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范文10篇

文化因素范文篇1

1.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农村文化消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与总结，我们认为能够对农村文化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归根结底来自供求两个层面。首先，农村文化消费受需求因素制约。一般来说，由文化教育程度、消费观念与习惯、收入水平、文化消费支出水平、消费结构和社会保障状况所决定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是制约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最为重要的需求因素。文化消费是精神层面的消费，其需求强度与认知程度、消费习惯、消费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文化程度高且已形成一定消费习惯的农村居民，其认知力、理解力越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就越多，需求意愿也就越旺盛。由于文化消费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且文化消费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表现在以前与现在的消费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未来文化消费水平是建立在当前消费水平基础之上，因而，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的大小不但受农村居民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预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村居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直接影响。其次，农村文化消费受供给因素制约。在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过程中，由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和文化消费价格所决定的供给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供给，而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必然影响到文化消费，文化消费价格的高低不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影响着文化产品供给者的供给积极性，是影响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2.数据选择与变量处理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均来源于1991-2010年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并且用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项文教支出除以1990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分类价格指数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用性，在不改变原有性质的前提下，对部分变量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代表价格因素；用居民消费支出中前三位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代表消费结构；用人均农村文化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文化基础设施；用人均农村社会福利救济费代表医疗和社会保障；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以居民消费倾向替代消费观念、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等无法具体量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居民消费倾向可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代表[5]。

3.模型建立在建立文化消费模型的过程中，为了有效消除异方差，并减少变量的波动，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可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1.序列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有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发生，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无法直接进行回归分析。而经过一阶差分后，这些新的时间序列均变成平稳序列，且单整阶数相同，均是一阶单整，可用于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关系检验从对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各时间序列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这种均衡关系就是协整关系，通常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于检验两个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回归残差平稳性的检验方法，称之为EG检验；另一种是用于多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的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通常称为Johensen检验，或JJ检验[6]。由于本文涉及多个变量，因此，运用Johansen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法对多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根据极大似然函数（Logl）、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我们选取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JJ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阶数确定为1。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常数项约束在协整空间内且协整方程有截距的模型为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JJ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只有一个检验统计量大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只有第一个原假设被拒绝，即变量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对变量进行OLS回归。通过协整回归可以发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χ1t），居民消费价格指数（χ2t），消费结构（χ3t），居民消费倾向（χ4t）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人均社会福利救济费（χ5t），人均文教娱乐固定资产投资额（χ6t）回归系数不够显著，从回归结果中剔除，协整方程的回归结果与经验判断基本一致。对协整方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是影响文化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文化消费对收入的反应并不敏感。通过协整方程我们可以看出，收入是影响文化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的提高对文化消费的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收入的回归系数并不高，仅为0.709，小于1，与我们经验认定的文化消费的高收入弹性并不吻合，这主要与该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有关。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农民的文化消费需求还没有完全提上日程，在此情况下，即使收入水平增长也不能促使文化消费支出的明显甚至同步变动，可见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阶段和总体收入水平是导致文化消费支出反应迟钝的重要原因。第二，价格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较大，弹性较高。这主要基于文化消费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具有较大的伸缩性，尤其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对价格的涨幅反应敏感，当价格水平上涨一个百分点，文化消费支出就下降1.818个百分点。第三，消费结构对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较为明显。在居民收入总体有限的情况下，某些方面占有资源越多，对文化消费支出影响也就越重，当前，河南省文化消费支出的消费结构弹性较大，一方面说明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农民的消费结构不尽合理，某些方面的过度开支，对文化消费的支出产生了排挤效应。第四，消费倾向仍然是文化消费支出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消费受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影响较深，虽然，随着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跟外界的交流不断增多，传统文化观念受到较大的冲击，但是目前，总体开放程度仍然较低，农村仍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地方。第五，人均社会福利救济费，人均文教娱乐固定资产投资影响较小。从变量检验结果看，人均社会福利救济费，人均文教娱乐固定资产投资额没有通过检验，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保障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文化消费支出没有影响，而是因为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及文化娱乐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仍然较低，即使此类投入有所增长，但是由于增长的幅度有限，农民不会感受到生存环境的明显变化，因此，反映到具体的消费行为上，也就比较微弱。

3.误差修正模型上边的分析显示了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长期稳定关系背后也隐含着短期的波动，误差修正模型就是反映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的修正机制。我们用滞后一期的残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检验各变量间的短期均衡关系。我们用Eviews6.0计算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农村文化消费各项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表明，农村文化消费的支出主要受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文化产品价格、居民消费结构及消费倾向等四因素影响，而由于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情况和农村文化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其投入的微量增长对农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不能形成明显的影响。而对农村文化消费支出影响较为明显的四个因素中，除了消费倾向与消费文化、消费习惯等思想观念有关外，其余三个因素均与收入水平有关。基于以上分析，对于农村文化消费的启动与升级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发展农村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要实现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文化消费，是比物质消费更高层次的消费，其消费水平的提高更离不开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只有衣食无忧之后才能去考虑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发展农村文化消费最根本的就是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货币支付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加强他们的消费欲望，最终把对精神文化消费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

2.引导转变消费观念，抑制消费结构的偏倚现象当前，在河南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中，部分消费支出的比重过大，消费结构过度偏倚，这其中又以建房和婚嫁两项支出的增长最为显著，也最为浪费。先看建房，农村居民建房攀比心理比较严重，盲目地求大、求高，既不美观又造成巨大的浪费，不少地方农民拿出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全部积蓄用来建房的事比比皆是，据我们调查，实际上许多农民本身也不愿意如此，无奈受农村不健康的风气所迫，被动跟风。另外婚嫁也是农民的一大重要支出，不少地方，农民一生的花费都主要集中在建房和为孩子娶媳妇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过度偏倚对农民的文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导致文化消费水平低下，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对此农民本身也抱怨很多，无奈大势所趋，形势使然。压缩这样的消费支出显然有利于增强农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引导，消除农村消费中的盲目攀比，求高求大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消除农村消费结构中的过度偏倚现象。比如在建房上，利用新农村建设中各地正在实施的村庄规划，以“够用”为原则，统一面积、高度等建房标准。而对于婚嫁，要在人口政策上，大力宣传引导，优化农村的男女比例结构，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善不健康的婚嫁习俗，提倡节俭、庄重的婚俗礼仪。

文化因素范文篇2

关键词渠道渠道冲突文化环境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营销渠道管理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说法。

西方学者对营销渠道的理论研究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结构和渠道行为两个领域,而渠道冲突是行为领域的一重要研究对象，因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冲突。透过国外渠道冲突及其管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界定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内,或者植根于超级组织体内部来进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着对渠道系统进行研究时，只重点研究组织和成员自身的行为，包括竞争、冲突、合作以及关系等，而忽视了宏观环境（如经济、文件、政治、法律、社会价值观等）。有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营销渠道理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实上，营销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作，而这些外部环境又时时影响着营销渠道管理。这些环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环境。西方学者对于我国市场的具体环境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的研究人员自己来认真研究各环境因素。

1渠道冲突的内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员之间要进行合作，矛盾或冲突就难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说过渠道合作与渠道冲突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须认真研究渠道冲突。国外对渠道冲突的定义有很多，比较权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它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播误解，渠道成员不同的目标和有分歧的专门化功能，以及联合决策过程的失误；不同的经济目标，渠道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恰当的渠道结构；不同的感知、领导风格、销售付款条件和目标等。许伟波总结了企业渠道冲突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客观成因、直接成因、环境成因和现实成因4个方面（见表1）。

2渠道冲突的环境因素研究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绍的大量有关内部因素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环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是存在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所以，营销渠道的环境研究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讲，环境由营销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组成。Rosenbloom将众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为经济环境、竞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和法律环境五类。他认为环境对所有渠道参与者和目标市场都产生影响，有渠道成员参与者（生产者和制造者、中间商、目标市场），也有非渠道成员参与者（服务机构），并建立了关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经理在分析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必须考虑所有的渠道参与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经提出关于渠道成员行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环境因素也可能导致渠道冲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们针对环境的不同要素做过相应的研究。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大，国内学者们也逐步对此展开了研究。国内企业的渠道环境的确十分复杂，连国际上著名的美国Boston咨询公司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说：中国的分销通道令人头痛。正是我国营销渠道环境的复杂性为企业的渠道冲突提供了沃土。

环境的范畴很广，而每一大类又包含很多具体的因素。通过分析、整理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现将环境因素及其内涵归类如下（见表2）。

3文化环境对渠道的影响研究

由上可见，导致渠道冲突既有内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环境的因素，而文化环境也是外部环境中的重要一项。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and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and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倾向于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相同的行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则有较大的区别；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容易沟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则较难沟通。一些渠道分析师如JaneenOlsen和KentL.Granzin等认为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渠道结构的主要因素。

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很多研究人员都赞成这一观点，也因此针对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影响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进行跨国营销时面临的一些渠道问题。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费者购买习惯对国际营销者选择的和目标消费者想要的渠道结构的类型产生影响。有很多文章是从整体上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体系对渠道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内瑞拉、埃及、印度和热带非洲这六个地方的消费品销售渠道，发现其渠道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颠和北美，Guirdham在西欧，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热带非洲，诸如此类对分销渠道的研究结果都说明了以上结论。

而在具体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价值和社会组织是影响渠道的关键因素。有些研究人员针对文化相关因素对渠道内部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们选择了二十组加拿大生产厂商和他们在英国的分销商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关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会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没有特别地纳入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环境的文化距离是相同的。但他们也指出文化差距这一障碍可通过频繁地沟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来，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对70个美国出口商和他们在日本的分销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推断出一种非抑制状态会减少这种美日渠道间的冲突，并用社会心理的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标准和价值。此外，KaleandMcIntyre（1991）提出了一个文化特征对渠道的影响评价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关系的人员来采用它。他们借用了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理论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躲避和夫权主义，将其应用于国际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在国际营销渠道中，渠道成员在文化上的差异将影响渠道关系的建立、渠道关系建立后渠道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渠道效率的评价。他们觉得在评价文化对渠道行为的影响时应选择一些基本的特征变量，然而，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烦琐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Denis总结了文化对分销决策的影响，他从习惯、价值观、社会组织、标准和个性特征五个维度对渠道的结构、成员关系和内部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BertRosenbloom结合美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从人口年龄、种族结构变化、教育趋势、家庭或住户结构和妇女地位的变化五个方面分析了对渠道可能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SternL.W.，EL-AnsaryA.，MarketingChannels,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92

2BertRosenbloom,Marketingchannels(6thed.),Chicago:TheDrydenPress,1999

3Dubois,Bernard,“Cultureetmarketing,”RehercheetApplicationsenMarketing，1987

4吴小平.西方营销渠道理论综述[J].商业经济，2005（1）

文化因素范文篇3

关键词渠道渠道冲突文化环境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营销渠道管理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说法。

西方学者对营销渠道的理论研究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结构和渠道行为两个领域,而渠道冲突是行为领域的一重要研究对象，因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冲突。透过国外渠道冲突及其管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界定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内,或者植根于超级组织体内部来进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着对渠道系统进行研究时，只重点研究组织和成员自身的行为，包括竞争、冲突、合作以及关系等，而忽视了宏观环境（如经济、文件、政治、法律、社会价值观等）。有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营销渠道理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实上，营销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作，而这些外部环境又时时影响着营销渠道管理。这些环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环境。西方学者对于我国市场的具体环境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的研究人员自己来认真研究各环境因素。

1渠道冲突的内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员之间要进行合作，矛盾或冲突就难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说过渠道合作与渠道冲突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须认真研究渠道冲突。国外对渠道冲突的定义有很多，比较权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它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播误解，渠道成员不同的目标和有分歧的专门化功能，以及联合决策过程的失误；不同的经济目标，渠道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恰当的渠道结构；不同的感知、领导风格、销售付款条件和目标等。许伟波总结了企业渠道冲突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客观成因、直接成因、环境成因和现实成因4个方面（见表1）。

2渠道冲突的环境因素研究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绍的大量有关内部因素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环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是存在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所以，营销渠道的环境研究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讲，环境由营销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组成。Rosenbloom将众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为经济环境、竞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和法律环境五类。他认为环境对所有渠道参与者和目标市场都产生影响，有渠道成员参与者（生产者和制造者、中间商、目标市场），也有非渠道成员参与者（服务机构），并建立了关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经理在分析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必须考虑所有的渠道参与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经提出关于渠道成员行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环境因素也可能导致渠道冲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们针对环境的不同要素做过相应的研究。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大，国内学者们也逐步对此展开了研究。国内企业的渠道环境的确十分复杂，连国际上著名的美国Boston咨询公司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说：中国的分销通道令人头痛。正是我国营销渠道环境的复杂性为企业的渠道冲突提供了沃土。

环境的范畴很广，而每一大类又包含很多具体的因素。通过分析、整理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现将环境因素及其内涵归类如下（见表2）。

3文化环境对渠道的影响研究

由上可见，导致渠道冲突既有内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环境的因素，而文化环境也是外部环境中的重要一项。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and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and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倾向于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相同的行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则有较大的区别；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容易沟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则较难沟通。一些渠道分析师如JaneenOlsen和KentL.Granzin等认为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渠道结构的主要因素。

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很多研究人员都赞成这一观点，也因此针对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影响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进行跨国营销时面临的一些渠道问题。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费者购买习惯对国际营销者选择的和目标消费者想要的渠道结构的类型产生影响。有很多文章是从整体上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体系对渠道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内瑞拉、埃及、印度和热带非洲这六个地方的消费品销售渠道，发现其渠道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颠和北美，Guirdham在西欧，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热带非洲，诸如此类对分销渠道的研究结果都说明了以上结论。

而在具体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价值和社会组织是影响渠道的关键因素。有些研究人员针对文化相关因素对渠道内部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们选择了二十组加拿大生产厂商和他们在英国的分销商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关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会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没有特别地纳入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环境的文化距离是相同的。但他们也指出文化差距这一障碍可通过频繁地沟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来，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对70个美国出口商和他们在日本的分销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推断出一种非抑制状态会减少这种美日渠道间的冲突，并用社会心理的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标准和价值。此外，KaleandMcIntyre（1991）提出了一个文化特征对渠道的影响评价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关系的人员来采用它。他们借用了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理论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躲避和夫权主义，将其应用于国际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在国际营销渠道中，渠道成员在文化上的差异将影响渠道关系的建立、渠道关系建立后渠道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渠道效率的评价。他们觉得在评价文化对渠道行为的影响时应选择一些基本的特征变量，然而，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烦琐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Denis总结了文化对分销决策的影响，他从习惯、价值观、社会组织、标准和个性特征五个维度对渠道的结构、成员关系和内部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BertRosenbloom结合美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从人口年龄、种族结构变化、教育趋势、家庭或住户结构和妇女地位的变化五个方面分析了对渠道可能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SternL.W.，EL-AnsaryA.，MarketingChannels,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92

2BertRosenbloom,Marketingchannels(6thed.),Chicago:TheDrydenPress,1999

3Dubois,Bernard,“Cultureetmarketing,”RehercheetApplicationsenMarketing，1987

4吴小平.西方营销渠道理论综述[J].商业经济，2005（1）

文化因素范文篇4

［关键词］医院管理;患者安全;安全文化;影响因素

医院普外科是医疗风险高发科室。基于查阅资料分析，上海市2015—2017年间医院普外科连续三年位列医疗纠纷涉及科室的第一位。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作为三甲医院，就诊量大，发生医疗事故的风险相对较高，研究其普外科医护人员的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情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医护人员为调查对象，对其进行整群抽样，共筛选出81名研究对象。对医院普外科全体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为《医务人员的患者安全文化量表》，此问卷参考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公开发表的用于患者安全文化测量的测评工具:医院患者安全文化调查问卷(HSOP-SC)［1］，问卷的信效度较高。

2研究结果

2．1调查人群基本情况

性别:男21人，女60人。职业:医生24人，护士57人。职称:住院医师14人，主治医师8人，副主任医师2人，主管护师4人，护师20人，护士33人。年龄:30岁以下46人，31～40岁24人，41～50岁10人，51～60岁1人。学历:大专38人，本科25人，硕士14人，博士4人。工作年限:1年以下30人，1～5年19人，5～10年8人，10～20年16人，20年以上8人。处理纠纷数量:未处理过59人，1～10起21人，50起以上1人。

2．2患者安全文化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2］被调查的81名医护人员对于患者安全认知的总体水平良好，总体得分为(3．58±0．37)分，在各个感知维度中，科室内的安全认知得分最高为(3．90±0．51)分，反映科室医护人员对患者安全重视程度高。其余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分别为:团队氛围、上级重视、心理安全、事故上报、学习改进、害怕犯错与交接班转科。分别进行不同变量分组的差异性比较［2－3］。2．2．1医院普外科医护人员安全文化水平(x±s)在不同学历分组的差异性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普外科不同学历的医护人员在害怕犯错和上级重视维度上的得分有统计学意义。学历低的医护人员在医疗知识上有所欠缺，容易出现差错，导致害怕犯错心理产生，对上级安全教育不够重视。学历较高的医护人员的安全文化水平普遍相对较高。2．2．2医院普外科安全文化水平(x±s)在不同职业分组的差异性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普外科不同职业的医护人员在安全认知、上级重视和事故上报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护士经常处理繁琐工作，与患者沟通更有经验，安全认知程度较高。医生在上级重视和事故上报维度上的得分较高，表明医生比较重视患者的安全和事故后的处理。2．2．3医院普外科安全文化水平(x±s)在不同医生职称分组的差异性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普外科不同职称的医生在团队氛围和心理安全维度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职称是医护人员技术的直观反映。普外科较高职称的医护人员如副主任医师，更多从管理者角度，针对普外科高负荷高压力的工作环境，期望一个心理安全稳定的医疗团队，所以，管理者在团队氛围构建上相对要重视。

2．3患者安全文化认知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因素对于患者安全文化认知的影响作用，在研究中采用多重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寻找影响较大的因素。以患者安全文化总分为因变量，将医护人员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工作特征及患者安全相关情况中所有变量为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位、职称、工作年限、处理纠纷数量等变量［4－5］(表4)。结果显示，职业、学历、工作年限和处理纠纷数量是患者安全文化的影响因素。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关于职业，在本研究中(护士的安全文化水平总分为(3．58±0．37)分，医生的患者安全得分为(3．57±0．37)分，护士的患者安全文化水平情况总体得分要高于医生。在科室诊疗过程中，护士与患者的沟通交流接触最多，也最容易发现患者安全隐患并及时作出改善措施。这样的工作环境要求护士了解并掌握科室医疗安全制度，并对患者安全有较好的认识，这是护士在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方面得分高于医生的主要原因［6－8］。关于学历，此次调查中涉及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四种学历的医护人员，学历较高的医护人员对于患者安全文化的认知情况较好。关于工作年限，工作年限越久的医护人员对于安全文化的认知情况得分越高。1年以下医护人员在害怕犯错和学习改进方面的得分较其他医护人员更高。作为科室中的低资历医护人员对医院的患者安全相关规章制度不够熟悉，较为容易犯错［9］。关于处理纠纷数量，未处理过纠纷的医护人员在团队氛围、害怕犯错和学习改进维度得分最高，处理过50起纠纷的医护人员在交接班与转科维度得分最高。正常情况下高资历的医护人员在处理纠纷中积累更多的经验，但也导致处理纠纷数量更多的高资历医护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对于患者安全意识较强，相对的标准较高，因此可能在患者安全文化个别维度得分情况并没有比低资历医护人员高。

3对策

根据之前对于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情况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主要针对事故上报、人员配置、安全教育和沟通机制方面向医院管理者提出对策和建议［10］。

3．1完善患者安全事件上报机制

此次调查普外科医护人员事故上报总体得分为(3．36±0．31)分，得分较低，医护人员对于事故上报机制仍有认识不足的问题。我国医疗机构侧重于安全事件发生后处理的问责，故阻碍医护人员对安全事件的态度。医院应该建立并完善安全事件上报的制度，安全问题时刻反馈给医院并不断改进，建立非惩罚环境，转变医护人员的态度与理念，积极鼓励上报事件，这样有利于对医院患者安全事件的预防、监控和分析。

3．2科学安排人员配置

此次调查发现，40%的医护人员认为人员配置无法满足科室诊疗工作。医院近几年由于军队体制编制调整，人员流动性较大，好多科室和岗位存在岗位设置不合理、可调整人力资源数量少、人力资源浪费与紧张并存等问题。医院管理者可结合本机构的情况，每年制定招人计划、定期对在岗医护人员进行岗位考核和评定等方式优化人员结构，提高机构的人员配置效率，减轻医护人员负担，科学合理排班和休息，充分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保障患者安全。

3．3加强员工患者安全教育

调查显示年轻人在医院中压力较大，安全认知水平相对较差，医院管理者应加强对年轻的医护人员进行患者安全文化理论和制度学习的培训，同时鼓励全部医护人员共同参与科室患者安全质量建设，排查安全风险，为质量改进寻找机会［4－5］。鼓励高资历的同志帮助并且带领新同志对医院的医疗环境进行熟悉，积极进行安全方面的教育，共同维护好医院的团队氛围，完善心理上的构建。

3．4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文化因素范文篇5

一、商务英语翻译中中英文化因素的差异性

1.风俗习惯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民族风俗习惯渗透着“尊卑贵贱”的儒家思想，这种文化观念与民族风俗使中国人较英语国家更为保守，“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思想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孩子起名时要忌讳，不可与父母重字，可以随便问人年龄等等。而这种文化风俗在英语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英语中没有名字忌讳现象，而在英语国家进行寒暄打招呼时，是特别忌讳问人年龄的，这是极大的不尊重。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双方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使商务英语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民俗习惯的差异性。2.颜色文化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与英语国家在对颜色的理解与运用上也不尽相同，这就是颜色文化差异。例如，英语国家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中国词语“红白喜事”中的“白”是什么意思看，于是他们在翻译时往往意译为“dingsandfuneral”，即婚礼和丧礼。相比之下，外国人在办喜事时往往穿上圣洁的婚纱，此时的“白”代表着纯洁、圣洁，与中国就大相径庭了。再如，在汉语中“黑black”是邪恶的，但在英语表达中“intheblack”寓意盈利。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应注重颜色文化的差异性。3.物质基础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物质生活基础较西方国家低下，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们崇尚心理，人们敬天、敬地，敬神，以期改变已有生活状态。中国的多神崇拜思想使其“以虎为神，以龙为神”，“dragon”在中国有“吉祥”“高贵”“神圣”的文化意义，但在西方“龙”是“邪恶”“凶狠”的象征。当然由于物质基础与生活环境的不同，中国人在语言表达上更为含蓄隐忍，而西方国家则更加大胆开放。中国人对一些不雅现象要避讳，或用稍微文雅的词代替，而英语国家在表达上则会直接呈现，毫不隐晦。另外，除了物质基础差异之外，还有心理特征差异，数字文化差异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二、基于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翻译有效策略

1.翻译中要探寻中英文化的契合点。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培养翻译者的跨文化翻译意识，促使其在翻译中探寻中英文化的契合点尤为重要。不同国家都存在一定的文化禁区，可能一些因素在一个国家呈现出美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另一个国家便成为完全相反意义，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把握好文化差异性，保持谨慎小心的状态，避免尴尬和歧义现象的出现。翻译要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双方文化的精神契合点，让两种文化在时尽可能接近，或者通过艺术手法使带有异域色彩与格调的词汇在翻译时在翻译作品中再现，而又使翻译作品内容、语言等方面不失和谐与优雅。例如，在对商标“zephyr”进行翻译时，译为“和风”，便是找准了中西方文化契合点。再如，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在征集英文商标时，经过反复的对比与考虑，将目标锁定了“GoBelieve”。“GoBelieve”这一翻译语不仅在声音上与“狗不理”相似，同时该商标也让英语国家民众产生一种依赖与美好的心理感觉。2.在文化融合背景下优化汉语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商务英语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如“T恤衫”等，这些词大多是通过音译、意译或半音半意、音译外加汉语链接等途径实现的，因此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要在文化融合背景下优化汉语文化，巧妙运用音译、音意译、英汉结合等翻译方法。当然，随着文化融合的不断加快，很多词汇被借用到英语中，如基于中国传统武术的“Kongfu”和基于太空科技的“taikonaut”。总之，多样化的新词汇在文化融合与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译者因此要时刻保持开放性的翻译心态，优化汉语词汇系统。在语音、语法与构词方面进汉语继续纯化与美化，使其在符合英语国家文化的前提下，不断满足中国人的审美、价值、伦理等方面的文化需求，同样使汉语更好地为商务英语翻译服务。

文化因素范文篇6

【关键词】文化；因素；商务谈判

I.Introduction

WiththeemergenceofeconomicglobalizationandChina’sentryintoWTO,internationalbusinessbecomesincreasinglyintercultural.Asinternationalbusinessrelationsgrow,sodoesthefrequencyofbusinessnegotiationsamongpeoplefromdifferentcountriesandcultures.Andthatcancreateconsiderablechallengesforbusinessrepresentativesunfamiliarwiththeculturesofdifferentgroups.Sotheinterculturalapproachtointernationalbusinessnegotiationhasattractedincreasingacademicattention.Negotiationscaneasilybreakdownbecauseofalackofunderstandingoftheculturalcomponentinthenegotiationprocess.

Therefore,tothesuccessfulnegotiations,thetwosidesmustfirstunderstandtheculturaldifferences.Negotiatorswhotakethetimetounderstandtheapproachthattheotherpartiesarelikelytouseandtoadapttheirownstylestothatonearelikelytobemoreeffectivenegotiators.Thusinaninterculturalnegotiation,inadditiontothebasicnegotiationskills,itisimportanttounderstandtheculturaldifferences,andtomodifythenegotiationstyleaccordingly.

Thispaperfocusonthefourdimensionsofcultureanddifferentnegotiatingstylestoillustratetheimportanceoftheculturefactorsinbusinessnegotiation.

II.NegotiationandCulture

Theverydefinitionofnegotiation,initsmodernsense,canvaryfromculturetoculture.Whatanegotiationisdesignedtoaccomplishisseendifferentlybydifferentgroupsofpeople.Beforeoneevencomestothetable,suchdifferencesinthemeaningorpurposeofthenegotiationaffectthenegotiation,ashowonedefinestheprocessofnegotiatingisculturallydetermined.Someculturesseeitonlyasanopportunitytobargain,othersastheestablishmentofalifetimerelationshipthatgoesbeyondtheoccasionalmeeting,stillothersasanopportunitytodemonstratetheircapacityforeloquenceanddebate.Somedonotseenegotiationasaprocessatall.Forinstance,AmericansandEuropeanstendtoseenegotiationsasacompetitiveprocess;theChineseandtheJapaneseseeitasacollaborativeendeavor.

Sotherearemanymorechallengesinaninterculturalenvironmentthaninamono-culturalsetting.Interculturalnegotiationsarenegotiationwherethenegotiatingpartiesbelongtodifferentculturesanddonotsharethesamewaysofthinking,feeling,andbehavior.Thenegotiationprocessisgenerallymorecomplexbecauseculturalnormsmayundermineeffectivecommunication.

III.SomeCultureFactorsinBusinessNegotiation

Languagegoesbeyondthespokenword,encompassingnonverbalactionsandbehaviorsthatrevealhiddencluestoculture.Inthenegotiationprocess,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isthekeyactivitythattakesplaceattheverbal,nonverbal,situationalcontextuallevel,andatotalcommunicationsystemcanassistthenegotiatortobridgethegapbetweenutteranceandfeltmeaning.Threekeytopics---time,space,bodylanguage---offerastartingpointfromwhichnegotiatorscanbegintoacquiretheunderstandingnecessarytodobusinessinforeigncountries.

Time

Twodifferentorientationstotimeexistacrosstheworld:monochronicandpolychronic.Monochronicapproachestotimearelinear,sequentialandinvolvefocusingononethingatatime.TheseapproachesaremostcommonintheEuropean-influencedculturesoftheUnitedStates,Germany,Switzerland,andtheScandinavia.Japanesepeoplealsotendtowardthisendofthetimecontinuum.Polychronicorientationstotimeinvolveworkingonseveralactivitiessimultaneously.Thetimeittakestocompleteaninteractioniselastic,andmoreimportantthananyschedule.ThisorientationismostcommoninMediterraneanandLatinculturesincludingFrance,Italy,Greece,andMexico,aswellassomeEasternandAfricancultures.

Space

Spaceorientationsdifferacrosscultures.Theyhavetodowithterritory,divisionsbetweenprivateandpublic,comfortablepersonaldistance,comfortorlackofcomfortwithphysicaltouchandcontact,andexpectationsaboutwhereandhowcontactwilltakeplace.Forexample,anAmericanetiquettemanualadvisesthisaboutpersonalspace:“Whenyoumeetsomeone,don’tstandtooclose.Anuncomfortableclosenessisveryannoyingtotheotherperson,sokeepyourphysicaldistance,orhe’llhavetokeepbackingofffromyou.Aminimumoftwofeetawayfromtheotherpersonwilldoit.”

Therearelargedifferencesinspatialpreferencesaccordingtogender,age,generation,socioeconomicclass,andcontext.Thesedifferencesvarybygroup,butshouldbeconsideredinanyexplorationofspaceasavariableinnegotiations.

BodyLanguage

BodyLanguagecanbetellingasitcanhelponedeterminetheexactmeaningofwhattheothersideissayingandalsocanhelpyougetyourownmessageacross.Likesanddislikes,tensions,andassessinganargumentareshownbynumeroussignssuchasblushing,contractionoffacialmuscles,giggling,strainedlaughterorsimplysilence.Whereverapartynegotiates,thenegotiatormustwatchandobservetheotherparty.People,whenseated,leanforwardiftheylikewhatyouaresayingorareinterestedinlistening.Theysitbackwithcrossedarmsiftheydonotlikethemessage.Nervousnesscanmanifestitselfthroughnonverbalbehavior,andblinkingcanberelatedtofeelingofguiltorfear.

IV.FourDimensionsofCulture

Anyanalysisofcultureisincompletewithoutthebasicrecognitionofculturaldifferences.Ithasbeenarguedthatdifferencesamongculturescanbeexplainedaccordingtofourdimensionsofculture.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individualisticculturesthefocusofone’sbehaviorcanbeunashamedlyself-centered.Theindividualcanmakeobjections,statehisfeelingsandbeopenlyjudgmental.Successorfailureislefttotheindividualanddoesnotcausethesamedegreeofshameamongthegroup.Inindividualisticcultures,peopletendtoputtasksbeforerelationshipsandtovalueindependencehighly.Peopleintheseculturesareexpectedtotakecareofthemselvesandtovaluetheneedsoftheindividualoverthoseofthegroups,community,orsociety.Individualisticculturespreferlinearlogicandtendtovalueopenconflict.

Membersfromindividualisticsocietiesexpecttheotherside’snegotiatorstohavetheabilitytomakedecisionsunilaterally.

Collectivistnegotiatorstendtoassumethatdetailscanbeworkedoutifthenegotiatorscanagreeongeneralities.Collectivistsocietiesshowmoreconcernfortheneedsoftheotherpartyandfocusmoreongroupgoalsthanindividualisticsocieties.Membersofcollectivistsocietieschafewhenmembersfromindividualisticsocietiespromotetheirownpositionsandideasduringnegotiations.

文化因素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中介语；系统可变性；文化思维模式；学习风格；跨文化意识

1中介语的系统可变性

中介语的可变性(variability)是第二语言习得中—个重要而又颇具争议的研究课题。中介语的可变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分为横向可变性和纵向可变性；系统可变性和非系统可变性。横向可变性是指学习者每一特定阶段的中介语体系并非是稳定不变的，学习者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与语言能力(competence)并非完全对等，学习者在其语言知识不变的前提下，在实际交际中会产生不同的表达。例如，对第三人称单数动词末尾加“S”这一语法规则，中国学生一般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掌握，且在书面语或演讲中能够正确使用和表达，但在平时用英语交谈时，却有可能忘记加“S”；纵向可变性是指尽管学习者能够遵循基本一致的语言习得过程，但每一位学习者的具体习得过程仍存在差异，例如：成人和儿童的习得顺序不同；不同学习方法、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的人其习得过程会有差异。系统可变性与非系统可变性的区别主要在于中介语的变化是否有规律可循。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前者一系统可变性。Euis对中介语的可变性进行了如下分类／／图1：

这里，Ellis将系统可变性分为语境可变性和个体差异可变性两种。其中，语境可变性是指学习者由于不同的任务、环境而产生不同形式的中介语变异，这种语境包括语言语境(1inguisticontext)和情景语境(situationalcontext)…。例如，上图中当主语是名词时，说话者往往会忽略“be”动词，而当主语是代词时，这种情况就少得多了。再如：

(1)Mr．SmithlivesinGloucester．

(2)Mr．SmithwholiveinGloucestermarriedmysister．

这两个句子说明，学习者往往在简单句中比较注意在第三人称单数后面加“S”这一规则，但在复合句中却容易被忽略。至于情景可变性，则主要取决于说话者的社会背景、所处的场合以及对话者。社会语言学家Labor在其著名的美国英语中“R”音过度使用的调查中指出，说话者因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及说话场合的不同，在“R”音使用上存在眷明显的变异。这一研究显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中介语语体可以按一个单一的尺度进行分类排列，该尺度由对言语的关注程度来衡量”。Tarone则在Labov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能力连续体范式”(capabilityconitnuumparadigm)概念，他进一步说明了中介语变异的系统性／／图2。

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是形式迥异的语体，一端是随意体形式，另一端则是小心翼翼地用语法规则来规范的标准体形式，其间是逐渐过渡的场景以及与之相应的语体形式。个体差异的可变性则是指学习者由于个人因素差异，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习得顺序和习得规则以及中介语变体。与此同时，社会语言学中的“变异学派”已搜集了大量的语言素材并进行了大量的定量分析，说明不同年龄、社会阶层、学习动机、学习方法的人们使用语言时会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是有规律的。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中介语的变异同样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而呈现规律性。例如，Asher和Garcia的研究发现，发音能力与年龄(到达目的语国家时的年龄)成反比，年龄小的习得者其发音趋近于本族语者，年龄越大差异越大。学习者的社会文化知识与他们的语言结构知识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如同年龄、学习动机等因素一样是影响中介语形成和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变异也是系统的有规律可循的引。

2文化因素与系统可变性

对文化的界定众说纷纭。人类学家EdwardTay-l0于1871年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是权威性很高、影响很大的之一，他认为“所谓文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本文取广义的文化观。广义的文化观主张文化是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物质文化，它是经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改造过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文艺作品、人际关系、习惯行为等。第三层次是心理层次，包括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心理等。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人类认知的外显形式，人类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语言中得到反映，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文化特征；文化又影响和规约着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这在语言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均有体现，它们又分别以语义文化、语构文化和语用文化相对应。文化不仅影响一门自然语言的发展，同时母语文化也会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从而形成母语文化的迁移。

王初明教授提出的“补缺假设”说明：语言形式与语境知识的有机结合是语言正确流利使用的前提，由于学习环境缺少与外语表达方式相匹配的真实语境，在外语理解、习得和使用的过程中，母语语境知识介人补缺，从而激活与母语语境知识相配套的母语表达式。这里所谓的语境既包括上下文、话题这种语言语境，也包括社会文化语境，母语文化迁移由此发生，而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中介语则由于受到母语文化的影响也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的中介语的变化和发展虽然是相互有别的，但却是系统的有规律的。我们可以根据学习者的文化背景从一定程度上来预测和解释学习者的习得顺序和过程，以及中介语的变化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一定程度”是因为文化较之年龄、动机、天赋、学习策略等其他个体因素而言的，它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相对较小。另外，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文化形态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他所处的文化或是他本人的文化观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文化对语言学习的影响是相对的，并非“文化决定论”。下面仅从文化思维模式和学习风格两个方面人手，对文化对中介语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予以分析。

2．1文化思维模式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的内面便是思维模式，要获得某种语言的“神韵”，关键在于对其思维模式的认知。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强调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自然、人与社会相统一，中国人把世界看成一个生生不息、不断运动发展着的有机整体，人的生活习性和生产活动要顺应自然，进而推动人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要效法自然。儒、道两家皆主张这种人与自然相通、和谐的世界观。而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则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与分裂，认为“人是一个小世界”，人与外物不是一个整体世界，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是与大世界同存的另一个世界。西方世界因为物质与精神相分离而推崇精神，使理性世界从感性世界中独立出来，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中注重对立、对抗，人作为社会主体始终不可能消融到世界客体中去。

总之，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直觉具象思维和理性逻辑思维；二是整体思维和分散性思维；三是辩证思维和形式逻辑；四是以主客体相统一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以主客体相分离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五是曲线型思维和直线型思维。具体到语言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1语言结构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以一种隐藏的内在的句法、逻辑关系相互衔接，以神统形，其语义和语用因素大于语法因素，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例如，清代王士祯的著名诗句：“一蓑一笠一孤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了了数字一幅秋江独钓图跃然纸上，全诗除最后一句有一个动词外，前三句均为名词排列。而英语则是形合语言，不论句式还是篇章都有形态标志，结构清楚，脉络分明。例如：“(如果)天下雨，我就不去”，在标准英语中应译为“Ifitrains，1willstayathome”，其中“if”是不可或缺的。

2．1．2空间知觉和空间概念空间知觉(spaceperception)是动物(包括人)意识到自身与周围事物的相对位置的过程。主要涉及空间定向知觉以及对事物特性的感知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觉¨¨。空间知觉的一部分，如对物体形状、大小的感知，是人生来就有的，而它的选择性、恒常性则显然受到人的知识与经验的影响，所以，是他后天性的。空间概念是生物与外界的关系除肉体界限以外的另一个“有机体的领域”(organism’sterritory)，其具有的“领地性”要求自己有一领地范围并对这一范围加以维护的行为(EdwardHall，1959)¨¨。人的空间观念也是后天习得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人口状况使得人们的空间知觉和空间概念差异很大。中国人口密集，个人所占空间相对狭小。而对于那些人口密集度远远低于中国的国家而言，他们对“个人空间”的要求就相对较高，加之多半有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传统，在交际中非常重视对私人空间的维护，这从公共场所中的“一米线”中可见一斑。身体经验(体验)(bodilyexperi-enc~)影响思维模式，这种空间知觉投射到心理层面就表现为心理距离，这就是身心相互印证，“身在心中”(thebodyinthemind)的概念投射¨¨。西方文化中把诸如年龄、婚姻状况以及个人收入视为隐私就是空间距离的心理反映。人们在交际时也注意相互维护和尊重，而汉语在这方面的限制就要宽泛得多。

2．1．3交际风格Hall将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higll—contextcul-tures)和“低语境文化”(1ow-contextcultures)两种，并习惯于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不同文化的人们的交际行为。东方文化属高语境文化，在交际中语境传递了很大的信息量，因而显得含蓄变通。例如，汉语中谦词、敬词、通假字的应用以及词性的多变性等。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低语境文化，信息传递溢于言表，直截了当，这在他们的谈判风格、合同文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上述三点差异，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会表现为对表达能力的影响、阅读能力的影响以及交际能力的影响上，从而影响中介语的变异和发展。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我们一般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些英语原著之所以艰涩难懂，并非囿于单词障碍，而是因为不习惯作者的论证方法和顺序。同样，中国留学生的作文往往被认为有“重点不突出”，“欠黏着性”两大缺陷。另一方面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也常常由于把握不住文章要义而滞缓了中介语的发展。此外，外国留学生的语言表达在交际过程中常常会因对谦词和敬词或请求环节缺乏文化认同而显得生硬，而中国学生的表达又往往过于含蓄迂回，使人不得要领，但在有些时候又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不了解，或触及隐私而显得冒失，视为语用失误。对此，学者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思维模式的不同。

2．2学习风格

文化因素范文篇8

摘要:语词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是语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因此,一方面,译者应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原文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色彩,再现原文的异域情调,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程度,恰当地“归化”,以更好地译出原意。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词又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是语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所谓语词就是指词和词组,词组的范围包括各种固定说法、习惯用语和习俗语。每一种语言都同特定民族的历史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而语词就产生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之中,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风俗、认知特点和审美习惯等文化因素的折射和呈现。所以,语词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信息,浓缩了各民族的文化景观,反映出各民族的人文心态,代表着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特点。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精辟地指出“特定的社会的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因此,语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在广泛地、准确地了解他国文化中的观念、信仰、习俗、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同时,忠实传达本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真正做到跨文化交流。

二、文化语境———影响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

文化语境属于非语言语境的范畴,这一概念最早由Mali-nowski(1923)提出,它是研究语言使用和功能的语用学研究的范畴之一,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它主要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近年来,随着语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文化语境的范围进一步拓宽。Samovara1.(1998)认为文化语境包括知识的贮存、经历、价值、行为、态度、宗教信仰、时间概念、空间关系、学科领域等诸多方面。ClaireKramsch(1998)进一步解释了文化语境这一概念。认为部落经济、社会组织、家庭模式、繁殖习俗、季节循环、时间和空间概念都是文化语境的主要要素。一方面,超地域的文化共同性相对保证了译文读者从本族文化角度出发也能从译文中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另一方面,因为各族文化的个性,要在异质中寻求对策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不同的文化观念会形成局部的交叉碰撞和冲突。对于外来文化,人们最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

用一种语言文化把另一种文化的文本再现出来,其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翻译的作用在于将源语言文化中的文本移植到另一种目的语言文化中去。因此,文化语境在翻译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文化环境中诸多因素对语词翻译产生深刻的影响。

1.地理环境差异与语词翻译地理文化是指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间不同,因而自然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各有不同。特定的地理文化赋予了语词特定的意义。如汉族习语“有眼不识泰山”泰山位于我国山东省,我国古人以泰山来比喻敬仰的人或重大有价值的事物。英语中也有此类习语。如:AllroadsleadtoRome.(条条道路通罗马)。

2.社会历史差异与语词翻译历史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语词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例如,英语中“tomeetone’sWaterloo”(遭遇滑铁卢)是源于十九世纪拿破仑在比利时小城滑铁卢惨败一事;汉语中有“败走麦城”,是指古时三国的蜀国名将关羽被打败退兵麦城一事,两个语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喻义相同,都是指惨遭失败。因此这类语词的翻译需要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才能使译文更具文化个性。

3.习俗人情差异与语词翻译语言来源于生活,生活习俗与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表达系统。例如:数词“八”在汉语中是现今最受人们喜爱的数额———因为其发音与“发”谐音,迎合人们发财致富的心理,而英语中“eight”则没有这种意义。

4.宗教信仰差异宗教信仰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定的宗教信仰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宗教信仰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基督教产生时,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世俗的王权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人们的“野性”,于是基督教应运而生,人们的语言也深深地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天佑自救者)。而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天神。

5.神话传说与经典著作的差异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与经典作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习语与典故,反映了民族风味、社会世态,使各民族的语言充满了情趣与活力,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如英语中:“Thinkwiththewise,buttalkwiththevulgar.”(与智者同思,与俗子同语)出自古希腊格言:“swansong”是根据西方传说swan(天鹅)临死时发出美妙的歌声,用来比喻“诗人、音乐家等的最后的作品”。又如“SoOur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东西”,汉语中有“万事俱行,只欠东风”、“逼上梁山”、“叶公好龙”等,以上例子说明在民族各自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语词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构成了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鲜明独特性,是其他语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译过程中应尊重各民族文化词语的特点与个性,保留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6.价值观与审美意识的差异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及审美意识的不同,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看法。在价值观念方面体现在个体与集体的观念不同,个人价值至上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英语中有不少表现语词的个人进取个人力量、个人意志,如:Wherethereisawill,thereisaway.(有志者,事竟成);Everymanisthearchitectsofhisownfor-tune.”(自然的幸福靠自己);Youhavetoblowyourownhorn.(应吹自己的号角)。与西方“海洋民族”相对的中国“农耕民族”则崇尚社团价值至上,无我精神。如:“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大公无私”。群体取向使中国人性格内向、含蓄,不愿引人注目,因而产生了“树大招风,人大惹议”、“人怕出名猪怕壮”等习语。在审美取向方面,中国传统喜庆偏向红色装饰,而西方则多为白色;汉语中的红茶,英译为“blacktea”。以上例子表明,英汉文化在价值观和审美观方面的差异影响语词的翻译。英汉民族存在的文化差异决定了语词表达形式及词义的选择,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原语词所包含的民族文化与语言个性,充分理解语词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意味,尽可能结合原文的文化背景,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语言形式及艺术特色。

三、总结

将一种语言译为不同文化的另一种语言并非容易的事,而将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语词翻译成同样体现文化特色的语词就更是难上加难,有时难免出现引起读者误解和曲解的翻译。这就要求译者应特别谨慎,仔细分析隐含在语词背后的容易引起语义冲突的文化因素,根据具体语篇,在不违背原文语言的表达基础上再现原文语词的文化意蕴,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沟通与移植。因此,译者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区别对待,对能移植过来的,尽可能保存其语言表现形式,否则,就得采取其他相应的变通办法,以传递其意义、意味。只有这样,才能既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文化意蕴,又不至于违背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和译入语的文化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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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孜慧.文化语境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文化因素范文篇9

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促进文化繁荣，推动文化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应该破解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当前文化建设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生至上、均衡优先为基本原则，提高文化建设水平，改善文化供给侧，拉动文化内需，改善文化民生，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促进并满足广大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教育需求。文化教育消费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积淀、社会文化氛围和国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文化教育消费的价值指向则是观察人们精神面貌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人们总是在满足温饱或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会考虑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扩大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提升中国居民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1]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2]包括文化娱乐消费和文化教育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包括进行艺术审美和文体活动、实现人际交流等类型的消费活动；文化教育消费包括接受知识传播、掌握技能方法等形式的消费活动。[3]鉴于文化娱乐消费与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属性、消费本质、消费目的等方面的不同，本文重点研究文化教育消费。文化教育消费是指居民对文化教育服务的消费，包括接受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岗前培训、技能培训、兴趣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也包括参与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学习活动。[4]按照消费层次，消费可以分为生存消费、享受消费与发展消费三大部分。生存消费是人们最基本的消费，人们优先满足生存消费；但是在生存消费满足的情况下，发展消费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消费活动，而发展消费的核心是文化消费，它是消费结构中发展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5]根据相关研究，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44%时，城乡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的18%；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33%时，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20%；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将高涨，超过6000美元，文化消费将出现井喷现象。[6]

二、文化教育消费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项消费支出保持全面增长，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消费结构也正在向发展型和服务型消费升级。在中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7]本文从1993年开始进行数据分析，是因为1993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更加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8]文化教育供给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文化教育结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教育、旅游、娱乐等要素中教育的比重越来越大，旅游所占比重始终偏低。在文化教育消费上，居民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发展需求持续升温，居民教育支出居高不下，教育支出占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见图1。从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占文化消费比重来看，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比重呈“波浪式”变动，但总体变化平稳，从1993年的49%提高到2003年最高的55%，此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40.3%，2013年与2014年又缓慢上升到42%，虽然城镇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比重有所下降，但总体在40%以上，仍是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数据看，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一直都在50%以上，也是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总体上，教育消费作为居民家庭基本消费，依然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因而考察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探求其作用机制，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不仅是促进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文化消费整体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文化教育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的必然衍生需求。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已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消费在内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将快速发展。根据已有研究，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消费观念、政府政策、教育供给、社会保障等，下面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对文化教育消费的作用机制。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在所有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中，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葛继红通过对江苏省农民文化消费进行调查，对364份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4%，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为1535.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88%。[10]从数据可以看出，居民的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几乎与收入同比例增长。可见，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加的经济基础。第二，居民消费观念。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诗书传家是每个家庭的期望，每个家庭都希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尽可能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层次人才日益受到重视，高学历高技能成为社会竞争力的主要内容。投资子女的教育成为众多家庭消费的重头戏。根据相关调查，中国居民家庭储蓄的43.5%是为子女教育支出准备的。可见，中国居民教育消费观念是支撑文化教育消费不断增强的主观基础。第三，文化教育政策。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产业供给部门多数仍然作为事业单位，文化教育产品的供给受到政府政策的较大影响。20世纪末，开始实行教育改革，将原来单独有国家承担的教育成本改为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其中学杂费是比重最大的教育支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教育部门学杂费收入3737亿元，比1997年名义增长104.63%，教育支出呈快速上升，远远超过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人的上升幅度。根据供求一般规律，商品(服务)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下降，但是不同商品（服务）需求量对其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即需求弹性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将价格变动时，需求量不变的情况定义为需求弹性为零，将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的情况（即弹性系数小于l）定义为缺乏弹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弗森的研究结果，学费的变化对入学率有一定的影响，弹性系数约为0.3，属于缺乏弹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经济生活中的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短缺经济时代基本结束。但教育市场仍处在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状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学杂费支出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对入学率产生太大影响，教育产品的价格增加进而引起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的增加。可见，文化教育政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居民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政策基础。第四，文化教育供给。文化教育供给从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居民的文化教育消费。1999年以来中国实行高校扩招，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59.7万人，比上年增长47.32%，截止2014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达到737.8万人。随着高等院校扩招，中小学机构数以及各类民办机构也逐年增长，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成为居民教育消费水平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随着文化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教育供给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的最终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文化生产发展必须依靠文化教育消费来拉动。长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体制其实是一种“配给制”文化供给，与人民群众内生性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没有或缺乏直接联系。目前主要的文化教育消费供给集中在以升学为主线的学历教育，成人教育、技能教育、兴趣教育相对较少。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动因是升学和就业。教育产品供给种类的不均衡，限制了文化教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教育供需的错位直接影响文化教育消费水平。所以，文化教育消费供给的提高和发展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五，社会保障。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会用自己一生的整体收入来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费水平，通过储蓄工作时多余的收入为退休以后提供保障。而社会保障制度为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了资金支持，人们会倾向于将当前用于保障未来的储蓄适当减少而转化为当前消费的增加。[11]目前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居民能够将工作阶段的收入更多的投入到当期进行消费，客观上能够增加当期的文化教育消费。所以，社会保障是居民增加文化教育消费的保障基础。

四、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政策引导

促进文化教育消费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现状了解的基础之上，并认清其主要影响因素和机理，从增加居民收入、引导消费观念、优化产业政策、改善教育供给、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文化教育消费加以引导，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收入，关键是要加大劳动报酬保护力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要健全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努力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此外，还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如拓展金融产品投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等。只要居民收入提高了，再配合其他政策的引导，文化教育消费水平一定能“水涨船高”。（二）改善消费观念随着高校扩招和经济进入新常态，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新读书无用论”在社会上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已呈蔓延之势，大学学费太高、毕业后工作难找是主因。文化教育投入即时消费又是投资，就业困难只是短期现象，长期居民素养的提高更有利于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要重视对文化教育消费观念的引导，使人们能够摆脱文化教育消费的误区，树立健康的教育消费理念，正确看待文化教育消费投资和回报在时间上和表现上的不同。（三）优化产业政策通过制定适当的倾斜政策，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发展文化教育产业。变传统的抑制型、自我积累型、自我服务型政策为现代的鼓励型、信贷支持型、社会服务型的政策。比如除了保持和发展高校内部原有的教育消费贷款外,要重点发展商业银行的助学贷款,并着力完善担保、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贷款利息等相关实施办法。（四）改善教育供给怎样启动消费，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采取各种手段发挥供应方面的潜力，提供经得起消费者挑剔眼光的有效商品，刺激需求，并由此形成供给扩张与需求扩大的良性循环。刺激教育消费也是如此，必须首先改善教育的供给。改善教育的供给必须从教育供给的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扩大教育规模，保持高等院校招生合理增长，以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读书、学习的消费需求。同时还要鼓励民间办各种各样的义务教育学校，包括贵族学校、营利性学校，以减轻各方面负担，缓解对义务教育的制约。另外一方面努力改善教育供给的结构，教育的供给要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学历教育和成人教育，应该鼓励大力发展技能教育和兴趣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和二次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等其他多种教育方式，要加快发展城乡职业教育和网络培训，教育内容和手段要高科技化等。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得方面得到普遍提高，提供有质量、有差异的教育供给。尤为重要的是要面向广大农村，培养大批有针对性、实用型的中学后人才。中国农村中学后教育极端缺乏，若能针对农村学生特点，开展形式多样、收费合理、高质量的中学后职业教育，市场将会很大。（五）完善社会保障随着中国逐步完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工资制度等的全国覆盖，为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提供了保障基础。但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均衡不完善，依然制约着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贫困家庭的文化教育消费。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老少边穷地区和城乡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减少其生存压力，保障其发展动力，促进这些地区和家庭能够负担基本的文化教育投资成本。这不但能够增加居民文化教育消费，而且对于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注释①本图中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人均文化消费等数据直接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变化系作者计算得出。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数据借鉴徐雪高、张振的做法，选自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由于农村固定观察点从2003年开始统计“旅游消费”，为了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相比较，故农村居民教育消费从2003年开始分析。

作者:黄容 单位:南昌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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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4）：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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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雪高，张振.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特征及趋势[J].经济纵横，2014（10）：35-38.

文化因素范文篇10

关键词：文化；异化；归化；融合法

Abstract:First,thispaperdiscussesthewaysinwhichculturereflectsitselfinlanguageinordertoshowthatculturaltransferenceisoneofthemajorobstaclestranslatorsshouldovercome.Next,thepaperbrieflyanalyzesthetwostrategiesofforeignizationanddomestication,whicharefoundtobefarfromenoughtosolvetheproblemoftransferredculturalelementsintranslation.Then,thepaperappraisesthecommentsontranslationmadebyGoethe.Finally,thewriterpointsoutthatthestrategyofintegrationofculturalelementsadvancedbyGoetheispreferabletothedichotomyofforeignizaionanddomesticationintheprocessofhandlingculturalfactors.

Keywords:culture;foreignization;domestication;culturalintegration

本文为：英文论文

一、引言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或者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准则等行为方式所构成的复合体(金惠康，2003：35)。它主要存在于具体的语言积淀之中，成为一个不断传承而又变化着的系统。文化具有民族性，传承性，流变性，和兼容性。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系统，与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萨丕尔认为，从根本上说，语言具有一种‘文化功能而不是什么生物遗传功能’（Languagehasacultural,notabiologicallyinheritedfunction,Sapir,1949:192）。当代许多语言哲学家认为，就其实质而言，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离开了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意义，语言将一无所有。与此同时，人类依赖语言传播其文化，人类社会的全部运作依赖语言。“萨丕尔等人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语言的文化本质：语言不仅是人类传达知、情、意的交际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化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刘宓庆，2005:31）。语言符号与文化关系之密切好似人的身体与精神。人的身体是世界上的客观存在，其各种生理上的功能也无甚区别，但是每个人的精神和观念却使人类各不相同，人类世界多彩多姿。正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使各民族语言各不相同，异彩纷呈。而翻译不仅是对意义进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例如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使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一并成为中国文化的精华。文化在语言上的体现多种多样，只有对此具有深刻的认识，才能对语言翻译和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

二、文化在语言结构及整体形式上的体现

中国的整体性哲学观与西方分析性哲学观在汉语和英语中均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传统哲学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孟子曾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道家的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具有直观整体性，这种整体性表现在汉语的模糊性。而西方哲学是将自然看作是人类的认知对象，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西方哲学的这种二元论形成西方人分析型的思维习惯，西方分析性哲学观表现在英语的词法、句法等各个方面。

2.1英语时态、语态清楚，

汉语时态、语态模糊

与英语相比，汉语的时态和语态范畴都相对模糊。英语共有十六种时态，其中有七种常用时态。特定的时态有特定的表达方法。基本的范畴是规范的。英语动词本身就显示出这种时间范畴。而汉语时间概念模糊，无标记，往往要通过语境来判断。汉语动词本身无所谓“时态”，动作发生的时间概念由着、了、过等词来表示。汉语的语态,主动与被动，在形式上也无精确的规范，不像英语中主动与被动之间的转化那样有法可依。汉语中，动词本身也不带有语态的标志，如果是被动形式，汉语在动词前用“被”、“受”、“挨”等被动标志语，或者任何标志语也不用，语态隐含，通常被称作“隐性被动”，在汉语中用得极广。汉语中被动语态不加“被”、“受”、“挨”等被动标志语也是符合逻辑的。英语可不是这样，必须一板一眼，被动、主动一目了然。

2.2形合与意合

西方传统哲学思维“天人各一，偏重理性，突出个性”的这种特点反映到语言形式上出现了英语重形式、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其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偏重整体领悟，这种特点反映到语言形式上出现了汉语凭借句际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用松散疏落的语言结构来表达清晰完整的意义。汉语的句子强调表意的完整性，只要意义完整，重要的词项常常可以省略，句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靠直觉顿悟来体察的。以下描写景物的中文实例及其英文译文，充分说明了英语与汉语形合与意合的不同特点。

这里三千座奇峰拔地而起，形态各异，有的似玉柱神鞭，立地顶天，有的像铜墙铁壁，巍然屹立，有的如晃板垒卵，摇摇欲坠，有的若盆景古董，玲珑剔透……神奇而又真实，迷离而又实在，不是艺术创造胜似艺术创造，令人叹为观止。(转引自贾文波，2000)

英译：3000cragsriseupinvariousshapes.Somearelikejadepillarsormagicalwhipsproppingupthesky;somelooklikehugewallsofbronzeorironstandingfirmandlofty;othersresemblericketyboardsorshakyeggstacks;stillothersresemblepottedlandscapesorantiquesthataredaintyandexquisite….Indeed,thecragsconjureupmanyfantasticyetrealimages.Theyarenotartisticworksbuttheyaremoreexquisitethanartisticworks.OnecannothelpmarvelingattheacmeofperfectionofNature’screation.三、文化在语言中的反映

汉英民族分属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加上各自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状况上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这些不但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和形式特点上，也充分体现在语言的内容上，包括习语、惯用语、词语等方面。

3.1词语的不等值和空缺现象

在语言中，词语是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无不在词语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语言的功能首先也是通过词语显示出来的。某种事物为一个民族所独有，而反映这种事物的概念的词语不能在别的民族的语言中找到等值的形式，这样便产生了词语的不等值和空缺现象。这种现象直接说明了文化的差异。

以“龙”与“dragon”为例。许多人把“龙”与“dragon”对等起来，实际上二者根本不是对应词。中国的“龙”与西方的“dragon”有巨大的差异,风马牛不相及。“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雨的神异动物”（《辞海》）。而dragon则是“西方传说中有翼，能喷火的巨大怪物”（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1987:309）。前者有鳞有须，而后者有翼。前者兴云作雨，而后者喷火，前者是神异动物，是帝王和高贵的象征，而后者是巨大怪物，是“魔鬼和罪恶的象征”(Brewer’sDictionaryofPhraseandFable,1970:341)。根据《圣经》记载，“dragon”最终被乔治用梭镖杀死。所以将“dragon”翻译成“龙”是错译，倒不如把它直译为“西方传说中有翼和长尾、能喷吐大火的庞然怪物”；中国的“龙”倒不如音译成斜体的“ChineseLong”

3.2共同的词语含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即使是某些学者认为的“共同词语”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例如汉语中有早饭，中饭和晚饭，英语中则有breakfast,lunch,dinner或者breakfast,dinner,supper，dinner既可指“中饭”，又可指“晚饭”。Dinner固然可以译为正餐，但dinner只是个描述性的词语，很少用在日常对话中。

一些含有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的词语在英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例如：“阴”，“阳”，“道”，“君子”等。“君子”一词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各种典籍作品的英译本中“君子”的译法就有三十多种（边立红，2006）。“叩头”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礼节，在英语中也无对应词。即使是一些看似对应的词语，其文化内涵也完全各异。由于不同的文化长期在语言中积淀，使得一些共同的词语，如颜色、数字、动植物名称等都含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

3.3习语、惯用语、俚语等

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成语、谚语、习语等习惯用语是语言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中的精华，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中西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都有诸多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各自成语、谚语、习语等习惯用语的形成、使用与发展。英汉成语、谚语、习语分别记录了不同民族的历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对立统一，顺乎自然，顺应自然的特征。汉语成语、习语、谚语中出现了许多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例子。比如，乐极生悲指欢乐到了极点，转而发生悲伤之事；否极泰来，描写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谚语）；失败乃成功之母（谚语）等。

由于英国是个岛国，由近海的各岛屿组成，形成了最早的求变、好动、好奇的外倾性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文化注重思辨理性，认为思辨理性的东西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注重空间的扩展与向外征服，形成了征服自然，驱使天地的文化观。英国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源于航海或与海洋有关的成语、谚语、习语，如：weather（rideout）thestorm（安然度过风暴）；know（learn）therope（熟悉内幕）（一个有经验的水手熟悉船上所有用来挂帆的绳子）。

中国是个内陆国家，千百年来以农业为主，人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与农耕有关的成语、谚语、习语。如：五谷丰登，瓜熟蒂落，良莠不齐，揠苗助长，春华秋实，根深蒂固，沧海桑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依葫芦画瓢等等。

中国人喜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在古代是汉民族的图腾物，是神的化身。古时候皇帝称自己是真龙天子，民间有赛龙舟、舞龙狮等活动。因此关于龙的成语也有许多，如：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行虎步，望子成龙，龙争虎斗，车水马龙，群龙无首，龙盘虎踞。西方人则认为龙是邪恶凶残有鳞的怪兽。西方人特别喜欢宠物，狗与猫是西方人在有关动物的成语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如：catanddoglife(经常吵闹的生活,尤指夫妻不和)；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爱我就爱我的狗）。中国人也喜欢狗，但狗在汉成语中往往是贬义的，如：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尾续貂、狗急跳墙、狗拿耗子、狐群狗党等。

四、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处理

翻译与语言文化密切相关，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怎样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相差较大的文本。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策略一般分为两种：异化与归化。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者原文作者为归宿，而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这种严格的两分法不足以解决翻译中的所有文化转话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语段中看到，其中的词语没有什么特别，更没有用任何文化专名，但在整体上体现了两种文化：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

（1）Therewereaboyandtwolittlegirls.Theylivedinapleasanthouse,withagarden,andtheyhaddiscreetservants,andfeltthemselvessuperiortoanyoneintheneighborhood.Althoughtheylivedinstyle,theyfeltalwaysananxietyinthehouse.Therewasneverenoughmoney.Themotherhadasmallincome,andthefatherhadasmallincome,too,butnotnearlyenoughforthesocialpositionwhichtheyhadtokeepup.Thefatherwentintotowntosomeoffice.Butthoughhehadgoodprospects,theseprospectsnevermaterialized.她有一个儿子，两个小女儿。他们的寓所带有花园，很舒适宜人。请的佣人也言听计从。与四邻相比，他们自觉实在是高人一等。虽说他们衣食入时，但家里总免不了有一种焦虑感：钱总是不够花。女主人本人有一笔为数不大的收入，男的也有一笔小小的收入，但是要想维持他们那种社会地位，这点收入是远远不够的。男主人就在城里办公，虽然前程美好，但美好前途从未变成现实。

（2）Thewagonwenton.Hedidnotknowwheretheyweregoing.Noneofthemeverdidoreverasked,becauseitwasalwayssomewhere,alwaysahouseofsortswaitingforthemadayortwodaysoreventhreedaysaway.Likelyhisfatherhadalreadyarrangedtomakeacroponanotherfarmbeforehe…Againhehadtostophimself.He(thefather)alwaysdid.Therewassomethingabouthiswolf-likeindependenceandevencouragewhentheadvantagewasatleastneutralwhichimpressedstrangers,asiftheygotfromhislatentraveningferocitynotsomuchasenseofdependabilityasafeelingthathisferociousconvictionintherightnessofhisownactionswouldbeofadvantagetoallwhoseinterestlaywithhis.马车继续往前行。他不知道此行到哪里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而且谁也没有问起往哪儿走，因为一两天或者甚至三天以后，总会达到某个地方的，总会有一处勉勉强强可算是房子的东西等着他们。很可能父亲早有安排，去另一个农场租种一熟庄稼……他只好不再去想它了，他（父亲）就是这样，独行独往，就像一只野狼，在事情成败难料时，不露声色拼死一搏，甚至可以说有股勇气，这些都给陌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上似乎隐伏着一种恶虎扑羊般的勇猛，这使他们似乎感到，与其说他可靠，倒不如说由于他坚信自己的行为天经地义，所以会给所有与他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人带来好处。

上面两段文章，细心的读者通过一读再读就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信息：例（1）说的是英国的故事，作者是D.H.Lawrence;例（2）说的是美国的故事，作者是W.Faulkner。可见语段中的文化气质体现者除了词语以外，还有场景、环境、景物、事件过程、气氛、人物特征、作者的叙事风格等。由此所体现的文化特征的翻译问题很难用异化和归化的策略来处理。

另外中国典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处理也很难用异化和归化的方法来处理。异化与归化将源语与译语文化放在对立、冲突的关系模式中，这只能使文化翻译碰壁。用异化的方法使译语文化放弃自我，去适应源语文化，或者用归化的方法使源语文化放弃自我，去适应译语文化，都是不合适的。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819年，德国诗人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在一篇标题为“Translations”的文论中就三种类型的翻译作了详细论述。

Therearethreekindsoftranslation.Thefirstfamiliarizesuswiththeforeigncountryinourownterms.Forthis,asimpleprosetranslationisbest;forasprosecompletelyneutralizeseverypoeticpropertyanddragspoeticenthusiasmitselfdowntoacommonwaterlevel,atleastatfirstitservesusbestpreciselybecauseitstartlesuswiththewondersoftheforeignrightinthemidstofourordinarylives,ournationalsensibility.Withoutourevenrealizingwhatishappeningtous,itsparksinusaborrowedbutnonethelessauthenticelevationofspirit.(Robinson,2006:223)

在上面这段话中，歌德提出了第一种办法，将诗歌转化为散文，放弃源文形式，并用自己的语言来熟悉外域文化。这第一种办法与归化的翻译方法一致。歌德认为这种归化的方法可以丰富我们平淡的生活，使我们对外域的文化有所了解。但是却放弃了诗歌的艺术形式，平淡如水（dragspoeticentuhsiasmitselfdowntoacommonwaterlevel）.虽然歌德的观点主要针对于诗歌的翻译，但是也同样适用于归化。归化的翻译方法不但放弃了源语的形式，也放弃了源语的文化内涵。而翻译目的之一是文化传播，显然这与翻译的目的相悖。

接着，歌德介绍了第二种翻译方法，原文如下：

Thisapproachisfollowedbyasecondepochinwhichoneseekstoprojectoneselfintothecircumstancesoftheforeigncountry,butinfactonlyappropriatestheforeignmeaningandthenreplacesitwithone''''sown.Iwanttocallthiskindoferatheparodistic,inthepurestsenseofthatword.........Wieland''''stranslations,too,wereofthissort;hetoohadhisdistinctiveunderstandingandtaste,whichheassimilatedtotheancientorotherforeigncultureathisownconvenience.(Robinson,2006:223)

歌德所说的第二种方法是将读者置于异域文化之中，使之有切身的体会，这与异化的翻译方法一致。歌德认为这种办法是模仿，举出了Wieland的翻译为例，指出Wieland的译法是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品味尽可能使自己得心应手。对于译语读者来说，在异化的过程中，源语的词语或者句子可以移植到译语中来，但是它所富含的文化信息却无法全部移植。

实际上，歌德倡导的是下面的第三种办法，笔者称之为“融合法”。

Butbecauseonecannotabidelongineitherperfectionorimperfection,andonetransformationalwaysleadstoanother,thissecondepochbroughtustoathird,thelastandhighestofall.Hereoneseekstomakethetranslationidenticalwiththeoriginal,sothattheonewouldnolongerbeinthesteadbutintheplaceoftheother.Thisapproachmetwiththestrongestresistanceatfirst,forinclingingsocloselytohisoriginalthetranslatormoreorlessrelinquisheshisowncountry''''soriginality,andcreatesathirdforwhichthemassesarenotready.Someeducationoftheirtastesisinevitablynecessarybeforethetranslationwillfinditsaudience.（Robinson,2006:223）

最后，歌德评价说：

Letusconcludetheseremarkswithawordonwhywecallthethirdepochthelast.Atranslationthatseekstobeidentifiedwiththeoriginalapproximates,finally,theinterlinearversion;initsattempttoenhanceourunderstandingoftheoriginalitleadsusonward,drivesusontowardthesourcetext,andsofinallyclosesthecircleinwhichthealienandthefamiliar,theknownandtheunknownmovetowardeachother.(Robinson,2006:223)

可见，歌德的第三种方法是融合法：将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吸取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精华。译文读者在理解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的认识和熟悉外域文化。读者一开始可能会难于接受，但是随着读者的阅读与提高，终究会由不习惯到习惯，而这也正是多元文化的过程。

因此，在翻译文化信息方面，译者不应只考虑归化和异化，放弃源语文化，或者将源语文化生硬的移植到译语文化中，而应该深入的研究文化的适应性，使两种文化有效的融合起来，使本土文化成为理解外域文化的基础和参照，同时运用解释等有效方法提高文化的可译性。

二十一世纪是多元文化互相融合的世纪，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世纪。翻译必将为此做出巨大贡献。因此作为译者，应该潜心研究源文，仔细研究源语文化在源文中的各种表现方式，继承前人的真知灼见，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恰当地融合在一起，既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又为将灿烂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做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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