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制约范文10篇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1

关键词:权力;道德;权利

一、加强对行政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按自由主义的观点，所谓个人自由就是指“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减少到最小限度”。②由于行政权力涉及领域广泛、自由裁量度大，其行政决策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利益。在转型期，要求对行政权的行使实行积极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公民实现合法权益提供有利条件和社会环境，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通过制约行政权力，防止和纠正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中出现的异化，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的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

二、导致权力不受制约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的、封闭的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的、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行政的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出现了一些超越行政权和滥用行政权的现象，在某程度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行政权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权力的特性上看，由于行政权力所固有的扩张性、侵害性和破坏性，容易诱发行政权力脱离正常轨道，在权力范围外谋求自身利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行，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但同时也诱发了行政权力的不断扩长和异化。

第二、从人性的角度看。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马基雅维里说：“人类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掌握权力的个人，手中掌握着不受制约的权力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滥用权力。

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长期缺乏民主、法治，“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观念极其严重。一方面这不利于营造依法行政的行政氛围，不利于行政权力在其合法的范围和程序上运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一直在“大政府”的引导下发展，人民对行政权力是否依法运行，持冷漠政治心理。

三、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的有效方式

以权制权。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制度是对诸社会成员权力、地位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责任的分配，而“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即议事、行政和审判”。波里比阿结合罗马国家制度的实践，指出国家权力可以分为三部分，即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行官，三者相互配合又相互分立、彼此制约。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提出每个国家都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种权力，并且之间实行制衡。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国家。实行这种权力的国家，叫做“政治宽和的国家”。③

上述观点说明，要使行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必须分权而且要以权约权。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三权分立”不适应在我国的土壤上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尽管我们不能实行“三权分立”，但也必须建立起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实现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的过程中，应使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目前我国的国家机构中，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三权”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有序的运行。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我国人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在某些环节还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加强人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力度。首先，人大应拥有独立的强而有力的制约监督行政权力的能力地位。从制度上赋予人大应有的权力地位，强化人大对行政官员监督、评价、任免的权力；其次，应逐步削减各级人大代表名额，使其成为精悍、高效的权力机构，增加专职委员，鼓励专家学者参政，以实现经常性、专门性地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

以德制权。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行政人员必须拥有作为行政人员的良知、义务和责任感，在一切的活动中都能够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不是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作为行为的准则。”④

每个个体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着，由于教育、社会地位、职业的不同，每个人的道德性都是有限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民切身感受到财富的巨大作用。掌握着行政权力的群体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约束自身，就容易滥用手中的权力。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层面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用道德来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其一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为落脚点，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建设；其二加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要求并使之成为公共行政人员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对行政人员道德教育的加强，在一定的程度上祢补了制度建设上的不足，最起码可以将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弱点和不足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予以一定程度上的弥补。但是，单一的道德制约并非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方式。

以权利制权。现阶段，民众可以通过以下权利制约行政权力：(1)言论自由权。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公民针对政府行为的言论通过网络更为畅顺。(2)参与权。主要表现为针对关系民生、公共利益的行政决策，公民可以通过听证会、咨询会表达自身诉求。(3)知情权。民众有权利了解包括国家机关所掌握的一切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利益、公民个人想了解或者应当让公民个人了解的各种信息。(4)对政府机构或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利，以及在遭受来自公共权力的侵害时获得救济的权利。公务员之家

现阶段，我国行政权力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表现出不断扩张和异化，使人民对其享有的权利是否能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产生怀疑。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我国的公民社会始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之初，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地成长着，但直到现今，还没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要有效制约行政权力，实现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互动，就必须积极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应重视公民社会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积极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加强政府和民众的良好合作。再次，规范有关民间组织的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促进民间组织在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健康发展。

参考书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54

[2]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7

[3]朱光磊.以权力制约权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64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2

关键词:权力;道德;权利

一、加强对行政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按自由主义的观点，所谓个人自由就是指“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减少到最小限度”。②由于行政权力涉及领域广泛、自由裁量度大，其行政决策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利益。在转型期，要求对行政权的行使实行积极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公民实现合法权益提供有利条件和社会环境，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通过制约行政权力，防止和纠正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中出现的异化，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的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

二、导致权力不受制约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的、封闭的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的、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行政的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出现了一些超越行政权和滥用行政权的现象，在某程度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行政权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权力的特性上看，由于行政权力所固有的扩张性、侵害性和破坏性，容易诱发行政权力脱离正常轨道，在权力范围外谋求自身利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行，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但同时也诱发了行政权力的不断扩长和异化。

第二、从人性的角度看。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马基雅维里说：“人类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掌握权力的个人，手中掌握着不受制约的权力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滥用权力。

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长期缺乏民主、法治，“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观念极其严重。一方面这不利于营造依法行政的行政氛围，不利于行政权力在其合法的范围和程序上运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一直在“大政府”的引导下发展，人民对行政权力是否依法运行，持冷漠政治心理。

三、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的有效方式

以权制权。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制度是对诸社会成员权力、地位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责任的分配，而“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即议事、行政和审判”。波里比阿结合罗马国家制度的实践，指出国家权力可以分为三部分，即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行官，三者相互配合又相互分立、彼此制约。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提出每个国家都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种权力，并且之间实行制衡。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国家。实行这种权力的国家，叫做“政治宽和的国家”。③

上述观点说明，要使行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必须分权而且要以权约权。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三权分立”不适应在我国的土壤上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尽管我们不能实行“三权分立”，但也必须建立起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实现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的过程中，应使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目前我国的国家机构中，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三权”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有序的运行。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我国人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在某些环节还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加强人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力度。首先，人大应拥有独立的强而有力的制约监督行政权力的能力地位。从制度上赋予人大应有的权力地位，强化人大对行政官员监督、评价、任免的权力；其次，应逐步削减各级人大代表名额，使其成为精悍、高效的权力机构，增加专职委员，鼓励专家学者参政，以实现经常性、专门性地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

以德制权。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行政人员必须拥有作为行政人员的良知、义务和责任感，在一切的活动中都能够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不是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作为行为的准则。”④

每个个体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着，由于教育、社会地位、职业的不同，每个人的道德性都是有限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民切身感受到财富的巨大作用。掌握着行政权力的群体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约束自身，就容易滥用手中的权力。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层面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用道德来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其一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为落脚点，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建设；其二加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要求并使之成为公共行政人员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对行政人员道德教育的加强，在一定的程度上祢补了制度建设上的不足，最起码可以将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弱点和不足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予以一定程度上的弥补。但是，单一的道德制约并非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方式。

以权利制权。现阶段，民众可以通过以下权利制约行政权力：(1)言论自由权。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公民针对政府行为的言论通过网络更为畅顺。(2)参与权。主要表现为针对关系民生、公共利益的行政决策，公民可以通过听证会、咨询会表达自身诉求。(3)知情权。民众有权利了解包括国家机关所掌握的一切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利益、公民个人想了解或者应当让公民个人了解的各种信息。(4)对政府机构或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利，以及在遭受来自公共权力的侵害时获得救济的权利。

现阶段，我国行政权力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表现出不断扩张和异化，使人民对其享有的权利是否能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产生怀疑。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我国的公民社会始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之初，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地成长着，但直到现今，还没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要有效制约行政权力，实现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互动，就必须积极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应重视公民社会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积极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加强政府和民众的良好合作。再次，规范有关民间组织的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促进民间组织在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健康发展。

参考书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54

[2]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7

[3]朱光磊.以权力制约权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64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3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按照现代政治原理，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与。政府代表公民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惟一可以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注释1）。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权力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它是抽象权力的实际载体，决定着权力的具体掌握和运用。行政权力没有具体的掌握和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一般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但是权力的实际例行是靠人来实施的。因此，笔者把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即抽象的政府部门和实际例行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要么它是行政机关首长个人的决策错误，即使是集体讨论的决定也是领导层中每个成员个人的错误行为。如错误地作出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决定等等。要么它是下属公务人员个人的共同错误，如下属公务人员在承办案件时未查明事实错误定性，作出错误的汇报并拟定错误的处理决定，而领导人员因工作疏忽，马虎，随随便便相信并签署批准等。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因个人的不良因素所做出的行使职权的行为，最后均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出现。在外部表现上则都成为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如利用职权蓄意打击报复，暴力执法等问题。因此，制约行政权力主体如只谈制约行政机关而不涉及制约行政机关中的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此，在研究对权力主体制约时，我们要对权力主体作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的划分，并分别讨论两类主体的制约问题。

笔者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形式主体即由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他们对外以其名义上的依法拥有和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但是，任何行政机关实际上都只是一个组织结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抽象物，真正填充这个结构形式的实际上是人，即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实质上行政机关的权力无法由一个“抽象物”来行使运用，而只有行政机关中的“人”才是具有行政权力的主体。为此，在行政机关这个权力的形式主体之内，还有具体运用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即任职于行政机关中的各种具体公务人员，他们代表行政机关，实际上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着行政权力。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从一项行政权力在行政机关中的运行状态来看，行政机关作为权力的形式主体事实上只是静态的，名义上的拥有行政权力，一旦涉及这项权力的实际具体地运用，就必然要落实于该机关中的有关公务人员身上，如行政机关的首长、分管某项业务的那些专门工作人员，作为权力实际主体这一要素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又是一个复杂的要素，行政机关这种权力的名义主体从抽象意义看，可以是千篇一律的组织结构，但行政机关中的每一个人则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都是有不同思想、情感、性格、广泛社会关系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主体的这种特性使他们处于不确定的变化状态，他们可以此时按照法定的要求做，彼时又由于某些原因不按法规来做。因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仅靠抽象论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作为享有权力的组织结构，主要会在两个方面形成对行政权力的不正确运用：一是机构的规模问题，机构设置如果臃肿重叠，人浮于事，通常要引起职权不清，相互争权，推诿责任，多头执法，重复用权，办事效率低下等弊端。二是对机构的权力配置问题。如果权力配置过大或过小，也自然要带来权利无边，权利滥用或权力运用不足以实现工作目标的问题。为此，对权利形式主体的制约主要是制约机构设置、规模以及权利的配置。这主要包括：

第一，制约形式主体的设置和规模。组织机构的设置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需要与精干原则。前者解决事务的需要来设立相应的机构，以约束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后者解决机构的精简与高效的问题，以防止机构臃肿膨胀。从对机构的制约机制来看，它取决于对机构的恰当设置以及对机构的人员定编、定额的严格规定。

第二，合理的权力配置制约，所谓的合理即一个行政机构不能有超出它管理事务范围的权力，也不应缺乏管理所必要的权力。

而对行政权力行使的实际主体加以控制就要复杂的多。因为权力行驶的实际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这使得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将大大不同于对权力本身的制约，主要从分配权力的大小，规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和方法等来进行的，这些制约都具有不可确定性。但是，就是有再合理，恰当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规定了再严格的权力使用程序和方法，一旦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实际运用权力时，也会出现违背规则，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甚至不合理的情况。为此，对行政权力主体制约的重点应当是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因此应当是对实际权力主体制约的核心（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上述三重法律身份各有其不同的法定权力义务。而且是在分别针对不同的对应主体时才有的。普通公民的该法律身份，一旦出生并具有国籍时便取得。其权力义务同于其他普通公民。国家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便取得。其权力义务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各种权力义务。行政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是在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行政法律关系时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执行公务的国家公务员都具有此种法律身份。如一个税务征管员在向纳税人收税时，他就是税务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国家公务员有此种法律身份时行使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权力，履行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全部法律后果也归于行政主体。这既不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的权力义务，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作为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权力义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公务员以行政机关代表的身份与行政权力相结合，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解脱另外几种具有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身份。这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结果：利用前一种身份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为后几种身份服务。这也就使得加强和严格对公务员其“人’的控制管理，成为极为重要的制约内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务人员的这种实际的权力主体实际上是一个个的“经济人”（注释2）即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按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由复数的，独立的行为元件构成的各行为主体为彼此的价值判断对象，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利益，唯有与别的主体交易才能实现，然而这种主体间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如机会成本，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实现交易时在等时段内就失去了与第三个主体交易的机会。当行为主体作为经济人面目出现时，其实还包含这一层意思，既行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如果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大于所得到的交易利益，他将放弃此次交易。最能说明该例子的是科斯教授在其名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农场主和牧场主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分析，。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能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就行政机关公务员自身原因来讲，根本上是利益机制在冲击他们对权利的正确运用。为此，对他们予以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与福利待遇是满足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前提。同时，对于他们正确运用权力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奖励，必要时还应当建立类同于其他行业已实施的重奖制度。因为这种收益与他们付出的成本是相当的。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前者是通过利益与成本的巨大反差比较，使之一般不愿或不敢滥用权力，后者则在于解决不给或尽量控制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作交易的空间，使之即使有利益动机也难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加以满足。第一种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机制。核心是使他们对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带来的不法利益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且必须由自身承担，第二中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固定并公开权力运用的方式，尽量减少使他们可以运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该项制定的核心内容是明确界定公务员的权力义务，具体确定行使行政权力时的责任人。在行政机关内部要形成一种制度，即承办人员须对自己所承办的具体事项直接负责任。行政机关无论将来是否会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其在事前都要在内部确定每个直接的责任人，以便检查追究;各行政机关应在内部确定本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质量比例，如果某公务员承办的事项其违法超过本部门规定的比例，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在综合比较上应大大超出其通过滥用权利所得到的利益。即他们要付出极高的个人利益成本。这包括公务员个人工资，奖金等物质利益及职务上的任免升降等政治利益在内。这种目标责任制应包括以下几点实质内容。

其一，行政机关中各级公务员的职权职责范围及要求。

其二，各级各类公务员对行政行为作出时在过程上的责任事故标准。如医院医护人员出了一件医疗事故，工厂工人生产出了一次废品。导致事故人员的医护人员和工人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问题上也应如此。

其三，各行政机关根据本机关行政管理的情况确定并限制个人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比例，并按时检查考核。

其四，该比例的实现与否与公务员个人的工资、奖金挂钩，增强其责任感。

总之，建立行政机关内部的一套目标责任制形成对公务人员个人利益的控制机制，将可以在较大限度内降低违法的行政权力行使的机率。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违法滥用行政权力在自身原因上主要是源于私利，而在可行的条件下则主要是因为个人拥有对权力掌握使用的自由空间或者说有自由裁量的权力。

传统的行政理论在制约自由裁量权时多是从主观角度考虑标准问题，如要求行政权力合理使用具备法律规定的目的，必须有正当的动机应当符合情理，考虑机关的因素而不变不相关的影响等等，这些标准当然对约束自由裁量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仍存在一些缺陷。

其一，这种偏重对行政主体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确定客观的可把握标准，因而是不易为社会掌握并评判的。

其二，行政主体在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承担合理行政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未受社会，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权力的约束。

为此，应尽可能固定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标准。同时应当赋予社会和行政相对人以其标准评价行政权力运用是否合理的重大权力，以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空间。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注释：

1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26页。

2参见朱力宇著《论“经济人”假设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问题》杂志名: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期号:第3期第一页

参考文献：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姜明安主编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4

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体现平等、公开、公正原则

建立责任政府，实现人治行政向政府行政转变

行政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由于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又是最动态、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项国家权力，如不对其进行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有可能膨胀为恣意妄为的权杖。因此，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核心，首先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

一、我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尤其需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国由于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对行政权的依赖和对行政权的制约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缺一不可，又呈现一种复杂的态势。

1、体制转轨产生行政权力真空。我国目前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旧体制和新体制彼消此长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两种体制都在发挥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现象。一方面，旧体制的权力格局和体系被打破，但其运转的惯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新体制的权力格局和体系正在形成，但还很不完善。新旧体制共生共存的局面，既会产生很大的摩擦和冲突，又会在权力设定和运行上造成新的空隙，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出暂时和局部的管理无序状态。

2、体制转轨容易引发行政道德失去规范。在体制转轨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全体公民、包括国家公务员价值观念的巨大转换，即从计划经济下的权力经济、无偿调拨、集权、人治、官本位等观念向市场经济下的公平竞争、等价有偿、民主、法治、效率等观念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绝大部分国家公务员完成了从旧观念向新观念的升华，但也确有少数公务员被新旧体制交错所提供的腐败机会击倒，引起行政道德严重失范。如果我们不对少数公务员行政道德失范引发的严重消极腐败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不坚决铲除造成公务员腐败的体制性土壤，就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严重腐败和严重动荡。

3、体制转轨造成行政权力滥用。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依赖于编制严密的监控制度之网，这是关键。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监控制度已经大部分失效，建立在相应基础上的行政道德也已不完全适用；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监控制度和行政道德还没有完全建立；这就为行政权力滥用提供了条件、便利和借口。

4、体制转轨容易导致行政责任缺失。没有法律责任规定的法律不是法律，不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不是一个负责的行政机关。但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一些行政机关只享有权力，不承担责任。

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制约和监督机制，是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乃至国家和政府产生以来制约行政权的全部经验，要最大限度地遏制和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与腐败，就必须全面、彻底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有限权力政府；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建立遵循正当程序和责任的政府；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要建立有限权力政府。我们必须摒弃神话政府模式，代之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有限权力政府模式；即真正确立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和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真正建立法律控制行政权、人大监督行政权、司法审查行政权的立体权力制约体制，真正形成政府……行业中介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市场和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从而在权力的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的唯我独尊，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限制行政权的无所不管，转化行政权的无所不能。

2、要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行政权不仅要受到外部的限制和控制，还要受到内部行使和运行过程中的制约和监督，这就是要遵循正当程序。正当程序原则表现为以下3个子原则：一是平等原则，二是公开原则，三是公正原则。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5

关键词:权力;道德;权利

一、加强对行政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按自由主义的观点，所谓个人自由就是指“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减少到最小限度”。②由于行政权力涉及领域广泛、自由裁量度大，其行政决策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利益。在转型期，要求对行政权的行使实行积极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公民实现合法权益提供有利条件和社会环境，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通过制约行政权力，防止和纠正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中出现的异化，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的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

二、导致权力不受制约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的、封闭的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的、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行政的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出现了一些超越行政权和滥用行政权的现象，在某程度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行政权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权力的特性上看，由于行政权力所固有的扩张性、侵害性和破坏性，容易诱发行政权力脱离正常轨道，在权力范围外谋求自身利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行，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但同时也诱发了行政权力的不断扩长和异化。

第二、从人性的角度看。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马基雅维里说：“人类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掌握权力的个人，手中掌握着不受制约的权力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滥用权力。

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长期缺乏民主、法治，“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观念极其严重。一方面这不利于营造依法行政的行政氛围，不利于行政权力在其合法的范围和程序上运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一直在“大政府”的引导下发展，人民对行政权力是否依法运行，持冷漠政治心理。

三、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的有效方式

以权制权。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制度是对诸社会成员权力、地位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责任的分配，而“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即议事、行政和审判”。波里比阿结合罗马国家制度的实践，指出国家权力可以分为三部分，即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行官，三者相互配合又相互分立、彼此制约。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提出每个国家都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种权力，并且之间实行制衡。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国家。实行这种权力的国家，叫做“政治宽和的国家”。③

上述观点说明，要使行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必须分权而且要以权约权。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三权分立”不适应在我国的土壤上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尽管我们不能实行“三权分立”，但也必须建立起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实现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的过程中，应使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目前我国的国家机构中，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三权”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有序的运行。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我国人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在某些环节还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加强人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力度。首先，人大应拥有独立的强而有力的制约监督行政权力的能力地位。从制度上赋予人大应有的权力地位，强化人大对行政官员监督、评价、任免的权力；其次，应逐步削减各级人大代表名额，使其成为精悍、高效的权力机构，增加专职委员，鼓励专家学者参政，以实现经常性、专门性地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

以德制权。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行政人员必须拥有作为行政人员的良知、义务和责任感，在一切的活动中都能够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不是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作为行为的准则。”④

每个个体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着，由于教育、社会地位、职业的不同，每个人的道德性都是有限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民切身感受到财富的巨大作用。掌握着行政权力的群体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约束自身，就容易滥用手中的权力。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层面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用道德来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其一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为落脚点，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建设；其二加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要求并使之成为公共行政人员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对行政人员道德教育的加强，在一定的程度上祢补了制度建设上的不足，最起码可以将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弱点和不足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予以一定程度上的弥补。但是，单一的道德制约并非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方式。

以权利制权。现阶段，民众可以通过以下权利制约行政权力：(1)言论自由权。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公民针对政府行为的言论通过网络更为畅顺。(2)参与权。主要表现为针对关系民生、公共利益的行政决策，公民可以通过听证会、咨询会表达自身诉求。(3)知情权。民众有权利了解包括国家机关所掌握的一切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利益、公民个人想了解或者应当让公民个人了解的各种信息。(4)对政府机构或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利，以及在遭受来自公共权力的侵害时获得救济的权利。

现阶段，我国行政权力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表现出不断扩张和异化，使人民对其享有的权利是否能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产生怀疑。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我国的公民社会始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之初，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地成长着，但直到现今，还没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要有效制约行政权力，实现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互动，就必须积极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应重视公民社会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积极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加强政府和民众的良好合作。再次，规范有关民间组织的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促进民间组织在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健康发展。

参考书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54

[2]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7

[3]朱光磊.以权力制约权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64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6

（一）以法制健全为保障，行政权力法定化

1、坚持依法行政。在德国，政府及部门行政权力，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只能按照规定行使权力，否则就是违法，甚至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严重时还会引发政府危机，导致部门长官辞职、政府倒台。行政机关虽然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一些具体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规和规章，为行政机关设定一些权力，但是这些法规和规定的制定，是受到社会公众、舆论以及司法机关制约的，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审批项目过多，程序复杂，增加企业和社会公众负担的问题以及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问题。为防止行政机关以权谋私，德国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规定得非常具体、明确、完善，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均给予充分注意和全面的预见，尽量压缩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自由裁量范围。行政机关执法也是这样，法律对执法的适用范围、程序、方式、要求等都规定得很具体，行政机关只有依法行政的义务，没有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力。

2、优化政府职能及运作。第一，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和市场及社会的关系。其基本途径是采取民营化、放松管制以及压缩式管理等，将政府兴办和管理的大部分公共企业交给市场和社会，尽可能地出租和承包原由公共部门承担的社会服务。第二，合理确定各层政府分工，理顺联邦、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关系。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政府结构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组成，实行地方自治。联邦政府为中央政府，下设16个州政府。州以下的各级政府统称为地方政府，包括县、市、镇等各级政府。德国的国家宪法《基本法》对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作了原则规定。三级政府间事权划分虽然有一定交叉，但各自的基本事权范围是明确的，并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德国政府根据相关职能对政府部门进行了重组，对政府机构进行合并和撤消，使政府活动更有计划性和协调性。目前，德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部门设置精简，一般只设有十到十几个部门。

3、严惩行政权力滥用。德国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反腐败的法律，主要是《德国刑法典》，其中规定的贿赂罪是确定腐败行为法律后果的主要依据。1997年8月13日，德国议会通过了《反腐败法》。这部法律不是一部独立的法律，实际上是一部修正案法，只是对刑法、法院法、刑事诉讼法、反不当竞争法、违法行为法、公务权利法、联邦公务员法、联邦惩戒条例等法律的有关条款规定了修正案，提高了贿赂罪的量刑幅度，对公职人员贿赂罪规定了从重处理的情况等，如把受贿金额定为5欧元就要开除公职。

（二）以公众全面参与为主导，行政权力行使公开化

1、保障公民知情权。在德国，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公民监督的范围很广，所有政府的行为，公民都可以进行监督。当公民觉得有不公正裁决时，可以向第三方（行政法院）提出诉讼。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作出行政决定时，必须给予公众充分的知情权。一是要进行听证；二是政府机构必须保护公民查阅涉及自己利益的有关档案的权利，让百姓了解行政程序和法律依据，了解决策的过程和内容；三是任何行政决定必须书面陈述理由；四是公民有权利索取信息；五是公众参与决策。所有愿意参加市政议会、顾问委员会的公众都有参与的机会。公民有权对政府决策进行调查审理。

2、鼓励舆论监督。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媒体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德国的舆论媒体不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是独资和合股的股份制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为了吸引读者（听众），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丑闻和绯闻。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一旦有腐败丑闻和绯闻曝光，就得引咎辞职。如前德国总理科尔受贿事件、科隆前市长腐败事件，都是报社记者经过深入挖掘报道的结果。北德石荷州一个小城的政府，给每个成员发了约100欧元的购物券，此事被揭穿后遭到了公众的谴责，最后该政府被迫集体引咎辞职。

3、发展电子政府。2000年9月，联邦政府总理施罗德发起了建设“联邦在线2005”电子政府的倡议，要求联邦政府到2005年将所有可在网上提供的服务在线提供。为公民、工商界、学术界以及其他政府管理部门提供更简便、快速与便宜公共服务。其服务范围包括：提供信息咨询、提供与各类机构的合作，实行一般申请程序、办理促进项目、实施采购计划、实施行政监督等。联邦政府的门户网站连通了所有联邦部门，非常有利人们找到政府机构的网址、地址、联系方式和其他特殊信息。打开网站，人们不仅可以得知政府首脑的行踪，读到政府要员最新的公开言论，还可以查阅所有的公开文件，可以查阅到各部门的最新信息及与该部门有关的法律条文。

（三）以完善机构为重点，行政权力监督多元化

1、议会监督。德国议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监督政府。为了更加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能，防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保障公务活动的公正廉洁，德国建立了请愿申诉委员会，具有比较重要的反贪功能。议会接受民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请愿申诉后，先由办公室进行分类，对于涉及官员履行职责上的重大问题或比较重要的请愿申诉事宜，交由请愿委员会处理。请愿委员会有权召见政府代表或有关官员查询情况，认为必要时，有权从有关机关索取核实问题所需的资料，检查其档案文件。对于轻微案件，请愿申诉委员会可以经集体表决后直接处理，重要案件则交议会全体议员表决。

2、审计机构监督。德国审计机构分三级，联邦、州和市均设有审计署（局）。如科隆审计局属市政府部门之一，负责对该市所有公共财政支出进行审计和监督。业务上属市长直接领导，政治上属议会审计委员会领导。审计局每6-7年对市政府各部门及公共事业普审一次。审计工作程序完全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不服从任何上级指令，不受任何诉讼程序的限制，可以随时进行审计。审计出来的问题，如涉及市政府各局局长及下属处长，需交市长讨论后，由人事局作出决定开除公职或由法院判处最高10年的监禁，职员不服决定，可以提出起诉。

3、行政和司法机关监督。在行政机关，警察机关发挥着一定的反贪作用。德国警察系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联邦警察机构，一部分是州警察机构。这两个层级的警察机构分别由联邦内务部和各州内务部领导，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管辖权限和分工。但对于一些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重大犯罪案件，它们相互之间配合相当密切。司法机构内的反腐机构有惩戒法院和检察机关。惩戒法院主要是对违法失职的公职人员，尤其是贪污腐败的公务员进行监督和惩戒。检察机关虽附设于普通法院，但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司法部指示的约束。

4、专门机构监督。随着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反腐败任务的加重，1993年德国的各联邦州成立了反腐败工作机构——腐败案件清理中心，这个机构是检察院的一个部门，隶属于司法部。勃兰登堡州腐败案件清理中心有4名部级主检控官、40名检控官，其工作职能是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案件的举报、转办与侦查起诉，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每年由负责案件清理中心的主检控官向司法部报告工作，对全州的反腐败案件查处工作负责。公务员违纪违规的处理由各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负责。

5、民间机构监督。作为预防腐败的民间机构，德国的透明国际组织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其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德国本土。透明国际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致力于增强政府的反腐败的责任，防止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的腐败，提高公务员反腐败意识，推动国家廉政体系建设。透明国际组织还提出了类似于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叫做反腐败的“机能整合系统”，认为仅靠立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应建立一种有效遏制腐败发生的社会机制，通过媒体的力量，借助审计署的监督职责、司法部的反腐败职能，并动员个人和社会组织力量，编织一张反腐败的大网。

（四）以严格自律为基础，公务员行为规范化

1、公务员管理和教育制度化。在公务员管理上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德国公务员法》，各州有权力在联邦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本州的实际需要，制定对本州政府公务员适用的公务员管理办法和细则性法律。政府机关录用公务员坚持忠实可靠、待人诚实、勤劳认真的标准，综合考虑个人的业务能力和品德素质。公务员录用后，要经常接受公务员守则和廉政等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此外，对晋升高级职务的，要求必须经历6个月的教育培训。

2、公务员操守有明文规定。一是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不管是否发生了违法行为，上级机关都要定期对下级部门的全面工作进行检查考核。每个公务员都要做好准备随时迎接检查。二是坚持“四个眼睛”原则。公务员执行公务之后要报告、签字。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等，都必须坚持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单独行动、暗箱操作。三是限制第二职业。《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如果工作需要从事第二职业的，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否则必须责令辞去公职。四是实行定期转换制度。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部门、财政（税务）、社会保险等权力部门的公务员实行定期转岗，任职期限一般为3年，如发现有违规行为的立即调离现岗位。五是颁布行政管理条例来约束公务员行为。2004年联邦内政部颁布了新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在条例的附件中将可能发生腐败的迹象作了具体规定。为了落实上述措施，各部门内部都有相关人员负责与公务员管理部门联络，确保这些规定和措施落实。

3、公务员大多具有严格自律的廉政理念。德国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长期以来德国民众受古典哲学的熏陶和教化，强调自律与理性。加之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宗教的影响和历史的因素，德国人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养成了严肃认真、遵守纪律、善于服从和不感情用事的传统美德。公务员本身基本做到了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崇尚敬业精神、讲究绅士风度、注重洁身自爱、注意公私分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严格自律的廉政理念。

二、德国制约监督行政权力对我们的有益启示

1、加强法制建设，营造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一是转变执政理念。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的一切管理活动都必须按照法律来进行，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社会的观念，依法管理好本部门的工作。二是完善法律体系。应加快《政务公开法》、《财产收入申报法》、《监督法》、《行政程序法》、《新闻法》、《反贪污贿赂法》、《廉政法》、《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条例》等法律的制定，重典治腐。三是严格依法行政。加快行政行为法制化步伐，在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收费、公共支出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法定程序。四是实施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完善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制度，探索和完善公职人员辞职、辞退、免职、降职、降薪、任职限制等有关制度。

2、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严密的行政权力制约机制。一是建立现代公共管理模式。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进一步改革现行政府机构，系统、科学地设置政府部门，厘清部门职责，避免权限争议和相互推诿现象的产生。三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要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建立责任管理机制，让行政权力运作的关键环节都进入群众的视野。

3、完善监督体系，实施对行政权力及时有效监督。一是引入约束行政权力的制度设计。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适度分解权力，将决策与执行分别交由不同的部门行使，便于相互关联的人之间互相监督制约。同时要制定程序性制度，对公务员行使权力的全过程都作出相应的规定。二是改革行政权力监督体制。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及各级地方国家机关的监督，提高人大监督的权威。依法确定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改革这些机构的领导体制。三是提高民主监督水平。要鼓励新闻媒体找准舆论监督的突破口，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揭露和批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等行为，推进依法治国。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7

（一）以法制健全为保障，行政权力法定化

1、坚持依法行政。在德国，政府及部门行政权力，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行政机关只能按照规定行使权力，否则就是违法，甚至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严重时还会引发政府危机，导致部门长官辞职、政府倒台。行政机关虽然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一些具体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规和规章，为行政机关设定一些权力，但是这些法规和规定的制定，是受到社会公众、舆论以及司法机关制约的，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审批项目过多，程序复杂，增加企业和社会公众负担的问题以及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问题。为防止行政机关以权谋私，德国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规定得非常具体、明确、完善，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均给予充分注意和全面的预见，尽量压缩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自由裁量范围。行政机关执法也是这样，法律对执法的适用范围、程序、方式、要求等都规定得很具体，行政机关只有依法行政的义务，没有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力。

2、优化政府职能及运作。第一，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理顺政府和市场及社会的关系。其基本途径是采取民营化、放松管制以及压缩式管理等，将政府兴办和管理的大部分公共企业交给市场和社会，尽可能地出租和承包原由公共部门承担的社会服务。第二，合理确定各层政府分工，理顺联邦、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关系。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政府结构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组成，实行地方自治。联邦政府为中央政府，下设16个州政府。州以下的各级政府统称为地方政府，包括县、市、镇等各级政府。德国的国家宪法《基本法》对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作了原则规定。三级政府间事权划分虽然有一定交叉，但各自的基本事权范围是明确的，并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德国政府根据相关职能对政府部门进行了重组，对政府机构进行合并和撤消，使政府活动更有计划性和协调性。目前，德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部门设置精简，一般只设有十到十几个部门。

3、严惩行政权力滥用。德国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反腐败的法律，主要是《德国刑法典》，其中规定的贿赂罪是确定腐败行为法律后果的主要依据。1997年8月13日，德国议会通过了《反腐败法》。这部法律不是一部独立的法律，实际上是一部修正案法，只是对刑法、法院法、刑事诉讼法、反不当竞争法、违法行为法、公务权利法、联邦公务员法、联邦惩戒条例等法律的有关条款规定了修正案，提高了贿赂罪的量刑幅度，对公职人员贿赂罪规定了从重处理的情况等，如把受贿金额定为5欧元就要开除公职。

（二）以公众全面参与为主导，行政权力行使公开化

1、保障公民知情权。在德国，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公民监督的范围很广，所有政府的行为，公民都可以进行监督。当公民觉得有不公正裁决时，可以向第三方（行政法院）提出诉讼。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作出行政决定时，必须给予公众充分的知情权。一是要进行听证；二是政府机构必须保护公民查阅涉及自己利益的有关档案的权利，让百姓了解行政程序和法律依据，了解决策的过程和内容；三是任何行政决定必须书面陈述理由；四是公民有权利索取信息；五是公众参与决策。所有愿意参加市政议会、顾问委员会的公众都有参与的机会。公民有权对政府决策进行调查审理。

2、鼓励舆论监督。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媒体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德国的舆论媒体不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是独资和合股的股份制企业，都以盈利为目的，为了吸引读者（听众），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丑闻和绯闻。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一旦有腐败丑闻和绯闻曝光，就得引咎辞职。如前德国总理科尔受贿事件、科隆前市长腐败事件，都是报社记者经过深入挖掘报道的结果。北德石荷州一个小城的政府，给每个成员发了约100欧元的购物券，此事被揭穿后遭到了公众的谴责，最后该政府被迫集体引咎辞职。

3、发展电子政府。2000年9月，联邦政府总理施罗德发起了建设“联邦在线2005”电子政府的倡议，要求联邦政府到2005年将所有可在网上提供的服务在线提供。为公民、工商界、学术界以及其他政府管理部门提供更简便、快速与便宜公共服务。其服务范围包括：提供信息咨询、提供与各类机构的合作，实行一般申请程序、办理促进项目、实施采购计划、实施行政监督等。联邦政府的门户网站连通了所有联邦部门，非常有利人们找到政府机构的网址、地址、联系方式和其他特殊信息。打开网站，人们不仅可以得知政府首脑的行踪，读到政府要员最新的公开言论，还可以查阅所有的公开文件，可以查阅到各部门的最新信息及与该部门有关的法律条文。

（三）以完善机构为重点，行政权力监督多元化

1、议会监督。德国议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监督政府。为了更加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能，防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保障公务活动的公正廉洁，德国建立了请愿申诉委员会，具有比较重要的反贪功能。议会接受民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请愿申诉后，先由办公室进行分类，对于涉及官员履行职责上的重大问题或比较重要的请愿申诉事宜，交由请愿委员会处理。请愿委员会有权召见政府代表或有关官员查询情况，认为必要时，有权从有关机关索取核实问题所需的资料，检查其档案文件。对于轻微案件，请愿申诉委员会可以经集体表决后直接处理，重要案件则交议会全体议员表决。

2、审计机构监督。德国审计机构分三级，联邦、州和市均设有审计署（局）。如科隆审计局属市政府部门之一，负责对该市所有公共财政支出进行审计和监督。业务上属市长直接领导，政治上属议会审计委员会领导。审计局每6-7年对市政府各部门及公共事业普审一次。审计工作程序完全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不服从任何上级指令，不受任何诉讼程序的限制，可以随时进行审计。审计出来的问题，如涉及市政府各局局长及下属处长，需交市长讨论后，由人事局作出决定开除公职或由法院判处最高10年的监禁，职员不服决定，可以提出起诉。

3、行政和司法机关监督。在行政机关，警察机关发挥着一定的反贪作用。德国警察系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联邦警察机构，一部分是州警察机构。这两个层级的警察机构分别由联邦内务部和各州内务部领导，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管辖权限和分工。但对于一些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重大犯罪案件，它们相互之间配合相当密切。司法机构内的反腐机构有惩戒法院和检察机关。惩戒法院主要是对违法失职的公职人员，尤其是贪污腐败的公务员进行监督和惩戒。检察机关虽附设于普通法院，但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司法部指示的约束。

4、专门机构监督。随着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反腐败任务的加重，1993年德国的各联邦州成立了反腐败工作机构——腐败案件清理中心，这个机构是检察院的一个部门，隶属于司法部。勃兰登堡州腐败案件清理中心有4名部级主检控官、40名检控官，其工作职能是受理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案件的举报、转办与侦查起诉，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每年由负责案件清理中心的主检控官向司法部报告工作，对全州的反腐败案件查处工作负责。公务员违纪违规的处理由各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负责。

5、民间机构监督。作为预防腐败的民间机构，德国的透明国际组织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其作用已经远远超出德国本土。透明国际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致力于增强政府的反腐败的责任，防止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的腐败，提高公务员反腐败意识，推动国家廉政体系建设。透明国际组织还提出了类似于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叫做反腐败的“机能整合系统”，认为仅靠立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应建立一种有效遏制腐败发生的社会机制，通过媒体的力量，借助审计署的监督职责、司法部的反腐败职能，并动员个人和社会组织力量，编织一张反腐败的大网。

（四）以严格自律为基础，公务员行为规范化

1、公务员管理和教育制度化。在公务员管理上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德国公务员法》，各州有权力在联邦法律的基础上，根据本州的实际需要，制定对本州政府公务员适用的公务员管理办法和细则性法律。政府机关录用公务员坚持忠实可靠、待人诚实、勤劳认真的标准，综合考虑个人的业务能力和品德素质。公务员录用后，要经常接受公务员守则和廉政等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此外，对晋升高级职务的，要求必须经历6个月的教育培训。

2、公务员操守有明文规定。一是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不管是否发生了违法行为，上级机关都要定期对下级部门的全面工作进行检查考核。每个公务员都要做好准备随时迎接检查。二是坚持“四个眼睛”原则。公务员执行公务之后要报告、签字。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等，都必须坚持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单独行动、暗箱操作。三是限制第二职业。《公务员行为守则》明确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从事第二职业。如果工作需要从事第二职业的，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否则必须责令辞去公职。四是实行定期转换制度。对容易滋生腐败的建设、规划、医药部门、财政（税务）、社会保险等权力部门的公务员实行定期转岗，任职期限一般为3年，如发现有违规行为的立即调离现岗位。五是颁布行政管理条例来约束公务员行为。2004年联邦内政部颁布了新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在条例的附件中将可能发生腐败的迹象作了具体规定。为了落实上述措施，各部门内部都有相关人员负责与公务员管理部门联络，确保这些规定和措施落实。

3、公务员大多具有严格自律的廉政理念。德国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长期以来德国民众受古典哲学的熏陶和教化，强调自律与理性。加之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宗教的影响和历史的因素，德国人十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养成了严肃认真、遵守纪律、善于服从和不感情用事的传统美德。公务员本身基本做到了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崇尚敬业精神、讲究绅士风度、注重洁身自爱、注意公私分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严格自律的廉政理念。

二、德国制约监督行政权力对我们的有益启示

1、加强法制建设，营造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一是转变执政理念。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的一切管理活动都必须按照法律来进行，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社会的观念，依法管理好本部门的工作。二是完善法律体系。应加快《政务公开法》、《财产收入申报法》、《监督法》、《行政程序法》、《新闻法》、《反贪污贿赂法》、《廉政法》、《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条例》等法律的制定，重典治腐。三是严格依法行政。加快行政行为法制化步伐，在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收费、公共支出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法定程序。四是实施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完善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制度，探索和完善公职人员辞职、辞退、免职、降职、降薪、任职限制等有关制度。

2、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严密的行政权力制约机制。一是建立现代公共管理模式。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进一步改革现行政府机构，系统、科学地设置政府部门，厘清部门职责，避免权限争议和相互推诿现象的产生。三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要完善行政决策制度，建立责任管理机制，让行政权力运作的关键环节都进入群众的视野。

3、完善监督体系，实施对行政权力及时有效监督。一是引入约束行政权力的制度设计。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适度分解权力，将决策与执行分别交由不同的部门行使，便于相互关联的人之间互相监督制约。同时要制定程序性制度，对公务员行使权力的全过程都作出相应的规定。二是改革行政权力监督体制。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及各级地方国家机关的监督，提高人大监督的权威。依法确定纪检、监察、检察、审计等执纪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改革这些机构的领导体制。三是提高民主监督水平。要鼓励新闻媒体找准舆论监督的突破口，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揭露和批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等行为，推进依法治国。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8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

摘要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按照现代政治原理，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与。政府代表公民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惟一可以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注释1）。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权力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它是抽象权力的实际载体，决定着权力的具体掌握和运用。行政权力没有具体的掌握和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一般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但是权力的实际例行是靠人来实施的。因此，笔者把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即抽象的政府部门和实际例行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要么它是行政机关首长个人的决策错误，即使是集体讨论的决定也是领导层中每个成员个人的错误行为。如错误地作出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决定等等。要么它是下属公务人员个人的共同错误，如下属公务人员在承办案件时未查明事实错误定性，作出错误的汇报并拟定错误的处理决定，而领导人员因工作疏忽，马虎，随随便便相信并签署批准等。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因个人的不良因素所做出的行使职权的行为，最后均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出现。在外部表现上则都成为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如利用职权蓄意打击报复，暴力执法等问题。因此，制约行政权力主体如只谈制约行政机关而不涉及制约行政机关中的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此，在研究对权力主体制约时，我们要对权力主体作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的划分，并分别讨论两类主体的制约问题。

笔者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形式主体即由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他们对外以其名义上的依法拥有和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但是，任何行政机关实际上都只是一个组织结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抽象物，真正填充这个结构形式的实际上是人，即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实质上行政机关的权力无法由一个“抽象物”来行使运用，而只有行政机关中的“人”才是具有行政权力的主体。为此，在行政机关这个权力的形式主体之内，还有具体运用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即任职于行政机关中的各种具体公务人员，他们代表行政机关，实际上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着行政权力。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从一项行政权力在行政机关中的运行状态来看，行政机关作为权力的形式主体事实上只是静态的，名义上的拥有行政权力，一旦涉及这项权力的实际具体地运用，就必然要落实于该机关中的有关公务人员身上，如行政机关的首长、分管某项业务的那些专门工作人员，作为权力实际主体这一要素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又是一个复杂的要素，行政机关这种权力的名义主体从抽象意义看，可以是千篇一律的组织结构，但行政机关中的每一个人则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都是有不同思想、情感、性格、广泛社会关系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主体的这种特性使他们处于不确定的变化状态，他们可以此时按照法定的要求做，彼时又由于某些原因不按法规来做。因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仅靠抽象论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作为享有权力的组织结构，主要会在两个方面形成对行政权力的不正确运用：一是机构的规模问题，机构设置如果臃肿重叠，人浮于事，通常要引起职权不清，相互争权，推诿责任，多头执法，重复用权，办事效率低下等弊端。二是对机构的权力配置问题。如果权力配置过大或过小，也自然要带来权利无边，权利滥用或权力运用不足以实现工作目标的问题。为此，对权利形式主体的制约主要是制约机构设置、规模以及权利的配置。这主要包括：

第一，制约形式主体的设置和规模。组织机构的设置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需要与精干原则。前者解决事务的需要来设立相应的机构，以约束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后者解决机构的精简与高效的问题，以防止机构臃肿膨胀。从对机构的制约机制来看，它取决于对机构的恰当设置以及对机构的人员定编、定额的严格规定。

第二，合理的权力配置制约，所谓的合理即一个行政机构不能有超出它管理事务范围的权力，也不应缺乏管理所必要的权力。

而对行政权力行使的实际主体加以控制就要复杂的多。因为权力行驶的实际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这使得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将大大不同于对权力本身的制约，主要从分配权力的大小，规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和方法等来进行的，这些制约都具有不可确定性。但是，就是有再合理，恰当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规定了再严格的权力使用程序和方法，一旦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实际运用权力时，也会出现违背规则，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甚至不合理的情况。为此，对行政权力主体制约的重点应当是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因此应当是对实际权力主体制约的核心（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上述三重法律身份各有其不同的法定权力义务。而且是在分别针对不同的对应主体时才有的。普通公民的该法律身份，一旦出生并具有国籍时便取得。其权力义务同于其他普通公民。国家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便取得。其权力义务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各种权力义务。行政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是在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行政法律关系时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执行公务的国家公务员都具有此种法律身份。如一个税务征管员在向纳税人收税时，他就是税务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国家公务员有此种法律身份时行使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权力，履行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全部法律后果也归于行政主体。这既不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的权力义务，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作为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权力义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公务员以行政机关代表的身份与行政权力相结合，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解脱另外几种具有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身份。这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结果：利用前一种身份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为后几种身份服务。这也就使得加强和严格对公务员其“人’的控制管理，成为极为重要的制约内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务人员的这种实际的权力主体实际上是一个个的“经济人”（注释2）即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按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由复数的，独立的行为元件构成的各行为主体为彼此的价值判断对象，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利益，唯有与别的主体交易才能实现，然而这种主体间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如机会成本，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实现交易时在等时段内就失去了与第三个主体交易的机会。当行为主体作为经济人面目出现时，其实还包含这一层意思，既行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如果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大于所得到的交易利益，他将放弃此次交易。最能说明该例子的是科斯教授在其名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农场主和牧场主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分析，。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能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就行政机关公务员自身原因来讲，根本上是利益机制在冲击他们对权利的正确运用。为此，对他们予以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与福利待遇是满足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前提。同时，对于他们正确运用权力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奖励，必要时还应当建立类同于其他行业已实施的重奖制度。因为这种收益与他们付出的成本是相当的。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前者是通过利益与成本的巨大反差比较，使之一般不愿或不敢滥用权力，后者则在于解决不给或尽量控制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作交易的空间，使之即使有利益动机也难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加以满足。第一种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机制。核心是使他们对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带来的不法利益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且必须由自身承担，第二中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固定并公开权力运用的方式，尽量减少使他们可以运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该项制定的核心内容是明确界定公务员的权力义务，具体确定行使行政权力时的责任人。在行政机关内部要形成一种制度，即承办人员须对自己所承办的具体事项直接负责任。行政机关无论将来是否会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其在事前都要在内部确定每个直接的责任人，以便检查追究;各行政机关应在内部确定本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质量比例，如果某公务员承办的事项其违法超过本部门规定的比例，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在综合比较上应大大超出其通过滥用权利所得到的利益。即他们要付出极高的个人利益成本。这包括公务员个人工资，奖金等物质利益及职务上的任免升降等政治利益在内。这种目标责任制应包括以下几点实质内容。

其一，行政机关中各级公务员的职权职责范围及要求。

其二，各级各类公务员对行政行为作出时在过程上的责任事故标准。如医院医护人员出了一件医疗事故，工厂工人生产出了一次废品。导致事故人员的医护人员和工人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问题上也应如此。

其三，各行政机关根据本机关行政管理的情况确定并限制个人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比例，并按时检查考核。

其四，该比例的实现与否与公务员个人的工资、奖金挂钩，增强其责任感。

总之，建立行政机关内部的一套目标责任制形成对公务人员个人利益的控制机制，将可以在较大限度内降低违法的行政权力行使的机率。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违法滥用行政权力在自身原因上主要是源于私利，而在可行的条件下则主要是因为个人拥有对权力掌握使用的自由空间或者说有自由裁量的权力。

传统的行政理论在制约自由裁量权时多是从主观角度考虑标准问题，如要求行政权力合理使用具备法律规定的目的，必须有正当的动机应当符合情理，考虑机关的因素而不变不相关的影响等等，这些标准当然对约束自由裁量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仍存在一些缺陷。

其一，这种偏重对行政主体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确定客观的可把握标准，因而是不易为社会掌握并评判的。

其二，行政主体在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承担合理行政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未受社会，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权力的约束。

为此，应尽可能固定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标准。同时应当赋予社会和行政相对人以其标准评价行政权力运用是否合理的重大权力，以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空间。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注释：

1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26页。

2参见朱力宇著《论“经济人”假设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问题》杂志名: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期号:第3期第一页

参考文献：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姜明安主编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9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按照现代政治原理，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与。政府代表公民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惟一可以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注释1）。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权力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它是抽象权力的实际载体，决定着权力的具体掌握和运用。行政权力没有具体的掌握和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一般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但是权力的实际例行是靠人来实施的。因此，笔者把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即抽象的政府部门和实际例行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要么它是行政机关首长个人的决策错误，即使是集体讨论的决定也是领导层中每个成员个人的错误行为。如错误地作出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决定等等。要么它是下属公务人员个人的共同错误，如下属公务人员在承办案件时未查明事实错误定性，作出错误的汇报并拟定错误的处理决定，而领导人员因工作疏忽，马虎，随随便便相信并签署批准等。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因个人的不良因素所做出的行使职权的行为，最后均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出现。在外部表现上则都成为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如利用职权蓄意打击报复，暴力执法等问题。因此，制约行政权力主体如只谈制约行政机关而不涉及制约行政机关中的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此，在研究对权力主体制约时，我们要对权力主体作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的划分，并分别讨论两类主体的制约问题。

笔者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形式主体即由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他们对外以其名义上的依法拥有和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但是，任何行政机关实际上都只是一个组织结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抽象物，真正填充这个结构形式的实际上是人，即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实质上行政机关的权力无法由一个“抽象物”来行使运用，而只有行政机关中的“人”才是具有行政权力的主体。为此，在行政机关这个权力的形式主体之内，还有具体运用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即任职于行政机关中的各种具体公务人员，他们代表行政机关，实际上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着行政权力。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从一项行政权力在行政机关中的运行状态来看，行政机关作为权力的形式主体事实上只是静态的，名义上的拥有行政权力，一旦涉及这项权力的实际具体地运用，就必然要落实于该机关中的有关公务人员身上，如行政机关的首长、分管某项业务的那些专门工作人员，作为权力实际主体这一要素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又是一个复杂的要素，行政机关这种权力的名义主体从抽象意义看，可以是千篇一律的组织结构，但行政机关中的每一个人则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都是有不同思想、情感、性格、广泛社会关系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主体的这种特性使他们处于不确定的变化状态，他们可以此时按照法定的要求做，彼时又由于某些原因不按法规来做。因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仅靠抽象论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作为享有权力的组织结构，主要会在两个方面形成对行政权力的不正确运用：一是机构的规模问题，机构设置如果臃肿重叠，人浮于事，通常要引起职权不清，相互争权，推诿责任，多头执法，重复用权，办事效率低下等弊端。二是对机构的权力配置问题。如果权力配置过大或过小，也自然要带来权利无边，权利滥用或权力运用不足以实现工作目标的问题。为此，对权利形式主体的制约主要是制约机构设置、规模以及权利的配置。这主要包括：

第一，制约形式主体的设置和规模。组织机构的设置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需要与精干原则。前者解决事务的需要来设立相应的机构，以约束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后者解决机构的精简与高效的问题，以防止机构臃肿膨胀。从对机构的制约机制来看，它取决于对机构的恰当设置以及对机构的人员定编、定额的严格规定。

第二，合理的权力配置制约，所谓的合理即一个行政机构不能有超出它管理事务范围的权力，也不应缺乏管理所必要的权力。

而对行政权力行使的实际主体加以控制就要复杂的多。因为权力行驶的实际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这使得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将大大不同于对权力本身的制约，主要从分配权力的大小，规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和方法等来进行的，这些制约都具有不可确定性。但是，就是有再合理，恰当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规定了再严格的权力使用程序和方法，一旦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实际运用权力时，也会出现违背规则，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甚至不合理的情况。为此，对行政权力主体制约的重点应当是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因此应当是对实际权力主体制约的核心（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上述三重法律身份各有其不同的法定权力义务。而且是在分别针对不同的对应主体时才有的。普通公民的该法律身份，一旦出生并具有国籍时便取得。其权力义务同于其他普通公民。国家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便取得。其权力义务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各种权力义务。行政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是在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行政法律关系时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执行公务的国家公务员都具有此种法律身份。如一个税务征管员在向纳税人收税时，他就是税务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国家公务员有此种法律身份时行使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权力，履行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全部法律后果也归于行政主体。这既不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的权力义务，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作为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权力义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公务员以行政机关代表的身份与行政权力相结合，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解脱另外几种具有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身份。这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结果：利用前一种身份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为后几种身份服务。这也就使得加强和严格对公务员其“人’的控制管理，成为极为重要的制约内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务人员的这种实际的权力主体实际上是一个个的“经济人”（注释2）即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按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由复数的，独立的行为元件构成的各行为主体为彼此的价值判断对象，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利益，唯有与别的主体交易才能实现，然而这种主体间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如机会成本，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实现交易时在等时段内就失去了与第三个主体交易的机会。当行为主体作为经济人面目出现时，其实还包含这一层意思，既行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如果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大于所得到的交易利益，他将放弃此次交易。最能说明该例子的是科斯教授在其名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农场主和牧场主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分析，。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能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就行政机关公务员自身原因来讲，根本上是利益机制在冲击他们对权利的正确运用。为此，对他们予以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与福利待遇是满足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前提。同时，对于他们正确运用权力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奖励，必要时还应当建立类同于其他行业已实施的重奖制度。因为这种收益与他们付出的成本是相当的。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前者是通过利益与成本的巨大反差比较，使之一般不愿或不敢滥用权力，后者则在于解决不给或尽量控制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作交易的空间，使之即使有利益动机也难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加以满足。第一种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机制。核心是使他们对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带来的不法利益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且必须由自身承担，第二中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固定并公开权力运用的方式，尽量减少使他们可以运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该项制定的核心内容是明确界定公务员的权力义务，具体确定行使行政权力时的责任人。在行政机关内部要形成一种制度，即承办人员须对自己所承办的具体事项直接负责任。行政机关无论将来是否会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其在事前都要在内部确定每个直接的责任人，以便检查追究;各行政机关应在内部确定本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质量比例，如果某公务员承办的事项其违法超过本部门规定的比例，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在综合比较上应大大超出其通过滥用权利所得到的利益。即他们要付出极高的个人利益成本。这包括公务员个人工资，奖金等物质利益及职务上的任免升降等政治利益在内。这种目标责任制应包括以下几点实质内容。

其一，行政机关中各级公务员的职权职责范围及要求。

其二，各级各类公务员对行政行为作出时在过程上的责任事故标准。如医院医护人员出了一件医疗事故，工厂工人生产出了一次废品。导致事故人员的医护人员和工人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问题上也应如此。

其三，各行政机关根据本机关行政管理的情况确定并限制个人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比例，并按时检查考核。

其四，该比例的实现与否与公务员个人的工资、奖金挂钩，增强其责任感。

总之，建立行政机关内部的一套目标责任制形成对公务人员个人利益的控制机制，将可以在较大限度内降低违法的行政权力行使的机率。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违法滥用行政权力在自身原因上主要是源于私利，而在可行的条件下则主要是因为个人拥有对权力掌握使用的自由空间或者说有自由裁量的权力。

传统的行政理论在制约自由裁量权时多是从主观角度考虑标准问题，如要求行政权力合理使用具备法律规定的目的，必须有正当的动机应当符合情理，考虑机关的因素而不变不相关的影响等等，这些标准当然对约束自由裁量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仍存在一些缺陷。

其一，这种偏重对行政主体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确定客观的可把握标准，因而是不易为社会掌握并评判的。

其二，行政主体在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承担合理行政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未受社会，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权力的约束。

为此，应尽可能固定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标准。同时应当赋予社会和行政相对人以其标准评价行政权力运用是否合理的重大权力，以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空间。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注释：

1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26页。

2参见朱力宇著《论“经济人”假设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问题》杂志名: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期号:第3期第一页

参考文献：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姜明安主编

行政权力制约范文篇10

关键词：权力；道德；权利

一、加强对行政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按自由主义的观点，所谓个人自由就是指“人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他人的强制被尽可能减少到最小限度”。由于行政权力涉及领域广泛、自由裁量度大，其行政决策密切联系着人民群众利益。在转型期，要求对行政权的行使实行积极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公民实现合法权益提供有利条件和社会环境，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平等。通过制约行政权力，防止和纠正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中出现的异化，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的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

二、导致权力不受制约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的、封闭的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的、开放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政府行政的某些领域某些环节，出现了一些超越行政权和滥用行政权的现象，在某程度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行政权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权力的特性上看，由于行政权力所固有的扩张性、侵害性和破坏性，容易诱发行政权力脱离正常轨道，在权力范围外谋求自身利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行，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但同时也诱发了行政权力的不断扩长和异化。

第二、从人性的角度看。人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马基雅维里说：“人类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掌握权力的个人，手中掌握着不受制约的权力时，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会滥用权力。

第三、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长期缺乏民主、法治，“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观念极其严重。一方面这不利于营造依法行政的行政氛围，不利于行政权力在其合法的范围和程序上运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一直在“大政府”的引导下发展，人民对行政权力是否依法运行，持冷漠政治心理。

三、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的有效方式

以权制权。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制度是对诸社会成员权力、地位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责任的分配，而“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即议事、行政和审判”。波里比阿结合罗马国家制度的实践，指出国家权力可以分为三部分，即人民大会、元老院和执行官，三者相互配合又相互分立、彼此制约。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提出每个国家都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种权力，并且之间实行制衡。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权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国家。实行这种权力的国家，叫做“政治宽和的国家”。

上述观点说明，要使行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必须分权而且要以权约权。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三权分立”不适应在我国的土壤上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尽管我们不能实行“三权分立”，但也必须建立起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实现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的过程中，应使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目前我国的国家机构中，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权，“三权”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有序的运行。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我国人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在某些环节还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应加强人大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力度。首先，人大应拥有独立的强而有力的制约监督行政权力的能力地位。从制度上赋予人大应有的权力地位，强化人大对行政官员监督、评价、任免的权力；其次，应逐步削减各级人大代表名额，使其成为精悍、高效的权力机构，增加专职委员，鼓励专家学者参政，以实现经常性、专门性地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

以德制权。道德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向人们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行政人员必须拥有作为行政人员的良知、义务和责任感，在一切的活动中都能够从公共利益出发，而不是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作为行为的准则。”

每个个体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着，由于教育、社会地位、职业的不同，每个人的道德性都是有限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人民切身感受到财富的巨大作用。掌握着行政权力的群体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约束自身，就容易滥用手中的权力。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层面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用道德来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其一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为落脚点，加强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建设；其二加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要求并使之成为公共行政人员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

对行政人员道德教育的加强，在一定的程度上祢补了制度建设上的不足，最起码可以将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弱点和不足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予以一定程度上的弥补。但是，单一的道德制约并非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方式。

以权利制权。现阶段，民众可以通过以下权利制约行政权力：(1)言论自由权。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公民针对政府行为的言论通过网络更为畅顺。(2)参与权。主要表现为针对关系民生、公共利益的行政决策，公民可以通过听证会、咨询会表达自身诉求。(3)知情权。民众有权利了解包括国家机关所掌握的一切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利益、公民个人想了解或者应当让公民个人了解的各种信息。(4)对政府机构或官员的滥用权力等不当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利，以及在遭受来自公共权力的侵害时获得救济的权利。

现阶段，我国行政权力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表现出不断扩张和异化，使人民对其享有的权利是否能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产生怀疑。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我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我国的公民社会始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之初，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地成长着，但直到现今，还没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

要有效制约行政权力，实现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互动，就必须积极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应重视公民社会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积极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加强政府和民众的良好合作。再次，规范有关民间组织的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促进民间组织在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健康发展。

参考书目：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54

[2]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7

[3]朱光磊.以权力制约权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