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困境范文10篇

文化困境范文篇1

一、福建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及成效

1.政府加大政策扶持与资金投入

政府是文化产业投资主体之一，政府财政资金投入既能有效缓解高成长性文化企业资金需求，又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方向。福建省级财政每年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增幅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设立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每年由省财政预算安排，采取贷款贴息、项目补贴、奖励、股权投资等方式，重点支持骨干文化企业（集团）培育、省级以上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文化名家原创文化产品项目等政府鼓励投资的文化改革与发展项目。设立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有较好的资信等级和资金筹措能力的从事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动漫游戏、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软件公共服务等业务的企事业单位。设立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等，大力扶持与培育文化产业。

2.文化与金融融合加强

在政策推动下，银行金融机构对福建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逐渐加大。在金融产品创新和授信模式优化等方面不断突破，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协调优势和银行机构的融资融智功能，在推动重点文化企业整合并购、上市、发债、“走出去”等层面建立了政银合作机制，为文化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与省文化厅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提供200多亿元的授信额度，开发了专利权、著作权、收费权质押贷款、文化企业联保贷款等金融产品，培育一批区域特色明显、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企业，促进福建省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与福建CNN社达成协议，为其授信1亿元，用以支持该社新媒体建设和扩大报刊发行范围。兴业银行在信贷规模配置上，重点向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文化旅游、动漫游戏、工艺美术等文化产业骨干龙头企业倾斜，支持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3.降低社会资本准入门槛

2008年颁布的《福建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政策允许的产业领域。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项目审批、资质认定、融资等方面与国有文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在政策引导下，福建民营资本纷纷挺进艺术教育与培训、艺术品经营、动漫和网络游戏、广告、电影电视剧制作发行、书报刊分销等文化领域，涌现出一批民营龙头文化企业。

4.闽台文化投资活跃

文化产业是福建确定的闽台产业对接十大领域之一。海峡两岸文博会、图交会、艺博会、茶博会、广播影视文化节、民间艺术节等经贸文化活动，推动闽台文化产业的合作交流与投资交易。“文化＋会展”的产业模式，聚集一批优势产业项目落地生根。海峡两岸文博会自2008年创办以来，影响和成效逐年扩大，2012年文博会升级为部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成为展示两岸文化产业发展成果和促进文化产业投资交易的重要平台。

5.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2013年6月，福建日报报业集团牵头发起组建了福建海峡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基金围绕福建区域经济发展特色，以股权投资方式相继投资我省海峡两岸文化资源、区域特色产业，以及影视制作、文化旅游等领域，全力扶持我省文化产业发展。截至2015年2月，基金管理公司实现管理资产规模4.6亿元，投资金额1.5亿元，带动和引导各方资金9.3亿元人民币投资支持我省文化产业发展。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是拓宽福建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的一项重要突破，也是推动股权投资的一次积极尝试。通过政策倾斜、金融扶持、平台助推等，福建文化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增速均高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0～2013年，福建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01.66亿元、802.32亿元、1000亿元、118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4.2%、4.6%、5.0%、5.4%，各年的增幅均高于同期生产总值增长水平。文化产业已成为福建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了福建文化的影响力，也为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提供了“文化力”支撑。

二、福建文化产业投融资困境及成因

1.福建文化产业投融资的行业性困境

当前，福建文化产业的跨越发展面临着巨大的资本缺口，各融资渠道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总量不足，尤其是中长期信贷和权益性资本的供给严重不足，文化产业发展遭遇了行业性融资困境。财政投入规模小且分散。设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是当前福建财政投入的主要形式，如政府相关部门设立了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文化遗产保护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等。但这类资金规模总量不大，并且有明确的支持重点和使用方向，无法满足日趋巨大且多元化的文化产业的资金需求。商业银行为文化企业提供贷款，大多采取“无形资产质押+担保”的方式，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处置与变现难，第三方担保缺乏，多数商业银行尚未建立针对文化企业特性的授信风险评价工具，制约了文化企业信贷融资。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面，多数文化企业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财务业绩、资产结构、公司治理、财务制度的规范性、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方面难以达到融资要求。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特性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广泛地进入文化产业，只青睐那些高回报、具有可持续商业模式和完整产业链的项目。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不稳定，融资成本高于银行基准利率，也容易出现法律要件缺失、合同关系不规范等问题。外资引进和使用受一定的政策和地域限制。《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对外资进入国内文化产业做了限制性规定。

2.文化产业群体特征决定文化产业的行业性投融资困境

作为具有高成长性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的业态特性与群体特征决定了其必难面临行业性投融资难题。（1）产业内部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福建文化企业绝大多数是民营中小型企业，资产规模、经营规模、人员规模都比较小，商业模式不成熟，缺乏融资的资质和能力，资本运营的风险意识和实际风险控制能力也很弱，融资需求兼具“短、少、频、急”等特点。同时，绝大多数中小文化企业原创能力较弱，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比率偏低，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融资难度。此外，文化产业集中度低，产业链条尚不完整，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融资方式的创新及运用。如在工商企业融资中广泛使用的供应链融资，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担保难题，但因文化产业链尚不完整、产业集中度低而无法运用于文化企业。（2）资产结构约束文化产业主要以知识产权和品牌价值等无形资产作为资产表现形式，这些核心资产奠定了文化企业竞争力。当前，无形资产评估体系不健全，著作权及版权的评估、登记、交易流转的保护机制尚不完备，专业性的融资担保机构与文化保险机构缺位，文化产业的收益不确定性和轻资产的弱抵押性阻碍了文化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3）文化产业市场风险的特殊性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文化产品的消费是一种文化体验，具有一次性特征。文化企业需不断创作和发行新产品，始终处在新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之中。然而新产品能否得到市场和受众的认可，能否获得丰厚投资回报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文化创意的易复制性，使得文化产品生产者面临盗版侵害的风险，给作品的原创人员及投资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造成文创企业原创缺乏、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再者，文化产业门类多，各文化企业商业模式不清晰且差异大，产业内部运作信息透明度不高。市场风险所带来的收益不确定性和现金流的不稳定性，使得文化企业的商业价值难以评估，文化企业的财务状况、变现能力、团队管理经验与能力等难以进行有效监督与考察。（4）文化产业的政策性壁垒由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产业尤其是广播影视、出版发行等行业受到法律、法规及政策的严格监督、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同时，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文化产业的市场属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文化产业的市场属性与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属性并存、文化领域中市场力量与行政作用相伴而生的运作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如政府对广播、电视、平面媒体和有线网络等传媒领域的管制比较严格，存在诸多政策限制。内容编辑与媒介渠道禁止非公资本介入。文化产业的政策性壁垒和制度性缺陷，导致多数投融资机构持谨慎态度。

三、破解福建文化产业投融资困境的对策

1.完善投融资配套服务体系，降低投融资风险

（1）建立文化产业投融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立文化产业投融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信息交流渠道，解决二者之间信息与资源不对称的问题。建立文化产业优质项目库，加强文化项目遴选、储备、宣传和推介；为资本供给者提供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信息、文化企业信息、文化产业专家咨询服务等；为文化企业提供信贷、信托、债券、上市、保险等多种类型的金融咨询服务，提升文化企业融资能力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效率。（2）完善文化产权的保护与交易制度知识产权、股权、债权等各类文化产权是文化产品交易和文化企业融资的关键要素。海峡文化产权交所是福建省唯一一家省级文化产权交易专业机构，依托海峡文交所建立规范的文化产权价值评估标准体系、完善文化产权登记、托管、流转和变现的管理办法，加强文化产权交易风险管控，为文化产权交易提供专业化服务。可加强与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战略合作，强化金融机构、文化企业有关版权质押登记、评估方面的培训，提高金融机构运用版权、著作权等无形资产质押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能力。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和执法力度，打击盗版行为，切实维护产权所有人的合法利益。（3）建立风险分摊与补偿机制由文化龙头企业、文化行业协会牵头组建文化专业担保公司，优先将文化担保公司纳入全省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公司支持范畴，建立多层次文化企业融资担保体系。由中小型信用担保机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按年度担保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偿。鼓励保险机构创新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保险产品和保险业务，如知识产权侵权险、网络游戏虚拟资产综合险、艺术品综合险、贷款保证保险等文化产业专属保险产品，全程多环节的分散运作风险。

2.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构筑高效投融资机制

文化困境范文篇2

关键词：乡村文化振兴；困境；实践路径

引言乡村社会中无处不透露着乡村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乡村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积淀，逐步形成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乡村文化内容丰富包含了自然风光、民俗习惯等多项内容，这些是乡村发展与村民精神内核的体现。合水县近年不断培育新文明风尚，助力乡村经济发展，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创新新文明风尚。目前已经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村镇46个，建立乡村家风馆、乡贤馆等示范点7处[1]。同时合水县在实施乡村文化振兴中也将其与区域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合水县太莪乡则是坚持生态立乡、产业强乡、文旅活乡的原则，积极打造文旅综合发展形式，扩展本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的新方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对建设农业强国提出指导方针，要积极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工作。乡村文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在乡村振兴进程中积极推进文化振兴，培育文明乡风、树立良好家风，对提升乡村振兴文明程度具有积极价值。但是乡村文化振兴中依旧面对不同的困境，对此展开分析，结合实际寻找新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对繁荣乡村文化事业，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1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意义

1.1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生存发展根基

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乡村文化发展较早，因为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农耕文化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乡村环境较为稳定在长期的历史沉淀中培养村民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在乡村恬静生活中逐步养成邻里友好、互帮互助的相处模式，这些都是乡村文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积极意义。

1.2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内在灵魂

首要的是让村民意识到乡村文化的重要性，理解乡村文化，认同乡村文化。若是村民不认同乡村文化，乡村文化振兴就没有了内在灵魂，自然无法实现乡村振兴。通过乡村文化振兴也能激发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知，例如：将王昌寺村作为典型，树立“齐氏家风家训”对当地村民村风起到积极影响，成为合水县移风易俗宣传重要阵地。以此增加村民的归属感，从内心主动认同乡村文化，自觉的参与到乡村文化振兴中来。

1.3乡村文化是基层村民的精神归宿

作为农业大国农村村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乡村是这些村民的载体，乡村文化则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乡村文化振兴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保护与传承积极、有价值的乡村文化，也是保护村民的精神家园。

2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面对的困境

2.1乡村文化载体消失与情感淡化

乡村文化振兴中乡村文化载体发挥重要作用，如家乡话、乡音是重要的语言载体，代表了这一区域与其他区域的不同。现实看学习乡音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很多孩子长大后要到城里去读书，为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家长会刻意避开与他们用乡音沟通久而久之也就不会讲了，这让乡音在新时期出现断层，再过几代人很可能乡音就消失了[2]。同时也有地方地区、宗亲族谱等都是重要的乡村文化载体，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这些兴趣不高，很少关注，若是后继无人这些载体最终会消失在时间里。由此可见乡村文化载体出现断层已经是事实，这严重影响了乡村文化传播。乡村情感一般是亲戚之间、邻里之间的情感，传统的乡村中因为娱乐活动少，人们在茶余饭后会聊天、串门。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减少，原本的邻里、亲戚感情也逐渐淡化，甚至一些相处之道逐步被遗忘，乡村文化淡化，对城市价值观的逐步认同，只会加速乡村文化情感的消失。

2.2对乡村文化振兴重视程度不足

虽然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基层政府部门大力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但从实际情况看对文化建设重视程度不够，更倾向于乡村经济发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中忽视了乡村文化振兴。即使部分乡村在落实文化振兴中建立了公共文化区域，如：农村书屋、文化活动室、乡村展览馆等新型文化场所，但大多是形式主义，没有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且地域特色不鲜明、同质化严重，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乡村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在传统乡村文化发展中田间地头、家庭院落都是村民交流沟通的重要载体，但是因为社会环境变化、个人主义逐步增加、社会信息化形式越加便利。个人参与公共活动的数量减少，村民之间沟通自然也减少。缺乏交流形式村民对乡村文化振兴认识不到位。而且基层建设因为受到财政水平影响，可以投入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有限，难以满足村民对文化的差异性需要。

2.3村民的文化需要与供给的矛盾

乡村由不同的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众组成，而且同一个群体看待相似文化也会有不同的差异，不同年龄层次的乡村群体看待同一文化的差异更大。例如：老年人基本接触外界的条件有限，甚至可以说部分老年人都没有离开过乡村。青年群体成长环境不同、有更多接触外界的机会，思想更为开放，看事物的角度、观点自然也是与他人不同的。由此可见不同的村民有不同的文化需求。然而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文化资源分配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多元化群体的需求，虽然加大了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然而在乡村文化推广、学习等方面发挥的效果有限，虽然乡村振兴中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量不断增加，为文化振兴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应用于文化发展的基础设施普及率不高，以至于无法满足不同层次村民对文化的需要，乡村文化振兴受阻。

3解决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困境的路径

3.1激活乡村文化振兴源动力，培育农民文化自信

振兴乡村文化的最根本前提是认可自己乡村文化、树立乡村文化自信。只有对乡村文化有足够的自信，才能积极投入乡村文化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积极进行文明乡风、优秀民间文化的宣传，让村民了解自己文化、认可文化，积极发挥村民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以此利用本地安集古堡资源，科学布局、重视乡土文化的保护，实现产业振兴与文化振兴的融合发展，不仅提升本地群众的文化自信，也能带动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离不开文化自觉的支持，文化自觉又是文化自信一部分，在提升文化自觉性的过程中逐步养成文化自信[3]。构建文化自觉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简单的宣传可以实现的。需要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认可身边的文化，愿意主动传承优秀文化，发展乡村文化。同时在多元化文化冲击之下不断的创新乡村文化，不盲目跟风，也不固步自封。近年合水县将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坚持将“村规民约”与移风易俗结合起来，如“家庭和睦重孝顺，红白喜事不铺张”，切实将乡风文明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不断突破陈规旧俗，积极树立文明新风尚。因为近年的城镇化建设进程越来越快，大量村民进城务工，想要发挥村民的力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发挥留守村民的作用。可以对村民实施乡村文化熏陶教育，从娃娃做起，从小培养认可家乡文化的意识。例如：在乡村教育中重视优秀乡村文化的融合，帮助儿童形成良好的乡村文化体系，增强文化认同。发挥村史馆、村文化活动室的作用，为其他村民提供更多接触优秀乡村文化的机会。近年合水县积极响应号召，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积极改善村容村貌。如北头村通过拆危治乱，建设绿树花廊，在墙面画上“彩衣”等逐步改善乡村面貌，在这一过程当中渗透乡土气息，提升群众幸福感。积极发挥村民传递乡村文化的作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发展。

3.2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做好“统筹公共服务布局”。为此一方面需要健全资金投入体系。有效的资金支持，有助于保障乡村文化振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因此基层政府要建立完备的乡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机制，确保乡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有保障，健全文化经费长效增长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再有政府可以制定各项扶持政策，如税收政策，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设置相关产品和服务项目，对提供文化振兴信贷的金融机构有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乡村文化振兴领域。多样化的资金渠道解决乡村文化振兴资金不足问题，为乡村文化振兴各项投入奠定良好基础。最后，政府可以购买非盈利机构的社会服务，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支持，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源的融合，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渠道，共同为村民乡村文化振兴提供资金支持，满足村民实际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要扩展乡村文化空间，增强村民获得乡村文化的途径。一是可以完善现有公共空间的建设。发挥现在的文化广场、艺术展览馆、农村书屋等公共设施的重要作用，村管理者充分发挥这些文化实体的作用，举行不同方式的乡村民俗知识比赛等，能够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发挥这些文化空间的实际作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二是借助于发达的互联网环境，可以用新媒体、公众号、短视频等，引导村民拍摄乡风民情、民风民俗，通过不同的形式记录乡村社会的生活，表达村民真实的情感。三是进行自治式的文化空间建设。乡村文化自治是村民为文化主体，以丰富的精神生活，增强文化认同感为主要目的，通过创办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能够提升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例如：村民组成的戏曲社、秧歌队、民俗技艺表演等，让村民自编自演将特色的乡村文化扩展开来，不仅有利于乡村文化的传承，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村民的乡村活动，增强村民的交流，培养村民积极向上的精神。

3.3完善文化供需机制

一方面要做到供给类型多样化。首先需要分析丰富供给的品类，政府应该鼓励文艺工作者深挖乡村的乡情乡愁，将特色乡村文化作为载体，进行文化创作。同时也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创建反映新农村风貌，又具有本土乡村文化特色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体现本地区的特色。其次，丰富文化供给主体。发挥政策引导等作用，鼓励城市文艺组织到乡村汇报演出，可以村民提供具有特色文化表演形式，让村民了解乡村文化。让各类行业机构的人员到乡村采风，重视对乡情、乡愁的运用，发掘民间优质特色的艺术形式、传统乐器等，深度挖掘本地特色文化进行艺术创作，这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村民提供多类型的供给，不仅满足了村民的要求的，也促进本地特色乡村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建立需求反馈机制。为保证精准的文化供给，政府需要加强与村民之间的互动，形成不同层次的村民供给反馈通道，提升供给的有效率。一是针对乡村文化水平较低的中老年群体，可以通过专门的文艺组织、村委会等，对农村进行实地走访调研，了解他们的文化需求、偏好，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归纳，调整对已实行的文化供给项目，满足这类群体的需要。二是对青年群体而言，与网络等途径接触多，基本可以满足线上调查的需要，对此可以展开网络问卷，通过网络渠道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对现在文化供给的意见。通过线上的形式构建起数字网络渠道，实施文化信息共享，改变传统固有的文化传递渠道，实行线上线下文化供给渠道，满足新时期青年的文化需求，提升青年群体的满意度，保证文化供给机制与时俱进。三是要逐步完善青少年群体的文化需求。通过对监护人的走访、调查，或者与青少年聊天，了解青少年需要的书籍类型、影印需要等，为青少年提供专门的文化活动与书籍。四是可以在村宣传栏、村广播、村公众号等积极进行文化政策宣传，实施信息公开，确保村民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各项政策有知情权，了解最新文化讯息，确保供给符合村民的实际需要。

4结束语

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渗透在乡村经济发展中，也渗透在乡村生态建设中，对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乡村文化载体消失、乡村文化情感淡化，村民对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积极性不高。乡村文化振兴重视程度不足以及村民的文化需要与供给的矛盾严重影响了乡村文化建设真正意义实现。对此在新时期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结合实际寻找与之适应的路径，首先，真正激活乡村文化资源，培育村民文化自信。其次，结合村民的实际需要，建立多样化服务机制，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保障。最后，需要从村民实际需要入手，做好事前调查分析，解决乡村文化振兴中存在的供需差异问题。乡村文化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实现需要发挥多方资源的价值，发挥资源优势，共同努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更好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改丽.乡村振兴视域下河南省乡村文化建设困境及解决路径[J].智慧农业导刊，2023，3（2）：149-152.

[2]张艳，刘轩男.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J].文化产业，2022（36）：123-125.

文化困境范文篇3

[关键词]新时代全面乡村振兴；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

2012年以来，中国农业农村部已开展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共计入选118项，涉及浙江、四川、云南等多个省份。党的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若能有效依托特色农业文化遗产，助推当地产业、组织、人才、文化与生态振兴，不失为一条新时代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值得探索的道路。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民是该地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直接传承者，有鉴于此，文章主张着力培育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性开发农业文化遗产，“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助推新时代全面乡村振兴。

1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主体性失位

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是直接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与沿袭的个人或群体，传承人的主体性是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中，肯定自身主人翁身份和目的性归属，实现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目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缺乏系统的培育矩阵，面临失传、失语及失权的主体性失位的培育困境。

1.1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结构性缺失，失传

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迈入快车道，城市占用农田、耕地不断向农村扩展，农业文化遗产生存空间逐渐被侵蚀，加之该地人口大规模向城镇流动，有效劳动力大量流出，空心化、老龄化问题严重，农业文化遗产后继无人。学术界和业界只关涉“有形”与“无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探讨，缺乏对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育的观照；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快速普及，致使一些农业文化遗产地连毛带血采用统一生产模式，忽视传承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开发，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逐渐式微。

1.2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性受限，失语

国内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共同体主要为学界和业界，学界多以“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征”、“农业文化遗产的困境与保护”等作为理论探讨，业界追求经济利益，对农业文化遗产明为保护开发实则破坏污染。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尽管是农业文化遗产的直接创造者和享有者，但较多农业文化遗产地处偏远落后地区文化程度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淡薄；专业理论和社会影响力匮乏，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和转化发声困难，参与程度低、游离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共同体之外。

1.3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主体性弱化，失权

政府部门对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保护缺乏统一的管理体制。一是传承人的教育、就业等社会保障问题未能有效解决，传承人学历层次、文化水平及专业素养仍旧薄弱，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很难给出建设性指导；二是传承人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身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传承人本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由于自身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受限，大多数传承人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决策中被边缘化、收益获取时被排斥化，传承人价值主体的身份逐渐湮没，面临主体性弱化、权利缺失的桎梏。有鉴于此，通过机制培育多元化突破传承人失传困局、理论培养本土化求解传承人失语难题、实践培训产业化破解传承人失权桎梏，构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系统的培养矩阵。

2机制培育多元化：突破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失传困局

人才瓶颈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大掣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首先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一方面加强本土传承人的培育和外来人才的引进，另一方面制定相关政策留住传承人，突破农业文化遗产后继无人失传的困局。

2.1加强本土传承人的培育及外来人才的引进

挖掘农业文化遗产地“土专家”、“田秀才”，重视本土传承人的生产经验，做好经验总结、理论指导和技术培训；加强农业文化遗产地基层人员职业培训，提高其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业务水平和管理能力。构建多方参与机制，引进外来人才。发挥政府政策优势，通过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政策优化传承人引入渠道；搭建返乡创业平台，制定农业文化遗产创业政策，吸纳返乡就业创业人才；开设课题专项和投资计划，吸引专家学者、相关企业等高素质人才关注，这一举措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流失难题，也加大了该地区的政策倾斜，资金、人才、技术汇聚，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注入新动能。

2.2制定相关政策留住传承人

其一，制定农业文化遗产科学的扶持政策，增强农业文化遗产地内生性动力，让农业文化遗产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吸引传承人扎根农村。其二，落实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增强传承人的法律意识，推进重点领域立法保护传承人相关权利；完善培养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财政投入机制，优化资金保障、政策激励和生态补偿等体制机制。加强本土传承人培育、拓宽外来人才引入渠道、做好传承人的保障工作，留住一批用得上、懂农业、爱农村的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突破失传困局推动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

3理论培养本土化：求解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失语难题

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育共同体，加强传承人理论培养和技术指导，培育传承人文化认同，打通传承人需求表达的渠道求解失语难题。

3.1构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育共同体

整合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企业高校等多方力量，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定科学培养方案。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教育水平，将农业文化遗产纳入该地区特色课程，培养本土后继人才；实施新型职业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育工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加强中青年传承人的理论培养和技术指导；邀请各省市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开展指导讲座，带队实地考察农业文化遗产示范区；培育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创新意识，激发传承人创新创业精神，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本土智力支持；完善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管理考核标准打造实用型人才，培养高标准、高质量和高素质的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

3.2培育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认同

其一，皈依中国文化，唤醒传承人文化自觉，加大精神培育。面对西方思潮及都市文明的入侵，农业文化遗产地需立足地方民俗特点，推进特色农业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农业文化遗产制作成电影、音乐舞蹈及游戏等多种模式，强化传承人的精神培育、凝聚文化认同。其二，培养传承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农业文化遗产的有效开发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培育传承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加大传承人对农业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等多重价值的再认识，提高传承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元化开发。构建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育共同体、凝聚传承人文化认同，打造职业传承人，为搭建传承人发声渠道提供坚实后盾，在传承人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过程中，求解传承人的失语难题。

4实践培训产业化：破解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失权桎梏

农业文化遗产具有丰厚的经济价值，以农业文化遗产为引擎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实践培训产业化牢固传承人主体性地位，破解传承人失权桎梏。

4.1打造农业文化遗产特色旅游基地

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独特的农业文化景观，依托农业文化遗产的地域特色，建立电影电视剧、综艺栏目拍摄基地，发展休闲农业和旅游产业。以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参与主体，开设观光摄影、特色农事活动参观及体验等多种旅游服务，推出农业文化遗产周边纪念品等文创产品，打造新型文化消费模式，发掘传承人对农业文化遗产多元化开发的创造力，实现传承人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

4.2培植农业文化遗产特色品牌

借助农业文化遗产有机生态农业的先天优势，大力培育特色优质农产品、延伸农业文化遗产产业效益。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的重要载体，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特色农事活动，制作手机游戏、打造VR体验馆、主题艺术馆等新型模式，依托互联网平台、借助“一带一路”、进博会等国际载体，加大农业文化遗产推广力度拓宽海内外市场，形成区域农业供应链，成为实现未来5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目标的有力舵手，夯实传承人的理论基础、深化传承人文化涵养和专业素养，增设相应工作岗位，让传承人走出国门，输出品牌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4.3增强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性

发展智慧农业，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建立智能农业应用系统，提供自动化采集、灌溉、监测、采摘等服务；运用AR/VR、5G、三维等科技手段打造农业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存档。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人通过有效参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实现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统一，破解失权桎梏。

5培养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与全面乡村振兴

贯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思想，将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育与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相融合，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地多元的经济价值、特色的民俗文化、丰富的人文景观、良好的生态环境，助力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转化，推进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打造农业文化遗产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挖掘农业文化遗产新业态，创新特色农产品招牌，提高农业文化遗产附加值，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转化，增加传承人生活收入。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保障条件，落实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政策支持。从政策、标准、管理等方面，有计划地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理论培养和技术指导，保障传承人的主体性地位。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打造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人才引擎。做好本土传承人的培育、优化多方参与机制，有效提升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红利效应，打造中国特色新型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突破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才瓶颈。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加强传承人的文化培育。挖掘农业文化遗产中“天人合一”、崇德向善的精神归属，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健全农业文化遗产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坚持保护性开发的理念。秉持优先保护再发展的原则，将生态保护与资源可持续的理念贯穿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文化遗产现代化。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既要有看得见的“山”、看得见的“水”，更要有看得见的“人”，把握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一关键力量，让农业文化遗产成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力量，助力全面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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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困境范文篇4

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的内卷化困境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由于服务内容的供需脱节，建设过程中重“植入”轻“培育”，文化建设的项目化运作又让乡村文化染上了厚重的商业色彩，文化建设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纯的行政行为，乡村居民的呼应度不高。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执行主体缺位、承接主体缺位、组织主体缺位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问题十分严重。文化服务“一阵风”：乡村文化建设在数量上不能增长，在质量上不能得到提升，乡村文化发展出现内卷化困境。（一）文化服务机制偏差导致乡村文化发展停步1．文化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脱节弱化了文化阵地的功能。文化阵地是在政府支撑下围绕“五大文化建设工程”兴建的农家书屋、文化设施、文化中心、有线广播、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库等，让村民更方便地通过多种渠道接受文化资源和选择文化产品。乡村文化振兴战略采取了多种方式文化惠农，但制度上的乡村文化与实践上的乡村文化相左，在文化产品供给的“最后一公里”不能与乡村居民的需求间进行无缝对接，文化产品的结构、文化资源的层次不能满足村民的多元化需求。政府行政力量的文化发展具有的“高效率”与来自乡村居民的较低“点赞”呼声之间形成较大反差，“名实不符”问题的存在造成文化资源浪费。在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侧仍然缺乏脚力、眼力、心力、耳力，存在“走不到、看不见、想不全、听不清”等责任心不到位问题，不能将文化的潜在需求演变为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人口从农业产业析出向城市迁移也是优质人力资源和文化需求主体的迁移，严重影响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乡村公共文化发展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预下自上而下进行的资源配置，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将文化惠农、文化下乡作为政治任务完成，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标准化、单一化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乡村居民需求缺乏完善的对话机制。文化服务产品不能与乡土文化紧密整合在一起，而是按照城市的思维方式供给。村落是基于血缘关系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似兴趣需求的群体，群体成员相对稳定，对乡土文化具有强依赖性。2．文化服务重“植入”轻“培育”，造成乡村缺乏文化再生能力。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的生产主体，由于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体制机制不到位，导致文化生产主体缺失［16］。自从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强农惠农政策以来，国家以农业丰、农民富、农村稳为目标，不断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文化。关心下一代工程、阳光工程、取消农业税、科技扶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文化下乡等措施，都体现出“植入”的思想，文化服务多以文化活动、图书资源等方式进行。这些项目一般与村民的实际生活距离较大，阳春白雪的图书资源与多层次的村民文化素养之间严重不对称，再加上图书资源更新速度慢且内容不能贴近村民实际生活，不易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这些依托财政支撑的文化下乡的服务项目，主要是以相关行政部门完成任务为前提，具有即时性特点，文化项目的持续运行也面临困难，弱化了村民对文化项目的预期。“植入”文化相对于“培育”文化显得更加容易和直接，前者主要以文化活动方式进行，相关行政部门可以组织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艺术团队完成任务，而且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社会影响，但这样的“植入”文化方式对乡村的影响是“水过地皮湿”。能够从根本上产生影响的是“培育”文化，这需要组织专业队伍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根据乡村实际设计针对性的发展方案，通过量身定做引发村民享受文化产品的兴趣，“培育”文化的过程耗时长、见效慢，还要面对失败的风险，因此文化产品的低效率植入在长期中形成路径依赖的政治内卷化困境。3．文化服务的商业操作与本真文化隔离挤压乡村文化发展空间。乡景、乡情、乡音、乡德等都是乡村文化的内涵［17］，乡土本真文化在商业文化袭击下淡出。长期以来实行政府主导的“文化格式化”管理使农村文化表现出以项目带动的发展特征［18］，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力量未能被充分激活。乡村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项目拉动，这种发展模式具有目的明确、责任清晰、运转有序的特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但是缺陷也很明显，运作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行政性，一般都是将服务内容打包推向乡村，打包的内容中更多掺杂的是行政意愿，并不贴近村民的真实需求。村民作为乡村文化的服务对象，不具备选择权。在项目推送方以牟利为目的情况下，建构乡村文化空间过程中就会存在严重的“名实分离”问题。（二）乡村文化建设执行主体、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缺位行政管控下的资源输入只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外生动力，外生动力只有与内生动力结合在一起，并且激发内生动力才能使乡村文化持续发展。但乡村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压力机制、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缺位。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包括承接主体、组织主体和参与主体三个层面，在乡村文化服务发展方面分别与承担建设责任、发挥组织作用和扮演建设主角相对应，但是现行体制机制下三方面的主体都面临缺位问题。1．执行主体缺位：行政机构常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能缺少执行主体，负责文化或者宣传职能的行政机构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执行主体，由其负责组织专业人员对乡村推出文化服务，执行主体在选人、做事、用钱等各个方面都是具体的操作员。乡村地域广阔且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异质性和碎片化特点决定了乡村文化服务也需要量身定做，有针对性地服务才是有价值的服务。但乡村文化服务受到时间节点、服务内容、财政限制等多方面的约束，行政部门工作的连续性难以保持，而乡村文化发展需要在时间、空间、内容、主体等多向度上进行充分考虑，既要做到在点上突出，又要做到在线上连续。实践中往往会在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文化服务的供给方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实践中常会做出次优选择，在保证了点上突出的同时弱化了线上连续。村民在乡村文化发展问题上没有稳定预期。行政部门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起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通过次优选择降低工作成本而谋求短期效益，实际上已经出现执行主体缺位问题，这不但降低了文化服务政策的长期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文化建设中形式主义问题的发生。“雷声大、雨点小”的文化惠农给村民的印象是“折腾”而不是获得感。2．承接主体缺位：乡村自治“名实分离”与村委会不能履职。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自治委员会是承接主体。从理论上讲，乡村自治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在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层面，乡村自治组织作为承接主体，存在弱治理以及制度层面的自治与实践上的自治“名实分离”问题。前者即社会秩序混乱、日常生活无序和公共服务缺乏［19］，后者即乡村自治组织虽然在制度层面是非官方的不具行政职能的服务村民的自治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往往被作为了镇级政府机构在乡村的派出组织而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履行了镇级政府派发的行政职能。乡村自治组织理论上应在村民与行政组织间扮演着桥梁角色，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应该承担起治理主体、召集主体、规划主体、实施主体的责任，将村民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与政府的文化供给串联在一起。但实际上乡村自治组织只是扮演着“传达指示”的角色，在消除公共文化供需不对称过程中并未很好地履行承接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主体对乡村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状态了解程度不够，乡村自治组织在实践上的消极治理与积极应付上级行政命令造成承接主体严重缺位。3．组织主体缺位：村民群体碎片化导致集体认同范围狭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被打破，在城乡劳动力边际收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中析出的大量劳动力通过进城务工找到了生活坐标。乡村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空间的变化使其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对乡村社会的发展状况的关注程度开始降低。因此，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抽空了发展乡村文化的动力，集体组织的号召力、组织力也同时被削弱，以家族为单元的组织方式成为主流。村民生活方式趋于原子化状态，以趣缘、友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又进一步将村民群体碎片化。家族代表往往成为村民代表，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往往是家族利益间的博弈。乡村自治组织在乡村公共事务发展过程中的组织主体地位被削弱，“不愿管”“管不好”“管不了”成为常态化。村民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旁观者。目前的发展状态严重削弱了乡村文化的发展动因，文化发展主体严重缺位，在乡村场域内缺乏建立文化共同体的体制机制，这就客观上要求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向。4．参与主体缺位：乡村空心化弱化了进城务工农民的乡土情怀。村民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这需要依托合理的体制机制让村民能够留在乡村、记得住乡愁，这种内在的乡土情怀，能够激发村民建设乡村的愿望。城市化、工业化促进了乡村居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使乡村村落走向终结，村落公共空间走向颓废［20］。在经历“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土离乡”的变迁过程后，综合素质较高的村民首先与乡村场域脱离，由于乡村的文化精英以及生产主体向城市迁移，乡村文化发展与进城务工的村民间缺失了对话基础，村民将个人事业发展与城市文明整合在了一起，降低了其对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受益预期，从而也会相应降低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投资意愿。乡村文化发展的商业化运作进一步加大了乡村与村民间的心理距离。乡土文化被商业化运作所湮没，进一步弱化了进城务工人员与留守村民的乡土情怀。城市文明对乡村居民的“拉力”与乡村文化不合理的发展机制对乡村居民形成的“推力”，加剧了乡村居民脱离乡村场域的愿望。参与主体缺失进一步弱化了组织主体缺位和承接主体缺位，加剧了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二、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逻辑的理论支撑

无论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偏差还是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抑或是过头的商业化运作，都会降低文化服务的效果。政府虽然在强力推进但效果并不明显，乡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政治内卷化的怪圈。“内卷化”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首次提出，后来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提出农业内卷化概念［21］，认为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是“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外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内卷化”成为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的专用表述，出现内卷化问题后，社会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发展形态徘徊，无法转型到新的社会形态上去，社会进入一个低水平、慢节奏的循环怪圈。他使用农业内卷化概念描述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的农业生产问题，在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过程当中时，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下降而水稻产量无法持续上升。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可变资本连续投入到不变资本过程中超过一定量时，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变得更加多余，单位可变资本能够创造的纯利润就会逐渐降低，可变资源即使投入再多，生产过程也只能在较低水平上运转。杜赞奇将克利福德•格尔茨对内卷化的认识延伸到国家政权领域引申出政权内卷化概念，认为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固定方式的再生和勉强维持［22］，政治内卷化是一种行政权力低效的状态。用政治内卷化认识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问题，就是乡村振兴过程中虽然财政投入在增加，但由于供需间并未实现有效对接并且没有将村民激发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导致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发展乡村文化的外生动力未能本土化并内化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动因，乡村文化供给模式固定化以及村民对乡村文化低水平发展预期，导致乡村文化服务进入内卷化的恶性循环。内卷化怪圈的形成在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合理，需要通过创建个体间信息充分交换的机制和形成平等对话的语境。行政力量在乡村文化发展跳出内卷化怪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需要降低行政控制权让权力重心下沉形成权责对等的管理机制，从精英管理变化为公众管理，通过村民智库建设实现乡村自治。

三、破除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的对策

文化活动都是在既定空间内发生。空间为具有相同性向、情趣和发展预期的人群提供了对话语境。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23］，空间是在历史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表征着一种社会关系。公共文化的发展目标也是要在乡村场域内建构一种生活空间，村民在该空间内进行信息交换、情感交流。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就是在行政力量主导下通过在乡村兴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注入文化建设资金和输送文化服务资源，重新建构乡村场域的文化生活环境，让乡村居民能够零距离感知文化和融入文化创造当中，让村民在重新建构的文化环境中感受文化氛围的渲染，从而能够保障村民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美丽乡村建设、风情小镇建设都是真正从空间角度思考问题，为乡村环境的改善和文化质量的提升做出了积极的探索。1．生活空间重构：建构乡村社会多要素间的对话语境。公共文化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实践形式，建构的完善程度会使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内容以及村民间的交往方式产生变化，会对既定场域内的村民间的对话方式、村民与生存环境间的对话方式、村民与政府行政组织间的对话方式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就业方式选择权的多样化以及退耕还林还草等使村民生产之外的自由时间增多，提升交往质量和丰富文化生活成为乡村居民的普遍愿望。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经历了从集体空间到利益空间再到多元空间的转化。在集体空间模式下，村民的生活空间整合程度较高、空间边界清晰和空间结构刚性化［24］，“聚集”与“认同”是该种生活空间的显著特点。在利益空间模式下，村民的生活空间开始分散化，因个人理性高于集体理性，村民个体之间基于利益的矛盾增加，村民对集体发展的认同感弱化，乡村居民的生存空间出现从政治空间向市场空间的转化、从群体空间向个人空间的转化，居民个人的生存空间的极大拓展严重挤压集体发展空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开始出现对话障碍。网络时代创造的多通道交互平台，为乡村居民生活在多元化空间创造条件，村民生活空间具有缺场性和脱域性特点，即村民交往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从而为在多要素间建构对话语境提供了前提。2．制度空间重构：将“注入式”制度转变为“生产式”制度。制度空间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互动中形成的网络空间，行为主体据此对空间内的要素发挥作用。正式制度基于效率逻辑建立，对居民个体以及群体的认知与选择产生约束作用。非正式制度基于情感逻辑建立起来，来自社会层面的信息对其有重要影响，情感积累在非正式制度的存续过程中是不可见的潜规则。现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在政府行政力量主导下通过财政倾斜而重构乡村居民文化生存空间的过程。这种压力型的、单向的、以完成任务为指向的文化服务建设，在重建村民的文化生活空间方面存在制度性障碍，与乡土本真文化间的磨合程度不够高，从而缺乏对乡村文化的发展拉动力。只有将这种“注入式”的制度设计重构为“生产式”的制度设计，理顺服务对象与文化供给主体间的关系，通过在乡村培育出文化增长点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从而培养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种子。乡村居民才能在基于“生产式”模式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增加村民的社会认同感、集体责任感，增加乡村场域的社会资本存量，降低村民间的信息交换成本，强化乡村基层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硬化村民交往的情感纽带，推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倡导重心下移、钱随事转、权为事谋，以这样的理念作为做事的前提，就会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乡村落地生根，在乡域内培养出具有本土特色、源自乡土本真、融合百姓生活、着眼乡村发展的乡村文化。3．物理空间重构：打造乡村场域内精神文化产品结晶的载体。物理空间是乡村居民交换信息和增进情感的场所，在该物理场域中，村民个体间有了对话平台，可增加村民个体对群体的情感依赖。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以村民生存的物理空间建构为载体，以改变乡村居民的价值取向为目标，最终促成村民生活态度的改变。乡村文化振兴首先改变的是村民生存的物理空间，新的物理空间促进村民之间对话方式改变，生存追求、思维方式等发生变化。文化服务需要弄清楚“送”文化与“种”文化的关系，只有“志”与“智”的增长才是文化服务的人化自然目标，村民从而将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成为文化建构的主角。乡村文化的参与主体在面临“空心化”难题的同时，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也日渐衰落。物理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得以发展的终极支撑，在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的时间链条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续文化而言扮演着精神引领、行为规范、驯化遵循的角色，对前导文化而言是乡村场域内精神文化产品的结晶载体。因此物理空间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宿主。乡村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物理空间的虚化、泛化和行政化问题，文化宿主需要通过重新建构得以硬化、实化、强化，通过与乡土本真文化结合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乡村文化资源，掌握“文化植入”与“文化生产”的度，拓宽乡村公共文化的发展空间。4．价值空间重构：校准和丰富乡村居民的内在文化涵养。乡村振兴涉及到价值认同、行为秩序、利益导向以及空间整合等多重关系，村民只有成为价值共同体，才能够在乡村场域内建构高效的对话机制，通过同频共振和同轨同行增加乡村社会资本存量。转轨经济中的村民因多重价值观念叠加以及传统道德规范丧失，全新的完善的价值体系还未形成，因此村民面临继续社会化的任务。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认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群体中的个体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25］，当新的价值体系还未形成时，站在“价值壕沟”彼岸的人因为没有楷模和先例可循就会变得很茫然，此时尽快完成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重构就显得非常必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虽然直观地表现为物理空间重构、生活空间重构，但制度空间重构是支撑，价值空间重构才是根本。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设施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存方式，几十年前农民挥舞镰刀奋力收割的田间景象已经被大型的机械化设备的轰鸣声所替代，农村居民间基于血缘关系和熟人社会的社会网络也正在被打破，这些外在表象背后是村民价值观的变化。“政社合一”的乡村样态已经被乡村自治委员会所替代，乡村社会发展自主权的扩大正在改变村民间的关系，在乡村“怎样发展”“谁来发展”“为谁发展”等问题上有了更多的表达权。村民的当家人也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任命转变为村民选举，村民要通过选举当家人，使其为乡村发展组好队、带好头，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村民不需要单纯会发指示、作报告的“停在嘴上、落到纸上、浮在面上”的当家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不只是体现在一场戏或者一段歌，而是要通过营造文化氛围实现乡村居民价值空间转向，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发展样态的整体完善奠定基础，改变城镇化初期村民对经济发展的单向度追求。5．角色空间重构：彰显村民多元主体功能，拓宽文化供给通道。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村民不只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扮演着参与者、决策者、校对者、监督者、生产者等角色［26］。行政力量影响下的文化供给带有明显的纯公共物品特征，文化产品供给过程的计划性、行政性特点会导致文化资源的空间配置、服务方向带有明显的指向性，只有将“自上而下”的供给与“自下而上”的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够保障文化供给的高效率。公平和效率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两个层面，市场逻辑虽然可以修正政府效率存在的不足，但文化产品在地域上的均衡布局会存在问题。因此需要强化村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层面监督者、校对者的角色，并通过合理的体制机制设计激发村民的决策者和生产者角色意识，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下村民只是文化接受者的角色定位，政府也要转变完全控制文化供给的决策权的角色定位。政府指导下的文化供给需要在“供给什么、怎样供给以及为谁供给”等问题上与乡村文化消费主体进行充分融合。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激情，使其在乡村文化发展中乐为、敢为、有为。角色空间转向能够创造“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机制，让村民更好地扮演文化生产者角色，从而能够活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机制，形成“政府＋村民＋企业”的多元生产格局。角色空间转向，将政府放权与乡村自治有效整合，文化内容和形式根植于日常生活，富有区域特色、生活情调、乡土情怀的乡村文化，在乡村场域内能够尽快形成文化发展的造血机制。

四、研究结论

文化困境范文篇5

一、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传统共同成就了实验心理科学

人们通常使用的“心理学”一词其意义就是指1879年冯特所建立的实验心理学。自然也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验科学作为探求知识的活动方式,其逻辑证明体系是以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笛卡尔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结晶;而它的实验操作程序又是浓缩了以亚里士多德,培根等的经验主义的智慧。实证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渐渐凸现强大的生命力,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也引起了哲学的震荡与变革,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科学是西方哲学传统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成就。

应该说,在西方哲学中实证主义是与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实证主义源于经验主义传统,是经验主义的一个理论形态,不足以表征整个西方哲学对实验科学的影响。虽然,逻辑实证主义以科学哲学自居,在西方哲学中风光一时,然而很快遭到了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库恩以独创的“范式”范畴解释科学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了80年代,“范式”理论又受到以劳丹、夏佩尔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证主义哲学在科学中的影响下已风光不在,也就更谈不上如我国心理学中有人所说的,在西方诸多哲学理论中,实证主义最适合实证的心理学,所以心理学选择了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事情。诚然,我们要充分肯定实证主义在冲破自然哲学的禁锢,使实验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作用,但是,单单实证主义不能够铸造出科学主义文化。我们要正确品评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不能简单地夸大某一种理论的历史作用。

二、科学心理学的实验方法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

什么是科学,德国的波塞尔先生认为,科学有三个特征,第一,科学是被证明为真的知识;第二,科学可以被理解为通过一定方法或程序产生的陈述系统;第三,这个系统必须具有说理性与论证性。他说:“在土地测量的实践中,人们都很熟悉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但古希腊的思想家却别出心裁要‘证明’一下这一原理的正确性进而使其成为公理,这便是科学的开始。”波塞尔进一步明确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以何种方式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总是试图建立一套得到证明的陈述系统。”科学活动的成果表现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科学知识之所以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哲学、宗教、艺术等不可比拟的意义,关键在于科学活动具有一套可靠的证明系统,它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知识。人类依赖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不断拓展生命空间,推动文明进步。“程序决定了陈述与陈述之间必须互相联系,此联系构成一个整体。”

文化困境范文篇6

在现代经济和理念的影响下，傣族人民的生存、生活习俗等都在发生转变，以此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个时期傣族人民的饮食文化也在发生重要转变，表现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傣族聚居区食材流向高消费的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城市，而人工种植的农作物进入到傣族聚居的市场当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饮食烹饪方式和传统饮食文化，以食材作为载体不断向外流出，并且实现了傣族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最后在傣族饮食文化的主流中外地食材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现代化的生活和饮食方式进入到了傣族群众家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外来食材和烹饪方式导致傣族当地的饮食结构变化突出。过去的野菜、野果等逐渐变少，而更多以炒为主的便捷烹饪方式；二是傣族的饮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世俗化的倾向。例如部分其他民族的菜肴也在傣族人的餐桌上出现，例如景颇族的舂干巴、鬼鸡，汉族的小炒肉等。而且一些原本傣族群众要在节日里才会做得菜肴却频频出现在平时的餐桌上。例如泼水粑粑这类只有在节日中才会制作的食品，竟然也出现在了餐厅或傣族民众的餐桌上。

二、傣族饮食文化的传承困境

（一）部分傣族饮食核心文化流失

傣族独特的饮食文化内涵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傣族饮食由于其中所包含的特有文化内涵和天然食物的生态优势，食客们可以从特定的食物器皿、饮食风俗等体会到傣族文化。但是，许多傣族菜肴为了适应大众口味，将许多传统食材改变，例如酸笋和生肉，传统的做法是把生牛肉和苦水膏作为蘸水，搭配生肉或米线。但是，眼下部分傣族风味餐厅“改良”了这道菜，舍弃了生牛肉和苦水膏，用其他食材代替。实际上，由于对傣族饮食文化的改良，使得傣族饮食独有的文化根基和生态被屏蔽，这对传承傣族饮食文化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对部分傣族特色饮食过度改良

傣族饮食中包含着该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以及信仰等，但傣族饮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一些人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将传统菜品进行了改良，虽然许多人喜欢，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自身的民族特色。例如：傣族喜欢吃生牛肉和生猪肉，但我国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可直接食用生肉，而部分傣族村落在发展乡村旅游中，为了吸引游客，通过改良这部分饮食特色来迎合游客们的口味。

三、傣族饮食文化传承策略

（一）利用节日带动传承

各种节日中所包含的饮食已经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符号。比如在傣族节日中，可以展现当地许多风土习俗和人文内涵。例如傣族中有烧白柴、泼水节、广母赛等承载着傣族人民精神面貌的节日。因此，应该重视这些节日的举办，并且加大宣传，让更多人参与到这类节日中，进而促使人们提升对傣族饮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进而有效传承傣族饮食文化。

（二）运用旅游传承文化

目前，相当一部分傣族聚居地成为旅游的重要场所，傣族人民在接待游客过程中也积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为己所用。例如广母赛这一节日，虽然必须用大米这样的食物，但其他食材也可以替代。当下，该节日当中所用的祭祀物品则变成了工业化的食物。因此，可以把傣族人民聚居地打造成为旅游乡村，并致力于开发一些特色饮食产品，做好包装和宣传，积极运用线上线下宣传模式，不断扩大傣族饮食文化的影响力。

（三）开展傣族饮食文化传承教育

文化困境范文篇7

［关键词］课程改革;文化困境;精神世界

文化困境是文化变迁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伴随着文化变迁，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会引发个体的内心冲突和心灵危机。课程改革是涉及整个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深层次的文化生态变革。［1］带有鲜明国际化、现代性特征的新课程文化，在教育价值取向、教育实践方式等方面与农村教师浸润于中的乡土文化传统、教育文化传统存在鲜明差异。当传统与现代、国际和本土等内在有着巨大差异的多元文化价值要素汇聚于课程改革，持续不断地相互碰撞，就会对农村教师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击，打破其原有的平衡状态，迫使其不得不走出已经熟悉的“舒适地带”，走进一个陌生而又充满矛盾冲突的文化境地。

一、课改背景下农村教师文化困境的精神世界探源

(一)教育信仰的缺失

教育信仰是教师职业生活的根基和灵魂，是教师对培育健全生命这一教育终极价值及其实现方式所持有的超越功利、超越个人欲望的极度信服、敬仰和永恒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指向教育终极意义的教育信仰一旦确立，就会为教师在价值冲突的迷雾中，在意义模糊的虚无中指出前行的方向，就会焕发出笃定而强大的力量，使教师摆脱利益的牵绊，心怀澄明和希望，义无反顾地向着终极价值奋进。正是心怀教育信仰，斯霞、于漪、李吉林等一批特级教师才会无论身处何种困境，内心总是充盈着满满的爱与勇气，迸发出源源不断的斗志与热情，不断地突破创新，追求卓越，培育健全的人。然而，从田野调查的访谈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部分农村教师的教育信仰出现了缺失。在他们内心，教育作为培育健全生命的神圣感在逐渐弱化，而作为能够获得职业名利的功利感逐渐强化。“学生的成绩上不去，人家怎么看你。你往后的职称还怎么评，你的绩效考核还怎么能合格。所以，我们只能是抓成绩”反映了多数农村教师的真实想法和现实选择。正是教育信仰的缺失，使得农村教师在改与不改、值与不值的犹豫中最终仍然选择将考试、成绩当作教育的核心价值追求，于是学生生命的健全发展让位于分数，学生未来的无限发展潜能屈服于当下的升学率和教师的职称、名誉，为追求教育终极价值的天职般的奉献被现实的功利所遮蔽。也正是教育信仰的缺失，在变革背景下农村教师看到更多的是困境中的考验和压力，而非超越自我的机遇和动力。在一个价值越来越多元复杂、越来越强调面向未来的变革时代，每一个农村教师都会不可避免地深卷于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他们必须要依赖教育信仰在变革的矛盾困境中给自己以意义支撑、心灵依靠，为自己提供行动的准则和前行的动力。“没有一定的教育信仰，没有建立在一定教育信仰基础上的坚定教育信念，教育工作就会失去深厚的动力，广大教育工作者也就失去了在面对矛盾困境时判断和抉择的最终依据，失去了教育生活的意义。”［2］最终“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使他们感到找不到出路的痛楚与困惑，甚至是某种程度的绝望”［3］。

(二)课程改革信念的弱化

信念是个体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基于已有的知识、经验而形成的对人、事物、现象、命题等信以为真的观念、看法和积极认同的信任。信念的核心是坚定地相信和确信，具有强烈而炙热的情感激励性、意志促动性和维持性。教师坚定的信念是激发教师职业热情，唤醒教师主体意识，实现自主、自觉持续发展的强大内驱力。麦卡洛克(G.McCulloch)等人在区分课程改革中教师改变时指出，仅仅停留于行为层面的教师改变属于“表层改变”，这种改变是不稳定、不持久的。只有教师的价值观、信念、假设等层面发生根本的改变才属于“真正的改变”，也才是实现持久变革的真正基础。［4］课程改革力图改变教学的核心理念，改变教与学的方式，同时也内在地给予教师作为自主自觉改革创新者的角色期待。在新课程文化的价值意蕴中，作为自主自觉的改革创新者，农村教师应该坚定地将课程改革作为教师职业的本然使命和责任，增强自我在课程改革中的主体意识，而非将课程改革当作外在于自我的一项“任务”;应自觉进行主体性解放，实现由知识传授者向课程开发者、教育教学研究者、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促进者等诸多角色的主动转变。然而，从实际调研看，农村教师改革信念水平较低，部分农村教师仍然固守自己作为知识传授者的角色，难以从内心建立起作为自主自觉的改革者的角色信念，甚至对改革所赋予的角色期待表现出一种排斥。

(三)课程改革信心的丧失

信心是个体对自身能否实现自我愿望、应对各种挫折或困难的能力的预期水平，是个体所拥有的一种重要的意识特征和心理状态。有坚定信心的教师，总是更倾向于主动为自己设定和选择富有挑战性的目标。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他们更能够乐观从容地面对困境，更能通过有意义、有深度的持续学习和教学研究等积极的方式实现困境突破。而缺失信心的教师，往往更倾向安于现状，其改革意愿消极，在困难面前更容易焦虑、退缩，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影响自我发展。［5］从调查来看，许多农村教师面对困境明显信心不足，他们不会将随课程改革而产生的专业危机与困境当作帮助自己实现蜕变的机遇，不会将新课程文化所提出的目标当作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美好愿景。他们看不到自己内在力量的强大，缺乏积极主动通过寻求诸如学习、研究等建设性途径应对新课程的挑战，以更好地融入课程改革的思考和行动。他们时常会因改革所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远远超出了自己现有知识、经验和能力所能应对的范围而陷入困惑。他们总是单纯过度强调和放大着外部制度改革的滞后、家长配合乏力等许多自身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而陷入深深的无力感和无为感。有些农村教师在改革困境中常常习惯性地妄自菲薄，自卑于自己作为一个农村教师的身份，而放大自己在知识、能力方面的欠缺，对自我的信心进行自我的挫伤。

二、课改文化困境中农村教师精神世界的自我重塑

应对改革挑战，走出课程改革的文化困境，实现自我真正的蜕变和成长需要农村教师实现自我精神世界信仰、信念和信心的重塑。在农村教师精神世界的重塑中，通过改革评价制度、教师教育体系等提供外部支持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农村教师的自觉追求和行动。

(一)在与生命的对话中重塑精神世界

生命是教育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教育信仰、信念和信心产生的源头所在。在多元复杂的价值冲突和意义迷茫中，农村教师要铸育教育信仰，筑牢改革信念，树立改革信心，就必须回归教育的生命本质，敬畏和尊重生命、理解和体认生命、关怀和发展生命，从而实现内心的澄明，走出困境的藩篱。“人的生命在本质上就是对话性的。”［6］生命的真实、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作为知识被告知，也不能作为物的对象去把握，它需不同的生命主体通过彼此敞开心灵的真诚对话来获致对他人与自我生命的深刻理解，通过彼此生命意义、价值的相互感染与共享实现自我生命的升华。因此，农村教师要实现自我精神世界的重塑，就首先应该俯下身，在平等互动、尊重接纳中与学生展开生命对话，去感受学生生命多样发展的美好，体验学生生命成长的勃勃生机，从而促使自己自觉地进行教育价值的辨别与澄清，向内审视自我和自我的创新发展之于学生生命成长的价值和意义，激发自我对生命的尊重、培育与呵护的内在追求，激励自身为生命的健全发展而自觉投入改革，追求进取的信仰、信念和信心。其次，农村教师要与那些“为”教育而活着的教师进行生命的对话。［7］因为，在这些教师的生命中沉淀着对人、对教育深沉的爱和智慧，集聚着不断突破自我，自觉追求创新进取的坚韧与信心，充满着对教育本真价值不断追寻的执着。农村教师通过对话体验和分享他们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与之达成心灵的默契与融合，便会使这些教师身上所蕴含的生命力量和所创造的精神价值在自我身上获得新的萌发，为铸育自我新的精神世界找到坚实的支点，促动自我遵循于内在精神信仰的召唤，不断实现自我生命在变革困境中的突破与超越。

(二)在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中重塑精神世界

尽管信仰、信念、信心的关涉层面不同，但它们也有共同的核心因素“知”，即知识。知识的获得和内化是铸育信仰、坚定信念和鼓舞信心的基础，是塑造充实的精神世界的认识根基。正所谓，“知之愈深，就爱之愈切，信之愈笃，行之愈坚”［2］。教育理论知识是人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对教育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理性思考凝聚而成的系统知识体系或思想体系，它即回答教育是什么、为什么等教育的本质性、价值性问题，也回答教育如何做等技术性、操作性问题。课程改革是内涵规律、富于理性，需要教育理论知识指引的实践活动。在变迁进程中，农村教师要突破课程改革的文化困境，重塑自我的精神世界，就必须转变过于倚重自我经验、过于偏爱技术性知识的思维定式，向教育理论知识敞开胸怀，自觉主动地走进教育理论知识的世界。通过对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农村教师可以帮助自己形成对课程改革的内涵、价值、意义等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启迪自我的教育智慧，为铸育科学的教育信仰和坚定的改革信念奠定认知基础，同时可以拓宽自己的教育视野，指导自身的课程改革行为，从而切实提高自我的课程改革能力，为有效激发自我的改革信心提供心智支持。如有教师在进行教育理论知识学习后充满深情地写道:“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美，那是思维之美，智慧之美，学术之美，纯粹之美。在这种美的沐浴和熏陶下，我感觉自己正超越凡俗，上升到一个纯净的境界，那是一种‘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境界……我渐渐脱离了浮躁，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久已麻木的心灵渐次苏醒。”［8］

(三)在自觉的研究型职业生活中重塑精神世界

人的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形成不能脱离于人自身的生活去进行，它是在人的现实生活中由人自身实践着的真实生活决定的。农村教师要使自我的精神世界走向丰盈和幸福，就应转变自我的职业生活方式，将研究的精神和行动融入自己的职业生活中，过一种自觉的研究型的职业生活。教师研究是教师自我可以开创的自我解放之路，是教师走向幸福、走向智慧之路，只有教师真正做研究，他们的生存状态才会发生改变。［9］在自觉的研究型职业生活中，农村教师的自我成长意识会得到有效的激发，他会主动地突破对已成自我的依赖，主动地打破惯习对自我的束缚，以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主体人的姿态存在于职业生活之中，从而赋予自己持久的改革信心和动力。“当教师以研究者进入教育世界，教育世界就成了教师认识和改造的世界、成为客体，教师就成了教育世界的主体。作为教育生活的主体，认识教育生活的意义、改进和创造教育生活便成为主体的内在需要。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研究是教师创造自我独立个性和生命价值的一种高级形式。”［10］在自觉的研究型职业生活中，农村教师还会以更为积极乐观的心态直面自己所遭遇到的困境。他们会以困境为契机推动自己进行更积极且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思考，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教育、理解学生、理解自我，增强自我的课程改革信念和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在自觉的研究型的职业生活中，农村教师会自觉基于实践对自我内在精神世界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对自我惯习背后的教育价值观、自我作为教师的存在价值、教育应然的价值追求等问题进行审视和持续地追问，不断辨别不同价值的差别，澄清自身存在的价值，明确自我职业生活的本真意义，从而使自我的教育信仰和信念得以重塑，使自己在纷繁多元的价值冲突中保持清醒和定力，坚守责任与使命，以更为积极的状态投入课程改革中。

［参考文献］

［1］靳玉乐，尹弘飚．课程改革中教师的适应性探讨［J］．全球教育展望，2008(9):37－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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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珊．教师的教育信仰:迷失、回归与重建［J］．当代教育科学，2012(17):25－27+31．

［4］周成海．论教师改变的过程及其促进［J］．教育科学，2017(2):28－34．

［5］郑友训．教学的自信:教师走向成功的必备品质［J］．教育发展研究，2006(14):39－42．

［6］祁晓冰．对话:人的存在特性———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J］．桂林:广西社会科学，2008(9):65－68．

［7］刘铁芳．走在教育的边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

［8］刘铁芳．追寻有意义的教育:教师职业人生叙事［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

［9］陈振华．教师研究的生存意义［J］．上海教育科研，2006(3):49－51．

文化困境范文篇8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传播困境；应对

自媒体时代是融合了IR、VR、云平台、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众多科技元素在内的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载体，承载着独属于辽宁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革命精神，如何使其从小范围的区域传播递增到利用自媒体技术的大范围、全方位传播，是辽宁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自媒体与辽宁红色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意义

在自媒体新时代，辽宁红色文化要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就必须要搭上自媒体时代这辆“顺风车”，与自媒体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发挥资源优势，提升育人功能，促进产业发展。有利于充分发挥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优势；辽宁红色文化资源内蕴丰富、数量众多、种类繁多、内容直观、特点鲜明、分布集中、地域特征显著，具有一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传统媒体相较而言，自媒体超越了单一线式的传播方式，形成了网状传播方式。这样的传播方式从主体角度而言，有利于从不同的视角、运用多种研究范式对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充分地挖掘，使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能够不断继承和发展；而从客体角度而言，可以接收到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辽宁红色文化，更容易激起信息接收方的了解热情和研究兴趣。自媒体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播形式，再加上自媒体强大的舆论引导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崛起。在多对多、多对一、一对多、一对一的自媒体传播过程中，在传播主客体的交互式沟通、交流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使传播主体无论是官方自媒体还是民间大众自媒体，不断改进和加强对于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研究、推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传播客体而言，可以更好地了解到一个多方位、更立体、多角度的辽宁红色文化。

二、自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

自媒体在为辽宁红色文化的革新、发展提供良好机遇的同时，由于其自身具有的一些传播属性和特征，也为辽宁红色文化的传播带来一些挑战，存在着一定的传播困境。

（一）去中心化的弥散传播冲击辽宁红色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自媒体的去中心化简单来说是指，打破传播机制上的固定障碍，人人都可以是信息传播者、接收者和共享者，其突出特点是传播中心式微，受众全程参与传播；弥散传播是针对自媒体的传播途径而言的，简而言之就是多途径传播形式，如同分子扩散一般进行裂变式传播。这种形式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的同时，也造成了监管难度加大，“把关人”的角色被弱化，“把关人”的作用式微，各类关于辽宁红色文化的信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冲击其意识形态性。辽宁红色文化作为整个中华红色文化的重要分支，具有“鲜红”“正红”“真红”的“红色”属性，但是，经过自媒体平台去中心化的弥散传播，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势力，披着“红色外衣”，实则是在借用探寻红色真相、考证红色历史的名号进行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甚至一些拥有百万、千万粉丝量的微博大V、公众号、讨论社区等，不断推送各种虚假的、未经考证的、甚至是伪造的内容等等。

（二）主体间性的视角转换传播消解辽宁红色文化的主导性

“主体间性”是哲学范畴的概念，应用于自媒体领域是指，传播形式由“主体—中介—客体”向“主体—中介—主体”进行转变，即“传播客体”在传播过程中消失，转而变身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传播主体”[3]。在传统传播方式下，辽宁红色文化一般经由辽宁日报、辽宁电视台、辽宁广播电台等媒体，经过层层审核，以传递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为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主导地位。经过主体间性的视角转换传播之后，原来的“客体”视角经由自媒体平台这个“中介”转为“主体”视角，使官方媒体这个原来传播主渠道逐渐式微。尤其当正处于转型之中的官方自媒体的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新媒介素养，传播内容、传播方式难以在群众中间形成共鸣和关注时，要想在众声喧哗、繁纷多元的自媒体平台中唱响辽宁红色文化的主旋律，让辽宁红色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思维习惯的人们中间发挥主导性地位，具有不小的难度。

（三）泛娱乐化的流量传播削弱辽宁红色文化的深厚性

“流量”“粉丝”“点击”“关注”“转发”“娱乐大众”等等这些词汇，可以算作是自媒体时代的缩影。娱乐化作为缓解“内卷”竞争压力的一种方式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自媒体呈现的以娱乐广大群众为根本目的的泛娱乐化倾向日益严重，甚至突破了本应坚守的伦理规范。比如，一些辽宁红色文化旅游景点为了宣传，请所谓的“网红”做代言，宣传内容一味追求情节性、故事性和趣味性，一味追求以夸张、刺激、煽情的娱乐方式带给人们直观感受，满足人们的感观刺激，全然忽略了辽宁红色文化蕴含的精神意蕴，导致辽宁红色文化固有的深厚性被解构和弱化。

三、应对自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传播困境的措施

自媒体时代对于辽宁红色文化的传播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要想使其得到更好地继承与创新，就必须要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智慧地克服自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挖掘应对举措。

（一）主流媒体要发挥主导功能

主流媒体要主动融入自媒体时代的大潮流中去，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形式的传播渠道，充分利用好当下流行的数字媒体技术，在贴合社会大众的各个自媒体平台上，不仅要在官方平台上以较大篇幅开辟辽宁红色文化版块，还要单独开辟辽宁红色文化自媒体平台。诸如在“双微”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等开辟单独账号，开发相关APP软件，充分利用公众社交平台定期进行内容推送、宣传推广，做到每周更新，每逢特殊时间节点更新，每遇关注度较大的社会时事更新。总之，就是要使社会大众产生要去了解辽宁红色文化的兴趣，并使这些资源让公众“触手可及”。主流媒体承载着传播辽宁红色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作用，要想发挥好主导功能，除了抢占舆论高地、吸引公众关注之外，还必须要在内容上花心思、在形式上巧设计。在宣传内容上，要借助高校科研平台，对辽宁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深入挖掘，探索符合当下的时代特征，充分发挥其精神内涵。在宣传形式上，要通过讲好辽宁故事来传递辽宁红色文化价值。

（二）政府要加大保护力度

要想更好地应对自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从政府层面入手是关键，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匿名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自媒体平台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政府在加强对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并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的同时，首要的是要加强立法保护，完善保护、传承体系，推进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落地实施，依照辽宁红色文化资源的不同类别建立不同的保护规范，从法律层面提供有力的支撑。其次，政府要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在对辽宁主流红色自媒体加强技术、财政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甄别、筛选并淘汰掉不符合规范的一些自媒体平台，对于对外传播的辽宁红色文化过滤掉杂音和噪音，可以实施奖惩制度，用以激励民间、个体自媒体对于辽宁红色文化的宣传、保护。最后，政府要带头推动实施“互联网+辽宁红色文化”项目，推动区域红色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推动品牌集群效应建设，加强对主流红色自媒体的技术培训和素养提升，加强对公众的媒介素养培育。

（三）高校要发挥网络红色文化教育的主阵地作用

大学生是自媒体的生力军，高校应通过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红色文化教育，一方面，可以使大学生加强对于辽宁红色文化的热爱和探究，进而增强对于辽宁的建设热情，自发留在辽宁，为建设辽宁贡献力量，对于辽宁的人才引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教育和引导，使辽宁大学生成为自媒体平台宣传辽宁红色文化的新生力量，大学生群体的同辈效应不可小觑。高校要善于建构“报、网、端、微、屏”渠道，推动全媒体传播，发挥科研优势，研发文化产品，带动大学生创作文艺作品。比如，高校可以带领大学生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雷锋纪念馆等承载着辽宁红色精神的场所进行网络直播，大学生从不同视角，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辽宁红色文化走过的光辉历程，传承独特的辽宁红色精神。还可以以数字化形式呈现这些场所，建设网上虚拟展馆，培养大学生讲解员进行网络讲解，或利用VR等技术打造革命真实场景，形成全景式、立体式的传播格局，使大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辽宁红色文化[4]。

参考文献：

[1]李俊玲,孙绍然.青年学生对辽宁红色文化认同状况的调查报告[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02):271-275.

[2]孙莹.创新政府治理释放改革活力推动辽宁全面振兴[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8(6):5-9.

[3]漆玲.主体活动的基本结构[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6):15-17.

文化困境范文篇9

1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

体育法治旨在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为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但现实中，即便建立了规范体系、提出了体育法治之构想，体育法治也未必取得实效。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成为其中的一大障碍。1．1体育法治的认同度有待提高。我国现有的体育法律法规体系对体育活动的指导作用在实践中体现得不充分。一方面，人们在从事体育活动时，对现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了解，导致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继而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体育法律法规的内容过于抽象、概括，对现实中的体育活动很难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引与评价。体育法治规范基础之弊，致使人们对体育法治的认同度大打折扣。“中国体育人对法律不是无认知而是无认同。究其根由，既内因于信人不信法之国统的默化，无信仰实践之桎梏；又外因于唯成绩论的考核体系，法体二分的教育方式，以及封闭垄断的救济体制。”［4］体育法治文化缺乏认同主要体现在：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员对体育法治内容不重视，甚至在出现法律纠纷与问题时，不会自觉选择通过法律路径予以化解；体育治理中未将法治作为重要的解决途径，普遍采用人治为主、道德与社会评价为辅的模式；在体育教育与政策制订上，也未对体育法治给予应有的关注。1．2体育精神未能充分彰显。“徒法不足以自行”，体育法治也是如此。在法律或程序之外，体育法治需关注体育精神的弘扬。“体育精神主要由人本主义、英雄主义、公平竞争、团队精神4大要素构成。体育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完整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人的价值；追求真善美和自由的统一；尊重和张扬生命力的乐观态度。体育精神的主要价值标准有：健康快乐、挑战征服、公平竞争、团结协作。”［5］体育精神对体育活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有助于体育事业与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我国目前的体育法治对体育精神的重视不足，也很难为公平竞争、规则意识、团结合作等体育精神的培养与弘扬发挥应有作用，使得运动员无法获得发展的动力，观众无法受到体育精神的感染，体育管理者难以提升体育活动管理水平，体育法治与体育精神也无法有机联系起来。1．3体育法治面临实效性危机。实效主义法学观注重法律的实际效用，“试图将法律的应然效力与实然效力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法律经济学和法律博弈论等实证科学方法来实现社会欲求，最终追求正当性法律目标的有效实现。”［6］然而，从应然到实然难以融贯的“休谟难题”，在体育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中依然存在。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体系，虽然对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宏观指导，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有效落实。一方面，人们对体育法律规范认识不清、了解不够深入，制约了体育法律规范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体育法律的内容大多被《民法》《侵权责任法》《刑法》等法律吸纳，致使人们对体育法规范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存在多重误解。在此境况下，体育法治很难为化解困扰体育发展的难题提供有效方案。1．4体育法治中的人本主义有待建构。法治本身为人本之学，体现人性也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如刘斌教授认为：“人是法产生的前提和原因，是法存在、演变与发展的依据，人性决定着法的目的及其价值取向。”［7］严存生教授亦认为：“道德性是法律的人性基础或人性之维”，“法根源和服务于人的道德性。”［8］体育活动包含较强的人性关怀，凸显人与人之间相互超越与合作的价值。体育中的竞技环节、程序设置、强度调节以及娱乐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本主义。综上，体育活动与治理理应体现人性要求，体育法治理应成为维护人本主义的重要方式。否则便脱离了体育法治的本真，不仅难以带来体育秩序与正义，而且容易引发道德争议，损害体育精神与价值追求。现实中体育法治的人本主义建构还不理想。尽管我国的体育人权已经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体育平等权建设、裁判判罚、退役运动员保障等方面，尚需加强彰显人本价值的常态机制。其结果是，体育法治要么成为政绩的牺牲品，要么成为行政权力或经济利益的角逐场，脱离了正确轨道。

2体育法治文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我国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具有多种原因。从体育法治中的规范、适用、文化视角入手，分析其原因，有助于认清我国体育法治的症结。2．1体育法治的规范体系存在缺陷。体育法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基本的体育权利，促进体育和谐发展。体育法治的前提为法律规范，但现有的体育法律规范过于宏观抽象，与体育实践联系不紧密，不能有效发挥指导作用；尤其是缺乏保护公民体育权利的细化条款，难以提升民众对体育法治的共识和认同，导致人们在体育活动中不会积极了解和求助于体育法律规范，对体育法治的参与性严重缺乏。此外，体育法律规范没有体现体育活动与管理的特殊性，尤其是面对体育中有违公平正义、滥用体育权力、损害民族与体育精神的行为时，无法进行有效规制，难以凸显体育法的重要性。我国尚未形成体育法治的规范体系，仅以《体育法》与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等为依据，不仅形式上较为零散，而且在具体操作上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给体育法治实践提供权威指引。在内容上，体育法律的一些内容散见于其他的部门法中，尚未加以整合和统一，可能造成法律间的矛盾或效力冲突。2．2体育司法和执法不力影响法治认同。司法与执法关系到人们对法治的正义感受，因而对塑造法治文化具有突出作用。体育法治也不例外，人们亲身经历或感知的体育司法与执法行为，能够显著影响人们对体育法治的态度。若在面对体育违法行为时，体育司法或执法不作为或无力作为，则不仅不能发挥其对体育事业的规制调整作用，还会影响体育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与正义感受，消解体育法治的正向作用。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体育司法依然存在一定的腐败现象、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升，体育法律规范亦很少在司法环节得到贯彻保障；缺乏专业的执法部门，相关执法人员法治素养不高，难以通过法治思维和科学方式处理体育纠纷，这些都影响民众对体育法治的认同和期待，也影响体育法治的实效性。2．3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在当代具有特殊价值，其中优良的人文底蕴值得继承与发扬，但也须正视其对体育法治产生负面影响。首先是传统文化讲“人情”、差序格局、宗法文化，缺乏程序正义的思维方式。这些因素进入体育治理，容易出现偏离规则、任人唯亲、找关系、走后门的情况，导致体育治理方式与理念与法治要求相差甚远。第二，传统文化的内向、封闭与守成，使得体育法治固守现状，难以取得开创性突破；相反，体育法治在西方文化中获得了一些有益养料，其公平正义与科学性得以发展［9］。第三，传统的法律文化，尤其是法律儒家化之后，“德主刑辅”“无讼”“厌讼”等观念盛行，人们对法律不够信任，制约了法律在体育事业中作用的发挥［10］。应该说，中国尚未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体育法治文化，尤其是与体育法治相契合的精神实质。具言之，仅靠外在的规则与程序，并不足以保障体育法治，欠缺体育法治的文化向度是我国体育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以自由、平等、正义等精神，消解传统文化对体育法治的负面影响，建构充分体现规则意识、法治观念与人本价值的本土体育法治文化迫在眉睫。2．4法治精神与体育精神尚未有效契合。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联系密切。古代希腊、罗马普遍重视通过体育训练塑造完美人格，培养合格健康、具有规则意识的公民。柏拉图曾言：“我们一向是用音乐和体操教育男子的。”［11］在英国法学家哈特看来，法律规则与游戏规则具有家族相似性，他用国家象棋的游戏来说明规则所具有的内在面向：“国际象棋的游戏者并非仅仅是拥有这样类似的习惯，即以相同的方式移动皇后。”“除此之外，游戏者对于这个行为模式有着反思批判的态度：他们将此视为所有参与游戏者的标准。”［12］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均包含对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二者理应相互作用。“体育精神从文化基础、规则意识和价值目标方面对法起着支持和指引作用，法也促进和保障体育精神的不断传承和高扬。”［13］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的体育精神与法治精神培养处于相对独立和相互隔离的状态，导致当法治进入体育领域时，难以借助体育精神化解体育法治困境。

3体育法治文化困境带来的后果

体育法治所面临的文化困境若不能有效解决，体育法治的前景令人担忧。体育活动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缺乏法治保障，不仅有损体育事业中集体和个人的权益，而且不利于整个国家体育之健康有序发展。3．1制约体育法治的良性发展。体育事业本身应是崇尚规则、追求公平正义最为直观的体现，没有体育法治保驾护航，则难以形成威慑与权威指引，导致种种有悖公平的作法，违背体育真谛，影响事业发展。体育法治的良性发展意味着用法治方式推进体育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文化困境导致体育法治面临着两种危机：一是体育法治的实效危机，即在体育事业的发展中现有法治体系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反而让位于非法治因素［14］；二是体育法治的保障危机。由于体育法治无法形成特定的文化，人们不能感受到该行为方式所具有的优势，偏离体育法治的行为无法得到及时制止和有效纠正，难以为体育事业提供法治保障。3．2难以弘扬体育文化的人本价值。李德顺教授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自然，使它适合人的生存发展，带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痕迹。文化具有人本性、历史性、主体性三大特性。”［15］体育法治文化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体育文化建设的瓶颈，必将导致体育文化中人本主义的弱化，如无法充分保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忽视体育事业中的人性基础等等，最终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例如，我国的足球运动一定程度上属于精英体育运动，参与者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接受专业的教育，从而与大众体育严重脱节；再如，“由于长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训练竞赛体制，运动员基本权利保护相对滞后，实践中经常发生各种侵犯运动员基本权益的行为，严重影响到运动员自身的自由成长和我国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16］3．3违背体育事业的治理初衷。体育不仅在于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在于塑造人的健康体格与完善人格，在于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身体的教育不仅是以身体为教育对象，而且是以身体为工具，行为为手段，教育人的思想和心灵。”［17］若忽视人本主义，将体育视为获取经济利益或权力的工具，无疑会偏离体育发展的正确轨道。由于文化建设缺失、体育精神和规则意识彰显不足，体育法治不能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客观有效的规则指引，行政管控就成为体育事业管理的主要方式。鉴于我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体育事业很容易沦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导致无法真正实现民众通过体育活动强身健体、塑造人格的初衷，无法彰显体育事业中“人应作为目的”的价值追求。可见，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不仅是法治自身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我国体育育人功能发挥和事业发展的大问题。

4体育法治文化困境之化解

体育法治的文化现实并不理想，说明体育法治的专业性与系统性有待加强，需要通过合理有序的方式改善我国的体育法治文化环境，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治文化。4．1完善体育法治的规范体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不仅需要得到人们的普遍服从，而且需要法律本身制定得良好。法律统治之逻辑前提为存在良善的法律规范体系。富勒总结的“法治八原则”同样适用于体育法治，即普遍性、公开性、非溯及力、明确性、一致性、可行性、稳定性和官方与法律的一致性［18］。因此，为了化解体育法治的文化困境，首先要做的是完善体育法律规范体系。通过立、改、废、释，进一步细化对体育事业的规定。从而在彰显公平正义原则、保护运动员合法权益、规范体育产业发展、惩治体育腐败与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提供具体指导。如制定《体育产业促进法》为体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制定《运动员权益保护法》保障体育运动员合法权益，制定《体育管理法》进一步落实体育管理的法治化要求，制定《体育赛事转播条例》为体育赛事网络传播权提供保护，制定《体育裁判行为规范》规范体育裁判行为，制定《体育教育法》科学处理体育教育大众化与精英化的关系。并且针对现实中体育管理所需，及时建立相关制度，配合体育法治规范的落实。4．2加大体育法治司法与执法力度。为保证司法与执法部门严格遵守法律，以人们可见可感的方式实现体育法治中的公平正义，健全司法与执法的程序和规范，提升司法与执法人员体育知识的专业化水平。对于在社会中影响较大的体育问题，司法与执法机关需及时采取调查等有效措施，通过现代网络或新闻媒体公布相关的法律规范与论证过程，兼顾合法性与可接受性的双重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检验。本文认为体育执法与司法应符合如下要求：不违背现有的法律要求；人性化司法与执法；建立职业回避、黑名单制度；严厉打击体育司法和执法中的腐败现象；对民众关心的体育司法和执法事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增加体育司法和执法的透明度，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法公正与执法严明。此外，针对体育法治的专业化要求（如兴奋剂、裁判等领域），应组建相关专业部门和采用先进科技手段以保证司法执法效果。4．3净化体育文化环境。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体育事业带来契机的同时，亦带来唯利主义与体育精神的解构危机。为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净化体育文化环境。第一，通过大力开展体育文化宣传教育，让体育从业人员知晓法律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在遇到法律纠纷时，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有效解决，让公众对体育法治保持期待、强化认同。第二，树立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公平正义、人本主义与规则意识，让其成为法治与体育彼此互动和有机融合的精神基点，落实体育法治要求。第三，对待传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发扬其积极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以培养具有法治精神与体育精神的当代体育文化和公民的良好素养。4．4扩大公民的体育法治参与。体育法治的根本任务在于为民服务。扩大民众的体育法治参与，能够有效增进民众对体育法律知识的了解，培养其体育法治情感、思维与理念。为此，需要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建设，在立法、司法和执法过程中，反映民众的体育权利、体育诉求与对体育法治的认识。一是通过出台正式文件，体现和确认立法、法治宣传教育中的公民参与，为公民参与和行政决策民主化提供法律保障，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二是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建设，促进公民参与。如在体育立法前充分征询民意，确保立法体现民众的利益诉求，符合国民体育的发展初衷；在司法过程中，通过引入人民陪审员、公布裁判文书、在一定场合进行说理论证等方式，接受民众监督；增加执法透明度，提高民众的正义感受。三是细化参与路径。比如可借鉴美国学者托马斯的“关键公众接触”“公民接触”“公民调查”“新技术（电子网络等）”“公民会议”“咨询委员会”与“协商调解”等方法［19］，建立有效的民众参与渠道。4．5建立体育法治文化的评价体系。为保证体育法治文化的建设效果，有必要建立完善、客观、中立的评价体系。第一，要探索制定有关法治评价的基本法律，为评价行为提供制度保障。第二，要组织专业的评价力量。可依托现有的体育法治研究机构等第三方组织开展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完善多元化法治评估主体机制［20］。依托体育院校和法律院校培养具备体育知识与法律知识双重背景的专业评价人才，建设评价人才队伍。第三，借鉴国外有关经验，结合我国特色，特别是针对不同地区体育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可行的体育法治文化评价指标体系。第四，创新评价方法。积极探索复合型法治评估模式，通过跟踪评价、对比评价、综合评价等，真正实现对体育法治文化困境及其原因的深刻思考，避免评价过程中的绩效主义。

5结语

文化困境范文篇10

关键词：皖南；民俗体育旅游；发展困境

皖南即安徽南部，主要指安徽江南地区，起源于唐代江南道，雏形于宋代江南东路，成型于元代江东建康道与清代皖南道，定型于民国皖南行政署。狭义的皖南特指皖南山区，包括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等。现指安徽省南部马鞍山、芜湖、铜陵、宣城等七市，是安徽省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旅游中心。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旅游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民俗体育旅游产业作为旅游产业中的一名新秀，备受业界关注和重视。近年来，我国民俗体育旅游产业得到长足发展，但皖南地区发展不尽如人意，其发展困境不仅受到行业自身内在因素影响，还受到社会环境、经济、政策等外在因素制约。笔者通过对皖南地区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的困境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为本地区民俗体育旅游产业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一、皖南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困境

（一）总体规划困境。旅游规划是对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和对旅游系统合理发展的结构性筹划过程，对旅游业发展具有宏观指导和动态调控作用[1]。可见，旅游规划对于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俗体育旅游产业作为旅游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也脱离不了自身行业的总体规划。查阅相关资料和文件，安徽省民俗体育旅游产业缺乏总体规划，仅仅依托于旅游产业的宏观调控，缺乏相关专业性的政策和法规作为本行业的理论支撑。理论政策与法规的缺失，导致了皖南地区民俗体育旅游产业的宏观指导和动态调控受阻，制约着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二）专业人才困境。民俗体育旅游产业是典型的民俗体育与旅游跨界融合的新型产业[2]。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业起步较晚，仅仅停留在民俗体育项目和旅游资源的表层融合，在产品开发上以单纯商业演出和节日庆典为主，体现不出民俗体育特有的文化性和民俗性。在产品经营、管理和销售方面，还是沿袭传统旅行社管理模式，相对单一，缺乏创新性，亟需“懂体育、善经营、会管理、了解民俗文化”的复合型管理人才。此外，民俗体育项目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大量的、高能的民间传承者，很多项目更需要“老传少、师傅带徒弟、手口相授”的传承模式。由于受到外来体育文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冲击，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此行业，导致民俗体育项目承载者多为中老年人，容易出现传承人的断层现象[3]。可见，体育专业人才匮乏是制约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三）产品开发困境。皖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孕育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俗体育旅游资源，民俗体育项目繁多。据课题组调研皖南地区民俗体育项目共计150余种，比如，黄山太平区的赛龙舟，休宁的玩坠镖、赛龙排，无为的龙舟，池州的傩舞，安庆的柔术滚杯等。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品虽多，但由于思想观念的滞后和体育专业人才的匮乏，一些民俗体育旅游景点的民俗体育活动还处于较低的水平。无论是旅游景点周边交通，还是从业人员的自身文化素养，均无法满足旅游者的现有需求。一些地方政府、企业更为追求利益的更大化，盲目开发当地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导致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处于一种多而杂的现状，没有形成统一规划，缺乏品牌效应，致使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在整个旅游市场中失去核心竞争力，严重地制约其行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四）产品定位困境。产品定位的困境来源于产业本身。体育旅游产业应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其核心产品体育旅游作为貌似是体育与旅游两者结合的产物，而实质是旅游活动的深层异化和升华，是高级的体育活动[4]。民俗体育旅游虽是体育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又不同于一般的体育旅游。民俗体育旅游应定为高层次的民俗文化旅游。通过市场调研，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品定位困境来源于其行业内部基本概念不明确性、产品特色不强，将其等同于一般性的体育旅游，而忽视了对民俗体育文化内涵的挖掘，缺乏对民俗传统文化的提炼和凝缩，没有让游客在民俗体育活动中真正地体验到当地鲜明独特的民俗文化价值。

二、皖南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困境的破解对策

（一）制定行业政策，规范和引导市场。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干预方式对皖南民俗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调控。首先，在新项目开发上，政府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运用经济刺激手段，重点打造发展前景好、档次高、竞争力强的民俗体育旅游项目；其次，针对已开发的民俗体育项目，政府可进行全方位市场调研，运用行政干预方式，去除差异化程度低或雷同的民俗体育项目；最后，政府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相关行业政策，规范和约束现有的市场秩序，加强民俗体育旅游行业的管理，引导皖南民俗体育旅游市场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二）建立政府、高校和企业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作为新兴产业的民俗体育旅游业，其发展最需要的是人才[5]。要实现皖南民俗体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体育人才的培养。可利用现有资源条件，建立政府、高校和企业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政府主导，加强地方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资源共享，联合培养体育旅游行业适用人才；地方高校可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有目的调整人才培养结构，为企业积极培养体育旅游专业技术型人才，同企业建立多种多样的实践基地，为人才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企业也可以将现有的从业人员委托高校进行业务培训，不断提升从业者的服务、管理水平，优化企业内部人才结构，双方达到互利共赢。总之，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齐头并进，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地保护传承人的合法利益，避免人才断层现象。（三）依托现有品牌，发挥新媒体作用，扩大宣传力度。皖南地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不仅有举世闻名的黄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九华山，还有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宏村等古村落[6]。因此，可借助现有的国际、国内著名旅游品牌，大力推广和宣传皖南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体育项目。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门话题。皖南地区民俗体育旅游的宣传与推广，要不仅局限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还应充分利用QQ、微信等新型网络平台，把当地民俗体育活动绘录成图片、文字、声音和视频等形式，进行全方位、全视角的宣传。（四）借鉴国内成功案例，打造精品民俗体育文化旅游线路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开发要以本地区的民俗体育文化特色为重点，着重开发和挖掘、提炼民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体育旅游资源，并将其打造成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涵丰富的体育旅游精品项目[7]。皖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辉煌、灿烂的徽州文化，有举世皆知的九华山佛学文化。从文化视角为切入点，借鉴云南丽江的“丽水金沙现象”和广西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旅游开发模式，深入推进旅游与体育、文化产业相融合，加快体育、文化旅游项目建设[8]，选择徽州和九华山为民俗体育旅游中心点，逐步向外推进，打造两条不同文化类型的精品民俗体育旅游线路，从而不断丰富和提升皖南民俗体育旅游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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