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成本范文10篇

行政成本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成本；主要途径；重要意义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在党的历史性文件中使用了行政成本的概念。控制行政成本，建立廉价政府，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应该看到，我国行政机构的总体管理成本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因此，当前加强对行政成本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在行政成本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成本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通常我们只讲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很少讲行政成本。一般的成本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问题。产出必须大于投入，这样才有效益，产出越大效益越高。根据经济学上的边际成本学说，最起码产出的边际效益要等于边际成本，否则就是无利可图，不可投入。行政成本也就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的投入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之比。行政管理活动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通常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换算为货币价值形态的。而行政管理活动的产出如何量化成货币价值形态，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的可以量化，有的则不易量化。但不论产出是否可以量化，都可与行政成本作比较，从而检验出一项行政管理活动是否经济、有效。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遇事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对生产领域的成本核算比较认真，而对行政成本的核算缺乏足够的重视，以致行政成本偏高、效率低下的现象十分突出。（1）在组织方面，主要表现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政社不分、部门职能交叉重复、人浮于事。由于机构设置过多，部门分工过细，造成职能交叉、互相扯皮、政出多门、关卡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的状况。有的地方几个机关同时抓一项工作或主管同一个部门，彼此互不通气，各自为战。一些单位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上，既不主动理事，又想越权、揽权，权力向下扩张、延伸。仍有一些单位因人设事，设法成立“临时机构”，导致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人员膨胀的结果又导致行政管理成本增大，财政不堪重负。（2）在管理方面，由于我国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度低，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意性和惰性，导致政令执行不畅、作风飘浮守旧。有的部门和单位只顾本部门和小团体利益，对上级制定的政策措施，合意的就执，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或者在执行中出现偏差。一些公务员对人民群众的呼声与要求充耳不闻，对己有利的事抢着干，无利的事往外推；有的行政领导热衷于文山会海，作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由于机构重叠，部门林立，造成目标分散，互相制约。谁都有权，谁都无权，尤其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更小。（3）从执行方面看，不少行政人员的素质欠佳，离国家公务员的法定标准仍有不小差距。一是干部队伍的结构不合理，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二是思想素质有待提高。“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淡化；玩忽职守，循私舞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的事时有发生。三是效率观念淡薄，把时间花在开会办文上，短会长开，小会大开；有的领导不算经济帐，认为经费越多越好，花钱大手大脚，大慷国家之慨。此外，现代化管理手段未获有效利用，至今仍有不少机关仍停留在“一张嘴、一支笔”的陈旧办公状态，大量行政人员陷入文牍事务之中，数字不清，传递不及时，信息利用率低。

二、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意义

降低行政成本首先是建立“经济型”政府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人们比较关注政府的廉洁、效能问题，却很少注意政府的“经济、节约”问题。政府机构愈来愈庞大，人民为维持政府所支付的代价愈来愈高，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建立经济型政府是民众对政府的期望。经济型政府是这样的政府：获取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尽量让人民修养生息的；用有限的资源投入，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供给公共产品。经济型政府也是一个讲究行政成本，讲究行政效率的政府，因为政府办同样的事消耗的资源最少，或消耗同样的资源办更多的事，就是政府效率的提高。经济型政府还是一个廉洁的政府，因为经济型政府要求尽量降低行政成本，要求实行严格的行政成本核算，使政府的每一笔支出都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并接受社会的监督。我们需要一个经济、节约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费宏效低的政府！

其次，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政府作为上层建筑，它本身是不生产物质财富的，但政府要生存、政府机关要运行、政府要履行它的职能、政府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却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财富。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民众。降低行政成本，实际上就是减轻民众的负担。应当特别指出，降低行政成本不但要求降低政府行政的内在成本，更应降低它的外在成本。降低政府行政的外在成本，往往比降低政府行政的内在成本更能减轻民众的负担。

再次，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转变政府作风，重塑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依靠人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与信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大政方针的决策方面，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毋庸讳言，近年来，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却在降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政府不讲行政成本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于政府不讲究行政成本，使政府的开支愈来愈大，而要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就不可能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修养生息的政策，必然用各种苛捐杂税进行“横征暴敛”，这必然引起民众的不满；另一方面，由于不讲行政成本，不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办事铺张浪费，再加之部分官员贪污腐败，造成政风日下，并带来社会日益糜烂，对此，人民群众怎能没有意见？树立政府行政的成本观念，进行严格的行政成本核算，一方面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另一方面保持政府的经济、廉洁、高效，以尽量少的行政成本，为人民办更多的实事，是重新树立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的有效途径。

三、降低行政成本的主要途径

造成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未能真正体现精简高效的原则；政府职能转变未能根本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目标；信息资源共享程度较低，造成重复性行政成本过高；行政决策的法制化和科学化程度不高；以及对行政支出的过程管理和效益评估重视不够等。针对上述问题就控制政府行政成本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要树立成本观念，严格成本核算。长期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局限于企业、部门和社会经济活动，而对于政府的经济活动研究甚少，讲成本似乎只是企业关注的事情，政府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只要把社会事务管好，把政府该作的事情作好就行了，至于政府作这些事情花费了多少费用，人民为此支付了多大的代价，则无人问津。政府行政应当有成本观念，在历史性文献中，也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才首次出现。在政府机关，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一般公务人员，由于缺乏成本观念、不讲行政成本的事例比比皆是：机构庞大、臃肿，还要不断地升格；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费旅游，超标准建房、超标准购车，重复建设、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为了部门的私利，不惜加大社会成本（外在成本）向企业与公众颁发各种“证件”，强行摊派各种费用。要真正降低行政成本，首先政府行政必须要有行政成本观念，只有在“灵魂深处”真正树立起了行政成本的观念，再加之以必要的制度措施保证，才能变成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自觉行动。

2、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实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途径。增设一个政府机构，就得多修建一幢办公大楼，购置相应的办公设施、办公用品以及交通通讯工具，同时，还要维持必要的行政办公费用、人员工资、福利等费用开支。精简一个政府机构，不仅可以精简掉这些费用开支，还可以降低机构间的协调费用，提高办事效率。实践证明，政府机构愈精干，办事效率愈高，行政成本愈低。行政决策失误会从三方面加大行政成本：第一，行政决策失误往往会给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加大行政外在成本。第二，为纠正行政决策的失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倒台后，为了纠正同志错误发动的“无产阶级”，为此花费了多大的力气与费用，想来人们是不会忘记的。第三，错误的行政决策也是要耗费资源的。怎样才能减少行政决策失误？唯一的途径就是实行政府重大问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府重大问题讨论、参与决策，并有权对政策的制订、执行进行全面的监督。实践证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虽然不能保证行政决策完全不发生失误，但可以大量减少行政决策的失误。

3、严格控制职务消费。职务消费所造成的行政成本，可能是纳税人和社会公众最为关注的行政成本。控制职务消费的主要途径是严格界定范围，并将职务消费的供给制转变为货币制，使其从隐蔽转为公开，从无序转为有序，从不合理转为合理。积极创新和营造方便社会和群众监督的机制和氛围。当前尤其要在职务消费中解决好群众最痛恨、管理最混乱的公款请吃、送礼、娱乐等问题，大幅降低甚至杜绝这方面的行政成本。加快公车改革进程。公车改革还有不少的障碍和困难，但以下措施是可以采用并能取得成效的。要严格专车配备规定，减少车辆配置数量；并要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和杜绝公车私用现象。在此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大部分专车报废后不再重新购置，而通过车辆租赁的形式，解决大多数单位的公务用车问题。政府通过招标确定租车机构单位，在核定的车辆数量和预算范围内自行选择出租单位和车型，财政通过集中支付的方法来加强对资金的监督管理。

4、改善行政环境和工作条件，逐步实现管理手段现代化。降低行政成本，少花钱多办事，少用人多办事，若没有优质的行政环境和工作条件，没有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几乎很难凑效。尤其是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要求大力采用电子计算机、复印机、卫星通讯、激光技术等岗位交流和培训教育机制。对公务员的政治表现、工作实绩和社会公论等，客观公正地予以考查，并把考查结果作为晋升、交流、培训和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经常组织公务员学政治、学业务、学现代科技知识，着重帮助他们加强党性修养、理论素养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参考文献：

[1]刘华富．行政经济学-政府行政的经济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2]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行政成本范文篇2

关键词：非对称信息；委托；行政成本；遗传算法

0引言

加快建设节约型、可持续发展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以建设节约型政府为目标，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榜样。建设节约型政府以节约行政成本作为微观基础[1]。因此，研究如何有效节约行政成本具有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对政府行政成本进行了研究，对降低成本的方法做了多方面探讨，主要集中在对政治架构、制度建设、法律建设等方面的宏观讨论[2]，很少站在委托的角度来审视政府上下级之间关系并对行政成本进行分析。本文立足于政府各层级之间的委托关系，通过定量建模研究如何减少行政成本。

1行政成本中的委托关系

从宏观的视角剖析政治领域的委托关系，它可以分解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这是基础关系，称之为“一级委托关系”；第二层的委托关系是基础委托关系的派生关系，它存在于政府各层级之间，称之为“二级委托关系”[3][4]，在二级委托关系中，上级政府委托下级政府从事活动，上级政府为委托人，下级政府成为人。假定行政系统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级行政部门领导组成。

那么，每一层次相对上一层次是人，相对下一层是委托人。因此该委托关系在上下级政府或上下级行政部门间同样成立[6]。这种关系不仅继承了一般委托关系的共性，而且还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即委托人地位的特殊性与人地位的特殊性。因此，相对于其他的委托关系，人的道德风险将会更频繁、更严重地出现[5]，政治领域道德风险的具体表现就是政府官员对行政成本的普遍浪费。

本文主要研究“二级委托关系”，将降低行政成本问题抽象为数学模型，分析行政过程中资源浪费的原因，探讨在行政成本管理方面产生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委托人（上级政府或部门）如何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和控制措施，促使人（下级政府或部门）努力降低行政成本，使委托人效用最大化。

2模型的假设及说明

1)政府的运行是有效的，上级政府期望效用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的，一直致力于降低行政成本。本文讨论的降低行政成本是指在保证政府正常运作水平的情况下，减少行政过程中所产生的浪费和各种不必要支出。

2)降低行政成本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多方面的效益和影响，这里只考虑降低成本带来的直接收益，而不考虑间接效益。

3)下级政府在进行每期行政预算时，根据经验确定该期行政成本C1，上级政府确定行政成本的合理值C2，再根据预先给定的权数确定行政成本基数C，C是C1和C2两项指标的综合评价值。将多个指标变换为一个指标的数学方法很多。文献[8]研究了一种线性联合确定基数法的合同机制。根据文献[7]，考虑成本指标的特殊性及将C1和C2作用扩大化的要求，将线性和非线性两种方法确定的联合基数的平均值作为行政成本的基数，即其中，β是上级政府根据其对1C和2C的倾向而确定的权数。

a.当人实际行政成本aC小于基数C时，委托人将节约部分()aC<C以1b比例分给人作为奖励，即1*()abC<C。

b.当实际行政成本aC>C时，则人需要承担超额部分1b的数额，即1*()abC<C。

同时，故意高报成本1C有利于使人获得更多奖励或承担更低超额费用，因此当1aC>C时，委托人对高报部分处以比例为2b的处罚，即11*()abC<C。显然，12b,b≥0。

4)假设0C为未实施激励控制措施前几期的行政成本的移动平均数，对应于实施激励控制措施后的实际成本的节约额，作为委托人的收益，即0()aC<C。

5)行政成本的减少取决于人的努力程度，也受到外界的环境噪音(随机因素)的影响。不失一般性，假设a0C=C<ta+θ。t是努力对成本的影响系数，可以通过历史数据的均值来确定(t>0)。θ表示外界的环境噪音或不确定性，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σ2的随机分布，即θ<N(0,σ2)。aC的意义是人付出努力后的实际行政成本，''''()0aCa<，即aC随人努力的增加而减少。

6)人的努力成本V(a)可用货币衡量，且努力成本V''''(a)<0,V''''''''(a)<0，即人的努力成本V(a)随其努力程度的增加而递增的增加。进一步假设V(a)=na2。n为成本系数，n越大，努力产生的成本越大。

3模型的建立

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是产生道德风险的根源。委托理论认为，无论委托人采取何种措施，人总会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的努力程度。由于私有信息的存在，委托人无法通过强制合同迫使人付出符合委托人期望的最大努力。因此，存在道德风险的情况下，委托人只能通过激励合同机制诱使人采取委托人希望的行动，在激励人的同时使委托人期望效用最大化。建立委托关系模型如下：

4仿真求解

4.1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GA)，最先是由JohnHolland教授于1975年提出，借鉴生物界自然选择和自然遗传机制的搜索算法。其主要特点是采用群体搜索策略和充分利用群体中个体间的信息交换，其搜索不依赖于梯度信息，具有全局搜索、搜索空间维数较大以及效率高等优点，尤其适用于处理传统搜索方法难于解决的复杂非线性问题。

遗传算法运算过程如下：

1)编码：将解空间的解表示成遗传空间的基因型串结构数据本文采用二进制编码方式。

2)生成初始种群：随机产生N个初始串结构数据，每个串结构数据称为个体，N个个体构成一个群体，以该初始群体为初始点开始迭代。设置进化代数计数器t←0；设置最大进化代数T=100；随机生成N个个体作初始种群P(0)。

3)适应度值评价：适应度函数反映了个体对环境适应能力的强弱，根据适应度值，可以控制个体生存的机会，体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适应度函数的定义方式有很多。

4)选择：根据个体适应度值，按一定规则从上一代群体中选择优良个体遗传到下一代群体。适应性强的个体为下代贡献后代的概率大。这里采用StochasticTournament选择算子。

5)交叉：将群体内各个个体搭配成对，对每个个体以一定交叉概率交换其部分染色体。本文采用Scattered交叉方式。

6)变异：对群体中每一个个体，以某一变异概率改变某些基因座上的基因值为其他等位基因。这里采用Gaussian变异函数。

7)终止条件判断：若t≤T，则t←t+1，转步骤(2)；若t>T，输出进化过程中得到的具有最大适应度的个体作为最优解，终止运算。

4.2仿真求解及分析

假定0C=5000，t=5，w=1500，n=0.6ρ=0.5，β=0.6，0U=1000，实施激励措施后，人自报成本1C=3500，委托人报成本2C=3000，将参数代入模型进行仿真计算，搜寻最优的决策变量1b和2b。遗传算法中，产生规模为20的初始种群，迭代终止代数为100代，优良计数为2，交叉概率为0.8，适应度函数为1210210ta(1<b+b)<b(c<c)+b(c<c)。

仿真计算使用Matlab语言。仿真结果显示使委托人期望效用最大的1b=0.7398，2b=0.5027，此时委托人期望效用稳定为504.0191，人期望效用稳定为1000.3。显然，如果不采取激励，则委托人直接效用为零，人效用大于其基本收入。公务员之家

由计算结果可得：

(1)12b>b，一方面满足了人付出的最优努力为正的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前面设定的费用基数确定方式下，人通过高报行政成本来提高费用基数的做法不会为其带来较多收益，且能使委托人的期望效用获得最大值。为了激励人降低成本，需要设定适当的奖励和惩罚系数，过小的奖励和惩罚系数起不到激励的效果，过大的奖励和惩罚系数又会导致委托人和人的期望效用小于零，使委托人失去制定激励控制措施的动力，人也不会有意愿参与激励计划。在上述设定的模型参数的情况下，仿真结果b1和b2值可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

(2)当有关参数变量发生变化时，最佳奖励和惩罚系数也会发生变化。通过仿真比较，__权数值β的减小对委托人和人的期望效用没有显著影响，但却使b1和b2明显减少。这是因为委托人降低了对人自报行政成本依赖的结果。委托人掌握较多的信息量，主动减少了对人自报成本的依赖程度(即调低β值)，从而增加了委托人期望效用。ρ值的变化对奖励惩罚系数影响不大，主要影响人确定性等价收入中的风险成本。

5总结

本文以委托的视角研究了政府各层级间的关系，对行政成本控制问题进行了建模与仿真。通过仿真计算可以得到使委托人期望效用最大的奖励因子和惩罚因子。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采取了激励措施后委托人期望效用非负且显著改善，有效节约了行政成本。

模型参数值的设定会影响到奖励和惩罚因子，因此如何合理设定模型参数仍值得进一步研究。实际应用时可以依据历史数据和经验来设定，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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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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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行政成本范文篇3

一、国家、政府与政府的职能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目前有关国家产生的各种政治学说都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国家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社会的需要，在二者的关系中，社会是第一性的，国家是第二性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积累，其直接后果是导致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产生，阶级利益冲突随之发生。如果没有一种控制机制来调解这种利益冲突，整个社会将会陷入混乱状态。此时国家就作为一种超越社会的权威出现，来调解社会的对立与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就会转变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契约论的观点则认为，人们最初生活在没有国家和法律的自然状态之中，享受自然权力，人类行为受自然法的支配，但由于这种自然状态存在很多不便、冲突和恐怖，人们就联合起来，订立契约，每一个人都让度出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力给一个公共机构掌握，由这个公共机构来调解冲突和控制恐怖，以保障每个人的权力和安定的生活，这个公共机构就是国家。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政府是国家的具体化，国家产生的必然性也就体现了政府产生的必然性。

从根本上说，政府的主要职能包括：(1)保护公民的合法的自由；(2)生产公共品；(3)再分配产权。为了履行这些职能，政府要投入成本即行政成本，而为了偿付这些成本，政府必须征税以便管理和筹措各种物质资源。

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说，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期，政府的目标在于提供社会必需的公共物品，为社会谋求公共利益。但这里隐含的一个问题是，政府为社会需求所提供的一般是不以赢利为目的，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从而，毋需致力于降低生产这些公共物品的成本，因此，也就很难用成本收益法来控制政府的支出，因而产生了常见的政府规模增长的潜在可能。同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对这些公共物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政府为满足社会这种越来越多的需要，就必然利用对公共物品的垄断来提高费用、扩充机构、增加人员、增加财政支出，从而导致政府规模的增长。

二、政府规模与行政成本

政府规模是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照一定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之总和。政府规模分为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前者是由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等无形要素构成的规模，后者是由政府机构、公务人员、政府支出、公共事务等有形要素构成的规模。无形要素的规模决定有形要素的规模，有形要素是无形要素的物质载体。因此，有形要素的规模直接决定政府的行政成本，而无形要素则从根本上决定行政成本的大小。一般来说，有形要素规模大则成本高，有形要素规模小则成本低。这里我们可以采用有形要素规模来测度政府规模，因为只有有形规模可以转换为货币计算。

政府规模受政府系统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影响政府规模的外部因素主要有：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地理、科技、文化等；影响政府规模的内部因素主要有：政府价值观、政府机构、公务人员、行政效益等。

笔者认为，影响政府规模，在一定时期内主要是由其内部因素来决定的。因为，外部因素在一定时期内是不易发生变化的，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比如上述的人口、地理、文化以及科技等因素，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的。其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变化，最终也要通过内因对政府的规模产生影响。因此，影响政府规模的关键在于政府的价值观、行政效益、行政机构等因素上。而这些因素最终通过政府的职能反映出来，由此可以认为，政府的职能基本上就能决定政府的规模，因为规模是为职能服务的。犹如企业规模是为企业的生产能力服务一样。要确定政府的规模，首先要给政府的职能科学的定位，即什幺是政府的必要职能，什幺是政府的可选择的职能，什幺又是政府的不必要职能等等。

接下来，我们再从政府的经济生产或者说提供公共品的角度来论证，什幺样的政府规模是恰当的。

三、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二战以来，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进本国财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因此，和平与发展时期的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体现在经济职能上，即如何使国家经济长期快速增长。落后国家的政府想尽办法，采用各种政府干预手段促使国内经济增长，以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同样面临着如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缓和经济周期，使经济增长保持相对稳定。

现代国家大多数政府都是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并且事实上采取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对国家经济进行干预。一般的做法是，在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热的时候，则采取收缩的财政政策，以降低增长过快所带来的过度的经济膨胀。但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有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对经济的有意识的干预行动，对经济的调节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政府干预主义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经济出现不稳定是因为政府干预的不够；另一种是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经济之所以发生动荡是因为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破坏经济规律，使得经济的微小动荡被放大，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对于这两种观点，看起来似乎都有一定理由。那幺有没有一条路径，以指导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但以一定的合适度来约束政府的干预规模呢?

罗伯特·巴罗(1990)提出的政府支出增长模型，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该模型假设，政府的总支出等于税收，即政府是平衡预算的。政府的规模则以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t/y)来决定，其中，t为总税收，y为国民收入。巴罗的模型认为，t/y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随着t/y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将经历一个逐渐增加到一个最大值，之后再逐渐下降的呈倒u型曲线的过程，即在一个最优值(t/y)*处达到最大，在此前后，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减小。巴罗的模型进一步指出，政府的税收t用于支出的用途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他证明，政府支出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若政府支出用于消费性的支付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该模型的提出，澄清了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争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规模相对于其经济来说，有多大是适度的；而不再是需不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了。因此，根据该模型笔者认为，降低行政成本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我们需要多大规模的政府，粗略的讲，即税收t应该占国民收入y多大的比例。而要决定税收t的大小则在于，政府需要有多少的政府支出，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需要多少的行政成本问题。可以认为，当t/y达到(t/y)。时，政府的规模最优，也即达到成本最小化点。

四、行政成本最小化的前提：建立法治化政府

前面所给出的模型分析，其前提是，假设政府是大公无私型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任意行为是受法律约束的政府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假定该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财富增进等等。但是，如果政府本身就不属于该种类型，如果政府将税收收入都用于政府本身的消费性支出，以满足政府本身的福利待遇的增长，满足政府公务人员膨胀的需要，那幺这样的政府规模是无法达到最优的。要使得政府的最优规模有解，即存在最小的行政成本问题，那幺其前提条件是，政府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政府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一致，政府的私利要能够得到约束。因此，还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政府，要想真正降低行政成本，首先就要实现政府转型，实现职能转变。

在人类历史中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政府大致属于两种类型：统治型的政府和管理型的政府。统治型的政府是从属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和为阶级统治服务的，所以，政府模式和行政行为受着阶级统治的理念所支配。管理型政府突出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因而，它所建立的政府模式和作出的制度安排都以强化对社会的管理为目标。

对于统治型政府，很显然它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作为统治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来源于税收t，统治集团的目标是使t尽可能的最大化，因此必然使得t/y的比例不断增大。根据前述巴罗的模型，我们即发现，当t/y>(t/y)*时，经济增长必然下降，由此最终将造成国民经济的收缩，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更进一步，统治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税收t的主要部分将支出于统治集团的消费支付上面，因此更加不利于经济增长。所有这些结果，关键在于统治型的政府，有其自身的私利，因此不可能也无法使政府降低行政成本，反而有着不断扩大行政成本的原始动机。

对于管理型的政府，政府作为管理者的面貌出现，在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增进国民财富的政府目标之外，同样存在政府本身的利益目标。这类似于企业的管理者，他们在考虑企业股东的利益的同时，可能更加关心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因此，在管理型政府的前提下，考虑降低行政成本，同样存在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冲突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考虑降低行政成本，虽然比统治型政府来说有比较可行的路径，但是这需要很强的监督约束机制，由于这样的监督人只能来源于无数的公众，而公众个体相对于庞大、强势的政府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单个的公众基本上没有积极性进行“得不偿失”的监督，从而将不能保证这样的政府有自发的积极性来降低行政成本。

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政府只是国家的人，而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契约公共体，因此，政府是接受法律约束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与个体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主体。但是，政府作为公共的代言人，又是高于单个个人的，众多的个人又通过立法法律来约束政府，因此，政府和个人两者之间是一种辨证的对立统一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没有私利的政府，才有可能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在法律的监督下降低行政成本，运用政府支出规模模型来科学地选择最恰当的政府规模，进而选择最小化的行政成本。

行政成本范文篇4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有关要求，在全市县级以上行政机关推行以行政绩效管理、行政成本控制、行政行为监督、行政能力提升为主要内容的效能政府四项制度，保障政府重要工作、重大项目的落实，实现政府工作最佳绩效，厉行节约、节俭理政，以监督促效能，以制度推动廉政建设，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实施重点

（一）行政绩效管理制度管理重点：

（二）行政成本控制制度控制重点：

（三）行政行为监督制度监督重点：

（四）行政能力提升制度提升重点：

三、健全机构

成立市实施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政府督查室，由徐亚谦兼任办公室主任，周平兼任办公室副主任。领导小组负责做好全市实施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的指导、协调、督促和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抓好全市实施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的日常工作。

市级负有行政职能的部门、各县（区）也要相应成立实施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

四、明确职责

市级负有行政职能的部门、县（区）政府及其部门是贯彻四项制度的责任主体。

市政府督查室负责做好制度落实的市级协调管理工作，并与市监察局共同负责四项制度实施中的监督检查工作。

各县（区）也要相应明确职能职责。

五、工作步骤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月25日—3月20日）

拟定工作方案，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拟定市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实施方案、实施细则；

拟定市推进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宣传方案、监督检查方案；

召开市实施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第二阶段：学习宣传培训阶段（3月21日—4月1日）

通过深入广泛的学习宣传培训，使全市负有行政职能的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掌握好效能政府四项制度的主要内容、基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切实增强行政机关贯彻落实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政府的重大决策上来。在全市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其中：宣传工作由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学习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发文至各单位组织学习，督查并进行抽查；

第三阶段：实施阶段（4月2日—12月20日）

各推进责任单位按照实施方案、实施细则组织推进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工作；

出台相应制度及配套措施，并组织实施；

按照市实施效能政府四项制度宣传方案、监督检查方案，开展宣传、投诉受理和监督检查。

行政成本范文篇5

一、控制内容

从严控制行政成本，着力控制以下事项：

（一）机构编制和人员；

（二）公务用车购置和管理；

（三）会议、庆典、论坛；

（四）出国、出境、出省考察；

（五）楼堂馆所建设。

二、工作目标

按照编制管理机构批准的“三定”方案，完善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管理相互配套的协调约束机制，推行机构编制实名制，实行行政编制数、实有人员数、财政供养数相对应，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管理权限，加强财务管理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坚持经费保障与行政成本控制相结合、行政责任与加强监督相结合，确保行政成本控制工作健康有序开展。年，实现因公出国（境）经费零增长，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零增长，楼堂馆所一律不新建，会议、庆典、论坛和出省考察经费压缩20%。

三、控制方式

（一）实行严格的机构编制管理

严格执行编制部门批准的“三定”方案。坚持机构编制的集中统一管理，凡涉及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的事项，报经县编委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审批。不擅自设立机构和提高机构规格，不超编进人，不超职数、超机构规格配备领导干部，不以虚报人员的方式冒领财政资金。能够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办理的事项，不聘用临时人员。

（二）严格公务用车购置和管理

公务用车的配备和使用，严格遵循公务用车配备和使用管理规定，严格遵循公务用车编制管理。严格执行《县统计局公务用车管理使用制度》，明确专人管理本单位公务用车，执行公务用车统一保险、使用审批登记、公务用车加油里程核算和定点维修制度。

（三）严格控制会议的数量、规模、规格和经费

1、严格执行会议审批制度。召开全县综合性会议应提出书面预算报告，局办公会议讨论决定；专业统计工作会议由各业务股室提出申请，交分管领导审定，办公室根据申请计划及相关经费规定安排会议场所及食宿，会后根据会议名册，按照批准的标准、人数、天数报销。会议标准按县财政局规定的标准执行。

2、大力精简会议数量、规模、时间和经费支出。积极推行电子政务，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改变会议召开方式。除必要的学习培训、数据联审评估、经济运行分析和布置年度统计工作外，一律不得集中召开会议，原则上每个股室每年会议不得超过两次，严格控制会议规模和时间，不发放资料袋、笔记本、笔等。各股室应积极推行信息化办公，充分利用现有网络资源优势，采用网络形式布置一般性工作。

3、严格执行会议定点接待制度。严格执行《县统计局接待制度》及会议费开支标准，在政府采购服务范围内，实行会议定点接待，不到县外和旅游风景区开会，同城参会人员不住会。规模在60人以下的系统内部会议在局会议室召开。

（四）严格控制出国、出境、出省考察

1、强化因公出境的内部审批管理。从严控制出访团组的出访任务、人员结构、行程安排等事项，因公出访必须有明确的公务目的和实质内容，不得借机公费旅游，出访计划不得超过上一年度的执行出访团组数、人数和经费。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支出标准和要求办理因公出境经费审批、核销手续，对每个因公出境团组的所有经费应建立专账进行核算。

2、建立出省学习考察报备制度，规范经费审批报销手续。制定年度出省学习考察计划，出省学习考察的人数和时间不得超过上年度水平，经费一律压缩20%。严格执行差旅费管理办法，规范出省学习考察的审批报销手续，按照审批的人数、天数、路线、公务活动情况以及经费计划进行核销，不得核报与公务无关的开支和计划外发生的费用。

（五）严格控制楼堂馆所建设

严格控制行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优良传统，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党和政府形象。

四、实施步骤

行政成本范文篇6

关键词：执政成本；科学内涵；显性成本；隐性成本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政党，在执政时，务必要把提高党的执政效率、降低执政成本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首先要对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进行探析，以期能够找到控制和降低执政成本的有效对策。

一、执政成本的定义

执政成本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阐述执政成本的科学内涵需要了解成本的含义。美国会计学会1951年对成本下的定义为：“成本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测量的价值牺牲。”[1]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学说，成本作为一个价值范畴，是由商品价值中的c和v所构成，即由耗费的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构成。马克思把这个作为价值范畴的成本价格叫做K，于是w＝c＋v＋m的公式就转化为W＝K＋m。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成本是需要获得补偿的资本耗费的补偿价值，“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2]这个补偿价值的大小决定于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量的大小。

与生产过程一样，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希望在执政过程中，通过最小的要素投入实现其执政目的，因此，执政也存在产出与成本。首先，不管是生产成本还是执政成本都是一定资源的消耗，只是消耗的内容有所差异。生产成本消耗主要是以货币形式衡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总和，而执政成本所耗费的内容比生产成本消耗的内容宽泛得多。其次，生产成本和执政成本所反映的内容相同，都是对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反映：生产成本反映投入一定的成本获得的物质收益的大小，而执政成本的投入不仅反映获得的物质收益，还有非物质性的收益等等。最后，生产成本和执政成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同，都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所不同的是收益的内容不同。

理论界通常从两个角度来界定执政成本的含义：一种是从执政资源的角度考虑，认为执政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维持执政地位和政权运行，为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而耗费的执政资源的总和[3～5]。另一种是从经济学概念的角度考虑，认为成本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党的执政过程也是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因而必然也有相应的执政成本。执政过程的“产出”就是执政效益。为了获得执政效益，由党、全国各族人民和社会所付出的有关因素的总和就是执政成本[6~7]。此外，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季建林就认为，执政成本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8]。薛瑞汉进一步指出，执政成本就是指执政所付出的代价，它一方面包括为了执政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包括没有执好政而造成的一系列风险、危害和负面影响[9]。

二、执政成本与行政成本的区别和联系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执政成本和行政成本的关系并没有理清楚，甚至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行政成本都纳入执政成本，认为“包括行政成本在内的执政成本问题成为时下的焦点话题”[10]。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依法领导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而且也领导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亦即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工作。由于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国家或地方的大事从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策之后，要具体实施和变成现实，实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体现社会主义的方向和优越性，实现执政党的奋斗目标，都必须经过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贯彻执行这个关键的环节。

执政成本和行政成本用数学集合的概念来说就是一种“交集”关系，即他们有共同的一部分，又有各自不同的内容。这里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社会管理成本。社会管理包括两类：一是政府社会管理；二是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现代社会管理是以政府管理与协调、非政府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为基础以及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因此社会管理成本也包含两部分的内容——政府管理成本和社会自治成本。也就是说，社会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也是一种“交集”的关系。

三、执政成本的分类

1.执政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以执政的显性成本来说，季建林认为，执政成本的内涵主要有：一是制度内消耗，包括各级行政开支、党务开支，这是易于考察的执政成本；二是制度外消耗，包括各种贪污腐败和不当执政行为所侵占、消耗的社会财富，这部分执政成本是隐性的，难以计划、控制[11]。本人认为，这部分执政成本可以分为纯粹执政成本和间接执政成本。

从广义上说，执政的经济成本还要考虑执政党推行改革的资源耗费，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形成了执政党的经济成本，它反映执政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1）执政的政治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对已具有的公众对自己执政合法地位的支持与认同以及威望、凝聚力、影响力、动员力的消耗。对于执政党来说，掌握执政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最主要的执政资源。执政党要谨防执政权的丢失，努力维护好“执政权”这一资源，保持党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掌控。执政党的宗旨、指导思想就是很宝贵的政治资源。主义、宗旨是无形的，但主义、宗旨作为一种资源在执政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1]。列宁说得更加明确，“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2]，执政的过程也需要耗费政治资源。公务员之家

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往通过打天下而确立的执政合法性会逐渐淡出，执政党必须通过扩充新的政治资源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

（2）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成本通常是指执政党为使自己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信仰信念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为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丰富发展而不断付出的物质和精神的代价。执政党都需要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执政的思想舆论上的支持。它的特点是无形和隐蔽，主要表现在公众对执政党合法地位以及思想文化的支持和认同的变化上，也就是说这部分执政资源的耗费所产生的结果不太明显或者难以计算。这正如王长江先生所指出的：人们可能不难说出一次政府决策失误的成本，但却很难对执政党的纲领失误作出估价；人们可能会准确地看到一次错误的政策推行带来的后果，但却很难预测由此引起的对立情绪对执政党未来地位的影响。所以，执政的政治成本与收益、意识形态成本与收益是一种无形的投入和产出，很难进行精确的量化计算与比较，不能像评估经济成本那样来评估政治成本。

（3）执政的其他成本。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除了主要付出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文化成本外，还要支付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环境成本、信息成本等等。

2.执政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的关系

（1）任何一项执政成本的提高都有可能导致其他执政成本的提高。例如，执政的经济成本过高，往往会导致执政的政治成本、意识形态成本的提高。因为经济成本过高，就意味着国家机关行政费用过高而效率低下，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政府开支上而不是用于社会发展和公共事业上，这就使公众对执政党产生不满，信任度必然降低，这意味着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削弱，如果是因为特权滋生、腐败蔓延而导致经济成本过高的话，那就更会使公众对执政党的信心动摇，认同和支持降低，这时执政党就要以消耗自己已有的威望、影响力、号召力来弥补这种损失，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的政治资源在减少，政治成本在提高。

与此同时，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的提高对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公众可能会对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提出质疑，甚至抛弃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转而接受非主流意识形态，导致意识形态成本的提高。反过来，政治成本的提高也可能会导致执政的经济成本、意识形态成本的提高。

（2）任何一项执政成本的降低都可能会导致其他执政成本的降低。例如：执政党建立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行政费用的降低等等意味着经济成本的降低，经济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民众生活富裕、社会安定和谐；进而会塑造执政党的良好形象，提高公众对执政党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及其价值观念的认同和支持，进一步巩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丰厚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淀，不断增强执政党在社会上的凝聚力、影响力、动员力等等。这样，执政党的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在增加，执政的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在减少。而公众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越认同，执政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越容易在公众中贯彻、执行，从而使执政党的经济成本就越小。这样，就实现了降低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的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这正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所要努力实现和达到的，也是巩固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章原.重塑政府[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53.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0.

[3]朱兆中.政党的执政资源与执政成本初探[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3，（4）.

[4]汪?F艳.从执政成本的角度看科学执政[J].唯实，2005，（1）.

[5]李旺平.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水平[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5）.

[6]胡月英.科学执政与执政成本[J].长白学刊，2005，（3）.

[7]张江山.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能力[J].新东方，2005，（5）.

[8]季建林.论执政成本[J].理论界，2005，（2）

[9]薛瑞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重视执政成本[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3）.

[10]卫刘华.近年来执政成本问题研究述评[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2）.

行政成本范文篇7

1．1行政后勤类成本的特点

随着成本核算的发展，行政后勤成本已经逐步转化成临床科室直接成本，如为临床科室专项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已经设立明细科目，直接计入相应科室，如为骨科组织的专科知识讲座，在本次讲座中产生的费用，可以通过财务记账直接计入科室劳务成本。但是某些大型活动，如全院的义诊服务活动产生的成本性支出，则无法直接计入临床科室，需要进行分摊和转移处理。除去专项业务产生的成本，行政后勤类成本主要有三个主要部分:一是人力成本，如行政、后勤科室人员的工资、补贴、福利费等;二是能源、固定资产折旧、办公消耗性支出等;三是行政事业类支出。行政事业类支出是着力转化为临床科室直接成本的阵地，但是人力成本、能源、固定资产折旧、办公消耗无法直接进入临床科室，现阶段只能通过层级转移向临床科室转移。

1．2行政后勤类成本的管理方法

现阶段成本核算无法准确衡量后勤服务类科室收益，所以无法准确以收益的手段核算行政后勤类科室的工作效率，只能通过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来考量后勤服务类科室，绩效考核虽然能提高后勤服务类科室办事效率，但是无法准确界定成本责任，无法取得节能降耗的作用。行政后勤类管理成本在现行全成本核算管理办法中一般通过两种途径进入临床科室，一种是通过职工人数平均法、收入比重法、成本比重法等方法，将部分无法直接进入科室的事业费支出分摊到临床科室［3］;另一种通过层级转移的方法，由行政后勤类科室向医疗辅助、医疗技术、临床服务逐级转移到临床科室。即使通过分摊、转移的手段进入到临床科室，但是临床科室的工作人员对此类成本也是束手无策，无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1．3行政后勤类成本在成本核算中的地位

现在医院全成本核算分为两部分，科级成本核算和院级成本核算，两部分互为补充也自成体系。科级成本核算主要使命是明晰成本责任，合理配置内部资源，提高成本利用效率。科级成本核算的中心是临床服务科室，行政后勤类科室仅为辅助，受重视程度较差，且无量化考核办法，使得行政后勤类科室逐渐在科级成本核算中扮演起旁观者的角色。院级成本核算建立在成本会计的基础上，以资产负债表为表现形式，主要用于衡量医院整体运行状态，提高医院竞争力为主要目的，行政后勤类成本融化在各类费用中，且占比较小，很难引起决策者重视。

2行政后勤类成本转移的弊端

2．1成本转移无法明确成本责任

随着成本核算不断发展，在成本核算的过程中明晰成本责任成为科级成本核算的首要任务，准确的界定成本责任为进一步有效节能降耗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多年全成本核算实施，临床科室每一位工作人员成本意识普遍提高，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自觉控制成本，但是通过分摊或转移的形式进入临床科室的成本备受争议。临床科室的负责人在应对分摊到科室的成本时，也只能采取控制科室的有效分摊参数的策略，但这并不能在实质上改善分摊成本的利用效率。在面对由层级转移的方式转移到科室成本明细表上的行政后勤类成本时，科室负责人束手无策，甚至有些效益较差的科室对此类成本比较抵触。无法通过核算找到此类成本的直接责任人，使得这部分的核算徒劳无功。

2．2成本转移的方法难以准确界定

临床科室无法控制行政后勤成本，但又必须承担行政后勤成本，使得以何种形式分摊、转移成本成为争论的焦点。基本的成本分摊方法有职工人数平均法、人员费用分摊法、收入占比分摊法、单项成本比重分摊法等［4］。甚至有多参数结合的分摊办法，这些分摊办法虽然能够非常合理的将行政后勤类成本分摊到临床科室，科室所能找到的降低此类成本的方法也仅仅是从分摊办法入手;如果是以职工人数平均法进入科室的，科室虽然通过各种手段减少了人员占比，但仅仅是减少了科室分摊到的成本，并没有实质上减少行政后勤成本或提高行政后勤成本的使用效率。面对不断增加的行政后勤成本，选取哪种分摊办法并不是主要解决办法，而应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到行政后勤类科室，合理的让行政后勤类科室承担起成本利弊，进而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资源效率。

2．3预算制度存在弊端

广泛应用的行政后勤成本管控办法为预算制度。预算控制模式源于成本管理的标准成本法，事先确定目标差异，通过实际作业的控制消除或减少偏差数额，属于刚性控制［5］。但是随着市场发展，为了加快医院对市场动态变化的反应，使组织的应变能力变的柔性化，反应更加灵敏。随着管理柔性化的进程，预算控制逐渐失去优势，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和随时调整的发展思路，使得预算极易被打破进而失去效力，即使是零基预算也无法达到有效控制成本的作用。预算制度有时候还会形成各机关后勤部门间的隔膜和冲突，如果不能妥善的协调和划分业务范围，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将会引起互相推诿，即便能节省一定的成本，但是会影响具体决策、决议的推进，进而影响整体经济发展。

3解决方法

由于行政后勤部门工作量无法量化考核，导致在成本核算无法考核科室的绩效，更无法实现收支的有机结合，所以行政后勤成本的管理不能拘泥于一般的考核思路，应拓宽思路从以下角度入手。

3．1推进行政后勤类成本向医疗直接成本转变行

政后勤类科室主要是为临床科室服务，所有的活动都与临床科室息息相关，所以在行政后勤科室成本记账时尽量将成本计入受益科室。这样就形成受益科室对机关后勤类科室的监督，有利于督促行政后勤类科室提高效率，实现监督性的成本责任推进措施。有些医院为了更准确地量化考核部分行政后勤科室，采取内部定价制度，通过模拟的内部交易形式，实现了部分行政后勤类科室的量化考核，但是此方法局限性较大，不适合某些行政部门的管理，但是最终目的均是由临床科室监督行政后勤类科室的成本管控策略。

3．2按核算周期设定预算额度

行政成本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成本行政效能绩效审计

全国审计工作会议把全力推进绩效审计作为积极开拓创新、推动审计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各项审计都要注重从政策执行、资金使用、资源利用、行政效能等诸多方面综合考虑其效益、效率和效果，并要求在绩效审计上加大力度，要处理好微观局部与宏观全局的关系，做到从微观项目入手，从宏观全局分析问题。行政成本与行政绩效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仅体现着部门内部管理问题，而且关系着领导者的经济责任问题。在基层审计中，有必要关注行政成本和行政绩效，纳入审计监督范畴，对绩效与成本进行分析与研究，实现揭露问题与解决问题并举的目标。现结合基层实际，对这一问题作些试探性分析。

一、行政成本增长成因分析

有资料披露，从1978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规模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9.4%，高于同期GDP增速，也超过年均财政支出增速。同期行政管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由30年前的4.71%，增加到18.73%。从基层来看，追求财政增长仍然是重大经济指标，报表也反映出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尽管如此，县级财政仍然处在吃紧状态。在财政增长部分，除了用于建设和民生项目外，基本上被行政经费吃掉了，而且仍然处于不断增长趋势。行政成本的扩张，从基层分析，大体有以下几种因素。

一是物价成本拉动。近些年来，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物品一直处在涨价态势中，用电、燃煤、燃油、纸张、差旅等方面，价格涨幅都比较大。用电价格涨到0.5元以上一度,燃煤从每吨一百多元涨到三四百元，汽油涨到每升6元。就接待费、会务费都在大幅增加。此外，在业务内办班、培训、考察等的成本也在不断升高。由于物价成本的拉动，导致行政管理成本直线上升，所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拉大，财政收入的增长有相当部分被行政成本的价格因素吞噬掉。

二是攀比因素驱使。尽管推行了集中采购制度，集中核算制度的严格的审批制度，但是在公车总量、费用总量上仍然在扩大成本，公车更换、办公条件改善、信息化设备增置、部门间的比照攀比，上级要求的专业设备等等，这些因素不仅增加了固定资产投入，而且扩张了日常的管护费用，促使行政成本链无限地拉长。

三是管理内控失度。无论从微观局部，还是区域全局，成本意识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反正是财政的钱，不花白不花。财政预算还缺少细划，限制措施不力，透明度不高，部门成本管理和内控措施失度乃至失效，甚至负债增加行政成本，致使地方财政既有显性压力，又有潜存压力。在行政成本中，不乏存在铺张浪费或损失国有资产，行政成本与工作绩效严重背离，行政成本在财政支出中的压减难度加大。

二、审计关注行政绩效谋划

行政成本关联着行政绩效，行政绩效又是绩效审计的重要内容，无论是财政财务收支审计，还是单纯的绩效审计，都要从绩效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上进行谋划。从基层来看，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从政策执行上谋划。基层行政部门事业单位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经济活动，国家有着成套的财经法规，部门工作也有着专业的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印证着行政绩效的应有水平。因此，在分析研究被审计单位的绩效时，首先应该从政策执行上切入，搞好谋划，从中分析的揭露问题，以利于存在问题的解决。

其次，从资金使用上谋划。目前，公共财政资金的类型呈现多样化，使用用途差别较大，资金效益水平不一。公共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效益如何，不仅体现着财政资金是否安全，而且鉴证着部门工作绩效水平。所以，在谋划分析研究被审计对象的行政绩效时，应突出资金使用这个重点，在资金效益上着力，以利于损失浪费，影响财政资金安全和财经法规政策执行目标实现的问题的揭示。

第三，从资源利用上谋划。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成为上下的共识，争相招商引资上项目、开发利用资源已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彰显政绩和部门绩效的“亮点”。因此，在推进绩效审计的谋划，不仅要切实关注资金管理使用的绩效，而且要着眼资源环境的绩效，是否是一时的政绩而导致资源环境的破坏或在资源利用上不能达产达效，致使固定资产的损失浪费。只有关注资源环境的绩效，才能使绩效审计更完整、更全面。

第四，从行政效能上谋划。县属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承载着经济社会发展，维护改善民生的职能，年度有着明确的工作目标任务，有着规范行为的各种制度，以利于实现行政效能的目标。在谋划绩效审计上，应把行政效能作为关注内容，在审计中综合考虑行政效能应有的效益。通过推进绩效审计，推动被审计单位加强内部管理，提升行政效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从最现实的切身利益。

第五，从经济责任上谋划。部门主要领导在部门处于核心地位，对经济活动、行政成本具有决策权力，对行政绩效有着较高的影响力。因此，在谋划绩效审计的分析研究中，要切实关注领导者的经济责任。如果领导者的经济决策失误或财经法规的失控，就会导致损失浪费、行政成本升高、经济效益缺失、行政绩效低下的局面。绩效审计要着实从经济责任上进行判断的分析，以达到审计应有预期。

三、行政绩效审计成果体现

推进绩效审计，审计关注行政成本和行政效能，其目的不仅是揭露和解决问题，而且是为领导进一步完善宏观管理提供依据和参考。因此，绩效审计的成果应该体现出“四性”：

其一，要体现危机性。通过推进绩效审计，提示行政成本、行政效能、资源利用、环境影响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审计成果在领导干部中引起警示，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以利于从微观局部反映出的问题，在宏观全局上引起高度重视，从而加强内部管理，依法、科学和民主决策，科学合理开发资源，从民生出发保护环境。只有审计成果体现出危机性，才能促进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子。

其二，要体现效益性。追求效益的最大化是经济社会发展、新上项目、资源利用、行政管理、保障民生的根本目标。无论审计报告或绩效分析研究报告，其审计成果要真正体现出其效益性，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只有审计成果的效益指向，才能体现出资金管理使用、资源开发利用、行政管理效能的真实水平，有利于促进部门求真务实，更有目标地去追求效益最大化。

行政成本范文篇9

一、行政成本的概念

行政成本是政府部门向社会或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必须的行政投入或耗费的资源。行政成本是一个复杂的指标体系，从财政学意义上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对行政成本进行分类和界定：首先，相对于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而言，行政成本表现为机会成本，即一定的资源用于政府部门就失去了用于经济建设和用于私人部门的机会。机会成本是研究行政成本的出发点。其二，相对于公共支出而言，行政成本表现为政府规模，政府规模可用财政支出来表示。财政支出按照具体用途，可包括人力支出(即公务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培训和医疗保健等)、物力支出(即办公场所、办公设备、物质能源等)、转移支出和其他支出；财政支出按照功能性质分类包括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另外，政府规模还可用其他指标进行表示，如政府机构数、行政人员占整个就业人员的比重、官民比、公私就业人员比例等。再则，相对于行政运转而言，行政管理费是行政成本的主要表现，是政府部门在决策、执行、协调和监督过程中，必须消耗的代价。

从财政学角度确立行政成本概念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财政是政府职能的经济体现，是政府行政的经济基础，“无财难以行政”；另一方面，财政又是社会利益的政治表达，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无政难以治财”。从第一个方面看，行政成本是政府行使其职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政府职能的必要支出。行政成本随着政府职能和政府效能的变化而变化，其高低决定于政府职能的大小和行政效能的高低；从第二个方面看，行政成本是在一定的行政体制框架内发生的，因行政体制的优劣而不同，其高低决定于政府行政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在一个完善的体制内行政成本低廉，在一个弊端丛生的体制内，腐败与浪费盛行，行政成本高昂。

二、降低行政成本的对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段话的核心问题就是要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提高行政效率，尽可能降低行政成本，是行政管理的出发点和核心，是行政管理的最终目标。

(一)强化行政成本意识。从树立人的成本观念、效率观念入手，强化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的成本意识，树立行政管理的效益观念，实现管理思想的现代化，树立现代管理的效率观、价值观、竞争观、时间观、系统观，以高效的意识进行高效的管理，从而降低行政成本。

(二)严格执行财政预算。严格的财政预算是预防行政成本过高的关键，要强化预算约束，规范财政支出。对行政成本的预算既要讲求制定时的科学性，按照适度从紧的原则，认真地制定各级党政机关从政所需的各项工作经费；又要讲求执行时的严肃性，一定要严格按照年前制定的预算执行，不得随意突破、随意追加预算经费。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对财政预算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在预算编制方法上也实现了由“基数法”向“零基预算”的转变，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管理办法，成效不很明显。对此，应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首先要把预算外资金统一到预算控制之内，形成完整统一的政府预算，统一财政。其次要加强预算管理，控制政府财政支出，要强化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实现预算收支程序法律化、规范化，不可随意对预算进行调整增加。第三，要明确预算收支的法律责任，完善政府采购制度，通过法制化的政府采购、规范化的财政支出制度来降低行政成本。杜绝预算之外的楼堂馆所建设、不必要的会议开支、公款外出考察消费等等开支。据有关数据，许多不合理的开支都是通过会议支出和外出考察两个名目从财政支出的。最后，要提高行政透明度，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实施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对重大财政支出决策过程立法，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公务员之家

行政成本范文篇10

一、高校行政成本趋高：现象透视

（一）人员经费与日俱增

随着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加，高等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教职工人数越来越多，高校的人员经费与日俱增。高校人员经费的增加，既有客观需求，也有主观为之。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因教学需要不断吸纳各类师资，教职工数量不断增加，导致人员经费不断增长；其二，因学校发展需要不断引进高层次人才，高层次人才的“高薪”导致人员经费趋高；其三，高校行政人员、教辅人员过快增长，编制外招聘员工大量增加，导致人员经费不断上升；其四，随着物价上涨、社会收入普涨等因素影响，教职员工的工资、津贴等也“应声”而涨；其五，多校区办学，要求高校行政机构“一块牌子多套人马”，客观增加行政人员数量，导致人员经费不断增加。

（二）运行经费不断增加

高校行政运行经费持续增加主要表现为：其一，行政机构数量有增无减，行政运行经费必然增加；其二，行政机构成本意识与节约意识淡薄，其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交通费等日常公用支出费用大幅增长；其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级各类教育协会、兄弟院校举办的会议有增无减，高校会议费用节节攀升；其四，行政机关办事效率低下或错误决策，间接催涨运行经费；其五，多校区办学，直接导致交通费、通信费等不断上涨；其六，随着开放办学的不断扩大，高校与各级政府部门、各类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团体等交往越来越密切，客观导致运行费增加。

（三）职务消费持续走高

在高等学校，职务消费持续走高虽然没有社会一些部门“明显”，但也不可小视。其主要表现为：其一，高校行政领导数量不断增加，必然引起职务消费总量增加；其二，高校行政领导公款消费不断增长，主要为公款送礼、公款旅游、公款宴请、公车私用、公款送子女读书、公款出国、公款支付费或专著出版费等；其三，高校行政领导享受的“特权”越来越多，职务消费的范围不断扩大，职务消费额也不断提升。

（四）公务接待费节节攀升

目前，高校与各级政府部门、社会企事业单位的联系日益密切，高校与高校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既有利于开放办学，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高校的公务接待费节节攀升。各级各类检查多如牛毛，如安全检查、卫生检查、军训检查、食品质量检查、档案检查、消防检查、保密工作检查、教学水平评估、专业评估、学生就业工作检查、学校党建工作检查等。对各级各类检查组，高校只能以“礼”相待，用大把大把的接待费来恭迎“检查”。各类考察、学习交流活动频繁。兄弟院校、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等友好单位，派出各类考察组，到高校考察交流与学习。本着礼尚往来的对等原则，高校对各类考察组格外热情，以高规格接待，消耗大量接待费用。

二、高校行政成本趋高：原因分析

（一）行政机构臃肿，行政人员冗余

尽管进行过多次改革，高校的行政机构依然臃肿：行政机关数量有增无减，行政层级不断增加，行政领导越来越多，就连“教研室”也越来越多地履行起“行政”职责来，变成了半官方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臃肿，不仅直接耗费大量行政公用经费，而且容易导致行政部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导致行政经费大量损失。高校行政人员与教辅人员居高不下。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是高校行政机构改革的真实写照。由于编制控制不严，由于高校的人事政策与分配政策存在不足，就连不少优秀教师也走下讲台进入机关成为行政人员。高校行政人员持续增长，人浮于事，不仅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浪费行政经费，而且更不利于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影响教学质量。

（二）行政成本意识淡薄

高校行政人员的行政成本意识普遍淡薄，行政成本核算规章制度不健全，行政成本控制机制不完善，导致高校行政成本持续增长：在校园建设、教学场馆建设、办公楼建设等方面好大喜功，过分关注“政绩”，不计成本，铺张现象突出；在考察学习、举办会议、公务接待等方面大手大脚，死撑“面子”，浪费严重；在公务用车、行政装备等方面追求“阔气”，奢侈明显。同时，由于缺乏约束机制，高校行政领导在划拨、使用行政经费时随意性很大，不可避免造成浪费。

（三）财务预算管理缺位

预算编制粗放。高校行政经费的预算，一般由行政领导说了算，更多体现“长官意志”而非行政工作的实际需要。而且，行政领导对涉及自身的行政经费，往往追求“预算最大化”，尽一切可能增加行政经费的预算规模。同时，高校的行政经费预算，一般比较粗放，远未达到精准、规范、合理与科学。预算执行不力。对已经形成的行政经费的正式预算，高校仍然存在执行“难”的现状，任意追加预算经费，随意更改预算科目等。预算执行不力，往往导致高校行政经费使用与管理的混乱，进而导致教育行政经费的损失与浪费，增加教育行政成本。预算审计缺失。高校监察审计部门对教育行政经费的审计往往是“事后”审计或“回头式”审计，对教育行政经费的预算、划拨、使用等缺乏“过程”审计。“事后”审计不能及时发现高校行政经费使用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教育行政经费的浪费与损失也不能及时进行制止与挽回。

（四）多校区办学

多校区办学是我国高校普遍的办学模式之一。多校区的“多”，必然导致教育行政成本的大幅增加。其一，教职工与学生往返多个校区，交通费用激剧增加；其二，行政部门每个校区均要有行政人员“驻扎”，人员经费不断增加；其三，各校区之间的电话联系不断，通信费用不断增加；其四，行政办公用房、行政办公设备等必须按校区数量“一式多份”配备，客观重复配置，浪费严重。

三、高校行政成本趋高的控制策略

（一）精减行政机构，裁减行政人员

精减行政机构、裁减行政人员是高等学校控制、降低行政成本的主要渠道。高等学校行政机构的设置，一定要遵循精减、高效的原则，根据学生人数、教师人数，科学合理确定行政机构数量。首先，精减数量。对可设可不设的行政机构坚决撤销，对历史上设立而当今已经没有存在必要的机构坚决撤销，对职能交叉重叠过多的机构坚决撤销。其次，合并机构。对职能少又可以归并的机关职能部门进行合并，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大部”制，实行“多块牌子一套人马”。对多校区同时存在的“机构”进行实质性合并，真正实现机构数量的绝对减少。高等学校行政人员的聘用，应该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一定要控制并降低行政人员与教师、学生之间的比例。主要途径有：制定并严格执行行政人员编制制度，从源头上控制行政人员的不合理增长；对现有行政人员进行重新“聘用”，定编定岗定员，将多余的行政人员充实至教学第一线，切实减少行政人员数量；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合理聘用教辅人员，防止教辅人员的恶性膨胀。

（二）树立成本意识，开展行政绩效评价

成本意识是高校行政领导自觉控制行政成本的“关键”，只有成本意识真正进入了行政领导的“头脑”，行政成本控制才可能得到实实在在的降低。高校的财务部门、监察审计部门等可以定期或不定期、集中或非集中对高校行政领导进行“行政成本控制”专门培训，促进行政领导树立、强化成本意识，养成节约成本的良好习惯。高校的宣传部门等可以通过宣传画、广播、电视、标语、报纸等大众文化传播媒介进行广泛宣传，推进高校行政人员成本意识的固化，将“节约成本、反对浪费”转化为行政人员的自觉行为。开展行政绩效评价是高校控制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手段。高校的行政绩效评价可分两个层次开展：学校领导个体的行政绩效评价与学校行政机构的行政绩效评价。学校领导个体的行政绩效评价，主要考察学校领导个体的职务消费、学校领导主管行政部门的行政经费与学校领导个体及其主管行政部门的工作业绩之间的关系。学校行政机构的行政绩效评价，主要考察行政机构的工作业绩与其消费的行政经费之间的关系。行政绩效评价既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反映出高校各行政机关的“绩效”；又要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引导行政机关建立“高效率、低成本”机构。

（三）控制职务消费

职务消费的控制，必须要有明确、完整的规章制度，要以制度“约束”领导干部。高等学校应该制定系列政策，对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作出明确规定。依据行政领导的级别、所在部门性质、业务范围大小等，对公务接待费、小车使用费、通信费、会议或培训费等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职务消费也可实行“包干制”，实行节约归部门、超支不增补的政策，鼓励领导控制职务消费，杜绝铺张浪费。职务消费的控制，必须有良好的运行机制才能取得实效。高等学校应该建立职务消费的预算制度、公示制度、审计制度、经费包干制度等，由监察审计部门、财务部门等对职务消费进行监督，让广大教职工对职务消费进行监督，保证职务消费处于“可控”范围，促进职务消费成为“阳光”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