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范文10篇

犯罪构成范文篇1

(一)犯罪构成的法定性

尽管我国刑事法律中没有出现“犯罪构成”这一术语，但刑法确实规定了构成各种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刑法理论也正是将刑法的这种规定概括为犯罪构成，所以，刑法实际上规定了犯罪构成。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作为有机整体规定了犯罪构成，表现在总则规定了一切犯罪必须具备的要件，分则只规定具体犯罪所特别需要具备的要件。由于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刑法规定犯罪构成的目的在于禁止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因此，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表明其行为具有了刑事违法性。

(二)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

犯罪构成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所形成，其中的要件就是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通说，这里的“客观”包括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要件，“主观”包括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犯罪构成不是各个要件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要件的有机统一；各个要件按照犯罪构成的要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形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没有内在联系，也不能形成为犯罪构成。例如，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与放火罪的主观要件，不可能形成为一个犯罪构成。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告诉人们：如果某种行为只是符合某个或者某几个要件，而不符合全部要件，则该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因而不成立犯罪。例如，不满14周岁的人故意杀害他人的，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不成立故意杀人罪，也不成立其他犯罪。

(三)犯罪构成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性

犯罪构成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认定犯罪的实质标准是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如果司法机关直接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为犯罪，必然陷入罪刑擅断的局面。因此，必须由立法机关规定出犯罪的法律标准。犯罪构成要说明行为在何种条件下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成立犯罪，所以，必须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实质依据。正因为如此，只有那些对说明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才会被刑法规定为构成要件；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表明该行为具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四)犯罪构成的重要性

由于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因此，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任何行为，凡是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就成立犯罪；凡是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就不成立犯罪。就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而言，除了犯罪构成之外没有别的标准，也不能在犯罪构成之外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所以，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惟一法律标准。由于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因而与符合犯罪构成的事实(犯罪构成事实)有别：前者是法律规定，后者是具体事实。二者的联系也显而易见：具体事实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时，才能称为犯罪构成事实。

犯罪构成及其理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物。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明文、明确规定各种犯罪的成立条件与法律后果，犯罪构成正是犯罪成立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使罪刑法定主义得以实现。罪刑法定是法治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又是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公民自由的要求，所以，犯罪构成对实现法治、保护合法权益与保障公民自由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犯罪构成具有针对犯罪人的恣意而保护社会、针对社会的恣意而保障犯罪人的双重保障机能。

犯罪构成作为法律规定，对刑事司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它为区分罪与非罪提供了法律标准。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成立犯罪，否则便不成立犯罪。

2．它为区分此罪与彼罪提供了法律标准。不同的犯罪存在各自不同的犯罪构成，符合不同的犯罪构成就成立不同的犯罪。

犯罪构成范文篇2

[关键词]构成要件标准犯罪形态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历来为学术界关注。经过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辛勤耕耘,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刑法学的繁荣和指导司法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当我们静下来理智思考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有关犯罪构成问题的研究说法或观点固然很多,甚至有许多已被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我们去评价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模式。但也不能忽视有些问题用这一模式去衡量又有些牵强,或不尽人意,争论很大。任何一种理论或科学当它不能圆满解决相关的问题时,修正或完善就在所难免。持此态度,本文欲从什么是构成要件,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研究犯罪构成所应坚持的态度以及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的关系发表一己之见,以求同仁指正。

一、犯罪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一词对我国刑法学界来说是舶来品1。在资产阶级刑法学里,犯罪构成的理论是把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别构成要件两部分。前者是指总则要件,也称犯罪的成立要件,后者是指各种犯罪所具有的特别构成要件,亦即各具体构成要件,一般称为构成要件2。因此,构成要件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用以表示刑法分则上各个抽象构成犯罪事实(即法定构成事实)。某种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与犯罪并不是同等的更不是同一概念。要成立犯罪还必须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正如我国刑法学界对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学说评论的一样,其在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等问题上都犯有以行为或行为人为中心的主客观相分离的倾向1。但有一点是特别肯定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条文上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

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者们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社会主义的犯罪构成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又为此作出实质性贡献的首推A.H.特拉伊宁,在其名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犯罪构成是负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犯罪构成是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等观点。他将犯罪构成的因素分为四类:(1)表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2)表明犯罪客观方面的构成因素;(3)表明犯罪主体的构成因素;(4)表明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因素2。犯罪构成的因素能不能像我们今天简称为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及主观方面是值得推敲的,特拉伊宁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绝不是犯罪构成的因素,其实构成并没有这些因素,因此他们不能“组成”构成;事实上可以而且应当在犯罪中划分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不过这是在犯罪中而不是在构成中划分,犯罪构成的使用是揭示犯罪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构成中可以而且应当划分的是表明犯罪的客体及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及主观方面的因素3。显然特拉伊宁在这里区分了犯罪要件与构成要件,但遗憾的是在诸如表示犯罪构成因素的时候,如犯罪客体与犯罪客体的构成因素,仍把部分和整体等同起来,使其先前的立论并没有贯彻下去,这也已是被学术界同仁们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再者,特拉伊宁的论述中对构成要件是有所限制的,认为罪状规定犯罪构成,即刑法典中的罪状可以说是每个构成的住所,4构成永远是具体的,永远是现实的5。由于特拉伊宁的观点有些内容存在矛盾,随后一些学者们将刑法总则规定的要件与刑法分则规定的要件统一纳入到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去6。因此,在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研究过程中构成要件有一个变化过程,从具体的刑法分则规定到包括刑法总则的规定,将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的因素简称为四个方面的要件,这一说法广泛地流传下来,直至今天。

如果从学术研究角度去评价资产阶级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的关系和前苏联学者对此问题的探讨就会发现它们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差别,都是通过探讨犯罪构成来论证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没有犯罪构成在资产阶级刑法学里要让行为人负刑事责任恐怕也难讲通。如果认为在资产阶级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定罪不讲犯罪构成,那么犯罪构成的提出针对封建司法擅断的说法也就失去了进步意义的内容。笔者看来,资产阶级犯罪构成理论与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对构成要件含义的理解不同,构成要件的符合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不同,前者的构成要件通常意义上仅指刑法分则里的具体规定。缺少了分则规定的事实特征就无犯罪构成,具备了分则的具体规定即构成要件的该当性符合,就有了犯罪构成,但是否成立犯罪还需看其他条件,而后者构成要件既包括刑法分则里具体规定,也包括刑法总则里的具体规定,缺少了任何一个要件犯罪就不能成立,构成要件的符合即有了犯罪构成,犯罪就应成立。国的犯罪构成问题的研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借鉴前苏联的犯罪构成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总的说来在许多问题上与前苏联对此问题的探讨结果有雷同之处,如对构成要件理解为总则规定的要件和分则规定的要件。犯罪构成分类上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的犯罪与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的犯罪构成,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视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等。我们不否认这些说法有合理的一面,但确实也存在着问题。如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及其他的犯罪构成,我们的研究过程中都承认有完整的犯罪构成,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但在具体论述上又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了的犯罪构成,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我认为在这些说法上与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关于未完成形态下的故意犯罪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已形成了概念上的混乱。造成这一结果的发生正是我们没有把握住构成要件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化,这正是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刑法学者研究过程中矛盾症结所在。因此构成要件一词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有必要给予重视。

二、构成要件的标准

既然按照刑法学通常的标准,认为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就是犯罪构成,那么确定哪些因素能成为这些要件,有没有标准呢?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能成为构成要件的是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1。怎样评价这种说法,我认为能否成为构成要件可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是立法上要将哪些事实特征纳入某种具体犯罪的成立要件,确实存在着一个取舍的问题。只有那些能体现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应受惩罚的程度才能规定在刑法分则里,在这个意义上讲构成要件的标准通行的说法是成立的。此标准应对立法者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有约束。但从另一方面即司法角度去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还能否成为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构成要件是由刑法的条文明确规定的,只要立法上表述出来就说明此种行为的本身已达到惩罚的程度或者已具备犯罪成立的不可缺少的要件,这不是我们怎样取舍的问题,而是我们应用法律的问题。在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上我们应坚持的是后者,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如小偷小摸行为,不能认为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因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里有一个数额问题,数额较大是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如不具备此要件犯罪根本不成立,这个事实特征确实是对行为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但是这种评价并不是来自法律的外部,而是法律条文本身就具备的,不以司法人员及他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严格按罪刑法定原则办事就解决了。因此,评价某个因素是否能成为构成要件,不能从法律规定之外去考察,必须依据法律本身。构成要件的标准只能是成为某种犯罪的法律规定的那些事实特征,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就不能认为是构成要件。

依据本文的标准,犯罪客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否认定为构成要件就值得思考。因为犯罪客体从刑法规定上看有许多不明确,甚至根本没有规定,需学者们抽象概括。如果说构成要件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允许任意曲解,那么犯罪客体的认定是与此不相符的。如受贿罪的侵犯客体是什么,恐怕任何不同版本的刑法学教材都有自己的说法。这与构成要件的法律性不符。实际上司法解释并没有受犯罪客体是构成要件通常模式的限制,如以盗窃方式破坏通讯设备,如果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司法解释规定不能按破坏通讯设备罪处罚,而是按盗窃罪认定1,那么同一行为侵犯的客体又怎样认定呢?犯罪客体不是构成要件,但并不妨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放在构成之外作为一个其它问题去探讨。同样因果关系问题也不宜作为构成要件去研究,因为一般法条规定可能为某种行为模式或结果或其它方面,但决不会将因果关系并列出来。需要探明的是我们依据一定原则实事求是找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的关系,但是因果关系在这里不是犯罪成立与否的要件。三、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

我们已往对犯罪形态的研究往往是与故意犯罪联系一起的,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中止。本文认为犯罪形态应理解为犯罪的不同表现形式,体现在刑事立法上有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的主犯、从犯、胁从犯及教唆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累犯以及危害较大或情节较重的犯罪等。这些具体形态的犯罪是在其基本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当然它们也都具有犯罪构成,这些形态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既遂形态下的犯罪构成有何区别,尤其是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与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历来是争论的焦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与前苏联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即都认为具备犯罪构成,但在表述上又有自相矛盾之处,如认为犯罪未遂就是犯罪行为没有完全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要件2。只要稍加分析,这种说法就很难站得住。既然犯罪构成是一系列要件的有机统一,缺少任何一个要件,其它要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犯罪也就不能成立,犯罪未遂等犯罪形态缺少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行为的要件,那么缺少的这个要件是犯罪成立的要件还是某种犯罪形态所应满足的条件呢?不言而喻,只能是后者。实际上在犯罪构成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误解,认为各种形态犯罪之区别是犯罪构成的不同,这种认识的方法与我们研究构成的意义是不相符的,犯罪构成的意义一般认为有三点,一是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法的依据,二是为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提供标准,三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非法追究3。从这些意义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犯罪构成只是为我们研究犯罪的成立确立了一个规格或标准,有了这个规格,至于怎样去认定属于何种形态下的犯罪,怎样去量刑,这不是规格或标准本身要解决的问题。如某人拦路抢劫,却被别人制服,押送到公安机关,对这一行为我们首先需认定的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备了抢劫罪成立的要件,至于未遂还是既遂仅是作为量刑的情节去考虑,对抢劫罪的犯罪构成没有影响。因此犯罪既遂状态下的犯罪成立要件与其他未处于既遂状态下的犯罪成立要件应是一致的,如果说有区别的仅是同一种性质下的犯罪不同表现形式,区别它们不应该从犯罪构成上着手。基于上述想法,理论上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构成、减轻或加重构成是不妥的。因为减轻或加重的事实特征不是构成因素,不能用哲学意义上量变与质变的道理去理解这个问题。量变的因素在立法时已被这一具体质的内容所包含,量变的因素仅对量刑有一些影响。

再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的刑事立法在对待犯罪未遂这类犯罪形态采取的是从刑法分则中单列出来安排在总则里。我们在探讨这些形态的犯罪构成过程中不应忽视这一立法现象,即这些带有共性的内容是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在立法上为了表达的简洁,把它们统一规定在总则里,既然如此,也可以把它们放到分则中去。司法实践中就是把这些总则中规定的内容要具体地还原回分则中去才能正确地定罪量刑,没有什么一般的共同要件和具体的犯罪要件。在此前提下,又可能表现为各种形态,它们的区别不是构成的区别,那是在具备了构成前提下若干非构成要件的不同。

四、研究犯罪构成应坚持的原则

1.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犯罪构成必须遵循的原则。

犯罪构成这一概念源于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其从诉讼意义引入到刑法实体中对罪刑法定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时至今日,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犯罪构成形成的几大流派,如德国贝林格和麦耶尔的构成要件论,梅兹格为代表的新构成要件论,日本小野清一郎的构成要件理论1。不否认这些刑法学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应从本质上予以批判,但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以及犯罪构成体系上可供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很多,不能一概否定。如资产阶级犯罪构成研究在逻辑上具有同一性。犯罪成立与构成要件的符合的有别性,以及构成要件为核心建立犯罪构成大厦等具体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有意义的探讨。相比较前苏联学者虽然提出过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犯罪构成体系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但其内容并没有严密的逻辑同一性,许多方面存在着混乱,在批判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过程中具体问题上又有不自觉陷入被批判的东西中去之嫌。因此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研究从总体上并没有真正推翻资产阶级的这一理论体系,自己建立起来的体系有些地方又不能贯彻到底。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根据当时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雷同于前苏联,尽管这些年刑法学者力求完善,但因包袱沉重,步履维艰。如何建立符合我国立法体系的犯罪构成,还需广大刑法学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的以及前苏联的有关理论。2.犯罪构成的研究对象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应有必要的制约。犯罪构成的研究对象包括哪些内容,在人们已经形成的观念里,既然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那么所有的犯罪问题都应与犯罪构成有关,理所当然成为其研究对象。但是当我们从犯罪构成意义上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认识未必科学。首先,犯罪构成是为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法依据的,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是其行为构成犯罪,即有了某种行为成立犯罪所应具备的一切要件。在此问题上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要件和主体要件只有符合与不符合之分,并没有量上的差别,客观方面要件,行为本身能否成为要件则有量上的差别。如盗窃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这种行为是盗窃罪的要件行为,至于数额巨大、特别巨大这些事实特征仅是一个量刑情节,对定罪不影响。其次,犯罪构成为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提供标准,这一意义的本身也说明犯罪构成就是一个规格,或者通俗讲就是一个分界线,一侧为犯罪或此种犯罪,另一侧为非罪或其他种犯罪,一旦越过这条线,其差别就是质的差别。再次,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非法追究的角度看,也是从有无犯罪构成的角度去制约其研究对象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不顾及于此,就会发生种了别人地荒了自己田的不正常现象。

3.应摆正犯罪构成在刑法学中的地位。

首先应肯定构成的内容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决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取舍的。在此前提下我们探讨有关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具有法律性,但至于这些要件的有机统一,作为成立犯罪的标准或规格叫什么,法律本身并没有直接规定,就像刑法对故意犯罪的规定并没有明确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一样,二者的区分只是刑法理论上的事情。但理论上的研究其内容仍是围绕刑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的规格或标准的关系。既能把握住犯罪构成只讲规格这一确切的法律内涵,又能站在作为一门学科去审视刑法学所应持的态度,以比较超脱的心态去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犯罪构成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德日刑法学移植论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作为犯罪判断与证成的思维作业模式，乃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并为近代刑事法治文明的支柱。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过去团年间，不仅作为中国刑法学术研究的基础平台，产生了深远的理论价值，而且成为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操作指南，发挥了积极的实践意义。但是，近年来，这一理论体系备受争议，甚至饱受责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而引发了笔者对其命运的密切关注和严肃思考。

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内容

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和基本内容，遵循中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共识，大体可以简要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犯罪构成的概念。中国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的通行定义是: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体现和决定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整体。根据这一经典定义，犯罪构成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犯罪构成具有法律实定性: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包括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结合规定。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实保障。其二，犯罪构成具有价值承载性:犯罪构成体现和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各个犯罪构成要件本质上都是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侧面的表达。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系统。第三，犯罪构成具有有机统一性:犯罪构成是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的统一整体。因此，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基本原则的忠实体现。

第二，关于犯罪构成的框架。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整体格局上表现为两大块四要件祸合式的结构。两大块就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将犯罪构成整体上划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板块。四要件就是对两大块进行二次析分之后形成犯罪构成的四大基本元素即四大构成要件，依次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一个行为如欲认定其成立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上述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都不可能成立犯罪。

第三，关于犯罪构成的意义。一方面，从刑事法治建设角度而言，犯罪构成理论乃是刑事法治的支柱。近代以来的刑事法治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理论给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撑和实体性的依托，因而成为刑事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支柱。另一方面，从刑法学科体系角度而言，犯罪构成乃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因为:其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延伸:犯罪构成以犯罪成立要素系统的形态对犯罪概念进行了实证解读，因而犯罪构成成为犯罪概念的延伸;其二，犯罪构成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犯罪构成要件从主客观不同侧面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诊释，因而犯罪构成与实施犯罪相互表里也就成为犯罪本质的构成;其三，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启动刑事追究的前提和基础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因而犯罪构成也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可见，犯罪构成上接犯罪概念问题，下引刑事责任问题。如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石，就形成了以“罪一责一刑”一条龙为基本秩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中国刑法学体系的逻辑运动秩序也就是:首先，犯罪论研究“罪”的问题，以认定犯罪为核心任务;其次，刑事责任论研究“责”的问题，以确定刑事责任为核心任务;最后，刑罚论研究“刑”的问题，以决定刑罚为核心任务。一言以蔽之，“罪一责一刑”乃是中国刑法学的研究逻辑，“认定犯罪一确定责任一决定刑罚”，乃是中国刑事司法的作业逻辑。

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批判和质疑的声音，并非今日始有，而是由来已久，并且愈演愈烈。但是，这种声音在过去30年间并非一个调子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新旧世纪交替为界，分为以“改造论”为主旋律和以“移植论”为主旋律的两个不同时期。

所谓“改造论”，也可以称为“改良论”，盛行于上世纪80、90年代，其基本诉求是在维护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传统框架和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性的修正改造，其基本方法大多是对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进行拆解重组或者置换位移。作为“改造论”的成果，刑法学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所谓“两要件说”、“三要件说”和“五要件说”甚至“新四要件说”，令人目不暇接，但终成过眼烟百。

所谓“移植论”，实质上就是“革新论”，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成气候。随着中外刑法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勃兴，德日刑法学成果广泛传人中国并且迅速获得青睐，某些刑法学者主张以革故鼎新的立场彻底推翻以四要件为特征的苏联式传统体系，以直接“拿来”的方法全面移植以三阶层为特征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从而实现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所谓国际化的目标。

“移植论”的立论基础是对中国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彻底否定，其理由颇为纷繁，笔者认为根据其方法论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从历史学和价值学的角度:“移植论”者认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移植和拷贝前苏联刑法学成果的产物，而前苏联刑法学是在阶级斗争政治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纯粹意识形态的产物，缺乏基本的学术质量，已被实践证明所弃用，因此当代中国刑法学应当彻底“去苏俄化”转而融人世界刑事法治文明的主流。德日刑法学乃是近代世界刑法学的中心，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被公认为当代世界最为精美最为填密的犯罪论体系，在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追随德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撇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论，单纯就成文法传统、法官职权主义和演绎思维模式这三个基本文化特质而言，包括中国和苏俄在内的社会主义法系广义上都可以归人大陆法国家谱系，中国在法律文化、司法体制、诉讼模式等方面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具有亲缘性，而且上个世纪前半叶民国时期的中国刑法学即是完全移植了德日刑法学知识体系，今日中国台湾地区刑法学沿袭了以德日为师的民国刑法学传统，可见德日刑法学成果植人中国刑法文化土壤并不存在水土不服而引发南橘北积”之问题。这也就表明了中国刑法学师法德日的可行性。

第二，从逻辑学和功能学的角度:“移植论”者认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逻辑构造与体系功能上存在无法解决的内在缺陷和固有局限，与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相较优劣分明，并主要集中为两点:一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表现为静态的平面祸合结构，四个要件之间是一种“一存俱存，一无俱无”的循环依赖关系，而非依次推进、逐步收敛的位阶关系，因此仅仅揭示定罪结论而未体现定罪过程，实质上是在构成犯罪的先验认知下去做要件拼图工作，体现有罪推定之思维，容易酿造冤假错案;相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表现为动态的立体递进式结构，在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三个评价环节依次逐层实现犯罪过滤功能，不仅揭示定罪结论，而且展现定罪过程。二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只研究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而不研究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或者说只设置人罪路径而不配置出罪路径，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行为放在犯罪构成体系之外进行孤立的个别的研究，造成犯罪构成理论仅含人罪机制而不含出罪机制，只突出社会保护机能而缺失人权保障机能;相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在违法和责任两个要件中架设违法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判断机制，将犯罪成立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进行一体化考量，实现人罪功能与出罪功能的和谐配置，更符合制约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要求。

三、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现实思考

笔者一直认为，批判是学术成长不竭的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成熟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正是中国刑法学界谦虚面对各种批判声音，并以此为契机开展深刻反思，才促成了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但同时也认为，学术批判应当遵循两点基本规则，一是必须建立在对被批判对象严肃、深刻的理解基础之上;二是必须运用学术的方式开展学术批判。基于这两点，笔者对于当下刑法学界“移植论”者就现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给予彻底否定的见解，不敢表示苟同。

对于“移植论”所持的第一点理由的质疑，需要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虽然都孕育于阶级斗争年代，但并非如“移植论”者所责难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产物，而是刑法学界严谨诚挚探索研究的成果。没有一项理论是没有历史脉络而横空出世的东西。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追根溯源，还是对19世纪大陆法系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继承。19世纪后半期乃是大陆法系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草创阶段，当时的主流风格乃是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从犯罪主客观要素的平面析分和统合上去论证犯罪成立，如德国具有代表性的贝克迈耶体系将犯罪成立要件划分为“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意大利流行的由卡尔拉拉所倡导的“两分”的犯罪概念将犯罪成立要件析分为“物理力”和“精神力”。日本早期较有影响的刑法学家胜本勘三郎的犯罪论体系则由“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行为”和“责任”(主观罪过)四项要件组成。这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俄国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风格。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刑法学家们批判了肇始于贝林格、以新康德主义为哲学根据、以形式主义构成要件理论为基石的犯罪论体系(即今日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源头)，继受了革命前俄国的塔甘采夫的犯罪论体系模式，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了价值改造，经过诸多刑法学家的激烈交锋争鸣，最终形成了以社会危害性为价值内容、以四要件结构为格局形式的犯罪构成理论。这个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前苏联刑法学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诸多刑法学家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是客观历史传承和严肃现实选择的结果，而并非政治冲动或者阶级斗争的产物。当下中国刑法学界有的学者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是对苏俄刑法学历史的无知，而且是对学术成果简单的妄断。从历史来看，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不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新中国，都是作为刑事法治建设的积极力量而存在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成长命运多蚌。中国自1957年反右直至结束长达20年间，犯罪构成理论即被批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成为刑法学者不敢触碰的“雷区”。没有想到的是，50年前犯罪构成理论一夜之间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50年后又被一些中国刑法学人自己冠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非随波，岂非历史玩笑!

第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虽然取法于前苏联刑法学界，但并非如“移植论”者所指责的纯属前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学习前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本土化改造的成果。考察中外法律进化史可知，但凡成活并且生机勃勃的法律移植，不可能不包含“水土调适”的过程。即若“移植论者”所五体投地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而言，继受德国的日本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也作了相当的发展和创新，最突出的两点贡献就是由小野清一郎倡导的“违法责任类型说”和藤木英雄等人推出的“可罚违法性”理论，这两点理论创新又反哺影响了德国刑法学，从而构成了德日刑法学青蓝互动的局面。同样，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移植前苏联体系的过程中也作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应当说，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加之中国社会主义新刑法学团队尚未成形，翻版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势所难免，但是，很快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而夭折，之后长达20年成为不敢问津的理论禁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真正成型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一批劫后余生的刑法学人在刑法学春天来临的时刻，以维护和发扬社会主义法制的崇高热忱，以上世纪50年代学到的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为蓝本，构建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且发展了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知识内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强调犯罪构成不仅决定社会危害性的存在，而且决定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从而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引人定量因素，将对犯罪构成的认识提升到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统一的高度。

关于“移植论”者所持的第二点理由的质疑，笔者也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具有过程特征。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运用于定罪过程，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的没有位阶性和层次感，一次作业、一步到位，而是同样具有过程性的。只是笔者认为，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过程性体现为在三个阶层之间逐步过滤，后一阶层的否决并不抵消前置阶层的成立，而我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过程性则体现为在四个要件之间逐项筛选，并且任何一项要件的否决都足以抵消其他要件的成立。逐步过滤和逐项筛选之间只是方法论的区别，很难说哪一种方法就绝对合理。至于有的刑法学者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垢病为“引向有罪推定思维”、“酿造冤假错案”，其荒谬性自不待言，不消辩驳。

第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具有出罪功能。四大犯罪构成要件既是积极要件又是消极要件，当完全充足四个要件而确证犯罪成立时，即发挥了人罪功能，反之，当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件而否决犯罪成立时，即发挥了出罪功能，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常识。而且，从学理意义来讲，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在出罪功能上较之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更加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因为只要否决其中一个要件，就可以省略了对其他要件的审视。故此，怎么能说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不具备“出罪功能”呢?照此逻辑，中国法院根据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判决的刑事案件岂非都是有罪结论?所以，稍加推敲，“移植论”者的这一洁难根本无法成立。“移植论”者认为，只有将阻却犯罪行为植人犯罪构成理论才能使犯罪构成理论发挥出罪功能，这也是似是而非的伪判断。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内还是之外，只是刑法学体系叙述的问扩题。中国刑法学之所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加以研究，完全是因为中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是承载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构成，所以没有阻却犯罪行为的托足余地。饶有趣味的是，正因为中国刑法学将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反而促成了阻却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独立成型。我们在中国刑法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关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都各自具备其不同的严密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这应该说是中国刑法学区别于德日刑法学的一大特色。这样，在中国刑事司法的犯罪认定实践中，也就形成了与德日刑事司法迥然不同的思维逻辑:对于某些具有正当防卫等犯罪阻却可能的案件，首先是根据正当防卫等构成要件对行为性质加以判断，在充足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即逸行认定正当防卫等阻却犯罪行为的成立，犯罪构成理论则无需登场，只有在正当防卫等构成要件不充足的情况下才需要启动犯罪构成理论进行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厘定。因此，尽管犯罪阻却行为理论被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但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移植论”者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体系不兼容犯罪阻却行为致其出罪功能的缺失的批判，是纯粹技术思维引发的误读，并且也无视中国刑事司法的实况。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和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分别植根于各自的法文化土壤，各有其特色和优势，很难说哪一种理论体系就是绝对真理或者具有绝对优势。相对而言，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优势在于追求哲理的周密性和体系的严谨性，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势则在于蕴义的稳定性和操作的明快性。第一，就蕴义的稳定性而言，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自贝林格以来的100年间，体系模式不断翻新，在“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之外，还有所谓“行为—不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另还有所谓“行为—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四阶层体系，等等，不下十数种，令人眼花缭乱。即便是最为通行的“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也是在不断流变之中。关于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内部的具体要素配置，见解纷呈，莫衷一是。反观前苏联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50年来一直维持其基本架构和主体内容不变，应当说是其优势。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犯罪认定的思维作业模式在刑事司法界具有根植性，犯罪构成理论的稳定性对于促进刑事司法的统一性与安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试想，如果犯罪构成理论动辄推陈出新，会给刑事司法作业带来多大的困扰甚至危害?第二，就操作的明快性而言，今天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可以说是叠床架屋，单就其主观故意(过失)的判断而言，就形成了所谓构成要件故意(过失)、违法故意(过失)和责任故意(过失)，向来作为责任专属要素的故意(过失)分别在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三个阶层上重复给予检讨，认为构成要件故意(过失)和违法性故意(过失)乃是一种类型性检讨，责任故意(过失)乃是个别性检讨，但又认为构成要件故意(过失)对于违法故意(过失)和责任故意(过失)具有推定机能，真令人有云雾缭绕之观感。反观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四个要件之间对应工整，界限清晰，简洁明快，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

犯罪构成理论应当是志向现实的学问，应当追求现实的妥当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或者说务实风格。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自贝林格以来100年间的发达历程，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体系而体系，沉酒于理论创新，失落为概念游戏，已经走上了一条纯粹理性主义的道路，和刑事司法实践的期待与需求渐行渐远。事实上，在德日刑法学界，许多刑法学者也对其犯罪论体系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如德国刑法学家雅科布斯认为，德国学说争辩因果行为论或目的行为论何者为佳，以及争辩阶层构造理论，纯粹是因为“二战”之后，刑法学者逃避政治压力(作为战败国的知识分子，谈规范的目的或规范的本质会有自我否定的压力)，把精力放在这种技术问题所致。区分构成要件合致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或区分不法和罪责，都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行为人要不要负责的问题。日本刑法学者也认为，日本的犯罪体系论由于受德国刑法学的绝对影响，采用的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这种观念的、抽象的犯罪论体系，因为必须考虑什么是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和违法性、责任之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因此，具有强烈的唯体系论的倾向。结果，一般国民就不用说了，其他法律领域的人也因为刑法体系过于专业而难以接近。不仅如此，这种体系，使得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都难以自下而上地对刑罚权的任意发动现象进行批判，并为这种批判提供合理根据。德日刑法学家们都能够有一份清醒客观的自我认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某些刑法学者却只有一味地讴歌和礼赞呢?

当然，我们指出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缺陷，并不意味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已经尽善尽美或者较之高出一筹，从而抱持敝帚自珍的心态拒绝任何批评的声音。刑法学界对于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许多批评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的。我们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确实也存在静态性有余而动态性不足、封闭性有余而开放性不足等不少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公务员之家:

四、结语

犯罪构成理论不仅仅是刑法学术研究的基石，而且是刑事法治建设的基石。笔者衷心希望刑法学界一切学人积极参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笔者也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借鉴包括德日刑法学在内的域外先进刑法学术成果是必要且有益的。但是，这一切应当建立在对中国刑法学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刑事司法实务的现实把握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在“体系的思考”和“问题的思考”互补的方法基础之上。

[①]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出版，第3页。

[②]参见陈忠林:《意大利刑法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一78页。

[③]参见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上)，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一7页。

[④]或称阻却违法行为、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正当行为，笔者倾向于以阻却犯罪行为表述较为妥当。

犯罪构成范文篇4

关键词:犯罪构成/体系评价/刑法安全/法的操作

中国的通论之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源于前苏联的理论体系，是与德日的三阶层之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英美法系的双层次的理论体系相并列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如果就三种理论体系的构件材料来看，积极的犯罪成立条件基本没有区别，其最重大的区别就在于对于排除犯罪性的事由是纳入到犯罪成立理论体系之内，还是将其排除在犯罪成立理论体系之外。中国的体系构建特点是将其排除在犯罪构成的理论体系之外，即在犯罪构成之外讨论排除犯罪事由，而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两种犯罪构成的理论体系则将排除犯罪性事由纳入到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内。对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不同构建思路应当如何评价？笔者认为，由于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事实方面没有原则的区别，其判断的标准就应当在价值层面寻找，以确定是否存在价值评价方面的不同。如果结论是没有区别，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存在就是习惯问题，那么无价值优劣区别的不同的理论体系，依据习惯予以保存就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不存在价值追求的理论体系的改变，而且是将已经习惯运用的理论体系改变为一种陌生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对于司法的操作，都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因此理论体系的构建就应当从其构建的价值目标开始讨论。

一、中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设定的价值前提

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司法运用并非是没有价值追求的单纯的操作规程，或者设定一种能够被相关人员了解的思维方式。因为刑法的运行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宁、国民的安全、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被告人利益的保障等重大问题，作为解释理论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就需要有价值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构建，至少应当遵循以下两个价值前提：法的实务操作性，法的实质安全性。

(一)法的实务操作性

法的实务操作性，在第一性的意义上，是指犯罪构成理论必须满足认定犯罪的要素充足性要求，即犯罪构成中应该包括所有对于认定犯罪具有独立性作用的犯罪成立条件，不能有任何缺失；而且，每一个要件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没有重复和多余。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犯罪构成理论内部各成立条件的设定合理，并且各成立条件之间逻辑协调统一，无自相矛盾之处。在此基础上，符合人的思维习惯就应当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设定的重要价值目标。因为犯罪构成理论是关于法律犯罪构成的理论，而法律的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法定规格，在依据一种理论体系说明或者解释法律的时候，符合人的思维习惯的理论体系，在运行过程中不但是经济的，而且也有助于安全性的实现。因为只有符合人的思维习惯的理论体系，在其运行的过程中才可以不至于因为人的思维惯性而导致某种疏漏或者重复，而无论是疏漏还是重复，对于法的安全来说都是有害的。最后，作为解释工具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之下，因为“犯罪论体系的建立是为了论理地并合理地研究犯罪的成立与否，因此，说明犯罪论体系时，应简洁明了”。[1]43只有简洁明了的犯罪论体系，才是易于操作的体系，不能设想，理论体系的设定不必要地繁复，还会被常人所认同并顺利操作。

犯罪构成理论这一工具的使用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普通民众等刑事诉讼的参与者以及作为理论研究者的学者，在对法官等司法人员的层面上，可操作性是指司法人员适用犯罪构成理论的便利性；在对普通民众的层面上，可操作性则是提供给民众的解读现行立法的工具；而对理论研究者而言，犯罪构成理论则具有双重的价值，其不仅在于给予现行立法实然的合理解释，更在于提供评判立法、完善立法的理论准备。因此，尽管由于理论本身逻辑性与体系性的天然诉求而使得其可能具有脱离民众的某种倾向，但理论无论如何决不能成为理论研究者自娱自乐的玩偶，因此可操作性价值前提的设定实际上对犯罪构成理论的构建提出了“正常人”的要求，亦即根据普通民众的“常识常理常情”①就能够理解该理论体系。因为理论的目的在于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是相反。

同时可操作性也意味着符合人的思维习惯，即对法律的规定运用起来不存在思维方式或者说思维习惯方面的障碍。理论对保障法的操作性的意义如何？如果说，犯罪构成理论是设定一种在认定犯罪时的思维方式，其理论体系设定的要求之一就是符合人的思维习惯，如果理论体系的设定不符合人的一般思维习惯，虽然也可以通过对法官等的特殊训练来培养一种思维习惯，但这是不经济的，甚至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因此，刑法的可操作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理论体系的设定应当符合人的思维习惯。

(二)法的实质安全性

法的实质安全性从法解释的角度来说，就是如何能够使运用一种理论体系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时候，体系自身的特性能够尽可能有效阻止因为思维的惯性所可能导致的法的不安全。法的不安全，就其与法的解释相关的内容来说，就是由于思维的惯性与思维的推测过程中对某些事项的不完全把握而导致的对法律内容的误解或者理解的偏差。也就是说，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法条解释时，依据理论体系设定的思路之指引，能够在解释法律时容易得出合理的结论，即依据理论体系的思路指引，能够将值得用刑罚处罚的行为解释为犯罪，对于不应该用刑罚处罚的行为则排除在犯罪之外，这样的理论体系就是可以保证法的安全性的理论体系。因此，犯罪构成理论应该是就什么是值得用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能够给予目的合理性说明的实践性体系，其目的在于对刑罚权做出确认和限制，以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两大机能的统一，或者说是刑法功利性与公正性的统一。

这样的理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思路呢？如前述，总体性的思维是符合人的思维习惯，而且是经济的。但这样的总体性的思维又是有其弱点的，这就是可能导致遗漏。也就是说，由于总体性的思维是依据人对事物的一般性认识，总体的或者一次性的对事物有了一个总体的或者是基本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又未必是精确的，对认识对象的观念形象可能存在一些偏差或者不周延，遗漏了某些因素，这在人的认识中是时常发生的。但是，由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犯罪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是认定犯罪的思路，这种遗漏是不能发生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遗漏，所导致的后果就是重大的对犯罪认定的偏差，这种偏差不是用刑罚惩罚了无辜，就是放纵了犯罪，而无论哪种后果，都是使刑法的价值难于实现，是不能被允许的。因此，总体性的思维虽然具有符合人的思维习惯的性质，但这种思维方式可能导致的法的不安全性，又必须予以补足，否则这种理论体系就会因为可能导致法的不安全而不具有合理性。如果寻找在符合人的思维习惯的前提下保障法的安全性的方法，一个值得考虑的思路，就是在成立犯罪的总体轮廓的基础上，设定出罪的路径，使入罪的路径(犯罪的总体轮廓的设定)与出罪的路径联通，即在犯罪的成立条件体系中，不但有入罪的基本条件，还应当设计出罪的出口，在对总体涉罪事实的多层的又是不同方向的判断中，校正可能出现的失误，从而保证刑法的安全。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德日的犯罪成立理论体系中，虽然已经改变了将事实要件与价值要件，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分离的体系性思路，但并没有因此将犯罪的成立条件改变成我国这样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而是仍然将犯罪的成立之理论体系维持着三层次的体系特征并对之进行了高度评价：韦尔策尔认为，把犯罪分解为行为构成、违法性和罪责这三个因素，是信条学在过去两三代人中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2]139是习惯、传统的因袭还是另有理由？对此难于得到实在的资料，不得而知，但我宁愿相信是有其实在的依据的，其根据就是实现刑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即法的安全性。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法的不安全，在刑法解释理论体系的设定上，就应该设计这样一种通道，使之能够将这样的失误尽可能过滤掉。于是，多层次的思考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犯罪构成范文篇5

1.在资产阶级刑法学里，犯罪构成的理论是把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别构成要件两部分。前者是指总则要件，也称犯罪的成立要件，后者是指各种犯罪所具有的特别构成要件，亦即各具体构成要件，一般称为构成要件。

2.因此，构成要件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即用以表示刑法分则上各个抽象构成犯罪事实(即法定构成事实)。某种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但并不是唯一条件，即行为符合构成要件与犯罪并不是同等的更不是同一概念。要成立犯罪还必须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正如我国刑法学界对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学说评论的一样，其在认定犯罪和适用刑罚等问题上都犯有以行为或行为人为中心的主客观相分离的倾向。但有一点是特别肯定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条文上规定的各种犯罪的特别构成要件。

我国的犯罪构成问题的研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和借鉴前苏联的犯罪构成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总的说来在许多问题上与前苏联对此问题的探讨结果有雷同之处，如对构成要件理解为总则规定的要件和分则规定的要件。犯罪构成分类上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的犯罪与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的犯罪构成，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视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等。我们不否认这些说法有合理的一面，但确实也存在着问题。如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犯罪构成及其他的犯罪构成，我们的研究过程中都承认有完整的犯罪构成，是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但在具体论述上又称为修正的犯罪构成或截断了的犯罪构成，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与否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我认为在这些说法上与资产阶级的犯罪构成关于未完成形态下的故意犯罪及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已形成了概念上的混乱。造成这一结果的发生正是我们没有把握住构成要件这一概念的内涵变化，这正是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刑法学者研究过程中矛盾症结所在。因此构成要件一词作为犯罪构成的内容，有必要给予重视。

二、构成要件的标准

既然按照刑法学通常的标准，认为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就是犯罪构成，那么确定哪些因素能成为这些要件，有没有标准呢?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能成为构成要件的是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怎样评价这种说法，我认为能否成为构成要件可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是立法上要将哪些事实特征纳入某种具体犯罪的成立要件，确实存在着一个取舍的问题。只有那些能体现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应受惩罚的程度才能规定在刑法分则里，在这个意义上讲构成要件的标准通行的说法是成立的。此标准应对立法者在具体的立法过程中有约束。但从另一方面即司法角度去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还能否成为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构成要件是由刑法的条文明确规定的，只要立法上表述出来就说明此种行为的本身已达到惩罚的程度或者已具备犯罪成立的不可缺少的要件，这不是我们怎样取舍的问题，而是我们应用法律的问题。在衡量构成要件的标准上我们应坚持的是后者，唯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有针对性。依据本文的标准，犯罪客体，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否认定为构成要件就值得思考。因为犯罪客体从刑法规定上看有许多不明确，甚至根本没有规定，需学者们抽象概括。如果说构成要件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允许任意曲解，那么犯罪客体的认定是与此不相符的。如受贿罪的侵犯客体是什么，恐怕任何不同版本的刑法学教材都有自己的说法。这与构成要件的法律性不符。实际上司法解释并没有受犯罪客体是构成要件通常模式的限制，如以盗窃方式破坏通讯设备，如果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司法解释规定不能按破坏通讯设备罪处罚，而是按盗窃罪认定，那么同一行为侵犯的客体又怎样认定呢?犯罪客体不是构成要件，但并不妨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放在构成之外作为一个其它问题去探讨。同样因果关系问题也不宜作为构成要件去研究，因为一般法条规定可能为某种行为模式或结果或其它方面，但决不会将因果关系并列出来。需要探明的是我们依据一定原则实事求是找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的关系，但是因果关系在这里不是犯罪成立与否的要件。

三、犯罪构成与犯罪形态

我们已往对犯罪形态的研究往往是与故意犯罪联系一起的，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中止。本文认为犯罪形态应理解为犯罪的不同表现形式，体现在刑事立法上有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罪的主犯、从犯、胁从犯及教唆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累犯以及危害较大或情节较重的犯罪等。这些具体形态的犯罪是在其基本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当然它们也都具有犯罪构成，这些形态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既遂形态下的犯罪构成有何区别，尤其是故意犯罪未完成形态与共同犯罪的犯罪构成历来是争论的焦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与前苏联的研究有相似之处，即都认为具备犯罪构成，但在表述上又有自相矛盾之处，如认为犯罪未遂就是犯罪行为没有完全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的要件，只要稍加分析，这种说法就很难站得住。既然犯罪构成是一系列要件的有机统一，缺少任何一个要件，其它要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犯罪也就不能成立，犯罪未遂等犯罪形态缺少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行为的要件，那么缺少的这个要件是犯罪成立的要件还是某种犯罪形态所应满足的条件呢?不言而喻，只能是后者。实际上在犯罪构成研究过程中有一种误解，认为各种形态犯罪之区别是犯罪构成的不同，这种认识的方法与我们研究构成的意义是不相符的，犯罪构成的意义一般认为有三点，一是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法的依据，二是为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提供标准，三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非法追究，从这些意义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犯罪构成只是为我们研究犯罪的成立确立了一个规格或标准，有了这个规格，至于怎样去认定属于何种形态下的犯罪，怎样去量刑，这不是规格或标准本身要解决的问题。基于上述想法，理论上将犯罪构成分为基本构成、减轻或加重构成是不妥的。因为减轻或加重的事实特征不是构成因素，不能用哲学意义上量变与质变的道理去理解这个问题。量变的因素在立法时已被这一具体质的内容所包含，量变的因素仅对量刑有一些影响。

四、研究犯罪构成应坚持的原则

1.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犯罪构成必须遵循的原则

犯罪构成这一概念源于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其从诉讼意义引入到刑法实体中对罪刑法定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时至今日，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犯罪构成形成的几大流派，如德国贝林格和麦耶尔的构成要件论，梅兹格为代表的新构成要件论，日本小野清一郎的构成要件理论。不否认这些刑法学者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们应从本质上予以批判，但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以及犯罪构成体系上可供我们参考借鉴的东西很多，不能一概否定。如资产阶级犯罪构成研究在逻辑上具有同一性。犯罪成立与构成要件的符合的有别性，以及构成要件为核心建立犯罪构成大厦等具体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不失为有意义的探讨。如何建立符合我国立法体系的犯罪构成，还需广大刑法学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实事求是科学评价资产阶级的以及前苏联的有关理论。

2.犯罪构成的研究对象对犯罪构成的研究应有必要的制约

犯罪构成的研究对象包括哪些内容，在人们已经形成的观念里，既然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那么所有的犯罪问题都应与犯罪构成有关，理所当然成为其研究对象。但是当我们从犯罪构成意义上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认识未必科学。首先，犯罪构成是为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法依据的，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是其行为构成犯罪，即有了某种行为成立犯罪所应具备的一切要件。其次，犯罪构成为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提供标准，这一意义的本身也说明犯罪构成就是一个规格，或者通俗讲就是一个分界线，一侧为犯罪或此种犯罪，另一侧为非罪或其他种犯罪，一旦越过这条线，其差别就是质的差别。再次，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非法追究的角度看，也是从有无犯罪构成的角度去制约其研究对象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不顾及于此，就会发生种了别人地荒了自己田的不正常现象。

3.应摆正犯罪构成在刑法学中的地位

首先应肯定构成的内容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决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取舍的。在此前提下我们探讨有关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具有法律性，但至于这些要件的有机统一，作为成立犯罪的标准或规格叫什么，法律本身并没有直接规定，就像刑法对故意犯罪的规定并没有明确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一样，二者的区分只是刑法理论上的事情。但理论上的研究其内容仍是围绕刑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的规格或标准的关系。既能把握住犯罪构成只讲规格这一确切的法律内涵，又能站在作为一门学科去审视刑法学所应持的态度，以比较超脱的心态去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摘要]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核心，历来为学术界关注。构成要件是我国刑法学中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过程的基本词汇。该词源于资产阶级刑法学，曾被前苏联和我国学者深刻批判过，但在构筑社会主义国家犯罪构成体系上又被广泛使用，以致于批驳与立论相当混乱。本文对怎样正确理解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标准，构成要件与犯罪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

[关键词]犯罪构成要件标准犯罪形态

一、犯罪构成要件

参考文献：

[1]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苏惠渔.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4]樊凤林.犯罪构成论.法律出版社.

[5](日本)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犯罪构成范文篇6

关键词：国家在国际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无过失责任因果关系认定原则

一国家能否成为环境犯罪主体呢？

在国内法中，国家不可能成为任何犯罪的主体，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一个主体不能成为自己行为的法官。法律为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所制定，国家（通过公检法机关）负有对犯罪进行追诉、惩罚和保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国家行为即使构成了某些罪行，也享有豁免权而不受追究。如果对国家处以罚金，实质上是国家金钱在其口袋里的自我转移，毫无意义。

国家是国际法上主体，那么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呢？传统的国家法理论否认其作为任何犯罪主体的地位，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做的国家行为，个人也不负刑责。其理由是：国家代表一国至高无上的主权，承认国家可成为犯罪主体不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司法独立，而按照国际法及判例，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赔偿、道歉、限制主权、终止不法行为等，实质上属于民事损害赔偿范畴，不属于刑事责任范畴，因此，国家可以承担国际上的不法或违约行为的民事责任，但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在《国际法的刑事管辖权》一书中，也认为国家不是刑事犯罪主体，国家对侵略战争负责任，只是政治责任和赔偿损失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根据犯罪主体和刑罚主体相一致的原则，不承认国家犯罪主体的地位。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跨国境犯罪的日益增多，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已成为某些国家罪行的主体。一战后，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刑事制裁，证明了国家应负国际刑责，对它所发动的战争罪行负责，虽然，这一责任的具体承受者是有关个人。1主要是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领导人和战争指挥人员，使得传统国际法理论受到了事实有力挑战。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他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指出国际犯罪主体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他把刑事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同时指出国家承担国际刑责的行为主要有：1）代表国家或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权威人士实施的任何犯罪，不管其行为按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对此负刑事责任。2）如果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即这些人按该国国内法有权做出关于国家的政治性决议或拥有该国机关代表的地位或该国家的手段，由他们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3）国家不履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这种不作为构成犯罪。根据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以致整个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其中的第19条第3款规定，能引起国家刑责的国际罪行可能产生于：1）严重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如侵略行为。2）严重侵犯民族自决权，如建立或以武力维持殖民统治。3）大规模侵犯人权，如种族灭绝隔离。4)大规模破坏环境。在这里第4点就提到了国际环境犯罪问题。从以上分析和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环境犯罪中，国家成为其主体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一定的案例表明也是可能的。

有关国家在国际环境案件中可成为主体的著名判例是1941年加拿大的“特雷尔冶炼厂案”。该案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一家冶炼厂排放含有二氧化硫的浓烟，给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财产造成损害。仲裁庭在裁决中称，没有一个国家在使用其领土或允许他人使用其领土时，有权以施放烟雾的方式对另一国家领土或其中的财产或人员造成损害。还认为，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家领土，有义务对他国领土给以保护，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领土内个人行为而造成损失。因此加拿大自治领地应对特雷尔冶炼厂负责。本案中确立了国家在国家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国家应以何种形式承担违背国际义务的犯罪之刑事责任，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取得一致见解。巴西奥尼在其《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提出两种国家刑责承担方式，包括征收相应的罚金和命令一个国家停止或终止违反国际刑法的活动或相同性质的禁令纠正先前的国际不法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国家公认的刑事责任方式，尚在探索过程中。在理论上一般认为有罚金、限制主权、终止不法侵害等。由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整体的特殊性，所以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责的方式与民事责任方式有一定的竞合性。

关于国家在成立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问题上，笔者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国家的责任方式不应仅限于民事责任，某些国际违法行为由于它的严重性、残酷性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蔑视而被列为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及其代表国家实施行为的人就应负刑事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国家作为主权实体，其在作为主体承担刑责时的特殊性、复杂性、可行性，而不能只看到它的可能性。刑法最高体现和价值追求在于它的阶级性，它总是以维护本国特定的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包括：本国内司法机关刑事管辖权的独立性，国家在国内犯罪的豁免性及国家在国际上行为不受他国或组织审判等。我们提倡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它违背了国际法上的国际义务，但国际法上的强制力与国内法上的强制力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王铁崖先生指出：国际法效力根据在于国家本身，即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国家之间的协议。条约之所以对国家有拘束力是因为它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国际习惯的拘束效力在于它既是各国重复的类似行为，而且是被各国所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即使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也是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2可见国家意志即它的承认或认可，是其拘束力的来源。通过签订或参加条约决议，让渡部分自己的刑事管辖权或约定将某些行为的审判交由他国或中立的第三方行使。具体到国际环境犯罪中来，有关规定本类罪行的决议多为草案，没有法律效力，即使是一些正式条约，在未经主权国家承认前，也不能施加于该国，况且它的强制力不能像一国国内法那样有国家暴力机构作为最终的保障手段。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做出如下结论：在国际环境犯罪中，国家在理论上可成为其犯罪主体。虽然在司法实践上也有过一定的判例，但都是在特定条件以及其他相关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的，在目前并不具有普遍的司法实践意义。但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相关保障体系的完善，这行将是大势所趋。

重性。

二环境犯罪中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是随着近代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发展而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过失还是无过失，只要其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它首先在民事案件责任认定中所采用，在对环境违法案件中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以此来追究行为人责任，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如我国《民法通则》也确立了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无过错责任是否应在环境犯罪归责中所采用，则意见不一。世界上一些国家目前在环境犯罪行为中已采取了无过失责任。如英国1956年《空气清洁法》规定，造成烟囱冒浓烟的，应负刑事责任，而不论其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行；美国的《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入江河或港口，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严格责任在英美刑事法中出现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日本修改后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水污染控制法》规定，只要排污物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损害，无需查明排污者的主观心理即可追究其刑责；法国在其《农业法》第434条有关水污染的犯罪规定中，就以实质犯罪或客观的实体侵害行为为事实基础，在法律上建立了客观归罪即无过失构成犯罪的立法例，对此，法国行政机关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客观上的污染事实，就应构成刑法上处罚对象，但法国立法界则认为犯罪行为构成虽不要求故意，但应有轻率、疏忽和违反法令的过失行为。因此，法国实务上一般趋向于至少有起码程度的过失，但如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仍依客观责任处罚之。3泰国的《提高和保护环境质量法》中规定，如果污染物造成了人的死亡，身体、公私财产的损害，无论排污者出于何种动机和心态，都应承担责任。国外严格责任的著名判例有英国法院审理的“赖兰诉弗莱彻案”，（本案案情为制纸工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阻塞，以致废水溢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在此案中，法院采取了严格责任，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识并非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主张以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避刑事责任。

在国内，有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在环境刑法中适用无过失责任制度。4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我国对犯罪包括环境犯罪的认定仍采取罪过原则，即以故意或过失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并未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目前，我国理论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在我国环境犯罪中引用无罪过原则，其根据有：首先，环境犯罪社会危害性巨大，与人民生存发展利益息息相关，现阶段环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确立该原则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利益，符合环境刑事立法目的即惩治、预防污染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发生，有利于更严厉的打击犯罪分子，遏制犯罪。由于在环境犯罪的许多行为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性，而对行为人主观形态的认定却十分困难，易使行为人主张自己无过错而逃避法律制裁。其次，督促、提醒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资源环境过程中对自己行为给予更多注意，因为无过失责任只要求产生危害结果，而不考虑主观认识，这样对于主体行为要求更加严厉，以减少环境破坏行为。最后，能够提高司法经济效能，使司法机关对环境案件的认定和审理更加快捷，减轻其压力。同时另有学者主张将无过失形态限定于对内水的污染犯罪行为或一些特殊危险行业的污染行为。理由是内水与海洋，大气等其他环境因素相比，其自身净化能力较小，易被污染且与人类生活更为直接密切相关；而危险行业环境破坏行为的危害性较之其他行业更大，为及时防治和有效惩治，应对这些行为设定无过失责任。5

但是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不应在环境犯罪中规定无过失责任，理由如下：其一，我国1997年新刑法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在总则部分以法条形式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使之成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对任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而我国刑法典并未确认无过失责任，我国犯罪认定以主观故意和过失为必要条件，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可预见原因引起，不是犯罪。无罪过则无犯罪，也无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6故环境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一部分，确立本制度有悖于刑法基本原则。其二，无过失的主观形态。在环境犯罪中多存在于污染环境行为中，可以举如下的例子，如果一个地区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该地区所有企业共同排污后果的，而且它是没有义务注意此共同排污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行为，就单个企业而言，它的排污指标、参数等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测算和行政许可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适用无过失责任，单纯追究企业责任似乎过于严厉和有失公平。其三，即使将无过失责任制度限于危险行业或某些特定的污染行为，也值得商榷。这些企业对环境所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是以企业整体做出决策，企业整体的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又是由其内部代表企业的自然人构成，在企业整体意志和单位成员个人主观上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仅根据结果判定刑事责任显然过于苛刻。对于环境的保护可以是多功能、多渠道的，在环境刑法出现空白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求其他途径，而无需强加于无过失的责任制度。7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情况以及我国国情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当前我国在环境犯罪中还不适宜规定无过失责任，也可以说条件和基础都不具备。笔者认为：首先，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走向进一步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刑法得以更好的实现其目的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刑法价值追求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一个基本要求是禁止制定违宪或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的刑事法律，我国刑法在定罪中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反对客观归罪和结果责任。既然刑法把主观罪过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环境刑法领域违背这一基本原则，无过失责任制度可能有利于更好的惩治环境犯罪，有其积极作用一面，但如果以违背整个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为代价，使刑法的基石发生动摇，那么其危害性则远大于有利性，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得不偿失。其次，如在环境犯罪领域确立无过失责任，可能导致刑事司法职权的滥用，打击面过宽，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把原来以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为主的体系打乱。再次，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领域规定无过失责任，固然起到了一定好的作用，但我们不应忽视其消极影响，因对环境犯罪规定无过失责任而导致“超犯罪化”倾向已引起学者批评。正如美国学者马克*科恩指出：美国环境犯罪的超犯罪化不仅使刑法本身琐碎化，还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抑制，因为刑罚的严厉性往往使企业将工作重心从革新与发展经济转移到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免受到犯罪指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规定无过失刑事责任的国家，其立法、司法模式乃至国情与我国都有颇多不同，在规定无过失责任的同时，又有许多限制措施。如英国有“无过失辩护理由”和“第三者辩护理由”，英国在1968年《贸易种类法》种就规定了无过失辩护理由，即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他触犯该法的犯罪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件或它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并且他曾做出了适当的努力来避免发生该项犯罪，就可以免责。“第三者辩护理由”是要求被告人不仅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而且需要证明该违法事实是由于第三者行为或过失引起的。在美国，法院对无过失责任的限制则是“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些限制意义十分重大，它可以减少由于对有过错的人和无过错的人都同样处以刑罚而导致的不公正。但我国并未规定相应的权利保障和限制适用机制，因此，目前环境犯罪中不宜规定无过失责任。

三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原则

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即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结果只有与行为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连接方式，才是构成犯罪的因素，而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不仅直接表明主体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应负责任的程度，因此，在犯罪构成整体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8我们知道，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与普通犯罪有着很大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因果关系认定上十分困难和复杂，运用一般技术手段、知识经验和传统刑法理论难以或不可能查明，如日本的水俣病，1955年前就发生了让人费解的奇怪病状，7年后有人怀疑是有机汞中毒所致，但直到1968年，政府才最终查明确是有机汞中毒的后果。可见在环境犯罪案件中，查明因果关系的复杂程度。而刑法中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理论也是一个争议十分大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观点，较为流行的有相当因果关系说，条件说，原因说等。对于一般刑事犯罪而言，包括相当因果关系在内的这些传统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基本上能胜任其职，发挥作用，但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使传统意义上因果关系理论面临严峻挑战，从正面直接准确的认定行为是必然导致该结果发生的行为即按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结论将使许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具体体现在：其一，行为方式的差异，环境犯罪行为具有长期的积累性，不能从中截取一部分。其二，是前面提到的危害后果发生的多链性，经过多种环节外来因素的渗入，使后果呈现多效果性。其三，由因至果的认定需大量复杂严密的环节证据才能做到，实际往往很难做到，如认定某一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按传统理论，就要证明有下列因果关系链条的存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特定的有毒物质产生—该有毒物质排入环境—通过空气、水、土壤使毒性扩散—到达被害人身体或财产—危害后果发生，除了要证明这种全方位的链条外，对链条的某一环节还要进行细节性证明，如证明污染物使人畜致病、致死的机理等，显然，这难于或甚至无法做到。9

鉴于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难以有效的解决环境犯罪，一些新型因果关系理论正逐步兴起和发展，许多在民事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原则被引进到刑法中来。主要有：

1）疫学因果关系说。疫学是医学上研究大量流行疫病发生、分布与社会生活因果关系，探求防治对策和规律的科学，从医学领域看，通过疫学所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如某种原因的有害物质同疾病的关系，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在没有A物质就不会产生B种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情况下，即可断定A与B有因果关系。构成疫学上因果关系有四个条件：一是该因素在发病一定期间之前曾发生作用；二是该因素作用提高与发病率上升之间有关系；三是该因素减轻与发病率下降之间有关系；四是该因素足以发生该疫病结论可以被生物学合理说明。10如果某种污染物与某种疾病有疫学上因果关系，就足以认定两者有刑法上因果关系。该原则已为1968年富士地方裁判所在审理“富山骨痛案”中运用。该案中因果关系的判定对刑事因果关系理论的创新有着不可低估的模范作用，案件争议中心问题是富山骨痛病原因是否与被告公司排放的镉存在因果关系，一审裁决中主要运用了疫学因果关系，证明骨痛病主要原因确系慢性镉中毒所致。具体依据有：①此污染物的排放地区有该病发生。②此污染物排放越多，发病人数亦越多。③此污染物少的地方，骨痛患者也少。④此结论与医学和实验的结果不矛盾。并在裁决中指出，从骨痛病理上说，在主要方面是可以证明的，虽然不能否认还存在需要今后进一步查明和研究的课题。该案居于日本四大公害案件首位，尽管是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并裁决的，但从性质上看，应属于刑事案件。11在随后1970年国会立法《公害罪法》中规定了类似因果关系的条款。该说不足之处是只适用环境侵害导致疾病范围，不适用所有环境犯罪。

2）间接反证说。该说是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一种理论学说。将它运用到环境犯罪案件中的规则是：只要弄清如果不是某种污染物排放作用于人体，也就不会有某种疾病或症状发生的事实，尽管这种因果关系只是部分关联事实，但其余大部分或主要事实被推定为存在，并由加害企业来反证其不存在，如果企业不能反证事实不存在，即可认定具有因果关系。日本新舄水俣病案件运用了这一学说。该案争议焦点，不是汞与水俣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汞的来源是否为被告排放所致。原告主张系工厂排放废液所致，被告则全面否认。新舄地方裁判所认为，没有必要完全从自然科学角度上去一一证明：①有机汞是以什么样方法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混到废液中去，②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污染了鱼类等，而是根据情节证据推定被告昭和电器公司就是污染源，如果被告拿不出足以推翻这种推定的反证来，那么就可判定具有因果关系。本案适用因果关系间接反证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受害者所患疾病特征及其原因物质；②原因物质到达受害者身上的途径（污染途径）；③加害企业对原因物质的排放情况（产生、排放装置及生成和排放量）。关于第一点，已有科学的证明（这里的科学性指临床、病理、动物实验的研究后果）；关于第二点，根据积累的情节证据与有关科学的关系已做出无矛盾说明；关于第三点，被告不能反证其工厂不是污染源。因此，可在事实上推定被告即是污染源，因而本案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该案不仅在民事制裁且在刑事制裁上也可断定工厂就是犯人。

3）推定原则。实质上是前两种学说的综合运用，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种情况。环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的异常复杂性、难断性使刑事诉讼不能正常发挥有效惩治功能，加上举证责任的倒置，人们开始朝着一定条件下“有罪推定”方向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日本在《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中明文规定了推定原则。该法第5条指出，如果由于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导致公众生命、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区域内正发生由于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日本1973年审理熊本水俣病运用了该原则，并追究了造成该病的氮气公司领导人的刑事责任，在刑事判决中称：本案是由于企业活动而引起的公害犯罪，必须追究企业领导人法律责任，认定两被告犯过失致死罪，并予以判刑。

我国法律对因果关系认定没有明文规定，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运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环境犯罪中应该尽快确立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借鉴上文提到的一些规则合理内核，这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有：首先，上文已提到，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复杂多样，同一危害结果可能是由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所致，而大部分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污染行为和污染物的作用机制共同完成，即先有环境污染行为，然后是污染物同周围环境进行作用的过程，在此期间发生了各种化学物理反应和作用，这不仅给确定危害结果带来困难，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也容易发生偏差；其次，环境污染行为是持续作用的，潜伏期很长，这样一方面使因果关系表现出不紧密性和隐蔽性，另一方面历时久远，证据容易消失，使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加困难，且费时费力；最后，日本等国家适用推定原则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环境犯罪适用该原则十分有效。它不仅使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益。但是我们认为，在环境犯罪乃至刑法上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必须要给予适当限制。因为该原则有其弊端的一面，推定在其本质上是在法律上无法直接明确查明因果联系时的一种排除其它可能性的推论，但由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无限性和极端复杂性，因此这种间接反面得出的结论有出现偏差的可能。且用推定来认定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无罪推定”的否定。笔者认为，这些限制包括：一是必须把握一定的范围，不是对所有的环境犯罪案件都要适用，在认定破坏自然资源一类的犯罪时，仍应按严格的因果关系来证明，而在有关污染环境类的犯罪中，才可适用。二是对这种推定的适用必须有足够其它证据加以证明，排除其它可能性，具体表现有：1）企业在生产中排放了污染物；2）客观上直接证据无法获得，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不可能查实或难于查实，如尚无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科学上无定论等；3）调查统计方法应符合科学技术规范要求，结论应符合盖然性（没有某原因就没有某结果）和必然性（有某原因才有某结果）。

主要参考书目：

付立忠：《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6月版。

主要参考论文：

王秀梅：《环境犯罪刑事立法》，载《河北法学》1996年第1期。

曹子丹、颜九红：《关于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付立忠：《环境犯罪新论》，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1黄惠康著：《国家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页。

2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页。

3柯泽东著：《环境刑法之理论与实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18卷第2期。

4杨春洗等：《中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载《法学家》1994年第6期第8页。

5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29页。

6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22页。

7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8—19页。

8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57页。

9乔世明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89页。

犯罪构成范文篇7

关键词：刑事政策；犯罪构成；人权保障价值；安全价值

刑事政策与犯罪构成存在密切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德国刑法学家Roxin提出“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认为犯罪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以预防的目的作为指导原则，不仅在刑罚论而且在犯罪论中都应该考虑刑事政策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刑事政策对刑罚、刑事责任的影响理论上论述已较多，但对刑事政策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则鲜有论及。本文拟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在探讨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以期在新的刑事政策理念下为重新审视我国的犯罪构成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刑事政策之于犯罪构成的预先规定性

作为对犯罪的反应方式，刑事政策和刑法自古即已在事实上存在。在二者缘起的问题上，究竟是刑事政策缘起于刑法还是刑法缘起于刑事政策，是一个纠缠不休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对犯罪现象的思考，同时蕴含着对如何认定和预防犯罪的思考，在犯罪产生的同时，抗制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法就同时产生了，在此意义上，我们几乎不可能考证在缘起上二者究竟孰先孰后，从而二者产生的先后问题，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伪命题。但不可否定的是，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无疑会对刑法之核心的如何认定犯罪的犯罪构成产生深刻影响。刑事政策学的出现及现代刑事政策人道主义和法治主义的确立，使刑事政策的内容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完全的转折，这种转折也给犯罪构成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气息。

我国古代的刑法文化非常发达，虽有“严刑峻法”、“刑期于无刑”等严酷、威慑的刑事政策，但仍留下了诸如“刑罚世轻世重”、“明德慎刑”、“以德为主、宽猛相济”等即使对今日的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刑事政策，在其中亦不难找到现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痕迹。可以这样说，刑事政策在我国刑法文化的历史中扮演着主角地位。但如此发达的刑事政策思想和刑法文化却没有孕育出独立的犯罪构成理论，以至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从其产生便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而且，在不乏相当科学性的刑事政策思想下，我国古代认定犯罪的方式却体现了客观归罪或主观归罪的明显特征，其“犯罪构成”的罪过责任和结果责任几乎贯穿了我国封建社会的整个时期，刑事政策与犯罪构成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背离。西方在19世纪初期之前，几乎没有系统的刑事政策思想，极少的刑事政策也仅仅停留在威慑的阶段，滥用暴行的倾向极为明显，强调以死刑为中心的暴行手段进行威慑来达到防止犯罪的目的。此后西方刑法进入以1791年至1810年法国刑法典的制定和颁行为标志的刑法近代化改革阶段，在同一时期，刑事政策的概念在西方首次正式提出，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概念。至19世纪中后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反对专制主义、限制司法擅断、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刑事政策思想在西方迅速普及，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刑罚人道等刑事政策得以正式产生，由此也要求和迅速催生了科学的认定犯罪方法的出现。在1840年，犯罪成立的理论体系开始出现雏形。刑事实证学派则在启蒙的基础上使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成熟，其科学性得到进一步加强。此时后期古典学派以ErnstBeling于1906年发表《犯罪的理论》为标志确立了古典犯罪论体系，犯罪构成正式登堂入室。

可以发现，我国几千年丰富的刑法文化没有催生出科学的认定犯罪的“犯罪构成”，虽然我国传统刑事政策内容丰富且不乏现代性价值因素。相对于我国几千年多样的刑法文化和刑事政策而言，西方刑事政策的历史无疑是短了些，但犯罪构成最终在西方出现并形成成熟系统的理论，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思考，或许能够寻找到答案。

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刑法在实质上都是国权性质的刑法，刑法讲求国家的权威，一切以国家为出发点，以国民为规制对象，通过限制国民的行为来保护国家的利益。因此，刑法是为国家服务的，在“朕即国家”的时代，“国权刑法”实际上往往演变为“皇权刑法”，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下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皇帝的话就是法，因此刑法是可以按皇帝的意思随意解释和适用的，此即中国古代皇帝的“立诛权”、越法裁判权。因此任意的司法和专权可以因皇帝的旨意和心情喜好随意进行，人治成为其烙印，这是传统中国刑法文化的重要特征。即使在今天这种思想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因此罪刑法定化在彼时之中国是难以实现的，而且皇权需要直接排斥罪刑法定。而犯罪构成作为法定之认定犯罪的方法，其要求对于犯罪首先应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其次司法亦需依法进行，罪刑法定原则实为犯罪构成的灵魂和内在支撑，如果犯罪构成是法定的，则其由此应成为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中的规范性征表。很明显，在“朕即国家”的时代，罪刑法定原则难以产生，犯罪构成就无从谈起。因此，尽管表面上我国刑事政策内容丰富且具有相当科学性和现代价值，但始终丝毫没有罪刑法定的精神。而且罪刑法定的真正要义在于刑事法治，在此意义上，在传统之人治中国，没有任何产生法治或者刑事法治的土壤，基于刑事法治下人权保障功能的罪刑法定主义就更没有出现的可能。因此，没有罪刑法定主义这一最重要的刑事政策的产生土壤，犯罪构成自然在我国难以产生。西方刑事政策的古代资源虽然没有我国丰富，但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刑事政策概念提出之后的几十年，迅速发展出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罪刑法定等刑事政策，反对司法擅断要求人权保障的罪刑法定之精神要求科学认定犯罪方法的出现，由此犯罪构成的产生具有了最深和最强的内驱力，这也要求认定犯罪之方法能真正体现人权保障的要求，负担起罪刑法定的使命，而不应仅仅是防卫社会的功能。因此只有在近代具有法治精神之刑事政策的土壤下才能催生出犯罪构成，而在传统封建中国，根本没有犯罪构成产生的土壤，其自然不可能在我国出现。

从以上基于渊源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刑事政策对犯罪构成的产生、内容都作了先决性规定，而且这种规定是必然性的，犯罪构成的人权保障价值由此来看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合理的犯罪构成必须能够具有人权保障的机制和功能。

二、刑事政策之于犯罪构成的内容决定性

刑事政策对犯罪构成有着先决性的影响，如果从两者的具体内容来看，这种影响体现的尤为明显。而在内容上分析二者关系，必须借助于对犯罪现象的认识进行。对犯罪现象的认识影响着犯罪构成体系的建构，而刑事政策作为对犯罪的反应方式，必然要以对犯罪现象的认识为前提。以大陆法系刑事政策学的体系来看，对犯罪现象的认识是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对犯罪现象的理解乃基于刑事政策的语境进行，使其成为分析刑事政策和犯罪构成关系的工具。

在犯罪构成正式产生之前，认定犯罪的方法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近代之前的欧洲都充满了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的色彩，甚至在上个世纪末期，美国和印度等国家还出现了对动植物定罪判处并执行刑罚的趣闻。或许可以认为，这是结果责任主义在今天以加强人的法治意识、提高人的法治观念为目的的另一种形式的复活。虽然在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下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客观危害结果和主观罪过状态，但对定罪而言已无多大意义了。采用如此定罪的方式，单纯的报复或威慑是最直接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犯罪的认识。在犯罪产生最初，人们用超自然主义的犯罪观解释犯罪，认为犯罪是邪恶的精神力量、恶魔等所引起。至中世纪时仍把犯罪和其他异常行为归谬为恶魔鬼怪，犯罪是中了邪魔的结果。

由此，对犯罪人的惩罚就是对魔鬼的惩罚，而对魔鬼的惩罚当然可以用尽一切方式，认定魔鬼的方法当然不可能也无需具有科学性，或者是凭客观的结果，或者是依主观的罪孽作为认定犯罪的方式就是自然的了。因此从人类对犯罪现象的认识来看，在现代刑事政策产生之前，古代刑事政策在事实上即已经产生，而且这种刑事政策对人类对犯罪的处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种影响或作用归根结底是人类对犯罪现象的认识而致，而在对犯罪现象的科学认识之前这种影响或作用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是古代对犯罪认识之刑事政策造就了认定犯罪的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刑事政策对认定犯罪的犯罪构成自刑事政策产生始即已具有了决定作用，在古代朴素的刑事政策下，犯罪构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刑事政策对犯罪进行规范化认识的体现。

至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人类开始了理性认识犯罪的进程。在19世纪的欧洲，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渗透到了所有科学领域，刑事政策的思潮是科学主义，自然科学对刑事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通过刑事政策渗透于犯罪构成。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刑事古典学派着眼于外部事实因素，开始从实在的角度认识犯罪行为。强调行为的物理特征和责任的事实状态，试图建立如自然科学般精准的犯罪成立理论。在自然科学强调行为的实在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刑事古典学派以行为中心构建犯罪论体系，其犯罪构成也体现了明显的行为中心主义的色彩。在犯罪构成体系初创时期，ErnstBeling提出了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体系，其将行为置于犯罪成立的第一个层次，凸显行为中心主义，并且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是纯客观中性无色的，违法性也与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无关，仅仅是客观的价值评价，其因果关系坚持自然行为论，均表明了犯罪论体系各个要素的自然主义色彩，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亦是科学主义刑事政策催生的结果。由于科学主义刑事政策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对犯罪原因进行解释，刑事实证学派故提出“天生犯罪人”等对犯罪现象认识的命题，强调犯罪先天决定性等观点必然使得对因果关系采自然行为论和构成要件应客观中性之结论，这样行为只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类机械行为，在行为中心主义体系下，整个犯罪论体系也在科学主义刑事政策下被刑事古典学派塑造成以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对待的体系，古典犯罪论体系由此发散出科学主义刑事政策的气息和色彩。

然而科学自然主义的犯罪观透露出冰冷僵硬和机械的气质，其缺陷在人文主义刑事政策来临之时便显露无余。19世纪末，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新康德主义的兴起使人文主义的思潮迅速发展，从价值上强调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主义的关怀成为刑事政策的内容。在人文主义刑事政策的思潮影响下，刑事古典学派认为个性尊严的丧失、受压抑以及社会机会的不平等使人走向犯罪。他们将犯罪构成体系进一步发展，认为行为是构成要件的一个要素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成立条件，构成要件存在主观的要素，不是中性无色的，违法是对社会共同生活所要求的文化规范的违背。在此种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影响下，刑事近代学派主张以行为人为中心建立犯罪论体系，重视违法的反社会性和行为人的危险性，使对构成要件应进行价值判断的观念得以确立。在违法性的判断上，近代学派的犯罪论体系也摆脱了古典学派的违法性之从客观事实出发的观点，使得对事实和法规范判断不再是仅从客观形式上进行，从而违法性本身获得了价值色彩，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的出现更是体现了强烈的人权保障之人文关怀。在有责性判断上的期待可能性的确立，尤其是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的存在，也使得犯罪论体系具有了浓郁的人权保障之出罪价值，正如大塚仁教授所言，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大的国家法规范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泪的理论”。至此，犯罪论体系在人文主义刑事政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并成熟，而此犯罪论体系中的人权保障价值之人文关怀更是展现了人文主义刑事政策之精神真谛。由此，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和格调便具有了人文主义刑事政策之人权保障的精神和内容，通过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对科学主义刑事政策的批判和发展，客观色彩的古典犯罪论体系发展至近代具有人权保障色彩的犯罪论体系，犯罪论体系中的科学主义刑事政策的精神内核被人文主义刑事政策的精神内核最终取代，作为犯罪论体系灵魂的刑事政策之精神便以规范的形式在犯罪论体系中延伸，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对此做出了最佳的诠释。

至上个世纪后期，社会防卫运动出现，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发生分化分解，西方刑事政策的发展进入人道主义阶段，对犯罪预防给予极大关注，讲求合理的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对刑法进行大规模改造，刑法在具体运用上更加灵活。人道主义社会防卫刑事政策的出现对犯罪构成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Roxin教授提出了目的理性的犯罪体系，认为犯罪的该当、违法、有责和可罚均应以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为指导。而Jakobs教授在“安全刑法”、“预防刑法”等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提出了纯粹规范论体系，认为犯罪论体系的各成立阶段、各构成要件要素的理解，诸如行为、因果关系、结果、罪责等均依此重新表达。

可以发现，刑事政策内容的每一次变动都会在犯罪构成中得以表现，犯罪构成成为刑事政策在规范刑法中的合理延伸，刑事政策成为犯罪构成发展的灵魂，当下及未来之刑事政策势必同样对犯罪构成产生影响。

三、犯罪构成对刑事政策之应有回应

刑事政策发展到今天，就其原则发展趋势而言，人道主义和法治主义成为其重要的趋势。刑事政策的人道主义是指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不允许残酷的和野蛮的刑罚。在诉讼中将被告人视为正常的人，享有一切应有的诉讼权利。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尊重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对人权的关注要求贯彻于刑法运行的始终，因此作为认定犯罪成立的犯罪构成也自应体现人道和人权的要求。法治主义是指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受到法律的支配，而现代刑事政策本来就是在人权观念勃兴的时代产生的，因此本身具有人权保障精神的刑事政策必然要求对之能法定化的法律应是良法和善法，是实质正当和合理的法律。这要求刑法对个罪构成的规定应该具有实质的合理性。就刑事政策内容特征来看，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已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非犯罪化旨在限制刑罚处罚范围，因此要求在立法上合理界定犯罪圈，将原来作为犯罪行为处理的行为合法化或者仅作行政违法行为处理，非刑罚化要求以刑罚之外的方法代替刑罚进行制裁。就具体刑事政策观察，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已成世界性的趋势，在我国则体现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原则发展之人道和法治趋势应该成为犯罪构成发展的灵魂，犯罪构成的人道化和法治化应成为今后的课题。犯罪构成的人道化要求犯罪构成蕴含人权保障的内在精神，其本身应具有人权保障的机能和机制，而不应仅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通过诉讼机制解决，在犯罪构成体制之外依诉讼的过程解决罪犯的人权保障，可能会因诉讼程序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司法者自身的职业素质欠缺而无法真正实现辩护权，如果犯罪构成自身包含着出罪的人权保障机制，则在任何刑事案件中对犯罪的认定都无法回避必须的、预先设定的出罪判断。如此再辅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辩护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价值才能真正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得到充分体现。以此来审视我国的犯罪构成，可以发现，现今我国的犯罪构成只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判断，而不具备对犯罪人是否不构成犯罪进行专门认定的机制，即没有否定不构成犯罪的出罪机制。四要件构成体系作为从前苏联引入我国的舶来品，从一开始其就完全割断了与我国传统刑事政策的联系，而其对于当下刑事政策发展之人道趋势也没有产生合理的回应。因此从我国犯罪构成的产生而言，由于先天性缺少人性关怀之人权保障的功能和机制，故在人道性刑事政策勃兴的时代，其缺少人权保障之出罪机制的现状必须被改变。在刑法语境中，刑事政策之法治化实际上就是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亦即刑事政策不能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否则会助长法律虚无主义，导致刑事案件惩罚无法规格化和明确化，这是刑事政策刑法化最一般和基本的内容。如果刑法是经由刑事政策而来或者至少刑法条文体现着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则此时的刑法应该是一种良法，其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自然应该体现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和要义，符合良法的基本要求的，不仅个罪构成所依附的法条在形式上合理，在实质上也能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这应该成为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另一种解读，但却常常被忽视。如果以此来观察我国刑法规定的个罪之犯罪构成，可以发现其和良法的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如存在最高司法机关违法之解释、构成要件过于粗疏等均不符合良法形式之美，对不同对象的保护采取差别待遇、公民权利保护滞后等不符合良法实质之善等诸多问题。

刑事政策内容之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趋势应该成为犯罪构成发展的具体方向。犯罪构成之非犯罪化要求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将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或刑法对之根本无效的行为排除出犯罪的范围。犯罪构成之非刑罚化要求在犯罪构成划定的犯罪圈中以非刑罚的方式处理被认为构成犯罪的行为，西方国家的转处、易科、社区矫正处遇都是犯罪构成非刑罚化的体现。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并不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在非犯罪化后，通过非刑罚化进一步限制刑法的打击面，实现轻缓化，因此非刑罚化是对非犯罪化的进一步发展，这样实际上犯罪构成的非刑罚化和非犯罪化就可以作同一性理解，犯罪构成的非刑罚化就不再是一个虚设的命题，犯罪构成的非刑罚化应该得到提倡。我国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问题近年来似有紧缩的趋势，如司法解释不断扩大某些个罪的犯罪圈，以专项斗争形式存在的严打仍声势高涨，死刑适用的范围过宽，刑罚的替代措施几乎为空白等。

作为我国刑事政策最新的发展成果，宽严相济之具体刑事政策如果成为司法实践的指导，犯罪构成应成为其具体的载体，即我国犯罪构成重构的方向应体现宽严相济之具体刑事政策。一般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解为刑罚适用时的宽和严。如果宽严相济之刑事政策对我国的犯罪构成将产生影响，则其不应仅是刑罚适用的政策，还应是犯罪构成应遵循的规格。换言之，宽严相济之刑事政策不仅应是刑事司法的指导，也应该成为刑事立法的一种思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存在过于关注宽严相济之刑事政策的刑法解释之司法指导功能而忽视了其对刑事立法的应有意义。如果在立法上将宽严相济之刑事政策作为一种指导思想，除了在刑罚的设定上应宽与严相济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犯罪的成立规格之犯罪构成上同样应宽与严相济。犯罪构成的宽严相济之命题实际上是合理划定犯罪圈的问题，更进一步讲是犯罪设定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和谐相济的问题，因此应设定宽之犯罪构成和严之犯罪构成的概念并作犯罪化和非犯罪化指向下的解读。

宽之犯罪构成要求对构成犯罪的行为刑法应从行为性质的角度设定其具体构成，而不对其作过多限制。这并不与非犯罪化相矛盾。非犯罪化是将不应构成犯罪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宽之犯罪构成是在非犯罪化后设定的犯罪圈内对已设定成犯罪的行为规定的一种方式。严之犯罪构成不仅指刑事法网的“严密”，而且也应指刑事法网的“严明”，换言之，犯罪构成不仅严密而且严谨明确。宽与严之犯罪构成不仅是相协调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严之犯罪构成是对宽之犯罪构成的限制，即通过犯罪构成的明确性限制犯罪构成的宽疏性，从而达到犯罪构成的社会防御和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以我国刑法对个罪构成的规定来看，对客观行为多数进行程度上的限制，同时对大多数犯罪又作了情节上的要求。从行为程度上设定犯罪实在是立法上的一个难题，而从行为性质上设定罪的构成关系到对轻微行为的处理。以日本刑法的以行为性质之立法例来看，通过不起诉、转处等方式最终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况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多，而我国采取行为定量立法的方式其弊端是难以克服的。采取行为性质的立法可以将一切涉嫌犯罪的行为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中，与对轻微行为采取行政处理的方式相比，可以扩大被告人对抗国家刑权力的权利，从而实际上能够缩小刑法的打击范围，也能保证犯罪构成规定的明确性。从司法的可操作性上讲，由于性质清楚明确，故能保障法运行的安全性。因此我国刑法对行为之量的规定有必要转变为对行为性质的规定，实现犯罪构成之宽的要求。我国刑法对构成之情节的要求表面上符合严的要求，但实际上由于情节的模糊性和非法定性，因而可能产生扩大解释，导致实质上犯罪构成的松弛，同时犯罪构成之严谨明确性的要求几近丧失。如果采取行为性质的立法模式则自然可以取消相当一部分关于情节要求的规定，因此严之犯罪构成实际上成为宽之犯罪构成的反向表述。在这个意义上，行为性质之立法方式能够同时达到宽与严之犯罪构成和谐一致的合理状态。因此表面上行为性质的立法有扩大犯罪圈之形式可能，但实际上并不会产生如此后果，行为性质之立法与严之犯罪构成并不矛盾，由此采取行为性质的立法方式应成为犯罪构成最核心的内容。公务员之家

一个简短的结论：刑事政策对犯罪构成的影响是深刻的。我国的犯罪构成应对刑事政策的精神、内容等进行合理回应，犯罪构成应符合良法的公平正义理念并具有人权保障的出罪机制存在，具有运行的安全性价值。在当代刑事政策下，刑法关于个罪构成的规定应以行为为中心，以行为性质之规定作为立法的基本方式。当然，犯罪构成的产生及演进，乃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切不可将刑事政策视为其发展的唯一助力。这是本文写作的基本结论。

注释:

[1]何秉松.犯罪论体系研究[J].政法论坛，2003，(6).

[2]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历史演变[N].法制日报，2007—09—16(14).

[3][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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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M].卢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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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熙辉.西方刑事政策主要流派及其特点[EB/OL].

[8]范忠信.中国司法传统与当代中国司法潜规则[EB/OL].

犯罪构成范文篇8

关键词:情节；数额；立法形式；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犯罪未遂在经济犯罪的刑法条文中，存在大量的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条文规定了“情节严重”这一概括性情节，有的条文规定了具体的情节，如结果、具体数额或概括性的数额。同样是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是基本犯的成立条件，有的是法定刑升格的标志。

一、经济犯罪中情节、数额的立法形式

经济犯罪中，规定情节、数额的犯罪大量存在，就基本犯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形式。

（一）单一性规定

这类条文在描述了犯罪的行为类型后，仅仅规定某种情节或者数额，具体如下。

1、仅规定概括性情节。这类条文没有规定具体情节的内容，而仅概括性地规定“情节严重”。例如，刑法152条第2款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情节严重的。又如，刑法第222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

2、仅规定概括性数额。这类条文没有规定具体数额的内容，而仅概括性地规定数额，用语有所不同。有的规定“数额较大”，例如刑法第172条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有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例如刑法第175条规定，以转贷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有的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例如刑法第214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有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例如刑法第218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217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3、仅规定结果。这类条文仅规定结果这一情节，可以是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及其可能性。前类条文规定为造成某种实害结果，表述形式不一。例如，刑法第142条规定，生产、销售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刑法第162条之二规定，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刑法第167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后类条文表述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表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例如，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又如，刑法第143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

4、仅规定具体数额。这类条文仅规定具体数额内容这一情节。例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二）混合性规定

这类条文往往在描述了犯罪的行为类型后，将数额、结果或者其他情节以不同形式并列地规定，具体如下。

1、并列规定结果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结果和其他情节。例如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2、并列规定具体数额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具体的数额和其他情节。例如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3、并列规定结果和概括性数额。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结果和概括性数额。例如刑法第186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

4、并列规定概括性数额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概括性数额和其他情节。例如刑法第217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5、并列规定结果、概括性数额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结果、概括性数额和概括性情节。例如，刑法第179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二、经济犯罪中情节、数额的性质辨析

鉴于概括性情节的代表性，本文主要论述概括性情节的性质，其结论适用于数额等其他“情节”。我国学者关于概括性情节的性质，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非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情节并非犯罪构成要件。其代表观点是，当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时，只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而很难说是一种构成要件。理由是：（1）犯罪构成要件一般都提四个方面；（2）就刑法规定众多情节来看，有的属于客观方面，有的属于主观方面，还有的属于客体或对象，有的属于主体，既然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都有情节，就不宜把情节作为一个独立的要件；（3）刑法分则有的条款只把情节作为区分同一犯罪中的重罪与轻罪的标准，显然不是构成要件。第二，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情节是犯罪构成要件。（1）综合说。该说认为，当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时，只有情节严重的，才能认定为犯罪。刑法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规定，表明它不是强调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虽然“情节严重”可以还原到客观构成要件与主观构成要件之中，但在以情节严重为要件的犯罪中，又难以事先对情节严重作出具体限定。

结果是，情节是否严重，需要通过分析案件的全部情况进行综合判断。（2）量的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这些概括性的定罪情节是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量的规定性，是量的构成要件。可以这样认为，刑法规定构成要件反映的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是行为的质，一是行为的量。所有的行为都应该达到一定质和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本质。所以，犯罪构成要件是对一定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的规定和体认，只有质与量的统一才能表明某一行为的性质，达不到条文规定的行为的质和量的要求，一个行为就不能被认定为犯罪。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可以分为质的构成要件和量的构成要件。（3）“情节要件”说。该说认为，概括性定罪情节虽然与其他犯罪要件密切相关，但只是相关而不是重合，情节要件是评价其他要件之后剩余的综合，是这类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之一。这正是这类犯罪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最显著的特点。还有论者指出，定罪情节是犯罪构成量的规定性，而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质的规定性。如果把“情节”与“构成要件”相提并论，则容易混淆概念，所以，把情节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重新界定一个名词以区别于“构成要件”。

可见，非构成要件说的立足点是通说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论。按照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所有能够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都可分别归属于四个构成要件之一，除此没有其他的构成要件。而赋予概括性情节以“构成要件”的体系地位，显然与通说不相容。因此，在通说的体系内，概括性情节不是构成要件，是当然结论。

反观构成要件说的三种观点，虽然都认为概括性情节是构成要件，但是该说主张之“构成要件”显然与非构成要件说的所谓的“构成要件”具有不同的含义。综合说中所指的作为构成要件的概括性情节，不是强调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即概括性情节并不仅仅归于四个构成要件的某一要件，换言之，概括性情节是跨构成要件的，需要综合判断；量的构成要件说中所指的概括性定罪情节是量的构成要件，是立足于将犯罪构成要件区分为质的构成要件和量的构成要件的逻辑基础上，进而主张概括性定罪情节是量的构成要件；“情节要件”说中的所谓“情节要件”则更是以区别概括性情节和四个构成要件为目的，直接表明“情节要件”不同于“构成要件”。综上所述，构成要件说的三种观点所认为的概括性情节是构成要件，并不是通说意义上的构成要件，而是具有其他含义的“构成要件”。因此，

笔者认为，非构成要件说和构成要件说并非肯定说和反对说的关系，相反，两者都认为概括性情节并不是通说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关于概括性情节的性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概括性情节不是通说的犯罪构成要件。把概括性情节称为综合性要件、量的要件或者“情节要件”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好像在犯罪构成四要件外还存在其他要件，实际上此“构成要件”非彼“构成要件”。第二，概括性情节不仅仅表示量的因素。例如刑法162条之一规定，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7条规定该罪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隐匿、销毁的会计资料涉及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2）为逃避依法查处而隐匿、销毁或者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因此，该罪的“情节严重”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了数额、犯罪目的和行为后的情节等，其中犯罪目的就难以被认为是量的因素。笼统地将概括性情节归结为量的构成要件，恐怕不能反映概括性情节的全貌。第三，概括性情节不能作为单独的“情节要件”。“情节要件”说正确地指出了概括性情节有别于已由刑法条文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内容，概括性情节只能包含这些要件要素以外的要素。例如刑法第223条第1款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此处的“情节严重”，就应当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所明文规定的要件内容之外的要素，如对其他投标人、招标人等投标活动的参加人采取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的，就属于该罪的情节严重的内容。而“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的行为，并没有明文规定手段要素，这个手段要素正可以为概括性情节所包含。但是，认为概括性情节是评价其他要件之后剩余的综合，而且要单独作为一个“情节要件”，是值得商榷的。概括性情节不能抽象地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而只能还原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置于某个或某几个犯罪构成要件下，结合其他已由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共同起到认定犯罪的作用。因此概括性情节不能说是剩余的综合。第四，概括性情节不仅仅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不可否认，概括性情节确实具有提示性的作用。但是，概括性情节并不仅仅是提示性规定，它对犯罪成立与否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与犯罪构成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可有可无的。

综上，笔者认为，概括性情节既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也不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而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刑法条文规定了概括性情节，就表明了已由该条文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和要素并不完整，必须结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才能组成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而有机统一为完整的犯罪构成，并据此认定犯罪。这些概括性情节所包含的内容，可以是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或者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也可以是表示质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或者表示量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应视情况而定。但是，这些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一旦确定，就归属于某个犯罪构成要件内，不可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概括性情节所包含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不是任意的，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取向和刑法的目的及具体各罪的保护法益。数额等作为情节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三、概括性情节、数额与犯罪未遂

（一）概括性情节与犯罪未遂概

括性情节的基本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学者有不同看法。否定说认为，在具备实行行为的基础上若又具备了法定的“情节”要件，不但标志着构成犯罪，而且也符合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达到了法定的完成犯罪的状态。法定的“情节”要件既是构成这类犯罪的必备要件，同时又是其构成要件齐备的标志，所以以这类情节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无未遂存在的可能，不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6。肯定说认为，情节犯的未遂不是指“情节严重”要件是否欠缺，而是指在已经具备“情节严重”条件的情况下，行为人之犯罪实行行为的未能得逞。基于这种理解，该论者认为情节犯存在犯罪未遂7。笔者认为，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不存在犯罪未遂。首先，仅从形式上看，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似乎存在犯罪未遂，因为即使达到情节严重，行为也可以未完成或者法定结果未发生。应当指出，对我国的犯罪构成必须作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理解，依据就是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实质上不值得处罚的行为，应当认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因此，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达到“情节严重”时只能是成立犯罪并且既遂。其次，不处罚规定概括性情节基本犯的犯罪未遂是合理的。纵观经济犯罪中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大部分法定刑最高刑在三年以下甚至二年以下，只有少部分在五年以下，例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等。处罚法定刑最高刑在五年以下的基本犯的犯罪未遂，其宣告刑不会高于五年。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轻罪重罪，但一般认定法定最高刑在三年以下的犯罪是轻罪，轻罪一般不处罚犯罪未遂。从前述此类基本犯的法定刑看，这类犯罪都是轻罪，不处罚其犯罪未遂也是合理的。再次，经济犯罪一般都是由于经济违法行为具有严重的情节才上升为经济犯罪的，这类犯罪的基本犯与经济违法行为恰恰处在违法和犯罪的临界点上，而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一般不处罚未完成的经济违法行为，刑法对这些犯罪规定概括性情节以限制处罚范围，却要处罚这类犯罪的未遂形态，难与相关经济、行政法规相协调。公务员之家:

（二）数额与犯罪未遂

对数额基本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学者意见也不一致。否定说认为数额基本犯不存在未遂形态，理由主要是：

（1）在基本犯中，数额的功能在于出罪，如果将不具备数额标准的行为作为未遂犯处理违背立法宗旨。

（2）承认数额基本犯处罚未遂行为，与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也存在矛盾。

（3）仅从犯罪未遂的规定模式，不能得出我国刑法不分轻重一概处罚未遂行为的结论。

（4）作为结果犯的数额基本犯也不应当处罚未遂行为。肯定说认为有一部分数额犯存在犯罪未遂。其指出，数额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不能一概而论。

如前所述，数额犯存在结果数额犯和行为数额犯两类。其中，以法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结果要件定量标准的数额犯，如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由于只有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犯罪才能成立，因而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但是，以法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行为要件定量标准的数额犯，如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抢夺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则存在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之分：如果犯罪行为造成了标志犯罪完成的基本结果，属于犯罪未遂；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发生犯罪的基本结果，但行为数额达到法定的定罪标准的，属于犯罪未遂。笔者基本赞同后者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结果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是造成将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和犯罪既遂条件混淆的原因。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此处犯罪结果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志；“以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发生侵害结果为区分标准，发生侵害结果才构成犯罪的，是结果犯，如过失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等；这种结果犯只有是否成立的问题，而不可能存在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没有发生侵害结果也构成犯罪的，就是行为犯，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这种行为则存在犯罪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根据这种标准所分出的行为犯，虽然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必要，但行为也必须威胁了法益”。这里的犯罪结果则是区分犯罪成立与否的标志。肯定说将数额犯区分为行为数额犯和结果数额犯固无不可，但必须看到此处的结果数额犯并不是前者意义上的结果犯，而是后者意义上的结果犯。不然就会让人疑惑，既然是结果犯，怎么又“由于只有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犯罪才能成立，因而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虽然肯定说的结果数额犯是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结果犯，但行为数额犯又是区分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意义上的行为犯。因此，笔者认为，规定数额的基本犯是否存在未遂，应区分为两种情形：第一，规定数额的犯罪是发生法定结果才成立犯罪时，不存在犯罪未遂。例如刑法第175条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这里的数额较大是指违法所得的数额，没有获得违法所得，不能认为成立本罪，因此本罪不存在犯罪未遂。第二，规定数额的犯罪并非发生法定结果才成立犯罪时，存在犯罪未遂。例如刑法第17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此处规定数额较大是指集资诈骗行为的标的数额，集资诈骗行为未完成的，应按犯罪未遂处罚。

注释:

1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2张明楷：《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09页。

3刘艳红：《情节犯新论》，《现代法学》2002年第5期。

4金泽刚：《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华东政法学报》2000年第5期。

5李翔：《情节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之注释。

6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7陈兴良：《刑事司法研究———情节•判例•解释•裁量》，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

8唐世月：《数额犯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9页。

犯罪构成范文篇9

关键词：国家在国际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无过失责任因果关系认定原则

一国家能否成为环境犯罪主体呢？

在国内法中，国家不可能成为任何犯罪的主体，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一个主体不能成为自己行为的法官。法律为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所制定，国家（通过公检法机关）负有对犯罪进行追诉、惩罚和保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国家行为即使构成了某些罪行，也享有豁免权而不受追究。如果对国家处以罚金，实质上是国家金钱在其口袋里的自我转移，毫无意义。

国家是国际法上主体，那么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呢？传统的国家法理论否认其作为任何犯罪主体的地位，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做的国家行为，个人也不负刑责。其理由是：国家代表一国至高无上的主权，承认国家可成为犯罪主体不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司法独立，而按照国际法及判例，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赔偿、道歉、限制主权、终止不法行为等，实质上属于民事损害赔偿范畴，不属于刑事责任范畴，因此，国家可以承担国际上的不法或违约行为的民事责任，但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在《国际法的刑事管辖权》一书中，也认为国家不是刑事犯罪主体，国家对侵略战争负责任，只是政治责任和赔偿损失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根据犯罪主体和刑罚主体相一致的原则，不承认国家犯罪主体的地位。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跨国境犯罪的日益增多，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已成为某些国家罪行的主体。一战后，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刑事制裁，证明了国家应负国际刑责，对它所发动的战争罪行负责，虽然，这一责任的具体承受者是有关个人。1主要是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领导人和战争指挥人员，使得传统国际法理论受到了事实有力挑战。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他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指出国际犯罪主体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他把刑事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同时指出国家承担国际刑责的行为主要有：1）代表国家或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权威人士实施的任何犯罪，不管其行为按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对此负刑事责任。2）如果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即这些人按该国国内法有权做出关于国家的政治性决议或拥有该国机关代表的地位或该国家的手段，由他们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3）国家不履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这种不作为构成犯罪。根据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以致整个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其中的第19条第3款?娑ǎ芤鸸倚淘鸬墓首镄锌赡懿冢?）严重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如侵略行为。2）严重侵犯民族自决权，如建立或以武力维持殖民统治。3）大规模侵犯人权，如种族灭绝隔离。4)大规模破坏环境。在这里第4点就提到了国际环境犯罪问题。从以上分析和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环境犯罪中，国家成为其主体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一定的案例表明也是可能的。

有关国家在国际环境案件中可成为主体的著名判例是1941年加拿大的“特雷尔冶炼厂案”。该案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一家冶炼厂排放含有二氧化硫的浓烟，给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财产造成损害。仲裁庭在裁决中称，没有一个国家在使用其领土或允许他人使用其领土时，有权以施放烟雾的方式对另一国家领土或其中的财产或人员造成损害。还认为，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家领土，有义务对他国领土给以保护，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领土内个人行为而造成损失。因此加拿大自治领地应对特雷尔冶炼厂负责。本案中确立了国家在国家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国家应以何种形式承担违背国际义务的犯罪之刑事责任，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取得一致见解。巴西奥尼在其《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提出两种国家刑责承担方式，包括征收相应的罚金和命令一个国家停止或终止违反国际刑法的活动或相同性质的禁令纠正先前的国际不法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国家公认的刑事责任方式，尚在探索过程中。在理论上一般认为有罚金、限制主权、终止不法侵害等。由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整体的特殊性，所以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责的方式与民事责任方式有一定的竞合性。

关于国家在成立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问题上，笔者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国家的责任方式不应仅限于民事责任，某些国际违法行为由于它的严重性、残酷性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蔑视而被列为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及其代表国家实施行为的人就应负刑事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国家作为主权实体，其在作为主体承担刑责时的特殊性、复杂性、可行性，而不能只看到它的可能性。刑法最高体现和价值追求在于它的阶级性，它总是以维护本国特定的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包括：本国内司法机关刑事管辖权的独立性，国家在国内犯罪的豁免性及国家在国际上行为不受他国或组织审判等。我们提倡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它违背了国际法上的国际义务，但国际法上的强制力与国内法上的强制力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王铁崖先生指出：国际法效力根据在于国家本身，即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国家之间的协议。条约之所以对国家有拘束力是因为它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国际习惯的拘束效力在于它既是各国重复的类似行为，而且是被各国所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即使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也是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可见国家意志即它的承认或认可，是其拘束力的来源。通过签订或参加条约决议，让渡部分自己的刑事管辖权或约定将某些行为的审判交由他国或中立的第三方行使。具体到国际环境犯罪中来，有关规定本类罪行的决议多为草案，没有法律效力，即使是一些正式条约，在未经主权国家承认前，也不能施加于该国，况且它的强制力不能像一国国内法那样有国家暴力机构作为最终的保障手段。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做出如下结论：在国际环境犯罪中，国家在理论上可成为其犯罪主体。虽然在司法实践上也有过一定的判例，但都是在特定条件以及其他相关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的，在目前并不具有普遍的司法实践意义。但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相关保障体系的完善，这行将是大势所趋。

二环境犯罪中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是随着近代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发展而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过失还是无过失，只要其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它首先在民事案件责任认定中所采用，在对环境违法案件中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以此来追究行为人责任，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如我国《民法通则》也确立了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无过错责任是否应在环境犯罪归责中所采用，则意见不一。世界上一些国家目前在环境犯罪行为中已采取了无过失责任。如英国1956年《空气清洁法》规定，造成烟囱冒浓烟的，应负刑事责任，而不论其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行；美国的《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入江河或港口，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严格责任在英美刑事法中出现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日本修改后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水污染控制法》规定，只要排污物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损害，无需查明排污者的主观心理即可追究其刑责；法国在其《农业法》第434条有关水污染的犯罪规定中，就以实质犯罪或客观的实体侵害行为为事实基础，在法律上建立了客观归罪即无过失构成犯罪的立法例，对此，法国行政机关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客观上的污染事实，就应构成刑法上处罚对象，但法国立法界则认为犯罪行为构成虽不要求故意，但应有轻率、疏忽和违反法令的过失行为。因此，法国实务上一般趋向于至少有起码程度的过失，但如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仍依客观责任处罚之。3泰国的《提高和保护环境质量法》中规定，如果污染物造成了人的死亡，身体、公私财产的损害，无论排污者出于何种动机和心态，都应承担责任。国外严格责任的著名判例有英国法院审理的“赖兰诉弗莱彻案”，（本案案情为制纸工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阻塞，以致废水溢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在此案中，法院采取了严格责任，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识并非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主张以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避刑事责任。

在国内，有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在环境刑法中适用无过失责任制度。4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我国对犯罪包括环境犯罪的认定仍采取罪过原则，即以故意或过失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并未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目前，我国理论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在我国环境犯罪中引用无罪过原则，其根据有：首先，环境犯罪社会危害性巨大，与人民生存发展利益息息相关，现阶段环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确立该原则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利益，符合环境刑事立法目的即惩治、预防污染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发生，有利于更严厉的打击犯罪分子，遏制犯罪。由于在环境犯罪的许多行为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性，而对行为人主观形态的认定却十分困难，易使行为人主张自己无过错而逃避法律制裁。其次，督促、提醒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资源环境过程中对自己行为给予更多注意，因为无过失责任只要求产生危害结果，而不考虑主观认识，这样对于主体行为要求更加严厉，以减少环境破坏行为。最后，能够提高司法经济效能，使司法机关对环境案件的认定和审理更加快捷，减轻其压力。同时另有学者主张将无过失形态限定于对内水的污染犯罪行为或一些特殊危险行业的污染行为。理由是内水与海洋，大气等其他环境因素相比，其自身净化能力较小，易被污染且与人类生活更为直接密切相关；而危险行业环境破坏行为的危害性较之其他行业更大，为及时防治和有效惩治，应对这些行为设定无过失责任。5

但是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不应在环境犯罪中规定无过失责任，理由如下：其一，我国1997年新刑法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在总则部分以法条形式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使之成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对任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而我国刑法典并未确认无过失责任，我国犯罪认定以主观故意和过失为必要条件，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可预见原因引起，不是犯罪。无罪过则无犯罪，也无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6故环境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一部分，确立本制度有悖于刑法基本原则。其二，无过失的主观形态。在环境犯罪中多存在于污染环境行为中，可以举如下的例子，如果一个地区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该地区所有企业共同排污后果的，而且它是没有义务注意此共同排污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行为，就单个企业而言，它的排污指标、参数等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测算和行政许可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适用无过失责任，单纯追究企业责任似乎过于严厉和有失公平。其三，即使将无过失责任制度限于危险行业或某些特定的污染行为，也值得商榷。这些企业对环境所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是以企业整体做出决策，企业整体的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又是由其内部代表企业的自然人构成，在企业整体意志和单位成员个人主观上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仅根据结果判定刑事责任显然过于苛刻。对于环境的保护可以是多功能、多渠道的，在环境刑法出现空白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求其他途径，而无需强加于无过失的责任制度。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情况以及我国国情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当前我国在环境犯罪中还不适宜规定无过失责任，也可以说条件和基础都不具备。笔者认为：首先，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走向进一步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刑法得以更好的实现其目的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刑法价值追求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一个基本要求是禁止制定违宪或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的刑事法律，我国刑法在定罪中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反对客观归罪和结果责任。既然刑法把主观罪过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环境刑法领域违背这一基本原则，无过失责任制度可能有利于更好的惩治环境犯罪，有其积极作用一面，但如果以违背整个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为代价，使刑法的基石发生动摇，那么其危害性则远大于有利性，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得不偿失。其次，如在环境犯罪领域确立无过失责任，可能导致刑事司法职权的滥用，打击面过宽，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把原来以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为主的体系打乱。再次，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领域规定无过失责任，固然起到了一定好的作用，但我们不应忽视其消极影响，因对环境犯罪规定无过失责任而导致“超犯罪化”倾向已引起学者批评。正如美国学者马克*科恩指出：美国环境犯罪的超犯罪化不仅使刑法本身琐碎化，还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抑制，因为刑罚的严厉性往往使企业将工作重心从革新与发展经济转移到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免受到犯罪指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规定无过失刑事责任的国家，其立法、司法模式乃至国情与我国都有颇多不同，在规定无过失责任的同时，又有许多限制措施。如英国有“无过失辩护理由”和“第三者辩护理由”，英国在1968年《贸易种类法》种就规定了无过失辩护理由，即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他触犯该法的犯罪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件或它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并且他曾做出了适当的努力来避免发生该项犯罪，就可以免责。“第三者辩护理由”是要求被告人不仅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而且需要证明该违法事实是由于第三者行为或过失引起的。在美国，法院对无过失责任的限制则是“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些限制意义十分重大，它可以减少由于对有过错的人和无过错的人都同样处以刑罚而导致的不公正。但我国并未规定相应的权利保障和限制适用机制，因此，目前环境犯罪中不宜规定无过失责任。

三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原则

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即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结果只有与行为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连接方式，才是构成犯罪的因素，而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不仅直接表明主体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应负责任的程度，因此，在犯罪构成整体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8我们知道，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与普通犯罪有着很大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因果关系认定上十分困难和复杂，运用一般技术手段、知识经验和传统刑法理论难以或不可能查明，如日本的水俣病，1955年前就发生了让人费解的奇怪病状，7年后有人怀疑是有机汞中毒所致，但直到1968年，政府才最终查明确是有机汞中毒的后果。可见在环境犯罪案件中，查明因果关系的复杂程度。而刑法中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理论也是一个争议十分大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观点，较为流行的有相当因果关系说，条件说，原因说等。对于一般刑事犯罪而言，包括相当因果关系在内的这些传统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基本上能胜任其职，发挥作用，但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使传统意义上因果关系理论面临严峻挑战，从正面直接准确的认定行为是必然导致该结果发生的行为即按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结论将使许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具体体现在：其一，行为方式的差异，环境犯罪行为具有长期的积累性，不能从中截取一部分。其二，是前面提到的危害后果发生的多链性，经过多种环节外来因素的渗入，使后果呈现多效果性。其三，由因至果的认定需大量复杂严密的环节证据才能做到，实际往往很难做到，如认定某一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按传统理论，就要证明有下列因果关系链条的存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特定的有毒物质产生—该有毒物质排入环境—通过空气、水、土壤使毒性扩散—到达被害人身体或财产—危害后果发生，除了要证明这种全方位的链条外，对链条的某一环节还要进行细节性证明，如证明污染物使人畜致病、致死的机理等，显然，这难于或甚至无法做到。9

鉴于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难以有效的解决环境犯罪，一些新型因果关系理论正逐步兴起和发展，许多在民事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原则被引进到刑法中来。主要有：

1）疫学因果关系说。疫学是医学上研究大量流行疫病发生、分布与社会生活因果关系，探求防治对策和规律的科学，从医学领域看，通过疫学所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如某种原因的有害物质同疾病的关系，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在没有A物质就不会产生B种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情况下，即可断定A与B有因果关系。构成疫学上因果关系有四个条件：一是该因素在发病一定期间之前曾发生作用；二是该因素作用提高与发病率上升之间有关系；三是该因素减轻与发病率下降之间有关系；四是该因素足以发生该疫病结论可以被生物学合理说明。10如果某种污染物与某种疾病有疫学上因果关系，就足以认定两者有刑法上因果关系。该原则已为1968年富士地方裁判所在审理“富山骨痛案”中运用。该案中因果关系的判定对刑事因果关系理论的创新有着不可低估的模范作用，案件争议中心问题是富山骨痛病原因是否与被告公司排放的镉存在因果关系，一审裁决中主要运用了疫学因果关系，证明骨痛病主要原因确系慢性镉中毒所致。具体依据有：①此污染物的排放地区有该病发生。②此污染物排放越多，发病人数亦越多。③此污染物少的地方，骨痛患者也少。④此结论与医学和实验的结果不矛盾。并在裁决中指出，从骨痛病理上说，在主要方面是可以证明的，虽然不能否认还存在需要今后进一步查明和研究的课题。该案居于日本四大公害案件首位，尽管是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并裁决的，但从性质上看，应属于刑事案件。11在随后1970年国会立法《公害罪法》中规定了类似因果关系的条款。该说不足之处是只适用环境侵害导致疾病范围，不适用所有环境犯罪。

2）间接反证说。该说是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一种理论学说。将它运用到环境犯罪案件中的规则是：只要弄清如果不是某种污染物排放作用于人体，也就不会有某种疾病或症状发生的事实，尽管这种因果关系只是部分关联事实，但其余大部分或主要事实被推定为存在，并由加害企业来反证其不存在，如果企业不能反证事实不存在，即可认定具有因果关系。日本新舄水俣病案件运用了这一学说。该案争议焦点，不是汞与水俣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汞的来源是否为被告排放所致。原告主张系工厂排放废液所致，被告则全面否认。新舄地方裁判所认为，没有必要完全从自然科学角度上去一一证明：①有机汞是以什么样方法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混到废液中去，②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污染了鱼类等，而是根据情节证据推定被告昭和电器公司就是污染源，如果被告拿不出足以推翻这种推定的反证来，那么就可判定具有因果关系。本案适用因果关系间接反证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受害者所患疾病特征及其原因物质；②原因物质到达受害者身上的途径（污染途径）；③加害企业对原因物质的排放情况（产生、排放装置及生成和排放量）。关于第一点，已有科学的证明（这里的科学性指临床、病理、动物实验的研究后果）；关于第二点，根据积累的情节证据与有关科学的关系已做出无矛盾说明；关于第三点，被告不能反证其工厂不是污染源。因此，可在事实上推定被告即是污染源，因而本案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该案不仅在民事制裁且在刑事制裁上也可断定工厂就是犯人。

3）推定原则。实质上是前两种学说的综合运用，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种情况。环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的异常复杂性、难断性使刑事诉讼不能正常发挥有效惩治功能，加上举证责任的倒置，人们开始朝着一定条件下“有罪推定”方向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日本在《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中明文规定了推定原则。该法第5条指出，如果由于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导致公众生命、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区域内正发生由于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日本1973年审理熊本水俣病运用了该原则，并追究了造成该病的氮气公司领导人的刑事责任，在刑事判决中称：本案是由于企业活动而引起的公害犯罪，必须追究企业领导人法律责任，认定两被告犯过失致死罪，并予以判刑。

我国法律对因果关系认定没有明文规定，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运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环境犯罪中应该尽快确立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借鉴上文提到的一些规则合理内核，这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有：首先，上文已提到，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复杂多样，同一危害结果可能是由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所致，而大部分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污染行为和污染物的作用机制共同完成，即先有环境污染行为，然后是污染物同周围环境进行作用的过程，在此期间发生了各种化学物理反应和作用，这不仅给确定危害结果带来困难，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也容易发生偏差；其次，环境污染行为是持续作用的，潜伏期很长，这样一方面使因果关系表现出不紧密性和隐蔽性，另一方面历时久远，证据容易消失，使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加困难，且费时费力；最后，日本等国家适用推定原则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环境犯罪适用该原则十分有效。它不仅使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益。但是我们认为，在环境犯罪乃至刑法上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必须要给予适当限制。因为该原则有其弊端的一面，推定在其本质上是在法律上无法直接明确查明因果联系时的一种排除其它可能性的推论，但由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无限性和极端复杂性，因此这种间接反面得出的结论有出现偏差的可能。且用推定来认定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无罪推定”的否定。笔者认为，这些限制包括：一是必须把握一定的范围，不是对所有的环境犯罪案件都要适用，在认定破坏自然资源一类的犯罪时，仍应按严格的因果关系来证明，而在有关污染环境类的犯罪中，才可适用。二是对这种推定的适用必须有足够其它证据加以证明，排除其它可能性，具体表现有：1）企业在生产中排放了污染物；2）客观上直接证据无法获得，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不可能查实或难于查实，如尚无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科学上无定论等；3）调查统计方法应符合科学技术规范要求，结论应符合盖然性（没有某原因就没有某结果）和必然性（有某原因才有某结果）。

主要参考书目：

付立忠：《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6月版。

主要参考论文：

王秀梅：《环境犯罪刑事立法》，载《河北法学》1996年第1期。

曹子丹、颜九红：《关于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付立忠：《环境犯罪新论》，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1黄惠康著：《国家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页。

2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页。

3柯泽东著：《环境刑法之理论与实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18卷第2期。

4杨春洗等：《中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载《法学家》1994年第6期第8页。

5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29页。

6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22页。

7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8—19页。

8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57页。

9乔世明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89页。

犯罪构成范文篇10

关键词：国家在国际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无过失责任因果关系认定原则

一国家能否成为环境犯罪主体呢？

在国内法中，国家不可能成为任何犯罪的主体，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一个主体不能成为自己行为的法官。法律为代表国家的统治阶级所制定，国家（通过公检法机关）负有对犯罪进行追诉、惩罚和保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国家行为即使构成了某些罪行，也享有豁免权而不受追究。如果对国家处以罚金，实质上是国家金钱在其口袋里的自我转移，毫无意义。

国家是国际法上主体，那么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环境犯罪主体呢？传统的国家法理论否认其作为任何犯罪主体的地位，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所做的国家行为，个人也不负刑责。其理由是：国家代表一国至高无上的主权，承认国家可成为犯罪主体不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司法独立，而按照国际法及判例，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赔偿、道歉、限制主权、终止不法行为等，实质上属于民事损害赔偿范畴，不属于刑事责任范畴，因此，国家可以承担国际上的不法或违约行为的民事责任，但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在《国际法的刑事管辖权》一书中，也认为国家不是刑事犯罪主体，国家对侵略战争负责任，只是政治责任和赔偿损失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根据犯罪主体和刑罚主体相一致的原则，不承认国家犯罪主体的地位。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跨国境犯罪的日益增多，国家在特定的条件下已成为某些国家罪行的主体。一战后，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刑事制裁，证明了国家应负国际刑责，对它所发动的战争罪行负责，虽然，这一责任的具体承受者是有关个人。1主要是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领导人和战争指挥人员，使得传统国际法理论受到了事实有力挑战。美国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在他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指出国际犯罪主体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他把刑事责任分为个人刑事责任和国家刑事责任，同时指出国家承担国际刑责的行为主要有：1）代表国家或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权威人士实施的任何犯罪，不管其行为按国内法是否合法，国家应对此负刑事责任。2）如果个人或团体以官方资格即这些人按该国国内法有权做出关于国家的政治性决议或拥有该国机关代表的地位或该国家的手段，由他们所实施的行为应归咎于国家。3）国家不履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这种不作为构成犯罪。根据1979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规定，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以致整个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而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其中的第19条第3款规定，能引起国家刑责的国际罪行可能产生于：1）严重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如侵略行为。2）严重侵犯民族自决权，如建立或以武力维持殖民统治。3）大规模侵犯人权，如种族灭绝隔离。4)大规模破坏环境。在这里第4点就提到了国际环境犯罪问题。从以上分析和引证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环境犯罪中，国家成为其主体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一定的案例表明也是可能的。

有关国家在国际环境案件中可成为主体的著名判例是1941年加拿大的“特雷尔冶炼厂案”。该案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一家冶炼厂排放含有二氧化硫的浓烟，给美国华盛顿州的居民财产造成损害。仲裁庭在裁决中称，没有一个国家在使用其领土或允许他人使用其领土时，有权以施放烟雾的方式对另一国家领土或其中的财产或人员造成损害。还认为，国家有义务尊重他国家领土，有义务对他国领土给以保护，使之不受由于自己领土内个人行为而造成损失。因此加拿大自治领地应对特雷尔冶炼厂负责。本案中确立了国家在国家环境犯罪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国家应以何种形式承担违背国际义务的犯罪之刑事责任，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取得一致见解。巴西奥尼在其《国际刑法典草案》中提出两种国家刑责承担方式，包括征收相应的罚金和命令一个国家停止或终止违反国际刑法的活动或相同性质的禁令纠正先前的国际不法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但他的主张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国家公认的刑事责任方式，尚在探索过程中。在理论上一般认为有罚金、限制主权、终止不法侵害等。由于国家作为一个主权整体的特殊性，所以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责的方式与民事责任方式有一定的竞合性。

关于国家在成立国际环境犯罪主体的问题上，笔者认为：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国家的责任方式不应仅限于民事责任，某些国际违法行为由于它的严重性、残酷性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蔑视而被列为文明国家所公认的犯罪行为一类，国家及其代表国家实施行为的人就应负刑事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国家作为主权实体，其在作为主体承担刑责时的特殊性、复杂性、可行性，而不能只看到它的可能性。刑法最高体现和价值追求在于它的阶级性，它总是以维护本国特定的统治阶级面目出现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包括：本国内司法机关刑事管辖权的独立性，国家在国内犯罪的豁免性及国家在国际上行为不受他国或组织审判等。我们提倡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它违背了国际法上的国际义务，但国际法上的强制力与国内法上的强制力是有本质区别的，我国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王铁崖先生指出：国际法效力根据在于国家本身，即在于国家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国家之间的协议。条约之所以对国家有拘束力是因为它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国际习惯的拘束效力在于它既是各国重复的类似行为，而且是被各国所认为具有法律拘束力，即使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也是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2可见国家意志即它的承认或认可，是其拘束力的来源。通过签订或参加条约决议，让渡部分自己的刑事管辖权或约定将某些行为的审判交由他国或中立的第三方行使。具体到国际环境犯罪中来，有关规定本类罪行的决议多为草案，没有法律效力，即使是一些正式条约，在未经主权国家承认前，也不能施加于该国，况且它的强制力不能像一国国内法那样有国家暴力机构作为最终的保障手段。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做出如下结论：在国际环境犯罪中，国家在理论上可成为其犯罪主体。虽然在司法实践上也有过一定的判例，但都是在特定条件以及其他相关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的，在目前并不具有普遍的司法实践意义。但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和完善以及相关保障体系的完善，这行将是大势所趋。

重性。

二环境犯罪中是否适用无过错责任？

无过错责任又称严格责任，是随着近代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发展而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无论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过失还是无过失，只要其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侵权行为人就应承担法律责任。它首先在民事案件责任认定中所采用，在对环境违法案件中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以此来追究行为人责任，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如我国《民法通则》也确立了民事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无过错责任是否应在环境犯罪归责中所采用，则意见不一。世界上一些国家目前在环境犯罪行为中已采取了无过失责任。如英国1956年《空气清洁法》规定，造成烟囱冒浓烟的，应负刑事责任，而不论其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行；美国的《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入江河或港口，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罪。严格责任在英美刑事法中出现后，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日本修改后的《空气污染控制法》《水污染控制法》规定，只要排污物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损害，无需查明排污者的主观心理即可追究其刑责；法国在其《农业法》第434条有关水污染的犯罪规定中，就以实质犯罪或客观的实体侵害行为为事实基础，在法律上建立了客观归罪即无过失构成犯罪的立法例，对此，法国行政机关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客观上的污染事实，就应构成刑法上处罚对象，但法国立法界则认为犯罪行为构成虽不要求故意，但应有轻率、疏忽和违反法令的过失行为。因此，法国实务上一般趋向于至少有起码程度的过失，但如法律有特别规定，则仍依客观责任处罚之。3泰国的《提高和保护环境质量法》中规定，如果污染物造成了人的死亡，身体、公私财产的损害，无论排污者出于何种动机和心态，都应承担责任。国外严格责任的著名判例有英国法院审理的“赖兰诉弗莱彻案”，（本案案情为制纸工厂由于废水过滤设备阻塞，以致废水溢入河流，排放超过管制标准，造成污染的犯罪行为。）在此案中，法院采取了严格责任，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识并非构成环境犯罪的条件，工厂不得主张以欠缺知情或非故意而逃避刑事责任。

在国内，有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在环境刑法中适用无过失责任制度。4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我国对犯罪包括环境犯罪的认定仍采取罪过原则，即以故意或过失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并未确立无过失责任制度。目前，我国理论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主张在我国环境犯罪中引用无罪过原则，其根据有：首先，环境犯罪社会危害性巨大，与人民生存发展利益息息相关，现阶段环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确立该原则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利益，符合环境刑事立法目的即惩治、预防污染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发生，有利于更严厉的打击犯罪分子，遏制犯罪。由于在环境犯罪的许多行为对社会有着巨大危害性，而对行为人主观形态的认定却十分困难，易使行为人主张自己无过错而逃避法律制裁。其次，督促、提醒行为主体在开发利用资源环境过程中对自己行为给予更多注意，因为无过失责任只要求产生危害结果，而不考虑主观认识，这样对于主体行为要求更加严厉，以减少环境破坏行为。最后，能够提高司法经济效能，使司法机关对环境案件的认定和审理更加快捷，减轻其压力。同时另有学者主张将无过失形态限定于对内水的污染犯罪行为或一些特殊危险行业的污染行为。理由是内水与海洋，大气等其他环境因素相比，其自身净化能力较小，易被污染且与人类生活更为直接密切相关；而危险行业环境破坏行为的危害性较之其他行业更大，为及时防治和有效惩治，应对这些行为设定无过失责任。5

但是许多学者提出了相反意见，认为不应在环境犯罪中规定无过失责任，理由如下：其一，我国1997年新刑法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在总则部分以法条形式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使之成为我国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对任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而我国刑法典并未确认无过失责任，我国犯罪认定以主观故意和过失为必要条件，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可预见原因引起，不是犯罪。无罪过则无犯罪，也无刑事责任，是我国刑法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6故环境犯罪作为刑事犯罪一部分，确立本制度有悖于刑法基本原则。其二，无过失的主观形态。在环境犯罪中多存在于污染环境行为中，可以举如下的例子，如果一个地区每个企业都按合理标准正常排污，是不可能预见到该地区所有企业共同排污后果的，而且它是没有义务注意此共同排污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行为，就单个企业而言，它的排污指标、参数等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测算和行政许可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适用无过失责任，单纯追究企业责任似乎过于严厉和有失公平。其三，即使将无过失责任制度限于危险行业或某些特定的污染行为，也值得商榷。这些企业对环境所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是以企业整体做出决策，企业整体的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又是由其内部代表企业的自然人构成，在企业整体意志和单位成员个人主观上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仅根据结果判定刑事责任显然过于苛刻。对于环境的保护可以是多功能、多渠道的，在环境刑法出现空白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求其他途径，而无需强加于无过失的责任制度。7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就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情况以及我国国情看，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当前我国在环境犯罪中还不适宜规定无过失责任，也可以说条件和基础都不具备。笔者认为：首先，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走向进一步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刑法得以更好的实现其目的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刑法价值追求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一个基本要求是禁止制定违宪或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的刑事法律，我国刑法在定罪中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反对客观归罪和结果责任。既然刑法把主观罪过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环境刑法领域违背这一基本原则，无过失责任制度可能有利于更好的惩治环境犯罪，有其积极作用一面，但如果以违背整个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为代价，使刑法的基石发生动摇，那么其危害性则远大于有利性，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得不偿失。其次，如在环境犯罪领域确立无过失责任，可能导致刑事司法职权的滥用，打击面过宽，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把原来以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为主的体系打乱。再次，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领域规定无过失责任，固然起到了一定好的作用，但我们不应忽视其消极影响，因对环境犯罪规定无过失责任而导致“超犯罪化”倾向已引起学者批评。正如美国学者马克*科恩指出：美国环境犯罪的超犯罪化不仅使刑法本身琐碎化，还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抑制，因为刑罚的严厉性往往使企业将工作重心从革新与发展经济转移到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免受到犯罪指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在规定无过失刑事责任的国家，其立法、司法模式乃至国情与我国都有颇多不同，在规定无过失责任的同时，又有许多限制措施。如英国有“无过失辩护理由”和“第三者辩护理由”，英国在1968年《贸易种类法》种就规定了无过失辩护理由，即如果被告能够证明他触犯该法的犯罪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件或它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并且他曾做出了适当的努力来避免发生该项犯罪，就可以免责。“第三者辩护理由”是要求被告人不仅要证明自己没有过失，而且需要证明该违法事实是由于第三者行为或过失引起的。在美国，法院对无过失责任的限制则是“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这些限制意义十分重大，它可以减少由于对有过错的人和无过错的人都同样处以刑罚而导致的不公正。但我国并未规定相应的权利保障和限制适用机制，因此，目前环境犯罪中不宜规定无过失责任。

三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的认定原则

因果关系是犯罪客观方面的两个因素即主体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结果只有与行为之间存在这种特定的连接方式，才是构成犯罪的因素，而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不仅直接表明主体行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大小，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主体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应负责任的程度，因此，在犯罪构成整体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8我们知道，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与普通犯罪有着很大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因果关系认定上十分困难和复杂，运用一般技术手段、知识经验和传统刑法理论难以或不可能查明，如日本的水俣病，1955年前就发生了让人费解的奇怪病状，7年后有人怀疑是有机汞中毒所致，但直到1968年，政府才最终查明确是有机汞中毒的后果。可见在环境犯罪案件中，查明因果关系的复杂程度。而刑法中有关因果关系认定理论也是一个争议十分大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观点，较为流行的有相当因果关系说，条件说，原因说等。对于一般刑事犯罪而言，包括相当因果关系在内的这些传统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基本上能胜任其职，发挥作用，但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使传统意义上因果关系理论面临严峻挑战，从正面直接准确的认定行为是必然导致该结果发生的行为即按严格意义上的必然结论将使许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具体体现在：其一，行为方式的差异，环境犯罪行为具有长期的积累性，不能从中截取一部分。其二，是前面提到的危害后果发生的多链性，经过多种环节外来因素的渗入，使后果呈现多效果性。其三，由因至果的认定需大量复杂严密的环节证据才能做到，实际往往很难做到，如认定某一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按传统理论，就要证明有下列因果关系链条的存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有特定的有毒物质产生—该有毒物质排入环境—通过空气、水、土壤使毒性扩散—到达被害人身体或财产—危害后果发生，除了要证明这种全方位的链条外，对链条的某一环节还要进行细节性证明，如证明污染物使人畜致病、致死的机理等，显然，这难于或甚至无法做到。9

鉴于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难以有效的解决环境犯罪，一些新型因果关系理论正逐步兴起和发展，许多在民事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认定原则被引进到刑法中来。主要有：

1）疫学因果关系说。疫学是医学上研究大量流行疫病发生、分布与社会生活因果关系，探求防治对策和规律的科学，从医学领域看，通过疫学所应考虑的相关因素，如某种原因的有害物质同疾病的关系，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在没有A物质就不会产生B种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情况下，即可断定A与B有因果关系。构成疫学上因果关系有四个条件：一是该因素在发病一定期间之前曾发生作用；二是该因素作用提高与发病率上升之间有关系；三是该因素减轻与发病率下降之间有关系；四是该因素足以发生该疫病结论可以被生物学合理说明。10如果某种污染物与某种疾病有疫学上因果关系，就足以认定两者有刑法上因果关系。该原则已为1968年富士地方裁判所在审理“富山骨痛案”中运用。该案中因果关系的判定对刑事因果关系理论的创新有着不可低估的模范作用，案件争议中心问题是富山骨痛病原因是否与被告公司排放的镉存在因果关系，一审裁决中主要运用了疫学因果关系，证明骨痛病主要原因确系慢性镉中毒所致。具体依据有：①此污染物的排放地区有该病发生。②此污染物排放越多，发病人数亦越多。③此污染物少的地方，骨痛患者也少。④此结论与医学和实验的结果不矛盾。并在裁决中指出，从骨痛病理上说，在主要方面是可以证明的，虽然不能否认还存在需要今后进一步查明和研究的课题。该案居于日本四大公害案件首位，尽管是作为民事案件审理并裁决的，但从性质上看，应属于刑事案件。11在随后1970年国会立法《公害罪法》中规定了类似因果关系的条款。该说不足之处是只适用环境侵害导致疾病范围，不适用所有环境犯罪。

2）间接反证说。该说是德国民事证据法上的一种理论学说。将它运用到环境犯罪案件中的规则是：只要弄清如果不是某种污染物排放作用于人体，也就不会有某种疾病或症状发生的事实，尽管这种因果关系只是部分关联事实，但其余大部分或主要事实被推定为存在，并由加害企业来反证其不存在，如果企业不能反证事实不存在，即可认定具有因果关系。日本新舄水俣病案件运用了这一学说。该案争议焦点，不是汞与水俣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汞的来源是否为被告排放所致。原告主张系工厂排放废液所致，被告则全面否认。新舄地方裁判所认为，没有必要完全从自然科学角度上去一一证明：①有机汞是以什么样方法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混到废液中去，②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污染了鱼类等，而是根据情节证据推定被告昭和电器公司就是污染源，如果被告拿不出足以推翻这种推定的反证来，那么就可判定具有因果关系。本案适用因果关系间接反证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受害者所患疾病特征及其原因物质；②原因物质到达受害者身上的途径（污染途径）；③加害企业对原因物质的排放情况（产生、排放装置及生成和排放量）。关于第一点，已有科学的证明（这里的科学性指临床、病理、动物实验的研究后果）；关于第二点，根据积累的情节证据与有关科学的关系已做出无矛盾说明；关于第三点，被告不能反证其工厂不是污染源。因此，可在事实上推定被告即是污染源，因而本案具有法律上因果关系。该案不仅在民事制裁且在刑事制裁上也可断定工厂就是犯人。

3）推定原则。实质上是前两种学说的综合运用，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种情况。环境犯罪案件因果关系的异常复杂性、难断性使刑事诉讼不能正常发挥有效惩治功能，加上举证责任的倒置，人们开始朝着一定条件下“有罪推定”方向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日本在《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中明文规定了推定原则。该法第5条指出，如果由于工厂或企业的业务活动排放了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导致公众生命、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并且认为在发生严重危害的区域内正发生由于该种物质的排放所造成的对公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危害，此时，便可推定此种危害纯系该排放者所排放的那种有害物质所致。日本1973年审理熊本水俣病运用了该原则，并追究了造成该病的氮气公司领导人的刑事责任，在刑事判决中称：本案是由于企业活动而引起的公害犯罪，必须追究企业领导人法律责任，认定两被告犯过失致死罪，并予以判刑。

我国法律对因果关系认定没有明文规定，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运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解决。但是在环境犯罪中应该尽快确立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借鉴上文提到的一些规则合理内核，这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有：首先，上文已提到，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复杂多样，同一危害结果可能是由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所致，而大部分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污染行为和污染物的作用机制共同完成，即先有环境污染行为，然后是污染物同周围环境进行作用的过程，在此期间发生了各种化学物理反应和作用，这不仅给确定危害结果带来困难，在认定因果关系时，也容易发生偏差；其次，环境污染行为是持续作用的，潜伏期很长，这样一方面使因果关系表现出不紧密性和隐蔽性，另一方面历时久远，证据容易消失，使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加困难，且费时费力；最后，日本等国家适用推定原则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环境犯罪适用该原则十分有效。它不仅使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益。但是我们认为，在环境犯罪乃至刑法上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必须要给予适当限制。因为该原则有其弊端的一面，推定在其本质上是在法律上无法直接明确查明因果联系时的一种排除其它可能性的推论，但由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无限性和极端复杂性，因此这种间接反面得出的结论有出现偏差的可能。且用推定来认定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无罪推定”的否定。笔者认为，这些限制包括：一是必须把握一定的范围，不是对所有的环境犯罪案件都要适用，在认定破坏自然资源一类的犯罪时，仍应按严格的因果关系来证明，而在有关污染环境类的犯罪中，才可适用。二是对这种推定的适用必须有足够其它证据加以证明，排除其它可能性，具体表现有：1）企业在生产中排放了污染物；2）客观上直接证据无法获得，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不可能查实或难于查实，如尚无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科学上无定论等；3）调查统计方法应符合科学技术规范要求，结论应符合盖然性（没有某原因就没有某结果）和必然性（有某原因才有某结果）。

主要参考书目：

付立忠：《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6月版。

主要参考论文：

王秀梅：《环境犯罪刑事立法》，载《河北法学》1996年第1期。

曹子丹、颜九红：《关于环境犯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付立忠：《环境犯罪新论》，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2期。

1黄惠康著：《国家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页。

2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页。

3柯泽东著：《环境刑法之理论与实践》，载台大《法学论丛》第18卷第2期。

4杨春洗等：《中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治理》，载《法学家》1994年第6期第8页。

5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229页。

6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22页。

7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18—19页。

8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357页。

9乔世明著：《环境损害与法律责任》，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