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范文10篇

生态修复范文篇1

1.1环境与生态

广义上讲,环境是人以外的一切事物的总和,如现代人居环境即为广义的环境概念;狭义上讲,环境是影响有机体生长、发展和生存的外界物理条件的总和。生态系统简称生态,是有生命的主体(包括人类)与无生命的客体的总和。研究有机生命体与无机环境关系的科学称为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以外的无机环境的科学称为环境学。生态修复的研究与实践离不开环境学和生态学,而后者尤为重要。

1.2生态环境与环境生态

生态包括环境,“生态环境”的说法是不科学和难以理解的,可以牵强地理解为与生命体最密切相关的环境。我国所谓的生态环境实际就是生态,准确地讲“生态环境建设”应为“生态建设”[1]。生态修复是对生态系统的修复,故不能称为生态环境修复。

环境虽然是无机的,但完全从无机角度理解环境是不完整的。特别是自然环境,本身是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的整体状况,只有应用生态学原理研究、认识和理解环境,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环境生态学。环境生态作为概念不易理解,但环境生态学无疑是科学的,他对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1.3干扰与生态演替

自然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如火灾、水灾、泥石流、虫害、大风、人类活动等,改变着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这些事件称之为干扰。干扰可分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干扰促使某一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旧的环境和物种破坏了,新的环境和物种又会产生,并在一定时间内维持其相对稳定。在没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自然生态系统会定向地、有秩序地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这称为生态内因演替。演替的结果,最终会出现一个相当稳定的生态系统状态,这称为顶极稳定状态。每一演替阶段有其特定生物群落特征,顶极稳定状态的群落称为顶极群落。干扰常使生态系统受损并改变,称为外因演替。生态系统正常演替总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而干扰使演替进程发生变化,严重时,如人类大规模活动,则使生态系统向相反方向演替,这称为逆序演替。生态修复就是使被干扰生态系统的逆序演替转向正常演替[2]。

1.4生态稳态与生态阈值

生态系统不是绝对平衡的,而是永恒地发生着演替,旧的平衡打破了,新的平衡就会产生,当演替到顶极状态时,在很长时间内将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即稳态。生态系统动态平衡中的稳定状态,称为生态稳态。稳态生态有相当强的自我调控能力,在干扰作用下虽不断地振荡和变化,但只是量变;当干扰严重并超过其调控能力时,系统将发生质变、崩溃,而走向逆序演替,甚至不可逆演替。稳态生态抵抗干扰的自我调节能力的限度称为生态阈值[2]。只有研究生态稳态和生态阈值,才能确定修复生态系统的类型、区域、难易程度、时间周期,并确定合理的修复指标。

1.5人与自然共生理论

人与自然共生和和谐相处,是人类对“自然改造论”深刻反思后产生的新认识。人是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不是其对立面,脱离生态规律的自然改造,损害了自然生态系统,必然损害人自身。人与生物、生物与生物之间存在着互利互惠的共生现象。任何形式的自然改造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共生的基础之上。F.Vester基于共生现象的研究,总结了人类系统与生物系统之间生物控制的8条规律。据此研究,生态学家提出了以最小能量输入和最小物质消耗以保证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的生态设计原则。这也是生态修复规划设计的指导思想。

2国外的环境生态修复与生态恢复

修复的本意是对错误和缺陷进行纠正的作用或过程,修复最早从污染环境治理角度被定义为:借助外界作用力使某个受损的特定对象部分或全部恢复到原初状态的过程。环境生态修复起源于环境修复,生态恢复又受环境生态修复的影响。

2.1环境修复与环境生物修复

环境修复是对被污染的环境采取措施使污染物浓度降低到未污染前的状态。早期的环境修复主要采用工程技术手段,以后采用物理和化学手段。1972年美国尝试采用微生物生命代谢活动降解管线泄漏造成的汽油污染,1989年对ExxonVal-dez油轮泄油造成污染的阿拉斯加海海面进行修复(阿拉斯加研究计划),从而出现了环境微生物修复技术,后来出现了环境植物修复技术,最终形成了环境生物修复技术。环境生物修复被定义为利用生物生命代谢活动降解被污染环境的污染物,并使之无毒化和无害化。

2.2环境生态修复

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态学家H.T.Odum提出生态工程概念,受此启发,欧洲一些国家尝试应用研究,并形成所谓“生态工程工艺技术”,实际属于清洁生产的范畴。随着生态学与环境生态学的发展,90年代美、德等国家提出通过生态系统自组织和自调节能力来修复污染环境的概念,并通过选择特殊植物和微生物,人工辅助建造生态系统来降解污染物,这一技术被称为环境生态修复技术。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该技术至今还不成熟,国外的环境生态修复也只是对轻度污染陆地的环境修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通过湿地自调节能力防治污染。这与我国的生态自我修复有很大差别。

2.3生态恢复

20世纪20年代开始,德、美、英、澳等国家对矿山开采扰动受损土地进行恢复和利用,逐渐形成土地复垦技术,包括农业、林业、建筑、自然复垦等,实际仍是土壤环境修复的范畴。70年代后,受生态工程学术思想的影响,从土壤环境修复和生产力恢复层面上升到了生态系统恢复层面,基本内涵就是在人为辅助控制下,利用生态系统演替和自我恢复能力,使被扰动和损害的生态系统(土壤、植物和野生动物等)恢复到接近于它受干扰前的自然状态,即重建该系统干扰前的结构与功能有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1975年,“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国际会议在美国佛吉尼亚工学院召开,此后英美等国创刊恢复生态学的杂志,生态恢复被列为当时最受重视的生态学概念之一。

1987年,Jordan发表《生态恢复学》专著,1993年,Bradsh做更详尽的研究,生态恢复学成为生态学一个分支学科。在其指导下,生态恢复技术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目前国外恢复生态学主要研究森林、草地、灌丛、水体等生态系统在采矿、道路建设、机场建设、放牧、采伐、山地灾害、工业大气及重金属污染等干扰体系的影响下退化和自然恢复的机制和生态学过程,涉及植被、土壤、气候、微生物、动物等多方面,研究具有积累性好、综合性和连续性强的特点。目前多集中在大型矿区、大型建筑场地、森林采伐迹地、受损湿地等生态恢复方面,研究的焦点领域是土壤、野生动植物及其生物多样性恢复。这与我国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和工矿区生态恢复与重建比较接近。

摘要：开展生态修复研究与实践,应理清环境、生态、环境生态、生态恢复、生态建设、生态工程等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及科学内涵,避免概念上的混乱。我国的生态工程与国外的环境生态修复和生态恢复有较大差别,将生态学应用于农林水等生产领域,是我国生态工程研究与实践的突出特点。流域生态修复是今后生态修复的发展方向,水土保持工程是建设项目生态修复的主体;当前亟待开展生态修复机理、生态修复潜力、生态修复指标体系等方面的研究。

生态修复范文篇2

生态文明的呼唤：生态修复良法之治

生态文明社会的“善治”要求呼唤生态修复的良法之治。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生态环境善治及其影响下社会治理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需要管理方法和政策体系的创新，而“环境善治”理念的引入恰恰为此提供了优良的制度建构土壤。“环境善治﹙Goodenvironmentalgovernance﹚”是近十多年来国际上倡导的改革环境管理方法的理论和政策体系。环境善治理论的主要思想是要在环境保护中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作用，并充分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社会手段，改变环境保护仅由政府﹙特别是由环境保护部门﹚独力举办并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局面。环境善治倡导的手段主要有：有效的法律、有权威和有效率的政府、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政府问责制、下放权力、发挥社会机构的作用、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环境信息公开化等［7］。环境善治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一种较为新颖的管理理论创新，这种理论也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所需要的。善治强调了有效的法律这一主要手段，法律也确是制度建构的前提和保障，生态修复法制化就成为相关制度建构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的善治是一种良法治理的状态，而良法是一种法制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在于理论的创设更在于实践的检验。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就给良法定立了三个标准，即良法为公益；良法体现自由的道德标准；良法创设的机制使政权持久［8］。我国古代传统思想里对良法也有相应的标准，儒家主张明德慎罚，强调法应具有的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教化以明德，二才是罚。与当代立法中多强调强制性处罚的立法理念相比这种思想竟更能反映法的本质。注重法的教化激励作用给我们当前生态文明良法之治目的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此外，我国法家更是明确了良法另外两个标准，一是“当时而立法”［9］即法应顺应时代变化；二是“毋强不能”［10］即法要考虑实际情况以及当时的民力。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法治思想中关于良法的标准是鲜明的，并且我们当今的社会立法也都正在或需要遵循这些标准。藉此，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下的生态修复良法应当具备三个最主要标准：一是应全面发挥教化与惩戒的双重立法作用，并体现其最本质的公益；二是应当顺应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需要建构生态修复法制体系；三是应体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应当允许不同标准的存在。当然，关于生态修复良法的标准还有程序正义、形式正义等等，但上述三个标准更能够反映生态修复法制建设的最鲜明特征。良法是生态文明社会中生态修复法制化的方向。良法给法制建设提供了标准，生态修复良法也为生态修复法制化指明了方向。正因为这种方向性指引作用，使得生态修复良法的三个最主要标准能够决定生态修复法制化建设的最主要内容。首先，全面发挥法的教化与惩戒双重作用，是生态修复法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所具体要求的。强制性是法的一个根本特性，但是并不表示惩戒就是法的唯一作用形式。特别是当法以协调人类自身行为，达到维护自然目的，进而促进人类社会自身可持续发展面貌出现的情况下，法就不能够仅仅以强制性惩戒手段来彰显其权威了。没有教化作用的充分发挥，法律将失去一半的功效。而教化有多重形态，其中一定程度的惩戒也能算是一种教化，但是教化更多程度上是以较为温和的形态出现的。并且，许多情况下，惩戒所取得教化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人总是在利与害中有所倾向，并想法躲避惩戒，找机会去逃避义务，很多情况下使法制难以有效实施。对此，现代制度经济学总结了一个重要概念———“机会主义行为”，其最根本的表现形态就是人或企业会趋利避害［11］。这是企业或人的一种本能，这种趋利避害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或企业会不停地查找成本降低的路径，甚至通过违法来换取利益的最大化。而经济学研究认为，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好方式就是激励，这里的激励恰恰就是教化的温和形态。通过激励措施甚至形成激励法制以此补充法教化作用的表现形式，最大限度发挥法的教化与惩戒双重功能。因此，良法对激励法制的要求决定了生态修复法制化的一种倾向，即由惩戒到惩戒与激励并重，甚至更加强调激励。其次，生态修复良法要体现最本质的公益。本文认为最本质的公益应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充分实现基础上的更加正义的社会集体利益①。最本质的公益需要发挥法的双重作用，体现法的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正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矫正正义，主体间自愿以及非自愿的交往中所得与所失的中间，交往以前和交往以后所得相等；二是分配正义，即依据人们各自价值对于共有物的分配［12］。此后，比利时法学家达班则进一步解释了分配正义，他认为分配正义确定集体成员应从集体得到什么，它从立法上对权利、权力、荣誉和报酬等方面进行分配［13］。分配正义根据人的出身、才德以及对国家的贡献把荣誉财富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份的公共物品按比例分配给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14］。并且就民众的朴素正义观而言，只有最小限度破坏原有秩序和尽最大可能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人情、面子、权利义务分配等诸多方面，达到博弈后的均衡，这才是人们心目中最大的正义，而非在国家法的条条框框之下的开庭、审理、判决和执行［15］。分配正义关注更多的正是这种民众要求的实质正义，只有个人能够有效地从集体那里通过分配或再分配相应的权利、权力、荣誉以及报酬等方面的利益时，个人的利己主义动因才能获得充分满足。而在法律控制中，个人主义就应与集体主义相综合、相和谐。并且利己主义也能够刺激人们的积极性、激励人们做不断的努力，如果法律制度试图根除或反对利己主义，那么它便是愚蠢的②。就生态修复而言，生态修复在实践中多是对某一区域内受损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行恢复或重建，这一区域相对于全国利益而言必然是个体利益。过去我们常常夸大整体利益忽视个体利益的满足，这并不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生态修复的社会化修复目的就是为了使得个体利益在社会整体利益实现基础上实现最大程度的满足。使得生态系统受损地区能够获得修养生息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能力。这是对生态受损地区及其人群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正义对待，是对此地区或人群最起码的尊重。由此，可以彰显其基于个体利益尊重基础上的社会正义的本质———分配正义。而建立在对个体利益尊重基础上的分配正义，更能够通过法制化形态激励人们在努力实现个体利益基础上，更多地创造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制除了强制作用之外的激励作用。因此，从分配正义意义上说，生态修复法制化及其良法形态充分彰显了在个体平等享有权利基础上社会公益，是对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整体利益的准确阐释。再次，法应时而立，科勒曾经说过，每一种文明的形态都必须去发现最合适其意图和目的的法律。永恒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因为适合于一个时期的法律并不适合于另一个时期。法律必须与日益变化的文明状况相适应，而社会的义务就是不断地制定出与新的情势相适应的法律［16］。因此，良法应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做出应有的补充或更正，使其不断完善。同样如此，生态文明社会下的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护对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已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有的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类法律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对于生态系统整体维护的社会实际要求。的确，我国现有立法中有环境恢复或土地复垦的规定，但不论是环境恢复原状还是土地复垦都仅仅是生态修复的初始手段或相应技术的某个方面，是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末端治理的典型立法形态。例如，在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中有矿山恢复保证金的相关立法，有《土地复垦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单行立法，但是这些立法多是从土地复垦这一目的着眼。然而土地复垦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其立法理念上都仅仅是对一种环境要素的综合治理，根本不是生态系统整体的校正，将生态修复停留在以土地复垦为表现形态的立法最初阶段是不适应当前生态文明社会法制建设需要的。此外，就环境保护立法而言，同样也仅仅是对于环境要素的维护，而且这种维护仅仅停留在对于受损环境要素的保护以及对环境利益的赔偿上。对于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恢复与重建却大多予以忽视，或者仅仅满足于环境意义上的小修小补，更难以适应生态文明对于生态系统整体维护的要求。同时，当前我国环境立法还大多以社会利益的损失与弥补为调整对象，并没有形成从根本上恢复与重建受损生态系统的法律治理概念。因此，生态修复良法要求生态修复法制化过程中必须更新原有的仅仅强调某种环境元素或生态要素的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治理等阶段性治理理念，从生态系统整体着眼，探索适应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并体现对自然和社会“全面关爱”的生态修复法制途径。最后，法应势而立，即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良法应当体现分配正义，这种分配正义往往是针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我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在一段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如果一刀切似地制定统一的生态修复标准，将难以体现对受损生态系统区域内公众权益的分配正义。这就需要在生态法制化过程中，使生态修复的标准更加因地制宜；同时，生态修复的主体应当多元化，主体的义务也应当有多种承担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情况下，资源开发引发的生态系统失衡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而这种资源开发的受益方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资源开发方本身也有未开发地区一方，甚至在这些资源开发中国家才是最大受益者，因此，让某一方承担生态修复义务是不公平也是不正义的。分配正义就是要使受损生态系统所在区域内的人群，获得与发达地区相似或者相同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发展机遇或状态。这也是生态修复的社会属性所要求的，更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本质性要求。

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下生态修复法制的作用

通过上文对于生态修复良法以及生态修复法制化方向的讨论可以看出，生态修复法制化对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是社会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而法制又是法治的前提。生态修复良法标准下的生态修复法制化发展趋势更是生态文明社会有序建设的保障。首先，生态修复法制化是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自然方面内容的保证。生态修复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修复的手段和技术形态，只不过这种技术形态以人为主要动力和执行力。没有人类社会有序的研究和开发并实施这些生态修复技术，自然的修复将是缓慢和无法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因此，通过一定的法制化标准使相应的技术指标能够有序、合理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这是一种良法之治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生态修复有了较为合理的标准和制度运行规制体系，生态修复相应的实施步骤和程序才能有所保证；也正是这些相应制度的运行，才能够使得生态修复工程正常有序运行；生态修复的主体、生态修复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才能明确，生态修复工程所需要的各种资金才能有所保障。以此为基础，在生态修复工程广泛开展的前提下，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才能够有序和有效开展，其自然修复的目标才能够尽快实现。其次，生态修复法制化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文明”的体现。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外的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也是人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下，对于外在自然的一种新的享受。而法制则是文明的保障，也正是法制的存在文明才具有了不断发展的可能。因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措施的生态修复的法制化进程，将为这一文明状态下的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生态修复法制是生态文明的强心剂，正是生态修复法制对于激励的强调与运用，才使得生态文明有了另一番动力。与原有的强制性惩罚措施相比，生态修复法的激励更彰显一种人性的引导和经济文明的刺激，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更高阶段的产物。这种更高层次的文明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人们也更愿意接受这种引导。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才有主动性的因素。再次，生态修复法制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度的运行，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的善治。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实质也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体现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利益的均衡。而善治的要求也就是使人与自然关系在法律的作用下更加能够达到利益博弈的共通点，实现双方利益最大程度上的均衡。法律产生的因素之一就是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一会带来社会关系以及各种利益的有效分配，二则带来人性文明抉择的最基本展示。生态文明就是人性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博弈中最新的体现，维护和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社会本身，而以人类社会本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促进自然利益更好地维护，则是生态文明社会善治的本意。因此，生态修复法制化通过修复自然与修复社会双重目标的实现，体现了人类利益最大化与自然利益维护之间的最均衡状态，是法律中利益博弈均衡形态的最基本体现。因此，生态修复法制化能够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善治要求提供最需要的法律制度。最后，也是最实际的是，生态修复法制化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一方面法制建设能够为社会建设提供最具实际操作意义的制度建构方式，生态修复法制建设能够从制度建设上量化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各项要求，例如权利要求和义务承担要求等；另一方面，生态修复法制化将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最基本要求一一设定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了由理论到社会实践的强制力保障；再一方面，生态修复法制是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创新，是其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下的新发展。生态修复法制理念弥补了原有的环境保护法治建设中只注重惩罚不注重激励，只注重保护不注重修复的弊端，实现了环境保护法治向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靠拢的现实要求。这将使得生态文明社会法治建设更加完整和更符合社会经济建设的实际。四、关于生态修复法制的几点建议基于上文对于生态修复法制化的若干理论解读，本文认为建构生态文明社会要求下的生态修复法制应当从以下几个制度的建立进行考虑。首先，应建立专门的生态修复管理制度。明确生态修复的义务主体和生态修复的对象是建立管理制度的前提。关于义务主体，本文认为，国家应当是生态修复义务的主导者，是最重要的义务主体之一。不仅因为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更是因为在我国国家是各种资源的管理者和所有者，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主导责任。但是其他所有因生态系统受损而获益的利益体都应当对生态修复负有应尽的义务，只不过这种义务可以通过国家进行“代执行”。关于生态修复的对象，本文认为，不仅是受损的生态系统，那些没有受损但是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的生态系统也应成为生态修复的对象。基于此，生态修复的管理者应当是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各项生态修复活动的管理都应当由政府代表国家统一行使管理权。为此，应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制，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建立专项财政，成立监管部门等等。其次，应建立生态修复规划与评价制度。这一制度与现有的环境规划与评价制度可以互鉴。但是在生态修复的评价制度建立上，生态修复的标准制度应当更为因地制宜，允许不同地区设立符合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生态修复标准。生态修复规划制度应当更加民主化，为此应当允许公众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生态修复工程的规划与实施过程，扩大公众参与生态修复的范围；设立更加便民的生态修复信息公开制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构建公众否决制度，将生态修复工程切实与民生民意结合在一起，实现最大程度的文明开化。在评价制度建设上也应当更加能够体现文明的要求，不仅要专业化评价队伍，设立专家评价机制，还要使得评价更透明，更具有决定功效，将评价结果直接与各种工程验收以及个人利益挂钩，提高生态修复评价机制的权威性。再次，应建立生态修复的专项资金机制。除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生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外，还应当鼓励民间生态融资和投资；制定政策，激励公众从事生态修复产业，促进新型生态修复产业的发展；设立专项财政，保障生态修复资金源的稳定；建立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最重要还是要建立生态修复基金，从根本上改变资金链的问题，也同时为建立生态修复激励机制奠定资金基础。再有就是应建立生态修复激励制度。在政策上要给予生态修复个人或企业以优惠，鼓励他们研发技术和投资生态修复产业；在资金上建立的生态修复基金应当有专门的鼓励经费，专门用于“有功则赏”；在业绩评定上要直接与个人工作相挂钩，把生态修复的业绩作为管理者考核、奖励或升迁的依据；在保证金制度上要有返还机制，对有功者要返还奖励；在污染费以及资源税费制度上也要有返还奖励制度；同时还应当建立起专门的激励标准和激励权益救济制度以及监督制度等。最后就是要建立起相应的辅助制度，例如生态修复权益救济制度，生态移民的搬迁安置制度，生态修复功能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态修复补偿和赔偿制度等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生态修复的补偿制度不同于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修复补偿是对特定主体而言的具有实际可算损失的补偿，或者是对其在生态系统受损状态下可实际获得利益的补偿。这种补偿往往是通过资源开发成本使受益者直接给付。

本文作者：吴鹏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生态修复范文篇3

1海水养殖污染物类型及生态影响

1．1有机质及营养盐污染。海水养殖中产生的有机质污染与营养盐污染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且在需要大量投饵的网箱养殖、池塘鱼虾养殖中较为常见。在网箱养殖和池塘养殖中，渔民通常采取提高投饵率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鱼类等养殖生物仅摄食部分饵料，导致大量未能有效利用的残饵和鱼类粪便等有机质在养殖区沉积物中大量累积，使养殖海域悬浮颗粒物的沉降通量显著增加，海域底质环境发生改变，海水水质质量下降。研究发现，每养殖1t鱼，将向海洋中输入9104．57kg的悬浮固体、843．20kg的颗粒有机物、235．40kg生化需氧量、36．41kg氨氮、4．95kg亚硝态氮、6．73kg硝态氮、2．57kg正磷酸盐磷［3］。这些悬浮颗粒物和营养盐的输入直接导致了网箱养殖区沉积物及水体中有机质和营养盐含量的快速升高。有研究发现，海水网箱养殖区沉积物有机碳含量显著高于对照区，超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约90．9％［4］。蒋增杰等［5］进一步对养殖区有机质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发现网箱养殖区养殖源有机质平均比例为56．88％，其中，网箱正下方比例可高达87．88％。Yokoyama等［6］研究则发现，网箱养殖区沉积物中养殖源有机质的比例为40．7％，其中残饵为28．8％，鱼类粪便为11．9％。可见，海水网箱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有机质输入对养殖底质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有机污染。由于潮流影响以及野生鱼类觅食扰动，网箱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有机质还容易被带到周边海域，影响周边海域沉积物的理化性质，其扩散范围可达300～500m［5－6］。这些网箱养殖源有机质的输入不仅会改变养殖海域水体化学因子的垂直分布特征，其在降解过程中还将持续释放溶解性有机质、氮、磷等化合物，导致养殖海域周边水体有机负荷增加，加速养殖海域富营养化［7－9］。有机质降解需要消耗大量的溶解氧，将使养殖底质环境长时间处于厌氧还原状态，滋生有害病原体，引起硫化物含量升高，对海洋生物生长、繁殖产生影响。由于有机质的降解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导致养殖活动对水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累积性和滞后性，也使得当外源营养盐输入得到控制时，由于养殖海域沉积物中有机质的降解释放大量氮、磷等元素，使水质在较长时期内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出现渔场老化现象［10－11］。此外，还有研究指出，高密度的海水养殖源有机质和营养盐输入为海洋赤潮发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是部分海域赤潮发生的诱因［12］。1．2重金属污染。我国海水养殖海域水体和沉积物中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金属污染。Liang等［13］调查了珠江三角洲6个海水养殖区沉积物的重金属污染情况，发现养殖区的Cu、Zn、Cr、Pb含量显著高于非养殖区。韩现芹等［14］调查了天津汉沽海水养殖区重金属含量分布特征，发现超标重金属以Zn、Cu、Ni为主，分别超出三类、二类和一类海水水质标准。Wu等［15］则调查了漳江口蛤、螃蟹、对虾等池塘养殖对周边红树林湿地沉积物生态环境的影响，发现池塘养殖尾水的排放明显提高了周边红树林湿地沉积物中Cu、Cr、Cd、Pb等重金属的含量，增加了周边海洋生态系统的重金属污染风险指数。海水养殖过程中随饲料添加、有机肥使用和药剂投放等输入的重金属元素是导致海水养殖环境重金属超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国渔用配合饲料只对无机砷、Pb、Hg、Cd及Cr提出了安全限量要求，而未对Cu、Zn等动物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作出限量要求，因此造成了这些重金属元素随饲料过量的输入到海水养殖环境中［16］。梁炽琼等［17］研究发现，我国水产配合饲料生产中存在重金属污染问题，多数重金属指标未能符合相关标准限量要求。在池塘养殖中以畜禽粪尿为主的有机肥投放也是重金属的重要输入源。猪粪有机肥中Cu、Zn含量最高可分别达到1742．1mg／kg和2286．8mg／kg［18］。在池塘养殖过程中，有些养殖户还会使用含Cu和As的化合物对养殖品种进行消毒，造成重金属元素在水体及池塘底质环境中累积，并会随养殖尾水排放到周边海域中［19］。过量的重金属输入对海洋生物具有毒害作用，会影响海洋生物的生长和发育，甚至引起死亡［20］。由于重金属不可降解，海洋生物摄取的重金属将在食物链中传递，并层层富集，最终将对食用海产品的人群身体健康产生威胁［21］。此外，输入养殖海域的重金属元素还会在生物地球化学的作用下与其他物质结合，形成毒性更大的污染物质，例如甲基汞等，对水产品食用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1．3抗生素污染。海水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抗生素污染主要来源于饲料添加剂、鱼类粪便以及药物直接投放［22］。抗生素在海水养殖中主要用于疾病防治和促进养殖动物生长。由于缺乏指导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我国海水养殖中普遍存在抗生素滥用的现象。按其作用机理、化学结构和活性普，常用抗生素可以分为磺胺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氯霉素类、四环素类、β内酰胺类、氨基糖甙类和多肽类［23］。李云莉［24］调查了我国沿海11个养殖水域沉积物的抗生素污染现状，包括鱼、虾、蟹、贝、刺参等海洋动物养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养殖区沉积物中具有较高的抗生素含量，总体上看以四环素污染最为严重，其次为磺胺类抗生素，最后为喹诺酮类抗生素。梁惜梅等［25］调查了珠江口鱼、虾、蟹养殖区抗生素污染特征，发现水体和沉积物中主要以喹诺酮类抗生素残留为主，其次为四环素类抗生素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但磺胺类抗生素未检出。说明不同养殖区域间抗生素污染有较大差异。而且在同样的养殖模式下，随着养殖时间的增加，环境中累积的抗生素总量将逐渐增加［25－26］。张瑞玲［23］通过对海水养殖环境中抗生素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在对虾养殖中，仅有0．29％～0．33％的抗生素来源于饲料，其余绝大部分源自抗生素类药品的大量投放。此外，在这些抗生素中，约56．81％～62．17％将随养殖尾水排入大海，约35．88％～40．97％将在池塘养殖底质环境中沉积，约2％进入虾体。由此可见，海水养殖中输入的抗生素仅有少部分进入生物体和食物链中，绝大部分在水体和沉积环境中累积。海水养殖已经成为海洋抗生素污染的重要来源。有研究表明，部分抗生素对藻类、鱼类等海洋生物具有较为强烈的毒性，长期暴露会使海洋生物慢性中毒，并导致畸形或死亡［27］。抗生素还将诱导海洋环境中的细菌产生抗性基因，增强细菌的耐药性。这些耐药基因将随细菌或病原菌传递到海洋生物或人体内，产生健康风险［28］。此外，残留在水产品体内的抗生素也将最终进入人体，影响人体免疫系统，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29］。

2海水养殖污染生态修复对策措施

水产养殖污染可以通过物理、化学及生物的修复方法进行处理。物理修复主要通过投放一些多孔环境矿物材料，如活性炭、炉渣等，使营养盐、重金属、抗生素等吸附在这些材料表面，以减少水体中污染物的含量［30］。物理修复方法简单、易操作，但容易引起二次污染。化学修复主要通过向水体中投放氢氧化物、碳酸化物等，使重金属离子钝化沉淀，降低其生物有效性，也可向水体中投放氧化剂，使有机质、抗生素等污染物氧化降解［30－31］。化学修复方法简单，但是受环境条件影响较大，而且投入的化学物质本身存在污染问题。生物修复主要利用植物、藻类、微生物等对污染物质的吸收与降解作用，达到降低营养盐、重金属、抗生素等污染物含量的目的。生物修复处理费用低、净化效果好，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而且还有助于恢复受损海洋生境［32－33］。由于海水养殖环境的特殊性，单纯的物理和化学的修复法对养殖水域环境影响较大，且较难以实现，因此，适宜采取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的生态修复措施。目前，海水养殖可采用的生态修复技术主要有生态浮床修复、大型藻类修复和人工湿地修复。2．1生态浮床修复技术。生态浮床修复技术利用无土栽培的原理，通过在需要修复的养殖水域构建植物生存空间，以达到利用植物吸附、吸收为主的净化污染物的目的。生态浮床主要由植物、栽培基质、浮床框架和固定设施构成。因其美观而且经济、高效，通常用于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和城市河道，生态效益明显。近年来，也逐步开始应用到海水养殖污染治理中。生态浮床主要用于净化水体中的营养物质，对重金属和抗生素净化也具有一定的效果。其作用机理主要为植物对污染物质的吸收以及植物根际微生物的生化作用［34］。生态浮床的净化效果与植物的种类具有较大关系，某些植物对特定重金属还具有高效的富集作用。研究发现，海马齿、碱蓬、北美海蓬子等生态浮床对海水养殖污染具有较好的净化效果，可以明显降低水体中有机质、营养盐及重金属含量，改善养殖水体和沉积环境，促进水生生物生长，恢复养殖海域生态系统结构［35］。也有研究发现，海马齿生态浮床可以有效降低海水中悬浮颗粒物浓度［36］。生态浮床修复技术主要用于原位修复养殖海域生态环境质量。2．2大型藻类修复技术。大型藻类修复技术是指利用大型藻类的生长过程对污染物质进行吸收和转移，以削减水体中污染物含量。大型藻类修复技术操作简单，对营养盐具有较好地去除效果，对重金属元素也有一定的吸收能力。利用经济价值较高的大型藻类，例如生产琼胶的优良原料江蓠等进行生态修复，还可以带来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在海水养殖修复中，常用的大型藻类有海带、龙须菜、江蓠、紫菜、孔石莼、卡帕藻、红皮藻等［37］。有研究表明，每养殖1t的海带、江蓠和紫菜可分别去水体中约2．2kg、2．5kg、6．2kg的氮元素和0．3kg、0．03kg、0．6kg的磷元素［38］。大型藻类修复技术主要用于原位修复养殖海域环境质量。目前，较为广泛应用的还有鱼、虾、贝类与大型藻类共同养殖的综合生态养殖模式［39］。在该模式中，鱼、虾、贝等养殖过程中过量输入的有机质、营养盐及重金属元素为藻类的快速生长提供了条件，提高了藻类的生长效率和产量，为养殖户提高了经济效益，而藻类大量生长繁殖的同时，降低了养殖污染的负面影响，使养殖生态系统维持在稳定状态，增加养殖的可持续性。2．3人工湿地修复技术。人工湿地修复是指利用植物吸收、基质吸附及微生物生长代谢的综合作用，达到去除水体中的有机质、营养盐、重金属、抗生素等污染物的目的。人工湿地一般可分为表面流人工湿地和潜流人工湿地，在海水养殖中通常用于处理养殖外排水。海水养殖人工湿地修复中常用的植物有碱蓬、芦苇、秋茄、互花米草等［34］。人工湿地对水体中的污染物质具有较好的去除效果。刘佳等［40］研究表明，芦苇人工湿地可以去除海水养殖外排水中50％以上的总氮、抗生素恩诺沙星和磺胺甲噁唑。王加鹏［41］研究表明，芦苇和互花米草人工湿地可以去除海水养殖外排水中90％以上的悬浮颗粒物、氨氮以及浑浊度。人工湿地技术也可用于原位修复滩涂海水养殖污染。但因植物对生境具有一定的需求，原位修复通常以红树林湿地修复为主。红树林湿地是众多海洋生物栖息与繁殖的场所，构建红树林综合养殖系统可以有效降低滩涂海水养殖水体污染，减少水产病害发生，并促进鱼类生长［42－43］。冯建祥等［44］评价了红树林种植－养殖耦合系统的生态环境状况，研究发现红树林原位修复可显著降低养殖区营养盐和重金属含量，可有效改善修复湿地的环境质量，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红树林的长势和健康状况不如自然林。

3结论与展望

生态修复范文篇4

目前，海岛管理部门对项目申请工作进行了有效管理，组织专家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并提出改建意见，对于提高项目质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规范项目申报，提出以下两点建议。31进一步明确规定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深度现行的《关于启动实施2012年海岛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与领海基点保护工作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12〕113号中，规定了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实施方案编写的大纲和主要内容，对于规范项目的实施方案编写起到了较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但是，没有详细明确每一部分内容编写的深度。由于项目申报各单位对编写大纲理解的不同，编写的内容深度不一。为了全面、翔实、客观、可行地反映项目内容，不同项目之间又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建议制订项目实施方案编制的技术要求，明确编制深度，特别是针对项目的主要内容与技术指标、图件部分应该详细说明。目前，已经组织实施了多个海岛生态整治修复项目，基本掌握了生态整治修复内容，能够进一步提出各内容和技术指标要求。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海岛所在县级政府的意见当前，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一般由县（市）级海洋主管部门作为承担单位申报并组织实施。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很多是针对有居民海岛的整治修复。根据《海岛保护法》的规定，有居民海岛由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管理。建议有居民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申报材料，应当征求海岛所在县级政府或项目承担单位同级政府部门的意见，并由县（市）级人民政府或项目承担单位同级政府部门出具申请方案文件申报，以便县级政府统筹管理辖区内的有居民海岛，统一安排政府各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和支持海岛生态整治综合工作，也便于项目批复后县（市）级海洋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实施管理

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批复后，如何进行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的验收和管理，尚未出台有关的规定，各地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都是参照其他行业项目实施，正在探索经验。本部分针对项目实施管理提出5点建议。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流程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由国家海洋局负责组织申报并同财政部进行会审后予以批复。方案编写、总支项目预算编制、项目实施的基本程序、施工图纸审查、施工过程的检查管理和技术监理、竣工验收管理等是项目实施工作的几大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项目执行质量的关键。管理部门应当逐渐完善管理制度，加大管理力度，对项目任务实施管理。陆地上建设工程从申请立项到施工许可，再到工程实施和竣工验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流程，明确了管理依据和审查要件。对于新兴的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的任务实施管理，可考虑以下两种方式。（1）项目实施方案批复的同时，财政部下拨了项目经费，后续的管理流程可参照现有陆地上建设工程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如会商规划部门会审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会商建设部门会审施工图纸、审查施工合同、备案安全措施、施工许可证等，会商监理单位和建设部门进行施工监理，会商建设、规划等部门联合进行工程预检查验收等。（2）国家海洋局应当建立具有海岛特点的统一管理的流程，明确项目施工图纸、施工、监理和验收等规定，对项目进行全面管理；也可以对部分环节进行统一管理，其他环节与陆地有关管理部门合作。明确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要求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实施的质量。目前，陆地上的建设工程，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方面对具体承担单位都有明确的资质和技术要求。但是，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不同于陆地上的建设工程项目，涉及岛陆及周边海域两部分，施工作业极易受到天气、交通的制约，造成项目实施难度大、成本多、危险系数高等诸多不利制约因素，部分整治修复内容，如岛陆植被修复、沿岸防波堤建设、植被保护绿化等，都需要考虑耐海水、海风腐蚀和海洋性气候因素，项目实施的风险较大，不确定性较高。应当根据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属性的特点，以工程量或投入经费为标准，明确提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要求，确保项目的有效实施。建立完善的项目档案材料项目档案记录了项目立项、实施、竣工的全过程，而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和声像等是项目档案管理最有效的载体，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也是对海岛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实施效果的最好见证和检验。对于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除了与一般建设工程相类似的档案资料外，项目实施前的海岛现状和项目实施后效果的数据和影像资料尤为重要。海岛生态整治修复是要通过各种人为修复手段改变海岛生态环境受到破损的状态，修复前后的海岛对比资料是说明生态修复效果的最好依据，也是检查、验收海岛生态整治修复项目的重要档案资料。因此，建立完整的项目档案资料，尤其是准确、客观地反映修复前后的数据和影像对比资料，是管理部门需要引起重视的重要环节，也是各项目实施单位需要做好的基础工作。实施严格的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查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的部分建设内容是否按照方案实施，在实施工程中难以准确把握。例如，采取补沙的方式整治修复沙滩，由于海水的流动性和潮汐的自然作用，实际补沙的数量很难检查；修复岛陆植被，可能由于极端天气和客观环境的影响，植被的适应性能要求高，造成成活率极低，实际修复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核实。因此，除了遵循现有的管理规定外，还应当建立结合项目实际的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查制度，组织管理部门和专家队伍实施跟踪管理和全过程的记录管理，规范项目承担单位按规定执行，确保国家财政资金落到实处，充分利用，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产生最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已经开展了《海岛整治工程管理与绩效评价研究》，建议结合项目的特点，应尽快组织应用，为实施项目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查提供技术支撑。组建专家团队跟踪项目执行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刚刚实施不久，无论是管理还是施工技术，可能存在一些不尽完善的部分，国家和地方海洋管理部门应当组建专家团队，采取异地或本地相结合的办法不断跟踪项目执行过程，包括项目施工设计、项目施工、修复技术应用、项目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项目验收及项目档案管理等，查找不足，完善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国家编制了《海岛生态修复整治技术指南》，专家团队应当跟踪技术指南的应用情况，掌握这些技术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实用性，是否有新材料和新技术能够应用，不断提高海岛生态整治修复技术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真正把海岛项目做成百年大计工程。

生态修复范文篇5

［关键词］采煤沉陷区；治理模式；有益启示

1概述

采煤沉陷区是指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区扩大到一定范围后，岩层移动发展到地表，使地表产生沉陷的区域［1］。淮南矿区位于淮河流域中段，水系发育、水位较高，长时间的煤炭开采形成了2.7×104hm2的采煤沉陷区和0.96×104hm2的沉陷积水区。由于淮南矿区独特的地理、地质特征和开采方式，使该区域的沉陷积水区具有沉陷速度快、积水面积大、稳沉时间长的特点，造成了土地破碎、植被破坏、基础设施和农田毁坏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活和环境。因此，淮南采煤沉陷区的治理对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缓解人地矛盾，促进矿区的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2007年以来，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消除矸石山”要求，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的朱集东、潘四东矿不再设置临时矸石山，便提供资金委托东辰集团创大公司，负责将潘四东、朱集东矿的矸石转运至潘一矿塌陷区进行充填。为加强资源化利用，实现“变废为宝”，东辰集团创大公司因地制宜地对潘一矿采煤沉陷区进行治理，将矿井排矸、煤矸石处置利用、塌陷区复垦与发展生态经济有机结合，采取围堰抽水、表土剥离、矸石回填、覆土造地及湿地建设等方式，分4期已累计治理修复采煤塌陷地92.3hm2。将潘一矿采煤塌陷区治理为一个集湿地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公园———东辰创大生态公园，如图1所示。2015年10月底，东辰集团创大生态园晋升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成为采煤塌陷区治理的示范样板。本文以淮南潘一矿采煤沉陷区的生态治理工程为例，首先介绍了不同塌陷地类型的治理模式，然后介绍该生态工程的治理效益，最后总结了该生态工程的有益启示，以期为淮南矿区乃至全国的采煤沉陷区治理提供参考与建议。

2治理模式

2.1生态农业模式

针对塌陷较浅、已稳沉且适宜复垦的区域，采用“以废治废，恢复农业用地”的方法，将煤矸石处置与塌陷区修复相结合，开展采煤沉陷区的生态农业治理模式。采取围堰施工、积水抽排、表土剥离、矸石回填、覆土造地5个步骤，恢复塌陷损毁的土地56.1hm2，其中耕地45.5hm2，其它农用地10.7hm2。在治理修复基础上，结合地区气候环境和社会经济特点，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一是修复生态系统。依照塌陷区特性，对成片的、塌陷较浅的区域挖深垫浅、土地平整，在塌陷较深的水域中栽种各类观赏性植物。在平整后的土地上建林造带，以精品大规模绿化为建造理念，对乔灌草合理配植，种植了香樟、银杏、梧桐等树木和花卉苗圃。其中常绿阔叶树主要以红叶石楠、广玉兰、高干女贞为主，彩叶和开花品种以北美海棠、三角枫、乌桕、栾树、榉树为主。水域中以水葱、水生鸢尾、泽泻、荷花、菱角等水生植物为主。2个区域相互辉映，形成了多个植物群落，共同构成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湿地生态系统，有效改善矿区小气候和生态环境质量。该植被修复工程2011年经淮南市塌陷区治理办公室认定，获得30万元专项资金。在86.7hm2复垦的土地上，所选择的精品苗木种植直接投资2170.6万元，预期种植管理后3a产投比平均为2.29，总产值可达5000多万元。可见绿化项目在提高森林覆盖率、恢复矿区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盈利。二是发展休闲农业。以市场为导向，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根据土壤特点，建立7座现代化冬季蔬菜大棚和5座春秋大棚。采用现代农业技术，种植了苦瓜、圣女果、黄瓜、西瓜、茄子、辣椒等纯绿色蔬菜，对未来高效农业发展进行有益尝试。东辰集团创大公司在畜牧养殖方面主要尝试饲养了猪、鹅、土笨鸡、鸽子等，建立规范养猪舍2间。采用当前国内先进的生态低碳发酵床技术，通过有益微生物菌群参与垫料、粪便协同发酵，消除恶臭并抑制害虫、病菌，该方式无冲洗作业而节水，节省人力物力，低排放又可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真正达到饲养优质猪、健康猪的目的。经过1a摸索，引进的黑毛猪已开始繁殖。目前养殖黑毛猪500多头，已具备扩大量能和规模化养殖的条件。同时采取外引内联的方式，吸引淮南相关食品产业入驻园区，建立生态养殖、屠宰的肉食品加工产业链，建成淮南食品加工产业基地。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冬辰集团创大公司推出“自己种、自己养、自己加工、自己配送”的产品服务模式，从种植基地到餐桌实施全过程质量保证，推行可视生态农业建设工程，做到安全、绿色、生态、有机的区域农业。

2.2生态湿地模式

针对现场地形复杂、起伏较大、积水深等不易复垦的区域，采用“水产养殖、湿地公园”的方法，开展采煤沉陷区的生态湿地治理模式。按照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加强湿地合理利用要求，因地制宜地对塌陷区进行岸线治理，加强景观设计，实施地形改造，共修复土地36.1hm2，其中养殖水面33.5hm2。一是发展水面养殖。对原有坑塘水域进行规范治理，筑坝整修，加固岸线，并增设抛食、便道等养殖设施，分区域投放甲鱼、草鱼、鲢鱼、龙虾、螃蟹等不同水产种类，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二是打造湿地公园。在实施水域岸线治理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周边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建成亭、台、廊、桥及动物园等配套景观，养殖鸵鸟、梅花鹿、孔雀等珍稀观赏动物。形成既有芦苇荡、鸟栖岛、果蔬园、荷花池等特色景观，又有湖畔垂钓、泛舟采菱、渔家寻乐、水上美食等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的生态游园。

2.3景观旅游模式

原朱集东、潘四东矿排矸形成的2座矸石堆予以保留，通过绿化美化的方法，将其改造为生态园重要的配套景观，开展采煤沉陷区的景观旅游治理模式。2座矸石山占地约7.3hm2，紧临塌陷水域。按照景观设计要求，采取放缓坡度、压实整平、熟土植草方法，种植松针类耐旱绿树种，同时完善上山便道、山顶休闲等设施，与塌陷湖面交相辉映，形成山青水秀的美丽景观。

3治理成效

（1）经济效益。按取土均在项目区内、复垦黄土1m厚度、转运距离约1km左右计算，需耗费成本57万元/hm2。其中机械费用16万元/hm2，人工费用1万元/hm2，综合管理费2.7万元/hm2，围堰、抽水、道路、护坡、水渠等费用31.3万元/hm2，2a青苗补偿费6.0万元/hm2。市国土局目前给予的复垦补助61.2万元/hm2，复垦收益为4.4万元/hm2。东辰创大生态园建成以来，已累计创造收益5000余万元，基本实现了投入与支出持平，并略有赢利。（2）社会效益。通过对采煤沉陷区土地的综合治理，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效果，有效缓解了人地矛盾。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推进现代生态农业的综合开发，增加了就业机会，保障了失地农民的收入来源，解决了失地农民生活出路和居住搬迁问题。新增稳定就业岗位30余个，灵活就业100余人，营造了和谐稳定的农村环境，实现企业增收、农民致富的双赢局面。对采煤沉陷区水域湿地和苗木绿化的建设，改善了矿区生态，提高了矿区居民的生活质量。（3）生态效益。通过对采煤沉陷区的生态修复治理，优化了沉陷区的生态环境，土地复垦年消耗煤矸石约200万t，减少了煤矸石排放占地和污染。通过苗木绿化基地建设，增加了矿区森林覆盖率，净化了空气、改善了土壤、水质及气候环境，有利于矿区生态系统的恢复，提高区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塌陷区生态环境的美化，成为适宜鸟、兽、鱼、虾繁衍生存的栖息地，丰富了区域生物种群，恢复了生态平衡。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形成了矿区宜居的生活环境。

4相关启示

（1）资源型城市转型重要内容是塌陷区治理，塌陷区是废也是宝，要坚持“治理与开发并重，谁治理谁受益”原则，政府主导规划，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通过市场化运作，提高综合治理的成效。（2）采煤塌陷地不能采取单一的填土造地复垦模式进行治理，应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例如，东辰创大生态园治理工程采用煤矸石对沉陷区进行回填覆土，不仅增加了耕地面积，还解决了煤矸石占地和污染问题。此外，对于沉陷浅水区、深水区、稳沉区、非稳沉区等不同沉陷类型地也要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遵循“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水则水”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发展土地复垦、水产养殖、观光农业、休闲旅游等综合项目。（3）采煤塌陷区范围面积广、积水深度大，征收成本太大，利益纠纷复杂，煤炭企业难以承担。可根据塌陷区综合治理项目的性质，积极争取政策及资金的支持。例如，公益性治理工程由政府出资，属煤炭企业责任由企业出资，同时可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起来进行综合整治，积极引入社会化资金。

5结语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东辰集团创大公司对淮河能源潘一矿采煤沉陷区开展了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其治理模式和经验对我国其它采煤沉陷区的治理有着积极的启示，具有推广意义。

［参考文献］

生态修复范文篇6

关键词：永定河；综合治理；生态复苏；成效；展望

永定河是京津冀区域重要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永定河水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承载力差、水污染严重、河道干涸断流、生态系统严重退化、部分河段防洪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推动永定河等“六河五湖”生态治理修复要求，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原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总体方案》实施5年来，通过上下游系统治理、协同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成效与启示

5年来，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扎实推进，《总体方案》中规划建设的78个重点项目已开工56个，批复投资185.7亿元，累计安排中央投资42.5亿元。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初步形成，生态功能逐步复苏。

1.主要成效

（1）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流动的河”持续增加完善流域水资源配置工程体系，打通引黄北干线向永定河生态补水通道，完成万家寨引黄工程总干扩机工程，完成南水北调中线、小红门再生水向永定河生态补水工程，永定河流域水网工程体系初步建成，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初步构建，增强了首都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协调京津冀晋四省市及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流域投资公司）共同签订《永定河生态用水保障合作协议》，建立永定河生态用水长效机制。推动当地水、再生水、引黄水和引江水“四水统筹”，强化官厅、册田、友谊、东榆林、响水堡、镇子梁和壶流河水库“七库联调”，5年来累计向永定河生态补水21.5亿m3。2021年永定河实现26年来首次865km河道全线通水，有效保障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生态用水需求，阶段性完成“流动的河”目标。（2）推进流域系统治理，“绿色的河”逐步显现按照“治理、恢复、涵养、提升”原则，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5年来上游地区新增水源涵养林面积6.65万hm2，流域森林覆盖率由20.8%提高到28%，生态安全屏障日渐稳固。上游大同、朔州地区累计压采地下水0.9亿m3，平原地下水水位较2017年初平均回升2.95m，最大回升点达到17.8m，生态补水期间河道10km内地下水水位平均回升1.45m，山前河段平均回升达到3m以上。Ⅲ类及以上水质河长由34%增加到81.7%，累计调查发现高等植物386种、鱼类49种，官厅水库、桑干河等生态敏感区鸟类达到360余种，湿地鸟类种群数量逐年增加，黑鹳、丹顶鹤等多种珍稀鸟类重现永定河，部级、省级湿地公园达到19个，河湖生态系统质量明显改善，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初步建成。（3）加强水域空间管控，“清洁的河”效果明显强化流域河湖水域空间统一管理，永定河干流、支流和重要水库分级分段设置省、市、县、乡镇四级河长456名，村级河湖长1200余名，实现了河湖水域河长全覆盖。为切实管护好“盛水的盆”，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委）持续开展“清河行动”和“清四乱”专项行动，推动河湖面貌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基本实现“四乱”全线清零，清除河道内各类垃圾400多万m3。2020—2021年连续两年组织京津冀晋四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投资公司联合开展“关爱河流保护永定河”活动周，沿线共有1000余人、10余个环保公益组织参加活动，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关爱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4）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安全的河”稳步推进《总体方案》从流域整体着眼，进一步优化防洪工程布局，按照永定河下游100年一遇、桑干河10年一遇（重点河段按20年一遇）、洋河20年一遇防洪标准，开展了永定河及桑干河、洋河防洪薄弱环节治理，新建及加高加固堤防279km，险工险段治理12.8km，干流堤防达标率由78%提高到85%，永定河及重要支流防洪工程体系逐步完善，防洪安全隐患逐步排除；按50年一遇蓄洪标准，新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滞洪一期工程，可滞洪量约330万m3，有效保障了流域大中城市、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及新机场临空经济区防洪排涝安全。（5）推动水利信息化建设，加快推进智慧永定河建设《总体方案》遵循智慧水利建设总体思路和框架，坚持数字赋能，围绕流域水资源调度、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等管理需要，以“监督、监控、评价、评估、调度、预警”为核心功能，基本建成服务于永定河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的信息化系统。搭建基于三维仿真技术的数字永定河平台，基于在线模型的生态水量调度辅助决策和精细管理，初步构建生态水量调度“四预”功能，提升永定河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协同管理能力，为数字孪生永定河及智慧永定河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6）坚持流域治理两手发力，流域治理一体化新模式形成共识按照“区域协同、互惠共赢、科学运营、稳步推进”原则，永定河沿线京津冀晋四省市人民政府通过协商，引入战略投资方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流域投资公司，探索投资主体一体化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的新模式。通过不断强化流域公司纽带作用，逐步探索政府市场“两手发力”规律，形成流域上下游联动、政府市场联手和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模式，初步形成了流域综合治理的“永定河样本”。

2.经验启示

总结5年来的工作，主要有以下经验启示：一是思想引领。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新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生态领域率先突破。二是高位推动。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水利部及京津冀晋等省市成立了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部省协调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形成顶层决策合力。水利部高位推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行动，为永定河全线通水提供了根本保障。三是协同治理。充分发挥流域机构作用，统筹推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协同治理、统一治理。海委会同京津冀晋四省市及流域投资公司共同签订了《永定河生态用水保障合作协议》，建立永定河生态用水长效机制，推动永定河生态水量统一调度，充分保障了河湖生态水量。四是机制创新。创新成立流域投资公司，引入市场参与模式，推动政府市场联动和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探索投资主体一体化带动流域治理一体化新模式，促进政府与市场“两手发力”，为永定河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动力。

二、流域存在的问题

永定河流域水资源禀赋差、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系统修复过程较长。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对流域水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也带来了极大挑战。（1）农业节水政策未全面落实永定河流域农业用水占比高达61%。“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尚未得到全面落实，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不高，水资源刚性约束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农业用水管理粗放，超定额用水、无序取水及违规取水现象仍然存在；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未能普遍建立，农业水价远低于供水成本，水费收入难以满足供水工程运行维护需要，影响农业节水工程良性运行。（2）防洪排涝薄弱环节未根除永定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初步形成，防洪标准基本达到100年一遇，但平原河段治理工程尚未完全实施，部分河段堤防超高不足，险工险段尚未全面治理，主槽淤积、河道采砂遗留问题影响行洪安全。（3）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待提升永定河上游地区仍有1.3万hm2水土流失面积需要治理，森林单位面积蓄积量42.7m3/hm2，与全国平均89.8m3/hm2有较大差距，幼龄林占比高，生态效益相对较低，水源涵养功能尚未得到稳定发挥。永定河平原河段周边地下水亏空尚未得到完全弥补，河道生态水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河滩地植被仍需进一步恢复，生态水量保障工程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监测和评估体系仍需完善。（4）流域协同治理机制需完善生态水量调度缺乏长效管理机制，生态补水费用分摊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节约用水、资金筹措、工程管护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运维模式与现行政府采购政策无法衔接，运维资金与政府财政预算接口不畅。上下游之间横向水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未建立。

三、下一步重点工作

生态修复范文篇7

关键词: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设计问题;解决策略

徽州传统建筑是我国古建筑体系中的重要流派。在当代徽州地区，仍然保存着一定规模的传统街区、村落民居、古祠堂庙宇、园林景观和牌坊等多种功能的徽州传统建筑，使徽派建筑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然而，随着徽州地区城市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对徽州传统街区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因此，加强对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有着较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本文对现有生态修复问题进行全方面的探索与研究，提出更加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修复理念与设计方法。

一、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设计问题

徽州建筑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对于徽州传统街区和古建筑而言，由于其深受徽文化的浸染，成为该区域历史文化、社会形态和人文内涵的缩影，更是徽州人民长期以来生态营建理念、辛勤劳动以及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传统街区建筑不仅展现出徽州艺术的卓越成就，更体现了徽州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对传统街区建筑进行生态修复，是传承、发展微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最佳途径。据统计，在现存的徽州街区建筑中，最早期的建筑修建于宋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这一类型的传统街区和古建筑在徽州不仅数量众多且规模较大，不仅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会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徽州传统街区建筑进行生态修复，不仅具有较强的必要性，还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徽州地区保持着快速发展势头以及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对于那些被岁月风蚀的徽州传统街区和古建筑而言，早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材料缺损、腐蚀甚至是倾斜、倒塌等现象。而对于这种现象，要想做到有效保护，使珍贵的历史遗存和徽文化得到继承与发扬，必须从生态的角度出发，对破损之处进行生态性和保护性修复。但是，从当前的修复设计情况来看，还存在理念落后、经验匮乏、技术有限等一系列问题，有待相关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针对生态修复措施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与研究，提出科学有效的修复方案，使徽州传统街区建筑得以流传后世，永续利用，为徽州地区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的安居乐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设计理念及方法

(一)整体修复。整体修复适用于那些具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徽派街区及建筑群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建筑专家开始针对传统街区建筑的结构、形制以及装饰工艺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到了80年代后期，又针对传统街区建筑所处的聚落空间、历史环境、传统文化和风貌等方面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已经将传统古镇街区、古村落以及各类古建筑和构筑物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正是由于这种整体性，在针对徽州传统街区建筑进行生态修复设计时，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出发，对传统街区古建筑及其聚落空间、环境、风貌、文化等方面进行整体保护，力求最大限度体现其原生性、真实性和整体性。为了践行这一设计理念，安徽省黄山市于2008年设置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为“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年，文化部又授予安徽省黄山市为部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针对这些区域进行整体规划时，将其自然环境、历史遗迹及以活态存在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纳入修复范围当中。2010年间，地方政府以严格遵守国家《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为目的，组织开展了《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的修编工作，构建起“保护→开发→利用→发展→保护”这一良性循环模式，最终将徽州区呈坎镇打造成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二)原地保护。近几年来，“原地保护，修旧如旧”已经成为我国文物古迹修复及保护工作中的首要原则。在针对原地保护的徽州传统街区建筑进行生态修复设计时，要尽量减少对文物古迹的人为干预，最大限度的保留其实物原状和历史初始信息。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古迹进行必要的保护、修缮，结构恢复及整体加固，针对损坏的构件、缺失的部分进行修补与添配。但是，在进行生态修复的过程中，主要包括日常保养、防护加固、现状修整、重点修复这四个方面。在进行生态修复设计时，还可以结合现行需要对其内部结构及建筑原料地行适当改造，使传统古建筑具备旅游开发、餐饮娱乐、住宿等新的功能。以徽州地区的唐模村为例，不仅完成了《唐模村综合整治与复兴规划》的编制工作，还全面推进了村庄环境改造、道路铺设、水系整治等工作，将村庄内的徽派建筑打造成旅游接待场所。目前，唐模村已经成为徽州地区艺术创作型古村落及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针对古村落中的继善堂、尚义堂、许氏宗祠、许承尧故居等古建筑进行生态修复时，首先针对其承重部分实行监测，了解其原结构是否存在变形情况，再根据监测结果提出修复方案。对于那些构件或结构已经受损的古建筑而言，需要在保持其原建筑结构、整体构造及装饰特征的基础之上，再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在修复设计中，主要涉及以下内容:首先，对受力结构进行加固，针对坍塌、缺失及错乱的构件进行归整，将残损部分修补完整，将那些无价值添加物清除干净;其次，在针对受损情况较为严重的古建筑进行修复时，需优先保证其结构的整体稳定性，再借助结构构件对其进行必要的加固;最后，将那些构件损坏、缺失部分作为重点修复对象，制订相应的修复方案，确保修复效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实用性与美观性。(三)异地修复。有些传统街区建筑虽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重大影响，但又因为某种原因无法在原址对其进行修复，此时就适合采用异地修复。在制订修复设计方案的过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保留原古建筑的外形及构造，并且寻找一个与原建筑环境相类似，或者一个更加适宜的新地块，最后对其进行专门性、集中性的迁移与修复。例如黄山市五福养生会所就是通过异地修复和适度改造，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徽州休宁县内，也存在大量古建筑和原始民居，或因其自身原因或因周边环境的变化，导致这些古建筑难以在原址上得到修复保护。后经地方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调研讨论，决定按照古建筑保护要求，聘请专业古建施工队伍对其进行异地修复。在制订该修复设计方案时，首先针对古建筑构件进行编号与拆分;还同步进行新址确定;之后在新址地块上再进行构件的重新组装、结构加固以及构建维修，最终达到整体修复的目的。从最终的修复结果上看，除了原位置发生改变以外，古建筑的外部形状、原态原貌和空间组合方式等方面都不曾改变。但是，由于古建筑历经上百年的风霜雨雪，在对其进行异地修复的过程中势必会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不但要保证迁移后的古建筑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还要保证建筑结构在防腐、防霉、防虫、防火、采光、保温等方面同样具有相当好的性能。为了达成上述目标，设计人员在规划五福会养生会所异地修复方案时，打算采用半透明的有机玻璃将传统天井覆盖上，再通过电动装置的应用，使天井具备自动启闭的功能。这样既保证了建筑物内部的通风性，又使室内保温需要得以满足;此外，对于天井处的雨水，采用专用雨水管将其导入暗沟;还要采取现代化防水、保温材料提高房顶及墙体的防水性能，还要增设防水卫生间。通过这些改造，即可充分满足现代高档会所的基本要求。由此看出，针对徽州传统街区建筑进行异地修复，虽然使建筑物离开了孕育其生长的原始环境，但并不是脱离开原有的人文环境进行孤立地重建，而是充分保留其人文内涵与历史价值，使其呈现出更高的实用价值。(四)恢复重建。恢复重建是通过先进科学的技术还原手段将那些遭受到严重破坏甚至已经消失的传统街区建筑获得重生。在针对此类传统街区建筑进行生态修复设计时，需要严格按照《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及国际原则《威尼斯宪章》的相关要求，同时参照确凿的历史依据，对修复设计方案进行反复多次的论证，并按照法律程序依法报批，获得上级管理部门的批准之后，方可实施恢复性重建。在徽州，很多具有特殊意义的传统街区古建筑其主体结构都遭受到严重破坏或者已经不复存在，但其附属建筑、原址所在环境和用地保存却依然保持较好的完整性。只要采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对其进行恢复重建，即可再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较强的重建价值。例如始建于公元888年间的徽州府衙，以“规模宏敞、气势雄正、聿成伟观”的建筑特点所著称，甚至在建筑界和史学界当中素有“徽州故宫”的美誉，具有很高历史价值、文化和历史研究价值。因此，当地政府决定对徽州府衙进行恢复重建。但是，要求设计人员要确保重建后的建筑群与歙县古城内东谯楼和历史街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呈现出再现明代徽州古城旧貌的效果。设计人员在考虑设计思路时，以《徽州府志》所记载的《府治公廨图》和《歙县志》等资料以及建设部门的古建筑修缮原则为依据，在充分保留原有古建筑遗存及风格的基础上，制订出“徽州府衙建筑群修复工程”总体规划。但是，由于该建筑群结构复杂，而且建筑构件种类繁多。因此，设计人员充分借助计算机系统、信息化施工管理软件及一系列现代化技术手段，攻克了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各种弊端与不足。例如，采用先进技术对木材进行烘干、防虫、防腐、防渗漏和防火处理;借助精密性较强的机械设备进行木雕刻和其他辅助施工，最终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施工效率和修复质量。(五)虚拟修复。所谓虚拟修复，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对传统街区古建筑进行实时监测以及数据记录，为修复设计及方案的制订提供重要依据。该种修复设计方法不受时间以及空间上的限制，设计人员可以在虚拟的仿真建筑环境中，随时随地开展传统街区古建筑生态修复设计。这样既避免了现场勘察工作对古建筑实体造成人为损伤，为古建筑的生态修复和恢复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和技术支持。在该领域内，安徽建筑大学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已经率先研发出“徽州古建筑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该数据库就是以徽州古建筑的基本信息源作为基础数据而建立起来的。在该数据库当中，既有通过实地测绘得出的徽州古建筑平、立、剖面图以及构件大样图，又包含古建筑实体三维模型等空间数据信息和属性信息。通过查询属性信息，设计人员可以了解到古建筑的分布和聚落形态;通过查询建筑属性信息，可以实现三维建筑模型检索、GPS坐标查询、建筑构成的立面和剖面查询、建筑构件大样查询和图形显示等功能。该数据库采用数字记录的方式为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提供了相当庞大的数据支持，修复设计人员甚至可以依据数据库当中储存的数据信息对即将坍塌毁坏的或已经不存在的历史遗迹按照其原貌进行修复再现。此外，修复设计人员还可以运用GIS、RS、VR等多种现代化技术，对海量的数据、图形及图像信息进行后期处理，对典型的徽州传统街区建筑进行虚拟重现。并在此基础上，对古建筑复原结构、构造等方面进行技术评估，为古建筑修复设计提供全面可靠的数据支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街区建筑数字化虚拟修复与保持利用。同时，赋予传统街区建筑古今结合的新鲜元素，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结语

徽州传统街区建筑承载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和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人文素养。因此，在重塑历史街区建设的过程中，要从生态修复的理念出发，既要保留古街建筑的风格，又要继承发扬地域文化特色，充分展现出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无疑对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设计水平和技术手法提出较高的要求。对此，设计人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设计水平，力争提出最佳的设计方案，在实现历史文化修复与传承的现时，促进现代城市与历史古迹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会勇．隐喻视角下徽州古民居建筑文化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2):79－81．

［2］方筠，方利山．论徽州祠堂“真应庙”的修复价值［J］．黄山学院学报，2017，19(5):69－70．

［3］孙福良，舒伟．三维扫描技术在“徽州三雕”数字化保护中应用的研究———以徽州建筑木雕构件数字化模型采集为例［J］．景德镇学院学报，2016，31(3):72－75．

［4］王微，叶亚军．徽州建筑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开发———以安徽歙县许村为例［J］．新乡学院学报，2016，33(10):54－56．

［5］蔡昱欢．论徽州建筑的保护与发展———基于威尼斯的启示［J］．黄山学院学报，2019，21(2):66－69．

［6］姚征峰．皖南徽州古民居建筑设计生态美学探究［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9，27(1):74－78．

生态修复范文篇8

关键词：城市；水系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作为城市水系治理的主要途径，其中主要涉及到湿地建造、植被恢复、河岸生态治理等内容，同时生态修复与湿地规划存在很大的关联，并具有建设目标、方式以及实际措施等方面交集之处。在进行湿地规划过程中，要考虑到城市水系生态修复情况和要求，并将生态学理论知识作为规划指导，结合现有城市水系资源进行湿地规划设计，以构建城市湿地网，进而实现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中湿地规划设计的最终目的。对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中的湿地规划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城市湿地规划设计原则

1.1生态原则

生态原则作为城市湿地规划设计基础总原则，满足人类与自然生态共同发展要求，为城市水系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生态原则要求规划设计人员在开展湿地规划设计的过程中，保留湿地本身的生态原真性。

1.2保护原则

城市湿地作为自然生态景观之一，是自然与历史沉淀下的宝贵财富，并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对此，在进行湿地规划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要遵循保护原则，保留湿地系统中各个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维护湿地系统整体稳定性与协调性，使得湿地系统自然性不受破坏，进而发挥出城市湿地的实际使用功能和开发价值。

1.3可持续原则

可持续观可以保证城市湿地的长久利益，有效协调人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协调性，拓展协调时间，进而满足城市发展基本需求，实现城市湿地系统的完善性。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可持续原则要求设计人员根据湿地自然条件，通过对现有土壤、植物、水系等自然资源的利用，发挥出城市湿地自然美与生态效益，促进湿地系统自然演替与进化，进而使得城市湿地可以适应城市发展整体环境。

2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中湿地规划设计方式

2.1完善湿地体系，强化湿地功能

在进行湿地规划设计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设计准确性和可行性，设计人员要根据城市现有湿地体系发展情况，结合城市水系生态修复实际需求，制定科学有效的规划设计目标，不断完善湿地规划体系，提高城市湿地各个使用功能，进而实现城市湿地规划设计水平的提升。主要措施为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构建生态健康系统。第二，强化湿地景观。第三，建设湿地文化。

2.2合理规划内容，实现区域协调

在进行城市湿地规划设计的过程中，为了维护湿地系统内部结构资源的完整性，协调湿地系统和周边区域环境的协调发展，设计人员要做好区域协调工作，并将圈层式规划方式应用到城市湿地规划设计中，将湿地系统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湿地保护区。主要包括湿地原始物种类型、生存环境以及生物链，建立湿地特征区域，促进城市水系生态系统的修复与发展，最大程度的保证湿地系统的完整性。第二，保护区。在实际规划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要根据湿地保护区的实际面积，在保护区周围保留一定宽度的预留区域，并从湿地乡土生物生活环境自然原始性、保护多层级演替阶段生态系统、尊重生态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干扰等三方面入手，其中还涉及到火灾过程、旱雨季交替、洪水季节性泛滥等，强化湿地保护区域和周边环境之间的连续性，进而达到湿地保护区的双重保护。第三，周边景观控制区。周变景观控制区主要在保护区的外部，可以对整个湿地景观进行控制与规划，提高湿地周边景观和湿地自身系统的协调性与统一性。

2.3做好空间布局，强化湿地价值

空间布局作为湿地规划设计中的重要内容，对湿地系统整体景观欣赏性与自然生态性的提升具有关键作用。由于湿地系统中物质与能量存在多重联系，结合各个空间要素实现湿地空间布局，构建湿地系统立体多维空间与游览网络空间，形成城市湿地绿色空间体系。[3]其空间布局内容为以下几点：第一，平面公共空间。平面公共空间根据湿地功能与景观特色，对湿地系统各个功能划分到平面范围、平面形状以及平面位置中，以水体为脉，构建多元化空间体系，同时也为湿地系统内各个物种创造有利的生存环境，提高湿地规划设计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进而促进城市水系生态修复的发展。第二，立体多维空间。立体多维空间主要针对湿地剖断面采取竖向设计的方式，使得湿地整体呈现立体空间层次，赋予湿地系统形态多变的特点，进而保护湿地系统内部资源的多样性。由于湿地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在进行湿地规划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要结合实际水深设置沿岸区、润泽区、沼泽区、深水区，结合水深和植被生存需求搭配植被，进而构建湿地系统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提高湿地水流连续性，保证水域到陆地间的过渡带，使不同水位的湿地都能接触到自然生态的边岸。

3结语

本文通过对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中的湿地规划设计研究，从生态原则、保护原则、可持续原则等方面明确城市湿地规划设计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定规划目标，明确设计方向、合理规划内容，实现区域协调、做好空间布局，强化湿地价值等有效措施，不断优化和完善城市湿地系统，提高湿地规划设计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进而促进城市水系生态修复的发展。

作者:徐冰心 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参考文献

生态修复范文篇9

关键词: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

近年来“生态环境”这个词的出现日益频繁，可见社会对它的关注，此外我国法律也正为它的一席之位进行衡量。2015年中办、国办联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6月第12界全国人大常委会21次会议初次审议后公开征求意见的民法总则(草案)第160条第5项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一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与以往的“恢复原状”并列，然而在24次会议中又删除了此项，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的两个司法解释有意将修复生态环境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然而生态环境的公益性又使其与侵权责任有根本的区别。所以对生态修复责任制度的定义、定位不清以及实践中无相关的规定性措施导致实践中施行的困难，出现一些无人承担以及不了了之的案件。

一、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相关概念的界定

修复生态环境的前提是有损害即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而修复生态环境又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知识，由此可见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要专业。然而我们现有技术并不能对环境有足够的了解，且不同的技术标准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认知和预判。所以在实践中例如“泰州污染案”、“威海渔业污染案”等一些案件，当事人就会出现很多认知上的争议。其次修复生态环境的立法性也应引起我们的探讨，侵权责任本身是私权性责任承担，而生态环境损害并不能与个人私益混为一谈，修复生态环境也无法与恢复原状进行同样的类比。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不仅是对我国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同样对司法实践和环境的保护尤为重要。(一)环境的“损害”。修复生态环境是一种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因此首先需要对“损害”进行界定。2015年《试点方案》指出:生态环境损害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在此它所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是“要素的不利改变”与“系统功能退化”，不是传统法律的“财产与人身损害”，并且明确了其适用情形，同时将人身伤害与财产损失排除在外。1．损害的认定生态环境损害不同于民法上的“具体损害”，是一种需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以判断的“总体利益损害”，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环境的特殊性。首先，对于环境的定义，环保法中对环境的定义表述为影响人类生存的各种天然的以及人工的自然因素。这个定义明确体现了环境法的系统和整体性思维，即环境法并不是调整某一单独的要素，它的调整是各个要素统一、协调运行的过程，所以从“质”的方面判断损害时区别于一般的损害。从“量”上判断损害时，大多基于标准和基线等来衡量损害的程度。从“质”和“量”判断损害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可行性，但现有的技术并不能有效“量”化损害，并且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整体受损是否仅仅以标准和基线进行衡量，现有法律也无明确的形式供我们在实践中借鉴。2．损害的构成生态环境的损害，大多不是直接作用于人，但最后又会对人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多数学者认为环境法律关系呈现的是“人———自然———人”的互动关系。例如工厂企业生产过程中向水体、大气、土壤排放的污染物，又或者滥砍滥伐，对珍惜动物的猎杀等等，这些行为中既有对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也有如噪音等导致的对人的精神损害，也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损害譬如我们常说的对大气、水、土壤的污染以及野生动物的灭绝等等。由此可知，生态环境的损害结果包括人和环境。对于人的损害我们可以用民法的逻辑思路，明确将受害人定位为救济主体。然而环境的损害应如何定位，这也是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归入侵权责任的逻辑矛盾点，没有民法中的“人”这样的利益主体，而且生态环境具有的公共性也无法将其纳入“受害人”的标准。我国的民法大都表现为一个侵权行为导致了一个后果，很明显生态环境的侵害有着极强的连锁效应，它的后果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二)环境损害的“修复”。“修复”固有的定义就注定其与恢复原状不同。首先，修复须有修复的可能。永久性的损害不在修复的范围内，并非其不具有可修复性而是其难以恢复，即修复的代价超出了承受能力，例如核污染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危险的化学物品污染等等。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关闭场地、迁移居民将污染物隔离以此阻止其经植物或者空气进入人体等等这些方式来对它会造成的后果进行控制。其次，对于可修复的生态环境一般有两种修复方式，直接修复和替代性修复。直接修复是环境损害发生后，对于责任人应当修复环境达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以及功能，而对于已无法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以及无法原地修复的则承担修复费用或者异地补足达到生态系统结构平衡等。生态修复具有一定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其实是需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法官专业知识的局限性往往会导致案件判决的模糊不明确以及执行困难。

二、修复生态环境的不同角度分析

从民法角度，是否将修复生态环境归入民法作为独立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其适当性也应衡量。首先，民法解决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而修复生态环境的其中一方是生态，双方是否具有平等性，法律和哲学学科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其次，民法将“恢复原状”作为一种侵权结果的承担方式，而“修复”是它的一种解释。将此种解释独立作为一个承担方式是否会对民法的逻辑结构产生一定的冲突?修复生态环境必须要运用环境法的整体性思维，且在生态损害的认定中也有风险预防等环境法的方式，所以是否可以将生态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中一种损害，将修复生态环境责任作为环境法中一种损害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需要从多个角度去衡量。最后，将修复生态环境纳入民法的主张并不完全没有道理，然而民法的私法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修复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性。由此可见，对于修复生态环境的民法定位具有一定的冲突性和不适用性。从环境法角度，修复生态环境责任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持。首先，环境法中的整体性概念有利于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实施，例如生态环境中各种循环系统以及自净系统。其次相比于民法中“物”的概念，修复生态环境责任的主体更倾向于环境法中的主体。最后，修复生态环境无法单一的完成，它需要一些部门的共同协作，而环境法的自身属性，可以为修复生态环境的实施提供一定帮助。但也必须考虑到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阻碍。第一，环境法本身没有民法的普遍性和刑法的强制性，所以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会比较困难。第二，部门之间协作不畅，环境的复杂性尤其修复生态环境需要极强的专业性，需要专业部门以及行政部门的共同协作。第三，无人买单，修复生态环境需要极高的费用，有些企业根本无力承担，生态欠账问题越来越多。因此，修复生态环境的环境法定位虽具有理论的合理性，实际操作中却存有较多障碍。

三、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制度的思考

(一)立法上的建立。纵观各个国家的解决方式，20世纪70年代，美国制定了《资源保护及恢复法》、《露天采矿管理与土地复原法》等有关生态环境恢复法律，1980年颁布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又称，《超级基金法》)，在这些法律中它对环境修复责任、计划和程序，以及修复所需要的基金保障等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德国也制定了系统的生态环境恢复立法，如《联邦自然资源法》、《土壤保护法》、《矿山还原法》等法律。关于污染环境后的民事责任承担在我国存在于侵权责任法中在第八章，环境污染责任对环境污染的责任承担有四条规定，这四条规定仅仅是说明了污染环境后举证责任的承担以及追偿，并没有涉及生态修复，生态修复责任是生态损害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但他并不等于恢复原状。在我国并没有生态修复的专门的法律，在现有的经济水平以及文化水平来讲我国单独对生态环境修复立法具有一定的困难和阻碍，但若在第八章中设立生态修复的规定作为特殊的规定，将生态修复责任作为特殊的规定，并且在第八章中对生态损害进行明确的定义，即从质和量上明确生态损害，并明确生态损害的责任承担方式中的生态修复也许是较为好的尝试。(二)司法实践中的多方参与。生态修复是个多方参与的过程，司法部门、行政部门、公众以及利益相关方应进行良好沟通，在环境修复案件中引进多方参与协商的程序方式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无锡蠡管委案”是个较为成功的模式。在这个案件中，法院对于被告提供的对于宕口的原地复绿以及固土计划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设计并且公示在网上以便于公众的参与，且在广泛的了解民意之后，法院进行了判决。另外在“常州污染案中”对于法院将常环公司出具的修复方案进行公示以及发放问卷征集公众意见，听取民意联系案件确定修复方案的方式有着很好地指导意义。这些案例中的多方参与方式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若将他们进行规范化和程序化，能够为很多实践案例有着积极的作用。(三)设立专项基金。生态损害修复中的修复费用。应建立专款专用基金，对于无人买单的案件应由政府拨款或者专款专用基金进行修复。如根据美国的《超级基金法》及1986年的《超级基金法修正案与再授权法案》的相关规定，被污染土地的修复费用由污染者支付，在责任主体不能确定或者无力承担相关费用时，由联邦环保总署用超级基金先行支付修复费用，然后通过诉讼找到责任主体进行追偿。在超级基金中一部分来自于对生产进口有害物质石油、化工行业征收的专门税，另一方面来自于财政拨款。我国的专款专用基金也可借鉴此种做法，并结合我国税收政策运用。首先，我国的税收的收入会用于我国的多方建设，而环境问题也是其投入之一，所以在环境投入中运用一部分资金建立专用基金，而这个基金并不是无底洞，它的功效只是在于暂时的垫付，针对的也是一些无人买单的案例，通过诉讼方式仍可追究责任主体的责任，进行追偿。

［参考文献］

［1］肖建国．利益交错中的环境公益诉讼原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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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范文篇10

关键词：林业生态修复；环境保护；产业结构升级；自然恢复

在以往的林业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由于开发强度过大、浪费情况严重，对森林生态造成了破坏，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加快修复受损的林业生态，是基层林业部门的一项核心任务。除了要剖析受损原因外，还要从专业角度制定配套的修复方案，有针对性地选择科学的修复方法。不仅要恢复表面植被，而且要关注生态系统稳定、实现资源永续利用。因此，对于林业生态修复工作，要坚持速度与质量并重，才能满足环保工作要求，加快实现绿色发展。

1林业生态修复的综合效益

1.1生态效益

将受损的林业生态重新修复，能够带来诸多的生态效益，这与环境保护工作要求一致。例如，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固土保肥的功能。林业生态修复可以使原本裸露的地表、山坡，重新被植被覆盖。在夏季多雨时节，防止出现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对环境保护有积极意义。另外，森林还具有固碳释氧、净化空气，以及调节空气湿度的功能，林业生态修复对阻挡沙尘，减少雾霾天气，减少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含量，以及改善城市“热岛效应”等也能够发挥比较明显的作用。

1.2经济效益

林业生态修复工程的开展，所带来的效益不仅仅停留在生态效益方面，林业的发展以及林副产品的生产，和林业带来的林业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都是林业生态修复工程的经济效益。现阶段，依托林业产业结构升级，林木利用方式逐渐从原来直接砍伐、销售，向更高级别的开发利用转变。

1.3社会效益

在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推动新型林业产业的建设，新型林业产业需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帮助林业生态资源再生，实现林业生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将会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另外，随着林业生态保护体系逐渐完善，今后林业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破坏行为将会逐渐减少，届时不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用于修复和维护，从而彰显社会效益。

2林业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2.1林业生态恢复是环境保护的具体手段

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以后，会相继地出现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例如，林区内树木被大量砍伐后，地表土层裸露出来，在受到雨水冲刷后就容易引发水土流失，如果发生在较陡的山坡，还有可能引发泥石流灾害。另外，森林生态系统还可以发挥净化空气、固碳释氧、调节温度与湿度等一系列生态价值，如果遭到严重破坏，这些功能也会随之消失。对于已经遭到破坏的林区，由基层林业技术人员开展实地调研后，明确原因、制定计划，然后组织开展相应的生态恢复措施。在林种空地重新栽种树木，增加树种的丰富度，保证树苗的成活率。一段时间后，林业生态系统得以恢复正常，森林的多重效益又能够稳定发挥，这也是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最终目的。因此，林业生态恢复可以看作是环境保护的一种手段。

2.2环境保护减轻了林业生态修复的压力

森林遭到滥砍滥伐、林业生态受到破坏后，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投入较多的资金和人力，才能恢复到原貌。而对于负责修复林业生态的基层林业单位来说，由于资金、技术、人力等的限制，很难在短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修复任务，期间很有可能发生水土流失、森林病虫害等情况，对林业资源利用和森林经营效益造成负面影响。通过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切实履行环境管理责任，加大对破坏环境行为的整治力度，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林业生态的破坏问题，或者是最大程度上降低负面影响，从而减轻了林业生态修复的压力与难度。对于人手不足、条件有限的基层林业单位，以环境保护作为切入点，预防森林生态破坏问题发生，是做好该项工作的必要前提。

2.3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都是林业事业发展的基础

在林业事业改革过程中，如何让林业生态保持稳定、使森林资源得到永续利用，是林业人员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虽然在开展工作的角度、采取的具体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最终都会服务于林业事业发展。从生态恢复角度，让原本遭受破坏、利用价值降低的森林资源，通过修复后重新恢复利用价值，将林木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或者是发挥生态效益，对林业事业发展有支持作用；从环境保护角度，坚持环保优先的原则，可以帮助基层林业单位运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对森林资源进行开发、利用，避免了粗放式发展，也是支持林业事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3当前林业生态恢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1片面追求量的增加而忽视质的提升

在开展林业生态恢复工作时，应当将林业产业的持续发展、林木资源的永续利用作为根本目标。现阶段来看，一些基层林业部门对林业生态恢复的重要价值和根本目的缺乏客观认识，将生态修复当成了上级安排的一项普通工作。简单地认为只要在遭受生态破坏的林区重新栽种树木，就算是完成了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林业生态恢复中片面追求“量”的增加，将栽种了多少棵树、林区植被覆盖率等量化指标作为硬性标准。而忽视了“质”的提升，经过修复后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否稳定，林木资源的多重价值是否得到发挥等等，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重“量”轻“质”的林业生态修复，虽然在短期内来看成效显著，但是与林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也是今后开展修复工作时应极力避免的一种情况。

3.2森林树种结构单一，资源开发力度不高

林业生态恢复的目标之一，就是保证森林生态能够稳定且持续的运行，一来减轻了后期进行森林管护的压力，二来也有助于森林资源价值的更好发挥。对比来看，近年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下，基层林业生态修复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原先一些因为森林火灾、病虫害或者是人为砍伐等导致的林木破坏情况正在得到有效治理，裸露的地表也得以被植被重新覆盖。但恢复后的森林以单一树种为主，并且速生树种居多。虽然短期内可以快速成林，能够创造较高的经济价值，但是由于树种比较单一，极易受到害虫、病菌的侵袭，进而带来严重的病虫害损失。除此之外，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低，砍伐出售林木仍然是主要的营收手段，由于附加值低，森林经营效益不理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林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3.3缺乏科学的林业生态恢复指导体系

对于已经遭受污染、破坏的森林环境，要想使其恢复到最初的状态，需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林业技术人员从专业角度，制定并实施科学的林业生态恢复方案。现阶段来看，基层林业部门虽然按照上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林业生态修复的任务，但是人工修复痕迹过于明显，不利于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和林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对于林区内遭到破坏的植被，采用人工栽种树木的方式进行补充。但是应该选择哪些树种，能否保证森林生态稳定，以及生态恢复效果如何，恢复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缺乏科学的预案，不能做到提前应对。在这种情况下，林业生态修复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但是取得的效果比较一般，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林业产业的发展。

3.4未能协调好林业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关系

森林资源价值的体现和林业产业经济效益的发挥，必须建立在林区生态环境得到妥善保护的基础上。尤其是对于已经遭到生态破坏的林区，环境保护任务重、生态恢复工作难度大，如果在修复过程中没有协调好经济价值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还是将经济利润摆在优先位置，将会导致生态恢复的进程缓慢、质量不高。调查发现，部分基层林业部门虽然制定了生态修复计划，但是没有落地执行，当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产生矛盾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内的经济利润。这种情况下，林业生态不仅没有得到修复，反而遭到了二次破坏，以至于林区内出现大面积地表裸露、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环境保护工作的压力也进一步增加。

4提高林业生态修复质量的可行性措施

4.1林业生态修复要坚持质与量并重

在修复受损林业生态时，比较常见的措施是分析受损原因、统计受损范围，然后制定恢复计划，并重新栽种新的树木，重新恢复林区植被。为了保证栽种的树木有较高的成活率，在追求栽种数量的同时，也要兼顾质量。一方面，应当从提高林业生态稳定性出发，尽量挑选多种类型的树木，其目的是增加物种多样性，进而提高了林业生态系统对病害、虫害的抵抗能力。另一方面，还要尽量选择安徽省本地树种。这些乡土树种环境适应性更强，成活率更高。在林业生态修复项目整合完毕后，以生态环境只能改善、不能恶化为标准，细化各职能部门在林业生态环境修复方面的任务分工。重点做好林业生态恢复后的维护工作，例如后期栽种后的树木没有成活的，应及时安排补种。只有做到质与量并重，才能让林业生态恢复质量得到提升。

4.2依托产业结构升级挖掘资源开发利用价值

加速林业产业结构转型，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其经济效益，而获得了可观的经济价值，才能让基层林业单位有更多可支配的资金，重新投入到林业生态恢复、林业资源开发等工作中，最终实现了林业产业的良性循环发展。借鉴国内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考虑本地林业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探索出具有特色的林业产业发展模式。例如，依托区域电子政务云计算中心，整合区域林业信息化工作内容，探索林业生态修复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标准、相关规范，持续推进林业生态修复监测的网络化、信息化，形成智能化林业生态修复管理平台。林业技术人员借助该平台，随时掌握林区内生态环境的现状，进而为制定生态恢复计划、开发森林资源、防控森林火灾与病虫害等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

4.3构建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的指导体系

实践证明，以往林业资源管理中先开发、后恢复的粗放式模式，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后期将会投入所得收益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资金，才能将林业生态恢复至原貌。因此，以环境保护为前提的林业生态修复，要在做好保护与恢复的前提下，有计划性、科学性地对林业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同时，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林业生态恢复的科技含量。例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健全全国土地数据库，对自然修复与工程措施修复林业生态系统的区位差异进行动态监测，为林业生态修复方案决策有效制定、林业生态修复标准合理设置提供依据。在生态恢复模式上，也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对于遭受生态破坏的林区，采取封山育林措施，为林区植物生长创造良好环境，使植被逐渐恢复。如果受损较为严重，自然恢复难度较大，再采取人工移栽树木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

4.4统筹兼顾好林业生态修复的多重效益

林业生态恢复及时对以往历史欠账进行弥补，同时也能够创造新的价值和多重效益。其中，经济利益、生态价值、社会效益之间，既相互关联、密切影响，同时又存在冲突。如何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最终让这些效益实现兼顾，是林业工作人员在组织开展生态恢复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必须要明确的是，将生态效益摆在首位，这是实现其他一切价值的必要前提。这就要求在林业生态恢复中，绝对不能急功近利，而是要因地制宜、统筹谋划、有序推进。以此为前提，不断调整当地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尽可能减轻经济增长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唯有如此，才能让林业产业的价值得到永续利用，继而支持地方林业工作更好开展，以及推动林业事业改革发展。

5结束语

近年来，合肥市以“两山论”理念为引领，以加强环境保护为抓手，多措并举推进林业生态恢复，在提高森林资源储量的基础上，为林业产业的转型发展提供支持。下一步，应将林业生态修复列入年度重点民生工程，依据点、线、面结合的原则，建立公益林业生态修复点，建设、保护、利用边界防护林，构筑保护群众人民生命安全的绿色屏障。同时，积极推动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在保护优先的基础上实现森林资源的精细化利用，在基层林业工作开展、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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