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中止范文10篇

犯罪中止范文篇1

【关键词】：犯罪中止成立要件责任依据

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认为:“中止犯在整个犯罪论中或许不一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现在也并非特别紧急的问题。但是，中止犯集中体现了犯罪论的各种论点。犯罪论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才能科处刑罚，而中止犯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减轻或免除刑罚，可以说，这是''''反过来的犯罪本身''''.”[1]正是因为犯罪中止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与刑法学的根基和本源紧密相连，所以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刑法学领域中一片极具吸引力和争议性的园地。本文拟对犯罪中止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各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概览

（一）外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简介

在英美普通法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做任何特别考虑。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外来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美国尚有一个州的刑事制定法明确否定犯罪中止可作为辩护事由。但已有九个州的法院以判例法形式否认了中止犯的可免责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判例是LeBarron.Stcote案。[2]

1965年3月3日傍晚，被告人LeBarron在一座铁路桥的中央劫持了正匆匆走过桥的一名叫JodeanKand的妇女，告诉她如果不出声就不会受到伤害，为了使自己不受伤害，这名妇女只好不情愿的随他走到铁路桥的尽头，并被推进桥旁边的一个小棚屋。在屋中，被告人告诉受害人:你知道我需要什么。随即他脱下自己的裤子，并开始脱受害人的裙子。在保证自己绝不会叫喊后，受害人告诉他她正在怀孕，并恳求他放过自己，否则会伤害自己腹中的孩子。听到她的恳求后，被告人用手抚摸了她的腹部，并将她拉到屋门口的光亮处，这时他发现受害人确实穿着贴身的孕妇装。在警告被害人不要报警，否则他会杀死她后，被告人随即让她走了。在法庭上，被告辩称指控他犯有强奸罪未遂是没有充分根据的。首先，他在完全有机会和受害人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停止了这种行为，其次，导致他放弃自己意图的因素是受害人正在怀孕，这一因素不应被视为外来障碍，他中止犯罪的原因来自他的内心。被告人的辩护理由最终未被法庭认定，他被判处不多于15年的监禁。LeBarron提出了上诉，但仍被上诉法院驳回。

在大陆法系国家，最早规定中止犯的立法例是1871年《德国刑法典》该刑法典是将犯罪中止作为犯罪未遂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加以规定的，并确立了中止犯免罚的处罚原则。该法对大陆法系大部分国家的刑事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大陆法系大部分国家的刑事立法都是将中止犯纳入未遂犯的规定之中。对待未遂犯的态度和处罚原则，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立法大致采取了以下几种模式。1.中止犯不以犯罪论。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2条规定：“凡未遂之重罪，已表明于外部行为并继之着手实施，仅因偶然或非出于犯人本意之情况，而中止或未产生结果者，以重罪论。”这条规定中虽未明确规定犯罪人因己意中止犯罪的不以犯罪论，但从该法中没有中止犯的规定和处罚原则，而该法又奉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看，当然可得出上述结论。新修订的法国现行刑法仍然沿袭了1810年刑法的传统，对中止犯不以犯罪论。法国的司法机关也不追究中止犯的刑事责任。2.规定中止犯在只有其行为或结果构成其他犯罪时才以其它罪加以处罚。1929年《苏俄刑法典》第19条规定：“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实施，是由于打算实施这个犯罪行为的人自动放弃实施的时候，法院应当依照未遂犯或预备犯实际上已经完成的行为，来决定适当的社会保卫方法”。该条规定有两大特色：一是未将中止犯规定于未遂犯之中，而是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犯罪未完成形态，中止犯的范围，不仅包括已着手实施犯罪后自动放弃的情况，也包括在犯罪预备阶段放弃犯罪的情形。这一规定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产生了影响。二是对中止犯的处罚，不是作为一种未完成罪处理，而是按犯罪行为构成的其他既遂罪处罚。如自动中止强奸妇女的，因其中止系为己意，故不构成强奸罪。但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已构成猥亵妇女罪，故应按猥亵妇女罪的既遂处罚。对此种处理模式，我国学者曾提出如下意见：以实际危害结果认定中止犯性质之所以不正确，主要是（1）它违背了认定犯罪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对中止的处罚是对其中止前危害社会行为承担责任，先前行为是在原来的犯意指导下进行的。行为与犯意的性质是一致的，如果以犯罪过程中造成另外的危害结果确定犯罪性质，必然会产生客观归罪的弊端。（2）它会使有些中止犯无法处理而宽纵犯罪分子。就有损法律的尊严，也是罚不当罪的表现。[3]3.规定中止犯可减轻处罚。如1971年《瑞士刑法典》第21条款规定：“犯罪未完成如果由于行为人之本意者，得不依未遂犯处罚。”该法第22第2款规定：“行为人由于己意致力于避免犯罪结果之发生，或阻止其结果发生者，得减轻其刑。”4.规定中止犯应减轻或免除处罚。如《日本刑法典》第4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刑罚。”《韩国刑法典》第26条规定：“行为人已着手犯罪行为之实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结果发生者减轻或免除其刑。”5.规定中止犯免除处罚。如《德国刑法典》第24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己意中止犯罪之继续实行或防止犯罪之完成者，不受未遂犯之处罚。”

不难看出，不仅两大法系对中止犯的态度迥然不同，大陆法系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对中止犯的构成条件和处罚原则的规定也存在重大差异。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中止形态

据学者们考证，自唐律以来，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近似现代刑法中区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规定，却惟独未有犯罪中止形态和处罚的明确表述。直至清朝末年，20世纪初叶，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律时，由其主持修订的《大清暂行新刑律》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己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这一规定系模照德、日刑法将中止犯规定为未遂犯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未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未完成形态。

建国后，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首次提出了“中止犯”的概念，该大纲第14条第2款规定：“犯罪未完成，系因己意中止行为或防止结果之发生者，为中止犯，免除处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第6条规定：“不论什么犯罪，在实行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行为的继续进行和有效地阻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可以免除处罚。”该条规定将犯罪中止限定于“实行犯罪的过程中”，这一点于德日刑法的规定极其相似。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稿第21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应当免除或减轻处罚。”我国1979年刑法第21条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与57年刑法草案第22稿的规定无任何差别。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后的刑法第24条对1979年刑法第21条做了两处修改：一是对犯罪中止的构成要件，将“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改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新刑法中的上述改动，避免了在同一法条中相同词语语义上的不一致，从语言学上讲无疑是成功的。二是对中止犯的处罚，由笼统地规定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修改为“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一规定既是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使司法实践中对中止犯的处罚有了更明确的标准。

二、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

（一）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概说：

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对中止犯的态度和处罚原则表现出较大差异。但是，对中止犯的成立条件的表述大部分国家的刑法规定较为一致，构成中止未遂一般来说应具备如下条件：（1）行为人已着手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2）犯罪未完成是由于犯罪人自觉地否认了其犯罪意图。（3）未发生侵害结果。这就要求犯罪人在犯罪行为未实行终了时停止行为的继续实施，或在行为实行终了后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上述三个条件，因为高度概括，所以并不能给实践中在认定中止犯时为其所面临的重重复杂情形提供明确的判断依据。对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在刑法理论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如何认定犯罪人是否自动中止犯罪。对于判断犯罪人“自动中止”的标准，在刑法理论上有四种学说：

（1）主观说此说以犯罪人对妨碍其犯罪得逞的客观障碍的认识作为判断标准。其依据便是采用了德国学者弗兰克提出的弗兰克公式：“能达目的而不欲时，属于中止未遂；欲达目的而不能时，属于障碍未遂。”根据该说，如果犯罪人放弃犯罪是因为他主观上认为存在妨碍其行为得逞的客观障碍，即使这种障碍并不存在，仍不能认定犯罪人系出于己意自动中止犯罪。如果犯罪人主观上并不认为存在其完成犯罪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了实行行为或防止了结果发生，即便客观上存在使其犯罪意图无法得逞的障碍，仍应认定犯罪中止成立。至于促使犯罪人中止犯罪的动机是什么，则非所问。虽然有权威学者和判例采取主观说，但是主观说还是受到批判。对该学说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批判主观说的基准——弗兰克公式来体现的：第一，弗兰克公式中的能与不能是一种可能性概念，至少可以在两个意义上作出解释，其一是伦理的可能性，其二是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例如，儿子决意杀害父亲，已经向父亲瞄准了，但没有开枪。如果单纯从心理、物理的角度而言，开枪是可能的，但从伦理的角度而言，开枪是不可能的。于是，适用弗兰克公式时会因角度不同而得出甚至矛盾的结论。因此弗兰克公式并不能准确地区分障碍未遂和中止未遂。第二，即使将弗兰克公式中的能与不能限定为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也存在疑问。例如，甲将丙误认为乙，以杀害乙的意思对丙实施刺杀行为，但马上发现对象弄错了，便立即停止了继续刺杀行为。如果单纯从能达目的而不欲的基准来判断的话，甲的行为属于中止未遂，但这种结论是有疑问的，在这种场合必须分析行为人不欲的动机。从上可以看出主观说对自动性的认定并不明确。

（2）限定主观说该说认为只有在犯罪人放弃犯罪系出于惭愧、内疚、同情、怜悯等广义的悔悟时才成立犯罪中止。该学说只是把主观说中的能与不能限定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可能性。限定主观说的主要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自动性和伦理性相混同，混淆了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界限，对犯罪人提出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要求，实不可取；二是将广义悔悟作为中止犯的成立要件，没有法律根据；三是过于缩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围。如平野龙一指出：限定主观说将中止犯视为责任减少或消灭事由，其结果导致即使既遂也应以中止犯论处，这与现行刑法相矛盾，也忽视了奖励中止的刑事政策效果，而且刑法并没有将广义的悔悟规定为中止犯的成立条件，故限定主观说缩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围，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4]

（3）客观说其基本观点是，对于行为人放弃犯罪的原因，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客观评价，若该原因在一般经验上对行为人的意思没有产生强制性影响，而行为人放弃犯罪时就是犯罪中止。其判断基准是：如果当时的情况对一般人不会产生强制性影响（或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放弃犯行时），而行为人放弃犯行的就是中止犯，如果当时的情况能给一般人产生强制性影响（或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犯行时）行为人也放弃犯行的属于障碍未遂。[5]只是一味的以一般经验上是否产生强制性影响作为是否基于自己意志的标准，显然导致刑法所规定的主观要件失去了意义。

（4）折衷说该说的基本观点是认定是否基于自动性时，必须考察行为人对外部事实是如何认识的，再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行为人的认识，探讨外部事实对行为人的意志是否产生了强制性影响，如果产生了强制性影响就是障碍未遂；如果没有产生强制性影响则为中止未遂。其判断基准是，虽然认识到了外部事实，但根据客观标准想实施的话仍然可以实施时成立中止犯；认识到了外部事实，根据客观标准想实施也不能实施时成立障碍未遂。上述观点较之于单纯的主观说和客观说，其优点是很明显的，我们不妨认为，这种折衷表现了现代刑法学的成熟，它不再是一味地追求理想、追求一种虚无飘渺的正义，而是意识到刑法根植于特定的环境，总要带上时代的烙印。[6]所以，折衷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更具前瞻性和发展动力。

（二）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中止成立条件问题

我国学者对中止犯成立条件的论述，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基本内容并无太大出入。根据我国刑法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成立犯罪中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犯罪中止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犯罪中止的时间界限为在犯罪过程中，但对于什么是犯罪过程并没有立法上的明确解释。“犯罪过程是一个总概念，这里指的是犯罪行为过程也即在犯罪准备或着手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如果犯罪已达既遂，或者在有结果的犯罪中，危害结果已经产生，那就不可能发生中止的问题了。”[7]可以看出，只有在犯罪预备过程和着手实施犯罪但没有达到既遂之前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的情况。有学者指出，在理解犯罪中止的时间界限上，“有一个误解应该澄清，就是某些刑法论著在论述犯罪中止的时间性时，总是惯于强调中止犯发生在犯罪结果出现以前。这一提法不够确切，不能全面概括中止犯的时间界限。中止犯只能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才是正确的结论。犯罪既遂与犯罪结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的既遂并不以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条件，如阴谋犯、行为犯、危险状态犯等，未发生犯罪结果也成立犯罪既遂，即犯罪已经完成。如果对于这些犯罪形态的中止也以犯罪结果发生作为终限时间，则意味着在犯罪完成以后还可以成立中止犯，这是不合适的。”[8]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刑法中的确存在以法定结果是否发生来衡量是否完成犯罪的情况，如结果犯。对于这种犯罪而言，结果发生之前，有效予以防止的即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表述，实际上并没有错误。关于犯罪中止时间性的争议突出表现为危险犯与间接故意的中止形态认定问题，后面将就此加以详细阐述。

2.必须是自动中止。关于判断犯罪是否系自动中止的标准，笔者国刑法学的通说是主观说，但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行为人放弃犯罪的原因，即犯罪的动机，何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是处于行为人自己的本意也有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绝对自动论。认为自动放弃必须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自我主动放弃犯罪。如认为犯罪中止的自动性是指“人们的活动完全是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不受自己意志以外的因素影响。”[9]因此，诸如在被害人的哀求、警告或别人的规劝下停止犯罪活动的，都不能成立犯罪中止。（2）内因决定论。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即外界因素对犯罪的完成只是一种条件因素，而最终决定放弃犯罪活动的还是行为者本人。因此，即使客观上存在影响犯罪进行的不利因素（例如被害人的斥责、呼救、认出犯罪人等），只要行为人事实上放弃了犯罪行为，仍应当以中止犯论。（3）主要作用论。认为各种外界因素对犯罪人犯罪意志的影响不可能等同，有的足以迫使行为人停止犯罪，有的却不能改变其犯罪意图。因此，只有查明意外因素在行为人主观意志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才能正确判断犯罪的形态。[10]（4）无意义论。认为“引起犯罪中止的原因对于中止犯的成立没有意义。犯罪意图的产生与消灭都是基于一定的原因。中止犯的核心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打消犯罪意图，客观上放弃犯罪活动。至于促使行为人打消犯意、放弃犯罪的原因，不是中止犯的特征。”[11]（5）综合考察论。认为在具有外界因素的场合，判断犯罪没有完成或危害结果没有发生，究竟是行为人被迫停止犯罪，还是自动放弃犯罪，既不能纯粹从外界因素方面着眼，单纯考虑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不承认行为人主观上的决定作用;也不能一味强调行为人的意志作用，而忽视外界因素的强制作用，而应当根据行为人对事实的认识情况，结合外界因素的性质及表现形式，分别不同情形，加以认定。[12]

我认为，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促使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的原因，正如第五种观点所指出的，并不影响犯罪中止“自动性”的成立。但是，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事实上不可能不受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完全是由于行为人自己“想象”而决定的。即使是由于行为人在准备犯罪过程中或已经着手实施过程中的良心发现而停止犯罪，或自动有效阻止结果发生的，就不能说不是因为行为人由于受到某种教育这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人所实施的任何行为的意志，包括决定中止犯罪的意志，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人的意志活动虽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之上的。因此，完全否定客观因素对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所起的影响作用是没有道理的。所探讨的问题只是在决定停止犯罪行为的当时有无客观因素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正是因为如此，不考虑外在客观因素对于行为人犯罪意志的抑制程度，只从客观上看行为人只要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的实施，就成立犯罪中止，同样是不科学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笔者认为第五种观点要求具体分析客观因素对行为人意志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将其作为认定自动性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

3.必须是彻底放弃犯罪。所谓彻底放弃犯罪，是指犯罪人主观上彻底打消先前的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放弃了自以为可以完成的行为，或防止了侵害结果的发生。凡意图暂时搁置犯罪意图，停止犯罪行为而待将来继续进行的，不论处于何种动机，均不成立中止犯。但是彻底放弃犯罪是针对所实施的罪而言，而并非指彻底放弃所有犯罪意图，决心以后永不犯罪。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是否只能发生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之后，通说认为，这是特殊的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结果尚未发生之前。[13]笔者认为，从法律关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规定而言，虽然在尚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要出于行为人的本意放弃实行行为，就可以符合“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要求，但立法并没有限定只能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后才能实施“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例如，故意杀人已经致人重伤，如果不抢救则可能造成死亡，行为人只是消极的放弃故意杀人行为，但不予以抢救是不行的，必须实施积极的抢救行为才能阻止死亡结果发生。在该种情况下的犯罪中止，仍然属于这种特殊的犯罪中止。因此，我认为，只要是在结果发生之前，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就应当符合“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一犯罪中止的要求，而不须限定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后结果尚未发生之前。

对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实施的积极的作为是否只限于行为人本人的行为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上同样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必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阻止结果发生的，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如果虽然想阻止结果，但结果是因他人的行为或其他力量的阻止而没有发生，不成立犯罪中止。[14]因此，只有行为人采取的积极阻止的措施奏效，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否则应当构成犯罪未遂（或既遂）。第二种观点认为，成立中止犯所要求的，只要是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作为即可。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以避免犯罪结果发生为目的的积极作为，努力避免犯罪结果发生，而事实上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行为人的积极努力与犯罪结果未发生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也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或者假意避免犯罪结果发生而不采取有效行为的，均不足以构成犯罪中止。[15]第三种观点认为，阻止结果发生的措施必须有效，但是，阻止结果发生的行为则并非只能由行为人一人实施，第三者与行为人共同采取措施防止了结果发生的，行为人仍然成立犯罪中止。只要行为人的阻止行为对于防止结果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就可以认定行为人采取积极措施防止了结果发生。[16]即对于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犯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事实上，除了非暴力性犯罪以外，在大多数暴力性犯罪案件中，单凭犯罪者一人之力，往往很难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而常常需要他人的协助。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犯罪人真心实意地想放弃犯罪，并且确实为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即使有他人的帮助，也不影响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17]基于我国刑法的规定，要求行为人采取的措施须有效地阻止结果的发生，这是我国学者一致的观点，但在是否要求必须是由行为人本人阻止结果发生，从设立犯罪中止刑事政策的意义上看，我认为以更为宽松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更有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因此，第三种观点是合适的。

三、犯罪中止形态的若干具体问题研究

（一）间接故意犯罪中有无犯罪中止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国刑法学界鲜有持肯定态度者，理由是“间接故意犯罪由其主客观特征所决定，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这些犯罪停止形态。先从主观方面分析：间接故意犯罪主观要件的特点，是表现为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造成的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持''''放任''''的心理态度，即听之任之，发生与否都可以的心理态度……根本谈不上对完成特定犯罪的追求，也就谈不到这种追求的实现与否。而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的行为人，原本都存在着实施和完成特定犯罪的犯罪意志与追求心理。可见，间接故意犯罪主观上的放任心理是不符合犯罪未完成形态的主观特征的；再从客观方面考察:犯罪未完成形态，由于行为人完成犯罪的意志以外的原因的阻止或者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意志，而使犯罪停止在未完成的状态下。间接故意犯罪由其主观放任的心理的支配，而在客观方面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特定犯罪的状态，因为客观上出现的此种状态或彼种结局都是符合其放任心理的，因而这种案件是应以行为的实际结局决定定罪问题。这样间接故意犯罪里也就没有了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的余地”。[18]但也有学者认为“间接故意犯因无犯罪意图可言，若认为犯罪中止是指犯罪人放弃了犯罪意图，自然不发生间接故意犯中止犯罪的问题。但所谓中止犯罪，应理解犯罪人对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不应限于犯罪意图。故倘若犯罪人在放任心理支配下导致某具体法益处于危险状态，不采取措施必然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时，若犯罪人此时心生悔悟，遂采取措施避免了犯罪结果发生的，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如:行为人在山上打猎时，看到野兽旁边有牧童贮立，基于一种放任心理，行为人开枪朝野兽射击，结果竟将牧童打伤，生命垂危，此时行为人积极采取抢救措施，将牧童送至医院抢救，而使其脱险的。若否认间接故意可成立中止犯，故对行为人只能视为无罪。这样处理显然宽纵了不法行为人。故愚以为我国刑法界通说在间接故意犯罪可否成立中犯罪中止问题上所持观点不妥。”[19]笔者认为，如果肯定论者同意我国刑法理论对放任心理态度的界定，则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理由是:（1）间接故意放任心理所认识到的可能性应当是“全方位”的，即“明知”的是可能发生这种结果，也可能发生那种结果，也可能不发生任何结果，这都在其认识之中。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发生一定结果之前，行为人在实施其“放任”行为而没有发生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其行为还不能说就是犯罪行为，何以认为其心理活动就是间接故意的犯罪心理?又根据什么事实可以得出在发生伤害结果时，实施的抢救行为是对“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2）理论和实践中，间接故意犯罪的成立是就所发生的结果被认为是“放任”发生的结果。只有在该种情况下的心理态度，其犯罪心理的间接故意的“放任”心理才能成立。论者如何得出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那时那刻的心理活动就是“杀人”的间接故意，而不可能是“伤害”的间接故意?或者既不是“杀人”的间接故意，又不是“伤害”的间接故意?间接故意犯罪其放任心理的界定，是就其已经发生的结果而言是“放任”发生的，即最终的结局是何种犯罪结果，该结果才能被认定为“放任发生的结果”。就肯定论者的例子而言，结局是被害人伤害的结果，应当构成的就是出于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如何能够得出“如果行为人不是作为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中止来认定就是被认定为是无罪的”这种荒谬结论呢？（3）按照论者的观点，行为人不犯罪或者放弃犯罪的心理“是对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所谓的犯罪心理，作为“罪过”的同义语，是应当包括故意犯罪心理和过失犯罪心理在内的。既然认为否定的是前一犯罪心理，是否也可以理解包括否定过失的犯罪心理，如此，过失犯罪理所当然也应当存在犯罪中止形态，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显然论者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肯定说的观点于法于理都是难以成立的。

（二）放弃能够重复实施的侵害行为的定性问题。

在一般刑法论著中，对放弃重复侵害行为下定义的不多见，通常是就下列情况而言:“行为人射杀一人，第一次没有射中，仍有第二次第三次射杀的可能，但行为人却放弃了继续射杀的行为。”对此是定犯罪未遂还是定犯罪中止刑法学界意见不一。我们认为，在讨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属于犯罪未遂还是属于犯罪中止之前，应先搞清楚其成立条件及其特征：一是客观上，首次实施的侵害行为未能发生预期的危害结果，同时必须存在着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这里所谓的“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是指既包括继续利用和使用犯罪工具和方法的可行性，也包括再度重复实施行为的环境的可能性。利用和使用工具或方法的可行性，即是指行为人使用的犯罪工具和方法，具有较大杀伤性且能够反复予以利用，如使用枪支、匕首、大刀，采取刀砍、斧剁等犯罪方法。只要行为人采取的犯罪工具、方法具有实施一次侵害即足以达到犯罪既遂可能性的，均可能存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问题。所谓再度重复实施行为的环境的可能性，是指在客观上存在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如侵害对象、时间、空间、无关系的第三人以及行为人本人生理等条件，不存在足以影响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20]二是主观上，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行为人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本来是可以重复侵害，继续实施犯罪行为而不再继续实施。这里的认识，应当全面包括了诸如对侵害对象，犯罪工具和造成危害后果的大小等事实的认识，只有在这种认识下而放弃本来可以重复，继续实施的犯罪行为，才有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发生的可能。如果行为人是由于某种认识错误而所谓的放弃重复侵害行为，一般都不可能构成重复侵害行为，而应当按照主观上的认识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来对待。同时，这里的行为人的认识，理应包括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完成这一事实而自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如果行为人不管是正确或错误地认为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完成，那么，行为人既不可能继续进行犯罪，也不会发生放弃重复侵害的问题。

从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这些条件和特征出发，我们认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应当属于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理由有三：第一，放弃重复危害行为完全符合自动中止的条件。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具有自动性、时间性、有效性的条件。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以侵害行为有重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为条件的，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而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自动性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从时间上看，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发生在犯罪实行阶段，是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的过程中。另外，从犯罪中止所要求的有效性和彻底性上看，行为人是在实施一个或数个行为而未达到结果时，在可以继续重复侵害行为的情况下彻底放弃侵害行为的完成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可见，放弃重复侵害行为与犯罪中止的条件是完全吻合的。第二，犯罪重复侵害行为是在出于一个犯罪目的的支配下可能实施数个同态动作之间所形成的统一连续过程。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某个具体犯罪行为，往往不是指的一个动作而是数个动作的过程，或曰数个动作的连续与统一，既然如此，在这种作为一个整体的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如果行为人自动放弃可以重复的侵害行为，并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视为犯罪中止无须置疑。而认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属于犯罪未遂的话，就等于把动作的过程分割了开来，就有可能造成打一枪未逞为一个杀人未遂，打二枪未逞又为一个杀人未遂，照此推理，如果数弹都未逞，则要构成数个杀人未遂了。这显然是荒谬的。第三，承认自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犯罪中止，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也是必需的。如果将其视为犯罪未遂，就可能使犯罪人觉得第一枪未射中，但自动停止下来还是犯罪未遂而不是犯罪中止，还不如继续犯罪，如果最终仍未能杀死被害人也还是犯罪未遂。[21]而事实上，这两种未遂在主观恶性上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如此做不利于贯彻我国关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立法精神，不利于区别对待犯罪人，也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打击犯罪，更不利于阻止犯罪减少犯罪的危害性。

（三）关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员中止犯罪的界定问题。

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人中有一人或数人想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弃犯罪行为外，还应说服其他犯罪人也放弃犯罪行为，或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为从主观上讲，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犯意联系，从客观上讲，其犯罪行为相互支持，故每人对全体成员的行为都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一人径自中止了犯罪行为，若其他人仍然将犯罪实施完毕，因为犯罪已达既遂，故对独自中止犯罪行为者也无认定为中止的法律依据。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要求对欲中止犯罪的人来说过于苛刻，而主张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参与而使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带来的有利影响，即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如:两人相约同去盗窃，一人入室盗窃，一人在门口望风，望风之人欲成立犯罪中止，只需在另一人入室前告知自己欲放弃犯罪，不在为其望风即可。再如，一人欲去杀人，另一人为其准备匕首，后者欲中止犯罪，只需将匕首取回即可。只要消除了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完成犯罪形成的便利，便视为已脱离了共犯关系。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但需要强调的是，对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人（如教唆犯，其他组织策划作用的主犯）而言，只要说服他人放弃了犯罪意图，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发生的，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

四、犯罪中止的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刑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刑罚。”首先，中止犯应当负刑事责任。中止犯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因此应当负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并非处罚中止行为本身。相反，中止行为是受到法律鼓励的行为，刑法追究中止犯的刑事责任是因为中止犯在中止之前的行为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社会危害性。其次，对中止犯应当分别情况减免处罚。没有造成损害的应理解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害；造成损害的应理解为造成一定危害结果，但没有造成行为人原本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

我国学者认为，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从客观方面说，行为人放弃犯罪或者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使得犯罪结果没有发生，客观上使行为人本欲既遂的犯罪危害性大为减低（相当于违法性减少说）。第二，从主观方面说，行为人自动否认放弃了原来的犯罪意图，这是没有发生犯罪结果的主观原因，表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为减少（相当于责任减少说）。第三，对中止犯减免刑罚，有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促使犯罪人悬崖勒马，有利于及时保护合法权益，避免给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相当于刑事政策说）。[22]因此，不能仅就一个方面说明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认为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是“行为已欠缺或不具备犯罪构成某些方面的要件”的观点，以及认为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是“已消除或减轻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减少或消失”的观点，并不可取。因为在不具备犯罪构成某些方面的要件的情况下，以及在消除了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的情况下，不可能成立犯罪，也就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

注释：

[1]张明楷.《未遂犯论》.法律出版社，1995.第162页

[2]JoelSamaha，CrimalLaw，WestPublishingCompany，1993，202-207页

[3]徐逸仁.《故意犯罪阶段形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第156页

[4]平野龙一.《犯罪论的诸问题总论》.有斐阁，1981.第154页

[5]早稻田司法考试研究室.《刑法总论》.早稻田经营出版，1990.第95页

[6]童德华.《国外现代刑法学中主、客观主义源流论》.浙江社会科学，2001.第3期

[7]徐逸仁.《故意犯罪阶段形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第168页

[8]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第182页

[9]叶高峰.《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第219页

[10]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第466页

[11]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第188页

[12]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第471页

[1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64页

[14]梁世伟.《刑法学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186页

[15]赵秉志吴振兴.《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第207页

[16]钱舫.《犯罪停止形态形态若干问题的探讨》.法律出版社，第446页

[1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第474页

[18]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276页

[19]张庆方.《论犯罪中止》.刑事法律问题专题研究，群众出版社，1998.

[20]刘亚丽.《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性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1期

犯罪中止范文篇2

【关键词】：犯罪中止成立要件责任依据

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认为:“中止犯在整个犯罪论中或许不一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现在也并非特别紧急的问题。但是，中止犯集中体现了犯罪论的各种论点。犯罪论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才能科处刑罚，而中止犯所讨论的是具备什么要件时减轻或免除刑罚，可以说，这是‘反过来的犯罪本身’。”正是因为犯罪中止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与刑法学的根基和本源紧密相连，所以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刑法学领域中一片极具吸引力和争议性的园地。本文拟对犯罪中止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各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概览

(一)外国刑法中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简介

在英美普通法中，对犯罪中止通常作未遂罪处理，在处罚上也不做任何特别考虑。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有大约半数州的刑事制定法允许被告人把非外来障碍致犯罪未完成的情形作为无罪辩护的理由。在美国尚有一个州的刑事制定法明确否定犯罪中止可作为辩护事由。但已有九个州的法院以判例法形式否认了中止犯的可免责性，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判例是LeBarron.Stcote案。

1965年3月3日傍晚，被告人LeBarron在一座铁路桥的中央劫持了正匆匆走过桥的一名叫JodeanKand的妇女，告诉她如果不出声就不会受到伤害，为了使自己不受伤害，这名妇女只好不情愿的随他走到铁路桥的尽头，并被推进桥旁边的一个小棚屋。在屋中，被告人告诉受害人:你知道我需要什么。随即他脱下自己的裤子，并开始脱受害人的裙子。在保证自己绝不会叫喊后，受害人告诉他她正在怀孕，并恳求他放过自己，否则会伤害自己腹中的孩子。听到她的恳求后，被告人用手抚摸了她的腹部，并将她拉到屋门口的光亮处，这时他发现受害人确实穿着贴身的孕妇装。在警告被害人不要报警，否则他会杀死她后，被告人随即让她走了。在法庭上，被告辩称指控他犯有强奸罪未遂是没有充分根据的。首先，他在完全有机会和受害人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停止了这种努力，其次，导致他放弃自己意图的因素是受害人正在怀孕，这一因素不应被视为外来障碍，他中止犯罪的原因来自他的内心。被告人的辩护理由最终未被法庭认定，他被判处不多于15年的监禁。LeBarron提出了上诉，但仍被上诉法院驳回。

在大陆法系国家，最早规定中止犯的立法例是1871年《德国刑法典》该刑法典是将犯罪中止作为犯罪未遂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加以规定的，并确立了中止犯免罚的处罚原则。该法对大陆法系大部分国家的刑事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大陆法系大部分国家的刑事立法都是将中止犯纳入未遂犯的规定之中。对待未遂犯的态度和处罚原则，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立法大致采取了以下几种模式。

1.中止犯不以犯罪论。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2条规定：“凡未遂之重罪，已表明于外部行为并继之着手实施，仅因偶然或非出于犯人本意之情况，而中止或未产生结果者，以重罪论。”这条规定中虽未明确规定犯罪人因己意中止犯罪的不以犯罪论，但从该法中没有中止犯的规定和处罚原则，而该法又奉行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看，当然可得出上述结论。新修订的法国现行刑法仍然沿袭了1810年刑法的传统，对中止犯不以犯罪论。法国的司法机关也不追究中止犯的刑事责任。

2.规定中止犯在只有其行为或结果构成其他犯罪时才以其它罪加以处罚。1929年《苏俄刑法典》第19条规定：“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实施，是由于打算实施这个犯罪行为的人自动放弃实施的时候，法院应当依照未遂犯或预备犯实际上已经完成的行为，来决定适当的社会保卫方法”。该条规定有两大特色：一是未将中止犯规定于未遂犯之中，而是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犯罪未完成形态，中止犯的范围，不仅包括已着手实施犯罪后自动放弃的情况，也包括在犯罪预备阶段放弃犯罪的情形。这一规定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产生了影响。二是对中止犯的处罚，不是作为一种未完成罪处理，而是按犯罪行为构成的其他既遂罪处罚。如自动中止强奸妇女的，因其中止系为己意，故不构成强奸罪。但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已构成猥亵妇女罪，故应按猥亵妇女罪的既遂处罚。对此种处理模式，我国学者曾提出如下意见：以实际危害结果认定中止犯性质之所以不正确，主要是（1）它违背了认定犯罪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对中止的处罚是对其中止前危害社会行为承担责任，先前行为是在原来的犯意指导下进行的。行为与犯意的性质是一致的，如果以犯罪过程中造成另外的危害结果确定犯罪性质，必然会产生客观归罪的弊端。（2）它会使有些中止犯无法处理而宽纵犯罪分子。就有损法律的尊严，也是罚不当罪的表现。

3.规定中止犯可减轻处罚。如1971年《瑞士刑法典》第21条款规定：“犯罪未完成如果由于行为人之本意者，得不依未遂犯处罚。”该法第22第2款规定：“行为人由于己意致力于避免犯罪结果之发生，或阻止其结果发生者，得减轻其刑。”

4.规定中止犯应减轻或免除处罚。如《日本刑法典》第4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的，可以减轻其刑，但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中止犯罪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刑罚。”《韩国刑法典》第26条规定：“行为人已着手犯罪行为之实行而因己意中止或防止结果发生者减轻或免除其刑。”5.规定中止犯免除处罚。如《德国刑法典》第24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己意中止犯罪之继续实行或防止犯罪之完成者，不受未遂犯之处罚。”

不难看出，不仅两大法系对中止犯的态度迥然不同，大陆法系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对中止犯的构成条件和处罚原则的规定也存在重大差异。

（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中止形态

据学者们考证，自唐律以来，我国刑法中已经有了近似现代刑法中区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规定，却惟独未有犯罪中止形态和处罚的明确表述。直至清朝末年，20世纪初叶，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主持修律时，由其主持修订的《大清暂行新刑律》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己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这一规定系模照德、日刑法将中止犯规定为未遂犯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未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未完成形态。

建国后，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首次提出了“中止犯”的概念，该大纲第14条第2款规定：“犯罪未完成，系因己意中止行为或防止结果之发生者，为中止犯，免除处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第6条规定：“不论什么犯罪，在实行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行为的继续进行和有效地阻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可以免除处罚。”该条规定将犯罪中止限定于“实行犯罪的过程中”，这一点于德日刑法的规定极其相似。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稿第21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应当免除或减轻处罚。”我国1979年刑法第21条关于犯罪中止的规定与57年刑法草案第22稿的规定无任何差别。1997年3月14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后的刑法第24条对1979年刑法第21条做了两处修改：一是对犯罪中止的构成要件，将“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改为“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新刑法中的上述改动，避免了在同一法条中相同词语语义上的不一致，从语言学上讲无疑是成功的。二是对中止犯的处罚，由笼统地规定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修改为“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这一规定既是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使司法实践中对中止犯的处罚有了更明确的标准。

二、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

（一）犯罪中止的成立要件概说：

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对中止犯的态度和处罚原则表现出较大差异。但是，对中止犯的成立条件的表述大部分国家的刑法规定较为一致，构成中止未遂一般来说应具备如下条件：（1）行为人已着手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2）犯罪未完成是由于犯罪人自觉地否认了其犯罪意图。（3）未发生侵害结果。这就要求犯罪人在犯罪行为未实行终了时停止行为的继续实施，或在行为实行终了后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上述三个条件，因为高度概括，所以并不能给实践中在认定中止犯时为其所面临的重重复杂情形提供明确的判断依据。对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在刑法理论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如何认定犯罪人是否自动中止犯罪。对于判断犯罪人“自动中止”的标准，在刑法理论上有四种学说：

（1）主观说此说以犯罪人对妨碍其犯罪得逞的客观障碍的认识作为判断标准。其依据便是采用了德国学者弗兰克提出的弗兰克公式：“能达目的而不欲时，属于中止未遂；欲达目的而不能时，属于障碍未遂。”根据该说，如果犯罪人放弃犯罪是因为他主观上认为存在妨碍其行为得逞的客观障碍，即使这种障碍并不存在，仍不能认定犯罪人系出于己意自动中止犯罪。如果犯罪人主观上并不认为存在其完成犯罪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了实行行为或防止了结果发生，即便客观上存在使其犯罪意图无法得逞的障碍，仍应认定犯罪中止成立。至于促使犯罪人中止犯罪的动机是什么，则非所问。虽然有权威学者和判例采取主观说，但是主观说还是受到批判。对该学说的批判主要是通过批判主观说的基准--弗兰克公式来体现的：第一，弗兰克公式中的能与不能是一种可能性概念，至少可以在两个意义上作出解释，其一是伦理的可能性，其二是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例如，儿子决意杀害父亲，已经向父亲瞄准了，但没有开枪。如果单纯从心理、物理的角度而言，开枪是可能的，但从伦理的角度而言，开枪是不可能的。于是，适用弗兰克公式时会因角度不同而得出甚至矛盾的结论。因此弗兰克公式并不能准确地区分障碍未遂和中止未遂。第二，即使将弗兰克公式中的能与不能限定为心理、物理的可能性也存在疑问。例如，甲将丙误认为乙，以杀害乙的意思对丙实施刺杀行为，但马上发现对象弄错了，便立即停止了继续刺杀行为。如果单纯从能达目的而不欲的基准来判断的话，甲的行为属于中止未遂，但这种结论是有疑问的，在这种场合必须分析行为人不欲的动机。从上可以看出主观说对自动性的认定并不明确。

（2）限定主观说该说认为只有在犯罪人放弃犯罪系出于惭愧、内疚、同情、怜悯等广义的悔悟时才成立犯罪中止。该学说只是把主观说中的能与不能限定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可能性。限定主观说的主要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自动性和伦理性相混同，混淆了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的界限，对犯罪人提出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要求，实不可取；二是将广义悔悟作为中止犯的成立要件，没有法律根据；三是过于缩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围。如平野龙一指出：限定主观说将中止犯视为责任减少或消灭事由，其结果导致即使既遂也应以中止犯论处，这与现行刑法相矛盾，也忽视了奖励中止的刑事政策效果，而且刑法并没有将广义的悔悟规定为中止犯的成立条件，故限定主观说缩小了中止犯的成立范围，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

（3）客观说其基本观点是，对于行为人放弃犯罪的原因，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进行客观评价，若该原因在一般经验上对行为人的意思没有产生强制性影响，而行为人放弃犯罪时就是犯罪中止。其判断基准是：如果当时的情况对一般人不会产生强制性影响（或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放弃犯行时），而行为人放弃犯行的就是中止犯，如果当时的情况能给一般人产生强制性影响（或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犯行时）行为人也放弃犯行的属于障碍未遂。只是一味的以一般经验上是否产生强制性影响作为是否基于自己意志的标准，显然导致刑法所规定的主观要件失去了意义。

（4）折衷说该说的基本观点是认定是否基于自动性时，必须考察行为人对外部事实是如何认识的，再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行为人的认识，探讨外部事实对行为人的意志是否产生了强制性影响，如果产生了强制性影响就是障碍未遂；如果没有产生强制性影响则为中止未遂。其判断基准是，虽然认识到了外部事实，但根据客观标准想实施的话仍然可以实施时成立中止犯；认识到了外部事实，根据客观标准想实施也不能实施时成立障碍未遂。上述观点较之于单纯的主观说和客观说，其优点是很明显的，我们不妨认为，这种折衷表现了现代刑法学的成熟，它不再是一味地追求理想、追求一种虚无飘渺的正义，而是意识到刑法根植于特定的环境，总要带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折衷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更具前瞻性和发展动力。

(二)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中止成立条件问题

我国学者对中止犯成立条件的论述，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基本内容并无太大出入。根据我国刑法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成立犯罪中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犯罪中止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犯罪中止的时间界限为在犯罪过程中，但对于什么是犯罪过程并没有立法上的明确解释。“犯罪过程是一个总概念，这里指的是犯罪行为过程也即在犯罪准备或着手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如果犯罪已达既遂，或者在有结果的犯罪中，危害结果已经产生，那就不可能发生中止的问题了。”可以看出，只有在犯罪预备过程和着手实施犯罪但没有达到既遂之前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出现犯罪中止的情况。有学者指出，在理解犯罪中止的时间界限上，“有一个误解应该澄清，就是某些刑法论著在论述犯罪中止的时间性时，总是惯于强调中止犯发生在犯罪结果出现以前。这一提法不够确切，不能全面概括中止犯的时间界限。中止犯只能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才是正确的结论。犯罪既遂与犯罪结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我国刑法规定的某些犯罪的既遂并不以犯罪结果的发生为条件，如阴谋犯、行为犯、危险状态犯等，未发生犯罪结果也成立犯罪既遂，即犯罪已经完成。如果对于这些犯罪形态的中止也以犯罪结果发生作为终限时间，则意味着在犯罪完成以后还可以成立中止犯，这是不合适的。”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刑法中的确存在以法定结果是否发生来衡量是否完成犯罪的情况，如结果犯。对于这种犯罪而言，结果发生之前，有效予以防止的即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表述，实际上并没有错误。关于犯罪中止时间性的争议突出表现为危险犯与间接故意的中止形态认定问题，后面将就此加以详细阐述。

2.必须是自动中止。关于判断犯罪是否系自动中止的标准，笔者国刑法学的通说是主观说，但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行为人放弃犯罪的原因，即犯罪的动机，何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是处于行为人自己的本意也有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绝对自动论。认为自动放弃必须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自我主动放弃犯罪。如认为犯罪中止的自动性是指“人们的活动完全是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不受自己意志以外的因素影响。”因此，诸如在被害人的哀求、警告或别人的规劝下停止犯罪活动的，都不能成立犯罪中止。(2)内因决定论。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即外界因素对犯罪的完成只是一种条件因素，而最终决定放弃犯罪活动的还是行为者本人。因此，即使客观上存在影响犯罪进行的不利因素(例如被害人的斥责、呼救、认出犯罪人等)，只要行为人事实上放弃了犯罪行为，仍应当以中止犯论。(3)主要作用论。认为各种外界因素对犯罪人犯罪意志的影响不可能等同，有的足以迫使行为人停止犯罪，有的却不能改变其犯罪意图。因此，只有查明意外因素在行为人主观意志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才能正确判断犯罪的形态。(4)无意义论。认为“引起犯罪中止的原因对于中止犯的成立没有意义。犯罪意图的产生与消灭都是基于一定的原因。中止犯的核心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打消犯罪意图，客观上放弃犯罪活动。至于促使行为人打消犯意、放弃犯罪的原因，不是中止犯的特征。”(5)综合考察论。认为在具有外界因素的场合，判断犯罪没有完成或危害结果没有发生，究竟是行为人被迫停止犯罪，还是自动放弃犯罪，既不能纯粹从外界因素方面着眼，单纯考虑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不承认行为人主观上的决定作用;也不能一味强调行为人的意志作用，而忽视外界因素的强制作用，而应当根据行为人对事实的认识情况，结合外界因素的性质及表现形式，分别不同情形，加以认定。

我认为，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促使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的原因，正如第五种观点所指出的，并不影响犯罪中止“自动性”的成立。但是，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事实上不可能不受外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完全是由于行为人自己“想象”而决定的。即使是由于行为人在准备犯罪过程中或已经着手实施过程中的良心发现而停止犯罪，或自动有效阻止结果发生的，就不能说不是因为行为人由于受到某种教育这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人所实施的任何行为的意志，包括决定中止犯罪的意志，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人的意志活动虽然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这种自主性和能动性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之上的。因此，完全否定客观因素对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所起的影响作用是没有道理的。所探讨的问题只是在决定停止犯罪行为的当时有无客观因素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正是因为如此，不考虑外在客观因素对于行为人犯罪意志的抑制程度，只从客观上看行为人只要放弃犯罪意图、停止犯罪的实施，就成立犯罪中止，同样是不科学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笔者认为第五种观点要求具体分析客观因素对行为人意志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将其作为认定自动性的标准是比较合理的。

3.必须是彻底放弃犯罪。所谓彻底放弃犯罪，是指犯罪人主观上彻底打消先前的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放弃了自以为可以完成的行为，或防止了侵害结果的发生。凡意图暂时搁置犯罪意图，停止犯罪行为而待将来继续进行的，不论处于何种动机，均不成立中止犯。但是彻底放弃犯罪是针对所实施的罪而言，而并非指彻底放弃所有犯罪意图，决心以后永不犯罪。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对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是否只能发生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这一特定的时空条件之后，通说认为，这是特殊的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结果尚未发生之前。笔者认为，从法律关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规定而言，虽然在尚未实行终了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要出于行为人的本意放弃实行行为，就可以符合“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要求，但立法并没有限定只能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后才能实施“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例如，故意杀人已经致人重伤，如果不抢救则可能造成死亡，行为人只是消极的放弃故意杀人行为，但不予以抢救是不行的，必须实施积极的抢救行为才能阻止死亡结果发生。在该种情况下的犯罪中止，仍然属于这种特殊的犯罪中止。因此，我认为，只要是在结果发生之前，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就应当符合“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这一犯罪中止的要求，而不须限定在犯罪行为实行终了后结果尚未发生之前。

对于“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实施的积极的作为是否只限于行为人本人的行为的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上同样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必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阻止结果发生的，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如果虽然想阻止结果，但结果是因他人的行为或其他力量的阻止而没有发生，不成立犯罪中止。因此，只有行为人采取的积极阻止的措施奏效，才能成立犯罪中止，否则应当构成犯罪未遂(或既遂)。第二种观点认为，成立中止犯所要求的，只要是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作为即可。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以避免犯罪结果发生为目的的积极作为，努力避免犯罪结果发生，而事实上由于其他原因，导致行为人的积极努力与犯罪结果未发生不具有因果关系的，也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如果行为人没有实施足以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或者假意避免犯罪结果发生而不采取有效行为的，均不足以构成犯罪中止。第三种观点认为，阻止结果发生的措施必须有效，但是，阻止结果发生的行为则并非只能由行为人一人实施，第三者与行为人共同采取措施防止了结果发生的，行为人仍然成立犯罪中止。只要行为人的阻止行为对于防止结果发生起到了关键作用，就可以认定行为人采取积极措施防止了结果发生。即对于犯罪中止的有效性，“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犯罪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事实上，除了非暴力性犯罪以外，在大多数暴力性犯罪案件中，单凭犯罪者一人之力，往往很难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而常常需要他人的协助。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犯罪人真心实意地想放弃犯罪，并且确实为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即使有他人的帮助，也不影响其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基于我国刑法的规定，要求行为人采取的措施须有效地阻止结果的发生，这是我国学者一致的观点，但在是否要求必须是由行为人本人阻止结果发生，从设立犯罪中止刑事政策的意义上看，我认为以更为宽松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更有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因此，第三种观点是合适的。

三、犯罪中止形态的若干具体问题研究

（一）间接故意犯罪中有无犯罪中止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国刑法学界鲜有持肯定态度者，理由是“间接故意犯罪由其主客观特征所决定，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这些犯罪停止形态。先从主观方面分析：间接故意犯罪主观要件的特点，是表现为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造成的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持‘放任’的心理态度，即听之任之，发生与否都可以的心理态度……根本谈不上对完成特定犯罪的追求，也就谈不到这种追求的实现与否。而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的行为人，原本都存在着实施和完成特定犯罪的犯罪意志与追求心理。可见，间接故意犯罪主观上的放任心理是不符合犯罪未完成形态的主观特征的；再从客观方面考察:犯罪未完成形态，由于行为人完成犯罪的意志以外的原因的阻止或者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意志，而使犯罪停止在未完成的状态下。间接故意犯罪由其主观放任的心理的支配，而在客观方面不可能存在未完成特定犯罪的状态，因为客观上出现的此种状态或彼种结局都是符合其放任心理的，因而这种案件是应以行为的实际结局决定定罪问题。这样间接故意犯罪里也就没有了犯罪未完成形态存在的余地”。但也有学者认为“间接故意犯因无犯罪意图可言，若认为犯罪中止是指犯罪人放弃了犯罪意图，自然不发生间接故意犯中止犯罪的问题。

但所谓中止犯罪，应理解犯罪人对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不应限于犯罪意图。故倘若犯罪人在放任心理支配下导致某具体法益处于危险状态，不采取措施必然导致危害结果发生时，若犯罪人此时心生悔悟，遂采取措施避免了犯罪结果发生的，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如:行为人在山上打猎时，看到野兽旁边有牧童贮立，基于一种放任心理，行为人开枪朝野兽射击，结果竟将牧童打伤，生命垂危，此时行为人积极采取抢救措施，将牧童送至医院抢救，而使其脱险的。若否认间接故意可成立中止犯，故对行为人只能视为无罪。这样处理显然宽纵了不法行为人。故愚以为我国刑法界通说在间接故意犯罪可否成立中犯罪中止问题上所持观点不妥。”笔者认为，如果肯定论者同意我国刑法理论对放任心理态度的界定，则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理由是:(1)间接故意放任心理所认识到的可能性应当是“全方位”的，即“明知”的是可能发生这种结果，也可能发生那种结果，也可能不发生任何结果，这都在其认识之中。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发生一定结果之前，行为人在实施其“放任”行为而没有发生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其行为还不能说就是犯罪行为，何以认为其心理活动就是间接故意的犯罪心理?又根据什么事实可以得出在发生伤害结果时，实施的抢救行为是对“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2)理论和实践中，间接故意犯罪的成立是就所发生的结果被认为是“放任”发生的结果。只有在该种情况下的心理态度，其犯罪心理的间接故意的“放任”心理才能成立。论者如何得出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那时那刻的心理活动就是“杀人”的间接故意，而不可能是“伤害”的间接故意?或者既不是“杀人”的间接故意，又不是“伤害”的间接故意?间接故意犯罪其放任心理的界定，是就其已经发生的结果而言是“放任”发生的，即最终的结局是何种犯罪结果，该结果才能被认定为“放任发生的结果”。就肯定论者的例子而言，结局是被害人伤害的结果，应当构成的就是出于间接故意的故意伤害罪，如何能够得出“如果行为人不是作为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中止来认定就是被认定为是无罪的”这种荒谬结论呢？(3)按照论者的观点，行为人不犯罪或者放弃犯罪的心理“是对其先前犯罪心理的否定”，而所谓的犯罪心理，作为“罪过”的同义语，是应当包括故意犯罪心理和过失犯罪心理在内的。既然认为否定的是前一犯罪心理，是否也可以理解包括否定过失的犯罪心理，如此，过失犯罪理所当然也应当存在犯罪中止形态，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吗?显然论者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肯定说的观点于法于理都是难以成立的。

（二）放弃能够重复实施的侵害行为的定性问题。

在一般刑法论著中，对放弃重复侵害行为下定义的不多见，通常是就下列情况而言:“行为人射杀一人，第一次没有射中，仍有第二次第三次射杀的可能，但行为人却放弃了继续射杀的行为。”对此是定犯罪未遂还是定犯罪中止刑法学界意见不一。我们认为，在讨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属于犯罪未遂还是属于犯罪中止之前，应先搞清楚其成立条件及其特征：一是客观上，首次实施的侵害行为未能发生预期的危害结果，同时必须存在着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这里所谓的“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是指既包括继续利用和使用犯罪工具和方法的可行性，也包括再度重复实施行为的环境的可能性。利用和使用工具或方法的可行性，即是指行为人使用的犯罪工具和方法，具有较大杀伤性且能够反复予以利用，如使用枪支、匕首、大刀，采取刀砍、斧剁等犯罪方法。只要行为人采取的犯罪工具、方法具有实施一次侵害即足以达到犯罪既遂可能性的，均可能存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问题。所谓再度重复实施行为的环境的可能性，是指在客观上存在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如侵害对象、时间、空间、无关系的第三人以及行为人本人生理等条件，不存在足以影响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二是主观上，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行为人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本来是可以重复侵害，继续实施犯罪行为而不再继续实施。这里的认识，应当全面包括了诸如对侵害对象，犯罪工具和造成危害后果的大小等事实的认识，只有在这种认识下而放弃本来可以重复，继续实施的犯罪行为，才有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发生的可能。如果行为人是由于某种认识错误而所谓的放弃重复侵害行为，一般都不可能构成重复侵害行为，而应当按照主观上的认识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来对待。同时，这里的行为人的认识，理应包括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还没有完成这一事实而自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如果行为人不管是正确或错误地认为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完成，那么，行为人既不可能继续进行犯罪，也不会发生放弃重复侵害的问题。

从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这些条件和特征出发，我们认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应当属于犯罪中止而不是犯罪未遂，理由有三：第一，放弃重复危害行为完全符合自动中止的条件。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具有自动性、时间性、有效性的条件。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以侵害行为有重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为条件的，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而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自动性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从时间上看，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发生在犯罪实行阶段，是犯罪行为尚未实行终了的过程中。另外，从犯罪中止所要求的有效性和彻底性上看，行为人是在实施一个或数个行为而未达到结果时，在可以继续重复侵害行为的情况下彻底放弃侵害行为的完成或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可见，放弃重复侵害行为与犯罪中止的条件是完全吻合的。第二，犯罪重复侵害行为是在出于一个犯罪目的的支配下可能实施数个同态动作之间所形成的统一连续过程。我国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某个具体犯罪行为，往往不是指的一个动作而是数个动作的过程，或曰数个动作的连续与统一，既然如此，在这种作为一个整体的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如果行为人自动放弃可以重复的侵害行为，并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视为犯罪中止无须置疑。而认为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属于犯罪未遂的话，就等于把动作的过程分割了开来，就有可能造成打一枪未逞为一个杀人未遂，打二枪未逞又为一个杀人未遂，照此推理，如果数弹都未逞，则要构成数个杀人未遂了。这显然是荒谬的。第三，承认自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是犯罪中止，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也是必需的。如果将其视为犯罪未遂，就可能使犯罪人觉得第一枪未射中，但自动停止下来还是犯罪未遂而不是犯罪中止，还不如继续犯罪，如果最终仍未能杀死被害人也还是犯罪未遂。而事实上，这两种未遂在主观恶性上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如此做不利于贯彻我国关于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的立法精神，不利于区别对待犯罪人，也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打击犯罪，更不利于阻止犯罪减少犯罪的危害性。

（三）关于共同犯罪中部分成员中止犯罪的界定问题。

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人中有一人或数人想成立犯罪中止，除了自己放弃犯罪行为外，还应说服其他犯罪人也放弃犯罪行为，或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为从主观上讲，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犯意联系，从客观上讲，其犯罪行为相互支持，故每人对全体成员的行为都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一人径自中止了犯罪行为，若其他人仍然将犯罪实施完毕，因为犯罪已达既遂，故对独自中止犯罪行为者也无认定为中止的法律依据。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要求对欲中止犯罪的人来说过于苛刻，而主张只要犯罪人消除了因自己的参与而使其他犯罪人完成犯罪带来的有利影响，即应认定成立犯罪中止。如:两人相约同去盗窃，一人入室盗窃，一人在门口望风，望风之人欲成立犯罪中止，只需在另一人入室前告知自己欲放弃犯罪，不在为其望风即可。再如，一人欲去杀人，另一人为其准备匕首，后者欲中止犯罪，只需将匕首取回即可。只要消除了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完成犯罪形成的便利，便视为已脱离了共犯关系。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但需要强调的是，对引起他人犯罪意图的人(如教唆犯，其他组织策划作用的主犯)而言，只要说服他人放弃了犯罪意图，或有效地防止了犯罪发生的，才能认定为犯罪中止。

四、犯罪中止的刑事责任

犯罪中止范文篇3

关键词:犯罪中止;限定主观说;自动性

犯罪中止即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愿，真诚地放弃未了的犯罪行为，或行为完成后及时有效地阻止结果发生。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包括中止行为与中止的自动性（任意性），其中中止的自动性判断最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未遂与中止的划分界限，以及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必须减免惩罚的依据。关于自动性的判断标准，存在客观说、主观说、限定主观说的对立。客观说是根据一般人的经验对未完成犯罪的原因进行客观判断，如果当时的情况对于犯罪既遂不具有妨害性质的，即一般人认为行为人可以继续实施犯罪，但行为人放弃了，为犯罪中止，反之有妨害性质的，为犯罪未遂。折中说，也称新客观说，它与客观说的区别在于客观说对行为人未完成犯罪的原因进行客观评价，折中说则是对行为人对外部事实的认识进行客观评价。折中说用一般经验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行为人的认识在一般人看来对行为人继续实施犯罪行为有强制性影响，为犯罪未遂，反之，没有强制性影响的，为犯罪中止。客观说的贡献在于对心理因素的判断提供客观标准，主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实际心理活动有时很难查明，客观说可以为法官断案提供依据。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一般人的经验此时成了裁判者一人的经验，该判断自难期公允妥当。退一步讲，一般人的经验也并不明确。更为重要的是，“自动性”终究是主观要素，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行为人自身的特殊情况，中止行为是行为人基于自身意思做出的，个体差异之大，情况变化之多，不宜以一般人之客观标准进行衡量，有曲解行为人本意之嫌。主观说是从行为人本人认识出发，行为人认为客观障碍不足以妨害犯罪实施，但自愿放弃的，属于中止，反之行为人认为自己不能继续实施的，属于未遂。主观说虽然抓住了自动性的根本特征，强调行为人本人的意思，而且有简单的判断公式，一般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弗兰克公式所提到的“能”与“不能”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不同的人可能根据该公式得出相反的结论。主要的争议在于是物理上的“能”，还是心理上的“能”，抑或是伦理上的“能”，因此对自动性的认定并不明确。例如，同样是因为听到警笛声而停止盗窃，如果因为怕被警察逮捕而未能继续实施犯罪，为犯罪未遂；如果为了保险起见主动停止，则为犯罪中止。限定主观说相当于在主观说基础上做进一步限定，“基于己意自愿放弃”除了具有自动性，还应当出于反省、悔悟、怜悯、同情等这种动机，也即广义的后悔，对自己的行为持否定态度而放弃犯罪，才成立犯罪中止。也就是说，限定主观说在弗兰克公式上对“能”与“不能”做了伦理上的限定。限定主观说要求自愿放弃必须出于真挚，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如果是被迫的放弃，技穷的放弃，因为明显提高犯罪风险的放弃等都是未遂，这必然大大缩小了犯罪中止的范围。

我个人是赞同限定主观说的。未遂与中止难以区分的原因就在于中止犯的范围太宽，无论是客观说的一般经验、规范说的规范标准、主观说的“能”与“欲”的定义，以及各种学说的融合折中，大多是在主观判断基础上引入另一判断标准，但这种变量的引入往往又使得中止犯的边界变得模糊。边界模糊就无法显示出判断核心，理论就会不稳定，就会飘荡，所以中止犯的概念必须紧缩。犯罪中止不仅要出于自愿，还要有伦理上的要求，例如怜悯、后悔同情、正义、良心发现、宗教情怀等等。出于行为人理性的、功利的计算，尽管自愿放弃继续实施犯罪或自愿阻止结果产生，都不成立中止。例如把某女扑倒准备实施强奸时，发现女方长相丑陋，欲望全无，或发现女方是熟人，从而放弃强奸的，是强奸未遂而不是中止。行为人的自愿放弃并非是对自己行为的伦理要求，而是相貌丑陋的女方不能满足他的性欲，或是怕被熟人认出从而告发自己，这种经过功利计算的放弃并不能成立中止。限定主观说对中止犯概念的缩限是合理与必要的，这有利于明确未遂与中止的界限，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两者在客观方面都没有完成犯罪行为，没有产生犯罪结果，但是相比未遂犯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中止的处罚“应当减轻或免除”显然更为宽缓。既然客观方面相同，为何中止犯的比未遂犯享有更多的特权？这种宽缓的处罚依据只能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寻找。在行为人因着伦理的自律自动有效地放弃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自己不应着手实行犯罪的感情即否定自己行为价值的意识起作用了。正是在这种场合，行为人的反规范性比通常的未遂犯要轻，减免或免除处罚才合适。未遂犯则是因为出现客观障碍妨害犯罪既遂，行为人的内心并未向规范回归，再次犯罪的危险性并未消除，只是比照既遂犯来说没有产生犯罪结果，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并不能获得中止犯那般的处罚特权。并且，立法者在未遂犯之外创设了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并给予优厚的法律奖赏，这可以说中止犯是未遂犯的特列。既然是特例，中止犯的范围就应当缩限，不能在特例之上再开特例，一旦中止犯的范围不稳定，司法实践中就会出现未遂犯与中止犯的混淆，对普通未遂进行不当的法律优待，所以，对于中止犯的严格解释是合理必要的。

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唯有真诚悔悟者，才不具社会危险性，才值得被宽宥，刑罚权才有节制的必要。经由功利的计算才中断犯罪行为或组织犯罪结果产生的人，以及待时而动、变更犯罪计划的人，都缺乏真挚的感情，性情中还隐藏的危险因素，对于此类人，不值得给予法律上的优待，这是出于特殊预防的考虑。同时，只有原谅真诚悔悟的人，社会大众的情感才不会受到冲击，社会大众对于安全和秩序的需要才不会被破坏，如果宽宥了经过功利算计而放弃犯罪的人，社会大众就可以仿效犯罪人，一旦在犯罪过程中遇到障碍，明显提高犯罪成本与风险，便自动放弃，以求成立犯罪中止获得减免处罚特权，这样，一般预防的目的也难以实现。学界对于限定主观说有诸多批判。周光权老师在文章中提到限定主观说“一方面，其将伦理观念过多运用到刑法规范判断中，人为缩小中止犯的成立范围，不能及时有效地鼓励有犯罪意思并着手预备、实行者迅速返归社会，对于法益的保护也没有实益。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的规定，行为人只要‘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就是犯罪中止。这里的‘自动’，只要求行为人基于本人的意思放弃犯罪或者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未将停止犯罪的动机限定为广义的后悔。所以，限定主观说与刑法规定也并不符合。”对于中止犯范围的缩限，个人认为是合理必要的，理由在前文已有叙述。对于限定主观说的限制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认为这种伦理要求未必超出“自动放弃”这一用语本身所可能具有的含义。“自动放弃”是指行为人出于自己的意思真诚地放弃。评价中止犯，要以未遂犯为参照，行为人犯罪未遂是因为客观障碍，例如技术不到家无法打开保险箱、发现有更好的犯罪方法于是暂且撤回另做打算，这种放弃也可以说是行为人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是因为技穷、难以为继、为降低犯罪成本才中断犯罪，这里见不到真诚的放弃。如果不问动机，只要有自愿停止就成立犯罪中止，无论持何种学说，我想都是难以直接接受的。所以中止犯的“自动”必须要有动机的限定，这不仅是中止犯自身定义的需要，与未遂犯进行明确区分的需要，也是为了刑法体系内部的和谐统一，同时也能为司法实践判断提供方便。而且这种严格的解释方法在刑法中也不是没有他例，比如在解释正当防卫的紧迫性时，如果要实施防卫的行为人有加害的故意，则否定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这种解释也并没有超越“紧迫性”这一要素的含义。同时，这种限定在其他学说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周光权老师的规范主观说认为：被告人自己决定不再实施犯罪的心理态度对“基于己意”的判断只是提供了基础素材，只有从这种停止犯罪的意思和行为中，能够清楚明了地看出行为人的再犯可能性降低或者消灭，且该停止行为使民众恢复了对规范的信心的，才能最终从规范评价的角度认定为“基于己意”。这种规范评价其实也是对中止犯的“自动放弃”再一次做了限定。限定主观说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意识出发，也常被人批评这种先主观后客观的判断顺序有违客观主义刑法，也有人指出如果行为人有悔过的意思，即便造成了犯罪结果产生，也以定以犯罪中止是不妥当的。对于此，个人认为客观主义刑法不等于教条式的“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它的内核是限制刑事处罚范围，限制刑法对国民生活的恣意干预和定罪范围的不当扩大。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是为了防止主观归罪，而犯罪中止更接近与一种出罪判断，是法律给予行为人的优待，这种优待事由并不受先客观后主观的入罪判断顺序制约。而且犯罪中止的中止行为和中止意思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中止行为不仅有身体活动，还要有中止意思的支配，非中止意思支配的行为不能称之为中止行为。客观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采取先客观、后主观的判断顺序，是基于客观行为独立于责任要素的基础上的，其主观要素仅限于支配身体活动的意志即可，不是指犯罪的故意与过失。所以限定主观说的适用与客观主义刑法并无冲突。至于造成损害的中止犯，我国《刑法》第24条规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对于自动放弃犯罪但没有有效防止结果发生从而造成损害的，我国法律已经给出明确规定。行为人出于良善动机自愿真挚地放弃犯罪，这不仅表明行为人危险性已大大降低，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而且对其减轻处罚也不会动摇社会法秩序与大众情感。这种法律也更加体现了法律对犯罪中止的优待之宽厚，于此，中止犯的范围不应扩大而是严格限制。可以看出，中止犯的范围缩限、判断依据、处罚依据都是环环相扣的。

最后也是最让人诟病的是限定主观说混淆了刑法与伦理的界限，将伦理带入刑法作为判断的依据。学者大多努力划清刑法与伦理的界限，让它们各自囿于各自的领域。但仔细想想，法律与伦理是可以截然分立、互不相干的吗？近年来有些文献虽未明确指明，但内涵接近这样的看法：伦理上的自我要求是中止犯成立的要素。例如包曼、韦伯与米契在他们的刑法总论中说道：“中止犯无须具备道德上的高度情操”可是随后又举例说：“弄错了被害人，认为犯罪目的不能达到而中断行为的，不是自愿中止。”又如王昭武老师在其文章中批评道限定主观说有将伦理性因素融入刑法理论之嫌，可随后又说出于真诚悔悟等伦理性动机放弃犯罪的，属于犯罪中止的属于充分条件。而且他提出的作为主观说的新的限定：“规范意思的觉醒”也排除了因惊愕、恐惧、担心被发现、期待落空一类的中止。在其之后给出的例子中，对于男友出于对女友的爱恋而放弃杀害行为的，肯定了中止的任意性。可以看出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际判断时，我们都不自觉地会用到伦理性因素。即便是提出的种种新的限定，如“放弃法敌对意思”“向规范的回归”，也不过是伦理因素的变种罢了。没有伦理因素的支撑，立法会趋于机械化，从而陷入“存在即合理”的循环论证。没有伦理因素的支撑，我们其实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犯罪中止要享受如此优厚的法律待遇，我们为什么会原意宽宥一个真诚自愿放弃犯罪的行为人。如果仅从客观层面考虑，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几乎相同，为什么我们会对未遂犯有所恐惧与心有余悸而能接受中止犯的“浪子回头”？无论是从政策角度解释还是从刑罚目的考虑，好像都不能给出有力的说服。如果是为了达到预防目的，那么将所有的犯罪分子给予严厉惩戒、不予优待岂不是更能起到预防作用？如果从政策上考虑，脱离了伦理因素，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中止犯有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值得法律奖赏呢？其实这种伦理性因素恰恰是“犯罪中止”的合理性所在，正是这种伦理性的动机让人们对行为人作出了宽谅、奖赏的选择，让我们相信行为人有回归社会的可能，正是这种伦理因素才是支撑“犯罪中止”的核心所在。其实在我们进行判断和衡量时，我们无法跨过伦理这道坎，不仅是刑法，其他法律规范也都或多或少地渗透着伦理因素，比如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笔者认为，我们确实是要避免道德归罪，但是对于伦理因素与法律的交融，我们也不必如临大敌，刑法是社会的底线，没有一种犯罪不是反伦理的，伦理给我们提供了入罪的支持，也给我们出罪的理由。刑法是保护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核心道德，这种核心道德正是我们一切社会规范的源头。除掉伦理性因素，法律只是一部冰冷的机器。但作为一部为人所造、为人所遵守并维护社会共同体秩序的法律并非高高在上之物，它应当低下它的头颅，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触及的有温度之物。

注释：

王磊．中止犯减免根据影响下的中止自动性的认定——以李某抢劫、杀人案为例[J]．刑事法判解，2015（1）．

林东茂．刑法综览（修订五版）（第1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第162页．

周光权．论中止自动性判断的规范主观说[J]．法学家，2015（5）．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犯罪中止范文篇4

关键词：犯罪中止；中止行为；刑事政策

犯罪中止，是指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未完成犯罪的一种犯罪停止形态。从犯罪中止制度设计的本意来考量，犯罪中止是现代刑事立法中较为普遍设立的一项制度，主要原因是基于刑事政策上的考虑，“立法可以从刑事政策角度出发在已经犯了罪的行为人之间架设一座中止犯罪的黄金桥”，以此鼓励行为人悬崖勒马，放弃正在实施的行为或积极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立法为了更好地完成规范、保护、教育等功能，必然对中止行为大加褒奖，促使犯罪的人迷途知返，从而大大降低犯罪既遂的可能性，大幅度减轻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另一方面立法之所以规定中止必须减免刑罚，还出于刑罚目的论研究，其未造成实害，无一般预防之必要，其犯意自动消失，无特殊预防之理由。

按照刑法理论，犯罪中止的形态包括两种类型，即自动停止犯罪的犯罪中止和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①也有学者总结为未实行终了的中止和实行终了的中止。关于犯罪中止的特征理论界存在不同的主张，有三特征说或四特征说之区别，即“有效性“的特征是犯罪中止的基本特征，不管是哪一种中止，都必须没有发生行为人原本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还是仅为实行终了的中止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犯罪中止形态中需具备的特征。笔者认为从犯罪中止制度设计的本意来看，“有效性”应当是衡量是否成立犯罪中止的基本要素之一，如果不具备“有效性”的特征，中止行为没有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能成为减免刑罚的依据。

如果犯罪结果不是在中止行为之后马上显现的，而是在一定时间之后才显现，针对这种情况目前法律对犯罪结果出现的时间并无相关规定，如何评价中止行为“有效性”存在争议。

借鉴中国法制史中《唐律疏议》的相关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古人通过立法的方式对于不同形式的犯罪手段致人伤害导致结果出现的时间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且不论这种规定是否合理，但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犯罪结果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是有所认识，这种认识也是符合自然科学规律的。既然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而犯罪中止的成立需要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所以判断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必然要将中间的这段时间考虑在内，不是说当时没有出现犯罪结果，而是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了。

下面笔者结合一个存在分歧的具体案例，谈谈犯罪中止的有效性特征。

犯罪嫌疑人徐某某和被害人雷某某系男女朋友关系，二人在交往不久后即发生性关系。徐某某因自己身体患有前列腺疾病，时有悲观、厌世情绪。2007年10月12日5时许，二人在同居过程中，徐某某又因自卑萌发自杀念头，但为了不和女友分开，意图先将女友杀死再自杀。之后徐某某双手扼住雷某某颈部，用大拇指按压雷某某喉咙部位，雷某某用力挣扎无效。徐某某看到被害人表情痛苦、四肢抽搐、呼吸微弱，因害怕而醒悟，为防止被害人死亡将被害人送往医院。被害人送至医院时，“已经处于晕迷状态、瞳孔对光反应消失，具有一定生命危险”。医院对被害人进行了抢救，但因严重缺氧，被害人在一个月后死亡。公务员之家

笔者认为评价中止行为的“有效性”应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犯罪结果的发生除了犯罪行为之外，是否存在其他介入因素。比如行为人以杀人的故意将被害人砍成轻伤，后因悔悟将被害人送往医院，但在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致被害人死亡。对于这一情形，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当行为已经造成既遂结果时，虽然行为人尽到努力以防止结果发生，但犯罪既遂形态已经形成，即行为人追求犯罪结果发生的意志在前，防止结果发生的意志在后，而后者又未能将前者有效排除，以犯罪既遂论当更为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对行为人论以犯罪中止并不会导致对其的量刑畸重，因为行为人的努力可以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而若以犯罪中止论则使中止的成立过滥，反而有损犯罪中止制度设立的价值，有违犯罪中止的立法初衷。但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犯罪人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确实采取了积极的预防措施，而且这些措施在正常情况下足以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如果由于第三者的介入，使本来能够避免的犯罪结果未能避免。对这种情况，则不能令犯罪人对所造成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行为人的中止行为原本可以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但由于介入因素的作用导致结果的发生，阻断了中止行为发生效果，行为人不应对犯罪结果承担全部的刑事责任，可以成立犯罪中止的学说较为合理。就本案而言，如果存在其他介入因素，如医（下转第85页）（上接第81页）院在抢救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导致救治无效死亡或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其他不可抗力，致被害人最终死亡的结果，此时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与犯罪嫌疑人的中止行为之间出现了阻断因素，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以及主观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应当认定成立犯罪中止；再次，犯罪行为本身是否达到了足以导致犯罪结果不可逆转的程度。犯罪行为实施完毕之后，该行为的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足以造成危害后果的程度，即使当时或者短期之内危害后果没有显现，但是危害后果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此时当然应当以客观归责来判断，只要出现犯罪结果就不应认定犯罪中止，因为中止行为缺乏“有效性”的特征，不能成为减免刑罚的根据。也就是说虽然行为人有真诚悔悟的态度，也及时采取了救助措施，但是中止行为已经不足以防止结果的发生，此时就不应当成立犯罪中止，只能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宽的情节予以考虑。

就本案而言，从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看。现有材料中没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由于医院方面的医疗过错或其他不积极救治行为导致的；从被害人死亡的鉴定结论来分析，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也是由于犯罪嫌疑人扼住颈部，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因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且没有证据证明有其他介入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抢救的时间较长，就减免犯罪嫌疑人对死亡结果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案中被害人经抢救成为植物人之后又死亡的，笔者认为此时中止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中断，可以认定为犯罪中止。

第二，从犯罪行为本身的程度来分析，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是否足以导致犯罪结果必然发生。本案中通过被害人被送往医院时的诊断证明以及医生的证言可以判断，被害人在送到医院时由于窒息导致脑部缺氧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在长达一个月的救治过程中始终处于意识不清的状态，虽然救治时间较长，但在这段期间内被害人始终未脱离生命危险，随时有可能发生死亡结果。对于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具有了“有效性”，从而成立犯罪中止，还是应当以最后的结果来判断中止行为是否有效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因为不同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具有复杂及多样性，有些犯罪结果可能马上就能显现，但还有一些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结果，比如消防员救火可能两个小时之后就能够知道火是否扑灭，而医生救治病人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判断病人是否脱离生命危险。因此在没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况下，还应当以最后的结果来判断中止行为是否具有有效性。

综合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全面分析案件情况，综合中止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介入因素、犯罪行为本身的危害程度等方面情况，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中止，本案犯罪嫌疑人的中止行为没能有效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此不能认定犯罪中止，从而减免刑罚。

注释：

犯罪中止范文篇5

第一节故意犯罪形态概述

一、故意犯罪形态的概念：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出现结局所呈现的状态。特点：1、客观存在着不同的形态；2、只能出现在犯罪的过程中；3、停顿性不可逆转性；4、只存在直接故意的犯罪中。

二、故意犯罪形态与故意犯罪阶段的关系：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1、在预备阶段只能出现犯罪预备和中止形态；在实行阶段只能出现未遂、中止、既遂。2、形态是静止的行为状态，阶段则是动态的发展过程。3、形态没有先后连续性，阶段则具有连续性。4、一个故意犯罪行为可能经过几个阶段，但不可能出现几种形态。

三、故意犯罪形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分则只规定了既遂的形态。总则中讨论预备、中止、未遂。

第二节犯罪预备

一、犯罪预备的概念与特征：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款能着手实行犯罪的情形。特征：1、主观上为了犯罪；2、客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3、事实上未着手实行犯罪：一是预备行为没有完成；二是预备行为完成但由于某原因未能着手。4、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

二、犯罪预备行为与犯意表示的区别：预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示意没有。

三、预备犯的刑事责任：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节犯罪未遂

一、犯罪未遂的概念：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特征：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着手指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2、犯罪未得逞：指犯罪行为没有具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但有时是有结果的。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抑止犯罪意志的原因；抑止犯罪行为的原因；抑止犯罪结果的原因。

二、犯罪未遂的类型：1、实行终了的未遂与未实行终了的未遂；2、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手段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有本质的区别：手段不能犯是未遂，迷信犯不成立犯罪。

三、未遂犯的刑事责任：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四节犯罪中止

一、犯罪中止的概念：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犯罪的中止行为与中止形态的关系：中止行为是中止形态的决定原因；中止行为不是犯罪是刑法所鼓励的，而中止行为是犯罪的状态。

二、犯罪中止的特征：1、中止的时间性：发生在犯罪过程中。2、中止的自动性：能达止的而不欲。产生的原因：悔悟、同情心、惧怕刑罚、争取宽大等。3、中止的客观性：中止主观上是一种意志的放弃；客观上还要有中止的行为。4、中止的有效性：没有发生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结果。但可能发生其他结果。

犯罪中止范文篇6

论文摘要：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停止形态，一直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理论争议。从司法实践看，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对于这种预备行为，没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在满足时间、自动性、有效性三方面条件的情况下，转化型抢劫罪可以成立中止犯。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标准，应以是否最终取得财物作为标准，但对于具有加重构成的转化型抢劫罪，只要具备加重构成要件，不论是否取得财物，都成立既遂。

犯罪停止形态，是指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而永久停止下来的各种犯罪状态。在刑法理论上，将犯罪停止状态区分为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前者是指既遂犯，后者则包括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按照刑法的规定，转化型抢劫罪是以抢劫罪来定罪处罚，普通的抢劫罪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那么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也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呢?如果存在，成立的条件或者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对此，刑法理论界还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

一、关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预备犯的问题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预备形态，我国刑法理论界鲜有论及。现有的观点大都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不存在犯罪的预备形态。其理由大致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当场，才具备向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只停留在犯罪预备阶段，即还没有开始着手实施实行行为，就不可能产生转化的情况。在先行行为的犯罪预备阶段采取的抗拒抓捕等行为，其手段行为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但不构成抢劫罪。如果在后行行为处于预备阶段，只是因为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的规定，“当场实施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表明后行行为已经着手，其预备阶段因为不具备转化的客观条件，所以就不可能转化为抢劫罪。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先行的盗窃等行为作为转化型抢劫罪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从而将先行的盗窃等行为的犯罪预备阶段视为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阶段。但是，如果从转化型抢劫罪为身份犯的角度考虑，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并不等同于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的预备行为。这是因为先行的盗窃等行为无论处在何种停止形态上，其作用都是对主体附加一个作为转化前提的特殊身份。而着手实行行为的起点是行为人给予特定目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在实行行为着手以前，行为人都可能为犯罪的实行作准备，而这可能是在先行的盗窃等行为未遂、既遂甚至中止之后。比如，甲入室盗窃，窃取财物之后准备离开，听到另一房间内有人起床，甲担心被抓，于是在房间内寻找可以用来行凶的器具备用，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下来。也就是说，行为人为可能发生的暴力、胁迫行为做准备的行为，并非一定是发生在实施盗窃等行为之前，也有可能是在实施过程之中或者之后。因此，从行为样态上看，并不能完全否认转化型抢劫罪预备行为的存在。但是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是否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却存在疑问。

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刑法学界在对事后抢劫罪进行研究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刑法第237条抢劫预备罪的规定是否适用于事后抢劫罪为切入点。日本刑法第237条规定：持有抢劫犯罪的目的，并做过此种预备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处罚。比如说，行为人企图行窃时，考虑到可能被人发现，为免除逮捕，准备刀等凶器以备使用，这种行为可以理解成是持事后抢劫的目的而所作的准备。于是，刑法第237条中所言及的“抢劫目的”中，如果包含事后抢劫目的的话，行为人就构成了抢劫预备罪；如果不包含在其中的话，就可以否定抢劫预备罪的成立。对此，日本有判例(最高裁昭和54年11月19日决定·刑集33卷7号710页)持肯定观点，认为“刑法第237条‘抢劫目的’中，包含有刑法第238条中规定的以准抢劫为目的的情况”。在理论界，支持判例的肯定说占大多数，但认为事后抢劫的目的并不成抢劫预备罪的否定说也有相当的影响。肯定说与否定说从条文的位置、目的确定性、与身份犯之关系等方面，提出各自的理由。这些观点不乏可供参考之处，但仅从这些方面看，还很难说哪种观点更具优势。

究竟采取何种立场，笔者认为，关键取决于转化型抢劫之预备是否具有与普通抢劫预备同等的可罚性。预备犯因为对法益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所以应该遭到处罚。抢劫预备不过是暴力预备、胁迫预备，但是由于它的目的在于夺取财物，所以它便对财产法益产生危害，这可以理解为其可罚性的基础。而转化型抢劫的预备(如准备凶器)，不过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并不是为夺取财物而准备。因此，准备凶器行为，也不能说是对“财物”产生危害。即使是为窝藏赃物，为“强行占有”所作的准备和为“确保占有”所作的准备之间，在对法益侵害的因果力这一点上，两者相隔甚远，很难说两者具有同等的可罚性。因此，从实质上考虑，否认转化型抢劫罪之预备犯的成立，更为妥当。

二、关于转化型抢劫罪中止犯的成立条件

转化型抢劫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行为人能够故意实施，就有可能“自动放弃犯罪”，因而犯罪中止形态有存在的可能。不过，由于转化型抢劫罪具有转化性、行为的复数性等特征，其中止犯的成立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前文所述，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因此不考虑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那么就可以推断出，转化型抢劫罪只存在犯罪实行阶段的中止犯。转化型抢劫罪中有两个行为，如果停止只是先行行为，则成立盗窃、诈骗、抢夺罪的中止；如果停止的是作为实行行为的暴力、胁迫行为，就有可能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中止犯。但中止犯的成立，必须有两个前提：其一，行为人并没有最终取得财物；其二，行为人的后行行为尚未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因为一旦行为人取得财物或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就已经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而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转化型抢劫罪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间条件

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中止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犯罪中止，不存在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和犯罪结果发生之后的中止，其中止的成立只能发生在后行行为的实行阶段，也就是只能发生在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过程中。这是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犯罪中止的时间条件。应当注意，不能把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后自动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的情况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中止，因为此种情形中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行为全部实施完毕，已经齐备了此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已经既遂，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时间条件。但是这种自动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的情况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在量刑时给予考虑。

(二)自动性

要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中止，必须具备自动性条件，即行为人的主观内容是自愿放弃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的意图，客观上停止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的实施。行为人自认为能够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实施完毕，出于本人的意愿，而不是出于外界的压力或自身能力的限制而中止的，就具备了转化型抢劫罪犯罪中止的自动性条件。

(三)有效性

在转化型抢劫罪实施过程中，犯罪未实行终了行为人就主动放弃了犯罪，并且以后也不再继续实施，这种放弃意味着行为人主观上真正地完全抛弃了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终止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而不是暂时中断，伺机再犯。

三、关于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标准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未遂犯，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不存在未遂犯。如有学者将转化型抢劫罪视为行为犯，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当场使用了暴力或胁迫，就可以认定为实施完毕并既遂，不存在未遂的情形。但是大多数学者则认为，作为财产犯罪，转化型抢劫罪同普通抢劫罪一样，存在未遂形态，需要研究的是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标准问题。对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判断标准，综合国内外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罪只有在盗窃既遂的场合才能成立，其既遂、未遂的标准，应该根据盗窃者采用暴力、胁迫手段是否达到防止所窃财物被他人夺回的目的而定。如果财物未被他人夺回(目的已达到)，那就是既遂。如果已被夺回(目的未达到)，则是未遂。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基本犯罪既遂者，才可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这是不符事实的。因为基本犯罪未遂者虽不可能出现为防止所盗财物被夺回而采用暴力、胁迫的问题，但为免受逮捕、毁灭罪证、窝藏赃物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则完全有可能发生，这当然也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暴力、胁迫行为本身作为认定既未遂的标准。只要基本罪犯人基于刑法规定的三种目的而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即使基本犯罪是未遂，转化型抢劫罪也算是既遂；只有着手实行暴力、胁迫而未遂者，才能视为抢劫罪未遂。这种观点忽视了转化型抢劫罪的本质是以财产权为主要客体的贪利犯。如果以是否侵犯人身权利作为标准，不免有本末倒置的嫌疑。而且按照这种观点，本罪不可能存在未遂的情形。

第三种观点认为，以基本犯罪的既遂还是未遂，作为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未遂的标准。即基本犯罪既遂后，转化为抢劫罪也是既遂；基本犯罪未遂，则转化为抢劫罪也是未遂。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缺陷。首先转化型抢劫罪是身份犯，它的实行行为是暴力、胁迫行为，以实行行为前的行为来决定转化犯罪的既未遂，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其次，盗窃既遂之后，行为人为防止财物被夺回而当场实施暴力，但财物还是被夺回，若按既遂处理，也不合理。因为在普通抢劫的场合，最终未得到财物，一般只能算是未遂；而在转化型抢劫罪中按既遂处理，不免有失公允。

犯罪中止范文篇7

关键词：大学生；法制教育；缺失；高效教学模式

我国法制制度的逐步完善，现在法律已经和生活各个领域相互联系，大学生是未来发展的希望，所以提升大学生法律意识尤为重要，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升，只要依靠科学合理的发展教育。改革开发，让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也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当前大学生主流思想依旧趋向于积极健康，但是受到家庭、社会各方因素的影响，大学生中间依旧会产生违法乱纪的情况，这些都将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和谐发展。

一、大学生法制理念缺失的主要原因

（一）教育观念落后

现在我国各大高校对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培养都局限在教学计划中的基础课程培养，法律对于学生来说只是一门课程，部分院校把法制教育也法制教学混为一谈，法制教育德育功能也受到淡化，没有将法制教育看成培养学生个人素养的一门学科，因而忽略学生法制能力以及法律精神。很多大学在开课初期就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结合一起讲授，法制教育被归类为德育教育，授课教师也不是专业的法制教师担任，大部分是德育教师兼任，所以减低法律的层次，学生从主观上就没有重视法律，因而部分高校忽略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比如，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因而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部分大学生还依旧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很多入学的大一新生，由于一言不合聚众打架，更甚者是本市学生欺负外地学生。引发很多不良反响，公安机关的介入，导致该名学生失去获得学位证书的机会，学生在大家事件开展之处只是把该事件定位为同学之间的矛盾升级，但是从法律层面是恶性斗殴，即使没有造成人身伤害，还是构成刑事犯罪，出现这类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教育观念的落后，如果学生在打架之处就了解相关危害在组织打架过程中必然会有所顾忌，不会如此草率和鲁莽，当造成恶性事件后悔不当初。因而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让学生了解自己超过18岁后，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规范学生行为的准则，一旦跨出这个准则那么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二）法制教学内容设置不合理

法制教育开展的核心主要让学生掌握现行部分的基本法律和法规，让学生从整体上认识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知识，有些知识学生认为是道德范畴其实隶属于法律范畴，当前我国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联系较大，很多时候教师讲解的专业知识与法律脱节。学生学习的知识更多是背诵法律条文和知识点，目的是应付考试，所以学生的法律精神以及法律能力不能得到有效培养。比如，在给学生讲解犯罪中止学的过程教师更多的给学生讲解理论知识，法律的理论知识自身就带有一定的枯燥，学生对于生涩难懂的字眼更是感觉无力适从，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融入专业事例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提升大学生法制教学的措施

（一）依法治校与高校办学的结合

1.建立和完善依法办学的法律体系：依法办学，从宏观角度是事项法治化的管理方案，主要的前提是建立一套与大学制度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以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理清大学中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且完善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教育行政部位为让两者结合，要求加快“立、改、废、释”，通过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保障教育进行综合性的改革，妥善解决教育管理中的各项难点。

2.建立依法治校的内部治理结构：从微观角度考虑问题，依法治校主要是大学生自我管理过程的法制化，我国很多大学生制度的整体制度核心主要是建立科学、完善、合理的内部管理机构。各个高校推行的管理章程都是要推荐依法治校和依法治国的结合。目前高校为推进高等教育的法制化以及规范化，需要根据法律赋予的大学自主权，改善内部的结构。要求运用“立法”的方式，将制定的章程在校园范围内推广，主要是确立其地位。在章程中明确行政、学生、教师、教职员工的各项责任和义务，构建一个统一和完善的整体。另外要在章程中体现出各个方面的权利，明确内外部关系的界定，正常处理好各方关系，内外关系的协调发展主要是以实现章程运行为依据。

3.法制教育与校园文化体系相结合：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所以需要以德树人，弘扬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高校的法制教育能较好的体现社会化的主要发展程度，对我国的国民素质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并且也与依法治国方略实施有着密切的连续。因而高校教学中要求法制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摆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增强法制理念，加大规律性的意识培养，带动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教学中可以运用多媒体教学方式，结合法律知识以及法治理念，让专业教育结合品德教育，结合课题与实践教学，最终让法治教育与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统一。

（二）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所以在教育中教师占有重要地位。因而高校需要建设一支坚定理想、信念、有德和掌握扎实知识的师资队伍。第一，优化法学教师对位，要先让法学教师具有坚定地理想和信念，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二，优化教师对位结构，根据学科以及课程体系的需求，学科建设要以教学中心为主要的出发点，培养高层次人才；第三，聘请法学经验丰富的人才来到高校任教，也可以鼓励高校教师多参加校外法学讲座，形成校园内外的双向互动，让法学实践以及法学教育之间的协同配合，加大师资队伍的水平和素质建设。

（三）提升管理者的法律意识

法制教育不是单纯的简章建造，是其实要运用法律的思维模式管理学校内外的各项事物，实质是完善法律要求的公平和正义。所以在法制教育的进程中，规章制度的完善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制度的执行人需要具备法制的精神，这样才能达到人和制度的高度统一，所以为了真正的完成依法治校，关键要依靠法律的意识以及素质。

1.法律意识强化，能完善规章制度：管理者也是有自己切身的利益，因而在制定规章制度的进程中不但需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要求管理者具有法律意识，主要是希望管理者在制定规章时，从大我方面出发，形成公正、公平的管理理念，要求各项规章制度都要冷静和全面的权衡各方的利益，这样制定出的规章才能更具有公平性以及合理性。

2.法律意识能够正确灵活的执行规章制度：规章制度是死规定，但是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类情况，如果规章制度的执行过于程序化和死板，也会引发不公的情况。就像秦朝立法之处以商君之法为治国国策，可以让秦朝的军队成为称霸六国的“虎狼之师”，但是严苛的法令最终造成秦不过三代的局面，而校园管理中的管理对象多为教师和学生，规则是制约他们行为，划分他们义务和权利的一种方式，但是不能过于严苛，这样就会有失公允，也不符合依法治国的初衷，更不能完善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3.结合法律与教育规律：教育的开展有其特殊性，依法治校不是要把法律简单的运用与学校管理，是要让法治精神与学校的教学规律相结合。所以这项工作的开展要在具有法律意识的人的支配下才能进行。教学的特色性决定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模式，如果不不尊重客观规律那么很多行为将无法得到应有的功效，如果法律模式的应用只是运用套用模式，将会违反教育教学规律，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形成硬伤。因而管理过程中要把依法治校的核心转移到学校自由的理念上，以学校的客观规律为依据，最大限度的与法律的公正和公平性相一致。

（四）结合发展教育与专业教育

比如在讲解多人犯罪未遂事件中，单个犯罪行为的中止能清晰的判断是否从属于犯罪中止，但对于共同犯罪中认定的犯罪中止认定争议较大。中止犯罪的行为已经先融入共同犯罪之中，所以对犯罪中止成立标准的认定，有很多不同之处。

1．及时性的判定，在犯罪预备阶段实行犯罪中止活动，也可以在犯罪行为实施终了犯罪结果没有发生之前。但如果犯罪结果一旦发生，无论其结果是有全体犯罪人共同行为还是有部分犯罪人行为形成的，共同犯罪的行为已经出现，就不能存在犯罪中止的判断。案例一，甲和乙约定第二天谋杀丙，但是第二日甲因为腹泻没有赴约，但是两人都要承担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案例二，甲和乙为了杀死丙，共同买毒药，但是乙在三天会放弃谋杀丙的行为，把毒药扔掉。在这个案件中乙中止犯罪行为，形成犯罪中止，但甲还有中止犯罪行为，属于犯罪未遂。

2．自愿性原则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停止呀进行下去的并且能够产生犯罪结果的行为，可以形成犯罪中止。部分犯罪人在犯罪中止以后，并劝说另外一部分人放弃犯罪行为，另外一部分人放弃劝说，在能够继续实行犯罪的情况下，放弃犯罪行为，那么这样情况可以判定为犯罪中止行为。

3．有效性原则，犯罪行为自动停止，有效的防止并且阻碍犯罪结果的产生。有两个条件限制，客观上，犯罪中止中的共同犯罪必须切断自己和之前的行为，也就说断绝和共同犯罪整体的有机联系。主观上中止犯罪的犯罪人自动切断和共同犯罪人之间的联系，并且把自己中止犯罪的意图传达给其他犯罪人的行为。通过给学生讲解这些内容，让学生了解法律的明文规定，那么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在遇到类似事件时，都能够妥善应对。避免学生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过程中为了自保做一些过激事件，或者被人冤枉不能马上洗脱嫌疑等，学生在校园内面对这类突发事件学校可以出面解决，但是学生一旦走向社会，面对险恶的环境就要学会自保。所以专业教学过程中要通过案例让学生印象深刻，在碰见类似情况时，能够沉着应对。综上所述，法制教学模式与高校教学模式的结合关键是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并且通过依法治校完善法制教学，这才是建立法制模式的关键，也从客观上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作者:李洋笑 单位:遵义医学院

参考文献：

[1]黄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高校办学治校．中国高等教育．2014(22)．

犯罪中止范文篇8

由于犯罪人对权益不同的恢复形式和不同等的恢复程度以及前行犯罪造成的危害程度也不尽相同，要在法律上对自动恢复行为做出可以相对自由一些的规定，可以让法官多些自由裁量权。对自动恢复行为进行立法上的构建和对犯罪人的处置方面还是应该尽量的进行轻量刑、广规定的原则，对于那些确实已经完全消除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可以适度的免去其刑罚的处罚或是用民事纠纷去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自动恢复行为的不同的种类，规定相适宜的刑罚幅度，在不同的幅度内进行从宽的处，如说重罪的自动恢复行为的法定幅度就要小于轻罪的法定幅度。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其的主观恶性就要大于轻罪的，就像故意伤害的人身危险性一般就要大于侵占罪的人身危险性。虽然同样在罪后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弥补行为，重罪犯的自动恢复行为要做的思想上的挣扎往往还要大于轻罪，即便是减少了很多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但是其原有的人身危险性是较大的，故并不能武断的将其混为一谈。对于立法上，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合理性要求，必须首先合乎逻辑性的将自动恢复行为理论引入我国刑法之中，作为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规范：

首先考虑的应当是其与具体的罪刑规范之问及法条内部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单行刑法各条文之间是否能够互相配合、协调。

其次是有可预测性。对于刑事立法而言，引入自动恢复行为理论就要求刑事立法主体所创制的刑事法律规范能使行为人据此对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刑法后果准确地作出预测，简言之，自动恢复行为在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中应当具有可知性。自动恢复行为在刑事立法要体现出这一点形式合理性要求，必须要做到以下两点：(1)自动恢复行为的适用范围合理(2)自动恢复行为在不同罪过中的刑罚配置合理。

最后是立法必须是有可操作性，即法律法规本身在刑法中有操作的可能，不会是肆意的滥用或是立而不用，也就是自动恢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可行性。

综上，可以在刑法总则上用专门的条款去规定自动恢复行为。由于它同犯罪中止行为有相等值的地方，可以借类似于对犯罪中止的规定在刑法总则第二十四条关于中止犯罪的条款后增加有关自动恢复行为的规定，规定如下：“在犯罪既遂后，在犯罪事实被发现以前，行为人主动放弃侵害之权益，并对其实施有效的恢复或者有效之补偿的，是自动恢复。对于自动恢复行为，没有造成损害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

在总则中对自动恢复行为的规定可以更好的概括，做到刑事立法的合乎逻辑性、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对具体的罪刑操作可以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将概念的规定放在总则之中会有很大的扩张性，这样的规定的确给法官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有助自动恢复行为更加准确合理的适用。如果文字上太过于抽象则会导致理解的不透彻，甚至是曲解歧义，在司法实践当中不但会有滥用的可能、还有可能会成为司法漏洞。由于自动恢复行为的范围并不像犯罪中止那样大，也是出于担心总则的条款规定过于模糊或是这项制度成为摆设的可能，需要寻找一条更加稳妥的道路去设立这个制度：那就是在分则的具体做法当中将自动恢复行为加进去，并且明确规定其法定从宽的情节，用具体的刑法分则的条款去辅助总则中自动恢复行为的理论。

犯罪中止范文篇9

关键词：自动恢复；概念；立法

自动恢复行为是…种犯罪既遂后的行为，即在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后，主观上积极的，及时主动的对其的侵害对象进行恢复原状或者积极的进行弥补，自动的消除或者减少其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的行为。·犯罪人在犯罪既遂后实施了自动恢复的行为就表明犯罪人其主观恶性和其人身危险性随着恢复行为的自愿进行，已经得到了显著的减少或是消除。不但和犯罪中止有相等值的地方，其自动恢复行为对社会利益的维护要更胜犯罪中止。既然行为人犯罪的恶性减少了，相应的刑罚也必须相应的减少，这是罪刑相一致的原则体现。

由于犯罪人对权益不同的恢复形式和不同等的恢复程度以及前行犯罪造成的危害程度也不尽相同，要在法律上对自动恢复行为做出可以相对自由一些的规定，可以让法官多些自由裁量权。对自动恢复行为进行立法上的构建和对犯罪人的处置方面还是应该尽量的进行轻量刑、广规定的原则，对于那些确实已经完全消除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可以适度的免去其刑罚的处罚或是用民事纠纷去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自动恢复行为的不同的种类，规定相适宜的刑罚幅度，在不同的幅度内进行从宽的处，如说重罪的自动恢复行为的法定幅度就要小于轻罪的法定幅度。重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其的主观恶性就要大于轻罪的，就像故意伤害的人身危险性一般就要大于侵占罪的人身危险性。虽然同样在罪后都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弥补行为，重罪犯的自动恢复行为要做的思想上的挣扎往往还要大于轻罪，即便是减少了很多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但是其原有的人身危险性是较大的，故并不能武断的将其混为一谈。对于立法上，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合理性要求，必须首先合乎逻辑性的将自动恢复行为理论引入我国刑法之中，作为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规范：

首先考虑的应当是其与具体的罪刑规范之问及法条内部和刑法典与附属刑法、单行刑法各条文之间是否能够互相配合、协调。

其次是有可预测性。对于刑事立法而言，引入自动恢复行为理论就要求刑事立法主体所创制的刑事法律规范能使行为人据此对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刑法后果准确地作出预测，简言之，自动恢复行为在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中应当具有可知性。自动恢复行为在刑事立法要体现出这一点形式合理性要求，必须要做到以下两点：(1)自动恢复行为的适用范围合理(2)自动恢复行为在不同罪过中的刑罚配置合理。

最后是立法必须是有可操作性，即法律法规本身在刑法中有操作的可能，不会是肆意的滥用或是立而不用，也就是自动恢复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可行性。

综上，可以在刑法总则上用专门的条款去规定自动恢复行为。由于它同犯罪中止行为有相等值的地方，可以借类似于对犯罪中止的规定在刑法总则第二十四条关于中止犯罪的条款后增加有关自动恢复行为的规定，规定如下：“在犯罪既遂后，在犯罪事实被发现以前，行为人主动放弃侵害之权益，并对其实施有效的恢复或者有效之补偿的，是自动恢复。对于自动恢复行为，没有造成损害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

在总则中对自动恢复行为的规定可以更好的概括，做到刑事立法的合乎逻辑性、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对具体的罪刑操作可以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将概念的规定放在总则之中会有很大的扩张性，这样的规定的确给法官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有助自动恢复行为更加准确合理的适用。如果文字上太过于抽象则会导致理解的不透彻，甚至是曲解歧义，在司法实践当中不但会有滥用的可能、还有可能会成为司法漏洞。由于自动恢复行为的范围并不像犯罪中止那样大，也是出于担心总则的条款规定过于模糊或是这项制度成为摆设的可能，需要寻找一条更加稳妥的道路去设立这个制度：那就是在分则的具体做法当中将自动恢复行为加进去，并且明确规定其法定从宽的情节，用具体的刑法分则的条款去辅助总则中自动恢复行为的理论。

犯罪中止范文篇10

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在刑法学界中提到“着手”一词。到了18世纪以后，大陆法系的各国纷纷将“着手”一词界定为犯罪未遂中诸多特征中之一。［1］但如何界定“着手”，在各国刑法理论界中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总的来说，大陆法系的刑法学界主要有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三种观点。主观说基于刑事实证学派的立论，认为危险性格是刑事责任的基础，犯罪是行为人危险性格的表露，行为本身只具有征表危险性格的意义。因此，对于行为的着手不能仅从客观方面上予以认定，而应当从主观方面上加以考察，以行为人是否存在犯罪意图来确定犯罪的着手。客观说坚持客观主义立场，认为着手是实施行为之开始，主张从行为人所实施的客观行为出发来确定犯罪的着手。折衷说主张同时从行为人的犯罪意图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来确定犯罪的着手，认为当行为人明确表露出犯罪意图，并且实施了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的着手。［1］我国学者对“着手”的认定观点也不一致，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行为的着手应当是主观上的犯罪意图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开始［1］；张明楷教授则认为：已经开始实施可能直接导致行为人所追求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时，就是行为的着手［2］；而高铭暄教授认为：所谓着手，就是开始实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3］。

二、对于中国刑法中“着手”认定的分析

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未遂是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种未完成犯罪的停止形态，第23条规定犯罪未遂必须具备以下特征：（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2）犯罪未得逞，（2）犯罪未得逞是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犯罪预备，是指为了实行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形态。由此看来，“着手”是犯罪行为的起点，它标志着预备阶段已经结束，它是犯罪未遂与犯罪预备相区分的主要标志。因此，辨明“着手”是认定犯罪未遂和犯罪预备的前提，正确界定“着手”具有重要的刑法理论意义和司法实践意义。笔者认为故意犯罪是行为人不断将其头脑中的犯罪计划加以实现，从主观见诸于客观、现实化的过程，而不同的犯罪故意必然引起反映其客观化的犯罪行为系列过程的不同。假设将着手行为界定的时间靠前，就容易让人误认为是严刑主义，对于鼓励行为人的中止犯罪较为不利；假设把着手行为界定的时间靠后，有失我国刑法的威慑作用，可能会把早已进入犯罪实行阶段的行为界定为预备行为；如果我们采取的判断标准太模糊或过于抽象，也不能准确判断何种行为才是“着手”犯罪。为了对“着手”确定较为准确，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可行、好用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需要做以下具体分析：从《刑法》第24条对犯罪中止和第67、68条对自首、立功等从轻处罚情节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价值取向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最大可能地鼓励行为人停止已经开始的犯罪的预备行为和犯罪的实行行为，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基于这种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刑事政策，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推理：只要能最大可能地防止犯罪对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危害，最大程度地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行为，我们的立法就没有理由不规定或采用能达到这种社会效果的量刑情节和犯罪的相关定义。但是我们却看到《刑法》第22条对犯罪预备行为及其量刑情节的规定，加上前面对“制造条件”在立法、理论、实务认定上的模糊性，实在难以最大程度地鼓励中止预备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