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原因范文10篇

犯罪原因范文篇1

对于犯罪之过失犯罪原因的探讨，不仅是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首要解决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分析和预防过失犯罪的必备基础。因此在坚持主客观统一以及内外因有机结合的方法论基础上，从主体自身因素和主体外在因素探究过失犯罪原因（主要为心理原因），对于认识过失犯罪以及预防过失犯罪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过失犯罪原因主体因素主体外因素

大凡世界，社会纷繁复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依法治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然而在我国正处于转型和改良的发展阶段，犯罪现象依然客观存在，有增无减，不容乐观。在建立健全法律规制的同时，探讨犯罪原因，追溯犯罪本质，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对于“什么是犯罪，人为什么会犯罪？”不仅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而且是众多犯罪学家和犯罪心理学家义不容辞的研究核心。对于行为人为什么会犯罪以及其犯罪心理的探讨，古今中外各学者观点不一，尚无定论。笔者试图避免从宏观角度探讨犯罪原因，力图从微观角度探索导致过失犯罪的原因（心理原因），揭示过失犯罪之犯罪人背后鲜为人知的原因。

对于过失犯罪的界定，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其行为构成犯罪的，则为过失犯罪。据此过失犯罪可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危害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是一种无认识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则指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虽有预见，但由于过于自信而仍实施该行为，这是一种有认识的过失。探索过失犯罪的原因不得不建立在对犯罪原因的探讨基础之上。

对于犯罪原因界定，国内外学者没有统一的认识，西方不同学者分别基于不同学科角度，对个体犯罪原因提出不同的主张。（1）生物学原因论，包括体型说，遗传说，内分泌失调说，物质代谢异说等理论。（2）精神病理学犯罪原因论，包括病态人格说，低能说等学说。（3）精神分析学的犯罪原因论，包括古典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新精神分析学观点等。（4）学习理论的犯罪原因论，包括犯罪模仿论，不同接触论，条件作用论，社会学习论等。（5）多元犯罪原因论。

我国学者对犯罪原因的探讨有：（1）台湾法学家，犯罪学家林纪东认为：“犯罪的形成，有其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因素，造因至为复杂”。（2）犯罪心理形成原因论，包括内外因素论，动力因素论，聚合效应论，主客观辩证统一论等。（3）行为发生原因论，包括“犯罪心理结构+犯罪机遇——犯罪行为”论，“刺激——个体——反应模式——个体综合结构论——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论等。

纵观中外学者的犯罪原因之观点，笔者发现对于犯罪原因的探讨，不仅争议大而且反映出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各学者站在宏观角度分别对犯罪原因进行了理论解释，作为犯罪范畴之过失犯罪其犯罪原因同样在各学者的理论解释范畴内。因此对于犯罪原因纷繁复杂的争议必然导致对过失犯罪原因的争议。

对于犯罪原因界定或者确定并非易事，但值得肯定的是在理解或者界定犯罪原因时，不能片面的认为一个或者几个确定的因素是导致犯罪的最终原因，犯罪原因本身是一个复杂因素的复合体或者结合体，因此探讨过失犯罪的原因时，不仅要遵循犯罪原因研究的方向而且要坚持全面、发展、联系、主客观统一以及内外因结合的观点。罗大华教授认为：犯罪原因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因素复杂多样，但不外是主体因素和主体之外的因素两大类。因此对于过失犯罪原因的研究也应从主体因素和主体外因素两个大方面就行探讨。基于这两大方面本文力图探究导致过失犯罪背后不为重视的心理因素。

对于过失犯罪原因的揭示，必须坚持主客观统一以及内外因结合的原则，过失犯罪发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犯罪主体自身的原因，而且外在复杂因素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量对象。

一、影响过失犯罪的主体内因素

（一）心理因素

在过失犯罪的主体因素中，心理因素更具有决定性。它表明了过失犯罪人的主观性，在引发过失犯罪行为方面，以下若干因素具有一定的作用。

（1）态度。

态度是个体对各种事物和现象所持有的一种协调一致的，有组织的，习惯化的行为准备状态和心理趋向。态度和人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对人对事的态度不端正则是过失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例如在一些特殊职业中，如车，船，医生，煤矿，铁路指挥等，如果态度不当便容易造成重大责任事故，过失犯罪。过失犯罪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抗态度，傲慢和固执态度以及自私的态度等。这些态度单个或者共同作用于行为人致使过失犯罪的可能性加大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

（2）思维与认知。

不正确的思维与认知是过失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思维的真确与否，应该以主观与客观是否相一致为准绳予以判断，如果主观与客观相离，其人认知就没有正确的反映事物的本质，或者自我认识不完善，或者自我观察不当，或者自我评价过高，或者自我体验歪曲等就会因客观与主观不一致甚或矛盾而出现错误的判断，进而导致错误行为的发生。在司法实践中，过于自信的过失就是自我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出现偏差或者不一致造成的结果。除了思维与认知之外，错觉也是过失犯罪心理不可忽视的因素。错觉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不正确认识，由于人体心理或生理的原因导致客观实际与主体意识反映出现不一致的状态。在司法实践中因疏忽大意造成的过失犯罪间或有之。

(3)注意。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专注程度，或者集中的指向。注意的涣散与分心便是造成过失犯罪的重要心理因素，无论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都是以不注意为前提的。注意一般分为，无意注意，有意注意，以及有意后注意。无意注意是无需作意志努力的注意，有意注意则是受人的意志支配的注意，后有意注意则为经过意志努力之后形成习惯的注意。对事物的无意注意，有意注意以及后有意注意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专心完成任务，过失犯罪中注意力的不集中和分散是导致某些过失犯罪的重要原因甚或是决定原因。

（4）情绪。

情绪的变化与过失犯罪有着密切的联系。情绪来源于需要的满足与否产生的态度体验，情绪会对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以及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强烈的外在刺激之下产生的情绪，对人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过失犯罪的产生或多或少的伴随着犯罪人的主观感情，主观情绪。（5）性格与气质。

性格是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事物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它一旦形成便会鲜明的以主体为载体客观表现出来，并且贯穿于行为的整个过程。气质是指人生来就有的、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实践实例表明，性格和气质中的不良因素都有可能形成过失犯罪心理，进而导致过失犯罪的产生。如一个缺乏理想和信念的人，可能会出现对工作缺乏热情，毅力不坚定和责任心不强烈等特征，这样的人很可能出现玩忽职守的过失行为。

（6）智能与经验。

通常情况下，智能低下的人发生过失的情况要多于常人，一般一些易产生危险的技术性操作，由于智能低下，在掌握技术上有困难，而且容易对危险评估不足，会出现对危险无所顾忌或错误低估危险，易于发生过失。同时高智能者由于过于自信而忽视危险也易造成过失。但同时缺少经验同样也是预见危险性的一个障碍，由于缺少实践经验而对事物发展的缺乏预见并且遇到问题不易处理，因此成为过失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7）记忆。

记忆的缺陷与失误，会造成行为偏离正确方向，如遗忘等，会使主体对外界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致使行为发生偏差。在司法实践中，有操作员因为没有记清或着忘记操作规则致使行为错误最终导致过失犯罪的发生。

（8）无意识因素。

无意识因素在正常行为中会有出现的可能性，例如偶尔因疲劳打瞌睡或者受药物影响，其可能潜入到意识状态导致正常意识的混浊致使过失行为发生。

（二）生理因素

（1）疲劳。

疲劳是指持久的或者过度的活动是身体不适，导致工作效率减退的抑郁状态。疲劳有心理疲劳和生理疲劳。人处于疲劳状态下，往往对外界刺激无法作出迅速合理的反应，对应注意的危险可能不会正常注意，这样容易导致危险行为的发生。

（2）酒精中毒或者其他类似状态。

据研究行为人在饮酒后会出现，如视力下降，触觉不敏感，思考判断能力，注意力下降等闹障碍。因此酒后发生过失行为的可能性比较大。

（3）生理节律。

生理节奏规律正常与否对人的行为或多或少的产生影响，例如人体生理活动周期的打乱以及生物钟的破坏都对行为的正常性有一定的影响。

（4）年龄，性别和身体机能的缺失。

年龄大小不同意味着心理成熟的程度与知识经验的多少的不同，因而对人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女性较为细心谨慎，注意力专一，不易造成过失行为。相反，男性一般粗心大胆，易分散注意力，因而容易出现过失行为。

（三）行为因素

（1）技能与熟练。

人要完成某项活动，必须具备与这项工作有关的技能或者素质，技能是主体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通过练习掌握的操作技术系统。熟练则为技术运用的程度，技能拥有的多少以及掌握的熟练程度决定着主体的行为的效率。一般情况下过失行为会出现在技能掌握不够且不熟练的行为人身上。

（2）习惯。

习惯是指由于经常性的固定行为重复实践而形成的活动倾向，对于习惯的良好与否对正常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卧床抽烟的习惯，容易造成火灾，再如，用危险方法开玩笑的习惯等。

以上主要是从主体内因角度，阐述了导致过失犯罪发生的原因，除了行为人自身的原因之外不不得不重视主体外地客观因素对行为人过失犯罪的影响。

（一）情境因素。

情景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对个人产生心理影响的综合性氛围。由意外构成的情景压力是影响个体行为正常性的主要因素。其主要来自：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危险工作情景，以及社会意外情景（挫折，变故，纠纷等）。

（二）舆论因素

（1）群体舆论。

群体舆论是指在个体生活的家庭，工作单位或伙伴之间对某种事物的共同认识。这种认识对个体心理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促使个体否定原有的认识而从众。如某车间操作员开始并不想违章操作，但因他人“担心怕事”的怂恿而贸然行事结果酿成重大过失犯罪。

（2）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对于行为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社会舆论环境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具体的环境层次，第二个是社会风俗层次。具体的环境层次是在一定的场合，对熟人的舆论压力，例如男青年对他人当众羞辱的行为本不理睬，但在众人的激愤下出手一拳打死他人，结果造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发生。社会风俗是指虽然不存在舆论压力但对个体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例如，过节放鞭炮造成火灾或者人身伤害等。

（三）被害人因素

犯罪原因范文篇2

论文提要：本文在把握大学生犯罪特点、探讨犯罪根源的基础上，以掌握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规律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预防，旨在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对已经违法犯罪的大学生，尽可能地进行挽救矫正，使其仍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

本文以笔者在学生管理实践中所接触到的部分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着手，浅析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特点、原因以及如何加以预防，从而探寻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大学阶段是青春勃发、奋发有为的黄金阶段，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精英和骄子。近年来大学生犯罪的报道频现各类媒体，2009年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重大传播淫秽物品犯罪案件，涉案的12人中有5名大学生，又一次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密切关注与重视。

“马加爵案件”、“清华学子刘海洋硫酸泼熊事件”等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的出现，让人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为之扼腕叹息。如何采取有效预防措施，扼制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已经成为亟须解决的一项严峻社会问题。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现状

大学生群体是青少年群体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犯罪学研究中，对青少年的界定是14～25周岁。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青少年犯罪呈现逐年上升之势，近年来占到了刑事犯罪的80%，大学生犯罪占到了青少年犯罪的17%，占高校总人数的1.26%。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且以年平均2%～3%的速度上升，大学生犯罪在其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高，增长趋势十分明显。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特点

相对社会其他涉罪的犯罪主体而言，大学生犯罪的范围、性质及其危害并没有质的区别，但也有其自身独特的一些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侵犯的客体以财产型为主，犯罪类型多样化。大学生违法犯罪涉及罪名多以财产型为主，绑架、杀人、伤害、强奸等侵害人身权案件也逐渐有所抬头的趋势。在大学校园里，70％以上的刑事案件主要涉及到盗窃罪、诈骗罪、抢劫罪等罪种，这些罪种所侵犯的客体都是财产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财产利益，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类型案件。

（二）犯罪主体范围逐渐扩大化。犯罪主体范围扩大化包括几方面：一是从过去的犯罪学生主要来自高职高专与民办院校逐步向重点院校蔓延。例如，马加爵案件、刘海洋案件等一些名牌院校的学生犯罪；二是高学历犯罪增多，不乏硕士生、博士生；三是从年龄来看，朝低龄化趋势发展；四是从性别来看，受到一些拜金主义和享受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女大学生违法犯罪比例增加。

（三）侵害客体。大学生犯罪侵害的客体多是熟悉的人，如同学、老乡。越熟悉的人越容易成为被侵害对象。

（四）犯罪后果。涉嫌盗窃罪的大学生们下手目标均是移动性强的个人物品,如手机、现金、信用卡、相机、随身听等，且涉案金额大小不一，但多数都在千元左右；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情节一般轻伤为多，严重者则是将受害人身体某部位致残。

（五）犯罪团伙化、多元化和智能化。在大学校园里，集体团伙性的打架斗殴现象越来越突出，并且这种犯罪团伙经常伴以社会成员。大学生犯罪手段比一般犯罪表现出高智能、高技术以及高危害性。如编制、传播计算机病毒；利用计算机网络诈取钱财；制作、传播淫秽音像物品；利用生化知识研制等。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原因

毫无疑问，每个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都有个人、家庭、学校或者社会等多方面的背景基础，是社会多方面消极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一）社会原因。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着新的变化，价值取向呈文化多元、选择多样、思想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一些大学生错误地以物质利益为尺度去评价个人得失。拜金主义、盲目追求高消费、对物质的需求欲望不断膨胀，党内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不良现象和歪风邪气对大学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诱发犯罪的动机和行为；另一方面一些非主流文化的负面影响及不同背景的西方文化、港台文化，如色情、暴力、荒谬、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及文化商业化作用下产生的文化糟粕等容易诱导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二）学校原因。学校是大学生从家庭走向社会，实现社会化的重要环节。由于高等学校过度地扩招生源，导致了某些高校重智育轻德育、管理体系跟不上学生数量的节奏、心理调查咨询工作滞后。另外，一些院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不重视，课程设计单调，课时少，导致很多大学生对教育部规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这类公共基础课也产生草率应付考试的心理，法治意识和法制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

（三）家庭原因。家庭是人的第一生活环境。据专家分析，处于溺爱型家庭、打骂型家庭、放任型家庭、失和型家庭等“问题家庭”的大学生较之正常家庭的孩子更容易犯罪，原因就在于缺乏适当的教育方法和健康的教育方式，往往只重视智力教育，而忽略了对子女健康人格的培养。所以说，家庭教育是影响大学生犯罪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四）自身原因。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典型群体，正处在学知识，长才干的时期，心理与生理正趋向成熟型转变阶段。他们感情丰富、思想活跃、感受灵敏，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但同时心理起伏大、易冲动，自控能力差、做事情欠缺考虑，缺少健康的爱情观，应对压力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差，缺乏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很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诱发犯罪。此外，看到学生失业现象的频繁，感觉前途渺茫，极易产生消极颓废心理。同时，在大学生中存在藐视法律的心态，存在侥幸心理，不惜铤而走险。

四、大学生违法犯罪的预防对策

预防、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离不开社会、家庭、学校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

（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纠正不良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大学生要树立积极向上的健康人格，就要注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正确认识自我、认识社会，坚定正确地人生信念，注重自身的政治素质、教育培养，增强公德意识，遇事要冷静分析、辨证思考、理智行事，杜绝任何盲目地冲动与跟从。

（二）开展良好的心理教育。21世纪，心理疾病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无形“杀手”。针对这些大学生不成熟的心理特点，高等院校要积极为大学生开展各种心理讲座，开设大学生心理咨询室。正确引导他们对两性、婚姻、事业、就业等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一些性格内心、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要特别留意、要特殊鼓励与照顾。全方位、多层次地提高大学生承受和应对挫折的能力，以及正确引导大学生建立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尤其是大学生要放弃偏激和自卑心理，热爱生活，使自己的心理处于轻松愉快之中。

（三）法制教育。我国法制正处在发展与完善时期，部分大学生面对一些发生的社会不正常现象，产生误解，片面地认为“目前，中国社会是一种人治社会，缺乏法制，凡是都能通过金钱、关系主宰一切的观念”，因此一些大学生恣意地以身试法。针对这些现象，高等院校要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与司法机关加强联系，结合具体的案例教育学生，强化他们的法制观念。法制教育，不是片面地灌输法律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是把法律规范内化为大学生的内在价值准则和人格的核心，避免空谈理论，流于形式。

（四）完善学校管理制度。高校要努力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校风和学风，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管理工作，建立公平公正的评议制度和严格的信息沟通机制，采取针对性措施健全管理约束机制，建立预防大学生犯罪的网络；配合有关执法部门综合整治，排除校园周围不健康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和干预，最终从体制上杜绝违法犯罪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1]曹红卫.大学生犯罪的现状、原因和对策.文化建设，2006.12.

[2]方玉凤.大学生犯罪的特征、根源与预防对策.文教资料，2006.7.

犯罪原因范文篇3

【关键词】贪污犯罪;基本原因；根本方法

贪污贿赂犯罪是古今中外刑法的打击重点，惩罚和预防方法各有不同。目前，我国要加强廉政建设，遏制贪污犯罪行为，必须对贪污犯罪的原因及其它若干问题有一个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此类行为的对策，做好预防工作。

在我国，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之变，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

1贪污犯罪辐射规律

自古以来，贪污犯罪发生的地区和部门都有一定的规律，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辐射规律，他们讲的辐射规律实质，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这个特定时期贪污犯罪走向的轨迹。

贪污犯罪的部门辐射规律。

所谓部门辐射规律，就是指贪污活动在不同系统、行业中的运行轨迹。2近十年来，我国贪污犯罪成波浪式上升趋势，其“源头”始于生产、经营性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的公务人员受物质诱因的影响最为直接，利用职权攫取公共财物的机遇最多。价值，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经济秩序不是很稳定，对于生产经营部门监督机制相对弱化，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在某些方面具有严重“短缺型”的特点。而管理这些短缺的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要素部门，变成了需求者的“上帝”为竞争“紧缺物资”、“短线产品”和生产要素而大显神通，不择手段，在监督不利、防范不力的情况下，这些部门必然会滋生更多的贪污犯罪分子，接下来贪污辐射的对象便是对生产、经营和服务性失业单位的活动形式监督、管理职权的经济监督部门和行政执法部分，然后再逐渐渗透到司法机关和党政机关。

贪污犯罪的地域走向规律

所谓地域辐射规律，就是贪污犯罪发生地区的运行轨迹。通常在沿海地区新出现的贪污贿赂犯罪手段，经过一定时间会在内地和边缘地区出现。我国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与此同时，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愿望强烈，贪污犯罪的“物质诱因”和“精神诱因”增多，公职人员利用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真空与漏洞进行贪污犯罪的也就相应增加，这与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地辐射一样，贪污犯罪是由沿海向内地和边远山区辐射。

贪污犯罪地域辐射，总的特点是无不打上市场的烙印，其具体表现为:

贪污犯罪案件发案率和贪污数额的辐射，贪污犯罪的发案率，原先是沿海地区明显高于内陆及边远地区，但是现在即使在一些边远地区，贪污贿赂案件也越来越多。倒是沿海和一些发达地区有与司法和制度的跟进，对此类犯罪有一定的遏制。

贪污部位的辐射，贪污的部位取决于经济机制的规范程度和经济的控制与监督程序，传统的贪污犯罪，多发生在涉及财务等的部位，而改革开放后，新的经济领域拓展到哪里，贪污分子就出现在哪里。

贪污犯罪主体的辐射。贪污犯罪主体的内容主要便显是:改革开放之后，共有财产在形式的复杂化、多样化，相应地使贪污犯罪的主体多元化，传统的单个的小量侵吞、窃取、骗取公共财产的贪污行为，已为现代贪婪性、冒险性极大的贪污分子所不取，故目前内外勾结，上下串通、跨单位、跨地区、跨国界的成蜘蛛网状的群体犯罪量增加；法人和其他组织，打着“为公”、“为集体”、“为单位”利益的旗号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贪污手段的辐射。改革开放后的贪污手段与传统的贪污手段相比，突出的特点是更加隐蔽化和智能化，通常在沿海地区新出现的新的贪污手段，经过一个不长的时期就必然会在内地和边缘地区出现。

2贪污犯罪黑数规律

犯罪黑数，亦称为“犯罪的隐蔽数”、“犯罪暗数”其基本含义都是只指实际已发生，但在正式的犯罪统计中没有反映出来的犯罪数字，3根据一些国家学者总结的经验，犯罪规律是:黑数程度高低与人们感觉到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成正比，社会危害性越明显的犯罪，犯罪黑数越高，贪污犯罪之所以存在“犯罪黑数”是由于本罪具有下述一些特点决定的。

(一)贪污行为危害性不易显露，贪污犯罪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单位内部实施的，其侵犯对象有属于国家集体的公共财，一般不是以公民个人利益为直接侵害对象，因此，别人既不容易了解贪污者的职务内幕，又不容易与之发生直接利益冲突，故不易被察觉贺揭露。

(二)贪污手段智能化的隐蔽性强，公职人员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漏洞。

(三)贪污主体特定性的“保护功能”。贪污犯罪主体是一种特定身份犯，是将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的结果，正是因为这种主体的特定性带来了贪污分子的“自我保护”功能。

(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某些贪污犯罪的产生与某些地方的“土政策”，与某些部门的“搞活措施”有关，与某些领导的支持纵容由千丝万缕的联系，贪污犯罪一旦被揭发，就会暴露出各方面的漏洞，对各方面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事发后，一些党政领导人总是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予以保护，因而也增加了“黑数”。

(五)知情人有顾虑不愿举报，保障贪污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制度不完善不完备，有的举报人害怕被打击报复，担心触犯权势难逃掣肘，所以也为“黑数”的增多贺扩大提供了社会条件。

(六)办案能力不适应办案工作的需要，在减少贪污犯罪的“黑数”关键因素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追诉能力，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反贪队伍素质不高，业务能力不强，办案经费、办案设施及监督防范体系不能适应反贪工作的需要。综上所述，掌握公权的人，不是没有自身利益的机器人，如果有一天，公权交给没有自身利益的机器去行使，像贪污犯罪这种腐败现象是绝不会出现，但这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再先进的机器人，也是要有人来操作的，于是权力最终还是由人来行使的，而人性，是具有永恒性的，所以，人类社会自从产生那一天起九注定避免不了这个矛盾。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研究贪污犯罪的发生规律，做好预防和惩治工作，让贪污分子无机可乘，将贪污犯罪的发案率、危害性降到最小。

注释:

[1]陈建安:男，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

[2]贾宇主编:《刑法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赵长青:《贪污犯罪初探》，中央政治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56页。

参考文献:

[1]宣炳昭主编:《刑法个罪的法理与实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贾宇主编:《刑法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犯罪原因范文篇4

主题词：渎职犯罪原因预防

渎职罪是一种特殊主体的犯罪，根据新刑法的规定，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过去有人把渎职罪称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罪”，这是因为此类犯罪的主体都是政府官员，他们的渎职行为从不同的方面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政府官员一旦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势必削弱国家职能，破坏政府形象，直接影响国家管理活动，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反抗心理，这与所谓来自外部的，独立的个人反抗统治阶级的其他犯罪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尽管国家的性质有所不同，渎职犯罪在各国的刑法典中都得到相当的重视。我国的新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对渎职罪作了较大的修改，完善了刑法对渎职罪的规定，加大了对渎职罪惩治的力度，这对贯彻依法治国，从严治吏，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渎职罪原因探析

（一）渎职犯罪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而封建社会对官员的选拔制度是“跃龙门”式的科考制，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下，由于对身份和地位的极度崇尚，多数人通过各种途径“跃龙门”，一旦获得一官半职，便利用所获得的特权进行各种“活动”。权力、金钱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只经历了短暂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对作为资本主义所具有、提倡的许多先进的内容却没有成熟的吸收。可以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完全进化。我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完全进化的背景下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因此，官僚主义的腐朽思想及钱、权这两个封建等级社会所极度崇尚的东西被现今社会的多数人所“继承”下来。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则表现为对权力的崇拜和对金钱的贪婪，这种“利欲熏心”的官僚主义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公职人员目无法律，走向渎职犯罪道路，2004年5月11日，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对阜阳市工商局颖泉分局周棚工商所副所长白啟祥、李亭君立案侦查，7月24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查，2003年8月，周棚办事处居民张伟林夫妇的女婴在食用“绿元”牌奶粉后，患营养不良综合征死亡。12月28日白啟祥、李亭君在明知张伟林要求追究张俊田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对此事进行调解，并接受张俊田的吃请，白啟祥还接受了张俊田的贿赂1000元。此后，白、李二人对劣质奶粉一事不查处、不移交，也未向上级汇报。2004年4月劣质奶粉事件被披露后，白将贿赂款退回，并与李指使该工商所会计胡某伪造了法律文书，以掩盖事实。从此案来看，涉案犯罪人员都是具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体制弊端是渎职犯罪产生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展开了对城乡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改革为我们的党和社会增加了活力，但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两种体制在发挥有效作用的同时，其缺陷也叠加在一起，使得有的人钻管理的漏洞，抓住时机，混水摸鱼。而在经济生活中，由于政企分开无法解除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经济权力化、权力经济化，权力与经济互相转化的现象还相当严重的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一些不正之风便成为渎职犯罪的温床，在这中情况下，政府批文、领导的签字等都有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某些公职人员便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有为了获得批件、批文的人进行权钱交易。在这里，权和钱发生了共振的效应，从客观上为渎职犯罪提供了可能。

另外，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的权力配置存在着弊端。首先是权力过于集中。这是我国政党领导体制中的传统弊病。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的领导，过分集中的权力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公用的可能，膨胀了个人意志。其次，权力在使用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当权力过度集中而有失控或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会处于无压的情形下，从而使掌握权力的人随意使用手中的权力；而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常常丧失原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所以说，权力越大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中则是相反，即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越弱，使得有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再次，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力度不足。这里说的权利是指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然而，在我国，监督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对其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的保障也不够，对公职人员的各项权力遏制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使得某些公务人员无视群众的抨击。而权力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必然会造成滥用的后果。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迎春灯展特大伤亡事故案中，原密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孙勇、原密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政委陈百年在负责迎春灯展现场云虹桥（亦称彩虹桥）安全保卫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制定相应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随意安排上岗时间。尤其是对2月5日元宵节的灯展值勤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没有及时派出警力值勤，当日晚在观灯游人骤增的情况下，因桥两端没有值勤民警采取疏导控制措施，致使秩序混乱，人流密度过大，部分游人在桥西侧跌倒后相互挤压，造成37人死亡、37人受伤的特大伤亡事故。孙勇、陈百年，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无视国家法律，在履行安全保卫职责时，不认真履行职责，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三）法律制度的滞后和不健全是渎职犯罪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虽然在某些封建王朝的某些时期也曾较为注重法律的作用，但其所谓的“法治”仍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法律制度仍处于极不完善的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立法活动才真正的步入正轨。近年来我国虽每年都有不少新法律、法规、制度出台，但法律制度建设在飞速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仍是显得滞后，与渎职活动有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也不例外。一是行政管理和其他公共事务管理法律制度不完善，公职人员在履行渎职时主观性强，随意性强，缺乏明显的规范，使某些公职人员利用这些漏洞谋私利己，钻法律的空子。二是惩治渎职犯罪的刑事法律不够周密，远不能够适应渎职犯罪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形势。一些渎职犯罪分子们仍逍遥法外。三是有关打击和预防渎职犯罪的法律保障不足，尤其是预防渎职犯罪，迄今为止未见有一部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这直接导致了预防渎职犯罪无法可依，无法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预防渎职犯罪体系。四是民主监督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虽有一些法律制度有关于群众监督的零散规定，但迄今也是没有一部关于民主监督的法律法规。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缺乏科学的、具有足够透明度的、真正体现民意的、对人民负责的法律制度保证，使民主监督无法落实。另外，我国长期以来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往往使司法不能真正的独立依照法律对渎职犯罪人作出公正的判决，这使很大一部分有腐败思想的公职人员心存侥幸，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腐败思想的蔓延。

（四）公职人员个人素质低劣是渎职犯罪的主观原因。在现今在职的公职人员中有较大一部分素质较差。首先是个人品质和政治素质低。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公职人员个人品质好，秉性忠直，不谋私利，任劳任怨，对于外界的各种诱惑能够自觉的抵制，在处理问题时能够秉公执法，在对待工作时能够认真负责，即使身处滋生渎职犯罪的土壤中仍能将腐败拒之门外。反观凡是参与渎职犯罪的人员，由于缺乏传统革命思想的教化，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的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往往对名利的追求过于苛刻，不能够严格自律，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极易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注意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使人生观、世界观产生错位，价值观扭曲，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金钱的工具，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把工作的原则和规范抛之脑后，无视公正，最终走向了渎职犯罪的道路。其次是部分公职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渎职犯罪的人员大多数都是没有树立起牢固的法律观念，对法律、规章、制度缺乏足够的学习、认识和理解。因此，其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的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有很多一部分人往往会认为其在工作中不会出现问题，不会犯错误，就是出现违法违纪的情况后，仍然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在这种心态支配之下，往往其对工作便会缺乏高标准和严格要求，不能兢兢业业的对待每一项工作。2004年6月4日至18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省体彩管理中心主任贾安庆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对省体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永民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对西安市体彩管理中心主任樊宏、省体育发行中心吴燕华、田伟东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新城区公证处公证员董萍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对碑林区公证处主任万元模和公证员李群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通过进一步深挖，还查明了涉嫌诈骗的体育承销人杨永明向贾安庆、张永民、樊宏、吴燕华、田伟东等人行贿40余万元的案情。

（五）家庭因素对渎职犯罪的影响。家庭是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社会微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家庭风气对于社会风气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倡导反腐倡廉的今天，家庭因素对渎职犯罪的发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犯罪学普遍认为家庭对犯罪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影响。渎职犯罪人员大多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有的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常会提出不恰当的要求，而这些渎职犯罪人员对于这些不恰当要求会产生趋同心理。有的领导干部在单位一言九鼎，盛气凌人，可一进家门就成了“妻管严”，经“枕边风”一吹，就将国法、党纪吹到脑后。有的则是因为子女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而逼迫其利用手中权力去谋取私利以满足他们的“改善”生活的要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麻木不仁，使得这些公职人员失去了避免犯罪的最佳时机。有的公职人员在产生以权谋私心理甚至已经初步开始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候，由于缺少家庭成员的及时提醒，使大多数渎职犯罪者错过预防形成犯罪的机会，使“开小差”的想法变为犯罪，小错酿成大错。

（六）渎职犯罪产生的其他原因。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社会上长期存在着分配不公，这也是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的人不付出任何劳动或付出很少劳动就可以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而有的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却几乎与这些人不成比例，这种生活条件的差距极易使公职人员产生内心的一种不平衡感，进而促成了一种攀比的心理行为。当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工资收入来满足这种攀比心理的时候，必然会出卖手中的权力，通过出卖权力来获得他人已有的现代化生活设施。这种出卖权力的行为表现则是出卖国家法律、贪赃枉法、私放罪犯、出卖国家机密等行为。贪污、受贿、行贿、挪用等渎职犯罪便由此而生。而权力一旦成为交换或掠夺的手段，就必然会形成腐败，权力的腐败又继续制造着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如此恶性循环，诱发了层出不穷的渎职犯罪活动。

还有个因素就是长期的闭关自守，客观上使公职人员的思想较为单纯，在对外开放之后，人们的视野之间宽阔起来，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生活打破了公职人员的心理平衡，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对部分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对传统的价值理念产生了冲击。许多公职人员由于对高水平生活的盲目崇拜和向往，最终没能经得住诱惑，形成渎职犯罪。另外，由于改革开放，对于国外的一些体制和制度的引入，在一段时期内与我国的固有体制和制度产生矛盾摩擦，容易造成一些漏洞，为渎职犯罪的进行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渎职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高发的渎职犯罪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权力的腐败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引发、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权力的腐败刺激的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冲突，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破坏了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损害了健康的社会经济机制。另外，权力腐败助长了腐败没落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失去信心，并产生了对党的领导执政的不信任。所以说，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从根本上要消灭以渎职犯罪为代表的腐败行为，而要根除渎职犯罪，就必须重视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

预防是治理的最好手段。这是从古至今所共识的。在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对预防的重要性有所阐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国外的思想家对此同样也有着类似的言论。孟德斯鸠说：“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风格，多于试用刑罚。”。柏拉图、边沁、马克思等思想家同样支持并主张此种观点。因为预防可以把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既挽救了犯罪者本人，又保护了他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由此可见，预防是解决渎职犯罪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应当把预防工作放在解决渎职犯罪工作的首位。能否有效的利用各种手段做好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政府形象。

（一）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对权力的制约，而对权力制约的最好方法就是将权力分解。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渎职犯罪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失控，这是制度、机制的问题。中外的历史实践证明：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过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是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它要求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但这并不是说经济的现代化可以在价值上压倒一切，如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腐败分子挥霍的对象。近些年来，我国的政府围绕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进行了以放权为主的体制改革，但传统的权力结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权力的配置方式只是从上级的集权转移到下级，没有解决好权力集中与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许多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小集体、小单位甚至是个人的集权。权力的配置应该是平衡的、多方相互制约的。合理的权力体制应当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下的。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权力腐败而发生，通常呈反比例的关系。尽管民主政治不能做到将腐败绝对根除，但确实可以起到减少腐败发生和控制腐败规模的作用。这种民主政治主要是将国家权力尽可能的分配到每个部门，避免权力的滞留集中。但在对各部门进行权力配置的时候，又不能使某种权力完全的、毫无限制的交付某部门，这里面还应当存在别个权力或是检察监督部门的制约。权力主管部门是权力的代行使者，而不是拥有者。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通过体制的改革来改善权力集中的弊病，首先就要在体制的建设上有所创新，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并保证其有效的运作。

同志曾指出：“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好的体制，可以有效的预防和遏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前文说过民主政治与腐败呈反比例，而将权力进行分解无疑会增加使用权力的民主化，权力集中是渎职犯罪的根源，而当权力有效分解之后，必将会增加渎职犯罪实施的难度，提高承担制裁后果的风险，从而减少其犯罪所得，由此则能够阻遏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动机的产生，或动摇、打消犯罪分子实施渎职犯罪的念头，遏止、防范渎职犯罪的实施。但在对权力分解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效率的问题。权力的集中能够保证较高的工作效率，虽然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渎职犯罪不容易发生、得逞，但是由于权力较为分散，可能会使工作效率有所下降，同时权力分解之后，被分解的权力可能成为实施犯罪的潜在因素，某些权力由多个人或部门享有、行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一旦发生渎职犯罪则极有可能牵涉面比较宽，综合危害加大，预防渎职犯罪是要从根本上去消除渎职犯罪，更主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现代化建设要求高效率。因此，在分解权力的时候，应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做到制度和发展的同步，减少或避免因权力分解而带来的在工作中降低效率的情况。

（二）强化思想教育建设。

同志在1993年8月21日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体制，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提高抵制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提高模范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他在1995年1月23日的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又提出：“强调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同打击和惩处违法犯罪，加强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必须把打击和预防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就是一项很重要的预防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03年2月19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下大气力惩处腐败的同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更好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进行渎职犯罪的公职人员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的，逐步滑向腐败的深渊。因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渎职犯罪的建设，在思想上筑起预防渎职犯罪的坚固堤坝，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提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著名论述，放在现在讲就是要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坚守党性，坚持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近几年，全党都在致力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和学习当中。这充分表明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充分的认识到思想政治建设对反腐败的重要性。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是教育，只有通过对公职人员进行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真正的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干部读物的建设才能越搞越好。对公职人员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的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同时还应组织进行革命传统学习，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继承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效力，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要把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还应注意一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对公职人员进行，还应面向全社会，鼓励全社会学习好的思想作风，继承优秀的思想传统，帮助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的思想观念，从而牢固的筑起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加强法制建设。

早在198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提出要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廉政建设。1993年同志指出：“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对要修改的，要抓紧时间修改、完善，要根据新的情况，尽快的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制建设可以说是预防渎职犯罪工作的保障性工作，而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从立法上使应对渎职犯罪有法可依，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现阶段产生的渎职犯罪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长期我国法律的滞后性，钻法律的漏洞，打“擦边球”。其次就是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不依，法律就失去了效用，而要做到有法必依就要求法律的普及，应当鼓励公职人员乃至全社会参与对法律的学习、了解、认识、掌握，使法律制度真正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执法是要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提高渎职犯罪的必捉率，必受惩罚的几率，还要求有适当的力度，而在渎职犯罪的高发时期，就应当加大对其打击惩处的力度。预防与打击并不矛盾冲突，无论是预防还是打击，最终的目标都是遏止和根除渎职犯罪。打击或者说刑罚是刑法的内容，其本质不在报应，而是维护社会生存的自卫手段，是防范性的。预防是打击的目的，打击是预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预防的一种手段。打击惩处可以使渎职犯罪分子承受违法犯罪的刑罚，也可以起威慑性作用，使未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职人员有所顾忌。要对渎职犯罪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就要坚决的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法。这就必须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渎职犯罪的工作机制。

（四）重视培养、加强监督的力量。

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往往监督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的发展成熟于否。虽然我们党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不少党内监督的经验，但监督体制还是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而要搞好监督，我认为首先要从公职人员的内部监督着手，这要求通过民主集中制，加强公职人员队伍的组织生活制度；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作用；要扩大监督部门的权限，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之能够相对独立的行使监察权；培养高素质的监察队伍；要真正的保障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确便于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的方法和内容；使社会舆论力量充分发挥“眼睛”的作用，增加权力活动的透明度。

（五）关于加强市场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建设。

预防渎职犯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发展经济，落实经济制度建设同样对预防渎职犯罪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好的经济条件对社会的文明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古人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的学者提出“高薪养廉”。笔者认为这不是预防渎职犯罪的好办法，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但由于事实上存在分配不公，在短时期内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先富者与后富者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经济能力差距，“高薪”虽然能提高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但公职人员由于其工作性质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高薪”很有可能会刺激公职人员对金钱的更进一步崇拜，由权向钱发生转变，未必能达到“养廉”的目的。最切实际的方法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分配制度的合理操作，尽可能的避免分配不公，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获得，以消除由于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净化有可能滋生渎职犯罪的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诸多预防渎职犯罪的方法并不是互相独立，相反，几种方法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应该同时进行，而放松其中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可能使预防工作出现瓶颈，使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走入“死胡同”，在实际工作中，有机统一的做法尤为重要。

总之，预防渎职犯罪是适应新时期的反腐败工作的需要的，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需要的，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热烈欢迎。其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所有的机关、部门、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预防渎职犯罪，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遏止渎职犯罪的蔓延，努力避免渎职犯罪的发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预防渎职犯罪工作手册》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犯罪预防厅编

[2]冯树梁，《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

[3]柳希春，《预防职务犯罪：反腐败的理性选择》

[4]唐磊，《犯罪学》

[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

犯罪原因范文篇5

一、“职务犯罪”的界定

科学的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职务犯罪及其防范打击的前提和基础。在何谓职务犯罪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下面是三种有代表性的定义：

1.职务犯罪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1]

2.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公职人员的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滥用职权，不尽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

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3]

上述三种定义在客观方面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职务犯罪的职务关联性特点，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犯罪主体的界定上。相对而言，笔者赞同第三种定义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内涵相对明确，而且是多数国家通用的一个称谓。但它将犯罪客观方面限定为“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刑法上的重大损失都是针对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而现行刑法并未将造成实际严重后果规定为所有职务犯罪的共同要件。有的职务犯罪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确实要求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构成条件，但也有的职务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等，只要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因此，以造成“重大损失”来描述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不利于惩治职务犯罪的行为犯及未遂犯。

在对以上各种定义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定义：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

（一）主体的特定性。即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公职人员。关于公职人员的范围，刑法第93条有专门界定，但由于该条第2款有一个弹性规定，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就引发了许多学理上的论争和实践中的困惑。例如，公务是否存在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之分，村委会、居委会干部是否属于“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等等。对于那些同法律的具体适用密切相关的问题而言，理论上的争议最终需要立法来平息。

（二）行为的渎职性。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行为都违背了一定的职责要求。根据渎职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贪利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权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二是擅权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等。三是失职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犯罪，如玩忽职守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三、导致职务犯罪的四大诱因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无完人”的道理不容否认。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尽管人类设立了各种制度来防止权力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要社会存在公共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权力腐败与职务犯罪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形成腐败高峰期的宏观原因。我国在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正如有人所言，现在许多腐败分子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4]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给好处”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条件。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腐败泛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监督机构之多，在世界上都是鲜见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在我国，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称腐败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自慰。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6]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四、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有三大策略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从国外来看，反腐工作搞得好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有的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就开设有关从政道德的课程，还有的国家将从政道德法制化，如美国在1978年通过的《从政道德法》。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德治”是极为重视的，这在今天仍是有借鉴价值的。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7]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

1、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2、强化权力监督。首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3、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政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不能因为“严打”的作用有限而完全否定“严打”方针。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不过，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把握“严打”方针的确切含义，不能把“严打”简单理解为多判、重判甚至多杀、快杀。我们认为，严打的准确内涵应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1、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而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2、严格司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9]，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这个数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公职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打”的“严”字，应着重体现在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上来。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

3、严惩有方。首先要实现“严打”的法制化，使“严打”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线，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严打”的策略化，“严打”也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因为“严打”而水涨船高，不适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严打”的持久化，不应把“严打”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以上这些仅是笔者个人观点，其中的纰漏和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许多问题仍需继续研究和讨论，因此笔者仅希望通过此文将职务犯罪的研究和讨论引向深入。

【注释】

[1]张穹《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第14页

[2]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第8页

[3]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第4页

[4]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红旗出版社，1998.第78页

[5]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第54页

[6]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1页.第48页

[7]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第31页

【参考文献】

[1]张穹《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

[2]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3]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4]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红旗出版社，1998.

[5]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6]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8]苏惠渔.《刑法学》，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7

犯罪原因范文篇6

一、“职务犯罪”的界定

科学的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职务犯罪及其防范打击的前提和基础。在何谓职务犯罪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下面是三种有代表性的定义：

1.职务犯罪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1]

2.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公职人员的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滥用职权，不尽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

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3]

上述三种定义在客观方面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职务犯罪的职务关联性特点，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犯罪主体的界定上。相对而言，笔者赞同第三种定义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内涵相对明确，而且是多数国家通用的一个称谓。但它将犯罪客观方面限定为“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刑法上的重大损失都是针对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而现行刑法并未将造成实际严重后果规定为所有职务犯罪的共同要件。有的职务犯罪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确实要求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构成条件，但也有的职务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等，只要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因此，以造成“重大损失”来描述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不利于惩治职务犯罪的行为犯及未遂犯。

在对以上各种定义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定义：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

（一）主体的特定性。即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公职人员。关于公职人员的范围，刑法第93条有专门界定，但由于该条第2款有一个弹性规定，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就引发了许多学理上的论争和实践中的困惑。例如，公务是否存在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之分，村委会、居委会干部是否属于“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等等。对于那些同法律的具体适用密切相关的问题而言，理论上的争议最终需要立法来平息。

（二）行为的渎职性。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行为都违背了一定的职责要求。根据渎职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贪利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权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二是擅权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等。三是失职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犯罪，如玩忽职守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三、导致职务犯罪的四大诱因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无完人”的道理不容否认。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尽管人类设立了各种制度来防止权力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要社会存在公共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权力腐败与职务犯罪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形成腐败高峰期的宏观原因。我国在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正如有人所言，现在许多腐败分子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4]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给好处”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条件。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腐败泛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监督机构之多，在世界上都是鲜见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在我国，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称腐败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自慰。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6]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四、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有三大策略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从国外来看，反腐工作搞得好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有的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就开设有关从政道德的课程，还有的国家将从政道德法制化，如美国在1978年通过的《从政道德法》。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德治”是极为重视的，这在今天仍是有借鉴价值的。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7]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

1、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2、强化权力监督。首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3、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政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不能因为“严打”的作用有限而完全否定“严打”方针。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不过，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把握“严打”方针的确切含义，不能把“严打”简单理解为多判、重判甚至多杀、快杀。我们认为，严打的准确内涵应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1、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而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2、严格司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9]，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这个数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公职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打”的“严”字，应着重体现在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上来。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

3、严惩有方。首先要实现“严打”的法制化，使“严打”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线，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严打”的策略化，“严打”也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因为“严打”而水涨船高，不适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严打”的持久化，不应把“严打”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以上这些仅是笔者个人观点，其中的纰漏和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许多问题仍需继续研究和讨论，因此笔者仅希望通过此文将职务犯罪的研究和讨论引向深入。

【注释】

[1]张穹《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第14页

[2]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第8页

[3]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第4页

[4]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红旗出版社，1998.第78页

[5]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第54页

[6]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1页.第48页

[7]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第31页

【参考文献】

[1]张穹《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

[2]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3]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4]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红旗出版社，1998.

[5]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6]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8]苏惠渔.《刑法学》，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7

犯罪原因范文篇7

主题词：渎职犯罪原因预防

渎职罪是一种特殊主体的犯罪，根据新刑法的规定，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过去有人把渎职罪称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罪”，这是因为此类犯罪的主体都是政府官员，他们的渎职行为从不同的方面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政府官员一旦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势必削弱国家职能，破坏政府形象，直接影响国家管理活动，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反抗心理，这与所谓来自外部的，独立的个人反抗统治阶级的其他犯罪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尽管国家的性质有所不同，渎职犯罪在各国的刑法典中都得到相当的重视。我国的新刑法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对渎职罪作了较大的修改，完善了刑法对渎职罪的规定，加大了对渎职罪惩治的力度，这对贯彻依法治国，从严治吏，提高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完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渎职罪原因探析

（一）渎职犯罪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而封建社会对官员的选拔制度是“跃龙门”式的科考制，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下，由于对身份和地位的极度崇尚，多数人通过各种途径“跃龙门”，一旦获得一官半职，便利用所获得的特权进行各种“活动”。权力、金钱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只经历了短暂的资本主义发展，而对作为资本主义所具有、提倡的许多先进的内容却没有成熟的吸收。可以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完全进化。我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不完全进化的背景下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因此，官僚主义的腐朽思想及钱、权这两个封建等级社会所极度崇尚的东西被现今社会的多数人所“继承”下来。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则表现为对权力的崇拜和对金钱的贪婪，这种“利欲熏心”的官僚主义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公职人员目无法律，走向渎职犯罪道路，2004年5月11日，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对阜阳市工商局颖泉分局周棚工商所副所长白啟祥、李亭君立案侦查，7月24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查，2003年8月，周棚办事处居民张伟林夫妇的女婴在食用“绿元”牌奶粉后，患营养不良综合征死亡。12月28日白啟祥、李亭君在明知张伟林要求追究张俊田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对此事进行调解，并接受张俊田的吃请，白啟祥还接受了张俊田的贿赂1000元。此后，白、李二人对劣质奶粉一事不查处、不移交，也未向上级汇报。2004年4月劣质奶粉事件被披露后，白将贿赂款退回，并与李指使该工商所会计胡某伪造了法律文书，以掩盖事实。从此案来看，涉案犯罪人员都是具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体制弊端是渎职犯罪产生的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展开了对城乡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改革为我们的党和社会增加了活力，但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两种体制在发挥有效作用的同时，其缺陷也叠加在一起，使得有的人钻管理的漏洞，抓住时机，混水摸鱼。而在经济生活中，由于政企分开无法解除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经济权力化、权力经济化，权力与经济互相转化的现象还相当严重的存在，如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一些不正之风便成为渎职犯罪的温床，在这中情况下，政府批文、领导的签字等都有可能成为商品。因此，某些公职人员便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与有为了获得批件、批文的人进行权钱交易。在这里，权和钱发生了共振的效应，从客观上为渎职犯罪提供了可能。

另外，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的权力配置存在着弊端。首先是权力过于集中。这是我国政党领导体制中的传统弊病。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重要弊端之一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往往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的领导，过分集中的权力为某些掌权的人提供了自由公用的可能，膨胀了个人意志。其次，权力在使用过程中缺乏有力的制约和监督，没有制约的权力容易被滥用。当权力过度集中而有失控或约束不力的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常会处于无压的情形下，从而使掌握权力的人随意使用手中的权力；而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作保障，权力行为常常丧失原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得不到真正的贯彻。所以说，权力越大就越是应当予以规范和约束。而现实中则是相反，即权力地位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越弱，使得有些人有恃无恐，肆意妄为。再次，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力度不足。这里说的权利是指法律赋予公民的监督权。然而，在我国，监督制度尚未健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缺乏有效的实现手段，公民对其权利行为组织性差，制度的保障也不够，对公职人员的各项权力遏制等方面尚未建立起严密的权利参与和保障制度，使得某些公务人员无视群众的抨击。而权力一旦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监督，必然会造成滥用的后果。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迎春灯展特大伤亡事故案中，原密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孙勇、原密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政委陈百年在负责迎春灯展现场云虹桥（亦称彩虹桥）安全保卫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制定相应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及应急预案，随意安排上岗时间。尤其是对2月5日元宵节的灯展值勤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没有及时派出警力值勤，当日晚在观灯游人骤增的情况下，因桥两端没有值勤民警采取疏导控制措施，致使秩序混乱，人流密度过大，部分游人在桥西侧跌倒后相互挤压，造成37人死亡、37人受伤的特大伤亡事故。孙勇、陈百年，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却无视国家法律，在履行安全保卫职责时，不认真履行职责，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三）法律制度的滞后和不健全是渎职犯罪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虽然在某些封建王朝的某些时期也曾较为注重法律的作用，但其所谓的“法治”仍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直到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法律制度仍处于极不完善的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立法活动才真正的步入正轨。近年来我国虽每年都有不少新法律、法规、制度出台，但法律制度建设在飞速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仍是显得滞后，与渎职活动有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也不例外。一是行政管理和其他公共事务管理法律制度不完善，公职人员在履行渎职时主观性强，随意性强，缺乏明显的规范，使某些公职人员利用这些漏洞谋私利己，钻法律的空子。二是惩治渎职犯罪的刑事法律不够周密，远不能够适应渎职犯罪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形势。一些渎职犯罪分子们仍逍遥法外。三是有关打击和预防渎职犯罪的法律保障不足，尤其是预防渎职犯罪，迄今为止未见有一部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这直接导致了预防渎职犯罪无法可依，无法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预防渎职犯罪体系。四是民主监督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虽有一些法律制度有关于群众监督的零散规定，但迄今也是没有一部关于民主监督的法律法规。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缺乏科学的、具有足够透明度的、真正体现民意的、对人民负责的法律制度保证，使民主监督无法落实。另外，我国长期以来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往往使司法不能真正的独立依照法律对渎职犯罪人作出公正的判决，这使很大一部分有腐败思想的公职人员心存侥幸，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腐败思想的蔓延。

（四）公职人员个人素质低劣是渎职犯罪的主观原因。在现今在职的公职人员中有较大一部分素质较差。首先是个人品质和政治素质低。在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公职人员个人品质好，秉性忠直，不谋私利，任劳任怨，对于外界的各种诱惑能够自觉的抵制，在处理问题时能够秉公执法，在对待工作时能够认真负责，即使身处滋生渎职犯罪的土壤中仍能将腐败拒之门外。反观凡是参与渎职犯罪的人员，由于缺乏传统革命思想的教化，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的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往往对名利的追求过于苛刻，不能够严格自律，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极易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注意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使人生观、世界观产生错位，价值观扭曲，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金钱的工具，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把工作的原则和规范抛之脑后，无视公正，最终走向了渎职犯罪的道路。其次是部分公职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渎职犯罪的人员大多数都是没有树立起牢固的法律观念，对法律、规章、制度缺乏足够的学习、认识和理解。因此，其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的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有很多一部分人往往会认为其在工作中不会出现问题，不会犯错误，就是出现违法违纪的情况后，仍然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在这种心态支配之下，往往其对工作便会缺乏高标准和严格要求，不能兢兢业业的对待每一项工作。2004年6月4日至18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对省体彩管理中心主任贾安庆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对省体彩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永民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对西安市体彩管理中心主任樊宏、省体育发行中心吴燕华、田伟东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新城区公证处公证员董萍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检察院对碑林区公证处主任万元模和公证员李群以涉嫌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通过进一步深挖，还查明了涉嫌诈骗的体育承销人杨永明向贾安庆、张永民、樊宏、吴燕华、田伟东等人行贿40余万元的案情。

（五）家庭因素对渎职犯罪的影响。家庭是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社会微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家庭风气对于社会风气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倡导反腐倡廉的今天，家庭因素对渎职犯罪的发生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犯罪学普遍认为家庭对犯罪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影响。渎职犯罪人员大多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有的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常会提出不恰当的要求，而这些渎职犯罪人员对于这些不恰当要求会产生趋同心理。有的领导干部在单位一言九鼎，盛气凌人，可一进家门就成了“妻管严”，经“枕边风”一吹，就将国法、党纪吹到脑后。有的则是因为子女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而逼迫其利用手中权力去谋取私利以满足他们的“改善”生活的要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麻木不仁，使得这些公职人员失去了避免犯罪的最佳时机。有的公职人员在产生以权谋私心理甚至已经初步开始进行犯罪活动的时候，由于缺少家庭成员的及时提醒，使大多数渎职犯罪者错过预防形成犯罪的机会，使“开小差”的想法变为犯罪，小错酿成大错。

（六）渎职犯罪产生的其他原因。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社会上长期存在着分配不公，这也是我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有的人不付出任何劳动或付出很少劳动就可以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而有的公职人员的工资收入却几乎与这些人不成比例，这种生活条件的差距极易使公职人员产生内心的一种不平衡感，进而促成了一种攀比的心理行为。当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工资收入来满足这种攀比心理的时候，必然会出卖手中的权力，通过出卖权力来获得他人已有的现代化生活设施。这种出卖权力的行为表现则是出卖国家法律、贪赃枉法、私放罪犯、出卖国家机密等行为。贪污、受贿、行贿、挪用等渎职犯罪便由此而生。而权力一旦成为交换或掠夺的手段，就必然会形成腐败，权力的腐败又继续制造着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如此恶性循环，诱发了层出不穷的渎职犯罪活动。

还有个因素就是长期的闭关自守，客观上使公职人员的思想较为单纯，在对外开放之后，人们的视野之间宽阔起来，发达国家的高水平生活打破了公职人员的心理平衡，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对部分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资本主义的金钱观对传统的价值理念产生了冲击。许多公职人员由于对高水平生活的盲目崇拜和向往，最终没能经得住诱惑，形成渎职犯罪。另外，由于改革开放，对于国外的一些体制和制度的引入，在一段时期内与我国的固有体制和制度产生矛盾摩擦，容易造成一些漏洞，为渎职犯罪的进行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渎职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高发的渎职犯罪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权力的腐败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制的统一。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导致法制权威的极度削弱，引发、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权力的腐败刺激的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冲突，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破坏了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损害了健康的社会经济机制。另外，权力腐败助长了腐败没落思想，使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失去信心，并产生了对党的领导执政的不信任。所以说，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从根本上要消灭以渎职犯罪为代表的腐败行为，而要根除渎职犯罪，就必须重视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

预防是治理的最好手段。这是从古至今所共识的。在我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对预防的重要性有所阐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国外的思想家对此同样也有着类似的言论。孟德斯鸠说：“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罚犯罪，注意激励良好风格，多于试用刑罚。”。柏拉图、边沁、马克思等思想家同样支持并主张此种观点。因为预防可以把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既挽救了犯罪者本人，又保护了他人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由此可见，预防是解决渎职犯罪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应当把预防工作放在解决渎职犯罪工作的首位。能否有效的利用各种手段做好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政府形象。

（一）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强化对权力的制约，而对权力制约的最好方法就是将权力分解。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渎职犯罪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失控，这是制度、机制的问题。中外的历史实践证明：现代化建设是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过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是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它要求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但这并不是说经济的现代化可以在价值上压倒一切，如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腐败分子挥霍的对象。近些年来，我国的政府围绕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进行了以放权为主的体制改革，但传统的权力结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权力的配置方式只是从上级的集权转移到下级，没有解决好权力集中与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许多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小集体、小单位甚至是个人的集权。权力的配置应该是平衡的、多方相互制约的。合理的权力体制应当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下的。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权力腐败而发生，通常呈反比例的关系。尽管民主政治不能做到将腐败绝对根除，但确实可以起到减少腐败发生和控制腐败规模的作用。这种民主政治主要是将国家权力尽可能的分配到每个部门，避免权力的滞留集中。但在对各部门进行权力配置的时候，又不能使某种权力完全的、毫无限制的交付某部门，这里面还应当存在别个权力或是检察监督部门的制约。权力主管部门是权力的代行使者，而不是拥有者。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通过体制的改革来改善权力集中的弊病，首先就要在体制的建设上有所创新，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并保证其有效的运作。

同志曾指出：“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是我们在实践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好的体制，可以有效的预防和遏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不好的体制则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前文说过民主政治与腐败呈反比例，而将权力进行分解无疑会增加使用权力的民主化，权力集中是渎职犯罪的根源，而当权力有效分解之后，必将会增加渎职犯罪实施的难度，提高承担制裁后果的风险，从而减少其犯罪所得，由此则能够阻遏犯罪分子的犯罪心理动机的产生，或动摇、打消犯罪分子实施渎职犯罪的念头，遏止、防范渎职犯罪的实施。但在对权力分解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效率的问题。权力的集中能够保证较高的工作效率，虽然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渎职犯罪不容易发生、得逞，但是由于权力较为分散，可能会使工作效率有所下降，同时权力分解之后，被分解的权力可能成为实施犯罪的潜在因素，某些权力由多个人或部门享有、行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一旦发生渎职犯罪则极有可能牵涉面比较宽，综合危害加大，预防渎职犯罪是要从根本上去消除渎职犯罪，更主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现代化建设要求高效率。因此，在分解权力的时候，应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做到制度和发展的同步，减少或避免因权力分解而带来的在工作中降低效率的情况。

（二）强化思想教育建设。

同志在1993年8月21日的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体制，要通过学习和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提高抵制剥削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提高模范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他在1995年1月23日的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又提出：“强调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同打击和惩处违法犯罪，加强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必须把打击和预防结合起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就是一项很重要的预防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03年2月19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继续下大气力惩处腐败的同时，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倡廉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更好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服务。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进行渎职犯罪的公职人员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的，逐步滑向腐败的深渊。因此，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渎职犯罪的建设，在思想上筑起预防渎职犯罪的坚固堤坝，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的力度。早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提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著名论述，放在现在讲就是要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坚守党性，坚持艰苦奋斗的优秀传统。近几年，全党都在致力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和学习当中。这充分表明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充分的认识到思想政治建设对反腐败的重要性。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是教育，只有通过对公职人员进行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真正的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干部读物的建设才能越搞越好。对公职人员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牢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的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同时还应组织进行革命传统学习，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继承艰苦奋斗的工作和生活作风。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效力，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要把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还应注意一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对公职人员进行，还应面向全社会，鼓励全社会学习好的思想作风，继承优秀的思想传统，帮助人民群众树立健康的思想观念，从而牢固的筑起全社会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加强法制建设。

早在1988年，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保持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提出要通过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廉政建设。1993年同志指出：“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对要修改的，要抓紧时间修改、完善，要根据新的情况，尽快的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加强法制建设可以说是预防渎职犯罪工作的保障性工作，而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从立法上使应对渎职犯罪有法可依，建立起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现阶段产生的渎职犯罪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长期我国法律的滞后性，钻法律的漏洞，打“擦边球”。其次就是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不依，法律就失去了效用，而要做到有法必依就要求法律的普及，应当鼓励公职人员乃至全社会参与对法律的学习、了解、认识、掌握，使法律制度真正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执法是要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提高渎职犯罪的必捉率，必受惩罚的几率，还要求有适当的力度，而在渎职犯罪的高发时期，就应当加大对其打击惩处的力度。预防与打击并不矛盾冲突，无论是预防还是打击，最终的目标都是遏止和根除渎职犯罪。打击或者说刑罚是刑法的内容，其本质不在报应，而是维护社会生存的自卫手段，是防范性的。预防是打击的目的，打击是预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预防的一种手段。打击惩处可以使渎职犯罪分子承受违法犯罪的刑罚，也可以起威慑性作用，使未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职人员有所顾忌。要对渎职犯罪分子进行严厉的打击就要坚决的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法。这就必须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渎职犯罪的工作机制。

（四）重视培养、加强监督的力量。

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往往监督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一种制度的发展成熟于否。虽然我们党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不少党内监督的经验，但监督体制还是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而要搞好监督，我认为首先要从公职人员的内部监督着手，这要求通过民主集中制，加强公职人员队伍的组织生活制度；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作用；要扩大监督部门的权限，完善行政监察体制，使之能够相对独立的行使监察权；培养高素质的监察队伍；要真正的保障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确便于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的方法和内容；使社会舆论力量充分发挥“眼睛”的作用，增加权力活动的透明度。

（五）关于加强市场经济和经济制度的建设。

预防渎职犯罪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发展经济，落实经济制度建设同样对预防渎职犯罪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好的经济条件对社会的文明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正如古人所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的学者提出“高薪养廉”。笔者认为这不是预防渎职犯罪的好办法，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但由于事实上存在分配不公，在短时期内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先富者与后富者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经济能力差距，“高薪”虽然能提高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但公职人员由于其工作性质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高薪”很有可能会刺激公职人员对金钱的更进一步崇拜，由权向钱发生转变，未必能达到“养廉”的目的。最切实际的方法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分配制度的合理操作，尽可能的避免分配不公，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获得，以消除由于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净化有可能滋生渎职犯罪的土壤。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诸多预防渎职犯罪的方法并不是互相独立，相反，几种方法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应该同时进行，而放松其中任何一项工作，都有可能使预防工作出现瓶颈，使渎职犯罪的预防工作走入“死胡同”，在实际工作中，有机统一的做法尤为重要。

总之，预防渎职犯罪是适应新时期的反腐败工作的需要的，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乃至社会进步的需要的，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热烈欢迎。其作为一项系统的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所有的机关、部门、个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预防渎职犯罪，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遏止渎职犯罪的蔓延，努力避免渎职犯罪的发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预防渎职犯罪工作手册》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犯罪预防厅编

[2]冯树梁，《中外预防犯罪比较研究》

[3]柳希春，《预防职务犯罪：反腐败的理性选择》

[4]唐磊，《犯罪学》

[5]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

犯罪原因范文篇8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黑社会性质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曾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以了解社会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关注情况。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所列出的10个法律问题中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就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从这项调查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随着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新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已由原来的备受关注发展到高度重视的程度,而犯罪的原因也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变化。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

从犯罪主体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向低龄化方向发展。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不良文化影响等原因,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

从犯罪手段来说,未成年人罪犯作案的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所谓凶残化是指未成年人在作案时,不计后果、惨无人道,在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没有丝毫同情怜悯之心,有的残害被害人肢体,有的为消灭证据而灭口。所谓智能化:一是指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例如在通讯工具上使用手机、对讲机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车甚至小轿车。二是实施高科技犯罪。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进行犯罪,例如网络犯罪等。

从犯罪类型来说,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和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并且暴力犯罪日益突出,不断向着严重化的方向发展。根据公安部相关统计数字,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比例大致如下:抢劫占46.3%;抢夺占23%;盗窃占6.6%;强奸占4.8%。

从犯罪的组织形式来说,团伙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中已有70%是团伙犯罪。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防侦破措施,已经形成黑社会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如果被不法人员掌握和控制或随着团伙骨干成员年龄的增长,将会演化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专业化犯罪集团,对社会危害性具有倍增效应。

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分析

任何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因此,为了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必要运用多种学科作为工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

(一)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

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化进程中没有形成完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上歧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青少年辨别是非能力薄弱、感性强,又具有强烈的模仿性,极易受客观外界条件的影响,因此往往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于文学、影视作品中塑造的“黑帮老大”、“古惑仔”等艺术形象,不能正确辨别,反而认为是“讲义气”、“够英雄”,在生活中也进行模仿。同时,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易于接受教育改造,但另一方面,其犯罪行为也存在较大的反复性,体现在近年来青少年重新犯罪率的不断增加。

2.渴望友情、乐于合群,是青少年的一种心理需求,是独立意识的外在表现。青少年在父母面前封闭自我,而更爱与年龄相仿、趣味相投的伙伴在一起,形成群体。由于青少年经验少、能力差,结伙作案可以相互鼓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孤独感,因此青少年犯罪多以团伙形式出现。

3.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从而使得青少年犯罪多具突发性、暴力性。一方面体现在犯罪动机简单、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刺激和诱发,或出于一时冲动而突然犯罪;另一方面体现在青少年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多实施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等暴力性犯罪,而且犯罪手段残忍、性质恶劣。

4.青少年抵制诱惑的能力弱,易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价值观的影响,其犯罪绝大部分为满足物质欲望性犯罪。因此有偷窃、抢劫等侵犯财产性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一般在初次作案得手之后,侥幸心理便得到强化,对物质享受产生了贪得无厌的欲求,从而导致了犯罪的连续性。

(二)客观环境因素

1.家庭教育的缺陷。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对个体人格产生原发性影响,既包括对健全人格产生的良好影响,也包括对不良人格,甚至是犯罪人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其家庭环境大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有的父母均外出打工,家中只有年迈的祖父母照顾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要么对其过于迁就、袒护,要么对其不闻不问、放任不管;有的父母已经离异,在单亲家庭中缺乏父爱或母爱,甚至遭到继父或继母的虐待;即使在父母均在履行监护职责的健全家庭中,由于父母感情不和、下岗失业、家庭贫困等原因,也对未成年人的本来就不成熟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学校教育的误区。现行的教育体制片面强调升学率,忽视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和对健全人格的塑造。在学校里,学生会因其不良行为或仅仅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受到老师的区别对待、排斥讥讽,动不动就把他们当作反面典型“示众”。久而久之,自卑心理自然引发厌学情绪,最终导致提前结束学业,流入社会。而处于这种年龄段的青少年,性格、思维、行为可塑性大,性格叛逆,辨别能力、控制能力差,本是学做人、学知识的关键时期,一旦过早地走向社会,极易受到不良因素的诱惑而走上犯罪道路。

3.社会环境影响不容忽视。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以及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贪污腐化等社会丑恶现象,对处于成长阶段的心理不成熟、承受能力差的青少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心理学家指出,犯罪行为是通过观察学习周围社会环境中人们的言行或直接体验犯罪而学会的。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易感性与冲动性,意志力薄弱,对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产生反社会心理而最终导致违法犯罪。

三、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若干建议

(一)法律措施

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要求,政法部门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决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地套用法条,要把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作为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重要内容,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区别对待的原则,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

1.强制措施。通过强制措施来惩治一批罪犯,借此来对警示那些未成气候的犯罪分子,但是必须慎用。慎用强制措施是我国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并没有特殊规定,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弥补了法律的不足,明确规定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应该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作为最后的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笔者认为,对于涉及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均应尽量不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即使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也应在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时予以优先办理,努力缩短未成年人在判决前的羁押时间。

2.充分运用不起诉职能。不起诉决定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法律对适用微罪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绝对不起诉的条件和程序都作了具体规定。由于存疑不起诉是在现有证据达不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时对犯罪嫌疑人的一种无罪处理,而证明标准是一个统一的,不会因犯罪嫌疑人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其在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保护方面作用有限。但是,酌定不起诉和绝对不起诉则赋予了检察官足够的自由裁量权,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最大限度地对未成年人使用不起诉决定,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约宝贵的司法资源,将违法行为对未成年人日后学习和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为未成年人的改过自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3.探索试行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就是检察机关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暂时不予起诉,并依据未成年人犯罪情节的轻重和主观恶性的大小确定一定的考验期,最后,再根据未成年人在考验期内的表现情况决定对其是否起诉的一种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施暂缓起诉,目的在于尽可能地避免在未成年人身上留下刑事犯罪记录,为他们提供一个有条件的免受刑事审判的机会。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虽然也可能做出免予刑事处分或宣告缓刑的判决,但会给未成年人留下前科纪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未成年人的个人发展和职业选择。检察机关在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审慎地探索实施暂缓起诉制度,可以在教育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二)文化措施

进一步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要认真检查、监督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法律和政策的落实,坚决打击制造、销售和经营各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商品的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加强对特殊服务行业的管理,严格执行此类场所"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规定;与此同时,逐步增加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场馆等公共设施,为青少年提供优秀文化产品和活动场所;发挥社区的作用,对无业的未成年人实施就业帮助,在有条件的社区逐步开设社区心理咨询服务,由社区和家庭一起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管教帮助

(三)教育措施

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学校和全社会要切实抓好预防犯罪的教育,在广大青少年中,广泛开展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和"四有"教育,引导青少年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帮助青少年增强依法自我保护能力和辨别真伪、抵制诱惑的能力,掌握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技巧。要注重培养孩子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另外,要本着治病救人的宗旨,用真诚的爱心感化、挽救失足青少年,需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帮教工作,针对迷途犯罪的青少年心理特点、身心发育特征、教育改造难点等开展多形式的教育。对经过教育、改造回归社会和家庭的失足青少年,要从学习、工作、生活等多方面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使之痛改前非,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对他人有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贡献的有志、有为青年。

参考文献:

[1]中央政法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组.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

[2]王秉中主编.罪犯教育学.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

[3]王大伟.中小学生被害人研究——带犯罪发展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日]森武夫.犯罪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5]周国平.犯罪学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杨焕宁.犯罪发生机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犯罪原因范文篇9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1、青少年犯罪的概念

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青少年犯罪是特指从刑法学观点给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义，一般认为从刑法学观点出发，所谓青少年犯罪是指刑法规定的某个特定年龄阶段的人，实施了依法应受刑法惩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1〕。这其中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依据刑法的规定。第二层含义是指刑法所规定的某个特定年龄阶段，在我国就是指已满14岁不满18岁这一时期。第三层含义是所谓依法应受刑法惩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是指依据刑法的规定；（二）是指行为的结果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如果没有危害或危害轻微均不是犯罪行为。广义的青少年犯罪概念是指从青少年刑事立法观点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义。从青少年刑事立法观点出发的这一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大大超出了刑法规定的内容，具体地说，它的内涵不仅包括犯罪行为，还包括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人为地割裂他们的各种行为状态，就会失去对青少年犯罪行为的全面理解。所以，我们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必须把青少年的所有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中任何行为状态，都给予必要的关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青少年犯罪的概念在不同情况下使用的确切的含义。

2、青少年犯罪特征及发展趋势

青少年犯罪在各国均是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我国的青少年犯罪主要表现出以下的特征：

第一、犯罪趋势居高不下。青少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并呈现不断低龄化的特征。据有关职能部门统计，青少年犯罪案件近年来却不断上升。某高校在校大学生犯罪率2001年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同比上升120%；某县法院，2001年判处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上升4.15倍，2002年同比上升1.89倍。青少年犯罪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探讨，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过去的研究更多地归结于社会的、环境的因素〔2〕。据我们调研了解，家庭因素在青少年犯罪诸多因素中起着第一位的作用。

第二、纠合性、团伙性犯罪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身体力量单薄，情绪不稳定，心理承受力差，依赖性较强，他们往往会在同乡、同学、同宗族、亲戚邻居、同龄人之间形成小的团伙，他们在遭受挫折或某种利益驱动下，在同伙之间不良情绪的互相感染下,往往不计后果实施犯罪，公安部门的调查统计表明，在查获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大约有50%是团伙作案。有的甚至逐步向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演变。

第三、犯罪少预谋、多偶发。青少年犯罪的动机也有年轻人的典型特点，他们往往比较单纯，有时甚至表现出成年人无法理解的某种奇特的变态心理，他们的犯罪一般缺少事先策划协商，常常是在偶发事件的影响和刺激下，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发犯罪，不少青少年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往往带有恶作剧、开玩笑的因素，犯罪的偶发性还在于有的青少年平时并无不良记录而突发犯罪，他们在特定的场合，突发犯罪意识，实施犯罪行为，使正常人不可思议，感到震惊。他们感情易冲动，最易忘乎所以，干出常人意料之外的行为，所以青少年犯罪的严重性在于事先很难掌握他们的行动规律，难以预测。

第四、犯罪性质不断恶化。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正逐步由过去的单纯盗窃向暴力抢劫转化，作案手段愈加野蛮、凶残、不计后果。其行为一方面加剧了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另一方面导致了重大犯罪比例的逐年上升。1987年至1991年，青少年犯罪的类型80%左右为盗窃，其次为暴力犯罪和性犯罪，1997年至2000年，在查获的抢劫案犯中，青少年占到了80%以上。

第五、强烈的报复心理。青少年虽尚年轻，但却渴望自立、自尊，获得别人的平等相待，不愿受约束，希望无拘无束过所谓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心理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发育的成熟而日趋强烈，特别是当他们具有一些不良品行时，谁若管教他们，轻则反感抵触，重则施以报复，所以在青少年的暴力犯罪中，报复性犯罪比较突出。

第六、盲目模仿，好胜猎奇。青少年好胜猎奇，对外界事物具有盲目的模仿性。他们阅历浅，辨认是非能力低下，往往喜欢模仿影视、报刊和身边发生的一些作案方式进行犯罪活动。

青少年犯罪的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显示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3〕。

第一、犯罪年龄逐渐向低龄化发展。某县自2001年以来检察院受理公安呈捕青少年犯罪案件35案，46人，未满16岁的5人（最小的只有14岁）占犯罪总人数得3%，这说明未成年人犯罪在青少年比例增加，低龄青年作案增多。

第二、农村青少年犯罪将急剧上升。近年来，我国农村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是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一个最新动向。工业化使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涌向城镇企业和城市，传统控制体制的弱化促使犯罪现象释放增多。

第三、女性青少年犯罪呈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女性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明显增多，其中，因而被劳教的占较大比例。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女性青少年犯罪有男性化发展的动向。

第四、流失生和在校生犯罪突出。当前，我国在校学生参与犯罪活动剧增，这是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的一个标志。

第五、作案手段智能化、隐蔽化。随着广大青少年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在青少年犯中，有一定科技知识的人也相应地多起来。他们把聪明才智运用到犯罪手段的更新上，千方百计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犯罪活动，使犯罪走向智能化，如计算机病毒的制造、信用卡诈骗、伪造有价证券等等，进一步加剧了司法机关侦破的难度。

第六、团伙作案出现新变化。过去，团伙犯罪多集中在大中城市，现在，团伙犯罪已蔓延至县城、集镇、农村以及交通沿线。八十年代中期的团伙犯罪成员多是逃跑的两老人员，而九十年代后期，青少年犯罪团伙却越来越多了，有的杀人、抢劫案犯仅有12-13岁，还是在校的初中生。目前的犯罪团伙一般已结成比较严重的组织，向黑社会急骤“进化”。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案件中所占比率较高，它与青少年自身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人的举止行为肯定是受心理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每个人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是出于他们的需要。年轻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不能说完全出于自觉。究其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讲既是青少年自身的原因，客观上讲有社会、家庭和学校三方面的因素〔4〕。

1、青少年犯罪的自身因素。第一、青少年由儿童向成年人过度时期，正是青春期发育的变化时期，心理学家称为“危险年龄”时期，他们在这一时期生理发育迅速，身体开始趋向成熟，个人意识和独立意识增强，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和追求欲望，表现过分固执，缺乏自控能力。一旦感情冲动，便会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第二、青少年犯罪与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在动机的形成方面是有区别的。年轻人感到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地位不稳定。因此，他们要全力争取得到承认，争取得到象征声望和地位的东西，在成人的浅意识中，不承认青少年是一种独立的群体，更不承认他们的文化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青少年人却总希望与成年人不分高低，并驾齐驱。出于这个动机，他们的举止行为便带有骄傲自大，喜欢表现的倾向，目的无非是引起成人世界的注意。他们会以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现他们的集体，证明他们已经“成人”，为了吸引他人注意，或者为了表示自己的这一特殊动机，他们就可以对任何人干出违法犯罪的蠢事，或者说这也是对成人世界的报复。第三、青少年最苦恼的莫过于感到自己无所事事。因此，他们之间也互相制造矛盾、摩擦，以次消遣度日。他们入世不深，妄想在犯罪的实践中探求其行为所能达到的极限。

2、社会环境的影响是滋生青少年犯罪的土壤。第一、生活贫富不均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许多青少年多以“有钱”为荣，把“吃喝玩乐”作为人生的信念，总认为别人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凭什么就不该有。加之社会上拜金主义，腐败之风以及贫富差别的影响，对青少年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当他们没有或失去享受的物质基础时，就会采取盗窃、暴力抢劫、绑架勒索等手段获取钱物，从而走向犯罪深渊。第二是社会管理力度不够，社会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对离开学校的这部分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他们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在社会上放任自流，思想苦闷，精神空虚，一遇不良因素的诱惑就会误入歧途。第三是不良的文化环境对青少年犯罪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文化正由过去的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但随之而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腐朽文化也在不断渗透和传播。不良文化泛滥，暴力、色情、黑社会等内容的游戏卡、网卡、书刊杂志、影视作品在全国城乡各地，各种影视厅、网吧、电子游戏室等娱乐场所到处都有。青少年长期沉迷于这些场所，自然而产生模仿心理从而走向犯罪。

3、庭教育的失当，为青少年犯罪推波助澜。

一是家庭结构缺损对青少年产生消极影响。在单亲家庭中，青少年由于缺少正常的父母之爱，感情受到创伤，生活缺乏保障，再加上同龄孩子的歧视、欺负，内心极度痛苦，精神忧郁，从而形成孤僻、冷淡的性格，甚至会走向极端，变得冷酷、残忍。而这种家庭中的父母往往忽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放任自流，孩子像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一旦有犯罪诱因出现，就会铤而走险，实施犯罪。

二是家庭成员和造成青少年人格不健全。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感情不和，往往会导致青少年人格上的不健全。生活在没有感情的家庭中，青少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心灵封闭，感情冷漠，逆反心理强，待人接物缺乏热情，处事方式固执、偏激。他们对父母不满、鄙视，对成年人有强烈的反抗心理，一但遭受挫折和打击，或受外界因素的刺激，就会突然爆发，不计后果，实施犯罪，侵犯对象甚至包括自己的亲人。

三是家庭教育失当导致青少年犯罪。许多家长忙于工作疏忽了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对孩子不管不问，放任自流，使处于危险年龄的青少年违规违纪，逐步走向犯罪；有的家长只注意孩子的智力开发，放弃了思想品德教育，只注重学习成绩，其他一切都无所谓，导致孩子人格上的畸形，容易产生犯罪；有的家长对子女期望值太高，教育方式又过于简单、粗暴，孩子的一言一行处处受家长支配，稍有过错，就会被训斥或打骂，使青少年心灵受到创伤，产生恐惧心理，认为家里没有温暖，常常会远离家庭，在同学、同龄人、同经历的人群中寻找同情和温暖，遭到坏人的引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有的家长对孩子过于溺爱，养成青少年“四肢不靳，五谷不分”，衣来身手，饭来张口的坏习惯。他们是非观念模糊，骄傲自大，任性自私，自我意识过于强烈，一旦遇到挫折则又变得非常脆弱，悲观失望，祭天尤人，自暴自弃，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四是家长自身行为不当误导青少年犯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孩子都会产生极大影响，甚至影响到孩子的一生。如果父母行为失当，或者品行不端，甚至劣迹斑斑，就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诱发青少年犯罪。

4、学校的重智轻德，教育失衡是青少年犯罪的温床。

传统的教育观念使一些学校领导重视的是生源、荣誉，老师拼命地抓成绩，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对理想、道德、法制的教育，出现了“教书不育人”的状况；有的学校责任心不强，对校规校纪抓得不严，对于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上不上课，无人过问，使他们无故逃学，浪迹社会，结伙成群，互相传染不良习性，加之没有及时发现与制止，久之使他们胆大妄为，蔑视校规，从而走向犯罪；有的学校将学生分为好、中、差三等，区别对待，在青少年学生中人为地形成身份地位差异和不平等，导致青少年心理严重失衡，最终使思想差、学习差的学生破罐子破摔，走向犯罪。

总之，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很多，我们只有找准原因，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减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

三、青少年犯罪的对策和几点建议

1、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当前，主要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共同参与，实施社会“护林”工程

一是要社会动员，全力推进。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支庞大、宏伟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必须实施社会动员，采取得力措施全面推进。各级行政、司法、教育、宣传组织要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利用电台、电视、报刊、杂志等宣传媒体，通过以案释法、法制论坛，选派法制校外辅导员等多种开工形式在青少年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树立青少年良好的道德法律观念。

二是花大力气净化社会环境，目前在一些地区“黄潮”又呈抬头的趋势，公安、文化与出版部门应当大力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杜绝色情淫秽暴力文化的蔓延，坚持不懈地收缴，取缔黄色、暴力书刊和淫秽物品，大力推荐有着良好社会效益的作品，多为青少年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

三是建立健全青少年法律体系。以便社会各界，包括青少年自身有一个对青少年各种行为的衡量标准和准则，做到有法必依。另外，应当进一步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注意研究青少年自身缺点，对他们予以多层次、多方面的教育和保护，力争创造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5〕。

四是筑起家庭、学校、社会互联的教育网络。家庭、学校和街道社区组织要切实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从各个方面对青少年进行正确培养和引导，从根本上填补青少年从学校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之间缺乏监督管理的空白，使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监管三道防线有机地结合起来，构筑预防减少，惩教的防控体系，达到减少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目的。

五是要做好青少年的挽救工作。司法机关要采取与成年犯罪不同的政策，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完善帮教组织体系，指制定帮教计划，落实帮教措施。

（二）正确关爱，实施家庭“细胞”工程〔6〕。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遏制青少年犯罪，首先要从家庭抓起。其次要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关心教育子女，增强爱的目的性，教育的自觉性，做到爱教结合、宽严得当，使他们真正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不至于产生抵触情绪或离家出走。

（三）德智并举，实施校园“育苗”工程〔7〕。学校要真正把素质教育作为塑造中小学生健全人格的“启蒙教育”。彻底改变那种只重分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使他们将来能够真正成为一名高素质公民。学校必须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学校应该有针对性的开展一些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内容的法制教育活动。如组织学生参观打击各种犯罪的专题展览，收看法制教育电视、戏剧、文艺演出；请表现好的在押犯人做报告，进行现身说法；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组织进行法律社会调查等活动。

（四）加强对青少年的基础教育，提高青少年的自身素质。首先，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其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良好个性品质教育，促进他们的个性心理健康发展。再次，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基础文明教育。教育他们讲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使未成年人在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中学习、生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从而使他们崇尚文明，远离犯罪。

背景案例

案例一福建五少年杀死同学勒索20万警方缴获军用手枪

2002年10月9日，福建省福清市警方破获一起在校中学生杀害在校生案，抓获陈某等五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作案工具两轮摩托车1部、六四式军用手枪子弹3发等物品。

7日下午2时30分许，福清市警方接到受害者家属报案：当日下午2时23分，他家突然接到歹徒打来电话称：“陈某(男，13岁，某中学初一学生)被其绑架要求家属准备20万元人民币赎金，并称不准报案，否则后果自负。”

接到报警后，福清市公安局马上组织警力开展侦破工作。根据现场调查，走访群众，获悉受害者陈某于2002年9月29日晚9时许，从福清市新厝镇某中学晚自习回家途中失踪。其家属经过几天几夜寻找未果，直至10月7日下午突然接到绑匪勒索电话。

警方在大量调查取证的基础上，获悉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陈某母亲与受害者家积怨较深，且陈某近期表现十分反常，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查明陈某近期来经常与同学郭某、黄某等人在一起打电脑、玩游戏，行动诡秘。10月8日下午警方决定对陈某等5位涉嫌人员采取收捕审查。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陈某(男，1987年12月出生，某中学初三学生)，郭某(男，1987年5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黄某(男，1988年1月出生，系陈某的同班同学)，李某(男，1987年6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杨某(男，1988年2月出生，系某中学初三学生)供认，他们因长期在一起玩电子游戏机而结为朋友，因陈某母亲与受害者陈某母亲有积怨经常吵架陈某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于是犯罪嫌疑人陈某便召集郭某、黄某、杨某进行密谋寻求报复。

9月29日晚9时许，陈某、郭某、黄某三人在受害者回家的途中等候，将受害者陈某殴打杀害后，用两轮摩托车将其尸体载到某水库，用石头绳子捆绑投入水库，然后潜回家中，并于10月7日通过李某打勒索电话到受害者家中索要20万元人民币。

案例二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

2003年4月25日，永嘉黄田某中学学生柳某因与同校的黄某有矛盾，便叫来徐某等将对方殴打了一顿。柳也因受到学校的严厉批评处理。第二天晚上，当徐某等四人再次来到柳某的寝室里时，被闻讯赶到的值班教师发现，之后徐某等被带到黄田派出所。调查中，这伙人供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中间曾相互间传送着一支枪！全体参战干警为此大惑不解，一伙初中人何来枪支呢？他们决心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原来，就读该县某中学的徐某、厉某等人在校期间经常与当地社会上青少年组成的“十八党”团伙发生冲突。为能何他们对抗，徐某等也组建了一个名为“十三鹰”的学生团伙。去年下半年，柳某想买支枪来去打猎，就通过朋友介绍在其叔叔张某那里，以250元购买了一支单管火药枪，后一直藏在家中。今年2月份，徐某所在“十三鹰”在与“十八党”的对抗中败北，他们觉得如果有一支枪在手便可扭转败势。第二周，徐某等10人便筹资到黄田镇，以同学关系将柳某的那支枪购买过来，并将枪藏到家中，直到26日被公安机关查获。案情至此已初步明了，警方便立即成立专案组，连夜出战，于4月26日深夜包围制枪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将其逮捕归案

2、青少年犯罪的建议

要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除了必须严格执法之外，更主要的是运用教育、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加强管理，坚持预防和惩罚相结合的方针，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把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到实处，尤其要注意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几点建议

1、家庭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应该结合学校对孩子从小进行法制教育,让孩子从小树立法制观念,不能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外单独居住,因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认识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十分有限,很容易受社会不良影响,染上不良习惯。这一时期的未成年人抵抗能力较差，容易受人教唆犯罪，所以父母也要担负起发现不正当团伙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父母要给孩子创造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2、学校和教育部门所给予的教育。学校是青少年学习,成长的主要场所。因此,学校应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要防线,教育行政部门是学校的行政主管部门,对学校教育负有检查、指导、考核的管理职能,所以教育行政部门对预防青少年犯罪责无旁贷。学校应对达到义务教育年龄的未成年人在进行思想、道德、法制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进行预防犯罪的教育，使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和防范犯罪的意识有所提高，而不应只注重升学率不注重法制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还应对不同年龄的青少年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教育，并对学生无故旷课行为进行管理和及时通知家长，确保青少年不进不健康场所和不在不健康场所逗留。

3、社会环境。青少年犯罪原因十分复杂，所以，预防青少年犯罪，不仅是家庭、学校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在学校附近严禁开设营业性舞厅、电子游戏室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广播、电影、电视、戏剧节目，更不得渲染暴力、色情、、恐怖活动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4、要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单靠一个部门、几个部门是难以奏效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各部门要承担起青少年的保护、教育、管理的责任，关心、爱护他们的成长，不断地向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和宣传，用活生生的事例引导他们学法、讲法、用法，从而避免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为了使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以强大的优势永立于世界之林，我们必须注重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青少年的犯罪。

注释：

（1）杨晓梅著《青少年研究》，1999年第7期17页

（2）康树华主编《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答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52页

（3）康树华等著《中外少年司法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63页

（4）康树华主编《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答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81页

（5）康树华等著《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对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36页

（6）康树华等著《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对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72页

（7）康树华等著《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对策》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102页

参考书目：

（1）参见杨晓梅：《青少年研究》，1999年第7期。

（2）参见康惠农、王汉林主编：《青少年犯罪预防、控制问题研究》

（3）参见康树华主编《预防青少年犯罪问题答问》。

（4）参见杨长征主编《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报告》

（5）参见康惠农主编《青少年犯罪研究》，1999年第11—12期

（6）参见康树华等主编《中外少年司法制度》

（7）参见康树华等主编《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对策》

犯罪原因范文篇10

一、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1、手段多样，具有谋财性。大多采取撬门扭锁、挖洞、翻墙，以及持械等手段入室盗窃、街头敲诈、抢劫。如:20*年6月28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会同××派出所通过巡逻守候、蹲点布控成功捣毁一个盗抢犯罪团伙，刘某（男，18岁）、王某（男，19岁）两名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经查，自20*年8月份以来刘某伙同王某在××县××街、××路等路段抢夺作案26起，在××镇××村，××*村，××村等地采取踢门入室、撬卷闸门等手段盗窃作案14起，盗抢得手机、金银首饰、现金、香烟等物，总价值达5万余元，所得钱财用于上网、吃宵夜和住宾馆及其它生活。

2、成群结伴，具有合伙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因素与客观因素的交叉性、复杂性的矛盾，导致青少年犯罪多为共同违法犯罪，单独作案较少。如在20*年9月份，××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烈焰专项行动中,针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系列性侵财类犯罪,综合运用并案侦查,阵地控制,摸排走访,深挖细查等多种措施，缜密侦查，一举将盗窃摩托车作案的犯罪嫌疑人贺某（男，19岁）、邝某（男，14岁)、李某(男，14岁）抓获，破获盗窃摩托车案件及入室盗窃案件19起。经侦查查明，自20*年以来，上述几人交叉结伙，分工合作，一人负责看水，一人负责剪摩托车电线，一人负责销赃，先后在××县县城盗窃摩托车十余台，及多次采取踢门入室的方法实施入室盗窃作案，涉案价值两万余元。

3、不计后果，具有暴力性。有的持刀、持铁棍、木棒等拦路敲诈或抢劫，有的对受害人殴打后再抢劫，有的持刀将被害人捅成重伤。如20*年8月15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通过跟车布控，蹲点守候，成功摧毁了这个涉恶抢劫团伙。犯罪嫌疑人毛某（男，17岁）、陈某（男，18岁）、欧某（男，17岁）、冯某（男，16岁）、王某（男，19岁）、吕某（男，20岁）等8人自20*年以来，先后在县城××公司、县××中学、××公路沿线、××县城及城郊结合部抢劫作案、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盗窃作案多起，总涉案价值达9万余元。

4、侵害对象，具有特殊性。盗窃作案侵害的对象90%以上选择城镇居民住宅，个体商店，抢劫作案侵害的对象均为中小学生、街头游玩办事的单身、某种职业人等。如20*年××县公安局通过巡逻布控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雷某（男，18岁）、陈某（男，18岁）抓获。经查明，雷某伙同陈某先后在××县城的城镇居民住宅、个体商店等场所，以撬门扭锁的方式盗窃作案5起，盗得车辆5台。如20*年6月份，××县公安局摧毁一个以跳车假摔为手段抢劫出租车司机的青少年犯罪团伙。经查明，犯罪嫌疑人关某(男，16岁)、林某（男，15岁）、黄某（男，17岁）等5人密谋抢劫“慢慢游”摩托车司机，策划好5人合租一辆“慢慢游”摩托车，中途由一人故意跳车倒地，假装跌伤，后以治伤为由要挟司机将财物拱手交出，否则便强行搜身，劫走财物。

二、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

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有家庭、学校的原因，又有社会的原因，从本县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综合分析，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1、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学习、受教育阶段，有一个认识自我、认识环境、认识社会的过程，极富有想象力，情感强烈，易于冲动，可塑性大，也容易走上邪路，步入误区。特别是近年来，受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毒害，一部分青少年不辩“真善美”与“假丑恶”，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一些青少年不能正确认识生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而产生消极厌恶、悲观失望情绪，有些青少年从失望到不满，继而形成一些反社会心理，失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2、“赌、毒、黄”等社会丑恶现象对青少年犯罪有直接影响。网吧、舞厅、录像厅、游戏厅、台球室、滑冰场、美容美发室等娱乐服务场所成为青少年出没的地方，其中一些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业主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引诱起青少年高消费欲望，黄、赌等丑恶现象导致部分青少年畸型的感官刺激。

3、家庭缺陷对青少年犯罪有负面的消极作用。一是家庭教育方式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家庭教育规范与社会要求不一致，有的对孩子教育不得法，有的家长本身有劣迹，对子女影响很坏。特别是少数表青少年的家长，平时缺乏自律，参与和不正之风，个别甚至以权谋私，放松对子女管教，对其子女起到了误导作用。二是家庭生活方式的缺陷。在广大农村地区，“留守少年”现象的存在是左右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影响因素。平日里缺少了家长的约束和管理，青少年更有了天马行空，我行我素的条件，再加上由于年龄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在接触社会“阴暗面”时，迷失人生正确的航标，从而与之同流合污，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三是家庭成员结构的缺陷。单亲的家庭结构对青少年犯罪有负面的影响，单亲的家庭结构，缺失完整的亲爱，容易造成青少年狭隘、专横、仇视的不良心理，直接或间接的产生消极厌恶、悲观失望情绪，为青少年走向违法犯罪埋下“祸根”。

4、学校教育的误区对青少年犯罪有一定责任。由于有的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视思想道德教育，有的甚至将差劣生拒之校门外，使之流向社会，接触社会阴暗面，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5、基础工作薄弱，不利于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一是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二是正面教育不够。失足者得不到有效的帮教和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得不到严格监督和改造，许多本来可以通过及时有效的教育，挽救过来的青少年错过了校正的机会，使之在邪路上越走越远。据了解，在所查获的违法犯罪青少年中，因年龄原因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或从轻处罚和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从而导致未受处罚的这部分青少年法律管不了、社会无人管、学校不愿管，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成为累抓累放的“二进宫”、“三进宫”。

三、遏制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认识、加强、预防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全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家庭、学校综合治理。

1、提高家长的文化、教育素质，加强和改善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各级政府要特别注重解决因家庭结构缺损对青少年教育的问题，关注劣势群体，采取多途径、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方式使青少年从小家到大家都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2、强化学校和有关部门教育和管理职能。学校要强化在校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思想、道德、品质、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学校要进行系统的反腐蚀教育，开设好政治思想、道德纪律、法律法规课、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政府职能部门要在政府的统一调控下，加大监管力度，全面落实家庭、学校、社会齐抓共管措施，努力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

3、净化、优化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一是加强对公共复杂场所的治安管理，净化社会环境。二是各部门、各行业要切实把净化社会环境和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来抓落实，保证本部门、本单位、行业范围内环境健康，给青少年提供健康向上的活动场所。三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允许有毒化风气或腐蚀青少年思想的不良信息传播，对“黑网吧”非法出版物坚决依法打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