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范文10篇

行政权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科学界定

Executivepower: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Summary]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afoundationstoneinthescientifictheorymansionofanadministrativelaw,Ifaccountforthebasicconceptionof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insufficient,thetheorymansionofthewholeadministrativelawwillcollapse.Itisprerequisitesof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odistinguish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researchstartingpoint,theoreticalfoundation,idea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basictheory,andProbinginto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willofferthestandardfor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andallcharacteristicsthattheexecutivepowerreflectsaretotallycompetentattheimportanttask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itisexecutivepowerthatcandefinedasthe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Keyword]Executivepower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cientificdefinition

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推翻，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

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

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

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P7)

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

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P338-341)

曾祥华博士认为：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6]

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

（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

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逻辑起点

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再现）

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

（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

（三）处理好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

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宪政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宪政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宪政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宪政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宪政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宪政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宪政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P13)可见一方面宪政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

“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

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

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

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

3．排他的确定性

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1）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

（2）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

（3）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4．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

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

5．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合宪性

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宪政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宪政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宪政”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宪政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宪政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宪政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

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

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

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

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

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

．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

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

[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②]按照这个标准，诸如“人权”、“公共利益”、“平衡论”、“公共服务”等属于行政法应然层面上的范畴就无法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因为行政法在其发展史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

[③]行政法学原先确实是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因此研究行政法学不能不从行政谈起，“行政法是研究行政的法”，但是“行政”只是行政法的“研究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的那一天，行政法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逻辑起点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④]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客观存在是行政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因而很多行政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如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即是典型的代表，书中还写到：“哪里有行政权，哪里才会有行政法。”（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页），这也是对行政权与行政法“历史起点”同步性的概括。

[⑤]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版，第8页。此外，还有学者将行政权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点”，是“行政法一切特殊性的根源”，行政主体、行政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众多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无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息息相关。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33页。

--------------------------------------------------------------------------------

参考文献：

[1]陈江华.浅议法哲学的逻辑起点[J].法学杂志.2005（1）

[2]罗豪才.我国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学的继承与超越[J].法学家.2003（5）

[3]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刘春萍.“执行权”取代“国家管理”:俄罗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2）.

[5]袁曙宏,宋功德.WTO与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曾祥华.人权：行政法的逻辑起点[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J].法律科学.1999（2）

[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张全新.形成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5]杨海坤,章志远.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述评与展望[J].岳麓法学评论,2004年号.

行政权范文篇2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依法行政；非权力行政；给付行政

中国的"三农"问题已经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符。为解决"三农"问题，中国政府作出了不懈努力。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始于1978年），到农村税费改革（始于2003年），再到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始于2006年），无不显示出行政主体或行政权在解决"三农"问题时的巨大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行政主体或行政权的作用方式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考察行政权已经发生的、正在进行的和即将展开的变化，展示行政权的变化轨迹，预测行政权从实然到应然的发展趋势，有助于准确把握行政主体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一、行政合法性检讨：由违法行政到依法行政

行政权是否依法行使，主要受制于四种因素：立法的完善与否、司法的监督效果、行政执法主体的自身状况以及行政相对方的实力。撇开司法监督效果，城乡二元结构的分野改变了其他三种因素的作用力。在农村，违法行政远比在城市经常而普遍。

首先，涉农立法的缺陷与不足"庇护"了农村违法行政现象。我国行政法起步较晚，尽管每年立法数量可观法律修改频繁，但现有立法仍无法应对转型期中国社会之需。于是替代立法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大量出现，而相对于高级别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言，县、乡政府的规范性文件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大打折扣。即使高级别的规范性文件，也可能在涉及农村的立法方面存在缺陷。这都为行政权在农村的违法行使埋了伏笔、留了余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该条中的"立即"、"及时"是不确定概念，各地公安机关根据授权进行了细化。如江西省公安厅2000年7月颁布的《江西省公安110报警服务工作规范》（试行）第十五条规定了处警人员的出警时限为"市区5分钟，城郊10分钟内，农村以最快速度到达现场。"此处"最快速度"给公安机关违法行政提供了合法的借口。

其次，涉农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落后观念及低下素质决定了农村行政违法现象多于城市。相对于城市而言，涉农行政执法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依法行政观念薄弱，执法人员素质较低。涉农行政执法主体多是处于基层的县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乡镇政府。因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这些行政机关很难招收到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加上基层财政捉襟见肘，很多涉农执法主体转而聘用社会闲散人员甚至地痞流氓协助执法。这些人员缺乏依法行政的观念和执法人员应有的基本素质，致使违法行政层出不穷。而基层执法机关出于各种考虑（如"创收"、政绩等）对其人员的违法现象多采取纵容甚或支持态度，这更使涉农违法行政现象有增无减。

第三，农民拥有资本的局限性助长了农村行政违法现象。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资本是据以占有社会资源的一种积累的劳动，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①它有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财产）、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社会头衔）以及文化资本（尤其是教育资历）。②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角逐与博弈中，行政相对人拥有的资本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拥有的资本越多对违法行政的制约越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农民拥有的资本少于城市居民，其中包括文化资本匮乏导致的权利意识淡薄。③因此，行政主体在面对农民时更易违法行政。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动，促进了农村的违法行政向依法行政转变。随着涉农立法的逐步健全和完善，行政机关在处理涉农问题时，将会有法可依，有良法可依。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归根结底，就是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或经济资本。而农民经济资本的增加将促进其文化资本的增加，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其权利意识自然增强。同时，农民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将随之增加。这些资本的增加将改善农民在面对行政权时的不利地位，对违法行政起到反制作用。新农村建设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富裕的同时，也促进"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这些变化将使基层政府机关吸引到高素质的公务人员，将会改变基层执法人员的执法观念。总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逐步减少甚至消除涉农违法行政现象，同时促进行政权在农村的依法行使。

二、行政方式透视：由倚重权力行政到强调非权力行政

公民的公共利益诉求构成政府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政府通过行政活动体现和处理涉及公益之事。这种行政活动的方式是多样的。以行政活动是否依赖行政权或依赖程度为标准，行政活动方式可分为权力行政方式与非权力行政方式。前者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命令、行政征收等，后者如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在不同时期，这两种行政方式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集权体制下，行政主体迷信权力，倚重强制，非权力行政不受重视；在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下，行政主体强调合作、参与，淡化权力色彩，提倡非权力行政方式。

权力行政方式以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存在对抗为前提，强调相对人对行政主体命令的绝对服从，突出二者地位的不平等。该方式具有单方意志性、支配性、强制性、无偿性。在高度集权体制下，权力行政方式被行政主体广泛采用，是行政活动的主要方式。以我国农村为例，在经济领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财产的分配、流转均靠行政命令完成。农民种植何种作物由政府下达的"公粮"任务决定，农民的生活必需品凭政府发放的票证如"粮票"、"油票"等领取，政府严格限制农产品的自由买卖。在其他领域，如计划生育在农村几乎完全是靠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方式推进的。

随着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行政主体的活动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度依赖行政权力的行政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和民主行政参与行政的发展。强调平等、参与、服务、合作、信任、沟通等的非行政方式逐渐受到青睐，并对传统的倚重行政权力的行政模式产生了极大冲击。我国学者也十分敏锐地发现了权力依赖型行政模式的弊端，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诸多理论观点。如杨解君教授提出用契约理念改造当代中国行政法，④叶必丰教授指出，当代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在状态上的利益一致、在行为上的服务与合作、在观念上的信任与沟通。⑤罗豪才教授等正在研究的"软法"亦是对公共治理领域偏好权力与强制的传统治理方式的反思。⑥这些理论观点的出现有助于我国行政模式的快速转型。但由于受由来已久的集权思想影响，行政主体的权力观念已根深蒂固，短期内难有较大改观，特别是在法治边缘化的农村地区，⑦更是如此。

"新农村建设"的实施，为传统的权力行政模式的加速转型提供了契机。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确定新农村建设要遵循"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其中"放活"即包含了行政模式由权力行政向非权力行政转变的要求。该文件还指出，"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这"五要五不要"中后三个均明确排斥权力行政方式，并明确指出应使用非权力行政方式。

总之，新农村建设应在政府引导、指导和帮助下，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自己建设。政府是外因，不能越俎代疱，农民是内因，不能坐等观望。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人公。这样的目标是传统的以命令服从为主要特征的权力行政方式断难达到的。而非权力行政方式却能担此重任。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行政主体应更多地使用非权力行政方式，以突出农民的主人公地位，激发其建设家园的巨大热情和无限潜能。

三、行政内容考察：由偏好干预行政到侧重给付行政

行政依其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内容，可以分为干预行政与给付行政。所谓干预行政，又称侵害行政，是指行政主体限制相对人的权利或为其设定义务的行政活动。干预行政以命令或禁止形式作出，以强制为后盾。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等。所谓给付行政是行政主体为相对人提供利益的行政活动。给付行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国民生活不可缺少的水电、煤气等的供给事业，公共汽车、铁路等的运输事业，邮电通信事业的行政经营；第二，社会保险或公共扶助等的社会保障行政；第三，补助金交付、融资、债务保证等的资金补助行政等。⑧

从干预行政与给付行政的演变脉络可以窥视给付行政的产生背景及其在国家行政中的地位和功能。17、18世纪警察国家时代，行政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且不受法律拘束。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时期，自由市民阶层要求放松国家管制和监督，将国家行政活动的范围限制到为保护公共安全和秩序、消除危险（笔者注：此即干预行政的适用范围）所必要的限度之内，并且将行政在其他领域的活动也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在个人、社会和经济领域，实行以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自行调控机制（全面放任原则）。⑨20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时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弊端凸显，公民开始要求国家提供个人需要的社会安全，要求国家提供作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条件的各种给付和设施（例如水、电和煤气，交通管理，废水和垃圾处理，卫生保障，医院和养老院，学校、高校和其他培训设施，剧院、博物院和体育设施等等）。为保证社会公平、保持或者促进经济结构的繁荣，国家还必须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全面的干预。"排除危险"仍然是国家的法定的和不可变更的任务，但该任务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供应、给付和补贴等任务而得到补充。⑩给付行政逐渐成为行政主体关照民生、维持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背景契合了给付行政的产生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究其原因，可归于如下主要方面：农民穷，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从1984年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比1.84∶1，到1994年2.86∶1，再到2005年的3.22∶1。更甚者，农民不但感受到相对贫困，还陷入了绝对贫困的境地。1997年之后，农民平均收入连续4年负增长。农业面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和市场约束、体制障碍等严重问题，成为三次产业中效益最低的产业。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影响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和农民消费，如没有稳定的供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系统限制了农民对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消费，这将不利于扩大内需，进而影响可持续发展。○11"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即在消解上述"三农问题"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张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尽管上述问题并不构成"三农问题"的全部，但亦可发现，给付行政在解决这些主要问题时的不可或缺。

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核心是"减负"，体现了"少取"精神。2004年，中央在"一号文件"中实行"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使农民从减免农业税、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和种粮直接补贴、购买良种补贴、购买大型农机具补贴中，直接受惠451亿元。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加大"两减免、三补贴"的力度，政策直接给予农民的实惠比上年又增加251．4亿元。2006年"一号文件"重点体现"多予"政策：2006年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从2007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等。上述诸多措施均是给付行政方式。

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看，仅有上述措施是不够的。行政主体不应把给付行政内容限定于提供补贴或资金上，而应采取多种给付行政方式。如对外出务工农民提供职业培训，对权利受侵害农民提供法律援助○12等。总之，行政主体应综合利用多种给付行政方式，以关照民生、体谅民情、维护公平、促进和谐。

四、结语

城乡二元结构在造就城市中心的同时，使广大农村逐步边缘化。农村边缘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法治边缘化亦是重要方面。农村法治发展的边缘化状况如不及时遏制，将严重阻碍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危及法治建设。而"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提出为消除农村法治边缘化提供了契机。新农村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权行使状况，而法治的核心内容是依法行政，系行政权于法的缰绳之中。因此，行政权在农村的行使状况既关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又影响我国法治化建设进程。而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行政权在解决"三农"问题时的演变轨迹契合了行政法治的内在要求，顺应了现代民主行政、服务行政的发展潮流，不仅有利于消解农村法治边缘化，而且能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展开。

注释：

①[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

②朱国华.习性与资本：略论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工具（上）[J].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1).

③如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情况为例，据调查资料显示，文化程度越低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意识越低，农民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意识低于城市居民。见林莉红、孔繁华：《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透视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④参见杨解君武汉大学博士论文：《论行政法的契约理念》，2002年印刷。

⑤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参见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笔者认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全方位的，法制建设亦不例外。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发展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农村已被边缘化。农村法治边缘化是这样一些现象的综合表征：相对于城市居民，立法对农民的权利保障欠缺，如选举权的不平等、社会保障的不充分、侵权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行政权在农村更象脱缰野马，肆意横行；农民的权利意识淡薄、法律素养低下等等。

⑧[日]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M].吴微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8.

⑨[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6.

⑩[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7.

行政权范文篇3

布莱克在《Black’sLawDictionary》一书中认为：“行政权（Executivepower）即执行法律的权力，它是总统根据联邦宪法第二条的规定而享有的广泛的权力；它与制定法律及对法律纠纷进行裁决的权力相区别。”我国法学界一般认为，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理解气象行政权力是在《气象法》的构架下及其相关的气象法规规章所赋予的气象部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它的主要分类是：（1）气象预报管理权力。如《气象法》第二十二条：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2）防雷减灾管理权力。如《气象法》第三十一条。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对可能遭受雷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检测工作。（3）施放气球管理权力。如《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令第412号）》第376项项目名称：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单位资质认定；项目实施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市）气象主管机构；《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9号）（4）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权力。如《气象法》第三十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全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制定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方案，并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管理、指导和组织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5）气象探测环境管理权力。如《气象法》第二十一条：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确实无法避免的，属于国家基准气候站、基本气象站的探测环境，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属于其他气象台站的探测环境，应当事先征得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的同意，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后，方可建设。

2气象行政权力扩张形式

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弱小到强大的演化历程，行政权力的这种不断扩张的趋势，是其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之一。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已被打破，行政机关不仅扩大了自己传统的权力阵地，还逐渐享有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行政立法权、行政司法权，其权力行使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复杂多样。和立法权、司法权相比，今天的行政权力已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

气象行政权力作为国家事业单位行使管理社会的行政权力，同样具有行政、立法、司法的特征，气象行政权力扩张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2.1气象行政立法权的扩张

《气象法》所规定的各项社会管理职能，往往较为原则与笼统，如防雷减灾管理，《气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对可能遭受雷击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检测工作。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应当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使用要求。但在随后制定的《防雷工程专业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10号）和《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11号）则对以上的防雷社会管理权力进行了细化和扩张，而这种扩张是由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过程中对法律涵义的解释与扩张，因此，本质上是行政机关行政权的扩张。

2.2气象行政司法权的扩张

狭义的司法权概念是指：特定国家机关所依法享有的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主张居中进行判断，并进行终局性裁判的一种权力，它来源于宪法权力。司法权一般具有判断性权力、被动性权力、中立性权力、独立性权力、终极性权力等特征，一般是指法院的审判活动。而广义的司法权是指除了法院的审判活动外，还包括了行政机关的仲裁，调解，复议等活动。同样在《气象行政复议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号）中，确定了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对下级气象主管机构行政复议的权力，它本质上仍是国家行政机关行政权的一部分，显然是行政司法权的扩张。

2.3气象行政权的扩张

行政权通俗地讲，就是指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事务中所行使的权力，从现代意义上讲，是指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从权力的形式来看，包括行政立法权、行政命令权、行政处理权、行政司法权、行政监督权、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和行政指导权等。气象同样具有行政立法、处理、司法、监督、强制、处罚等权力，如《气象行政处罚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1号）规定了行政处罚权力；《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15号）第九条规定了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气象行政许可权力；而中国气象局令的制定本身就是行使立法权的结果。

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权时，必然要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它是指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基于法律规定的目的和宗旨，自主寻求判断事实与法律的最佳结合点，并据此作出或不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它具有法定性、自主选择性、相对性等特点。气象主管机构在行使权力管理社会事务时，同样也要根据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判断该行为是否合法、或违法及违法的轻重等，也就是行使自由裁量过程。正因为气象主管理机构有行政自由裁量的权力，在实际行使权力过程中，就会造成了行政执法权力的扩张。其根源就在于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为：一是不正确的目的。气象主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出于个人目的或小团体利益考虑，滥用行政处罚权；二是不相关的考虑。考虑不应考虑的因素或不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三是违反客观性（排除主观性）。气象主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参与了不正当的主观因素；四是显失公正。具体行政处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明显不公平；五是违反法定程序。气象主管机构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罚决定时，不按法定程序进行。

3气象行政权扩张的控制

随着行政权的扩张，现代行政权的控制机制有了新的变化，而不象传统那样仅仅采用制衡原理，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社会控权与行政权自控机制的兴起以及对程序控权机制的日益重视等方面。气象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权的极小一部分，也同样受到国家立法权的控制和行政权的自我控制。气象行政权扩张的控制有如下几种方法：

3.1气象行政权的自我控制

中国气象局是由国务院设立的直属事业单位，属于垂直领导的体制单位，也是典型的上下级领导、命令和服从关系的单位，上级可以随时纠正下级的违法和不当行为。从提高气象行政效率和维护气象良好形象的角度来考虑，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有必要加强自身的监督控制机制的作用。这种控制不仅迅速快捷，效率很高，而且具有日常性和全方位性，能满足随时保护公民权利的作用以及既不影响行政效率又减少行政违法的良好愿望。气象行政权自我控制形式主要是：（1）行政复议制度。《气象行政复议办法》的制定，确定了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对下级气象主管机构行政复议的权力，它能保证行政相对人对于下级气象主管机构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时及时向上级气象主管机构提出复议的权利，从而保证上级气象主管机关及时对下级气象主管机构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权利。（2）信访制度。国务院于1995年10月颁布、1996年1月实施的《信访条例》，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行政活动之中的信访成为一项较为完善的内部监督制度。行政相对人可以依该条例的规定，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与信访事项有关的气象主管机关或其上级主管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有关的气象主管机关应当依法处理。（3）申诉和控告制度。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第41条）”。当行政相对人受到行政权力的伤害时，可以向其上级气象主管机关申诉、控告以寻求救济，上级气象主管机关应当及时纠正违法、解决问题。（4）专门机关监察制度。如气象部门设立各级纪检组的监察、各级审计监察等。

3.2气象行政立法权的控制

立法控制即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运行程序，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逾越和无序运行。气象立法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人大、国务院等立法机关来控制气象的立法权，因为任何的气象法规或气象部门规章的制定及修改都要通过全国人大、国务院等专门审查机关来审查所制定的气象部门规章。它主要通过制定气象部门规章时的控制和在立法后对气象规章的跟踪监督控制。一旦气象部门的规章与宪法、法律相抵触，人大、国务院等立法机关有权予以撤销，从而达到控制行政权力的目的。

3.3气象行政司法权的控制

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正式确立于198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加以规范。司法审查制度不仅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使行政权力的合法运行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改变了国人传统的法律意识，促进了人们法治观念的形成。因此，各级气象主管机构作出的气象行政行为如引起行政相对人的不服，行政相对人即可通过法院以行政诉讼方式来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从而作出公正的判断；另外，如前所述，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可以依据《气象行政复议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号）对下级气象主管机构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审查，从而达到对气象主管机构行政司法权的控制。

4结语

气象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权的一种，随着国家行政权的扩张，气象行政权也相应地得到了扩张，扩张的形式表现在行政权、行政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的扩张，对气象行政权的控制也集中地对气象行政权、行政立法权和行政司法权的控制。

行政权范文篇4

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而行政权力由于其自身具有缺乏监督、缺乏制约等局限性特征，使得行政权力极易被滥用，从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行政权腐败表现为行政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的个人化和行政权力的不作为。由于行政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行政权力的实际运用者，容易受自身某种利益的驱使而滥用手中的权利，为已所用，这不但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还不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及法律尊严的维护，更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由于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行政权主体私欲的膨胀以及目前我国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督和制约，再加之行政权力本身具有被腐败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我国行政权腐败的主要原因。对行政权腐败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进行研究，对行政权腐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及对行政权腐败法律制约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利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完善。在我国具体国情与国外经验相结合的基础上，经过研究分析，最终得出寻求行政权制约的最有效、最权威、最持久的途径是行政权的法律制约。

关键词：腐败行政权腐败法律制约

前言

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在我国也不例外。反腐倡廉一直是我国党和政府、各界学者以及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腐败作为一种外部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现象，它的背后总是权力的腐败，离不开权力的运作，总是同一定的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现实社会中所出现的权力腐败多集中在行政权的腐败，而在权力体系中，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管理内政、外交的权力，即各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的授权，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力，在现代社会中，行政权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社会生活中，与普通老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由于行政权自身所具有的缺乏监督、缺乏制约等局限性，使得行政权力极易被滥用，形成腐败，从而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鉴于这种情况，我国党和政府积极进行制度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各界学者也从道德、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对权力的腐败进行了理论分析，世界各国也相应出台了有许多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措施。通过对以上各方的研究证明，我认为寻求行政权力的法律制约是最有效、最权威、最持久的模式。对行政权的法律制约可以起到对行政权腐败预防和打击的双重作用，也可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彻底肃清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残留下来“人治”的思想，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治社会。

一、行政权腐败的概念、形式及危害

（一）行政腐败的概念

腐败一词在新华字典中的含义是指制度、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这个含义我认为太过笼统，而且也太模糊，并未抓住腐败的本质含义。虽然社会各界都在对腐败进行各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腐败的含义也各不相同，但我认为腐败的本质含义就是利用公共权力满足个体私欲的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行政权腐败即是指利用行政权力满足行政权力主体私欲的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这表明行政权的腐败离不开行政权的运作，行政权腐败总是同行政权力密切相关。

（二）行政权腐败的形式

行政权腐败的外在表现形式，从理论上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行政权力的滥用；二是行政权力的个人化；三是行政权力的不作为。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力的主体正是主要依靠这三种形式，利用他们手中的行政权力满足其无限膨胀的私欲，从而违反法律和道德的制约，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行政权力的滥用是指行政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必须以其相应的责任为基本保证，责任为行政权力设定了一种合同的界限，使行政权力的运作成为主体所实施的一种负责精神的行为过程。一旦这种界限被突破之后，没有责任的行政权力就是一种被滥用的行政权力，就是行政权力的腐败。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必然形成行政权力的腐败。法国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来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可见，权力的滥用形成腐败是从古到今不变的规律。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可以把国家分为人治国家和法治国家两种。在人治国家中，“国王就是法律”，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国王可以随意制定、修改法律，人民群众丝毫无人权可言。在我国古代也是如此，所以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腐败盛行。在现今的社会中，行政权的滥用也依然是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一个重要形式。

在行政权力的诸要素中，行政主体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它是抽象权力的实际载体，决定着权力的具体掌握和运用，而权力行使的实际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虽然国家有着合理、恰当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规定了严格的权力使用程序和方法，但在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实际运用权力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不知法不懂法或自身受某种利益驱使因而滥用手中的权力，使之为已服务，为已所用。再者由于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上述三重法律身份各有不同的法定权利和义务，而且是在分别针对不同对应主体时才具有的。行政机关代表这一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与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它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的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于服务于自己的私利，公务人员以行政机关代表的身份与行政权力结合，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解脱另外几种具有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身份，这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结果：利用前一种身份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为后几种身份服务，使自己成为“一方霸主”，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呼风唤雨，为所欲为。

行政不作为是与行政作为相对而言的，对于行政不作为之界定，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某种作为的法定义务，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行为；[2]第二，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某种法定的作为义务，在应当为之且可能为之的情况下，却拒绝履行的一种行为方式；[3]第三，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依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申请，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却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一种行为方式；[4]第四，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依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应当履行能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但却不履行的行为形式。[5]综上所述，它实质上是一种潜在的行政权力腐败，经常被行政权力的主体披上“合法”的外衣来掩盖其腐败的实质。这种行政权力的腐败较之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行政权力的个人化具有潜在性等特点。行政权力主体在面对外界的诱惑，而做出不作为的决定，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通常能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找到“合法正当”的理由，使得行政权力的拥有者找到一种可以暗地腐败的途径。行政权力主体这种不超出法律规定的不作为行为也是行政权力腐败的又一重要的表现形式。

行政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的个人化和行政权力的不作为三种行政权腐败的外在表现形式各自独立存在，又是相互交叉的。在发生行政权腐败时，三者往往是同时并存相互渗透的。总而言之，只有从根本上找到制约行政权腐败的三种形式的途径，才能彻底清除行政权的腐败。

（三）行政权腐败对法制社会的危害

行政权在国家权力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行政权与公民的生活密切相连，它存在于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权力能否廉洁的行使，关系着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对行政腐败的原因及危害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分析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不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

行政权力的行使与公民的合法权益息息相关。如不通过建立健全制约行政腐败的法律制度，将会使行政权力主体无法依法行政，最终必然会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而通过法律所具有威慑力，可以限制行政权力主体私欲的膨胀，从而减少行政权力腐败的可能性。这样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就会公正执法，杜绝权钱交易，从而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加以制约，使行政权力主体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力，可以使他们认识到权力属于人民，要时时刻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从一切活动都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最终达到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

2、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行政权若不能依法公正的行使，将直接关系着公民的切身利益。行政权腐败严重，必然会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极大的危害；必然会引起公民的不满。从而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引起社会的动荡，社会秩序的混乱，最终导致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只有制定制约行政权腐败的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权腐败问题；从根本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只有公民利益得到保护，公民才会安居乐业，整个社会秩序才会有稳定的保障。

3、不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行政权力作为国家权力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行政权力运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各种权力，各个部门以及每个公民、个人。通过法律法规的约束，使行政权力的行使进入一个廉洁的良性轨道，将腐败降到最低点，对整个社会都将起到一定的榜样作用。对于腐败分子的法律严惩，也将会给整个社会造成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得从上到下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没有人敢于腐败，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4、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

我国目前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来制约行政权的腐败，但行政权腐败现象仍屡禁不止，仍然存在有法不依、违法行政的现象。这说明许多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无视法律的效力与尊严，对法律视而不见。我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目前法律还不够完善，对行政腐败分子的打击还不够严厉，使得他们在满足个人私欲获得巨大利益与法律惩处所造成的损失之间权衡之后，甘于铤而走险，违反法律。所以我们必须对行政权腐败现象作深入全面的分析，制定更加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使那些拥有行政权力的腐败分子不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5、不利于我国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

在我国行政权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在我国的法律规定中还存在着许多的漏洞和不足，这使得有些腐败分子钻法律的空子，滥用手中的权力达到满足自己私欲的目的。而且，由于我国法律的漏洞使这些蛀虫逃脱法律的制裁，给国家、给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也将带来深远的危害。通过对行政权腐败现象的深入研究，通过新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必然会减少我国法律中的漏洞，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体系。

综上所述，通过对行政权腐败的法制制约问题的研究，可以从法治层面上制约我国腐败现象的产生，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持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国家政权，并最终推动我国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二、行政权腐败的原因分析

腐败是与权力密不可分的，权力存在的地方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腐败。而在我国众多“权力”中，行政权的腐败尤为突出，非但屡禁不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腐败官员的头衔越来越大，腐败行为也比比皆是。为了找到解决我国行政权腐败的最佳切入点，我们有必要对其形成原因作全面深入的分析。

（一）行政权腐败的文化、传统原因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有着两千多年人治的历史。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权力腐败正是生长于中国历史悠久的宗法族制和人情大国的深厚土壤，亲情重于理法是其根本的价值定位，以情谋私是其主要功利目的，血缘、乡缘、学缘、业缘四个圈子是其畅行其道的基本依托，人情开道，旁门左道是其基本运作模式。而当今行政权力的腐败与古代权力腐败一脉相承。中国社会的血缘亲情关系较之西方社会要牢固得多，这是由于中国有悠久的宗法族制历史。在一个家族中，人们看重的是与掌权者血缘关系的远近，意味着自己是否有所依靠。随着社会的发展，走出家门成为必然，这时血缘关系的依靠已远远不够，人们开始寻求新的依靠，即老乡关系，也可称为“乡缘”。所谓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并不是一种思念，而是一种依靠。人们为了寻求这种依靠，不断的发掘生活中的种种关系。于是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都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依靠。而这些所谓的“依靠”，一层层的连结起来就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人情网，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不断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满足自己和别人的私欲，从而不断的扩大这长无形的人情网。在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情观念下，腐败找到了它生长的土壤。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里始终贯穿着“人治”的思想。“法治”在我国古代仅是君王为了更好实现其“人治”的一种手段，与西方国家倡导的“法治”截然不同。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个人的思想感情，个人的厌恶喜好往往凌驾于法理之上。形成了后来的道德高于法律。例如：古代人们一直认为复仇是天经地义，认为有人杀了他们家的长辈，他们的子孙理应为父报仇，即使报仇后到官府自首，县官也会念及其是孝子而网开一面，全城老少也会对其做法予以称赞。此时的法理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正所谓道德高于法律，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必须屈法律而全道德。[6]这种思想一直占据着掌权者的头脑，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就应自己说了算，法律在他们面前是那么的渺小。我认为，掌权者的这一传统的错误认识也是行政权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中国的权力腐败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渊源，才使得今天解决行政权腐败问题困难重重。

（二）形成行政权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个人的私欲

行政权腐败的一个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权力的个人化，行政权力的主体总是把公共权力当作是自己个人的权利。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行政权力的主体总是利用行政权力来满足个人的私欲。腐败的产生都是个人私欲膨胀的结果，而私欲的膨胀必然导致权力的个体在名利问题的价值取向上发生错位和扭曲。行政权力腐败大都是围绕名利问题展开的。个人私欲的膨胀导致权力个体对金钱、物质、地位等的无限追求。如何能快速、有效的满足个人的私欲，在当今社会环境里，权力就成为满足私欲的最佳工具了。从古到今，人们正是在个人私欲的趋使下，一次又一次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可见，行政权腐败是行政权力和个人私欲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三）行政权力本身有被腐败的可能

行政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从主观形式上讲，行政权力是公共意志的反映。但行政权力必须由具体的个人来行使，这就使行政权力有了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需要体现公共意志，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行政关系的主体个人利益相联系。在行政权力的运作中，行政权力能给行政权力的主体带来金钱、地位、名誉等各种既得利益，这些本身就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具有极大的腐蚀性，对满足其个人的私欲有很大的诱惑性。行政权力的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行政权力的行使使行政相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这样容易使行政权力的主体产生一种特权思想，这往往是行政权力腐败的开始。另外，行政权力还具有可交换性，即权力可以用来交换。抽象的行政权力本身是无法交换的，但就具体的行政权力而言，在特定的条件下完全可能被用于交换。正是行政权力的可交换性在一定条件下为行政权力的腐败提供了契机。

（四）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法律的监督与制约

在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缺乏法律法规的监督与制约。虽然我国法律有有关贪污罪、受贿罪等的规定，但面对当前各种各样的行政权力腐败，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所起的制约作用还远远不够。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监督的权力。但在当前社会，行政权力主体的地位恰恰与人民掉了个儿。行政权力成了行政权力主体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行政权力主体不惜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民告官的案件不断上升。虽然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对行政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但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不愿申请行政复议，不愿意、不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十分普遍。行政主体以裁判者的身份来解决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发生的纠纷，无疑给行政相对人申请复议造成心理障碍。从公民寻求法律救济的正常心理来说，是要求法律上的公正，公正的前提是有一个公正的裁判者，而这恰是行政救济方式所不具备的。要求上级行政机关做到完全跳出部门或系统的狭隘圈子，正确依据法律来解决下级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纠纷，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公民在行政诉讼面前还存在一种心理障碍：行政管理与自己的联系更为直接，一旦诉讼中胜诉，使行政机关丢了面子，日后的正常生活恐怕难以为继。从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确立实施以来，行政复议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并不多。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1995年至1999年有关情况的不完全统计，五年间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共查处行政违法案件近727.5万件，共收到行政相对人复议申请8951件（包括行政许可行为不服的复议），复议率低于总处罚行为的1.1‰。大量的行政争议起诉到法院的也非常有限，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全法院1999年共受理一审案件569.2万余件，比上年上升5.2%；审结一审案件569.8万余件（含旧件），比上年上升5.63%，但其中审结的行政案件只有98759件，比上年上升0.38%。也就是说，行政案件约占全部案件的1.7%。在有的地方行政案件还出现了下降趋势。而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作用也十分有限。在1995-1999年五年间经上级行政机关通过复议加以纠正的行政行为还不足申请数的19%。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显得是那样的薄弱，为行政权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五）我国的制度存在一定的弊端

由于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使得我国在制度上仍残留大量的“人治”思想。这各思想在行政权上表现尢为突出。而造成这一弊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行政权力缺乏制约，给了行政权力的主体滥用行政权力形成腐败的机会。法国孟德斯鸠认为“有权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因此要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其他权力对其加以约束。我国目前行政权力腐败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的原因，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享廷顿的理论“一般来讲，不太稳定的社会比相对稳定的社会更容易出现腐败。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比传统社会国家的腐败更普遍。”[8]由于我国现在正逐步实现现代化，旧的机制已经被打破而新的机制正在建立，尚未完全形成，使得行政权力失去控制，缺乏必要的制约。

综上所述，行政权的腐败是行政权力的异化，只要社会还需要行政权力，就必然存在行政权腐败的可能，只要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没有消失，就会有私欲的产生，就会使行政权腐败的可能成为现实。所在当今社会，行政权的腐败仍是一种必然现象。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有效的措施来彻底消灭它，只能通过努力用其他权力来制约它。从而达到一种权力的平衡。

三、解决行政权腐败问题的对策和措施

行政权的腐败是行政权力与私欲相结合的产物，遏制行政腐败的途径不外乎道德途径和法律途径两种。道德途径是通过限制私欲来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虽然以德治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这种单纯依靠道德教化来遏制行政腐败的方法显然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只要还存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人的私欲就会存在，就会无限的膨胀。所以我们必须寻求通过约束行政权力来限制私欲膨胀的方法即法律途径。惟有法律对权力的约束才是持久的。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那么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并且我认为当人们受到法律的约束，而将其形成一个习惯时，人们也就具备了相应的道德。所以我们应在不放松道德教化的同时，着重建立健全制约权力的法律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一）应加强廉正立法

行政权腐败是一个行政权被滥用或行政权力运作失控的问题。判断行政权力是否被滥用或运作是否失控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必须明确行政权力的界限或范围。这就要求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行政权力的范围及其运作的程序和方法。使法律成为控制行政权力活动过程的基本规则或管制行政权力的工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我党内部都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等，对遏制行政权腐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行政权腐败问题仍然存在着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以权代法的现象。对某些行政腐败现象和行政权腐败制度化问题如何依法治理，仍然缺乏法律依据。这就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行政权腐败屡禁不止。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布坎南也指出：“对外在代表国家办事地位的人，如果要适当地设计出能制约赋予他们的权力和他们在权力范围中的行为的法律——宪法条款，我们就一定要把他们看作是以他们自己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追逐财富的人。”[9]因此，从立法上建立制约行政权腐败的天罗地网，使行政权力的掌权者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和限定的程序上行使自己的权力，使行政权力的当权者不敢以身试法，挺而走险是非常重要的。

1、制定《公务员法》。通过立法，将公务员的行为规范化、法律化，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务员制度，选择、录用优秀人才进入国家公务员序列，规范监督公务人员的行为，并对他们的财产进行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

（1）日本的《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对公务员的惩戒等。国家公务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选用程序，并且对于录用人员进行审查。如果发现具有诸如正在服刑，被处以免职处分未满2年等决不任用。新公务员就任，须经过宣誓程序，公务员不得接受捐款或者其他利益，不得兼任以营利为目的的私有工商业、金融业的负责人、顾问或者评议员。不得自办营利性企业。离职2年内不得担任与离职前5年内任职的国家机关有密切关系的职务。如果违反了《公务员法》，玩忽职守或者实施了与其职务不符的不正当行为，将受到免职、停职、减薪或者警告处分。

（2）韩国在1993年颁布了《公务员道德法》，该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政府要员、议员、军人以及学校、国有企业以及地方自治团体4级以上公务员要登记财产，1级公务员要公布财产。该法还规定，凡是发现政府官员有贪污行为，都必须将全部财产交还国家。

（3）韩国1993年8月公布了金融实名制度，规定在银行存款或者交易的人必须持居民登记证。以前使用假名的，限期在两个月内改为真名。该制度还规定30岁以上的成年人财产超过5000万韩元的，要接受国税局的财产调查。每次3千美元以上，每年1万美元以上的海外资金流动，应通报国税局并接受调查。

一个国家能否建立起完备的反腐败法律规范，是有效的预防行政权腐败的关键环节。我国目前已建立了金融实名制度，但要建立和完善这样一个制度还需克服各方面的阻力才能实现。

2、反贪污、贿赂的专门立法。在行政权腐败中，一个很重要的腐败形式就是贪污和贿赂，杜绝贪污、贿赂现象，就会从根本上大大削弱腐败的可能。所以我们急需一部《反贪污、贿赂法》的出台。

世界各国也制定了各种反贪污、贿赂的法律。1970年新加坡颁布了《防止贿赂法》，1988年规定了《没收贪污所得的利益法》；泰国1975年颁布实施了《反贪污法》；美国1977年颁布了《对外行贿法》。这些法律都大大防止了国家行政权力主体的腐败行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作为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应结合我国的国情，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我国的《反贪污、贿赂法》。该法内容包括：（1）对于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各种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修改和补充；（2）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制定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特别程序；（3）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教育；（4）规定反贪污机关的职责和侦察权力；（5）规定反贪污的专门机关与党的纪检、政府监察机关的配合与协调；（6）规定对与证人的保护措施和对于妨害反贪污司法活动的惩处。

（二）设立专门的反行政权腐败的专门机构——反贪污贿赂局

行政权的腐败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要制约甚至杜绝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完成。

我国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建于1947年。廉政公署的主要任务是肃贪倡廉，提高公民的道德观和责任感。香港廉政公署被赋予了比警察更多的广泛的调查权力，包括不受限制的调查权、无证逮捕权、搜查和扣押权、扣留护照和私人文件权、询问及查阅政府内部文件权、要求提供证据、资料权等。为保护廉政公署执法的有效性，香港法例还规定了抗拒廉政公署人员执行职务罪，向廉政公署人员做伪证罪以及假冒廉政公署人员罪等，对于触犯者处以罚金或者监禁等刑罚。为防止廉政公署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由香港行政区长官任命了五个咨询委员会负责对于廉政公署进行全方位的监督。香港廉政公署在打击行政权腐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鉴于反行政权腐败是一项长期战略性任务，建立一个专门的反行政权腐败的机构虽然可能会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但是是值得的。而且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实力，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走完善我国现行反行政权腐败法律体系的路子，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要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既不失职，也不越权，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行政权力膨胀的问题。资本主义初期，适应自由竞争的需要，提倡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因此，依法行政之法，是指狭义的，即国会制定的法律。“无法律即无行政”。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扩大、深入，法治国家逐步建立，依法行政之法，扩大至根据法律制定之法规等行政立法，这是国外依法行政理论的主要时代变化。[10]就国家而言，德国行政法学的创始人OttaMayer在《行政法》中认为，依权力分立原则，国家应“依法律而治”，即国家之司法及行政皆受法律之拘束。依法行政的重点为“1.法律的规范创造力原则；2.法律优越原则；3.法律保留原则。”[11]印度行政法学者M.P.赛夫在其《德国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德国的“法治”观念包括两种意见，“实质上的法治要求实现公正的法律秩序。这一原则要求国家的权力应当服从于各种确定的、不可变更的宪法原则，服从于实质性的基本价值”。“形式的法治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应当以根据宪法制定的各种法律为依据”。[12]在我国坚持依法行政首先要完善行政立法，划清行政权力的范围和界限，使所有行政行为都有章可循；其次，为了确保政府行政权的正当行使，应当建立健全人民对行政权的有效监控系统。虽然目前在我国实现大范围内的人民直接民主不存在困难，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忽视人民对政府的直接监控的必要性。为了保障行政权力不被滥用，应当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在特定的事项上和适当的范围内实行人民的直接民主，并逐步扩大这种民主。

（四）建立付出和回报互补互动制度

在中国，从古代到近代，通行是学而优则仕，仕而高则富。一批批的优秀人才之所以笑对“十年寒窗无人问”的清冷，孤独之所以超常付出而甘之如饴，根本上是因为有“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辉煌；因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多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巨大回报以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超常收益。仕途是提高社会地位之路，通向权力中心之路。读书才能做官，做官才能带来最大的利益，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甚至荫及子孙，居于最高的社会地位，享有极高的威望。一切只有和“官”位挂钩，才有价值和地位。可见，掌握了行政权力，就会带来利益，这也正是行政权力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之所以造成这样，主要是因为做官的与一些真正有本领有技术的人员所获得的利益不同，这种回报差距使得行政权力主体产生一种惰性，只是一味的获取利益，形成腐败。

东亚邻国新加坡的经验颇有教益。新加坡不仅在短短几十年间经济迅速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且以吏治清廉著称于世。其中，利益分配制度及其严明的赏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于。对公务员的待遇，上下级之间拉大差距，高层和基层事务官相差9倍。决定是否升迁的基础和依据又完全是政绩，而不是出身、背景、年资或关系。建立公积金制度，公务员每个月收入的37%存入国家银行生息，其中16.5%来自个人薪水，20.5%是政府提供的那部分公积金；如果胆敢犯贪污罪，就使他不仅在政治上、名誉上身败名裂，而且在经济上接近于倾家荡产——他名下的个人公积金，包括来自个人薪水和政府基金的两部分将统统没收，即使再有功，再得力的公务员，也不能幸免。

因此，在制度上特别是在分配制度上，通过利益杠杆产生巨大的奖赏和激励，同时形成强有力的惩罚和约束，对贪官污吏，则从各方面给予惩罚、约束，对公务员防止其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使之不敢、不能、不必、不愿冒身败名列，倾家荡产的巨大的利益风险去搞腐败，从而实现行政权力的廉洁和高效。要制约行政权腐败就必须赏罚分明，把能力高低和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同个人利益紧密挂钩，做到赏罚分明。

（五）对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创新，加强对行政权腐败的法律监督和制约

1、统一我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的审查范围、审查原则和审查依据。

（1）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条和第7条的规定，行政复议和审查范围不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还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诉讼法》第2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在审查范围上采取《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一方面体现法院的力度，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对行政行为的监督，防止腐败的形成。

（2）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条规定，复议机关依法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和适当进行审查，确立的是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并重的原则。而《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54条第4项又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是合法性审查为主，合理性审查为例外的原则。由于行政复议实际作用有限，行政诉讼审查原则有限，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通过在立法中尽可以的明确行政行为的审查原则，更有利于公民利益的实现。

（3）根据《行政复议法》第7条的规定，复议机关审理案件的依据，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还包括依法制定的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而《行政诉讼法》第52条、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规章。对地方规章与部门规章不一致的，以及部门规章之间不一致的，还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裁决。依据不同，产生的法律后果往往也不同，这就容易导致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判决相矛盾的情况屡屡发生。所以对审查依据的统一有利于公民利益的保护、行政行为的监督，防止腐败的发生。

2、缩短法律救济的途径，增加法律监督的力度，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法律法规规定有复议前置的，行政相对人必须先经行政复议，之后才能向法院起诉。目前我国法律中设定的复议前置为数不多，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件行政争议从行政机关到法院，多渠道、多环节、长时间，历时一年甚至多年者并不罕见。《行政复议法》对复议期限加以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缩短一定的法律救济途径，有利于纠纷的尽快解决，加大法律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防止腐败的发生。

结束语

行政权腐败问题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更要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我想信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对行政权腐败问题法律制约的研究，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不断完善！

注释

[1]刘金国：《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第4页；《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2]周佑勇：《论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和责任》，载《法商研究》，1997（4），第34页。

[3]石佑启：《行政不作为引起的国家赔偿责任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4），第55页。

[4]朱维究：《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343页。

[5]罗豪才：《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168页。

[6]崔永东，龙文懋：《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现代解读》，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7]同[1]

[8]塞缪尔·P·享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版，第64页。

[9]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版，第38页。

[10]蔡志方：《行政法三十六讲》，第58页。

[11]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修订二版，第51页。

[12]M．P．赛夫著、周伟译：《德国行政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第15—16页。

参考文献

[1]马庆钰：《关于腐败的文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张国钧，李艳平：《论利益和赏罚的互补互动》，《中国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3]刘生荣：《世界各国反贪污对策研究与思考》，《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4]应松年：《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方世荣：《论行政权力的要素及制约》，法商研究，2001。

[6]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出版社，2000年版。

行政权范文篇5

[关键词]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科学界定

Executivepower：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Summary]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afoundationstoneinthescientifictheorymansionofanadministrativelaw,Ifaccountforthebasicconceptionof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insufficient,thetheorymansionofthewholeadministrativelawwillcollapse.Itisprerequisitesof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odistinguish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researchstartingpoint,theoreticalfoundation,idea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basictheory,andProbinginto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willofferthestandardfor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andallcharacteristicsthattheexecutivepowerreflectsaretotallycompetentattheimportanttask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itisexecutivepowerthatcandefinedasthe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

[Keyword]Executivepower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cientificdefinition

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推翻，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

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

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

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P7）

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

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P338-341）

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

（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

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逻辑起点

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再现）

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

（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

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

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转

（三）处理好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

宪政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

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宪政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宪政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宪政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宪政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宪政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宪政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宪政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P13）可见一方面宪政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

“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

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

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

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

1.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

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

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

3.排他的确定性

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

（1）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

（2）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

（3）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4.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

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

5.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合宪性

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宪政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宪政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宪政”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宪政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宪政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宪政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

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

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

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

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

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

4.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

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宪政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

结语

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

--------------------------------------------------------------------------------

[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②]按照这个标准，诸如“人权”、“公共利益”、“平衡论”、“公共服务”等属于行政法应然层面上的范畴就无法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因为行政法在其发展史绝大部分时间里并不与这些目标保持一致。

[③]行政法学原先确实是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去的学科，因此研究行政法学不能不从行政谈起，“行政法是研究行政的法”，但是“行政”只是行政法的“研究起点”并不是“逻辑起点”。行政法从行政管理学中分离出的那一天，行政法学就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它的逻辑起点具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④]值得关注的是，正是由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行政权的客观存在是行政法产生的历史起点，因而很多行政法教科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如王连昌主编的《行政法》即是典型的代表，书中还写到：“哪里有行政权，哪里才会有行政法。”（见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M],，1997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页），这也是对行政权与行政法“历史起点”同步性的概括。

[⑤]杨海坤：《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版，第8页。此外，还有学者将行政权作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点”，是“行政法一切特殊性的根源”，行政主体、行政作用、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众多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无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息息相关。参见陈端洪：《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33页。

参考文献：

[1]陈江华。浅议法哲学的逻辑起点[J].法学杂志。2005（1）

[2]罗豪才。我国行政法制和行政法学的继承与超越[J].法学家。2003（5）

[3]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刘春萍。“执行权”取代“国家管理”：俄罗斯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2）。

[5]袁曙宏,宋功德。WTO与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曾祥华。人权：行政法的逻辑起点[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J].法律科学。1999（2）

[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高家伟译。行政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张全新。形成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3]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5]杨海坤,章志远。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述评与展望[J].岳麓法学评论,2004年号。

行政权范文篇6

针对东莞市的这种财政状况，广东省采取的措施是，从9月中旬起，东莞市由纪委牵头，联合财政局、审计局等，对其下辖的32个镇财政资金进行了内部审计检查。据透露，东莞市到目前为止，已经彻查32镇的财政资金达上千亿元之巨。内部审计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内部审计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内部审计和内部监管都会出现漏洞。财政资产光靠内部监管或行政监管恐怕是不行的，一定要跳出内部监管的制度陷阱。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在中西部地区部分贫困乡镇都出现大量财政赤字的同时，东莞却出现了大量财政结余而且财政资金被大量挪用的现象。其实，无论是中西部地区乡镇的财政赤字，还是东莞地区的镇级资产黑洞，本质上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即现行财政权与行政权合一条件下的财政监管体制弊端。我相信，如果中国的财政监管体制不实现真正的财政权与行政权分离，那么，中国其它乡镇将出现更多的李为民，即使是乡镇财政资金再充裕，也不够填补这些行政兼财政一把手的欲壑。

据透露，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广东将鼓励部分地区实行“镇财县管镇用”的措施。实际上，这一措施仍然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可行性。镇财当然是不能镇管的，而必须由上一级监督管理。也就是说，本级财政资金只能由上级管理。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一是本级财政到底应该由上级的哪一个部门管理，二是本级财政权与行政权是否能实现真正的分离。如果说本级财政仍然由上级政府部门而非财政部门和人大管理，那么，资金漏洞仍然不可避免；如果说即使是本级财政由上级财政部门监管，而本级的财政权与行政权不分家，那么，财政监管仍然会有漏洞。因此，财政监管并不是本级管理或上级管理的问题，而是权力分配的问题。如果财政权与行政权不分离，那么任何监管模式都将失去效用。

行政权范文篇7

本文作者：丁伟峰王丹工作单位：通化师范学院

（一）行政权公共性的价值判断行政主体不是道德的产物，行政主体的存在与享有和行使行政权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说法，在国家产生之前的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之下，每个人都享有上天赋予的权利，自由运用自己的权利必将导致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因此，人们通过协商、谈判，建立国家。政府或者说国家正是调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1]这就是说，国家是人类理性的结果，人类有感于自身内在的需要，“让渡”自己部分权利而形成公共权力，通过该公共权力来保护公共利益，促进个人的自由与发展。由此可见，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契约方式为基础的让渡，所以，公共权力的运行应为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服务，以体现其公共性。公共权力的根本属性就是公共性。行政权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组成部分，与立法权、司法权一样，行政权的本质属性亦应该是公共性,公共性是行政权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因此，行政主体依法所具有的行政权只能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行使，才符合当初授予该行政权的目的，才能获得行政相对人的认同。（二）行政权公共性的异化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行政权运行中极有可能会与人们的初始目的背道而驰，即行政权可能会侵犯公共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即行政权具有“向善”的可能，也有“向恶”的可能。因为，行政主体必须把行政权分解到不同职位的国家公职人员身上，由具体的人来行使行政权。这样一来，行政主体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体现了人性的特点，正如联邦党人代表麦迪逊所持的看法，政府是人性的最大反映。如果人们都是天使，根本不需要政府；如果人们都由天使统治，也不需要对政府进行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事实上，我们建构的政府是“人统治人”的政府。因此，人性必将会反映在政府的行政过程中。国家公职人员具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代表国家履行公务，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是作为有着独立利益的个体公民存在。国家公职人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常常生活在公共利益与个人私利的夹缝之中，一旦国家法律规范的监督出现“漏洞”，国家公职人员就可能难以抵制“利益”的诱惑，而运用手中具有扩张性的权力来谋取一己之私利，进而导致行政权公共性的“异化”。毫无疑问，行政权的良好设计与运行使社会安定成为可能，使经济壮大变为现实，使个人权益得以维护。然而，行政权运行不合法是始终困扰人类的一个难题。人类选择了行政权，可历史又开玩笑似地使选择了行政权的人类苦苦挣扎于行政权的高压状态之下。目前，我们不知道除了行政权，是否会有一种更值得信赖、更值得信任的力量来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历史不允许假设，在我们无法做出其他更佳选择时，我们惟有一方面尊重信赖行政权，另一方面对其始终持戒备之心。所以说，如果为了保障行政主体在享有与运用行政权的同时，行政权公共性不被异化，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对行政权进行规范。其中，从行政主体自身约束机制建构为逻辑起点的行政自制就是一种新的控权理论。

（一）行政自制是行政权公共性的必然选择“行政主体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相对人互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是以其行政法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独立行使行政权力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主体。”[3]由此可见，行政主体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具有独立的意思表示，并且独立承担责任，即行政主体是职责与职权的统一体。从行政主体定义的角度来看，行政自制是行政主体自发地对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进行的自我控制，尽可能地使行政权规范地运行，并符合行政权公共性的要求。行政自制是行政主体权责一致原则的客观要求。那么，我们可能会产生质疑，行政主体是在什么动力的驱动下去自发约束自己？行政主体真的能够不被利益所“俘获”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从行政权公共性视角来进行分析。众所周知，行政权是行政主体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行政权就不会有行政主体的存在。为了确保其合法性地位，行政主体必然会努力实现和维护行政权的公共性，即通过自身约束机制的构建来规范行政权的运行。这就是说，行政主体具有内在动力去实施自我约束，努力避免被特殊利益所“俘获”。因此，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存在一个纽带，即行政权公共性。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双方都力图确保行政权公共性：从行政主体方面来看，行政主体为了获得行政相对人的认同，维持与提高其合法性，确保行政权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运行，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从行政相对人方面来看，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认同主要是根据行政主体是否运用行政权来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是否在运用行政权过程中侵犯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正如崔卓兰教授所说，“在民主政治制度下，行政权并非一种自发产生的权力，其源自人民的授予和委托，若任其恣意和率性，其必凌驾于人民头上，成为专横的统治工具，最终导致政府失去其代表人民的资格。”[4]由此可见，行政主体要想获得合法性，就必须正确运用行政权，得到相对人的认同与支持。由此可以得出我们的结论，即行政自制是行政权公共性的必然选择，行政权公共性是行政自制的原动力。（二）行政权公共性视角下的行政自制在现代民主社会，行政权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正是为了保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人们才通过协商，让渡出部分权利，从而形成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行政权。根据行政权的发展史可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公民对行政权的期望也经历着变化。行政主体为了获得行政相对人的认同，也在不断调整行政任务的范围。也正是在行政权的调适与不断膨胀的过程中，行政权存在着异化的最大风险和可能，即行政权公共性的丧失。因此，行政自制可以说是在规范行政权方面一个新的尝试。“本文把行政自制定义为行政主体自发地约束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使其行政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行的一种自主行为，简单说，就是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下设机制。”[5]由此可见，行政自制理论是建立在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新认识基础之上的，改变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行政权“恶”基础上的控权思想，是对行政权“善”的可能性的肯定，是在服务行政、积极行政背景下，对如何规范行政权这一现实的法律问题所做出的回应。对于行政权善恶的不同认识，将会导致在规范行政权体系构建方面出现不同的路径选择。行政权具有向“善”可能性的假设，将会导致人们对行政权的控制方式由外部他律转向内部自律的研究，即行政自制。尤其是在当前情况下，随着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公民意识与平等观念日益提高，人们对政府与公民关系有了更深刻地认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经典概括。所以，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存在一致的方面，并且能够成为二者关系的主旋律。

（一）积极推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过程随着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行政权运用过程不仅仅是行政主体单方面行为过程，更需要行政相对人的合作，尤其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根据合法性理论，现代民主社会的行政过程应该是趋向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互动过程，行政过程就是人人参与的过程。行政相对人参与意味着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协商、合作，意味着行政权运用过程就是在充分沟通、对话的基础上形成共识的过程。行政相对人参与要发挥其真正作用，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具体制度中来，离开完善的具体制度，行政相对人参与将沦为空洞口号。完善与行政相对人参与密切相关的制度，主要有行政听证制度、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征询意见制度等。通过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设计，确保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过程并且真正地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认同感，确保行政权的运用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二）科学、合理地界定政府职能，建构内部分权机制毫无疑问，现代政府同时集中了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三种性质权力，并且成为世界各国行政权发展的共同趋势和市场经济共同要求。可是，这种行政权集中了三种性质权力于一身，严格来讲是违反了三权分立精神，增大了行政专制局面出现的可能性。美国针对行政权“一权独大”局面，允许整个机构集中权力，但要求机构的职能分配服从和分权类似的分离原则，即采取职能分离原则。根据孟德斯鸠关于分权制衡理论的经典逻辑，如果三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发生重合，也就是说，由相同的公职人员行使两种以上不同性质权力，那就给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创造了机会，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就得不到可靠保障。所以，政府必须要实行职能分离，尤其是制定行政决策的公职人员不应该直接负责该政策的执行，对这一行政过程进行监督的公职人员应该相对于上述二者具有一定独立性。既然行政权的扩张是一种社会需要，行政自制就不得不对这一趋势做出回应。我们这里认为，政府应坚持职能分离原则，在政府内部根据行政权的具体性质可以分为立法性权力、执行性权力与裁判性权力，根据不同性质把相应的权力分解给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实现政府内部行政权的相互制约与平衡。同时，政府要注重理顺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的关系，明确政府的“掌舵”功能，把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适度下放给社会和市场，如民营化、社会化等。公共服务的放权与委托说明行政并非是政府的专属功能，也表明行政方式由直接行政转向了直接行政与间接行政的并存的局面。（三）重塑公共行政精神根据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的论述，“所谓公共行政精神，是指公共行政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公共行政组织或人员的公共行政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它决定着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程度。由于它深深地嵌入公共行政组织或人员的内部，所以具有相对的稳固性。”[6]公共行政精神主要包括民主、法治、公正、公共服务等，尤其是行政主体应该充分注意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注重公共服务提供的社会公平性。因此，重塑公共行政精神，推动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对行政权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认识。正如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行政权范文篇8

行政国家的主要标志是：

（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大量增加。以美国、英国和我国为例：美国在建国之初，

联邦政府仅设3个部，行政人员为4479人，与美国当时总人口的比例为1∶1100.到本世纪，联邦行政部门发展到70多个（10多个部，60多个独立管理机构）行政人员增加到3，111，912（1991年统计数），与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80.英国在19世纪前期，中央政府仅设6个部，行政人员22，000人，与当时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740.到本世纪60年代，中央政府的部发展到24个，行政人员增加到827，000人，与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69.我国在封建时代，中央政府通常设10来个部门（如唐朝的3省6部等），行政人员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汉1∶7945；唐1∶3927；明1∶2900；清1∶911.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最初设35个部委级机构，54年增加到64个，行政人员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97；8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部委级机构曾增加到100个，90年代中期，纯行政人员已达1042万，加上其他吃“皇粮”的人员则达3576万，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9.

（二）行政职能大为扩张。在19世纪以前，国家行政职能通常限于国防、社会治安、税收和外交等寥寥数项。而进入20世纪以后，行政职能大为扩张。国家行政新涉及的领域主要计有：（1）干预经济，对经济进行调控；（2）管理国内、国际贸易，国内国际金融；（3）举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4）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5）保护知识产权；（6）保护、开化和利用资源；（7）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活、生态环境；（8）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9）管理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10）直接组织大型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等等。

（三）行政权力大为膨胀。行政权的膨胀首先表现在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方面，如行政许可和审批制度。19世纪以前，行政许可和审批很少适用，即使适用，也只限于几个特别行业。而到本世纪，各国适用行政许可和审批的行业通常达几十，甚至几百种，大至航空、航天、广播、电视，小至儿童玩具，人们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茶等。除行政许可和审批权外，行政机关的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调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权同样大为扩张。不仅如此，在本世纪，行政权已不仅仅在执法领域膨胀，而且大举侵入到立法和司法领域。在立法方面，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规章的数量已大超过议会立法的数量（通常为议会立法数量的10至20倍）；就是议会通过的法律，其法案的70％以上也是由行政机关提交的。在司法方面，行政机关在其系统内设立行政裁判所或行政法官，裁决商标、专利、医疗事故、交通事故、土地、森林、水、矿产资源等各种各样的争议、纠纷。

（四）行政自由裁量权大为增长。在19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一般均奉行“无法律即无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很少有“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但到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迅速增长，议会对行政的授权很少限制，许多授权是漫无边际的。议会授权经常使用的表述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作出某种行为；或者行政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作出某种行为，等等。行政机关根据这种广泛的授权，几乎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

行政国家的成因

行政国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最重要的原因有下述五项：

（一）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西方国家的经济较19世纪有了迅速，甚至迅猛

的发展。经济的迅速、迅猛发展导致了私人对“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市政建设、社会保险、环境保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规则等有形或无形产品）的大量需求。而这些“公共产品”是很难由私人提供的，于是政府的职能和权力籍此膨胀。

（二）科技的发达和进步。科技的发达和进步既是促成20世纪经济迅速、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它本身又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立法权和司法权逐渐旁落行政机关。因为有关立法事项和有关民事、行政案件越来越多地涉及科学技术，而议会的议员、法院的法官往往缺乏对相应事项、相应案件的专门知识、专门经验和专门技能，故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授权行政机关行使准立法和准司法职能。其二是科技的发达和进步同时提出了对之加强管理的需要，如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交易规则、知识产权争议的处理，等等。这些都是“公共产品”，一般只能由政府生产和提供。

（三）议会民主的衰落和普通司法单轨制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19世纪以后，由于政党制度的日益发展和多数党内阁对议会的控制，议会民主日渐衰落。议员们在竞选时，往往给予人民种种许诺，但一旦被选上进入议会后，即一切从党派利益出发，完全置人民利益于脑后。议会由于通常为执政党占多数席位，故受制于执政党内阁，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成为徒具形式。至于法院，本来是行政权的一大制约。但自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建立行政法院，实行司法双轨制以后，普通法院对行政的制约功能大为削弱；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英美国家的司法单轨制到20世纪也难以为继，加之普通司法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司法权越来越多地向行政转移。虽然英美国家的普通司法还保留着对行政司法的最终审查权，但因过多地考虑行政的政策性、技术性等，往往放宽审查标准，使行政更无所顾忌地自由裁量。

（四）帕金森定律的作用。根据帕金森定律，行政机构有一种自我膨胀的内在动力。首先，一般行政官员都有一种增加下属，扩大权力，以提高其所在机构级别和本身职务级别的本能的欲望；其次，一个官员找下属，往往愿意找两个，而不希望只找一个，使之能互相制约。而下属在工作多了需增加编制时，往往不愿意增加一个同事，而希望上级给他配备下属，并且是希望配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下属；第三，下属多了，工作人员多了，工作量可能更为增加：需要有人搞人事，需要有人搞后勤，工作要层层请示，文件要一个一个部门会签，各种各样的关系需要协调，等等；第四，各部门为其增人扩编制造理由和根据，还会源源不断地开拓出新的工作、新的事务来。这就是所谓“帕金森定律”。为了证实这一定律，有关研究人员考察了英国海军部的机构和人员在本世纪前期的发展情况。英国海军部1914年有行政人员2，000人，当时其所管辖对象为：海军官兵及海军基地工人、办事人员共206，249人，比例为1∶103；到1928年，海军总人员编制缩减为166，997人，而海军部行政人员却反而增加到3，569人，比例为1∶47.研究人员再分析导致这种管理对象减少，管理人员增多现象的具体原因时，完全证实了帕金森定律。

行政国家的异化

>

如前所述，行政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是社会对“公共产品”需求大量增加后，人们为满足此种需求而自觉或不自觉制造出来的一种奇特之物。此种奇特之物一经制造出来，确实给人们神奇地生产和提供了各种各样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但是，其在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魔术般地生产出各种各样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副产品。而且，行政国家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展，以致于其有完全演变成一个社会毒瘤的趋势。这种现象即为行政国家的异化，其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一）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威胁。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为了保障民主、自由、人权，必须确立和维护相对稳定的秩序。而要确立和维护秩序，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权，行政国家正是社会对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权的需要的产物。然而，行政权过于强大，如果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它又必然形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威胁：使议会徒具形式，使法院听命于政府，使人民（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对行政官员心存畏惧。

（二）腐败和滥用权力。行政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产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产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所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将行政相对人作为自己任意驱使的对象，他们可以对相对人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定规章制度、乱发号施令，相对人若不服从，他们即对之予以强制或制裁，甚至实施肉体和精神折磨。行政权的滥用和腐败，有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三）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在行政国家的条件下，由于帕金森定律的作用，行政人员增加，行政机构膨胀。按照一般规律，人多应该是好办事，多办事，但是异化的规律却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机构之间、办事人员之间互相推诿、互相扯皮。本来是一个衙门能办的事，相对人要找几十个衙门，拜几十尊菩萨，盖几十个图章，更不要说这些衙门门难进，事难办，这些菩萨脸难看，话难听了。

（四）人、财、物资源的大量浪费。行政权的行使必须有相应的成本付出，这是自然的、正常的。但是当行政国家异化现象出现以后，行政权行使的成本会成倍地增加，以至导致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大量浪费。很多优秀人才的精力、才华并非用于事业，而是用于处理机关之间人与人的各种复杂关系；国家财政税收的大部分不是用于经济文化建设，而是用于几百上千万公职人员的“皇粮”开支（所谓“吃饭财政”）。除了正常的“皇粮”开支外，一些公仆坐超标车，住超标房和在宾馆饭店山吃海喝造成的浪费恐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五）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行政国家往往与计划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相联系。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均不利于培养和激励人的竞争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一切都有国家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会逐渐养成依赖，甚至懒惰的品质，其生存能力会逐渐退化，以至经不住人生道路上的任何风浪打击。在行政国家的条件下，政府可能本是好心地为国民考虑一切，提供一切，但最终反而害了国民，最后还会使国家衰败。这是行政国家异化的另外一种表现。

走出行政国家

行政国家的产生，既有历史必然的因素，又有人为的因素。人制造行政国家，本来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在其运作过程中，它却一步一步演变成阻碍人的发展，甚至摧残人的魔域。人类必须走出这个魔域，否则，就不仅不能发展，而且有自我毁灭的危险。然而，人类怎么走出行政国家，避免行政国家异化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祸害呢？最佳的办法自然是废除行政权，废除国家。但是人类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还离不开行政权，离不开国家。在国际共运史上，有人曾建立过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巴黎公社，然而仅存在几十天时间就失败了。我国在中，一些人曾在一定范围内鼓吹，甚至实行过无政府主义，但这不仅没有给人民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反而导致了人的自由、权利受践踏的悲剧。可见，人类走出行政国家，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出，而不能一步废除行政权，废除国家。根据现有的经验，人类从行政国家走出的基本途径是：限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转化行政权；以至最终使行政权消失，使国家消亡。

（一）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限制行政权。当社会进入到行政国家阶段，人们在尝到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某些甜头后，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好。于是，什么事都让政府做，政府什么事都做，政府不仅进行管理，而且从事生产和经营，不仅宏观调控，而且微观干预。这样就导致了行政职能和行政权的膨胀。现在要走出行政国家，首先就要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让政府少管“闲事”。现在政府管的许多事情本来是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介入，没有必要管的“闲事”，这些事如果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会比政府管理更有效，而且可以避免腐败和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耗费。

（二）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行政权必须限制、削减，但是在相当相当长的一

个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取消、废除。因此，人们走出行政国家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规范行政权的行使，控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所谓事前控制，是指法律在事前为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实体准则，如行为条件、范围、幅度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前提和标准；所谓事中控制，是指法律为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如告知、听证、说明理由、职能分离、回避、不单方接触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过程；所谓事后控制，是指法律对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事后监督机制，如行政监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结果。

行政权范文篇9

所谓“行政国家”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国家行政权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在其生命，的整个过程中都离不开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成为影响人们生命、自由、财产和国家安全、稳定、发展的一种几乎无所不能之物。

行政国家的主要标志是：

（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大量增加。以美国和我国为例，美国在建国之初，联邦政府仅设3个部，行政人员为4479人，与美国当时总人口的比例为1∶1100.到本世纪，联邦行政部门发展到70多个，行政人员增加到3，111，912人，与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80.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最初设35个部委级机构，1954年增加到64个，行政人员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97；8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部委级机构曾增加到100个，90年代中期，纯行政人员已达1042万，加上其他吃“皇粮”的人员则达3576万，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29.（二）行政职能大为扩张。在19世纪以前，国家行政职能通常仅限于国防、社会治安、税收和外交等寥寥数项。而进入20世纪以后，行政职能大为扩张。国家行政新涉及的领域主要有：（1）干预经济，对经济进行调控；（2）管理国内国际贸易，国内国际金融；（3）举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4）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5）保护知识产权；（6）保护、开发和利用资源；（7）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活、生态环境；（8）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9）城市的管理规划和乡镇建设；（10）直接组织大型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等等。

（三）行政权力大为膨胀。行政权的膨胀首先表现在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方面，如行政许可和审批制度。19世纪以前，行政许可和审批很少适用，即使适用，也只限于几个特别行业。而到本世纪，各国适用行政许可和审批的行业通常达几十、甚至几百种。此外，行政机关的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调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权同样大为扩张。不仅如此，在20世纪，行政权已不仅仅在执法领域膨胀，而且大举侵入到立法和司法领域。

（四）行政自由裁量权大为增长。在19世纪以前，西方国家一般均奉行“无法律即无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很少有“便宜行事”的自由裁量权。但到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迅速增长，议会对行政的授权很少限制，许多授权是漫无边际的。

行政国家的成因

行政国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最重要的原因有下述五项：

（一）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发展导致了私人对“公共产品”（如公共交通、市政建设、社会保险、环境保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规则等有形或无形产品）的大量需求。

（二）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是立法权和司法权逐渐旁落行政机关。因为有关立法事项和民事、行政案件越来越多地涉及科学技术，而议会的议员、法院的法官往往缺乏对相应事项、相应案件的专门知识、专门经验和专门技能，故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授权行政机关行使准立法和准司法职能。其二是科技的发达和进步同时提出了对之加强管理的需要，如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交易规则、知识产权争议的处理，等等。

（三）议会民主的衰落和普通司法单轨制对现代社会的不适应。19世纪以后，由于政党制度的日益发展和多数党内阁对议会的控制，议会民主日渐衰落。议会对政府的监督成为徒具形式。至于法院，本来是对行政权的一大制约，但自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建立行政法院，实行司法双轨制以后，普通法院对行政的制约功能大为削弱；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英美国家的司法单轨制到20世纪也难以为继，加之普通司法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司法权越来越多地向行政转移。

（四）帕金森定律的作用。根据帕金森定律，行政机构有一种自我膨胀的内在动力，使得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规模和人数一直呈正增长趋势。

行政国家的异化

行政国家在给人们神奇地生产和提供了各种各样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的同时，也魔术般地生产出各种各样人样所不愿看到的副产品。而且这种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发展，以致于其有完全演变成一个社会毒瘤的趋势。此现象即为行政国家的异化，其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

（一）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威胁。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为了保障民主、自由、人权，必须确立和维护相对稳定的秩序，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权，行政国家正是社会对这种强有力的行政权的需要的产物。然而，行政权过于强大，如果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控制机制，它又必然形成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威胁，使议会徒具形式，使法院听命于政府，使人民对行政官员心存畏惧。

（二）腐败和滥用权力。行政权异化以后，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产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将行政相对人作为自己任意驱使的对象。行政权的滥用和腐败，有时可以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三）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在行政国家的条件下，由于帕金森定律的作用，行政人员增加，行政机构膨胀，机构之间、办事人员之间互相推诿、互相扯皮。

（四）人、财、物资源的大量浪费。当行政国家异化现象出现以后，行政权行使的成本会成倍地增加，以至导致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大量浪费。很多优秀人才的精力、才华并非用于事业，而是用于处理机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国家财政税收的大部分不是用于经济文化建设，而是用于几百上千万公职人员的“皇粮”开支。

（五）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退化。行政国家往往与计划经济制度和福利国家制度相联系。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均不利于培养和激励人的竞争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一切都有国家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会逐渐养成依赖，甚至懒惰的品质，其生存能力会逐渐退化，以至经不住人生道路上的任何风浪打击。

走出行政国家

人们制造行政国家，本来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在其运作过程中，它却一步一步演变成阻碍人的发展，甚至摧残人的魔域。然而，人类怎么走出行政国家，避免行政国家异化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祸害呢？实践证明，人类走出行政国家，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出，而不能一步废除行政权，废除国家，其基本途径是：限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转化行政权；以至最终使行政权消失，使国家消亡。

（一）转变和缩减政府职能，限制行政权。即让政府少管“闲事”。现在政府管的许多事情本来是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介入，没有必要管的“闲事”，这些事如果让“看不见的手”去调节，会比政府管理更有效，而且可以避免腐败和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耗费。

（二）规范行政行为，控制行政权。控制行政权包括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后控制。所谓事前控制，是指法律在事前为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实体准则，如行为条件、范围、幅度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前提和标准；所谓事中控制，是指法律为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如告知、听证、说明理由、职能分离、回避、不单方接触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过程；所谓事后控制，是指法律对行政权的行使规定一套事后监督机制，如行政监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以控制行政权运作的结果。

行政权范文篇10

本文作者：李柏莹工作单位：辽宁大学

(一)行政合同概念及特征行政合同是指行政合同又称行政契约，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经过协商一致，设立、变更、终止双方行政上权利义务的协议。①行政合同是行政机关为达到维护与增进公共利益，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之目的而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正因为行政合同是由行政机关与公民或组织间订立的具有平等性的合同，因此，它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合同的特性。行政合同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具有行政性，是一种行政行为，是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社会的新形式;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合同，具有合同之契约精神。(二)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的体现1．行政机关的合同选择权行政机关的合同选择权是指行政机关选择合同相对方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对于合同向对方的选择，行政机关并不存在相应的特权，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自主选择其认为最为合适的当事人。这种选择的权利是行政机关所独有的，因此并不同于民事合同中双方当事人都有的自主的选择权，是行政机关所特有的权利。2．行政机关对履行行政合同享有监督权与指导权行政合同的履行必须符合公共利益，行政机关是公共利益的判断者，哪些履行方式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由行政机关决定。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指导、监督、检查合同相对人切实的履行其合同中所应承担的义务，保证合同得到全面、实际的履行。在我国的立法中行者机关的监督指导权也得到了确认。3．行政机关有单方变更和解除合同的权利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合同的目的是执行公务，实现公共利益。行政机关有权根据法律、法规、政策、计划或当前社会形势、公共利益的需要，随时中止、终止、变更或解除合同。而不必取得相对方的同意。当然，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程度决定变更或解除合同。这种单方的变更和解除权可以理解为在情事变更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权4．行政机关的单方制裁权在合同行使过程中，相对人若违反合同，行政机关可以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相对人单方予以制裁。行政机关行使这一权力的目的，不仅是处罚违反合同的当事人，更主要的是为了保证公务的实施行政主体享有制裁权。这种权利不需要通过法院判决来予以行使，而是可以由行政机关直接行使。它的理论基础在于法律从行政管理角度为保障契约义务必须履行而施加相对人的法律责任。③当相对人违反合同损害公共利益时，行政主体享有直接制裁的权力。行政机关的行政制裁权的方式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罚金和解除合同三种形式来实施。因此这种单方的制裁权便是行政合同中行政权利行使的特殊之处。

(一)首先应科学的界定何为公共利益可确定的是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必须符合量最广且质最高的标准。整体上国家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局部利益高于其中的某一集体利益，而集体利益又高于个人利益，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衡量。(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现代社会契约原则上采取主观等值原则，就是当事人主观上愿以此给付换取对待给付，即为公平合理。至于客观上是否等值则在所不问。［3］行政合同作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手段，决定了合同双方在地位上并不平等，但是由于行政合同具有合同的特征，又要求双方的权利义务平衡，因此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很有必要的。(三)公开制度行政机关应将行政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过程都公之于众，使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都处于公开透明的阶段。即使合同需要变更也应告之利害关系人，使得行政权利行使过程透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而且这种公开不仅仅是对相对人的公开，只要是不涉及保密的合同，都可以对社会公开，这样也可以使社会对公务活动予以监督，防止行政权利的不当行使和消极行使。(四)通知并且说明理由行政机关在签订合同以及变更解除合同时应当通知相对人，并将理由予以说明。这就需要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利时，要有充分的事实和理由作为依据，这就使得行政权利的行使更为谨慎。这也在另一个角度限制了行政权利的滥用。当然，在告知相对人后应当给予相对人申辩的机会，听取其解释。在这样有理有据，又充分听取相对人意见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利的行使就更有可能向着正当、透明的方向发展。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利并且将其与行政权力相区分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在某些公益与私益趋同、双方地位渐趋平等的领域中需要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利来解决问题的原因。但是因为行政机关天生地位的不平等性，对其行政权利的限制也成为必然。我们既要加强对行政权利制度的建构，又要保证对行政机关特权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在实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目的的同时，维护好公共和相对人双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