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学论文十篇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1

7日下午2时30分许，福清市警方接到受害者家属报案：当日下午2时23分，他家突然接到歹徒打来电话称：“陈某(男，13岁，某中学初一学生)被其绑架要求家属准备20万元人民币赎金，并称不准报案，否则后果自负。” 接到报警后，福清市公安局马上组织警力开展侦破工作。根据现场调查，走访群众，获悉受害者陈某于2009年9月29日晚9时许，从福清市新厝镇某中学晚自习回家途中失踪。其家属经过几天几夜寻找未果，直至10月7日下午突然接到绑匪勒索电话。 警方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获悉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陈某母亲与受害者家积怨较深，且陈某近期表现十分反常，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查明陈某近期来经常与同学郭某、黄某等人在一起打电脑、玩游戏，行动诡秘。10月8日下午警方决定对陈某等5位涉嫌人员采取收捕审查。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陈某(男，1987年12月出生，某中学初三学生)，郭某(男，1987年5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黄某(男，1988年1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李某(男，1987年6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杨某(男，1988年2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供认，他们因长期在一起玩电子游戏机而结为朋友，因陈某母亲与受害者陈某母亲有积怨经常吵架陈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犯罪嫌疑人陈某便召集郭某、黄某、杨某进行密谋寻求报复。 9月29日晚9时许，陈某、郭某、黄某三人在受害者回家的途中等候，将受害者陈某殴打杀害后，用两轮摩托车将其尸体载到某水库，用石头绳子捆绑投入水库，然后潜回家中，并于10月7日通过李某打勒索电话到受害者家中索要20万元人民币。 案例二 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 2009年4月25日，永嘉黄田某中学学生柳某因与同校的黄某有矛盾，便叫来徐某等将对方殴打了一顿。柳也因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处理。第二天晚上，当徐某等四人再次来到柳某的寝室里时，被闻讯赶到的值班教师发现，之后徐某等被带到黄田派出所。调查中，这伙人供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中间曾相互间传送着一支枪！全体参战干警为此大惑不解，一伙初中人何来枪支呢？他们决心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原来，就读该县某中学的徐某、厉某等人在校期间经常与当地社会上青少年组成的“十八党”团伙发生冲突。为能何他们对抗，徐某等也组建了一个名为“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去年下半年，柳某想买支枪来去打猎，就通过朋友介绍在其叔叔张某那里，以250元购买了一支单管火药枪，后一直藏在家中。今年2月份，徐某所在“十三鹰”在与“十八党”的对抗中败北，他们觉得如果有一支枪在手便可扭转败势。第二周，徐某等10人便筹资到黄田镇，以同学关系将柳某的那支枪购买过来，并将枪藏到家中，直到26日被公安机关查获。案情至此已初步明了，警方便立即成立专案组，连夜出战，于 4月26日深夜包围制枪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将其逮捕归案。 案例三 北京一少年为偷钱上网 将奶奶砍死爷爷砍成重伤 17岁少年小新(化名)为了偷钱上网，竟然将奶奶当场砍死，将爷爷砍成重伤。事后，小新投案自首。 两年前，小新开始沉浸在网络里，学习成绩陡然下降。初中还没有毕业便辍学。 因担心儿子整天沉迷于网吧，小新的妈妈让他照看家里的台球桌。小新把看台球桌挣的钱拿去上网。后来家里不再提供上网的钱，小新就想到了偷。今年6月上旬，小新偷了爸爸2000多元在网吧呆了一个星期。父亲的一顿打骂对小新来说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仅仅几天后，上网的欲望又像虫子一样噬咬着他的心。此时，爸爸月初给奶奶生活费时说的一番话浮现出来。“爸爸说爷爷那儿有4000多块钱，当时听了也没太注意，后来就想去偷爷爷的钱。6月15日中午我就去爷爷家，晚上，看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了，就去翻，可一想怕把奶奶吵醒了，就想用菜刀把奶奶砍伤了再翻。” 睡梦中的奶奶倒在了血泊中，响声惊动了爷爷。不顾一切的小新又将菜刀砍向了他。爷爷受伤后逃出家门。小新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那4000元钱，只在奶奶兜里找到了两元钱。事后，小新的爷爷说，那是奶奶为孙子准备的早点钱。小新捏着两元钱在村口的一个洞里躲了起来。思来想去，还是投案自首了。 小新告诉记者，奶奶从小最疼爱他，有什么好吃的都惦记着他。他在看守所里最想念的就是九泉之下的奶奶。“我当时只想着拿到钱后就去网吧，根本没想后果。如果让我在上网和奶奶之间重新选择，我肯定选择奶奶。”说到这里，他痛哭流涕起来。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2

关键词：天生犯罪人 实证主义 片面性 积极性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288-02

一、理论概述

天生犯罪人理论是由19世纪意大利著名的犯罪学家、刑法学家，实证主义犯罪学学派的创始人，有着“现代犯罪学之父”之称的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5--1909）提出来的。它是龙勃罗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犯罪学理论，也是龙勃罗梭用力最多、最富于创新精神的理论，当然，也是后来最具争论的理论观点之一。这种理论是龙勃罗梭在运用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大量的人体测量、尸体解剖和对获得的资料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提出的。不过，龙勃罗梭并没有创造“天生犯罪人”这个术语，这个术语是由他的朋友、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菲利（Enrico Ferri ，1856--1929）首先提出来的。

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犯罪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犯人个人的自由意志，而是由于存在天生的犯人。他们或是由于隔代遗传，或是具有堕落性，他们是出生在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他们的生物特征决定了他们从出生时起就具有原始野蛮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这种行为必然不符合文明社会中的传统、习惯和社会规范，必定构成犯罪。由此可见，犯罪人是一种自出生时起就具有犯罪性的人，他们的犯罪性是与生俱来的，是由他们的异常的生物特征决定的，犯罪人就是生来就会犯罪的人。”这种天生犯罪人是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是原始人中所特有的。通过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利一学方法可以辨认出这种犯人。

二、理论背景

从时代背景来看，首先，19世纪末西方社会出现的犯罪浪潮高涨及因此而来的刑法危机将刑事实证学派推到了前台。在犯罪不断增长的现实面前，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显得苍白无力。犯罪的增长说明了刑事古典学派关于刑罚心理强制学说的虚幻与失败，以往刑法制度在治理犯罪方面的无所作为便成为新派产生的有利突破口。于是出现了以龙勃罗梭为代表的刑事人类学派，应用生理学、医学、精神学、心理学等知识来阐明犯罪的原因。

第二，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各国工业革命的相继展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空前发展，科技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在这样的情祝下，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中成为一种流行。龙勃罗梭本身就是一名精神病学家，而后再研究犯罪。因此，他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实证主义的色彩。于是在前述的两个背景下，出现了以龙勃罗梭为代表的刑事人类学派，应用生理学、医学、精神学、心理学等知识来阐明犯罪的原因。这应该也算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理论展开

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包括早期和后期两个阶段的全部认识。在其早期的研究中，龙勃罗梭专注于对犯罪人生理的观察和研究，把犯罪原因单纯地归结为遗传的简单认识，仅以生物学为基础提出了天生犯罪人学说。而在晚期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别人的影响与批评，龙勃罗梭也逐渐认识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犯罪的产生所起的作用，提出了犯罪原因除了种族和遗传等先天因素外，还包括后天的因素，比如社会、环境、气候等等。

理解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必须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不能认为天生犯罪人理论仅包括天生犯罪人这个提法本身。因为，其后来的理论只是对天生犯罪人理论的一种修正和完善，他并没有从本质上去否认天生犯罪人的存在，只是认为除了先天因素，确有后天因素影响着犯罪，从而降低了天生犯罪人在犯罪人总数中的比例。

龙勃罗梭根据其实证的调察和研究，认为天生犯罪人应当包含如下特征：

1、天生犯罪人的身体特征

龙勃罗梭发现，天生犯罪人的头部外形、面部、眼睛、耳部、鼻部、嘴部、颊囊、腭部、牙齿、颔部（下巴）、皱纹、毛发、胸部、骨盆和腹部、上肢和下肢、脚、大脑和小脑等，都与正常人有所不同。例如，天生犯罪人的颚部异常发达，下巴向上突起；有犬齿窝，这个部位的肌肉像狗那样发达。女性犯罪人和杀人犯的嘴唇多肉膨胀而向外突出，就像黑人那样。诈骗犯的嘴唇薄而直挺；犯罪人中有兔唇的也比正常人多。很多天生犯罪人脸颊上有肉褶皱，就像一些哺乳动物的颊囊。那样，天生犯罪人的面部皱纹在数量、变化和产生时间方面，都与一般人明显不同。犯罪人的皱纹往往有这样的特征：额部有竖皱纹和横皱纹，鼻根部有竖皱纹和半圆形皱纹，两个眼角的外部有鱼尾纹，嘴和鼻子周围有鼻唇皱纹。

2、天生犯罪人的感觉和功能特征

龙勃罗梭发现，天生犯罪人的一般感受性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左侧比右侧更加敏感，与一般人相反。天生犯罪人对疼痛和触摸的感受性比正常人低。天生犯罪人的触觉迟钝。正常人中极少有磁感，而48%的天生犯罪人有明显的磁感。天生犯罪人和精神病人中有气候感的远远多于正常人，随着气温和气压的变化，天生犯罪人和精神病人会变得焦虑不安，性情和各种感觉也产生变化，正常人很少有这样的体验。天生犯罪人的视力一般比普通人更敏锐。天生犯罪人的听觉、嗅觉和味觉一般低于平均敏锐度。天生犯罪人一般灵活敏捷，甚至在老年时也保持这种特性。大盗维莱拉在70多岁时，还能像山羊一样爬上他家乡陡峭的岩石。但天生犯罪人通常并没有超人的体力。

3、天生犯罪人的感情

自然感情在正常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也是正常人存在的理由。但是，天生犯罪人极少体验到这类感情，他们尤其不考虑自己的同胞。另外，天生犯罪人表现出对动物和陌生人的过分喜爱。天生犯罪人往往用一些激情代替家庭和社会感情，这样的激情包括虚荣心、冲动性、复仇心和放荡性。

4、道德感

道德感是辨别是非的能力，它是文明人最多的属性，这种属性在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受到阻碍的人中明显缺乏。许多犯罪人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犯罪行为是不道德的。犯罪人使用的隐语就可以表明这一点。犯罪人似乎认为，他们有权抢劫和杀人，阻碍他们犯罪行为的人们的行动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在复仇动机支配下杀人的人，更认为他们的行动是绝对正确的。

5、心理特征

龙勃罗梭通过研究，发现了天生犯罪人的一系列心理异常特征。犯罪人很少有悔恨和自责。他们玩世不恭，完全缺乏自责，不能区别美德与邪恶，夸耀自己的堕落行为，捏造他们并没有感觉到的虔诚的感情。犯罪人很有可能出卖和背叛他们的同谋和朋友，他们很容易受到诱惑，为了获得个人利益或者伤害那些他们怀疑背叛了自己的人而充当告密者。犯罪人中骄傲自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虚荣心、夸大自己的重要性的心理特别强烈。冲动性是天生犯罪人所具有的、几乎是病态的特征，癫痫患者和悖德狂者也有这样的特征。与冲动性和夸大的个人虚荣心密切相连的，是一种超常的复仇欲望。天生犯罪人的复仇欲望在他们的文身图案、隐语、监狱中的文字作品等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天生犯罪人极其残酷，他们不可能感觉到痛苦，对别人遭受的痛苦也漠不关心。妇女的残酷性往往超过男性。天生犯罪人被难以救药的懒惰所支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不可改造的懒惰使他们在饥饿时宁愿饿死，也不愿从事正常的工作。这种懒惰与猛烈的冲动交替出现，在产生冲动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力量。天生犯罪人就像整天全神贯注于某项能使他们快乐的游戏的儿童一样，“犯罪人是已经长大的儿童”，他们对习惯性的淫逸放荡有着相当强烈的爱好，以至于盗窃犯一获得财产或者一从监狱中逃跑出来，他们就立即回到他们常去的地方狂饮暴食，寻欢作乐，而不顾警察会突然到来的危险。天生犯罪人冒险的欲望相当强烈。天生犯罪人一直保留或恢复许多与野蛮人的娱乐方式相类似的、原始而残忍的娱乐方式。天生犯罪人一般缺乏小心谨慎和深思远虑，他们往往草率鲁莽。

6、其他智慧表现

龙勃罗梭也发现，天生犯罪人还有一些奇特的智慧表现。例如，他们在谈论自己的事情时，往往使用一种特殊的隐语（黑话）；使用象形文字表达他们的观点。尽管习惯犯罪人表现出强烈的、对任何有益劳动的厌恶，但是在监狱中，大多数犯罪人都努力从事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有时候具有非法性质，例如，制造帮助他们逃跑的工具；有时候却是艺术性的，例如，用面包屑、砖灰、肥皂等塑像。犯罪人也常常制造一些签子、机械、多米诺骨牌、扑克等，与其他犯人进行交换。他们还从事有益的工作，例如，训练动物（鸟、鼠等）。在许多犯罪人身上都可以发现文身这种装饰。文身由图案、象形文字和文字组成，它们是通过一种特别的、非常痛苦的过程用针刺在皮肤上的。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原始人，把文身当作功勋的标志或装饰，作为一种荣誉或地位的象征。尽管文身并不绝对局限于犯罪人，但是犯罪人文身的数量大大多于正常人。许多犯罪人的文身图案表现出性格暴力倾向和复仇欲望。

四、评价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完全是基于他通过生物学、遗传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所进行的一种实证主义研究的产物，这就出现问题了。实证主义的科学实践态度固然可取，但科学研究必定不能只采用这样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复杂的社会科学研究。实证主义强调观察，强调实践，将结果建立在严格的科学数据和图表上，而忽略内在的原因。从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上来说，单单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必定知其外而不知其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犯下形而上学的错误。

龙勃罗梭早期提出天生犯罪人概念时，是基于对罪犯的大脑和其它身体结构的研究而作出的。仅从生理的角度来认识犯罪，的确是不可取的。因为龙氏似乎遗忘了他研究对象的另一个本质属性：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在思维和行为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性。犯罪也是这样。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必定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某些特定的社会事件影响下而产生的复杂体。因此，仅从一个人具有的某些特殊生理特征就判定其天生就是犯罪人，而不问其出生背景，教育程度，生存状态等其它社会因素，这无疑是片面的。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们也应当看到，上述缺陷的出现，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的合理产物，龙氏的研究成果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他只能将当时已有的一般性科学方法论和基础理论应用于犯罪学研究，而不可能超越当时整个科技发展的水平而提出永恒的“真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名伟大的刑法先哲，龙勃罗梭思想的闪光点在刑法思想史和犯罪学说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痕迹。正如美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帕米利（Maurice Parmelee）在为龙勃罗梭《犯罪及其原因和矫治》一书的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评价道：“无论他有什么错误，龙勃罗梭都是伟大的先驱者，他的独创性和多方面的天才，他的富于进取性的人格，导致了将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归纳方法应用于犯罪问题的伟大运动，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有力地促进了新的犯罪学科学的发展。”他大胆的想象，精确的实践，对自己观点的修正，都显示出了一名科学家的睿智、严谨和责任。尽管龙氏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而且适用，但是，正如陈兴良教授在《刑法的启蒙》一书的代跋《缅怀片面》中所说的：“深刻的片面突破平庸的全面，因而在旧的全面面前，它是叛逆，是反动。但正是这种片面所引起的深刻，瓦解了人类的思维定势，促成了思想的成长。而思想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片面的深刻必然否定片面本身，无数个深刻的片面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全面”。

龙勃罗梭的实证精神值得每一位学术研究者学习。龙勃罗梭利用在监狱工作的机会，对成千上万的犯罪人的身体结构进行了研究，从而才得出了天生犯罪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一个思维的结果，但它决不是空想，而是基于真实的实践和实验，这是一种对科学负责的体现。在全国都意识到学术造假问题严重性的今天，龙氏的科学实践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龙氏后期的著作里，他降低了天生犯罪人在所有罪犯中的比例，对犯罪人的认识更加科学。在《犯罪人论》的第五版中，他将天生犯人在全部犯人中的比例从原来的66%降为40%；在《犯罪的原因和救治》中，又进一步降为33%。这表明，龙氏对犯罪人的认识更加科学。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分析犯罪人自然性中的犯罪因素，然后又吸收了社会等各后天方面的原因去分析犯罪，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可取的。龙氏敢于提出新的观念，并在发现错误时敢于承认，并对其进行修正，这样的科学研究态度和勇气是可敬的。

参考文献：

[1][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2]王牧主编：《新犯罪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3]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许章润主编：《犯罪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陈家林著：《外国刑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陈兴良著：《刑法的启蒙》，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3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causes of crime, crime is actually described the disease,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that the death penalty does not deter crime or serious crime, to kill the ban could not kill, it will only lead to more killings, the death penalty exists, only will harm more lives. The Proposed repeal the death penalty in order to guide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legislation.

关键词：个人原因 废止 死刑

Key words: personal reasons abolition the death penalty

作者简介：韦加速，男，1969年生，汉族，江苏丹阳人，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江苏广播电视大学讲师。

死刑是指剥夺犯罪人生命权利的刑罚方法,是几千年人类刑罚史上主要的主刑，它与刑法有着同样的历史，也是刑罚理论中首要的课题之一。

围绕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大量出现。死刑废止论者与死刑存置论者各执一词。双方的论据都在论战中不断得到补充。双方的论据交锋有：（1）死刑废止论者认为死刑是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沿袭，与人类的伦理正义相悖；死刑存置论者认为死刑正是基于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2）死刑废止论者认为死刑根本不能威慑犯罪人；死刑存置论者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3）死刑废止论者认为死刑不符合社会契约；死刑存置论者认为死刑符合社会契约的基本要求。（4）死刑废止论者认为死刑违背宪法；死刑存置论者认为死刑决无违背宪法。……等等。①笔者认为应废止死刑，理由如下：

一、从犯罪产生的原因看，犯罪实为疾病，应废止死刑

根据犯罪原因存在的情况，可以将犯罪原因因素划分为2类：“（一）社会性犯罪原因，是指存在与社会环境中的犯罪原因，具体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家庭、教育等等（二）个体性犯罪原因又称为“犯罪的个人原因”，是指个人自身存在的犯罪原因。“……完整的个体性犯罪原因应当包括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从生理方面来讲，应当包括年龄、性别、体型、遗传特征、神经化学因素、生物化学因素等。从心理方面来讲，应当包括本能因素、人格因素、感情因素、智力因素、能力因素、认知发展因素、社会适应不良因素和精神疾病等②”

如果仅仅是由于社会性犯罪原因而导致犯罪的话，那么追究犯罪的刑事责任就无哲学依据和法学依据。因为“对犯罪人追究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根据，从哲学上讲，就在于行为人具有相对的意在自由，或者说自由选择能力，即行为人能够选择非犯罪行为却选择了犯罪行为，因而才追究其刑事责任。”③ 如果是经济、政治、文化、家庭、教育等等原因造成犯罪的话，那么行为人没有相对的意志自由，或者说没有自由选择能力。因此，追究犯罪的刑事责任就无哲学依据。而且由于缺乏主观方面不符合犯罪构成，因此也无法学依据。

关键问题是犯罪不仅仅是由于社会性犯罪原因而导致，犯罪是社会性犯罪原因和个体性犯罪原因合力的结果。因此，个体性犯罪原因应当是追究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哲学依据和法学依据。更具体地说，年龄、性别、体型、遗传特征、神经化学因素、生物化学因素等和本能因素、人格因素、感情因素、智力因素、能力因素、认知发展因素、社会适应不良因素和精神疾病等应当是追究犯罪的刑事责任的哲学依据和法学依据。由此我们得出了这样的推断: 由于年龄、性别、体型、遗传特征、神经化学因素、生物化学因素等和本能因素人格因素感情因素智力因素能力因素认知发展因素社会适应不良因素和精神疾病等造成了犯罪，而犯罪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因此要追究犯罪的刑事责任。但是追究犯罪的刑事责任就一定要判处死刑吗？

既然犯罪的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为了防止犯罪的再次发生、再次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我们应当消除社会性犯罪原因和个体性犯罪原因，对已经犯罪的人进行生理、心理治疗和必要的隔离，而不是肉体上的消灭。实际上，根据上面犯罪个人原因分析，犯罪是一种由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造成有因有果的、危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有时也害己）的一种不正常现象――疾病。“犯罪是一种社会病，它是一定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教育、道德观念、家庭关系等等社会因素与犯罪者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④ 既然犯罪是一种疾病，那么国家、社会就应该对罪犯（病人）该治疗就治疗（教育感化），该隔离就隔离（囚禁）。这样做才符合刑罚的目的。而不应剥夺罪犯（病人）生命。否则就等同于杀死所有传染病人；否则就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由于麻风病会传染而将麻风病人活活烧死；否则就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而剥夺病人生命；否则就是为了集体人权而漠视最高个人人权――生命权。

二、以死刑来遏制犯罪或严重犯罪对犯罪人不公平

如上所述，犯罪是社会性犯罪原因和个体性犯罪原因合力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疾病，是一个社会问题。那么谁应该对犯罪这个社会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呢？谁有义务解决呢？是国家、社会？还是罪犯个人呢？不管从社会性犯罪原因来说，还是从个体性犯罪原因来说，国家、社会都承担解决犯罪这个社会问题的主要义务，因为即使是个人生理疾病现代国家、社会也应当提供医疗保障。

但是，为了遏制犯罪或严重犯罪，为了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者，而对本应被治疗、隔离的现实的犯罪者适用死刑，这种做法岂不是说，死刑犯本不应该死，但是为了别人不犯罪或犯重罪，你必须去死？岂不是说，应当主要由死刑犯来承担遏制犯罪或严重犯罪，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者的义务？这岂不是要求死刑犯承担解决犯罪这个社会问题的主要义务？而遏制犯罪或严重犯罪，威慑、儆戒潜在的犯罪者应当主要是社会、政府的义务，不主要是死刑犯的义务。杀鸡儆鸡，对被杀的鸡是不公平的。死刑的存在显然对现实的犯罪者不公平； 死刑的存在显然有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嫌。

三、以杀禁不了杀，只会导致更多的杀戮,死刑的存在,只会伤害更多的生命

主张保留死刑的主要依据是：死刑的存在能够减少严重犯罪，保护被害人的生命，废止死刑就不能保护被害人的生命，就是所谓以杀禁杀。但笔者不敢苟同。

1，诚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讲，死刑的存在会对罪犯产生一定的威慑力，一定程度上能减少犯罪，但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推动犯罪的社会性犯罪原因和个体性犯罪原因的合力小于死刑的威慑力。但是如果推动犯罪的社会性犯罪原因和个体性犯罪原因合力大于死刑的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不能减少犯罪。好多国家存在死刑，死刑很多，很残酷，但犯罪或严重犯罪的发生率照样很高；有的国家废止死刑，但犯罪或严重犯罪的发生率却不高，就是这个道理。要减少犯罪、减少严重犯罪根本上要减少、消除推动犯罪的社会性犯罪原因和个体性犯罪原因合力，而不是依靠死刑的存在。也就是说，死刑的存在既不应当，在减少犯罪、减少严重犯罪又无多大作用。有人会认为，如果废止死刑，那么犯罪或严重犯罪的发生率可能更高。但是，以剥夺最高权利――生命权去遏制犯罪或严重犯罪的发生，而不是根本上要减少、消除推动犯罪的社会性犯罪原因和个体性犯罪原因的合力，这样做的代价是不是太高？这样做的效益是不是太少？从实践中考察，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遏制力。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对于死刑是否有遏制力的问题有着最强有力的说服力。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罚典，规定死刑的条文只有7条，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只有28种。但在刑法颁布至1994年底的短短15年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的21个《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13个规定了死刑，死性条文达29个，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计40种。刑法中死刑条文达36个，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达68种之多。无论就法定死刑的数量还是就死刑立法的增长速度而言，中国都处于世界前列。从司法实践来看，1983年以后，“严打”斗争持续了10多年，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役”和“专项斗争”，实际执行死刑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按照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的理论，严重刑事犯罪率应当是呈下降趋势的。但不尽如人意的是，严重刑事犯罪不仅居高不下，而且日益严重，治安形势令人忧虑。这就充分说明死刑在减少犯罪、减少严重犯罪又无多大作用。⑤

2死刑的存在不但在减少犯罪、减少严重犯罪又无多大作用，而且有害，会导致更多的杀戮。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讲，死刑对犯罪人心理上造成极大的压力，这个压力的结果可能违背设立死刑的宗旨，导致更多的杀戮。犯罪过程中，“犯罪人在强烈的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可能在犯罪过程中抑制犯罪动机，中止犯罪；也可能由于过度紧张而暂时性的丧失自我控制能力，使犯罪的危害性更为严重。”⑥；“许多犯罪人会产生逆反心理，提高对刑罚的耐受程度，甚至作性质更为严重的大案、要案。譬如犯罪分子在严厉的惩罚下认为，“杀死一人判死刑，不如多杀几个人”。⑦ 犯罪后，由于死刑的存在，犯罪人在强烈的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为了逃避死刑惩罚，铤廷而走险，会杀死证人、被害人、司法人员等，从而导致更多的杀戮。相反，如果废止死刑就不至与招致更多的杀戮。

3.死刑的存在体现了社会、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方法，产生导向作用，导致公民把杀戮作为处理问题的方法，从而杀戮盛行。

教育学绝对禁止父母打骂孩子，绝对禁止教师打骂学生。因为，尽管打骂可以使犯错的孩子学生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可以以警效尤防止其他孩子学生犯类似的错误，但是打骂本身不文明，甚至残忍，而且会对孩子、学生产生很坏影响，一旦他们长大、踏入社会遇到问题就诉诸武力, 所以禁止打骂。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起着指引和教育作用，指引人们如何行为⑧，当然应当遵循教育学原理和规律。而死刑的存在实际上等同打骂学生、孩子，对普通公民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一遇到严重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杀戮，于是导致更多的杀戮，违背了刑罚的目的和宗旨。因此，我们应当借鉴教育学，体现对生命权的尊重，废止死刑，把剥夺生命作为坚决不被允许的行为，无论是社会、政府的杀戮，还是个人的杀戮都是不对的，都是坚决不允许的，以恶制恶不被法律允许。国外有学者提出，既然政府禁止杀人，认为杀人是不对的，是犯罪，为何却自己杀人？政府不是在告诉人们有的时候可以杀人吗？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刑罚通论 马克昌武汉大学出版社 第79-83页1999年4月 第二版

②犯罪学 张远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195-196页2007年6月 第一版

③刑法学高铭暄 马克昌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第三版

④刑罚通论 马克昌武汉大学出版社 第92页1999年4月 第二版

⑤刑罚通论 马克昌武汉大学出版社 第97页1999年4月 第二版

⑥犯罪心理学 罗大华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189页2007年7月第五版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4

内容提要: 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是存在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间的对立。以北京大学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是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互相融合的人格刑法学，其崛起可谓是侧重于主观主义与行为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此应当予以高度的关注。但是，人格刑法学的观点是否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仍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现今，人格刑法学只是一种美好的构想。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引入了苏俄刑法学，以社会危害性理论为中心的苏俄刑法学曾经在我国一统天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我国刑法学还是以恢复重建为主，因而苏俄刑法学的本土化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在学术研究上也呈现出一种对外开放的态势。在刑法学中，德日的与英美的刑法知识被系统地引入我国，尤其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各种刑法流派在我国都得到呼应，我国刑法学研究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以北京大学张文教授为代表的人格刑法学的崛起，可谓是侧重于主观主义与行为人主义的刑法学在我国的再生，对此应当予以高度的关注。

刑事古典学派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的行为刑法与刑事实证学派建立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的行为人刑法之间的对立，是近代西方刑法学史上的一条基本线索。这两个学派的互相抗衡、互相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刑法学的发展。刑事古典学派以自由主义、罪刑法定主义等为号召，主张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行为为本位的刑法。而刑事实证学派则以团体主义、防卫社会为价值取向，主张建立在主观主义基础之上的以行为人为本位的刑法。在这种情况下，行为刑法还是行为人刑法，成为一个哈姆莱特式的选择，尖锐地摆在每一个刑法学人的面前。当然，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都存在一种深刻的片面，因而互相妥协、互相折中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在近代刑法学史上，行为刑法逐渐地吸收行为人刑法的思想，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折中，仍然有一个以2009年第6期（总第67期）行为刑法为主还是以行为人刑法为主的问题。笔者认为，行为刑法应当是基本的理论框架。行为人刑法只能对行为刑法起到一种补充的作用。在此，笔者谨以犯罪论体系为视角，对人格刑法学进行一些评论。

在犯罪论体系上，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也是存在对立的。这主要表现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间的对立。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是以“行为”为中心所设立的犯罪论体系，亦即系在行为中认定犯罪的实体，并以“行为”为成立犯罪的必要原理。[1]在德日刑法学中，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始终是犯罪论体系的主流，自李斯特一贝林创立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古典的犯罪论体系以后，历经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和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尽管在内容上有所发展，但三阶层的理论框架并无根本性的改变。而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则是指将成立犯罪的要件，从“行为”与“行为者”两方面作二元的研究。自“行为”方面言，必须该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而无行为正当化事由之存在（即无阻却违法事由之存在）；自“行为者”方面言，必须有“责任性”之存在，惟此之所谓“责任性”并非关于“行为”本身之属性，而系关于实施违法行为之“行为者”的人格之属性（特质）。[2]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洪福增的介绍，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包含以下三位德国教授所主张的类型。

坎托罗维索（Kantorowicz）的体系（见下图一）：

图（略）

在上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中，犯罪这一要件相当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当然，由于拉德布鲁赫采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其构成要件中包含了客观的构成要件与主观的构成要件。而犯罪人这一要件，与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建立在规范责任论之上的有责性在内容上是相同的。

米特迈尔（Mittermgier）的体系（见下图三）：

图（略）

在上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中，适合于构成要件之违法的举动相当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而责任相当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中的有责性。行为者人格是这一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所特有的，这也是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因此，上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是最为纯正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通过以上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比较可以看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在结构上存在共通之处，即都把构成要件该当性放在第一位。只有在具备了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要件以后，才可以对犯罪人进行责任的追究。因此，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强调犯罪人的人格在定罪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受到构成要件该当性这一客观要件的限制，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自然不会堕落为主观归责，从而坚守了法治国的价值理念。当然，二元的犯罪论体系都从行为（犯罪）与行为人（犯罪人）这两个方面建构犯罪论体系，把行为人（犯罪人）要件放在与行为（犯罪）要件平起平坐、相提并论的位置上，从而体现其行为与行为人的二元性。但是，行为与行为人的二元区分不能对应于客观与主观的二元区分。因为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分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这三个要件，但根据古典的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是客观要件，而有责性是主观要件。因此，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如果仅仅把行为人要件界定为主观要件，则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还是难以在实质上加以区分。在这一点上，米特迈尔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明确地将行为者人格作为犯罪成立的一个要件，这才能充分体现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的性质。最后应当指出，随着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互相融合，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并非纯正的行为刑法的犯罪论体系。同样，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也不是纯正的行为人刑法的犯罪论体系。可以说，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从古典的犯罪论体系到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的演变过程，就是在三阶层的框架内不断吸纳行为人刑法的内容的过程。而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则是在形式上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共同纳入一元犯罪论体系。因此，现在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是实质上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而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则是形式上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申言之，目前已经不存在绝对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无论是以行为为本位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还是以行为人为本位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两者都是兼顾行为与行为人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之所以出现上述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互融合的趋势，笔者认为是与从法治国到文化国的价值论演变，以及从存在论到规范论的方法论转变密切相关的。当然，在德日刑法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之所以如此，是由行为与行为人的主次关系所决定的。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将行为与行为人并列，存在轻重不分之弊，[3]值得考虑。

这里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是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相对于古典的与新古典的犯罪论体系而言，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具有从客观向主观转向、从事实向规范转向，同时也具有从行为向行为人转向的特征。尤其是人的违法论的提出，取代了物的违法性，将对行为人的强调从有责性阶层提前到违法性阶层。在违法性这一要件中，威尔泽尔将不法与行为人并列。在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中，成立犯罪的第二个条件是“行为与行为人”，威尔泽尔特别提到了“作为犯罪学类型的行为人”，其重视“行为人”对于成立犯罪的意义。这种将行为与行为人作为犯罪的构成要素建立体系的立场，学界称之为二元的犯罪论。因此，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也被归入二元的犯罪论体系。[4]但是，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虽然在违法性阶层中，同时强调行为不法与行为人的不法，直接将行为人作为刑事不法的评价对象，但其行为人要素还是被包含在违法性要件之中，三阶层的基本格局并没有被打破，对于行为人也没有在整个犯罪构成上与行为平起平坐。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应当把威尔泽尔的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归入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但也不否认，威尔泽尔兼采二元论。[5]笔者认为，这一评价是公允的。

张文教授倡导的人格刑法学，并非绝对的行为人刑法，而是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互相融合的一种人格刑法学，张文教授指出：

我们所倡导的人格刑法学，是指顺应刑法发展思潮，将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既作了结合，又作了发展。结合表现在，以客观行为为前提，以犯罪人格这一主观性质的事物为补充，形成客观的危害社会行为+主观的犯罪人格这样一种二元的定罪量刑机制；对犯罪人格的考虑，并非仅是为了从理论上改变犯罪处罚的根据，或仅主张犯罪人格之于量刑的意义，而是在于，突破现行的以行为为中心的定罪机制，将犯罪人格由以往的量刑阶段推进到定罪阶段。在量刑阶段，仍然保持现行的以行为及人格为考察点的二元机制。这种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并重、以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二元因素为定罪与量刑机制的刑法观，我们称之为人格刑法学，以区分于单一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和以行为人为中心的行为人刑法。[6]

根据以上关于人格刑法学的定义，人格刑法学与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根本区分在于：在定罪阶段，是否把犯罪人格作为一个独立的定罪根据。定罪问题是通过犯罪论体系解决的，因而在犯罪论体系中如何纳入犯罪人格这一要素，就成为人格刑法学的标志。张文教授曾经提出在其人格刑法学基础之上的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是将犯罪构成改为犯罪人构成，因而把犯罪要素称为犯罪人成立要素。这一要素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事实判断要素，主要是指法定的刑事违法行为类型，包括行为、结果、行为主体身份、故意、过失等内容。第二方面是价值判断要素，主要是指法定的刑事责任承担条件，包括排除合法辩护事由、认定犯罪人格（见下图四）。[7]

图（略）

由此可见，张文教授将上述情形称为犯罪人成立要素，而不是犯罪成立要素，在此处体现了在犯罪与犯罪人这两个要素当中，侧重于犯罪人的价值取向。在事实判断要素与价值判断要素这两个方面，刑事责任当然是一个价值评价问题，但在事实判断要素中的刑事违法本身也包含价值评价。就此而言，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并不是彻底的。当然，在上述体系中，将犯罪人格作为一个独立要素在犯罪人成立要素中加以确立，这是其人格刑法学的重要体现。而在这一点上，与米特迈尔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是较为接近的，后者也把行为者人格当作独立的犯罪要素。因此，张文教授关于犯罪论体系的构想属于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前所述，自从目的论的犯罪论体系以后，德日刑法学开始从行为刑法向行为人刑法转变，但基本格局是在行为刑法的体系中容纳行为人刑法的内容，体现了以行为刑法为主、以行为人刑法为辅的原则。在人格刑法学上也是如此。例如日本大塚仁教授是人格刑法学的积极倡导者，但他对于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大塚仁教授在评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时指出：

像上述那样理解作为犯罪概念基底的行为及行为人的意义时，想把两者作为犯罪构成要素同等考虑的二元犯罪论，也是不能支持的。应该认为，行为人处在行为的背后，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即使构成要件上表示着一定的行为人类型，它也只不过是构成要件的要素，对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人的具体评价，结局不外乎是违法性及责任的问题。在上述的诸见解中，坎托罗维奇和拉德布鲁赫所意图的行为人性，主要与责任一面相关，米特迈尔提出的行为人意味着违法性和归责的前提。因此，在犯罪概念的基底中补充地承认行为人的意义时，就没有必要对以行为概念为基本的犯罪论体系再加修正。[8]

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思想主要是透过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实现的：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采人格行为论、在违法性中采人的违法论、在有责性中采人格责任论。因此，人格行为论、人的违法论、人格责任论就如同一条红线，使形式上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成为实质上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对于大塚仁教授的这一人格刑法学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体现方式，张文教授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准人格刑法学或者“半截子”人格刑法学，指出：

根据大塚仁人格刑法学的思想，定罪仍然实行的是单一的行为中心论，人格在这里的作用不过是被用来说明作为犯罪构成的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是体现了行为人人格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仍然只是如同新派一样，揭示了行为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人格，并没有让这种隐藏的东西从行为这一遮羞物后面浮现出来，发挥其在定罪方面的作用。在刑罚理论部分人格刑法学确实发挥了实效，即人格本身对量刑确实具有实质性的影响，而非仅仅是当作处罚对象的行为的说明。但是，这种实效实际上也只是新派行为人刑法观贯彻结果的继续罢了。既然称为人格刑法学，而刑法学是包括定罪和量刑两大部分的，只有在定罪和量刑两部分都贯彻行为与人格并重的思想，才能称得上是人格刑法学。[9]

对于大塚仁教授在刑罚论部分体现的人格刑法学思想，张文教授并没有否定。关键是在犯罪论中，张文教授认为大塚仁并没有体现人格刑法学思想，即没有把人格与行为并列作为定罪的独立要件，而只是把人格隐藏在行为背后作为行为的一个要素。因此，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是“半截子”的；犯罪论无人格刑法学，刑罚论才有人格刑法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与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明显地区分开来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是一种较为保守、也是较为含蓄的人格刑法学，而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则是一种较为激进的、也是较为张扬的人格刑法学。

那么，大塚仁教授的犯罪论果真是一个无人格刑法学的犯罪论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应该说，大塚仁教授在犯罪论体系中以人格行为论、人的违法论、人格责任论等为主要内容构筑了，人格的犯罪理论。大塚仁教授在论及人格的犯罪理论时指出：

在尊重自由主义契机的刑法学中，不能脱离现实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论及犯罪人的危险性．而且，行为人只有作为现实的犯罪行为的主体才看出其意义。这样，应当以作为相对自由主体的行为人人格的表现的行为为核心来理解犯罪。站在这种基本观点上的犯罪理论，可以称为人格的犯罪理论。[10]

因此，笔者认为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与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在犯罪论中是否要考虑人格这一要素，而是如何体现人格这一要素。大塚仁教授认为，通过人格行为论、人的违法论和人格责任论，已经能够在犯罪论中体现人格刑法学思想。而张文教授则认为，只有把人格作为定罪的一个独立要件，才能真正体现人格刑法学思想。

这里涉及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的关系问题。犯罪行为是指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对此是没有异议的。而犯罪人格也称犯罪个性，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可以认为，犯罪人格是在生物的与社会因素制约下的一种趋向于犯罪的稳定心理结构，它对犯罪行为具有源发性。[11]由此可见，犯罪人格与犯罪行为之间具备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现在问题是：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表里关系，即只要有犯罪行为必然存在犯罪人格，反之亦然。换言之，是否存在没有犯罪行为但有犯罪人格，或者没有犯罪人格但有犯罪行为之情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像过失犯罪等犯罪类型，都并未存在犯罪人格。犯罪人格大多存在于暴力犯罪与性犯罪等自然犯中。因此，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具有可分离性：任何犯罪都必然存在犯罪行为，但并非任何犯罪都存在犯罪人格。

由此可见，对于犯罪成立来说，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作用并非是等量齐观的。犯罪论体系如果是犯罪构成体系而不是犯罪人构成体系，那么，在犯罪论体系中只能采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即以行为刑法为主，以行为人刑法为辅。但如果犯罪构成是犯罪人构成而非犯罪构成，那么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是难以采纳的，非但如此，而且二元的犯罪论体系也难以接受，而应当在犯罪论体系之外，另外建构犯罪人体系。张文教授在论及犯罪危险性人格的主体归属性时，指出：

行为人在犯罪危险性人格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即为犯罪人，其人格可称为犯罪人格。据此，判断一个人是否犯罪人，除了根据他是否实施了刑法规定的行为、是否触犯了刑事法律之外，还应看他是否具有犯罪危险性人格。笔者以为，不具备犯罪危险性人格者，即使其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也不应将其定罪，并称之为犯罪人。只有违反了刑法规范并具备了犯罪危险性人格的人。才是犯罪人。[12]

以上这一论断是张文教授人格刑法学的精华之所在。根据以上逻辑，我们可以排列出以下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没有犯罪人格，不能定罪；

第二种情形，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具有犯罪人格，应当定罪。

在以上两种情形中，第二种情形争议不大，关键是第一种情形，行为完全符合构成要件，仅仅因为没有犯罪人格而不予定罪。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一元的犯罪论体系，处罚范围必将缩小，这就是张文教授所倡导的非犯罪人化：

目前按照刑事法律被规定为犯罪的人，根据新犯罪人说，对其中没有犯罪危险性人格而落入刑法视野者，使其主体行政违法化，即成为违法行为者。对其处罚实行非刑罚化，处以行政处罚。[13]

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本来是一种作品与作者的关系，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作品，犯罪人是犯罪行为的作者。因此，是犯罪行为决定犯罪人，只要实施了犯罪行为就是犯罪人。但张文教授的人格刑法学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犯罪人格，则即使实施了犯罪行为也不是犯罪人。在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就转变为犯罪人构成。而犯罪人构成是在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再加上犯罪人格的要件。

张文教授的这一人格刑法学思想，在自身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在于人格刑法学的观点是否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这是值得关注的。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本身就是较为狭窄的，因而扩大犯罪圈就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呼声。根据张文教授的犯罪人构成体系，虽然犯罪范围没有重大变动，但那些实施了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却因为不存在犯罪人格，而被排除在犯罪的范围以外。对此，在刑事政策上是否具有接受性，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里所谓刑事政策上的可接受性，是指刑事政策能否容忍这种情况，这一点又取决于：非犯罪人化是否会削弱刑法的惩治力度？在目前我国社会治安不好，犯罪率较高的情况下，实行这种非犯罪人化存在着较大的政治风险，接受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张文教授指出：

二元论的结果是使刑法的打击面变窄了，只有那些既实施了法益侵害行为，又具有人格恶性的行为人才能进入刑法的视野，这是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的。[14]

对于刑法谦抑性，笔者当然是赞同的。但对于那些非犯罪人化以后的犯罪行为并非根本不受处罚，而是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这一点，恰恰是笔者所担忧的。非犯罪化一样存在形式上的非犯罪化与实质上的非犯罪化之分。形式上的非犯罪化，是指某一行为只是不作为犯罪处罚，但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罚。而实质上的非犯罪化是指不仅不作为犯罪处罚，而且不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罚。实质上的非犯罪化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实质上的非犯罪化，表明国家权力对公民个人行为的干预范围缩小，公民自由也随之扩张。但在形式上的非犯罪化的情况下，公民自由没有缩小，而只是国家权力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结构性调整：随着形式上的非犯罪化，司法权缩小而行政权扩张。就司法权的行使与行政权的行使相比较而言，前者更有利于公民后者却不利于公民。因为，通过司法程序的刑罚处罚，由于存在公检法三机关的制约以及获得律师辩护，因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保障。但治安性与行政性的处罚却是行政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在没有其他机关制约也没有赋予被处罚者以各种程序性权利的情况下独自决定适用的，因而虽有效率却有悖法治的基本要求。[15]

非犯罪人化也是如此，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非犯罪化与实质上的非犯罪人化，只有非犯罪人化以后不受任何处罚，才是实质上的非犯罪人化。而非犯罪人化以后，又受到行政处罚，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犯罪人化，而是形式上的非犯罪人化。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以犯罪人格作为犯罪人成立的要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司法上的可操作性。行为刑法之所以被人接受，与对于行为认定的标准明确可行，是具有密切关系的。因为行为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因而具有明确性，可以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即使是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斯特，也竭力主张行为人刑法，提出了“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的著名命题。但在犯罪论体系上，他创立了以因果行为论为基础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主张在犯罪论体系中贯彻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对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东茂教授作了以下生动描述：

李斯特是古典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他甚至企图在刑事立法上贯彻实证主义的精神。他在1913年为《德国刑法典》修正案所提的建议，就企图以自然科学的语言，精确地描述犯罪类型。举例说，他建议侮辱罪应该这样规定：“一连串的喉结抖动，血脉贲张，引致他人之不愉快情绪，为侮辱罪，处一年以下自由刑。”被侮辱者是否气得跳脚大家有目共睹，一切眼见为凭，不要作价值判断。以这种生物学的语言描述侮辱，多么精确，多么客观。[16]

这就是操作上的可行性向原理的正确性的妥协。相对于客观行为，犯罪人格是更为隐蔽，也是更难测量的。对于这一点，人格刑法学的主张者都是承认的。例如，大塚仁教授把犯罪征表主义看作是行为人刑法向行为刑法的妥协性理论，因为在现代科学的水平上，只有以表现于外部的行为为中介才能认识犯人内部的危险性。大塚仁教授认识到将主观主义、行为人主义彻底化，犯罪概念就会变得暖昧，具有侵害行为人自由之虞。这种缺点，通过采用征表主义也不能除去。[17]对于犯罪人格的这种模糊性，刘艳红教授指出：

作为一个新的定罪条件，犯罪危险性人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一目了然，而是需要经过专业的判断的，由于犯罪危险性人格的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存在，人格的鉴定并不规范，一些心理学上的研究也还不十分成熟，因而这种定罪条件本身也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对犯罪危险性人格的鉴定也成了人格的犯罪论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18]

如果犯罪人格的测量这一问题不解决，将犯罪人格作为定罪要件，就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至于犯罪人格是作为人罪要件还是出罪要件，[19]笔者认为取决于行为构成与行为人构成之间的位阶关系。只要把犯罪人格的认定放在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以后的一个环节，则无论把犯罪人格称为定罪要件还是出罪要件，它在客观上都只有出罪功能。除定罪以外，量刑当中如何考虑犯罪人格也存在一个可操作性问题。行为刑法是完全以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作为量刑的基础，这是一种报应刑主义。而行为人刑法则完全以人身危险性作为量刑的基础，这是一种目的刑主义。目前德、日刑法学的通说是采并合主义，即以报应确定刑罚的上限，以目的调节具体刑罚。张文教授虽然反对并合主义，[20]提倡教育刑，但在人格刑法下的量刑基础及其方法上，主张对犯罪人的裁量，不仅要考虑客观行为，而且要考虑犯罪人的人格状况。从这一观点来看，似与并合主义并无根本区别。问题在于：犯罪人格在量刑中占据什么地位？是以行为为主还是更多地考量犯罪人格的因素，这对于量刑都具有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人格刑法学是一种美好的构想，是未来的刑法学。生在当下的笔者，虽然向往未来，但更立足于现实。因此，笔者还是站在一元的犯罪论体系的立场上，向二元的犯罪论体系表示致敬。

 

 

【注释】 

[1]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6页。

[2]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22页。

[3]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24页。

[4]参见李立众：《犯罪成立理论研究——一个域外方向的尝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5]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17页。

[6]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7]参见张文：《是以行为为中心，还是以犯罪人为中心？——关于犯罪论体系根基的思考》，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9]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10]（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11]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12]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

[13]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14]参见张文等：《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5]参见陈兴良：《犯罪范围的合理定义》，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

[16]参见林东茂：《道冲不盈——兼读法律本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l页。

[18]参见刘艳红、许强：《人格的犯罪论体系之建构》，载梁根林主编：《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5

内容摘要：“范式”概念的提出为犯罪原因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理论工具，可以将当前一般犯罪原因研究划分为因素理论范式和系统结构理论范式，这两种理论范式各有其优长和局限性，对于我国犯罪原因研究而言，既要重视多因素研究范式的实用价值，也要充分发挥系统结构研究范式的理论优势，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科学构建起犯罪原因理论体系。

关键词 ：犯罪原因；范式；系统结构理论

郑江涛，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安全保卫系刑事侦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军队保卫工作》杂志编辑，现主要从事军事安全保卫、预防犯罪、军队政治工作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

自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等著作中提出“范式”这一重要哲学概念以来，基于“范式”的思考和研究不仅广泛地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还波及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时至今日，几乎每个学科，都有关于“研究范式”的反思、选择和转换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之下，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汲取借鉴国内外犯罪原因理论研究成果，有必要借助“范式”的概念对当前犯罪原因的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和整合，进一步推动深化犯罪原因理论的创新发展。

一、犯罪原因研究范式——问题的提出

（一）“范式”概念的源流

美国学者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式”问题。“范式”(paradigm)一词，在希腊语中是“范型”、“模特儿”的意思，亦有学习拉丁语时的词形变化的“典型范例”的意思。库恩的“范式”概念内涵较为复杂，并不十分的确定。就国内学术界早期的观点来看， “范式”一般是指从事同一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形成该学科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近年来有学者认为：“范式”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的科学家集团所共有，持同一范式的科学家因其有着共同的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技术而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并归纳了“范式”在5个层面上的含义，即范式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理解、解释系统；是一种构成该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及范围、概念系统、基本范畴和核心理论的理论框架；是一种学术共同体学术活动的理论背景；是一种方法论和基本方法；是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形象。

库恩认为，科学研究的范式像一整套“前提假定”一样，成为同一学科领域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认可的规则或标准；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如数学和天文学领域中在古代就已经确立了一定的范式，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早在17世纪科学革命以后就获得了稳定的范式；范式的变化则引起一门学科革命性的变化，它的形成和变化构成了科学的发展史。库恩的“范式”概念提出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学术界，学者们普遍地开始借助“范式”这一概念对本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和整合。

（二）犯罪原因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如前文所述，范式的形成和确立是某一领域理论研究成熟化、科学化的标志。人们在对犯罪原因长达数百年的探索研究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一些思考模式和学术传统。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运用范式这一概念对犯罪原因理论成果进行观察和思考。在国内的犯罪学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了犯罪原因研究中的思维模式、理论框架这方面的问题，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总结，通常表述为“犯罪原因的认识途径”问题。笔者认为，“认识途径”这一概念不能很好地表达出对犯罪原因理论的整体性反思的意图，这种总结与反思应当上升到“范式”的高度。

在犯罪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学派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犯罪原因进行了持续的大量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和多种多样的学术流派。面对如此多样的理论和流派，在如何进行梳理和归类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一般将其归纳为犯罪生物学理论研究、犯罪社会学理论研究、犯罪心理学理论研究、犯罪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犯罪政治学理论研究和犯罪经济学理论研究等。一般认为，众多理论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犯罪生物学理论、犯罪心理学理论和犯罪社会学理论研究这三大流派。笔者认为，这种流派的划分只是着眼于不同理论的外部特点，并没有针对各种学术流派内在的理论建构模式进行分析。借助于库恩的“范式”理论，我们可以对种种纷繁复杂的理论观点进行更为根本和简洁的概括归纳。

二、我国犯罪原因研究中的理论范式现状分析

本文中所称犯罪原因研究范式，具体有三层涵义：一是指学术界在犯罪原因研究时所采取的思维模式；二是由这种思考模式形成的学术成就；三是由前两者形成的一种科学习惯、也可理解为一种学术传统。基于这样一种“范式”的概念，可以将目前犯罪原因研究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犯罪原因的因素理论范式，另一类是犯罪原因的系统结构理论范式。

（一）因素理论范式

因素理论可以理解为“引起犯罪的因素理论”，该范式着重对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和相关条件进行研究，探讨引起犯罪的因素与犯罪产生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模式的核心观点是：犯罪是各种引起犯罪的因素影响的结果，至于这些因素是犯罪产生的原因还是条件，以及它们对于犯罪发生作用的强度、联系的性质则不进行区分。

在犯罪学发展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因素理论范式：

1．单因素理论

单因素理论是指只从一个方面去解释犯罪产生原因的理论，最早期的犯罪学理论在研究犯罪原因时，多认为犯罪的解释只有一种方法。最典型的就是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论”，该理论认为犯罪就是生物遗传的必然结果。直到20世纪初，这种单因素理论一直在犯罪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其间，一些犯罪学家也注意到生物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和各种社会因素对犯罪均有影响，但他们仍然试图从其中看来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原因出发，来解释犯罪行为。这些理论从理论范式角度分析，仍然是一种一元论的观点，是单一原因的理论模式。事实上，无论是个体犯罪现象还是群体犯罪现象，都不存在惟一一个决定性的原因。随着对犯罪问题研究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单因素理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其无法对犯罪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在现代犯罪学理论中，这种理论范式已基本被淘汰。

2．多因素理论

多因素理论也称机械的、静止的多因素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犯罪的发生不能简单的只从某一个方面来解释，而应当由大量的犯罪因素共同影响而产生。这些因素是指决定犯罪发生和影响犯罪变化的各种现象；由于学者们研究的角度不同，对于这些“因素”包含的具体内容的认识也各不相同。多因素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犯罪社会学派的学者菲利，他将犯罪原因分为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自然因素，提出著名的“三因素”说，英国的学者也采用了与菲利相类似的分类方法。法国的塔尔德将引起犯罪的因素划分为犯罪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另外，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和对待犯罪人大会发表的《预防少年犯罪》的文件中，区分出原因、因素、动机三个概念，当它们在一起使用时，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因素”。

在多因素理论范式之下，尽管人们对引起犯罪的因素认识不同，表述各异，但都认为犯罪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这些影响犯罪的因素之间，既没有作用力大小的差别，也没有联系远近的区分，因素集合中的每一要素在一定情况下都起着独立的作用，与犯罪发生的联系是一种机械的、相对静止的联系。这种多因素理论在当代犯罪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犯罪学的研究。

（二）系统结构理论范式

一般系统论的产生为犯罪学家提供了研究犯罪原因的新方法__一系统方法。由此产生了犯罪原因的层次结构理论。系统科学中的“结构”是指组成一个整体的各个因素之间稳定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在此意义上的结构指的是系统结构，它所具有的一个特点是整体功能。整体功能是指系统结构整体上的性质和功能不等于系统各部分孤立状态时的性质和功能的迭加，其实质在于“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整体性增值效应”规律。系统结构论的观点认为：“要素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关键在于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及关系结构，由此而形成的不同功能（机制），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方向和性质。即使是同样的要素，由于不同的秩序、结构，其机制、功能也不同，其行为的整体意义也不一样。”用这种观点来解释犯罪产生的原因会使不少罪因研究的疑难问题迎刃而解。因为将各种犯罪因素堆砌在一起，孤立地看待它们，只能看到各种犯罪因素量的增减，它不产生质变；而我们如果将各种犯罪因素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即有层次结构的系统，则这些犯罪因素的作用力或者说是功能则将发生质变。

这种理论范式借助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犯罪发生的过程，认为犯罪原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结构。虽然这种理论与多因素理论一样，都承认犯罪原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认为犯罪是由多种社会现象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所引起的，但系统结构论更加强调致罪因素群内部的层次结构，即若干种因素发挥作用并非是相同的或简单累加的，这若干因素经过内部复杂的整合之后，是作为一个整体推动犯罪行为发生发展的。这种理论范式认为犯罪的产生有其直接原因和条件；犯罪的直接原因和条件还有其产生的原因，即犯罪产生的基本原因；在基本原因背后，还有致使犯罪基本原因存在的犯罪根源。系统结构理论的核心观点主要有：第一，犯罪原因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如果只有某个孤立单一因素，没有与其他因素互动所形成的合力，是不能或不足以引起犯罪的发生的；第二，各种犯罪因素以不同方式，不同力度影响或决定着犯罪的发生和变化，有的因素从根本上发挥作用，有的则从外在条件上起着延缓或加速的作用；第三，犯罪原因是由多种复杂的犯罪因素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也称罪因系统，即一个由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致罪因素构成的整体。

三、两种范式对当前我国犯罪原因研究的启示

多因素理论和系统结构理论两种范式，从其发源地区来说，西方学者广泛采用的是多因素范式，而系统结构理论则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我国学者为主采用的研究范式。从产生时间上来说，多因素理论是在批判单因素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系统结构理论则是建立在多因素理论研究丰厚成果基础之上的较新的理论。两种理论范式各有优长，也均有其局限性。对于当前我国犯罪原因的研究而言，应当充分认识两种研究范式的理论品性，扬其长、避其短，更好地服务于综合治理工作实践。

（一）要重视多因素研究范式的实用价值。

多因素理论以各种引起犯罪的直接因素为着眼点，侧重于经验和实证的研究，力图全面解释直接引起犯罪的因素对犯罪的作用和影响。多因素理论的优点是对犯罪原因的认识直观、生动，便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各种引起犯罪的因素与实然犯罪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犯罪预防决策的指导方面，多因素理论更具实用价值。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来说，在深层次起作用的原因固然可以在理论上进行透彻分析，但这些根源往往涉及历史因素和社会整体架构，难以在较短时间改变。更具体、更富有成效的预防犯罪的对策、通常要针对犯罪产生的直接因素来确定，因而多因素理论的研究模式更能为犯罪预防工作提供具体有效的指导。对于这种理论范式，国内学者大多数的观点是：其没有对各种因素影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程度进行区别，也缺乏对犯罪发生的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犯罪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的区分，因而不能全面地揭示犯罪现象与引起犯罪现象发生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的本质联系，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笔者认为，在看到该类型理论自身局限性的同时，绝不能忽视该理论丰富、实用的研究成果，在综合治理工作实务中，更应重视多因素理论的指导作用。

（二）要充分发挥系统结构研究范式的理论优势

系统结构理论强调各种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力是有区别、分层次的，这种区别既有质量上的差别，也有联系远近的不同。这种思考模式更具全面性和整体性，理论价值更强。有学者将这种理论价值归结为三点：一是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认识犯罪现象的本质，犯罪根源理论的提出，深刻说明了犯罪现象总是与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犯罪现象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必然性。既然犯罪现象总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那就足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产物；三是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犯罪原因的作用机制，从而科学地确定犯罪预防的指导思想。系统结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犯罪现象-的本质，其产生的深刻根源，从而能以科学的、历史的眼光认识当前国内的犯罪现象；由于系统结构理论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原则、方针和指导思想的科学确立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进行相关工作的战略部署上更加需要系统结构理论的支撑。

（三）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科学构建我国的犯罪原因理论体系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6

内容提要: 在大体相当的法律结构基础上，因文化的差异，德日、英关和中俄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显著不同。三者的外在形态、逻辑结构和文化特点差异颇大，但其基本功能大体相当，各有其道理。我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经过长期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检验，具有相对的合理性。我国不宜全盘移植德日三阶层要件模式或英美双层次要件模式。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犯罪构成四要件模式的内在理论结构，是我国当前相关理论争议的合理出路。推进我国刑事法治，有必要注重刑法机制之刑事一体化理论知识形态。

 

    引言：基本概念与问题缘起

犯罪构成结构，即成立犯罪诸要件的组合形式，它可分为两种，即法律结构和理论结构。前者即法律规定的（罪刑法定意义上的）犯罪成立要件的组合形式；后者即理论上建构的（刑法解释学意义上的）犯罪成立要件的组合形式。犯罪构成理论结构也可视为犯罪论体系。德日、英美、中俄等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法律结构大体相当，[3]但理论结构差异显著。

随着国外两大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引介而人．我国刑法学界对相关理论体系（尤其是德日三阶层要件模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讨，进而对其合理之处有所体悟。于是，不少刑法学者主张全面移植德日三阶层要件模式以替代我国的四要件模式，从而实现我国大陆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全面转型。对此，我国大多数刑法学者持反对态度。反对者的基本立场大体为：我国的四要件理论模式与国外两大法系之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模式皆为根植于其各自法律文化土壤中的理论模式，各具特色，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不完善之处，且各已为各自的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适就，虽可相互借鉴，但不宜全面移植，否则会“水土不服”——全面移植的“革命性”方案有失于对我国大陆本土法律文化资源的深切考虑，不可取。wwW.133229.coM

有比较，方能有所鉴别。本文拟从三个不同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模式的外在形态、逻辑结构、文化特点和出罪功能等四个层面的比较中，发掘其中的道理，寻求我国刑法学相关理论争议的合理出路。

一、外在形态之比较

（一）德日模式的外在形态——三阶层

就外在形态而言，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由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组合而成的三阶层的结构体系。

（二）英美模式的外在形态——双层次

就外在形态而言，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由犯罪本体要件（即刑事责任基础）和法律辩护事由（即责任充足条件）对合而成的双层次的结构体系。

（三）中俄模式的外在形态——四方面

就外在形态而言，中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由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等四方面组合而成的对称性的结构体系。

二、逻辑结构之比较

（一）德日模式的逻辑结构——三阶层纵向递进式的抽象思维逻辑

第一，作为第一阶层的构成要件符合性，其旨在以抽象肯定的逻辑大体地框定犯罪成立的“典型事实构成要素”{1}，即在一般、典型的情形下，某行为很可能构成犯罪。该阶层反映着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对犯罪圈的初步逻辑划定，它一方面以一种抽象肯定的逻辑对符合相应特征的行为予以纳入，另一方面又将其它不符合相应特征的诸多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以外。

第二，作为第二阶层的违法性（即是否具有排除违法性的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业务行为、执行命令等），其旨在（从客观层面上）考察某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是否符合“更大法益原则”，是否得以排除违法性或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排除违法性的行为也被称为“正当行为”[4]）。如是，则该行为得以出罪；如否，则进入下一阶层的逻辑考察。

第三，作为第三阶层的有责性（即是否具有排除有责性的事由，如精神病态、意外事件、不可抗拒等），其旨在（从主观层面上）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可以排除行为人在案件具体情境中的主观罪责（故意和过失）。如是，则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如否，则行为人的行为因具备了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等三个层次的要件而成立犯罪。

可见，从逻辑结构的角度来看，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一种抽象纳入＋（双层）具体排除的剥笋式的纵向递进的三阶层逻辑结构体系。

（二）英美模式的逻辑结构——双层次的纵向对合式的动态诉讼逻辑

首先，作为正面、积极维度的犯罪本体要件，即刑事责任基础（行为和心态），其旨在以抽象肯定的逻辑将某行为纳入犯罪圈，即“在刑事司法中，公诉一方只需证明被告人行为符合犯罪本体要件，即可推定被告人具有刑事责任基础；如果被告人（一方）不抗辩，犯罪即告成立”{2}。

其次，作为反面、消极维度的法律辩护事由（legal defense），即责任充足条件，其旨在为辩方提供出罪辩护的法律事由，即“在行为特征符合犯罪本体要件时，如果被告人（一方）能说明自己不具有‘责任能力’（responsibility），如未成年、精神病等；或者说明自己的行为正当合法（iustification），不具有政策性危害，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职务、体育竞技等；或者说明有其他可宽恕（excuse）的情由，如认识错误、被胁迫、警察圈套等，便可不负刑事责任”{2}36。

可见，“要成立犯罪除应具有犯罪本体要件外，还必须排除合法辩护的可能，即具备责任充足条件。在理论结构上，犯罪本体要件（行为和心态）为第一层次，责任充足条件为第二层次，这就是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双层模式。”{2}36。从逻辑结构的角度来看，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一种抽象纳入＋（单层）具体排除的控辩式的纵向对合的双层次逻辑结构体系。虽说英美理论的第二层次（责任充足条件）在内容上大体相当于德日理论的第二、三层次（即违法性和有责性），但前者直接反映出犯罪认定的控辩对抗局势，更具实践性，而后者更为理论化，其对控辩对抗局势的反映不太直接。

（三）中俄模式的逻辑结构——依次判定的横向平展式的真实生活逻辑

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模式源于前苏联，与俄罗斯的理论模式具有大体的一致性。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模式隐含着两种基本的逻辑顺序：

第一，侦查逻辑顺序：客体——客观——主体——主观。以某人死亡案件为例：（1）人死即刑法所保护的生命权（客体）疑似受到侵害；（2）侦查人员力图查清该人的死亡是否为他人行为所致（客观要件），如否，则无犯罪行为发生；如是，则疑似的客观要件具备；（3）接着，侦查人员力图查清致人死亡的行为是何人所为（主体），以及该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主体要件），如否，则无犯罪；如是，则疑似的主体要件具备；（4）最后，侦查人员力图查清该行为主体是否是在具有主观罪过（即认识辨别和意志控制的一般可能）的情况下非法致人死亡的，如否，则不构成犯罪；如是，则成立犯罪，同时前述三个要件得以一并确认。

第二，审判逻辑顺序：主体——客观——客体——主观。司法人员首先审查的是被告人是否具备相应的刑事责任能力（即主体要件），如否，则指控罪名不成立；如是，则继续审查该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受指控的行为（客观要件），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客体要件）；最后，再审查其主观罪过（主观要件）是否成立，如否，则宣告无罪；如是，则判定为犯罪。[5]

可见，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大体是横向的、平展式的，但并非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逻辑顺序的，其对犯罪成立问题的判定是按照犯罪查证的真实生活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的，因而易于被司法人员所理解和接受。

三、文化特点之比较

（一）德日模式的文化特点——抽象性与精密性

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模式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和精密性。笔者认为，这些文化特点与德日民族思维方式的精密性及其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抽象性，即指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的三个层次（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全然是抽象的思维概念，而并不具有具体形象的依托。这种抽象思维概念体系的建构与德日等国家的传统思维习惯（喜欢且擅长运用抽象概念来表达思想）有着密切的文化关联。

精密性，即指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的三个层次及其内在概念的建构具有显著的精密性。一方面，其概念的数量非常丰富，且其概念的界分非常精细；另一方面，其概念的逻辑建构层层递进，相当严密。精密性是对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的肯定话语，但其反面的否定话语即过于繁复、过于精细，以至于不容易理解和运用。甚至于有学者批评其“有唯体系论的倾向，偏离了现实的司法实践”{3}。“各种学说、各种理论，铺天盖地地迎面而来，叫人眼花缭乱。连日本学者都感叹……到处充斥的场景，除了刑法学以外，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了。”{3}42

（二）英美模式的文化特点——实践性、简便性与动态性

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具有显著的实践性、简便性与动态性。这些文化特点与英美传统思维方式的灵活性及其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础之间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实践性，即指英美双层次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在长期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总结，将诉讼规则演化为实体法的总则性规范，是判例法传统的产物。换言之，“美国犯罪构成的理论结构是刑事责任基础和责任充足条件的结合，全同于法律结构，即犯罪本体要件和排除合法辩护，理论上的双层次是法律文本两部分的再现（直接反映）。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奠基于传统司法实践（判例法，对抗式诉讼模式，陪审制），同源于刑法立法。美国刑法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结构是实践性的，是法官型的。”{2}200

简便性，即指英美双层次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具有显著的理解和操作上的简便性。之所以如此，其原因至少有两方面：其一，该理论的正反两层次，一方肯定（纳人），一方否定（排除），相互对合，简单明了；其二，该理论结构是对其法律结构的直接再现，是直接源于实践经验的，并与刑事司法程序相应，便于把握。

动态性，即指英美双层次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反映着司法实践认定犯罪的动态过程。“美国刑法犯罪构成第二层次，以排除合法辩护的形式来充实刑事责任条件，完成独特的犯罪构成模式，反映犯罪构成是动态的‘定罪过程’，而不仅仅是静态的‘犯罪规格’。”{2}36。另外，在类似的意义上，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和英美犯罪构成理论结构都具有动态性。但二者并不完全相同，即前者侧重于理论思维过程意义上的动态性，后者侧重于诉讼实践过程（即控辩对抗）意义上的动态性。

（三）中俄模式的文化特点——形象性与对称性

受我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理论结构具有显著的形象性和对称性的文化特点。

形象性（或直观性），即指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皆源于对刑事案件场境中的实际形象（生活意义上的刑案原型）的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直观抽象，如客体要件乃是对犯罪对象（被害者）的抽象，客观要件（危害行为）乃是对行为人举止的抽象，主体要件乃是对行为人的抽象，而主观要件（主观罪过）乃是对行为人心态的抽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早就成立为一个由“心脏”而“取象比类”[6]的概念——亦是相关问题的“核心”所在。

对称性，即指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的概念之间有着显著的对称性，如主体对客体，主观对客观。这种严整的对称性，显然有助于我国学习者的迅速认识和理解。这一特性显然受到了两方面文化传统的影响：其一，我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称性的文辞表达方式，如对联、唐诗宋词，“云对雨，月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之类的耳熟能详的对仗文辞，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语言文辞习惯；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质与量、对立与统一、表象与实质、具体与抽象等对称性的基本哲学范畴，随着始于高中阶段以至于博士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培养，其对我国的学术思维表达范式的影响也是相当深透的。

四、出罪功能之比较

出罪功能是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的核心价值所在，它不仅备受关注，而且为我国刑法学界评价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优劣的主要理由。笔者认为，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皆可提供行之有效的出罪机制，但从具体路径上，三者各行其道，各具特色。

（一）大体比较

总体而言，德日犯罪构成理论结构以抽象的概念体系反映着犯罪认定中“犯罪圈”多层次缩限的抽象思维过程，即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抽象概念层次人手，首先对典型情形下的疑似犯罪行为模型予以抽象纳入；然后再从客观层面考察相关行为的违法性，即尝试排除相关行为的（客观）违法性事由；最后从主观层面考察相关行为的有费性，即尝试排除相关行为的（主观）有责性事由，并由此而确定相关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从而使“犯罪圈”得以逐步缩限，体现着具有其自身特点的出罪机能。

英美的“犯罪构成双层模式，即犯罪构成方式由两个层次相结合的过程来完成。第一层次侧重体现国家意志，表现为公诉机关的权力，确立行为规范，发挥刑法的维护秩序和保卫社会的功能。第二层次侧重体现公民权利，发挥刑法的保障人权的功能，制约国家权力。两个层次相辅相成，构建美国刑法运行的内在制约机制，体现刑法公正性的价值取向。正（符合犯罪本体要件）反（排除合法辩护）两方面结合完成刑事责任的认定”{12}36。可见，英美模式直接反映犯罪认定的控辩对抗的诉讼逻辑——这是其显著特点（即体现其司法实践性及其与诉讼程序的动态结合性），并以此体现其保障人权的出罪机能和价值取向。

而中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是从客观层面人手，通过对具体要素的实际形象的直观抽象，横向地划定犯罪成立要素的基本方面。同时，这种横向的划定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严格的查证犯罪的真实生活逻辑顺序。依此逻辑顺序，中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逐一划定入罪与出罪的界限，从而体现其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

对比而言，中俄理论实际上将德日、英美理论的纵向性的入罪与出罪功能予以了横向的整合；而德日、英美理论的纵向思维模式实际上将中俄理论的横向性的入罪与出罪功能予以了纵向的分解。笔者认为，中俄理论虽未直接反映犯罪圈缩限的纵向过程，但其横向性的依次缩限结构在功能上与德日、英美理论“异曲同工”。

（二）内在理论资源比较

德日、英美犯罪构成的内在理论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如德日刑法理论中的社会相当性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和超法规免责事由；英美刑法理论中的充满人性的“可以宽恕”免责概念、不问小事原理（de minimis doetrine）、法律的生命在经验这种实用主义理念并配以控辩对抗式诉讼。同时，两法系“权利外延开放”的理念导致其出罪机制畅通。

而我国目前的相关理论资源相对贫乏，缺乏德日和英美的上述理论学说，因而可以从中有所借鉴——事实上，我国刑法理论正在对此予以学习借鉴。但同时应当看到，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之“情节”是一个饱含着社会情理的概念，与德日、英美刑法理论中的上述理论学说之间有着极大的契合性，[7]可以进行更多、更深的理论开发和实践运用。[8]

五、我国之理论抉择

基于对中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理论批判，我国一些刑法学者主张废弃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而代之以德日犯罪构成三阶层理论。对此，我们不赞成。结合上文的论述，我们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四要件理论的价值

1．理论本身的合理性

冯亚东教授认为：“犯罪构成是由立法者和理论工作者所共同建构的认定犯罪之模型，作为模型之运作意义就在于需要将其同实在的行为相比较……显而易见，被犯罪化的对象欲满足上述要求，就只能是社会生活中完整意义之危害行为：……至少应包含如下要素：一是行为的发出者即行为主体；二是支配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即罪过；三是行为本体与伴随状况，即身体动或静及能够决定行为危害性的犯罪结果、时间、地点、方法等；四是行为在社会意义上的具体指向与承受体，即行为本身侵犯了何种权益。犯罪构成模型实际上是对完整意义的危害行为的抽象，而抽象之认识基础自为实然行为之本体四要素。前苏联的刑法学者们之所以建构起平面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及‘四要件说’，自有其道理和实用价值所在。因此我们认为，将犯罪构成的整体模型分解为客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方面要件显然符合典型行为的特征，在现阶段中国制度转型的国情及……思维方式的背景下……并无重新构造之当务必要。”{4}

高铭暄先生对此也有一番经典的论说：“深入到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内部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具有逻辑严密、契合认识规律、符合犯罪本质特征等内在的合理性。可以说，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并不是毫无法理基础的特定政治条件下冲动的产物，而是经过了审慎思考、反复论辩形成的理论精华，其精致程度足可媲美世界上任何一种犯罪论体系。”{5}[9]

2．本土文化的适就性

如上文所论，德日、英美和中俄三个不同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皆有其各自的文化土壤根基，各有其合理性。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有其本土文化思维表达方式的基础，如传统的中国文化、业已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同时，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业已为我国数以百万计的法律人所普遍接受和熟练运用，而且基于我国的本土文化思维方式，该理论结构非常易于被我国未来的法律人接受、理解与运用。

“从更具体的情况看，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之所以具有现实合理性，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并无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的历史传统……只有以四要件为核心的中国刑法学体系，随着法学教育的蓬勃发展，扎根开花，广为传播。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强行掐断已经生机勃勃的中国刑法学，再移植进一个完全没有生存土壤的德日犯罪论体系或其他什么体系，是否有舍本逐末之嫌？”{5}6

3．司法实践的适用性

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我国司法人员大体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四要件理论来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案件问题，而且未见明显问题。“实务界普遍的观点是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方便、实用。目前尚未见到有实务界的人士明确提出，由于运用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导致重大冤案、错案的发生。”{5}6“近年来，理论界对犯罪论体系、刑法学体系的争论十分激烈，而实务界却反应冷淡，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实务工作者并未感觉到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存在司法障碍吧！”{5}8

“这种操作方法可称之为‘块块分割，逐块分析，综合评价’。几十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过程基本是按此思路进行并形成定式，它简单易行，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4}356“就解决同一问题而论，越简单的方法越科学。”{4}355同时，通过深入刑事司法实践工作，笔者也并未发觉在刑法（实体法）的层面上，有什么案例不可以通过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来加以合理认定的——虽然有所争议，但实属正常现象。

总之，通过30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检验，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基本可资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纷繁复杂的刑法案例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适用性。当然，这里的前提是，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

（二）四要件理论结构的不完善与可完善性

应当看到，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结构并非完美无缺的，正如德日理论也从未停止检讨与更新一样——其纷乱局面较我国而言，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刑法学界的相关批评也是不无道理的。但笔者认为，相关的理论结构缺陷也不是不可以在现有的理论构架中予以合理完善的。[10]

1．批评之一：四要件内在的逻辑阶位问题

有批评日：四要件理论结构之所以不合理，其重要原因即在于四要件并不在同一个逻辑阶位中，而其目前的横向平展式的整合结构模式显然有问题。

笔者认为，四要件理论内在隐含的逻辑结构关系值得注意：一方面，就两两关系而言，主观要件即主体的罪过心态，换言之，主体要件即主观要件的责任能力基础（或前提）；客观要件即针对客体的侵害行为，换言之，客体要件即作为客观要件的侵害行为的目标。也就是说，四要件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另一方面，就总体关系而言，主观要件（主观罪过）是犯罪构成四要件的归宿与核心，其它要件（大体可归属于客观层面）是围绕主观要件、为确证其是否成立而设置的思维逻辑过程——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基础，即主观见诸客观——由客观（现象）人手，查证主观（本质）。可见，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可以从纵向维度大体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客观层次和主观层次。[11]其中，客观层次基本为事实判断，主观层次基本为价值判断。只是这种内在的纵向立体性的思维逻辑阶位关系尚未获得我国刑法学界的充分认识和理论建构。[12]

2．批评之二：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与四要件的关系问题

有批评日：四要件理论结构未能将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正当行为）有机地纳入，而是将其拼接在四要件逻辑结构体系之后（或之外），其理论结构缺陷明显。

笔者认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一类不典型的现象，但对此类行为性质的分析未尝不可纳入四要件理论结构中予以完成。其大体思路即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也有其客观层次和主观层次：一方面，其客观层次可以考虑纳入客观要件和客体要件予以甄别，即如在正当防卫的情形下，存在着基于维护整体法秩序的防卫人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与不法侵害人权益之间的“更大法益”的抉择问题，即相对而言，正当防卫行为并未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或日，四要件中的客观要件和客体要件具有相对性，即在法益保护冲突的情形下，需要进行相对的价值权衡。说得更简单、直接一些，所谓“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其基本意思即该行为实际并未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另一方面，其主观层次可以纳入主观要件（主观罪过）中予以甄别，即如与正当防卫行为相关的“客观防卫”和“假想防卫”（或主观防卫）问题，可以归入主观要件的范畴（以认识错误的理论）予以解决。如此，则条理清晰，问题迎刃而解。

同时，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与四要件的这种理论结构上的可融入关系，并不妨碍将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作为一类特殊情形放置于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之后予以独立探讨。

3．批评之三：《刑法》第13条但书之“情节”与四要件的关系问题

有批评认为：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之“情节”规定与四要件的理论结构关系不顺，即在四要件判定之后，还要再进行一次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判定——带着一个逻辑的“尾巴”，四要件理论结构不够严整。故而有学者甚至主张取消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13条但书之“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是值得充分重视的具有我国刑法特色的出罪性法律规范。该但书规定反映了我国刑法之犯罪概念是定性维度和定量维度的结合。根据我国刑法学关于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关系，即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具体化或系统结构化，二者形式不同，但内容范围相同。申言之，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出罪机制并非在于犯罪构成结构之外，而是在于其内，是对我国刑法规定之犯罪构成结构中内含的定量因素的一般概括——有学者关于“我国刑法情节弥漫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之中”的感受即为此写照。同时，罪与非罪的认定其本身就是包含着一种基于社会情理（笔者认为，社会情理是法律规范的内在精神实质）[13]的综合价值评判——英美刑法之正当程序原则和德日刑法之社会相当性理论即包含着这一精神。与正当程序原则及社会相当性理论相应的我国刑法的近似话语即情节。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之“情节”规定，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结构及其出罪机制而言，其意义非常重大，其中包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正当程序原则或社会相当性理论，断然不可废除。[14]因此，在犯罪构成四要件（定性模型）的判定之后，再结合《刑法》第13条但书之规定，对犯罪构成中所包含的情节（定量因素）进行一番排除性（或出罪性）的综合价值判断，非但不妨碍四要件理论逻辑结构的严整性，反而更为科学。[15]

总而言之，因其理论本身的合理性、对本土文化的适就、业已经过长期刑事司法实践的检验以及可以在现有的理论构架中予以合理完善，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不宜废弃——那种代之以德日或英美理论的全盘移植方案绝非上策。结语：注重刑法机制之刑事一体化理论知识形态

德日、英美抑或中俄的犯罪构成理论结构，无论是哪一种理论建构或理论批判，其宗旨无非在于促进刑事法治建议。为此，我国刑法学者已经在刑法（刑事实体法）理论（尤其是犯罪构成理论结构）上投入了相当巨大的学术精力。然而，刑事法治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是一个刑事一体化的问题，它至少涉及到刑法（实体法）、刑事诉讼法（程序法）、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政治环境等4方面的问题，是4方面综合关联、动态运行的状态及结果。刑事法治需要4方面学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与通力合作。而我国刑法学者多倾向于将我国刑事法治的问题过多地归咎于刑法（实体法）的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的不完善。如果注意对我国刑事法治实践状态的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导致其机制不畅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刑事实体法的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

对此，我国刑法学者所需要做的是，在刑事实体法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去关注、联系和综合其它刑事学科的知识，注重刑法机制，逐步实现我国刑法知识的一体化式的动态化的转型，并从而更为实际、更为系统化、更为深层次地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程。所谓刑法机制，即刑事司法机制。它是一种基于刑事实体法（即刑法）立场的、注重刑法动态运作状态及效果（即关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内在关联性）的、刑事一体化的理论知识形态。就我国刑事司法机制的现状而言，注重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实体与程序）的深度融合，注重刑事司法信息公开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显得尤为紧要。“刑事一体化”恐怕是“中国刑法的知识转型”{6}的重要方向，而局限于刑法学（刑事实体法学）内部的理论重构恐怕只能收效甚微。

 

 

 

注释:

  [3]有关的具体论述，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9—100．

  [4]英美刑法的相关概念，如“正当化的行为”（justified behayior）、“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

  [5]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我国犯罪成立的定性还要结合“情节”之定量指标体系来予以综合判定。

  [6]关于“取象比类”的中国传统哲学方法，参见：吕嘉戈．中国哲学方法——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56．

  [7]换言之，德日、英美犯罪构成理论中的上述理念与我国刑法情节中的社会情理的精神内涵大体一致。

  [8]相关的详尽论说，参见：高维俭．我国刑法情节之辩证与实质（g）／／高维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之检察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116—136．

  [9]在该文中，高铭暄先生从历史合理性、现实合理性、内在合理性和比较合理性等四个角度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合理性进行了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

  [10]黎宏教授的基本观点与此大体一致。参见：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j）．法学研究，2006，（1）：32—51．

  [11]张明楷教授也提出了所谓的“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参见：张明楷．刑法学（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8．；李立众，吴学斌．刑法新思潮——张明楷教授学术观点探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6—143．）值得指出的是，张明楷教授理论的实质是对我国四要件理论的基本否定，更接近于德日理论，或者说是德日理论的翻版；而笔者的理论是对我国四要件理论的内在理论结构的理顺和完善，是对四要件理论之合理性的尊重和坚持。

  [12]关于四要件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主观罪过是犯罪构成的核心”的观点及独到论说，参见：陈忠林．刑法散得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67—282．

  [13]关于该观点的具体论述，参见：高维俭．前言：本研究的基本理念与基本构架（g）／／高维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之检察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2—3．

  [14]相关的有价值的论说，亦可参见：王政勋．论定量因素在犯罪成立条件中的地位（g）／／梁根林．犯罪论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0—68．

  [15]陈兴良教授的《本体刑法学》建构了一种“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的犯罪构成体系，与笔者的上述理念较为近似。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国刑法的探讨（j）．环球法律评论，2003，（秋）；阿炳．读《本体刑法学》（j）．现代法学，2002，（5）；蔡道通．理论与学术的双重提升——评陈兴良教授《本体刑法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1）．

  【参考文献】

  {1}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m）．陈忠林，译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7．

  {2}储槐植．美国刑法（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6．

  {3}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j）．法学研究，2006，（1）：42．

  {4}冯亚东．罪与刑的探索之道（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355—357．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7

①准确、规范。要将研究的问题准确地概括出来，反映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反映出研究的性质，反映出实验研究的基本要求——处理因素、受试对象及实验效应等。用词造句要科学、规范。

②简洁。要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一般不得超过20个汉字。

二、介绍课题的目的、意义。即先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课题，交代研究的价值。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

三、介绍课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即文献综述，主要说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关于这个课题前人曾做过哪些方面的研究、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等。

所谓综述的“综”即综合，综合某一学科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概况;“述”更多的并不是叙述，而是评述与述评，即要有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要注重分析研究，善于发现问题，突出选题在当前研究中的位置、优势及突破点。综述的对象，除观点外，还可以是材料与方法等。

四、介绍本人研究的初步方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突破的难点，预期的结果等。即说明自己的主攻方向是什么，研究中主要根据什么理论、采用什么方法、取得什么成果等。 整个研究在时间及顺序上如何安排，怎样分阶段进行，对每一阶段的起止时间、相应的研究内容及成果均要有明确的规定，阶段之间不能间断，以保证研究进程的连续性。

五、说明课题的可行性和创新性。不仅对可能遇到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关键性困难与问题要有准确、科学的估计和判断，并采取可行的解决方法和措施，而且要突出重点，突出所选课题与同类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

六、列出参考文献。最后要列出所查阅的主要参考文献，一方面可以反映作者立论的真实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对原著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篇数以各校的规定为准。

七、听取导师评价。在导师的评价后，再作必要的修改与补充，经导师最后认可后，就进入研究阶段，而后便可着手论文的写作。

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书

题目： 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

姓名： 刘某某

导师： 李某某

专业： 法学

年级： XX级

时间： 20xx年10月22日

一、选题依据(目的、意义、学术价值、该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新中国成立至今，政治、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社会各项事业日新月异。与此同时，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其中，未成年人犯罪突出。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严重冲突，而且更意味着社会化、文明化的挫败;不仅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干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也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品德不良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1、理论意义

其一，刑事法学领域：

(1)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以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拓展新的思路。我国当前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学科内进行探讨。其中，犯罪学领域侧重于事前的社会预防和事中的治安预防;刑法学领域侧重于事后的刑罚预防。这些预防措施主要是通过外在的手段实现对未成年人越轨行为的规制，而犯罪预防内在手段的运用，即借助思想道德意识的作用引导未成年人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展开分析，试图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冲破思辨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科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工具。犯罪是一“综合病症”，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犯罪问题进行剖析。刑事法学并非书斋里的学问，其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我国的学者长期以来惯于思辨式的理论研究，缺少对犯罪问题进行实证考察。本文拟通过实证调查、个别访谈的方法，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态势、分析犯罪发生的原因，为犯罪预防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其二，政治学领域：本研究除了在刑事法学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外，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学价值。我国未成年人有3亿多，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如何，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犯罪的发生，影响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犯罪预防对策，对于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持续进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

2、实践意义

未成年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心祖国的未来。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作系统解读，可以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我们要建设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犯罪破坏社会和谐，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影响社会治安，更是关系到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和未来国民的素质，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意义非常。因此，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本文根据调查收集的资料，有针对性地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角度提出未成年人个人预防措施和社会治理对策。这些建议和对策，立足于我国实际，更加突出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将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现状

未成年人犯罪是相对于成年人犯罪而言的。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自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非常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保持高度重视。1979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八部委所写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这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更为深入。尤其是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越来越严重，其数量递增，而年龄递减，这一态势引起理论界的密切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不断升温。经过学者们多年的努力，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成果显著，相继有多部著作出版和多篇文章发表。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研究视域狭窄。犯罪现象复杂多样，既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有关又与个人的生理、心理、生活方式等因素密不可分。因此，犯罪学研究必须运用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知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缺乏从众多的学科领域出发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内容缺乏创新性，研究选题过于集中。笔者对近些年出版的未成年人犯罪著述和中国学术期刊网收录的相关论文进行统计发现，虽然有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很多，但论述内容相近，研究思路模式化。我们说，研究选题关注学术热点无可厚非，但应对同一问题开展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总的来看，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内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进行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全面系统研究。虽然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犯罪预防问题有所涉及，但过于分散和零碎，缺乏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

3、研究方法以思辨和论证为主，欠缺实证研究。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当前我国犯罪问题的研究，重思辨和论证而轻实证。康树华、周路、戴宜生等多位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理论研究的对象——犯罪现象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脱离了实践的研究无异于空中楼阁。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但毕竟是凤毛麟角，而非主流。

(三)研究目的

1、通过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思想道德建设的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全面解读，为犯罪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方式。

2、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原因、预防等问题的系统梳理，弥补犯罪学理论研究上的不足。

3、通过对未成年犯罪预防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激发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进而更好地做好未成年人工作。

4、通过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的剖析，设计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社会治理的方案，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献计献策。

(四)本人学术准备情况

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中国期刊网查阅文献资料和购买图书资料等多种途径，为开题报告的撰写和论文的正式写作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其中，主要著作包括：

1、陆志谦、胡家福主编：《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2、冯云翔、娄鸿雁著：《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3、许邦银、张晶主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4、姬素兰等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5、董新臣主编：《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与防范 》，西苑出版社20xx年版;

6、袁作喜、冯锐著：《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防治》，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王亚东、鲍遂献主编：《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

8、康树华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犯罪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9、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xx年版;

10、张小虎主编：《犯罪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11、李春雷、靳高风著：《犯罪预防理论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12、冯树梁著：《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13、鞠青著：《中国城市社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模式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

14、黄教珍、张停云著：《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心理预防和教育对策》，法律出版社20xx年版;

15、莫洪宪主编：《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对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xx 年版;

16、[美]路易丝?谢利著：《犯罪与现代化》，何秉松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

17、[意]龙勃罗梭著：《犯罪人论》，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xx年版;

18、沈壮海著：《新时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xx年版;

19、《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编委会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导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年版;

20、苏宁著：《关注成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前沿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xx年版;

21、鞠文灿主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问题与对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年版;

22、陈永弟：《借鉴与参考——部分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掠影》，上海三联书店20xx年版。

主要期刊文章参考资料：

1、周运清、王培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个性结构与特征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xx年第1期;

2、张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种整合性教育预防体系的建构理路》，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xx年第6期;

3、刘远山：《略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重点及对策》，载《河北法学》20xx年第4期;

4、席小华、秦卫平：《学校法制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xx年第5期;

5、钱晖元：《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原因及对策》，载《江淮法治》20xx年第10期;

6、王宇：《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与预防》，载《公安研究》20xx年第9期;

7、狄小华：《社会转型期的未成年人犯罪与防控》，载《江苏社会科学》20xx年第3期;

8、全哲洙：《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载《理论前沿》20xx年第14期;

9、任月勤：《试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三个重要环节》，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xx年第2期;

10、王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综述》，载《道德与文明》20xx年第4期;

11、罗志丹：《创新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xx年第4期;

12、贾怀忠：《学校、家庭、社会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载《教育革新》20xx年第5期;

13、黄志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实施》，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xx年第2期。

二、论文结构框架(主要观点)

论文包括导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

导言部分主要是介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情况、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等。

正文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一节 未成年人犯罪概念

第二节 国内外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第三节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与趋势

第二章 未成年人犯罪原因解析

第一节 犯罪原因概述

第二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析评

第三节 思想道德建设与未成年人犯罪

第三章 当前我国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思想道德因素分析

第一节 社会

第二节 学校

第三节 家庭

第四节 个体

第四章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第一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

第二节 国外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措施

第三节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结语部分从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出发，理性地分析和评价这一现象，再次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呼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多策并举、多措并举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

三、论文写作安排(进程安排、待解决问题)

(一)写作进程安排：

20xx年7月——8月搜集资料，确定论文题目;

20xx年9月——10月中旬撰写开题报告;

20xx年10月下旬——11月上旬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开题报告;

20xx年11月中旬——20xx年2月下旬撰写毕业论文;

20xx年3月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毕业论文;

20xx年4月毕业论文定稿打印。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8

内容提要: 为了遏制当代世界性的持续高位的犯罪态势，应当实行非犯罪人化的刑事政策，即将那些只具有法定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于犯罪人之外。这样才能摆脱刑法制度危机，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刑法资源，集中应对真正的犯罪人，从而有效地抑制犯罪的发生。非犯罪人化政策，应当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以及犯罪预防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新社会防卫运动所倡导，世界各国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发起了“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取得了一些成效，如在刑法中排除某些无被害人的犯罪的罪名；广泛适用罚金刑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是不成功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世界性的犯罪率持续上升；再犯、累犯增多等。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面对着犯罪的持续高压，我们应当认真思考以往的刑事政策的得失，应当重新调整刑事政策的思路，即将刑事政策的重心由行为转向行为人，实行“非犯罪人化”。所谓非犯罪人化，是指将那些只有符合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于犯罪人之外，对其不予定罪、判刑，按照一般违法行为予以处置。笔者认为，只有实行这种刑事政策，才真正能够做到收缩刑事法网，才真正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刑法资源，集中应对真正的犯罪人，从而达到遏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之目的。本文拟从什么是犯罪人，为什么要实行非犯罪人化，以及如何实行非犯罪人化几个方面，对非犯罪人化刑事政策予以初步探讨。

    一、什么是犯罪人

    “犯罪人”是刑事科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行刑学的总称）的出发点，是刑事科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19世纪下半叶以来，学者们运用经验的、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犯罪人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深入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刑事科学的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犯罪人研究是刑事科学发展的原动力。①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于什么是犯罪人，仍未达成共识②。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看法：其一，从刑法学角度界定犯罪人，认为犯罪人是实施了刑法禁止的，应受刑罚惩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人。简言之，所谓犯罪人，是指“犯了罪的人”。其涵义，相当于刑法学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持这类见解的，以刑法学者居多。其二，主要从社会学角度界定犯罪人，认为“犯罪人是指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严重社会越轨行为，应受法律和道德责罚的自然人和法人。”③该类犯罪人概念的外延，大大宽于第一类概念，即犯罪人不仅包括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人，还包括实施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社会越轨行为的人；不仅包括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还包括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或者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持此类见解的，以犯罪学者为主。

    一般说来，犯罪人是自然人、社会人与法律人的融合体。上述两类犯罪人概念，虽然有程度不同的合理性，但是都难以称得上是科学的犯罪人概念。因为，二者只是从法律表象上，或者社会表象上，而没有从犯罪人本身特有的、内在的属性上，去区分犯罪人与非犯罪人；没有阐明刑事科学所指向的人，与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等所指向的人，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此外，二者都不能解释：处在相同的社会条下、遇到同样的社会情境时，为什么有的人犯罪，而有的人不犯罪？为什么有的人犯暴力罪，而有的人犯非暴力罪？为什么有的人故意犯罪，而有的人过失犯罪？如此等等。总之，上述两类犯罪人的概念，都把犯罪人作为抽象的法律现象或者社会现象对待，而没有揭示在社会中鲜活存在的犯罪人的内在的、心理的本质，即人格特质。这正如意大利著名刑事社会学家菲利(enrico ferri, 1856-1929)所言，抹煞罪犯的人格，将罪犯只是作为“法官可以在其背上贴上刑法条文的活标本”的做法，“与旧医学不顾病人的人格，仅把疾病作为抽象的病理现象进行治疗一样”④，是不科学的。他认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一种自然的社会现象。上述诸种因素，在决定性的时刻直接决定着站在罪恶与善良、犯罪与诚实十字路口之间的人格。”“人之所以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要犯罪，而是由于他处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之下，罪恶的种子得以在这种条件下发芽、生长。”⑤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犯罪，成为罪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其人格。人格不同，是犯罪人同非犯罪人的最主要区别。

    人格(personality)反映一个人的特质，张三与李四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格的不同。人的外在行为方式，只是人格的表象。人格心理学一般认为，人格是个体内在心理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⑥它是个体的内在心理特征与外部行为方式的统一体，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特性。因此，鉴别一个人是怎样的人，不能只看其外在的行为表象，还必须由表及里、去伪求真，通过外在表象探究其内在的心理机制，并把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只有这样做，才能确定其人格特质，才能将他与其他个人区分开来。但是，人格不是个体生来就有的，除了遗传基因之外，主要来自于后天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人格是社会环境与个体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没有“天生犯罪人”，也没有绝对的“不能改造的犯罪人”。正如有学者所说：“根据犯罪人的人格认识犯罪人，可以使我们形成整体、动态的犯罪人观，从而使我们对犯罪人的认识与生活中的、现实中的犯罪人更接近。”⑦也就是说，只有阐明人格特质，才能对犯罪人做出科学的界定。而上述两类犯罪人的定义，却恰恰没有阐明这一点。

    那么，犯罪人是否存在着不同于其他人的犯罪人格呢？对此，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犯罪人同其他人的人格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人认为，有的犯罪人有犯罪人格，如惯犯、累犯，有的犯罪人没有犯罪人格，如法定犯、过失犯；也有人认为，犯罪人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犯罪人格。⑧所谓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反社会行为倾向的特定身心组织。⑨笔者认为，根据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犯罪人作为社会上客观存在的特殊群体，他们应当存在着不同于其他群体的人格特征。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这种基本认识上，那还是非常肤浅的，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实证测量来加以论证。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者、社会学者以及犯罪学者们通过对大量罪犯的心理测量，发现罪犯的人格特征同其他人相比，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例如很多罪犯都存在反社会型（又称悖德型）等人格障碍。⑩在前些年，笔者曾到几个监狱进行调查，用人格心理学的人格测量工具，对612名囚犯进行人格检测，有53.6%的被试者有人格障碍，其中再犯98人有人格障碍的达76.8%，证实犯罪人确有犯罪人格存在。(11)犯罪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反社会的、实施犯罪行为的倾向性；犯罪人格是外在的犯罪行为事实，与内在的犯罪心理倾向的统一体，并且有相对稳定性。此外，犯罪人格的形成有多因性，其中最主要的，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受社会环境影响所致。按照人格心理学的分类，犯罪人格属于人格障碍一类。所谓“人格障碍”，是指严重偏离于正常人格，但又不属于精神病人的人格类型。人格障碍有10多种，经过检测证实，其中与犯罪人格相关的，主要有反社会型、偏执型、分裂样与分裂型、边缘型、冲动型、戏剧型、自恋型等几种。虽然在普通公民中，也有人存在人格障碍，但是同犯罪人相比较，其比率要小得多，并且他们的人格障碍类型，也与犯罪人有很大不同。犯罪人存在的这种人格障碍，在被定罪之前，可称之为犯罪“危险性人格”，在定罪之后，可称之为“犯罪人格”。

    总之，是否存在犯罪人格，是犯罪人同正常人的最本质区别。在认定某个人是否为犯罪人时，不但要查证他的外在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而且更主要的，是要查证他的内在心理结构是否存在犯罪危险性人格，只有当这两个方面都同时存在时，才能称其为犯罪人。对于那些没有犯罪危险性人格，只有符合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的行为人，则不能称之为犯罪人，不能给其贴上犯罪人的标签，而是应当对他们实行非犯罪人化，当作一般违法行为人，用非刑罚方法予以惩戒。

    二、为什么要实行非犯罪人化

    简言之，实行非犯罪人化刑事政策，是摆脱当代刑法制度（包括立法、司法制度）危机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社会刑法观演进的必然结果。

    当代的刑法制度，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从总体上看，都基本上是实行以行为为中心的行为刑法制度。虽然在上个世纪，由于受刑事近代学派行为人刑法观的影响，西方国家在量刑时要求进行人格调查，但是在对行为人定罪时，仍然以行为为本位，根本不考虑行为人的人格状况，即不论行为人有无犯罪人格，只要存在符合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则予以定罪，给行为人贴上犯罪人的标签。这种刑法制度正面临着犯罪现实的尖锐挑战，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即在立法中泛罪化趋势加剧，刑法膨胀；在司法中制造或者放纵犯罪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从而造成刑事立法、司法资源严重浪费，刑法效能低下。

    在立法上，自20世纪以来，泛罪化趋势加剧，刑法严重膨胀(12)，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刑法中的罪名都在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加。在许多国家究竟法律中有多少罪名，不光是普通民众无法知晓，就连专家、律师也难以精确统计。例如，法国在19世纪，刑法典中的罪名有150种，到了20世纪受刑法禁止的行为已达12500项以上，增加了83倍多；在日本，罪名不下1万种；在英国，1996年有罪名大约7540种，仅交通方面就有上千种；美国的泛罪化趋势也相当严重，美国国会承认，要数清联邦法律和各州地方法律中的刑法条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用说普通百姓，就连专门研究法律的学者，都无法完全搞清楚美国法律禁止的犯罪行为数目。(13)对于这种泛罪化趋势、刑法膨胀现象，“早在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说过，如果刑法条款过多过细，那么每个公民都会有触犯法律的行为。换句话说，差不多所有美国人都会成为罪犯。”(14)由此引起的直接后果，则是无政府主义。当人们不知道法律是如何规定时，怎么能期望他们会遵守法律？！当人们看到违法犯罪人没有受到依法追究时，怎么能期望他们会尊重法律？！因为在人们的心中，严厉的刑法条文已经成为违反刑法也可以不被惩罚的佐证。

    在司法中，漠视行为人的人格，仅仅按照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的类型来定罪，会直接引起多种负面效果的出现：一是将非犯罪人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并同犯罪人一起关押，这不仅会造成监狱人满为患，而且由于交叉感染，以及犯罪人标签的负效应，会使得这些非犯罪人的人格发生变异，最终成为真正的犯罪人。这种制造犯罪人的司法情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二是对犯罪人不作人格鉴定，量刑时以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为主，会导致量刑的轻重同犯罪人矫正的难易程度不相适应，或者过于严厉，或者过于宽容。三是在行刑时，对于明知出狱后会再次实施犯罪的犯罪人，只要是刑期届满，也得立即释放，待其再犯罪时，再抓再判，从而造成再犯、累犯增多，司法资源严重浪费。这种放纵犯罪人的司法情事，在现实中更是司空见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上述现行刑事立法、司法制度中存在的弊端，皆来源于行为刑法观和刑事政策对于行为人人格的漠视，即只见行为人的外在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后果，不见活生生的具体行为人及其内在的人格特质。这种刑法观及刑法制度，正如菲利所说：“在学者及立法者面前，罪犯只是一种法官可以在其背上贴上一个刑法条文的活标本。除了刑法典所提及的例外的和少有的人类心理状况之外，其他所有案件仅作为供法官从刑法典中选择一个适用于犯罪模型人之条文的理由。如果在其背上贴的不是407条而是404条，上诉法院则反对再进行任何数目上的更改。如果这个模型人活了，说道：‘对我适用哪一个条文，对你来说可能十分重要，但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各种迫使我夺取他人财物的情形，你就会意识到这种重要性是图解式的。’法官会回答说：‘将来的司法或许这样，但现在的司法并非如此。你触犯的是第404条，便依法在你背上贴上这一号码。在你离开法庭进入监狱时，将被换成1525号或其他数字，因为你的人格在代表社会正义的法律面前完全消失了。”(15)这种抹煞行为人人格的图解式的刑法观及刑法制度，当今又一次被新的持续高涨的犯罪浪潮击得千疮百孔，已经难以为继，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用一种新的更为科学的刑法观及刑法制度来取代它。

    那么，这种新的刑法观是什么呢？答案应当从刑法导向观的历史演进中去寻找。

    纵观几千年的刑法发展史，刑法导向观大体上是沿着结果刑法——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人格刑法的轨迹向前演进。在古代，从总体上说，是以危害结果为本位来设计刑法制度的，不仅是人的行为甚至动物的行为等引起的危害结果，凡是君主认为是犯罪的，都以犯罪来对待，从而导致刑法恣意，罪刑擅断，践踏人权。在18、 19世纪，刑事古典学者从理性人、自由意志论出发，以行为为本位来设计刑法制度，强调罪刑法定，保障人权。这种行为刑法观及刑法制度，相对于古代的结果刑法观及刑法制度而言，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它只重视行为，漠视行为人，不能针对具体犯罪人的犯罪原因，对犯罪做出科学的反应，因此在19世纪中叶以后，在日益严重的犯罪态势的尖锐挑战面前，它已经捉襟见肘，无法应对。于是，刑事近代学派应运而生。刑事近代学者从研究犯罪原因入手，探讨什么是犯罪人，以及犯罪人的类型，从而将刑事科学的研究重心，由行为转向了行为人，提出了以人身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为核心的行为人刑法观，以及一系列改革刑制的措施，如保安处分、刑罚个别化、缓刑、假释等。但是，因为它过分强调社会防卫，忽视人权保障，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所以受到许多责难。其实，行为刑法观与行为人刑法观各有优劣。因此，在20世纪中叶以后，许多学者致力于对二者的整合，提出了多种刑法观念和理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以行为人人格为中心的人格刑法观的提出。人格刑法观适应刑法人性化、人道化的要求，把行为人的人格引入到行为、行为构成、违法性和刑事责任的认定之中，使人格成为定罪、量刑、行刑的重要根据之一。(16)

    人格刑法观是人们对犯罪现象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相对于以往的其他刑法观而言，它将刑法规制的对象限定为犯罪人，并以行为人的外在行为表象与内在心理人格的有机统一，作为判定犯罪人的标准，而将那些只存在法定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于刑法规制之外，即对其实行非犯罪人化。笔者认为，只有人格刑法观及刑法制度，才能回应新时代的诉求，使刑法更加科学化、人性化、人道化，才能摆脱当今刑法制度的危机，使有限的刑法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集中去应对真正的犯罪人，从而达到有效地遏制刑事犯罪之目的。

    三、如何实行非犯罪人化

    简言之，实行非犯罪人化，就是将犯罪人格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始终，把没有犯罪人格的违法行为人，排除于刑法规制之外。　首先，刑事立法要人格化。　在刑法典总则中，除了对行为的犯罪构成要件明确规定外，还应对刑法规制对象——犯罪人做出明文规定，即规定犯罪人是具有犯罪人格的、实施了法定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的人，从而将那些没有犯罪人格的，只有法定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的人，剔出于刑法规制之外。对于这些违法者，应当由专门制定的违法行为法典加以规制，运用非刑罚方法予以惩戒，例如罚款、赔偿损失、行政拘留、行政处分、社区服务，等等。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人格，应当以人格鉴定为准。为此，国家应该制订《犯罪人格鉴定标准》，全国一体遵行。

    在刑罚制度中，应当将矫正犯罪人的犯罪人格作为刑罚目的；应当将犯罪人的人格矫正的难易程度作为量刑的重要依据。对于那些人格难以矫正的惯犯、累犯，可以实行相对的不定期刑。此外，既然犯罪人的犯罪人格的形成主要是由社会原因所致，那么对犯罪人适用死刑就有失公正，所以应当取消死刑。

    其次，刑事司法要人格化。

    所谓刑事司法人格化，就是将人格调查、人格鉴定贯穿于全部司法活动的始终。要改变现行的机械的非人格化的司法，就必须在侦查、起诉、审判中，将嫌疑犯罪人、被告犯罪人的人格状况审查作为重要内容。只有这样做，才能把犯罪人与非犯罪人真正区分开，才能对各不相同的犯罪人实现真正的刑罚个别化。

    应当成立由法官、心理工作者、律师、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犯罪人格鉴定委员会”。其依照《犯罪人格鉴定标准》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应当作为重要的刑事证据之一。

    对犯罪人行刑，应当以矫正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来进行。监狱应当尽量按照犯罪人格的类型，对犯罪人进行分类，以便利于罪犯的人格矫治。

    此外，犯罪预防要深入到心理领域。

    在犯罪预防工作中，应当将社会上有人格障碍者的心理矫治，作为一项重要举措来对待。据心理学统计，在民众中有10%左右的人存在程度不同的人格障碍。其中，有的人一旦遇到某种社会情境时，就可能实施犯罪行为。对于这种虞犯，及早发现，及早进行心理治疗，对预防犯罪的发生有极为重要的直接作用。与此同时，应当尽量改善社会环境，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管理、法制与道德教育、心理咨询与治疗等，使人们从青少年起，就能够在心理上得到健康成长，从而形成正常的人格。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

    综上所述，非犯罪人化刑事政策是适应时代要求的政策，是摆脱当前刑法制度危机的理性选择。这个政策不是要彻底颠覆现行的一切刑法制度，而是要在吸收以往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其主旨在于，充分利用有限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资源，集中应对真正的犯罪人，从而提高刑法效能，遏制日益高涨的犯罪浪潮。

 

 

 

 

注释:

      ①张文、刘艳红：《犯罪人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②阴家宝主编：《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综述(1949-199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3-71页。

      ③储槐植、许章润等：《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04页。

      ④［意］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75、178页。

      ⑤同上注，第171～172页。

      ⑥陈仲庚、甘怡群主编：《人格心理学概要》，时代文化版公司1993年7月出版：郑雪主编：《人格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等。

      ⑦翟中东：《一种整体、动态的犯罪人观：人格犯罪人论》，载《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卷第4期。

      ⑧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25～132页。

      ⑨张文、刘艳红：《犯罪人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

      ⑩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21-400页。

      (11)同⑧，第131～156页。

      (12)有的学者称之为“刑事法规的肥大症”或者“刑法上的通货膨胀”，梁根林：《论犯罪化及其限制》，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

      (13)参见《美国刑法出现‘泛罪化’趋势》，《参考消息》2004年11月25日第6版。

      (14)同上注。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9

关键词：刑法；犯罪构成；犯罪构成机能

一、刑法学中的“机能”定位

刑法学中的“机能”有其特有内涵，但也是我国刑法学研究中使用比较随意的一个概念。我国学者一般在以下两种意义上使用“机能”一词。第一，在研究刑法和刑罚的基本理论时使用，将其等同于功能。如有学者认为，“刑法机能又称刑法功能，是指刑法在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功效和作用。刑法机能又可分为规范机能和社会机能。”‘机能’和‘功能’，都是指某种积极的作用或影响……由于有学者使用‘机能’一词，亦有学者使用‘功能’一词，出于对不同引文措辞的尊重，也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将随机使用‘机能’或‘功能’，其意义相同。”第二，特指滥觞于德国的一种刑法学流派，即刑法机能主义，以德国学者格吕恩特·雅科布斯为代表。他认为，“机能是一个系统——单独或者与其他事物共同——具有的功效(1eistungen)，刑法机能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刑法的机能不是法益保护，而是保障规范的有效性，刑法用规范否定犯罪，促使人们对规范的承认和忠诚，从而实现对宪法和社会的保障。WwW.133229.CoM”

针对所谓“机能就是功能”的观点，笔者认为，如果是由于机能和功能在内涵和外延上确实没有差别，那么机能这个学术概念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否则就会造成刑法学体系的臃肿和学术研究的浪费；如果是由于对机能的概念认识不足，那么就容易造成研究结论的不精确。如有的学者认为，“刑法的机能就是指刑法的作用，也就是刑法所要实现的任务”。[还有学者认为，“刑法功能亦称刑法机能，我国刑法学中关于刑法的任务就其内容而言，大体类似于刑法功能”。他们都将刑法机能和刑法功能、刑法任务完全等同。而刑法机能主义作为一种域外的法学流派，其主张的“机能”在我国刑法学研究视阈中是否具有合理性、普遍性和可移植性也不无问题。所以，首先对机能含义正本清源以及对机能这一研究范式进行合理性审查是非常必要的。

刑法学研究中的机能一词不是我国刑法理论的内生词汇。一般认为：“刑法机能包括规律机能、保障机能、保护机能”和“刑罚机能包括一般预防和个别预防”的论断来自于日本刑法理论。笔者无意对机能一词进行词源学考证，但是就我国刑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机能性研究应该是刑法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首先，机能与功能的内涵和外延并非一致。机能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所给定的定义为：细胞组织或器官等的作用和活动能力。泛指系统中某一部分应有的作用和能力。作为与生物形态或生物结构相对应的概念，具有通常所说的作用或功能的意思，但也包括任务、职能、目的等意思。例如提到某器官的机能时，多数是指该器官在整个生物体中所分担的职能。作为泛指时，机能通常与机体结构、形态等结合来考虑问题。而功能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所给定的定义为：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作用。例如“功能齐全”、“功能显著”，而不能代之以“机能齐全”、“机能显著”所以，机能强调个体在系统中的地位和职能，功能则强调实效，刑法学研究中的机能是描述性，价值无涉的抽象概括，如“刑罚基准机能”、“规范机能”而功能是良性的、实证的、具体的，如“补偿安抚功能”、“经济补偿功能”、“感化改造功能”。此二词由于存在诸多区别，所以很难混用。其次，我国刑法学研究中近年来针对机能问题取得了很多成果，这表明一种机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刑法的机能、罪刑均衡原则的机能、刑事违法性的机能等问题都得到论证。储槐植教授在其《刑法机制》一书中，将刑法结构产生功能的方式和过程称作“刑法机制”，并对刑法功能与刑法机制的关系作了简明的阐述。这些论文或著作虽然对机能和功能在用法上没有加以区分，但是按照前文的论述应该是指机能而非功能。再次，“法律是功能性的”，但是如果过多地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缺少贯彻始终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可能会影响统一的法治观念的形成。如果在进行刑法学研究时自觉地从该理论的机能角度出发，在与他事物的关系中全面权衡该事物的积极效应和作用，系统地考虑问题，则有利于建构完整和谐的刑法学理论体系。

二、犯罪构成理论机能研究的前序性问题

犯罪构成的机能是指犯罪构成所应当具备的积极作用。犯罪

构成的机能由犯罪构成的属性决定，体现了犯罪构成的存在目的和任务，又决定着犯罪构成的建构模式和评价标准，表述了刑法哲学的基本观念，是刑法学理论与实践的核心课题之一，对之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对构成要件的机能的研究比较丰富，通论将构成要件的机能分为理论机能和社会机能，理论机能分为征表机能、体系机能和刑事诉讼法上的机能；社会机能分为保障人权机能和秩序维持机能，保障人权机能又包括个别化机能和故意规制机能。此外，依据山中敬一教授将构成要件分为“客观的构成要件”与“主观的构成要件”的构想，‘客观的构成要件的机能有：1．罪刑法定主义的机能；2．体系的机能；3．限制故意的机能；4．推定违法机能。主观的构成要件的机能有：1．犯罪个别化机能；2．对违法性的意识的控诉机能。”我国学者李洁教授认为：“犯罪构成理论的功能有三：指导立法，作为解释法律的依据来指导司法，作为立法评判的一种标准；而法律犯罪构成的主要功能则在于认定犯罪。”杨兴培教授认为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在于明确犯罪的成立条件和表现特征，以解决犯罪行为的法律评价问题。以上观点的分歧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和地位的认识有关。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构成要件只是犯罪成立的要素之一，在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后还要进行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判断，所以构成要件作为认定犯罪的第一阶段，就理当具有推定违法、征表罪责的机能。如我国的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规格，“无论是四要件，还是两要件，三要件，五要件的主张，都把犯罪构成等同于犯罪的成立，”就应该能够区分有罪与无罪，此罪与彼罪。犯罪构成如果是理论学说，应该能够准确解释法律，如果是法律，则应该能够将值得追究的犯罪行为与不值得追究的合法行为、一般违法行为相区别。

三、犯罪构成理论机能的内容

(一)作为工具的机能

工具机能即犯罪构成服务于刑法由此所具有的机能。犯罪构成的工具机能取决于刑法的机能，而刑法的机能又取决于刑法的规范属性。“一般认为，刑法规范既是裁判规范，又是强制规范。当现实中发生了符合抽象的、假定的法律要件时，就通过裁判来现实地发动与之相对应的刑罚。而这些规范的前提是刑法规范命令人们在实施行为时作出遵从刑法的意思决定，所以刑法规范又是意思决定规范。与此相对应，刑法具有三个机能：行为规制机能，使对犯罪行为的规范评价得以明确，从而对公民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法益保护机能，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刑法保护法益不受犯罪侵害；自由保障机能，刑法以规定一定的行为是犯罪并给予刑罚处罚的方式，来限制国家对刑罚权的发动或利用，在保障善良国民自由的同时，也保障犯罪人自身的自由。在此意义上，就限制了国家对刑罚权的发动”。

我国学者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了现行刑法的规定与刑法形式合理性之间的冲突、刑法规定与法律实施的现实条件之间的差距，指出：“在转轨时期，我国现行刑法的价值选择应当是兼顾保护功能与保障功能，在协调平衡的前提下，以对刑法保护功能的追求优先。”还有学者提出刑法还具有“保证机能”。本文采取通说的立场，认为我国刑法的机能包括保护和保障两种，并在此基础上。认为犯罪构成的工具机能包括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四种。

1．解释机能

美国学者talcottparsons指出，解释机能可以说是法律制度的核心机能。犯罪构成对刑法中的一些术语(如故意、过失)、基本制度(如自首)等给予合乎法旨的解释说明，并对犯罪成立的具体条件给予具体化。

法治的理念要求“良法”的存在，而罪刑法定的理念要求刑事立法实现“罪刑法定化”，“罪刑实体化”，“罪刑明确化”，或者称为“确定性”、“合理性”、“明确性”。可是，任何法律都不能尽善尽美，针对刑事立法体现出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如刑法规范的完备性不足，仍然存有法律的盲区；法律规范的协调性不足，有些条款自相矛盾；刑法规范的确定性不足，刑法规范之间界限模糊，有些概念没有界定，概念术语使用混乱；刑法规范的简约性不足，有些条款重复，应当合并的罪名没有合并；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存在矛盾和冲突；有些地方表现出理性的欠缺，以及将简约、抽象的立法语言解释得准确、明确，在“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之间达成一致，解释不可避免。当然，解释要遵循一定的方法和原则。如前文所述，可以采用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论解释的方法，但是应该不超过国民的预测可能。

与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相关，还存在犯罪构成的限定机能和开放机能。

——限定机能。犯罪构成可以防止离开刑法的规定而随意出入人罪，从这个意义上说，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严格限定的。同时犯罪构成是个别化的犯罪成立规格，还可以在此罪与彼罪之间严格划定界限。所以，可以把限定机能再细分为形式的罪刑法定机能

和区分机能。

——开放机能(扩展机能)。犯罪构成既然是一种理论，那么就是既立足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主义，犯罪构成可以对法律的明文规定做一定的“软化”。因此，与限定机能相对应，犯罪构成还具有扩展机能。但是，犯罪构成的功能还不仅于此，它还体现出一种宽容的心态，即对情理的开放，对国民诉求的容忍，超法规的阻却犯罪事由的存在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犯罪构成作为一种理论，以本国法律规定为基底，对不同法域的理论广为开放，在借鉴的基础上海纳百jii，进一步为理论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就是犯罪构成对法律传统和法律移植的开放。因此，可以看到，开放机能比扩展机能更能阐发犯罪构成作为一种理论的本质。

2．联系机能

犯罪构成的另外一种重要机能是联系机能。联系是指犯罪构成将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相联系。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如针对不同的犯罪立案机关也有所不同，如对诉讼双方举证的内容，③如不同诉讼阶段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标准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还存在着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解决的方案即是以犯罪论体系作为分配的标准。

3．评价机能

曾有学者道，刑法是带着脚镣跳舞的。这句话形象地描述了刑法实际上所受到的制约和刑法所力图达到的优美境界。犯罪构成是关于犯罪成立条件的理论，意在对刑法的规定做出符合法旨的解释。但是，如果犯罪构成的机能仅限于此，则犯罪构成将沦为“二次立法”，仅仅通过语义分析、实证分析等科学方法就可以完成这个使命。但是，根据我国著名学者郑成良的观点，法学相当大的领域并不具有科学性，而是一门研究正义的艺术，是善与公正之学。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法学理论对现实的评价和指导，在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之间构筑了一条联系的通道。理想的犯罪构成形象将对实际的立法做出评价。

4．指导机能

指导机能是评价机能的合理引申。我们相信，一种成熟而合理的理论必将反过来指导立法，推动刑事立法向着更科学、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二)作为理论的机能

犯罪构成是犯罪成立的规格，它是犯罪论的核心概念。因此，说到犯罪构成的机能，就不能不涉及到它与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和它在犯罪论中的地位。本文将其总结为犯罪构成的整合机能和体系机能。

1．整合机能

综观各个国家的刑法典，可以看到，不同的刑法典的规定可能大同小异。如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可能各国刑法的差别只是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规定不同，但却几乎找不到忽视行为人年龄的纯粹客观归咎的刑法。尤其在法律文化互相影响、融合，制订国际统一刑事规范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当代社会，这种趋同化更加明显。甚至，不同法域中犯罪论的评价因素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同时，各国的犯罪论差别仍然是很大的。如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和英美法系的犯罪要件。缘何同样的要素却组成了不同的体系?这便是构成要件的整合机能。即通过对与犯罪成立相关要素的调试整合，形成一个协调统一的犯罪成立体系。虽然组成要素相同，但是体系排列不同，这便体现了不同的刑罚目的和价值取向，从而体现了各国刑法文化的差异和刑法水平的高低。

2．体系机能

犯罪构成是刑法理论的核心概念。“在犯罪论中，论述犯罪构成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等四个方面的要件，占了较大篇幅。此外，就是论述修正的犯罪构成——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和共同犯罪；一罪与数罪也是以犯罪构成为标准加以区分的，至于正当行为正在于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近年来有些著作在犯罪论中还增加了定罪和刑事责任，定罪的标准是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刑事责任的根据则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可见犯罪论实际上是犯罪构成论。在刑罚论中，犯罪构成虽然不像在犯罪论中那样重要，但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中如量刑、累犯、数罪并罚、假释等问题上都与犯罪构成具有密切关系。刑法各论以各个具体犯罪及其法定刑为研究对象，对每一具体犯罪的研究，主要是对该罪的犯罪构成的具体分析，可以说刑法分则主要是对个罪的特殊的犯罪构成的系统论述”。这就是犯罪构成的体系机能。

犯罪心理学论文篇10

［摘 要］ 理论上对连续犯有废止说与存置说，我们赞同存置说。我国现行刑法蕴含了连续犯的理论，司法实践中对连续犯理论的大量运用，连续犯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的存置符合我国的国情。本文先结合案例详细论述连续犯的成立条件，之后重点论述连续犯的主要存在理由，以此体现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连续犯；存置；连续关系

［中图分类号］ D920.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095-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48［本刊网址］ http：//省略

“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出自连续的同一故意，连续实施数个独立成罪的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连续犯在我国是科刑的一罪。连续犯概念的存置是指理论和实践中保留连续犯这个概念。连续犯属于科刑的一罪，不进行数罪并罚。笔者不赞同废除说，废除说是指“不再保留连续犯的概念，对原属于连续犯的情形给与数罪并罚”。本文主要是从连续犯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和存在正当性两大部分开展论述。

一、连续犯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

（一）认定连续犯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连续犯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中主要是对连续故意的认定，客观要件中主要是对连续行为的认定。对其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界定学理上有不同的观点，争议颇多。在我国台湾地区学理上，把对连续犯的认定浓缩成对“连续关系”的认定，“刑法学理及法律规定，从未有一个法律概念，如‘连续关系’具有如此大的争议性存在。”连续关系这个概念既具有主观方面的意味，也具有客观方面的内涵。主观方面来看，连续犯是行为人主观上对连续关系具有认知内容和意欲内容等，体现了人格一致性。从客观方面来看，连续犯是通过分析连续行为的时间、地点、空间、行为方式、行为手段等方面来确定连续关系的存在。“对于连续关系的标准，德国注意要有整体故意说和连续故意说。整体故意说认为行为人在认知上必须在全部行为的开始就对于具体行为之时间、地点、方式以及被害人等项有重点上的掌握。连续故意说认为在行为人开始第一行为的时候，对于后来会有多少的连续行为的出现，事实上没有预知，个别之行为决意之间有所谓持续之心理脉络。”在此借鉴台湾地区学者的连续关系标准，笔者认为认定连续犯，行为人客观上应该是出于数个具有连续关系的独立行为，根据客观上数个具有连续关系的独立行为来判断主观上的主观连续故意。以客观要件为主，主观要件中人格一致性的认定建立在客观要件之上。下面列举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论证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

周友平故意杀人案。时间：2009年10月11日、2009年10月23日、2009年11月4日、2009年11月15日、2009年11月26等；地点：长沙市招待所、宾馆或旅店等场所；对象 共6名男性；方法：与他玩同性恋及性窒息游戏，蒙骗被害人自愿上吊后不施救，任其死亡或达到其杀死被害人的目的，先后致6人死亡；侵害的客体，侵犯不同人的一生专属的生命权；犯罪行为类型：故意杀人。法院最终判决故意杀人罪处死刑。该案中，行为人客观上实施多个具有连续关系的行为，行为形态具有连续关系，犯罪时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都是在长沙市的旅店内，行为人在旅店内租赁一间房间，行为对象都是青壮年男子，都是通过玩窒息性游戏而以不作为的方式杀人，侵犯的客体都是人类的生命权，都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该案件属于典型的构成故意杀人罪的连续犯。

（二）在连续犯的案件中，行为人主观上也是基于连续的故意，从实施完第一个犯罪行为后，行为人就开始不停地实施此类型的故意杀人的行为，同样的行为，类型的对象，作案时间紧凑，具有一心只想实行此种犯罪行为的主观心理。其明知该犯罪行为将会致被害人死亡，并且放任这种危害行为的发生，其已经形成了犯罪人格――通过玩窒息性游戏而杀人的人格，这种人格具有一致性，每次犯案都是受到这种犯罪人格的笼罩支配。所以本案是符合连续犯的成立条件：（1）触犯同一罪名。每次独立的犯罪行为都是触犯了故意杀人罪。当然，在其他连续犯的案件中，也是触犯同一罪名，比如盗窃罪、贪污罪、抢劫罪、罪等等。（2）客观上的犯罪行为具有连续关系。连续关系的认定就是以具体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空间、手段、对象、侵犯的法益等方面为标准。客观要件在认定连续犯中处于前提性的重要位置，后面的主观要件连续故意认定的依据也是根据客观要件确立的连续关系。（3）具有连续故意，在笔者看来连续故意就是德国学者Peters所说的犯罪人格一致性，这种人格一致性在行为人实施完第一个行为后形成了，之后一直支配着行为人实施具有连续关系的行为。一般来说，连环杀人案中的行为人有一个共通点，即人格心理存在某种特定性的定型的障碍。

二、连续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正当性

（一）我国现行刑法蕴含了连续犯的理论，实质鼓励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综观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及实务，规定连续犯制度的立法例已所剩无几。”德国现行刑法没有连续犯的规定。“虽然在立法上没有连续犯的规定，但是立法机关承认连续犯在理论上讨论的重大意义和在司法实践中的重大价值。”台湾存在了将近70年的连续犯规定于2005年被废除。1947年日本刑法立法废止了其1908年刑法有关连续犯的规定。对连续犯有明文规定的有《意大利刑法典》： “第81条第2款规定：‘基于同一犯罪意图的数个作为或不作为，即使在不同时间，实施多次触犯同一规定或不同规定的人’是连续犯”连续犯是大陆法系专属的概念，英美法系国家当然也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基于连续犯认定相对困难，相关概念的模糊性，还有一些目的性、政策性的考虑，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在连续犯的立中明文规定，但是连续犯的理论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刑事立法，植根于我国刑事立法，真切地指导着我国的实践。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多次犯罪或针对多人犯罪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连续犯概念存在的必要。”但事实上“多次犯罪”、“针对多人犯罪”和“累计犯罪数额”等规定背后反映的就是连续犯的法理，这是以刑法分则条款的规定间接的承认了连续犯。我国现行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二）项明文规定了罪的加重情节：妇女、奸淫多人的；第263条（四）项规定：多次抢劫；第347 条第7款规定：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未经处理的，数量累计计算；第318条第（二）项规定：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第321条第（一）项规定：多次实施运送行为；第328 条第（三）项规定：多次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第358条第（三）项规定多次强迫他人；第383条第2款规定：对多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等。

（二）司法实践中对连续犯理论的大量运用。这几年灭门惨案、连环杀人案等报道频频惊爆人民群众的眼球，刺激人民群众的情感底线。邱兴华特大故意杀人案，法官最终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北京大兴故意杀人案被告人李磊也是判故意杀人罪，处死刑；广东佛山黄文义故意杀人案，佛山中院一审最终于2007年7月11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黄文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近年来还有很多类似的连环杀人案件，并且这些案件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极大关注，案件最终的判决都是只定了一个故意杀人罪，按照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处死刑。这里并没有处数罪并罚，当然也没有必要去进行数罪并罚。但是法院判刑的前提是只认定了一个罪名，这只认定一个罪名的背后就体现了刑法上连续犯的理论。司法之间中的惯性操作使本该数罪并罚的案件以一罪结案。支撑司法实务界法院作出如此判断的刑法理论就是连续犯，而不是所谓实质竞合而进行数罪并罚。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连环杀人案只定一个罪，还要看清楚其背后的刑法理论。

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罪、抢劫罪、贪污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等案件的处理的背后都是以连续犯的刑法理论在起作用。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定罪量刑行为当然是依照刑法的，罪、抢劫罪、贪污犯罪、犯罪等作为司法实践中常用多发的刑事犯罪都说明了司法实践中相关司法实务部门和人员对连续犯理论的大量运用。虽然这种定罪量刑的方式是不容争辩的，这种理论的直接运用是隐性的，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否定连续犯理论的功劳去主张废止它。即使刑法总则中没有明文规定连续犯制度，理论上也觉得讨论连续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连续犯的理论和精神在司法实践中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像德国学者Bringewat认为的，“连续关系系由一种习惯法及法官作用下的结果”。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超法规的连续犯，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

（三）连续犯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极大地体现了诉讼经济。首先从检察官的角度来看，连续犯的存置可以使检察官不必为了事实上的多个故意杀人罪的罪名成立而使用各种侦查手段，动用各种侦查资源竭力进行侦查活动，查清所有的案情，搜集所有的案件证据，针对各个独立的罪名分别书写长篇大论的诉讼文书。其次从法官的角度来说，连续犯理论的运用方便法官主持诉讼程序、刑事定罪和刑罚裁量。法官不必针对每个罪名的确立，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主持出示证据、辩论、质证等诉讼程序，同时在书写法律文书，主要是判决书时不必对每一个案件分开进行证据上的罗列、论证与说理。最后，从整个诉讼程序来看，采用连续犯的理论对犯罪分子采取相关诉讼程序和定罪量刑，可以大大缩短诉讼的时间，缩减案件所消耗的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诉讼经济最核心的意思就是以最少的诉讼资源获得最大的司法效益。根据连续犯理论判决的案件，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司法工作者，判决的结果也是民心所向。

根据连续犯的处罚效果，连续犯的判决结果具有既判力。司法机关在处理连续犯案件时，把具有连续关系的案件事实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的单个案件来办，根据法律规定最终只定一个罪名，判处相应刑罚，而这个连续犯案件的判决是具有既判力的，如果之后侦查机关发现了漏罪的时候，不能在此种具有连续关系的漏罪进行侦查，提讼，检察机关也不能根据此种漏罪而侦查或决定，人民法院也不能再进行审理判决。由于存在连续犯的既判力效果，司法资源得到了很好的节约。有人可能会说司法工作人员发现漏罪后，应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70条的规定再次进行判决。但刑法第70条是规定在第四章第四节数罪并罚中的，只有在需要进行数罪并罚的时候，才能对发现的漏罪进行新的判决。且该条规定的是“发现被判刑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法律规定的是其他罪，而不是原来的罪。而连续犯处理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具有连续关系的犯罪。新发现的漏罪是原来判决认定的罪的一部分，而不是他罪。一般来说根据连续犯理论和立法规定作出的判决都属于重罪，放纵犯罪分子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691．

［2］庄劲．论连续犯概念之废除――兼论同种数罪的并罚模式［J］．求索，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