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范文10篇

合理性范文篇1

关键词：倾销；反倾销；自由贸易；贸易保护

自由贸易是WTO的宗旨，各成员国平等的限制和运用关税是自由贸易的关键。WTO协议都是依据这1宗旨制定出来的，但有3种例外情况：1为反倾销；2为反补贴；3为安全保障措施。按照WTO协议，各成员国不断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以上3种例外措施成为WTO协议下各国保护本国工业、避免外来激烈竞争的唯1合法手段，而反倾销是当前WTO成员国最常使用的方法。

WTO的反倾销协议并没有分析反倾销是否合理，它只是对各国的反倾销行为进行了规范。那么，反倾销究竟是否合理呢？

要分析反倾销，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倾销。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有时同1家公司的同1件商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售价却不1样，这种在不同的市场上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同1种商品的行为称为价格歧视，而倾销是国际贸易中最普遍的1种价格歧视，如果1家公司某种商品在国外的售价低于其国内的售价，这家公司就是在进行倾销，这是在经济学中对倾销的定义，而在WTO反倾销协议中，对倾销的定义则为在国外市场上低于正常价值销售商品，正常价值通常为该生产商在其母国售价或在第3国售价，当以上两种价格都无法获得时则为生产成本。

1般而言，倾销有五种形式：临时性倾销、国营贸易倾销、市场扩张性倾销、侵略性倾销和持续性倾销。

当某1生产商由于季节，或是错误的生产计划，或是不可预测的国内市场的需求变化等原因而产生大量库存，为了清理库存而降价在国外市场上出售产品，这样的倾销称为临时性倾销。

国营贸易倾销是指1些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以极低的价格出口产品以获得硬通货。

市场扩张性倾销是指为获得国外市场份额而以低价出口产品。

当生产商为挤垮竞争对手以极低的价格在国外市场销售产品，当独占市场后再提升价格，这种倾销为侵略性倾销。

持续性倾销又被称为平衡倾销，垄断生产商为获得利润最大化，国内与国外市场的价格和销售量由该生产商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交点所确定，当国外市场的需求弹性高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弹性，则该平衡点确定的国内市场价格1定高于国外市场价格。

在经济学和WTO中，都没有对倾销是否合理下定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倾销有其合理之处。

在自由市场上，售价是由买方和卖方在自由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认为某种商品低于某1价格销售是不合理的，这种说法本身存在荒谬的地方：1方愿意以低价买，另1方愿意以低价卖，双方在完全自由谈判之下确定的价格有何不合理？这样的1笔交易1定对双方都有利，因为大家都是希望通过交易获利而不是赔钱，同时，消费者肯定也会从低价中获利。

真正的低于生产成本销售是几乎不可能的。任何1家生产商若长期使售价低于成本价，必然会面临倒闭。只有临时性倾销，1种短期以低价清理库存的行为可能真正低于生产成本销售，这种行为实际上对消费者是有益的，市场扩张性倾销和国营贸易倾销也都是对消费者有益的短期行为，持续性倾销只有垄断生产商能从中获得利益最大化，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交点确定其在国外市场上只能销售1定量的商品，当然，这样持续性的低价对当地的消费者是有百利而无1害。从这1方面出发，出口国生产商不应该因为以低价售卖商品给进口国的消费者而受到惩罚。

对消费者有害的只有侵略性倾销，因为它在低价赶走竞争对手后再提高价格以获得垄断利益，这也是各国反倾销口号中主要打击的对象。但事实说明过去几十年中，侵略性倾销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1家生产商可以把价格压低到挤走所有的竞争对手，它当然可以获得整个市场，但同时每1笔交易都会赔钱，1旦它占领市场后提升价格，新、老竞争对手就会因利益的驱使而进入市场。所以如果它真的能够把所有的竞争对手挤走，它必须1直把价格维持在不获利的低价上，以防止竞争对手重新进入市场。然而这样的生产商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如果它能够维持下去，那消费者1定是从它永久性的低价中获利的。

为什么不能在不同的市场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同种商品呢？有很多原因会造成不同市场上的差异化价格，比如说市场规模、需求结构、需求弹性、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等等。

实际上，价格差异化是在国内市场中常常被采用的1种价格策略，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就不能使用这样的价格策略呢？如果大家认同同样的音乐会票卖给学生比卖给成人便宜，为什么就不能认同同样的商品在进口国卖得比出口国便宜呢？

倾销其实没什么不对的，因为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最初，倾销的性质就被搞错了。

1904年加拿大设立了世界上第1个反倾销法以补救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即倾销，那是100多年前的事情，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倾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它使交易双方都获利，而且使进口国的消费者获利。

真正不公平的是反倾销，在提倡自由贸易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喜欢用反倾销这样的隐秘手段来保护本国的工业。

当遭遇激烈的外来价格竞争，进口国的生产商就会申请反倾销，如果该进口商品被认定为倾销，就会被进口国政府征收反倾销税，实际上，反倾销税就像进口关税1样阻碍着自由贸易，而且更带有歧视性，因为这种税可以针对某1特定国家的某1特定生产商征收。

消费者肯定是反倾销的受害者，是他们最终承担了反倾销税，而且进口国的本国生产商也有可能会提高自己的售价，他们会根据价格弹性，制定1个新的售价，使之介于自己原来售价和被征收高反倾销税的进口商品的售价之间。

如果遭到反倾销的商品是中间产品情况就更糟，因为下游的生产会受到上游产品价格的影响，因此不仅该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是受害者，而且该中间产品的下游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会受到不良影响。

从WTO的数据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大类产品最常遭到反倾销，它们是钢材和化工产品，我们可以想象反倾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在反倾销中唯1受益的是遭受倾销商品的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商，他们申请反倾销以从政府那里求得保护，阻止比自己更廉价的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这些生产商往往都有很高的生产成本，不具生产该种商品的比较优势，当其他的贸易保护措施都被逐渐取消或削弱后，反倾销成了他们最常用的手段。

但这1手段与其他的贸易保护措施1样，是不公平的，是阻碍自由贸易的，这样的手段应该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1样被取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贸易自由化，才能让资源在全球得到最为合理的分配。

参考文献：

1、GiancarloGandolfoInternational

合理性范文篇2

一、教学合理提问要遵循如下原则：

1、针对性

若提的问题低于或高于学生的思维水平，学生就不可能进行积极的思维活动。

过低，用不着积极思维就可作答，过高，学生感到束手无策，进退维谷，抓不住中心，确定不了思维方向。只有所提的问题正是学生疑感的地方，他才会积极主动地思考，如若提问的方式好，程度合适，那么，就会引起积极思维，进而做出回答。

2、明确性。

所提问提要题意清楚，条理分明，语言精练，清晰度高，问域明确、恰当。含糊不具体的提问，学生思维难以开展起来。例如，“惯性定律有什么作用？”“为什么半导体能导电？”等这样的提问，学生回答就很困难，不知朝什么方向思考、回答，其效果显然不会理想。

3、量力性。

教学提问的设计应注意量力性，亦即在设计提问时要注意“可接受性”和“因材施教”，要兼顾学生的知识和智力水平，对物理学习较好的学生应提出信息量较大、颇有难度的问题，以满足他们的思维活动量；而对学习较差的学生应多问一些稍有难度，信息量较小，清晰度高的问题，以鼓励其学习积极性。这就要求教师平时不仅应备好课，而且还要“备”学生，对学生的物理学习情况应了如指掌。

4、系统性。

在设计教学提问时，必须根据教材内容的内在联系和知识积累的逻辑顺序来设计一系列的提问，并按照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规律，由近及远，由易到难地逐个设计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使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获得知识。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学生经过积极地思维活动，在解答问题的同时建立知识系统，为备知识迁移、能力的训练打下基矗5、变式性。

所谓变式性，就是围绕某一概念，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叙述，在不同的情况下提出一系列问题，使概念的内涵完全暴露出来。这对于学生深刻地理解知识，准确地掌握知识和灵活的运用知识都是必不可少的。

二、教育合理性提问的作用

1、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动，使其主动投身于物理教学活动中去，并能意识到自己在该活动中的位置，从而增强物理学习的内驱力。

2、有助于课堂上更好地贯彻启发性教学原则，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

3、教学合理性提问能起信息反馈作用，教师可据此来诊断学生在课堂学习物理活动中的困难，以及评价学生对物理内容的掌握程度，进而灵活调整物理教学活动的结构。

合理性范文篇3

关键词：合理性原则；大陆法系；比例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由于行政法的多样、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基本原则对于保证行政法规范的统一和协调以及行政法的贯彻和实施至关重要。从公法发达之德国、法国等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必须探寻符合中国本土现实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现已成为通说。但通过对合理性原则的源流、确立过程、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不应成为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之源流

合理性原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最早产生于英国的判例制度。在1598年英国的鲁克诉下水道管理委员会案中，“下水道管委会的委员们为整修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依法律，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但不许可征收这种不公平的费用。科克在判词里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原则’。”[1]随后，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得以巩固。韦德所言“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中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2]之后，合理性原则在美国也通过判例得以确立。1898年的霍尔登诉哈迪案最早提出了“合理性”概念，随后在保护奥佛顿公园的民众组织诉沃尔伯案等案例中合理性原则逐渐成为行政审判的依据。“在巴洛诉科林案中,最高法院的态度进一步表明，法律虽然允许他们（行政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并未不许法院裁决受非难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制定行政官员认为理想的规章之权,也应受法院适用的合理性原则的约束。”[3]从英美国家合理性原则的产生和发展看，合理性原则来源于判例并对以后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目前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情况来看，通说认为，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中国行政法起步于80年代。在行政法研究的早期，行政法基本原则并不包含合理性原则，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色彩。例如，由王珉灿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党政分开和党企分开原则”、“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行政管理原则”、“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精简原则”、“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依法办事原则”等七项。[5]现在看来当时的理论是非常幼稚的。80年代末，罗豪才教授首次在其主编的行政法教材《行政法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了一种全新的表述，即法治原则和民主与效率相协调原则。书中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了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和应急性原则。[6]在此可以看出，合理性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已经有了雏形。时隔一年，仍由罗豪才教授主编的统编教材《行政法学》明确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7]并对两个原则的内容作了分析。至此以后，大部分行政法教材中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都包含了合理性原则。

二、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之质疑

首先，合理性原则的确立过程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在80年代合理性原则刚刚确立时，各行政法著作（教材）中关于为何中国行政法要确立这一原则问题的论述、说理较浅显。一般在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节中，先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涵义、受影响的因素、研究的状况、确立的标准等进行论述，在对确立标准论述之后，接着便直接论述到“鉴于上述标准，并从行政法制的现实出发，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8]虽然对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作了简单论述，如应当是低于宪法的原则而高于行政法的具体原则等等，但这只是标准问题。由标准并不能直接得出我们应该确立合理性原则。中间缺少了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能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或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是符合这些标准的。中国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更多时候是直接拿来使用。

当然直接拿来，至少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不相适应；二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恰巧适应了我国行政法的需要。也许我们会侥幸碰到第二种情形。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形，当初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不是没有疑问的，它只是一种直接拿来的尝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

其次，合理性原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从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发展过程看，案件和法官的判词一直伴随其左右。可以说，科克、丹宁、里德[9]等诸多英国法官的判词和言论对合理性原则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法院对社会的影响有时候并不逊色于议会甚至更大。很大程度上，法律的进步是由法院法官的判词的不断积累和提升而得以完成的。英美法系所具有的独特的司法制度保证了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被司法机关赋予一定的内容，从而具有司法适用性。“从历史上看，英国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是由司法判决确立的判例法。合同法及侵权法目前仍然主要是法官造法。”[10]在美国存在同样的情形。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我们可以听到“法官造法”之说。但在中国，由于主要遵循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法官造法”尚无生存的空隙。法院原则上必须严格遵守和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能随便解释或变更。如果中国法院对合理性原则进行任意解释，那将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如混淆全国人大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法院司法权的界限和权责，演绎推理式的审判逻辑也将被打乱等等。在英国，随着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法院判例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合理原则已相当成熟,法官们明确地将“不相关的考虑”、“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恶意”等视为不合理。经过司法判例的长期积累，合理性原则已具有了丰富的内容。根据台湾学者林惠瑜概括,合理原则包括下列相互交叉的概念：不适当之动机或目的，考虑不相关之因素，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荒谬，恶意，不诚实，恣意，反复无常，过分，禁止反言之违反，忽视公共政策，法律期待之违反，违反比例原则，法律解释错误[11]。但在中国，情形则不同。合理性原则要在实践中得到运用，首先必须解释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这是前提。但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呢？如同哈贝马斯在论述法律解释时说到的，法律解释从不同的“视域”进行会有不同的解释结果，而这些结果从各自的“视域”来看都是合理的。韦德也说：“法律界限内的余地很大，其中各种不同的观点不能都认为是不合理的。一方的完全属于法律合理范围以内的意见，可能被对方指责为完全的不合理。大臣没有能指出合理与否的界限。”[12]因此，合理与否很难明确界定。我国是演绎推理式的司法模式。此种模式要求法律的规定应该尽可能详细且具有操作性。而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就如同平等、正义等，在中国不具有演绎推理的土壤，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那为何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于司法实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能有效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呢？这主要源于其特有的英美法传统和判例法制度。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判例制度，而不是制定法的传统，其司法实践是一种归纳式的模式，即不断通过案例的积累来推进法律的发展，而不是依靠一个具体详细的制定法来演绎推理。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遵循先例”的基本原则，即法院关于与合理性原则有关的案件的判例对以后同类案件有使之参照并遵守的作用，因此，通过大量的判例而被赋予了丰富内涵的合理性原则，在法院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而能得以有效的运用

再次，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不可否认，虽然合理性原则极其抽象，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司法操作性，但是合理性原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肯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合理性原则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因为单就“合理性”一词的字面看，其就是美好的，就象公正，善良等一些为人类所向往的美好词汇。没有哪个国家会去追求不合理。单就此点，合理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宏观价值。可能当初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点积极作用的考虑，而期望这个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好词汇能给中国的行政法治带来春天的气息。可能因为当时合理性这个词汇在其他部门法中还未出现，而诸如公平、民主等词汇在宪法等部门法中都已出现，这也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表明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所独具的原则，而在形式上符合作为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但是我们认识事物不能只片面的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系统地认识事物运行的规律，既考虑积极的，也分析消极的。从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来看，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大政府，小社会”，具有浓厚的行政国色彩。在中国，政府对法治的影响比法院有时候更为重大。行政法目前的研究重点，如行政公开、行政程序、行政许可等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政府的权力，使之规范地运作。在此文化背景下，合理性原则这一近乎人人都有理由阐释的原则，很大程度是与当前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理念不相符的。因为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形在行政法实践中较多），在利用行政法基本原则来对纠纷进行解决时，处于上位的政府在利用合理性原则时，一般是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试图逃避本应负有的法律责任。这便与我们目前行政法治中的权利本位、人权保障等理念相违背。政府根据合理性原则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也属正常，且政府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任何个体在法律的范围内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存在的问题只是合理性原则的问题。正如当初我们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一样，愿望是美好的，即希望我们的市场和法制都能得到发展并相互促进，而没有意识到作为一种对诸多领域具有指导作用的口号的科学性以及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带来负作用。但后来出现的情形恰恰与我们当初确立这一口号时的美好愿望相反。苏力在分析时深刻地说到：“正是在这些未经反思的假定和预设的指导下，‘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口号获得了法学界一致的赞同；而所谓法制，就是加强立法以成文法来规范、约束、促成和发展市场。然而，这样的理论辨析不仅违背了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有关经济与法律的关系的基本理论，而且由于法律、国家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在实践上，很容易出现以加强法制建设，宏观调控为由，以满足社会一时的要求而目光短浅地追求所谓的完善的法制，结果很可能造成法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13]因此作为一种具有宏观指导、统一和补缺等作用的口号或原则必须具有科学性，而不能仅仅因为其表面上属于一个美好的词汇而不假思索的将其作为口号或原则。合理性原则某种程度上是赋予政府在出现利益纠纷时可以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权力。政府利用合理性原则在纠纷中为自己考虑，那么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很多时候便受到侵犯而得不到保障。我们可以与合法性原则比较，合法性原则在出现纠纷时，一般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因此，政府在明确的法律面前不可能出现随意侵犯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情形。而合理性原则则不同，各方都会有自己的合理的理由，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政府的合理性必将可以通过自己的地位优势而以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需要等理由取代行政相对人的合理性。合理性原则已经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产生了诸多认识的误区而引起了一定的负作用，如：道德理念误区、多数认同误区、政策导向误区、客观规律误区等等。[14]因此，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

第四，从法律原则的一般理论来看，合理性原则层次不清。民法学者徐国栋多年以前便认识到了我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原则混乱的问题。诚如其所言“原则的泛滥在当代中国的各法律部门绝不是个别的现象，它基于论者们对原则到底是什么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似乎认为，任何重要的东西都是原则。”[15]对于法律原则的确立，笔者认为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首先必须明确法律原则的层次性，即是属于法的原则、宪法的原则还是属于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的原则等等，而不能相互混淆，这样才能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比如公正原则，公正从希腊罗马时代至今，都没有间断过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基本理念或基本原则。而在行政法中，有的学者把行政公正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6]在此，便存在一个问题，即行政公正原则与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原则有何区别。从行政公正原则的论述来看，似乎只是对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理念的阐释。行政法首先属于法的范畴，既然行政法是法，那么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原则当然适用于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即使对于部门法的民法、刑法，公正原则同样适用。如果按照行政法公正原则确立的思路，似乎民法中也应该有公正原则，刑法等其他所有的部门法中都应该有公正原则，然后便可以对民法公正原则、刑法公正原则等主观地赋予其内涵。这里我们便可以感受到问题所在。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某个原则或理念已经是一般意义上法的理念或原则，或已经是宪法的原则，则没有必要再在部门法中加以重复规定，除非具有特殊的意义。且有时候在部门法中重复规定，由于极强的抽象性反而还会给部门法的发展带来负作用。只有遵循以上的思路，我们才可能改变目前简单地将法律原则从一个部门法中移植过来，或直接把法的原则或宪法的原则移植到部门法中等混乱的状况。合理性原则也显示了以上分析的混乱姿态。法作为一般意义的法，必定要求其运作是合理的。不合理的状态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不会再有生存空间。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必定要遵循法运行的规律与宪法的理念或原则。同时，我们在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时，由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行政关系的变动性大等特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区别于作为部门行政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组织法等的基本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能够贯穿、指导和规制整个行政法领域，而不能仅仅作用于某个部门行政法领域，那样其只能是部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不能称为整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行政合理性原则缺乏明晰的层次性。

第五，合理性原则的移植和转化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必定要对所移植的对象在移植国进行转化，从而使被移植对象所体现的价值能反映移植国的法律精髓。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了控制行政行为的有效手段。我们移植合理性原则也是希望它能对中国行政权的规制起到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合理性原则直接移植到中国，并没有生成的土壤。但是存在一种可能，即在合理性原则移植过来后，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本土因素对其进行加工，从而使其适应并促进泄男姓ㄖ谓ㄉ琛F涫荡雍侠硇栽蛟谥泄姆⒄箍矗芏嘌д咭丫馐兜搅说背跻约跋衷谒妨⒌暮侠硇栽蛟诰哂写舐椒ㄏ荡车闹泄脑诵写嬖谥疃辔侍猓佣ü鞴鄣囟院侠硇栽蚋秤韪嗟囊子诓僮餍缘哪谌荩蚨院侠硇栽蚝侠淼奶跫薪涎细竦慕缍╗17]等等来试图使合理性原则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挥作用。如有的著作（教材）把合理性原则的内涵包括为：符合法律的目的、出于正当的动机、考虑相关因素及排除不相关的因素、不得任意迟延或不作为、符合公正法则（这其中又包括（1）平等对待、无偏见、不歧视；（2）遵循比例，不失衡；（3）前后一致、不反复无常（4）信赖保护，不反信。）。[18]在这里，合理性原则包括了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合理性原则似乎成了一个大袋子，什么原则都可以往里面塞，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内容。这反映了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对概念进行任意主观界定的混乱情形。当然任何界定的初衷可能都是希望合理性原则能对中国的行政法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按照上面关于合理性原则内容的表述，当我们提到合理性原则时，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等诸多内容都是合理性原则内容。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似乎我们只需要一个原则即“民主与公正原则”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可以对其赋予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而且“民主与公正原则”听来也更“顺耳”。这明显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界定使移植的法律制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但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所移植的法律具有转化的可能和现实条件。至少从转化的结果看，被转化后的法律与直接移植的国外法律在精神层面等诸多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如果只引用别人的一个概念，然后就通过各种途径对这个概念进行主观界定，而使其界定后的内容与被移植的概念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那么这并非有效用的移植，也不能算是本土创新，而是界于两者之间的既浪费了资源又不能带来效益且可能会带来巨大负作用的混乱形态。

当然有学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是基本相同的。[19]由于行政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均是关于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律的理论或学说，因此，两者在精神理念上是相通的且两者都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将比例原则译为合理性原则。[20]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虽有诸多相通之处，但其区别也泾渭分明。合理性原则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起源于英美法系传统的合理性原则与起源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比例原则必定存在差别。由于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现在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妥当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实际上可否达到法定之目的；二是必要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在仅达到行政目的即足，不可过度侵及公民权利；三是狭义比例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之行使，虽是达成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但是不可给予公民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单就比例原则较稳定的内容而言，就明显区别于合理性原则[21]。比例原则遵循的是大陆法系的法治逻辑。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将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等同，来使合理性原则“发光”。

三、结语

韦德说：“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法方面的贡献相同。”[22]韦德说这句话并没有错，因为韦德只是针对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情形而作此总结，韦德并没有针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比较法大师勒内·达维德所说：“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但传统并非老一套的同义语,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23]达维德也告诉我们每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是有差别的。每个法律制度的生长需要不同的环境，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现实环境来思考我们的法律建设。在合理性原则的移植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供体与受体能否相适应”，也就是合理性原则从国外移植过来，能否适于中国的本土。“外国的法治经验的确可能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帮助，同时在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它也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有的已经融进了我们的传统。但由于以下原因，这种启示和帮助将是有限的，不可过高希望。首先，社会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因此，这些地方性的知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第三，由于种种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任何学者尽管试图客观传述外国法治经验却有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扭曲了其试图真实描述的现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实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并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细致描述、界定、概括外国的法治，都必须切记这些都不等于外国法治经验的本身。提醒这一点并不是要拒绝借鉴，而是指出借鉴之艰难。”[24]

TheSuspicionofTheRuleofReasonablenessofChineseAdministrativeLaw

Abstract:Asaprincipleofadministrativelaw,theruleofreasonablenesshasdevelopedinChinafor20years,butitdoesnotplayaroleintheruleoflawandisnearlyineffective.Throughthecomparativeanalysesoftheorginsandthelogicsofthisrule,theruleofreasonablenessisnotadaptedtoChinesesystemsandtraditionsandhassomenegativeimpacts.

Keywords:RuleofReasonableness;ContinentalLegalSystem;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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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6.

[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8.

[3][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版，第568页。

[4]参见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5]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以下。

[6]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3页。

[7]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以下。

[8]一般当时著作（教材）对行政法确立什么基本原则的逻辑思路都是如此。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应松年、朱维究主编：《行政法与行政法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3页；等等。

[9]在帕德菲尔德诉农业、渔业和食品大臣的案中,丹宁和里德法官认为:部长有权利更有义务正确行使裁量权以实现该法律的政策,裁量权的行使并非不受拘束,乃有积极行使之法律义务,从而使英美国家也发展出了类似大陆法的“行政介入请求权”。可以说，1968年的帕德菲尔德案为合理原则开创了新纪元。丹宁大法官认为:“在我们的行政法中,此案是一个里程碑。”参见丹宁：《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115页。

[10]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11]参见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台北三民书局1994版，第197页。

[1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409-410。

[1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4]参见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15]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6页。

[16]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7]参见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18]参见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9页。

[19]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0]参见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版，第212页。

[21]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还有其他诸多泾渭分明的区别。参见何景春：《行政比例与合理性原则的比较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8。

合理性范文篇4

一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法性原则将导致行政违法，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法只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法，到同时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理，换句话说，从单纯的行政合法性原则，过渡到确立双重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此乃是人类行政法制进化的一个标志，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人们的目标只限于规范羁束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任务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羁束行为的合法性。此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处于绝对的"自由"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的强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于它的威胁。人类逐渐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更应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①英国行政法学专家H·韦德认为："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②"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③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因为在管理方面，不仅有法律规范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规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则不具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则。④世界各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理论基础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鲁克案件包含了一个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词。该判词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确性。英国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修正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所需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向谁征收。科克在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个判例又重复了这一原则。⑤现在，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已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并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虽在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合理性原则的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实行的"、"可行的"或"适合的"等等。当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使用"过渡"一词时，意思都是使行政行为能有最起码的推理及常识。⑥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理性原则起源于德国。合理性原则(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国虽没有普通法这样的历史，但其源头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这些司法宣告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thePrussianSupremeAdministrativeCourt)援引这些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thediscretionarypowersofthepoliceauthorities)。⑦象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储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⑧。从而形成了"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这三项中心内容。⑨德国的这一合理性原则尔后还波及和影响了日本的行政法。意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还要求政府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行政上之妥当性或平衡性，并且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良好行政"之法则，否则该行为视为具有欠缺正当之瑕疵。10

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学术界公认行政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法学工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是司法部门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的必然。这一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行政法对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既符合合法性标准，又符合合理性标准。

二

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同属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但适用范围上略有区别。行政合理性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特殊性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内的行为，不适用羁束行为。前面说过，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对它的控制而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确立以后，也主要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发生作用，在自由裁量权限以外以及对于羁束行为，不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合理是指合法范围内的合理，而不是指合法范围以外的合理性。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第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原则，而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因而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适用的，但不适用司法机关所主持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1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2第1条所规定的任务，不仅在于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同时要纠正"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这说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既适用合法性原则，又适用合理性原则；而司法机关的行政审理行为则仅适用合法性原则。13

三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国外行政法已有种种观点。英国大法官黑尔什姆认说，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14这是说，"合理性"与其说是个客观标准，不如说是个主观标准。但排除众人所公认的"不合理"，也许正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为此，英国一些法官确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标准："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15在美国，关于"不合理"的标准比英国更为具体。美国法院将"不合理"一词用在各种不当行为上，诸如：为不当的目的；行使权限时基于偏见；歧视而采取行动；不附理由而作成与前决定不一致的决定；程序不公平；不当的怠于行为或迟延等等。16

德国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规范比普通法国家更为系统，更具成文化标准。德国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项具体原则17，即：

1.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该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执行一项法律的时候，只能够使用那些适合于实现该法目的的方法，而且必须根据客观标准，不是按照行政主体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某种措施的适当性；2.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温和方式的原则(theprincipleofmildestmeans)。这个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适合用于实现法律的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18；

3.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比例原则即禁止越权的原则(prohibitionagainstexcessiveness)，又称狭义的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Verhǜltnismǜβigkeit)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的利益的措施。日本司法界和学术界在评价1953年"蜂巢城案"中对"合理性"所作的解释是：就是非法律规范的条理和道理，即按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所尊重的合乎事情性质的状态。19

在我们国内，自1980年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合理性"的标准作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合理就是按照法令政策办事。"20这种"合理性"标准其实同"合法性"标准无多大区别，故不可取。有学者则认为，"合理性"系指符合五项标准："1.符合客观规律性；2.符合法律的目的；3.决定的依据充分、客观；4.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5.符合正义。"211989年的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行政法学》认为："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行政决定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22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有以下四项组成："(一)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二)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合理的动机；(三)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相关的因素；(四)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公正法则。"23

以上这些论述都较为深刻和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问题仅在于如何归纳内容。作者以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正当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

第二，平衡性。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第三，情理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四

中国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具体适用和贯彻这两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要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两者不可偏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任何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均是不许可的。

第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主要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补充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任何违法的所谓"合理性"概不允许。

第三，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羁束行政行为，又适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自由裁量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自由裁量权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

第四，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行政管理，又适用行政诉讼，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适用行政诉讼。

第五，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行政不当。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合称为行政瑕疵。行政瑕疵是行政法旨在防止和排斥的行政行为。控制和纠正行政瑕疵是我国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66页。

②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③参见(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6期。

④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四卷，第688页，(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22页。

⑤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⑥参见《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载《中国法学》(京)，1990年第1期。

⑦参见：Decisionsof14June1882,9PrOVG353andof10April1886,13PrOVG424,426。

⑧参见：HirschbergL:DerGrundsatzderVerhǜβigkeit，43-44，1981。

⑨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0见意大利1955年《行政程序法(草案)》第44条。

11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21999年4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13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以适用合法性原则为原则，适用合理性原则为例外，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对"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规定属于合理性问题。而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本身属于"违法"而不是"不当"即"不合理"问题。

14(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1期。

15引自(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16参见台湾《宪政时代》，1989年第3期，《比例原则》一文。

17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8Wolff,Bachof:VerwaltungsrechtⅢ,202(4thed,1978)suggestthatoutofpublicresourcesonlythatmuchbegrantedtoanindividualasisnecessary.

19参见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758-760页。

20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482页。

21见罗豪才、孙晓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986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议论文。

合理性范文篇5

一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法性原则将导致行政违法，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法只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法，到同时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理，换句话说，从单纯的行政合法性原则，过渡到确立双重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此乃是人类行政法制进化的一个标志，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人们的目标只限于规范羁束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任务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羁束行为的合法性。此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处于绝对的"自由"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的强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于它的威胁。人类逐渐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更应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①英国行政法学专家H·韦德认为："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②"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③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因为在管理方面，不仅有法律规范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规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则不具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则。④世界各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理论基础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鲁克案件包含了一个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词。该判词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确性。英国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修正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所需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向谁征收。科克在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个判例又重复了这一原则。⑤现在，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已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并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虽在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合理性原则的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实行的"、"可行的"或"适合的"等等。当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使用"过渡"一词时，意思都是使行政行为能有最起码的推理及常识。⑥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理性原则起源于德国。合理性原则(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国虽没有普通法这样的历史，但其源头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这些司法宣告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thePrussianSupremeAdministrativeCourt)援引这些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thediscretionarypowersofthepoliceauthorities)。⑦象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储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⑧。从而形成了"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这三项中心内容。⑨德国的这一合理性原则尔后还波及和影响了日本的行政法。意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还要求政府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行政上之妥当性或平衡性，并且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良好行政"之法则，否则该行为视为具有欠缺正当之瑕疵。10

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学术界公认行政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法学工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是司法部门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的必然。这一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行政法对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既符合合法性标准，又符合合理性标准。

二

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同属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但适用范围上略有区别。行政合理性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特殊性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内的行为，不适用羁束行为。前面说过，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对它的控制而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确立以后，也主要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发生作用，在自由裁量权限以外以及对于羁束行为，不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合理是指合法范围内的合理，而不是指合法范围以外的合理性。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第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原则，而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因而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适用的，但不适用司法机关所主持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1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2第1条所规定的任务，不仅在于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同时要纠正"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这说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既适用合法性原则，又适用合理性原则；而司法机关的行政审理行为则仅适用合法性原则。13

三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国外行政法已有种种观点。英国大法官黑尔什姆认说，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14这是说，"合理性"与其说是个客观标准，不如说是个主观标准。但排除众人所公认的"不合理"，也许正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为此，英国一些法官确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标准："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15在美国，关于"不合理"的标准比英国更为具体。美国法院将"不合理"一词用在各种不当行为上，诸如：为不当的目的；行使权限时基于偏见；歧视而采取行动；不附理由而作成与前决定不一致的决定；程序不公平；不当的怠于行为或迟延等等。16

德国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规范比普通法国家更为系统，更具成文化标准。德国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项具体原则17，即：

1.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该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执行一项法律的时候，只能够使用那些适合于实现该法目的的方法，而且必须根据客观标准，不是按照行政主体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某种措施的适当性；2.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温和方式的原则(theprincipleofmildestmeans)。这个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适合用于实现法律的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18；

3.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比例原则即禁止越权的原则(prohibitionagainstexcessiveness)，又称狭义的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Verhǜltnismǜβigkeit)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的利益的措施。日本司法界和学术界在评价1953年"蜂巢城案"中对"合理性"所作的解释是：就是非法律规范的条理和道理，即按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所尊重的合乎事情性质的状态。19

在我们国内，自1980年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合理性"的标准作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合理就是按照法令政策办事。"20这种"合理性"标准其实同"合法性"标准无多大区别，故不可取。有学者则认为，"合理性"系指符合五项标准："1.符合客观规律性；2.符合法律的目的；3.决定的依据充分、客观；4.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5.符合正义。"211989年的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行政法学》认为："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行政决定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22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有以下四项组成："(一)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二)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合理的动机；(三)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相关的因素；(四)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公正法则。"23

以上这些论述都较为深刻和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问题仅在于如何归纳内容。作者以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正当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

第二，平衡性。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第三，情理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四

中国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具体适用和贯彻这两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要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两者不可偏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任何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均是不许可的。

第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主要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补充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任何违法的所谓"合理性"概不允许。

第三，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羁束行政行为，又适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自由裁量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自由裁量权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

第四，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行政管理，又适用行政诉讼，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适用行政诉讼。

第五，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行政不当。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合称为行政瑕疵。行政瑕疵是行政法旨在防止和排斥的行政行为。控制和纠正行政瑕疵是我国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66页。

②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③参见(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6期。

④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四卷，第688页，(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22页。

⑤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⑥参见《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载《中国法学》(京)，1990年第1期。

⑦参见：Decisionsof14June1882,9PrOVG353andof10April1886,13PrOVG424,426。

⑧参见：HirschbergL:DerGrundsatzderVerhǜβigkeit，43-44，1981。

⑨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0见意大利1955年《行政程序法(草案)》第44条。

11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21999年4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13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以适用合法性原则为原则，适用合理性原则为例外，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对"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规定属于合理性问题。而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本身属于"违法"而不是"不当"即"不合理"问题。

14(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1期。

15引自(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16参见台湾《宪政时代》，1989年第3期，《比例原则》一文。

17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8Wolff,Bachof:VerwaltungsrechtⅢ,202(4thed,1978)suggestthatoutofpublicresourcesonlythatmuchbegrantedtoanindividualasisnecessary.

19参见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758-760页。

20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482页。

21见罗豪才、孙晓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986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议论文。

合理性范文篇6

一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法性原则将导致行政违法，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法只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法，到同时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做到合理，换句话说，从单纯的行政合法性原则，过渡到确立双重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此乃是人类行政法制进化的一个标志，是世界各国行政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

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与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人们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对其控制意识的加强有关。政府的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有羁束行为与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在行政法治发展的初期，人们的目标只限于规范羁束行政行为，行政法的任务亦停留在以制定法去衡量羁束行为的合法性。此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处于绝对的"自由"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的强化，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人们日益感受到来自于它的威胁。人类逐渐认识到，行政法不仅应控制政府的羁束行为，同时更应控制政府的自由裁量行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B·施瓦茨所说："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①英国行政法学专家H·韦德认为："所有的自由裁量权都可能被滥用，这仍是个至理名言。"②"在公法中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③因此，只以一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不够的，行政合理性原则理应成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列宁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在国家管理中不仅有合法性问题，而且还有合理性问题；因为在管理方面，不仅有法律规范在起作用。而且还有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它的规范在起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法律形式，另一些则不具有：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遵循的就是合理性原则。④世界各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和理论基础上成立的。

普通法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起源可追溯到16世纪末。当时英国一个著名的案例即鲁克案件包含了一个1598年作出的著名判词。该判词在近400年一直未失去其准确性。英国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修正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所有所需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没有规定向谁征收。科克在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609年的一个判例又重复了这一原则。⑤现在，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已成为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一个独立并且是重要的理由。在美国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虽在时间上稍晚于英国，但合理性原则的精神是相同的。关于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规定源于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的规定。许多授权行政官员或机关裁量的法律皆明文规定，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其它的法律使用相似的字眼如："适当的"、"必要的"、"可实行的"、"可行的"或"适合的"等等。当法律规定"公共利益"，使用"过渡"一词时，意思都是使行政行为能有最起码的推理及常识。⑥

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理性原则起源于德国。合理性原则(thePrincioleofVerhāItnismāβigkeit)在德国虽没有普通法这样的历史，但其源头亦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一些司法宣告(theJudicialPronouncement)之中。在这些司法宣告中，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thePrussianSupremeAdministrativeCourt)援引这些原则来审查在法律领域或有关程序事务方面警察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力(thediscretionarypowersofthepoliceauthorities)。⑦象普鲁士法院一样，德国法院没有使法院制定的这种原则建立在禁止不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储蓄的立法禁止令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更重要的、更科学的关于行使自由裁量权之目的、方法、理由及效力关系的基础之上⑧。从而形成了"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和"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这三项中心内容。⑨德国的这一合理性原则尔后还波及和影响了日本的行政法。意大利在1955年5月21日推出的《行政程序法(草案)》还要求政府行政行为不得违反行政上之妥当性或平衡性，并且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违背"良好行政"之法则，否则该行为视为具有欠缺正当之瑕疵。10

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大量的行政性法律、法规和规章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理性精神。然在学术界公认行政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中国行政法上合理性原则的确立，不仅是中国法学工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是司法部门长期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的必然。这一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国行政法对政府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既符合合法性标准，又符合合理性标准。

二

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合法性原则同属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但适用范围上略有区别。行政合理性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特殊性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范围以内的行为，不适用羁束行为。前面说过，行政合理性原则主要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对它的控制而确立。行政合理性原则确立以后，也主要在行政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发生作用，在自由裁量权限以外以及对于羁束行为，不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合理是指合法范围内的合理，而不是指合法范围以外的合理性。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第二，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原则，而不是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因而它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适用的，但不适用司法机关所主持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1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2第1条所规定的任务，不仅在于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同时要纠正"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这说明：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既适用合法性原则，又适用合理性原则；而司法机关的行政审理行为则仅适用合法性原则。13

三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国外行政法已有种种观点。英国大法官黑尔什姆认说，两个合理的人可以对同一事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且不能指责这两个相反的结论有任何不合理。14这是说，"合理性"与其说是个客观标准，不如说是个主观标准。但排除众人所公认的"不合理"，也许正确立了"合理性"标准。为此，英国一些法官确立了一些"不合理"的标准："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不能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时能有这种标准(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如此无逻辑或所认可的道德标准，令人不能容忍，以致任何认真考虑此问题的正常人都不会同意它(迪普洛克大法官语)"。15在美国，关于"不合理"的标准比英国更为具体。美国法院将"不合理"一词用在各种不当行为上，诸如：为不当的目的；行使权限时基于偏见；歧视而采取行动；不附理由而作成与前决定不一致的决定；程序不公平；不当的怠于行为或迟延等等。16

德国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规范比普通法国家更为系统，更具成文化标准。德国行政法把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三项具体原则17，即：

1.适当性原则(PrincipleofSuitability)。该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执行一项法律的时候，只能够使用那些适合于实现该法目的的方法，而且必须根据客观标准，不是按照行政主体的主观判断来决定某种措施的适当性；

2.必要性原则(PrincipleofNecessity)。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温和方式的原则(theprincipleofmildestmeans)。这个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适合用于实现法律的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18；

3.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比例原则即禁止越权的原则(prohibitionagainstexcessiveness)，又称狭义的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Verhǜltnismǜβigkeit)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与对社会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的利益的措施。日本司法界和学术界在评价1953年"蜂巢城案"中对"合理性"所作的解释是：就是非法律规范的条理和道理，即按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所尊重的合乎事情性质的状态。19

在我们国内，自1980年以来，已有许多学者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合理性"的标准作了探讨。有学者认为，"合理就是按照法令政策办事。"20这种"合理性"标准其实同"合法性"标准无多大区别，故不可取。有学者则认为，"合理性"系指符合五项标准："1.符合客观规律性；2.符合法律的目的；3.决定的依据充分、客观；4.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5.符合正义。"211989年的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行政法学》认为："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指行政决定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要求是："(1)行政行为的动因应符合行政目的；(2)行政行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3)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合乎情理。"22另有学者认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有以下四项组成："(一)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二)行政行为必须具有合理的动机；(三)行政行为必须考虑相关的因素；(四)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公正法则。"23

以上这些论述都较为深刻和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问题仅在于如何归纳内容。作者以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正当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在主观上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在客观上必须符合正当的目的。

第二，平衡性。即行政主体在选择作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第三，情理性。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乎情理。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四

中国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具体适用和贯彻这两项原则是极为重要的。要准确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注意理解以下几点：

第一，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项基本原则，两者不可偏废。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既合法又合理，任何合法不合理或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均是不许可的。

第二，行政合法性原则是主要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补充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必须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合理是合法范围内的合理，任何违法的所谓"合理性"概不允许。

第三，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羁束行政行为，又适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仅适用自由裁量行为。行政合理性原则只适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的行为，但自由裁量权并不全是合理性问题。

第四，行政合法性原则既适用行政管理，又适用行政诉讼，而行政合理性原则不适用行政诉讼。

第五，违反行政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违法，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构成行政不当。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合称为行政瑕疵。行政瑕疵是行政法旨在防止和排斥的行政行为。控制和纠正行政瑕疵是我国行政法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66页。

②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③参见(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6期。

④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四卷，第688页，(苏)B·M·马诺辛等著：《苏维埃行政法》，黄道秀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22页。

⑤参见(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⑥参见《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载《中国法学》(京)，1990年第1期。

⑦参见：Decisionsof14June1882,9PrOVG353andof10April1886,13PrOVG424,426。

⑧参见：HirschbergL:DerGrundsatzderVerhǜβigkeit，43-44，1981。

⑨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0见意大利1955年《行政程序法(草案)》第44条。

11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121999年4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13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行政诉讼以适用合法性原则为原则，适用合理性原则为例外，理由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对"行政处罚显失公平"的规定属于合理性问题。而笔者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本身属于"违法"而不是"不当"即"不合理"问题。

14(英)威廉·韦德：《合理原则》，李湘如译，载《法学译丛》(京)，1991年第1期。

15引自(英)H.Wade:ADMINISTRATIVELAW，1982。

16参见台湾《宪政时代》，1989年第3期，《比例原则》一文。

17参见(印)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云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2月第1版，第212-222页。

18Wolff,Bachof:VerwaltungsrechtⅢ,202(4thed,1978)suggestthatoutofpublicresourcesonlythatmuchbegrantedtoanindividualasisnecessary.

19参见皮纯协、胡建淼主编：《中外行政诉讼词典》，东方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758-760页。

20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482页。

21见罗豪才、孙晓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986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议论文。

合理性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立与成熟，都与这种变化紧密相关。有了艺术的自主，艺术才有可能合理化。韦伯认为，现代艺术不同于古典艺术的地方在于它正逐渐蜕变成一种操作和调控材料的专门技术。现代艺术只涉及实现价值的技术而不涉及价值本身。

韦伯认为，所谓合理化，同样也意味着法律和道德的独立，亦即，道德实践观点、道德文本和法律经典以及基本原理和决定规则等摆脱了它们最初所依赖的世界观。现代道德和法律脱离了传统亚里士多德式德性伦理学背景，脱离了传统形而上学真善美精神母体，成为专门处理规范和价值的特殊领域，特别是在法律领域，产生出形式主义的法学理论，通过制定严格的立法与司法程序，使得职业法律工作者成为法律制度的体现者。法律和道德的独立，带来了形式法以及世俗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者大致和现代自然科学同时获得系统化——即发展成为理性自然法和形式伦理。伦理和法律的自主化也意味着二者作为约束性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实体性的东西。人民服从法律而不是服从贯彻法律的官员。

所谓个人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指出，个人的理性化是与文化的合理性相适应的，文化的合理性是个人理性化的基础。文化合理性渗透到个人生活中去，它是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因素之一。韦伯研究了路德的“天职”观，研究了新教禁欲派别的实用伦理，包括加尔文教、虔信派、卫理公会以及从浸礼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那些教派的观点，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即世俗的生活指导有其宗教基础。最终，这种天职观念和为职业劳动献身的精神，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系统地渗透在一切生活领域。

二、合理性概念

韦伯是在社会行为层面把握理性概念的。他区分了四类社会行为，即目的一工具合理性行为、价值合理性行为、传统行为以及情感行为。他说：“如同任何行为一样，社会行为也可以由下列情况来决定：①目的合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②价值合乎理性的，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一一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③情绪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感情状况；④传统的，由约定俗成的习惯。”在这其中，前两种社会行为是合理性的，后两者是非理性的。

由此可见，韦伯实际上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目的合理性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合理地权衡确立行为的目的即选择合理性；二是合理地选择实现目的的手段、工具，即工具合理性。韦伯认为，行为的工具合理性是根据运用手段达到既定目的过程中的有效性来加以衡量的，是针对既定目的有效地使用手段和工具中体现出的合理性。行为的选择合理性是根据准确构想的价值、可利用的手段和限制条件等选择目的的合理性。韦伯认为，“谁的行为如果不考虑预见到的后果，而只坚持其关于义务、尊严、审美、宗教律令、虔诚或‘事实’的正确性的信念，并且不管对他提出的是何种要求，那么，他的行为就纯属价值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永远都是一种行为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行为’或符合‘要求’的行为。”_2](价值合理性关注的是道德责任的履行、道德良心的召唤。受价值合理性支配的行为，不计成败得失和功用效益，以道德命令、政治信念、人生理想为取舍标准。工具合理性和选择合理性又被韦伯统称为形式合理性，以区别于对决定偏好的基本价值系统的实质评价。实质合理性即价值理性。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诊断

韦伯认为，现代化是世界解神秘化即祛魅的过程。现代性的命运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所谓意义丧失指的是由于理性化，而无法对世界作整体的把握，无法提供对世界、对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解释。韦伯认为，在现代，科学的兴盛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所谓意义的丧失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对于“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样的问题，科学没有给我们答案。“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证实。它只能诉诸终极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态度，或是接受，或是拒绝。”(同样的情形在艺术科学、法理学、历史和文化科学中也都存在着。“这些学科教给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功夫去了解这些现象。”

与意义的丧失紧密相联的是价值的多元。韦伯认为，在现代，由于理性化，由于科学无法回答世界的意义的问题，从而价值呈现多样性，世界上不同的价值体系有着相互冲突的立场。现代社会丧失了用具有涵盖性、统摄性的规范原则去协调各种价值之间冲突，维系社会共识的价值资源。在各种独立的价值领域之间出现了竞争，而且无法再用一种高高在上的神圣世界秩序来消除这种竞争。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从诸如真理、财富、权力、法律、信仰、德性等价值因素中选择出自己遵循的价值原则，价值领域似乎成为个人自治领域。

所谓“自由丧失”，指的是现代社会的人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为了进行管理，官僚体制是必须的。而官僚体制使社会成为一架大机器。在这个体制当中工作的每一个人成为这个体制中的一个要素。为了服从体制的功能，个人必定要压抑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目的合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价值合理性不断衰落，人们将追逐物质利益作为行动的目标，逐渐异化为金钱和实利的奴隶，由此丧失了精神独立和自由。对此，韦伯有一段名言：“巴克斯特认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斗蓬’。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蓬将变成一座铜墙铁壁。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时，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的，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弘韦伯的这段名言描述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以追逐利益作为奋斗目标，为赢利而赢利，失去了灵魂、良心等崇高的东西，这样的人犹如被囚禁在铁牢里的囚徒，听命于金钱、利益的驱使，毫无主体性和自由可言。

面对丧失意义和丧失自由的现代社会，韦伯对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他说：“每当想到世界上有一天将会充满着这样一些小小的齿轮——一些小人物紧紧抓着职位不放并极力钻营更高的职位——就象埃及历史的景象重现……真使人不寒而栗。这种对官僚制的追逐真使人绝望透顶。就好像在政治中……我们只需要‘秩序’，此外别无他求；倘若一旦秩序发生动摇，我们就会感到六神无主、畏蒽不前，倘若完全脱离了秩序，就会感到孤立无援。难道世界有朝一日只有这种人而没有别的人存在吗?”他预言：我们面对的不是花丛锦簇的夏日，而是冰冻冷酷的冬夜。

四、简短的评价

合理性范文篇8

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法界和经济学界,反倾销的合理性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反倾销是合理的,因为倾销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不但损害了进口国的经济利益,而且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和自由贸易政策的目标｡反倾销充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符合自由贸易政策的目标,是维护正常､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和国际贸易环境的必要手段,是保证国际公平自由贸易的安全阀,是自由贸易得以真正实现的保障[1]｡有人认为,倾销是国际贸易中正常的商业行为,不但不是不公平竞争,反而能够促进竞争,而反倾销事实上已经沦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成为国际社会实现贸易自由化､维护公平贸易宗旨的巨大障碍,不具有合理性[2]｡有观点认为,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在于阻止外来产品的低价销售对本国相关产业所带来的损害,对于不具备掠夺性动机而进行低价销售的企业,反倾销可能显得不够公平,但这仍然是为了体现更大的公平,因而具有合理性[3]｡还有人认为,倾销和反倾销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反倾销并不具备充足的经济合理性,但从社会的角度实证考察反倾销法的实质与形式合理性,却可能是合理的[4]｡

尽管人们关于反倾销的合理性问题的争论激烈,观点各异,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是认为反倾销是不合理的,这种观点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倾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当竞争行为,而反倾销却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限制竞争行为,对出口商和进口国的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同时,从经济效益来讲,反倾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从总体上减损实施国的福利,反倾销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这种观点主张反倾销制度应当被废除｡第二种观点认为,反倾销在总体上具有合理性,仅同意在保留反倾销制度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修改｡这种观点主要从反倾销的合法性､需要性､有效性对反倾销的合理性进行证明｡他们认为反倾销经历GATT八轮谈判之后作为贸易保护手段被保留下来,是被WTO所承认的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具有合法性,同时,国际社会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并不排斥对贸易的适度保护,在关税大幅度下调,非关税壁垒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各国需要运用反倾销等手段对相关的产业进行适当的保护,以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具有需要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反倾销法和采取反倾销措施这一事实也说明反倾销是合理的,另外,相对其他的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还有简便易行,贸易保护效果明显的特点,对于实现贸易保护的目标具有有效性的特点,因此是合理的｡

人们关于反倾销问题的争论,使笔者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上述第一种观点,我们不禁要问:反倾销对出口商或者进口国的消费者不公平就是不合理的吗?反倾销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就是不合理的吗?对于第二种观点,我们不禁要问:一项为人们所需要,并且合法存在并且有效的贸易政策必然是合理的贸易政策吗?如果人们的这种需要本身就不合理呢?

上述疑问又引发了笔者的进一步的思考:即什么是合理性?当我们说一项贸易政策具有合理性或不具有合理性时,我们的依据是什么?贸易政策合理与否是否应当有一个相对客观明确的标准?一项贸易政策合理性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我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我们探讨反倾销及其他贸易政策合理性的基础和前提,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对反倾销等贸易政策合理性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就失去了基础和前提,虽然我们不能说失去基础和前提的争论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但这种争论至少不可能产生出科学合理的结论｡

二、哲学合理性概念的引入

一个问题被哲学所关注,大致有四种可能,其中一种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引起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关注,同时又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问题｡”[5]

反倾销从诞生之日起,人们对它存在的合理性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人们对反倾销这一贸易政策的存废仍然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对贸易政策合理性问题的探讨不能仅限于经济学和法学领域的范围内,必须在哲学的指导下,借助哲学理论工具,才能取得比较科学合理的认识,这是因为,首先,包括反倾销在内的一国的贸易政策,不但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的特点,这就使得对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不能局限于某一具体学科,而应当运用多学科进行分析和研究,尤其要注意接受哲学的指导;其次,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的涉外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公共政策的范畴,按照公共政策学家戴维•伊斯顿的观点,“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对价值进行分配首先就涉及到对价值的判断和价值的选择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借助于哲学理论工具,哲学对公共政策中涉及价值倾向的问题以及政策分析中的逻辑方法能起到独特作用[6]｡最后,从合理性问题来看,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对一种事物的评价问题,评价是从一定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的角度评价对象怎么样,是对于对象的价值和意义及其根据的一种深层理解与探究,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

哲学上“合理性”的概念,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为了克服传统哲学把理性极端化所导致的哲学危机而提出来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哲学家对合理性含义的理解并不统一｡有人认为,合理性的本质在于说明“我们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去信仰我们所要信仰的,我们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去做我们所要做的”[5]246,合理性最直接的含义是合乎人的理性｡有人认为,人们对“合理性”的内涵从来就有不同的理解和标准,其中较为普遍的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是科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它含有“合事实､合理性､合规律与合逻辑”的意思;另一种则本身就是价值判断,含有“合目的､合理想､合原则”及“是应该的”意思｡另有人认为,合理性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符合理性和逻辑,即理性原则和逻辑原则的正确性｡二是指符合社会共同遵守的思想准则或行为标准｡三是指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即“合规律性”,这种合理性是最高层次的合理性｡还有人认为,合理性要求人们在认识､行为和评价等一切方面运用自己的理性智慧估算､谋划出适当的或最佳的选择､目标,并深思熟虑地尽最大可能地调动自己可能利用的手段,达到可以期望的最佳效果[7]｡

尽管人们对“合理性”实质内涵的理解存在着分歧,对“合理性”的概念界定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人们的理解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哲学合理性的基本含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合乎人的理性｡也就是说,人的某种想法或做法要成为合理的,需要经过人的理性的疑问､思考､计算､探索､辨识､分析､推理､论证､谋划,等等,而不能仅凭直觉､感性来行事,这是合理性最直接的含义｡

2.合规律性｡“合理”意味着“合乎事实及其规律”,也就是说,“合理”以“真理”为基础,建立在谬误基础上的想法和做法必然是不合理的,或者说,“合理”首先以“科学为基础”,必须符合客观规律｡合规律性也被称为合真理性｡

3.合价值性｡合理性一方面要求一项行为必须反映客观规律､符合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合理性还要求一项行为对主体来讲必须是有利的,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这是合理性的合价值性要求｡合理性是合真理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一项行为只有既符合客观规律,又能使主体的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才具有合理性的基础｡

合理性含义的上述三个方面不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关的,而是紧密联系,互为条件,互为保证的｡同时,这三个方面是评价人类行为合理性的一般标准,具体某一行为､某一事物,还应当有更为具体的特定的标准｡

三、贸易政策合理性的评价标准

贸易政策的合理性问题实质上是对一项贸易政策的评价问题｡要对事物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是确立相应的评价标准,或者说评价的尺度,因为评价标准或者评价的尺度是评价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相应的评价标准,评价就失去了参照系统,就会导致评价无法进行,即使进行评价,也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目前,学界关于反倾销合理性的争论不休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评价标准,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反倾销的合理性进行的分析和评价,这就如同“瞎子摸象”一样,对同一对象得出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就不足为奇了｡

贸易政策是一国为了实现

一定的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对本国的进出口实行的政策,它是一国涉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属于国家公共政策的范畴｡以哲学合理性概念为指导,笔者认为,评价一国贸易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应当有以下四个标准: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以理性为基础;贸易政策是否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政策是否合乎客观经济规律;贸易政策是否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即合乎理性､合价值性､合规律性以及合发展性｡

(一)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否以理性为基础——合乎理性

“人类行动的准则和尺度是理性,因为理性是人类行动的第一原理;这一点根据我们在别处的阐述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是理性在指导着行动以达到它的适当的目的｡”[8]用理性化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之一｡

所谓理性方式,指的是特定的政策主体为着一定的目的,利用一切可能搜集的资讯,经过客观和准确的计算或度量,以寻得最佳的政策手段和最大值的政策结果｡合理性的贸易政策要求在制定和执行贸易政策过程中尽量增加自觉的科学分析的理性成分的作用,而尽量减少人类情感､欲望､直觉､本能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因为科学的理性分析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选择并支持公共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自觉抵制那些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的行为与政策｡

一般而论,一项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的选择要求同时具备以下要件:(1)知道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其在社会人群中的比重;(2)详尽了解相关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各种可能的政策方案;(3)充分把握每一种政策方案的各种可能的结果;(4)准确估计每一种政策方案的损益期望值和社会价值比;(5)合理选择最为经济有效的政策方案[9]｡

用这一标准对贸易政策进行审视,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些贸易政策并未真正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比如反倾销,我们就很难说这项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合乎人类理性的｡本世纪初,最早对倾销做出立法反应的加拿大和美国,几乎完全根据一种直观感觉和自我保护意识｡“有证据表明,那是出自一种恐惧心态｡按雅各布•温纳(JacobViner,美国著名早期经济学家)的说法,加拿大第一个反倾销立法是对美国钢铁公司大大低于本国价格销售其出口产品做法作出的反应｡美国的反倾销立法也常被称作是对国际差价销售(尤其从德国进口的产品)作出反应的一种措施”｡可见,初次面对外国货的“倾销”,并未有经济理论的思考,匆匆作出了反应[10]｡

在实践中,许多国家之所以发动反倾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出于报复或威慑的动机｡例如,在1980—1998年期间,传统的反倾销反对者的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所遭遇的反倾销90%来自曾经被它们实施过反倾销的国家｡墨西哥1987年第一次发动反倾销对象就是针对美国和欧盟的钢铁和化工产品,而在此之前,墨西哥的钢铁和化工产品就经常遭遇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指控｡很明显,出于威慑和报复的动机的行为也很难说是符合人类理性的行为｡

(二)是否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合价值性

合理性要求一个事物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主体来讲必须是有利的,并且能够使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合理性的合价值性要求｡

众所周知,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制定的贸易政策应当有利于该国获取贸易利益并且能够使该国获取的贸易利益最大化｡考察一项贸易政策合理与否,要考察该项政策是否注重对主体的价值､利益等方面的反映,这项政策是否对国家､对大多数人有用,是否能够实现主体贸易利益最大化｡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贸易利益以及如何理解贸易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首先,贸易利益最大化要求不仅仅考虑一项贸易政策的收益或产出,还应当计算该项贸易政策的成本与支出｡一般来讲,一定贸易利益的产生或获得总是以一定的成本的支出为代价,贸易利益最大化意味着一项贸易政策能够使主体以较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如果一项贸易政策投入很小,却能给主体带来巨大的利益,那么这项贸易政策就应当是合理的,反之,如果一项贸易政策的执行不能为政策主体带来利益或者带来的利益小于为制定和执行这项政策的成本,则这项贸易政策就不可能是合理的｡

其次,在这里,贸易利益具有综合性特征｡虽然发展对外贸易的目标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但贸易利益不应当仅限于经济利益,还应当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社会利益､文化利益等｡如果我们仅仅用获取的经济利益的大小来衡量经济政策或者贸易政策,那么很多政策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

最后,我们还应当明确贸易利益最大化的主体是谁｡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具有价值分配的功能,这种价值的分配不可能使所有的主体平均受益｡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会使一部分主体受益大一些,另一部分主体受益小一些,有些主体利益还可能受到损害｡贸易利益的获得主体方面具有多元性,贸易政策对国家利益､政府利益､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等都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这就存在一个贸易利益最大化是使谁的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虽然在现实当中,政府利益､集团利益等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对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往往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作为评价贸易政策合理性,还应当以贸易政策是否能够使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实践中,有些贸易政策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比较大,有时政府利益也掺杂其中,不能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这样的贸易政策虽然是合法存在的,但由于其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合理的｡

(三)是否合乎客观经济规律——合规律性

合理性一方面要求一个事物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即合价值性;另一方面,还必须反映客观规律､符合客观规律,这是合理性的合真理性要求｡合理性是合真理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一项行为只有符合客观规律,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使主体的需要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才具有合理性的基础｡

根据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贸易政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反映客观的经济规律,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评价一项贸易政策是否合理,不但要看它能否给国家带来最大的贸易利益,也要考察该贸易政策是否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也就是是否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如果一项贸易政策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这项贸易政策就会促进该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就是合理的,反之,如果一项贸易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那么,这项贸易政策就会阻碍该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它就不会具有合理性｡赵维田先生在分析WTO的《反倾销规则》时曾指出:“处理经济问题的法律规则,其实质内容是否合理,要靠科学的经济理论来鉴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10]｡

贸易政策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关键是要符合一国国情,符合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该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尽管一国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可能会受各种利益因素的影响,但起最终决定作用的还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世界各国贸易政策演变的历史也说明了贸易政策要符合国情的重要性｡19世纪20年代,英国完成了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工业生产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的工业制造中心和商品贸易中心,原先实行的保护贸易政策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适时对本国的贸易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废除了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贸易措施,转而开始大力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又进一步促进了英国生产力的发展,使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在同一时期,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实力和工业竞争能力都无法与英国相抗衡,美国和德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贸易保护措施对本国的幼稚工业进行保护,美国和德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大大促进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无论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还是美国､德国的贸易保护政策,都是与其当时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他们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的,这是这些国家贸易政策成功的根本原因｡

(四)是否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合发展性

以是否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作为一国贸易政策合理性的一项评价标准,是由一国贸易政策的涉外属性和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所共同决定的｡

虽然衡量一国的贸易政策是否合理应当主要以其是否符合客

观经济规律,是否有利于该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该国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但是,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却不能忽视一国贸易政策对全球和全人类的影响｡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不但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会对整个世界贸易和全人类的福利发生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状况反过来也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单个的国家愈来愈成为世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即使纯粹的国内经济政策都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何况一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呢?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增强,要求我们在对贸易政策进行合理性评价时不能局限在该贸易政策对本国发生的影响,我们必须跳出国家的围墙,站在全球及全人类的高度来对一国的贸易政策进行评价｡一国的贸易政策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还应当考虑国际的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其实,在这方面,WTO正在进行着成功的实践(指以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对各国的贸易政策的监督与评价,作者注)｡

在世界范围内,尽管贸易自由化发展还时常受到各种阻碍,还有人反对贸易自由化,尽管WTO允许其成员在很多情况下对本国贸易进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但是,贸易自由化能够使世界的资源实现最佳配置,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增加全世界人民的福利,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这几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贸易自由化不仅具有坚实的经济贸易理论的支撑,而且也已经并且正在得到实践的证实,WTO的建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我们在对一国的国际贸易政策进行合理性评价时,除了考虑其制定和执行的理性基础､符合经济规律､对该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之外,还应当以该贸易政策是否有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全人类的福利作为一项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有利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有利于全人类福利的提高,则我们可以认为这项贸易政策是合理的;反之,如果一项贸易政策不合理地阻碍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不利于全人类福利的提高甚至损害全人类的福利,则即使这项贸易政策符合经济规律,能够是本国的利益最大化,其合理性也应当受到质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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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范文篇9

关键词法治形式合理性

绪论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彻底抛弃人治实现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的根本要求。按照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分类方法，法治被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是一种严格要求法律体系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而实质法治则更多的体现在法律保障社会和人民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

目前国外对于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争论和研究较多，一种普遍的要求是在形式法治的前提下更多的实现实质法治的要求。相比之下，国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只有少数专著和论文论及该问题。

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已有的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原先较为分散的观点和论述，并努力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第一部分从专门论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入手，分析形式法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第二部分则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西方法治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纳和总结出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法治的发展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过程。第三部分论述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第四部分结合我国的国情阐明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在探讨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进行区分和理解。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什么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呢？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确两个概念，即什么是“形式性”和“合理性”。韦伯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形式”这一概念:首先是指按照抽象的一般性法律规则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其次是指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和自我完善性,即法律规则的适用不受道德、宗教、政治以及权力者个人意志等实体性要素的影响,强调法律的自治性。[1]因此，形式性是指法律强调其外部形式，如一般性、独立性等，而不涉及它的内在价值范畴。而合理性则主要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公认。”[2]而这种公认又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公认价值。它们或者依靠法律规则,或者仰仗传统信仰,或者依赖统治者人格魅力而维持着对社会的统治。因此,合理性是与正当性相等同的概念,合理性的统治意味着这种统治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同时这也表明合理性主要是一个价值的概念,具有合理性的事物意味着它得到人们价值上、情感上的认同。[3]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规则，且用法律之内的标准来处理案件；同时法律一般、独立的性质被社会所承认，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以古罗马法为基础,经由欧洲学说汇纂派(即概念法学)的研究推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类型,它也就是实行“法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按照韦伯的观点，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社会的法律从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形式化、理性化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律的根本特征,并且只有这种坚持形式理性的法律才能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法律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或形式主义的过程。［4］

这里还需要辨析两个概念，即“形式化”和“理性化”。韦伯是在相近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化和形式化两个概念,若将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进一步细则化、条件化了,这就意味着法律确定性和形式性的增加，可以说法律理性化是法律形式化运动的结果。但是，形式化与理性化也有不同。形式化的法律并不一定是理性化的法律。[5]总之，理性化代表了人对客观世界自觉的技术性控制,而形式化是理性化必然的外部表现形式,但是只有这种形式化被置于人类理智的自觉控制之下才能保持理性,否则它只能走向理性的反面。

（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是与形式合理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所谓“实质的”是指社会根据道德、政治、个人意志等情感性要素对纠纷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而不是根据精心设计的固定法律规则处理社会问题。[6]对于二者的关系，实质和形式作为相对的概念当然具有统一的一面,实质合理性的法律也要具有一定的法律形式,但是“实体理性的法律与形式理性的法律类型的区别并不能仅从法律有没有形式化去理解(它们可能都具有形式化的法典形式),而且还必须从它们处理实体与形式的关系中去理解。”[7]

实质合理性的法律类型在立法上往往对法律规范与道德、政治规范不加区分,在司法上法律的适用倾向于屈从于实体的道德、政治原则的评价,因此法律缺少独立性、确定性,这种法律总的来说是“实质性”的。而形式理性的法律则相反,“形式性”的法律坚持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律规范与实体性的道德、政治原则关系紧密的场合倾向于排除实体性要素的干扰。关于二者的关系，韦伯的分析是精辟的：“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8］

从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形式合理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客观性，即法律的形式是客观的、固定的。法律形式的客观性从根本上保证了法律自身有标准可循，从而避免了国家家长式的专制对法律的任意专断和干预。其次是可计算性。法律形式具有客观标准，一定时期之内不会改变，因此人们可以按照以往经验对即将适用的法律有所预计。最后是普遍适用性。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不掺杂个人的好恶感情，不偏不倚的适用于所有的团体和个人；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由于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因此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一个利益团体不可能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强加于所有不同利益集团身上，因此它与形式合理性相比较少具有普遍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

（一）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

西方法治的进化是一个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过程，即从强调法律的形式合理性，逐步转变为重视法治所能达到的实质正义和公平的过程。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法治已经是实质法治。事实上，形式法治仍然是西方法治的主流。

回顾历史，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治发展的轨迹和一般规律。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颇有思想的学者纷纷提出了各自对于法治的主张。英国的戴雪首先提出了著名的法治三原则，从而迈出了现代形式法治的第一步。这三项原则是：“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的人，不论地位和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9］

仔细分析戴雪三原则后，不难看出，他的第一项原则实际上强调了依法统治，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第二项原则着重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项原则类似于现代法制中的司法独立原则。总的来说，这三项原则都符合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属于形式法治的范畴，而且从事实上他也没有提出实质公平、正义的概念。

此后，拉兹也提出了形式法治的观点并且提出了法治的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公开的和明确的。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第二,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第三,必须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第四,必须保障司法独立。第五,必须遵守像公平审判、不偏不倚那样的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该有权审查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第八,不容许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10]在这里，虽然拉兹认识到一般法可能含有宗教或种族歧视方面的特别规定，从而在法治原则中包括特别法，但他同时强调特别法要受一般法原则的指导，最终维护一般法的权威。拉兹的形式法治观念与戴雪相比，更加明确和成熟，基本上涵盖了现代形式法治的要素，如法律应稳定、明确和独立。

法治发展到现代，其内容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不仅要求以形式法治维护个人自由、反对专制特权，而且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要求以实质法治消除社会不公，实现实质上的正义。例如，富勒不仅提出法的外在道德性，即法的实体目的和理想，像抽象的正义、公平等，而且强调法的内在道德性，即有关法律制定、解释和适用等程序上的原则或称法制原则。［11］富勒在《法律之德》一书里把法律之德区分为内在之德和外在之德,认为法治是法律内在之德的一部分。[12]在他看来,具备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由八个要素构成:一般性、公布或公开、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性、稳定性、同一性。[13]事实上，从富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法的外在道德正是实质法治的要求，而法的内在道德指出了形式法治的特征。

此外，像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论”实际上是对形式法治的超越，是对人类更高的实质正义目标的追求［14］罗尔斯认为，首先,“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相同情况相同处理,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法无规定不为罪”；法律必须以清楚的意思被告知并且被明确地规定；审判必须公平、公开。[15]这一条要求强调了法治的外在规则性。其次,为了调整行为并因此取得为正义所必须的社会合作,规则必须具有某些与法治相符合的特征:必须做的意味着可能做的。[16]这一点实际是要求法律要在实体价值上合理，相当于富勒所说的“法的外在道德”。

（二）当代西方对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争论

随着形式法治理论的发展，其局限性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显现出来。更多的学者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17]这些批评和怀疑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对形式法治下法律的确定性问题的批评讨论，二是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

从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关于法治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争，其实质是法律确定性问题的争论。

例如，概念法学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律的实体价值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和严格的司法监督完全可以实现，因此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具有确定性。

而部分批判法学学者提出，形式化理性化的法律并不像概念法学所想象的那样天衣无缝,相反地它如此千疮百孔以至于法律的确定性都只能成为自欺欺人的幻想，[17]因此作为形式法治核心的规则的合理性是可疑的。

现实主义法学则通过对法律规则适用过程的实际行为分析发现,纸面规则对适用者的约束非常有限,不要说纸面规则本身具有诸多局限,就是纸面规则能够做到像概念法学所宣称的那样尽善尽美,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也仍然不能实现确定性,这是因为具有独特个性的法律适用者永远存在,法律解释永远必不可少,事实确定过程总是变化莫测……[18]

至于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则更多的集中于消除社会贫困和保护个人积极自由方面的讨论。

然而，实际上，这种论争的发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形式法治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程度，形式法治的好处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其不足之处，要求进一步完善法治，不仅要求法治形式上平等，公正，而且要求法治体现实体价值上的正义。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在不同的学者眼中往往有不同的要求，经过分析和总结，以下几个方面被认为是形式法治最重要的要求。

（一）普遍性

形式法治要诣之一就是依法统治，即社会成员普遍遵守法律。法的普遍性有两层基本含义：从表层上看，在一定的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法应该是普通有效的，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它不应受个别人感情因素的支配。形式法治不仅是指普通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不能例外，使依法办事成为社会关系参加者活动的普遍原则。更进一步说，法治之法必须普遍适用于社会成员，不允许有任何政党、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超脱于法律之外。当然，法律普遍性必须有法律至上观念和严格的程序做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法治所包涵的法的普遍性与法的统一性及公平性相联系；从深层看，被普遍遵守的法律还应具有被普遍尊重的根据，即法的合理性。它要么是具有某些普适的道德性，从而获得了被尊重的内在根据；要么是与一定的公共权力相联系，分享着权力的神圣性。[19]在这个意义上，法治社会的法律必定符合一种更为根本的超越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更大范围有效的普遍准则。因此，法的普遍性理论往往与某种社会发展观联系在一起，法律也就具有了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20]

（二）确定性

形式法治的确定性意味着法律规定了人类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21]法律确定的东西不会因为一人一事而擅加改变，从而为人群建立和保持大致确定的预期，使公民个人和组织机构的行为有可预期性、持续性，以便于人们相互交往和建立促进各方利益的社会关系。

（三）自主性

当法治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性质，它就脱离了工具主义的价值范畴，上升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需要的东西。形式法治的自主性首先要求法律本身自治，即法律与道德宗教相分离；其次是从组织和机制上使司法机构或法官集团独立运行和行使权力；最后是要求法律职业上由专门的法学家集团承担，而不受其它权威力量的操控。法治的自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1.法律是由民主选举的立法机关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制定的。尽管立法机制中权力整合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法治社会的制定法都是经过民主方式产生的；2.司法机构独立运行和行使权利。即司法机构不受行政机构和其它政党、政治团体的操纵和影响。[22]

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实行形式法治的必然性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总的趋势是走向民主和法治，但这一过程中也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挫折。从清末预备立宪、准备开议院、设审判衙门并实行有限分权，到这一形式成为缓和国内矛盾、欺骗人民的把戏；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形式完备的法治，到《临时约法》被废黜，袁世凯抛出“袁记约法”欺骗人民；从1954年宪法给予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到时期民主与法制受践踏，宪法被束之高阁，如同废纸。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国实现形式法治的艰难。

在当代西方众多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要通过实质法治实现实质正义的时候，我国面对的是法制不完善、执法和司法机制不健全、法律监督软弱无力，以及公共权力难以巡抚等情况，因此，现在追求实质法治不仅是一种奢求，而且会带来种种弊端。

第一，实质法治要求运用道德原则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重要原则，但是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和价值日益多元化，要想确定“道德”和“正义”的含义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正义和道德的概念不同，导致他们对道德和正义的要求也相异。

第二，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实质法治中的福利法的实施本意是为个人特别是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们行使权利和自由以及维护尊严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但结果却造成了对私人自治的侵犯，对个人自由的干预，以及对个体尊严的冒犯。”[23]在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福利法的物质和制度条件，而且盲目实施福利法会破坏刚刚起步的法律形式平等的建设。

第三，实质法治强调的是运用正义原则介入立法和司法过程，然而这一介入，对当代中国来说，在形式法治未完备、国家权力缺乏约束、法律从业者职业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只能使法律自治被打破，立法民主性和司法中立性被破坏。[24]

最后，实行实质法治，必然要赋予行政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执法和司法工作人员法治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不受严格程序约束的情况下，容易造成执法和司法上的新型专断。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由于法治刚刚起步，以及法治建设还受着众多不利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只能是按照法治发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发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赶国际潮流、跳跃式发展，盲目引进不适合国情的东西。

（二）当代中国实行形式法治的意义

形式法治可以反对专制特权。封建的君主专制时期，统治者言出法随，法律随人而定，成为为某些集团牟取利益的工具，而且法律极不稳定，废立全凭一人喜好，人民无所适从，甚至手足无措。相比之下，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适用的法律代替了特别适用的法律，独立的法院代替了作为政治附庸的审判机构，平等的契约法代替了体现特权的身份法，人民立法代替了王法。总之，形式法治对于防止专权，保护人民权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形式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一般的、普遍的法律有利于被市场主体熟悉和掌握；明确、稳定和平等的法律有利于保障效率；独立的司法程序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公正分配利益。总之，形式法治有利于促进市场效率，维护市场主体权利，以及保障交易安全，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形式法治有利于维护实体权利。形式法治讲究法律的程序性，完善法律程序可以保障实体内容得以严格执行。目前中国仅仅走在法治道路的开端，更应该集中精力搞形式法治建设，如果现在谈实质法治，无疑超越了中国的国情，是一种奢求。

形式法治有利于确保司法公平。就我国目前司法不公问题看，首先不是实体不公正，也不是制度不正义，而是程序不公平。[25]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与司法行为中存有重实质正义而轻程序正义的价值取向。但是，结果公正的实质正义却是人们主观最难评价与衡量的，由于评价主体法律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主观期望与司法结果之间反差程度的影响，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结果会有不同的感受。这样程序公平对于司法公正的界定与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司法的形式主义使法律体系能够像技术精湛、结构严密的机器一样运行，从而保证了个人和群体在这一体系内获得相对最大限度的自由，并极大地提高了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实体不公或许只是个案正义的泯灭，而程序不公则是制度正义性的丧失。[26]

结论

当代中国，由于法治刚刚起步，以及法治建设还受着众多不利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只能是按照法治发展的一般道路，依次循序发展形式法治，而不可赶国际潮流、跳跃式发展，盲目引进不适合国情的东西。

我国的法治建设要从形式法治作起，这就要求：逐步完善立法体系，尤其是立法程序，使立法按照形式法治的要求进行；逐步确立司法独立的地位，使司法机构真正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而不受任何其他团体和个人的影响；逐步约束行政机构过于宽泛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迈出形式法治坚实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以法之确定性问题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1999.2

[2]艾四林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改造求是学刊1994.1

[3]同注释[1]

[4]夏恿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7.7

[5]孙笑侠,应永宏程序与法律形式化——兼论现代法律程序的特征与要素浙江大学学报2001.2

[6]高鸿钧清华法治论衡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7]同注释[1]

[8]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9]同注释[6]

[10]同注释[6]

[11]葛洪义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辩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

[1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0

[13]同上

[14]同注释[4]

[15]同注释[4]

[16]同注释[4]

[17]同注释[1]

[18]同注释[1]

[19]秦前红论法治原则

[20]同上

[21]同注释[6]

[22]同注释[6]

[23]艾四林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性理论的改造求是学刊1994.1

[24]同上

[25]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转引自civet.berkeley.edu/wdluo/reading/1987/vol-99

[26]同上

参考书目：

1.清华法治论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2.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0

3.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马长山商务印书馆2002

4.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诺内特、塞尔兹尼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5.法治的层次吴玉章法律出版社

6.西方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7.富勒《法律的道德性》法律出版社1999

合理性范文篇10

关键词：合理性原则；大陆法系；比例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制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规范。由于行政法的多样、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基本原则对于保证行政法规范的统一和协调以及行政法的贯彻和实施至关重要。从公法发达之德国、法国等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推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必须探寻符合中国本土现实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现已成为通说。但通过对合理性原则的源流、确立过程、社会适应性等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不应成为中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一、合理性原则之源流

合理性原则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最早产生于英国的判例制度。在1598年英国的鲁克诉下水道管理委员会案中，“下水道管委会的委员们为整修河岸征收费用,但他们把费用都摊派给邻近土地的所有人,而不是摊派给所有的受益者。依法律，委员们有征收费用的自由裁量权，但不许可征收这种不公平的费用。科克在判词里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原则’。”[1]随后，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得以巩固。韦德所言“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所的判例中，在大量案件中该原则得到了成功运用。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方面的贡献相同。”[2]之后，合理性原则在美国也通过判例得以确立。1898年的霍尔登诉哈迪案最早提出了“合理性”概念，随后在保护奥佛顿公园的民众组织诉沃尔伯案等案例中合理性原则逐渐成为行政审判的依据。“在巴洛诉科林案中,最高法院的态度进一步表明，法律虽然允许他们（行政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并未不许法院裁决受非难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问题。制定行政官员认为理想的规章之权,也应受法院适用的合理性原则的约束。”[3]从英美国家合理性原则的产生和发展看，合理性原则来源于判例并对以后的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目前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情况来看，通说认为，合理性原则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中国行政法起步于80年代。在行政法研究的早期，行政法基本原则并不包含合理性原则，而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色彩。例如，由王珉灿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党政分开和党企分开原则”、“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行政管理原则”、“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精简原则”、“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依法办事原则”等七项。[5]现在看来当时的理论是非常幼稚的。80年代末，罗豪才教授首次在其主编的行政法教材《行政法论》中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了一种全新的表述，即法治原则和民主与效率相协调原则。书中法治原则的内容包括了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越权无效原则和应急性原则。[6]在此可以看出，合理性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已经有了雏形。时隔一年，仍由罗豪才教授主编的统编教材《行政法学》明确将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合法性原则和合理性原则，

[7]并对两个原则的内容作了分析。至此以后，大部分行政法教材中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都包含了合理性原则。

二、中国行政法合理性原则之质疑

首先，合理性原则的确立过程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在80年代合理性原则刚刚确立时，各行政法著作（教材）中关于为何中国行政法要确立这一原则问题的论述、说理较浅显。一般在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节中，先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涵义、受影响的因素、研究的状况、确立的标准等进行论述，在对确立标准论述之后，接着便直接论述到“鉴于上述标准，并从行政法制的现实出发，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纳为……”。[8]虽然对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作了简单论述，如应当是低于宪法的原则而高于行政法的具体原则等等，但这只是标准问题。由标准并不能直接得出我们应该确立合理性原则。中间缺少了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能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或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论证环节，即合理性原则为什么是符合这些标准的。中国行政法的合理性原则，更多时候是直接拿来使用。

当然直接拿来，至少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不相适应；二是所拿来的合理性原则恰巧适应了我国行政法的需要。也许我们会侥幸碰到第二种情形。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形，当初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确立不是没有疑问的，它只是一种直接拿来的尝试，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

其次，合理性原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从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发展过程看，案件和法官的判词一直伴随其左右。可以说，科克、丹宁、里德[9]等诸多英国法官的判词和言论对合理性原则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法院对社会的影响有时候并不逊色于议会甚至更大。很大程度上，法律的进步是由法院法官的判词的不断积累和提升而得以完成的。英美法系所具有的独特的司法制度保证了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被司法机关赋予一定的内容，从而具有司法适用性。“从历史上看，英国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是由司法判决确立的判例法。合同法及侵权法目前仍然主要是法官造法。”[10]在美国存在同样的情形。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我们可以听到“法官造法”之说。但在中国，由于主要遵循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法官造法”尚无生存的空隙。法院原则上必须严格遵守和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不能随便解释或变更。如果中国法院对合理性原则进行任意解释，那将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如混淆全国人大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法院司法权的界限和权责，演绎推理式的审判逻辑也将被打乱等等。在英国，随着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和法院判例的不断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合理原则已相当成熟,法官们明确地将“不相关的考虑”、“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恶意”等视为不合理。经过司法判例的长期积累，合理性原则已具有了丰富的内容。根据台湾学者林惠瑜概括,合理原则包括下列相互交叉的概念：不适当之动机或目的，考虑不相关之因素，未考虑相关因素，不合乎理性，荒谬，恶意，不诚实，恣意，反复无常，过分，禁止反言之违反，忽视公共政策，法律期待之违反，违反比例原则，法律解释错误[11]。但在中国，情形则不同。合理性原则要在实践中得到运用，首先必须解释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这是前提。但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呢？如同哈贝马斯在论述法律解释时说到的，法律解释从不同的“视域”进行会有不同的解释结果，而这些结果从各自的“视域”来看都是合理的。韦德也说：“法律界限内的余地很大，其中各种不同的观点不能都认为是不合理的。一方的完全属于法律合理范围以内的意见，可能被对方指责为完全的不合理。大臣没有能指出合理与否的界限。”[12]因此，合理与否很难明确界定。我国是演绎推理式的司法模式。此种模式要求法律的规定应该尽可能详细且具有操作性。而合理性原则这一极抽象的原则，就如同平等、正义等，在中国不具有演绎推理的土壤，不利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那为何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于司法实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能有效地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呢？这主要源于其特有的英美法传统和判例法制度。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判例制度，而不是制定法的传统，其司法实践是一种归纳式的模式，即不断通过案例的积累来推进法律的发展，而不是依靠一个具体详细的制定法来演绎推理。英美法系国家实行“遵循先例”的基本原则，即法院关于与合理性原则有关的案件的判例对以后同类案件有使之参照并遵守的作用，因此，通过大量的判例而被赋予了丰富内涵的合理性原则，在法院的司法审判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而能得以有效的运用。

再次，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不可否认，虽然合理性原则极其抽象，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司法操作性，但是合理性原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肯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合理性原则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因为单就“合理性”一词的字面看，其就是美好的，就象公正，善良等一些为人类所向往的美好词汇。没有哪个国家会去追求不合理。单就此点，合理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宏观价值。可能当初合理性原则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点积极作用的考虑，而期望这个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美好词汇能给中国的行政法治带来春天的气息。可能因为当时合理性这个词汇在其他部门法中还未出现，而诸如公平、民主等词汇在宪法等部门法中都已出现，这也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表明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所独具的原则，而在形式上符合作为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但是我们认识事物不能只片面的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系统地认识事物运行的规律，既考虑积极的，也分析消极的。从目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来看，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大政府，小社会”，具有浓厚的行政国色彩。在中国，政府对法治的影响比法院有时候更为重大。行政法目前的研究重点，如行政公开、行政程序、行政许可等都是为了能更好地控制政府的权力，使之规范地运作。在此文化背景下，合理性原则这一近乎人人都有理由阐释的原则，很大程度是与当前严格规范政府权力的理念不相符的。因为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形在行政法实践中较多），在利用行政法基本原则来对纠纷进行解决时，处于上位的政府在利用合理性原则时，一般是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试图逃避本应负有的法律责任。这便与我们目前行政法治中的权利本位、人权保障等理念相违背。政府根据合理性原则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也属正常，且政府并没有什么过错，因为任何个体在法律的范围内都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存在的问题只是合理性原则的问题。正如当初我们提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口号一样，愿望是美好的，即希望我们的市场和法制都能得到发展并相互促进，而没有意识到作为一种对诸多领域具有指导作用的口号的科学性以及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带来负作用。但后来出现的情形恰恰与我们当初确立这一口号时的美好愿望相反。苏力在分析时深刻地说到：“正是在这些未经反思的假定和预设的指导下，‘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口号获得了法学界一致的赞同；而所谓法制，就是加强立法以成文法来规范、约束、促成和发展市场。然而，这样的理论辨析不仅违背了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有关经济与法律的关系的基本理论，而且由于法律、国家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内在的、固有的联系，因此在实践上，很容易出现以加强法制建设，宏观调控为由，以满足社会一时的要求而目光短浅地追求所谓的完善的法制，结果很可能造成法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13]因此作为一种具有宏观指导、统一和补缺等作用的口号或原则必须具有科学性，而不能仅仅因为其表面上属于一个美好的词汇而不假思索的将其作为口号或原则。合理性原则某种程度上是赋予政府在出现利益纠纷时可以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权力。政府利用合理性原则在纠纷中为自己考虑，那么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很多时候便受到侵犯而得不到保障。我们可以与合法性原则比较，合法性原则在出现纠纷时，一般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因此，政府在明确的法律面前不可能出现随意侵犯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情形。而合理性原则则不同，各方都会有自己的合理的理由，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政府的合理性必将可以通过自己的地位优势而以维护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需要等理由取代行政相对人的合理性。合理性原则已经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产生了诸多认识的误区而引起了一定的负作用，如：道德理念误区、多数认同误区、政策导向误区、客观规律误区等等。[14]因此，合理性原则不具有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科学性。

第四，从法律原则的一般理论来看，合理性原则层次不清。民法学者徐国栋多年以前便认识到了我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原则混乱的问题。诚如其所言“原则的泛滥在当代中国的各法律部门绝不是个别的现象，它基于论者们对原则到底是什么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似乎认为，任何重要的东西都是原则。”[15]对于法律原则的确立，笔者认为在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首先必须明确法律原则的层次性，即是属于法的原则、宪法的原则还是属于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的原则等等，而不能相互混淆，这样才能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比如公正原则，公正从希腊罗马时代至今，都没有间断过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基本理念或基本原则。而在行政法中，有的学者把行政公正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16]在此，便存在一个问题，即行政公正原则与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原则有何区别。从行政公正原则的论述来看，似乎只是对一般意义上法的公正理念的阐释。行政法首先属于法的范畴，既然行政法是法，那么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原则当然适用于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即使对于部门法的民法、刑法，公正原则同样适用。如果按照行政法公正原则确立的思路，似乎民法中也应该有公正原则，刑法等其他所有的部门法中都应该有公正原则，然后便可以对民法公正原则、刑法公正原则等主观地赋予其内涵。这里我们便可以感受到问题所在。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某个原则或理念已经是一般意义上法的理念或原则，或已经是宪法的原则，则没有必要再在部门法中加以重复规定，除非具有特殊的意义。且有时候在部门法中重复规定，由于极强的抽象性反而还会给部门法的发展带来负作用。只有遵循以上的思路，我们才可能改变目前简单地将法律原则从一个部门法中移植过来，或直接把法的原则或宪法的原则移植到部门法中等混乱的状况。合理性原则也显示了以上分析的混乱姿态。法作为一般意义的法，必定要求其运作是合理的。不合理的状态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不会再有生存空间。作为部门法的行政法，必定要遵循法运行的规律与宪法的理念或原则。同时，我们在确立行政法基本原则时，由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的广泛性、行政关系的变动性大等特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区别于作为部门行政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组织法等的基本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能够贯穿、指导和规制整个行政法领域，而不能仅仅作用于某个部门行政法领域，那样其只能是部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不能称为整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此，行政合理性原则缺乏明晰的层次性。

第五，合理性原则的移植和转化造成了概念的混淆。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必定要对所移植的对象在移植国进行转化，从而使被移植对象所体现的价值能反映移植国的法律精髓。在英美法系国家，合理性原则对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了控制行政行为的有效手段。我们移植合理性原则也是希望它能对中国行政权的规制起到积极作用。如前所述，合理性原则直接移植到中国，并没有生成的土壤。但是存在一种可能，即在合理性原则移植过来后，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本土因素对其进行加工，从而使其适应并促进泄男姓ㄖ谓ㄉ琛F涫荡雍侠硇栽蛟谥泄姆⒄箍矗芏嘌д咭丫馐兜搅说背跻约跋衷谒妨⒌暮侠硇栽蛟诰哂写舐椒ㄏ荡车闹泄脑诵写嬖谥疃辔侍猓佣ü鞴鄣囟院侠硇栽蚋秤韪嗟囊子诓僮餍缘哪谌荩蚨院侠硇栽蚝侠淼奶跫薪涎细竦慕缍╗17]等等来试图使合理性原则能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挥作用。如有的著作（教材）把合理性原则的内涵包括为：符合法律的目的、出于正当的动机、考虑相关因素及排除不相关的因素、不得任意迟延或不作为、符合公正法则（这其中又包括（1）平等对待、无偏见、不歧视；（2）遵循比例，不失衡；（3）前后一致、不反复无常（4）信赖保护，不反信。）。[18]在这里，合理性原则包括了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合理性原则似乎成了一个大袋子，什么原则都可以往里面塞，从而具有了“丰富”的内容。这反映了合理性原则在中国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了对概念进行任意主观界定的混乱情形。当然任何界定的初衷可能都是希望合理性原则能对中国的行政法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按照上面关于合理性原则内容的表述，当我们提到合理性原则时，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等诸多内容都是合理性原则内容。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思路，似乎我们只需要一个原则即“民主与公正原则”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可以对其赋予合理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等诸多内容，而且“民主与公正原则”听来也更“顺耳”。这明显是行不通的！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界定使移植的法律制度能够适应社会的需求。但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所移植的法律具有转化的可能和现实条件。至少从转化的结果看，被转化后的法律与直接移植的国外法律在精神层面等诸多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如果只引用别人的一个概念，然后就通过各种途径对这个概念进行主观界定，而使其界定后的内容与被移植的概念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那么这并非有效用的移植，也不能算是本土创新，而是界于两者之间的既浪费了资源又不能带来效益且可能会带来巨大负作用的混乱形态。

当然有学者认为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是基本相同的。[19]由于行政比例原则和合理性原则均是关于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律的理论或学说，因此，两者在精神理念上是相通的且两者都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将比例原则译为合理性原则。[20]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虽有诸多相通之处，但其区别也泾渭分明。合理性原则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起源于英美法系传统的合理性原则与起源于大陆法系传统的比例原则必定存在差别。由于比例原则起源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现在通常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妥当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实际上可否达到法定之目的；二是必要性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的行使，在仅达到行政目的即足，不可过度侵及公民权利；三是狭义比例原则，指一个行政权力之行使，虽是达成行政目的所必要的，但是不可给予公民超过行政目的之价值的侵害。单就比例原则较稳定的内容而言，就明显区别于合理性原则[21]。比例原则遵循的是大陆法系的法治逻辑。因此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将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等同，来使合理性原则“发光”。

三、结语

韦德说：“合理性原则已成为近年赋予行政法生命力最积极和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它在实体方面对行政法的贡献与自然公正原则在程序法方面的贡献相同。”[22]韦德说这句话并没有错，因为韦德只是针对合理性原则在英国的情形而作此总结，韦德并没有针对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比较法大师勒内·达维德所说：“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每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与规范是适当的。但传统并非老一套的同义语,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23]达维德也告诉我们每个国家的法律传统是有差别的。每个法律制度的生长需要不同的环境，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现实环境来思考我们的法律建设。在合理性原则的移植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供体与受体能否相适应”，也就是合理性原则从国外移植过来，能否适于中国的本土。“外国的法治经验的确可能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帮助，同时在对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它也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有的已经融进了我们的传统。但由于以下原因，这种启示和帮助将是有限的，不可过高希望。首先，社会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至少有很大部分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因此，这些地方性的知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次，外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经验。第三，由于种种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任何学者尽管试图客观传述外国法治经验却有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扭曲了其试图真实描述的现象。‘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实在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并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无论我们如何细致描述、界定、概括外国的法治，都必须切记这些都不等于外国法治经验的本身。提醒这一点并不是要拒绝借鉴，而是指出借鉴之艰难。”[24]

TheSuspicionofTheRuleofReasonablenessofChineseAdministrativeLaw

Abstract:Asaprincipleofadministrativelaw,theruleofreasonablenesshasdevelopedinChinafor20years,butitdoesnotplayaroleintheruleoflawandisnearlyineffective.Throughthecomparativeanalysesoftheorginsandthelogicsofthisrule,theruleofreasonablenessisnotadaptedtoChinesesystemsandtraditionsandhassomenegativeimpacts.

Keywords:RuleofReasonableness;ContinentalLegalSystem;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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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6.

[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8.

[3][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版，第568页。

[4]参见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5]参见王珉灿主编：《行政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以下。

[6]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3页。

[7]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以下。

[8]一般当时著作（教材）对行政法确立什么基本原则的逻辑思路都是如此。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应松年、朱维究主编：《行政法与行政法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3页；等等。

[9]在帕德菲尔德诉农业、渔业和食品大臣的案中,丹宁和里德法官认为:部长有权利更有义务正确行使裁量权以实现该法律的政策,裁量权的行使并非不受拘束,乃有积极行使之法律义务,从而使英美国家也发展出了类似大陆法的“行政介入请求权”。可以说，1968年的帕德菲尔德案为合理原则开创了新纪元。丹宁大法官认为:“在我们的行政法中,此案是一个里程碑。”参见丹宁：《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版，第115页。

[10]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11]参见林惠瑜：《英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台北三民书局1994版，第197页。

[1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409-410。

[1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14]参见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15]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自序”第6页。

[16]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7]参见关保英：《论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合理条件》，《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18]参见方世荣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9页。

[19]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20]参见M.P.赛夫：《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版，第212页。

[21]合理性原则与比例原则还有其他诸多泾渭分明的区别。参见何景春：《行政比例与合理性原则的比较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2]SeeH.W.R.Wade,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88,p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