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范文10篇

犯罪范文篇1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及其特点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的犯罪，它的本质特征是权力商品化，犯罪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以满足个人、家庭或小集体利益，其犯罪造成的危害较之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更甚，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据我国经济学家的保守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国家因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GDP总量比重在13.2%－16.8%之间。”预防职务犯罪、惩治腐败已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严重程度恰如同志多次强调的那样，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

从大量的已被揭露出来的职务犯罪的案例来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作为刑事犯罪的一种，在整个犯罪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比较突出的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罪等等。分析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权、钱、情这三个环节的管理上存在漏洞，总体来讲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位高权重，贪污受贿。

位高权重，贪污受贿是众多职务犯罪的首要特征。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据有关报道，仅一个建筑项目的兴建，从可行性研究开始，到项目竣工，共有23个环节可能出现违法违纪现象，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行贿受贿；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采购、施工、质量监督、监理等环节都有可能是职务犯罪案件的多发区。行家们说，工程设计文件的一笔一划，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是“钱”。像广东的于飞，沈阳的慕绥新和马向东等都与此有关。

通过对近年来查处的大案、要案进行分析后发现，现阶段职务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五多”、“两突出”的现象。即：从发案单位类型看，工矿企业发案多；从涉嫌犯罪的主体看，担任正职领导的多；从岗位分类看，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多；从单位层次看，基层部门发案多；从犯罪性质看，贪污、挪用公款犯罪多。在这些案件当中，以小集体私分公款贪污问题突出；作案时间长、频率高、数额大的现象突出。

（二）、品行堕落，贪色循情。

经济上的犯罪与生活上的堕落，从来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干部的堕落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开始的，在金钱、权力、美色面前经受不住考验，往往背叛自己的誓言，贪赃枉法，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最终品行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根据对缉拿归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罪情”分析，发现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贪色循情。调查发现，这些人为了满足女人的欢心，不惜铤而走险“弄”钱的占了70％。另一种情况，就是用贪来的赃款找女人。从公布的厦门“远华”、沈阳“慕马”等案情看，不少犯了罪的领导干部都属这种类型。此外，家族的一些成员在其蜕变过程中有的却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些家族成员主要是利用干部的权力和威望进行违法乱纪的活动。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夫唱妇随”。大多数情况是丈夫担任领导职务，手中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投机者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则贿之，意志不坚定者也许开始还能抵挡一阵子，久而久之也就下了水，做妻子的不是劝其守节，而是同流合污。更有甚者，有些妻子在尝到“甜头”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主动进攻，利用丈夫的威望索贿，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之妻就是这样。二是“父债子收”。有些领导干部在行违法乱纪之事时往往还装出一副清廉的样子，自己不直接收受，而是让子女帮着收，这些子女也就明目张胆地变着法子到处索要，想着法子捞钱，为其父母收“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于飞利用手中权力，由其子女出面非法炒作地皮，从中“得益”上千万元，成了“父债子收”的“典型”。三是“亲朋借威”。有些领导干部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是远房亲戚、同学朋友，也凭借某些干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收取“报酬”，而后与当官的亲朋共享这份“利益”。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政治素质低。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严格自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究其根本原因是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想信念动摇。

（二）、法制观念淡薄。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办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法制观念淡薄。

（三）、特权思想严重。特权思想有两种表现，一是在这些职务犯罪的干部中，往往拥有特权，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上，但凡腐败分子在受到惩处后都会自我反省：“如果当时有人提醒我、监督我，就不会有如此的下场”，但悔之已晚。二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群众观念淡薄，颠倒了主仆关系，忘记了干部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四）、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少数基层领导对干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加之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行动上自然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制度，明确规定既要抓业务也要抓队伍建设，但少数领导往往只顾压任务定指标，忽视讲纪律，提要求；只注重完成工作任务指标数字，不检查完成任务的方法和手段，不检查制度规定的落实情况。因此，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对违纪违法干部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尤其是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

（五）、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如在一些司法机关中，存在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行为，法规制度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成了一纸空文。这些管理上存在的漏洞，也是监督制约机制没能正常运转的结果。

三、职务犯罪的防治

打击是惩治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人们往往关注打击职务犯罪而忽视预防工作。惩办贪污腐败，令人解气，但更重要的是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损失，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预防职务犯罪本人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陈希同、成克杰、王宝森、胡长清、程维高等，这些高级干部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以此为鉴，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同志指出：“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会形同虚设。”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教育作为重点，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实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造成强大的思想教育攻势。

（二）、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健全的监督机制对预防和揭露腐败的作用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监督学说认为，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监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增加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的透明度，实行各种公开制度，改革和健全各种审批制度等等。应该肯定，我们党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不少党内监督的好制度和经验。但是，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监督机制方面，特别重要的三种监督力量是，一是反腐败专门机关的专门监督，主要要依靠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局的作用，要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发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党内监督作用。二是要高度重视和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功能，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人大监督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有各种法定的监督方式，不能流于形式，而政协的民主监督则是我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政治制度。三是要鼓励新闻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通过公开暴光和披露来促使腐败现象得以收敛，要确保新闻自由对滥用权力的来自公众的制约，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四是强化经济监督。这方面的监督主要是指国家授权经济监督职能的专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监督机构，按照一定的法律、制度和纪律对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公务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这是防止贪污、贿赂、挥霍浪费等职务犯罪现象的重要手段。特别要加强财务监督制度，用法律制度保证财会监督人员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受监督对象支配，依法独立行使经济监督权，抓好对本单位本部门执行财会制度情况的监督。

犯罪范文篇2

“人身保护令法”的意思是，任何人在受到逮捕、拘留、禁闭或其他形式的人身限制的时候，都有权要求法庭人身保护令。法庭的人身保护令要求双方都到场，由实施逮捕或拘留的一方向法庭说明，为什么要逮捕或拘留此人。如果法庭承认其理由，就将安排对此指控罪名的审判；如果法庭认为指控理由不足，就将命令放人。在英美法律中，逮捕之后通常会在最短时间内举行这样的法庭听证，通常会在这样的听证程序中确定取保候审的金额，被捕者在缴纳保金后可以获得相对的自由，以便积极准备在庭审中为自己辩护。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第六十四条、七十一条分别规定，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在24小时内告知拘留或逮捕的原因。第九十六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我国和欧美国家一样，在刑事司法中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任何人在经过法庭审判，根据证据被判有罪以前，都是无罪的。被公安机关侦查，拘留，逮捕，并不一定有罪。

公安机关也有可能搞错，甚至陷害了无辜的人。所以法律称呼这些受拘留或逮捕者为“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而在将他们定为嫌疑人加以拘留或逮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他们涉嫌了什么罪名，以便他们为自己辩护。

郑家栋被拘留，原因是“涉嫌犯罪”。涉嫌犯的什么罪，既未见媒体明确的报道，也未见警方宣布。只说“涉嫌犯罪”却不说涉嫌什么罪名，这很不规范。模模糊糊的“涉嫌犯罪”引起了学者们的议论纷纷，议论的要害却是这位学者涉嫌犯的罪是不是会玷污了他所从事的学问，是不是影响了道德，如此等等大得吓人的议题。可是要是问，他到底涉嫌了什么罪名，却还没有人说得出个子丑寅卯来。

犯罪范文篇3

〈关键词〉东部、西部、、犯罪、城市化进程、比较、差异。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历史上，我国深受烟毒危害，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陷入沉痛的灾难之中。历史的警示，使中国人民忘不了带来的危害和耻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开展查禁鸦片烟毒的斗争，短短3年时间，就使危害中国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禁绝。此后，中国被国际舆论赞誉为“无毒国”，享誉达30多年。

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毒潮猖獗，毒害再度袭来。“毒害不除无宁日”的历史重任，不可推卸地落在了我们肩上。面对蔓延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1997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重点整治”工作，收效明显；1998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全国禁毒展览，并将有关资料在全国巡展，使1．6亿人受到了直观的禁毒教育；1999年，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无毒社区创建”活动，并针对易制毒化学品走私和冰毒犯罪开展了专项斗争；2000年，了《中国禁毒白皮书》，向世界表明中国的禁毒立场和禁毒决心；2001年，又以“堵源截流”为突破口，积极组织开展禁毒严打整治斗争，争取禁毒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并于1990年11月成立了由18个部委参加组成的国家禁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禁毒工作；2001年8月28日，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四国部长级禁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四国重申禁除的坚定决心，探讨进一步开展实质性合作与交流的方法和模式。会议通过了指导四国今后禁毒合作的《北京宣言》。“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

一.：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二）．的种类：

1．麻醉药品：鸦片类、吗啡类、盐酸乙基吗啡类、可待因类、福呵定类、可卡因类及合成麻醉药类计7大类。一般人所认知的是：罂粟、鸦片因、大麻、古柯、可卡因、甲基苯丙胺（又称冰毒）、杜冷丁、美沙酮、芬太尼及盐酸二氢埃托啡等；

2．精神药品：镇静催眠药和抗焦虑药，如巴比妥类、苯二氮卓类。中枢兴奋剂，如苯丙胺、亚甲二氧甲基丙胺（MDMA）。致幻剂，如麦角酰二乙胺，北美仙人球碱、苯环利啶（PCP）、三唑仑。

1996年1月16日卫生部的《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共列出被管制的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共计237种，其中麻醉药品118种，精神药品119种。最主要的是五种，即鸦片、吗啡、海洛因、大麻和可卡因。

（三）．的来源：

在当今，有两大来源，其一是从原植物如罂粟、大麻和古柯叶中提炼；其二是用有关的化学药品合成。但目前世界上的主要还是来自原植物，这就不得不提到世界三大产地，即“金三角”、“金新月”和“银三角”。人们把它们比喻为恶魔的温床。因为这三大产地生产了世界90%以上的，形成了特殊的“经济圈”。

1.“金三角”：是位于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三国交界的一个三角地带，60年代就因种植鸦片而闻名于世，目前是世界第二大鸦片产区；

2.“金新月”：位于西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的交界地带，包括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伊朗的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阿富汗的雷吉斯坦和努里斯坦等地区，该地区盛产鸦片，是世界最大的鸦片类产地；

3.“银三角”：是指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和黑西哥等几国交界地区，这里是古柯、大麻生产的“大本营”，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产地和供应地。

（四）．中国与

八十年代初，国际毒潮自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广西涌入国门，随后四川、广东等地相继出现了严重的泛滥现象，接着，毒潮就不断向内地渗透、蔓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全国绝大数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同程度地为毒潮所侵袭。目前，吸毒人员已遍及1972个县市，占全国县市总数的90.34%，在整个中华大地，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未受污染的净土。

1．境外四面包围中国

当前，国际毒潮日益泛滥的严重局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对中国的渗透危害正在进一步加剧，中国禁毒斗争面临严峻形势。环顾中国周边：西南境外，“金三角”毒源地逐渐北移，紧靠中国边境的缅北成为重点毒区，且逐步成为中国的主要来源；西北境外，“金新月”及中亚地区的毒源地进一步发展，这一地区的传统趋向是欧洲和美洲，但随着国际社会加强对上述三个方向的堵截，现在开始向东流入中国，新疆等地方已发现由这一地区走私入境的海洛因；东南沿海境外，一些地区的“冰”毒、LSD等及加工技术不断流入中国境内；东北境外也有流入中国。境外已对中国形成“四面包围、南北夹击、多头入境、全面渗透”之势，境外泛滥对中国构成的危害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消除。

2．中国

尽管我国历年来的禁毒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仍在发展蔓延，我们面临的禁毒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近几年全国吸毒人数不断上升，从98年的54万人上升到99年的68.1万人和2000年的86万人，如果我们假设，每克海洛因在我国地下交易市场的中间价为每克240元人民币，假定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每年消费15吨——20吨海洛因，那么仅此一项，就需花费人民币50亿元左右，再加上吸食鸦片、大麻、“冰”毒以及其他的开销和国家每年投入禁毒斗争的经费那将是多么大的数字。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富强、民族兴亡的一大祸患。当前问题正由边境向内地急剧延伸和大面积扩展，大中城市已经成为的主要消费地并不断延伸扩展。

受国际毒情变化的影响，国内毒情也随之发生变化，海洛因、可卡因持续泛滥，“冰”毒、“摇头丸”等苯丙胺类兴奋剂问题成为新的困扰。我国是天然麻黄素（“冰”毒的主要原材料）的主要产地，且制造“冰”毒的技术也发展到采取化学方法合成，制毒规模由小作坊扩大为现代化加工厂，近年来，查获境外犯罪分子在我境内加工制造“冰”毒及“冰”毒衍生物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并已由东南地区向西南、东北、华北等地区发展。（包括制毒原料和配济）流向由走私出境演变为既出口又内销，制贩毒形成了“分工协作、贩运中转、走私出口一条龙”的严密组织。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一些国内企业、高级知识分子也卷入制贩冰毒犯罪，北京、广东等地公安机关相继破获医药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参与制贩的案件。由于“冰”毒制造简单，获利更高，专家预测，将会成为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因此“冰”毒犯罪在我国已呈现出迅猛增长的势头,应加紧防范。

二．犯罪

（一）．犯罪的概念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将犯罪定义为：不仅指非法生产、提炼、配制、兜售、分销、出售、交付、经纪、发送、过境发送、运输、进口或出口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种植原植物的行为，并且包括为上述活动的预备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危害行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犯罪的概念应定义为：违反国家管制法规，从事与有关的危害社会治安和公民身心健康活动，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犯罪是典型的具有跨国性的国际犯罪，其在世界上逐步泛滥的原因在于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据联合国调查，在80年代，全世界一年的交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其规模已经大于石油贸易，仅次于军火贸易，相当于国际贸易总额的13%。据联合国禁毒署1997年度报告，世界人口的10%卷入了的生产和消费。

（二）．犯罪分类

由犯罪的概念来看，我们可以将犯罪分为以下八类：

1．经营牟利型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非法种植原植物罪；非法买卖、运输原植物种子、幼苗罪；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

2．持有型犯罪（非法持有罪；非法携带、持有原植物种子、幼苗罪）；

3．妨害司法机关禁毒活动的犯罪（包庇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赃罪）；

4．帮助消费（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罪；容留他人吸食、注射罪；非发提供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罪）；

5．相关的其它犯罪。如：直接的获取性犯罪（潜入药店行窃；窜改和偷窃处方）；间接的获取性犯罪（为了购买而偷窃财务）；后果性犯罪（指吸毒后，由发生作用而造成的犯罪行为）。

（三）．当今我国的犯罪特点：

公安部日前提供的最新资料显示，中国公安禁毒部门2001年全年共破获案件11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3万名；缴获海洛因13.2吨、鸦片2.8吨、冰毒4.8吨、“摇头丸”207万粒、各类易制毒化学品208.2吨，创历年最高记录。更令人揪心的是：中国吸毒者中8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

从破获的案件中，当今我国的犯罪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1．大案要案骤增，犯罪案件连年大幅上升，而且犯罪嫌疑人及吸毒者多为青少年；近年来，案件大量增加，其中大案要案非常突出，一是烈性程度高；二是数量大。目前，走私、贩卖海洛因1万克以上的案件已屡见不鲜；

2．具有国际化特征，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且制造、贩卖的主要毒枭在境外；蔓延于我国大陆的犯罪，自80年代初出现直至90年代末，始终带有较为鲜明的国际化性质。近年来查获的大案，大部分是由境外贩子主谋所为。出现于我国境内的，无论是假道中转出境，还是沉淀于国内被非法消费，其源头在境外，乃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境内土制造的，所占比例极小；

3．共同犯罪突出，团伙化或集团化犯罪明显，；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涉毒犯罪，是我国出现的犯罪中最普遍、最典型的形式。其中家庭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往往成为相互连结的重要纽带。究其原因，主要是贩运一般距离较远，将转化为“商品”的环节较多，因而承担风险较大，需要较为熟悉的多人共同配合才能进行；

4．犯罪手段现代化；随着缉毒斗争的加强，贩毒分子为逃避打击，采用的手段多种多样，变幻莫测。据统计，为使贩毒得逞，犯罪分子除了拥有一大批长期为其服务的“马仔”，其所采用的手段不下200种，花样翻新，具有现代化的特征。犯罪分子利用人体、汽车、飞机贩毒的案件日趋增多，许多毒贩子拥有现代化的交通通讯设备，有的甚至还带有精良武器；有的犯罪分子既贩毒又贩枪，危害更大（如我国新疆地区的“东突”恐怖势力就利用贩毒筹集资金进行恐怖活动）；

5．犯罪活动过程较长，环节多，获取犯罪线索的途径较广；过境、入境的过程要经过若干关口和环节，而且在过境过程中，还有一部分被境内消费；期间表现出的贩毒者的暴富和吸毒者的倾家荡产等经济反常现象都为侦查工作提供了有利的线索

这说明了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犯罪的严峻形势，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四）犯罪带来的危害：

的泛滥，严重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耗费国家的大量资金；腐蚀着社会的各个阶层，诱发各种犯罪；使许多家庭解体，影响着社会的稳定。

1．对吸食者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之所以蔓延迅速，是因为它具有较大的诱惑力，一些人在好奇心的支配下，初次尝试，会诗人想入非非，产生一种“欣快感”，几经吸食便很快成瘾而不能自拔，久而久之便慢性中毒，产生各种病态，抵抗力减弱，引发多种疾病，身体越来越弱，以致中毒死亡。有些吸食注射者，毒瘾一来，不能自控，常用不洁净的针头、器具注射，而诱发艾滋病。

对染毒者的精神损害也很严重，由于对的强烈依赖性，导致对的诱惑难以抵制，毒瘾发作时不顾传统道德，对家庭成员毫无责任感，就连父母有病也不管不问，子女看病的钱也拿去吸毒。

2．诱发他种犯罪，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不仅给吸食者造成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还诱发多种其他犯罪，给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危害。这里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些染毒者为了获得购买的资金而犯罪；二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有些人铤而走险，为了筹集贩运的资金而进行贪污、诈骗、敲诈勒索、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也有的直接盗窃、抢劫、，然后进行贩卖；更有个别执法人员，用合法身份，以稽查为名，公然抢劫毒资、。

3．引发大量社会问题，导致许多家庭危机，严重影响社会安定。

由于在社会上的迅速泛滥，在现实我国社会里，犯罪给无数家庭带来许多不幸和灾难，夫妻任何一方吸毒，导致家庭破裂，婚姻死亡。男方吸毒诱发抢劫、盗窃、行凶、杀人乃至自杀；女方吸毒导致与人鬼混，堕落，乃至遗弃子女。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不稳定，社会也谈不上安定，犯罪导致许多家庭出现危机，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

三．我国东、西部之犯罪比较

由于历史、地理、经济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超前，其城市化进程、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等都与西部地区有很大差异，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犯罪各有其特有的存在形式。

（一）．东、西部犯罪现状：

少数国际贩毒分子趁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之机，把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作为过境贩毒通道，并在其过境途中逐步向我国各内陆省市区渗透，形成了相当大的消费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也给我国带来了新的问题。

1。东部犯罪现状：

虽然东部地区的国土面积不到全国国土面积的30％，但其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70％还强；而且，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西部地区人均收入的3-4倍。从我国云南、广西入境后，多经陆路从我国的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走私出境，其贩毒路线较长且经过我国东部的一些发达省份，并在那里有其相当大的消费市场。因此，虽然我国西部是犯罪的重灾区，但我国东部地区犯罪的形式也十分严峻，不容忽视。

（1）．东部地区制贩“冰”毒及“冰”毒衍生物——“摇头丸”案件不断发生与其大量消费群体的存在；

1991年5月至7月，我国公安机关在厦门、北京、广州等地相继破获了3起非法加工生产“冰”毒的案件；1992年，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公安机关相继破获了一批香港毒贩在境内组织加工、制造“冰”毒走私出境的犯罪案件，摧毁了7个地下加工点，缴获“冰”毒成品423公斤，半成品325公斤，制造“冰”毒的麻黄素0.5吨；1996年5月7日，海南省常德市破获一起境内外犯罪分子勾结制造“冰”毒的特大案件，当场缴获“冰”毒40公斤，抓获台湾毒贩周朝荣，其后查明，其犯罪团伙共制造晶体“冰”毒500公斤和液体“冰”毒100公斤；惠州市丘秀中等5人特大制造“冰”毒案，从1996年3月到1999年8月，先后制造“冰”毒857公斤，售出757公斤，售给香港贩毒分子后得赃款港币238万元。

以前“摇头丸”都是从香港澳门台湾偷运入境，从1996年开始，我国内陆省市相继查获了“摇头丸”（一种含有若干种安非他明类衍生物的片剂）案件，1997年开始发现澳门毒贩在广州深圳大量制造“摇头丸”，仅深圳就缴获“摇头丸”8940粒和半成品35公斤；佛山市沈茂功等15人，分别在东莞市、南海市和江苏省吴江市等地开设“地下工厂”，先后制造“摇头丸”共计84000粒，重30．24千克；贩卖“摇头丸”19000粒，重7．22公斤。警方破案时还从制毒现场缴获液体、粉状142．087公斤，“摇头丸”109．59公斤，制毒原料13．295公斤；2001年，福建省警方在开展打击公共场所贩卖吸食的专项行动中，共破获此类案件十九起，缴获“摇头丸”7000多粒及部分大麻和K。

（2）．东部地区种植原植物（罂粟等）的犯罪在一些地区仍十分严重。

在我国的吉林、湖南、安徽、河北等地的农民常利用农闲时节在山区等偏远地带种植罂粟等原植物，以此来“创收”。如河北省禁毒办曾这样描述去年罂粟种植的情况；“种毒区域不断扩大，种毒数量不断增加，种植手段、方式越来越隐蔽”。如河北怀来县北辛堡镇甘子堡村的王志跃称自己出家当了和尚，而去年夏天，怀来县警方获悉，王志跃根本没有“出家”，而是在深山沟里非法种植罂粟。之后，怀来县公安局组织刑警跋涉20余公里，翻过海拔1800米的高山，将王志跃抓获，并当场铲除其非法种植的罂粟3万余株。

（3）．东部地区非法走私出境的现象还很严重。

我国的东部地区由于其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和众多人口及优越的地理条件，使贩子不仅将其视为重要的“消费市场”，更将其视为的出境口岸。由云南等地入境后，多通过在我国的传统渠道（“金三角”－我国西南走廊〈云南，广西〉－广东－香港；曼谷－广州－香港；曼谷－新加坡－广州－香港；香港－广州－上海－美国；香港－广州－北京－西欧。）流向世界各地并在其运输途中向我国各地区渗透蔓延。走私出境的方式和数量都令人吃惊，如2001年4月谭晓林案的告破以及该案所反映出的走私之猖獗，走私方式的多样以及谭晓林只用了7年时间由一个普通人变成恶名昭著的大毒枭的过程均让人感到我们所面临的犯罪在我国的严峻形势。

2．西部犯罪现状：

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西部，包括陕、甘、宁、青、新、云、贵、川、藏、渝、蒙、桂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有五个民族自治区，有六个省区与其他国家相邻。西部地区人口3．48亿，约占全国人口的28．6％；国土面积68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同时，西部地区又毗邻“金三角”和“金新月”两个最大毒源地，境外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入境，西部地区违法犯罪活动呈蔓延发展的趋势，被国家禁毒委员会列为危害严重的六个省区中，云、贵、川、桂、甘五个省区就位于西部。

西部地区的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违法犯罪的形势依然严峻：

（1）．如前文所述，境外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西部地区渗透加剧。西南境外的“金三角”毒源地逐渐北移，紧靠我国云南、广西的缅北因为地处西南边陲，与“金三角”毗邻已经成为重点毒区，目前，云南省缴获的数量约占全国缴获量的90%，精制数量占80%，而且到云南贩卖的案犯和流向已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尤以广东、广西、甘肃、宁夏等为甚，当地有人称“兴隆通四海，罂粟茂盛达三江”；另外西北境外的“金新月”毒源地日益发展，鸦片产量已雄居世界首位，紧靠我国新疆的阿富汗及一些中亚国家的毒贩加紧了对我国的渗透；

（2）。西部地区已形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据统计，甘肃省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1990年为11294人，到1999年已增至32867人，年平均增幅为21．2％。西部其他省市区与甘肃的情况类似，到2000年西部地区吸毒人员猛增至约50万人。由于海洛因对人体的麻醉作用比鸦片强320倍等原因，吸食海洛因的吸毒者强制戒毒后复吸率仍高达90%以上。这些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虽然大都进行过两次以上的戒毒，但还在不间断地吸食；

（3）．西部地区的麻黄素和易制毒化学品非法流出渠道严重。麻黄素是制造冰毒的主要原料，它是从天然植物麻黄草中提炼的。麻黄草是多年生草本针叶植物，一般生长在北纬30度至50度之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西部地区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是麻黄草和麻黄素的主要产地，上述地区不光向沿海等发达地区走私，更向国外大肆出境。1999年，在云南和新疆两个边境口岸，就截获向境外走私的麻黄素和易制毒化学品醋酸酐300余吨，数量十分惊人。

（二）．东、西部犯罪比较：

1．东、西部城市化进程的不一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和思想层面的不一致导致了东、西部犯罪的差异；

（1）．吸毒人员类型和吸食种类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犯罪的差异；

我国东部地区多为沿海、沿江发达省市，交通便利，特别是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规律速度迅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人们接受新生事物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都有提高，以致于当“摇头丸”等新兴最初进入我国一些发达省市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危害性，相反的，一些常出入于“迪厅，酒城等”前卫场所的“白领人士”却借此宣泄郁闷并将其看成时髦、富有的象征，身价的体现，以致最终吸食上瘾，在瘾癖的驱使下进行一系列高智商，经济类案件，且涉及金额均较大，（前不久，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吴玺，为筹措毒资，勾结银行工作人员先后诈骗国库1000多万元，挪用公款近500万元。）伴随吸食人群的不断扩大带来的是制贩“冰”毒及其衍生物的犯罪在东部地区的大肆泛滥，而直接影响了一个企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一直是国家的贫困地区，城市化进程较东部地区有很大差距，虽然毗邻两大原植物产地，当一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妄想不付出劳动快速致富的人看到东部地区的富裕景象时，在他们致富心理的趋势下，被犯罪带来的高额利润蒙蔽了自己的双眼而铤而走险。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些回民就以打工为名，外流贩毒，有些地方甚至流传着“上前线，撇干饭，云南广东转，回来几十万，杀头也情愿。”的谣传。西部地区吸食人员多是因为对的危害认识不清楚，在其他吸毒人员的诱使下盲目跟从，多次吸食而上瘾，且多吸食一些纯度较低，价格低廉的，他们为了获取毒资在将自己家中值钱的东西卖光后多进行盗窃、抢劫、等直接性犯罪。

（2）．对青少年的非正式社会监督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犯罪的差异。

青少年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希望，对于青少年，每一个社会除了拥有独立于各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正式社会监督，还拥有强大的社会监督，这其中，由于家庭是牢固的社会细胞，所以家庭所体现的非正式社会监督就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与加强并没有完全跟上城市化进程的脚步。这在东部发达地区表现的较为突出，部分青少年迫于一些竞争的压力和责任感的淡化，出现了不愿结婚，不愿生育子女，不愿承担社会交付其促进社会健康进步的责任，从而导致大多数青少年同其长辈和家庭的异化，孤立地去思考问题，拥有其认为正确的一套行为方式。从而导致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方面和程度有一定的缺陷，大多数青少年由于强烈的好奇心理和逆反心理的趋使，使其在“探究”和“反抗”中染上毒瘾。

而在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由于资金的紧缺和长期固有家庭观念的深化，部分青少年在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对社会认识不足的前提下，就盲目地加入“南下打工”的行列，在打工过程中受到吸贩人员的引诱下而染上毒瘾，或者是被利用而成为贩毒的工具（进行人体贩毒等犯罪活动，变为“马仔”）。

2．受国际环境影响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东、西部犯罪的差异；

（1）．贩毒人员类型的不同；

东部地区多为单民族，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并且交通便利，人民生活水平优于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贩卖的犯罪分子多为坐地销售型：主要发生在有集散条件和接近城市，温饱问题已初步解决的地区。这类贩毒人员一般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或由“马仔”上升为坐地销售，转手倒卖。他们急于暴富，又不愿付出艰辛的诚实的劳动，像赌徒一样，孤注一掷，企图通过贩毒获取巨额钱财（如2001年4月破获的杨润花将从云南购进的1100粒“摇头丸”分装进蛋糕包装纸内后邮寄到在张家港暂租的住处，再到上海来物色购买“摇头丸”的下家，然后再到张家港暂住处将“摇头丸”带回上海；以及上海市虹口区曲阳路就曾一度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零售集散地）；

而在西部地区，地广人稀，民族众多，在毒犯引诱下一些人从吸贩融合发展到职业性贩毒，甚至制毒。在接近产地的边境农村。贩卖的犯罪分子表现为一是打工型（当地称为“仔”）：多发生在交通不便的边境一线，经济贫困地区，境外或内地毒贩利用当地农民对地理熟悉，与境外语言、习惯相同，经济来源困乏等条件，采取雇佣方式让“马仔”背毒、带路，以逃避风险。时间长了，一些农民即把此当成一种生计，而得贩可利用低廉的工费获取暴利，逐步形成了边境农民向贩毒老板出卖劳动力的“运输队伍”；二是零星贩卖型：多发生在边境交通沿线和人口较集中的集镇，市场已经形成的区域。这类贩毒的农民，多数是以贩养吸的吸毒人员，他们无资金和固定收入，吸毒成瘾后，为了筹措吸毒资金，由毒贩手中或购少量分包直接售给其他吸毒者；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则出现黑社会性质的集团型：其产生一般都有特殊的条件和环境，或利用历史形成的民族情绪，或利用宗法传统势力。这一类毒犯的活动多是大量囤积，而向全国乃至海外贩运，武装的贩毒往往和贩枪结合在一起。

（2）．贩毒路线与走向的差异导致东、西部犯罪的差异；

据调查，从我国境内的传统过境路线主要有：“金三角”-我国西南走廊（云南，广西）-广东-香港；曼谷-广州-香港；曼谷-新加坡-广州-香港；香港-广州-上海-美国；香港-广州-北京-西欧。

前文已述及，毗邻东南亚毒源国的云南、广西壮族自治区是“金三角”北上打开中国西南边境的必经之地，而出境地则为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的省份。在持续不断的贩运过程中，境外贩毒集团已在云南境内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若干渠道，如自境外进入滇西后，经过滇缅公路的重镇保山的贩毒路线就有5条之多；而从云南的几个入境地（如德宏自治州，临沧地区，西双版纳自治州，红河自治州），经由省会昆明在转往广东省广州市，四川省成都市，而后再转经香港运往欧美的市场的主要通道也已形成。国外的专家指出，“横贯中国大陆的‘海洛因之路’已成为毒贩的最佳选择。”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后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的西南境外老挝、越南的贩毒分子也卷入了过境贩毒的行列，将运进云南、广西、而且还增加了通过云南、广西再取道贵州或转运至福建、上海、甘肃、新疆等的过境通道。新疆地区，内蒙古地区的非法倒卖麻黄素的案件日益突出，除了部分运往广东等省份对其进行深加工，制造“冰”毒及其衍生物以外，大部分则通过走私运往境外，而且犯罪方式多为以合法外衣为掩护（如将麻黄素混入出口药材等物中出境）。

（四）．预防

面对我国如此严峻的犯罪现状,结合我国各地区实际现状,我们更应该有重点、分层次。将禁毒，打击处理犯罪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之所以泛滥，归根到底在于有生产之源流和吸毒人群，即存在着生产，销售，消费的地下市场。笔者认为解决问题应包括：

1．降低或限制非法需求的政策选择；

（1）．对于正常人群，应实施的预防教育，主要目的是使这类人群从思想上认识到的危害，不受和吸毒人员的任何诱惑，从而一开始就远离；

（2）．对于高危人群，应及早发现他们的吸毒行为，尽快劝其停止吸毒或劝其尽快主动去戒毒；

（3）．对于吸毒人群，一方面应.尽快劝其进入戒毒治疗计划，以便使其尽快脱毒－康复－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则.最大限度地降低吸毒造成的危害，防止艾滋病、性病及传染病扩散。

2．降低或限制非法供应的政策选择；

切实贯彻实施1991年全国禁毒工作会议提出的“三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禁毒工作方针。

3．国际合作，帮助“毒源国”实行替代种植的公共政策选择．

犯罪范文篇4

一、坚持教育为先导，打牢预防工作基础

为扎实做好法制宣传和预防工作，该局坚持把教育作为先导和基础，始终把握重点人群，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选树正反典型、开展主题讨论等形式，不断增强干部职工“三种意识”。

（一）从“高”处着眼，突出领导表率，增强“无私奉献意识”。要求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自觉做到率先垂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领导班子成员走上讲台，为干部作《党章》、“总书记6.25讲话精神”等专题辅导，先后组织“四个怎样”、“三强化一弘扬”、“强化科学管理，进一步增强执行力”等主题讨论活动。同时重视身教，在学习和工作中，该局要求干部做到的局领导、科所长必须首先做到，让领导成为干部思想上、行动上和工作中的标杆，时刻接受全局上下的检视，牢固树立国税事业发展而无私奉献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始终保持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的先进性。

（二）从“用”处考量，突出教育实效，增强“廉洁从税意识”。为消除“以权谋私、以税谋私”的错误思想，该局通过“上下互动、内外互促”的方式，打破你说我记的简单模式，不断拓展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容，使之尽量贴近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切实增强教育的实效性。“上下互动”就是指在局内利用“纪检日”、“学习日”，通过网上辅导、集中讨论、答疑考试、理论研讨等多种形式，坚持学习两个条例、省、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等文件精神；及时更新区局内网法规法纪教育、警示教育等版面内容；积极开展“廉政征文”活动；组织干部参加《南京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测试；组织撰写论文，送交预防工作调研文章近20篇，先后在区内、市内、市外、省外的相关会议上进行了经验交流。“内外互促”，就是利用外部条件帮助干部“照镜子”，选树正反面典型要求干部对照日常工作学习情况给自己“画像”；邀请市局、区检察院等专业人士到区局开设专题讲座，“以案说法”，并与干部开展互动交流，对纪检监察、预防职务犯罪和行风建设等群众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组织参观南京龙潭监狱，亲眼看看犯人的工作和生活，亲耳听听犯人的忏悔，使干部在心灵上受到震撼、行为上感到约束、工作中懂得珍惜，牢固树立“廉洁从税意识”。

（三）从“小”处入手，突出时代要求，增强“勤俭效能意识”。该局把预防职务犯罪不仅体现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同时落实在“坚决制止奢侈浪费”的具体行动中，体现在提高行政效能上。在教育中将预防工作与响应节能减排号召、建设“节约型机关”、转变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能结合起来，制订详细的措施和办法。坚持“两个务必”，认真执行中央有关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规定。工作中倡导依法行政、廉洁从税，恪守“聚财为国、执法为民”信念不动摇，努力增强为纳税人服务技能。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同时，进一步加强信访举报、案件检查、案件管理和审理工作，严格执行局长接待日制度、谈心谈话制度和诫免谈话、民主评议等各项制度，对群众反映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纠正。

二、完善制度促规范，健全预防工作的机制

为使预防工作有章可循，该局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制度，进一步完善局内工作制度，做到执法有规则，操作有细则，审批有管束，权力有约束。

（一）全力规范各项管理规章。在对以往人事、行政等制度全面梳理基础上，完善了《重大事项集体合议制度》、《会议接待管理制度》、《物品采购及资产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行政管理制度，规范综合管理、人事管理、财务和审计管理、基建管理、大宗物品采购等行政管理权的运行，使管理有章可循、按章办事，各项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度明显提高。

（二）大力提升依法治税水平。不断探索执法检查的方式方法，加大执法考核和监督力度，完善各项征管基础工作，把日常、专项、全面执法检查有机结合，保证执法监督的持续性和深度。该局先后多次与兄弟区局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和监察工作的相互抽查，对检查出的违法或不当问题及时限期整改，并认真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经济惩戒力度。实行重大案件集体合议制度，进一步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运用，提高重大税务案件审理的准确性。

（三）着力健全内部责任机制。一是坚持把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贯穿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运行的全过程。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经济责任审计、廉政谈话等制度，以制度建设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开展。二是在工作中坚持“一把手”负总责，谁主管谁负责，谁过错追究谁的原则。主要负责人对全局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负总责，其他班子成员是直接责任人，对分管部门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具体负责，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是认真落实一岗两责的要求，一手抓税收业务工作，一手抓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做到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和税收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三、加强监督强制约，增强预防工作刚性

作为通过国际认证机构审核认证的贯标单位，该局在质量控制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措施，创造性构建“三项纠错机制”，即自我纠错、内审纠错、领导者纠错，为有效预防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打造阳光政务，狠抓内部约束。将落实办税服务“八公开”作为工作重点，即公开纳税人权利和义务、公开税收政策法规、公开管理服务工作规范、公开稽查工作规范、公开税务处罚标准、公开办税结果、公开社会监督渠道、公开责任追究。通过政务公开，规范国税人员执法行为，努力从源头上防止“吃、拿、卡、要、报”、收人情税关系税、“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的发生，并按季分析纳税人投诉，反思规律性问题，形成持续改进制度。此外，以评析会为载体，定期召集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议题具体承办人进行自查自纠，查找隐患、规范执法，为基层反映问题和促进领导干部了解一线干部工作、思想、学习和行风建设现状找到了新的途径。针对一线干部压力过重情况，坚决为基层减负增效，共取消各类报表、资料、手工台帐和考核条款52项，整合工作17项，专题研究10项，让干部职工可以集中更多精力为纳税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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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原因

(一)权利的失制，体制改革不配套

在新旧体制全面交替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够配套，政治体制改革、司法改革及廉政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空隙和漏洞，从而给贿赂犯罪的蔓延以可乘之机。尽管我国设置了许多权利监督机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这些监督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贿赂犯罪的目的，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商业，随之而来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明显。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国家公务人员每月的工资是一千到三千不等，地区不同，工资有所差异，但地区间的工资高低幅度没有太大差别。而一个商人，如果瞅准商机，一次可赚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像房地产商，他们在投入资金搞建设的同时也抓住了现在房价在逐年增高的商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投入可能换回的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回报。这些收入差距刺激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在外搞副业，他们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不断为自己的副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以最低的成本谋求更高的利润。近年来的即将离职或退休人员贿赂犯罪案件逐年增加，这些人在这种高额利润诱惑下，往往会产生错误的心理，凭什么我为国家、为人民辛苦一辈子，就要过这种紧衣缩食的日子，而那些人凭什么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阔绰的生活，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特别是有的公职人员利用自己在职期间的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副业拓宽门路，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这更刺激国家公职人员的心理天平。

二、国家公职人员自身原因

(一)价值观念的偏差

行为主体一旦形成特定的价值观念，就会表现相应的行为选择。国家公职人员价值观念上的偏差是产生贿赂犯罪的主观因素。受中国封建传统官僚主义的影响，有些国家公职人员过度追求公共权力，把国家赋予的权力转化成为自己谋取利益，发家致富的手段。根据有关调查显示，截止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检诉的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其中贿赂犯罪案件12897件，涉及41531名政府官员，并且有2760名为处级以上干部，而2003年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共39562件，其中贿赂犯罪案件10553件，增幅为13.19%。从调查数据显示可以看出，这些公职人员过度追求生活质量，在享乐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怎么过的舒服怎么来，无视国家法律，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讲奉献只求索取，大肆索贿受贿。有些国家公职人员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低价折股，低价出售国有资产。他们手中的权力成了谋求个人福祉的手段。甚至有些退休的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自己任职期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也就是通常说的“一时当官终生受用”，不断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些人只讲权力不承担义务，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必然走向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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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特点防范措施

职务犯罪历来是最严重的腐败现象之一，它严重侵蚀党的肌体，危害国家的利益，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影响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检察机关围绕检察职能，运用检察手段，建立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构筑预防职务犯罪体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有效途径，控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是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一、职务犯罪的法律界定

职务犯罪是指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或者侵犯公民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管理职能，依照国家法律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等职务犯罪是当前腐败现象的集中表现。也就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须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法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从主体上看职务犯罪是要求主体具备一定的职务身份为前提的犯罪。职务是构成职务犯罪的和基础。职务犯罪就是具备一定职务身份者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或者对其职务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而构成的犯罪。

从内容上看，职务犯罪是犯罪行为与行为人的职务之间具有必须联系的犯罪，这是职务犯罪的最基本的本质特征，职务犯罪的犯罪行为与职务之间的联系，一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实施的，即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实施犯罪，这种犯罪形式是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象贪污、受贿、私分公款、挪用公款等犯罪。二是虽然没有利用职权，但犯罪结果的发生与其职务有着内存的联系，这类犯罪主要是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而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如过失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定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等，都是属于过失犯罪。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刑事犯罪，具有其他犯罪的共同特征，如犯罪主体必须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犯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或过失等等。因而，我们仅对职务犯罪的四个主要特征作简要介绍。1.主体的特殊性?职务犯罪的主体是特殊的，它的行为人必须具有“从事公务”的身份，才能构成职务犯罪的主体。“从事公务”是职务犯罪的身份特征。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员：（1）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具有经营、管理职责或者监管单位财物职责的人员；（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2.犯罪行为与职务的关联性?职务犯罪与行为人的职务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是职务犯罪的行为特征。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这种犯罪行为与自己的职务并无关联，则不是职务犯罪行为，例如一个国有商业银行的行长实施的与职务无关的暴力违法行为，便不是职务犯罪行为。职务犯罪行为与职务关联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实施犯罪行为。职务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具有某种职务的人员便具有处理某种事务的权力，如果行为人利用权力搞权钱交易，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便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实施的职务犯罪行为。像北京原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贿赂达1004万元。?二是滥用职权。为了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任何权力都是有限的，并且行使权力要按一定的程序进行。如果行为人超越职权、违反程序行使职权实施犯罪行为，便是滥用职权实施的职务犯罪行为。?三是不正确履行职权。表现为行为人对工作马虎、敷衍塞责，玩忽职守等。3.明显的行业性?职务犯罪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某些行业成为犯罪的多发部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市场经济行使调控职能的部门成为犯罪的热点。金融部门、房地产开发部门、海关部门和基建工程行业等在一定时间内都是职务犯罪的热点部门，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这些部门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在各地、各行业都在谋求发展的情况下，这些部门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职务犯罪的行业特征提醒我们，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实施并非易事，总会有人钻改革的空子，实施妨碍改革措施的犯罪行为.像厦门远华案件牵涉福建及中央的高官之多,让人瞠目结舌,这就是一种集团性的犯罪,行业性的犯罪,他们都沦落为厦门远华集团的走私保护伞.4.手段的智能化?大多数职务犯罪都属于智能犯罪。随着司法机关侦察工作中技术含量的增大和打击力度的加大，职务犯罪也日趋智能化。作为职务犯罪主体的从事公务的人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智能水平，并且熟悉与其职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为实施智能化犯罪行为奠定了基础。如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担任九年副省长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自动请辞,到高校当教授,并利用舆论来给自己立“贞节牌坊”，结果两个月后,李达昌被双规,被绳之以法。5.计划的周密性?很多的职务犯罪者，在被发现之前已经把自己贪污和受贿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甚至将自己和家人移民到国外，我们的检察和纪检工作者往往望洋兴叹。他们的计划之久，谋划之周密让我们始料不及。例如在2003年4月20日中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她带走了约两亿元人民币。在更早以前，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神秘失踪”。近年来，外逃贪官到底有多少？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人们一般使用的说法是，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这个数据来自2004年8月媒体对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的报道。也有消息说，去年5月公安部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的,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

三、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一）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原因

1.从立法方面看，一是在处罚职务犯罪类的刑法规定中，有的部分过于抽象、笼统，容易在主体及一些法理认识方面产生分歧，从而影响对职务犯罪的认定和打击。二是在确定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性和职责范围方面规定不明，或者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予以确定，造成“职”的范围缺乏理论依据，难究其责。三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履行的监督规章，虽然在近几年有了一些发展，但尚需进一步完善。

2.在民主建设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原因，我国的民主化建设进程遭遇着较多的困难，无视民主、压制民主、甚至破坏民主的现象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民主集中察院推行的群众信访制度,就非常值得各地的检察和纪检机关学习。

（四）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立法?加强立法，形成机制，使职务犯罪中主体从“主动犯罪”转变为“不敢犯罪”“不想犯罪”。首先，加强立法，提高职务犯罪的惩罚标准，从制度上减少犯罪的“得利概率”。如贪污一万元、罚他五十万元，并处以7年以上的徒刑，加大犯罪付出的“成本”、“代价”。其次，推行“高薪养廉”。中国有句古话是这样子说的,“贫起盗心，富贵思淫欲”。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逐步提高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改善国家公职人员的实际的生活水平，通过个人经济收入增长，减小职务犯罪的诱因。第三，加强对公务员违纪惩罚力度。防微杜渐，是各种制度制定的主要目标。因此在提高公务员各项待遇的同时，从制度上对国家公职人员平时言行进行必要的约束。违反规定轻则辞退，重则开除。从而从制度上消除职务犯罪产生的思想条件。

（五）优化执法环境?优化执法环境。执法环境不好是诱发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执法环境不好表现为领导干预、说情、执法执纪机关不严格依法依纪办事等。就执法执纪机关来说，应紧紧依靠党委和上级机关领导，顶住压力，顶住说情风，加强内部监督管理，不断提高执法执纪人员素质，要坚信党和国家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要认识到个别领导干预代表不了党委的意见，要有不怕丢乌纱帽的气概和豪情，敢于碰硬，善于碰硬，要敢于顶住说情，善于顶住说情。要通过加强内部监督管理，提高执法执纪人员素质，来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水平。像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去年卷起的全国审计风暴,我们现在都应该历历在目。而原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在担任局长期间,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下属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是值得各地借鉴的。可以说，执法执纪机关对反腐败工作的态度和工作情况是优化执法环境的重要内容，所以，优化执法环境，执法执纪机关严格执法执纪、反腐败的态度要坚决，工作效率和水平要高。当然，优化执法环境还涉及到其他很多问题，如加强党委集体领导、消除部门保护主义等等。所以优化执法环境除了执法执纪机关自身应积极努力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建设，需要各部门的积极参与和配合，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犯罪范文篇7

本文作者：黄杰宋娟红工作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

辩护律师介入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

（一）口供中心主义面临挑战首先，律师可自由会见嫌疑人，不限次数、不被监听，使嫌疑人更加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在实体上提升对所涉嫌犯罪的认识。其次，律师的程序性辩护使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意识增强，给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提出更高要求。再有，职务犯罪的嫌疑人本身素质较高，心理素质也较强，再加上律师的专业帮助，进一步消除了犯罪嫌疑人的恐惧情绪，提高了防御意识。总之，辩护律师介入侦查后增大了犯罪嫌疑人抗审的可能性，翻供的情形会不断出现，必将影响案件的顺利查处。如北京市某检察院对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比率进行调查，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引起翻供的案件，达到翻供案件总数的80%以上。①（二）侦查模式受到挑战辩护律师的介入使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置于律师的监督之下，调查取证变得公开化、透明化，给长期形成的“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理念带来很大冲击。第一，新刑诉法规定了很多证据规则，比如不能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等，如果在侦查阶段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存在，在辩护律师的监督和主张下，所收集到的证据很可能在将来的诉讼活动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第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亦享有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自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律师的调查取证活动与侦查人员处于同步状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侦查机关的取证优势，增加了取证难度。同时，一些过去使用的侦查手段在辩护律师介入后无法使用。比如，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实践中形成了办理窝串案的一系列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在现行刑诉法体制下，有关案件的线索、信息都由侦查部门一家掌握，在证据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而辩护律师介入侦查活动后，法律赋予其更强有力的辩护权利，侦查机关的这种优势局面必然会被打破，甚至出现订立攻守同盟、打草惊蛇等诸多不利情形，给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办理窝串案带来阻碍。

应对辩护律师介入的对策

（一）转变执法理念，树立两个意识1.树立人权意识。新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基本原则确定下来，意味着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也不例外。律师在侦查阶段诉讼地位的明确正是基于这一立法原意。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应转变“重打击、轻保护”陈旧执法理念，正确树立人权意识，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具体而言，侦查人员要做到尊重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也就是要把犯罪嫌疑人当做平等的诉讼主体来对待，不得作出侮辱、贬低嫌疑人人格的不当行为，禁止刑讯逼供。2.程序意识。自侦部门任何一个程序上的违法都将是授人以柄，成为律师据以攻击的武器。因此要求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理念，树立牢固的程序意识，将程序观念贯穿侦查活动始终。大到每一个侦查环节的审批程序，小到每一份笔录的制作，都要做到程序合法，无可挑剔。同时要看到，新刑诉法关于侦查程序的规定更加全面和严格，侦查人员要全面学习、熟练掌握。比如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这一规定明确了侦查机关具有告知的义务，如果没有及时告知将会涉嫌程序违法。（二）积极探索研究，做好两项工作1.搞好案件初查工作。辩护律师介入侦查使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性增强，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稳定性降低，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而言只有转变依靠口供、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才能应对新刑诉法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不遗余力的做好初查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初查是审查的一种方式，是对管辖范围内的线索进行初步调查，以判明是否符合立案条件的诉讼活动。②初查是职务犯罪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前一个重要的阶段。初查内容包括案件事实，即是否有犯罪事实的发生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还包括涉案人员的有关情况。初查的成效决定着职务犯罪是否能立案，被初查的当事人是否能得到法律的追究，所侦查的案件是否能够得以突破，决定着查办案件的成败。要降低对口供的依赖，减少翻供给侦查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将工作重心前移，向初查要效率、向初查要证据。在工作思路上，侦查人员应从由供到证的思维方式向由证到供转变，在接触案件、受理审查职务犯罪线索时，就要树立证据的意识和全局的意识，尽可能收集更多的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等证据，为后续的侦查活动奠定基础。在工作流程上，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注重总结各种不同案件在初查阶段呈现的规律，探索诸如贪污、贿赂等类型案件在初查阶段应掌握哪方面的证据，哪种类型的证据等等。只有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才能使初查工作更具操作性和有效性。2.提高侦查技能。辩护律师的介入给职务犯罪侦查的取证工作带来不小的压力，侦查部门应不断提高侦查技能，以应对新的挑战。第一，转变办案习惯。打破固有的封闭式办案习惯，做好在开放的环境下办案并接受律师监督的准备，着力提高透明条件下的工作能力，以开放的心态和严谨的作风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第二，提高首次讯问质量。按照法律规定，在侦查机关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辩护律师还未介入，因此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抓住首次讯问的时机，利用好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初慌乱、恐惧的心理，从讯问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和线索，打好这一时间差。要做好首次讯问，就要求侦查人员认真准备讯问提纲，充分利用初查阶段获取的嫌疑人的特征和弱点，并将之运用到讯问的策略上来，将第一次讯问成效最大化。第三，丰富侦查手段。口供依赖度的降低及取证难度增加都迫切需要侦查人员提高取证能力。新刑诉法首次赋予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技术侦查权，侦查部门应依法运用好技侦手段，更好地为突破案件服务。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加强对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加强对审计、税务等领域的取证规律研究，不断拓展侦查手段，提高取证能力。（三）改变传统思想，强化一种关系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职务犯罪侦查最直接的表现可能就是侦查人员与律师的接触会越来越频繁。摒弃传统的抵触律师的思想，强化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增进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充分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实现的转变。从这个层面上讲，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不仅要在思想上有所转变，在工作机制中也应有所创新。一方面要做好充分准备接受律师的来访和咨询，包括接待地点的准备、回答律师提问的策略等。另一方面也要学会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新刑诉法已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侦查机关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避免程序违法，更重要的是应对律师提出的意见进行取舍分析并加以利用，以更好的服务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

犯罪范文篇8

（一）大案要案急剧增多。十六大以来的近5年中，全国查处的贪官达20多万人。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算为大案，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百万元的屡屡出现，金融界犯罪金额上亿元的也不乏其案。如成克杰任职其间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款物4000多万元。浙江第一贪官温州王天仪收受贿赂180多万元、美金1万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1400多万元。

（二）从“高干”到“村官”一样犯案。如已查处的案件中，有高级领导干部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等；仅2003年，就查处15个部级领导干部，平均每周有一个厅级干部落马，每天有一个处级干部犯案。有湖南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江西纸业集团公司姜和平以及枣阳市原土地局局长章大梁等厅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等案件，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均在几百万元至上千万元，他们位高权重，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极为惊人。而过去被认为不入“官”流的“村官”也屡犯大贪案。如安徽省隆岗村守业贤参与私分公款31万元，受贿1万元。中国“村官”经济型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2003年，浙江省长兴县检察院立案查处了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土地专项资金55件。

（三）窝案串案、团伙作案日增。表现为犯罪分子内部串通、内外勾结、合伙密谋、长期群体作案坑害国家。如广东湛江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和福州陈凯特大贩毒、走私、组织偷渡案中的贪污受贿以及中国华润总公司下属的邹秀海、刘板、杨三合伙挪用公款2.4亿元，受贿67.5万元特大挪用公款案、窝案、串案触目惊心。其中陈凯案件中的原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方长明因收受巨额贿赂而造成国家的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之巨。

（四）经济职务犯罪广为蔓延。腐败不但在经济管理热点行业，而且在科教文卫等“清水衙门”也不断出现，教育部门已不再是一块净土，贪污、受贿呈现出恶劣蔓延趋势。教育系统在基建发包、教学设备、物品采购、辅导资料印刷、发行、人事调动、干部任免等环节也屡屡发生职务犯罪。从2004年南京市检察机关查处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冯小龙受贿案，涉案金额102万元；南京经济学院基建办方慕钰受贿案，涉案金额155.9万元，美金2000元；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涉案金额161.7万元，美金3000元及实物字画等几起重大案件足以说明教育部门经济职务犯罪的趋势及其严重性。

（五）国企领导犯罪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由于国企体制存在着深刻弊端，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领导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挪用公款，隐匿、转移、私分国有资产等现象日益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分析2002年以来审理过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犯罪案，发现国企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犯罪现象突出，占被告人总数的76%，涉案金额达678万元，占涉案总额的91.8%.据统计，2003至2004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企人员贪污贿赂犯罪25322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北京市检察机关的有关资料显示，犯罪造成的损失从5年前的不足亿元增加到了4.7亿元。从已查的案件中，国有资产严重地隐匿、转移、私分、流失严重，成为“最后晚餐”。如陕西西光电仪器厂原总经理刘某以隐匿手段把13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福建厦门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趁国企改制之机以转移手段，侵吞公司股权及红利3700余万元。浙江金华市某饮食服务公司领导班子在公司改制时，集体决定将公司价值1700余万元的房产不报评估，后变更产权共同予以贪污等等，足以说明其严重程度。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原因。

⒈思想道德防线溃败，以权谋私。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与党离心背德，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欲观念和特权思想作祟，思想变质、道德防线溃败，不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反而处处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然后道德上滑坡，最后触犯刑律、落入法网。

2.自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职务犯罪者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使他们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导致他们在思想上贪得无厌，行为上放纵自己缺乏自律。为所欲为，视党纪国法于不顾，最终背弃了党和人民锒铛入狱。

（二）客观原因。

1.社会的负面影响。体制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一些职务犯罪者有机可乘，他们钻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贪官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社会分配不公，“不捞白不捞”，对贪官惩治不力，受贿数百万也不会被处死。

2.监督乏力，监督机制不到位。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弊端，给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间和条件。而失去制约的机制必将产生腐败。虽然已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检、检察机关、政府的监察审计和人民群众监督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并已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大部分监督机关不敢于监督、不善于监督，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被捕后所说的：“官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人管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①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又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有效地贯彻执行，使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领导者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容易产生特权现象，以及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软弱无力。过大的权力集中膨胀了一些自恃大权在握者的个人意志，他们为所欲为，自恃无恐，骄横跋扈，违法乱纪，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终于铸成了胡长青、成克杰之类的高官和李乘龙、肖作兴等厅级干部走进了犯罪的深渊。李乘龙在案发后曾经说：“我任玉林市委书记5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话，如果我开始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许不会走上死路”。可见权力作为双刃剑，既是造福社会的手段，又是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权力失去制约，就必然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

②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表现在：个别单位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虚设，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从客观上给经济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私设小金库，搞体外循环，账目不公开，“一支笔”审批，缺乏监督，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滋生腐败和犯罪的温床。这不仅表现在行政、事业、经济管理部门，就连不起眼的村一级也因私设小金库，财务混乱，监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现了守业贤之类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

③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舆论监督不够。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之多是世界上罕见的，几家监督机关的重复监督还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同时舆论监督也乏力，表现在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者的无所顾忌。现实中，对一些贪官的看法，群众意见归意见，提拔的还是照样提拔，助长了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①廉政法制不够完善。财产申报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内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为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难以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职务犯罪。

②执法不严，打击不力。近年来，尽管查处了大批经济职务犯罪，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于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查处力度相对薄弱，对经济职务犯罪发案不报，包庇袒护，打击不力，表现为立案少，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少，判决少，办案效果差等情况的发生，使得查处犯罪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差很大。同时由于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虽然是从考虑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由于执法不严，影响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达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违法犯罪人认为有利可图，胆子越来越大，助长了犯罪的侥幸心理，从而出现了经济职务犯罪上升，涉案金额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高官落马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为此必须加强思想教育，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把反腐倡廉纳入当前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每个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多学习、少应酬”，“活到老、学到老”，要把党性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加强思想教育是一个基础工程。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时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2、提高道德素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要把反腐教育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面向全社会，努力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使每个公民都能学法、懂法、守法，坚持“八荣八耻”，树立正确的荣耻观。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党性修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要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形成网络。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预防减少职务犯罪，使领导干部不想犯也不敢犯罪。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公权谋取私利。如果掌权者得不到制约，那么就很容易违法犯罪。为此，在权力系统中必须强化监督和制约，才能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从客观上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

1、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

2、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监督其是否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违法、渎职行为等依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职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等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和抑制，对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利于解决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的问题。

3、强化行政监督。应当扩大政府监察部门的权限，例如，给予监察机关查阅、查封银行存款权、停职检查权、奖励权，以及开除的处分权等。同时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干涉。

4、强化群众监督。《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和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为此，要明确便于群众对于权力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监督的方法，同时要依法保护群众的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监督作用。

5、强化舆论监督。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

（三）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1、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职务犯罪是全球性问题。我们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有效途径。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是应然之选择。具体途径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由立法机关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和《反贪污贿赂法》；二是在刑诉法中增加预防职务犯罪的内容；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项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决定。

2、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如何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人员服刑后故伎重演，重犯新的职务犯罪，这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笔者建议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处罚，即在人民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或者其他刑罚之后，附加限制其在刑满后一定时间内，或者管制、缓刑期间，不得担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领导和重要管理型工作，以减少职务犯罪。

（四）强化刑事司法，加大查处力度，震慑犯罪分子

1、确保刑罚的确定性。公检法、纪检监察、审计等执法执纪部门既要通力协作，积极配合，打击查处经济职务犯罪，但又要明确职责，做到纪检等部门一旦发现公务人员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应立即移交给司法机关，以确保刑罚的确定性。

2、确保刑罚的及时性。案件能否及时侦破，直接关系犯罪人能否早日发案，不致再犯，而且也关系刑罚威慑效果的强弱。因而，刑罚具有威慑性与有效性，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期限，保证及时打击犯罪分子。

3、严格执法。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的侦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即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又要有敢于碰硬的心理素质，在办案中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如山。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的发生，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严惩不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要依法严惩，以震慑犯罪分子。

4、打击行贿行为。行贿之风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生病时要给医生送红包，到办各种证件要送红包，一直到集体性的“公贿”。行贿行为直接促成了职务犯罪的泛滥成灾，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行贿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很有必要对行贿者给予打击。但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是考虑到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

5、加大对重点部门的打击力度。当前必须严肃查处行政、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建设、司法等热点部门的经济职务犯罪，重点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的贪污受贿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势力“保护伞”利用职便参与包庇、纵容、破坏经济秩序从中收受贿赂犯罪案件。通过打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有效地抑制经济职务犯罪率的上升和蔓延。

（五）深入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经济职务犯罪

经济职务犯罪的许多方面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思想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建立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1、深化干部人事改革，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制度化。贯彻实施《国家公务员法》，杜绝“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现象，加大考试力度，公开竞聘，择优录用，营造学习型机关，培育专家型领导。让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出任要职。福建省委省政府于2005年公开向社会招考20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共有4000多个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报考，社会反响良好。大家希望今后加大考试力度，减少考核干部的数量。

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实施政务公开，从源头上堵住“审批腐败”，让“权力寻租”没有市场；有关行政许可事项、条件、程序、收费、审批时限以及审批结果等必须公开，不允许暗箱操作，让公开、透明原则及制约机制，为政府行为透明化提供法律保障，防止行政机关在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中出现灰色地带而带来腐败。

3、深化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形成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机制；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金融监管制度，确保资金运营安全；建立和完善投资监管体系，改进并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

4、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职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人民陪审、审判公开等相关制度，完善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5、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源头上治理犯罪。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建立完善相应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通过体制制度改革和创新，推进从源头上治理经济职务犯罪。同时建立检察、纪检、监察等部门个案联系制度，发现漏洞，及时堵塞，做到各个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互相配合，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惩治经济职务犯罪。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理论联系实际，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分析其成因，采取有效对策，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这个“政治之癌”。惩治腐败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相信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务员队伍将会更加廉洁，政治将会更加民主和谐，社会将会更加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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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上的讲话》[R].2003.2.19.

犯罪范文篇9

惩处是一种特殊的预防形式。对职务犯罪分子，只有严厉查处，才能惩治犯罪，警示他人，才能进一步强化法律的威慑作用，取得更好的预防效果。但是，有的人对法律威慑力的构成和充分发挥作用的认识却存在偏差，认为法律的威慑力尤其是刑法的威慑力主要依靠惩罚的严厉性，把威慑力简单等同于严厉的刑罚。 事实上，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的威慑力，是源于责任的严格性、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责任的严格要求性尤其是刑罚的严厉性，对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固然重要，如有时对故意犯罪分子适用死刑，能够起到“杀鸡吓猴”的效果。但同时应当看到，就一些贪利性、谋利性职务犯罪而言，尽管犯罪分子对刑罚的严厉性会有所顾忌，迫使其计算犯罪利害得失，但他们往往自恃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反侦查能力，存在侥幸心理。当这种心理主导行为走向时，单纯依靠刑罚的严厉性的威慑效应就难以发挥，尤其是在对其法律适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就更难收到实效，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刑罚的严格性的法律威慑对于遏制犯罪是有局限性的，对单纯依靠刑罚的严厉性的威慑效果，必须有一个清醒的估价，寄予过高的期望只能导致更大的失望。 实践证明，法律上存在盲区、漏洞和模糊，司法中查案不及时或有案不查，存在一定的犯罪“黑数”等，都严重削弱了刑法的威慑效能,影响了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 目前司法实务中,影响法律尤其是刑法威慑力的发挥,主要有如下因素:(1)犯罪日趋隐蔽和智能化,有的打着合法旗号实施犯罪行为,给及时发现犯罪造成困难;(2)犯罪虽被发现,案件及时告破,但由于司法控制能力不足,犯罪分子得以逃脱,未能及时归案;(3)犯罪分子虽已归案落网,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存在重罪轻判；或者虽被判处应有的刑法，但未得到严格执行，所谓“前门进，后门出”；（4）法律规定不够科学严密，还存在一些盲区，漏洞和模糊之处，不尽科学、合理和完备，使一些该受惩罚的危害行为难已及时追究。 因此，要从整体上增强和充分法律的威慑力，以更有效的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关键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和司法效能。具体来说，要坚持以下四条要求：一是必罚；二是及时；三是公开；四是平等。 “必罚”要求在立法上，要严密法网特别是刑事法网，对公民的权力，义务明确规定，对禁止行为明确规定，对违反法律的责任明确规定，对于应当规定为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更要完整、明确、科学地作出立法上的规定，同时科学设置法律责任的及时追究程序和措施，防止立法上存在盲区、漏洞和模糊，导致司法中无法可依，有法难依，影响对有关犯罪行为的及时有效的打击，从而降低了法律的威慑力。在司法上，对于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办一起。 “及时”强调的是司法效能，犯罪实施与破案、惩罚在时间上联系越紧密，刑罚的威慑效果越好，越能教育人，越能警戒潜在犯罪人员。 “公开”的意义在于使社会上的人知法、守法、护法，及时掌握同犯罪斗争的措施和途径，了解犯罪分子弄权渎职的必然下场。法律威慑有赖媒体张扬。要充分利用报刊、网络、电视等媒体的作用，形成一个包括无数公众在内的庞大的“关注群体”，才能使犯罪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使“伸手必被捉”，增强法律的威慑效应。 “平等”是对法律适应上的要求，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对一切犯罪分子，不论身份、地位、职务高低，都要依法一体追究，不能有任何例外，防止以权压法，以言废法，以钱买法，以情乱法，以功抵法，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维护法制的统一。小陈老师工作室版权所有

犯罪范文篇10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

1、贿赂行为具有团体性和半公开性。工程项目进入有形建设市场，实行招投标后，工程项目不是建设单位个别领导说了算，建设单位发包方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组织招投标的管理部门的手中，贿赂腐败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集中个人变为多人。由于工程建设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僧多粥少”，加上施工企业不同于工业型企业，不仅客户少，而且施工周期长，只要能承接一两项大型施工项目，就能满足企业全年甚至几年的生产任务，就能救活一个企业，所以，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部分施工企业的领导使出浑身的解数，采取各种或公开或隐蔽的手段进行项目攻关。因此出现了“工程一立项，攻关紧跟上，确保君满意，成功才有望，一旦争到手，垫资也要上”的不正当现象。如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发生的窝串案件中，涉及包工头张文艺行贿的就超过100万元，他从事工程包工头不到十年，成了千万富翁，正是靠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这种带有贿赂性质的“攻关”行为，已具有半公开性，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

2、行贿和受贿数额较大。由于一般建设工程造价少则几百万，多则数千万甚至数十亿元，企业为了拿到项目，不惜下大“赌注”。在相互竞争中，水涨船高数额惊人，否则，怕出手太小气，起不了作用、还白白耗费了钱财和精力。如广东省交通系统特大受贿窝案，涉嫌受贿人民币1282.69万元，港币149.6万元、美元2.1万元。其中原交通厅副厅长李向雷个人收受贿赂62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

3、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工程建设领域的贿赂、回扣等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名目繁多，如劳务费、信息咨询费、茶水费等。而且权钱交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发生在建设单位发包、材料设备采购等几个重要环节，表现为送、收好处费、回扣等，实行招投标后则表现为滥用职权，违规操作、弄虚作假、接受贿赂等。上述现象大多数都是“一对一”的私下交易行为，有的还披着合法的外衣，隐蔽性较强。受贿者也精明地采取有第三者在场不收、不是熟人不收、物品无发票不收。有的还以请对方考察为名，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实行一条龙服务等等。

4、职务犯罪具有共生性。以被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看，开始从个体隐蔽作案，逐步向合伙作案转化，互相勾结，团伙作案的现象增多。在查处案件中，往往会出现查处一案带出多案、查处一人带出多人、查处一般干部带出领导干部，查处违纪的带出犯罪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窝串案也时有发生。如代号为“5·28”的广东省交通系统特大受贿窝案，涉及公职人员89人，其中厅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20人，牵涉30多个公路建设管理单位。

二、工程建筑领域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1、经济制度和体制不完善，存在一定弊端。当前，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同时发挥作用，难免存在诸多缺陷，既存在计划体制的较大弊端，也存在新体制的不成熟，客观上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可乘之机，使得经济活动中渗透了权力的“魔力”，在这种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并存的情况下，企业走向市场步履艰难。有权的部门和人员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左右市场行为的取向，无权单位和个人想办事，办成事，只有靠钱来进行“感情投资”、“买通关节”。这种私下的“权”和“钱”的交易行为，是发生职务犯罪的主要根源。

2、市场行为不规范导致无序竞争。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建立，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这就使少数人有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正常经济活动中行贿受贿、收受回扣、请客送礼、高消费之风有增无减，有的企业靠歪门邪道取得了经济效益，扰乱了建设市场，腐蚀了党员干部，损害了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

3、缺乏有效监督，处罚力度不够。现有的监督执法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制约职能和手段不够强大，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有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群众监督，但上级组织和基层群众都不可能及时了解具体情况，等到问题发生，情况搞清楚，已变成了事后监督，错失了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的时机。作为同级了解较清楚，但现在这种同级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使得这种监督变得软弱无力，形同虚设。另外，惩治腐败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形形色色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群体制约还不够，因而，许多腐败分子及其帮凶逃脱了处罚，长期逍遥法外。

三、工程建设领域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官员腐败是古今中外存在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根源。根据当前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的分析，要遏制和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加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党员、干部永远保持清醒头脑，防止消极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最根本的是要抓好预防性教育，普遍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抵御各种腐败思想的免疫力，自觉抵御贿赂的诱惑，做到立党为公，掌权为民，遵纪守法。首先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党的宗旨教育，使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淡化“官念”，增强“公仆”意识；其次，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实行）》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或亲友谋取利益的处理规定》,增强党性观念和法制观念，率先垂范，做遵守和执行的表率；第三要把党风廉政教育贯穿始终，经常利用各种正反典型，开展以案论纪教育，做到“警钟长鸣”。另外，还要建立健全干部廉政档案、全面推行干部定期“述廉”和定期交流换岗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