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范文10篇

跨文化范文篇1

该理论源自美国学者李维特（Levitt）。1983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市场的全球化》一文，提出了市场一体化策略。他认为，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日益使世界成为共同的市场，消费者几乎趋同的品味、需求、生活方式将超越民族、地域和文化的限制，如果广告商实施市场一体化策略，集中资源，大量生产某种产品，用同一广告策略、同一品牌名称，塑造同一产品形象，就可达到很好的广告效益。

李维特的理论虽然夸大了消费者品味、需求、生活方式的趋同性，忽视了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对一体化策略实施的阻碍，但如果能够准确地抓住不同文化的共性，并以这些文化共性作为产品的广告主题内容，实施一体化策略，的确能取得很好的广告效益。

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共性，即普世的价值。比如：勤劳、勇敢、善良、爱、和平、健康、安全、环保等。把它们作为广告创作策划的诉求点，能很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赢取国际市场份额。如北京站二楼的中央检票厅“2008奔向北京”艺术穹顶以不同体育项目运动员英姿为主要表现元素、以五大洲不同地域风情、建筑文化为背景，体现出健康、运动、和平的人类共同的追求，由此获得第38届莫比广告奖户外媒体金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个荣获国际奖项的户外广告艺术作品。

但是，广告跨文化传播的一体化策略并非尽善尽美。首先，不是所有的广告都能找到与文化共性的结合点。其次，文化共性在不同的文化圏内，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如果广告的跨文化传播错用了表现方式，将会导致文化抗阻。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全球化广告策略适用于专业化产品、高档耐用品、销售地区的文化环境大致类似的产品、目标消费者具有流劫性、不同地区的产品对本产品具有相同或相类似的要求等情况。”笔者认为这是有道理的。

二、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化策略

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在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法规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或大或小地存在着差异，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不同参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化策略正是基于各国文化的差异性，包括尊重目标国文化差异，利用目标国的文化特色，利用母国的文化特色三个内容:

1.尊重目标国文化差异。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客观事实，特别是当母国与目标国在历史上有过剧烈冲突、或在现实语境中正在产生剧烈冲突时，广告中的文化元素一旦被错用时，即使不是故意的，也极有可能导致目标国受众对广告的文化误读，导致母国与目标国之间的文化冲突，商业活动往往遭受沉重打击。

日本丰田汽车2003年在中国《汽车之友》杂志的“霸道”汽车平面广告的失败，对于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而言，具有典型意义。在这则广告中：“霸道”汽车霸道地驶过都市路面，一只石狮子垂首侧目，另一只石狮子则举起右爪，做敬礼状。两只石狮子之间，是“霸道，你不得不尊重”的广告语。该广告引发轩然大波，许多中国消费者强烈抗议。该广告传播的失败，就在于广告设计者无视“石狮子”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无视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冲突及广告时的现实语境。“石狮子”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也见证着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而2003年前后发生的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发生的事件，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齐齐哈尔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人等负面事件，本就已经构成了中日之间的文化冲突的现实语境,此则丰田“霸道”汽车广告此时出现，必然使中国民众心生愤怒，并强烈抵制。

2.利用目标国的文化特色。即在充分了解和尊重目标国的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制作出体现当地文化差异的广告主题和传播方式，以获取当地消费者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赢得市场。

法国的萨奇兄弟广告公司“嘉士伯”广告时，充分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特点，针对不同地区的人文地理特色，把啤酒瓶摆成不同的样式，以拉近和目标国受众的心理距离，取得了很好的广告效果。比如，在尼泊尔，广告画面是瓶口顶住上框线的酒瓶，因为尼泊尔边境有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澳大利亚，广告画面是一只瓶口朝下的酒瓶，因为澳大利亚人喝酒喜欢一饮而尽；在意大利，广告中的酒瓶左边垫着一个瓶盖，酒瓶呈倾斜状，因为比萨斜塔闻名世界；在列支敦士登，广告画面上仅有一个小小酒瓶，四周则是大面积的空白，因为列支敦士登是著名的袖珍国家。

3.利用母国的文化特色。俗话说，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广告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越是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广告，往往容易激发国际公众的兴趣和认同。当然，这里要注意的问题是，广告中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应该是优秀的文化传统，而且不能与目标国的文化传统相冲突。

利用母国的文化特色进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对于拥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建筑、雕塑、书法、绘画、音乐、戏曲、文学等艺术，食文化、酒文化、休闲文化等，无不散发出独特的中华文化魅力，成为广告创意的丰富源泉，只要广告界能够本着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态度，酌情运用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结合现代广告制作材料、技术和理念，定能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中获得佳绩。如中国“信联轧钢”的形象广告成功运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特质，获得98瑞士蒙特勒国际广告节金奖。该广告应用平行剪辑的蒙太奇手法，将传统的兰州拉面过程和轧钢工艺有机的互相切换，配上简洁明了的广告语——“钢铁般的面条，还是面条般的钢铁?”表现出“信联轧钢”犹如拉面一样自如的诉求主题，从而征服了评委，赢得大奖。

差异化策略针对各国的文化环境，制作并实施不同特点的广告，能够克服市场进入的文化阻力，提高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效率。但它也有缺点，如造成了广告资源的分散，提高了广告制作和实施的成本（相对而言，利用母国的文化特色所进行的差异化策略，对于广告成本的提高较少）。

三、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全球本土化策略

正因为单纯的一体化策略和差异化策略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出现了两者相结合，取长补短的新的广告跨文化传播策略：全球本土化策略。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中，“先经广告总部集中提出广告传播的指导性意见和原则，确定大体一致的广告主题和广告的基本模式，然后下达给各市场国分部，由各市场国分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分别设计、制作、执行和实施。”一些跨国公司的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

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口号尽管五彩纷呈，却始终贯穿着“青春活力、尽情、尽欢、尽畅”的“世界性主题”。该“世界性主题”在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地区文化特点来量身定做，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可口可乐公司曾经在春节期间向台湾投放了一则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广告：红瓦红墙的闽南式建筑，身着中国蓝色小长衫的胖男孩，从电车上跳下的归乡游子，红色巨幅上巨大的“福”字，春联，满桌的中国菜肴，在杯中泛起晶莹泡沫的可乐，亲朋好友同饮可乐的开怀。画面既弥漫着中国传统的亲情、乡情、家庭观念，又融入了可口可乐的“世界性主题”。

广告的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因此正确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应该从目标国文化和母国文化出发，以此为指导采取合适的策略，以求取得好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1]聂艳梅:广告公司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地位和对策[J]．广告研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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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势语是人们相互交流的重要媒介，它涉及到的范围很广，如身体动作、姿势、目光、面部表情、四肢动作、坐力姿态和接触等等。心理学研究发现：在两个人之间的面对面的沟通过程中，5O以上的信息交流是通过无声的身体语言来实现的。从人们获取的信息渠道来看，只有11的信息是通过听觉获得，而83％的信息是通过视觉获得的。口这说明身势语在交际过程中十分重要。但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环境、生活方式、思想观点、宗教礼仪、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等存在差异，每种语言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别国难以完全理解和琢磨透。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有预先了解某些身势语在别国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含义，才能进行更好的理解和沟通。因此，为减少跨文化交际障碍，学习不同国家和地区身势语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下面主要针对不同国家体态语言中空间距离、目光注视、身体接触、姿态动作、面部表情等身势语动作的含义及运用进行对比。

2、不同文化中身势语的含义及运用

1．空间距离

当人们进行交际的时候，交际双方在空间所处位置的距离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体现交际双方的关系、心理状态，而且也反映出民族和文化特点。。心理学家发现，任何一个人需要在自己的周围有一个自己能够把握的自我空间，这个空间的大小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环境，行业，个性等不同。不同的民族在谈话时，对双方保持多大距离有不同的看法。根据霍尔博士(美国人类学家)研究，欧美人生活中有四种距离表示不同情况：

(1)亲密接触(intimatedistance0—45cm)交谈双方关系密切，适于双方关系最为密七见的场合，比如说夫妻及情人之间。

(2)私人距离(personaldistance45—120cm)朋友，熟人或亲戚之间往来一般以这个距离为宜。

(3)礼貌距离(socialdistance120～360cm)用于处理非个人事物的场合中，如进行一般社交活动，或在办公，办理事情时。

(4)一般距离(publicdistance360～750cm)适用于非正式的聚会，如在公共场所听演出等。

从这四种分法可以看出，人类在不同的活动范围中因关系的亲密程度而有着或保持不同的距离。不同民族与文化构成的人们之间有着不同的空间区域。多数英语国家的人在交谈时不喜欢离得太近，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西班牙人和阿拉伯人交谈会凑得很近，而对俄罗斯人来说意大利人交谈时过于靠近，拉美人交谈时几乎贴身。不同文化的交谈双方，交谈时采取不同的交谈距离，是因为交谈双方要占据对自己适当的，习惯的交谈距离。西方文化注重个人隐私，东方人“隐私”的概念薄弱。在电梯，巴士或火车上，素不相识的人拥挤在一起，东方人可以容忍身体与身体接触的那种挤，西方人无法容忍。中国人，日本人以至大多数亚洲人对空间的要求不甚强烈。而西方人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喜欢宽松的氛围。由此可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空间的要求、运用和安排都有着各自的模式，从而赋予空间的使用更为丰富的文化功能。

2．目光注视

俗语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的心理表达与接受往往与眼睛分不开。目光的直接接触可以引起感情的微妙交流。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与交往对象保持目光接触是十分必要的。眼睛是透露人的内心世界的最有效的途径，人的一切情绪，情感，和态度的变化，都可从眼睛里显示出来。如：两个阿拉伯人在一起交流时会用非常热情的目光凝视对方，因为他们认为双目是个人存在的钥匙。有教养的英国男子认为直接凝视与之交往的人的眼睛是一种绅士风度，而瑞典人在交谈中用目光相互打量的次数多于英国人。法国人则特别欣赏一种鉴赏似的注视，这种眼光看人是就传达了一种非语言信号：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我从内心底欣赏你的美，所以法

国男子在公共场合对妇女士的凝视是人们公认的一种文化准则。日本人与人交谈时的目光一般落在对方的颈部，而对方的脸部和双眼要在自己眼帘的外缘，他们认为眼对眼是一种失礼的行为。中国人则对紧盯着自己看的目光感到不自在，甚至惶惑不安，原因是“羞耻感”文化的影响。目光的礼节，各种凝视行为及目光在交际中的功能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其含义复杂。规定繁多，需要认真观察，仔细比较，从而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

3．身体接触

在人类交际活动中，眼睛的信息传递是微妙的，而握手发出的信号却是直截了当的。在美国，男人之间的握手是很用力的。俄罗斯人不允许两人隔着一道门或跨着门槛握手，以为这样做是不吉利的。而中国人的握手则没有什么忌讳。异性之间握手，如果女方不主动伸出手来，男性是不能去握她的手的。在阿拉伯国家，伸左手与人相握，是无礼的表现。

4．拥抱与亲吻

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礼貌和礼仪，其含义是约定俗成的。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两个女生见面时拥抱在一起是常见现象，夫妻久别重逢时拥抱亲吻也非常自然。但阿拉伯人，俄国人，法国人，东欧人，地中海沿岸和有些拉丁美洲国家的人，两个男人之间也会拥抱及亲吻双额。阿拉伯人甚至不停地嗅着对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对他们来说，好的气味能令人精神为之一爽。而在东亚国家，男人之间一般只是握手表示欢迎，很少拥抱或亲吻对方。

5．手势

手势在各国有不同的表达意义，不同的文化背景赋予了手势不同的交际功能。中国人竖起拇指表示“好”，伸出小指表示“差”或坏”；美国人将拇指朝上表示要求搭便车，将拇指朝下则表示“坏”；而日本人伸出小指却表示“情人”。在美国，人们用挥手来表示再见；而在南美，人们见到这种动作时不但不会离去，反而会向你跑过来。在美国，用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圈，其余三个指头分开向上伸直，则表示“OK”一词；在日本，这种手势则表示钱；在阿拉伯人中，这种动作常常伴以咬紧牙关，一起表示深恶痛绝。日本人用手戳向肚子表示剖腹自杀。在新几内亚，将手架在脖子上表示自杀；在中国，这种手势表示被人砍头。

6．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指由眼、嘴、面部肌肉等变化而显现脸部的情感体验。面部表情一般是随意的、自发的。相对目光而言，表情是更容易辨别对方心情和态度的线索。感情的表达是在文化背景中习得的，它们的表现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汉民族在贵客来到时，笑脸相迎才合情理，而美国的印地安部族却大哭来迎接客人的到来。在某些文化中，咂嘴唇是认可的表示；在中国文化中，表示有滋有味；在英国文化中，表示没有滋味；在许多地中海国家，则是过分夸大痛苦和悲哀的标志。另外，东方人比较含蓄，感情不外露，习惯用面部来遮掩感情。而西方人比较豪爽直白，七情六欲都能表现出来。

3、结束语

综上所述，身势语是非语言行为中非常重要的行为，是人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重要手段。身势语(BodyLanguage)又称非语言交际，非话语交际或表情交际。[3身势语作为社会交际的手段，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比有声语言的历史还要古远。如果身势语使用的好，可以取得较好的交际效果。反之，会使对方感到不愉快或处于尴尬的地位，影响交际的进行。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学习和了解身势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含义和运用，以减少交际冲突，提高交际质量。

参考文献

[1］周国光．体态语[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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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营销》是一本市场营销领域的参考用书，2011年，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来自英国的特朗皮纳斯和伍尔莱姆斯，刘永平等人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翻开这本印刷精美的书籍时，开头便会被编者弗恩斯•特郎皮纳斯等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所吸引，这些问题就是关于跨文化营销方面的。紧接着，文化模式、价值系统在文中被提及，随后作者又将价值系统与跨文化营销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后面的章节越来越丰富了，不仅让读者知晓了营销活动中出现困境的原因，更让读者见识了许多跨文化营销方面的案例。从国内到国际，从地方到全球，许多品牌和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遇到跨文化领域上的两难困境。

全书共有十个章节，内容全面，覆盖极广。第一章是关于多元文化和变化世界下的营销；第二章提出了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价值层面，其中章节内详细说明了文化差异导致的营销两难困境和营销两难困境的类型；第三章还是讲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只是上升到了深层的价值层面，内容包括成就文化和归属文化之间的两难困境、由内向外控制和由外向内控制之间的两难困境、由于赋予时间的不同含义而产生的两难困境；第四章主要是跨文化营销研究；第五章则为跨文化品牌营销；第六章阐述了跨文化品牌营销；接下来的第七章中，我们能了解到跨民族市场营销；第八章为我们讲解了跨文化网络营销的困境；第九章是战略营销的困境；最后一章中，作者以开发协调困境的能力这个话题结束了该书重点内容的撰写工作。那么，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能从《跨文化营销》这本书中，得到哪些启发呢？笔者认为，跨文化营销的挑战与对策研究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课题。伴随着跨国企业势如破竹般的发展，文化冲突与文化障碍成为了跨文化营销面临的主要挑战。文化冲突方面，有学者认为，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行为有一定联系。著名教授霍夫斯泰德从四个角度来对文化差异进行了归类。一是权利距离，即从权利距离的角度出发，判断权利在社会和组织中的地位；二是不确定性的规避，科技、宗教和法律是抵抗这种不确定性的三种途径；三是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为保证集体的利益，组织上会派极度信任的人来领导这家企业，但是个人主义就不会容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四是男性化和女性化，男性意识突出的国家，竞争意识越强，反之，女性气质突出的国家，生活质量更容易被人们关注。

文化障碍方面，主要是指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如果要了解这种文化差异，就必须知道文化是由什么构成的。审美观、价值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物质文化都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企业在面对文化冲突与文化障碍时，绝对不能坐以待毙，而应该积极应对，利用不同的文化特色，展开有效的文化营销。首先，采用适应当地独特文化的营销战略。这里列举一个例子，很久以前可口可乐公司在香港推销柠檬汽水，取名为“比利”，后来因销售业绩不好，又进行重新包装，取名为“雪碧”，符合香港的文化背景及汉语特色，很快受到香港及内地市场的双重青睐。其次，创造特色文化需求的营销战略。万宝路香烟以红色大气的包装，以及美国西部牛仔的硬汉形象，将文化特色完美融入到万宝路香烟中，赢得了全世界消费者的信赖及认可。之后，万宝路一直稳坐全世界最畅销香烟的宝座。再次，树立营销人员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营销人员必须要有对文化的敏感度，对营销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寻找答案。并且，要认知和接受他人的文化与自有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保持文化中立的态度。另外，也要避免以自我喜好为参照标准，将文化的概念进行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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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贵州民俗文化;跨文化营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由于地处中国西南部,东邻湖南,北邻重庆,南邻广西。因此,这里聚集了汉族、仡佬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水族等49个民族,其中苗族分布最广。由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生活习惯、饮食方面、习俗节祭、文化艺术、思想文化等多方面都有着不同的风格。但这也为贵州现在所传承的多姿多彩的文化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源。

一、贵州民俗文化及其特点

关于贵州民俗文化,上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无人提及,同时也有人认为贵州没有自己的文化,因为贵州民俗文化一直以来都展现的是所谓中原文化,没有如同新疆内蒙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那样展现出自己文化特点。真正让人们关注贵州民俗文化,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当多声部伴奏合唱“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亮相，引起人们对贵州文化的关注。(一)原始性。由于特殊的地貌背景,贵州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落后的工业化使传统农村民间文化的原有风格保持完整。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孕育了民间文化的独创性、独特性、独特性和神秘性。由于贵州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山区,且贵州地处西南不发达地区,生产力等不发达的情况下,与北上广等地区的直接对外接触不一样,所以贵州在传统的、保守的、较落后的文化上还保留的较多。在鬼神等观念上都还尚存,很多人目前都还有出门察看“黄道吉日”等,这些都是旧的传统、落后的思想没有完全褪去的标志。(二)包容性。在秦汉阶段，夜郎文化带有浓重的原始宗教色彩。《华阳国志》记载夜郎是“好鬼巫，多禁忌”，这时期宗教在夜郎人精神生活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至嘉靖时期，随着汉族的迁入贵州已蜕变为“崇儒术，重气节”，“民务稼穑而鲜贸易，士敦诗书而多彬雅”。更是达到“诗书礼乐，不减中华”的地步。这一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在不断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已经逐渐将外来文化吸收并加以发展本民族文化。鸦片战争的爆发，救国思潮涌现在祖国大江南北，特别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了贵州传统文化一个有力的冲击。这时的《贵州官报》等报纸也极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贵州人民开始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和改造世界。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主义信仰深深扎根于贵州少数民族心中。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在这一时期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诚信与友善等价值观。(三)儒家文化。贵州少数民族在邻里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都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许多文字记载反映了那时候的人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思想。比如侗族谚语谈到：“远相怜，近相嫌”。苗族谚语说：“做人要象萤火虫发光，处事要像蜘蛛常结网”。布依族谚语：“人敬人才尊敬，人整人就低劣”。贵州现在有文字流传下来的乡规中，侗族张氏的《孝义传家训语》中说：“邻里无忿戾，泛爱众人”，就是邻里之间互相关爱。儒学以伦理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仁、义、礼、智、信这所谓“五常”。其中，“仁”则是核心，孔子常说：“仁者，爱人”。强调仁义的人,必须让别人先通达事理。这些观点与贵州少数民族的主张相似。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再如清嘉庆至同治年间，贵州黔西南者冲地方布依族《乡规碑》中可以看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昆弟、各守无伦，各尽人道。君尽道，臣尽忠，子尽孝，妇敬夫，弟敬兄，各尽其诚……”这种最开始只有中原才会有的三纲五常观念，足以看出儒家思想在贵州的影响。也从侧面可以看出，贵州吸收中原文化之快。(四)集体主义与权力距离。由于贵州民族从古至今多处于艰苦的自然条件下，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原始公社时期,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山上打猎,在河里钓鱼,一起工作,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因此,贵州少数民族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全民族的集体利益联系在一起,认为集体利益比自己的生命更加宝贵。每个人都有意识地保护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原则在苗族《议榔词》得到体现：“我们走一条路，我们过一座桥，头靠在一起，手甩在一边，脚步整齐才能跳舞，手指一致才能吹芦笙。”尤其是到了在近代，为了和地主作斗争,贵州人民更多的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布依族民歌这样写：“只要大家团结紧、只要大家拧成绳，穷人才有好日子过，穷人才能得翻身。”贵州民俗文化受夜郎文化、土司文化、屯堡文化的影响，加之儒家文化的传入，“忠君”等思想更显突出，反映出较高权利距离。(五)重视人际关系。贵州少数民族在将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丰富本民族思想文化后，它已经形成了重视人际关系,崇尚道德和团结和谐的观念。贵州人民相信,为了进入死后的幸福世界,他们必须关心他人,拯救生命。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能够约束自己，同时影响他人，并将这种观念与实际行动相结合。从而使得贵州少数民族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关系十分融洽。

二、贵州民俗文化对跨文化营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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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化移情能力是有效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关键所在，跨文化意识是交际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标志。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培养和提升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实用性、渐进性、系统性、时代性、合适性;主要途径和方法有:影视鉴赏，实践与体验，文学作品赏析，社会文化专题讲座，重视非语言交际，克服并超越文化障碍、文化对比等。

1、引言

自从1972年Hymes提出交际能力观以来，跨文化交际一直是国内外学者(Eiuben,1976;Smaovar&Porter,2001;Brunner,2003;胡文仲，1994,1999;关世杰，1995;贾玉新，1997;顾嘉祖，2000,2002;高永晨，2005,2006;王楠，2005)研究的热门课题。国内学者基本上已就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达成一致，即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他们有效地解决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为什么要进行文化教学，文化教学要教什么的问题，并强调了教学中进行文化对比的重要性，注重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文化差异概念的构建及实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等。

随着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社会、文化、地区的人们的全球意识和相互交流的意愿空前高涨，都希望具有跨文化交往能力。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移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是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质量、效果和进程的关键因素。《高等学校英语教学大纲》(2000)中规定: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能力除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外，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2004)把跨文化交际列为大学英语的主要内容，把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作为主要教学目标之一，并要求各校在教学中安排一定的跨文化交际的内容。

2、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的定义及价值

文化移情是指交际主体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在交际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俗套和框架模式，摆脱自身文化的约束，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如实地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它是跨文化交际中连接主体与客体的语言、文化及情感的桥梁和纽带，是有效沟通的技巧、艺术和能力。

Ruben(1976:334一354)指出，有效交际中的移情能力的含义是尽量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想、去体验、去表达感情，使用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进行移情，向对方表示已经充分理解了他的思想和感情。跨文化交际中的移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层面是语言语用移情，指的是说话人运用语言刻意对听话人表达自己的心态和意图，以及听话人从说话人的角度准确领会话语的用意;另一个层面是社会语用移情，是指交际双方要设身处地地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话语的用意。整个过程有六个步骤:承认差异一认识自我一悬置自我一体验对方一准备移情一重建自我，从而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增强对别人的需求和价值观的敏感性。同时，一个具有良好文化移情能力的人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学习者并持有态度开放的文化价值观。

根据Hanvey的观点，跨文化意识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或调节方法，或者说它指的是交际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判断能力以及对交际过程文化因素的敏感性，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文化移情能力决定了交际者能否摆脱自身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从而自觉地避免因文化差异，如文化取向、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规范、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习惯等引起的文化冲突，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跨文化意识的有无或程度的强弱直接影响交际质量，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交际者能否成功地实现跨文化交际目的的重要准绳之一。

3、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原则

3.1实用性原则

了解文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语言，语言的使用是为了交际。文化教学内容应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并结合语言交际实践，使学生不至于认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过于抽象、空洞和捉摸不定，还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语言和文化的兴趣。

3.2渐进性原则

渐进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化导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况，注意循序渐进，由浅人深，由表及里，让学生逐渐理解文化内容的本质。在文化导人的过程中，要有阶段性地把英语国家文化知识与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通过扩大学生接触异国文化的范围，帮助学生开拓视野，使学生不断提高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

3.3系统性原则

在教学中，还要遵循系统性原则，因为文化是综合体。也就是说要将所学的教材内容、日常交际方式(包括非言语交际行为如:身势语、表情等)与文化要素、文化共性、文化差异作“融会贯通”、系统性导人，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能对英语文化系统的诸多方面有一个整体把握。教师不仅要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一些感性知识，还要提供理性知识，使学生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成为一个系统。

3.4时代性原则

时代性原则就是在培养学生的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的时候要与时俱进。尽管文化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发展，时代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民族或社会的主流文化的变化也随之加速，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已发生变化，这也就要求我们要时刻关注这些变化了的内容。

3.5合适性原则

合适性原则要求教学内容应是主流文化的内容，且具有代表性，数量适度。它要求教师精心准备一些与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的、与日常交际所涉及的功能项目及一般话题密切相关的文化内容(如文化习俗和传统)。

4、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培养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4.1影视鉴赏

观看英文原版影视作品就是将自己置身于欧美人的语言、思维、习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慢慢浸泡。一部好的英文影视作品能涵盖语言学习中的语音、语调、节奏、用词、思维、感情等几大要素。通过观看这些影视作品，学习者/学生能直观地了解英语国家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习俗和礼仪、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包括审美观)等，从而培养学习者/学生在实际交流中应具备的跨文化意识，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利用多媒体播放电影和电视片，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各阶层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如何与朋友交往，进行什么娱乐活动，什么节日对他们最重要，在节日如何庆祝，以及说话的表情、手势等。

4.2实践与体验

交际能力不只是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的简单相加，更是大量实践的结果。大量的研究实验表明，学习的内部过程(知识内化)在学习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学习者要充分利用课外时间来增强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实践，如:开展竟赛活动一一举办英语演讲、英语文艺节目、英语征文等;文艺活动—观看有关英语录像片、学唱英语歌曲、做游戏、练习英语书法、背诵小诗歌、举办英语晚会、外语节等;新闻媒体—开设英语广播节目、英语手抄报、英语板报等，使学生天天耳濡目染，置身于英语知识的氛围中。还有社会参与，如组织英语角、邀请外籍教师来校指导、任教，与外国友人会晤、交笔友、上网聊天等，使学生将所学的语言以多种形式进行操练、巩固提高，感受外国文化的氛围，置身于异国文化的生活中，提高文化敏感性和跨文化意识。

4.3文学作品赏析

目的语文学作品的阅读也是一种学习外国文化知识的重要方法。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是该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积累，是学习者无尽的语言源泉。学习者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学到各种各样而又自然地道的语言和简洁洗莲、生动逼真的表达方式，还可以了解不同时期的确社会情况和问题，从而增加知识，扩大视野，自觉地了解西方文化，对比中西文化的异同，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分析能力和接受能力。

4.4文化专题讲座

文化专题讲座指在对比学生的语言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选出目的语文化中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定期、限时、有的放矢结合某一章节进行一次或系列性的讲座。文化讲座可以将支离破碎的文化信息重新整合构造，是系统地说明一个整体概念的有效教学策略，同时可给学生提供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4.5重视非语言交际

非语言交际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

4.6克服并超越文化障碍

SamovarandPorter认为文化移情的障碍主要有:1)顽固的自我中心;;2)以偏概全的倾向;3)对性别、种族和文化的刻板印象;;4)防御行为;和5)缺乏动机。同时指出促进移情作用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1)关注;2)交流中的移情;3)选择文化上被接受的行为;4)避免种族优越感的反应。

4.7文化对比

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学生母语和目的语语言结构与文化的异同，从而获得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如在英美等国家，人们举行葬礼时一般穿黑色礼服，表示庄重和对死者的哀悼;而在中国，人们多穿白戴孝表示对亲人死者的怀念。这种富有情趣的对比观察，有利于学生体验和感受英语国家的文化，排除民族文化差异的偏见，以期达到语言、情感上的沟通。又如对比英美人和中国人对恭维和谦虚的不同反应，对比不同国家两个民族对家族关系称谓的区别以及送礼、宴请、招待的方法和方式，让学生既了解了英美人的风俗习惯，又知道了本民族的习俗。

跨文化范文篇6

关键词：纪录短片；跨文化；传播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快速融入世界，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中，履行大国应有的职责。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让西方世界不安和误解，西方话语体系里不利于我国形象的“中国威胁论”等声音频频出现。因此，一个真实、向上、强大的中国亟须被世界了解。在新的文化格局与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更好的对外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彰显大国文化自信，塑造国家形象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党的报告强调，要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纪录短片、短视频、网络等新媒介是非常重要手段。其中，中国纪录短片正以其新颖、多样的叙事方式，丰富、生动的现实题材讲述中国故事，对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树立良好、积极的中国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创办于201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10届，旨在通过中外青年参与拍摄中国各类文化素材的纪录短片讲述中国故事，以加强中外跨文化交流，彰显中国文化魅力。截至2019年，该计划已组织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格鲁吉亚、印度、新加坡、韩国、以色列、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等60个国家的610名青年，出色地制作了609部短片，共获了100余项国际奖。［2］本文以“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纪录短片为例，分析其在全球化语境下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方面取得成功的原因，探析纪录短片的优势和特点，以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一、创新叙述视角，以他者的视角叙述中国故事

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各类纪录片陆续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如《故宫》《美丽中国》《舌尖上的中国》等系列纪录片，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传播了中国文化。这些纪录片讲述的中国故事更多是一种自我叙述的表达方式，立足传播者的主体意识。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其“对话理论”中指出，对话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对话性是他们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3］在影像（纪录片）的对话和交往过程中，叙述者，执行者都应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共同完成故事的叙述。“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纪录短片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于其以他者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国外青年拍摄的每一个纪录短片都会通过主客体的视角，即拍摄者和被拍者的视角共同完成故事的展现，两者的视角均被赋予了对等的话语权利，二者通过聚焦和引导的方式推动故事主线发展，彰显了叙事的真实性，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更为客观有力，更能体现中国魅力。第一个视角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年轻人，他们担当故事整体叙事的主要角色，强调其独立的创作与独特的文化体验。因其不尽相同的文化背景，所关注和阐述的重心也各不相同，但相同点在于他们都喜欢中国文化，渴望观察中国，感受中国，了解中国，他们通过影像这种世界共通的语言，记录着他们对中国感兴趣的某一类题材，把中国的生活故事、历史文化、发展理念传播给世界。美国杰夫·波伊斯特教授对波士顿大学参加过“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参与者们认为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相比于以游客的身份来中国让他们更有深刻的体会，原因在于他们需要使用摄影机工作，这使他们必须倚重视觉语言，而非口头语言，他们发觉自己和被拍摄对象的互动需要更加集中注意力，找到一个主题并据此讲述故事，这要求他们要更深人地钻研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4］通过参与到中国纪录片的拍摄，青年导演们被中国的魅力所感染，从而改变了从前的看法，总体感觉中国历史悠久、中国文化丰厚、中国美食好吃、中国人非常友好。这体现了以他者的视角记录故事，参与者有着更直观的感受，能够更好地体验中国的社会及人文环境，也能给其他受众者同样的感同身受，真正地融入和接受中国的文化。第二个视角的叙事主体是被拍摄者，每一个纪录短片中各个独立的故事主人公面对镜头时，自然地叙述自身的故事，没有掩饰，没有虚假，就像和家人或者朋友讲述生活的经历，叙述生活的感受，包括少数民族村寨布依族手艺人、苗族芦笙舞传承者、漂泊在外的打工青年夫妇、北漂青年、农村留守老人、身处异国他乡的女志愿者等，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各类人士生活的生动展现，这种强调被拍摄者主体叙述地位的表达，能让受众者有一种互动式，身临其境的感受，并乐于接受这种拍摄方式。同时以对普通人物现实生活的记录展示中国文化，使中国形象的塑造更加真实立体，充分展现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社会环境。纪录片中，被访者在镜头面前自然地叙述自身的生活文化故事，展示中国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而拍摄者以朋友、客人的身份与受访者形成互动，这种以他者的叙事视角很好地讲述了中国的故事，塑造了客观的中国形象，在中国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界定核心内容，多维度塑造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纪录片的语言是最丰富的表达。纪录片以其特殊的跨文化传播途径，从中国博大、丰富、璀璨的文化中挖掘那些朴实的、感人的、引人发醒的故事题材，为破除西方国家话语下对于中国形象的“刻板印象”提供借鉴。因此，让文化走出国门，让世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纪录片的核心内容进行界定，即哪些是我们需要记录和传播的？从国家文化传播的初衷来说，是要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因此，要通过纪录片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传播国家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搭建起世界文明对话和文明交融的桥梁。坚定文化自信，传播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从未中断、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内涵，从多维度的文化内涵中塑造中国形象。纪录片的特点是纪实镜头，最能客观表现人和事，用纪录片传播中国核心价值观，多维度视角塑造中国形象，要体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面，要集中体现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提出，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应包含三部分：一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儒释道为主的传统文化资源，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大同”等传统优秀文化；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与爱国传统，包含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传统；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现代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传统。［5］“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自2011年开展以来，已创作了600多部纪录片，涉及到中国各方面的文化，既有优秀传统文化，又有当代的精神文明风采；既有普通百姓的朴实生活风貌，又有大国的形象担当。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青年电影人阿尔多·卡达雷利结合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体系，将“看中国”纪录片分为语言、歌舞、武术、厨艺与茶道、建筑、文学与美术、手工艺、政治与社会、宗教与哲学、民族与民俗、景观、中医、生活方式及其他等类型。［6］这种概述是恰当的，国外青年来到中国参与“看中国”计划，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文化吸引着他们，他们为遍布世界的同龄人寻找着答案。北京的老城门、自行车、老手艺人、798艺术区，天津的小吃、出租车、相声曲艺，苏州的昆曲、园林、平江路，长沙的湘绣、木偶戏、沙发客，以及西北的秦腔、兰州牛肉面、羊皮筏子，直至今年走进他们镜头里的55个少数民族，这些的总和，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乃至中国。［7］在具体的作品中，如《乡村大篷车》中司机田伟对留守老人的帮助令人感动；《苦尽“柑”来》中老人对身处外地的子女虽有无奈，亦有骄傲；《光》中也门女士的志愿者经历，也让人看到对全球抗疫的启发，人类文明因交流而丰富多彩。三部作品围绕“农事农家农人”和“后疫情时代”的主题，展示了当代农家生活、美丽的乡村精神以及疫情之下人们的责任和坚守，表达了人性的温暖、善良。［8］三部优秀的纪录短片得到各国认同，他们从这些优秀的纪录片中看到了中国人的形象，看到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纪录短片中，各行题材展示了中国丰富优秀灿烂的文化，多维度地塑造了中国深厚历史底蕴的大国形象。正如阿尔多·卡达雷利说，西方人通过这些纪录片，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改变了他们过去对中国的认识偏见，这是“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的初衷，也是短片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对中国文化传播有着积极影响。

三、转变叙事方式，从刻板走向生动的表达

纪录片作为对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媒介，以其影像画面跨越文化传播的语言障碍，使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受众能够快速接受到纪录片中的文化核心。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当积极通过世界大舞台展现国家的文化。国家文化的有效传播，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以及话语权。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正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快速发展着，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道路正在展现其无穷的魅力。但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上处于被他者表述的失语状态。美国波士顿大学副教授杰夫·波利斯特在他的调研中提到，很多美国人是没有来过中国的，他们了解中国是通过美国媒体进行，而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不是客观公正的，带有美国人主观意志力，所以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环境污染严重，城市拥挤，社会落后，中国危险等。因此，中国需要以纪录片这种有效的媒体向世界展示中国优秀的形象和大国的担当，建立自身的话语权，为中国和世界搭建起对话的桥梁。而以往的很多纪录片，并没有真正发挥好其作为新媒体传播文化的力量，仅仅是一种影像的窠臼呈现，主题思考和表达方式都过于陈旧，对国内外观众都没有吸引力。因此，开拓拍摄主题内容，转变叙事方式将是纪录短片未来的创新方向，舍弃拍摄中机械的镜头运动、照本宣科式的叙事手法，注重生动、鲜活的叙事表达，关注故事中个体生存方式，增强故事性，这样的纪录片才更有生命力。用英国大众文化研究学派的霍尔的观点，要通过一种优化的、真实的、生动的叙事方式，符合观众观赏习惯的叙事方法，使受众“优势阅读”，而不是协商式阅读、抵抗式阅读。因此，纪录片在跨文化传播中，应注重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双重编码，坚持本民族文化特性的同时，要关注“他者”的接受需求。［9］“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纪录短片，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朝气磅礴，充满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被东方神秘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深深地吸引着，对中国文化充满着好奇，所以他们在选择拍摄主题上，有很敏感的触觉，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这不仅代表外国青年的喜好倾向，喜欢有现实性，反映现实的故事，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外国青年国家受众者的心理倾向。在拍摄的技术上，外国青年有着很好的创新精神，他们表现出了现代国际青年的精神风貌，无论在艺术上、技术上都有新的手段。拍摄时讲究画面、节奏、音乐，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外国青年反观中国的时候，观察就更加细腻，所以拍出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影片。如新加坡GohJiaLing因为喜欢贵州的大自然，就拍摄了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纪录片——《壁上人》，讲述了贵州攀岩人的生命故事。影片叙述中，男主角黄小宝和女主角罗登平传承了攀岩的技艺，能在陡峭的岩壁上攀爬，拍摄者形象地描述他们为“蜘蛛人”。镜头中，两人实际上都是朴实的普通人，而他们真正的本事是很不普通的。在10分钟的短片中，拍摄者切入的视角，是对普通人的普通视角平常的一种表达，做得很真实，让受众者感受创作者所感受到的那样的普通，那么的波澜不惊。用艺术学原理阐述，真实的内容传达看似虽然简单平常，但是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通过那些普通而真实的画面，当人们设身处地地思考和想象，会从真实记录中收获感动和力量。所以，当片中的普通人在攀岩时，给受众视角和心理的冲击是很大的，让受众震惊于普通人做出的不平凡的事。女攀岩人叙述说自己15岁开始攀岩，已经爬了15年，她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而那个男攀岩人叙述自己是一个腿有残疾的人，可是当爬的时候，看不出残障的双腿，让人看到的就是他不同于一般人的意志和能量。10分钟的纪录短片很快放完，但在结尾上，不采用过去的回到采访、叙述总结的三段论式结尾，而是一个镜头过渡到某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画面就结束了。这种方式，体现了外国青年的新视角，也展示了他们专业的个性表达，同时更表现了他们的一种意义追求，这是属于不同国度，或者不同的年轻人色彩的一种表达。此外，10分钟的纪录片看似未完待续，让人期待，让人意犹未尽，留给受众一种美好的念想。纪录短片的生动叙述也体现在其篇幅的短小精炼上，这也是纪录短片的另一个潜在优势。那些长纪录片往往是宏大的背景叙事，从美学角度看，时间过长的纪录片容易引起人们的审美疲劳，而纪录短片作为崛起的新势力，能带给受众不一样的感受，让人意犹未尽，回味无穷，这为纪录片的改良及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总之，中国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亟需建设自己的对外话语体系，在国际上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向世界阐释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消弭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增强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文化环境。这就对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要求。纪录短片依托“互联网+视频”的生产方式，在跨文化传播中须体现新生代媒体的生命力，注重题材选取和制作的国际性视野，重视语言的大众需求；要创新记录叙事视角，以他者的视角讲述好中国故事；界定文化传播的核心内容，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当代精神文明作为核心内容，坚定中国文化自信；同时要转变叙事方式，从刻板走向生动，把饱含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各类故事客观、真实地展现给世界。“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纪录短片最大的特点是国外青年直接参与拍摄，在中西方视角的交互中优化影像叙事，使中国故事表达国际化，突破了跨文化屏障，以中国元素讲述中国故事，选取涉及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各类题材，多维度地描述中国文化故事，打造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同时，在此过程中加入关于全人类的思考，消弭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读，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有效传播，对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和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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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邹硕.“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十周年活动在京成功举办［EB/OL］.中国日报中文网.

跨文化范文篇7

关键词：跨文化;营销;文化差异性;策略选择

一、问题的缘起

经济生活是人类在生活中最基本的形式，人们使用手上的货币便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因此商业活动对于人们来说绝不陌生。人们将自己在生产中富余的物品与他人进行交换,获得自己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对经济活动的需求有所不同，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也存在不同的定义，所以，任何的商业营销活动都是在文化的规约和指导下进行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在远离西方文化的地方是不存在经济活动的。人类学家马琳诺夫斯基于一战期间作为战俘被迫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进行田野调查，完成了《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并对其中的“库拉”制度进行了研究。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人们带着手镯和项链围着岛上行走、交换。这种行为模式对于西方的学者们来说难以理解，对于经济学者们来说更是毫无理性可言，但是对于岛上的人们来说则完全满足了他们的社会需求，因此马氏提出了用文化来满足人类需求的理论。而马琳诺夫斯基的学生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是第一本对中国农村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的人类学研究著作。费先生通过对家乡开弦弓村的调查，认为交换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之间的经济活动，他们的物品或劳务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转换的。同时这种交换在一些社会群体中也有相类似的现象。他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同时农村的生产也会受到市场的影响，而这个变化不仅仅局限人们的经济生活。匈牙利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朗尼的“嵌合”理论强调经济是嵌合在社会和文化之中。由此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人类学理论中的“实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辩论。而实在主义的实质就是人们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月自然界和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发生了交换的关系。在工业文明的当代，可能家里使用的电视机来自于日本，早上喝的牛奶来自于新西兰，而出门开的汽车则可能是美国生产的。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之间的商业交往日趋频繁，各个种族之间的经济活动相比于以前也是更为活跃。但是，跨文化的商业营销活动却并不只是在现代才出现的产物。中国战国时期便已经出现，例如韩非子的《鲁人徙越》一文中说道：鲁国有个人自己善于织草鞋，他的妻子则善于织白布，有天他们打算搬往越国去生活。有人认为他们一定会很穷，原因是草鞋用来穿的，可是越人是光着脚走路的。白布用来制作帽子的，恰巧越国的人是披头散发的。而自己善于织草鞋，妻子善于织白布的鲁国夫妻则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专长来引导越国百姓来穿鞋戴帽，到时草鞋和白布供不应求，他们肯定不会受穷。

二、文化差异性的影响

虽然典故并没有说明鲁国人最后的结局如何，从他们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跨文化的商业营销并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一定要考虑到自身和对象的关系。一切经济活动都存在两大最基本的主客观因素——区域和民族，商品是人类劳动产生的结果，商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则有不同的效用。因此跨文化营销的实质是要跨越文化间的隔膜，难度显然更大。首先传统的营销是在单一的文化环境下进行的，族群内部使用相同的语言，而要想更好地了解顾客的需求就必须要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其次，单一的族群中有相同的风俗习惯、法律法规、道德评判等价值观念，对于商品价值的认同上保持一致性，而跨文化的营销中可能会出现偏差这会最终可能导致失败。要避免跨文化营销失败的关键在于了解文化差异性对商品销售的影响，才能行之有效的避免文化之间的偏差。1.文化的相对性。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认为，不同种群的人都具有相同类型的理性，每种文化都有能够通过情感、思维习惯等方式来塑造人们的行为。因此文化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的高低之别。在面对不同文化的人群时，一定要建立正确的文化认知观念。认识到本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联和不同。避免“文化中心”主义，在营销商品到别的种族时必然会带着自身的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及时修正的话会闹出不必要的笑话。之前我们国家的一家企业有一种叫“紫罗兰”的男装品牌在国内非常的畅销，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中国人认为“紫罗兰”的花语象征着浪漫、温馨、典雅、高贵等，消费者穿着它能够体现出绅士的气质，后来该企业将这个品牌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去时却遇到了麻烦，原因并不是衣服质量和款式的问题，而恰恰出在了名字上；通过调查以后才知道“紫罗兰”在美国是“毫无男子气概”或者“搞同性恋者的男子”的意思，该企业以自我为文化中心，认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别人也会喜欢，而没有考虑到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差异性，没有进行实地调查，未建立正确的文化认知观念，才造成了营销的失败。2.文化的多样性与相似性。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几大文明形态，文化是一个总体，但是每个民族面对的生境有所不同，但是都会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出一套具有合适自身生存发展的运行规则，这些规则具有高度的专化，因此每个民族也有各自的传统和特点，全球化绝不是要将这些不同的规则缩小、消失出现文化同质化。当然，不同民族在不同环境中创造出的文化具有不同个性的同时，往往会也会因为生境的相近、民族间的相互交往使得文化之间出现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全球化的经济活动就是在这些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每一种文化体系中相似程度较高的民族或者国家会形成文化圈，对于特定的情形会形成相近的价值观念。但是一个跨文化营销的企业在同一个文化圈中的经营也需要注意其自身的文化特点，否则也会影响的销售的成功。比如中国和日本都属于大中华的文化圈，但是在中国紫色一直视为贵族的颜色，购买商品如果是紫色的包装会代表着高贵与成熟，而到了日本则恰巧相反，日本人认为紫色象征着不牢靠，故在选择商品包装时会很忌讳使用。总的来说，文化差异中的多样性在于能够给人们提供不一样的选择，丰富商品的使用；而相似性的特点则更够更好地在两个文化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从而更加利于商品的经营。3.文化的变迁性。正如前文所提，商业活动受到文化的规约，跨文化的的商业活动的是否成功在于是否能与文化合拍，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之互为表里。而任何种族间的文化并不是一层不变处于静止的状态，文化和文化之间在相互的交流、碰撞以及同化的过程中一直处在一种相互制衡的变迁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会发生变化，一些传统的社会取向会失去它的作用，一些新的社会规范会不断出现，并且种状态和方式会一直交替的进行，最终形成文化的进化，而文化的变迁必然会带动这经济活动的变迁。明清以来生活在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有大量的木材贸易，这里的人们都遍山的种植杉树；而这片区域之前属于季风性气候到处都是几人合抱大的樟树。杉树原本不是该地区生长的植物，人们将这里的樟树全部砍掉而该种杉树，原因是一棵樟树的成材时间要一百年而杉树只要二十年即可，于是出现了杉树的根裸露与地表，人们每年都在种植和砍伐的情况，这恰恰是在文化的调试作用下对生境进行了改造，这是因为汉族的文化对木材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从国家层面到民间组织都得到了保证，使得该地区十分繁荣。

三、应对的策略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营销要了解其中的文化差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对于不同种族、不同类型的文化应对的营销方式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从而形成有效的经营，减少文化的冲突，使企业的利润有所增加。在做出应对方式时可以参考两个原则：1.品牌本土化。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指的本土化的意思是商品的营销策略从当地人的社会视角、当地人民的影响出发。以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建立一种产品和顾客之间的共鸣。肯德基在中国的品牌化过程正好能体现出来：最初肯德基在亚洲市场的经营是完全失败的，1973年肯德基在香港特区开始了第一家餐厅，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被迫关闭了首批进军香港地区的全部连锁店，原因在于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传统的饮食文化的差异太大，西式的快餐文化对于东方人来说难以适应，但是对于世界人口第一又处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来说具有巨大的市场利润，为了能够更好的打入中国市场，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做出调整，对异国风味的产品进行中式的改良，将美国传统的墨西哥鸡肉卷改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老北京鸡肉卷，结合传统中国八大菜系的特点推出了不同口味的产品，肯德基取得的成绩正式跨文化营销下企业实现品牌本土化，让中国人对于这个国外的品牌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无独有偶，美国的碳酸饮料“雪碧”在刚进入香港特区市场时直接使用英文的音译名城“十必利”，结果无人问津，通过调查后发现原因在于不了解当地文化，港人认为“十必利”的名称听起来像“势必利”让人觉得厌烦，后来改名为“雪碧”后果然在香港特区风靡一时。2.产品价值的认同。“物的有用性在于使物才成为使用价值，任何事物的价值在于能够满足必要的需求或是能给人的生活带来方便”。产品价值的体现在于让消费的认同，这种认同包括了产品的实用性和象征性的认同，也包括了价格上的认同。对于跨文化营销的产品来说本身就是异民族文化的窗口，人们通过对产品的购买能看到有别于“我”的存在，同时能够作为审美观念、价值取向的引导，从而是商品更加利于销售。万宝路香烟以的包装上半部是红色的底色，下半部的文字极具美国西部牛仔的硬汉形象，生产商将美国的文化与万宝路香烟相结合，具有标签化的效应，从而赢得了全世界消费者的信赖及认可。巧克力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事物，在欧洲得到了青睐，流入中国以后更是一种甜蜜爱情的象征。市场的价格制定依据一定的标准，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各个地方之间的发展水平具有不同，人们的购买能力也有所不同，而价格的高低有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在面对市场时对于与跨文化营销的企业来说不仅要考虑自身成本的差异，还要仔细分析市场的需求程度、消费者的收入等情况，实行有差别的定价方式，更能使消费者接受。

四、结语

人类的经济活动存在这不同形式，但是总而言之是在文化指引下的进行的，企业在进行跨文化的国际营销时，一定要在了解自我文化和当地文化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和策略进行营销，从而保证销售的成功。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加入了WTO后在国际市场上有了更多机遇，同时也面临了更多企业的竞争，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化差异性的存在，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作者:李子怡 单位: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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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庭硕著.相际经营原理[M].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

跨文化范文篇8

肯德基于1987年进入中国大陆，以具有悠久饮食文化的北京为起点，不断了解和适应中国社会和市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到现在肯德基的连锁店在中国已发展壮大到几千家。

（一）实施本土化战略

跨文化营销从其决策到研发再到销售,管理者们愈来愈认识到“本土化”给其带来的丰厚利润,“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地化”成为一种趋势,也成了众多跨文化营销企业的指导理念。实施本地化策略可以更好地保证跨文化营销企业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产品本土化。肯德基分析我国的原材料状况、消费者偏好等本土市场的各类信息，在引进技术产品上进行适当调整，开发本土化的全新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肯德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立了自己的产品研发团队和实验厨房，至今这支团队在技术能力上已经基本成熟。现在的年轻消费者追求的是新鲜感，因此不断地开发出适合他们口味并且符合本土饮食文化的食品，才能吸引他们频繁光顾。从1987年进入中国，20多年来，肯德基为中国本土化定制的产品已不胜枚举：老北京鸡肉卷、鲜虾春卷、各款花式粥、油条等等。市场本土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亲情”是具有非常重要位置的，肯德基以家庭成员中最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青少年作为目标消费者，产品、服务和环境都具有针对性的以青少年为主来设计。另外，肯德基把儿童顾客作为目标定位，餐厅内专门辟有儿童庆祝生日的区域，布置迎合儿童喜爱的装饰品，节假日还为儿童顾客准备礼品和娱乐活动，这都是为了通过儿童来带动整个家庭成员到肯德基进行消费。价格本土化。肯德基的定价策略普遍采用组合定价，将主餐或配餐、甜点饮料等合理搭配，发放大量的优惠券给顾客，适当调低价格，达到促销目的。降价策略较典型的是超值套餐、早餐优惠、外带全家桶，总之用优惠让利诱惑消费者，吸引消费者不断地购买。品牌和形象本土化。肯德基有意识地淡化自己的“国籍”，不断强调它在中国落地生根的决心和在中国发展后能够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比如肯德基爷爷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亲情、友爱和默契，以此吸引了原本对洋快餐具有排斥心理的中老年消费者。随着健康观念的加强，肯德基了《中国肯德基健康食品政策白皮书》，开始创建健康品牌，推广健康策略的活动使品牌与健康、运动紧密结合。2004年肯德基在北京启动的“体坛群英计划”，通过一系列耀眼的明星把健康、运动、向上的精神融入到肯德基“健康＋美味”的品牌形象中去，进一步强化了肯德基在健康方面的品牌联想。人才本土化。极大地帮助了肯德基建立起与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使用本地员工不但可以节约人力，更关键的是他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有助于扩张市场，增强企业的凝集力。员工本土化是肯德基本土化最根本深刻的一个环节。本土化的优秀员工队伍及管理层更能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更能帮助肯德基成功的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肯德基在中国一年就可以提供就业的岗位约3万个,间接产生的连锁效应也相当可观，可以产生20万个左右的间接就业机会。

（二）推行标准化战略

由于服务具有的无形、不可分割和不均匀等特性，服务企业都竭力想让服务变得有形，像物质产品一样做到标准化。肯德基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CHAMPS”冠军计划就是为了给顾客带来一个标准、稳定和可靠的服务。包括以下六点：保持美观整洁的餐厅；提供真诚友善的接待；确保准确无误的供应；维持优良的设备；坚持高质稳定的产品；注意快速迅捷的服务。“冠军计划”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要求肯德基在世界餐厅的每一位员工都严格地贯彻执行，这无疑保证了肯德基品牌形象的一致性。

（三）发展连锁经营

一方面,肯德基通过将自身的品牌、技术、管理等授权给加盟商来获取资金、人才、市场等资源,从而达到分销商品和服务,提升品牌形象的愿景；另一方面,对于加盟商而言通过交纳特许加盟费的形式不仅获取了肯德基背后所蕴含的无形资产和整套成功的经营管理模式,还能在经营管理模式中得到肯德基的大力扶持，这就有利于缩短加盟商资金回笼的周期，从而最大限度的规避了经营管理中的风险。

（四）建设企业文化

作为特许经营企业肯德基来说，其高标准的服务质量是它的生命线，也是它参与竞争的资本。为此，肯德基塑造了具有服务意识导向的强有力的企业文化。“餐厅经理第一”，这是肯德基树立起来最重要的企业文化，这体现了公司重视生产率的提高，一切围绕第一线餐厅而服务的思想，同时也鼓励各餐厅积极进取，展开良性竞争。每年，在中国区年会上，上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餐厅经理会因他们出色的成绩被授予优秀奖牌，并给予特别礼遇，他们会从世界各地飞到集团总部与总裁共进晚餐。“群策群力，共赴卓越”，对肯德基员工来说，随着在中国市场的拓展，他们的成长机会也就应运而生。肯德基的阶梯型职业发展通道，使每一位具有潜质的员工都能看到攀登的希望点。年会上，集团内各管理部门与合作伙伴、供应商之间就相互合作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探讨，交流经验，使彼此加强了沟通，增进了企业凝聚力和众人合力，追求卓越的信心。

（五）强化员工培训

建立教育培训基地。肯德基于1996年为餐厅管理人员设立餐厅管理的专业训练系统及教育基地，每年为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肯德基的餐厅管理人员提供上千次的培训课程，中心大约每两年会对旧有教材进行重新审定和编写。培训课程包括品质管理、产品品质评估、服务沟通、有效管理时间、领导风格、人力成本管理和团队精神等。建立内部培训制度。一方面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为企业及国家培养了合适的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使员工对公司的企业文化也有了深刻了解，从而实现公司和员工的共同成长。新进员工会接受公司安排的培训，通过考试取得结业证书。在肯德基，是根据员工个人对工作站操作要求的熟练程度，实现职位的提升、工资水平上涨。针对不同的管理职位，肯德基都配有不同的学习课程，学习与成长的相辅相成。传播肯德基理念。肯德基从1998年开始强化对外交流，进行行业内横向交流。这种举措，在创造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让肯德基理念获得了更广范围的认可，让肯德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提升。肯德基已经在用行动努力把创造利润和创造知识结合在一起，现在更多的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未来，创造财富不仅仅是靠资本、资源，更多的是靠知识。

二、肯德基跨文化营销对我国快餐业的启示

跨文化范文篇9

关键词：委婉语；文化；对比研究

委婉语，又称婉曲，或讳称，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英文euphemism一词源自希腊语，词头"eu一"的意思是"good"(好)，词干"phemisrn"的意思是"speech"(言语)，整个字面的意思是"wordofgo0domen"(吉言)，有人称其为"语言遮羞布"。英语是--f-]国际性的语言，其委婉语的使用尤为广泛，它在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国家的习俗和社会文化。而同为世界最重要语言的汉语，同样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博大的文化，其委婉语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它们进行跨文化的对比，找出其共性与差异，有助于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以与大家共飨。

英语委婉语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传统委婉语(traditionaleuphemisms)和文体委婉语(stylisticeuphe-misms)。所谓传统委婉语，是与禁忌语密切相关的。如生、死、病、性等禁忌事物，如果直接表达，就是禁忌语，给人的感觉是粗鄙、生硬、无礼；反之如果间接表达，就是委婉语，给人的印象是典雅、含蓄、中听、有礼。

所谓文体委婉语，实际上是恭维语，溢美之词，与禁忌语无关。死亡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由于英汉两种文化背景不同，所反映出

的对死亡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基督教在英语国家的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关于死亡的委婉语多

半来自《圣经》，与基督教信仰密切相关。许多基督徒都相信"来世"和"原罪"之说，在他们看来，死亡就意

味着"togotOheaven"(进天堂)、"tobecalledtoCod"(被召唤到上帝那)or"tocancelonesaccount"(销账)。

基督教认为在最后审判中，人人都要把记载自己在世上所作所为的账本交给上帝审判。

在中国，没有一种宗教能像基督教在英语国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汉语有关死亡的委婉语体现的是多种思想体系和宗教信仰，表达的是对人生、死亡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起源于孔子时代的儒家思想体系。儒家观点认为，人的自然生命可以完结，但其高尚精神和道德都将永留人世。孟子在《鱼，我所欲也》一文中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因此，辛亥革命前后，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慷慨赴义，被称之为"舍生取义"、"就义"、"取义成仁"。

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理论中，则有"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之说，死生之所以能忘，在于他完全能与"无终始者"的天地万物同在庄子把生死看作同万物一样的一种变化，汉语中的"永垂不朽"、"羽化升仙"等委婉语，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

再看与西方基督教齐名的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自唐朝以来，对中国的影响不可言喻，更有着与基督教"来世"相似的"世代轮回"之说。我们经常说的"去世"、"逝世"、"谢世"等死亡委婉语，皆出于此。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语汇相当丰富，有关死亡的委婉语更是远远多于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和尚之死为"涅盘"；高龄而死为寿终；殉情为"飞蛾扑火"；为贞节而死为"全节"；为民族利益而死为"殉国"；随君主一起死为"殉葬"；为保卫祖国而死是"烈士"；共产党人之死是"去见马克思"，更有老百姓所谓的"地下工作者"等对死人的谑称。

以上所述也许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西方人难以理喻的，但同样，两大民族都把死亡看作"休息"或"睡眠"，"finalsleep"、"tobeatrest"、"toreturntodust"这些都反映出了两大民族对"死亡"看法的相似之处。

中、英两国对婚前、婚外性行为都持否定态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已为人们逐渐认可和接受。这一点从affair(桃色事件)、triallove(试婚)掩饰中都有所体现。英美人谈及"私生子"一词时不用bastard，而是说成lovechild，因为前者除有"私生子"的意思外，还有"杂种"的含义，而后者则不带有歧视、骂人的意味，体现了对私生子一视同仁的态度。而这几年中国人用"婚外恋"、"外遇"、"情人"、"试婚"等委婉语对过去所不齿的"偷情"、"养汉"、"搞破鞋"等婚外性行为进行了宽容的遮羞。

英语国家的教育界也出现了不少委婉语。他们中有人不把教师称作"teacher"，而"educator"。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尽量用积极用语来代替消极用语。当教师谈到学习差的学生(belowaveragestudent)时，他们不用"she／heispoorinher／hisstudies"，而用"she／heisworkingather／hisownlevel(她／他在根据自己的水平学习)"，这样就不会伤害学生本人及家长的自尊心。说"she／heCalldobetterworkwithhelp(她／他在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可以学的更好些)"，比直接说"she／heisslow(迟钝)orstupid(笨)"更不会得罪人。做教师的当然不会说学生stupid(笨)，lazy(懒)，这样说会使学生和家长都很难接受。所以把lazystudent叫做underachie．ver(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学生)，这种表达听起来既不刺耳，也没有说明成绩如何，也可能勉强及格，也可能不及格。又如用"he／shedependsonotherstodohis／herwork(他／她靠别人做作业)"代替"he／shecheatsinclass"o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尊师重教的典范。自孔予以来，教师被尊称为"先生"，教授技术的人则被称作"师傅(父)"，即有代父教子之说。今天我们把老师称作"园丁"，称学生为"小树苗"，纠正他们的错误叫"修枝打权"，对他们的培育是"浇水施肥"，他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孔夫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更得到了升华和扩展。因此，今天的学校里，早巳听不到"朽木不可雕"、"榆木脑袋"、"没出息"等挖苦侮辱学生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很好"、"下次努力"、"如果好好写字你会更棒"等鼓励的话。开家长会时，老师更经常说："您的孩子很聪明，但注意力不集中"或"您能注重培养他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的进步会更大"、"孩子反应较慢，但很用功"、"您的孩子更适合学技术"。这些委婉的说法，既使家长认识到了孩子的缺点，又很容易接受老师的批评。

英美国家从事服务行业的人收入可观，但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官方为了对此加以粉饰，常常使用装饰词"sanitationengineer"而不是garbagecollector。因为后者会使人联想到垃圾，而前者则会给人一种垃圾被消除之后的卫生、洁净之感，同时其社会地位似乎也提到了与工程师一样令人景仰的高度。类似的还有buildingengineer(建筑维护技师)代替janitor(照管楼房或者办公室的工友)，hairstylist(发型设计师)代替barber。

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变革，"拾荒者"、"下岗"、"弱势群体"、"家政服务"、"保洁员"等一些粉饰性名词也相继出现。这反映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交往的增多，东西方文化相互融合，观念上的差异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一种文体里需用委婉方式表达的情况在另一种语言里往往不存在，而一个民族的禁忌和委婉在另一个民族可能是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因此，对英、汉委婉语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对我们教学更具意义。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跨文化范文篇10

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二、关于“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translation和free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onhisback”，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translationand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一词。[1]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三、汉语中的归化/异化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Foeignizingtranslation/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Baker,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linguistics

2.(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cultural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adaptation)/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四、归化与异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4]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五、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

[1]Schleiermacher的原语是：Thetranslatoracaneitherleavethewrit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readertohim,orhecanleavetheread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writertohim.(Schleiermacher,1838:47,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Bringthereadertotheoriginaltext’wouldcorrespondtorequiringhimto

processthetranslationincontextoftheoriginal;‘[Thetranslator]thustriesto

transport[thereader]toitslocation,which,inallreality,isforeigntohim.’

(Schleiermacher,1838:219,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2]黑体系作者所加。

[3]在MonaBaker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Iffreetranslationisnotbadtranslation)

2.(Iffreetranslationisnotranslation)

[4]不过，Gentzler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

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

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Revised2ndedition,MultilingualMattersLtd.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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