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10篇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1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生态思想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多拘泥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某个代表人物的生态思想评价，没有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论题展开研究，也就无法深入把握其理论实质，未能对其进行辩证地、客观地理解和评价。基于此，本文的目的既非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生态思想展开个案研究，亦非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是将理论整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作为研究的对象，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其予以尽可能公正的、妥当的评析，开显其对于解决当今生态问题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阐释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切入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进而寻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生态社会主义模式。（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二者是和谐统一的。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了自然是先于人类社会的客观性存在。奥康纳就将自然理解为一种前提性的存在。“人类是依赖于‘对生命构成影响的外在条件’，即环境或‘自然’的。”［1］他认为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先决条件，人的生存和发展均深深依附于自然。其次，他们又指出，自然根本不具有独立于人的存在价值，唯有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自然才是真实的，才具有意义。可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只有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所中介，自然才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从而具有社会本质，获得其应有的现实性，这无疑发掘了马克思“人化自然”的观点。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入阐发了自然与人类社会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而关联自然和社会的这一中介就是福斯特所说的“实践劳动”。他们认为通过“实践劳动”这一中介，自然进入社会领域，被改变了的自然制约并改变着社会的发展；反过来，随着实践活动的变化，进步着的人类社会也不断作用、影响着整个自然的发展进程。由此，建立了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生态关系，构成了人与自然和50----谐统一的历史过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论述，探索并挖掘出马克思自然观中丰富的生态理论内涵，确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时代性，为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二）人与自然异化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纵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吸收了马克思以社会现实制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这一重大思想，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异化，使其呈现出生态恶化的趋势。该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二重性说法，奥康纳强调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是造成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逐利本性必然加大对自然资源的攫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张与其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势必造成人与自然冲突的加剧，进而引起生态失衡和环境恶化。“既是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为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奠定了理论基础。”［2］与此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践活动的异化直接造成人与自然相异化的这一经典论述之上，深入地发掘出异化消费，即人们为了逃避或者补偿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的一种消费生活方式，是催生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致使生态危机爆发的直接根源。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强加于人的“虚假需要”诱导人们走向了“异化消费”，使人错将自身生活的全部追求等同于物质消费，由此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深化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和消费理论。（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论的经典阐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实质性根源，人类要想完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正如佩珀所强调的，原本理性的人之所以在大自然面前显露出无尽的贪婪与疯狂，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使然。由此可以看出，只要人类得以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变革，扬弃这种导致过度生产和消费的生产方式，人们就能够恢复自身的理性，彻底摒弃征服、控制自然的错误观念，进而从人的合理需求和正当利益出发，寻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勾画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愿景。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生态社会主义实施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实行“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强调将市场调节与国家管理相结合，推动社会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促进经济建立在与自然协调发展前提下的适度和理性增长。与此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思路，洞察到人们为了逃避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转而到被资本主义广告所支配的异化消费中去寻求自由和幸福，而这种异化消费终将强化资本主义社会对商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因而，他们倡导破除异化消费，通过确立“真实需要”基础上的理性消费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拓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内涵。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合理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总体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坚持对生态问题分析的社会历史性方法，一定程度上敞开了在马克思文本中被长期遮蔽和忽视的生态思想，具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一）继承了马克思以“人类尺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前瞻性地提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体51----这一思想，因而一再强调人们应关注人化自然、重视现存世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将人类的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尺度。马克思以“人类尺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承继，并成为其革命性的武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倡导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坚持从“人类尺度”出发，不应轻易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这一重要立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生态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根本上异于资本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二者存在质的区别。生态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在尊重且合理利用客观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借助集体控股的方式，去主动、自觉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旨在维护整个集体的利益。而资本主义所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不惜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对自然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与攫取，而最终维护的是资本家的个人利益。因此，只有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高度统一起来，克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下的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从而确证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的合理性。我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3］，其价值旨趣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本质统一，这与马克思始终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作为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价值尺度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二）坚持了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视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分析具有前瞻性，他没有局限于从技术角度寻找生态危机的成因和解决方法，而是从社会现实制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产生、恶化和最终解决的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承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一贯的批判风格，“把自己的生态危机理论纳入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中”［4］49，对资本主义社会反生态性的制度根源予以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首先他们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入手，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和反生态性。接着对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进而指出这种政治制度的非正义性就在于其以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而不以人们生活的切实需要为出发点。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认为这归要结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对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的分析还是解决方案，始终把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考察。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层面上的批判，把政治、经济和文化批判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显示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绿色思潮中的独特性，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路径，为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局限性

囿于缺乏实践唯物主义的整体角度，未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中来解读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这就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带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一）过分夸大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的作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归结为生态危机，在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展开批判的过程中，更注重对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分析和考察。这样一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把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剖析转换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其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全球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与自然的矛盾才是社会亟需解决的主要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替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适用性”［5］，这一论断无疑暴露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抬高了生态危机的作用和地位，过分夸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52----事实上，马克思所论述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一直存在，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加突出、更加尖锐而已。因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只是经济危机的一种表面现象，是其伴生物，它的本质仍然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人与自然的矛盾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决定的。（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设想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设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终究囿于操作方案的不切实际而不可避免地染上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首先，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途径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懂得如何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正确引导社会消费和生产活动，反而主张用小规模技术取代大型的现代工业技术，妄想以削减甚至抑制工业的发展来维护生态平衡。以逃避甚至否定现代化生产方式来求取维持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妄想，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甚至会造成整个社会经济的衰退，有悖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其次，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异化宰制人的基本需要，“因而主张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来自于人的需要，而不是阶级的对立”［4］208。误以为只有当人们自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目标与人自身的现实生活追求不相容、并且严重威胁到他们生活的真实需求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真正成为人类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最后，在生态社会主义的领导主体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马克思所依靠的无产阶级这一革命的主体意识已经严重削弱，因而不再是领导社会变革的主体和力量。认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才是推进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新领导力量和主体，显然，这种企图以“非暴力”途径变革资本主义表现出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上，这种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努力和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其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对于当下我们摆脱生态困境、建设生态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肯定人们身处于其中的大自然之内在价值，善待和保护自然环境，在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去能动地改造自然，不断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二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虚假需要”引起的异化消费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这一思想有利于我们反思传统消费观，树立科学消费理念。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社会多方位的努力，更需要每个人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做起，养成一种立足于自己真实需要的、绿色的、科学的消费观。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危机之道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经济的理性增长，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我国应制定理性的经济增长目标，保持经济的适度发展，确保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建设之间相协调，力争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

［2］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2.

［3］曾文婷，郭剑仁，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92.

［4］万希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2

［关键词］消费异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

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资本主义社会在消费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当前的消费异化也是人们自我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正确认识消费异化问题，对于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有着重要理论意义。

一、消费异化概念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

消费异化作为一个新的哲学范畴，它来源于对消费的异化分析。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将消费和异化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消费异化思想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提出的。所谓消费异化，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集中化的生产模式使得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目的和需求，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意义，他们的生活仅仅剩下空闲的消费时光，而劳动过程则并不属于他们。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福利政策的不断完善并没有改变雇佣关系的本质，无产阶级的劳动依旧是枯燥乏味、缺乏创造性的，因此他们只能将重点转移到消费领域，在消费中获得相对的自由。人们购买商品并不是真正需要这一物品，而是资本主义市场下的机制对人们的刺激，人们疯狂地追求着这些商品，他们把市场强加给自己的需要当成自己真正的需要。

二、消费异化理论的合理性分析

(一)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政治功能。生态马克思主义打破了传统的消费理论局限，不再仅仅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而是重新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从而对消费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将消费异化与资本主义政治首先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消费异化现象出现的最根本原因，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下，资本的积累、生产规模的扩大、消费异化这三个方面是同步进行的，资本的动力和源泉是对利润的最大化追求，利益的保障则是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消费异化作为资本累积的新动力，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的再扩大。资本主义正是在这样三个方面同步发展下，将虚假的需求变成了人们真实的需要，把过度消耗品变成了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资本主义利用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让人们丧失了对于真实需求的理解，转而对虚假需求产生迷信，通过广告等传媒工具，资本主义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直接地灌输给了普通消费者，使得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满足和幸福，消费异化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生产和控制的动力。从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来看，消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首先从人的自我发展来看，人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幸福与满足，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已经无法通过劳动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变成了劳动的一个部分，无法通过劳动来获得他们的自我满足。从社会整体的发展来看，生产和消费是两个相对独立却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当前的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指引下，不断制造虚假需求，腐蚀着消费者的灵魂，麻痹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在被消费异化同化的过程中，丧失了原有的批判意识并增强了对资本主义的认同感，这就等同于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合理存在的时间。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当前的消费行为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延长和保持它的统治地位，消费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因此，消费异化具有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二)消费异化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因。当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消费异化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进行详细的论证分析。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社会的消费异化与经济的无限增长是紧密相连的，而经济的增长又受制于生态系统，所以要满足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社会生产必然要无限扩大，从而也就激化了无限的生产力同有限的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进而引起了生态危机，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绝不会致力于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福祉，更不可能真正关心个人特别是穷人的自我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费从根本上说，是帮助资本家实现利润、追求利润的工具，它不可能帮助人们实现消费的真正意义。”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对于利润的追求从未停止，只要有丰厚的利润预期，资产阶级无论需要多少牺牲多少自然资源都愿意去实施。这就说明了消费异化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从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说，消费异化都是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当前人类对于消费的依赖有增无减，势必就会增加我们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当我们的需求超过了自然的承载量，生态的多样性减少，生态危机必然会发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的消费异化现象逐渐增多，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也是与日俱增，科学技术本身并不会对自然造成过多的破坏，但人类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合理的利用科学技术掠夺自然，完全忽视了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只注重经济利益，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全面爆发。(三)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具有一定的合生态性。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一直都在做着不同的尝试，他们从各种不同角度来论证他们的这一设想。他们在批判消费异化的同时也为解决消费异化提出理论性的建设方案，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费异化已经是一个我们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面对当前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问题的时候，首先关注到消费本身，莱斯设想的建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阿格尔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都是直接从消费本身去思考，希望通过对消费本身的改革来缓解因消费异化而产生的问题。从消费异化的本质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消费的控制，同时借鉴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构建了生态社会主义。虽然不同学者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能共同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危机，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理解资本主义必然将被生态主义取代。

三、消费异化理论的局限性

(一)消费异化理论夸大了消费的社会政治作用。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承认消费行为是在社会政治中有巨大的作用，并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弊端根源就在于消费异化，只需要在消费领域进行一次变革就可以解决消费异化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过分的夸大了消费的政治作用。从这一方面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同时，他们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失去了价值，转而被消费异化的批判理论所取代，甚至他们断言经济危机已经完全转向了生态危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错误的论断是因为:他们认为的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无法撼动资本主义的地位，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当前社会正是通过将经济危机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利用消费使得人们需求的矛盾得以缓和，阶级之间的差异缩小，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从而延缓了经济危机。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当前的政治社会的主要危机是由消费异化引起的生态危机，解决好当前的消费异化就能解决社会政治中的矛盾问题。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有之间的矛盾，消费异化现象只是这一矛盾在消费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可能完全取代掉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过度提高了消费的社会作用，把消费问题看成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劳动领域的矛盾已经完全被转移，只要解决了消费异化问题，政治社会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秩序，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继续维持。但事实上消费问题并没有上升到影响整个政治社会的层面，它只是人们在消费层面的一种异化，并不能代替整个资本主义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可能被真正消解。(二)消费异化理论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消费异化引起的人们对消费的过度追求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紧缺，为了满足人们日益严重的消费欲望，扩大再生产成为了不可避免的手段，对资源的消耗也就超过了自然本身的承载力，必然会引起生态危机。然而真正引起生态危机的并不是消费异化本身，而是在其背后起最重要作用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矛盾一直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导致了经济危机的产生，而人们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就会将矛盾转到消费领域，生态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消费领域中异化导致的危机，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破坏。生态危机的根源不仅只是消费异化，同时还是人口增长和技术影响的作用。人口的迅速增长通常是环境破坏的首要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多导致了环境的破坏也是尤为明显，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对资源的需求也变得更多，同样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也是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发生的情况。科学技术的影响，为当前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技术革命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靠科技的进步，而生态环境在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过程中伤痕累累，科技带给人类舒适体验的同时也破坏着我们的生态环境。生态马克思主义一味强调消费异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却忽视了其他有同样破坏能力的因素，因此对生态危机的批判有一定的不彻底性。(三)消费异化理论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具有乌托邦情结。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压抑了人性，物质世界的繁荣带来了消费异化，所以需要进行一场改变人类本身的“总体革命”。但是，他们提出的消除消费异化的途径却是充满乌托邦的情结。舒马赫精辟地指出:“人的需求无穷无尽，而无穷无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之前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人们开始反思消费方过程中形成式，审视价值观。人们进行社会化革命的动力就是在无限的消费期望破灭的动态的，因为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无法承担高消费带来的巨大压力。由此可见，人们在资本主义指引下的消费社会中已经形成的消费异化的消费观念，但因为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无法一直满足人们的欲求不满，消费社会必然将走向灭亡。生态马克思主义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并寻求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构想比较简单，缺乏系统性和严格的论证，缺乏一定的革命性和必要的实现基础，很少可以变成真正实现，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具有乌托邦性质。总之，消费异化已经不只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背后隐藏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问题都是我们应该通过分析认识到的。当前我们要努力探寻解决消费异化问题的路径，最终实现没有消费异化、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理想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和放任，因此家庭在社区的教导下承担起监管重于治疗的责任，因为家庭一旦对他们放任自流，他们就可能再次沾染恶习，又发生复吸的概率十分大，有人做过统计，一个社区里几个家庭重归的吸毒者，由于缺乏监管，认为包容则是满足他们重新做人的决心和要求，在家庭复吸达到了总数的6次，其他家庭也由此会有相似的情况。相关家庭研究表明，经过强制戒毒的学员，回到家里由于父母难以对其形成严肃的纪律和态度，环境宽松自由散漫，很容易使学员再次产生对的念想，尤其是无所事事，或情感空虚无聊时吸毒可能性增大，在家放任自流，是家庭束手无策之时，因此，据观察，家庭监管能够使不良的行为得以纠正，还能和孩子共同成长，使其回归家庭，融入并感受到爱。

四、讨论与结语

社区矫正在实施进程中贯穿着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方法，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社区矫正扮演监管、改正和教育的角色和产生的主要作用，也是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的重要措施和策略。对于监外服刑人员，不仅感受到政府的人性化政策，也体现民间的关怀，尤其是自由主义中的自生自灭下，社区监管对他们的不抛弃不放弃不遗弃，不会因为他们曾犯过错而将他们嫌弃和丢弃，反而在灵魂上使她们接受新的洗涤和熏陶，当他们痛改前非，悔过自新，为时不晚，同时这些在社区矫正里获得自我重建中他们再次以这种体验去提供矫正服务，自身是社区矫正的受益者，也是社区矫正的提供者，以此达到了通向光明的大道，真正解放了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1］布莱洛克．社会统计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3

“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对生态危机原因的考察“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做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同时并未囿于这一对基本矛盾，分析视角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态性扩展到消费的非生态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及其自身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一)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生态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工业文明时代“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因此，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所有者就会不顾一切的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以资本积累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适应资本与利润的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企业是以利润为目标指向的，其首要的关注目标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将自然环境作为影响其生产的内生性因素来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因此，“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对利润的狂热追逐必将导致资本的自我扩张和积累，而由于资本对自然界存在价值的低估，以自然和人的自由的破坏来换取利润的增长就成为必然，其后果就是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反映生态的危机，同时生态危机的产生又会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二)物质代谢链条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生产领域的具体表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自然与社会间的物质循环应严格遵守物质代谢(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剥削，而且揭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将人及社会经济活动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并且这一物质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代谢。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研究最为系统的是福斯特，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概念的具体方式”，而自然异化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征进行全面批判的核心概念。因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不可逆转性具有重要意义。

蒂姆·海沃德(1994)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新陈代谢概念“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的制度化规则来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制度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制度体系下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服务于利润的获得。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物质代谢的断裂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成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可以说，马克思对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分析不仅体现在其对由于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过度“剥削”而造成的人类与土壤之间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而且马克思还将其扩展到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上，并且将其视为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一个证据。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断裂的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着物质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的产生。

(三)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象。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即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命题。那么，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是怎样由生产决定和强化现有生产方式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现呢?

对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产生，莱斯将其归结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指引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其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限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结果是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进一步强化了异化的生产制度，并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而过度生产满足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目的是“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并最终实现对利润的获取。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和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之间互动的一个循环周期结束，紧接着下一周期又会在新的得到强化的生产方式中开始。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消费的“人类生活过程”的含义隐蔽了起来，“消费”的概念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处于异化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使发达工业文明“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以至于消费现象演变为“资本制市场经济社会赖以维持和扩大其再生产的有机构成”，消费已不是单纯为了人们的生存，而是服务并强化资本追求无止境的利润欲望。在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生产的根本目的，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变得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也就是说，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必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导致生态危机，消除生态危机的手段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其不再异化。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认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表象、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又做出怎样的解释呢?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是否能实现很好的融合呢?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奥康纳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主要代表)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奥康纳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生态危机的客观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迅速地(或更快地)耗尽了它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它们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等所造成的污染即便不比其对手资本主义多，至少也同后者一样。”谈及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生态危机的原因，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与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奥康纳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西方引人技术、生产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环境破坏的原因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类似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就此而论，自然退化的原因和后果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同时，“即便不是全部那也是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一段粗放型经济发展史，并没有走以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高技术生产为基础的集约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共产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落后、或半地区取得政权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个粗放型的发展时期——资本扩大的投资项目、重工业、巨型能源工程、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等等，这些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早期曾经历过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这是二者的相似性。其次，奥康纳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生原因的不同根源。奥康纳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明显差别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而政治体系上的差别在生态退化过程中及环境斗争与重建过程中都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一切就构成了二者之间生态危机原因差异性的根源。最后，奥康纳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消除生态危机的条件。奥康纳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央计划的两面性——一方面消除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中央计划“鼓励进行大规模的生态上不合理的采矿、建筑和工程活动，并将能源的生产和输送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指出，“不论有无广泛的市场机制，中央计划经济一般都可强制企业内化可能出现的各种消极外在物和社会成本。然而，只有党中央计划制定者、企业及政治家和人民都希望它成为现实时，这种倾向才会成为现实”。

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模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给出了回答。高兹(1994)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而且应与生态理性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生态方式的合理性存在于生态理性的合理性之中。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地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为实现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有效融合，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应是通过生产性正义对分配性正义的替代和废止，用生态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真正融合。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虽然生态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爆发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但从本源上来看，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社会主义生态关系内蕴涵着克服生态危机的因素，生态危机的出现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它带给我们的警示是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其克服生态危机的内生因素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生产关系的构建没有完全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保持一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使其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示

虽然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采取的战略，而全面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实践看，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生态马克思主义似乎失去了解释力。但要清楚的认识到，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生态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存在未真正相互适应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并未真正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路径进行。因此，现阶段我们不能否定生态马克思主义，应借鉴这一理论中的科学观点指导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的，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人类的发展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马尔库赛认为异化自然“已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并且“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因此，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就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构建良好的生态文明观，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实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理性地处理节约与消费、节约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节约与消费之间关系时，马克思认为，节约“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人才能的发展”。同时，马克思在考察节约与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在实现共产主义、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条件下，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即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节约思想的最终目的。在现阶段的我国，存在着对劳动时间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强调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劳动时间的节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人的异化。

第四，正确对待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强调要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强调社会的计划性。克沃尔认为，当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生态化生产迅速转变成生态生产，在此过程中首先要恢复生产领域中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协调好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根据全社会的整体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最后，在生态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工资和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发挥计划的作用，市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是作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工具出现的，其调节作用是通过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过程来实现的，其核心作用是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在某种程度上应继续发挥计划的指导性作用，合理的运用计划可纠正生产中的非生态行为，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4

分类号：X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18(2000)-05-0114-05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空前强大。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偷偷向人类伸出了报复的武器：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由此引发了60年代以来西方影响广泛的生态哲学。作为一种自然的哲学视角，它要求限制工具理性的膨胀，控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建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在实践上，生态哲学直接介入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并突发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要求，形成所谓的绿色革命理论流派。在哲学理论上，生态哲学看到了人类主体在发展生产力以改造自然中的一种功能性畸变。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介入了这场关系人类生存的重大生态革命，并把生态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逻辑进行责难。他们认为：第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态危机；第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最终他们得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修正和补充”的结论。[1](76)本文立足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本质区别，进而探索一条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逻辑的生态主义道路。

一

生态学这一概念自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86年首创以来，迄今已一个世纪。其实，生态科学在19世纪主要是被理解为非人自然存在之间的生态依存关系，而其作为当代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整体学科却是在本世纪60年代才突现出来的，并被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阐释，而且不是从原来的对象性意义，而是从生态整体意义上。从语言发生学的角度看，生态学一词是从希腊OLKOS派生而来的，它是家园的意思。生态学的“家”是指自然界，这里有一个隐喻，我们将自己整以生存的家当作了征服和奴役的对象。自然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结构，这个生态总体正是由于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构成的，因此，当这个系统的任何部分受到损害，生态总体便会发生内部失调。因而，生态学要求阻止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关系，阻止污染毒化生物圈，反对核技术而发展那种促进与环境相互依赖的“适当技术”，发展良性的再生性生产，以根本保护人类的生存。主张生态革命的绿党声称，他们主要是“发展一种既不同于共产主义，亦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所谓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恢复生态平衡，实现上公正，实行基层民主和采用非暴力”，反对强权政治，实现各国缓和，主张根本消除生化武器，最终建立一个以“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契合了这种生态主张，并折服了其中蕴涵的“绿色政治”所显现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反对现存社会改革要求的新的趋向。他们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以作为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动因理论分析，从而得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终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稳态经济。本文将以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为代表，来评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二

莱斯看到了科技发展造成对自然平衡的威胁，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状况日益严峻。他把批判理论运用于对生态危机的分析，从而对生产力展开全面的反思，并提出控制自然的非法性，而强调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控制。

在《自然的控制》开篇，莱斯就站在生态学立场上提出了“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并对该问题研究的两种看法作了剖析：一，把环境问题仅仅作为一种经济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商品，与支配市场中的一切商品的命运一样，可以由计算来决定；二，认为科学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他认为，这两种思路都没有触及到环境问题的根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技仅仅是控制自然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那么，控制自然这一概念有什么意义呢？他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一种悖论，它既有进步性也有退步性。因此，有必要研究它的历史起源与后来的演变以揭示该观念的内在矛盾。那么，问题的根源何在？莱斯认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控制自然”这种意识形态行为最根本的不合理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有”，[1](8)而导致“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被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了”，[1](8)它破坏了人的自由，否定了人的解放。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莱斯列举了大量关于阐述控制自然的正反两方面的资料，从而得出了“社会的发展总是对所有的理性控制的要求毫不在意，相反，总是受到一种虚假的潜藏力——非理性技巧的支配，它的最大现象就是科学技术的理性主义落入了社会矛盾的非理性罗网的过程”。[1](19)为了论证这点，莱斯对“控制自然”的概念作了历史的考察。

他首先把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追溯到古代神话传说、宗教世界观和文艺复兴时的炼金术的观点。莱斯谈到，在古代文化中，在冶金操作形式的象征仪式中，就开始表现出人和自然积极合作的观点。与古代世界泛神论的崇拜自然的态度不同，犹态——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从外部统治它的思想。《圣经·创世纪》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文艺复兴是现代控制自然的观念的重要根源，人类控制与利用自然的能力迅速发展与提高，并广泛传播于欧洲大陆。在此之后，培根比以往任何人都清楚的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确立了它在人们心中的突出地位。

启蒙运动是一场改变一切观念的改革运动，控制自然的观念明确的获得了现代的形式，而且作为一种权威至今稳固不变，它彻底清除了培根控制自然的宗教背景。通过科技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已经无人对它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解剖了。

莱斯不但在古代神话到文艺复兴这段历史中追求控制自然的观念的来源，并且对近代的历史也作了考察。他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然的复杂问题上得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在马克思所有时期的著作中，自然概念都是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经过劳动形成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认识历史的关键。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是自然的存在，劳动能力仅仅是自然能力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人努力去改变自然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于自然是人的一种对象化存在，人通过改变自然界而改变自身，这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法。人通过劳动而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莱斯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对控制自然的观点的分析是深刻的见解，但又批判他无法预料科技的复杂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残酷斗争的重要工具，而不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工具这一现实。这样，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补充、修正。

莱斯通过对“控制自然”的观念的历史考察，甚至把人统治自然历史追溯到古代的神话和炼金术中，试图对其作溯本清源的说明。但是其结论却值得商榷。控制自然的观念的真正起源不能归结为一种宗教精神。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而得以逐步提高的，只不过近代科技发展才为人真正支配自然提供了现实可能。可以说，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莱斯的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辩证法逻辑的一种根本性的否定。

以莱斯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统一为理论基点，以控制技术、限制人类生产力发展，并排除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取向为落点，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生态社会观。要想看清他们生态社会观的真实面目，看清他们的解释和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马克思，看看他本人是如何论述的。

三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蕴含着生态学的整体逻辑，它体现在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把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上，它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马克思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是把自然看作异己的对象，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一方面，他认为自然是社会的、历史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他说：“费尔巴哈在其中的那个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界’，这种人化的自然界是直接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关的，而人的实践活动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它始终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33)只有从这两重关系才能真正说明自然的生成、本质和特征。马克思认为，与人相对的自然界是人通过劳动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是人化的自然。人把自然纳入劳动过程，作为“劳动本身的要素”或“劳动的自然要素”。[3](42)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131)他特别强调：“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3](128)离开人而“被抽象的独立的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178)马克思断言，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自然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2](48)另一方面，马克思将历史看作自然的历史，将人看作自然的人。他指出自然界和人的相互影响：人在“人化”自然界的同时，也在“人化着”自己的感情、意识和语言，“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3](128)马克思发现过去一切历史观的最根本的缺陷是忽视了物质实践活动这个现实的基础，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掉，因而造成了自然和历史的对立。[2](44)实际上，“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2](49)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3](128)他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122)“历史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20)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历史的再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的学会更加正确的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远或比较近的影响。”[4](519)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体现了生态整体的逻辑视角，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责难的有力反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马克思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强调科技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也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

马克思将科技视为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趋力。他认为：“科学在历史上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那么，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能力的提高，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前提和物质保障。马克思看到了随着劳动和分工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5](241)“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象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的基础上发展一样”。[2](49)一方面，人越成功的改造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关系就越大。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变得尖锐起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当人作为自由劳动者出现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时候，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也达到前所未能的程度。“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6](393)自然从被崇拜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倒转过来，人才开始肆意破坏自然界，从而给自己的生存带来危机。

这样看来，生态问题的根源是生产方式和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解决生态问题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要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获得辩证的解决，就必需扬弃异化劳动，扬弃私有制，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120)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劳动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的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926)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有计划使得大规模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可能，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人的自由创造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只有在这种社会中人才能获得这种自由。只有借助科学技术，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才能第一次谈论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变革的最终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始终将自然视为人类改造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物质生产就是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式中对自然的占有，如果没有人对自然的改造，没有生产力的现实发展，也就没有人的存在，就没有社会历史的进步，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伙伴关系。要在实践方面通过高度发展的科技来完善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合理的组织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调整社会关系，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矛盾，直接由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引起，因此，它的解决也有赖于物质生产的调节。调节不是要消除人类的需要，也不是停止向自然索取，而是在“索取的同时也要考虑给予”，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为自然建立一种有益于人类的新的平衡而自觉的创造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人类还要依靠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当代生态学的思路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当代生态学并不反对人类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它只有反对当代人类技术系统对自然环境的过渡开掘而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生态学承认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这一历史关系，只是在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一定质点上，即生产力发展以庞大的科技为主导时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特定倾斜中，发生人对自然改造能力的过渡滥用。从而提出要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伙伴关系。质言之，“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整体逻辑并不相悖”。[8](396)

马克思时代的确没有生态学的视角，他们的确也没有提出将自然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伙伴关系这样明确的生态意识。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特定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基础上，从而为最终解决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

当代生态学的厘定不可避免的要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改造后，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并要在实践中付诸尝试，使其对未来社会的绿色设计不仅是被视作偏激与偏执的意义上的乌托邦理想，还应该成为人类面向21世纪超越传统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坐标参照与能动选择。

收稿日期：2000-01-13

【参考文献】

[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5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

经过西方学者的发掘与阐释，经过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解读和实践，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同。［1］在1995年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最早的社会生态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论，但学界对于马克思很早就从哲学高度关注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马克思主义在破解今天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几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包括:第一，自然界优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类存在物，也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生产的前提和基础。人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出现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158“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2］209第二，人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生产，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的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163美的规律就是合乎自然的规律。破坏环境、污染自然的生产方式都是不美的。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方式都是与自然规律、美的规律相违背的。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资料与自然界实现物质的交换。环境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创造、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第三，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利润的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自然环境不在资本的考虑范围以内。资本主义一方面把自然界当作财富的水龙头，另一方面糟蹋自然，把自然看作“污水池”。第四，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境界。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使自然界真正复活”，“需要对我们所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只有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185。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原则和方向。

二、西方生态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西方生态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根本原则是所谓生态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一切以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为中心，一味鼓吹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不顾及自然环境的承受极限。生态主义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近代以来宣传的启蒙理性都看作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质疑并批判西方社会自工业文明以来的发展成果。提倡生态中心主义，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倒转。生态中心主义就是以生态取代人类的中心位置，把整个生物圈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系统内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自然事物具有独立于人的内在的价值，而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中心部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以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和平衡为依据。人类对自然事物的利用应该在尊重其内在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生态中心主义对工业生产、经济增长都抱有一种敌意的态度。有论者主张摆脱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欲望，在经济上实现零增长，建立一个绿色的生态社会。作为一种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西方生态主义借助生态科学的理论资源，宣传生态环境的最高价值，试图在精神上超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西方生态主义以生态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做法显示出“反人类”或者“超人类”的倾向，显得有些矫枉过正，对未来的零增长的生态社会的构想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主张应当激活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资源，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精神分析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他们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他们期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良好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必然矛盾的揭露来引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和方法，比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的阐释来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提出把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起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6］116，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适用价值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作重点的阐发。在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主要是通过研究者的阐发建构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属于一种理论话语，它所提出的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以生态理性理论取代经济理性理论等策略缺乏向社会现实层面延伸的有效方案，无法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对社会的改造和对生态文明的保护，其影响力多数时候停留在西方高等教育的体制内。“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话语政治。”［6］117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方面的革命性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弱化”了。有批评者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偏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6］117。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战略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6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现代性批判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现实关切为己任,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基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内对引起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现代化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予以批判,从历史唯物主义维度多方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有助于在思想和理论上正确认识生态文明的深刻内涵,在实践上指引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形成及主要理论来源

20世纪40年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对人统治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对返璞归真的向往,构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基本框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则在20世纪60年代才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生态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一批学者为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及解决的路径,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现代性问题进行社会批判,从而构建了视角独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在该时期,波兰的亚当􀅰沙夫、德国的鲁道夫􀅰巴罗、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涌现了一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代表人物包括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高兹、戴维􀅰佩珀等,产生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专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突出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有机结合,它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视域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生态批判和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秉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批判传统,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化生态批判理论予以进一步阐扬.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主张主客同一的主体中心论,被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进一步发展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中的新人类中心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最新流派,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消费、科学技术非理性使用、控制自然观念是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关键,并从这些维度对资本主义展开深刻的批判.正是因为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环境的高度关注,对资本主义展开了较为集中的生态批判,所以吸引了众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关注.由此,法兰克福学派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来源.高兹、奥康纳、阿格尔、莱易斯、佩珀、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化生态批判理论加以继承并深度发展,形成了专门以探寻生态危机形成原因和解决路径为理论旨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可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都可以追溯至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这两本著作.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核心论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批判的侧重点有着较大的差异,但他们毫不妥协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围绕资本引发的现代性问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中心论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认为资本是现代性问题的始作俑者,所批判的论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必然导致的其他现代化现象(包括经济理性泛化、消费异化、科学技术异化、控制自然观念泛化等现象).批判主要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导致的,所以它着重批判最能体现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述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无法避免的资本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使生态体系不可持续,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高兹在其代表作«作为政治的生态学»中强调:“资本家会为了降低成本,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竭尽所能地增加投资,不遗余力地使自己的利润实现最大化.”[1](P．5)所以他认为,以经济增长为单一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缓解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构建起生态文明社会.阿格尔提出,生态危机已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希望化为泡影.[2](P．496)奥康纳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即积累和不平衡发展,必然会破坏其生产条件,最终造成生态危机.[3](P．302)福斯特在其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本性.[4](P．69)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将批判的侧重点转向政治伦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例如,佩珀主张只有实现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的转化,用红色改造绿色才能解决生态危机.[5](P．3)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经济理性的批判　现代性社会理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注重分析理性的作用.对理性进行批判的最为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当属高兹.高兹在其代表作«经济理性批判»中提到:“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范畴,经济理性必然要进行计算和核算,而计算和核算只关注成本与收益.在追求利润越多越好的社会,资产阶级当然要把成本降到最低.当自然资源为企业所需要,而它又是零成本时,资产阶级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掠夺,其结果是环境被破坏.”[6](P．116)高兹认为,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源自以计算为特征的经济理性.同时他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理性,做到既批判理性又不彻底否定理性.因此,他主张超越经济理性,让生态理性主导社会.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消费主义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本􀅰阿格尔所说:“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2](P．486)他们认为,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必须以浮夸的消费来支撑,所以资产阶级将竭尽全力通过其控制的意识形态机构和大众传媒把人的内心向度引向消费领域,让消费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意识,让消费主义生存方式成为常态.他们认为只要市场暗示成功,即使人们并不真的需要消费,消费行为也会发生,这种异化消费危害极其严重.首先,异化消费必然导致浪费和环境破坏.因为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一旦成为人们获得满足和幸福的唯一衡量标准时,高消费、高生产、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不断扩张,而这种扩张必然要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其结果就是环境不断地被破坏.其次,这种异化消费还能起到麻醉人的作用,即弱化人们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让人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无度的消费中,而无暇顾及从根本上去变革破败的社会制度,即便这个社会的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到威胁人类生存的程度.再次,消费主义价值观改变了人类行为的轨迹,让人们理所当然地在没有终点的消费旅途中通过肆意利用自然、毁坏自然来满足自己无度的物质欲望,而忽视了其行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在批判异化消费的同时,还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需求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人们应该辨清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厘清消费与幸福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据此,莱易斯提出了“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观点.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驱使资产阶级非理性地使用科学技术来满足人们毫无边界的欲望.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主张,通过构建新的科技伦理观来抵制科学技术的异化使用.该理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建构新的科技伦理观,彻底改变科学技术被资本主义异化使用,避免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控制自然观念的批判　莱易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之一,因此,彻底改变人们妄图控制自然的观念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为资产阶级大肆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实现控制人的目的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莱易斯在其代表作«自然的控制»中指出:“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7](P．4)他认为,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控制自然达到控制人的目的,因此人类必须赋予控制自然观以新的意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理论特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跨越半个多世纪,尽管学派成员众多、著述庞杂、代表人物的学术背景和理论侧重点多有不同,但庞杂的理论中共同的思想绳索将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现实性、辩证性特征.深入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需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与生态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进行比较.这两种理论虽然都认为现代性问题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但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却不尽相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批判风格和辩证分析问题的方法论,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否定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扬光大其正面影响,而生态主义则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是彻底否定现代性,回到原初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主张环境承载范围内的适度增长,而生态主义则反对增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批判理论以人类为中心,而生态主义则坚决主张以自然为中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在否定经济理性的同时倡导生态理性,而生态主义则认为生态危机是由启蒙理性引起的,完全否定理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否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但并不否认科学技术本身,而生态主义则彻底否定科学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主张在现代中解决现代问题,而生态主义则主张超越现代、解构现代、毁灭现代.由此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在反对现代性恶果的同时并不否定现代性,而主张享受现代化文明成果.正如高兹所说:“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危机并不是现代性本身的危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对现代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现在的危机并不是理性的危机,而是不合理的动机被合理化了,要改变的是被人们过度追逐的、合理化了的不合理动机.”[6](P．2)可以这样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严谨对待现代性,在批判与建构的过程中取现代性之精华、去现代性之糟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强调否定之否定,交互运用批判、否定、辩证三个概念,希望通过辩证地批判展开不断否定的过程,达成一种启蒙、一种批判、一种教化;期望引发公众的反省意识,获取更大的社会动员效果.[8](P．37)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承担着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使命.由上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肩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逻辑引发的现代性问题和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双重使命.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从产生之初就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维度的生态批判和生态文明建构.它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是人与人关系的反映.所以,人类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维度的生态批判与生态文明建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生态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显著特征.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始终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中心,对资本逻辑引起的其他现代性问题进行生态批判,奠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构的理论基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不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也认为异化消费、经济理性、科学技术非理性使用、控制自然观念等都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必须予以批判.因此,高兹、莱易斯等多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批判,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内容上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逻辑引发的相关现代性问题进行批判,方法上始终坚持批判与建构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政治建构目标,稳态经济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经济建构目标,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生态价值观构建目标.综上所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特质是不断地对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视域内进行自我否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维度内进行生态文明建构,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现代性的正面影响,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于我们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处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以及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环境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并没有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形成深入的、系统的现代性生态批判理论.福斯特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不仅深度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思想,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消费、技术、经济理性、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等多个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全方位批判,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全方位的批判,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及发展现状的认识,也能帮助我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尽量避免西方社会出现的现代性问题.中国政府作为提出“生态文明”较早的国家之一,必定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努力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诊治,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为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性理论指导,助力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问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如果我们再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任其自由发展,必将殃及子孙后代,后果不堪设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告诉我们,只要共同努力,不仅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而且还可以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为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现代性本身没有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使现代性成为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修正现代性推动现代化进程,破除所谓“生态危机和现代化是一对孪生兄弟,只要推进现代化,环境必然被破坏”的发展规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告诫人们要改变控制大自然的观念,重新构建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否则我们人类的生活、健康甚至是生存都要受到威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资本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危机,所以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生态问题不能一味地交给资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人们在生活中要尽量减少异化消费,因为异化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相反会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造成沉重的负担,其后果最终还是由人类来承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认为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都是影响生态环境的因素,按照这一理论逻辑,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思路,恰好能在诸多领域帮助环境建设,从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7

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理解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而言，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空场”命题、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资本主义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和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中。（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感受性”的缺失。提出“理论空场”命题在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之前提下，奥康纳提出，“马克思的观点中的确不包含把自然界不仅指认为生产力，而且指认为终极目的的所谓生态社会的思想”[1](p4)。在奥康纳的眼里，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论证过自然过程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但是他们却遗忘或疏略了本该高度重视的生态伦理和对人类活动影响巨大的自然界的“自主运作性”等问题。而且他认为，这种“丰富的生态感受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缺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1](p6-7)。因此，奥康纳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理论空场”（Silenc⁃es）。奥康纳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即他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两个重大方面是有缺陷的”[1](p436)。一方面，奥康纳认为，受理性主义自然观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经济系统的传统观念过多地重视其物质性和技术性，而忽略了隐藏于其社会性背后的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因为生产关系不仅受经济规律等客观性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文化价值理念等主观性因素的影响，生产关系在其社会本质上是具有文化内涵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却“没有充分关注到这一点”。另一方面，奥康纳提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还轻视或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力既具有社会的特征，又具有自然的特征”[1](p436)。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焦点主要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物质生活，它强调更多的是自然界的人化问题，而忽略了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发展等自然生态系统问题；强调的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能动的改造性，即人化甚至是异化了的自然，而忽略了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客观的制约性；强调的是“劳动力供应的条件，而不是一般性的、外在的自然生态的生产条件”[1](p235)，使得本该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自然生态生产条件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关切或被置于边缘位置。因此，奥康纳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具备一些生态学理论的潜质，但其理论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生态学空场”。通过对“理论空场”进行分析论证，奥康纳提出，“生态科学的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性斗争的事实，已经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的革新与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1](p8)，奥康纳由此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进行修订是很有必要的”，从而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奠定了一种认识论基础。（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场”命题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主张奥康纳认为，“虽然当今世界经济正凸显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那种模式”[1](p1)，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态经济学问题的“朴素遗产”已不再适应社会转型时期资本和生态冲突日趋严重的新局势。因此，要想提升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下生态问题的理论阐释力，就必须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某些观念进行“修订”，将自然和文化范畴更全面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中去以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其应有的生态和文化维度，进而实现他所设想的那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具体来说，一是在考察生产实践活动时，不能仅关注其经济价值实现程度，还要关注其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程度，即是说要将其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二是在考察人类社会劳动时，不能仅关注其技术能动性，还要关注其文化价值性，即是说要将其置于历史文化系统的大背景下加以认识分析。奥康纳还强调，在将自然和文化范畴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劳动对自然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在奥康纳的理论体系中，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内含着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其一，自然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自然是社会劳动的基础和对象，劳动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纽带，劳动价值的实现要以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自然界反过来也会受到社会劳动的影响，随着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范围的扩大和劳动者技能的提升等，自然界的面貌和形式会被不断改造。其二，文化和社会劳动是对立统一的。社会劳动既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物质生产实践，又是受制于价值规范的社会文化实践。因此它不仅要遵循价值规律等客观经济规律，还要遵循一定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规范；反之，劳动的形式对文化规范的形式和文化实践的内容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三，自然和文化是对立统一的。自人类出现以来，自然的发展就从未摆脱过人类文明的影响，反之，每一时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也都带有同时代自然环境的印记，两者借由社会劳动这一中介而产生源源不断的联系。在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中，正是因为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历史才得以不断变迁和发展。沿着这样的分析路径，奥康纳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理论家们提出的方法论范式，也成为他全部理论体系的批判根基，即以社会劳动为核心，同时突出社会劳动的自然性和文化性，以此建构起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逐步达到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基于这一全新的方法论范式，奥康纳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并在批判中逐步澄明了自己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三）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变化和生态危机的加重提出双重矛盾危机理论。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危机及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1](p275)。同样，马克思本人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也“没有发展出一种解释由危机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方面的变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维度的缺失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无法充分解释此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及其导致的划时代生态危机。为此，奥康纳着重以生产条件（ProductionConditions）为核心范畴，以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为理论出发点，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矛盾与危机理论进行“时代化”发展，从而得出“有两种而不是一种类型的矛盾和危机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1](p275)。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就是马克思曾着重论述过的内在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生产的扩大和更多劳动价值的产出，然而在社会需求疲软甚至是减少的情况下，资本真正获得的利润会随之下降，其预期的剩余价值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实现程度上的不平衡、不对称终会导致“资本总体的再生产与积累的中断和停止”[1](p285)，即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滞涨危机。在奥康纳看来，第一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环节而不是生产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一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实现性危机”。奥康纳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也就是他本人着重论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在奥康纳看来，第二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出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非实现环节，因此奥康纳将第二重矛盾引发的危机定义为一种“流动性危机”。奥康纳认为，“出现第二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1](p284)。其一，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资本必然地呈现出无限的扩张性，然而生产条件（水、能源、土壤等维持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无法随资本的扩张而扩张相反会一直不断减少。资本无限扩张逻辑下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对自然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①具有巨大的损害性，就像奥康纳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以非常复杂的自然或生态系统为基础，对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破坏性的作用”[1](p196)。其二，随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全球经济”这一统一体中被结合起来，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的驱使下往往会将生态破坏性强和生产条件需求高的产业转移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随之也会将生态问题一并转移过去。奥康纳将其概括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积累中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的区域化甚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最终结果不仅会导致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对生产条件的重组，而且还会引发生产条件的再生产等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因此奥康纳说，“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调整时期，它潜在地也是社会转型的一个契机”[1](p331)。总而言之，奥康纳认为，资本的扩张势必会伴随着对自然生产条件的破坏，这是由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特色决定的。经济问题与生态问题通常都不是单独出现的，它们互为因果又相伴相生。经济危机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某种类型的生态问题，而由生态危机所引发的环境、劳工运动等社会运动又会使经济问题进一步恶化。奥康纳将其称为一种“在生产、市场关系、社会运动及政治的维度上——存在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趋势和倾向性之间的相互决定的关系”[1](p294)。此外，奥康纳还提出，“有许多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生态危机’既是一种科学的阐释，在更大的程度上又是一个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性的范畴”[1](p218)。因此，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往往又会引起民众政治上的反抗，由此引发政治方面的危机。危机背后或明或暗的利益冲突、经济与政治的斗争冲突又会成为下一轮连锁危机的助推器，如此循环往复，使得资本主义在结构性危机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且无法自拔。图1：奥康纳双重危机结构图（四）基于“生产性正义”的理想诉求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设想。奥康纳认为，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生产的非正义性和对生态的破坏性，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从源头上解决其内生的双重矛盾，而双重危机的交叉显现又会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最终引发更多的连锁危机问题，因此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1](p378)。同样，奥康纳在考察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后也提出，虽然传统社会主义不具有资本主义那样严重的生态危害性，但由于其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全面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加上“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了”[1](p409)，因此，他们的生产同样具有非正义性。在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非正义性生产进行思考后，奥康纳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正义社会诉求——“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1](p538)。因此，要建立以生产性正义为旨归、以对生产条件的强调和重建为核心内容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从而使其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适应。在奥康纳看来，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是互相需要的。一方面，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在场，因为生态学能“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3]；另一方面，生态学也需要社会主义制度在场，因为社会主义能“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1](p439)，而如果“仅凭他们本身是不可能同时有效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和生态维度上的破坏性特征的”[1](p434-435)。因此，生态学社会主义要扬弃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一种社会主义和生态学联姻条件下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关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建构途径，奥康纳提出了以下主张：其一，经济方面，构建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积极外化物最大化、需求最小化、内外贸易民主化的生产性正义，摒弃“在高度社会化生产的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实现”[1](p538)的分配性正义。要突出劳动和货币自身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要按照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生产导向而不是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还要对生产条件进行理性保护，对资源消耗进行合理控制。最重要的是确立“保护第一”（PreservationFirst）的生态理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产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其二，政治方面，对非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进行批判变革，克服地方主义和中心论，“将民主的内涵置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p491)，将国家置于社会的民主化组织之下进而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化、大众化和“国际主义”。在奥康纳看来，“唯一也许可以很好地协调好生态问题的地方特色和全球性这两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政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1](p439)。其三，突破绿色运动以往的地方性、宗派性和“路线主义”，发展一种国际性视角、批判性和革命性战略战术，将全世界的各种地方性团体和社会运动人士联合并强化起来，建立起“第五国际”，最终组织起一种“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进而实现“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态合理的、并且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公平的生活方式”[1](p476)。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愿景看似是美好的，而且他关于“生产性正义”的构想也并非全无可取性。但究其实质，他理论蓝图中的生态学社会主义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目的也并非是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而是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对这一制度下的某些明显“不正义”的体制进行改良性革新。这样充满折中主义的革新举措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劳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资本的无限扩张、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注定无法彻底改变个别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更不会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其设想具有理论上的空想性、行动上的不彻底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附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解释观可以判断，奥康纳所设想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注定无法成为现实。

二、合理性与局限性：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双重考量

奥康纳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向全球蔓延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生态理论的阐释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球热点生态问题的产生和应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对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价，应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既要承认其思想的合理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思想的局限性。（一）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奥康纳在其著作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度”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洞察力”，其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设想也并非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下提出的。相反，他在著作中多次对那些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家们的欠公平的指控予以拒斥，这一点应给予充分肯定。奥康纳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语境的前提下，结合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形势，将文化维度、自然维度引入到社会劳动维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思想，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领域的研究空间，顺应了时展对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三者的和谐要求。他所提出的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三位一体的全新方法论范式从一定程度上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涵。其次，奥康纳在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思想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年代不曾分析过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外的第二重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关于矛盾和危机的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的思想。同时，他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并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从政治经济领域延伸至生态文化领域，他以双重矛盾思想为理论武器，基于双重矛盾所形成的双重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的危害性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全方位的理论批判。就今天的全球化发展形势来看，他提出的双重矛盾危机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理论前瞻性，他所探讨的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生态失衡给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问题及其对策思考，为我们更好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最后，奥康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他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自然观的双重维度，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结盟，构建一个以生产性正义为导向的生态学社会主义以降低对生态的破坏性，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的设想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建设的思想。他所设想的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方式为人们从社会制度层面探究生态危机的解决办法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他提出的“保护第一”的生态理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推动社会生产条件与社会形式的重组重构，他提出的生产性正义概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克服资本的无限扩张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破坏，他提出的“既全球性又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有助于引导人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加强区域性和国际性生态保护合作，从而更好地应对解决当前越来越全球化的生态问题。（二）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确实有其闪光点，但同时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其一，奥康纳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理论空场”及以此为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重构设想具有形而上学的非历史性和非客观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对生产条件、生态文明和生态危机等概念没有较多的理论说明，但他们对自然生态问题一直都有符合他们自身时代背景的理论关切，对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引发的生态破坏性也有过相关思考和展望，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空场”；另一方面，每一时代都有各自时代不同的焦点问题和理论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尚未面临当今时代这种类型和程度的生态危机问题。因此当今时代的理论家们绝不应该把当前社会新发展变化导致的新危机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的理论缺失或阐释力不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及建构于之上的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非面面俱到的教义、教条。正如恩格斯曾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p284)。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无论社会怎样变化，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完全正确且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失效的。其二，奥康纳对双重危机理论的论述具有避重就轻的不彻底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相较其经济危机具有更严重的破坏性，因而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严重的矛盾，这一判断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所在，颠倒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放大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过分凸显了生产条件在社会关系变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可以发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更多的是经济危机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新的或附加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的体制性问题和矛盾依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奥康纳将其理论重心和批判矛头主要对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及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无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危机进行有效的批判，其结果甚至会转移无产阶级的斗争视线，不利于核心问题的根本性改善。其三，奥康纳虽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寄希望于建构一个生态学社会主义进而从根本上克服当前的生态危机，但是他的思想具有乌托邦式的空想性。他的理论一方面更多的是停留在思维层面，缺乏转向现实行动的具体方案，因而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他提出以“生产性正义”取代“分配性正义”的设想，但他的理论并未充分论述如何彻底改变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实现这一正义视域的转变，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不到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其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并不会真正变为现实。此外，他后期在分析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时，多次提出要通过国际性的激进绿色运动，推动实现一种政治上民主、生态上合理、经济和社会上公平的生产生活方式[1](p476)。这说明他开始转向于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并力图通过绿色环保等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解决。奥康纳过高地估计了社会组织在解决经济与生态危机中的作用，这种寄希望于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内部的社会活动来根本性改善全球生态问题的设想注定是行不通的。

三、《自然的理由》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启示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传统生态思想；融合

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来说，其对人类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而我国的传统生态思想中的某些内容对当前我国的生态发展来说也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为了能够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本文对两种思想的融合路径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1.推动生态文明价值观融合的路径

1.1构建先进文化体系

先进的文化体系是一种能够促进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方向建立的自信，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先进的文化体系对民心的凝聚和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党在建设的初期就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我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其将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和爱国主义思想等综合到一起，体现了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引导，能够使我国更好的实现中国梦的理想。

1.2发挥内在作用力

对于核心价值观来说，其组成很好的体现了和现代社会的融合，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先进性。随着中西价值观的碰撞，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格局中是非常重要的，其能够将传统的单一文化统治导致的社会危机消除。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将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进行融合，建立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立场和观点，帮助我国更好的实现生态文明发展。当前，一些文化的精英认为应该全盘接受西方国家的生态价值观来改变中国当前的问题，这对我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这些人没有对国外的生态文明思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且对我国的传统生态思想存在着严重的轻视，这对我国发展来说很不利，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国家应该是在保证自身生态观念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补充自身的不足。因此，在我国的生态观念建设过程中，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和我国传统的生态思想进行有效的融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

2.建设特色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解放战争时期，借助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理论，通过和我国的实际国情进行结合，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放战争形式，最终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国文化，其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找到一种能够被我国人民所接受的形式，也就是创造一种适合我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发展形式。而我国在长久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符合我国人民的中国传统生态文明形式，其中的一些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一致的，像儒家的天人合一等。为了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观的发展，我国的思想工作者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和我国传统生态文敏思想中的内容进行对比，从中选择观念相似的内容，然后借鉴我国传统生态文明观的发展观念，并将其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其既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众的思想观念，同时，又具有我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的表现形式。

3.为融合创造良好环境

随着世界局势逐渐趋向于和平发展，各国逐渐将发展作为未来的重要内容，而其中的生态环境发展则是一种重要的内容，其和各国的持续发展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我国举行的党十七大上，对科学发展观众的观念进行了具体的解释，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这为我国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和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融合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了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文明观念，由于我国前期发展没有涉及到较多的生态环境问题，导致对其涉及的内容不多，但随着我国的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主要问题，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我国的发展速度，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发现其中对生态文明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解析，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4.推动融合成果大众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来说，其中包含的理论性内容非常多，对人类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但由于其包含的思想内容具有较高的起点，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且限于人民的思想觉悟，我国在推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时往往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为了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和我国传统生态文明的融合发展，使其惠泽全体民众，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生态文明观和我国传统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有效的结合，并通过具体的表现形式进行体现，像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以及动物的保护等，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人们能够更好的理解马克思生态文明观，且这和我国传统生态文明观念之间具有很多的相似处，通过两者的融合，能够更好的促进马克思生态文明观的推广。

作者:陈贞伊 单位: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9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TheEcological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三、研究现状评析

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现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上，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绿色社会主义构想及其实现手段研究较少。国内学者的研究虽较系统和完善地评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各学派的思想，但仅停留在介绍其思想的阶段，缺乏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缺乏从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的角度出发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的可实施的措施。

生态马克思主义范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变革；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是对“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和人类本身的和解”思想的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本质上不是要解决生态问题，而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从人类、自然和社会三个角度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1.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自然界是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提供了两类物质资料，一类是天然的生活资料，另一类是天然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历史的产生是依靠于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实现的，在人类对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些方式反过来又推动了人类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2.人类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说过，“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自然之中的”。由此可以看出，人的肉体和人类身上展现出的动物特征都充分显示出人类将永远无法脱离自然界而独立生存和发展。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了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最终创造了人类社会。

3.人与自然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整体。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人类要想实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一定离不开对自然界进行客观的实践活动，而这一活动又要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客观前提。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和社会、自然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就构成了复杂的相互影响的网络关系。要想在这种关系中追求人与自然之间有序、和谐发展，就要改变其中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环境问题的源头是社会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产生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产生是人类实践劳动所导致的。要想从源头上治理生态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进行变革，只有改善了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基于实践唯物主义思想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关于生态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理解，依据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要思想和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在实践基础之上产生并且发展起来的，实践是人与自然实现统一的前提，具备了实践性的特征；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对旧的自然观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状况进行了批判，克服了旧自然观中的不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又具有了批判性；最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始终以人为中心，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是以人为中心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企业的应用———以宝钢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一建设离不开理论指导。因此，在生态文明问题上我们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和生态建设之间的联系，而生态建设离不开对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的变革。在我国，变革主要通过各行业体现出来，本文主要借由钢铁行业中的典型企业———宝钢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当代企业的指导意义和主要影响。（一）宝钢概况宝钢自成立以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技术领先优势，积极应用节能环保技术。另外，宝钢作为钢铁行业的龙头企业，主动承担社会环保责任，是首家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钢铁企业，十分重视环境经营，并形成了绿色采购管理体系。在我国去产能、降成本的背景下，了多项改革措施，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宝钢生态责任履行现状企业的生产和环境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环境是企业进行生产的前提和基础，自然环境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了大量资源与能源，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与来源。但是，自然环境也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制约了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宝钢正是认识到了这一严峻现状，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思想作为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指导思想，并做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具体如下：

1.发展理念的变革。在追求建设“美丽中国”的远大目标下，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十分重视，宝钢面对当今的发展方向，由传统的发展理念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了可持续发展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括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等，并主动开展内部审查以及进行管理成果评价，主动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并进行改进。以能源和环境的结合改善为目标，对能源和环境管理体系采取统一化管理。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引下，宝钢变革了思维方式，转变了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

2.发展方式的变革。要想实现绿色、循环和低碳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对资源消耗型的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必要的变革。在环境成本控制方法上，宝钢最初只采用了事后控制的单一目标管理方法，由此导致环境成本控制效率低且缺乏全面系统性，没有对生产前后的环节进行同样的监控与管理。但宝钢通过变革发展方式，采用绿色产业链，运用以生命周期为基础的环境成本控制方法，通过对每一阶段的成本进行分析和控制，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环境成本并减少环境的负荷量，是对传统方法的有效创新，是缓和资源紧张、减少污染、实现生态化生产方式的重要途径。

3.信息披露的变革。近几年，宝钢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导下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卓有成效的，环境投入逐渐增加，污染排放逐步减少。环境信息披露在形式上更加多样详细；在披露内容上，减少了语言性的描述，增加了数据性的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企业履行生态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旧的自然观中对于企业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不充分，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并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导下明确企业的生态责任，从而可以平衡企业、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下的企业生态责任研究，增强了企业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承担生态责任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包含了企业生态责任理念，这种理念回答了企业为什么要履行生态责任以及如何履行的问题，对当代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通过以上论证，对于生态问题，党和国家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完善与发展，并且在实践层面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正确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国家指导企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变革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贯彻落实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总布局中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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