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论文十篇

犯罪心理论文篇1

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41％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老年人口还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超过两亿，约占总人口的14％。随着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社会家庭的环境对老年人的身心及自身诸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在社会犯罪占有的比重和数量也有增长的趋势。据统计，某地监狱在押犯常年1200人左右，而老年犯罪人员1998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2％，1999年占到在押犯总数的1.4％，2000年以占到在押犯总数的2.1％。因此老年人的犯罪增长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本文就是从剖析老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预防老年人犯罪即预防老年人犯罪的对策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老年人犯罪的概念

所谓老年人是指生物上的人体结构和生理上的衰老，受生物学规律和周围环境的制约与机体生长成熟这一序列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老化，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是由于人的生活环境不同，个人自身的生长条件和天生机体发育的差异，判断老年人的标准也有所不同，根据人的生理机能心理状态和角色作用，可分别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来衡量。1982年在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将老年年龄的界限定义为60岁。我国若以退休年龄为界限的话，则男性60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已基本步入老年人的行列。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60周岁以上的公民。把我国老年人的起点年龄定为60周岁以60周岁为标准便于正确的估量老年人口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更适合我国现有的国情。

因此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指60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这是一种以年龄为标准对老年人犯罪下的定义。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可以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老年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狭义的老年人犯罪的概念即由于身体、心理、社会生活等方面处于老年化的过程中而引发的犯罪行为。前者着眼于行为主体，后者着眼于行为特征。狭义的老年人犯罪所包括的范围较小，它把老年人实施的并非由于老年化过程而引发的犯罪行为排除在外。

二、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老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不同之处在于，老年人犯罪没有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反而因为年龄的增加而减少。然而,老年人犯罪也有自己特殊的犯罪现象、特点和犯罪原因，很值得我们注意。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老年人犯罪表现为不同的特点：

（一）从犯罪主体上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孤寡老人，文化层次偏低。随着社会的发展，子女成家后大都与老人分居两处，致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孤独寂寞，单调乏味，易滋生不健康的心理，从而滋生犯罪。而且这些老年人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

（二）从老年人犯罪的类型上看，男性多属猥亵、、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伪造、诈骗等，女性犯罪则以扰乱社会治安为主。

（三）从老年人犯罪的手段上看，暴力型犯罪较少。进入老年期后，由于不同程度的生理疾病的存在，使老年人存在着运动障碍，这些决定了老年人所实施的抢劫、杀人等暴力型犯罪较少，他们往往采取教唆、诱骗、包庇等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和间接性的犯罪手段。

（四）从老年人犯罪的对象上看，多为弱势群体。人进入老年以后，生理机能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老变化。因此，一些老年人往往把犯罪对象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者。

除了以上几个可以明显归类的特点，还有一些特点，一些老年人犯罪是低文化者较多，农村老年人犯罪较多。近年来还有一些退休老干部利用自己多年的人际关系网，为家人或他人谋求非法利益，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三、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原因

老年人犯罪除与未成年人犯罪、中青年犯罪和其他的各类犯罪有共同的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定的特殊原因。以下从几个方面阐述并具体分析老年人犯罪的具体原因：

(一)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技能都面临明显下降趋势。在身体机能上进入老年期以后人的许多器官和组织有相当程度的萎缩现象，如听力下降，视力减退。控制自己的行为的能力减弱、反应变得迟钝。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从心理机能上来看，此时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有些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加上身体机能出现的衰退，自身抵抗能力的降低，使老年人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从而引起了很深的猜疑心理和被害观念，总怀疑他人是否侵犯自己，往往由于猜疑被害而发生防御性的犯罪行为。有些老年人情绪不稳定以自我为中心，老年期的人在情绪方面出现重要变化，产生情绪回归现象，即老年人遇到挫折时不容易克制，常常失去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有时变得自私起来，整天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缺乏宽容。这些心理倾向是由于他们身心衰退而造成的。他们往往会感到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能恰当地解决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有可能导致攻击性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老年人在步入老年期以后，由于身体和心理的特殊变化常常会出现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

1．对离休，退休的不适应。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工作收入是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在工作当中可以全面的展现自我，体现自我价值，并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从中得到快乐与幸福感。对于退休的老年人来说，他们从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一下子松懈下来，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了重心，生活从此变得没有意义，个人价值也无从体现，于是变得消极颓废，此时最容易卷入违法犯罪的活动中。

2．对生活贫困的不适应，对一些老年人来说若有退休金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的话则出现有关财产犯罪的可能较小。但对于另外一些老年人来说，本身并没有很多的积蓄，一旦退休经济上的收入更少，不可能完全支付生活开支，加上老年人容易患病，更需要金钱来保证及时治病。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有子女提供，而子女因经济状况和思想道德水平不同，很容易发生赡养纠纷，当无人赡养又无经济收入时他们可能会进行多种财产犯罪活动，用来解决经济问题。

（三）与家庭成员的相处情况也会影响老年人的犯罪行为

1．与子女的关系影响犯罪行为。当老年人退休离休后，老年人的工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厚，他们的地位权利也不如以前，给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也不复存在，这样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动摇，以前家长形象逐渐减弱。对农村老年人由于年老身体机能的衰退，各种机能的下降，劳动能力不如以前，也不像年轻时撑起整个家，于是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如以前了。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尊老养老意识淡薄的子女，看到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以恶劣的态度对待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同时老年人本身心理机能发生微妙变化，本身又会觉得自己为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做出了许多的努力，而当自己体弱多病身体不佳，正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候却遭到如此冷漠的态度，老年人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很容易产生绝望轻生无用等情绪，于是心理上便出现了报复心理，“我过不好你们也甭想过好”。尤其是那些老年丧偶身边无人陪伴，当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没有人可以安抚；当心中郁闷时没有人来倾听；当遇到生病时，没有人来照顾。长期的内心压抑情绪一旦爆发，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出现犯罪行为是很正常的。

2．与配偶的关系不睦造成犯罪

当老年人退休后没有工作来充实生活，心中不免有失落感。对新生活也会出现不适应，使老年人变得敏感多疑，情绪不稳，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心理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大多老年人容易激动往往无缘无故大发脾气，把夫妻间往年的烂事抖出，互相揭对方缺点，引起双方的不满，各不相让往往会造成夫妻间的矛盾冲突演化为犯罪行为。

（四）由于恶习不改造成犯罪

少数老年人之所以造成犯罪是因为恶习很深，积重难返，不思悔改造成的。如三进宫的老年犯郑某，利用封建迷信欺诈胁迫等手段奸女。老年惯犯王某采用利诱的手段，先后多次利用看电视，给钱等手段对邻居家的小女孩进行猥亵。

（五）由于法制教育的不全面

在我国，尤其农村地区，老年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他们在为人处事是往往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法律知识非常陌生，法律意识浅薄，也就无从遵法守法了。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普法宣传，但往往会忽略对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尤其是农村老人。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很容易违法犯法走向犯罪道路。

（六）由于道德教育的不全面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人生经验丰富，辨别是非能力强，因此人们在关心老年人晚年生活中，往往认为老年人不需要思想道德教育。忽视了对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不免对包括老年人在内的成员的思想价值观造成影响。加上一些老年人原本就存在一些不良思想意识，势必使这些老年人由于是非，善恶，美丑观念的混淆，比较容易主动或被动鼓励参与或组织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丑恶行为活动，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以上是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和心理机能，对社会的不适应，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不同角度对老人犯罪原因进行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在理论发展中还不完善，还没形成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当我们对老年人犯罪原因进行分析时要运用发展的观点，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

四、预防老年人犯罪的主要对策

（一）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物质生活保障体系。目前，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社会养老制度建设，实行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公平负担的原则。发展养老事业要学习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完善社区保障制度，解决老年人的社区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问题。加强老年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可以采取政府投资兴建，社会各界捐助赞助等多种形式兴建，如在社区加强老年医护，生活服务，文化体育等硬件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服务软件建设。形成完善的老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切实得到保障。

（二）建立城乡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制度。必须调整现有的医疗政策，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要保证破产企业，困难企业的退休人员看病交得起费用。建立健全老年的医疗救助制度，对城乡没有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以及虽纳入但无法获得必要保障的生活困难的老人给予医疗救济，国家实力贫困救济医院，专门救济生活贫困人口，特别是老人。各个地方要经常组织医疗队伍下乡送医活动，

帮助贫困老人渡过难关。

（三）重点救助贫困，生活艰辛的特困老年群体。各级政府应当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贫困老人实行特别政策给予特别关爱。对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使贫困地区的贫困老人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救助贫困老年专用基金，有个政府老年工作机构负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各级政府应创建条件，逐渐把有子女却无赡养能力的贫困老年人纳入乡镇五保供养范围。建立城乡对口医疗支援制度，定期为贫困地区的老年人防病治病。发动社会力量实施有针对性的特别救助等等。

（四）依靠发展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身体，生活，精神质量。发展老年教育事业，针对老年的教育特点和规律，应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入手，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教育和科学健身活动，使他们在学习，健身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必须以满足老年的实际需要为目标，解决老年人全体普遍关心的热心和难点问题，争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以积极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违法犯法的现象。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加强普法教育时一定要注意对老年人的教育，努力使老年人学法，知法，守法，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和道德水准，争强老年人的法制和道德观念。另外，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作子女的工作生活忙而忽略了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老人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安度晚年。

（五）把维护老年人的权益摆在司法工作的重要位置。我国1996年10月1日起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们要贯彻执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老年人的工作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依法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尤其要慎重对待，妥善处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对老年人犯罪的案件的审判，须根据老年人的犯罪特点，犯罪的原因，犯罪的情节和危害的结果综合考虑，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尽量从轻判处。刑种选择，刑期裁量，必须坚持以下原则：对于依法可判刑可不判刑的，尽量以不判为主；对于判刑可轻可重的，尽量以轻判为主；对于可关押可不关押的，以不关押为主。在审判程序和审判策略上，尽量照顾老年人身心特点，注意说服教育；审理用语规范化，保护老年人的自尊。区分具体案情，正确使用缓刑和暂予监外执行。老年人犯罪，除难以改造的累犯和惯犯外，一般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加上老年体衰，再犯可能性也较小，除个别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等犯罪外可以使用缓刑。对于身体有严重疾病，符合法定保外就医条件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可做出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对于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在减刑、假释条件上给予适当放宽，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本条件就可减刑，假释。我们以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被害老年人。另一面对老年人犯罪也要打击，通过打击使那些在犯罪边缘的老人能悬崖勒马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从而起到预防老年人犯罪的效果。

（六）做好老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和安置帮教工作。老年犯罪入狱人员比起其他年龄的罪犯相对较少，但随着老年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加老年罪犯呈上升趋势。由于老年人年老体弱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社会关系来往少，这种情况下老年罪犯会变得心灰意冷对生活失去了兴趣，这会增加对他们改造的难度，介于老人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改造机关应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尽量少分配繁重的劳动任务。在做好狱内老年犯罪教育改造的同时还要做好老年犯罪的出狱安置工作，防止刑满释放或者假释后因生活无着，走投无路而再次犯罪。为此，家庭、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应及时解决刑满释放或假释后老年罪犯生活出路问题。各地老龄工作机构和民政部门应协调好工作，在安置上给予适当关注，落实生活保障措施，预防再次犯罪。

以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预防老年犯罪的对策与措施的，但我们还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我们要在现实条件下来谈论某种预防措施，不能一味的追求预防成效而忽略了现实的可能性。如：在建设各种老年服务基础设施时，应考虑本地的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

2．对老年人犯罪应该综合治理，充分发挥行政的、法律的、政策的、社会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3．我们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老年人犯罪的对策。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犯罪的原因，特点也会出现某些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应随之变化。

我们要把老龄工作视为社会主义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社会都重视起来，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激发老年人为社会服务的意愿，引导老年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这样老年人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另外，笔者认为在全国人口高龄化已到来之际，和现代社会小家庭日益增多的冲击下，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加强研究，应列为犯罪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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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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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论文篇2

7日下午2时30分许，福清市警方接到受害者家属报案：当日下午2时23分，他家突然接到歹徒打来电话称：“陈某(男，13岁，某中学初一学生)被其绑架要求家属准备20万元人民币赎金，并称不准报案，否则后果自负。” 接到报警后，福清市公安局马上组织警力开展侦破工作。根据现场调查，走访群众，获悉受害者陈某于2009年9月29日晚9时许，从福清市新厝镇某中学晚自习回家途中失踪。其家属经过几天几夜寻找未果，直至10月7日下午突然接到绑匪勒索电话。 警方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获悉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陈某母亲与受害者家积怨较深，且陈某近期表现十分反常，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查明陈某近期来经常与同学郭某、黄某等人在一起打电脑、玩游戏，行动诡秘。10月8日下午警方决定对陈某等5位涉嫌人员采取收捕审查。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陈某(男，1987年12月出生，某中学初三学生)，郭某(男，1987年5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黄某(男，1988年1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李某(男，1987年6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杨某(男，1988年2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供认，他们因长期在一起玩电子游戏机而结为朋友，因陈某母亲与受害者陈某母亲有积怨经常吵架陈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犯罪嫌疑人陈某便召集郭某、黄某、杨某进行密谋寻求报复。 9月29日晚9时许，陈某、郭某、黄某三人在受害者回家的途中等候，将受害者陈某殴打杀害后，用两轮摩托车将其尸体载到某水库，用石头绳子捆绑投入水库，然后潜回家中，并于10月7日通过李某打勒索电话到受害者家中索要20万元人民币。 案例二 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 2009年4月25日，永嘉黄田某中学学生柳某因与同校的黄某有矛盾，便叫来徐某等将对方殴打了一顿。柳也因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处理。第二天晚上，当徐某等四人再次来到柳某的寝室里时，被闻讯赶到的值班教师发现，之后徐某等被带到黄田派出所。调查中，这伙人供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中间曾相互间传送着一支枪！全体参战干警为此大惑不解，一伙初中人何来枪支呢？他们决心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原来，就读该县某中学的徐某、厉某等人在校期间经常与当地社会上青少年组成的“十八党”团伙发生冲突。为能何他们对抗，徐某等也组建了一个名为“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去年下半年，柳某想买支枪来去打猎，就通过朋友介绍在其叔叔张某那里，以250元购买了一支单管火药枪，后一直藏在家中。今年2月份，徐某所在“十三鹰”在与“十八党”的对抗中败北，他们觉得如果有一支枪在手便可扭转败势。第二周，徐某等10人便筹资到黄田镇，以同学关系将柳某的那支枪购买过来，并将枪藏到家中，直到26日被公安机关查获。案情至此已初步明了，警方便立即成立专案组，连夜出战，于 4月26日深夜包围制枪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将其逮捕归案。 案例三 北京一少年为偷钱上网 将奶奶砍死爷爷砍成重伤 17岁少年小新(化名)为了偷钱上网，竟然将奶奶当场砍死，将爷爷砍成重伤。事后，小新投案自首。 两年前，小新开始沉浸在网络里，学习成绩陡然下降。初中还没有毕业便辍学。 因担心儿子整天沉迷于网吧，小新的妈妈让他照看家里的台球桌。小新把看台球桌挣的钱拿去上网。后来家里不再提供上网的钱，小新就想到了偷。今年6月上旬，小新偷了爸爸2000多元在网吧呆了一个星期。父亲的一顿打骂对小新来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仅仅几天后，上网的欲望又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此时，爸爸月初给奶奶生活费时说的一番话浮现出来。“爸爸说爷爷那儿有4000多块钱，当时听了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想去偷爷爷的钱。6月15日中午我就去爷爷家，晚上，看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了，就去翻，可一想怕把奶奶吵醒了，就想用菜刀把奶奶砍伤了再翻。” 睡梦中的奶奶倒在了血泊中，响声惊动了爷爷。不顾一切的小新又将菜刀砍向了他。爷爷受伤后逃出家门。小新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那4000元钱，只在奶奶兜里找到了两元钱。事后，小新的爷爷说，那是奶奶为孙子准备的早点钱。小新捏着两元钱在村口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思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了。 小新告诉记者，奶奶从小最疼爱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他在看守所里最想念的就是九泉之下的奶奶。“我当时只想着拿到钱后就去网吧，根本没想后果。如果让我在上网和奶奶之间重新选择，我肯定选择奶奶。”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起来。

犯罪心理论文篇3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犯罪心理；青少年犯罪预防

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处于经济体制重大转型时期，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进一步恶化，危害性逐年增大。当前，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突出一一犯罪类型、犯罪年龄低龄化、弱势群体成员成为犯罪主体、青少年团伙犯罪呈增长趋势。如何有效预防青少年个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犯罪，不仅事关保护和促进这个特殊群体的健康成长，而且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如何预防和矫治青少年违法犯罪，不仅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关注的课题，更成为本人的研究方向。

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状态

从国外研究来看，就接触的诸多资料分析，针对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的理论较少，往往是用青少年犯罪来涵盖大学生犯罪。在成熟的青少年犯罪研究理论基础之上，国外研究认为大学生犯罪所产生的原因方面有：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精神病理学观点、犯罪社会学理论、犯罪生物学观点、多元性犯罪原因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生物学观点和犯罪社会学理论。

1.犯罪心理学观点。犯罪心理学观点认为大学生犯罪是因为打破了自我、本我、超我之间的平衡。弗洛伊德的个性论，将人的个性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他认为，本我是人最原始本能、欲望，和肉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以外部世界的需要为标准进行活动，调节外部世界与本我之间的冲突；超我是受家庭教育或者外界的其他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他是对本我的欲望和本能起反抗作用的常态下。本我、自我、超我，是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就容易引起不良的社会反应，大学生犯罪就是这种平衡关系被破坏后的一种反应。

2.犯罪社会学理论。犯罪社会学理论是国外大学生犯罪研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他主要研究大学生犯罪同社会之间的联系。与大学生犯罪密切相关的犯罪社会学理论主要有社会瓦解论与青少年犯罪、不同联系论与青少年犯罪、文化冲突与青少年犯罪、多因素论与青少年犯罪、精神贫困与青少年犯罪等。瓦解论认为城市化倾向和社会变化，使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从而使得社会控制力削弱、社会规范受到冲击，青少年个人自由或者个人诉求的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从而造成青少年犯罪。

3.杜会越轨理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犯罪是一种有着深刻社会结构根源的社会越轨现象。而在正统的社会学理论中，社会越轨一直是一个边缘性的概念。社会越轨能够走上理论舞台，主要是由于它的“反面角色”具有某种独特的反衬功能。自迪尔凯姆以来，“越轨”始终是被当作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研究。现代研究表明，尽管越轨行为总是给人们带来一些不适，多为社会所排斥，然而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社会越轨行为实际是任何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就像疼痛对人的健康一样重要。正因为如此，青少年社会越轨行为向整个社会表征了青少年这一特定人群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这为探索青少年犯罪之现状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起到了警示作用。

4.其他理论。不同联系论认为大学生犯罪从许多不同的因素中获得不良信息，进而产生犯罪意识并实行，与犯罪相联系的各种事物和因素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文化冲突论将大学生犯罪归因于不同标准的文化标准，各地方、各地区不同的文化氛围是导致其犯罪的主要原因，例如：某些地区的价值观、信仰、生活习惯等；多因素论认为青少年犯罪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中只要具备了某些特别的因素并且与其他因素发生联系就会导致青少年道德问题犯罪问题等；精神贫困论认为青少年精神贫困缺乏有益的文娱活动和教育，在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产生犯罪。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1980年12月，中国青少年研究所作为专门研究青少年问题的机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对各部门、各学科之间在青少年问题研究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联系。在此基础上，1982年6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开始。经过几年的调整阶段和《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的正式出版，理论研究的科学之光终于出现。科研人员结合国内外情况，各抒己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1.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同步论。中国现阶段国情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历史对照，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发展过程一样，都不可避免的要以犯罪增长为代价。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

2.利益差异与冲突理论。为人类依其自身的利益，基于生存的目的，在可能性空间进行选择活动，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社会个体还不能够充分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不致损害社会、他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吻合一致，没有利益的差异，也就不会产生违利益、危害社会、损害他人利益的犯罪行为。

3.生产方式——人的需要——犯罪论。第一层解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同私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并指出，我国缺少对生产力因素的认识。第二层解释，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真正的社会联系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即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决定着其外部活动，从而提出生产方式——人的需要——犯罪的理论。

4.本能异化论。采取回溯法与还原法，从人类社会进化过程，即属系发生史，以及个人的成长过程，即从个人发生史来研究犯罪问题，并将犯罪行为归原为一般性违法行为，人的社会性动机归原为一般性违法行为，人的社会性动机归原为生物性的衍生。从这样一种新的角度和研究方法，论者提出人的本能异化的基本模式，即人的本能活动升华为创造性劳动，促成意识产生，创造一个社会的同时，也创造出自己的对立面，一个扼制自身的强大异己力量，对有待改造的非规范创造日益严密的规范体系。从而说明了犯罪产生的终极原因即为本能的异化，它存在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

5.就犯罪原因体系的“犯罪场”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原因是一个系数，引起犯罪结果发生的诸多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狭义的犯罪原因（包括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与犯罪条件（犯罪场），合称为广义的犯罪原因。认为控制犯罪场与减少犯罪的社会原因与个体原因对控制犯罪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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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论文篇4

摘要：犯罪心理测试在侦查阶段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所得的犯罪心理测试结论能否在庭审中作为证据使用在理论界具有很大的争议，绝大数学者认为其可以作为鉴定结论使用，但是随着新的刑诉法修正案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这便更加使犯罪结论能否作为鉴定意见使用的讨论更加的激烈。本文认为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可为证据使用，但是在使用中必须严格限制条件。

关键词：犯罪心理测试；鉴定意见；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刑事诉讼

一、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科学性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是以生理学、心理学、电子计算机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 其核心原理在于“心理刺激与生理刺激反应的对应伴生关系”, 即只要有某种心理刺激, 就会有相应的生理反应出现, 并且这种反应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一）犯罪心理测试的理论基础。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从理论上讲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心理刺激所触发的心理生物反应。因此美国明尼苏达州医学院心理学教授莱克肯认为: “……真正能测出谎话的仪器是没有的……罪犯和无辜, 两者之间心理上的重要差异, 仅仅在于一个当犯罪发生时, 他在现场, 他知道那里发生了怎样的事, 在他的心理装着当时当地的景象, 而另一个无辜者, 则一无所知。”[1]

（二）犯罪心理测试程序的规范性。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分为六大阶段技术: 犯罪心理痕迹动态分析描绘技术、测试的编题阶段技术、测前心理访谈技术、实测阶段、观察和同步评图阶段和测后谈话和审讯阶段。[2]了解它的基本程序, 不仅是了解测试过程的开始, 而且是把握测试本质的基础。

二、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在侦查阶段的运用

（一）有助于及时、准确的排除无辜,提高办事效率，缩小排查的范围。

在前期侦查工作没有收集到能够认定何人与犯罪有关的证据,而侦查范围又相对明确的犯罪案件,如直接进行正面审查,作案人和无辜者都会极力辩解,否认与犯罪有关,其陈述难以查证或虽能查证但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使用心理测试技术,可以迅速排除大多数无辜者,筛选出重点嫌疑对象,大大提高侦查效率。

（二）有助于讯问中瓦解犯罪嫌疑人的抵抗的防范心理。

在测试过程中,测试人员通过说明和反复强调心理测试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并利用犯罪嫌疑人对心理测试技术的神秘感,使其感到心理测试仪器是不容欺骗的,担心自己的谎言被识破,从而加重了心理压力,然后再结合政策教育和使用证据等方法,促使犯罪嫌疑人动摇瓦解,及早交代问题。实践中,确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在测试中或测后不久就交代了罪行。

(三)甄别口供或证词真伪。

侦查过程,口供与口供、口供与证词或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是普遍现象。当某些矛盾难以用传统方法查证时,如同一案件对同一问题口供截然相反,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对同一事实各执一词,又无其他证据证明时,可以借助心理测试技术帮助审查判断证词与口供的真伪。

三、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证据属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CPS多道心理犯罪测试（俗称犯罪心理测试）鉴定结论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鉴定结论（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只是名称的修改，并未对其内容进行实质性的修改）不同，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所以目前很多学者主张“有限采用规则”。[3]

目前,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既然把证据分为八类,而不承认其他证据的法律效力。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究竟应划归为哪一类? 对此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因为这牵涉到测试结论的合法性问题及其他相关法律问题。笔者认为,犯罪心理测试结论应归为鉴定意见, 这是由测试结论的本质特征和鉴定意见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从证据学的意义上说, 鉴定意见是指鉴定人根据公安司法机关的指派或者聘请, 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对案件中需要解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结论性判断。当然, 这里所说的鉴定人是指具有完成有关鉴定活动所需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自然人。

作为一项高科技手段目前,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美国、日本等50 多个国家的刑事及司法活动中。美国是世界上运用此技术最广泛的国家, 在对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可采性经历了由“普遍接受”标准到“综合观察”标准的转变之后, 现有36个州法院和9 个联邦法院承认犯罪心理测试结论的证据能力, 并将其作为专家意见纳入科学证据之中。[4]日本、罗马尼亚等国家也已经批准犯罪心理测试结论作为诉讼证据使用。[5]

四、理性的对待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应用范围有从侦查阶段扩展到审判阶段的趋势，但是由于受到刑事诉讼法律的影响以及测试技术水平的限制，目前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主要运用于刑事侦查阶段，在审判阶段微乎其微。在审判阶段还是对心理测试技术采取的限制态度，要想在以后的审判阶段采取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结论应该进行严格的审查，本人认为最起码应该遵守以下规则：

（一）对犯罪心理测试机构和犯罪心理测试员的要求。

犯罪心理测试鉴定具有主观性，与司法鉴定活动大体相似，因此测试实施主体的中立与客观至关重要，这不仅仅是防止主观先入为主，更是完成排除无辜者，尊重受测对象自由意志的需要。

（二）严谨将犯罪心理测试代替侦查。

由于犯罪心理测试仪采集的是测试对象基于心理变化引起的生理变化数据，而测试对象越接常的自然状态，其生理变化数据越真实，因此，测试对象无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其他知情人，测试应在讯问或询问前进行。在案件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仅依赖于犯罪心理测试得出对受测人不利的结论，这种测试结论是不能在诉讼中运用的。

参考文献：

[1]杨道金 张泽民 中国刑侦测谎大揭秘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 武伯欣． 中国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理论论纲［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

[3]何家弘 《犯罪心理测试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证据法学论坛第五卷》，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02年版。

[4] See A ndrew R. Sto lfi,W hy Illino is should abandon frye’s general accep tance standard fo r the adm ission of novel science evidence, 78 Ch i. - Kent. L. Rev, 89 (2000) .

犯罪心理论文篇5

关键词　犯罪心理画像　心理学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一、犯罪心理画像的概述及国内外发展状况

犯罪心理画像，简言之就是通过分析犯罪人作案后遗留下来的反映其特定犯罪心理特征的各种表象或者信息，推断出作案人的犯罪动机，作案时的心理而服务于侦查工作，帮助破案的一种专门技术。

犯罪心理画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当时的犯罪人类学家为了将犯罪心理和犯罪者身体结构建立联系，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最先开始研究的是雅各布·弗瑞斯（JacobFries），1957年到1972年间，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将心理画像用于刑事侦查过程。1978年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组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调查。约翰·道格拉斯（JohnDouglas）和罗伯特·瑞斯勒（RobertRessler）将犯罪心理画像划分为有组织力、无组织力二分法。据统计，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77%的案件中得到了运用，在45%的案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17%的案件中帮助警察认定了犯罪人。据研究，犯罪心理画像得出结论的可信度范围在百分之七十六到百分之九十三之间。美国联邦调查局一般将犯罪心理画像应用于杀人犯、纵火犯、爆炸犯等系列犯罪。

此项行为分析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时引进我国，但是发展相对比较缓慢。在我国，犯罪心理学思想源远流长，古代思想家在犯罪心理形成原因、防治犯罪心理以及刑事司法心方面都有过较为深刻的论述，但是犯罪心理学在我国的传播晚于欧美国家。尽管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关于犯罪思想的探索和讨论，其历史比欧美国家早，内容也更加丰富，但是一直未能形成一门相对比较系统的独立学科。

在国外，犯罪心理作为一种运用心理学分析方法，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原理主要源于行为主义心理学，是对犯罪人在犯罪现场遗留的物质痕迹进行分析去寻找犯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从而描绘犯罪人的性别、年龄、种族、职业、学历等方面的特征，描绘犯罪人的家庭环境状况、社会环境状况以及人际关系、个人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等诸方面的特征的一种技术手段。笔者认为犯罪心理可以甚至应该引进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发展。

二、犯罪心理画像的实质和心理学分析

根据佛洛依德的理论，意识包括前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前意识是指在意识状态下对自己已经知道的内容却在一时不能觉知的心理内容，它往往由于干扰或遗忘而暂时不在意识层面却仍然可以回到意识范围内。这种暂时不能明确感知的状态就为前意识，潜意识是指在意识的状态下模糊的、未能完全意识到的心理内容。这部分内容人有时很难自我感知，如：幼年时期曾经经历过、有过知觉却已模糊、淡忘的印象，还有因后天形成观念后控制与压抑着的一些心理内容。无意识是指在感觉阈限之外对人的心理活动发生影响，以至自已都不能觉知的内容，如：生理过程。无意识还可被解释为不知道，不受意识控制，自发的心理活动内容。犯罪行为有可能是出于无意识，无意识犯罪动机的提出进一步表明了犯罪动机问题的复杂性，用此概念可以解释犯罪动机的特殊形式，如冲动性犯罪行为、激情犯罪行动机、习惯性犯罪行为等等。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Watson认为，动物和人的行为都是学习的结果，所有的动作、行为都是通过条件反射而做出的。人的行为从偶然到必然，从随机到有机，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对于系列犯罪案件来说，行为人在第一次的犯罪行为时未被及时惩罚，在强化心理的作用下继续实施下一起犯罪，而在多次连续实施的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会形成稳定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过程。尽管人的犯罪行为会具有偶然性，甚至会存在一些反侦察的伎俩，但是在犯罪那个时刻伴随着紧张心理和特定的环境，会存在着反应特定个性倾向和心理特质的行为。我国现今出现的犯罪案件，部分呈现出与国外系列犯罪案件相同的特点：犯罪行为人有丰富的作案经验，长期成功的作案模式，已经使其行为方式、行为过程比较熟练，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较明显的特征。

对于犯罪心理美国的犯罪心理画像专家道格拉斯·约翰最先提出“标记”这一术语。“标记”这一术语是用来区别传统的犯罪惯技的概念，是犯罪人为了满足某种心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的某一特殊行为。惯技并不是固定的，是可以改变的而标记行为是犯罪人独一无二的，个人必须做的、稳定的行为特征。一个犯罪人的标记是一种比较明显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专属于他自己的性格特征，是为了满足其心理上或者情感上的特殊需要而出现的行为模式。某些系列犯罪案件的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是为了实施他们非常明显的、独特的犯罪行为是为了表达他们个人的某些特殊的情感需求。关于犯罪人实施犯罪为满足某种心理或情感需求的标记行为有以下理论：

1、挫折—攻击理论。该理论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在挫折之后。该理论中所指的挫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进行有目的的行为时，由于内部或者外部障碍，使得人的欲求的满足受到阻碍。欲求不满越多，挫折越大，攻击强度也就越大。挫折易使人情绪激昂甚至失控，更易出现攻击行为。有时候的攻击行为是突发性的、没目的性的。

2、心理发展理论。在相似的环境下易激发犯罪人实施相同的犯罪行为，但是即使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是相同的，有时候激发犯罪人实施此行为的犯罪动机也是不同的。许多案件中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内心会幻想出一些特殊的场景，会臆想被害人是与自己有情感关系的特定人，基于这种臆想实施犯罪行为。犯罪人标记的出现和发现与其性发展和情感的发展有关，它同时受生物学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即使在社会压制的情况下，性冲动也绝不放弃其表达的机会。结果就是，对某些人来说，在精心抚育下，在双亲的关爱下，其在成长时期中，其性心理发育健全，心理得到了健康的表达和发展；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的被持续冷漠对待没有让其性心理发育完全，最终导致了其犯罪行为的形成和发展。

3、补偿理论。心理学家指出：自卑感是人类努力的来源，人都是籍由补偿自我的自卑而不断发展。补偿心理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人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为克服自己生理上的缺陷或心理上的自卑，而发展自己其他方面的长处，优势，试图赶超他人的一种心理适应机制，正是这种机制作用使得自卑感成为了人追求成功的动力，但不适当的补偿心理也会使人走向偏途，犯罪行为正是犯罪者超越自卑、寻求他人注意的补偿，犯罪人经常会试图通过寻求他人的注意及获得支配他人的优越的地位，以消除自己内心的自卑感。

故犯罪行为人因为出于心理需要，在作案时会无意识的做出带有标记的行为，找出犯罪人的行为标记特征并进行分析，有助于分析犯罪行为人的性格特征，活动区域并以此找到犯罪人。

三、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

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在侦查中的应用方法国内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方法，国外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在传统的精神病学分析方法后，现在比较流行的、影响比较大的有：FBI的犯罪现场分析法、DavidCanter的心理调查法和BrentTurvey的行为证据分析法。对于我国刚起步的犯罪心理画像领域，可以从以下方法作为借鉴：

FBI的犯罪现场分析法研究重点在犯罪行为人的个性和犯罪动机。他们的研究主要形式是与实施了谋杀的系列杀人犯交谈，以通过交谈了解这些人是如何防止被抓捕的。他们手机的信息主要涉及犯罪行为的惯用伎俩、犯罪现场的特征以及有关谋杀最烦个性方面的特征。他们给予犯罪人个性和犯罪惯技提出了一种分类方法，及“有组织力与无组织力”的二分法。FBI在进行犯罪心理画像时主要遵循画像输入阶段、决策过程模型、犯罪评估、画像阶段、犯罪侦查、逮捕阶段等6个阶段。

DavidCanter的心理调查法和FBI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使用了统计学的方法，都是将犯罪分子的有关信息做系统的统计对比，不同之处在于Canter抑制根据他的理论不断的更新犯罪人信息资料库，通过统计对比将犯罪人进行归类并研究总结出每类犯罪人的特征，当案件发生以后根据案情特征和犯罪人的相似性、共同处将犯罪人归为某种类型的犯罪后进行案情研究。Canter提出了犯罪心理画像的五因素模型，即在侦查中应用犯罪心理画像技术时要考虑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五个方面的相互关联的互动因素。这五个方面包括：人际间一致、时空的重要性、犯罪人特征、犯罪人职业和司法知识。

BrentTurvey的行为证据分析法强调心理画像必须根据现场搜集到的各种与犯罪行为有关的证据，并通过对这些证据进行行为分析，在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心理画像工作。Turvey提出了用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行为证据分析，认为演绎型犯罪心理画像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刑事和行为证据分析、被害人研究、犯罪现场特征和被害人特征。Turvey认为在犯罪心理画像中要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来分析行为证据。这种科学方法的步骤是：详细说明问题、搜集相关信息、形成一个工作假设或者解释、通过实践来检验假设、解释结论、提取结论和按照需要修改假设，寻找表现犯罪人特征的行为模型。

大约在1997年间网上出现了大量自由攥稿人式心理画像的投稿，毕业于纽黑文大学法庭科学系布伦特·特维（BrentTurvey）的第一个投稿的，布伦特·特维运用行为证据分析方法再次强调了刑事学（criminalistics）的重要性。在其有关犯罪心理画像的著作中提到了2种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归纳性犯罪心理画像和演绎性犯罪心理画像。

四、结束语

犯罪心理画像在国外从诞生到发展成熟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为大量重大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的帮助。犯罪心理画像主要以心理学理论为指导，深入个案研究，积累犯罪行为资料，对于犯罪心理画像在侦查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犯罪心理画像现在处于起步阶段，依然停留在理论的初步研究阶段，发展比较缓慢，犯罪心理学在我国作为一门新学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科技条件不是足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发展完善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和付出较大努力。但是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现状的犯罪心理理论和案件系统是必然发展趋势，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上海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美］布伦特.E.特维.李玫瑾等译.犯罪心理画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

犯罪心理论文篇6

内容提要: 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是存在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间的对立。以北京大学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是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互相融合的人格刑法学，其崛起可谓是侧重于主观主义与行为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此应当予以高度的关注。但是，人格刑法学的观点是否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现今，人格刑法学只是一种美好的构想。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引入了苏俄刑法学，以社会危害性理论为中心的苏俄刑法学曾经在我国一统天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我国刑法学还是以恢复重建为主，因而苏俄刑法学的本土化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在学术研究上也呈现出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势。在刑法学中，德日的与英美的刑法知识被系统地引入我国，尤其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各种刑法流派在我国都得到呼应，我国刑法学研究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以北京大学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的崛起，可谓是侧重于主观主义与行为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此应当予以高度的关注。

刑事古典学派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的行为刑法与刑事实证学派建立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的行为人刑法之间的对立，是近代西方刑法学史上的一条基本线索。这两个学派的互相抗衡、互相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刑法学的发展。wWW.133229.CoM刑事古典学派以自由主义、罪刑法定主义等为号召，主张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行为为本位的刑法。而刑事实证学派则以团体主义、防卫社会为价值取向，主张建立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行为人为本位的刑法。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刑法还是行为人刑法，成为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选择，尖锐地摆在每一个刑法学人的面前。当然，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都存在一种深刻的片面，因而互相妥协、互相折中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近代刑法学史上，行为刑法逐渐地吸收行为人刑法的思想，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折中，仍然有一个以2009年第6期（总第67期）行为刑法为主还是以行为人刑法为主的问题。笔者认为，行为刑法应当是基本的理论框架。行为人刑法只能对行为刑法起到一种补充的作用。在此，笔者谨以犯罪论体系为视角，对人格刑法学进行一些评论。

在犯罪论体系上，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也是存在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间的对立。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是以“行为”为中心所设立的犯罪论体系，亦即系在行为中认定犯罪的实体，并以“行为”为成立犯罪的必要原理。[1]在德日刑法学中，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始终是犯罪论体系的主流，自李斯特一贝林创立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以后，历经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尽管在内容上有所发展，但三阶层的理论框架并无根本性的改变。而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则是指将成立犯罪的要件，从“行为”与“行为者”两方面作二元的研究。自“行为”方面言，必须该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而无行为正当化事由之存在（即无阻却违法事由之存在）；自“行为者”方面言，必须有“责任性”之存在，惟此之所谓“责任性”并非关于“行为”本身之属性，而系关于实施违法行为之“行为者”的人格之属性（特质）。[2]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洪福增的介绍，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包含以下三位德国教授所主张的类型。

坎托罗维索（kantorowicz）的体系（见下图一）：

图（略）

在上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中，犯罪这一要件相当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当然，由于拉德布鲁赫采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其构成要件中包含了客观的构成要件与主观的构成要件。而犯罪人这一要件，与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建立在规范责任论之上的有责性在内容上是相同的。

米特迈尔（mittermgier）的体系（见下图三）：

图（略）

在上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中，适合于构成要件之违法的举动相当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而责任相当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中的有责性。行为者人格是这一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所特有的，这也是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因此，上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是最为纯正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通过以上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比较可以看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在结构上存在共通之处，即都把构成要件该当性放在第一位。只有在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要件以后，才可以对犯罪人进行责任的追究。因此，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强调犯罪人的人格在定罪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受到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客观要件的限制，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自然不会堕落为主观归责，从而坚守了法治国的价值理念。当然，二元的犯罪论体系都从行为（犯罪）与行为人（犯罪人）这两个方面建构犯罪论体系，把行为人（犯罪人）要件放在与行为（犯罪）要件平起平坐、相提并论的位置上，从而体现其行为与行为人的二元性。但是，行为与行为人的二元区分不能对应于客观与主观的二元区分。因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分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这三个要件，但根据古典的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是客观要件，而有责性是主观要件。因此，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如果仅仅把行为人要件界定为主观要件，则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还是难以在实质上加以区分。在这一点上，米特迈尔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明确地将行为者人格作为犯罪成立的一个要件，这才能充分体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性质。最后应当指出，随着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互相融合，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并非纯正的行为刑法的犯罪论体系。同样，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也不是纯正的行为人刑法的犯罪论体系。可以说，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从古典的犯罪论体系到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的演变过程，就是在三阶层的框架内不断吸纳行为人刑法的内容的过程。而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则是在形式上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共同纳入一元犯罪论体系。因此，现在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是实质上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而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则是形式上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申言之，目前已经不存在绝对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无论是以行为为本位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还是以行为人为本位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两者都是兼顾行为与行为人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所以出现上述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互融合的趋势，笔者认为是与从法治国到文化国的价值论演变，以及从存在论到规范论的方法论转变密切相关的。当然，在德日刑法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之所以如此，是由行为与行为人的主次关系所决定的。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将行为与行为人并列，存在轻重不分之弊，[3]值得考虑。

这里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是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相对于古典的与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而言，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具有从客观向主观转向、从事实向规范转向，同时也具有从行为向行为人转向的特征。尤其是人的违法论的提出，取代了物的违法性，将对行为人的强调从有责性阶层提前到违法性阶层。在违法性这一要件中，威尔泽尔将不法与行为人并列。在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中，成立犯罪的第二个条件是“行为与行为人”，威尔泽尔特别提到了“作为犯罪学类型的行为人”，其重视“行为人”对于成立犯罪的意义。这种将行为与行为人作为犯罪的构成要素建立体系的立场，学界称之为二元的犯罪论。因此，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也被归入二元的犯罪论体系。[4]但是，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在违法性阶层中，同时强调行为不法与行为人的不法，直接将行为人作为刑事不法的评价对象，但其行为人要素还是被包含在违法性要件之中，三阶层的基本格局并没有被打破，对于行为人也没有在整个犯罪构成上与行为平起平坐。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应当把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归入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但也不否认，威尔泽尔兼采二元论。[5]笔者认为，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张文教授倡导的人格刑法学，并非绝对的行为人刑法，而是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互相融合的一种人格刑法学，张文教授指出：

我们所倡导的人格刑法学，是指顺应刑法发展思潮，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既作了结合，又作了发展。结合表现在，以客观行为为前提，以犯罪人格这一主观性质的事物为补充，形成客观的危害社会行为+主观的犯罪人格这样一种二元的定罪量刑机制；对犯罪人格的考虑，并非仅是为了从理论上改变犯罪处罚的根据，或仅主张犯罪人格之于量刑的意义，而是在于，突破现行的以行为为中心的定罪机制，将犯罪人格由以往的量刑阶段推进到定罪阶段。在量刑阶段，仍然保持现行的以行为及人格为考察点的二元机制。这种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并重、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二元因素为定罪与量刑机制的刑法观，我们称之为人格刑法学，以区分于单一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和以行为人为中心的行为人刑法。[6]

根据以上关于人格刑法学的定义，人格刑法学与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根本区分在于：在定罪阶段，是否把犯罪人格作为一个独立的定罪根据。定罪问题是通过犯罪论体系解决的，因而在犯罪论体系中如何纳入犯罪人格这一要素，就成为人格刑法学的标志。张文教授曾经提出在其人格刑法学基础之上的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是将犯罪构成改为犯罪人构成，因而把犯罪要素称为犯罪人成立要素。这一要素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事实判断要素，主要是指法定的刑事违法行为类型，包括行为、结果、行为主体身份、故意、过失等内容。第二方面是价值判断要素，主要是指法定的刑事责任承担条件，包括排除合法辩护事由、认定犯罪人格（见下图四）。[7]

图（略）

由此可见，张文教授将上述情形称为犯罪人成立要素，而不是犯罪成立要素，在此处体现了在犯罪与犯罪人这两个要素当中，侧重于犯罪人的价值取向。在事实判断要素与价值判断要素这两个方面，刑事责任当然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但在事实判断要素中的刑事违法本身也包含价值评价。就此而言，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并不是彻底的。当然，在上述体系中，将犯罪人格作为一个独立要素在犯罪人成立要素中加以确立，这是其人格刑法学的重要体现。而在这一点上，与米特迈尔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是较为接近的，后者也把行为者人格当作独立的犯罪要素。因此，张文教授关于犯罪论体系的构想属于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前所述，自从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以后，德日刑法学开始从行为刑法向行为人刑法转变，但基本格局是在行为刑法的体系中容纳行为人刑法的内容，体现了以行为刑法为主、以行为人刑法为辅的原则。在人格刑法学上也是如此。例如日本大塚仁教授是人格刑法学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对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大塚仁教授在评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时指出：

像上述那样理解作为犯罪概念基底的行为及行为人的意义时，想把两者作为犯罪构成要素同等考虑的二元犯罪论，也是不能支持的。应该认为，行为人处在行为的背后，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即使构成要件上表示着一定的行为人类型，它也只不过是构成要件的要素，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人的具体评价，结局不外乎是违法性及责任的问题。在上述的诸见解中，坎托罗维奇和拉德布鲁赫所意图的行为人性，主要与责任一面相关，米特迈尔提出的行为人意味着违法性和归责的前提。因此，在犯罪概念的基底中补充地承认行为人的意义时，就没有必要对以行为概念为基本的犯罪论体系再加修正。[8]

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思想主要是透过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实现的：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采人格行为论、在违法性中采人的违法论、在有责性中采人格责任论。因此，人格行为论、人的违法论、人格责任论就如同一条红线，使形式上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成为实质上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对于大塚仁教授的这一人格刑法学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体现方式，张文教授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准人格刑法学或者“半截子”人格刑法学，指出：

根据大塚仁人格刑法学的思想，定罪仍然实行的是单一的行为中心论，人格在这里的作用不过是被用来说明作为犯罪构成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是体现了行为人人格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仍然只是如同新派一样，揭示了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人格，并没有让这种隐藏的东西从行为这一遮羞物后面浮现出来，发挥其在定罪方面的作用。在刑罚理论部分人格刑法学确实发挥了实效，即人格本身对量刑确实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而非仅仅是当作处罚对象的行为的说明。但是，这种实效实际上也只是新派行为人刑法观贯彻结果的继续罢了。既然称为人格刑法学，而刑法学是包括定罪和量刑两大部分的，只有在定罪和量刑两部分都贯彻行为与人格并重的思想，才能称得上是人格刑法学。[9]

对于大塚仁教授在刑罚论部分体现的人格刑法学思想，张文教授并没有否定。关键是在犯罪论中，张文教授认为大塚仁并没有体现人格刑法学思想，即没有把人格与行为并列作为定罪的独立要件，而只是把人格隐藏在行为背后作为行为的一个要素。因此，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是“半截子”的；犯罪论无人格刑法学，刑罚论才有人格刑法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与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明显地区分开来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是一种较为保守、也是较为含蓄的人格刑法学，而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则是一种较为激进的、也是较为张扬的人格刑法学。

那么，大塚仁教授的犯罪论果真是一个无人格刑法学的犯罪论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应该说，大塚仁教授在犯罪论体系中以人格行为论、人的违法论、人格责任论等为主要内容构筑了，人格的犯罪理论。大塚仁教授在论及人格的犯罪理论时指出：

在尊重自由主义契机的刑法学中，不能脱离现实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论及犯罪人的危险性．而且，行为人只有作为现实的犯罪行为的主体才看出其意义。这样，应当以作为相对自由主体的行为人人格的表现的行为为核心来理解犯罪。站在这种基本观点上的犯罪理论，可以称为人格的犯罪理论。[10]

因此，笔者认为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与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在犯罪论中是否要考虑人格这一要素，而是如何体现人格这一要素。大塚仁教授认为，通过人格行为论、人的违法论和人格责任论，已经能够在犯罪论中体现人格刑法学思想。而张文教授则认为，只有把人格作为定罪的一个独立要件，才能真正体现人格刑法学思想。

这里涉及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的关系问题。犯罪行为是指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对此是没有异议的。而犯罪人格也称犯罪个性，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可以认为，犯罪人格是在生物的与社会因素制约下的一种趋向于犯罪的稳定心理结构，它对犯罪行为具有源发性。[11]由此可见，犯罪人格与犯罪行为之间具备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现在问题是：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表里关系，即只要有犯罪行为必然存在犯罪人格，反之亦然。换言之，是否存在没有犯罪行为但有犯罪人格，或者没有犯罪人格但有犯罪行为之情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像过失犯罪等犯罪类型，都并未存在犯罪人格。犯罪人格大多存在于暴力犯罪与性犯罪等自然犯中。因此，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具有可分离性：任何犯罪都必然存在犯罪行为，但并非任何犯罪都存在犯罪人格。

由此可见，对于犯罪成立来说，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作用并非是等量齐观的。犯罪论体系如果是犯罪构成体系而不是犯罪人构成体系，那么，在犯罪论体系中只能采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即以行为刑法为主，以行为人刑法为辅。但如果犯罪构成是犯罪人构成而非犯罪构成，那么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是难以采纳的，非但如此，而且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也难以接受，而应当在犯罪论体系之外，另外建构犯罪人体系。张文教授在论及犯罪危险性人格的主体归属性时，指出：

行为人在犯罪危险性人格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即为犯罪人，其人格可称为犯罪人格。据此，判断一个人是否犯罪人，除了根据他是否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是否触犯了刑事法律之外，还应看他是否具有犯罪危险性人格。笔者以为，不具备犯罪危险性人格者，即使其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也不应将其定罪，并称之为犯罪人。只有违反了刑法规范并具备了犯罪危险性人格的人。才是犯罪人。[12]

以上这一论断是张文教授人格刑法学的精华之所在。根据以上逻辑，我们可以排列出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没有犯罪人格，不能定罪；

第二种情形，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具有犯罪人格，应当定罪。

在以上两种情形中，第二种情形争议不大，关键是第一种情形，行为完全符合构成要件，仅仅因为没有犯罪人格而不予定罪。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处罚范围必将缩小，这就是张文教授所倡导的非犯罪人化：

目前按照刑事法律被规定为犯罪的人，根据新犯罪人说，对其中没有犯罪危险性人格而落入刑法视野者，使其主体行政违法化，即成为违法行为者。对其处罚实行非刑罚化，处以行政处罚。[13]

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本来是一种作品与作者的关系，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作品，犯罪人是犯罪行为的作者。因此，是犯罪行为决定犯罪人，只要实施了犯罪行为就是犯罪人。但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犯罪人格，则即使实施了犯罪行为也不是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就转变为犯罪人构成。而犯罪人构成是在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再加上犯罪人格的要件。

张文教授的这一人格刑法学思想，在自身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在于人格刑法学的观点是否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这是值得关注的。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本身就是较为狭窄的，因而扩大犯罪圈就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呼声。根据张文教授的犯罪人构成体系，虽然犯罪范围没有重大变动，但那些实施了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却因为不存在犯罪人格，而被排除在犯罪的范围以外。对此，在刑事政策上是否具有接受性，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里所谓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是指刑事政策能否容忍这种情况，这一点又取决于：非犯罪人化是否会削弱刑法的惩治力度？在目前我国社会治安不好，犯罪率较高的情况下，实行这种非犯罪人化存在着较大的政治风险，接受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张文教授指出：

二元论的结果是使刑法的打击面变窄了，只有那些既实施了法益侵害行为，又具有人格恶性的行为人才能进入刑法的视野，这是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的。[14]

对于刑法谦抑性，笔者当然是赞同的。但对于那些非犯罪人化以后的犯罪行为并非根本不受处罚，而是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这一点，恰恰是笔者所担忧的。非犯罪化一样存在形式上的非犯罪化与实质上的非犯罪化之分。形式上的非犯罪化，是指某一行为只是不作为犯罪处罚，但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而实质上的非犯罪化是指不仅不作为犯罪处罚，而且不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实质上的非犯罪化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实质上的非犯罪化，表明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人行为的干预范围缩小，公民自由也随之扩张。但在形式上的非犯罪化的情况下，公民自由没有缩小，而只是国家权力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结构性调整：随着形式上的非犯罪化，司法权缩小而行政权扩张。就司法权的行使与行政权的行使相比较而言，前者更有利于公民后者却不利于公民。因为，通过司法程序的刑罚处罚，由于存在公检法三机关的制约以及获得律师辩护，因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保障。但治安性与行政性的处罚却是行政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在没有其他机关制约也没有赋予被处罚者以各种程序性权利的情况下独自决定适用的，因而虽有效率却有悖法治的基本要求。[15]

非犯罪人化也是如此，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非犯罪化与实质上的非犯罪人化，只有非犯罪人化以后不受任何处罚，才是实质上的非犯罪人化。而非犯罪人化以后，又受到行政处罚，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犯罪人化，而是形式上的非犯罪人化。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以犯罪人格作为犯罪人成立的要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司法上的可操作性。行为刑法之所以被人接受，与对于行为认定的标准明确可行，是具有密切关系的。因为行为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因而具有明确性，可以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即使是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斯特，也竭力主张行为人刑法，提出了“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的著名命题。但在犯罪论体系上，他创立了以因果行为论为基础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主张在犯罪论体系中贯彻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东茂教授作了以下生动描述：

李斯特是古典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他甚至企图在刑事立法上贯彻实证主义的精神。他在1913年为《德国刑法典》修正案所提的建议，就企图以自然科学的语言，精确地描述犯罪类型。举例说，他建议侮辱罪应该这样规定：“一连串的喉结抖动，血脉贲张，引致他人之不愉快情绪，为侮辱罪，处一年以下自由刑。”被侮辱者是否气得跳脚大家有目共睹，一切眼见为凭，不要作价值判断。以这种生物学的语言描述侮辱，多么精确，多么客观。[16]

这就是操作上的可行性向原理的正确性的妥协。相对于客观行为，犯罪人格是更为隐蔽，也是更难测量的。对于这一点，人格刑法学的主张者都是承认的。例如，大塚仁教授把犯罪征表主义看作是行为人刑法向行为刑法的妥协性理论，因为在现代科学的水平上，只有以表现于外部的行为为中介才能认识犯人内部的危险性。大塚仁教授认识到将主观主义、行为人主义彻底化，犯罪概念就会变得暖昧，具有侵害行为人自由之虞。这种缺点，通过采用征表主义也不能除去。[17]对于犯罪人格的这种模糊性，刘艳红教授指出：

作为一个新的定罪条件，犯罪危险性人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一目了然，而是需要经过专业的判断的，由于犯罪危险性人格的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人格的鉴定并不规范，一些心理学上的研究也还不十分成熟，因而这种定罪条件本身也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对犯罪危险性人格的鉴定也成了人格的犯罪论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18]

如果犯罪人格的测量这一问题不解决，将犯罪人格作为定罪要件，就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至于犯罪人格是作为人罪要件还是出罪要件，[19]笔者认为取决于行为构成与行为人构成之间的位阶关系。只要把犯罪人格的认定放在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以后的一个环节，则无论把犯罪人格称为定罪要件还是出罪要件，它在客观上都只有出罪功能。除定罪以外，量刑当中如何考虑犯罪人格也存在一个可操作性问题。行为刑法是完全以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作为量刑的基础，这是一种报应刑主义。而行为人刑法则完全以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的基础，这是一种目的刑主义。目前德、日刑法学的通说是采并合主义，即以报应确定刑罚的上限，以目的调节具体刑罚。张文教授虽然反对并合主义，[20]提倡教育刑，但在人格刑法下的量刑基础及其方法上，主张对犯罪人的裁量，不仅要考虑客观行为，而且要考虑犯罪人的人格状况。从这一观点来看，似与并合主义并无根本区别。问题在于：犯罪人格在量刑中占据什么地位？是以行为为主还是更多地考量犯罪人格的因素，这对于量刑都具有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人格刑法学是一种美好的构想，是未来的刑法学。生在当下的笔者，虽然向往未来，但更立足于现实。因此，笔者还是站在一元的犯罪论体系的立场上，向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表示致敬。

【注释】

[1]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6页。

[2]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22页。

[3]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24页。

[4]参见李立众：《犯罪成立理论研究——一个域外方向的尝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5]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17页。

[6]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7]参见张文：《是以行为为中心，还是以犯罪人为中心？——关于犯罪论体系根基的思考》，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9]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10]（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11]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12]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13]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14]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5]参见陈兴良：《犯罪范围的合理定义》，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6]参见林东茂：《道冲不盈——兼读法律本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l页。

[18]参见刘艳红、许强：《人格的犯罪论体系之建构》，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犯罪心理论文篇7

一、__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统一思想认识，营造心理矫治工作氛嗣。心理矫治T作开展之初，不少民警对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有的认为改造罪犯已经有了“管理、教育、劳动”三大手段，开展tD理矫治工作没有必要；有的认为心理矫治是西方圉家的东两，对能否在我国开展表示怀疑；有的认为开展心理矫治工作能够包治罪犯“百病”；还有的认为目前监狱的人才缺乏、装备落后，开展心理矫治工作条件不具备等。针对这些错误认识，省局通过会议和培训等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广大民警对心理矫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使广大民警充分认识心理矫治工作在改造丁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发挥典型的示范引路作用，选择基础工作较好的7个监所作为试点单位，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召开现场会的方式作进一步的动员发动，从而为全系统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奠定思想基础。

(二)抓好软硬件建设，夯实心理矫治T作基础。做好心理矫治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基础建设。我们着重抓好4个方面的T作：一是加强机构建设和硬件配置。1998年，我们在7个监所开展试点工作时，就明确试点单位心理矫治工作的主管部门是教育改造科，并在教改科配备专人负责这项工作。20__年，心理矫治T作在全系统全面推开后，我们明确要求所有监所都必须成立罪犯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在监区(分监区)设立心理辅导员，罪犯中设立心理互助员，努力构建心理矫治工作网络。有条件的单位可以设立专门机构。到目前为止，全省各监所均成立了罪犯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其中有5个单位设置了独立建制的心理矫治科，心理矫治工作三级网络已经形成。20__年4月，省局还聘请7名心理学专家教授组成全省罪

犯心理矫治工作专家指导小组，加强对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指导。与此同时，我们还大力加强心理矫治工作的硬件建设，全省各监所共配置63台[找文章还是到文秘站 ，更多原创！注：]专用电脑，部分单位配备了数码电子录音笔等设备，设置了心理咨询室74间。部分单位还设有罪犯心理宣泄室、心理热线，为开展罪犯tD理矫治工作创造了良好条

件。二是坚持专业化队伍建设。心理矫治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加强心理矫治队伍专业化

建设。我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一是选派在职民警参加专业培训。近几年来，各监所共选派172名民警参

加部监狱局和省局组织的心理矫治培训班学习，其中，有ll9人获得三级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7

人获得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书，l7人具有执业医师资格，一支专业化的心理矫治工作者队伍基

本形成。二是从有关大专院校毕业生中引进专业人才。近几年来，全省监狱系统在招录监狱民警时，从大

专院校引进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6名充实心理矫治工作队伍。此外，各监所还通过派员外出培训学习、

邀请专家来监所授课、鼓励个人自学等多种形式，开展民警心理矫治业务培训，共有6000余名民警接受tD

理学专业知识培训，培训费用近500余万元。三是加强制度建设。20__年初，省局制定了《罪犯心理矫治

工作暂行规定》，对机构设置、心理测量、心理评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进行了具体规范，并建立了罪犯

心理矫治季度报告制度，及时了解各监所tD理矫治工作开展情况。各监所在工作实践中也分别结合本单

位实际，制定出台了《心理咨询工作制度》、《tD理咨询工作人员守则》等多项工作制度，形成了心理矫治工

作制度体系。与此同时，我们还建立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考核机制，把心理矫治工作内容列入监狱年度工

作者刘保民系__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杨木高系__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副处长；刘胜利系__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科长

作责任制考核，有力地推进了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开展。四是加强心理矫治理论研究。为解决罪犯心理

健康教育缺少教材的困难，20__年，省局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服刑人员心理健康手册》一书，作为罪犯

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指导各单位开展罪犯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矫治T作民警还结合押犯改造实际，积极探

索对有重大心理问题的罪犯实行集体会诊，加强心理矫治个案研究；部分监所每年定期召开心理矫治工作

理论研讨会，并举办心理矫治工作论文评比活动，形成了一批优秀的理论研究成果。据初步统计，全省监

狱民警近几年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罪犯心理矫治专业论文50余篇，其中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8篇。

(三)全面开展心理矫治活动，塑造罪犯健康人格。几年来，我们按照心理矫治工作规范化的要求，认

真抓好心理矫治工作的各个环节，确保心理矫治工作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一是加强对罪犯的心理健康

教育。针对罪犯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的心理问题，全省监狱系统切实加大对罪犯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强化

对罪犯的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努力提高其应对

挫折的心理适应能力，罪犯心理健康教育面达100％。在教

育形式上，我们注重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性和趣味性，采用上心理健康教育课、订阅《心理与健康》杂志、

自编“心理保健操”、举办心理健康知识图片展、创作心理情景小品和系列心理游戏等方式，寓教于乐。3

年来，全省共制作心理健康教育电视专题片180余部，开展心理矫治专题教育30余次。二是积极开展罪

犯心理评估工作。我们重点抓好新人监罪犯和顽危犯等重点人头的心理评估T作。20__年以来，我们利

用COPA—PI、EPQ、MMPI、SCL一90、16PF等量表共对6万余名新人监罪犯进行了心理测试，建立新犯心

理评估档案6万余份。对220__余名罪犯提出了分流建议，评估出有危险性罪犯4100余人，为制定防范

控制对策和教育改造方案奠定基础。在13常_丁作中，我们高度重视对顽危犯的心理测试工作，及时了解掌

握顽危犯的心理状态，将测试结果作为个别教育攻坚的重要参考依据。近3年来，全系统新人监罪犯和顽

危犯的心理测试面达到100％，对2400余名顽危犯提出控制和改造意见，努力消除监管安全隐患。三是强

化对罪犯的心理咨询。罪犯心理咨询是运用咨询心理学的原理和技术，通过商谈和指导，帮助罪犯消除各

类心理问题和障碍，促进罪犯的改造，是心理矫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在罪犯中建立了心理互助

员，及时了解罪犯群体和个体的心理动态；在所有的监区(分监区)安装了心理咨询联系箱，使有心理问题

的罪犯能够及时得到心理帮助。我们注重心理咨询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在实践中采用书面咨询、电话咨

询、网络咨询、可视电话咨询以及面对面咨询等方式开展心理咨询活动，并根据罪犯个体的状况灵活采用

多种咨询方式，有效地调适了罪犯不健康的心理，缓解了罪犯的不良情绪。20__年以来，全省共有16000

余名罪犯参加了心理咨询，成功的典型个案咨询120__余人次，实施危机干预1400余人次。四是重视对

重大心理疾患罪犯的心理治疗。针对心理测试和咨询中发现的4100余名可能有重大心理疾患的罪犯，在

发挥好自身的力量的同时，主动邀请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定期来监开设心理门诊，开展心理治疗，帮助解

决罪犯中一些重大心理疾患，缓解罪犯因改造、家庭和人际关系等问题引起的各种心理矛盾与冲突，有效

防止罪犯企图自杀、行凶、报复等监管事故的发生。

二、__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促进了监管秩序持续安全稳定。我们通过对新人监罪犯的心理测试和心理评估，及时发现存在

心理疾患的罪犯，在做好心理疏导的同时，及时提出控制建议。新犯人分流到其他监区(分监区)时，新犯

的心理状况要向分流的监区(分监区)交代。对重点危险犯和顽固犯通过心理矫治活动，及时化解心理危

机，提出干预对策，做到重点防控。心理矫治工作在维护监狱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建设

“平安__”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为科学认识和改造罪犯提供了有力武器。科学认识罪犯是科学改造罪犯的前提。过去我们对

罪犯的认识往往凭经验、凭感觉，定性的成份多，定量的成份少，引进心理矫治工作后，我们运用科学的测

量工具，对罪犯进行心理测试和评估，了解了罪犯的内心世界，从而为科学改造罪犯奠定了基础。尤其是

对民警心理学知识、罪犯心理矫治业务知识的培训和普及，民警在进行个别教育时，能够恰当地运用心理

咨询的知识和技术，寻找切人点，增强了个别教育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进一步提高了个别教育的成效。

(三)增强了罪犯改造的自觉性。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咨询活动，特别对那些

不认罪服法或认罪态度差的罪犯，运用认知疗法、正确归因法等，启发其主动思考，促使其认真剖析犯罪思

3想，查找犯罪原因。通过教育，大多数罪犯能够正确归因，深挖犯罪根源，尤其是那些原先不服判、不认罪

或认为“吃了风头官司”的罪犯对犯罪有了客观评价，对自身有了全新的认识，为自己下一步有效改造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绝大多数罪犯踊跃参加政治、文化和技术学习，努力遵守监规纪律，并以服刑人员行为

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端正改造态度，增强改造意识，服从民警管教，走踏实改造之路，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四)消除了罪犯不健康心理。罪犯心理矫治的目的是着重于罪犯心理和个性的调适，稳定情绪、改

善认知、适应环境和消除不健康心理。通过向罪犯普及心理学、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及

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活动，使罪犯逐步树立了心理健康观念，懂得如何调适情绪，如何处理好人际关

系，如何消除不健康心理，从而以积极的心态投入改造。

三、今后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对策措施

(一)进一步健全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工作体系。省监狱管理局拟成立罪犯心理矫治工

作指导中心，由相关的领导和人员组成，并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对全省监狱系统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进

行统一谋划、协调、指导和督促。各监狱要建立独立建制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办公室(或心理矫治科)，心

理矫治专业人员实行持证挂牌上岗。所有监区(分监区)建立心理健康辅导站，至少配备1名专职民警担

任心理辅导员；在罪犯中成立心理互助组，选定文化程度高、表现良好的罪犯担任心理互助员，从上到下，

形成罪犯心理矫治网络。

(二)进一步深化罪犯心[找文章到文秘站 -一站在手，写作无忧！文秘站 =站注：]理矫治各项业务工作。在罪犯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进一步搞活教育形式，拟

创办一份面向罪犯的专业性报纸，使心理健康教育常态化。在心理咨询方面，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建设，严

格咨询的程序，提高个案咨询的质量。在心理治疗方面，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治疗

效果。要把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与罪犯改造质量评估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罪犯改造的不同阶段，开展心理

评估工作，为提高改造质量服务。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心理矫治工作制度。省局将统一制定罪犯心理

健康教育、心理评估、心理测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以及心理矫治工作者队伍建设等相关配套制度，形成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制度体系，确保心理矫治工作规范运行。

(三)加强心理矫治工作者职业化建设。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对从业人员有

着很高的要求。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二级心理咨询师培训力度，并抓好三级心理咨询师的继续教育工作。

鼓励各监所与有关心理咨询师培训机构联系，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十一五”期间，我们准备将所有监区

(分监区)心理辅导员轮训一遍。对取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人员原则上不得调离心理矫治工作岗位。

要加强心理矫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遵守从业人员的职业准则。要在心理矫治人员中开展争先创优和

评比优秀矫治个案工作，及时表彰优秀心理矫治工作者，并尝试心理矫治人员专项津贴制度，充分调动心

理矫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和利用社会资源。国外罪犯心理 矫治工作主要是由社会上临床心理学家到

监狱为罪犯提供心理学服务，对罪犯开展专门的矫治工作。我们应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方法、技术

和经验，并结合监管改造实际使其本土化；增加与国外同行的沟通与交流，引进一些高科技矫治设备和手

段，进一步提高罪犯心理矫治的科技含量。同时，注重挖掘和整合社会资源，聘请社会上关心罪犯心理矫

治工作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教育工作者等加入到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中来；积极主动与当地有关医院、

大专院校以及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学会等机构加强联系，借鉴其工作制度、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

罪犯心理矫治工作水平。

(五)加强罪犯心理矫治理论研究。要进一步加强罪犯心理矫治理论研究，使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心理

矫治工作，为矫治工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撑。要针对押犯特点，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探索各类押犯的心理特

征及其改造对策。要系统地总结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指导工作实践。要组织心理矫治

犯罪心理论文篇8

关键词：控制源；应对方式；犯罪类型

中图分类号：D9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07-03

诸多研究发现，服刑人员心理健康问题突出[1]。举凡近年关于服刑人员心理问题的文章，一般研究心理问题产生的前提，解决的方法，显有论及心理问题与犯罪类型的关系，尤其是从控制源①和应对方式角度阐述影响犯罪类型的内在原因。孙越异在《青年男性在押犯罪嫌疑人五大人格、应对方式的对比研究》一文中，比较了青年男性在押犯罪嫌疑人与正常人在人格与应对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徐珊珊的《青年男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和人际信任》一文，对青年男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人际信任及两者的相关性进行讨论；孙圣涛在《男性服刑人员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的研究》一文中认为，人口学变量、有无前科与应付方式、社会支持具有相关性，并阐明其表现；王佳权的《服刑人员社会适应、父母教养方式及其应对方式研究》一文探讨了服刑人员社会适应状况与其早期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王秀华的硕士学位论文《男性服刑人员的自尊、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的部分内容指出人口学变量与男性服刑人员应对方式的差异，及其存在形式。

凡此类部分既往研究，对应对方式、控制源和犯罪类型三者之间关系的专题性探讨，就笔者所见还未有学者涉足，仅在论文的局部有所论及。本文力图从应对方式、控制源的维度考量不同犯罪类型的心理机制。为预防和矫治犯罪提供实证理论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监狱随机抽取男性服刑人员100人，平均年龄27.5岁，年龄范围在20―50岁之间。按犯罪的目的、手段分型，可分为暴力犯罪、经济犯罪、性犯罪，为研究需要，剔除其他类型犯罪20人。

（二）研究工具

1.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年龄、刑期、犯罪类型、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居住地等。

2.控制源量表（IPC）由Levenson教授编制，量表作者曾对该量表进行大样本的施测。结果表明:Kuder-Richardson信度I（内控性）为0.64，P（有势力的他人）为0.77，C（机遇量表）为0.78，因子分析支持三个分量表的独立性。

3.应对方式问卷。本研究采用应对方式问卷，共计六个分量表，分别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适用年龄在14岁以上的青少年，成年和老年人。

（三）施测过程

本研究样本的全部数据的搜集都采用集体施测、当场回收的方式进行。在正式施测时，由专业的心理学硕士担任主试，宣读指导语，问卷不记名，强调施测结果的保密性，并于所有被试答题完毕后当场收回。发放问卷80份，无效问卷36份，有效率为55%。全部数据分析采用SPSS13.0软件包来完成。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控制源量表（IPC）在男性罪犯样本中的信度检验

对控制源量表（IPC）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得到总体的Alpha系数为0.634。问卷中3个基本维度分量表的Alpha系数在0.64到0.78之间，从总体来看,本问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对应对方式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得到总体的Alpha系数为0.927。应对方式问卷在男性罪犯样本中的信度较高。

（二）男性不同类型罪犯控制源的特点

用控制源量表对男性罪犯进行差异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居住地的男性罪犯在内控性上存在显著差异。经过事后检验发现，城市和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城市的男性罪犯在内控性上显著高于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即城市的男性罪犯在生活中更加相信他们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掌控自己的命运。

个体心理控制源的倾向是由三大环境（既社会环境、地域环境和家庭环境）决定的。其中地域环境包括居住地因素。居住于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生活方式中，两种观念的碰撞使其感觉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方向，追求不明确。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受周围人或事的影响，缺乏自主性，容易轻信权威，受他人观点的左右。同时，身份认同感差是这部分人群的普遍心理沉疴，说他们是农民，认为是贬低自己，说他们是城里人，又底气不足，由此造成他们心理控制源的外倾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男性罪犯自负、自以为是、敢想敢为，考虑问题欠周密，对于别人的意见听取少，决定的事很难改变，这是内倾性的表现。很多有前科的罪犯往往居住于城市，出狱后，内控性占优势的罪犯较少受到监狱改造的影响，依然我行我素，一旦外部条件具备，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犯罪，积重难返，有前科的比例明显高于居住于城乡接合部的。因此在各类型犯罪中，居于城乡接合部的罪犯的社会危害性较居于城市的罪犯小。

控制源的变化随年龄增长表现得比较稳定，各犯罪类型在不同年龄阶段没有明显差别。

（三）男性罪犯在应对方式上的特点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的男性罪犯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对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犯罪类型的男性罪犯在求助及退避两种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退避应对方式上，F=5.316；在退避上，F=3.157。经过事后检验发现，在求助应对方式上，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显著大于性犯罪；在退避应对方式上，暴力犯罪显著大于性犯罪，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经济犯罪和性犯罪之间在退避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对不同犯罪类型和不同经济状况的男性罪犯进行交互作用分析，结果见图1-4。

由图1和图2可知，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无论其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两者在自责和幻想两种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因为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有共同的心理特征――计较物质生活，胆大妄为[2]。看到他人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心理易产生不平衡感，只是两种类型犯罪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不同，暴力犯罪付诸简单的肢体行动，经济犯罪中，智力活动的参与更多些。

性犯罪随着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在自责和幻想两种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经济收入低的性犯罪更倾向于采用自责和幻想的应对方式；家庭收入高的性犯罪较少采用自责和幻想应对方式。性犯罪的人普遍具有歪曲的自我评价，这种评价与家庭经济收入正相关，收入越高，越肯定这种歪曲的自我评价的正当性，对此越深信不疑，即“性自由”、“性解放”是“时展的趋势，对自己的丑恶行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家庭经济收入低的性犯罪更多的局限于生理需求，受见识少的影响，较少找到外部因素转嫁自己的犯罪原因，因此更倾向于自责和幻想。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家庭收入少的经济犯罪比家庭经济收入高的经济犯罪更多地采用合理化的应对方式；收入少的性犯罪比收入多的性犯罪更多地采用退避的应对方式。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论断，家庭条件优越的人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逐利动机，家庭条件差的人有小富即安的思想，犯罪分子同样适用这个结论。对于经济犯而言，家庭收入少的犯罪分子很可能在违法行为中，一遇到阻力便中止其犯罪向更恶劣的方向沦陷。家庭条件好的犯罪分子则可以动用更多的人际力量和社会资源，以获取更多的不义之财。

与合理化应对方式相适应的是，家庭收入少的性犯罪遇到矛盾，很少针锋相对，而是采取妥协退让的措施，息事宁人。在犯得逞后，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只要能结束这种状态，非常愿意“屈就”自己或接受法律的制裁。家庭收入多的性犯罪，不回避矛盾，自恃优越的家庭条件是其坚实的后盾，在对方也不能妥协的情况下，容易暴发激烈冲突。

（四）犯罪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居住地、控制源及应对方式对犯罪类型的预测

为了确定犯罪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收入、居住地、控制源及应对方式与犯罪类型的关系，以犯罪类型为因变量，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人口学变量和控制源对不同的犯罪类型预测力都很大，应对方式对不同犯罪类型预测力不显著。图5显示了各变量与犯罪类型的关系。

人口学变量中的婚姻状况与犯罪类型的关系表现在控制源的差异方面。未婚罪犯精神质个性突出，掩饰度低，强迫症状及敌对因子高于离婚或丧偶的服刑罪犯，以暴力犯罪和性犯罪居多，婚姻正常的罪犯这两种犯罪比例少于前者。原因可能是婚姻使人变得更加成熟和现实，多顾及家庭，担心妻子儿女，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敌对情绪相对减少[3]。如果婚姻关系没有或丧失，就意味着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持[4]。研究发现，有配偶的服刑人员可以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其应对方自责、求助两项积极的应对方式也高于没有配偶的服刑人员，无配偶的服刑人员是社会支持的弱势群体。造成服刑人员无配偶状态的原因很多，但受到歧视和社会地位低是可能的原因。

控制源与犯罪类型的关系，内控型在各类犯罪中的差异体现的不明显，内控型的经济犯比例高于外控型的经济犯，内控型的暴力犯比例低于外控型的暴力犯，在性犯罪上，内外控所占比例相近。应对方式上，暴力犯更积极主动，少自责和幻想，经济犯在退避方式上更加灵活，以各种理由推脱自己的责任，性犯罪缺少有效的求助方式，常自责和幻想。倾向于内部控制的罪犯，以实施犯罪行为后，把结果归因于自己的内部因素，如能力、努力等。因其惯于自责，经过改造，比较容易悔过自新。倾向于外部控制的罪犯，则会把犯罪结果归因于外部压力，如命运、机遇和他人。因其易幻想、攀比心强，改造中，要注重公平，增强其平等意识。

三、研究结果

1.城市和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城市的男性罪犯在内控性上显著高于城乡接合部的男性罪犯。

2.不同犯罪类型的男性罪犯在求助及退避两种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求助应对方式上暴力犯罪和经济犯罪显著大于性犯罪；在退避应对方式上，暴力犯罪显著大于性犯罪。

3.人口学变量和控制源对不同的犯罪类型预测力都很大，应对方式对不同犯罪类型预测力不显著。

上述得出的结果，以及对研究结果讨论，为服刑人员的科学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因材施教的改造方式有了明确的对象，对不同应对方式、控制源、人口变量，以及各犯罪类型的罪犯应量体裁衣地施用有针对性的教育，这也是服刑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的化解之道。

参考文献：

[1]许燕春，邱鸿钟.服刑罪犯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92-93.

[2]徐婕.浅谈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价值观根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29.

犯罪心理论文篇9

[论文关键词]刑法；犯罪构成；犯罪构成机能

一、刑法学中的“机能”定位

刑法学中的“机能”有其特有内涵，但也是我国刑法学研究中使用比较随意的一个概念。我国学者一般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使用“机能”一词。第一，在研究刑法和刑罚的基本理论时使用，将其等同于功能。如有学者认为，“刑法机能又称刑法功能，是指刑法在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功效和作用。刑法机能又可分为规范机能和社会机能。”‘机能’和‘功能’，都是指某种积极的作用或影响……由于有学者使用‘机能’一词，亦有学者使用‘功能’一词，出于对不同引文措辞的尊重，也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将随机使用‘机能’或‘功能’，其意义相同。”第二，特指滥觞于德国的一种刑法学流派，即刑法机能主义，以德国学者格吕恩特·雅科布斯为代表。他认为，“机能是一个系统——单独或者与其他事物共同——具有的功效(1eistungen)，刑法机能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刑法的机能不是法益保护，而是保障规范的有效性，刑法用规范否定犯罪，促使人们对规范的承认和忠诚，从而实现对宪法和社会的保障。”

针对所谓“机能就是功能”的观点，笔者认为，如果是由于机能和功能在内涵和外延上确实没有差别，那么机能这个学术概念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否则就会造成刑法学体系的臃肿和学术研究的浪费；如果是由于对机能的概念认识不足，那么就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的不精确。如有的学者认为，“刑法的机能就是指刑法的作用，也就是刑法所要实现的任务”。[还有学者认为，“刑法功能亦称刑法机能，我国刑法学中关于刑法的任务就其内容而言，大体类似于刑法功能”。他们都将刑法机能和刑法功能、刑法任务完全等同。而刑法机能主义作为一种域外的法学流派，其主张的“机能”在我国刑法学研究视阈中是否具有合理性、普遍性和可移植性也不无问题。所以，首先对机能含义正本清源以及对机能这一研究范式进行合理性审查是非常必要的。

刑法学研究中的机能一词不是我国刑法理论的内生词汇。一般认为：“刑法机能包括规律机能、保障机能、保护机能”和“刑罚机能包括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的论断来自于日本刑法理论。笔者无意对机能一词进行词源学考证，但是就我国刑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机能性研究应该是刑法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首先，机能与功能的内涵和外延并非一致。机能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所给定的定义为：细胞组织或器官等的作用和活动能力。泛指系统中某一部分应有的作用和能力。作为与生物形态或生物结构相对应的概念，具有通常所说的作用或功能的意思，但也包括任务、职能、目的等意思。例如提到某器官的机能时，多数是指该器官在整个生物体中所分担的职能。作为泛指时，机能通常与机体结构、形态等结合来考虑问题。而功能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所给定的定义为：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例如“功能齐全”、“功能显著”，而不能代之以“机能齐全”、“机能显著”所以，机能强调个体在系统中的地位和职能，功能则强调实效，刑法学研究中的机能是描述性，价值无涉的抽象概括，如“刑罚基准机能”、“规范机能”而功能是良性的、实证的、具体的，如“补偿安抚功能”、“经济补偿功能”、“感化改造功能”。此二词由于存在诸多区别，所以很难混用。其次，我国刑法学研究中近年来针对机能问题取得了很多成果，这表明一种机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刑法的机能、罪刑均衡原则的机能、刑事违法性的机能等问题都得到论证。储槐植教授在其《刑法机制》一书中，将刑法结构产生功能的方式和过程称作“刑法机制”，并对刑法功能与刑法机制的关系作了简明的阐述。这些论文或著作虽然对机能和功能在用法上没有加以区分，但是按照前文的论述应该是指机能而非功能。再次，“法律是功能性的”，但是如果过多地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缺少贯彻始终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可能会影响统一的法治观念的形成。如果在进行刑法学研究时自觉地从该理论的机能角度出发，在与他事物的关系中全面权衡该事物的积极效应和作用，系统地考虑问题，则有利于建构完整和谐的刑法学理论体系。

二、犯罪构成理论机能研究的前序性问题

犯罪构成的机能是指犯罪构成所应当具备的积极作用。犯罪构成的机能由犯罪构成的属性决定，体现了犯罪构成的存在目的和任务，又决定着犯罪构成的建构模式和评价标准，表述了刑法哲学的基本观念，是刑法学理论与实践的核心课题之一，对之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对构成要件的机能的研究比较丰富，通论将构成要件的机能分为理论机能和社会机能，理论机能分为征表机能、体系机能和刑事诉讼法上的机能；社会机能分为保障人权机能和秩序维持机能，保障人权机能又包括个别化机能和故意规制机能。此外，依据山中敬一教授将构成要件分为“客观的构成要件”与“主观的构成要件”的构想，‘客观的构成要件的机能有：1．罪刑法定主义的机能；2．体系的机能；3．限制故意的机能；4．推定违法机能。主观的构成要件的机能有：1．犯罪个别化机能；2．对违法性的意识的控诉机能。”我国学者李洁教授认为：“犯罪构成理论的功能有三：指导立法，作为解释法律的依据来指导司法，作为立法评判的一种标准；而法律犯罪构成的主要功能则在于认定犯罪。”杨兴培教授认为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在于明确犯罪的成立条件和表现特征，以解决犯罪行为的法律评价问题。以上观点的分歧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和地位的认识有关。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构成要件只是犯罪成立的要素之一，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后还要进行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判断，所以构成要件作为认定犯罪的第一阶段，就理当具有推定违法、征表罪责的机能。如我国的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规格，“无论是四要件，还是两要件，三要件，五要件的主张，都把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的成立，”就应该能够区分有罪与无罪，此罪与彼罪。犯罪构成如果是理论学说，应该能够准确解释法律，如果是法律，则应该能够将值得追究的犯罪行为与不值得追究的合法行为、一般违法行为相区别。

三、犯罪构成理论机能的内容

(一)作为工具的机能

工具机能即犯罪构成服务于刑法由此所具有的机能。犯罪构成的工具机能取决于刑法的机能，而刑法的机能又取决于刑法的规范属性。“一般认为，刑法规范既是裁判规范，又是强制规范。当现实中发生了符合抽象的、假定的法律要件时，就通过裁判来现实地发动与之相对应的刑罚。而这些规范的前提是刑法规范命令人们在实施行为时作出遵从刑法的意思决定，所以刑法规范又是意思决定规范。与此相对应，刑法具有三个机能：行为规制机能，使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明确，从而对公民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法益保护机能，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刑法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自由保障机能，刑法以规定一定的行为是犯罪并给予刑罚处罚的方式，来限制国家对刑罚权的发动或利用，在保障善良国民自由的同时，也保障犯罪人自身的自由。在此意义上，就限制了国家对刑罚权的发动”。

我国学者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了现行刑法的规定与刑法形式合理性之间的冲突、刑法规定与法律实施的现实条件之间的差距，指出：“在转轨时期，我国现行刑法的价值选择应当是兼顾保护功能与保障功能，在协调平衡的前提下，以对刑法保护功能的追求优先。”还有学者提出刑法还具有“保证机能”。本文采取通说的立场，认为我国刑法的机能包括保护和保障两种，并在此基础上。认为犯罪构成的工具机能包括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四种。

1．解释机能

美国学者talcottparsons指出，解释机能可以说是法律制度的核心机能。犯罪构成对刑法中的一些术语(如故意、过失)、基本制度(如自首)等给予合乎法旨的解释说明，并对犯罪成立的具体条件给予具体化。

法治的理念要求“良法”的存在，而罪刑法定的理念要求刑事立法实现“罪刑法定化”，“罪刑实体化”，“罪刑明确化”，或者称为“确定性”、“合理性”、“明确性”。可是，任何法律都不能尽善尽美，针对刑事立法体现出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如刑法规范的完备性不足，仍然存有法律的盲区；法律规范的协调性不足，有些条款自相矛盾；刑法规范的确定性不足，刑法规范之间界限模糊，有些概念没有界定，概念术语使用混乱；刑法规范的简约性不足，有些条款重复，应当合并的罪名没有合并；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存在矛盾和冲突；有些地方表现出理性的欠缺，以及将简约、抽象的立法语言解释得准确、明确，在“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达成一致，解释不可避免。当然，解释要遵循一定的方法和原则。如前文所述，可以采用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论解释的方法，但是应该不超过国民的预测可能。

与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相关，还存在犯罪构成的限定机能和开放机能。

——限定机能。犯罪构成可以防止离开刑法的规定而随意出入人罪，从这个意义上说，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严格限定的。同时犯罪构成是个别化的犯罪成立规格，还可以在此罪与彼罪之间严格划定界限。所以，可以把限定机能再细分为形式的罪刑法定机能和区分机能。

——开放机能(扩展机能)。犯罪构成既然是一种理论，那么就是既立足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主义，犯罪构成可以对法律的明文规定做一定的“软化”。因此，与限定机能相对应，犯罪构成还具有扩展机能。但是，犯罪构成的功能还不仅于此，它还体现出一种宽容的心态，即对情理的开放，对国民诉求的容忍，超法规的阻却犯罪事由的存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犯罪构成作为一种理论，以本国法律规定为基底，对不同法域的理论广为开放，在借鉴的基础上海纳百jii，进一步为理论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就是犯罪构成对法律传统和法律移植的开放。因此，可以看到，开放机能比扩展机能更能阐发犯罪构成作为一种理论的本质。

2．联系机能

犯罪构成的另外一种重要机能是联系机能。联系是指犯罪构成将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相联系。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如针对不同的犯罪立案机关也有所不同，如对诉讼双方举证的内容，③如不同诉讼阶段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标准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还存在着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解决的方案即是以犯罪论体系作为分配的标准。

3．评价机能

曾有学者道，刑法是带着脚镣跳舞的。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刑法实际上所受到的制约和刑法所力图达到的优美境界。犯罪构成是关于犯罪成立条件的理论，意在对刑法的规定做出符合法旨的解释。但是，如果犯罪构成的机能仅限于此，则犯罪构成将沦为“二次立法”，仅仅通过语义分析、实证分析等科学方法就可以完成这个使命。但是，根据我国著名学者郑成良的观点，法学相当大的领域并不具有科学性，而是一门研究正义的艺术，是善与公正之学。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法学理论对现实的评价和指导，在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之间构筑了一条联系的通道。理想的犯罪构成形象将对实际的立法做出评价。

4．指导机能

指导机能是评价机能的合理引申。我们相信，一种成熟而合理的理论必将反过来指导立法，推动刑事立法向着更科学、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二)作为理论的机能

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规格，它是犯罪论的核心概念。因此，说到犯罪构成的机能，就不能不涉及到它与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和它在犯罪论中的地位。本文将其总结为犯罪构成的整合机能和体系机能。

1．整合机能

综观各个国家的刑法典，可以看到，不同的刑法典的规定可能大同小异。如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可能各国刑法的差别只是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规定不同，但却几乎找不到忽视行为人年龄的纯粹客观归咎的刑法。尤其在法律文化互相影响、融合，制订国际统一刑事规范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当代社会，这种趋同化更加明显。甚至，不同法域中犯罪论的评价因素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同时，各国的犯罪论差别仍然是很大的。如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和英美法系的犯罪要件。缘何同样的要素却组成了不同的体系?这便是构成要件的整合机能。即通过对与犯罪成立相关要素的调试整合，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犯罪成立体系。虽然组成要素相同，但是体系排列不同，这便体现了不同的刑罚目的和价值取向，从而体现了各国刑法文化的差异和刑法水平的高低。

2．体系机能

犯罪心理论文篇10

关键词：人格；人格刑法；人格调查；定罪

受客观主义影响，在我们的刑法理论中是不考虑犯罪人的人格的，我国对定罪下的定义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审理的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进行相互一致认定的活动。“无行为即无犯罪”是刑事古典学派中，行为对定罪的意义。定罪中只考虑行为不考虑人格是行为刑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所谓的主客观相统一揭开其面纱，充其量也是在主观罪过方面来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客观相统一中的“主观”不应局限于罪过方面，应当将主观的范围予以辐射，以至足以涵盖犯罪发生的原因以及犯罪处遇的效果。人格导入定罪有赖于人格刑法理论的发展，在人格刑法理论成长的土壤还未足够夯实的情况下，人格该以何种方式进入定罪领域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便成了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一、人格导入定罪概述

（一）人格的概念和特征

人格是一个涉及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领域的概念，通说认为心理学的定义最为完整。较为全面的黄希庭教授的定义认为：“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在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从心理学上对人格定义外延的全面性，我们可知人格具有以下的特征。首先，人格是运动发展的，其形成和发展是伴随着个体所经历的各个阶段而逐渐沉淀和塑造而形成的。其次，人格具有整体性，心理因素、遗传因素、社会因素对人格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三者因素综合起来影响人格的成形与发展。再次，人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尽管就其整体而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就某个阶段而言，人格是相对稳定的，如个体在身心发育成熟之后趋于稳定。最后，人格具有独特性，人格的独特性表现于个体的差异性，每个个体的自身经历和生长环境都是区别于其他个体的，个体的差异性决定人格表现的独特性。把握人格的独特性才能针对特定个体做出有效的分析，达到对症下药的效果。此外，人格这一概念涵盖了罪过、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相关概念的外延和范畴。正是人格内涵丰富性，才可以从多角度把行为人的人身特性和主观特征揭示得淋漓尽致。

（二）人格导入定罪的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人格导入定罪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日本学者团藤重光的人格责任论和其弟子的人格刑法学理论上，但二者对人格在定罪机制中的作用显得模糊不清。人格责任论主张责任由两层构成。第一层是行为责任，第二层次是人格形成责任，人格责任一方面将责任置于个别人的行为上，非难行为；另一方面将责任置于行为人身上，非难行为人的人格。但其立足于行为的客观主义立场，仅在刑罚论中强调考虑人格的因素，在定罪中仍以传统的行为为主。团藤重光的弟子大冢仁深受其师影响，在其师的基础上创立了人格刑法学。大冢仁认为人格刑法学的精义在于既重视客观行为，也考虑主观的人格，并以二者为核心对整个刑法学理论进行重新思考。但人格刑法学缺乏体系化的理论，在定罪论中考虑的人格仅为行为说明服务而已，人格加行为的二元定罪机制也显得模糊不清。

2.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人格导入定罪研究，国内以张文教授和翟中东教授最具代表性。张文教授认为犯罪人是具有犯罪危险性人格并实施法定的犯罪行为的人，刑法理论应构建一个新犯罪构成体系，这个新体系应当是以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与犯罪危险性人格为基本构成要素的二元犯罪论体系。只有当行为人实施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并且具有犯罪危险性人格时才构成犯罪。与之激进的态度不同，翟中东教授偏向缓和，他认为人格在定罪中的位置不应当是独立层的，而应当选择犯罪构成四要件中的某一要件作为落脚点，且对人格在定罪中的功能也须作以一定的限制。

二、人格导入定罪的依据

（一）理论依据

人格导入定罪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从刑法价值层面的追求来讲，刑法价值除了追求公平、正义和效率外，还追求对人性的关注。刑法的人道主义关怀是刑法理论发展的趋向。而人格导入定罪的主张要求在定罪理论和活动中除了考虑客观的行为之外，还要考虑主观的人格特征和素质，通过对行为与行为背后的行为人的多方面把握正体现了刑法对人的关注，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其次，刑法的谦抑性反对盲目地以行为乱贴犯罪标签，要求“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它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追求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支出成本耗损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人格导入定罪契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之一便是“出罪”，人格导入定罪在遵循相对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利用人格因素将犯罪情节轻微，不具有犯罪危险性人格的人不做犯罪处理，收缩了犯罪圈。正是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在选择社会调控手段时，能不选择则尽量不选择作为成本最高、最严酷的刑罚制裁手段，人格导入定罪才值得提倡和可行。

（二）实践依据

人格导入定罪的实践依据主要体现为人格既在刑事法律中的定罪部分有所渗透，又在刑事司法定罪活动中有所运用。首先，人格在对刑事法律定罪部分的规定上，《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况与犯罪后的情况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该条便是要求司法机关时考虑犯罪人的自身基本情况、罪后表现等人格态度的体现。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里的“情节”是关于犯罪的定量规定，也是与犯罪人人格有关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体现。行为虽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当存在客观危害后果不大，主观恶性，人格相对健康的情节时，人格是可以出罪的因素。此外，盗窃罪中的“多次盗窃”和罪中的“以为业”便凸显出犯罪人具有比较顽固的，难以悔改的人格劣根性。此也说明了人格因素影响这两罪的犯罪构成。

其次，刑事司法定罪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制度。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制度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务中处理未成年犯罪案件时实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未成年人虽然实施了犯罪行为，造成了社会危害后果，但作为身心仍在发展过程中的青少年，其身心尚不健全，人格尚未塑形，对犯罪行为的危害认识不足，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其青春期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多由年轻易冲动，血气方刚的性格或者家庭、社会不良环境影响所致。若将这类群体不加区分地与成年罪犯作以同样的定罪判刑处理，一方面给其贴上犯罪标签，使其背负一生的否定性评价，不仅不利于其改造，甚至会形成“破罐破摔”的恶劣人格；另一方面与成年罪犯共同关押，未成年罪犯不成熟的身心更容易沾染恶习，恶劣人格加重。

三、人格导入定罪的难题与解决

人格导入定罪存在技术和理论上的两大难题，厘清这两大难题，才能对人格导入定罪理论有更清楚的认识。

（一）技术难题

人格难以把握和测量，而对人格的调查所需的人员、基础配备和制度保障条件都相对缺乏和混乱。这些存在的技术难题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格导入定罪的实践。尽管人格测量技术凭借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技术在运用上相对成熟，但这些测量方法不同程度地受不同的方面的影响，其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客观性都有待验证。除了测量技术的限制，人格调查的模式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人格调查由何种主体实施，内容如何规定，程序何时启动、如何启动，立法都没有予以明确和统一。这也是导致实践难以展开的重要原因。

对此技术难题，本文认为应从两面加以规范。一是规范人格测量方法运用和测量标准，避免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导致不同的测量结果。二是明确人格调查主体、内容、程序和准则，通过立法使其制度化。由于人格调查结论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人格调查的主体既要求做到客观、公正，又要求有相关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法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组成。为保正调查结果的公正、客观和中立，公检法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宜作为适格主体，而应由上述人员组成中立的专门机构担任。应明确规定作为中立方的法院作为启动主体，而启动时间应与行为调查同步。

（二）理论难题

人格导入定罪的理论难题在于厘清人格与行为为何种关系，人格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又如何。

1.人格与行为的关系

人格与行为的关系表现为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从内部上来讲，人格行为是人的身体动静与人格态度的结合，行为内含有人格的态度；从外部上来讲，人格辅助表现行为。人格行为论认为刑法中的行为是行为人人格主体性现实化的身体动静，行为是将人的身体动静与人格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与人格紧密相连，行为是具体的，人格是抽象的。行为可以反映人格，人格可以预测行为。人格与行为的外部关系则表现为人格与行为的主辅之分，鉴于现阶段的刑法理论和人格鉴定技术所限，在定罪中，仍以行为为主，人格为辅，人格只能作为对行为的修正与限制。行为第一位，人格第二位。在现阶段下，人格修正、制约，辅佐说明行为。

2.人格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人格无论是在现行的德日三阶层还是我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中都没有明确的身影，人格与犯罪构成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第一种，容纳关系。此种关系认为，犯罪构成要件中包含人格因素。在德日三阶层中，初期的折衷主义认为，“有责性”包含人格的非难。但随着折衷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构成要件与违法性中都含有人格的因素，因此折衷主义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容纳人格因素的。容纳关系反映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则表现为人格因素体现于犯罪主观方面或主体方面。故意和过失的罪过必然也体现人格态度恶劣程度，而犯罪主体方面所考察的行为人不仅包括年龄、精神状态、身份等因素，还应当考察行为人自身的基本情况，罪前、罪中和罪后的表现。第二种，并列关系。并列关系认为，既然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里没有人格因素的位置，那么对人格因素在犯罪论中的考量就应当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作为独立层次予以考察。将符合法定犯罪构成的行为与人格断裂开来，行为是行为，人格是人格，该种关系只看到二者的外部区别，忽视了二者本质的内在联系。不过，并列关系并非将人格排出犯罪论，而是把人格因素单独作为与犯罪构成行为并列的第二层次的价值评价，行为作为第一层次的事实判断，人格作为第二层次的价值评价，这种并列递进的关系更能直接地揭露行为背后的遮羞物——人格。

四、人格导入定罪的模式设计

在现行刑法理论环境和现有测量与鉴定的水平下，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对人格导入定罪模式进行设计。

（一）功能取舍

人格在定罪中以立法的形式导入，必然要明确人格对定罪的功能。我们认为人格导入定罪所起到的功能只能是出罪而不能是入罪。人格之所以不能入罪，是因为我国刑法规范明文规定的是以行为构成犯罪需符合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中并不包含对人格因素的考察，所以人格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人格导入定罪只能具有出罪功能。我国的犯罪构成并无人格这一说法，具有健康人格的行为人实施了刑法所明文规定的范围并刚好达到可以入罪的量的程度，在不违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下，对人格健康的行为人不作以犯罪考虑使得人格健康的行为人得到保护，还符合了现代刑法谦抑、轻刑化发展趋势。行为主，人格次说明人格只能作为行为的修正和限制；人格测量和调查技术的准确性和推广基础薄弱，上述这三个原因都决定了人格在定罪中只能具有出罪的功能。

（二）范围限制

人格只能具有出罪功能，但须作以一定的范围限制。在现阶段水平下，人格出罪情形需加以区分，对出罪的范围需作以严格的限定。样才能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又能实现刑法谦抑。由于我国刑法对犯罪的概念作了定量的规定，只有危害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才构成犯罪。刑法不仅在总则中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在分则中对多种罪名也规定只有危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构成犯罪。这种对犯罪定量的规定必然导致刑法实践中产生罪与非罪的灰色地带，我们可以说当行为人的行为恰好达到犯罪的程度或正处于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上，行为人不具有犯罪人格且人格表现较为良善的情形下才能利用人格因素导处犯罪圈。

（三）位置选择

人格导入定罪，则人格处于何种位置，本文赞同翟中东教授的主张，将犯罪主体作为人格考察的落脚点。在适用犯罪构成四要件时，突破旧有的犯罪主体只考察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责任能力、特殊身份等其它情形，增加对行为人人格的整体考察，将犯罪人的基本情况，罪前、罪中和罪后的表现纳入犯罪主体中与其他要件共同评价。使四个要件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保有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的框架下，对犯罪主体要件进行修正，避免了过于颠覆刑法理论而使人难以接受，也使得人格因素能够在定罪中得到更好的考察和发挥。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

[2]翟中东.刑法中的人格问题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65-231.

[3]【日】大冢仁著.张凌译 人格刑法学的构想【J】.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