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语境范文10篇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1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研究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为契机，学术界在2006年度内将刑事政策的应有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等问题作为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其定位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控制犯罪的基本政策，而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刑事政策所蕴涵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也就成了贯彻该政策的前提。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不同的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相反应当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防止和纠正畸轻畸重。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到注重严打政策再到强调宽严相济政策的起伏式变化过程。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问题，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极度关注的重要课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有论者主张，我国刑法曾经确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属一脉相承。④有论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一部分，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⑤也有论者基于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述方式、侧重基点、司法倾向及关注重点等分析，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形势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变革。⑥换言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治基础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继承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新内容。⑦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是否与严打政策存在冲突的问题，有观点指出，严打政策既不利于公民权利保障，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严打政策只是对付犯罪的权宜之计，随着社会的转型，严打政策理论和实践暴露出局限性，作为一种刑事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⑧也有观点认为，提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轻罪刑事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政策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⑨不过多数学者在分析严打政策存在弊端的同时，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旨在矫正严打政策所形成的非理性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体现的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进步司法理念。⑩

对上述理论课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地位能否得以确立。较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而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也不忽视刑法防卫社会的积极功能；既强调应首先注意对犯罪人从宽处断的可能，也注重对少数凶恶犯罪人依法予以严厉制裁，因而更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应当说，我国当下的刑事政策已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重刑化”或“轻刑化”的单极化之争，在扬弃单极化的严打政策的同时吸收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涵，顺应了世界范围内刑事政策“轻轻重重”的两极化趋势。(11)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路径

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路径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在刑法立法层面上的非犯罪化空间不大，相当长时间内刑法立法的重心不应是非犯罪化而应是犯罪化，因为我国刑法当前的实际保护范围与刑法调控社会的应然需要相比，可能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所以，在当前刑事法制的背景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要应该关注的是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12)此外，刑法学界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实现方式，诸如死刑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树的意见。(13)

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罚适用的影响

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适用问题，有学者指出，就中国国情民意以及抗制犯罪的需要来看，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废除死刑。目前中国死刑政策急需关注的应该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死刑或者限制死刑，即通过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范围、利用法定刑可选择性减少死刑适用、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减刑功能、建立和完善赦免制度等方面减少死刑执行。(14)就死刑适用标准如何统一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之后，死刑的初审权和二审权仍然在地方法院。因此，在明确立法中死刑适用概括性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死刑适用规则的方式，进一步将死刑适用的积极条件与消极条件具体化，并辅以典型的判例以供参考，就有可能达致死刑适用标准的严格统一。(15)此外，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老年人、未成年人刑罚适用制度如何完善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刑法增加对已满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的规定，放宽7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假释条件等。(16)为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未成年犯适用刑罚需特别审慎的是，严格控制无期徒刑的适用，尽量使用非监禁刑，严格控制资格刑以及财产刑的适用。(17)

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关注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在不突破我国现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对轻微犯罪应尽可能地适用管制刑、单处罚金、缓刑等，以避免拘役、短期有期徒刑(1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短期自由刑的广泛适用带来的弊端。轻缓刑事政策不仅体现于刑事实体方面，而且也包括刑事程序方面。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暂缓起诉正是体现对轻微犯罪宽大处理的有效途径。(18)

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罚执行的影响

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罚执行的影响问题，有学者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蕴涵可从“严”和“宽”两个层面加以把握。行刑中，宽严相济政策之“严”，广义上指严格依法对罪犯执行自由刑，不仅包括对严重罪犯依法行刑，也包括对较轻的罪犯依法行刑。从狭义上说，“严”指的是从严，即对犯有严重罪刑的罪犯或者对具有从重情节的罪犯，在行刑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予以更为严格的要求。行刑中，宽严相济政策之“宽”也有两层含义，广义是指对所有罪犯的惩办必须结合教育改造与矫正，贯彻人道主义，使其回归社会；狭义上是指对犯有较轻罪行的罪犯在行刑过程中给以更为宽松的待遇或者予以非监禁化。(19)

应当指出，监禁刑虽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刑种，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过量适用还会产生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副作用。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方式的研究中，另一个学术热点就是社区矫正问题。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必要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蕴涵的真正价值转换成制度性的选择与建构，学术界则为宽严相济政策的具体实现提供了一整套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社区矫正。有学者指出，我国试点经验已经表明：社区矫正是实现轻罪的非监禁化的必由之路，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并建言立足我国国情，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更新刑罚理念，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建立健全社区矫正配套机制。(20)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联系，社区矫正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不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缓的一面，而且通过节约行刑资源还对国家集中力量打击和遏制严重刑事犯罪大有助益。

二、刑事政策调整与我国刑罚改革问题研究

刑事政策作为刑法的指导思想，其重新定位及发展走向必将影响未来刑罚结构调整。显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打政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对刑罚结构的指引作用上存在质的不同。虽然严打刑事政策的出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其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对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发挥过一定的重要作用。但是，严打政策本身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也是无可否认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迟而日益彰显。尤其在我国确立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后，对严打政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应进行深刻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负面效应之一就是导致社会对重刑的依赖，而刑罚并非越重越好，刑罚的严厉性超过一定限度，会发生边际效益递减。为此，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刑罚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缺陷，这就是死刑过重、生刑过轻。(21)关于死刑改革问题，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当前还不能废除死刑，但规定死刑的罪名过多，应当逐步予以减少。这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罪责刑相适应评价的要求。主张通过对死刑的立法限制与司法限制，将死刑适用率大幅度降低。(22)除此之外，学者们就限制甚至废止死刑以后采取何种替代措施以及我国刑罚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建议对某些不宜规定死刑的严重犯罪规定绝对监禁刑。如对那些造成国家或者人民群众极端严重损失的贪污贿赂犯罪、经济犯罪规定绝对无期徒刑，即不可假释、减刑，以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23)关于有期自由刑的改革问题，有学者指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死刑和生刑之间轻重过于悬殊，为了减少死刑，就应适当提高生刑。把有期徒刑的上限从现在的15年提高到20年，数罪并罚提高到25年。(24)提高生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对死刑的压力。关于资格刑问题，有论者认为，作为刑罚改革的一个方向，我国刑法应当对那些利用职务或业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的人规定资格刑，根据犯罪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剥夺或者限制其从事某些职业或者担任某些职务的资格。(25)

刑罚改革应当以轻刑化为切入点，这是我国未来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向，也是顺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不能通过压制性手段而是通过更为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纠纷。

三、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即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一种协议和谅解，促使国家机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26)其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27)刑事和解既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也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28)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升温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

(一)我国引入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第一，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29)第二，刑事和解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回顾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关注热点，基本上都偏重于犯罪人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不能享有犯罪人那样的保护。(30)但是，忽视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不利于刑法理论体系的完善、不利于被害人人权的保障、不利于刑事法治的实现。(31)刑事和解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情绪和经济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应当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将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性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的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32)第三，刑事和解有助于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的行为给他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从内心反思过错，真诚悔罪。(33)第四，刑事和解制度试图在刑罚制度之外探讨有回旋余地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刑法的命令性、工具性，有助于软化刑法的强制性。(34)最后，刑事和解有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一方面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轻微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大量司法资源被消耗在应对轻微犯罪上，影响了重大刑事案件的办理。司法公正面临严峻挑战。刑事和解能使轻微案件的处理不进入起诉、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使司法机关合理配置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全面提高诉讼效率。(35)

(二)刑事和解引进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现实的政治基础。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太多的历史磨难以后，当今的执政阶层对执政观念已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全面建设和谐型的社会，才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二，传统的文化基础。中国儒家“和为贵”的历史文化基因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第三，现有的法律基础。我国的刑事法律虽然还没有刑事和解的制度性规定，但并不等于说一点不存在与此相关的内容。我国刑事实体法中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规定，我国刑事程序法中的相对不起诉的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包含着一些与刑事和解相类似的成分。(36)第四，我国“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37)第五，司法实践基础。目前，我国立法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在刑事诉讼的部分程序和环节中已有间接的或近似性的表现，如刑事自诉案件的允许和解、撤诉，公诉案件中对轻微犯罪的不起诉、暂缓起诉、缓刑判决以及社区矫正等制度及司法改革措施。(38)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必将继续关注对刑事和解的研究。

(三)刑事和解适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适用阶段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将和解程序的适用限制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较为妥当。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被害人、犯罪人或者其律师可以向检察官或者法官提出和解的要求，检察官或者法官也可以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向当事人提出适用和解程序的建议。第二，适用对象问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偶发性比较大，且主观恶性小。所以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此外，成年犯罪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第三，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问题。比较合适的和解范围是：对于罪犯可能判处的主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传统上认为没有被害人的侵害社会善良风俗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除外)。如此限定刑事和解范围，既不会使得刑法的权威和强制性受到太大冲击，又有助于刑法宽容的实现。(39)第四，刑事和解中公权力机关的中立问题。刑事和解既然是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一种契约，那么，和解的主动权就应当掌握在被害人手中，只要被害人不同意进行和解的，司法人员不得强行进行刑事和解。(40)第五，和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问题。作为刑事和解基础的和解协议应“自愿达成，并只载列合理而相称的义务”。在刑事和解达成书面协议之后，调解人或者和解双方当事人应视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将此协议提交检察官或法官，由检察官或法官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对和解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如果和解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和解协议，应对案件依照法定刑事司法程序处理。(41)最后，应注意刑事和解过程中对公权力的约束问题。刑事和解协议如系双方当事人真诚意思表示，司法机关不得再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予以干涉。(42)

(四)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前景展望

中国要从传统的“报复性司法”走向现代的“恢复性司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3)由传统诉讼模式向刑事诉讼与刑事和解并存模式的转化，意味着国家公诉机关及审判机关职能有所弱化。在理论层面上，从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角度出发，这种变革几乎是离经叛道的，因为它动摇了传统司法制度奉为圭臬的罪刑法定、罪刑相当、有罪必罚、刑罚平等基本价值理念。在实践层面上，与每一项制度变革以及相应的观念更新一样，这项改革产生了正负两种社会效应，同时也引发了对刑事和解正当性的激烈论争。尽管刑事和解存在一些问题，(44)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其避免，而不能一叶障目因小失大。刑事法具体规则的缺陷不应该动摇我们对其蕴涵的价值精神的崇尚和信仰。(45)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阶段完全实现刑事和解的基本主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之下，引入一些刑事和解的思想，则并不是不可能的。(46)总之，在我国现存的刑事法观念和司法体系下，如何为刑事和解找到实体法的根据和程序法的指导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刑事法学》2006年第4—12期索引；《新华文摘》2006年1—24期报刊文章篇目辑览。

②主要会议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检察官协会主办)；“法治与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主办)；“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主办)；“犯罪论体系研讨会”(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主办)；“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北京市法学会、重庆市法学会与西南政法大学主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和谐社会：以检察实践为主要视角”(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主办)；“2006刑法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法学院与山东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等。

③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

④高铭暄、彭凤莲：《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罚的完善——从未成年犯罪人的视觉》，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3页。

⑤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⑥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⑦张远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

⑧刘强、武玉红：《“严打”政策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页。

⑨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8日第9版。

⑩张远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夏勇：《和谐社会与“严打”转型》，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

(11)梁根林：《欧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新走向》，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4页。

(12)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13)刘家琛：《宽严相济逐步实现刑罚轻刑化》，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莫晓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刑事和解机制之建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页；余松龄：《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张远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

(14)谢望原：《联合国关于死刑的价值选择及其对中国死刑政策的启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8页。

(15)高铭暄：《略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中的两个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16)王勇、徐留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老年人刑罚制度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17)高铭暄、彭凤莲：《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罚的完善——从未成年犯罪人的视觉》，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3页。

(18)张智辉：《刑罚改革的切入点》，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张波：《论宽严相济政策之实现——法定刑立法与量刑过程之初步构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樊凤林、刘东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立法的完善》，载《公安研究》2006年第10期。

(19)刘守芬、李瑞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导向下的自由刑执行》，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6页。

(20)马长生、刘小鸥：《构建和谐社会视觉下的我国监外行刑问题——略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6页。

(21)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规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22)高铭暄：《略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两个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马克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的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页。

(23)谢望原：《欧陆刑罚改革成就与我国刑罚方法重构》，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24)陈兴良：《刑罚改革论纲》，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25)张智辉：《刑罚改革的切入点》，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26)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赵琳琳：《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制度》，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27)参见刘守芬、李瑞生：《刑事和解机制建构根据简论》，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谢鹏：《浅析刑事和解理念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示——以被害人为视角》，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4期。

(28)参见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2期。

(29)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年第8期。

(30)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31)参见高铭暄、张杰：《刑法学视野中被害人问题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1期。

(32)石磊：《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根据》，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

(33)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34)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5)参见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黄京平、甄贞、刘凤岭：《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事和解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36)参见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年第8期。

(37)参见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

(38)白世平、纪丙学：《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实证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6期。

(39)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0)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1)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42)黄京平、张枚：《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与制度构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43)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44)李洪江：《刑事和解应缓行》，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2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服务；体制创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党的1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从理论到实践，它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新境界必有新要求，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完备的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系，以消除社会公共需求日益增长与当前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矛盾，缓解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紧张关系。

1、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与先决条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经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社会市场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但也带来了新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国内各种利益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伴生出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需求的某些方面仍然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社会贫困问题虽有所缓解但仍然严峻，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明显滞后，大量的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环保问题等日趋突出。诸如此类的社会不和谐问题犹如病灶1般侵入并损害了我国社会机体，给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深入分析上述这些侵害我国社会机体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些不和谐因素归根结底都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备所致。总理曾经指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这不仅给“公共服务”下了1个权威性定义，而且深刻地阐述了公共服务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确，在新形势下，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化、结构复杂化、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比重大幅上升，公共需求结构正逐步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具体而言，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如下：1是公共需求以超常的速度增长。近几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总需求中，个人公共需求年均提高的比重相当于过去5年的总体增幅，并且近两年的增幅更大。2是公共需求主体快速扩大，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逐步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3是公共需求的结构变化迅速，除了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对公共安全、环境保护以及利益表达的需求越来越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由于1方面是公共需求迅速增长，另1方面则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的矛盾使得我国公共服务体系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已经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矛盾。这个社会矛盾不解决，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和谐社会的建构就无从谈起。因此，从1定意义上说，建设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就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与先决条件。换言之，只有建立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稳定、快速、健康、持续性的发展。

2、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必须1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出发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相当长时期内所要面临的1大基本国情。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要受基本国情的制约，和谐社会的发展程度同样要受制于此。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所要建构的和谐社会，是1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和谐社会，否则，这种和谐社会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我们党也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发展状况，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主要任务。这九大目标包含了我国民主法治、人民生活、公共服务、道德文化、社会创新、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全方位的内容，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1定时期内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同理，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同样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1现实。也就是说，1方面，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1个适应和谐社会需要的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但在体系建立过程中我们还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要有条件的、分步骤的。那种脱离现实国情、好高骛远式的盲目建设难免要遭致失败。我国仍是1个发展中大国，在当前条件下，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目标是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国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就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完备，就能安全地度过经济社会发展的危险期。唐铁汉等人的研究表明，依据国外经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可分为3个基本阶段：1是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左右的阶段。在该阶段，必须全面完善公共服务制度，否则，将导致经济发展的中断与停滞。2是人均GDP处于1000～8000美元的社会经济增长阶段。这是以公共服务为基础和平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需要注意全面、系统地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坚持教育、科技优先增长，强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适度控制社会福利的增长水平。3是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阶段。这是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主的发展阶段，要注意稳定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控制社会福利的过快增长。在该阶段，要注意控制公共服务的数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当前我国正处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发展阶段，比较国外经验而言，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应该说仅仅处在第1阶段(即“必须全面完善公共服务制度”的阶段)向第2阶段(即“以公共服务为基础和平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过渡时期。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路径

1般说来，公共服务体系主要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为主要任务、以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为基本目标的1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体制创新。

1政府主导。有学者指出，公共服务主要是指由法律授权的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有关工商企业，在纯粹公共物品、混合性公共物品以及特殊私人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履行的职能，其中，政府是责无旁贷的主导者。这种政府主导的特质，首先表现为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最主要的提供者。由于政府的公共性质，政府的主要职能之1就是公共服务。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政府必须加强公用基础设施、公共文化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公共教育设施等方面

的建设，积极发展义务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治安和国防安全，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政府主导的特征还表现为政府责无旁贷地成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政府根据国情和本区域内的人口资源和财政能力来确定公共服务的总体目标、水平、策略、原则等方向性的框架，并经同级权力部门机构批准实施。从公共服务过程来看，无论从目标设定到组织设计再到公共服务的机理运作，还是最终输出公共产品到收集社会反馈再到修正输入，政府始终是其中的主导者。换言之，政府是公共服务制度的设计者、实施者与维护者。公共服务体系全面不全面、完整不完整，归根结底取决于政府意愿与政府能力。

2社会参与。和谐社会中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1个社会公众、政府以及其他各种公共服务供给者之间互动的过程。首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有公共服务需求信息与持续不断的支持。这不仅需要政府设置畅通的公共需求的表达渠道，而且更需要社会公众需求表达的积极参与。社会公众是公共服务的直接消费者，因而在公共服务的需求等方面最有发言权。如平新乔、赵俊超在浙江省慈溪市对外来务工人员和当地居民作了1项公共服务需求调查，并对公共服务需求事项作了1个排序。结果表明，解决户口需求排在第1位，其他依次是子女教育、各种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困难补助、治安、卫生及其他。该项调研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某部分人群的社会需求。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于公共服务需求是不1样的，因此有必要建立畅通的公共需求表达机制，以真实客观地反映来自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心声。当前全国各地的献计献策行动即是1个很好的佐证。因此，不了解民意、不集中民智，政府就会在公共服务供给上失去方向。不仅如此，社会公众的合法性支持与资源性支持无疑是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所不可或缺的，比如在慈善捐助等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美国的慈善捐助每年达6000多亿美元，相当于GDP的9％；我国香港地区的慈善捐助每年也达60亿港元。我国内地目前每年仅有10多亿元，只相当于GDP的0.01％。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增加慈善捐助，扩大第3次分配的规模，这样既可弥补国家用于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资金的不足，又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应该说，政府不是唯1的公共服务供给者，私人部门和第3部门也要加入到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当中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等人认为，在治理公共事务方面，政府和市场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所以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安排。多中心理论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政府与市场两种秩序的2元思维，公民通过参与自主治理公共事务，改进公共服务。在传统意义上，私人部门主要提供私人产品和服务，私人部门不得进入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领域；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则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公私界限，私人部门的力量逐渐渗透到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私人部门的角色和性质。它不仅使自己获得了相应的利润回报，而且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从而分担了政府的责任，改进了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供给能力。第3部门以自身的非功利性目的或客观的公益性后果，以社会的自组织、自规则和自治理方式，或者以政府授权的行动方式，或者以跨国行动的方式，或者同政府或私人部门共同采取行动的方式，为社会提供局部性或专项性公共服务。

3体制创新。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能缺少体制创新。这种体制创新首先表现在如前所述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上。主体多元化良性造成了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化、效益化与社会化，并继而间接带来了这样1种前景可观的后果：政府可以逐步退出公共产品的直接供给，且依据公共产品的不同种类，政府退出的程度也有所区别。

其次则表现在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多样化上。政府职能外包理论表明，政府履行行政职能可借鉴经济部门有效的管理方式，用市场手段代替行政手段。利用招标、承包、租赁、委托、、拍卖等方式实现政府职能的对外转移，通过市场化手段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这样，政府通过职能外包降低了公共服务交易成本，实现了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甚至精简了政府机构。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大胆地借鉴了国外先进管理思想与方法，进行了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比如，在我国公共事业市场化改革过程当中，政府就已经借鉴并摸索出了许多有益的方法，如BOT模式、合资模式、直接购并、纯民营模式、TOT模式以及PPP模式等等。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3

关键词：绿色奥运；三维；发展；和谐

奥运百年，华夏梦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一经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华夏文明相遇，“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便从纸上跃然进入人们心中，从华夏大地悄然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绿色奥运理念以其先进的、深邃的哲学内涵成为了现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急先锋。

一、绿色奥运理念的基本结构是三维的

现代奥运发展到今天已经从对人的体力的单纯考察演化成对人的体力、智力、意志力和创造力等的全面考验，与之相适应的是，奥运理念也必然是雍容大度而非单一维度的。因而我提出绿色奥运理念的三维构想。

绿色奥运理念的第一维是天人之维。天人之维是指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坚持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即世界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统一的世界，人与自然是一个活的、有机的、系统的整体。整体主义“把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看作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只能是受自然制约下的主体性、主动性，另一方面，作为活的有机系统，自然界也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当人类的行为违背了生态系统的规律后，自然的报复往往就很主动了。”所以北京承诺，“到2008年奥运主要场馆周边、绿化带、隔离带都将以大树为主，整个北京掩盖在绿荫之下；二环、三环、四环和五环及主要道路连接线上，将有3000万盆花卉竞相开放；各个富有中国风的园林将向中外游客展示北京文化。并且通过奥运，北京市民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争取实现绿荫覆盖，花团锦簇，特色突出，景色宜人的宜居城市的目标。”

绿色奥运理念的第二维是人际之维。人际之维是指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根据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全面调整和改造现代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举止，借此实现反对浪费、追求简朴、善待环境、回归自然的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要鼓励人回到传统，回到“有限人性”，使人对己有自知之明、对人有知人之智、对自然有尊重之情、对生命有敬畏之心的“天理人情”。例如，《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倡议书》中提倡的十项倡议：“（1）身上常备一个布口袋上超市，减少塑料袋的使用；（2）家里常备2个水桶，让废水循环利用；（3）一个家庭拥有3种节能环保产品，支持环保产业；（4）一年家庭每年参与4次绿色环保活动，教育孩子；（5）在厨房装一个5瓦节能灯；（6）冬天将暖气供应的时间节约出6天的时间；（7）每年拿出7件旧物做交流；（8）有车族每年做8次公交出行；（9）一年少吃9两肉；（10）一个家庭每年捐10元钱给环保组织机构。”

绿色奥运理念的第三维是人的身心之维。身心之维是指在处理人的身心关系时根据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努力培养人们的绿色意识。绿色意识是指人们保护环境的信念与行为是无条件的，是从内心的自然生发的信仰；而不是仅仅从外在的功利出发，出于对利益得失的算计。例如奥运会的参与者，包括奥运会的组织者、裁判员、运动员、随队人员以及奥运会举办地城市的居民都应具有良好的绿色意识。“组织者的绿色意识体现在他对奥运会和宏观调控和微观改造上；裁判员的绿色意识体现在他对比赛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把握上；运动员的绿色意识体现在他对公平党争的理解和对更高更快更强的要求上；随队人员的绿色意识体现在它对本国奥运选手在奥运会上的发挥和对奥运会举办国的支持和鼓励上。奥运会举办地城市居民的绿色意识体现在城市居民的整体素质上，体现在他们对奥运的理解上，体现在他们的文明水平上，体现在他们对国际化的一种认可上，体现在他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生活的需求上。”

二、绿色奥运理念的根本要求是发展

奥运会推崇“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这暗含着一种发展的理念、增长的逻辑。但是在绿色奥运的语境之下，我们应当对这耳熟能详的“真理”做出新的解读。

从发展的内涵上看，绿色奥运理念语境下的发展的内涵不只是经济的一维尺度，而是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环境和人等多维的向度。经济的增长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众多要求之一，尊重发展的多维度原则才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高智慧。绿色奥运理念语境下的发展应该不仅仅追求经济的合理性，还要追求社会的平等性和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以期促进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协调发展。

从发展的动力上看，绿色奥运理念语境下的发展的动力不知包括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硬动力，还包括诸如艺术、哲学、伦理和宗教等等为代表的软动力。社会发展不是单纯的科技攻关，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但是单靠科技进步是不可能完成社会发展的全部任务的。绿色奥运理念语境下的发展应该不仅仅把发展与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还要把发展与社会文化因素相结合，由此摆脱对科学技术的无限的单纯的依赖，实现“两条腿走路”。

从发展的价值上看，绿色奥运理念语境下的发展的价值不仅在于人的物质家园的金碧辉煌，还在于人的精神家园的无限完满。一方面，发展意味着人的经济理性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发展还意味着人的体力、智力、创造力、文化素养、道德操守、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绿色奥运理念语境下的发展应该不仅仅表现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有规律地认识与改造，还表现为人们对主观世界的有规律地认识与改造，并务求人的主客观世界相统一，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人类生存的可持续性。

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富裕，而“富裕是绿色的，贫困不是。是富裕提供了保护野生生物、森林、海岸和大洋的手段。”绿色奥运理念决不反对发展，但是坚决反对为了实现富裕的绿色不顾惜环境承载能力的盲目追求物质财富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发展”。可见，发展是绿色奥运理念的根本追求，但值得注意的是，绿色奥运理念语境下的发展是包括了经济和非经济要素的多维度的，整合了生产力和非物质生产要素的动力源的，争取实现人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都永续存在的可持续发展。

三、绿色奥运理念的本质属性是和谐

现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存在的前提不一样，古代奥运会是为了宗教信仰而“神圣休战”，而现代奥运会之所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为世界人民提供了一种和平的公平的竞争场所。和平和公正是和谐的应有之义。“和，谐也”、“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和谐并用表达了人们期盼均匀、对称、适当、适中和协调的心情。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4

［论文内容摘要］财富有着十分丰富的人学内涵，在历史规律性语境中，财富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而在人的主体性语境中，创造财富是人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们应树立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财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人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人的劳动。同时，人的劳动结果表现为劳动产品，也称作社会财富。社会财富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人学意义，它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及其历史发展。本文力图从财富的人学定义、历史规律与人的主体性、和谐社会等方面勾画出人学语境中马克思财富理论的一个轮廓。

一、“财富”的人学定义

西方经济学家们常用纯粹“物质”的方法定义财富，如乔治·拉姆赛曾将财富界定为“那些为人们所必需的、有用的、适合于他们需要的，而且不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无限丰富地提供的物质。”①重农学派认为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而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就是农业。

马克思认为，财富就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②。可见，财富就是具有有用性，从而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或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讨论的，是物质生产过程，财富的承担者是物质产品，因而把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看作财富的物质内容。这里所说的使用价值，并不只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括非商品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还指出，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说：“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又包括书籍。”③马克思对精神财富的具体形式有过细致的阐述，他认为有两类精神产品，即物质产品形式的精神产品和活动形式的精神产品。

二、财富的历史规律性隐喻

历史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要确证人的主体性离不开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而财富的物质运动必然性体现着历史的规律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不仅是因为活动本身有目的，还因为它有现实的财富作为根据。人们生产和占有的财富，是人的活动所实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客观化和物化。主体性是相对于自然的限制而言的人的活动的超越性，而人的自觉就是其已经意识到自己活动的意义。历史并不只是由人的自觉活动构成，历史规律的作用也不只是自然实现的，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历史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的活动。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现历史规律的。在这一阶段，历史规律与社会的财富形成了片面的必然联系。因为人的劳动必然愈来愈依赖财富，而财富又愈来愈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所以财富与劳动更具有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在财富的范围内活动就可能是合规律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财富是历史规律存在的根源，所以，历史规律只能在“财富的社会”中起作用，有什么样的财富存在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规律起作用。

三、财富的人之主体性意蕴

如果说在历史规律性语境中，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那么在人的主体性语境中，创造财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就财富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而言,人用劳动来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为了创造财富本身,而是由此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财富不仅是人的实践本质的确证,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载体。

1.财富交换使人的需要和才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一方面，人们在持续的和反复的劳动中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从而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激发了人的新的需要。马克思认为：“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④另一方面,财富促进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人的对象化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外部世界和获得劳动产品,最根本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财富就成为人们展示自身能力和确证自身发展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发展就越自由和全面。

2.财富是人对自然力量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自然界长期演化而来,因而人所具有的实践本质力量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中、在创造财富的活动中,促进了人的自然的实践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促进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的生成,进而使得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3.财富是人发挥创造天性的结果。人通过劳动将自然界的事物改造成为劳动产品,这本身是一种创造活动,创造性是人的实践的根本特征。因此，财富作为人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人的创造天性的发挥。而且，这里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天性,同时是一种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愈强,他的创造能力就愈强。所以，人们发挥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也是对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一种确认和证实。在马克思那里，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这样，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就内藏着一种更深的生产力本原。

4.马克思财富理论的最终归宿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是其目的本身,人的财富创造实际上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假若说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活动,那么财富创造就是一种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换句话说,人类创造财富为的是其全面的发展,财富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载体。这样，财富的创造就“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人们创造财富就“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改变的东西上面,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种运动就是不断追求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四、财富的和谐价值

在和谐社会语境中，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财富观的树立。社会主义财富观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的财富观，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谋取财富，支配财富和看待财富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上的荣与耻。因此，只有树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地谋取财富。马克思在论述生产的目的时曾指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⑤。邓小平1986年9月2日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这还不是全部，“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不能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不能使“富的越富，贫的越贫”⑥。这实际上是对“致富光荣”口号的肯定，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致富在伦理和道德上是正当的。当然，这种正当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这种致富必须是合法的劳动致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本身要求创业者必须是遵纪守法者，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劳动致富时要诚实守信。在以分工与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主体之间是通过各种合同、合约、协议等形式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必须建立在守信的基础上。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支配财富。从本质上说，支配财富是一个道德问题。在消费者的消费依据和消费方式中，始终贯穿着消费者的道德价值观念。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总体结构和民族文化演进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不只是社会经济行为，还交织着各种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为导向，树立健康的消费观，邓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⑦因此，树立合理消费与勤俭节约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注释：

①[英]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6页，李任初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5

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源泉，和谐美学只是对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和审美经验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将形成一种新的人与对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在此基础上将产生一种新的审美关系，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的和谐美，形成一种新的和谐美学。这种关系的不同侧面，将呈现为不同的美的形态。人与社会的和谐形成新的社会美；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新的自然美；人与人的和谐形成新的人际美。新的和谐的人，以新的和谐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观念，去审视、概括并审美地反映和表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活现实，这种和谐的人与艺术的和谐，便形成新的和谐艺术美。在这里关键的是新的和谐的人，它是社会美的呈现者，自然美的生成者，艺术美的创造者。而新的和谐的人，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被创造出来。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没有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存在，没有和谐人的发展，和谐美学就难以生根、发展，和谐美学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基础，没有前提条件，和谐文化建设就成为一句空谈。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和谐文化、和谐美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发展有多种因素，如中华文化和谐精神的承传、世界文化中和谐思想的镜鉴，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和谐现实生活的创造这个物质基础，却是最根本的动力。没有这个动力，和谐文化、和谐美学就难于健康地发展，和谐文化、和谐美学即使作了初步的构造，也会因为缺乏这个常活常青的动力，而萎缩甚至停滞。和谐文化、和谐美学随着和谐社会、和谐生活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和谐社会、和谐生活不断提高而提高。

再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着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从总体上说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谐文化、和谐美学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但问题却不能反过来，说任何的和谐文化、和谐美学都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和谐文化、和谐美学是诞生在什么社会制度上，是生长在什么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是活在什么社会现实生活之中。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灵魂，是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强调的。

最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但为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动力和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彻底消解和超越近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现象提供了条件。二元对立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近现代西方文化一直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嬗变的。虽然马克思对人与对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一系列矛盾早已作了辩证的阐释，但马克思之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并没有改变，仍继续沿着二元对立的路标走向极端化，原因在于畸形的社会制度还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个科学的辩证的和谐文化的新时代真正开始了。

可以肯定，中国当代的和谐美学，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然是一种和谐的发展，不和谐、不均衡、不协调，发展就会受挫，甚至受阻，难于持续的进行。科学发展观在其精神实质上也可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它将使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美学获得一个创造性突破性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以和谐的态度、和谐的观念、和谐的思维去研究问题，以和谐的方法审视、解决美学问题。美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人同对象的和谐自由的关系，不以人为本，就难于有和谐的美。以西方后现代语境中出现的生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美学，虽然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比主客二元对立前进了一步，但问题是在这个“整体和谐”中，是以人为本，是以自然为本，还是二者绝对平等形态下的以自然为本，却没有厘清，淹没了以人为本这个关键。只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使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分裂的、对立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范畴、审美趣味来一个突破性的发展，使在近现代多极分化为独立形态的崇高、丑、荒诞、喜剧、悲剧，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语境下，得到新的融合，新的变革，新的创造和新的发展。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6

一、世界语境中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及其代价的启示

发展观是关于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本观念。在不同发展观的指导下，世界各民族或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是不同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于发展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

1.“发展=经济增长”的发展观。

“发展等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这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为依据的传统发展观。它以经济增长为追求的目标，并把GDP增长作为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这种发展的基本理论假定是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问题。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传统发展观的指导下，一度出现了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热潮。在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种种发展的危机，社会风险明显增大。基于这样一种事实，传统发展观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2.“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的发展观。

这种观点认为发展不单是经济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的变更过程，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研究者认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打破了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的狭隘思维，注意到真正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多维整合过程。不足的是，这种发展观未能揭示人的系统与自然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关注了当代的发展而忽视了未来的发展。

3.“发展=合理+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

这种发展观明确提出了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理念，强调以未来的发展规范当前的行为，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正式提出，发展必须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即主张实现在地球生态系统基础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基于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或负面效应而作出的反应。

4.“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综合发展”的发展观。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突出了人本身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这就把发展的视角从“物”转向“人”，强调发展应以人为中心。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曾在《新发展观》中谈到：“发展是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人的进步，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一体化过程”。他的这一发展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人们将其称为“综合发展观”。从世界范围看，从传统发展观到综合发展观的演进，表明人类对发展观的认识在不断变化，从中不难发现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第一，传统发展观遵循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思路，即把物质财富的增长看作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认为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财富的数量。从人性观视角看，这一发展观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即人被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的存在物。西方现代化语境中的发展思路实际上是一种“以物为本”的思路。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单纯发展模式中，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漠视，人的精神世界陷入危机，人的社会交往出现障碍。物质世界的丰富，却导致了人的异化，人的个性被压抑。由此可见，这种传统发展观是与人的丰富的发展需要相悖的。

第二，由于传统发展观没有考虑自然资源存量的消耗和折旧，使经济的增长往往是通过对自然资源大规模的破坏实现的，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目的，无限制、人为地使物质消费欲望膨胀，消费主义成为社会思潮。沿着这一发展思路，人类发展的轨迹势必以自然资源毁灭性的破坏换取经济的增长，人类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第三，传统发展观是以科技为本的价值取向为语境的。**世纪以后，科技的长足发展及其应用，使现代科技在西方社会被一些人神化了。许多人相信，科学技术是万能的，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切难题，从而保证经济的快速、无限增长。依据传统发展观，既然地球资源是无限的，人类依靠科技进步而寻求的经济增长当然也是无限的。在这一话语系统中，自然界被人类征服和改造的空间当然也是无限的，科技对自然的征服，人类对自然的索取都是合理的。当我们反省“科技本位”的价值理性时，深刻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既可以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的利用，也可以用于对自然资源无度的掠夺。“科技本位”的价值观一旦膨胀，其结果势必造成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

二、中国语境中的发展观演进及其历史的局限

科学发展观是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形成的。作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论，中国社会的发展观同样经历了历史的演变过程。科学发展观是历史演进中发展观的飞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发展观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在发展问题上，我们以苏联的发展模式为样板和参照系，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一条国家优先发展重要工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发展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初步建立了我国的工业化体系。但在发展观上始终存在片面性，具体讲：一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坚持的是一条单要素突进战略，即只注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社会多方面的协调发展，其结果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二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发展思想为的“左”倾思潮以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代替，中国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

第二阶段，****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我国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中，在经济发展观上，用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取代了以商品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邓小平理论强调把全面可持续发展作为制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应该说，这些发展思想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生成的历史语境。

第三阶段，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发展观做了历史的总结和新的探索，提出了全面发展观的思想。同志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概括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十二个关系；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2l世纪初，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在批判反思我国社会发展的得失，借鉴吸收西方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共产党浓缩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基本思想，是发展观的历史总结和超越，是关于发展理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所达到的新境界，是在世界与中国双重历史语境中发展观演进的结果。

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境界与价值指向

科学发展观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语境中生成的理论观念，具有独特的中国意蕴，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达到了新的理论境界。

第一，“以人为本”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合目的性，是对传统发展观“以物为本”和“科技为本”价值理性的否定。在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具有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特定内涵。它提升了发展的境界，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性以及人作为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性，内在地包含了为谁发展和依靠谁发展的双重含义。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不仅关心人的现实生活，而且关注人的未来发展；不仅关注人的共性需要，而且关注人的个性实现；不仅树立人的责任意识，而且树立人的权利意识。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实现了价值理性与科学理性的有机统一。

第二，科学发展观构建并完善了发展的思路，体现了发展模式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在发展思路上，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宏观布局、内在协调、良性互动，更加注重机制创新和质量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且重视政治、文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不仅重视经济指标而且重视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不仅关注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且关注人的精神生活质量。这使其在发展思路上达到了新的境界，使得构成发展的各种要素都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展示并发挥其功效。

第三，科学发展观在价值选择上体现了发展与再发展的统一。追求发展的可持续性，注重生态环境，追求健康经济、健康财富，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境界。科学发展观内在地要求，经济的可持续性必须以生态的可持续性为基础，必须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经济的可持续性、生态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的可持续性相互适应、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表达了发展的价值指向。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体育；和谐社会；城市社区

1．引言

社区作为城市人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可以实现和满足人们几乎全部的社会需求，可谓建构和谐城市的重要根基。社区公共体育就是要帮助人们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科层体系的社交障碍，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再到“社区人”的转化。是现代化背景下人们再社会化的重要实现路径，在推动人们向陌生环境的柔性融入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增强社区居民体质健康，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

2．城市社区公共体育发展现状及制约和谐社区构建的障碍性因素

2．1城市社区公共体育发展现状。目前我国社区在管理体制上已经建构起了“街道社区体协为主，地区性体协为辅”管理体系，其基层化自治化特征非常明显。保证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自愿性和排他性。从而增强其参与的主动性。在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社区体育组织主要提供健身场地设施服务、健身活动服务、健身指导服务和健身信息情报等服务。场地建设土地资源通常以国家指标的形式占据使用权，而资金方面则主要采取“财政＋社区”的模式来完成，社会资金筹措方面显得相对不足。提供健身活动服务、健身指导服务和健身信息情报服务的人员则主要由热心退休干部职工来进行，主要靠仅剩的激情来开展工作，几乎是没有报酬的，流动性较大。当前体育硬件设施最齐全的应该是城市里各级各类大中小学校，其次是机关事业单位，再次是大中型企业。调查发现社区内部体育设施的使用率，社区和社区之间，体育硬件设施和体育相关信息的共用共享情况不容乐观。另外也有由于管理缺位的问题，存在长期被外来人员占用或是本社区内部分特定人群占用的情况出现，出现了不少影响和谐和会构建的问题。2．2制约城市社区公共体育发展，影响和谐社区构建的障碍性因素。2．2．1发展不均衡：硬件不均衡和参与不均衡。硬件设施不发展不均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分配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距明显。在中国体育经济潜力巨大，但是产业化及其产业规模效益的实现却还需时日。因此，在广大落后的中西部城市和部分效能不高的产业，社区体育的发展无论是硬件设施的建筑还是软件服务的提供，其资金渠道都主要依靠财政供给。由于中央财政资金用于全国体育事业的比例在整个财政预算中就不大，且相对数也不多，因此各个地方想要发展壮大自身体育公共服务也就得依赖自身财税实力。这样一来，经济发达程度及其实体规模也就成了决定一个地方体育事业发展情况的最主要因素。当然，这一局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大背景特别是体育强国语境下可能会有所改观，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变落后地区体育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供给的不均衡问题仍然需要不少时日。另外，硬件设施管理低效，使用率不高；配套服务供给不够重视，结构单一，总量不足也是其存在的问题。结构单一，必然不能够满足社区成员多样化的体育锻炼需求，导致一部分社员只能到别的社区去进行感兴趣的体育运动，又给城市交通和治安管理造成了更多压力。总量不足，直接导致一部分人只能“干瞪眼”，大大降低参与率，制约了全面健身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体育强国战略的实现。其次是参与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居民的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上。这里以广场舞和篮球运动作为例子来展开讨论。广场和篮球场是绝大多数社区配套的公共体育设施。但长期以来，上百平方米的广场都为50－60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居民（就是所谓“大妈”）所占据。而男性或是其他年龄段的妇女则几乎不参与到其中，并且由于“大妈们”占据有有限的体育硬件资源且其锻炼动静大而经常遭到其他居民的反感。而篮球运动则是基本上是年轻人的事情。2．2．2管理落后，服务体系不健全。实际上，科学高效的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社区体育硬件资源不足和参与度不高的困境。全民健身和终身体育是当下最流行的两大体育理念，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现代公民培育计划的重要内容。因此，自治绝非是放任自流，体育协会的权威要加强，渠道源自对自身社区体育管理服务水平的提升。目前，不少社区体育没有建立合理有效的管理制度，大多数都是抄来的，不符合自身社区世纪，也从未真正地贯彻执行。根源在于人才奇缺。要搞好城市社区体育，必须要建构起“提供健身场地设施服务”、“健身活动服务”、“健身指导服务”和“健身信息情报服务”四位一体的管控体系。公共体育场地和耐用体育器材是体育运动的基础性资源，是一切锻炼的载体。目前社区与社区之间，场地管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闲置和拥挤并存。不同社区和不同行业之间，应该存在作息时间的差异，而不同的社区成员之间，也存在着体育项目偏好不同的问题。这就给场地和器材的调剂留出了巨大的空间。然而由于社区之间资源独占性，加之地域性社区体协管理失位，因此就出现了上述一遍挤得流汗，一遍空置无人的尴尬困境。其次，场地和器材解决的是“可以练”的问题，但是“怎么练”以及“练习的效果如何”就需要我们做进步的服务创新和开发了。2．2．3社区体育可能存在不够和谐的因素。城市社区体育具体开展中可能存在：人际关系、体育活动之间，以及社区体育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和谐问题。在参加体育练习甚至是比赛的过程，甚至是观看体育比赛的过程中，都会因为意外事故而出现社区成员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防范机制和化解机制以及谁去操作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因为体育运动不可能悄悄的进行，当出现扰民的时候该怎么办？是否在建造场地的时候有所考虑，或者已经建成的场地有什么可以化解的办法，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还有，如果城市恐怖活动等可能会给社会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损失，我们又该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城市社区体育管理或是组织者所必须考虑的。

3．推动公共体育发展，实现和谐城市目标要求的对策

3．1厘清和谐社会、社区体育和城市社区的内涵。首先要在提升理论认识水平。和谐社会涵盖五个层面的意思，即是个人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和谐、个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本民族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这其中，兼容共生、结构合理、公平正义和充满活力是其核心要义，也是我们所以要大力推动城市社区公共体育发展的理论源泉。发展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本质上就是要发展均衡化、高水平的和谐社区体育。城市社区是相对于农村社区而言的，这是社会学者基于群体生产特质进行的简单划分。大致上，城市社区成员基本上不从事直接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更有可能成长为有闲阶级。社区体育作为社会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于家庭体育和学校体育而言的。具有自主性、公益性、多样性、趣味性和服务型等特征，可以丰富城市具名文娱生活，实现邻里和睦，促进社区繁荣。3．2培育人才，协作各方，建立健全城市社区体育服务体系。人才是第一资源，一切存在的或者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都必定是由人来化解的。考虑到社区体育的公益性质，这里可以由政府牵头、出资，设立公益岗位，向社会招聘专业人才作为城市社区体协骨干力量，组建起办事公正、高效的人才队伍，为下一步的制度建立和有效执行奠定人才基础。其次要统筹各方，弥补资金、场地、器材和人才等稀缺资源不足的困境。凝聚各方力量，建构多元供给是实现体育强国背景下社区体育优质服务的必由之路。政府要从亲自举办体育服务事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充分认清自己“守夜人”的角色，不越俎代庖，喧宾夺主。“政府是管理者、监督者而非服务直接提供者”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能够在实体层面极大地推动社区体育服务蓬勃发展，促进体育强国梦想的实现。行政部门要高屋建瓴，从政策入手，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强化市场监管体系，更多地从法律层面去规范服务供给主体的行为，适度运用经济和行政展开宏观调控，合理引导市场主体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身其中。服务供给者则要增加供给数量，提升质量，开发新的利益增长点。在提供公益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利润的快速增长。最后要让社区人员参与进来，避免出现“领导干部占起干，社区成员坐着看”的局面。管理只是引导，越是到高级阶段，越是要依靠社员自身素质来完成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4．小结

客观地，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帮助不少人实现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再到“社区人”的顺利转换，降低了人的工具属性，使其在生产和生活中，开始逐步恢复活力；促进了社区内部成员的交流互动，在实现同一社区利益的维护和争取方面效果明显，一定程度上期到来化解社会矛盾，沟通人际关系，和谐自然世界的目的。然而，在整体上，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是滞后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并找出针对性的合理对策。

参考文献：

［1］李国．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系统非平衡演进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2］孙立海．我国社区体育非盈利组织建设与发展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2017．

［3］齐书春．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城市体育发展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5．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8

（一）“异化”的概念

“异化”一词，早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就有许多大学者、大思想家如霍布斯、卢梭、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都曾运用过这个哲学范畴来阐述自己的理论。“异化”一词首先出现在英文中，ahenate，它的名词形式是allenation；它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指“离间、疏远、使不和”的意思，另一层是指“转移（财产）所有权、让渡”的意思。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使用时，“异化”是指主体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反过来成为一种支配主体自身的异己的、外在的力量，而有关异化理论的描述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中达到了顶峰。

（二）“异化劳动”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性的继承和改造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思想的基础上，对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了最完备的论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重规定：第一重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同他所生产出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还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的力量。”简言之，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但不为劳动者所拥有，反而成为支配劳动者的一个异己的力量。第二重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本身的异化。这是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异化劳动中，工人的劳动不是本真的、目的性的劳动，而是手段性的、谋生性的劳动，工人在劳动中不仅不能获得幸福，反而为这种劳动所奴役。“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第三重规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体现为人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手段性的存在。第四重规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又叫做自我异化。“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在关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中，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是异化劳动的总的凝结。而且，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来分析人，也是马克思跳出国民经济学的框架来分析和批判现实的人类社会重要体现。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经济学语境解读浅析

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揭露私有财产的本质，在批判古典经济学家的基础上，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以及人的异化情况。《回到马克思》这本著作正是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从经济学语境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了解读，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手稿》中有关“异化劳动”理论的文本结构简析

马克思的《手稿》这一文本是一个有极其复杂的多重逻辑线索穿插的矛盾思想体系，它主要由三大笔记组成，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第一笔记中第二部分的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阐述。在这部分笔记中（我们当前可见的部分，因为《手稿》的部分笔记有遗失），马克思分三栏进行了论述。马克思在第一栏首先提出了有一定意义的观点，即关于资本、地产、劳动三者的分离对工人劳动报酬否定性意义，在这其中，贯穿的是经济学的客观逻辑；在第二栏，马克思论述得不太完善，对“资本”、“资本的利润”、“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和“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四个方面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第三栏的讨论主要围绕着地租进行，而且当中有大量的摘录，用马克思的说法，这部分讨论归结为一点：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二）马克思的批判语境：人学现象学

在解读《手稿》时，不得不提到马克思的批判语境。马克思的批判语境不同于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现象学，马克思是要透过复杂的社会现象，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从掩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出发，建构了独特的批判语境的起点：人学现象学。我们知道，古典意义上的哲学现象学是从康德开始的，在康德那里，外部世界一分为二：一是现象世界，它是我们人类凭感性经验能认识到的世界，也即打上人类认识烙印的世界；二是自在之物，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自在自然、自在世界，它是纯天然的，没有经过人类任何修饰和改造的世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又指出，绝对精神、绝对观念是世界的本质，真实的物质的存在是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到了费尔巴哈那里，黑格尔的物质和意识关系重新被颠倒回来，建立了自然人本现象学，把感性的物质世界和人的生活从宗教的神灵中剥离出来。尽管如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虚假的，都是带有欺骗性的，于是，马克思便形成了他自己的批判语境：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从无产阶级的视域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三）经济学语境下的“异化劳动理论”

1．“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人学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透视。马克思在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时，道出了这样一个前提：“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经济事实是站在工人阶级视角下看到的经济图景（并非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全部图景）：发生在劳动产品（商品，此时他没有意识到产品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会成为商品）即劳动对象化实现中同时出现的异化与外化。亦即工人创造出的物质财富越多，他反而越贫穷。由此，马克思指出当前的国民经济学对人“漠不关心”。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发现，国民经济学关注的物质世界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于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问题。2．从交换异化论到生产异化论，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飞跃。在《穆勒笔记》中，马克思深受赫斯的影响，从货币的异化开始讨论异化现象。货币的异化即交换的异化，生产的异化即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在后来意识到人们在交换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是以生产为基础的，从交换异化论到生产异化论正是马克思超越约翰•穆勒的地方。此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和证实。”这一句话说明了马克思从对象化开始对劳动异化分析的原因，并指出了资本家与生产以及产品的关系（交换与分配）是工人与自己生产的结果的直接关系之产物，这是极深刻的。3．“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理论的一条逻辑线索。总结了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后，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实际上把他对现实的批判归结为两个主要因素：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资本、竞争、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的一条思想脉络：异化劳动是颠倒了的本质，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经济范畴是这个结果的不同表现。然而，由于第二手稿的主体部分遗失，马克思最终没能完成“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和“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依据”这两大任务，这里不再做赘述。

三、“异化劳动”理论的现实意义

“异化劳动”理论是100多年前马克思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提出的，现在，时过境迁，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了一些崭新的面貌，某些生产方式、管理经验反而值得我们去学习。然而，一个理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常青，在当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于我们当前发展生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它的关于劳动与人的关系的论述，对于当前我们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构建和谐社会，抑制异化劳动的不良影响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即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而从当前社会道德角度来看，这份风险主要是人们道德的滑坡，精神家园的荒芜以及社会归属感的衰落。诚然，市场经济给我们带了效率、收益、竞争机制和开拓创新意识，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也取得了物质文明建设上令西方瞩目的巨大成功，同时我们也看到，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人与人之间疏离感、不安全感加强，精神生存危机堪忧，这些都是异化劳动在当前社会中的投射。基于这一严峻的社会现状，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理念主要包括：民主与法制相结合，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从而缓解和释放精神危机；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承认统一性下的多元性，努力朝“多元一体、天下大同”的目标迈进；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激发效率与注重公平二者兼顾，缩小贫富差距，建立一个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实现人对其本质的真正占有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的对外开放。”十八大又进一步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战略全局的选择”。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的创造性应用。1．“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同志又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因此发展具有永恒性、绝对性和极端的重要性，它是消除异化劳动的前提。而当前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又突出了发展的本质即以人为本。2．“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目标，要努力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谋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问题，坚持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坚持“发展——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的本质与发展——以人为本”的高度统一。马克思指出要通过生产力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消除劳动异化来实现人的本质，在这里，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丰富了人实现本质发展的具体内容。

（三）坚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其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指出，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二大社会形态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第三大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限制，异化劳动将在一定程度下还将长期存在，因此，与此相伴随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也将长期存在，这些也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所证明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性，限于当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需要分阶段进行。然近些年来，随着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不断探索，我们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健全、政府宏观调控的水平不断提高，这些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坚持人的本质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的统一，有助于我们认清客观现实，理清发展脉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四、小结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9

西方经济学家们常用纯粹“物质”的方法定义财富，如乔治·拉姆赛曾将财富界定为“那些为人们所必需的、有用的、适合于他们需要的，而且不是由自然界自发地、无限丰富地提供的物质。”①重农学派认为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而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就是农业。

马克思认为，财富就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②。可见，财富就是具有有用性，从而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或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讨论的，是物质生产过程，财富的承担者是物质产品，因而把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看作财富的物质内容。这里所说的使用价值，并不只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还包括非商品的物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还指出，社会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说：“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又包括书籍。”③马克思对精神财富的具体形式有过细致的阐述，他认为有两类精神产品，即物质产品形式的精神产品和活动形式的精神产品。

二、财富的历史规律性隐喻

历史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要确证人的主体性离不开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而财富的物质运动必然性体现着历史的规律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活动不仅是因为活动本身有目的，还因为它有现实的财富作为根据。人们生产和占有的财富，是人的活动所实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客观化和物化。主体性是相对于自然的限制而言的人的活动的超越性，而人的自觉就是其已经意识到自己活动的意义。历史并不只是由人的自觉活动构成，历史规律的作用也不只是自然实现的，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历史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我们的活动。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现历史规律的。在这一阶段，历史规律与社会的财富形成了片面的必然联系。因为人的劳动必然愈来愈依赖财富，而财富又愈来愈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所以财富与劳动更具有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在财富的范围内活动就可能是合规律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财富是历史规律存在的根源，所以，历史规律只能在“财富的社会”中起作用，有什么样的财富存在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规律起作用。

三、财富的人之主体性意蕴

如果说在历史规律性语境中，财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那么在人的主体性语境中，创造财富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式。马克思认为，就财富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而言,人用劳动来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为了创造财富本身,而是由此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财富不仅是人的实践本质的确证,而且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载体。

1.财富交换使人的需要和才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一方面，人们在持续的和反复的劳动中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从而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激发了人的新的需要。马克思认为：“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④另一方面,财富促进了人的才能的全面发展。人的对象化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外部世界和获得劳动产品,最根本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财富就成为人们展示自身能力和确证自身发展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发展就越自由和全面。2.财富是人对自然力量的主体性地位的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自然界长期演化而来,因而人所具有的实践本质力量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中、在创造财富的活动中,促进了人的自然的实践本质力量的充分发展,促进了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本质的生成,进而使得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3.财富是人发挥创造天性的结果。人通过劳动将自然界的事物改造成为劳动产品,这本身是一种创造活动,创造性是人的实践的根本特征。因此，财富作为人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人的创造天性的发挥。而且，这里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天性,同时是一种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创造能力愈强,他的创造能力就愈强。所以，人们发挥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也是对其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一种确认和证实。在马克思那里，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这样，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就内藏着一种更深的生产力本原。

4.马克思财富理论的最终归宿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是其目的本身,人的财富创造实际上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假若说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相统一的活动,那么财富创造就是一种手段,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换句话说,人类创造财富为的是其全面的发展,财富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载体。这样，财富的创造就“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人们创造财富就“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改变的东西上面,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这种运动就是不断追求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

四、财富的和谐价值

在和谐社会语境中，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主要体现为社会主义财富观的树立。社会主义财富观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的财富观，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谋取财富，支配财富和看待财富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上的荣与耻。因此，只有树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地谋取财富。马克思在论述生产的目的时曾指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⑤。邓小平1986年9月2日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说：“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这还不是全部，“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不能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不能使“富的越富，贫的越贫”⑥。这实际上是对“致富光荣”口号的肯定，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致富在伦理和道德上是正当的。当然，这种正当也是有条件的。一方面，这种致富必须是合法的劳动致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本身要求创业者必须是遵纪守法者，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劳动致富时要诚实守信。在以分工与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市场主体之间是通过各种合同、合约、协议等形式相互联系起来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必须建立在守信的基础上。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财富观要求人们合理合法支配财富。从本质上说，支配财富是一个道德问题。在消费者的消费依据和消费方式中，始终贯穿着消费者的道德价值观念。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总体结构和民族文化演进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不只是社会经济行为，还交织着各种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为导向，树立健康的消费观，邓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⑦因此，树立合理消费与勤俭节约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财富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注释：

①[英]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6页，李任初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和谐社会语境范文篇10

关键词：城市污水；治理能力；城市环境健康

城市经济建设的初衷是为人民群众创造优良舒适的工作和学习环境，让人民群众在健康环境中享受生活的美好，在美好环境中感受生活的福祉。城市经济建设与城市环境建设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城市经济建设是以牺牲城市环境健康为代价换来，那么城市经济建设的航船就偏离了为人民群众创造福祉的初始目标。虽然城市污水问题的滋生，是城市在经济建设进程中所无法回避，但是却可以通过提高环保意识、完善机制建设、创新处理技术、加大资金投入和提供法律保障等策略来提升对城市污水的治理能力，让城市污水问题得到缓解和改善，还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的和谐优美环境。

1城市污水治理的重要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资源，是上苍赐予人类的无私馈赠，没有水，就不会有人类生命的诞生和延续。近年来，在城市经济建设所带来的诸多环境污染问题中，污水污染问题渐次严重和突出，很多城市在污水治理能力方面至今还没能达到国家环境保护部门的标准和要求，城市环境健康正在遭受着污水污染的侵害，城市居民的工作、学习、生活被环境健康问题无情地困扰着，幸福指数和幸福感都为环境健康问题所挫伤。既然这些问题的滋生，背离了城市经济建设服务民众的初衷，那么就有必要将对城市环境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和对城市污水治理能力的提升纳入到与城市经济建设并行的轨道上来，促成城市经济建设与城市环境建设的平衡发展，促进城市民众幸福指数和幸福感的擢升。要提高城市污水治理能力，就必须要深刻认识到城市污水治理、城市环境健康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样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好城市污水污染问题。城市污水治理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1.1有助于城市水资源利用率的提升。地球上水资源是有限的，相比于工业化革命之前，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缺水问题，而且越是经济发达城市水资源的缺乏现象就越是严重。城市污水治理的目的不仅仅只是满足于解除污水污染对城市环境健康的威胁，还包含了对宝贵的水资源的循环再生利用。城市污水处理在对污水中污染物或是寄生虫等有害物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同时，还对可再生水进行了净化和提纯。一般来说，在排污工作结束之后，污水处理部门还要对污水中剩余的可用水源或没有有害物的污泥和其他无害物质进行再次利用，比如用于降尘、洗车、浇灌绿化带等等，遏制了水资源的浪费，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1.2有助于城市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环境健康问题与城市经济建设问题是并重的，没有昆仲之分，城市经济建设离不开健康的城市环境作为前置条件，城市经济建设的先进性又可以助力城市环境建设的发展，城市经济建设与城市环境建设共同组成了城市前进中缺一不可的两条腿，共同推动着城市的良性发展。一个城市的污水治理能力反映出的是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能力，污水治理能力越强的城市，其经济良性发展的能力也就越强。污水治理作为反映城市环境健康的一面镜子，也折射出了对城市经济建设的潜在支持。1.3有助于城市和谐社会的创建。一个城市和谐社会的创建，仅仅依靠经济建设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建设发展解决的是人们的温饱问题，当人们生活得衣食无忧的时候，人们还渴望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有蓝天碧水，有鸟语花香，“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人们才会心情恬淡，乐善好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城市和谐社会的创建，既需要发达的物资经济，也需要美好的自然环境，城市污水治理能力的提升，在改善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也帮扶着城市和谐社会的创建。1.4有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心声，特别是在地球上自然资源濒临枯竭的当世，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反映出了人们对经济良性发展的祈盼，更反映出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焦虑、担忧。以城市环境健康语境而言，提高污水治理能力，能够减轻污水对城市环境健康的危害程度，将城市污水中的有害物质作无害化治理，提高城市环境健康指数，有利于创建城市和谐社会；而以城市经济发展语境而言，提高污水治理能力，将污水中的营养物质提取和再利用，能够提高城市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城市经济效益的提升，所以，无论是以城市环境健康语境而言，还是以城市经济发展语境而言，提高城市污水治理能力，都是对践行科学发展观、落实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执行。

2城市污水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城市污水来源广泛，成分复杂，分布面积大，纵横范围广，涉及到城市工业生产废水和居民生活排污的方方面面，长久以来一直是城市环境健康治理中的难题。虽然近些年来国家层面和各地地方政府都加大了城市污水治理工作力度，不断出台各种措施以期改变“污水困城”的状况，但是效果不尽人意。一方面，历史上对城市环境健康的不重视、城市治污观念的落后，造成了城市工业废水和居民生活污水的随意、无节制排放，城市污水可谓“遍地开花”，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技术的落后和资金的不足让城管部门和环保部门在污水治理中捉襟见肘，有心无力，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每当遇到恶劣雨雪天气、每当遇到洪涝灾害时，就会在我们眼前出现城市地表污水混着雨水肆虐的场景了。城市污水治理是一项普惠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是城市污水治理也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百姓等多方携手联袂，需要从观念理念、机制改革、技术改造、资金投入、法律保障以及水文化建设等多维度、多层面倾注热情与韧性，更需要获得社会群己权的支持和认同。提升城市污水治理能力的策略有：2.1增强城市环保意识。要提高城市污水治理能力，优化城市环境健康，首先就需要从思想认识领域下功夫，增强城市企业、居民及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意识，改变传统观念，加大环境健康教育宣传力度，养成城市企业、居民和各。级政府自觉的环境保护行为，坚决向“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观念说不，坚决告别“重经济轻环境”的错误发展模式，坚决捍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2.2完善污水治理机制。城市污水治理部门要审时度势，破旧立新，对原有的管理机制进行改造和完善，要建立一套系统的城市污水监管体系，对污水治理的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管，要彻查城市污水的滋生源头，摸清城市污水的危害程度，要加大对污水治理后水量、水质的监管力度，并将城市水体指标纳入到处理后的水质考核范围，提高污水处理后水体的标准，提高污水处理后的循环利用效率。2.3开发污水处理技术。污水处理技术决定了城市污水治理的效果和效率，因此要解决城市污水污染问题，还要加大对污水处理技术的开发和创新力度，以促进资源再生利用为原则，以满足企业市场需要为前提，以维护城市环境健康指数为目标，革新技术，优化流程，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城市污水治理水平，创新城市污水处理工艺技术，创造城市美好生活环境。2.4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从当前我国城市污水治理情况来看，治理效果不容乐观，很多城市污水侵染环境健康问题仍呈上升趋势，污染速度高于治理速度，排放量大于提纯量、净化量。问题的产生与资金投入不足不无干系。城市污水治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涉及到技术、设备、人员、管理等诸多方面，只有注入大量资金，治污方能游刃有余，相关部门方能盘活治污窘境。2.5推动城市水文化建设。水文化建设是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要件，是一个城市精神文明的维度缩影，城市水文化与城市环境文化紧密相连。城市人口密集、工业生产集中、经济活动频繁，在城市环境建设中，必须要辅以水文化建设，将二者要融为一体，这样才能让水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利用，才能让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得到提高，才能将防范城市水污染化作为城市群的自觉行为。2.6健全污水治理法律保障体系。城市污水治理之所以“久治不愈”，除了认识上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小觑，那边是“施害方”的违法成本低。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城市居民，当无节制、随意排放污水行为得不到法律的严惩时，就会有不良企业或者是无德城市居民罔顾社会公德，肆意排放污水，损人利己，窃以为喜。治乱需用重典，要提高城市污水治理能力，捍卫城市环境健康，还需要健全法律保障体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总之，保护城市健康环境是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需要，失去了健康环境，人们就会选择逃离城市，城市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意义。治理好城市污水问题，促进水资源循环利用，提高城市水资源利用率，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城市污染的加重，为城市环境健康减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助上一臂之力，为创造清洁安逸的城市环境担当起责任、义务和使命。

参考文献：

［1］张游迪.我国城市污水处理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现代盐化工,2018,(03).

［2］袁曙光,蔡建辉,郭龙.城市环境工程污水治理分析［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6,(06).

［3］李志国.关于城市环境工程污水治理探析［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