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原则范文10篇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1

关键词：合理性原则；大陆法系；比例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由于行政法的多样、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基本原则对于保证行政法规范的统一和协调以及行政法的贯彻和实施至关重要。从公法发达之德国、法国等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必须探寻符合中国本土现实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现已成为通说。但通过对合理性原则的源流、确立过程、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不应成为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之源流

合理性原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最早产生于英国的判例制度。在1598年英国的鲁克诉下水道管理委员会案中，“下水道管委会的委员们为整修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依法律，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但不许可征收这种不公平的费用。科克在判词里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原则’。”[1]随后，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得以巩固。韦德所言“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中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2]之后，合理性原则在美国也通过判例得以确立。1898年的霍尔登诉哈迪案最早提出了“合理性”概念，随后在保护奥佛顿公园的民众组织诉沃尔伯案等案例中合理性原则逐渐成为行政审判的依据。“在巴洛诉科林案中,最高法院的态度进一步表明，法律虽然允许他们（行政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并未不许法院裁决受非难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制定行政官员认为理想的规章之权,也应受法院适用的合理性原则的约束。”[3]从英美国家合理性原则的产生和发展看，合理性原则来源于判例并对以后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目前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情况来看，通说认为，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中国行政法起步于80年代。在行政法研究的早期，行政法基本原则并不包含合理性原则，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色彩。例如，由王珉灿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党政分开和党企分开原则”、“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行政管理原则”、“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精简原则”、“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依法办事原则”等七项。[5]现在看来当时的理论是非常幼稚的。80年代末，罗豪才教授首次在其主编的行政法教材《行政法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了一种全新的表述，即法治原则和民主与效率相协调原则。书中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了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和应急性原则。[6]在此可以看出，合理性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已经有了雏形。时隔一年，仍由罗豪才教授主编的统编教材《行政法学》明确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7]并对两个原则的内容作了分析。至此以后，大部分行政法教材中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都包含了合理性原则。

二、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之质疑

首先，合理性原则的确立过程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在80年代合理性原则刚刚确立时，各行政法著作（教材）中关于为何中国行政法要确立这一原则问题的论述、说理较浅显。一般在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节中，先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涵义、受影响的因素、研究的状况、确立的标准等进行论述，在对确立标准论述之后，接着便直接论述到“鉴于上述标准，并从行政法制的现实出发，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8]虽然对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作了简单论述，如应当是低于宪法的原则而高于行政法的具体原则等等，但这只是标准问题。由标准并不能直接得出我们应该确立合理性原则。中间缺少了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能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或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是符合这些标准的。中国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更多时候是直接拿来使用。

当然直接拿来，至少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不相适应；二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恰巧适应了我国行政法的需要。也许我们会侥幸碰到第二种情形。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形，当初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不是没有疑问的，它只是一种直接拿来的尝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

其次，合理性原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从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发展过程看，案件和法官的判词一直伴随其左右。可以说，科克、丹宁、里德[9]等诸多英国法官的判词和言论对合理性原则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法院对社会的影响有时候并不逊色于议会甚至更大。很大程度上，法律的进步是由法院法官的判词的不断积累和提升而得以完成的。英美法系所具有的独特的司法制度保证了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被司法机关赋予一定的内容，从而具有司法适用性。“从历史上看，英国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是由司法判决确立的判例法。合同法及侵权法目前仍然主要是法官造法。”[10]在美国存在同样的情形。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我们可以听到“法官造法”之说。但在中国，由于主要遵循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法官造法”尚无生存的空隙。法院原则上必须严格遵守和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能随便解释或变更。如果中国法院对合理性原则进行任意解释，那将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如混淆全国人大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法院司法权的界限和权责，演绎推理式的审判逻辑也将被打乱等等。在英国，随着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法院判例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合理原则已相当成熟,法官们明确地将“不相关的考虑”、“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恶意”等视为不合理。经过司法判例的长期积累，合理性原则已具有了丰富的内容。根据台湾学者林惠瑜概括,合理原则包括下列相互交叉的概念：不适当之动机或目的，考虑不相关之因素，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荒谬，恶意，不诚实，恣意，反复无常，过分，禁止反言之违反，忽视公共政策，法律期待之违反，违反比例原则，法律解释错误[11]。但在中国，情形则不同。合理性原则要在实践中得到运用，首先必须解释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这是前提。但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呢？如同哈贝马斯在论述法律解释时说到的，法律解释从不同的“视域”进行会有不同的解释结果，而这些结果从各自的“视域”来看都是合理的。韦德也说：“法律界限内的余地很大，其中各种不同的观点不能都认为是不合理的。一方的完全属于法律合理范围以内的意见，可能被对方指责为完全的不合理。大臣没有能指出合理与否的界限。”[12]因此，合理与否很难明确界定。我国是演绎推理式的司法模式。此种模式要求法律的规定应该尽可能详细且具有操作性。而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就如同平等、正义等，在中国不具有演绎推理的土壤，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那为何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于司法实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能有效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呢？这主要源于其特有的英美法传统和判例法制度。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判例制度，而不是制定法的传统，其司法实践是一种归纳式的模式，即不断通过案例的积累来推进法律的发展，而不是依靠一个具体详细的制定法来演绎推理。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遵循先例”的基本原则，即法院关于与合理性原则有关的案件的判例对以后同类案件有使之参照并遵守的作用，因此，通过大量的判例而被赋予了丰富内涵的合理性原则，在法院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而能得以有效的运用

再次，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不可否认，虽然合理性原则极其抽象，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司法操作性，但是合理性原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肯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合理性原则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因为单就“合理性”一词的字面看，其就是美好的，就象公正，善良等一些为人类所向往的美好词汇。没有哪个国家会去追求不合理。单就此点，合理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宏观价值。可能当初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点积极作用的考虑，而期望这个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好词汇能给中国的行政法治带来春天的气息。可能因为当时合理性这个词汇在其他部门法中还未出现，而诸如公平、民主等词汇在宪法等部门法中都已出现，这也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表明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所独具的原则，而在形式上符合作为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但是我们认识事物不能只片面的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系统地认识事物运行的规律，既考虑积极的，也分析消极的。从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来看，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大政府，小社会”，具有浓厚的行政国色彩。在中国，政府对法治的影响比法院有时候更为重大。行政法目前的研究重点，如行政公开、行政程序、行政许可等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政府的权力，使之规范地运作。在此文化背景下，合理性原则这一近乎人人都有理由阐释的原则，很大程度是与当前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理念不相符的。因为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形在行政法实践中较多），在利用行政法基本原则来对纠纷进行解决时，处于上位的政府在利用合理性原则时，一般是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试图逃避本应负有的法律责任。这便与我们目前行政法治中的权利本位、人权保障等理念相违背。政府根据合理性原则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也属正常，且政府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任何个体在法律的范围内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存在的问题只是合理性原则的问题。正如当初我们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一样，愿望是美好的，即希望我们的市场和法制都能得到发展并相互促进，而没有意识到作为一种对诸多领域具有指导作用的口号的科学性以及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带来负作用。但后来出现的情形恰恰与我们当初确立这一口号时的美好愿望相反。苏力在分析时深刻地说到：“正是在这些未经反思的假定和预设的指导下，‘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口号获得了法学界一致的赞同；而所谓法制，就是加强立法以成文法来规范、约束、促成和发展市场。然而，这样的理论辨析不仅违背了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有关经济与法律的关系的基本理论，而且由于法律、国家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在实践上，很容易出现以加强法制建设，宏观调控为由，以满足社会一时的要求而目光短浅地追求所谓的完善的法制，结果很可能造成法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13]因此作为一种具有宏观指导、统一和补缺等作用的口号或原则必须具有科学性，而不能仅仅因为其表面上属于一个美好的词汇而不假思索的将其作为口号或原则。合理性原则某种程度上是赋予政府在出现利益纠纷时可以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权力。政府利用合理性原则在纠纷中为自己考虑，那么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很多时候便受到侵犯而得不到保障。我们可以与合法性原则比较，合法性原则在出现纠纷时，一般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因此，政府在明确的法律面前不可能出现随意侵犯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情形。而合理性原则则不同，各方都会有自己的合理的理由，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政府的合理性必将可以通过自己的地位优势而以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需要等理由取代行政相对人的合理性。合理性原则已经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产生了诸多认识的误区而引起了一定的负作用，如：道德理念误区、多数认同误区、政策导向误区、客观规律误区等等。[14]因此，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

第四，从法律原则的一般理论来看，合理性原则层次不清。民法学者徐国栋多年以前便认识到了我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原则混乱的问题。诚如其所言“原则的泛滥在当代中国的各法律部门绝不是个别的现象，它基于论者们对原则到底是什么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似乎认为，任何重要的东西都是原则。”[15]对于法律原则的确立，笔者认为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首先必须明确法律原则的层次性，即是属于法的原则、宪法的原则还是属于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的原则等等，而不能相互混淆，这样才能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比如公正原则，公正从希腊罗马时代至今，都没有间断过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基本理念或基本原则。而在行政法中，有的学者把行政公正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6]在此，便存在一个问题，即行政公正原则与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原则有何区别。从行政公正原则的论述来看，似乎只是对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理念的阐释。行政法首先属于法的范畴，既然行政法是法，那么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原则当然适用于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即使对于部门法的民法、刑法，公正原则同样适用。如果按照行政法公正原则确立的思路，似乎民法中也应该有公正原则，刑法等其他所有的部门法中都应该有公正原则，然后便可以对民法公正原则、刑法公正原则等主观地赋予其内涵。这里我们便可以感受到问题所在。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某个原则或理念已经是一般意义上法的理念或原则，或已经是宪法的原则，则没有必要再在部门法中加以重复规定，除非具有特殊的意义。且有时候在部门法中重复规定，由于极强的抽象性反而还会给部门法的发展带来负作用。只有遵循以上的思路，我们才可能改变目前简单地将法律原则从一个部门法中移植过来，或直接把法的原则或宪法的原则移植到部门法中等混乱的状况。合理性原则也显示了以上分析的混乱姿态。法作为一般意义的法，必定要求其运作是合理的。不合理的状态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不会再有生存空间。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必定要遵循法运行的规律与宪法的理念或原则。同时，我们在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时，由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行政关系的变动性大等特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区别于作为部门行政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组织法等的基本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能够贯穿、指导和规制整个行政法领域，而不能仅仅作用于某个部门行政法领域，那样其只能是部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不能称为整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行政合理性原则缺乏明晰的层次性。

第五，合理性原则的移植和转化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必定要对所移植的对象在移植国进行转化，从而使被移植对象所体现的价值能反映移植国的法律精髓。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了控制行政行为的有效手段。我们移植合理性原则也是希望它能对中国行政权的规制起到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合理性原则直接移植到中国，并没有生成的土壤。但是存在一种可能，即在合理性原则移植过来后，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本土因素对其进行加工，从而使其适应并促进泄男姓ㄖ谓ㄉ琛F涫荡雍侠硇栽蛟谥泄姆⒄箍矗芏嘌д咭丫馐兜搅说背跻约跋衷谒妨⒌暮侠硇栽蛟诰哂写舐椒ㄏ荡车闹泄脑诵写嬖谥疃辔侍猓佣ü鞴鄣囟院侠硇栽蚋秤韪嗟囊子诓僮餍缘哪谌荩蚨院侠硇栽蚝侠淼奶跫薪涎细竦慕缍╗17]等等来试图使合理性原则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挥作用。如有的著作（教材）把合理性原则的内涵包括为：符合法律的目的、出于正当的动机、考虑相关因素及排除不相关的因素、不得任意迟延或不作为、符合公正法则（这其中又包括（1）平等对待、无偏见、不歧视；（2）遵循比例，不失衡；（3）前后一致、不反复无常（4）信赖保护，不反信。）。[18]在这里，合理性原则包括了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合理性原则似乎成了一个大袋子，什么原则都可以往里面塞，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内容。这反映了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对概念进行任意主观界定的混乱情形。当然任何界定的初衷可能都是希望合理性原则能对中国的行政法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按照上面关于合理性原则内容的表述，当我们提到合理性原则时，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等诸多内容都是合理性原则内容。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似乎我们只需要一个原则即“民主与公正原则”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可以对其赋予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而且“民主与公正原则”听来也更“顺耳”。这明显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界定使移植的法律制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但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所移植的法律具有转化的可能和现实条件。至少从转化的结果看，被转化后的法律与直接移植的国外法律在精神层面等诸多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如果只引用别人的一个概念，然后就通过各种途径对这个概念进行主观界定，而使其界定后的内容与被移植的概念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那么这并非有效用的移植，也不能算是本土创新，而是界于两者之间的既浪费了资源又不能带来效益且可能会带来巨大负作用的混乱形态。

当然有学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是基本相同的。[19]由于行政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均是关于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律的理论或学说，因此，两者在精神理念上是相通的且两者都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将比例原则译为合理性原则。[20]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虽有诸多相通之处，但其区别也泾渭分明。合理性原则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起源于英美法系传统的合理性原则与起源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比例原则必定存在差别。由于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现在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妥当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实际上可否达到法定之目的；二是必要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在仅达到行政目的即足，不可过度侵及公民权利；三是狭义比例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之行使，虽是达成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但是不可给予公民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单就比例原则较稳定的内容而言，就明显区别于合理性原则[21]。比例原则遵循的是大陆法系的法治逻辑。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将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等同，来使合理性原则“发光”。

三、结语

韦德说：“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法方面的贡献相同。”[22]韦德说这句话并没有错，因为韦德只是针对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情形而作此总结，韦德并没有针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比较法大师勒内·达维德所说：“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但传统并非老一套的同义语,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23]达维德也告诉我们每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是有差别的。每个法律制度的生长需要不同的环境，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现实环境来思考我们的法律建设。在合理性原则的移植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供体与受体能否相适应”，也就是合理性原则从国外移植过来，能否适于中国的本土。“外国的法治经验的确可能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帮助，同时在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它也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有的已经融进了我们的传统。但由于以下原因，这种启示和帮助将是有限的，不可过高希望。首先，社会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因此，这些地方性的知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第三，由于种种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任何学者尽管试图客观传述外国法治经验却有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扭曲了其试图真实描述的现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实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并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细致描述、界定、概括外国的法治，都必须切记这些都不等于外国法治经验的本身。提醒这一点并不是要拒绝借鉴，而是指出借鉴之艰难。”[24]

TheSuspicionofTheRuleofReasonablenessofChineseAdministrativeLaw

Abstract:Asaprincipleofadministrativelaw,theruleofreasonablenesshasdevelopedinChinafor20years,butitdoesnotplayaroleintheruleoflawandisnearlyineffective.Throughthecomparativeanalysesoftheorginsandthelogicsofthisrule,theruleofreasonablenessisnotadaptedtoChinesesystemsandtraditionsandhassomenegativeimpacts.

Keywords:RuleofReasonableness;ContinentalLegalSystem;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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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6.

[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8.

[3][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版，第568页。

[4]参见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5]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以下。

[6]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3页。

[7]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以下。

[8]一般当时著作（教材）对行政法确立什么基本原则的逻辑思路都是如此。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应松年、朱维究主编：《行政法与行政法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3页；等等。

[9]在帕德菲尔德诉农业、渔业和食品大臣的案中,丹宁和里德法官认为:部长有权利更有义务正确行使裁量权以实现该法律的政策,裁量权的行使并非不受拘束,乃有积极行使之法律义务,从而使英美国家也发展出了类似大陆法的“行政介入请求权”。可以说，1968年的帕德菲尔德案为合理原则开创了新纪元。丹宁大法官认为:“在我们的行政法中,此案是一个里程碑。”参见丹宁：《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115页。

[10]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11]参见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台北三民书局1994版，第197页。

[1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409-410。

[1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4]参见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15]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6页。

[16]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7]参见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18]参见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9页。

[19]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0]参见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版，第212页。

[21]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还有其他诸多泾渭分明的区别。参见何景春：《行政比例与合理性原则的比较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8。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2

一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法性原则将导致行政违法，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法只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法，到同时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理，换句话说，从单纯的行政合法性原则，过渡到确立双重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此乃是人类行政法制进化的一个标志，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人们的目标只限于规范羁束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任务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羁束行为的合法性。此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处于绝对的"自由"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的强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于它的威胁。人类逐渐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更应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①英国行政法学专家H·韦德认为："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②"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③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因为在管理方面，不仅有法律规范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规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则不具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则。④世界各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理论基础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鲁克案件包含了一个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词。该判词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确性。英国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修正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所需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向谁征收。科克在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个判例又重复了这一原则。⑤现在，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已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并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虽在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合理性原则的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实行的"、"可行的"或"适合的"等等。当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使用"过渡"一词时，意思都是使行政行为能有最起码的推理及常识。⑥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理性原则起源于德国。合理性原则(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国虽没有普通法这样的历史，但其源头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这些司法宣告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thePrussianSupremeAdministrativeCourt)援引这些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thediscretionarypowersofthepoliceauthorities)。⑦象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储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⑧。从而形成了"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这三项中心内容。⑨德国的这一合理性原则尔后还波及和影响了日本的行政法。意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还要求政府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行政上之妥当性或平衡性，并且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良好行政"之法则，否则该行为视为具有欠缺正当之瑕疵。10

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学术界公认行政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法学工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是司法部门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的必然。这一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行政法对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既符合合法性标准，又符合合理性标准。

二

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同属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但适用范围上略有区别。行政合理性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特殊性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内的行为，不适用羁束行为。前面说过，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对它的控制而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确立以后，也主要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发生作用，在自由裁量权限以外以及对于羁束行为，不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合理是指合法范围内的合理，而不是指合法范围以外的合理性。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第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原则，而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因而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适用的，但不适用司法机关所主持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1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2第1条所规定的任务，不仅在于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同时要纠正"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这说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既适用合法性原则，又适用合理性原则；而司法机关的行政审理行为则仅适用合法性原则。13

三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国外行政法已有种种观点。英国大法官黑尔什姆认说，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14这是说，"合理性"与其说是个客观标准，不如说是个主观标准。但排除众人所公认的"不合理"，也许正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为此，英国一些法官确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标准："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15在美国，关于"不合理"的标准比英国更为具体。美国法院将"不合理"一词用在各种不当行为上，诸如：为不当的目的；行使权限时基于偏见；歧视而采取行动；不附理由而作成与前决定不一致的决定；程序不公平；不当的怠于行为或迟延等等。16

德国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规范比普通法国家更为系统，更具成文化标准。德国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项具体原则17，即：

1.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该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执行一项法律的时候，只能够使用那些适合于实现该法目的的方法，而且必须根据客观标准，不是按照行政主体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某种措施的适当性；2.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温和方式的原则(theprincipleofmildestmeans)。这个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适合用于实现法律的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18；

3.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比例原则即禁止越权的原则(prohibitionagainstexcessiveness)，又称狭义的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Verhǜltnismǜβigkeit)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的利益的措施。日本司法界和学术界在评价1953年"蜂巢城案"中对"合理性"所作的解释是：就是非法律规范的条理和道理，即按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所尊重的合乎事情性质的状态。19

在我们国内，自1980年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合理性"的标准作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合理就是按照法令政策办事。"20这种"合理性"标准其实同"合法性"标准无多大区别，故不可取。有学者则认为，"合理性"系指符合五项标准："1.符合客观规律性；2.符合法律的目的；3.决定的依据充分、客观；4.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5.符合正义。"211989年的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行政法学》认为："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行政决定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22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有以下四项组成："(一)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二)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合理的动机；(三)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相关的因素；(四)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公正法则。"23

以上这些论述都较为深刻和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问题仅在于如何归纳内容。作者以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正当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

第二，平衡性。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第三，情理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四

中国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具体适用和贯彻这两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要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两者不可偏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任何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均是不许可的。

第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主要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补充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任何违法的所谓"合理性"概不允许。

第三，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羁束行政行为，又适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自由裁量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自由裁量权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

第四，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行政管理，又适用行政诉讼，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适用行政诉讼。

第五，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行政不当。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合称为行政瑕疵。行政瑕疵是行政法旨在防止和排斥的行政行为。控制和纠正行政瑕疵是我国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66页。

②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③参见(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6期。

④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四卷，第688页，(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22页。

⑤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⑥参见《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载《中国法学》(京)，1990年第1期。

⑦参见：Decisionsof14June1882,9PrOVG353andof10April1886,13PrOVG424,426。

⑧参见：HirschbergL:DerGrundsatzderVerhǜβigkeit，43-44，1981。

⑨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0见意大利1955年《行政程序法(草案)》第44条。

11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21999年4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13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以适用合法性原则为原则，适用合理性原则为例外，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对"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规定属于合理性问题。而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本身属于"违法"而不是"不当"即"不合理"问题。

14(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1期。

15引自(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16参见台湾《宪政时代》，1989年第3期，《比例原则》一文。

17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8Wolff,Bachof:VerwaltungsrechtⅢ,202(4thed,1978)suggestthatoutofpublicresourcesonlythatmuchbegrantedtoanindividualasisnecessary.

19参见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758-760页。

20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482页。

21见罗豪才、孙晓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986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议论文。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3

一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法性原则将导致行政违法，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法只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法，到同时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理，换句话说，从单纯的行政合法性原则，过渡到确立双重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此乃是人类行政法制进化的一个标志，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人们的目标只限于规范羁束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任务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羁束行为的合法性。此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处于绝对的"自由"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的强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于它的威胁。人类逐渐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更应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①英国行政法学专家H·韦德认为："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②"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③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因为在管理方面，不仅有法律规范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规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则不具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则。④世界各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理论基础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鲁克案件包含了一个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词。该判词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确性。英国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修正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所需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向谁征收。科克在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个判例又重复了这一原则。⑤现在，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已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并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虽在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合理性原则的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实行的"、"可行的"或"适合的"等等。当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使用"过渡"一词时，意思都是使行政行为能有最起码的推理及常识。⑥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理性原则起源于德国。合理性原则(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国虽没有普通法这样的历史，但其源头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这些司法宣告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thePrussianSupremeAdministrativeCourt)援引这些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thediscretionarypowersofthepoliceauthorities)。⑦象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储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⑧。从而形成了"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这三项中心内容。⑨德国的这一合理性原则尔后还波及和影响了日本的行政法。意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还要求政府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行政上之妥当性或平衡性，并且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良好行政"之法则，否则该行为视为具有欠缺正当之瑕疵。10

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学术界公认行政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法学工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是司法部门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的必然。这一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行政法对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既符合合法性标准，又符合合理性标准。

二

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同属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但适用范围上略有区别。行政合理性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特殊性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内的行为，不适用羁束行为。前面说过，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对它的控制而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确立以后，也主要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发生作用，在自由裁量权限以外以及对于羁束行为，不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合理是指合法范围内的合理，而不是指合法范围以外的合理性。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第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原则，而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因而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适用的，但不适用司法机关所主持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1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2第1条所规定的任务，不仅在于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同时要纠正"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这说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既适用合法性原则，又适用合理性原则；而司法机关的行政审理行为则仅适用合法性原则。13

三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国外行政法已有种种观点。英国大法官黑尔什姆认说，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14这是说，"合理性"与其说是个客观标准，不如说是个主观标准。但排除众人所公认的"不合理"，也许正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为此，英国一些法官确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标准："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15在美国，关于"不合理"的标准比英国更为具体。美国法院将"不合理"一词用在各种不当行为上，诸如：为不当的目的；行使权限时基于偏见；歧视而采取行动；不附理由而作成与前决定不一致的决定；程序不公平；不当的怠于行为或迟延等等。16

德国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规范比普通法国家更为系统，更具成文化标准。德国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项具体原则17，即：

1.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该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执行一项法律的时候，只能够使用那些适合于实现该法目的的方法，而且必须根据客观标准，不是按照行政主体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某种措施的适当性；

2.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温和方式的原则(theprincipleofmildestmeans)。这个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适合用于实现法律的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18；

3.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比例原则即禁止越权的原则(prohibitionagainstexcessiveness)，又称狭义的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Verhǜltnismǜβigkeit)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的利益的措施。日本司法界和学术界在评价1953年"蜂巢城案"中对"合理性"所作的解释是：就是非法律规范的条理和道理，即按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所尊重的合乎事情性质的状态。19

在我们国内，自1980年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合理性"的标准作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合理就是按照法令政策办事。"20这种"合理性"标准其实同"合法性"标准无多大区别，故不可取。有学者则认为，"合理性"系指符合五项标准："1.符合客观规律性；2.符合法律的目的；3.决定的依据充分、客观；4.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5.符合正义。"211989年的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行政法学》认为："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行政决定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22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有以下四项组成："(一)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二)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合理的动机；(三)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相关的因素；(四)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公正法则。"23

以上这些论述都较为深刻和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问题仅在于如何归纳内容。作者以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正当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

第二，平衡性。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第三，情理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四

中国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具体适用和贯彻这两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要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两者不可偏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任何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均是不许可的。

第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主要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补充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任何违法的所谓"合理性"概不允许。

第三，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羁束行政行为，又适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自由裁量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自由裁量权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

第四，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行政管理，又适用行政诉讼，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适用行政诉讼。

第五，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行政不当。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合称为行政瑕疵。行政瑕疵是行政法旨在防止和排斥的行政行为。控制和纠正行政瑕疵是我国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66页。

②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③参见(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6期。

④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四卷，第688页，(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22页。

⑤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⑥参见《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载《中国法学》(京)，1990年第1期。

⑦参见：Decisionsof14June1882,9PrOVG353andof10April1886,13PrOVG424,426。

⑧参见：HirschbergL:DerGrundsatzderVerhǜβigkeit，43-44，1981。

⑨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0见意大利1955年《行政程序法(草案)》第44条。

11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21999年4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13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以适用合法性原则为原则，适用合理性原则为例外，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对"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规定属于合理性问题。而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本身属于"违法"而不是"不当"即"不合理"问题。

14(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1期。

15引自(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16参见台湾《宪政时代》，1989年第3期，《比例原则》一文。

17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8Wolff,Bachof:VerwaltungsrechtⅢ,202(4thed,1978)suggestthatoutofpublicresourcesonlythatmuchbegrantedtoanindividualasisnecessary.

19参见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758-760页。

20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482页。

21见罗豪才、孙晓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986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议论文。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4

一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法性原则将导致行政违法，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法只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法，到同时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理，换句话说，从单纯的行政合法性原则，过渡到确立双重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此乃是人类行政法制进化的一个标志，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人们的目标只限于规范羁束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任务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羁束行为的合法性。此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处于绝对的"自由"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的强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于它的威胁。人类逐渐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更应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①英国行政法学专家H·韦德认为："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②"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③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因为在管理方面，不仅有法律规范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规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则不具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则。④世界各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理论基础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鲁克案件包含了一个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词。该判词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确性。英国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修正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所需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向谁征收。科克在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个判例又重复了这一原则。⑤现在，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已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并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虽在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合理性原则的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实行的"、"可行的"或"适合的"等等。当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使用"过渡"一词时，意思都是使行政行为能有最起码的推理及常识。⑥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理性原则起源于德国。合理性原则(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国虽没有普通法这样的历史，但其源头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这些司法宣告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thePrussianSupremeAdministrativeCourt)援引这些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thediscretionarypowersofthepoliceauthorities)。⑦象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储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⑧。从而形成了"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这三项中心内容。⑨德国的这一合理性原则尔后还波及和影响了日本的行政法。意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还要求政府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行政上之妥当性或平衡性，并且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良好行政"之法则，否则该行为视为具有欠缺正当之瑕疵。10

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学术界公认行政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法学工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是司法部门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的必然。这一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行政法对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既符合合法性标准，又符合合理性标准。

二

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同属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但适用范围上略有区别。行政合理性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特殊性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内的行为，不适用羁束行为。前面说过，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对它的控制而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确立以后，也主要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发生作用，在自由裁量权限以外以及对于羁束行为，不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合理是指合法范围内的合理，而不是指合法范围以外的合理性。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第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原则，而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因而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适用的，但不适用司法机关所主持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1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2第1条所规定的任务，不仅在于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同时要纠正"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这说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既适用合法性原则，又适用合理性原则；而司法机关的行政审理行为则仅适用合法性原则。13

三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国外行政法已有种种观点。英国大法官黑尔什姆认说，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14这是说，"合理性"与其说是个客观标准，不如说是个主观标准。但排除众人所公认的"不合理"，也许正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为此，英国一些法官确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标准："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15在美国，关于"不合理"的标准比英国更为具体。美国法院将"不合理"一词用在各种不当行为上，诸如：为不当的目的；行使权限时基于偏见；歧视而采取行动；不附理由而作成与前决定不一致的决定；程序不公平；不当的怠于行为或迟延等等。16

德国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规范比普通法国家更为系统，更具成文化标准。德国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项具体原则17，即：

1.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该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执行一项法律的时候，只能够使用那些适合于实现该法目的的方法，而且必须根据客观标准，不是按照行政主体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某种措施的适当性；2.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温和方式的原则(theprincipleofmildestmeans)。这个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适合用于实现法律的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18；

3.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比例原则即禁止越权的原则(prohibitionagainstexcessiveness)，又称狭义的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Verhǜltnismǜβigkeit)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的利益的措施。日本司法界和学术界在评价1953年"蜂巢城案"中对"合理性"所作的解释是：就是非法律规范的条理和道理，即按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所尊重的合乎事情性质的状态。19

在我们国内，自1980年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合理性"的标准作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合理就是按照法令政策办事。"20这种"合理性"标准其实同"合法性"标准无多大区别，故不可取。有学者则认为，"合理性"系指符合五项标准："1.符合客观规律性；2.符合法律的目的；3.决定的依据充分、客观；4.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5.符合正义。"211989年的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行政法学》认为："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行政决定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22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有以下四项组成："(一)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二)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合理的动机；(三)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相关的因素；(四)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公正法则。"23

以上这些论述都较为深刻和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问题仅在于如何归纳内容。作者以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正当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

第二，平衡性。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第三，情理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四

中国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具体适用和贯彻这两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要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两者不可偏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任何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均是不许可的。

第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主要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补充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任何违法的所谓"合理性"概不允许。

第三，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羁束行政行为，又适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自由裁量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自由裁量权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

第四，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行政管理，又适用行政诉讼，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适用行政诉讼。

第五，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行政不当。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合称为行政瑕疵。行政瑕疵是行政法旨在防止和排斥的行政行为。控制和纠正行政瑕疵是我国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66页。

②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③参见(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6期。

④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四卷，第688页，(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22页。

⑤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⑥参见《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载《中国法学》(京)，1990年第1期。

⑦参见：Decisionsof14June1882,9PrOVG353andof10April1886,13PrOVG424,426。

⑧参见：HirschbergL:DerGrundsatzderVerhǜβigkeit，43-44，1981。

⑨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0见意大利1955年《行政程序法(草案)》第44条。

11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21999年4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13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以适用合法性原则为原则，适用合理性原则为例外，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对"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规定属于合理性问题。而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本身属于"违法"而不是"不当"即"不合理"问题。

14(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1期。

15引自(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16参见台湾《宪政时代》，1989年第3期，《比例原则》一文。

17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8Wolff,Bachof:VerwaltungsrechtⅢ,202(4thed,1978)suggestthatoutofpublicresourcesonlythatmuchbegrantedtoanindividualasisnecessary.

19参见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758-760页。

20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482页。

21见罗豪才、孙晓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986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议论文。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5

关键词：合理性原则；大陆法系；比例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由于行政法的多样、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基本原则对于保证行政法规范的统一和协调以及行政法的贯彻和实施至关重要。从公法发达之德国、法国等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必须探寻符合中国本土现实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现已成为通说。但通过对合理性原则的源流、确立过程、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不应成为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之源流

合理性原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最早产生于英国的判例制度。在1598年英国的鲁克诉下水道管理委员会案中，“下水道管委会的委员们为整修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依法律，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但不许可征收这种不公平的费用。科克在判词里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原则’。”[1]随后，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得以巩固。韦德所言“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中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2]之后，合理性原则在美国也通过判例得以确立。1898年的霍尔登诉哈迪案最早提出了“合理性”概念，随后在保护奥佛顿公园的民众组织诉沃尔伯案等案例中合理性原则逐渐成为行政审判的依据。“在巴洛诉科林案中,最高法院的态度进一步表明，法律虽然允许他们（行政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并未不许法院裁决受非难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制定行政官员认为理想的规章之权,也应受法院适用的合理性原则的约束。”[3]从英美国家合理性原则的产生和发展看，合理性原则来源于判例并对以后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目前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情况来看，通说认为，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中国行政法起步于80年代。在行政法研究的早期，行政法基本原则并不包含合理性原则，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色彩。例如，由王珉灿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党政分开和党企分开原则”、“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行政管理原则”、“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精简原则”、“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依法办事原则”等七项。[5]现在看来当时的理论是非常幼稚的。80年代末，罗豪才教授首次在其主编的行政法教材《行政法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了一种全新的表述，即法治原则和民主与效率相协调原则。书中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了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和应急性原则。[6]在此可以看出，合理性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已经有了雏形。时隔一年，仍由罗豪才教授主编的统编教材《行政法学》明确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7]并对两个原则的内容作了分析。至此以后，大部分行政法教材中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都包含了合理性原则。

二、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之质疑

首先，合理性原则的确立过程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在80年代合理性原则刚刚确立时，各行政法著作（教材）中关于为何中国行政法要确立这一原则问题的论述、说理较浅显。一般在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节中，先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涵义、受影响的因素、研究的状况、确立的标准等进行论述，在对确立标准论述之后，接着便直接论述到“鉴于上述标准，并从行政法制的现实出发，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8]虽然对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作了简单论述，如应当是低于宪法的原则而高于行政法的具体原则等等，但这只是标准问题。由标准并不能直接得出我们应该确立合理性原则。中间缺少了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能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或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是符合这些标准的。中国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更多时候是直接拿来使用。

当然直接拿来，至少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不相适应；二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恰巧适应了我国行政法的需要。也许我们会侥幸碰到第二种情形。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形，当初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不是没有疑问的，它只是一种直接拿来的尝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

其次，合理性原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从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发展过程看，案件和法官的判词一直伴随其左右。可以说，科克、丹宁、里德[9]等诸多英国法官的判词和言论对合理性原则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法院对社会的影响有时候并不逊色于议会甚至更大。很大程度上，法律的进步是由法院法官的判词的不断积累和提升而得以完成的。英美法系所具有的独特的司法制度保证了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被司法机关赋予一定的内容，从而具有司法适用性。“从历史上看，英国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是由司法判决确立的判例法。合同法及侵权法目前仍然主要是法官造法。”[10]在美国存在同样的情形。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我们可以听到“法官造法”之说。但在中国，由于主要遵循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法官造法”尚无生存的空隙。法院原则上必须严格遵守和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能随便解释或变更。如果中国法院对合理性原则进行任意解释，那将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如混淆全国人大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法院司法权的界限和权责，演绎推理式的审判逻辑也将被打乱等等。在英国，随着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法院判例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合理原则已相当成熟,法官们明确地将“不相关的考虑”、“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恶意”等视为不合理。经过司法判例的长期积累，合理性原则已具有了丰富的内容。根据台湾学者林惠瑜概括,合理原则包括下列相互交叉的概念：不适当之动机或目的，考虑不相关之因素，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荒谬，恶意，不诚实，恣意，反复无常，过分，禁止反言之违反，忽视公共政策，法律期待之违反，违反比例原则，法律解释错误[11]。但在中国，情形则不同。合理性原则要在实践中得到运用，首先必须解释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这是前提。但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呢？如同哈贝马斯在论述法律解释时说到的，法律解释从不同的“视域”进行会有不同的解释结果，而这些结果从各自的“视域”来看都是合理的。韦德也说：“法律界限内的余地很大，其中各种不同的观点不能都认为是不合理的。一方的完全属于法律合理范围以内的意见，可能被对方指责为完全的不合理。大臣没有能指出合理与否的界限。”[12]因此，合理与否很难明确界定。我国是演绎推理式的司法模式。此种模式要求法律的规定应该尽可能详细且具有操作性。而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就如同平等、正义等，在中国不具有演绎推理的土壤，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那为何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于司法实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能有效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呢？这主要源于其特有的英美法传统和判例法制度。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判例制度，而不是制定法的传统，其司法实践是一种归纳式的模式，即不断通过案例的积累来推进法律的发展，而不是依靠一个具体详细的制定法来演绎推理。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遵循先例”的基本原则，即法院关于与合理性原则有关的案件的判例对以后同类案件有使之参照并遵守的作用，因此，通过大量的判例而被赋予了丰富内涵的合理性原则，在法院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而能得以有效的运用。

再次，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不可否认，虽然合理性原则极其抽象，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司法操作性，但是合理性原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肯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合理性原则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因为单就“合理性”一词的字面看，其就是美好的，就象公正，善良等一些为人类所向往的美好词汇。没有哪个国家会去追求不合理。单就此点，合理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宏观价值。可能当初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点积极作用的考虑，而期望这个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好词汇能给中国的行政法治带来春天的气息。可能因为当时合理性这个词汇在其他部门法中还未出现，而诸如公平、民主等词汇在宪法等部门法中都已出现，这也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表明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所独具的原则，而在形式上符合作为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但是我们认识事物不能只片面的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系统地认识事物运行的规律，既考虑积极的，也分析消极的。从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来看，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大政府，小社会”，具有浓厚的行政国色彩。在中国，政府对法治的影响比法院有时候更为重大。行政法目前的研究重点，如行政公开、行政程序、行政许可等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政府的权力，使之规范地运作。在此文化背景下，合理性原则这一近乎人人都有理由阐释的原则，很大程度是与当前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理念不相符的。因为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形在行政法实践中较多），在利用行政法基本原则来对纠纷进行解决时，处于上位的政府在利用合理性原则时，一般是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试图逃避本应负有的法律责任。这便与我们目前行政法治中的权利本位、人权保障等理念相违背。政府根据合理性原则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也属正常，且政府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任何个体在法律的范围内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存在的问题只是合理性原则的问题。正如当初我们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一样，愿望是美好的，即希望我们的市场和法制都能得到发展并相互促进，而没有意识到作为一种对诸多领域具有指导作用的口号的科学性以及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带来负作用。但后来出现的情形恰恰与我们当初确立这一口号时的美好愿望相反。苏力在分析时深刻地说到：“正是在这些未经反思的假定和预设的指导下，‘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口号获得了法学界一致的赞同；而所谓法制，就是加强立法以成文法来规范、约束、促成和发展市场。然而，这样的理论辨析不仅违背了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有关经济与法律的关系的基本理论，而且由于法律、国家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在实践上，很容易出现以加强法制建设，宏观调控为由，以满足社会一时的要求而目光短浅地追求所谓的完善的法制，结果很可能造成法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13]因此作为一种具有宏观指导、统一和补缺等作用的口号或原则必须具有科学性，而不能仅仅因为其表面上属于一个美好的词汇而不假思索的将其作为口号或原则。合理性原则某种程度上是赋予政府在出现利益纠纷时可以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权力。政府利用合理性原则在纠纷中为自己考虑，那么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很多时候便受到侵犯而得不到保障。我们可以与合法性原则比较，合法性原则在出现纠纷时，一般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因此，政府在明确的法律面前不可能出现随意侵犯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情形。而合理性原则则不同，各方都会有自己的合理的理由，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政府的合理性必将可以通过自己的地位优势而以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需要等理由取代行政相对人的合理性。合理性原则已经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产生了诸多认识的误区而引起了一定的负作用，如：道德理念误区、多数认同误区、政策导向误区、客观规律误区等等。[14]因此，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

第四，从法律原则的一般理论来看，合理性原则层次不清。民法学者徐国栋多年以前便认识到了我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原则混乱的问题。诚如其所言“原则的泛滥在当代中国的各法律部门绝不是个别的现象，它基于论者们对原则到底是什么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似乎认为，任何重要的东西都是原则。”[15]对于法律原则的确立，笔者认为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首先必须明确法律原则的层次性，即是属于法的原则、宪法的原则还是属于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的原则等等，而不能相互混淆，这样才能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比如公正原则，公正从希腊罗马时代至今，都没有间断过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基本理念或基本原则。而在行政法中，有的学者把行政公正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6]在此，便存在一个问题，即行政公正原则与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原则有何区别。从行政公正原则的论述来看，似乎只是对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理念的阐释。行政法首先属于法的范畴，既然行政法是法，那么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原则当然适用于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即使对于部门法的民法、刑法，公正原则同样适用。如果按照行政法公正原则确立的思路，似乎民法中也应该有公正原则，刑法等其他所有的部门法中都应该有公正原则，然后便可以对民法公正原则、刑法公正原则等主观地赋予其内涵。这里我们便可以感受到问题所在。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某个原则或理念已经是一般意义上法的理念或原则，或已经是宪法的原则，则没有必要再在部门法中加以重复规定，除非具有特殊的意义。且有时候在部门法中重复规定，由于极强的抽象性反而还会给部门法的发展带来负作用。只有遵循以上的思路，我们才可能改变目前简单地将法律原则从一个部门法中移植过来，或直接把法的原则或宪法的原则移植到部门法中等混乱的状况。合理性原则也显示了以上分析的混乱姿态。法作为一般意义的法，必定要求其运作是合理的。不合理的状态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不会再有生存空间。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必定要遵循法运行的规律与宪法的理念或原则。同时，我们在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时，由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行政关系的变动性大等特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区别于作为部门行政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组织法等的基本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能够贯穿、指导和规制整个行政法领域，而不能仅仅作用于某个部门行政法领域，那样其只能是部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不能称为整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行政合理性原则缺乏明晰的层次性。

第五，合理性原则的移植和转化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必定要对所移植的对象在移植国进行转化，从而使被移植对象所体现的价值能反映移植国的法律精髓。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了控制行政行为的有效手段。我们移植合理性原则也是希望它能对中国行政权的规制起到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合理性原则直接移植到中国，并没有生成的土壤。但是存在一种可能，即在合理性原则移植过来后，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本土因素对其进行加工，从而使其适应并促进泄男姓ㄖ谓ㄉ琛F涫荡雍侠硇栽蛟谥泄姆⒄箍矗芏嘌д咭丫馐兜搅说背跻约跋衷谒妨⒌暮侠硇栽蛟诰哂写舐椒ㄏ荡车闹泄脑诵写嬖谥疃辔侍猓佣ü鞴鄣囟院侠硇栽蚋秤韪嗟囊子诓僮餍缘哪谌荩蚨院侠硇栽蚝侠淼奶跫薪涎细竦慕缍╗17]等等来试图使合理性原则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挥作用。如有的著作（教材）把合理性原则的内涵包括为：符合法律的目的、出于正当的动机、考虑相关因素及排除不相关的因素、不得任意迟延或不作为、符合公正法则（这其中又包括（1）平等对待、无偏见、不歧视；（2）遵循比例，不失衡；（3）前后一致、不反复无常（4）信赖保护，不反信。）。[18]在这里，合理性原则包括了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合理性原则似乎成了一个大袋子，什么原则都可以往里面塞，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内容。这反映了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对概念进行任意主观界定的混乱情形。当然任何界定的初衷可能都是希望合理性原则能对中国的行政法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按照上面关于合理性原则内容的表述，当我们提到合理性原则时，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等诸多内容都是合理性原则内容。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似乎我们只需要一个原则即“民主与公正原则”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可以对其赋予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而且“民主与公正原则”听来也更“顺耳”。这明显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界定使移植的法律制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但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所移植的法律具有转化的可能和现实条件。至少从转化的结果看，被转化后的法律与直接移植的国外法律在精神层面等诸多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如果只引用别人的一个概念，然后就通过各种途径对这个概念进行主观界定，而使其界定后的内容与被移植的概念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那么这并非有效用的移植，也不能算是本土创新，而是界于两者之间的既浪费了资源又不能带来效益且可能会带来巨大负作用的混乱形态。

当然有学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是基本相同的。[19]由于行政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均是关于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律的理论或学说，因此，两者在精神理念上是相通的且两者都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将比例原则译为合理性原则。[20]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虽有诸多相通之处，但其区别也泾渭分明。合理性原则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起源于英美法系传统的合理性原则与起源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比例原则必定存在差别。由于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现在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妥当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实际上可否达到法定之目的；二是必要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在仅达到行政目的即足，不可过度侵及公民权利；三是狭义比例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之行使，虽是达成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但是不可给予公民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单就比例原则较稳定的内容而言，就明显区别于合理性原则[21]。比例原则遵循的是大陆法系的法治逻辑。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将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等同，来使合理性原则“发光”。

三、结语

韦德说：“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法方面的贡献相同。”[22]韦德说这句话并没有错，因为韦德只是针对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情形而作此总结，韦德并没有针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比较法大师勒内·达维德所说：“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但传统并非老一套的同义语,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23]达维德也告诉我们每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是有差别的。每个法律制度的生长需要不同的环境，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现实环境来思考我们的法律建设。在合理性原则的移植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供体与受体能否相适应”，也就是合理性原则从国外移植过来，能否适于中国的本土。“外国的法治经验的确可能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帮助，同时在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它也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有的已经融进了我们的传统。但由于以下原因，这种启示和帮助将是有限的，不可过高希望。首先，社会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因此，这些地方性的知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第三，由于种种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任何学者尽管试图客观传述外国法治经验却有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扭曲了其试图真实描述的现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实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并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细致描述、界定、概括外国的法治，都必须切记这些都不等于外国法治经验的本身。提醒这一点并不是要拒绝借鉴，而是指出借鉴之艰难。”[24]

TheSuspicionofTheRuleofReasonablenessofChineseAdministrativeLaw

Abstract:Asaprincipleofadministrativelaw,theruleofreasonablenesshasdevelopedinChinafor20years,butitdoesnotplayaroleintheruleoflawandisnearlyineffective.Throughthecomparativeanalysesoftheorginsandthelogicsofthisrule,theruleofreasonablenessisnotadaptedtoChinesesystemsandtraditionsandhassomenegativeimpacts.

Keywords:RuleofReasonableness;ContinentalLegalSystem;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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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6.

[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8.

[3][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版，第568页。

[4]参见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5]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以下。

[6]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3页。

[7]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以下。

[8]一般当时著作（教材）对行政法确立什么基本原则的逻辑思路都是如此。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应松年、朱维究主编：《行政法与行政法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3页；等等。

[9]在帕德菲尔德诉农业、渔业和食品大臣的案中,丹宁和里德法官认为:部长有权利更有义务正确行使裁量权以实现该法律的政策,裁量权的行使并非不受拘束,乃有积极行使之法律义务,从而使英美国家也发展出了类似大陆法的“行政介入请求权”。可以说，1968年的帕德菲尔德案为合理原则开创了新纪元。丹宁大法官认为:“在我们的行政法中,此案是一个里程碑。”参见丹宁：《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115页。

[10]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11]参见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台北三民书局1994版，第197页。

[1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409-410。

[1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4]参见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15]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6页。

[16]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7]参见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18]参见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9页。

[19]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0]参见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版，第212页。

[21]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还有其他诸多泾渭分明的区别。参见何景春：《行政比例与合理性原则的比较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8。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6

关键词：合理性原则；大陆法系；比例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由于行政法的多样、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基本原则对于保证行政法规范的统一和协调以及行政法的贯彻和实施至关重要。从公法发达之德国、法国等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必须探寻符合中国本土现实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现已成为通说。但通过对合理性原则的源流、确立过程、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不应成为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之源流

合理性原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最早产生于英国的判例制度。在1598年英国的鲁克诉下水道管理委员会案中，“下水道管委会的委员们为整修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依法律，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但不许可征收这种不公平的费用。科克在判词里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原则’。”[1]随后，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得以巩固。韦德所言“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中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2]之后，合理性原则在美国也通过判例得以确立。1898年的霍尔登诉哈迪案最早提出了“合理性”概念，随后在保护奥佛顿公园的民众组织诉沃尔伯案等案例中合理性原则逐渐成为行政审判的依据。“在巴洛诉科林案中,最高法院的态度进一步表明，法律虽然允许他们（行政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并未不许法院裁决受非难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制定行政官员认为理想的规章之权,也应受法院适用的合理性原则的约束。”[3]从英美国家合理性原则的产生和发展看，合理性原则来源于判例并对以后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目前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情况来看，通说认为，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中国行政法起步于80年代。在行政法研究的早期，行政法基本原则并不包含合理性原则，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色彩。例如，由王珉灿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党政分开和党企分开原则”、“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行政管理原则”、“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精简原则”、“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依法办事原则”等七项。[5]现在看来当时的理论是非常幼稚的。80年代末，罗豪才教授首次在其主编的行政法教材《行政法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了一种全新的表述，即法治原则和民主与效率相协调原则。书中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了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和应急性原则。[6]在此可以看出，合理性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已经有了雏形。时隔一年，仍由罗豪才教授主编的统编教材《行政法学》明确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7]并对两个原则的内容作了分析。至此以后，大部分行政法教材中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都包含了合理性原则。

二、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之质疑

首先，合理性原则的确立过程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在80年代合理性原则刚刚确立时，各行政法著作（教材）中关于为何中国行政法要确立这一原则问题的论述、说理较浅显。一般在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节中，先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涵义、受影响的因素、研究的状况、确立的标准等进行论述，在对确立标准论述之后，接着便直接论述到“鉴于上述标准，并从行政法制的现实出发，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8]虽然对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作了简单论述，如应当是低于宪法的原则而高于行政法的具体原则等等，但这只是标准问题。由标准并不能直接得出我们应该确立合理性原则。中间缺少了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能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或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是符合这些标准的。中国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更多时候是直接拿来使用。

当然直接拿来，至少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不相适应；二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恰巧适应了我国行政法的需要。也许我们会侥幸碰到第二种情形。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形，当初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不是没有疑问的，它只是一种直接拿来的尝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

其次，合理性原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从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发展过程看，案件和法官的判词一直伴随其左右。可以说，科克、丹宁、里德[9]等诸多英国法官的判词和言论对合理性原则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法院对社会的影响有时候并不逊色于议会甚至更大。很大程度上，法律的进步是由法院法官的判词的不断积累和提升而得以完成的。英美法系所具有的独特的司法制度保证了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被司法机关赋予一定的内容，从而具有司法适用性。“从历史上看，英国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是由司法判决确立的判例法。合同法及侵权法目前仍然主要是法官造法。”[10]在美国存在同样的情形。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我们可以听到“法官造法”之说。但在中国，由于主要遵循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法官造法”尚无生存的空隙。法院原则上必须严格遵守和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能随便解释或变更。如果中国法院对合理性原则进行任意解释，那将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如混淆全国人大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法院司法权的界限和权责，演绎推理式的审判逻辑也将被打乱等等。在英国，随着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法院判例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合理原则已相当成熟,法官们明确地将“不相关的考虑”、“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恶意”等视为不合理。经过司法判例的长期积累，合理性原则已具有了丰富的内容。根据台湾学者林惠瑜概括,合理原则包括下列相互交叉的概念：不适当之动机或目的，考虑不相关之因素，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荒谬，恶意，不诚实，恣意，反复无常，过分，禁止反言之违反，忽视公共政策，法律期待之违反，违反比例原则，法律解释错误[11]。但在中国，情形则不同。合理性原则要在实践中得到运用，首先必须解释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这是前提。但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呢？如同哈贝马斯在论述法律解释时说到的，法律解释从不同的“视域”进行会有不同的解释结果，而这些结果从各自的“视域”来看都是合理的。韦德也说：“法律界限内的余地很大，其中各种不同的观点不能都认为是不合理的。一方的完全属于法律合理范围以内的意见，可能被对方指责为完全的不合理。大臣没有能指出合理与否的界限。”[12]因此，合理与否很难明确界定。我国是演绎推理式的司法模式。此种模式要求法律的规定应该尽可能详细且具有操作性。而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就如同平等、正义等，在中国不具有演绎推理的土壤，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那为何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于司法实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能有效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呢？这主要源于其特有的英美法传统和判例法制度。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判例制度，而不是制定法的传统，其司法实践是一种归纳式的模式，即不断通过案例的积累来推进法律的发展，而不是依靠一个具体详细的制定法来演绎推理。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遵循先例”的基本原则，即法院关于与合理性原则有关的案件的判例对以后同类案件有使之参照并遵守的作用，因此，通过大量的判例而被赋予了丰富内涵的合理性原则，在法院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而能得以有效的运用。

再次，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不可否认，虽然合理性原则极其抽象，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司法操作性，但是合理性原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肯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合理性原则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因为单就“合理性”一词的字面看，其就是美好的，就象公正，善良等一些为人类所向往的美好词汇。没有哪个国家会去追求不合理。单就此点，合理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宏观价值。可能当初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点积极作用的考虑，而期望这个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好词汇能给中国的行政法治带来春天的气息。可能因为当时合理性这个词汇在其他部门法中还未出现，而诸如公平、民主等词汇在宪法等部门法中都已出现，这也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表明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所独具的原则，而在形式上符合作为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但是我们认识事物不能只片面的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系统地认识事物运行的规律，既考虑积极的，也分析消极的。从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来看，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大政府，小社会”，具有浓厚的行政国色彩。在中国，政府对法治的影响比法院有时候更为重大。行政法目前的研究重点，如行政公开、行政程序、行政许可等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政府的权力，使之规范地运作。在此文化背景下，合理性原则这一近乎人人都有理由阐释的原则，很大程度是与当前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理念不相符的。因为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形在行政法实践中较多），在利用行政法基本原则来对纠纷进行解决时，处于上位的政府在利用合理性原则时，一般是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试图逃避本应负有的法律责任。这便与我们目前行政法治中的权利本位、人权保障等理念相违背。政府根据合理性原则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也属正常，且政府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任何个体在法律的范围内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存在的问题只是合理性原则的问题。正如当初我们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一样，愿望是美好的，即希望我们的市场和法制都能得到发展并相互促进，而没有意识到作为一种对诸多领域具有指导作用的口号的科学性以及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带来负作用。但后来出现的情形恰恰与我们当初确立这一口号时的美好愿望相反。苏力在分析时深刻地说到：“正是在这些未经反思的假定和预设的指导下，‘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口号获得了法学界一致的赞同；而所谓法制，就是加强立法以成文法来规范、约束、促成和发展市场。然而，这样的理论辨析不仅违背了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有关经济与法律的关系的基本理论，而且由于法律、国家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在实践上，很容易出现以加强法制建设，宏观调控为由，以满足社会一时的要求而目光短浅地追求所谓的完善的法制，结果很可能造成法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13]因此作为一种具有宏观指导、统一和补缺等作用的口号或原则必须具有科学性，而不能仅仅因为其表面上属于一个美好的词汇而不假思索的将其作为口号或原则。合理性原则某种程度上是赋予政府在出现利益纠纷时可以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权力。政府利用合理性原则在纠纷中为自己考虑，那么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很多时候便受到侵犯而得不到保障。我们可以与合法性原则比较，合法性原则在出现纠纷时，一般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因此，政府在明确的法律面前不可能出现随意侵犯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情形。而合理性原则则不同，各方都会有自己的合理的理由，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政府的合理性必将可以通过自己的地位优势而以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需要等理由取代行政相对人的合理性。合理性原则已经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产生了诸多认识的误区而引起了一定的负作用，如：道德理念误区、多数认同误区、政策导向误区、客观规律误区等等。[14]因此，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

第四，从法律原则的一般理论来看，合理性原则层次不清。民法学者徐国栋多年以前便认识到了我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原则混乱的问题。诚如其所言“原则的泛滥在当代中国的各法律部门绝不是个别的现象，它基于论者们对原则到底是什么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似乎认为，任何重要的东西都是原则。”[15]对于法律原则的确立，笔者认为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首先必须明确法律原则的层次性，即是属于法的原则、宪法的原则还是属于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的原则等等，而不能相互混淆，这样才能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比如公正原则，公正从希腊罗马时代至今，都没有间断过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基本理念或基本原则。而在行政法中，有的学者把行政公正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6]在此，便存在一个问题，即行政公正原则与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原则有何区别。从行政公正原则的论述来看，似乎只是对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理念的阐释。行政法首先属于法的范畴，既然行政法是法，那么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原则当然适用于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即使对于部门法的民法、刑法，公正原则同样适用。如果按照行政法公正原则确立的思路，似乎民法中也应该有公正原则，刑法等其他所有的部门法中都应该有公正原则，然后便可以对民法公正原则、刑法公正原则等主观地赋予其内涵。这里我们便可以感受到问题所在。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某个原则或理念已经是一般意义上法的理念或原则，或已经是宪法的原则，则没有必要再在部门法中加以重复规定，除非具有特殊的意义。且有时候在部门法中重复规定，由于极强的抽象性反而还会给部门法的发展带来负作用。只有遵循以上的思路，我们才可能改变目前简单地将法律原则从一个部门法中移植过来，或直接把法的原则或宪法的原则移植到部门法中等混乱的状况。合理性原则也显示了以上分析的混乱姿态。法作为一般意义的法，必定要求其运作是合理的。不合理的状态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不会再有生存空间。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必定要遵循法运行的规律与宪法的理念或原则。同时，我们在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时，由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行政关系的变动性大等特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区别于作为部门行政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组织法等的基本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能够贯穿、指导和规制整个行政法领域，而不能仅仅作用于某个部门行政法领域，那样其只能是部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不能称为整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行政合理性原则缺乏明晰的层次性。

第五，合理性原则的移植和转化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必定要对所移植的对象在移植国进行转化，从而使被移植对象所体现的价值能反映移植国的法律精髓。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了控制行政行为的有效手段。我们移植合理性原则也是希望它能对中国行政权的规制起到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合理性原则直接移植到中国，并没有生成的土壤。但是存在一种可能，即在合理性原则移植过来后，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本土因素对其进行加工，从而使其适应并促进泄男姓ㄖ谓ㄉ琛F涫荡雍侠硇栽蛟谥泄姆⒄箍矗芏嘌д咭丫馐兜搅说背跻约跋衷谒妨⒌暮侠硇栽蛟诰哂写舐椒ㄏ荡车闹泄脑诵写嬖谥疃辔侍猓佣ü鞴鄣囟院侠硇栽蚋秤韪嗟囊子诓僮餍缘哪谌荩蚨院侠硇栽蚝侠淼奶跫薪涎细竦慕缍╗17]等等来试图使合理性原则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挥作用。如有的著作（教材）把合理性原则的内涵包括为：符合法律的目的、出于正当的动机、考虑相关因素及排除不相关的因素、不得任意迟延或不作为、符合公正法则（这其中又包括（1）平等对待、无偏见、不歧视；（2）遵循比例，不失衡；（3）前后一致、不反复无常（4）信赖保护，不反信。）。[18]在这里，合理性原则包括了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合理性原则似乎成了一个大袋子，什么原则都可以往里面塞，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内容。这反映了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对概念进行任意主观界定的混乱情形。当然任何界定的初衷可能都是希望合理性原则能对中国的行政法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按照上面关于合理性原则内容的表述，当我们提到合理性原则时，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等诸多内容都是合理性原则内容。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似乎我们只需要一个原则即“民主与公正原则”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可以对其赋予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而且“民主与公正原则”听来也更“顺耳”。这明显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界定使移植的法律制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但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所移植的法律具有转化的可能和现实条件。至少从转化的结果看，被转化后的法律与直接移植的国外法律在精神层面等诸多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如果只引用别人的一个概念，然后就通过各种途径对这个概念进行主观界定，而使其界定后的内容与被移植的概念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那么这并非有效用的移植，也不能算是本土创新，而是界于两者之间的既浪费了资源又不能带来效益且可能会带来巨大负作用的混乱形态。

当然有学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是基本相同的。[19]由于行政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均是关于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律的理论或学说，因此，两者在精神理念上是相通的且两者都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将比例原则译为合理性原则。[20]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虽有诸多相通之处，但其区别也泾渭分明。合理性原则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起源于英美法系传统的合理性原则与起源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比例原则必定存在差别。由于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现在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妥当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实际上可否达到法定之目的；二是必要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在仅达到行政目的即足，不可过度侵及公民权利；三是狭义比例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之行使，虽是达成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但是不可给予公民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单就比例原则较稳定的内容而言，就明显区别于合理性原则[21]。比例原则遵循的是大陆法系的法治逻辑。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将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等同，来使合理性原则“发光”。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7

一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法性原则将导致行政违法，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法只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法，到同时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理，换句话说，从单纯的行政合法性原则，过渡到确立双重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此乃是人类行政法制进化的一个标志，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人们的目标只限于规范羁束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任务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羁束行为的合法性。此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处于绝对的"自由"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的强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于它的威胁。人类逐渐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更应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①英国行政法学专家H·韦德认为："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②"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③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因为在管理方面，不仅有法律规范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规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则不具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则。④世界各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理论基础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鲁克案件包含了一个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词。该判词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确性。英国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修正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所需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向谁征收。科克在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个判例又重复了这一原则。⑤现在，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已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并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虽在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合理性原则的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实行的"、"可行的"或"适合的"等等。当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使用"过渡"一词时，意思都是使行政行为能有最起码的推理及常识。⑥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理性原则起源于德国。合理性原则(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国虽没有普通法这样的历史，但其源头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这些司法宣告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thePrussianSupremeAdministrativeCourt)援引这些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thediscretionarypowersofthepoliceauthorities)。⑦象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储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⑧。从而形成了"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这三项中心内容。⑨德国的这一合理性原则尔后还波及和影响了日本的行政法。意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还要求政府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行政上之妥当性或平衡性，并且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良好行政"之法则，否则该行为视为具有欠缺正当之瑕疵。10

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学术界公认行政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法学工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是司法部门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的必然。这一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行政法对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既符合合法性标准，又符合合理性标准。

二

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同属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但适用范围上略有区别。行政合理性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特殊性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内的行为，不适用羁束行为。前面说过，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对它的控制而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确立以后，也主要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发生作用，在自由裁量权限以外以及对于羁束行为，不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合理是指合法范围内的合理，而不是指合法范围以外的合理性。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第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原则，而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因而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适用的，但不适用司法机关所主持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1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2第1条所规定的任务，不仅在于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同时要纠正"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这说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既适用合法性原则，又适用合理性原则；而司法机关的行政审理行为则仅适用合法性原则。13

三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国外行政法已有种种观点。英国大法官黑尔什姆认说，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14这是说，"合理性"与其说是个客观标准，不如说是个主观标准。但排除众人所公认的"不合理"，也许正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为此，英国一些法官确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标准："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15在美国，关于"不合理"的标准比英国更为具体。美国法院将"不合理"一词用在各种不当行为上，诸如：为不当的目的；行使权限时基于偏见；歧视而采取行动；不附理由而作成与前决定不一致的决定；程序不公平；不当的怠于行为或迟延等等。16

德国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规范比普通法国家更为系统，更具成文化标准。德国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项具体原则17，即：

1.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该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执行一项法律的时候，只能够使用那些适合于实现该法目的的方法，而且必须根据客观标准，不是按照行政主体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某种措施的适当性；2.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温和方式的原则(theprincipleofmildestmeans)。这个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适合用于实现法律的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18；

3.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比例原则即禁止越权的原则(prohibitionagainstexcessiveness)，又称狭义的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Verhǜltnismǜβigkeit)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的利益的措施。日本司法界和学术界在评价1953年"蜂巢城案"中对"合理性"所作的解释是：就是非法律规范的条理和道理，即按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所尊重的合乎事情性质的状态。19

在我们国内，自1980年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合理性"的标准作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合理就是按照法令政策办事。"20这种"合理性"标准其实同"合法性"标准无多大区别，故不可取。有学者则认为，"合理性"系指符合五项标准："1.符合客观规律性；2.符合法律的目的；3.决定的依据充分、客观；4.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5.符合正义。"211989年的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行政法学》认为："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行政决定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22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有以下四项组成："(一)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二)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合理的动机；(三)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相关的因素；(四)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公正法则。"23

以上这些论述都较为深刻和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问题仅在于如何归纳内容。作者以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正当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

第二，平衡性。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第三，情理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四

中国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具体适用和贯彻这两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要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两者不可偏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任何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均是不许可的。

第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主要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补充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任何违法的所谓"合理性"概不允许。

第三，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羁束行政行为，又适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自由裁量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自由裁量权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

第四，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行政管理，又适用行政诉讼，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适用行政诉讼。

第五，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行政不当。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合称为行政瑕疵。行政瑕疵是行政法旨在防止和排斥的行政行为。控制和纠正行政瑕疵是我国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66页。

②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③参见(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6期。

④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四卷，第688页，(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22页。

⑤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⑥参见《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载《中国法学》(京)，1990年第1期。

⑦参见：Decisionsof14June1882,9PrOVG353andof10April1886,13PrOVG424,426。

⑧参见：HirschbergL:DerGrundsatzderVerhǜβigkeit，43-44，1981。

⑨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0见意大利1955年《行政程序法(草案)》第44条。

11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21999年4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13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以适用合法性原则为原则，适用合理性原则为例外，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对"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规定属于合理性问题。而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本身属于"违法"而不是"不当"即"不合理"问题。

14(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1期。

15引自(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16参见台湾《宪政时代》，1989年第3期，《比例原则》一文。

17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8Wolff,Bachof:VerwaltungsrechtⅢ,202(4thed,1978)suggestthatoutofpublicresourcesonlythatmuchbegrantedtoanindividualasisnecessary.

19参见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758-760页。

20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482页。

21见罗豪才、孙晓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986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议论文。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8

关键词:资本/维持/资本维持/资产

一、解读传统理论上资本维持原则

资本维持原则又称资本充实原则或者资本拘束原则，它是指公司在其成立后的持续期间内，应当保持与其确定的资本额相当的实有财产。其目的在于维持公司资本，保证公司经营能力及偿债能力，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同时也可以防止过高的盈利分配要求，确保公司自身正常经营活动的开展。[1]

（一）资本维持原则中“资本”界定的模糊性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资本是“公司拥有由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总额，即公司成立时由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股东出资构成的财产总额”。[2]也有学者认为，公司资本是注册资本的简称，又称股本，是指公司章程确定的全体股东认缴或者实缴的出资总额。[3]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资本即公司注册资本。公司资本按不同的分类标准，表现为不同的资本形式，其主要形式除了注册资本外，还包括发行资本、实缴资本、催缴资本以及其他资本形式。有学者还提出实质资本与形式资本，前者如实缴资本，后者如注册资本。

公司资本与公司资本制度有密切关系，在法定资本制下，公司资本即注册资本与实缴资本、发行资本一致；而在授权资本制与折中资本制下，法律并不要求公司成立时股东一次性全部认购公司章程所确定的注册资本，对所认购的资本额也并不要求一次性缴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分期缴足，此时注册资本很可能高于发行资本或实缴资本。如果以注册资本认定为公司资本，一则在授权资本制与折中资本制下不符合公司实际资本情况，二则有违传统资本维持原则设立的目的。传统资本维持原则设立的目的在于通过防止实际资本被侵蚀，向债权人提供公司资本信用担保来保护债权，然而仅在公司设立之初，公司资本尚未被侵蚀的情况下，其注册资本与实际资本之间即已存在差额，即使在以后的经营活动中公司资本完全没有遭到侵蚀减少，又如何以高于实际资本的注册资本向债权人宣告债务担保，超出实际资本的债务又应如何保障呢？如果不能以注册资本认定为公司资本，那资本维持原则中的“资本”又究竟所指何物呢？

（二）资本维持原则中“维持”的困惑

资本维持是一个动态过程，与公司经营活动即公司盈亏关系密切，同时由于经营具有风险性和复杂多变性，资本维持具有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对资本维持原则中“维持”的困惑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时间问题。资本贯穿于公司资本运营的全过程，资本维持理应贯穿于公司活动的始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公司资本时时刻刻等于或大于公司净资产，当然也不是仅在公司净资产临近可能低于或已经低于公司资本这一临界点时才认为已经突破了资本维持原则。虽然公司在某时间点或短时间内公司资本低于净资产但在合理期限内能够恢复，能否仍视为坚持了资本维持原则？或者只要公司大部分时间保持公司资本等于或大于公司净资产，偶尔出现公司净资产低于公司资本的情况，是否也认为没有突破资本维持原则，这都值得商榷。

第二，度的问题。[4]公司资本是公司净资产的组成部分，要求公司资本维持即要求公司净资产高于或等于资本，要求公司每笔业务处于盈利状态，至少不得亏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生活中，公司净资产还可能低于公司资本，即当公司发生亏损的时候，此时公司资本与公司实际资本不符，虽然这可以通过减资方式来解决，但根据资本不变原则，公司不得随意减资，并且减资程序复杂，必须经股东大会决议并通知或公告债权人，向债权人提供相应的担保，还存在时间差。在公司减资前，公司仍以其高于实际资本的公司资本向债权人担保其信用和偿债能力，对债权人的保护显得软弱无力。同时由于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不一定向社会公开，尤其以有限责任公司最为突出，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外，债权人对公司经营状况、财产状况难以知晓，对公司资本是否维持也无从判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属形同虚设。

（三）资本维持原则忽视了对设立中公司资本的规制

公司活动自始自终应当包括两个阶段，即成立阶段与成立后经营阶段，且这两个阶段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奠定基础，没有前一阶段，后一阶段则丧失合法存在的依据；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目的和最终归宿，没有后一阶段，前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将毫无实质意义。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对有关传统资本维持原则的规定仅着眼于公司成立后的经营活动，而忽视了对公司成立中资本的规制，这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对债权人进行救济。

二、资本维持原则现实基础之质疑

（一）资本三原则的冲突与矛盾

传统理论认为资本三原则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资本确定原则是前提，是首要原则，资本维持原则是核心，资本不变原则是保障，他们相互联系，互为依存，共同组成公司资本保障和约束机制。[5]然而在授权资本制与折中资本制下，公司资本并不一定是确定并缴足的，而公司仍然可以成立并维持与实际资本相当的财产，此时其符合资本维持原则，而与资本确定原则相违背。资本维持原则与资本不变原则也存在矛盾，若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如未按时履行、不实履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及其他股东可以要求该股东补足其出资，如果该股东在一定期间内不予补足，为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公司可以申请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从而减少公司资本，此举虽彻底贯彻了资本维持原则之精神，却与资本不变原则相抵触，未经过通知、公告及债权人异议等法定程序，自不符合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资本之不变精神。[6]

（二）公司成立时资本维持原则之不足

1.股东出资义务的模糊性以及责任的局限性

我国《公司法》、《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以及《刑法》有关条文对公司股东不按法律或章程履行出资义务的，规定了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但就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公司资本维持的规制仍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一，股东出资义务具有模糊性，法律规定以实物、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性财产出资的，不得作价高估，而判断非货币性财产是否高估作价，应以公司成立时，还是公司成立后的任何阶段为准，若以公司成立时为准，公司成立后可否对公司成立时非货币性财产高估作价进行补救，我国公司法未明确规定。

第二，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责任仅限于财产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对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包括缴足未缴足或虚假出资的部分，对已全额缴足出资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对该股东处以罚款，情况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除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能会对股东的人身自由、资格进行限制外，其他法律后果仅限于财产责任。反观德日法律，对公司股东违反出资义务还规定了失权程序[7]，即对怠于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可以催告其在一定期限内缴纳出资，逾期仍不缴纳者，将丧失其出资额及所缴纳的部分出资。[8]即丧失该公司股东资格，丧失利益分配请求权，以促进股东积极履行出资义务。

2.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相关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有待商榷

我国现行法律对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相关责任人员的范围规定为公司成立时的其他股东，笔者认为该范围有待探讨，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面向全社会不特定的社会成员发行，股东根据持股比例不同，分为控股股东以及中小股东，公司的设立事宜由创立人大会选举的董事组成的董事会进行，因此股东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发起人、控股股东以及董事最为清楚，其应对公司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小股东由于本身所持公司份额小而且对公司设立、经营事务没有多大影响，要其承担连带责任有失公允。

3.严格的验资规则存在缺陷

我国法律规定对以非货币性财产出资的，必须提请有关机构进行验资，验资只是公司设立的准备工作，此时公司尚未成立，即使验资属实，也不意味着股东已缴纳出资，该非货币性财产已转移到公司名下，因此验资主要反映资产价值而不足以反映公司已实际取得该资产，强制在公司设立前进行验资，不仅在技术上难以达到立法所预设的维持公司资本的目的，而且徒增公司设立成本。[9]

4.对债权人保护不足

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及其他股东可依法请求该股东实际缴纳出资，相关人员承担连带责任，以充实公司资本，扩大公司财产责任范围来保障债权人利益。然而该项权利并未赋予债权人，在现实生活中，公司被控股股东所控制，其他股东若不积极行使权利或股东之间存在合谋串通的情况下，该类请求权难以实现，债权人利益得不到切实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赋予债权人请求权属实必要，而且债权人可以通过法院否认公司独立人格，要求违反出资义务的股东对债权人的债权负连带清偿责任。

（三）公司成立后资本维持原则之不足

为保障公司资本充实，我国新《公司法》做了如下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回出资；股票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的票面金额；在公司弥补亏损前，不得向股东分配股利；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但以上这些措施无一例外的是稳定或增加公司资产，与公司资本无太大关系，除此之外这些规则要么自身存在瑕疵，要么并不会对资本数额造成影响，要么并不是基于资本维持原则而设立，与资本维持原则没有必然的联系，以上述规则来支撑资本维持原则有力不从心之嫌。

1.股东抽逃出资的责任范围过窄

抽逃出资是指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将其出资暗中取回，即公司成立时股东业已出资，但待公司成立后，又秘密抽回其出资，并继续保有股东身份和其持有的出资比例。[10]股东抽逃出资即意味着侵占公司财产，降低与公司资本抽象数额相适应的公司具体财产，因而是违背“资本维持原则”的；[11]对抽逃出资的行为，我国《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刑法》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股东抽逃出资往往得到公司其他股东、董事、高管以及开户银行的协助，构成共同侵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追究知情者以及协助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法律未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协助者应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从而加强对股东抽逃出资行为的监督。

2.资本维持原则不足以担当“禁止折价发行”的理论基础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严禁折价发行股票、债券，其主要理由是认为折价发行将有损公司资本，违背公司资本维持原则，实际上折价发行并非有损公司资本。在会计操作上，票面金额乘以发行总数计入股本，即票面金额与发行总数一旦确定，股本即也确定。而票面金额与实际发行价格之间的差额乘以发行总数则计入资本公积的借方，即抵减资本公积，当资本公积不足抵减时，则计入未分配利润，即以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或将来利润进行填补。因此无论资本公积或盈余公积是否足以抵扣折价差额，影响的仅是“未分配利润”，不会影响公司资本，进而不涉及资本是否维持的问题，只是在公司形式资本与公司资产之间存在一定差额，因此基于资本维持原则而规定公司不得折价发行存在逻辑混乱。同时对筹资困难的企业来说，折价发行不失为一个帮助企业摆脱财务困难的有效措施。

3.利润分配的原则不以资本维持原则为考量

“无利不分”是我国公司利润分配的普遍规则，对于长期投资、从事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的公司除外，其成立依据认为是坚持资本维持原则，这是令人质疑的。如果“无利不分”的发生根据真的是资本维持原则，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资本是净资产的组成部分，只要我们保持净资产与资本一致，则坚持了资本维持原则，从而可以对高于资本的净资产进行分配，而不论当年是否有盈余可供分配，显然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也无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且我国法律不仅坚持当年没有利润当年不得进行分配，即使当年有利润也应先弥补亏损，不足部分还应用盈余公积予以弥补，禁止将资本公积予以利润分配，由于是否分配利润影响的只是公司资产，对公司资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可见“无利不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稳定或扩大公司资产，并为公司长远发展创造条件，基于资产信用对债权人进行保护，而不是基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考量。

4.提取法定公积金不足以支撑资本维持原则

公司法16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后，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同时法律还规定，公司应根据章程的规定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提取的法定公积金计入“盈余公积金”科目下，并不计入“资本”，与资本无关，因此无论是否提取法定公积金以及提取多少均与资本维持原则无多大牵连，法定公积金的提取不以资本维持原则所导出。

同时只要资产大于负债，就能够担保债权人的利益，而无必要强制性提取公积金，即使公司为扩大经营规模，增加资本，可以赋予公司自由意志，自主决定是否提取。过多提取法定公积金，对股东、公司都有不利影响。对股东而言，法定公积金提取过多，可供分配给股东的利润势必减少，股东投资的目的在于提取收益，由此会削弱股东投资的积极性；对公司而言，大量资金积压而不能动用，不利于资金优先配置与合理流动，使其逐利性得不到体现，造成资金闲置与浪费，不利于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利展开。

总之，法定公积金的超量提取已是弊端重重，且与资本维持原则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何以视法定公积金的提取为资本维持原则的必要措施和手段呢？法定公积金的提取何以能够支撑资本维持原则呢？资本维持原则又如何成为了法定公积金提取的发生根据呢？

四、资本维持原则法理基础之批判

（一）资本维持原则有悖公司法的价值选择

1.公司法的价值理念主要包括自由价值、安全价值、效率价值。公司法的自由价值表现为公司法应以授权性规范为主，给予投资者更多的投资机会和选择，公司法应成为投资者自由的圣经。[12]公司法的安全价值首先表现为公司具有独立的名义，独立的财产，承担独立责任，其设立的条件、程序、公司性质均应符合法律规定。公司法的效率价值统率自由价值和安全价值，是公司法价值追求的终极价值，公司效率价值不仅体现在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上，而且还包括制度成本，降低公司设立、经营的制度成本是提高公司效率的重要手段。在三大价值中，效率价值应处于核心层，而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则分属两翼。[13]

公司具有多种利益关系，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等利益关系，根据不同的利益关系种类，公司法具体制定了相关法律进行利益选择与平衡，其中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各种利益关系中较为典型的形式，既要保护公司利益即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和逐利行为，又要保护债权人利益，即平衡公司效率与债权人交易安全。由于效率价值处于核心层次，当公司效益与债权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公司效益，其次才是债权人利益。

2.资本维持原则对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性财产作价出资”。由此可见，以非货币性财产出资必须具备2个特征，即货币估价性和可转让性，因此债权、股权、劳动力、信用均可以作为股东出资形式，然而事实上以这些非货币性财产出资受到诸多限制，主要是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由于这些出资具有较大的或然性、不确定性，不能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在资本信用下股东出资形式被完全扭曲，以迎合债权人利益保护为首要目标，而牺牲了投资者的利益和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股东投资组建公司基于两个考虑，一是公司正常经营获取利益，一是对债权人进行担保，而资本维持原则首先考虑的是对债权人的担保，其次才是公司正常营运。从公司法价值选择来看，效率价值统率安全价值，即公司营运第一，对债权人的担保退居其次；从公司设立出发，进行经营活动才是公司设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债权人的保护应是附属的，居第二位的。

由于在资本信用下，资本维持原则已经不能承担对债权人的担保功能，因此基于对债权人保护而对此些出资进行限制的原因已不复存在，应适当放开对这些出资的限制直至彻底废除。既然资本不再具有债务清偿功能，凡是具有营运价值的资本和要素都可以作为股东出资的形式，市场主体具有经济人的特点，对这些出资可能带来的风险应由其独立判断自主决定。资本维持是在资本信用下对债权人保护的延伸，同样不具有担保债权的功能，同时亦不利于公司营运活动的开展，不能使各种积极要素投入营运，增强公司竞争力与活力。

（二）从资本与资产的关系出发，批判资本信用保护债权人的弊端

1.资产与资本的关系

一般而言，公司资本与资产只有在注册时才是一致的，资本是一种静态的恒量，而资产是一个动态的变量，两者表现得不一致是常态。一个公司即使注册资本较低，但经营管理先进，公司盈利能力强，其资产可能远远高于其资本；相反，即使其注册资本再高，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处于亏损状态，其资产也可能远远低于其资本。虽然资本是资产的组成部分，但二者在数量上并无必然联系。公司资本只不过是公司成立时登记注册的一个抽象数额，而不是公司任何时候都实际拥有的资产，资本不过是公司资产演变的一个起点，是一段历史，是一种观念和象征，是一个静止的符号和数字。[14]

2.资本信用保护债权人的弊端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这是公司的显著特征。公司对外承担责任是以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负责，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取决于公司拥有的资产，而不取决于公司注册的资本，公司资产的数额就是公司财产责任和偿债能力的范围，公司资本再大，也不能扩大公司责任范围，公司资本再小，也不能缩小公司责任范围。[15]

公司资本一经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而公司资产会随着公司经营活动而发生变化，而且一般而言，公司成立越久，公司资本与资产脱节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以公司资本来召示公司对其债务的担保能力是对公司信用程度的歪曲，当资产高于资本，即公司处于盈利状态下，以其资本来判断公司信用，必然导致对公司信用的低估，致使公司信用被掩盖和浪费，是某些交易不能顺利进行，有违公司效率原则；同理，当公司资产低于资本时，即当公司亏损时，仍以资本召示其信用，使债权人承担更大的交易风险，不符合公司安全原则。

由于资本信用的神话，市场活动的交易者往往只关注对方的注册资本，而疏于对其整个资产状况、现金流量的了解以及公司发展前景；只看重对方成立时的资本数额，而忽视其经营过程中资产结构、资产数额的变化；只相信公司注册登记和营业执照上显示的表面信息，而忽略了社会中介机构对公司资产的实际调查和评价中的影响；只满足于当事人出资已经到位、资本没有虚假的最低标准，而无视公司资产隐形的不当转移、非法侵吞和无故流失所应追究的责任。

故而资本信用不仅客观上不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主观上也忽视了市场主体都是经济人的现实，想通过静止的资本而包揽债权人风险是不现实的，市场主体必须凭借自己的能力、经验和信息来判定风险并追逐自己最大利益。

3.资产信用保护债权人的优越性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当公司资产大于负债时，公司债务将全部获得担保，最直观地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率上，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净资产），从等式我们可以看出，净资产越大，即资产减去负债的差额越大，公司清偿能力越强，债权人越有保障。同样，当资产负债率越低，则反映净资产占资产的比率越高；反之，则表示净资产在资产中占有的分额越低。

根据我国《破产法》规定，企业法人破产的原因是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因此造成企业破产除了资不抵债即全部债务超过全部资产外，还可能是即使资产总额超过负债总额，但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到期债务。由此可见，资产担保债权不能单纯依靠资产规模或数额，还应着眼于资产有效性和债务结构，即是否有足够的现金以及可以随时变现的资产准备支付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的债务，表现在财务会计上即为现金流量表。如果净资产都是不能发挥任何效益的资产，或者是完全不能变现的资产，其对债权人的保护就只能是一句空话。[16]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流动资产、长期投资、短期投资、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结构应当合理，长期负债、流动负债也应与资产结构保持相当的对应性，以使公司不致于出现支付不能、停止支付或财务危机。

因此公司的偿债能力不仅取决于帐面资产，而且还取决于可以即时变现的资产所占的比例，而这是依靠资本信用以及资本维持所无法达到的，进而资本信用以及向下的资本维持原则根本不能保护债权人利益。

四、结语

资本维持原则就其内部而言，其内涵及其制度设计都存在诸多不足，而且在三大资本原则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就其外部而言，由于资本维持原则偏离了公司法价值选择，把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置于首位，而事实上又根本不能保障债权人利益，同时也阻碍了公司的发展，因此随着资产信用逐渐取代资本信用，资本维持原则出现越来越多的弊端和不合理性，有必要从根本上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注释:

[1]赵万一主编:《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第2版。

[2]王亦平等：《公司法理与并购运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年版

[3]顾功耘主编：《商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06年12月版。

[4]段威：《论资本维持原则》，载《中国商法年刊》第3卷。

[5]冯果：《论公司资本三原则理论的时代局限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6]方嘉麟：《论资本三原则理论体系之内在矛盾》，载《台湾大学法学论丛》第87卷

[7]参见《德国有限公司法》第9条，《日本商法典》第179条。

[8]段威：《论资本维持原则》，载《中国商法年刊》第3卷。

[9]杜军：《资本维持原则的再思考》，载《商事法论集》第11卷，法律出版社06年12月版。

[10]乔欣等著：《公司纠纷的司法论资本维持原则的发展趋势救济》，法律出版社07年3月版。

[11]王保树：《论资本维持原则的发展趋势》，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一期。

[12]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制度设计》，法律出版社06年11月版。

[13]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制度设计》，法律出版社06年11月版。

[14]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法学研究》03年第5期。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9

关键词：司法审查;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

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长期以来采取的是“以合法性审查原则为主，以合理性审查原则为例外”的标准，而在国外法治较发达国家，则既重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也重视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合理性标准已成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例如，英国的不合理、不相关的考虑、不适当的动机等；美国的目的不当、专断和反复无常、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和未考虑相关的因素、不作为和迟延等；德国的违反合理性原则、不正确目的、不相关因素、违反客观性、违反平等对待等都属于合理性标准的基本要求。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的这一标准已经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与国际上的通行理论和做法很不一致，差距较大，因此借鉴外国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的经验，完善我国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制度，使之与合法性原则相辉映，对于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有效监控，促进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行政司法审查原则的立法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2项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5.滥用职权的。”以及第4项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根据立法的规定，学者们对我国行政司法审查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有些学者结合立法解释：“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应由行政复议处理，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决定。”认为我国司法审查的基本原则只是合法性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与其它形式的违法行为并列在一起，将其归属于人民法院的判决撤销之列，而且从滥用职权行为的全部过程来看，它具有非法性质，应属于合法性原则的审查范围，既然是合法的，再进行合法性审查，岂不是多此一举！如果适用合理性原则审查和检验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显然与人们的通常理解不一致，同时在理论和逻辑上也是难以成立的。因此，合理性审查原则没有存在的必要。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司法审查的基本原则应是“以合法性原则为主，以合理性原则为例外”。[1]例如以罗豪才教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司法审查的核心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原则上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与适当性，只有在审查行政处罚这类具体行政行为时，才存在例外。”[2]以姜明安教授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法院审查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有某些例外，当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人民法院可以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此外，当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时，法院可以将不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变更为适当的行政行为。”[3]

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认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作为一种妥协，立法者采取一种十分高明的手段，通过确认“合法性审查”这一原则，换得行政机关的允可，而通过具体法律规则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如果只是合法性审查，就会引起《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甚至《行政诉讼法》内部条文之间的矛盾、脱节。《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都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行政复议决定既包括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后的结论，又包括对不当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而得出的结论。在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于除行政处罚显失公正以外的不当行政复议决定，是否也可以起诉呢？[4]且如果只是对合法性原则作扩张性解释，则很难把握合法性原则的界限，也很难把握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之间的区别。如果过分的扩大性解释，合法性审查在实质上也就成了合理性解释，这样就很可能会导致有人把严重不合理当作不合法看待。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瞬息万变，我们对于合法性原则的扩张性解释很难跟得上经常变化的社会现实，这与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是相违背的。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也会导致司法人员只重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淡化和忽视合理性审查标准，合理性审查往往处于一种虚置状态。笔者认为，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运用日益广泛，滥用职权行为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在司法审查中增加合理性审查是十分必要的，这可以弥补运用合法性原则审查滥用裁量权的不足。

二、加强合理性审查的必要性

我国司法审查以合法性审查原则为主，以合理性审查原则为例外，使得行政合理性原则没有全面导入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监控制度，造成了现实中很多权益受到损害得不到救济。最典型的是房屋拆迁行政补偿的合理性问题。行政补偿决定既无滥用职权的主观恶意，又非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司法只能审查其合法性，而不能审查其合理性。法院在处理该类问题时表现出退缩的谨慎姿态，最终往往以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为由驳回起诉。[5]因此只将合理性作为合法性的例外是难以满足现实需要的。“例外”应属于少数情况，但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引起滥用职权的“例外”情况已不是极少数，极个别的现象了。部分学者担心，赋予司法机关合理性审查的权力，会导致司法权侵犯行政自主权，引起“消极行政”。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国是一个传统上行政权强大的国家，且司法最终原则与行政自主事项就本质上说并不矛盾。

伴随法治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日益系统和精细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专家呼吁我国行政诉讼法法中应确立合理性审查原则，使之与合法性审查原则相并重。其必要性在于：

（一）合理性审查能够促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司法审查始终被人们坚信是权利保护的最有力的屏障。相比之下，不断扩张并具有易腐蚀性的行政权力会更多地引起民众对其公正合理性的怀疑。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公民权利的发展应当是相辅相成的，法律如何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和给予可能被侵害的公民权利最充分的救济是得以使公民权与庞大的行政权相抗衡的关键。否则，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失衡必然导致权力的腐败和行政的专横。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已经成为众多法治国家的共识，根本原因就在于合理性审查弥补了合法性审查的不足，能够从更高层次上降低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可能。所以我们现在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加强法院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保持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而不必过分担忧司法权是否会侵犯行政自主权。事实上，司法最终原则与行政自主事项就本质上说并不矛盾。可能导致司法制度异化的不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介入，而是司法审查的强度。因此，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人民法院对行政自主领域干预的可行性，即合理性审查的必要性，然后才能进一步分析对于不同自主程度的事项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使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形成行政救济的完整途径和渠道。

（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需要加强合理性审查

法律不可能对行政管理领域的各个事项作出细致具体的规定，而必须保留行政行为所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法律规范具有抽象性和稳定性的特征，规则越严格细致，它与具体行政事务冲突的可能性与激烈程度就越高，而这种冲突会使实质合理性被形式合理性所磨损，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方式就是模糊行政规则”[6]给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的逐渐扩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公民权益的侵害则更多地表现为行政自主权的不合理运作。现代行政制度的核心是强调法治的实质意义，要求行政权力合乎目的、公正行使。如果行政审判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必将使多数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监督之外。合理性审查不仅为政府守法提供机制而且也为公民的基本人权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网，使得相对人权益被侵害时总能找到种种所谓“公平”和“正当”的理由。

（三）为适应WTO规则的要求，需要建立合理性审查制度

我国加入WTO以后，作为其成员应建立起符合其规则的司法审查制度。就行政执法的合理性而言，WTO规则提出了明确的具体标准，成员方应合理，客观和公正地实施行政行为，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同样会受到司法审查，而我国强调的合法性司法审查原则与此相冲突。如果单是直接适用WTO规则则会对国际竞争产生不利影响，因而正好可以以此作为契机改革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完善合理性审查。

（四）有助于促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化进程

追求实质法治，寻求法的精神和理念，而不拘泥于形式上的法律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涵。它不仅为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运行规则，也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言。法官们不是简单地、机械地适用法律，而是需要通过分析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精深的法律知识，高尚的人格素养和丰富的审判经验是法官们必须具备的素质，它是行政诉讼合理性公平、正义的保证。行政执法人员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对合理性给予必要的考虑，有利于形成谨慎的行政习惯。合理性控制是法律综合控权方式中最高层次的控制方式，因为它是最体现实质正义的、最合乎人间伦理的、离形式倾向的法律最远的，因而也是最为复杂的控制方式。可见，行政合理性审查体现了实质正义的现代法治精神，树立了法律权威。

三、完善我国的合理性审查原则的建议

我国关于合理性审查标准的法律规定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论。研究合理性审查原则，建立我国的合理性司法审查制度，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学界探讨的焦点。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法治的优秀经验，例如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英国古老的越权无效原则、法国的“防御权”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同时结合本国的实际，寻求合理性审查的具体措施，实现法治意义上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真正和谐。

（一）制定具体化的合理性原则审查标准

对于过于自抑或过分依赖规则的法院来讲，合理的标准不能不着边际，不能只存在于个别人的头脑中，否则容易与政策、道德、伦理等标准相混淆，加重司法审查的负担。其标准的制定必须围绕法律，以立法的目的、法的精神和法的一般原则为出发点和归宿，辅之以长期以来在司法审查中形成的一些习惯、经验。

1.目的不当

“自由裁量权总是包含着诚实善意的原则，法律都有其目标，偏离这些目标如同欺诈和贪污一样应当否定。”[7]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牟取不正当的利益、徇私、报复、追求所谓“政绩”等行政行为，从根本上与法律的目的背道而驰，故而是一种裁量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为了实现法律确定的正当目的，法官审查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时，应当运用比例原则和相对合理主义。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只能纠正严重违反比例原则的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只有违反比例原则达到严重的程度，才可以认定为滥用职权或处罚显失公正，而予以撤销或变更。对轻微的违反，出于对行政效率和我国现时行政法制发展现状的认识，不宜一律撤销或变更。[8]

2.是否考虑了应当考虑的事项或者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事项[9]

不应当考虑的事项指没有任何依据能够表明，该事项与行政决定的各环节或要素之间存在某种合理的关联性，以至于任何具有一般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该事项可以被纳入考虑的范围。

3.是否作出不合理的解释或是否反复无常

反复无常是指行政机关没有合法的理由，先后就同一事实作出数个不同的行政决定，这种情况下，将数个行政决定单个看，或许都符合合理性的要求，但由于这种变更本身没有合法理由，从而使最后的行政行为也失去了起码的合理性。

4.是否平等地对待相对人

对同一事项的处理不能因人而宜，这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最高原则的贯彻。

5.是否存在不当的不作为

不当的不作为是指如果在某种特定情况出现时，根据合理性原则，行政机关当作为而没有作为。很多情况下，不作为会产生与剥夺权利相同的效果，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及期待利益缩水或丧失。

如果在司法审查中遇到某种找不到合适的标准但又明显与内心的公正相冲突的情况时，应当允许法官如同在私法领域适用平等原则那样直接借助基本合理原则来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司法评判。

（二）扩大合理性审查的范围，使其作用得到应有的发挥

1.对程序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确立正当程序原则

法定程序与正当程序是有区别的，符合法定程序，并不意味着程序一定具有合理性。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政行为违反了正当程序但没有违反法定程序，法院就不能以该行政行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为由撤销它，这样就使得公民的权利无法得到司法救济。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必须履行告知义务，必须给予行政相对人充分的听证权和申辩权。程序合理是行政合理性原则的重要内涵，是实质法治的题中之义。对于行政行为违反正当程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确保行政管理的效率，应该允许其补正。在少数情况下，如果严重损害相对人利益的，该行政行为无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首次将司法审查的标准从违反法定程序延伸到违反行政法上正当程序原则。

2.扩大审查的覆盖面

对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进行合理的审查，填补权利救济的真空。“中国乙肝第一案”体现了对抽象行政行为地合理性审查，是行政法治的一大进步。[10]要做到这一步，当前情况下就必须增强这些行为的可诉性，建立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只有这样，才是对依法行政，行政监督地真正贯彻落实，从而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三）建立适当的判例制度

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也成为司法审查的范围时，行政判例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因为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涉及法律规定的内在精神和要言，涉及法的目的和公平、正义等原则，其可操作性是关键，不借助判例是难以形成的。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告上也不定期地发表一些典型案例，但这些案例的性质是指导审判工作，人民法院对其仅是作为参考，是否接受或使用类似的判例，完全凭法官个人，而不具有任何拘束力。案例公布制度不是判例制度，它难以产生法律所预期的效果，但它对我国判例制度的建立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11]

（四）提高法官和行政执法人员的修养

精深的法律知识、高尚的人格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是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可靠保障。改善司法审查的外部环境，解决由于人们法律意识淡薄造成的底层动力不足，以及由于现有的行政体制造成的上层压力过大。法律工作者要深刻意识到自身的责任所在，大力宣传法律精神，提高人们对合法合理性的认识。在行政体制上，应当逐步把司法机关的人、才、物与行政机关相分离，并要提高各级法院院长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提高司法审查人员的素质。

综上所述，提高合理性审查原则的地位，形成合法与合理的有效结合，是完善我国目前司法审查原则的迫切要求，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趋势。当然合理性审查也不是要求司法机关寻求最合理、最完美的行政决定，而是通过建立一套适合国情的合理性审查制度保障其有效实施。

参考文献：

[1]周萍．论行政诉讼合理性审查的标准[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校报，2005，(1)．

[2]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王学栋，张学亮．试论我国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标准的完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5，(1)．

[5]卜晓虹．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诉讼中之实然状况与应然构造[J]．法律适用月刊，2006，(1)．

[6]胡肖华，倪洪涛C论行政权的宪法规制[J]．行政法学研究，2004，(1)．

[7]WilliamF.Fax，Jr．UuderstandingofAdministrativeLaw[M]．NewYork：Matthew&Bender，1997．

[8]王学栋．国外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标准及其特点[J]．行政论坛，2005，(1)．

[9]H.W.R.Wade.AdministrativeLaw[M]．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

合理性原则范文篇10

摘要：我国正处于建设法治社会与法治政府的关键时期，而在我国确立行政行为合理性司法审查制度对我们建设法治社会及法治政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要在我国确立这样一种制度并非易事，作者试图把这种困难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行深人分析，以对我国确立这种制度作出有益的建言。

一、确立行政行为合理性司法审查制度在理论上的困难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主要是以合法性为标准，仅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适用合理性标准。细细查看国外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发展演变历程，他们所确立的行政合理性始终是法院审查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依据，而我国在引进他人的制度时，不注重对该制度的历史逻辑背景的分析，脱离了该制度背后所隐藏的深刻内涵，只部分吸收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只有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时，才可以对其合理性进行有限度的审查，做出变更的判决。可是，为什么立法者没有统统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权赋予法院呢?进而，为什么法院做出变更的判决，只限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而不可以扩展至其他领域?《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没有体现现代国家行政权和司法权合理配置的要求，表明立法者在规定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时，才可以对其合理性进行有限度的司法审查时，盲目抱着司法权有限的错误观念，赋予了行政权太多的自由空间。

其实，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不是偶然，造成对行政行为合理性进行全面司法审查制度确立的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受困于如下观点：认为确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意味着司法权变相取代行政权，法院对行政行为合理性审查会导致越权行政；认为赋予法院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权会打破现有的权力格局，削弱行政权；认为司法权对行政权干预过多会降低行政效率，导致消极行政。有学者认为法院并不掌握行政领域的知识，司法权插人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权力范围只有百害无一利；认为确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制度将导致司法裁量权的滥用。有些学者认为合理性是很抽象的，这个度法院并不好把握，也很难把握。为了避免司法权滥用，不如不要确立这种制度，一劳永逸。

总之，理论上的思想误区使得在我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制度举步维艰。

二、确立行政行为合理性司法审查制度在实践中的困难

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历经10多年的探索与争鸣，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行政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行政法学界的公认原则。在制度层面，自建国以来颁布的大量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在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进行行政合理性控制的问题。现行的法律制度，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控制有两条途径，一是行政复议，属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进行审查。这里的“适当”包含着行政合理性的复议审查。二是行政诉讼，属行政系统外的司法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里的“公正”应当包含着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合理予以审查，有学者认为可以理解为行政合理性有限司法审查。但是，这两种行政合理性控制途径均因自身固有的局限而在实践中远未达到立法目的。

(一)行政合理性复议审查的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一条、第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法不仅要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且要审查其适当性。该规定说明我国行政复议有两条并行不悖的审查原则，即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行政复议法的颁布是继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行政法治发展的重要一步，对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实现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复议制度本身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在控制自由裁量权方面，远未实现立法初衷，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现行行政复议制度违反中立制度，软化了合理性监督。《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到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复议机关可概括为：或是被申请复议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政府或上一级主管部门，或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部门的本级政府，或是设立该派出机关的部门或政府，甚至就是被申请复议的行政机关本身等等。这样，复议机关与被复议机关之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有紧密的连带利害关系，加上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就更强化了这种连带利害关系。“任何人不得当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是英美司法的古老信条。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与这一法学公理相悖。在利益的驱动下，复议机关很难超脱出来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作出裁判。这种制度性缺陷弱化了复议制度的内部监督作用，难免会蒙上一层“官官相护”的阴影，动摇了民众对复议的信任，造成复议制度形同虚设。

第二，现行行政复议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弱化了合理性监督。在实践层面，行政复议制度有以下几大缺陷。(1)申请人投诉无门。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解决行政纠纷的手段，具有较为严格的程序要求。行政复议的引起必须以申请为前提，由于行政机关不履行告知义务及复议管辖错综复杂等原因，复议申请人投诉无门的情况时有发生。(2)复议机构组织不健全。行政复议具有很强的程序性和技术性，它要求复议机构和人员保持稳定，否则就难以保证行政复议工作的规范化和正常化。但是，除公安等少数部门有较健全的复议机构外，大多数行政复议机关在事实上有名无实。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复议制度的固有功能。

由于行政复议制度违反中立原则的根本缺陷及其他诸多缺失，实践证明，它不能有效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不能有效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总之，复议制度作为行政合理性终极审查制度是靠不住的。

(二)行政合理性有限司法审查名存实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司法审查原则。同时，有些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对滥用职权、延履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等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变更的规定，赋予了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有限司法审查权。但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合理性司法审查原则，即使是有限的审查，亦是名存实亡。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关于滥用职权、拖延履行的行政行为的规定并未明确授予人民法院合理性司法审查。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错位有违法形态和不当形态两类。违法形态(超出了法定幅度)包括超越自由裁量权(即超越职权)、滥用自由裁量权(即滥用职权)、放弃或拖延行使自由裁量权(即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不当形态(在法定幅度内)主要表现为滥用职权和拖延履行两种。由此可见，滥用职权和拖延履行既是违法形态的表现形式，又是不当形态的表现形式。这种违法形态和不当形态在表现形式上的一致性，使许多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关于滥用职权、延履行的规定就是授予人民法院进行行政合理性审查权的依据。实则不然。这两种形态的滥用职权和拖延履行是形似神非，它们之间有错位程度之别。错位严重(即违反合法性原则，达到违法程度)构成违法形态，错位较轻(即违反合理性原则，未达到违法程度)构成不当形态。法律必须保持内部和谐，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的合法性审查原，只有当滥用职权、拖延履行达到违法程度才会受到法院审查，未达到违法程度的则不受审查。所以，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只是违法形态的滥用职权与拖延履行，并未明确授予法院合理性司法审查权。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