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查范文10篇

行政调查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调查警察行政调查行政程序法行政证据

公安部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单列一章调查，说明我国的行政机关，特别是具有极强国家强制力的公安机关开始逐步注重和贯彻行政行为依据取得程序的合法性，即行政调查开始从理论研究向实践发展。然而行政调查究竟该如何定义和定性，行政调查和行政证据是何种关系，行政调查如何救济等方面都很值得研究。不将这些问题作深入细致的考量，那么依法行政这一行政法的大原则也就难于真正的实现。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有必要以警察行政调查入手，为我国行政程序法行政调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一、行政调查分析

行政调查相对于依法行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行政机关做出的一切行政行为都应该以事前深入的行政调查为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无行政调查就难于保障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也就削弱了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基础；行政调查的不合法实质上就是行政程序的不合法，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故而在有着“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我国，研究和规范行政调查行为就更为迫切。

1、目前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调查还未形成较统一的认识，就其性质的认识而言基本上有以下几种看法：第一种认为行政调查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即仅以影响和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仅涉及程序权利和义务，而与实体权利和义务无关的行为；第二种认为行政调查是一种产生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从而间接影响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程序性行政行为；第三种认为行政调查是一种阶段行为，是行政主体的某一行政行为的中间阶段，其性质从属于该行政行为。

行政调查是行政主体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而进行的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对其定性却十分困难，因其同时具备了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意义，表现得极为复杂。一些调查行为表现为事实行为，不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做出法律上的处分，一些又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加以处分。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行政调查是其他一切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和处分基础，所以可以将其看作一种阶段性行政行为，然而其又有其独立性，其性质不一定从属于该行政行为。一方面其收集的信息无论是形成证据而在具体行政行为中使用，还是作为资料支持抽象行政行为，最终都将导致行政行为的产生和影响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从而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产生影响体现了它的从属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阶段性行政行为，行政调查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常见的间接影响，还有可能是直接的影响和处分，例如具强制性的行政调查就直接面对和处分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体现了它的独立性。

2、行政证据和行政调查两相比较，行政证据是反映和证明行政案件事实的信息及其载体，而行政调查不仅仅是行政案件事实的信息，还包括对该信息及其载体的收集、处理过程和行政案件事实发生前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与处理。仅就行政案件事实的信息及其载体的收集处理来分析，证据的收集是一种调查，证据的形成基于调查获得信息的处理，而调查收集的信息不一定能形成证据，完全有可能作为非法证据或虚假信息而被排除。以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来看，拟做出抽象行政行为前的意见征求与含概了行政事实发生前后信息收集的行政检查也应该是行政调查。

二、警察行政调查分析

警察行政调查即警察机关出于治安行政管理的目的，对治安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活动。当然由于警察的职能包括了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故而警察调查亦包括行政调查和司法调查，两者的区分亦因为我国的违法和犯罪之分难于在事前界定，两者使用相同手段的区别也就只能在事后加以定性，这也许是我国警察行政调查的一大特色吧。

1、目前对警察行政调查认识的不足之处

首开先河，在我国行政程序法还未有出台之前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单列一章调查，以一般规定、受案、讯问和询问、勘验和检查、鉴定和检测、抽样取证、先行登记保存证据与扣押证据等七节规定了我国警察行政调查的基本方式。它是我国行政程序规范的一大进步和可喜探索，然而它亦有不完善之处。首先，听政程序的单列一章就不太妥当，因为听证亦是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方式之一，是对行政机关已收集信息及拟做出行政行为的核实、申辩与质证。当然这仅仅是体例之争，完全可以不必过多纠缠，然而在第三十八条中将强制措施即时强制之一的对醉酒人的强制约束列入调查之列则实在难于理解，就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而言，恐怕盘查更有资格和必要列入吧。

行政调查不仅仅是事后证据的收集，另外还包括事前信息的收集，事前信息的收集亦可能导致行政行为的产生，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故而相较于《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对警察行政调查方式的规定，警察行政调查至少还应该包括盘查、报告和登记等方式。

2、《程序规定》调查章应该增加的一些内容

⑴、盘查是《中国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赋予警察的权力，指警察在职务活动中，对形迹可疑、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有权当场盘问与检查。警察在行政职务活动中对行政相对人身份、疑点的盘问与对人身、物品的检查，实质上就是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仅在勘验、检查一节中对检查加以规定，丝毫未言及对违法嫌疑人身份和疑点的盘问。

从信息收集、嫌疑人人格权保护及行政救济的角度来看，盘问亦十分重要，更何况《警察法》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对盘查做出了规定。盘查涵盖了当场盘问与检查，并且对更深一步的信息收集作了规定，规定了继续盘问（留置），所以无论是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看，还是从行政效率和法律效力的角度出发，盘查都更应该列入《程序规定》的调查章之中。

⑵、报告是指与治安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旅馆、典当、废旧金属回收等特种行业从业人员，以及一些特定情由──放射事故、危险物品泄漏事故、火灾等治安灾害事故或出入境管理、枪支管理、集会游行管理等治安案件发生时负有义务人员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这一切散见于《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典当业治安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等一系列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之中，而且相当一部分还规定了对不报告者和隐瞒包庇者的行政或刑事罚则，以保障治安行政管理信息收集的顺利实现。

负有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向公安机关报告情况，正是主动地将治安行政管理信息传送与警察机关，警察机关也就被动的完成了治安行政管理信息的收集职责。如果仅仅就警察机关在治安行政信息收集过程中是否处于被动或主动的标准来定义调查的方式，则过于片面了，更何况在相应的报告制度中，警察机关也并不是完全的被动收集，还用一些行政或刑事罚则来保障信息的收集。从行政相对人权益保护、治安行政信息有效获取和治安行政管理职责顺利实现的角度来说，报告无疑是警察行政调查的方式和手段之一，应该列入汇总性的《程序规定》中。

⑶、登记是指行政相对人按法律、法规、规章或公安机关的要求填写有关表格，在公安机关进行登记，或者是将相关的资料信息报送公安机关及保留相关的资料信息以备公安机关有需要时查验。这是我国公安机关治安行政管理信息收集的重要方式，包括了特种行业经营管理、出入境管理和户籍管理等方面，也是我国公安机关实现治安行政管理职能的重要手段。它们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之中。

登记这一方式在公安机关治安行政管理职责中的重要地位无需赘言。治安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需要治安信息的收集作保障，再说警察机关对社会面的控制也来源于对社会治安信息的全面把握和及时慎重处理，故而登记是警察行政调查无可置疑的一个重要方式。并且当有义务的行政相对人不履行义务，隐瞒相关信息不报或不按要求登记、不回答询问时，将受到有关法规的惩罚，例如《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对不履行登记义务者就规定了责令限期补办手续、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的罚则；又或者不履行登记义务的行政相对人将承受对其不利的行政法律后果，例如在有关出入境管理方面的法规中就隐含着对行政相对人不按要求填写申请表、提供相关证明、回答相关询问时，拒绝其出入境要求的意思，从而迫使其按法定规程和手续向公安机关报送相关信息资料。

从上可以看出，盘查、报告和登记有必要也应该列入警察行政调查的范围而加以控制。

三、警察行政调查权的控制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国家行政法律、法规赋予了警察机关广泛而又形式多样的行政调查权，如不对其加以控制与规范，一方面达不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宪法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警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伤害。

控制警察调查权，不能不对警察调查权仔细分析。作为行政调查权的一种，警察调查权来源于国家赋予警察机关的的行政管理权，但其行使的内容和方式，常常出于具体执行者——警察个人的意图和判断，带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性，同时又由于它是阶段性行政行为，它的行使常在公众和上级机关的监控范围之外。这一切和它对公民基本权利有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不相称的，所以对它的控制必须加强。加强警察调查权的控制，又不过分影响行政效率，只能是在保障警察行政调查权顺利实现的前提下，对调查行为可能存在的瑕疵事前给予充分的重视与事后补与完善的救济。

1、警察行使行政调查权存在瑕疵可能性的主要方面：

⑴、行政调查主体上的瑕疵。行政调查主体上的瑕疵并不是指行政越权，如果是行政越权那么已是违法行政的调整范围了。在此，主体上的瑕疵主要是指滥用职权启动行政调查和调查权不恰当的转移。从警察调查权的行使常常出于具体执行者即警察个人的意图和判断来说，滥用职权即调查者出于不良动机或不适当的考虑，甚或是完全背离法定目的地启动了警察调查行为（例如一个警察完全可以在与他有仇怨者的工作场所门口，隔三岔五地检查其随身携带物品就是滥用职权启动行政调查的行为）。至于说调查权不恰当的转移，广州交警搞的市民有奖拍摄举报交通违章就是一个例子。不否认交通法律法规规定了公民的协查义务，但其后果是否有背离法定目的的嫌疑？另一方面对该行为的救济不谈充分吧，是否足够呢？因而调查权的转移必须慎重，毕竟“责任行政”的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而将行政权力交由责任能力不足者行使，不论是否有规避责任或放弃职责的初衷，至少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极度不负责任。

⑵、行政调查内容和手段上的瑕疵。行政调查内容上的瑕疵主要是指调查收集的信息资料不充分，即缺乏证据或事实不清，甚至是调查结果与客观实在的严重背离。这一切可能是因为警察个人出于错误判断，也可能是因为警察个人的素质低的问题。手段上的瑕疵是指警察在有使用何种调查方法的自由裁量权时，突破了合法原则（即使用的调查方法不得违反法律，如非法拷打）和合理原则（即采用合法且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调查方法，如一开始即对违法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

警察调查的启动常基于警察个人的意图和判断，而其后果又非警察个人完全承担，警察个人主观问题难于把握，但可以在警察调查启动之初就对调查手段，方式、范围等加以规范，从而尽量避免调查内容瑕疵。至于出于警察个人不良意图，采取了非法手段的调查行为的救济，可以进一步深化非法证据的排除，对“毒树之果”亦不放过，从根本上杜绝“效率压倒一切”的思想。

⑶、行政调查程序上的瑕疵。警察在调查中常会有未表明身份、未说明调查理由、未告知权利或任意增减调查步骤等程序上的瑕疵。程序上的瑕疵无论出于警察的不良意图还是其他原因，最终都会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会改变警察调查行为本身的性质，使行政决定据以作出的事实失去可靠性基础，严重的甚至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社会性错误，所以严格程序规定，加强警察自身的程序意识既是“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对警察自身保护的表现。

2、警察行政调查的救济

考量目前我国对违法行政调查的救济，大多数情况下，仅将其作为行政决定的附属行为考虑，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即使是单独对行政调查做出的救济规定，也多依据其是否直接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处分的标准来加以救济。具体到警察行政调查的救济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程序违法时的救济。当警察行政调查仅存在程序违法时，目前的救济力度是不够的，因为由于程序违法本身不直接侵害相对人的实体权益，相对人一般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其实从程序违法的社会意义和最终对行政决定可靠性基础的影响，完全可以一方面加大程序违法的惩罚性，由相对人就行政调查单独提起诉讼，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该行政决定，警察机关承担对程序非法而造成的后果，补偿可能存在的相对人受损利益，另一方面由警察机关对进行调查的警察个人给与严厉的处分，甚至对未造成严重后果者亦严加处分，以杜绝其侥幸心理。

②、警察行政调查是否启动违法时的救济。一是当应该调查而未调查时，行政相对人可以根据在调查基础上的行政决定是否已作出来区别对待。如果行政决定尚未作出，可以向警察机关要求进行调查，行政机关拒绝时再向法院提起履行之诉；如果行政决定已经做出，相对人可就此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复议机关或法院可依照上面的第①点“程序违法”加以处理。另一方面是不应该调查而进行了调查从而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可以就此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并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违法调查行为。

③、具有强制性或间接强制性警察行政调查的救济。强制性警察行政调查是指以直接对相对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为担保手段的行政调查行为，如强制传唤和留置都直接涉及相对人人身权的强制。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在这一问题上，仅就调查本身违法时作了一些规定，而且是以行政强制措施来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视野的，既在救济上存在以担保手段取代调查行为的问题，有首足倒置的现象。如果调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在强制手段的使用上完全超出了合理性比例时，又怎么办？更何况强制性调查许多情况下是以突击的方式来进行的，调查目的与调查手段的合理性比例就更加难以把握。这一问题的救济只能是在比例原则在我国的行政法体系中确立后方有可能妥善加以解决。

间接强制性警察行政调隐含对相对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为担保手段的行政调查行为，如在上文“登记”中提到的对未履行相关义务的相对人将承受对其不利的行政法律后果，包括行政处罚、强制措施和拒绝给与利益等。它的救济也有首足倒置的现象，只有等到警察机关对被调查人作出行政处罚、采取强制措施或拒绝给与利益后，才能就该手段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时方能警察调查的合法性，甚至有的法规连对担保手段的救济都没有规定。

考察警察行政调查的救济，目前不仅仅需要有事后的救济，更为欠缺的是事前和事中的救济。只有警察行政调查的整个过程中都有了充分的救济作保障，才能在保证行政效率的情况下，规范和完善警察行政调查权。

参考文献：

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余凌云.《警察行政权力的规范与救济》.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行政调查范文篇2

一、移民办全体会议、主任办公会是重大行政决策的决策机构。

二、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是指：

（一）移民办年度计划的中、长期规划；

（二）财务预决算草案；

（三）有关移民稳定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移民房屋搬迁、安置、后期扶持等直接涉及移民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五）其他有关移民搬迁中带有全局性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

三、移民办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一般应先行调查研究，避免或减少重大行政决策的失误，使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确定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四、重大行政决策调研应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深入实际、民主集中制原则。

五、移民办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调研，根据决策所涉及的内容，由办分管领导牵头负责，相关部门承担，有关部门配合，共同完成。

六、移民办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调研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根据所涉及的工作内容确定调研课题；

（二）确定牵头科室和参与科室；

（三）根据调研内容进行分工，深入开展调研；

（四）形成书面调研报告，并提出相应工作建议；

（五）将报告和建议及时提交决策机构。

七、调研课题承担科室在进行调研时，可邀请决策咨询专家参加，也可委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进行。

行政调查范文篇3

一、目前打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省高速公路对少交、逃交、拒交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的行为，依照《高管条例》的规定均采取补交车辆通行费票款的处理，以往对逃费行为加收票款的政策不再施行。但以补票作为处理逃费车辆的唯一措施，根本无法对高速公路逃费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集中问题有以下三点:

（一）对逃费车辆的处理较轻，造成逃费行为屡禁不止。大量不法司机们意识到，现行逃费处理措施仅为补交票款，逃费成本几乎为零，就纷纷大行其道。高速公路出现了频频作案，屡禁不止的逃费车，并有扩张漫延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仅京珠高速公路的逃费车就达1.26万辆，查处逃费金额288万元;逃费车更加叹为观止，截止11月20日，逃费车达7.51万辆，累计查处逃费金额达978.8万元，逃费车辆增长率为496.03%。

（二）对逃费车辆的处理缺乏主动权，制约了对假证、假轴等逃费车辆的有效打击。逃费车辆经常通过使用假行车证虚报座位和限重的方法逃费，而行车证的真伪只有通过公安内部网才能查询到。收费管理人员即使当场就识别出假证，却拿不出逃费者制假的依据。目前多半采取联动稽查的方式，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共同查处此类逃费车辆，此方法虽在一定程序上打击逃费车辆，但此举多因收费管理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无法当场独立取证，执行力薄弱，工作效率较低。

（三）逃费车辆肆意干扰正常收费秩序，对收费管理工作造成严重困扰。大量逃费车辆利用冲磅、绕磅、跳磅进行逃费，情节恶劣者甚至在磅称上反复通过数次，对收费人员的政策宣传和严厉制止置之不理，还与收费人员争执纠缠，经常造成车辆滞留，车道堵塞，严重干扰了收费现场的通行秩序，对收费现场安全保畅工作形成压力。

二、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的重大意义

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是加强、改进和完善高速行业管理的一项重要法制举措。推行这项重要举措，对于维护国家利益，整顿收费秩序，提高人员素质，保证交通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捍卫国家利益。高速公路通行费收入是国家及地方税费收入的重要部分，直接关系到国家基础建设、社会保障及经济发展。省每年通行费征收几十亿元，每年查处偷逃漏费的金额高达数百万元。巨额的数据警示我们，国家的规费收费不能再继续受到不法逃费份子的侵占了。只有对性质恶劣的逃费车辆实行合理合法的交通行政处罚，通过这种最严厉，同时也是最有效的行政法律手段，才能及时制止和纠正偷逃费行为，为交通建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保障国家利益不受损失。

（二）促进高速行业管理规范。随着我省高速公路发展步伐的加快，对其行业规范化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逃费行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一直是困扰着高速行业管理的老问题。要彻底整顿逃费行为，交通行政处罚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手段。通过人身罚、行为罚、财产罚和精神罚的强制措施打击情节严重、集团性作案的逃费案件，建立打逃长效机制，促进高速行业走上法制化轨道，为交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有利于提升高速公路执法队伍素质。在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前，高速公路执法人员有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要做，这就要求高速公路从业人员必须要熟悉相关业务范围的法律法规，不仅要熟悉掌握通行费征收的法律法规，还要掌握《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规，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从而不断提高执法水平，提升队伍素质。

三、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的名词解释及执法依据

（一）交通行政处罚的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规定，交通行政处罚是指特定的交通行政机关或者法定授权组织、交通行政委托组织，依法惩戒违反交通行政管理秩序，尚未构成犯罪的交通行政相对一方的一种制裁性法律制度。

（二）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的执法依据：根据《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少交、逃交、拒交高速公路公路车辆通行费的，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有权拒绝其通行，并要求其补交车辆通行费，省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可处以本省路网最远站至本站全程通行费2倍的罚款；故意堵塞收费车道的，实行强制牵移，由此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四、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

政处罚基本要素的思考

由于我省高速公路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尚处于探索阶段，执法主机、执行机构等等基本要素都尚未明确制定。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执法原则和《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具体规定，结合京珠高速公路管理工作实际，对高速公路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的基本要素提出以下设想，仅供参考。

（一）对依法设立交通行政执法主体的设想。目前，高速公路的路政和交警部门才有行政处罚的执法主体资格，收费管理人员不具备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这里设想通过上级部门授权，使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所的收费班长、收费监控员、收费监控室主任通过全面、系统的交通行政执法知识培训、考核，持有全国统一颁发的《交通行政执法证》，具备交通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

（二）对界定“恶意逃费”概念的设想。《高管条例》第四十五条中提出的恶意逃费行为，设想将其定义为逃费金额达元以上或有事实依据属于第三次逃费的行为。

（三）关于取证的设想。交通行政处罚程序中，取证是一项重要环节。对取证方式有三个设想。其一是以举报人报案的方式取证（保安可为举报人员）；二是通过费亭的监听设备或使用录音笔录下当事人承认逃费事实并交待逃费经过的视听资料取证；三是搜集当事人逃费的数据资料取证。

（四）关于受理、审批部门的设想。由于我省针对打逃的行政处罚尚处于探索阶段，尚未明确受理及审批部门。如借鉴省交通厅1998年颁布的关于贯彻实施《省高等级公路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可将省高管局路政科设立为审批部门，省交通厅设立为行政复议机构。另外，设想采取二级审批制度。如简易的交通行政处罚，由各条高速公路单独设立稽查大队进行审批；如重、特大交通行政处罚，采取基层单位立案——各路段稽查大队审批、备案——高管局路政科审批的制度。

五、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基本程序的思考

根据《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并结合我省高速公路普遍存在的逃费行为发生频繁，分布较广，不便集中惩治的特点，对打逃实施交通行政处罚的程序提出以下设想，仅供参考：

（一）报案：当班收费员发现逃费车辆，且逃费金额达到元以上，第一时间上报收费监控室。

（二）初步调查：由收费班长和收费监控员两人调查取证，向当事人出示其《交通行政执法证》，告之当事人认定的逃费事实，处罚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

（三）勘验笔录：摄取逃费车辆全景或局部照3—5张，询问当事人（逃费人员），证人（收费员或保案人员），进行勘验依法制作《询问笔录》、《勘验检查笔录》。

（四）处罚审核：管理所收费监控室主任核查上述资料，并对案件材料和视听资料进行整理，制作立案审批表、案件处理意见书、交通行政处罚意见书，然后上报管理处收费稽查大队审核。审核如不通过，稽查大队将不予处罚原因和依据明确通知管理所领导，该逃费车辆采取票款补交的形式处理；审核如通过，稽查大队通知管理所按交通行政处罚规范流程处理。

（五）下达交通行政违罚通知书：收费监控员依法制作交通行政违法行为通知书，听取当事人申辩并记录，并告知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向省政府法制办或交通部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并公布举报监督电话。

（六）结案：当事人接受行政处罚书时后，签收文书送达回证，收费监控员制作结案报告。管理所当日即将交通行政处罚款存入交通行政处罚的指定帐户上，并将处罚票据复印件归档。

（七）行政复议：案件60日内被行政复议，由高速行业主管部门专设机构全权处理。

六、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推进工作的思考

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是对高速公路现行逃费管理模式的重大改革，但怎样合理合法、积极稳妥地推进处罚工作，是有待我们深思熟虑的一大管理课题。建议采取”上级授权，试点推行，制度出台，付诸实践”的办法，仅供参考。

（一）自上而下推行处罚试点改革，具有较为坚实的合法性根基。针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由省高速公路行业主管部门首先明确导向，为下级各高速路段确立改革的具体目标，并通过授权方式为下级采取处罚措施提供合法性保证。

（二）出台对逃费行为实施交通行政处罚的实施细则，起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由省政府联合省高速公路行业主管部门出台处罚实施细则，对“上”贯彻《高管条例》精神，对“下”做出处罚的具体部署，即将《高管条例》的要求和精神加以明确具体化，又传达给基层试点单位并要求其拟定处罚试点方案，进一步丰富细化内容。

行政调查范文篇4

（一）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工作任务繁重

1、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尚未到位

通过调查发现，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当前还未能突破办理政府行政事务为主，办理社区事务为辅的现状，还习惯于上级领导布置什么就干什么，工作中表现较强的依赖性，自主性、自治性没有得到体现。一是社区自治的任务与工作要求有距离。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工作应有三方面内容，即：首先要做好社区服务，但实际上社区服务做得极少或是空白；其次要做好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与管理，但实际上的效果不明显；第三是丰富社区教育活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实际上文体活动多，教育活动少。二是社区居委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政府的腿”。《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社区居委会有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管理工作的职责，具体规定了必须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社区治安、公共卫生、优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有关工作。通过调查，以上这些职责应该是社区居委会通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形式开展的，但是大多数情况是街道办事处要求社区居委会替政府部门填表格、建档案、出具证明材料等行政性工作；同时政府部门临时性的统计、调查任务也都通过街道办事处落实到社区居委会来执行。这使得社区居委会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协助政府部门的工作上，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被行政化所覆盖。

我结合工作对40人进行了调查，当问到居委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时，有28人回答是代表政府的机构，只有8人回答是代表居民的，还有4人不清楚。在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有“吃人俸禄，为人分忧”；“拿政府的薪水，替政府干活”的思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认为社区居委会是街道办事处的下属单位，理所应当地完成街道办事处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2、社区事务缠身，工作任务繁重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大量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本地农民失地流向城市，流动人口的大量进入城市，使社区居委会面对复杂众多人口而发生的各项管理工作和事务数量增加、难度加大，“小社区，大社会”的模式，增加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强度。

3、政府部门职能不到位，社区自治职能弱化

繁忙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使社区居委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境地，许多部门提出了“横到边，竖到底”、“把工作触角延伸到社区”的目标和任务，以进一步加强城市基层基础工作，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指导、服务不到位，形成了会议多、检查多、报表多的局面。有些部门工作（含街道）进入社区没有发挥自身指导、服务职能，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而是习惯于把社区当作自己的下属单位去布置工作；热衷于创建、搞评比，轻内容、重形式，各项工作都要求“建班子、挂牌子、设展板、建台帐、要数据”。社区居委会每天应付着上级领导的检查和收集报表、传送各种数据，从而淡化了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削弱了社区居委会对居民群众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弱化了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职能。

（二）社区居委会业务经费不足

一是发挥自身职责，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活动经费较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负责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维护居民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调解民间纠纷，协助政府或派出机构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在当前形势下，社区居委会还要做好社区治安、社区教育、组织社区文体活动、美化社区环境等工作，这些都需有必要的经费作保障，否则很难形成居民的广泛参与和工作效果。

二是日常办公经费紧张。在各项工作中，召开会议、报送信息和数据，建立台帐等文件资料的办公消耗，加之社区居委会自身水、电、暖以及电话费，一年就得需要4000-5000元。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96156网站延伸到了各个社区居委会，电脑、打印机等硬件设施统一配发了，但日常的上网费和消耗，一年也需要4000-6000元。政府部门部署的工作大多要求制度上墙，制作展板，每年此项支出至少3000多元。

在社区居委会经费方面，我区规定每个社区居委会每年1万5千元。各街道办事处统筹部分外，社区居委会实际的使用只有4000-8000元，业务经费严重不足。

（三）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较低

2002年《北京市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意见》中对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待遇进行了统一规定，我区据此确定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待遇，同时按照劳动法规定建立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

项目

职务

基础

工资

岗位

工资

扣除

保险

实际

收入

奖金

主任

600元

600元

100元

1100元

无

副主任

600元

500元

100元

1000元

委员

600元

400元

100元

900元

但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低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是社区协管员待遇较高，如劳动、城管、矫正、治安协管员等都是由劳动部门安排的失业人员，工资比社区专职工作者（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高，不仅发工作服，而且遇年节还有福利。而社区专职工作者都是经过招考和居民选举形成，心理反差大；二是社区专职工作者的付出与回报差距较大。社区专职工作者承担的工作繁重，但扣除三险个人负担部分后，每个人只有900-1100元月收入，直接影响了积极性，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成效。

二、改进对策与建议

（一）应积极为社区居委会减负

一是理顺区街关系。要按照“条专块统”的原则，对专业性比较强的由区委办局在街道设站（所），实现条条上的一专到底。街道主要是代表政府履行块块上的综合管理职能，具体讲就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或者有关职能部门的委托，使街道具有综合协调权、处置权等，从而有效地行使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职能，对地区社会治安、市容市貌、城市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达到高效的管理。二是理顺街（部门）居关系。理顺关系要改变过去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成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的任务。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管理四级网络中的一个网格，而不是一个“级”，这个理念是理顺街居关系的基础，必须牢固树立。按照政事分开的思路，将社区居委会的各项工作进行梳理，做到“两个明确”：即明确哪些属于街道（部门）的工作，哪些属于社区的工作；明确哪些是政务性工作，哪些是事务性工作。在此基础上，属于街道的工作，街道（部门）无权向社区摊派；属于社区的工作，社区有责任完成；对需要社区协助办理的工作，要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履行正式的授权手续。三是明确社区功能定位，发挥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一要搞好社区服务。主要是抓好四项服务：即抓好社区安全服务，保持社区的长治久安；抓好社区的文化服务，满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抓好社区的健康服务，培养居民良好的生活习惯；抓好社区生活服务，解决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建立社区的长效服务机制，实现政事分开，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社，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居民需要与否、居民满意与否、居民拥护与否为社区服务的唯一宗旨，来推动社区服务。二要保证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得到有效行使。这个权力能不能落实，关系到社区建设的成败。社区自治权应主要体现在社区民主决策权、社区管理权、社区财务自主权、社区依法协管权以及社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上，只有把这五项权力真正落到实处，社区居委会才能真正从大量的政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也才能真正把社区服务搞起来。

（二）多渠道解决社区居委会业务经费

目前的社区居委会经费由街道办事处统筹安排，这虽然有利于基层社区管理工作的协调统一，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居委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居委会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和制约，难以解决居民的热点、难点问题，制约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和归属，因此必须采取多渠道保证居委会业务经费。一是社区居委会建立单独帐户并全面安排，使其工作正常运转，为居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二是要动员发动辖区单位资源共享、共建共驻，各社区要协调辖区单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社区各种各样有形的、无形的资源开发出来。三是社区居委会采取多种形式拓宽社区服务领域，建立自身的便民利民社区服务组织，在有偿或低偿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四是政府要加大社区业务经费的投入力度，在现有每年每个社区1万5千元基础上提高到3万元。五是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政府部门和街道经批准需要社区协助的工作，要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行政调查范文篇5

从1999年开始酝酿，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修改，前后历时12年，备受关注的《行政强制法》于2011年6月30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

《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力求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执行难问题，执行难主要表现在：①被执行人难找；②执行财产难寻；③执行权力受拘束；④执行结果不到位。“执行难”作为中国司法难以克服的痼疾之一，已显得积重难返，“执行难”也已成为影响法院工作的瓶颈，“执行难”一直制约着我国有关行政机关的工作，成为社会关注的难点，法院的威信往往因许多案件得不到执行而受到质疑。《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我国在行政法领域出台的重要法律。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二、《行政强制法》在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所有的立法目的都在于要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把文字上的规定变成社会实践和事实，然而刚刚通过的《行政强制法》，其立法宗旨的实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仍需不断完善。

（一）、关于查封、扣押财物的处理问题

1、查封、扣押财物的处理，一直是行政强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查封、扣押财物处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没收处理，二是销毁处理，三是退还处理，四是拍卖变卖处理，五是移送处理。就没收处理和销毁处理而言，实施中比较好操作，其他几种处理措施的实施则要复杂的多。

2、关于退还处理方式，在具体实施中往往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查封、扣押的财物，如果是委托第三人保管的，依照法律规定，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负担，被查封、扣押的物主不负担任何费用。但是，如果行政机关没有结清与第三人之间的保管费用，则第三人是不会放行被查封、扣押财物的。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就很容易陷入第三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推诿，造成第三人的各种损失；二是退还财物在扣押期间贬值，这个损失是否应当计算？应当如何处理？法律没有规定，也没有相关细则可以依据，因而，这很容易出现因为查封、扣押而延伸诉讼。

3、关于拍卖变卖方式，实施中会将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拍卖变卖的物品的适用条件。法律规定是鲜活物品或者其他不易保管的财物。但在行政执法中，将不属于鲜活物品或者其他易保管的财物先行拍卖变卖的事实也是存在的，例如将汽车等物品进行拍卖。法律规定了将鲜活物品或者其他不易保管的财物拍卖变卖的处理，但没有规定超出这个范围条件的财物拍卖变卖的应该怎么处理。我认为应当出台相关细则，明确规定对超出法定范围的物品进行拍卖变卖，对超出法定范围的物品拍卖变卖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二是对赔偿标准的规定问题。《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是退还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款项，变卖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补偿。问题在于，给当事人财物造成损失的，不仅仅是变卖，拍卖活动往往也会造成当事人的损失。而《行政强制法》则规定拍卖损失不赔，只赔变卖损失。现实中，当遇到拍卖价与实际价值差距太大时，定会遭遇争议纠纷。

（二）、如何落实限制“委托执行”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17条不仅严格限制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机关，“必须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才能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而且还严格限制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人员，“必须是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负责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对于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人员的限制，的确很有必要。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不少粗暴执法事件，大多数是一些协管、保安等其他人员实施的。禁止协管、保安等其他人员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禁止协管、保安等其他人员执法，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规定。多年来，就一直有这个规定，无论是《行政处罚法》还是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在具体执法中，协管、保安等其他人员参与执法的现象却一直屡禁不止。就现状而言，有的乡镇，具备执法资格的人员也就几个人，其他执法人员数量却高达几十、上百。一方面，法律和规定禁止其他人员执法和实施强制措施；另一方面，实践中其他人员参与执法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扩大增加的趋势。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基层执法力量不足、基层执法编制不够，执法任务又很重，因此导致很多执法主要靠其他人员去完成。二是执法重心没有下移到基层，很多执法编制和执法人员都浮在中层和高层，或者是执法贵族化，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不执法，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满大街执法。在这个现状下，《行政强制法》“禁止其他人员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则会遇到极大的阻碍。如果完全依法，其他人员就不得实施行政强制，可能会导致人员不足、执法弱化；如果其他人员依然上街执法实施强制措施，又会违反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二者博弈的过程，老百姓会疑惑，执法机关会纠结，法律规定与执法现状之间则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现象。

要想解决其他人员执法问题，我认为，必须真正解决执法重心下移问题。同时，还要提高执法装备的技术化、信息化程度，减少对执法人员数量的过分依靠。否则，就《行政强制法》对执法人员的限制规定，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即便暂时落实了，也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三）、合理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问题

公正与效率是各国行政程序法共同追求的价值，在行政法中确立效益原则，是由国家资源的有限性和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多变性所决定的。《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体现了效率原则，如《行政强制法》第32条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在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财产后30日，对被采取强制措施的财产作出处理”。但从总体而言，行政强制法并不能真正体现效率原则，如何提高行政强制效率，是实施行政强制法面临的问题。

首先，行政强制法将不履行行政决定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前提，增加了行政环节。《行政强制法》第34条将“不履行行政决定”作为行政强制执行前提，未规定“不履行法律、法规、规章直接规定的义务”可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按照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相对人不履行法律规范明确规定义务，仍须先作出行政决定，然后才能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因此，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催告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实施强制执行”。在这些程序中，先行政决定后强制执行，这种程序的设定必然导致行政低效率。因此，本人认为，为提高行政效率，如行政相对人不履行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义务的，行政机关应直接催告其履行，在催告程序中听取陈述和申辩，行政相对人经催告仍不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其次，对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行政强制法将加处罚款和滞纳金作为直接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行政强制法》第45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行政机关实施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超过30日，经催告当事人仍不履行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强制执行”。加处罚款和滞纳金作为直接强制的前置程序，必然影响行政强制执行的效率。

对行政相对人而言，采用直接强制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其权益带来更多损害。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比如德国的做法，并不规定间接强制与直接强制执行方式的先后顺序，而是通过比例原则来规范各类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的关系。对于已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的行政决定，行政相对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直接采取拍卖、划款等手段强制执行。

最后，对鲜活物品或者其他不易保管财物未规定特殊执行程序。此类财物只能依据一般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强制执行，这对处理鲜活物品或者其他不易保管财物是不利的，在现实操作中也比较困难。本人认为，对鲜活物品或者其他不易保管财物应当设置特殊物品强制执行程序，允许行政机关在行政决定程序或者作出行政决定后及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四)、关于送达程序实施问题

行政强制决定如何送达当事人，一直是执法实践中的一个应引起重视的问题。在《行政强制法》中，有三处涉及行政强制决定送达生效的规定：一是《行政强制法》第35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要求通知当事人到场，告知当事人理由、依据、权利救济途径，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现场笔录由当事人签名“。二是《行政强制法》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的程序，要求当事人陈述申辩，行政机关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三是《行政强制法》第38条规定“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绝接收或者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这些规定，都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当事人到场或者当事人被送达了。

但是，在执法实践中，这个假设有时候是不成立的。行政机关无法找到当事人。有的时候，当事人逃逸或者避而不见。例如，行政机关抓住了“黑车”，但无权限制“黑车”司机的人身自由，司机从此再不露面。或者，行政机关发现一个正在违法施工的现场，民工不知道建筑物主人是谁，工头不告诉行政执法人员建筑物主人是谁，或者是建筑物主人避而不见执法人员，等等。在这种情形下，有关行政强制的所有决定，实际上根本就无法送达给当事人。既然无法送达，该行政强制决定也就不能生效，法律上规定的这个程序那个程序，事实上也就无法启动。这给行政机关的执法带来很大的不便，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依照法定程序，该履行的环节由于当事人的避而不见就无法实施。没有实施这些程序，会增加执法人员对自己行为合法性的担忧，影响执法的及时有效。

再次，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程序，最后只有采取公告送达程序。但是，公告送达要60天以后才会生效。在这60天期满以前，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决定还没有生效。没生效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又怎么对财物、场所进行控制呢？另外，60天的生效期限，对于民事诉讼程序来说也许合适，但对行政强制来说，有的时候可能显得非常不及时、不合适。因此，建议在实践中，行政机关一般不采用公告送达方式，尤其是对一般财物或者案值不大的财物采取强制时。

行政调查范文篇6

一、基本情况

在这次社会调查中，发现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员工职业倦怠较为严重，执行力、战斗力低下。根据对部分员工的调查发现，有近70%的人还没有患上职业倦怠症，工作状态不错；有20%的人已经开始出现了职业倦怠症的前期症状；有10%的人很危险，工作状态很不佳，职业倦怠状况严重。这些倦怠者的主要表现为：在别人眼中他们是白领一族，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但其本人却对职场“索然无味”，对工作失去兴趣，认为工作枯燥乏味，机械烦琐。情绪上波动很大，敷衍工作，得过且过，没有任何抱负，个人发展停滞等。但他们原有的自身素质、工作经验、社会影响等都有较好的基础。

二、原因分析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因素。倦怠者心理健康水平低，不能正确认识自我，不能认清自我价值，掌握自己的优势与不足，预测自己倦怠的征兆，了解自己的主观情绪是否影响了自己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没有做好应激的积极准备。例如有的新员工，从学校到银行工作以来，思想压力太重，总认为自己能力欠佳，在工作中谨小慎微，始终不能放开手脚工作，心理素质低下，导致工作没有创新和起色。二是客观因素。银行业作为经济部门，工作业务要求高，部分员工职业工作的创造性低，部分员工人有明显的情绪衰竭，甚至出现玩世不恭的维度。在工作中以执行为主，自主性差，只是依仗着一种“惯性”工作，他们因循守旧、枯燥乏味的机械重复着烦琐事务，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具体对策

银行工作效率取决于员工的素质。员工的素质是一种伸缩性很强的内在潜能，只有着力解决员工的职业倦怠问题，着力提升执行力战斗力，才能将这种内在潜能充分地转化为有效的工作行为，才能收到最佳的工作效果，促进银行的平稳健康发展。为此，要从以下抓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抓氛围营造,为提升执行力提供有利环境。强化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和绩效管理,营造最佳工作氛围,着力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为员工提供个人发展的空间,关心员工个人价值的实现,使员工怀着满意的心情去工作,从而实现令人满意的业绩。要为员工提供最佳的执行氛围和良好的执行环境,有效化解不良的抵触情绪和内耗现象,培育积极向上的执行文化,使执行成为一种主动､自觉的行为，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拥护银行的各项决策,全行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了全行的共同目标和美好愿景而努力。在实际工作中，银行管理者应尽可能突出情感化的工作特色，真正体现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而不是一味地施压；工作内容丰富化，让银行员工得到全面发展提升尽可能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氛围；建立公平的激励机制；为公务员提供人际交往的机会，使他们的郁闷和疑惑得到及时的排解；同时建立新的评价体系、调整竞争机制满足大多数员工的成就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倦怠者的心理压力，减少职业倦怠的产生。

（二）抓培训教育,奠定提升执行力的素质基础。有了和谐的执行氛围,还要有必要的综合素质,才能为各项决策指令的执行力度和执行质量奠定坚实的素质基础。银行各层级干部员工综合素质的强弱直接关系着银行执行力的高低。因此，要围绕形成并保持银行整体的执行力开展培训。首先，要着力提升员工能力素质。不断扩大员工学习的机会,引导学习的方向,拓宽学习的渠道,积极鼓励员工自学,在全行形成人人想学､人人爱学的学习氛围，提高员工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银行管理者应运用管理心理学的知识，引导员工提高对自身心理健康的认识能力、运用心理策略的能力。其次，要着力提升员工心理素质。要运用管理心理学的知识，引导员工正确认识自我，认清自我价值，掌握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勇于面对各种现象、准确地对待周围环境中的一切人和事，有针对性地对自己进行心理控制并尽量与周围环境保持积极的平衡，成为自身行动的主人积极、愉快、主动地迎接生活的挑战，走出倦怠。引导员工运用心理暗示的策略，对自身的心理和行为施加影响，以稳定情绪、树立信心，增强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引导员工学会适应的策略，在各种应激事件和压力面前，及时调整心态、学会适应。

行政调查范文篇7

一、我国行政调查中对相对人权利亟待保护

行政调查是行政上的一般制度，广泛适用于行政管理各领域。我国许多行政法律中都存在行政调查的相关规定，如我国《反洗钱法》第23条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发现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进行调查，金融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其他法律法规中虽没有直接规定行政调查，但也存在相关的规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06年修订）第七章关于调查取证的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章关于税务检查的规定等等，这些法律及行政法规都体现了行政调查。从这些法律法规关于行政调查的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没有对行政调查作专门的规定，更没有制定一部关于行政程序的法律。而我国行政调查的相关规定基本上也是零散地存在于不同的行政法规、规章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甚至存在冲突，不能从整体上对行政行为进行调整。我国的行政调查侧重于相对人的协助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调查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这种侵害包括对实体权利侵害和对程序权利的侵害。对行政调查相对人的实体权利的侵害主要发生在强制调查中，如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隐私、财产等权利的侵犯。对相对人程序权利的侵害主要包括对实体权利的辅助性权利的侵犯如举证权、申诉权等，还有调查过程中要求公平对待的、不受歧视的权利，以及对调查相关的知情权等。行政调查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不仅存在于调查过程中，还存在于在行政调查基础之上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侵害。因此，对于行政调查中的相对人权利的保护必须引起重视。

二、行政调查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域外考察

（一）英国

英国一直重视程序正义，这种程序正义源于自然正义观念的传统。自然正义在英国历史上逐渐发展成为两个重要的规则：公平听证规则和排除偏私规则。公平听证规则是指行政相对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为自己辩护的权利。[1]排除偏私规则要求在行政程序中，行政决定不能由存在利害关系的行政主体作出，也不能就同一件事情自己既是诉求方，又是裁判者，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些规则在英国行政调查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英国早在1921年的《调查裁判所证据法》以及后来取代它的《调查法》，都体现了自然公正基本原则。英国在行政调查中，基于效率的考虑,《调查法》赋予了调查主体法定的强制权，可以以通知或者命令的形式要求被调查中提供证据资料。必要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强制被调查者遵循调查通知或者命令。这是被调查者协助义务的强制规定，对于违反协助义务破坏调查的被调查者可以对其进行追诉，要其承担法律责任。但同时也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被调查者在其权利受到损害时同样具有救济的权利，无论是实体权利还是程序权利，只要受到了行政调查的侵犯，被调查者以及与调查有利害关系的人，都可以在规定的时效届满前提起司法审查。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的行政调查制度，一方面保障了行政调查的效率性，另一方面针对违法行政调查为相对人的提供了及时保护，这就为公权力与私权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法律基础。

（二）美国

在美国，行政调查的内涵要比英国小得多，是指行政机关为行使其行政权力而进行的一种获取信息的行为，调查方式为传唤、亲临检查和必须报表之查阅，不包括行政机关单纯地收集信息的活动。美国政府部门在对待行政调查的态度上，二战前和二战后几乎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二战以前，美国最高法院对行政调查采取了最严厉的态度，行政机关的行政调查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行政机关几乎很难进行有效率的调查。二战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调查权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高法院在这一时期开始放弃先前对于行政调查的严厉态度，逐渐承认行政机关调查权的存在。[2]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43年的EndicottJohnsonCrop．v．Perkins案。①这之后，美国的行政调查权限逐渐由“一无所能”发展成为“无所不能”的权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的行政调查权力不受限制：首先，行政调查受到法律的限制，行政机关必须遵循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行政调查只能用于合法目的。其次，美国是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行政调查不能违反宪法。与行政调查密切相关的宪法条文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第5条，根据这些条文规定，行政机关的行政调查不能进行无理的搜查和逮捕，特别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调查中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行为的限制。

（三）日本

日本行政调查时，要求除以法律为依据之外，还需要以受调查相对人财产权及隐私权为根据，接受法律的实体和程序上的规制。实体上的规制，如日本行政机关行使《所得税法》第234条第1项的质问调查权，应当以有“客观的必要性”的存在为要件。除此之外，实体上的规制还表现在对调查目的、时间以及场所的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上述限制，调查时也应该考虑社会普遍观念上所认识的相当的限度。日本对于有关的行政调查程序的法律规范，散见于各个领域的法律之中，如法官令状的事前取得、事前通知、调查员身份证明文件的携带及提示等规定。日本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对于行政调查的程序一般作为个别程序来规定。日本对于已完成的违法行政调查，利害关系人有提起国家赔偿诉讼确认其违法性的机会，甚至也有可能在后续的行政行为的撤销之诉中要求确认行政调查的违法性。通过对上述国家行政调查的考察，笔者认为，行政调查是行政管理不可或缺的手段，是行政法的上的一般制度。行政调查有其固有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同时具有实体性与程序性，对调查相对人的权利具有直接的影响。作为行政管理的必经阶段，一方面要重视行政调查的效率性，另一方面也要从相对人权益保护的角度考虑，不能为追求行政效率而对相对人权益构成侵害，应完善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制度。

三、对加强我国行政调查中相对人权利保护的建议

（一）在宪法中确立正当程序原则

“从被调查者基本人权保障而言，应首重行政调查之宪法上根据及界限。”[3]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效力高于普通法律，行政机关的调查权是法律赋予的，因此，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调查不能跟宪法相抵触，违反宪法的法律是无效的，基于无效的法律而实施的行政调查将缺乏合法性。因此，必须树立宪法在法律体系中权威性，这样才能发挥宪法的巨大指引规范作用。为了使行政机关正确行使调查权，有必要将正当程序的原则引入宪法中。我国宪法赋予了我国公民广泛的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权不受侵犯、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权利。但是，这些都是实体权利，我国宪法并没有确立正当程序原则。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宪法中确立正当程序原则，这样不仅可以预防调查权的不正当行使，而且可以以最高权威的形式指导普通法律的立法。此外，将正当程序原则引入宪法，也将对我国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观念得到改变，增强人们的正当程序意识。

（二）完善行政调查立法

我国具有制定法的传统，有法可依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也是法治建设的要求。在中国的观念中，无论是执法，守法或是司法审判中，往往需要有明确的制定法依据，这样才是正当的合乎法治的。如果缺乏完备的制定法，那么可以说在这个法律领域是有缺陷的。行政调查相对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行政调查的相关规定分散在不同的行政法规、规章之中，层级参差不齐，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只能就个别行政行为进行规范的制定，而不能从宏观上对行政行为进行普遍约束。因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调查法》，这样才能使行政调查规范化，程序化。这不仅有利于提高行政调查的效率，也可以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加强行政调查相对人权利的法律救济

不正当行政调查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包括对实体权利的侵害和对程序权利的侵害，笔者认为，对于行政调查中相对人权利的损害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法律救济：

（1）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调查适用行政复议，可以确定其违法性，进而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奠定基础。

（2）对行政调查程序法规提起司法审查。存在瑕疵的行政调查程序法规是导致行政调查瑕疵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对行政调查程序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全面审查，已达到治本的效果。

行政调查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调查公民权利公民义务

以往学界对行政调查的研究极不重视，相关论著也屈指可数。其实，行政调查的理论体系相当庞杂，在整个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我国行政调查的研究较国外已十分落后。这不仅表现在对行政调查的定位存在争议，与相关概念区别不清;还表现在目前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调查制度散见于各部门行政法，以规定授予行政机关调查权为主，缺乏对行政主体义务的规定，缺乏对被调查人权利的关注;并且具体程序构建混乱。本文旨在解决上述问题。

一、理论基础

对行政调查是否是独立的行政行为，它与行政检查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与通用，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行政调查是行政决定前的一个环节，不应视之为独立的行政行为;而行政检查是独立的行政行为，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当然不能通用。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是一回事，属于因过去理论研究的落后而遗留下的概念混乱。笔者认为，从广义角度而言，凡是行政机关在行政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那么行政调查行为也是行政行为，只不过它通常表现为行政决定前的一个环节，因此可以推论:行政调查权是独立的行政权力，完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相对人的权利;行政调查程序也是独立的行政程序，应完善其各个环节;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是两个概念，不应馄淆。

如前所述，学界长期以来不重视对行政检查的研究，认为行政检查只是行政决定前的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行政行为，行政检查权的行使也不会对相对人造成独立于行政决定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澄清:行政调查行为具有独立性，也是行政行为。有了这一理论前提，关于行政调查权行使过程中对相对人的影响及行政调查具体程序设计时应如何保障相对人权利等一系列问题都迎刃而解。

二、行政调查权与公民权利义务的冲突与协调

(一)行政调查权的法律控制与公民的权利保障

各国立法都允许行政主体拥有较大的行政调查权，而且由于行政调查的具体目的、对象、环境等各不相同，行政执法主体在行使行政调查权时往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正是裁量空间的存在，使行政调查权对公民的权利构成威胁，如果缺乏相应的法律控制，滥用行政调查权的事例必将比比皆是。

首先，严格行政调查适用条件。一般而言，依据权力性质不同，行政调查可分为任意性行政调查和强制性行政调查。前者是行政主体在相对人的自愿协助下进行的，这类行政调查中，一般没有对相对人的物理性强制，也不产生直接法律效果，适用条件可以较宽泛或模糊;后者是在紧急情况下或相对人对行政调查进行抗拒的情况下，行政主体运用强制性权力进行的。这类行政调查具有命令性、执行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严格其适用条件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设定权法定。行政调查权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创设，其他机关只享有一定范围的规定权，尤其是行政机关，更不能自己给自己创设行政调查手段、范围等。二是主体特定。行政调查的实施主体原则上必须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即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行政调查职权，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据此，行政调查的主体一般是职权行政主体和授权行政主体，同时，有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允许行政主体委托调查。例如《奥地利行政程序法》规定有委托公设鉴定人或者法院调查的做法，这值得我国借鉴。三是对象特定。行政调查直接针对的对象可能是物、场所或是人身。对物的翻查、取样或提存、暂扣，涉及相对人对物享有的排他的所有权;对场所的进入、巡视，涉及个人住宅不受侵犯的宪法性权利或营业自由;盘查、讯问甚至搜身，都关系到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因此，必然要对行政调查对象作严格限制，借鉴刑法中的搜查证制度，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院调查证之后，才能针对调查证中许可的特定标的进行调查。实行”一调查、一申请、一行为”，以保证行政调查权不被滥用，保证相对人的正常生产生活不被侵犯。

其次，完善行政调查手段。如前所述，行政调查可分为任意性行政调查和强制性行政调查，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对强制性行政调查手段不言而喻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否则即为对公民自由的非法侵犯，行政机关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任意性行政调查，相对人同意自愿接受调查，可以没有法律授权，但也不排除行政机关受法律保留原则的约束。此谓合法性问题。关于合理性问题，根据比例原则，一是要求妥当性，即要求所采取的手段能够达到所追求的目的;二是要求必要性，即为了达到所追求的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是所有可选择项中近乎最小的;三是要求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比例，即一项行政措施虽然符合上述两个要求，但如果其实是对结果会带来超过行政目的价值的侵害，那么该项行政措施就是不合理的。

最后，规范行政调查程序。行政调查程序是指行政调查机关在行政调查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步骤的总称。行政调查在遵循行政程序一般规则的基础上还应有自己独特的程序，笔者将在第三个问题中详述之，故在此不敷述。

(二)行政调查权的保障与公民的协助义务

近现代以来政府职能不断扩大，行政已经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机关应当而且必须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力，当然这种权力是有限的，是受法律控制的。与行政调查权相对应的是行政相对人的调查协助义务同样也应是存有限度的。行政调查权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行政机关正确、及时地作出行政决定，为此有时必须对行政相对人规定协助义务。这样有助于行政机关迅速、有效、低成本地搜集信息，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只有保证对协助义务的设定合法、合理，保持行政调查权与相对人的调查协助义务之间适度的平衡状态，才能营造双方相互信任的空间，消除二者的隔阂和对立，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促成公共利益的实现。

对于行政调查中相对人的调查协助义务可以类比刑事调查中的作证制度加以研究。

首先，在刑事调查中，任何人都不得被要求提供反对自己的证据。美国在经历了激烈的论战后，将传统上只适用于刑法领域的沉默权扩大运用到了行政法上。认为”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是宪法所保障的特权。

其次，在西方法律体系中，如果当事人与被告具有近亲属或夫妻关系，则可以请求作证义务的特免权。事实上这最早源于我国古代律法的”亲亲得相隐”，然而目前在较为完备的刑事法律中对亲属间是否有权拒绝作证的问题并没有任何规定，行政法中调查协助义务的豁免问题在理论及实务上就更少有人讨论了。

最后，古老的罗马法法谚有云“律师不得成为委托人案件中的证人”，英国法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念，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律师特权理论:一是在所有案件中，相对人同他的律师为寻求与提供在合法范围内的法律意见时所进行的必要的信息交流，均受特权的保护，任何人不得要求相对人或律师开示上述的交流。二是相对人与第三人之间或相对人的律师与第三人之间为准备预期的或未决的诉讼而进行的信息交流，也受到特权的保护。我国《律师法》第33条规定律师负有保密义务，但同时第35条又规定律师不得隐瞒事实，否则将被吊销执业证书，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第45条)，这导致律师在执业中陷入尴尬境地。因此，律师执业特权在刑法和行政法领域的尽快确立，对当事人权力的维护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还规定了其它很多种类的特权群体。例如，在美国牧师和忏悔者之间也适用特权规则，但在英国，牧师和忏悔者之间的通信并不享受特权。具体到我国的行政调查协助义务的豁免，应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历史传统及实际国情制定。

三、行政调查程序的构建

(一)调查前的程序一般遵循以下步骤:一是事先通知当事人，行政机关在进行实地调查之前，除非情况紧急或者事先通知会影响调查目的之外，应通知当事人，使当事人有准备时间;二是表明身份，即行政机关在进行调查前影响当事人出示身份证明，并出示合法调查文件、说明调查理由。三是应当告知相对人不服调查的救济途径，这点应该着重强调。此外，特殊情况还应遵循特定的程序，例如进入公民住宅调查等，应事先取得有关机关签发的令状(笔者认为应由人民法院签发调查令);对公民、法人的银行存款帐户和储蓄存款进行调查，要有一定格式要求的许可证明。

(二)调查中的程序构建以听证制度为核心，辅之以其它配套制度。”行政参与”原则是现代行政程序的必然内涵，行政调查过程中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面完成任务是十分困难的，只有相对人积极参与，行政机关所获得的信息才会全面、真实，据此做出的决定才会正确、及时。另外，相对人参与行政调查过程，行政调查所确定的信息就会更为其所信服，据此做出的决定就会更容易为其所接受，才会真正地提高行政效率、达到行政目的。同样，”行政公开”原则在现代行政程序中的重要地位也无需敷述，值得注意的是，行政调查中的行政公开不仅应对直接利害关系人公开，还应对社会公开，不仅包括因申请的公开，还包括主动公开。听证制度则兼具“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牡理念，故应将之放在整个行政调查程序构建的核心地位。

具体来说，行政调查中的听证制度包括两种模式:一是审判式正式听证模式，适用于调查的过程或结果可能或必然造成相对人权益的损害情形。其重在保障相对人的抗辩权利，防止调查权被乱用，因此具体制度应包括听证官保持中立、允许当事人公开辩论和质证、禁止程序外片面接触、案卷排他及对听证的决定强制说明理由。二是咨询式非正式听证模式，主要适用于不涉及相对人权益的情形，因此其具体程序安排可由行政机关裁量。其他配套制度主要有教示制度、行政调查明细公开制度和强制调查中的抗辩权保障机制等。

(三)调查后的程序设置主要针对行政调查的结果，关于调查结果的资料不得用于法律规定之外的其他目的。另外，行政机关应承担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责任。

行政调查范文篇9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政府发展

一、民族行政文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公务员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团体意识、态度、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的总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包括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七州市，而民族自治地方有傣族景颇族自治德宏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虽民族众多，但主要以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居多，各民族千百年来，地域相邻、杂居为生、互相往来，因此，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以大理白族地区的行政文化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走访公务员等田野调查的形式，试图分析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实现政府又好又快发展的初步设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大理白族自治州5个县市，分别是D市、R县、H县、W县和J县，共824名政府公务员参加了调查，发放问卷824份，有效问卷822份，其中汉族227人、白族548人、回族29人，彝族18人；他们当中中共党员759人，共青团员27人，派22人，群众14人；具有大学文化及以上的有649人，占79%，中专（高中）文化115人，占14%，初中文化58人，占到7%。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施测时间为2010年8月15-26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另外，还采用了个别访谈法，走访乡镇公务员等调查方法。

3、问卷统计结果

在调查中发现，公务员对政府存在的目的的观点中，有59%的人认为政府存在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仅有2%的人认为是为了统治人民和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还有10%的人肯定政府有抵御外国入侵的职能；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工作的基本理念上，44%的公务员非常赞同，35%的公务员表达赞同；对本地政府的管理工作，81%的人员表示坚决拥护本地政府，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印象还可以，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态度很矛盾，只有1%对本地政府持反感情绪。

行政主体分别描述了自己对法律、法治及公平的看法，意见和看法不尽相同。59%的公务员认为法律是广大人民根本要求、根本利益、根本愿望的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应该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64%的工作人员肯定本单位的领导者非常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所在的机关一般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每年平均有4-8次，但同时又有58%的人认为所在机关的学习风气一般。

三、研究分析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是中国当代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具有当代中国主流行政文化的部分特征，但是，同时由于少数民族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导致了民族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安于现状、易于满足的保守思想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影响较普遍，特别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中这种思想很有市场，如果政府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抱着这种态度不思进取，不求上进，那么政府发展是没有可能的；二是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影响尚有，使政府机关内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利益分配不是以工作绩效和贡献为标准，而是以出勤率、职务级别等为根据。结果是激励机制失效，人们的积极性严重受挫，政府活力下降，政府体制走向僵化；三是缺少开拓创新、勇于竞争精神，“等靠要”思想严重。这种观念对当前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影响特别大。四是带有“官本位”和“权力本位”色彩浓重，独断专行、家长制、长官意志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文化中根深蒂固。“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在民众头脑中一直留存，法律、法治等观念淡薄。

四、研究结论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重塑与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根据政府发展理论，结合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提出建设三种现代民族地方政府发展的模式，来加速当地民族地方行政文化的变革，并且促进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发展。

1、创建参与式政府模式

所谓参与式政府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创设制度化的、开放的参与渠道和机制，有效吸收社会公众和政府内的普通工作人员参与行政过程，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行政水平不断改善的政府管理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是参与式行政文化的应用和实践。在滇西民族地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总体上属于臣属型行政文化，但公民政治文化已经萌芽，少数民族理性的政治参与开始觉醒。因此，建设参与型政府模式，让更多的本地民族精英、人才参与进来，真正实现行政民主化，改善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

2、建设法制政府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较大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各种民族法制实施状况良好，但仍有一些问题。摆脱人治文化的束缚，树立起现代法治文化所要确立的“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确立新型的法律关系，完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行政调查范文篇10

关键词：不得自证己罪原则行政调查刑事侦查

简单地说，行政调查就是行政机关的信息搜集活动，它普遍而广泛地应用于各个行政领域，为行政机关实现行政职能、达到行政目的所必须。行政调查中，经常要求公民提供有关的信息、资料。这必然涉及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适用问题。在美国，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是一个基本的刑事司法原则，由宪法修正案规定。所以，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在美国行政调查领域的适用是一个宪法问题。在我国，虽然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尚未完全确立，但是，行政调查领域中是否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关乎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样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关注。

一、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渊源和内涵

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可以追溯至拉丁法谚Nemoteneturprodereseipsum，即没有人必须作为对抗自己的证人，NemoTeneturSeIpsumAccusare，即没有人必须自我抗诉。

公元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建立了职权宣誓制度，即法院可以依职权命被告宣誓自己必须据实回答所有问题，若拒绝陈述将受处罚。职权宣誓制度被英国1487年设立追诉异议人士的星法院和1585年设立的追诉异教徒的高等宗教事务法院采纳，但许多英国教士在宗教法庭依据上帝的律法或是自然法拒绝宣誓作证。当时星法院和高等宗教事务法院的很多判决后来被普通法法官以职权宣誓制度违反自然法为由，予以废弃。与此同时，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在普通法院以Lilburne案为代表的一系列判例中逐渐得以确立。到了18世纪初，不得自证己罪权利成为英国根深蒂固的公民权利。

在美国，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由1791年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予以明确。该修正案是一个极具司法意义的条款，也是美国政治史上很重要的一项特权。其中明确，“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

一般认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中五个关键部分，即自然人（person)、被迫（becompelled)、刑事案件(inanycriminalcase)、供述（beawitness）以及自己（himself）是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最核心的内涵。

第一，自然人。宪法修正案第5条只适用于自然人，只有自然人可以援引不得自证已罪的权利。一系列的判例都认为，公司法人包括团体组织如工会、合伙团体都不能援引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拒绝将公司文件与物品提出，即使所有的商业文件都是其负责人所作所为的情形下，还是认为负责人不得就提出公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联2009年度课题（B2009013)。司文件主张不得自证已罪的权利。

第二，被迫。不自证己罪原则最初是对抗“职权宣誓”制度的，因此，从本意上说，“被迫”指的是法律上的强迫。直到著名的米兰达案件，事实上的强迫才成为不得自证己罪的适用范围。因为难以判断当事人是否从精神上或者肉体上受到强迫，所以以当事人是否主张不得自证己罪权利范围依据，判断是否构成“被迫”。如果当事人已经事先明确主张不得自证己罪权利而拒绝服从政府，却还被政府强制，即构成“被迫”。另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宪法权利反而可能导致刑罚或者更重刑罚，相当于给予当事人变相的处罚，这种处罚即构成“被迫”。

第三，刑事案件。不得自证己罪原则适用于刑事案件中，以实质人罪风险来描述当事人提供的信息与刑事追诉的关系。可能导致刑罚或者更重刑罚的事实，既包括直接证明犯罪的事实和间接证明犯罪的事实以及导致发现犯罪的线索的事实，都属于有实质人罪风险的信息。但是，对于当事人在刑罚以外的不利益，如不名誉、耻辱等，却严守“刑事案件”的解释，不让刑事处罚以外的不利益成为当事人主张拒绝服从的理由。

第四，供述。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所保护的，是当事人免于痛苦地被迫向政府传达其所知所信的自由，比如侦查机构要求当事人提供其所掌握的某种税务文件资料时，当事人可以主张不得自证己罪原则而拒绝提供。但是，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并没有免除被告协助政府的自由，因而许多客观上的强制证据收集，如笔迹、指纹、抽血检测、DNA检测，均不属于不得自证己罪的供述范围。

第五，自己。当事人主张不得自证己罪权利，针对的是自己将来有实质人罪风险的不利情况，而非针对使他人将来有获罪可能的情形。在案的税务会计师持有许可证明Couch税务欺诈的税务资料，政府以传票命令该会计师提出资料，Couch则争执其对于该资料仍有所有权，故强制其会计师提出该资料仍系侵害其不得自证己罪权利，据此申请停止该传票的效力。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修正案第5条只明文禁止当事人不得成为“自己”的证人，即并不禁止从他处获取证言。本案中涉及的税务资料由税务会计师占有，虽然Couch对其拥有所有权，但强迫提出的对象并不是有罪可能的Couch，而是税务会计师，又因为并不产生强迫提供资料可能导致税务会计师自己人罪供述问题，所以，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税务会计师必须提出该文件给政府。

二、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在各国行政领域的适用

（一）美国

从历史上看，美国法院对于该修正案的适用，一开始持很严格和保守的态度，联邦贸易委员会诉美国烟草公司一案，法院否定了行政机关能够“钓鱼式查阅”，也就是命令被调查人几乎把所有的信件、往来电传等资料都提供给行政机关，以便发现是否存在问题。1927年美国诉苏利文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在行政法领域中亦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并认为被强迫当事人当时即主张拒绝提供调查信息，若当时不主张拒绝则视同自愿提出。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强森公司诉潘金斯一案，法院的态度出现了革命性的改变，认为要求企业提供工资名单记录，以便发现是否有违反最低工资要求的行为，并不违法。到了美国诉莫顿公司一案，达到了这场革命性变革的顶端，法院为行政机关的“钓鱼式查阅”作了根本的开脱，指出，“即使人们会认为在该案中行政机关的资讯要求只是出于好奇，但是，执法机关依法有权确信企业行为不违背法律和公共利益。”自此以后，美国法院的基本态度就是：在行政调查上，不得自证己罪原则适用，但由于行政法的特殊性，可能因为上述特权的使用，会在很大程度上挫伤规制行为，所以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在行政法上适用的几率较低。

美国行政法先后创设了“管制目的理论”与“极特定犯罪嫌疑标准”来判断是否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管制目的理论”在美国诉苏利文一案创设，即在政府并非以刑事利益为目的制定的法律领域，政府有权要求公民提出任何记录，公民不得主张不得自证己罪原则。通常，在政府管制目的下要求公民提出文件记录时，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政府的要求必须在本质上为管制目的；二，该被要求保存之文件乃习惯性被保存之文件；三，该文件必须具有公共性质。如果是以管制为目的的法律适用中，要求公民进行提出文件资料以外的信息调查协助，则行政主体将权衡调查所为的公共利益、公民协助提供资讯的必要性、公民是否曾经表示愿意受管制法规拘束、公民人罪风险之大小来决定是否保护公民的不得自证己罪权利。如果政府有极重大的政府利益，而公民人罪之风险相对微小，或在大多数情形下命令提出不会产生人罪风险时，则公民不受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保护。根据“管制目的理论”，政府要求公民或企业提供与正常活动有关的资料，这是正当的，受调查者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予以拒绝，尽管这些资料的提供可能使政府发现其中的违法问题。

所谓“极特定犯罪嫌疑标准”是指，只要行政法律规范的对象是针对极特定犯罪嫌疑人群，而公民不能有效地主张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因为一旦主张就意味着告诉行政调查机关自己犯某种罪，因此该行政法律规范违背了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公民有权主张不遵照该行政法律规范，拒绝服从行政调查命令。玛切特诉美国一案即适用了该标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法院能够被说服，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报告的惟一目的，就是获取其犯罪行为的证据，而且报告又是在该人，而非他人手中，并且就是要求由该人自己提供，那么也不排除有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可能。

（二）德国

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行政调查程序中，是否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更加谨慎。德国租税通则虽然不承认租税义务人有权拒绝协力之权利，但该法第393条第一项规定，稽征程序中对租税义务人之强制方法，将迫使其因所为之租税犯罪行为或租税违反秩序行为，而受有不利益之负担时，禁止强制租税义务人履行协力义务。德国营业竞争限制防止法第46条第五项规定，负有提供资料义务之人，对于可能引起其本身或特定亲属受刑事诉追或行政处罚之问题，得拒绝答复。

（三）日本

日本宪法第38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进行于自己不利的供述。”关于这一规定对行政调查的适用问题，法律没有作出统一规定。《所得税法》规定了盘问检查，却没有规定供述拒绝权。在昭和47年（1972年）的“川琦民商事件”中，最高法院认为：《所得税法》规定的盘问检察权，是专以所得税之公平且确实赋课征收为目的的程序，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且亦非与为追究刑事责任而取得、收集资料相结合之作用，且具有公益之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不能主张宪法第38条之拒绝供述权。《国税犯则取缔法》规定，收税官吏可以为调查犯则事件而进行盘问。在昭和59年（1984年）的国税犯则事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国税犯则事件的程序虽为行政程序，但是与刑事追索程序有关，是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的程序，因而，虽然该法没有明确规定，也保障供述拒绝权。不过，《国税犯则取缔法》没有规定行政机关有告知缄默权的义务，因此捐税机关公务员在未告知缄默权而取得供述的程序行为，并未违反宪法第38条。

（四）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不得自证己罪原则为一普遍原则，行政调查应全面适用。也有学者认为，就美国联邦法院对于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一再退缩适用，可以看出在理论上及实务操作上，该原则并不适合扩张其适用范围。因此，在行政调查领域，不得自证己罪原则仅限于对法律设有刑罚规定之行为进行调查时适用。

三、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一）刑事诉讼领域的不得自证己罪原则

我国宪法条文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得自证己罪原则。但是，我国部门法一直在探索不得自证己罪的立法和适用，尤其是刑事诉讼领域。

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学术界和实务界比较多地将对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讨论归结于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问题。学术界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曾经热议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明确。然而，《刑事诉讼法》最终没有确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2008年10月，全国人大正式明确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列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计划。关于沉默权，侦查机关提出，不允许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并不必然引发刑讯逼供，中国侦查人员装备差、素质低、工作量大是刑讯逼供的直接诱因。学术界则呼吁，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起码应以适当的表述来规定沉默权制度的精神内核：有学者从中外比较的角度，阐述了沉默权的设置不影响刑事案件的侦破，中国的破案率低不能成为阻止沉默权设置的借口；有学者建议，沉默权不宜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而应适当的表述为“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有学者则直接建议，《刑事诉讼法》第93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愿意回答的，应当如实回答，如实坦白罪行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不愿意回答的，可以保持沉默”。

（二）行政调查领域的不得自证己罪原则

在刑事诉讼领域，不得自证己罪原则尚未获得承认，要在行政调查领域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更加困难了。目前，在我国大部分有关行政调查的法律、行政法规中都明确规定了公民有义务协助行政主体的行政调查，相当多的法律、行政法规还规定了公民违反该义务而受到的行政制裁。这样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第93条类似，没有承认不得自证己罪原则。

在行政调查领域，要想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利器”，应当考虑行政法本身的特点，与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规则配合使用。

第一，基于维护公民权利、制约行政权力的目的，严格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采取强迫或其他不适当的方法，包括刑讯逼供、非人道对待、暴力威胁、不间断询问等方式，也不得采用许诺被调查人某些好处、利益或者特许等的诱供方法，迫使被调查人提供自己实施违法行为的资料。这是行政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对不得自证己罪原则的体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4条明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考虑到行政目的的达成和行政效率的实现，在调查的信息为实现行政目的所必须而且调查方式合法的情况下，不予适用不得自证己罪原则。以户籍调查为例，在例行的户籍检查中，公安机关有权要求公民提供有关资料，接受质问。在这些资料中，公安机关可能会发现被调查人的违法问题。比如，公安机关在核查户口的过程中，发现被调查人提供的户口簿上有涂改现象，那么就有可能对其予以处罚。但是，对于这种合法的户籍检查，公民无权援引不得自证己罪原则拒绝提供有关资料。

第三，关于行政实践中的“诱惑调查”问题，也就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设置圈套或者诱饵，暗示或者引诱被调查对象实施违法行为。这样的行政调查方式，从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看，就是诱惑调查对象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行为。那么，“诱惑调查”是否合法呢？

“诱惑调查”来源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也就是在刑事侦查中，侦查人员设置圈套或者诱饵，暗示或者诱使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的侦查方式。“诱惑侦查”因其具有的侦查成果的高效率性与滥用公权力的高危险性，一直为各国刑事诉讼领域所关注。虽然各国对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不尽相同，但基本都坚持如下的原则：一是，坚持合理嫌疑原则，即要求在开始诱惑侦查之前，必须存在合理嫌疑，表明侦查对象可能正在或即将实施某种严重犯罪，不得进行没有明确根据的“随机考验型”的诱惑侦查。2002年3月30日美国司法部颁布了经过修改的《联邦调查局秘密侦查基准》，其中V项即为“保护无罪的人免遭圈套”，明确规定必须满足如下两项限制中的一项，才能授权实施诱惑侦查：“有合理的迹象表明，对象正在、已经或将要实施受到提议的非法行动或类似非法行动；或从事非法行动的机会已经形成，因此有理由相信，任何人被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都会倾向于从事打算中的不法行为。”并且规定“这一选择性要求尽管不是法定要求，仍然要求强制遵守，以确保政府不向那些没有事前倾向的人提供犯罪引诱，诱使其从事该犯罪”。二是，坚持目的正当性原则，刑事侦查的惟一正当的目的，就是搜集犯罪证据。三是，坚持适度诱导原则，若“以近于顽强之引诱或以社会通念所难以容许之欺罔手段来抑制受陷阱侦查者之自由意思时，即脱离法正当程序之要求。”四是，坚持审查监督原则。英国上议院认为，允许警察或受控线人采取不受监督的圈套行动，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不仅是警察会力图提高在法庭上的表现，而且还面临着采取压迫手段、进行敲诈勒索和腐败的危险。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秘密侦查基准》对执法人员提出告诫，“这些技巧（指秘密侦查，包括诱惑侦查—笔者注）都天生地包含了欺骗因素，并且需要那些动机和行为都可疑的人的合作，因此需要仔细考虑，并加以监督。”目前，我国法律对诱惑侦查尚未作出明确规定。

至于行政实践中的“诱惑调查”，我国已有学者讨论其是否合法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是无权采取诱惑调查手段的。在我国，有权采取诱惑调查或诱惑侦查手段的只能是司法侦查机关，即公安、检察、安全等机关，其侦查所针对的也只能是刑事犯罪行为。司法侦查机关采取诱惑侦查手段是允许的，但是有条件的，必须受到严格限制，不能滥用，不能诱导他人犯罪，在操作使用程度上必须遵守有关规定。其他机关、个人均无权使用诱惑侦查手段，否则就会导致权力滥用，人权难以保障的严重后果。”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违法行为的隐蔽性，决定了行政机关采用诱惑调查方法进行调查取证，在法律上应当是被允许的。但是，“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和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规定，其所获取的证据，也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认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