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数额范文10篇

犯罪数额范文篇1

有学者认为，犯罪数额不是定罪的因素，而仅仅是量刑的依据。这很容易导致将犯罪数额的性质等同于西方刑法学中的客观处罚条件。所谓客观处罚条件，又称可罚性的客观条件，是指犯罪成立之后，国家对犯罪进行刑罚处罚必须具备的某种客观事实条件。其实质在于以某种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来限制刑罚权的发动。作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它本身不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内容，即使该客观条件不存在，犯罪照样能够成立，只是不发生刑罚后果。客观的处罚条件提出以后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关于客观上处罚条件是否属于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存在争论的，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不是构成要件要素，也不影响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只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而设立的发动刑罚权的条件行为人不具备客观处罚条件时，仍然成立犯罪，只是不能适用刑罚而己。第二种观点认为，影响违法性的客观处罚条件应属于违法性要素，因而应是构成要件要素只有不影响违法性的要素，才是客观处罚条件。

因此，将客观处罚条件分为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与不纯正的客观处罚条件。第三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客观处罚条件都是构成要件，事实上根本不承认客观处罚条件。第四种观点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也是犯罪成立的外部条件，于是犯罪成立条件便是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客观处罚条件。在上述四种观点中，主要还是客观处罚条件的性质之争。即它是否属于犯罪的构成要件。否认客观处罚条件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观点，其主要理由在于这种所谓客观的处罚条件本身不是行为或者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以外的其他事由，包括第三者的行为以及立法者设置的处罚条件。将这些与行为无关的事由归结为犯罪构成要件，从法理上难以成立。但将客观的处罚条件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并列，又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因为犯罪是刑罚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后果，这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的传统观念。在犯罪与刑罚之间插入客观的处罚条件，尽管只是个别情形，也破坏了犯罪与刑罚的对应关系。肯定客观处罚条件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犯罪构成要件的范围。当然，构成要件是否限于行为及其结果本身也不是没有争论。这种行为的前提条件并非行为本身，但它对于行为的性质具有决定意义，将之归入构成要件并无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将客观的处罚条件视为与行为的前提条件具有相同意义的内容，归结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行为为中心的构成要件的传统观念，但在法理上并非毫无道理。更为重要的是将客观处罚条件归结为构成要件，视为犯罪成立的条件，维持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

2犯罪数额不是独立的违法性评价要件

刑法分则中规定某些犯罪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那么，犯罪数额要件竟在这些犯罪中，对于该犯罪的成立起何作用通行的观点认为，数额犯罪的构成要件，它是一个符合性的构成要件，因而不同于一般的构成件。犯罪数额不同于行为、行为客体、结果等这些一般的构成要件，而是在此基础上反映行为的违法性程度。’”大陆法系刑法因为采取的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构成理论，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还要进行违法性的评价，因此，某些事实特征可以成为违法性评价因素。在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刑法上，财产犯罪的成立不要求数额为条件。这样，事实上发生的一些侵犯财产的案件，表面上符合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但是由于财产价值轻微，不值得适用刑罚去干涉，从而被学者认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并进而否认该行为具有构成要件的该当性。

因此，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也许是没有实质违法性的行为，构成要件的形式与违法性的实质存在分离现象。但是，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不同，前文已述，我国犯罪构成的四要件是祸合式的犯罪构成，一有俱有，一无俱无，四个要件共同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应当受到刑罚的制裁。因此，某种行为如果具备了犯罪构成的要件，就说明该行为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以及应受刑罚惩罚性。不存在形式上具备犯罪构成，而实质上没有违法性的问题，也不存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而实质上不应受刑罚处罚的问题。这样，在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中，没有哪一个要件是独立的违法性评价因素，犯罪数额也一样。立法者在某些犯罪中之所以特别强调“数额”，主要是因为在立法者看来，数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行为的危害性程度，符合数额要求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构成了犯罪。因此，数额在这些犯罪中，不是独立的违法性评价要素，数额本身就是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具备该数额要求的构成犯罪，如果不具备该数额要求，整个犯罪构成都不具备。因此，那种认为某些行为由于没有达到法定的数额要件，而只是形式符合犯罪构成的观点是与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的。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客观超过要素’概念之提倡”[J].法学研究.1999,(3).

［2］卢宇蓉.加重构成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犯罪数额范文篇2

关键词：共同受贿犯罪；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共同受贿犯罪通常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二是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相勾结，共同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根据刑法第386条的规定，对于受贿犯罪，应当按照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裁量刑罚。那么，共同受贿犯罪的"所得数额"如何确定？

一、两种大相径庭的数额认定标准

一种意见认为，从受贿共犯非法占有贿赂款物的方式看，共同受贿犯罪可以分为"共同占有型"和"分别占有型"两种情形。前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近亲属或者共同利益关系人（如情人等）结成受贿共犯关系，其通常以共同占有受贿款物为特征。后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等之外的无身份者共同受贿，其一般都以共同分赃、分别占有受贿款物为归宿。在认定受贿"所得数额"时，对于"共同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共同受贿的总数额；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各共犯人实际得到的款物数额（即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对于共犯人部分分赃或尚未分赃的，可以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分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386条中规定的"受贿所得数额"是针对个人受贿犯罪而言的，不能理解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个人分赃数额。对于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认定个人所参与的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

二、对分歧意见的法理辨析

笔者认为，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受贿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程度，其首先应当遵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同时也要兼顾受贿犯罪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目的是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罚的公正性。由此以观，上述第一种意见强调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的见解，就显现可以商榷之处，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各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共同受贿犯罪的实践表明，各共犯人的"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往往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等同。具体说来，二者通常呈现两个方面的差异性：一是在法律层面，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于共犯行为整体而言的，包括共犯人在共同犯意形成、共犯行为实行，以及事后分赃等受贿犯罪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显见，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只是评价"所起作用"的事实要素之一，二者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很难等同视之。二是在事实层面，"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也时常脱节。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要作用，而其分赃或实得数额可能较少，抑或并不参与分赃。相反，有的共犯人分得大部分或者全部赃款，却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或服从地位，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简言之，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或评判标准，倘若主要依据"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共同受贿人的刑事责任，则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共犯归责原则不符。

第二，从同类案件的量刑平衡角度考查，对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均持有一致的见解，即共同受贿人应当对受贿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哪怕行贿人将贿赂物品在受贿人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如将名牌手表、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分别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妻子、儿子使用。在认定共同受贿犯罪数额时，我们无疑应当认定三件物品的总和数额，而不能将三件物品分开来作独立评价。否则，将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子使用的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认定为受贿物品都会失去相应的法律依据，从而有悖于客观事实。如前所述，"共同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于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之间；"分别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比较而言，"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在社会舆论、影响方面主要以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贪腐为特点，而"分别占有型"的受贿，则明显以公共权利的集体腐败为特征。无须讳言，集体腐败比个别贪腐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当受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制裁。如果对于危害更大的"分别占有型"受贿仅仅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追究刑事责任，较之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均按受贿总额承担刑责来说，事实上会大大降低前者受到刑罚处罚的程度，并且常常可能是不同量刑幅度上的显著差别。于是势必产生的问题是，同样都是共同受贿犯罪，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采用明显宽宥处罚标准的法律依据何在？将其与"共同占有型"受贿实行区别量刑的合理性在哪儿？这些问题是不能忽视、且值得思量的！第三，从法理层面分析，共同犯罪的基本特点就是多个自然人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具体讲，就是每个共犯人的行为，都是一个共同犯罪行为整体的一部分，每个共犯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共犯人的"他人的行为"承担罪责，这是与单个人犯罪的明显不同之处，亦即通常所说的各共犯人应当对自己所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主次不同的相应罪责。所谓"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正是建立在共犯行为的整体性与刑事责任的共担性的基础之上。由此看来，对于"分别占有型"的共同受贿犯罪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刑事责任，其所凸显的完全是个人责任，几乎绝对排斥了具有因果联系的"他人罪责"的考量余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共犯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进而也否定了共同受贿犯罪的基本性质，因而在法理上是不无欠缺的。

这里还应提出斟酌的是，当共同受贿人只是部分分赃或尚未来得及分赃时，主张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认定各共犯人的个人所得数额，该做法难免有脱离共同受贿人的行为本身，由法官分配共犯行为及其刑事责任的不足。简单讲，共犯人分赃与否以及分赃多少，都属于共犯人的行为事实范畴，法官只能就每一共犯人已然实施的危害行为评判罪责之大小，而不能人为地改变共犯人共同占有的行为事实，将其切割、分派到各共犯人的身上。如若不然，其客观性和合理性都可能颇受置疑。

概言之，无论是"共同占有型"受贿，还是"分别占有型"受贿，均应根据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主犯分赃数额较少或者没有参与分赃的，可以将分赃情况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考虑，但不能判处与分赃数额较多的从犯一样或者更轻的刑罚。反之，从犯也不能因为分赃数额多而被判处重于主犯的刑罚。

犯罪数额范文篇3

关键词：共同贪污犯罪；数额

贪污罪既是一种职务性犯罪，也是贪利性的财产犯罪，它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破坏及其程度，主要是通过对公共财产的侵害表现出来的。尽管决定贪污罪的定罪量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主要表现在贪污数额上，其数额的大小，是衡量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要依据，从而也是对贪污罪处罚的主要根据。因此，如何正确认定贪污数额关系到贪污罪与非罪，量刑的轻与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立法沿革

对共同贪污犯罪的处罚以什么数额为标准，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1952年在《惩治贪污条例》中第一次采用了“分赃数额说”，即集体贪污按各个人所得数额及其情节，分别惩治。1979年的刑法典，在总则中对共同犯罪的处罚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分则第155条贪污罪中，没有规定对贪污共犯处罚的具体标准。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处罚。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对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此次补充规定中，既有“分赃数额说”，又有“犯罪总额说”。就司法解释而言，1985年“两高”在《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提出：“对二人以上共同贪污的，按照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处罚。共同犯罪的贪污案件，特别是内外勾结的贪污案件，对主犯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贪污犯罪集团的危害尤为严重，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照集团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可见此司法解释对共犯中的主犯、从犯采用的是分赃数额说，对贪污集团的首要分子采用犯罪总额说。1989年“两高”在《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解释道：共同贪污犯罪中，各共犯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因此，各共犯均应对共同贪污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对于共同贪污中主犯情节严重的，按照共同贪污的总数额处罚，共同贪污尚未分赃的案件，处罚时应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并参照贪污总数额和共犯成员的平均数额确定犯罪分子个人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对于共同贪污个人所得数额未达到2000元，但共同贪污数额超过2000元，主要责任者应予以处罚，其中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此解释第一次认可了“犯罪总额说”，即“各共犯均应以共同贪污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同时也对共同贪污尚未分赃的处罚参考标准作了解释。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对贪污共犯处罚标准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

二、理论聚讼

在共同贪污犯罪当中，与共犯数额相关的数额有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那么，在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时，究竟应当以何种数额作为主要依据或标准？对此问题，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综合数额说。〔1〕不同的理论观点各有利弊，具体阐述如下：

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体现了罪责自负的原则，其立法依据是1997年刑法典明确规定了量刑标准是“个人贪污数额”。但此说明显的缺陷在于过份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独立性，而忽视了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关联性和整体性。以各共同犯罪人的实际所得作为处罚的标准，实际上就把共同犯罪等同于个人犯罪，从而人为地割裂了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有其局限性。其一，在贪污未遂、贪污既遂但尚未分赃或共同挥霍贪污所得的情况下，难以确定其应处的刑罚。其二，数人共同参与贪污，总的数额达到了贪污罪的定罪数额标准，但是各共犯分得的赃物数额都单独达不到定罪数额标准。按照分赃数额说，各共犯均无法定罪处罚。〔2〕其三，分赃的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贪污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

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受贿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万元贪污数额。〔3〕“分担数额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与“分赃数额说”一样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过分地强调了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独立性，而忽视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而且，按照“分担数额说”，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即共同贪污犯罪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

3．参与数额说。主张各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贪污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贪污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贪污数额为处罚标准，只适用于实行犯，而不适用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

4．犯罪总额说。犯罪总额说总的原则是要求各共犯对整个犯罪数额负责，体现了共同犯罪的原理，但是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亦有其局限性。在共同贪污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每个共犯成员都以共同犯罪数额作为量刑的基础，那就是不加区别地要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犯罪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共同贪污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4〕而在共同贪污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固然有其缺陷，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表现在各共同犯罪人对本人分赃所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上，而应体现在综合地考察其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上；但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有失偏颇，因为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

5．综合数额说。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大小，然后据此定罪量刑。此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提出任何标准，是试图以“和稀泥”的方法来回避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没有任何理论价值。

三、统一标准

上述各说各有偏颇。笔者认为，认定共同贪污犯罪的数额，犯罪总额是定罪量刑的基础，分赃数额是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

共同犯罪无论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都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就主观方面而言，各共同犯罪人之间有着共同的犯罪故意。他们都概括地预见到了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及其所引起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就客观方面而言，尽管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所实施的行为方式不同，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但他们的行为统一指向特定的犯罪，每个人的行为之间互相配合、互相联系，共同造成了总和犯罪结果。这就决定了在追究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必须坚持共同负责的原则。〔5〕因此，我们认为对贪污共同犯罪中的各共犯应当对犯罪所得的总数额负责，即对贪污总额负责。但是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由于共同犯罪结合的形式不同、各共犯参与犯罪的次数不等，对贪污总额的负责范围也会不同，因此，在坚持共同负责的原则下，还须区分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区别对待，确定他们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典的规定，参照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共同盗窃的有关解释，共同贪污犯罪中共犯所负责的犯罪总额可作如下认定：（1）贪污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贪污的总额负责。（2）贪污罪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贪污的总额负责。（3）贪污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参与的共同贪污的数额负责，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

以贪污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区分它们对不同的贪污所得总额负责，这是解决罪责范围，解决定罪问题，只是决定所适用的刑法条文及刑罚档次，而并不能决定各共犯人应当判处的刑罚，不能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因此，对贪污共同犯罪处罚时还必须考虑个人所得数额。即对于贪污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按照集团贪污犯罪的总额，并适当考虑其个人所得数额决定对其处罚轻重程度；对于其他共犯则应当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及作用，按照个人参与犯罪的赃款总额，并结合考虑个人所得数额，依法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由于刑法修改中删除了“对于主犯从重处罚”的规定，因而，这里对主犯就没有从重处罚的依据了。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高飞．试论共同贪污受贿犯罪数额［J］．当代法学，2003，（2）．

犯罪数额范文篇4

一、我国刑法中犯罪数额存在的问题

（一）制定犯罪数额的法律依据问题

问题一：两高在制定某些犯罪数额认定标准时，常规定一个幅度，然后授权省级法院、检察院依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其制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其备案。这种规定的效力问题，值得考虑。

问题二：无权机关制定的犯罪数额，如2001年5月9日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就盗伐林木、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等制定了立案标准。

（二）将犯罪数额不合理扩张的倾向

1、对行为犯也规定犯罪数额，显然在道理上说不通。如：1999年9月施行的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中对刑讯逼供罪规定，如果3次以上或者对3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的，应予立案。那么两次以上或者对两人以上进行刑讯逼供与3次、对3人有何区别？就不是刑讯逼供吗？

2、把某些犯罪中无需也无法量化的情节也规定犯罪数额。如刑法第第二百三十条逃避商检罪的条文规定，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很显然立法的原意在于行为的情节严重，而不是指结果的情节严重，否则该罪就不应是情节犯，而应是结果犯了。但是2001年4月18日高检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明确规定如果逃避商检给国家、单位或者个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该规定本身就有将情节犯向结果犯转移的倾向，这一转变违背了立法的原意。

（三）对性质相同或相近的犯罪数额评价不同、量刑不公的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1年4月18日公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就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案的追诉数额标准规定为个人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同是行贿行为，只因行贿主体不同，追诉数额差距就那么大，有违刑法评价的公平性。公务员之家

（四）政出多门，多主体、多层次解释，造成法律适用麻烦

如：盗伐林木罪的立案标准，2000年11月17日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数额较大以2至5立方米或者幼树100至200株为起点；2001年5月9日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作同样的规定，明显是重复规定；2001年6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伐林木、滥伐林木刑事案件犯罪数量认定试行标准的通知》也规定，数额较大以2立方米或者幼树100株为起点。同一问题，四个机关用三个文件，作出三个大体相同的规定，实属资源浪费。

（五）一些犯罪数额地区标准的不同，导致法律适用处于不确定状态，有损于法律的安定性

仅就盗窃而言，假如甲地的立案标准为500元，乙地的标准为700元，丙地的标准为1000元，犯罪嫌疑人在甲地盗窃了600元物品，在乙地盗窃了800元物品，而在丙地盗窃了1100元物品并在丙地被抓，按犯罪行为地的标准，三次行为均构成犯罪，但按丙地标准只有最后一次构成犯罪；如将三次行为均认定为犯罪，那么，丙地法院能否适用甲地和乙地的立案标准，存在疑问；如将盗窃数额合并计算按丙地标准定罪量刑，就会放纵犯罪。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出路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有两种，一是对犯罪数额不作规定，留给司法实践去解决；二是规范犯罪数额的规定，使其更趋合理。

犯罪数额范文篇5

重视定量因素是我国刑法的一个重要特征。〔1〕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便已有数额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学界开始了对数额的讨论。但不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不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系列5补充规定6或5决定6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迄今有关于数额的确切含义尚未出现明确的概括和解释。对于犯罪数额的含义目前也仍只是刑法理论上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数额的含义着手,进一步展开对犯罪数额在刑法领域的研究和探讨。

一、犯罪数额的含义

一般意义上,数额是指一定的数目和数量的标志。〔2〕数额本身体现了一定的物质财产的价值。刑法理论界讨论的数额,主要是针对犯罪数额进行,但是至今对其含义的表述仍未达成一致。综观而言,主要观点有:第一种,犯罪数额是现金及财物折算成现金的一定数目的标志。〔3〕第二种,犯罪数额是指以一定标准计算的财产的数目,即货币或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品的数目。〔4〕第三种,犯罪数额是指犯罪行为所指向并对之施加影响的财物数量标志。〔5〕第四种,犯罪数额是指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以人民币为计量单位的经济利益数量。〔6〕笔者以为,判断上述表述何种较为科学,应考察其明确区别于其他相近范畴的特有属性。综观以上分类,不管标准如何,都具有以下共同特点:首先,与犯罪行为相联系,离开了犯罪行为,数额便不能称为犯罪数额。犯罪数额反映了犯罪行为的负价值,一般而言,犯罪数额越大,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越大,其受到的刑罚就应越严厉。无论是所得数额、指向数额、又或是实行数额、结果数额等等,都是犯罪行为所指向,或是通过其实施而得到的,都与犯罪行为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次,犯罪数额表现了一定经济利益,是用货币的形式来表示其价值的数量。犯罪数额与犯罪数量不同。前者表现经济利益的价值量,并以货币形式来表示社会危害性;后者则以犯罪对象的数目或重量表示社会危害性。同时,犯罪数额并不一定直接以财产数额的方式表现,在一些犯罪中,其所指向的物品的数额也是犯罪的数额。最后,犯罪数额具有定罪量刑的意义。从数额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来看,有的是某罪犯罪构成的必须要件,有的是选择要件,但都明确规定将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有的数额虽然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也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时,再来考察前述四种犯罪数额的含义表述中,不难发现:第一种观点,不但未能揭示出犯罪数额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还将犯罪数额仅仅局限于财产数额;第二种观点,对数额与数量的概念未加以区分,容易使人误解;第三种观点,在对数额与数量的概念未加区分的基础上,还将犯罪数额局限于财产数额,也不足取;而第四种观点,直接侵害的含义过于狭窄,实际案件中被间接侵害的利益不在少数,亦不足取。因此,笔者认为,犯罪数额应当表述为:与犯罪行为相关联且以货币形式表示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经济利益。相应的,经济犯罪数额就是指为经济犯罪行为侵害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定罪量刑意义的经济利益。

犯罪数额范文篇6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立案认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现行的法律文件对于数额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从而给司法实践的适用带来混淆。本文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认定、适用问题阐明看法。在金融诈骗个人犯罪中，应当区别犯罪既、未遂两种情形，在既遂犯中，应当以所得数额作认定，适用中注意对具有返还、非法使用处分、行政机关已经单独处理过等情形的具体适用。犯罪在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则应当分别定罪和量刑两种情形作认定。

「关键词」金融诈骗所得数额指向数额认定适用

“数额”在公安机关对金融诈骗犯罪进行查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否具有特定的数额是决定是否作为诈骗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2001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追诉标准的规定》），对于金融诈骗犯罪和经济犯罪中涉及到“数额”的犯罪基本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达到这一数额的，才能构成刑事犯罪立案、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未达到《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的，不构成刑事犯罪，只能作为一般违法行为追究相应的民事或行政责任。《追诉标准的规定》意在解决由于缺乏对一些经济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工作中出现掌握尺度不尽一致的情况，影响到案件的查处工作，从而给办案实践提供一个明确、统一的执法规范。但是，这一规定对于金融诈骗数额和其他经济犯罪追诉数额的规定，仍然有含糊之处，使得实践中仍然不宜操作。举例来说，在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案件中，“二陈”涉及到的诈骗数额共达8877万元，用后吸收的集资款兑付先前的集资款本息为6467万元，无法返还的集资款共计2400万元，如果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究竟适用哪一个数额进行认定，该规定没有说明，从而给实践中的适用带来混淆；而这一问题在金融诈骗犯罪，乃至经济犯罪的认定中是普遍存在的。本文在下文中分别金融诈骗个人犯罪和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就“数额”的适用问题阐明看法，为公安机关司法实践作一参考。

一、金融诈骗个人犯罪

对于金融诈骗个人犯罪的犯罪数额具体所指，在学理上有多种认识，包括：指向数额，是指诈骗犯罪的指向的公私财物数额，即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所得数额，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想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交付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的被害人由于受骗而实际交付的财物数额；侵害数额，是指诈骗行为直接侵害的实际价值额，我们认为，对认定金融诈骗罪的数额问题应当首先分别犯罪是否既遂的情形。因为行为人在预备、未遂、中止的状态下，可能只存在指向数额，所得数额、交付数额、侵害数额都无从谈起。

（一）金融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

在金融诈骗犯罪既遂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应当以上述的所得数额予以认定。理由如下：

首先，指向数额虽然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但在具体实施诈骗犯罪中，由于种种客观因素，行为人主观上希望骗得的数额可能没有全部得以实现，以指向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失之过严。同时，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行为人主观上的意图，在取证上存在难度：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最直接的证据应当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如果希冀通过口供发现线索，获取其他间接证据来认定，一旦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通过口供缩小、隐瞒自己的罪责，司法机关同样难以顺利取证、追究犯罪。何况，在许多犯罪中，行为人对于自己主观上希望诈骗所得的数额，并没有明确的意图，这样，在司法认定上，就会陷入数额不明、无法认定的尴尬局面。

其次，就交付数额来说，也不宜成为认定的犯罪数额的标准，这是由于在诈骗犯罪实施过程中，行为人为达到最终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往往会有先期兑现的行为，有时甚至是高于本金的高额返还。如在以“标会”方式进行的集资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为引诱更多的社会公众的参与，会对先期参与的被集资者兑现高息（并还本）的许诺，在犯罪实施的过程中，行为人也会定期进行返还，这些返还的数额不应当计算在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的犯罪数额中，但在交付数额中就无法得以体现。

再次，就侵害数额来说，一些论者主张将其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我们认为采纳侵害数额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以侵害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除了会将行为人非法所得计算进去，还会将行为人的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其他直接损失计算在内，这样一来，认定的标准就难以界定。尤其是在被害者为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诈骗犯罪中，如集资诈骗犯罪，由于涉及面广，人数众多，被害者自身情况多种多样，造成的直接损害就多种多样，有的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有的企业濒临破产，所以，以侵害数额为标准认定犯罪数额，在理论上说得通，在实践中并不具有可行性。

最后，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精神，也应当以所得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中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诈骗数额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认定”，金融诈骗中可以视为合同诈骗的特殊类型，根据《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在金融诈骗中，犯罪行为人与受骗方仍然表现为合同交易的形式，而且大部分是书面合同的形式，如集资诈骗中的有价证券、融资凭证、贷款诈骗中的贷款合同、票据诈骗中的金融票据、信用证诈骗中的附随合同、单据、文件等，保险诈骗中的保险合同等。所以，针对以经济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犯罪其数额以所得数额认定的这一司法解释，其内容应当贯彻于金融诈骗犯罪中。

所得数额，如上所述，是指诈骗犯罪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得到的财物数额。在具体认定所得数额时，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注意：

第一，犯罪人有返还情节时应当据实扣除返还的数额。一般地，在诈骗行为中，行骗人非法占有受害者的财物，或大肆挥霍，或席卷而逃，在案发前并不存在返还的问题。但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些诈骗形式中，行骗人为使自己的诈骗得逞，手段更加隐蔽，形式更为复杂，在实施诈骗行为中的过程中，为了骗取更多公众的信任，以便将数目更大的款物据为己有，在诈骗行为开始之初，往往会兑现自己高额回报的许诺，向先期的投资者支付高额本息。实际上，犯罪人仍然不会自己受损，用以返还的资金是后期受害者的资金。如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中，先期自己掏钱垫付20%的月息，以蒙骗更多的群众参与。在一些贷款诈骗中，也会出现诈骗犯罪人有返还的情形。根据所得数额的涵义，犯罪人用以返还的部分不属于实际骗取得到的部分，不应被认定进来。

由此，对于连环诈骗的情形中，认定犯罪数额时也应当将返还的数额累计

后排除在外。所谓连环诈骗，是指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多次实施诈骗行为，期间多次以后一次诈骗所得返还给前一次的受骗者。这种连环诈骗的行为，如果从形式上把每一次诈骗行为孤立起来看，其每次行为都能单独构罪，如果以此认定犯罪数额，必然得出按累计诈骗所得计算的结论。但是，由于这种“拆东补西”式的连环诈骗行为是在行为人统一的主观故意支配之下进行的，这种前后连环的单个诈骗行为，是一个诈骗犯罪整体行为的组成，所以对此类案件犯罪数额的认定，其实际所得的数额应将累计诈骗所得总额减去累计归还的数额，以实际骗取的所得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是肯定这种做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第二，犯罪人非法使用、处分的部分应当计算在内。在诈骗犯罪中犯罪人实际占有他人款物后，往往有非法处分他人款物的行为，包括个人的挥霍，为掩盖诈骗实质而进行的虚构性的投资经营，付行贿等好处费、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等等，这部分资金应当计算在犯罪数额之内。有论者反对以所得数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标准，主要理由之一就在于认为所得数额不能包括犯罪人对集资款非法进行使用的部分.我们认为对于“所得”的理解并不能从字面上狭隘地理解，不能将“所得”只限定为尚未使用处分的占有状态，行为人占有、使用、处分集资款都是“所得”的当然含义，一般地，行为人占有他人财物，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使用、处分，所以，犯罪人非法使用、处分诈骗来的财物部分应认定为犯罪数额，这也是所得数额所涵盖的部分。以陈淑兰、陈淑英集资诈骗案为例，二陈共诈骗金额8877万元，还本付息6467万元，其余的2400万元都被“二陈”用于个人挥霍，则以2400万元挥霍用款认定“二陈”集资诈骗犯罪所得。

第三，已经被行政机关单独处理过的部分不再计算。实践中，犯罪人在实施集资诈骗等金融犯罪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些还表现为徐行犯、连续犯等，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人的一些违法行为已经被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违法行为处理过，并进行了对违法所得的追缴。行为人因为集资诈骗等犯罪案发，在未超过追诉时效的期间内，其实施的行为都应当被追诉，这时已经被行政机关处理过的部分是否应当计入，有不同的观点，有主张应当计入，因为行政处理与刑罚处罚性质不同。我们认为，不应当再次计算在内。因为尽管行政处理在性质上不同于刑罚处罚，但都是一种否定的法律评价，根据“一行为不再罚”的法理，不应当对同一个违法行为进行重复评价，所以不应再次计算在内。

（二）在金融诈骗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

在金融诈骗预备、未遂、中止的情况下，只有指向数额最齐备，这时以指向数额为认定标准。在具体犯罪中，指向数额有不同的体现，如贷款金融诈骗犯罪中体现为行为人申请的贷款数额，票据金融诈骗犯罪体现为票面数额。当然，在案件的具体处理中，如果综合全案，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根据刑法总则的原则规定，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处理。

二、金融诈骗共同犯罪

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如何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中的数额，也是理论和实践上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在金融诈骗共同犯罪中，也存在多个数额，如各犯罪人分赃所得的数额、在实施犯罪中参与分担的数额、共同犯罪所得的总额等，在理论上对于这一数额的认定也有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综合说等不同的观点，莫衷一是；目前司法实践主要参照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第1条中所作的规定，即“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但在这一司法解释中，词义也很模糊：“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究竟是指参与的共同犯罪总额还是指行为人所实行的犯罪的数额，含义不清。如果是指参与的共同犯罪总额，以此作为对行为人处罚的数额标准，有违罪责自负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因为各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不同，如为集资诈骗犯罪提供方便、进行帮助的犯罪人与组织并直接实施集资诈骗的犯罪人在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上都有差异，都以犯罪总额作为处罚标准，就不能体现出刑罚与所犯罪行相适应。如果是指行为人实行犯罪的数额，以此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又有不妥。因为共同犯罪绝不是各个犯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在共同犯罪中，尽管各个行为人分工可能不同，但都围绕着诈骗这一共同目标进行活动，各个行为人的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因果关系。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和共同犯罪理论，毋庸置疑，共同犯罪行为人均为对犯罪的结果负责，而不是只对各人实行犯罪的数额负责。否则，共同犯罪与单人犯罪就没有区别了。

我们认为，解决金融诈骗共同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分别定罪和量刑两种情形（其中定罪上与适用《追诉标准的规定》有更直接的联系）。首先，在认定犯罪时，应当以共同犯罪所得总额作为标准，而不应当以各个犯罪人所参与实行的犯罪所得数额为标准。例如，数人共同实施集资诈骗罪，共同犯罪总额达到“数额较大”，即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而其每个人各自实行的犯罪数额部分都不够该数额标准，这种情况下对每个犯罪人构成犯罪，并应在“数额较大”的基本构成的法定刑档次内量刑。其次，在对共犯各犯罪人量刑时，应当结合共同犯罪总额所达到的量刑幅度和各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综合考量，依法认定。如共同犯罪的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而每个共犯实施犯罪的数额都不够“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而仅达到“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这种情况下对每个共犯认定犯罪时都在“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的加重构成范围内定罪量刑，而不应在“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的范畴内定罪量刑。同时，刑法总则中对主犯、从犯、胁从犯和教唆犯的处罚原则，都是应当参照的法定标准和法定依据。如刑法第26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第4款规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注释」

参见《最高检、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就〈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答记者问》[N]，载法制日报2001年4月30日第3版

参见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54页

犯罪数额范文篇7

关键词:情节；数额；立法形式；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犯罪未遂在经济犯罪的刑法条文中，存在大量的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条文规定了“情节严重”这一概括性情节，有的条文规定了具体的情节，如结果、具体数额或概括性的数额。同样是情节和数额的规定，有的是基本犯的成立条件，有的是法定刑升格的标志。

一、经济犯罪中情节、数额的立法形式

经济犯罪中，规定情节、数额的犯罪大量存在，就基本犯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形式。

（一）单一性规定

这类条文在描述了犯罪的行为类型后，仅仅规定某种情节或者数额，具体如下。

1、仅规定概括性情节。这类条文没有规定具体情节的内容，而仅概括性地规定“情节严重”。例如，刑法152条第2款规定，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体废物、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情节严重的。又如，刑法第222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

2、仅规定概括性数额。这类条文没有规定具体数额的内容，而仅概括性地规定数额，用语有所不同。有的规定“数额较大”，例如刑法第172条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有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较大”，例如刑法第175条规定，以转贷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有的规定“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例如刑法第214条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有的规定“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例如刑法第218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217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

3、仅规定结果。这类条文仅规定结果这一情节，可以是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及其可能性。前类条文规定为造成某种实害结果，表述形式不一。例如，刑法第142条规定，生产、销售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刑法第162条之二规定，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刑法第167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后类条文表述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表示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例如，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又如，刑法第143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

4、仅规定具体数额。这类条文仅规定具体数额内容这一情节。例如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二）混合性规定

这类条文往往在描述了犯罪的行为类型后，将数额、结果或者其他情节以不同形式并列地规定，具体如下。

1、并列规定结果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结果和其他情节。例如刑法第175条之一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2、并列规定具体数额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具体的数额和其他情节。例如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3、并列规定结果和概括性数额。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结果和概括性数额。例如刑法第186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

4、并列规定概括性数额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概括性数额和其他情节。例如刑法第217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5、并列规定结果、概括性数额和其他情节。这类条文并列规定了结果、概括性数额和概括性情节。例如，刑法第179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二、经济犯罪中情节、数额的性质辨析

鉴于概括性情节的代表性，本文主要论述概括性情节的性质，其结论适用于数额等其他“情节”。我国学者关于概括性情节的性质，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非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情节并非犯罪构成要件。其代表观点是，当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时，只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而很难说是一种构成要件。理由是：（1）犯罪构成要件一般都提四个方面；（2）就刑法规定众多情节来看，有的属于客观方面，有的属于主观方面，还有的属于客体或对象，有的属于主体，既然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都有情节，就不宜把情节作为一个独立的要件；（3）刑法分则有的条款只把情节作为区分同一犯罪中的重罪与轻罪的标准，显然不是构成要件。第二，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情节是犯罪构成要件。（1）综合说。该说认为，当刑法规定“情节严重”是构成要件时，只有情节严重的，才能认定为犯罪。刑法作出如此概括性的规定，表明它不是强调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虽然“情节严重”可以还原到客观构成要件与主观构成要件之中，但在以情节严重为要件的犯罪中，又难以事先对情节严重作出具体限定。

结果是，情节是否严重，需要通过分析案件的全部情况进行综合判断。（2）量的构成要件说。该说认为，这些概括性的定罪情节是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量的规定性，是量的构成要件。可以这样认为，刑法规定构成要件反映的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是行为的质，一是行为的量。所有的行为都应该达到一定质和一定量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本质。所以，犯罪构成要件是对一定行为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性质和程度的规定和体认，只有质与量的统一才能表明某一行为的性质，达不到条文规定的行为的质和量的要求，一个行为就不能被认定为犯罪。因此，犯罪构成要件可以分为质的构成要件和量的构成要件。（3）“情节要件”说。该说认为，概括性定罪情节虽然与其他犯罪要件密切相关，但只是相关而不是重合，情节要件是评价其他要件之后剩余的综合，是这类犯罪构成的具体要件之一。这正是这类犯罪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最显著的特点。还有论者指出，定罪情节是犯罪构成量的规定性，而犯罪构成要件是犯罪质的规定性。如果把“情节”与“构成要件”相提并论，则容易混淆概念，所以，把情节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重新界定一个名词以区别于“构成要件”。

可见，非构成要件说的立足点是通说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论。按照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所有能够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因素，都可分别归属于四个构成要件之一，除此没有其他的构成要件。而赋予概括性情节以“构成要件”的体系地位，显然与通说不相容。因此，在通说的体系内，概括性情节不是构成要件，是当然结论。

反观构成要件说的三种观点，虽然都认为概括性情节是构成要件，但是该说主张之“构成要件”显然与非构成要件说的所谓的“构成要件”具有不同的含义。综合说中所指的作为构成要件的概括性情节，不是强调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即概括性情节并不仅仅归于四个构成要件的某一要件，换言之，概括性情节是跨构成要件的，需要综合判断；量的构成要件说中所指的概括性定罪情节是量的构成要件，是立足于将犯罪构成要件区分为质的构成要件和量的构成要件的逻辑基础上，进而主张概括性定罪情节是量的构成要件；“情节要件”说中的所谓“情节要件”则更是以区别概括性情节和四个构成要件为目的，直接表明“情节要件”不同于“构成要件”。综上所述，构成要件说的三种观点所认为的概括性情节是构成要件，并不是通说意义上的构成要件，而是具有其他含义的“构成要件”。因此，

笔者认为，非构成要件说和构成要件说并非肯定说和反对说的关系，相反，两者都认为概括性情节并不是通说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关于概括性情节的性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概括性情节不是通说的犯罪构成要件。把概括性情节称为综合性要件、量的要件或者“情节要件”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好像在犯罪构成四要件外还存在其他要件，实际上此“构成要件”非彼“构成要件”。第二，概括性情节不仅仅表示量的因素。例如刑法162条之一规定，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7条规定该罪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隐匿、销毁的会计资料涉及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2）为逃避依法查处而隐匿、销毁或者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因此，该罪的“情节严重”的内容，实际上包括了数额、犯罪目的和行为后的情节等，其中犯罪目的就难以被认为是量的因素。笼统地将概括性情节归结为量的构成要件，恐怕不能反映概括性情节的全貌。第三，概括性情节不能作为单独的“情节要件”。“情节要件”说正确地指出了概括性情节有别于已由刑法条文明文规定的构成要件内容，概括性情节只能包含这些要件要素以外的要素。例如刑法第223条第1款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此处的“情节严重”，就应当是“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所明文规定的要件内容之外的要素，如对其他投标人、招标人等投标活动的参加人采取威胁、欺骗等非法手段的，就属于该罪的情节严重的内容。而“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的行为，并没有明文规定手段要素，这个手段要素正可以为概括性情节所包含。但是，认为概括性情节是评价其他要件之后剩余的综合，而且要单独作为一个“情节要件”，是值得商榷的。概括性情节不能抽象地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而只能还原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置于某个或某几个犯罪构成要件下，结合其他已由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共同起到认定犯罪的作用。因此概括性情节不能说是剩余的综合。第四，概括性情节不仅仅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不可否认，概括性情节确实具有提示性的作用。但是，概括性情节并不仅仅是提示性规定，它对犯罪成立与否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与犯罪构成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可有可无的。

综上，笔者认为，概括性情节既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也不是一种提示性的规定，而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刑法条文规定了概括性情节，就表明了已由该条文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和要素并不完整，必须结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才能组成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而有机统一为完整的犯罪构成，并据此认定犯罪。这些概括性情节所包含的内容，可以是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或者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也可以是表示质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或者表示量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应视情况而定。但是，这些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一旦确定，就归属于某个犯罪构成要件内，不可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概括性情节所包含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不是任意的，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取向和刑法的目的及具体各罪的保护法益。数额等作为情节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是犯罪构成要件要素。

三、概括性情节、数额与犯罪未遂

（一）概括性情节与犯罪未遂概

括性情节的基本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形态，学者有不同看法。否定说认为，在具备实行行为的基础上若又具备了法定的“情节”要件，不但标志着构成犯罪，而且也符合了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达到了法定的完成犯罪的状态。法定的“情节”要件既是构成这类犯罪的必备要件，同时又是其构成要件齐备的标志，所以以这类情节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无未遂存在的可能，不存在既遂与未遂之分6。肯定说认为，情节犯的未遂不是指“情节严重”要件是否欠缺，而是指在已经具备“情节严重”条件的情况下，行为人之犯罪实行行为的未能得逞。基于这种理解，该论者认为情节犯存在犯罪未遂7。笔者认为，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不存在犯罪未遂。首先，仅从形式上看，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似乎存在犯罪未遂，因为即使达到情节严重，行为也可以未完成或者法定结果未发生。应当指出，对我国的犯罪构成必须作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理解，依据就是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实质上不值得处罚的行为，应当认为不符合犯罪构成。因此，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达到“情节严重”时只能是成立犯罪并且既遂。其次，不处罚规定概括性情节基本犯的犯罪未遂是合理的。纵观经济犯罪中规定概括性情节的基本犯，大部分法定刑最高刑在三年以下甚至二年以下，只有少部分在五年以下，例如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等。处罚法定刑最高刑在五年以下的基本犯的犯罪未遂，其宣告刑不会高于五年。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轻罪重罪，但一般认定法定最高刑在三年以下的犯罪是轻罪，轻罪一般不处罚犯罪未遂。从前述此类基本犯的法定刑看，这类犯罪都是轻罪，不处罚其犯罪未遂也是合理的。再次，经济犯罪一般都是由于经济违法行为具有严重的情节才上升为经济犯罪的，这类犯罪的基本犯与经济违法行为恰恰处在违法和犯罪的临界点上，而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一般不处罚未完成的经济违法行为，刑法对这些犯罪规定概括性情节以限制处罚范围，却要处罚这类犯罪的未遂形态，难与相关经济、行政法规相协调。公务员之家:

（二）数额与犯罪未遂

对数额基本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学者意见也不一致。否定说认为数额基本犯不存在未遂形态，理由主要是：

（1）在基本犯中，数额的功能在于出罪，如果将不具备数额标准的行为作为未遂犯处理违背立法宗旨。

（2）承认数额基本犯处罚未遂行为，与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也存在矛盾。

（3）仅从犯罪未遂的规定模式，不能得出我国刑法不分轻重一概处罚未遂行为的结论。

（4）作为结果犯的数额基本犯也不应当处罚未遂行为。肯定说认为有一部分数额犯存在犯罪未遂。其指出，数额犯是否存在犯罪未遂，不能一概而论。

如前所述，数额犯存在结果数额犯和行为数额犯两类。其中，以法定的数额作为犯罪构成结果要件定量标准的数额犯，如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等，由于只有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犯罪才能成立，因而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但是，以法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行为要件定量标准的数额犯，如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抢夺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则存在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之分：如果犯罪行为造成了标志犯罪完成的基本结果，属于犯罪未遂；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发生犯罪的基本结果，但行为数额达到法定的定罪标准的，属于犯罪未遂。笔者基本赞同后者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结果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是造成将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成立要件和犯罪既遂条件混淆的原因。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此处犯罪结果是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志；“以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发生侵害结果为区分标准，发生侵害结果才构成犯罪的，是结果犯，如过失致人死亡罪、滥用职权罪等；这种结果犯只有是否成立的问题，而不可能存在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没有发生侵害结果也构成犯罪的，就是行为犯，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这种行为则存在犯罪既遂、未遂、中止与预备之分。根据这种标准所分出的行为犯，虽然不以发生侵害结果为必要，但行为也必须威胁了法益”。这里的犯罪结果则是区分犯罪成立与否的标志。肯定说将数额犯区分为行为数额犯和结果数额犯固无不可，但必须看到此处的结果数额犯并不是前者意义上的结果犯，而是后者意义上的结果犯。不然就会让人疑惑，既然是结果犯，怎么又“由于只有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犯罪才能成立，因而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虽然肯定说的结果数额犯是犯罪成立意义上的结果犯，但行为数额犯又是区分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意义上的行为犯。因此，笔者认为，规定数额的基本犯是否存在未遂，应区分为两种情形：第一，规定数额的犯罪是发生法定结果才成立犯罪时，不存在犯罪未遂。例如刑法第175条规定，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这里的数额较大是指违法所得的数额，没有获得违法所得，不能认为成立本罪，因此本罪不存在犯罪未遂。第二，规定数额的犯罪并非发生法定结果才成立犯罪时，存在犯罪未遂。例如刑法第172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此处规定数额较大是指集资诈骗行为的标的数额，集资诈骗行为未完成的，应按犯罪未遂处罚。

注释:

1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2张明楷：《刑法学（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09页。

3刘艳红：《情节犯新论》，《现代法学》2002年第5期。

4金泽刚：《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华东政法学报》2000年第5期。

5李翔：《情节犯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之注释。

6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7陈兴良：《刑事司法研究———情节•判例•解释•裁量》，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

8唐世月：《数额犯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9页。

犯罪数额范文篇8

「关键词」偷税定罪标准

从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来看，偷税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初始到逐渐完善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偷税罪是一个传统的危害税收征管罪罪名，1979年刑法在121条中首次规定了偷税罪，但那时的偷税罪规定的法定刑较轻，量刑幅度单一不能满足市场经济下同各种偷税犯罪斗争的需要。为了弥补刑事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不足，适应危害税收征管罪的犯罪态势，全国人大常委会1992年9月4日通过《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罪的补充规定》，对原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内容做了修改和补充，提高了偷税罪法定刑，划分了不同的量刑幅度，增设了罚金刑和处罚单位的条款。1997年新刑法修改时将《补充规定》的内容吸收了进来，本法条加重了对单位犯罪的处罚，除了对单位判处罚金，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该犯罪的规定予以处罚。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如何根据刑事法律规定的偷税罪的构成特征和数额标准，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及罪行轻重做出判断，并以此来决定行为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大小，仍然存在不少疑难之处。下面就现行刑法对偷税罪的规定一一分析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账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占应缴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并且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犯有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从现行刑法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构成偷税罪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额或者具有一定的情节。也即我国刑法对成立偷税罪严重情节规定了两个标准，达到其中一个标准就构成偷税罪。一个是数额加比例标准，一个是次数标准。但是由于立法不严谨，如何确定此二标准，司法实践操作中存在很大困难。

一、数额加比例标准在立法上的漏洞数额加比例标准即行为人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的10%以上。，这两个重要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偷税罪。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标准会导致对纳税数额不同的纳税人区别对待，产生定罪和量刑上的不公平现象。此外，由于立法表述的不周延，它还导致了定罪真空。

1、本标准会导致对纳税数额不同的纳税人区别对待，产生定罪和量刑上的不公平现象。

试举例说明之：有两企业存在偷税事实，甲企业在税务检查期内被查出偷税35万元，当期应纳地方税收为395万元，税务机关决定对该企业所偷35万元税款予以追缴，并给予其所偷税款的一倍的罚款；乙企业在税务检查期间内被查出偷税1.6万元，当期应纳地方税收为12.4万元，税务机关决定对该企业所偷得1.6万元税款予以追缴，并将该案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偷税数额多的甲企业只承担补税、罚款的行政责任，偷税数额少的乙企业却要承担刑事责任和罚金。这看起来不合理的执法结果正是税务部门严格依法行政的结果。其结果在于甲企业所偷税款35万元没有达到当期应纳地方税收的10%，乙企业虽仅偷税1.6万元，却占当期应纳税款的10%以上，已构成偷税罪。这个标准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一家偷税数百万元的大企业可能不构成犯罪，一家偷税1万多的小企业或一个个人则可能构成犯罪。因为企业应纳税额越大，同样的偷税数额占其应纳税额的比例就越小，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实践中存在有的企业偷税数千万仍不构成犯罪的，其原因就是偷税数额没有达到该企业同期应纳税额的10%以上。因此，我们认为偷税行为构成犯罪的现行标准值的商榷。这个标准实质上是在法律上歧视应纳税数额少的纳税人。因此应该取消“数额加比例”标准，统一以偷税额为标准认定是否构成偷税罪和决定刑罚轻重。这样不仅能克服原法律规定的疏漏、错误，还能显现执法的公平公正性。

2、由于立法规定的不周严，导致了定罪真空。

根据《刑法》第201条规定，偷税罪的最低数额标准是：行为人偷税数额应在1万元以上且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那么一家偷税25万元，偷税额占本企业应纳税额20%的企业肯定构成偷税罪。但是，对照该罪的量刑标准，我们却发现无法处罚这样的行为。因为它既不属于基本犯罪构成的“行为人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且占应纳税款的10%以上不满30%”，也不属于特殊犯罪构成的“偷税数额占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这意味着根据刑法该行为不构成犯罪。此外，偷税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但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比例已达30%或超过30%的行为是否可以治罪；偷税额在10万元以上，但其额度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不达30%，即只达10%以上不满30%时是否成立偷税罪？即如果该企业偷税8万元，但偷税额占本企业应纳税额的40%，根据刑法该行为仍然不构成偷税犯罪。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荒谬的。大部分学者称之“立法疏漏”，也有学者直接称之为“立法错误”，认为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该条存在逻辑错误。对于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目前有观点认为应该按实质的罪刑法定原则处理。如果行为人的偷税数额超过1万元，且占应纳税额的比例超过10%的，不管其偷税数额和所占比例是多少，都构成犯罪。如果该企业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下，就按第一档法定刑进行量刑；如果在10万元以上，就按第二档法定刑进行量刑。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罪刑法定是刑法的帝王条款，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既然刑法明确规定要构成偷税罪必须同时达到特别的数额和比例要求，就必须遵守刑法的规定。这样的偷税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如果严格依照罪刑法定原则，我们是无法对其定罪的。因此，这个法律规定当然是有缺陷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希望能够尽快加以修改。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经济犯罪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四十七条指出“纳税人进行偷税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并且偷税税额占各种税应纳税总额的10%以上的。从这一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只要行为人偷税行为达到数额一万元，偷税比例达10%就可以定罪，不管行为人的偷税数额与比例是否在刑法第201条的规定范围内。这一司法解释，实际上是对法条的修正。它很好地解释了理论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亦解决了司法实践的困惑。但这一司法解释，所能能解决的只是行为的定罪问题，不能很好地把量刑问题一块解决。因为刑法第201条仍是二个不同档次，而且每个档次的刑罚依据还是数额加比例标准。如果把真空地带的偷税行为作为犯罪定罪处罚，则上述真空数额和比例应适用哪一个量刑档次？按一档定罪，而应纳税数额在二档规格幅度内时，岂不有轻纵犯罪之嫌；按二档定型，则比例不够二档格，那亦犯罪刑均衡之忌。，因此，该司法解释所解释的问题只不过是不完善的、有限的解释.基于司法解释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首先坚决按上述解释的精神给予定罪，在处罚中应不得违背罪刑均衡原则，并且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对“真空地带的行为按第一个偷税罪刑档次承担刑罚.当然，这样做，便宜了犯罪分子，但在目前司法解释不完善，刑法修订又没开始的情况下只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修改完善刑法，彻底去掉这一硬伤。

二、次数标准之确定疑难次数标准即行为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构成偷税罪。

1、因偷税被行政机关两次行政处罚在时间上是否可以无限期计算？是否有时间长短限制？法条对这一问题没有具体叙述，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偷税被行政处罚两次后偷税的时间长短方面的把握也缺乏统一。这一问题困扰的有两点：一是“两次”行政处罚中的两次在时间上如何把握？二是“又偷税”，即第三次又偷税行为与两次行政处罚中的最后一次在时间跨度上如何把握。笔者认为数次偷税的时间规格原则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属于无限期计算。从立法意图来看，其目的是对屡罚不改，藐视法律，大胆抗法行为的惩治，不允许其再而三偷税。如果在行政处罚及其第三次偷税的时间上不加制约，则对意图再犯者是一种威慑，让其在偷税获得的欢乐与可能遭受刑罚之间权衡利弊，必然畏惧而却步。这对偷税犯罪来说能起到阻遏的作用。相信时间上没存在间隔约束，有过两次处罚的人就不敢贸然去触刑网的。这样，不仅可以对胆敢以身试法者实行制裁，而且起到了巨大的预防作用。

2、如何认定“又偷税”。是否第三次偷税即使情节显著轻微，也必须以犯罪论处？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又偷税应当达到行政外罚的标准；第二种观点认为：只有“二次行政处罚的偷税数额”加上“又偷税的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即达到偷税罪的数额起点标准的，才能以偷税罪论处；第三种观点认为：又偷税在这里是不讲数额各情节的，因为其屡偷屡罚、屡罚屡偷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了纳税主体的劣习不改。为了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2年内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当以偷税罪定罪处罚。“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又偷税“只要求税额，并不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达到10%.从而为认定”又偷税“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偷税比例计算问题

我国刑法的偷税罪在客观上的构成标准之一是数额加比例为构成要件的。问题就在于这一百分比计算的标准依据是什么？是以分税计算还是各税种统算？是分期计算还各期间统算？理论界对此争议不休。应纳税额的确定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应纳税额的时间段，即以哪个时间段的应纳税额作为计算偷税比例的应纳税额，关于应纳税额时间段的确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观点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以稽查期间为标准以整个稽查期间的应纳税额为应纳税额。2）以一个纳税年度为标准，即以该企业一个纳税年度内的应纳税额为标准（注释1）；（3）以偷税行为所属的纳税期限为标准。（4）以实施偷税行为的期间为标准，如果企业偷税是间断的，企业纳税的期间要从偷税期间扣除（注释2）。（5）以每次偷税行为为标准，即以每次偷税行为所属的应税经济行为应纳税的税额为应纳税额。行为人每偷税一次就计算一次比例和标准。这五个标准是按时间段从长到短的标准排列的。在偷税数额一定的前提下，应纳税额的时间段越长，同样的偷税数额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二是应纳税种类，即以一定的时间段内的哪些税种为计算依据。这个问题相对简单，主要在两种观点：即是计算纳税人所偷税的税种的应纳税额，还是以纳税人同期应纳的各种税的税款总和为应纳税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偷税数额，是指在确定的纳税期间，不缴或者少缴各税种税款的总额。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比，是指一个纳税年度中的各税种偷税总额与该纳税年度应纳税总额的比例。不按纳税年确定纳税期的其他纳税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比，按照行为人一次偷税行为发生之日前一年中各税种偷税总额该年纳税总额的比例确定。纳税义务存续期间不中一个纳税年度的，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比，按照各税种偷税总额与实际发生义务期间应当缴纳税款总额的比例确定。行为跨越若干个纳税年度，只要其中一个纳税年度的偷税数额及百分比达到《刑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的标准，即构成偷税罪。各纳税年度的偷税数额应当累计计算，偷税百分比应当按照最高的百分比确定。”这司法解释明确了上述棘手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它明确规定应纳税额是一个纳税年度应纳税总额。即计算应纳税额的时间段是一个纳税年度，包括偷税者当年度应缴的各种税款之和。这个司法解释是比较合理且可行的，一是以行为人的所有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主观恶性，二是明确易算，可操作性强；三是采取了分开计算每个纳税年度的偷税比例，以数个比例中最高的为偷税比例，以偷税之和为偷税数额的计算方法。这个方法能够连续计算时，稽查期间越长越可能不构成犯罪的不合理现象。

「注释」

1、周洪波主编《税收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4页。

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657页。

「参考资料」

1、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何秉松主编：《税收与税收犯罪》，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陈运光：《税收犯罪研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犯罪数额范文篇9

所谓街头“两抢”犯罪，是指行为人在市区或者人口聚居地公然实施的抢劫犯罪和抢夺犯罪。频繁发生于我省城区的街头“两抢”犯罪，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破坏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影响了海南大特区的良好形象。据统计，自去年“严打”至今年6月份，全省各级法院共受理抢劫案件646宗1098人，审结633宗1091人，大部分是街头抢劫案件，被判处死刑的51人，其中街头抢劫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被判处死刑的26人。共受理抢夺案件160宗220人，审结160宗218人。我省“两抢”犯罪最为严重的地区是海口市，自去年“严打”以来，海口市三个区法院共受理抢劫案件174宗241人，受理抢夺案件94宗127人。当然，法院受理的街头“两抢”案件只是已经侦破并被起诉的案件，实际发生的街头“两抢”案件远远多于法院受理的案件。

长期以来，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着对街头“两抢”犯罪，尤其是对其中的抢夺犯罪的危害认识不足的现象，更谈不上对“两抢”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严打”整治斗争以来，街头“两抢”犯罪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研究“两抢”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二、街头“两抢”犯罪的定罪

我国刑法对抢劫罪和抢夺罪的定罪量刑作了严格的规定，再谈街头“两抢”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似无必要。其实不然。这是由这类犯罪的特点决定的。其特点是：行为人乘人不备，抢夺他人财物时一是不计后果，即不管是否会造成被害人伤亡的后果，二是遇到反抗或抓捕时立即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作案时的客观情况往往模糊了行为的性质：既象抢夺，又似抢劫。这就要求我们严格区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做到定罪准确。为此，省高院于2001年4月向全省各级法院专门下文（下称《高院文件》）。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省高院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海口市街头“两抢”犯罪猖獗的实际情况，会同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和海口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关于海口市办理抢夺犯罪案件的意见》，对抢夺犯罪的数额标准、犯罪情节、证据收集等问题作出的具体规定。《高院文件》规定：对乘人不备，抢走他人财物的，以抢夺罪定罪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论抢夺财物数额多大，一律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抢夺中致被害人轻伤以上伤害的；2.抢夺中与被害人争夺财物的；3.抢夺时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4.抢夺后逃跑，对抓捕人员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抗拒抓捕的。其中的1、2项是根据街头“两抢”犯罪的特点作出的规定；3、4项实际上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抢劫罪转化规定的进一步细化。

值得一提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凶器”的范围，枪支、刀具固然是“凶器”，绳索、根本不能射击的玩具枪是否也是“凶器”呢﹖二是“携带”的具体含义，随身携带固然是“携带”，但街头“两抢”中常见的驾驶摩托车抢夺的，如果行为人将“凶器”放在摩托车后车厢内是否也是“携带”呢﹖三、抢夺犯罪的量刑

研究街头“两抢”犯罪的量刑，主要是研究抢夺罪的量刑。因为抢劫罪的量刑标准是比较好掌握的。抢夺罪的量刑依据一是数额大小，二是情节轻重。

（一）数额标准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对“抢劫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分别判处相应的刑罚。目前，最高法院还没有对“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作出司法解释。为了统一标准，省高院在征求各中院和部分基层法院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抢夺罪的数额标准和“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形。

《高院文件》对抢夺罪的数额标准规定是：（下转27页）上接24页“数额较大”以人民币500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人民币5000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人民币30000为起点。全省不分地区，执行统一标准。上述数额标准，参照盗窃罪数额标准的下限，体现对街头抢夺犯罪从重打击的精神。

笔者认为，《高院文件》的这一规定一方面有利于从严打击抢夺犯罪，但另一方面又不够完善，因为它意味着抢夺财物数额不足人民币500元的一律不作为犯罪处理。其实，就象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贪污罪以5000元为起点，但不足5000元如果情节严重也应当判处刑罚一样，对于抢夺公私财物虽然不足人民币500元，但如果情节严重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必须指出：第一，不足500元并不意味着不论数额多少，否则就与对抢劫罪的规定没有区别了。第二，何谓“情节严重”，应当明确、具体。笔者认为，可以表述为：对于抢夺公私财物数额接近人民币500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1抢夺残疾人、老年人、孕妇财物的；2教唆不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抢夺他人财物的；3一年内抢夺三次以上的。

（二）犯罪情节

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将“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规定在同一量刑幅度，将“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规定在同一量刑幅度。如何理解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时对抢夺财物的数额要求，即是否需要达到相应的数额呢﹖笔者认为，首先，不必达到同一量刑幅度内的数额起点，即有“其他严重情节”时不必达到“数额巨大”即人民币5000元，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时不必达到“数额特别巨大”即人民币30000元。因为如果数额已经达到相应起点，就无需情节要求了。其次，应当接近各该量刑幅度的数额起点，不能离开“数额”谈“情节”。笔者认为，根据抢夺犯罪的特点，认定“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抢夺对象、抢夺场所以及犯罪后果等。综上，可以表述为：抢夺他人财物，数额接近《高院文件》表述为“达到”，值得商榷“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累犯；

3抢夺三次以上的；

4使用机动车辆在闹市区、旅游区、宾馆、酒店、学校以及党政机关所在地或者附近抢夺的；

5抢夺外国人、港澳台同胞的；

6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轻伤以上严重后果的；

犯罪数额范文篇10

一种意见认为，从受贿共犯非法占有贿赂款物的方式看，共同受贿犯罪可以分为"共同占有型"和"分别占有型"两种情形。前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与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近亲属或者共同利益关系人（如情人等）结成受贿共犯关系，其通常以共同占有受贿款物为特征。后者指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或者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近亲属等之外的无身份者共同受贿，其一般都以共同分赃、分别占有受贿款物为归宿。在认定受贿"所得数额"时，对于"共同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共同受贿的总数额；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各共犯人实际得到的款物数额（即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对于共犯人部分分赃或尚未分赃的，可以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分担。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386条中规定的"受贿所得数额"是针对个人受贿犯罪而言的，不能理解为共同受贿犯罪中的个人分赃数额。对于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按照"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认定个人所参与的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

二、对分歧意见的法理辨析

笔者认为，共同受贿犯罪的数额认定问题，直接关系到各受贿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轻重程度，其首先应当遵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同时也要兼顾受贿犯罪本身的特点与复杂性，目的是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刑罚的公正性。由此以观，上述第一种意见强调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应当认定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的见解，就显现可以商榷之处，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从现行法律规定看，各共犯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共同受贿犯罪的实践表明，各共犯人的"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往往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等同。具体说来，二者通常呈现两个方面的差异性：一是在法律层面，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于共犯行为整体而言的，包括共犯人在共同犯意形成、共犯行为实行，以及事后分赃等受贿犯罪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显见，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只是评价"所起作用"的事实要素之一，二者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很难等同视之。二是在事实层面，"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也时常脱节。如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共同受贿犯罪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要作用，而其分赃或实得数额可能较少，抑或并不参与分赃。相反，有的共犯人分得大部分或者全部赃款，却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被动或服从地位，仅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简言之，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与"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或评判标准，倘若主要依据"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共同受贿人的刑事责任，则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共犯归责原则不符。

第二，从同类案件的量刑平衡角度考查，对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均持有一致的见解，即共同受贿人应当对受贿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哪怕行贿人将贿赂物品在受贿人之间作了明确的分配，如将名牌手表、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分别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妻子、儿子使用。在认定共同受贿犯罪数额时，我们无疑应当认定三件物品的总和数额，而不能将三件物品分开来作独立评价。否则，将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子使用的裘皮大衣和笔记本电脑认定为受贿物品都会失去相应的法律依据，从而有悖于客观事实。如前所述，"共同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于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之间；"分别占有型"的受贿主要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比较而言，"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在社会舆论、影响方面主要以个别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贪腐为特点，而"分别占有型"的受贿，则明显以公共权利的集体腐败为特征。无须讳言，集体腐败比个别贪腐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当受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制裁。如果对于危害更大的"分别占有型"受贿仅仅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追究刑事责任，较之于"共同占有型"的受贿均按受贿总额承担刑责来说，事实上会大大降低前者受到刑罚处罚的程度，并且常常可能是不同量刑幅度上的显著差别。于是势必产生的问题是，同样都是共同受贿犯罪，对于"分别占有型"受贿采用明显宽宥处罚标准的法律依据何在？将其与"共同占有型"受贿实行区别量刑的合理性在哪儿？这些问题是不能忽视、且值得思量的！

第三，从法理层面分析，共同犯罪的基本特点就是多个自然人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具体讲，就是每个共犯人的行为，都是一个共同犯罪行为整体的一部分，每个共犯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作为共犯人的"他人的行为"承担罪责，这是与单个人犯罪的明显不同之处，亦即通常所说的各共犯人应当对自己所参与的整个共同犯罪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主次不同的相应罪责。所谓"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归责原则，正是建立在共犯行为的整体性与刑事责任的共担性的基础之上。由此看来，对于"分别占有型"的共同受贿犯罪按照个人分赃或实得数额确定刑事责任，其所凸显的完全是个人责任，几乎绝对排斥了具有因果联系的"他人罪责"的考量余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共犯行为的整体性和刑事责任的共担性，进而也否定了共同受贿犯罪的基本性质，因而在法理上是不无欠缺的。

这里还应提出斟酌的是，当共同受贿人只是部分分赃或尚未来得及分赃时，主张参照其以前分赃的比例或者按平均数额认定各共犯人的个人所得数额，该做法难免有脱离共同受贿人的行为本身，由法官分配共犯行为及其刑事责任的不足。简单讲，共犯人分赃与否以及分赃多少，都属于共犯人的行为事实范畴，法官只能就每一共犯人已然实施的危害行为评判罪责之大小，而不能人为地改变共犯人共同占有的行为事实，将其切割、分派到各共犯人的身上。如若不然，其客观性和合理性都可能颇受置疑。

概言之，无论是"共同占有型"受贿，还是"分别占有型"受贿，均应根据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受贿犯罪的总额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主犯分赃数额较少或者没有参与分赃的，可以将分赃情况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考虑，但不能判处与分赃数额较多的从犯一样或者更轻的刑罚。反之，从犯也不能因为分赃数额多而被判处重于主犯的刑罚。

在辨析共同受贿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基础上，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哪些情形可以认定为"分别占有型"的共同受贿？其与多个国家工作人员单独受贿有何区别？

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行贿人因一个事由请托、贿赂多名国家工作人员的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行贿人将一笔贿赂款送给某一国家工作人员，由其在多名国家工作人员间自主分配或按行贿人明示的数额转送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此种情形下各受贿人对共同受贿的事实及受贿总额大多知情。二是行贿人以宴请、游玩等名义将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当面送给每个人一定的贿赂款物，各受贿人对共同受贿的事实清楚，但对受贿的总额往往不曾考虑或者并不知晓。三是行贿人私下将贿赂款物分别送给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人之间对彼此是否受贿以及数额多少一般都缺少"明知"。

摘要：当前，受贿犯罪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例如，如何确定共同受贿行为中的个人"所得数额"，如何认定受市场行情影响比较大的贿赂物品的价值，如何认定及处理低价购房、收受干股的行为等，解决好这些问题对正确认定受贿犯罪，准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