，却使公共利益受损，自身在接受公众委托时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深植于内心的伦理自主选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扭曲；而反之，选择忠诚于公共利益的话，自身的伦理信仰得到了坚持，尽到了自身对公众承担的义务，但是却破坏了组织的权威体系，破坏了组织的权力运行，更使得自己被排斥在了组织之外。问题就在于，来自于组织和公众的两种权力和压力有时从本质上是不相容的，是根本上对立和矛盾的。按照中国的俗语就是：做了你要下地狱，不做你也要下地狱，从而使个体的伦理自主性的发挥和选择面临严重的两难选择。

三、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确实，服从与忠诚伦理会导致对行政人员个体道德的压抑和消解，甚至可能成为错误与罪恶的帮凶，但是没有忠诚伦理行政体系又无法有效运行。那么，如何来化解忠诚伦理的这些内在矛盾，走出忠诚道德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忠诚困境，尤其是面临组织中出现的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官僚组织和公众存在着严重信息不对称，并对组织的监督缺乏效果的情况下，最为有效的伦理选择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在行政伦理中，“检举”有其特定的含义。美国联邦法律把检举揭发界定为“一旦雇员或候选人合理地确信发现了违背法律、规则或规定的证据；或者发现明显的管理失误、资金浪费、滥用权力；或者发现某些对公众健康和安全具有实质性的、特殊的危险，某些个人就会向公众揭露这些内部消息”。［5］“检举”是指组织内部的行政“个体人”通过越出组织程序的方式，向公众揭露组织内部的行政官员或部门违背公共利益、侵吞公共财富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检举的提出并非违背了组织和公众对官僚个体提出的行政忠诚。这是因为，根据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组织的存在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而服务的，官僚组织的利益应该从属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拥有这些角色的人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最首要的义务是公民义务。无论如何，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的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实际上是所有的官僚组织成员都有责任去维护他们的公民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违背了公众的受托责任，也是对公民责任的否定。”［6］

检举想成功就必须保证其有效性，这就要求检举必须具有直接性和明确性；必须是有证据的，可以被公开讨论的。但是，想要保证检举的有效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检举，组织内部的被检举者总会千方百计保守秘密，他们会施以各种手段，让检举者难以在组织生存。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也会怀疑检举者的动机，怀疑他们揭发的事实是否真实，甚至会把他们当作喜欢刺探别人秘密的怪人，猜测他们的个人偏好与性格缺陷。由于检举总是伴随着不同政见、违背忠诚和控告，组织内部的同事会觉得检举是反常规的行为。与此相应的是，检举者的命运往往归于失败。那么，怎样才能使检举尽可能有效呢？

首先，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如果公众对检举行为反应冷漠，或者漫不经心，检举者发出的信息就会因此而悄然消解。公众对检举者不信任，或怀疑他们的动机，检举就得不到支持。由于组织内部其他人觉得检举是超越组织程序的反常规行为，自然不会支持，唯一的可能是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通过披露内部消息，引起公众的舆论谴责，进而对组织内部的腐败进行治理。如果公众对披露的消息没有反应，无法形成社会舆论，检举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如果公众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或者由于官方的强迫性措施而无法作出回应，比如在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中，公众因缺乏民主的渠道获得政府内部的真实信息，即使公众了解某些信息，并有意制止政府内部的腐败行为，但极度的专制统治，使得他们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为，那么，检举的结果也只能造成对检举者的伤害。

其次，检举行为要求正义的制度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密谋、威胁、强制等不会有稳固的基础。由于专制统治经常对人们的所说、所想以及所听到的进行严格控制，检举就会变得特别困难，甚至具有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正义的制度背景可以有效地保证检举者的控告行为及时得到公众的支持，一旦腐败行为曝光，马上就会引起公众的一致谴责，并受到法律的有力制裁。在现代民主制国家中，对政府组织内部的检举相对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并能及时得到监督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支持，通过严格的查证，对违法行为进行公正的处决，最终确保行政责任的落实。在腐败日趋蔓延，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时，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最高的检举有效性。

政府雇员的检举行为一旦在组织内部公开，经常就会受到同事和上司的疏离，并伴随各种报复。即使他们的工作很出色，在业绩评估时也可能得到很低的评价，遭到同事的排斥、降级甚至解雇也时有发生。所以，行政人员考虑是否检举时，一定要预计最坏的后果，准备成为悲壮的“道德英雄”。的确，检举至今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检举者只有具备足够的勇气，才敢冒风险。因此，只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保护检举者不受报复时，检举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必须保护检举者。政府内部的检举经常使行为当事人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使他们陷于困境。尽管各国都有各种保护性法规与措施，如美国的“联邦保护法规”，但对检举者来说，检举的后果总是危险的。

参考文献：

行政忠诚范文篇9

一、“能力作风提升年”活动的主要意义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司法行政系统“四型机关”创建和干部队伍“四化”建设，围绕全省司法行政“五年三步走”规划和依法治州战略，大力弘扬“忠诚、为民、尚法、担当”司法行政精神和“一家人、一条心、一个目标”价值取向，按照“发展是第一要务、作风是第一保障”的理念，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利用1年时间集中开展“树形象、提能力、强作风”为目标的能力作风提升活动。通过凝心聚神、规范服务、依法行政、爱岗敬业、突出整治局机关及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工作不实、干劲不足、执行不力、管理不严、效率不高、推诿扯皮等不良风气，大力弘扬“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使机关作风明显改进，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办事效率明显提高，努力营造爱岗敬业、奋勇争先、风清气正、廉政高效的良好氛围。力争在全县政法机关争创一流，在全州司法行政系统争先进位，在全省、全州民族地区进入先进行列，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司法行政队伍的新进步、新作为、新形象。

二、坚守初心使命，建设“忠诚、为民、尚法、担当”的司法行政队伍

这次主题活动的根本任务就是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总要求即“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达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那么，什么是忠诚？忠诚的内涵是什么？

“忠诚”就是真心诚意、尽心尽力、从一而终、没有二心。忠诚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崇高的人格操守，是高于能力、高于智慧的珍贵品质。

忠诚的第一个层面是伦理忠诚，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诚信，是对规则、秩序、道德的自觉遵循，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忠诚的第二个层面是职业忠诚，就是把忠于法律作为基本要求，把忠于职守作为主要内容，把忠于司法行政事业作为价值追求。

忠诚的第三个层面是政治忠诚，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有机统一，就是要自觉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政治忠诚是统帅，伦理忠诚是基础，职业忠诚是支撑，三者有机融合，互为一体。

为什么要讲忠诚？为什么要把忠诚摆在司法行政精神的首位？从司法行政政治属性来讲，忠诚是确保事业正确方向的重要保障。从司法行政事业发展来讲，忠诚是凝聚“一家人、一条心、一个目标”的动力源泉。从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来讲，忠诚是检验政治品质的重要标尺。

担当是什么呢？担当就是敢于承担责任，关键时刻敢挑担子，在责任面前不回避、不推诿、不退缩。对司法行政机关来讲，担当有三个层面要求：一是想干事，激发敢担当的勇气。二是能干事，历练善担当的能力。三是干成事，彰显勇担当的作为。司法行政为什么要强调要担当？从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工作来讲，只有担当作为才能有所作为。从司法行政工作事业发展来讲，只有担当作为才能履职尽责。从司法行政干部队伍建设来看，只有担当作为才能担负起新职能新使命。

（一）弘扬红军精神，锤炼过硬的政治理想信念。红军战士之所以面对千难万险打不倒、压不垮，就是因为他们有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有对人民群众深厚的真挚感情。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我们要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要义，特别是“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核心内容，这一重要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不仅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而且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锐利思想武器。我们要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上作表率，带领全局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结合实际学、带着问题学、全面系统学，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增强政治观察力、政治鉴别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把“革命理想高于天”作为精神支撑，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坚定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忠实践行者。

（二）要保持高度警觉，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中央强调，维护稳定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出事，出了事能及时稳妥处置。我们要始终从政治上看待问题，广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深入研判形势趋势，细化责任措施，预置充足力量，作好防范、化解、处置各项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按照州委、县委依法治州、依法治县系列会议部署的“面上防范、情报侦察、关键人员管控、专案攻坚、意识形态斗争、扫黑除恶、矛盾风险稳控”等方面工作要求，严格实行“清单制+责任制+限时办结制”，逐一细化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工作任务，特别是社区矫正人员、刑满释放人员、重点危安人员、非法出境回流人员等特殊群体，与毗邻地区历史遗留的“三山一界”重大矛盾纠纷，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讲究方法策略，分类精准发力，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积极作用,坚决守住“不出事”的工作底线，实现“八个坚决防止”目标，切实维护好司法行政形象，切实维护社会局势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全面稳定。

行政忠诚范文篇10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系列讲话精神，扎实落实自治区党委、地委政法委、稳定工作会议部署，着眼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加强对全体司法行政干警的忠诚教育，不断提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按照正规化、专业会、职业化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司法行政队伍。保证全体司法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县委保持高度一致，全面推进依法治温、建设法治工作，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

二、总体目标和工作任务

忠诚教育实践活动在司法行政系统、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中广泛开展。主要任务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指导，教育引导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刻认识和理解以“开展忠诚教育，践行法治精神”为主题的忠诚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自觉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四强”干部标准和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及诚信服务的要求量身打造自己，全身心的投入法治、建设法治中；坚定党的领导，严格公正执法，端正执法理念，提高执法素质，改进执法作风，强化诚信服务意识，善用法治思维，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谋划工作，处理问题，用法治精神引领司法行政工作思路，用法治思维谋划司法行政工作措施，用法治方式破解司法行政工作难题，把治理司法行政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政治规矩，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确保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绝对忠诚可靠，忠诚履职尽责，忠于法律，全力推动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

三、时间安排

根据县委政法委安排部署，此次教育实践活动分为“制定方案、动员部署，思想调查、学习讨论，备课示教、岗位实践，总结提高、巩固成果”四个阶段，从2015年4月份开始至12月底结束。

第一阶段制定方案、动员部署阶段（4月1日至5日）

结合实际，制定本系统活动方案和具体活动计划，对司法行政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忠诚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全面部署安排，并及时将活动方案报地区司法局及县委政法委备案。

第二阶段思想调查、学习讨论阶段（4月6日至4月30日）

1.开展司法行政干警思想调查工作。班子主要领导与班子成员、分管领导与科室负责人、科室负责人与科室人员开展三个层面的谈心活动；班子成员确定一个所作为干警思想调查联系点，定期开展走访活动，通过谈心谈话，及时了解和掌握干警特别是基层一线司法干警思想上存在的矛盾和情绪，帮助干警及时化解，将走访所得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原因，及时上报，为教育实践活动提供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要把对司法行政干警思想政治的关心融入到平时的业务工作中去，激发和提高干警参与忠诚教育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2．开展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忠诚教育”学习讨论活动。继续深化2012年地区政法系统开展的“刀把子”主题教育活动好的经验做法，组织广大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围绕“忠诚于党，践行法治精神”活动主题，谈认识、谈感受、谈转变，谈打算，务实创新地大力开展向忠诚典型（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学习活动。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章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重要批示，广泛开展向皱碧华同志学习活动。认真落实周三、周五学习制度；班子每个成员要就所规定学习的内容分别进行一次专题辅导讲座；每个科室也要围绕教育活动主体联系工作实际，谈认识、谈感受、谈转变、谈设想；通过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座谈交流、专题讨论等多种方式，把学习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每名干部在教育活动中要有一套完整的学习笔记（不少于1万字），撰写心得体会或感想不少于6篇。积极组织干部参加地区司法局组织的以“忠诚于党，践行法治精神”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并争取取得较好成绩。

第三阶段备课示教、岗位实践活动阶段（5月1日-10月31日）

1.开展树立典型活动。采取多种形式，深入挖掘、认真学习、树立司法行政系统忠诚任务典型，广泛宣传司法行政系统典型人物及其模范事迹，特别是要深入基层发现挖掘一批忠诚于党、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坚韧担当的基层司法所干警。并积极在法制报和平安网信息中心平台开设“忠诚于党，践行法治精神专栏”投稿，集中宣传司法行政系统忠诚教育实践活动期间的先进典型人物事迹，加大宣传忠诚典型的力度。结合实际，设立荣誉墙、先锋榜，在活动期间至少要树立1名典型人物，让常年奋战在基层一线的司法所干警和先进人物亮相出彩、典型示范。

2.开展警示教育和“忠诚教育”剖析整改活动。要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关于突出政治坚强，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要求，结合实际深入开展作风建设专题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将“三严三实”要求落实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具体行动上，召开一次公正廉洁执法专题民主生活会，原则上在10月份之前召开完毕，围绕“忠诚于党，践行法治精神”这个主题，重点对照在党性观点、政治立场、宗旨意识、能力素质、纪律作风、个人形象、表率作用、执业纪律、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等方面的不足和问题，进行认真查找和剖析，注重总结经验、理清认识、明确方向，形成剖析材料，并组织干警、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广泛评议，把剖析材料提出的整改措施目标化、具体化、责任化，明确整改落实的目标、方式和时限，进一步推进班子和队伍建设，发挥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警示作用，使干警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3.开展干警下基层、大走访和大调研活动。要紧密结合“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面对面、心贴心的开展下基层、大走访、大调研，深入包联村开展结对帮扶，针对基层群众的实际困难进行精准扶持，使其尽快脱贫，让基层群众切实得到实惠，感受到温暖，看到方向，进一步密切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夯实司法行政工作的群众基础。要广开纳谏倾听群众呼声，多种形式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每人撰写调研文章不少于3篇，并通过组织评选出优秀调研文章报县忠诚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地区司法局。

4.开展“平安”、“法治”建设活动。以“法制年”为核心，主动作为，做推进“平安”、“法治”建设的排头兵，进一步把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机制措施充实完善、把基层基础工作做实做细，把滋生繁衍暴恐活动的温床和土壤清除干净；要在“法治”建设工作中带头学法、用法，严格依法办事；坚持文明执法，公正司法；坚守法律底线，维护法律尊严，对胆敢挑战法律尊严的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惩处；要在基层大力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律宣传，努力使每名群众都能成为法律“明白人”。

5.开展“忠诚教育讲座”活动。紧扣忠诚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亲自备课授课，精心拟定教育课题，抽调精干，力量分解授课任务，抓好集中授课、学习讨论及其他配套活动的开展。活动期间，至少准备2个忠诚教育实践活动授课优秀课件和授课稿，课件紧密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围绕基层干部现实需要，摸清基层干部现实思想状况，在稳定思想、激发活力、钻研业务、忠诚可靠、为民务实、公正廉洁上下功夫。

6．开展岗位实践活动。坚持“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加强素质培训和岗位练兵，充分利用以会代训、岗位自学、业务竞赛等有效形式，强化对司法干警的业务培训，年内将举办2期业务培训班，进一步强化对司法干警的教育培训和技能培训，提高司法行政干警的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7．开展案件评查和执法监督活动。为切实加强对政法干部日常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各项禁令规定，县忠诚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群众代表等对政法干警遵章守纪、警容风纪、严格执法、文明服务等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每季度开展一次案卷评查活动，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纪行为，始终保持队伍的纯洁性，以铁的纪律带出一支过硬的队伍。

第四阶段总结提高、巩固成果阶段（11月1日—11月20日）

开展一次“回头看”活动，对活动开展进行全面自查自纠，全面细致地回顾和总结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梳理并提出整改措施，建立长效机制。

四、组织机构

为切实加强对教育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确保活动有序开展，决定成立司法局开展忠诚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五、活动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在司法行政系统开展忠诚教育实践活动，既是2015年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提升公众满意度的一项根本举措，全体干警要把开展忠诚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积极参与，领导班子要带头学习，带头剖析，带头实践，确保司法行政干警人人参与活动、人人受到教育、人人得到提高，实现活动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