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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特点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10:32:33

犯罪特点

犯罪特点范文篇1

一、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

1、贿赂行为具有团体性和半公开性。工程项目进入有形建设市场，实行招投标后，工程项目不是建设单位个别领导说了算，建设单位发包方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组织招投标的管理部门的手中，贿赂腐败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集中个人变为多人。由于工程建设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僧多粥少”，加上施工企业不同于工业型企业，不仅客户少，而且施工周期长，只要能承接一两项大型施工项目，就能满足企业全年甚至几年的生产任务，就能救活一个企业，所以，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部分施工企业的领导使出浑身的解数，采取各种或公开或隐蔽的手段进行项目攻关。因此出现了“工程一立项，攻关紧跟上，确保君满意，成功才有望，一旦争到手，垫资也要上”的不正当现象。如江苏省交通工程总公司发生的窝串案件中，涉及包工头张文艺行贿的就超过100万元，他从事工程包工头不到十年，成了千万富翁，正是靠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这种带有贿赂性质的“攻关”行为，已具有半公开性，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

2、行贿和受贿数额较大。由于一般建设工程造价少则几百万，多则数千万甚至数十亿元，企业为了拿到项目，不惜下大“赌注”。在相互竞争中，水涨船高数额惊人，否则，怕出手太小气，起不了作用、还白白耗费了钱财和精力。如广东省交通系统特大受贿窝案，涉嫌受贿人民币1282.69万元，港币149.6万元、美元2.1万元。其中原交通厅副厅长李向雷个人收受贿赂62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

3、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工程建设领域的贿赂、回扣等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名目繁多，如劳务费、信息咨询费、茶水费等。而且权钱交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发生在建设单位发包、材料设备采购等几个重要环节，表现为送、收好处费、回扣等，实行招投标后则表现为滥用职权，违规操作、弄虚作假、接受贿赂等。上述现象大多数都是“一对一”的私下交易行为，有的还披着合法的外衣，隐蔽性较强。受贿者也精明地采取有第三者在场不收、不是熟人不收、物品无发票不收。有的还以请对方考察为名，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实行一条龙服务等等。

4、职务犯罪具有共生性。以被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看，开始从个体隐蔽作案，逐步向合伙作案转化，互相勾结，团伙作案的现象增多。在查处案件中，往往会出现查处一案带出多案、查处一人带出多人、查处一般干部带出领导干部，查处违纪的带出犯罪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窝串案也时有发生。如代号为“5·28”的广东省交通系统特大受贿窝案，涉及公职人员89人，其中厅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20人，牵涉30多个公路建设管理单位。

二、工程建筑领域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1、经济制度和体制不完善，存在一定弊端。当前，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同时发挥作用，难免存在诸多缺陷，既存在计划体制的较大弊端，也存在新体制的不成熟，客观上为少数腐败分子提供可乘之机，使得经济活动中渗透了权力的“魔力”，在这种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并存的情况下，企业走向市场步履艰难。有权的部门和人员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左右市场行为的取向，无权单位和个人想办事，办成事，只有靠钱来进行“感情投资”、“买通关节”。这种私下的“权”和“钱”的交易行为，是发生职务犯罪的主要根源。

2、市场行为不规范导致无序竞争。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建立，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这就使少数人有了可乘之机，从而导致正常经济活动中行贿受贿、收受回扣、请客送礼、高消费之风有增无减，有的企业靠歪门邪道取得了经济效益，扰乱了建设市场，腐蚀了党员干部，损害了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

3、缺乏有效监督，处罚力度不够。现有的监督执法机构缺乏相对独立性，制约职能和手段不够强大，难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有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群众监督，但上级组织和基层群众都不可能及时了解具体情况，等到问题发生，情况搞清楚，已变成了事后监督，错失了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的时机。作为同级了解较清楚，但现在这种同级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体制，使得这种监督变得软弱无力，形同虚设。另外，惩治腐败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在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形形色色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的社会群体制约还不够，因而，许多腐败分子及其帮凶逃脱了处罚，长期逍遥法外。

三、工程建设领域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官员腐败是古今中外存在的普遍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社会根源。根据当前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的分析，要遏制和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应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1、加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使党员、干部永远保持清醒头脑，防止消极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最根本的是要抓好预防性教育，普遍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抵御各种腐败思想的免疫力，自觉抵御贿赂的诱惑，做到立党为公，掌权为民，遵纪守法。首先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党的宗旨教育，使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淡化“官念”，增强“公仆”意识；其次，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实行）》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或亲友谋取利益的处理规定》,增强党性观念和法制观念，率先垂范，做遵守和执行的表率；第三要把党风廉政教育贯穿始终，经常利用各种正反典型，开展以案论纪教育，做到“警钟长鸣”。另外，还要建立健全干部廉政档案、全面推行干部定期“述廉”和定期交流换岗的做法。

犯罪特点范文篇2

（一）大案要案急剧增多。十六大以来的近5年中，全国查处的贪官达20多万人。过去贪污受贿数万元可算为大案，而现在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百万元的屡屡出现，金融界犯罪金额上亿元的也不乏其案。如成克杰任职其间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贿赂款物4000多万元。浙江第一贪官温州王天仪收受贿赂180多万元、美金1万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1400多万元。

（二）从“高干”到“村官”一样犯案。如已查处的案件中，有高级领导干部陈希同、王宝森、成克杰、胡长清等；仅2003年，就查处15个部级领导干部，平均每周有一个厅级干部落马，每天有一个处级干部犯案。有湖南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江西纸业集团公司姜和平以及枣阳市原土地局局长章大梁等厅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等案件，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均在几百万元至上千万元，他们位高权重，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极为惊人。而过去被认为不入“官”流的“村官”也屡犯大贪案。如安徽省隆岗村守业贤参与私分公款31万元，受贿1万元。中国“村官”经济型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2003年，浙江省长兴县检察院立案查处了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土地专项资金55件。

（三）窝案串案、团伙作案日增。表现为犯罪分子内部串通、内外勾结、合伙密谋、长期群体作案坑害国家。如广东湛江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和福州陈凯特大贩毒、走私、组织偷渡案中的贪污受贿以及中国华润总公司下属的邹秀海、刘板、杨三合伙挪用公款2.4亿元，受贿67.5万元特大挪用公款案、窝案、串案触目惊心。其中陈凯案件中的原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方长明因收受巨额贿赂而造成国家的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之巨。

（四）经济职务犯罪广为蔓延。腐败不但在经济管理热点行业，而且在科教文卫等“清水衙门”也不断出现，教育部门已不再是一块净土，贪污、受贿呈现出恶劣蔓延趋势。教育系统在基建发包、教学设备、物品采购、辅导资料印刷、发行、人事调动、干部任免等环节也屡屡发生职务犯罪。从2004年南京市检察机关查处的南京中医药大学冯小龙受贿案，涉案金额102万元；南京经济学院基建办方慕钰受贿案，涉案金额155.9万元，美金2000元；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涉案金额161.7万元，美金3000元及实物字画等几起重大案件足以说明教育部门经济职务犯罪的趋势及其严重性。

（五）国企领导犯罪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由于国企体制存在着深刻弊端，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领导利用职权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挪用公款，隐匿、转移、私分国有资产等现象日益突出，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分析2002年以来审理过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犯罪案，发现国企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犯罪现象突出，占被告人总数的76%，涉案金额达678万元，占涉案总额的91.8%.据统计，2003至2004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企人员贪污贿赂犯罪25322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北京市检察机关的有关资料显示，犯罪造成的损失从5年前的不足亿元增加到了4.7亿元。从已查的案件中，国有资产严重地隐匿、转移、私分、流失严重，成为“最后晚餐”。如陕西西光电仪器厂原总经理刘某以隐匿手段把1300余万元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福建厦门市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趁国企改制之机以转移手段，侵吞公司股权及红利3700余万元。浙江金华市某饮食服务公司领导班子在公司改制时，集体决定将公司价值1700余万元的房产不报评估，后变更产权共同予以贪污等等，足以说明其严重程度。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原因。

⒈思想道德防线溃败，以权谋私。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工作生活经历，有些国家工作人员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与党离心背德，在关键时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欲观念和特权思想作祟，思想变质、道德防线溃败，不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己任，反而处处以权谋私，最终走上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然后道德上滑坡，最后触犯刑律、落入法网。

2.自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侥幸心理。职务犯罪者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使他们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导致他们在思想上贪得无厌，行为上放纵自己缺乏自律。为所欲为，视党纪国法于不顾，最终背弃了党和人民锒铛入狱。

（二）客观原因。

1.社会的负面影响。体制改革为我们党和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一些职务犯罪者有机可乘，他们钻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鱼，在“空档”地区打“擦边球”，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贪官给人们树立了“腐败的领导人榜样”，社会分配不公，“不捞白不捞”，对贪官惩治不力，受贿数百万也不会被处死。

2.监督乏力，监督机制不到位。权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弊端，给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间和条件。而失去制约的机制必将产生腐败。虽然已建立各级人大、政协、纪检、检察机关、政府的监察审计和人民群众监督等多层次监督体系，并已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大部分监督机关不敢于监督、不善于监督，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形同虚设。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被捕后所说的：“官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人管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①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监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又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有效地贯彻执行，使权力过分集中到个别领导者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容易产生特权现象，以及对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软弱无力。过大的权力集中膨胀了一些自恃大权在握者的个人意志，他们为所欲为，自恃无恐，骄横跋扈，违法乱纪，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终于铸成了胡长青、成克杰之类的高官和李乘龙、肖作兴等厅级干部走进了犯罪的深渊。李乘龙在案发后曾经说：“我任玉林市委书记5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话，如果我开始犯错误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许不会走上死路”。可见权力作为双刃剑，既是造福社会的手段，又是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权力失去制约，就必然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只能导致腐败。

②制度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表现在：个别单位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虚设，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内部管理混乱，财务账目不清，从客观上给经济职务犯罪提供了空间；私设小金库，搞体外循环，账目不公开，“一支笔”审批，缺乏监督，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成为滋生腐败和犯罪的温床。这不仅表现在行政、事业、经济管理部门，就连不起眼的村一级也因私设小金库，财务混乱，监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现了守业贤之类的贪污受贿职务犯罪。

③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舆论监督不够。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监督机构之多是世界上罕见的，几家监督机关的重复监督还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同时舆论监督也乏力，表现在群众对贪官的抨击常常很难转化为组织制度的有效制约，从而使得某些握有权力者的无所顾忌。现实中，对一些贪官的看法，群众意见归意见，提拔的还是照样提拔，助长了贪污受贿犯罪行为。

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①廉政法制不够完善。财产申报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内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为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难以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特别是经济职务犯罪。

②执法不严，打击不力。近年来，尽管查处了大批经济职务犯罪，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改变了过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于立法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关系网干扰，查处力度相对薄弱，对经济职务犯罪发案不报，包庇袒护，打击不力，表现为立案少，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少，判决少，办案效果差等情况的发生，使得查处犯罪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差很大。同时由于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虽然是从考虑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由于执法不严，影响了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也达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违法犯罪人认为有利可图，胆子越来越大，助长了犯罪的侥幸心理，从而出现了经济职务犯罪上升，涉案金额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担忧的现象。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是从思想上变质开始，“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高官落马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为此必须加强思想教育，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

1、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把反腐倡廉纳入当前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每个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带头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多学习、少应酬”，“活到老、学到老”，要把党性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加强思想教育是一个基础工程。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时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2、提高道德素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贯彻实施《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要把反腐教育与道德修养结合起来，面向全社会，努力营造浓厚的法制氛围，使每个公民都能学法、懂法、守法，坚持“八荣八耻”，树立正确的荣耻观。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党性修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要集中力量，发挥优势，形成网络。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预防减少职务犯罪，使领导干部不想犯也不敢犯罪。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公权谋取私利。如果掌权者得不到制约，那么就很容易违法犯罪。为此，在权力系统中必须强化监督和制约，才能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从客观上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

1、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

2、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作用。监督其是否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违法、渎职行为等依法进行监督。这种监督职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等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和抑制，对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有利于解决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的问题。

3、强化行政监督。应当扩大政府监察部门的权限，例如，给予监察机关查阅、查封银行存款权、停职检查权、奖励权，以及开除的处分权等。同时要完善行政监察管理体制，使之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其他机关、团体或者个人的干涉。

4、强化群众监督。《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力；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和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力。为此，要明确便于群众对于权力监督的重要内容和监督的方法，同时要依法保护群众的监督权，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提高群众监督作用。

5、强化舆论监督。要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尝试给予新闻媒体的知情权、调查权、评论权、曝光权，使之不失为制约职务犯罪的锐利武器，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

（三）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1、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职务犯罪是全球性问题。我们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有效途径。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罪法制化是应然之选择。具体途径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由立法机关制定《预防职务犯罪法》和《反贪污贿赂法》；二是在刑诉法中增加预防职务犯罪的内容；三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项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决定。

2、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如何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人员服刑后故伎重演，重犯新的职务犯罪，这是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笔者建议对职务犯罪人员增设资格刑处罚，即在人民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或者其他刑罚之后，附加限制其在刑满后一定时间内，或者管制、缓刑期间，不得担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领导和重要管理型工作，以减少职务犯罪。

（四）强化刑事司法，加大查处力度，震慑犯罪分子

1、确保刑罚的确定性。公检法、纪检监察、审计等执法执纪部门既要通力协作，积极配合，打击查处经济职务犯罪，但又要明确职责，做到纪检等部门一旦发现公务人员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应立即移交给司法机关，以确保刑罚的确定性。

2、确保刑罚的及时性。案件能否及时侦破，直接关系犯罪人能否早日发案，不致再犯，而且也关系刑罚威慑效果的强弱。因而，刑罚具有威慑性与有效性，不可避免性和及时性。《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期限，保证及时打击犯罪分子。

3、严格执法。检察机关作为职务犯罪的侦察机关，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即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又要有敢于碰硬的心理素质，在办案中敢于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如山。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的发生，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严惩不贷，“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的都要依法严惩，以震慑犯罪分子。

4、打击行贿行为。行贿之风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从生病时要给医生送红包，到办各种证件要送红包，一直到集体性的“公贿”。行贿行为直接促成了职务犯罪的泛滥成灾，按照现行《刑法》规定，行贿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很有必要对行贿者给予打击。但受“自古不打送礼者”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比较少查处行贿者，这是考虑到有些行贿者是为了办事方便，出于无奈才去送礼的。

5、加大对重点部门的打击力度。当前必须严肃查处行政、企事业单位、经济管理、建设、司法等热点部门的经济职务犯罪，重点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的贪污受贿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势力“保护伞”利用职便参与包庇、纵容、破坏经济秩序从中收受贿赂犯罪案件。通过打击犯罪，震慑犯罪分子，有效地抑制经济职务犯罪率的上升和蔓延。

（五）深入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经济职务犯罪

经济职务犯罪的许多方面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思想反腐”过渡到“制度反腐”，建立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不能犯的外部条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1、深化干部人事改革，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制度化。贯彻实施《国家公务员法》，杜绝“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现象，加大考试力度，公开竞聘，择优录用，营造学习型机关，培育专家型领导。让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出任要职。福建省委省政府于2005年公开向社会招考20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共有4000多个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报考，社会反响良好。大家希望今后加大考试力度，减少考核干部的数量。

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政府行为的制度。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实施政务公开，从源头上堵住“审批腐败”，让“权力寻租”没有市场；有关行政许可事项、条件、程序、收费、审批时限以及审批结果等必须公开，不允许暗箱操作，让公开、透明原则及制约机制，为政府行为透明化提供法律保障，防止行政机关在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中出现灰色地带而带来腐败。

3、深化财政、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形成财政资金规范、安全、有效运行的机制；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金融监管制度，确保资金运营安全；建立和完善投资监管体系，改进并加强对政府投资的管理。

4、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形成职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人民陪审、审判公开等相关制度，完善检察机关监督职能。健全司法工作规范和违法司法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5、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从源头上治理犯罪。规范和完善工程建设招投标、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建立完善相应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通过体制制度改革和创新，推进从源头上治理经济职务犯罪。同时建立检察、纪检、监察等部门个案联系制度，发现漏洞，及时堵塞，做到各个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互相配合，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惩治经济职务犯罪。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理论联系实际，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分析其成因，采取有效对策，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这个“政治之癌”。惩治腐败是提高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相信在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不断推进，公务员队伍将会更加廉洁，政治将会更加民主和谐，社会将会更加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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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特点范文篇3

这些寄宿生的犯罪，有许多共同特点，且与社会上的成人犯罪有很多不同。其主要特点是：

1、犯罪类型比较单一。由于学校环境比较封闭，学校空间比较小，与外界社会接触相对较少，因而在校的寄宿生犯罪类型比较单一，受理的案件中故意伤害、抢劫、盗窃比较多，其中尤为突出的侵犯财产罪。他们大多是以获得金钱和财物为目的的财产犯罪上，这一犯罪特征与他们没有收入、相互攀比、追求高消费有很大关系。

2、共同犯罪比例较大。在13人中，有8人系共同犯罪，占总人数的62％，如邱某三人抢劫案件中，三人均是在校附近合租房屋寄宿生，一日晚上放学途中，遇见酒后回家的被害人张某，见张摇摇晃晃在打手机，三人临时起意欲抢劫张某的手机，日后往家打电话方便，于是拳打脚踢抢走了张某的手机。开庭时，邱某说三人在一起互相壮胆，就不害怕了，互相能配合。

3、犯罪手段智能化。在受理的盗窃案中，行为人均是乘宿舍无人之际或乘同学在体育馆内活动等之时实施盗窃书包内的物品，但近二年来，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出现智能化，犯罪前有准备，犯罪进行过程中有分工。如：被告人张某、温某盗窃一案，张某、温某与同班学生王某是好朋友，王某的父亲是包工头，张某、温某二人商量盗窃王某家，一日张某同王某打篮球，温某趁机偷来王某家的钥匙并到校外配制一把，次日，二人来到王某家盗窃现金5000余元及照像机等物品，并连续作案多起。

4、遇事易冲动。他们大多是冲动性犯罪，作案时不考虑行为后果，案发后冷静下来时，又悔恨交加，在4起故意伤害案件中，有3起使用了水果刀，1起用拳打脚踢的方式。伤害部位大多为头部、面部、胸部等人体重要部位。这4起中致死1人，重伤1人，轻伤2人。案发后均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后悔不己，有悔罪的表现，对自己的行为给社会、学校，特别是给被害人及家庭造成的损害和对学校的影响有深刻的认识。如：被告人赵某见自己的好友杜某与李某在打架，就不由分说持水果刀，上前就照李某的后背刺一刀，致李某死亡，案发后，赵某后悔不已，本是同窗，理应阻止打架，却拔刀相助。

5、作案地点集中。犯罪地点除学校宿舍外，65％以上都是在网吧、练歌厅等娱乐场所或饭店等地。校外的寄宿生除在学校上课外，其余时间成了无人管，有的上网吧练歌厅与社会闲散人员混，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如被告人焦某与网友（两劳人员）常在一起，盗窃作案多起，而在市郊区整日劳作的父母却以为儿子在复习考大学。

二、寄宿生犯罪原因

寄宿生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个人行为，因而造成寄宿生犯罪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心理不够成熟，易冲动，自我控制能力较弱。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身心处在成长期，体内分泌的激素一方面促使全身组织迅速发育；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脑和神经系统的兴奋性，使之情绪易激动且难以自控。此时如接受外部刺激易产生冲动，导致行为过激而违法，甚至犯罪。

2、是非观念较弱，思想道德易蜕变

由于我国历来都重视是非观念和思想道德教育，现在的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意识和是非观念，但从调查的情形，却证明现在学生是非观念和思想道德却不稳定，容易变化，探其原因，一是社会道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全体社会成员在无数次的实践之中，经过理性思考而逐渐形成的一系列准则，人们也只有在大量的社会实践中才会得到社会道德的深刻认识，形成对社会道德稳定的认同，而寄宿生生活经历简单，社会实践机会几乎等于零，对社会道德的认识大都来自于学校、家庭的教育，难以得深刻认识。二是我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强烈地振荡着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是非观念。

3、有不健康的心理。寄宿生受着来自学校的压力和父母过高的期望，当遇到挫折后，一部分人由于缺乏对挫折的正确认识和心理准备，没有应对挫折的办法和经验，经过几次挫折便心灰意冷悲观失望；还有一部分处事有功利化的倾向，为了满足享乐挥霍的私欲和高消费的虚荣心，他们唯利是图，往往不惜以违法犯罪手段达到目的。

4、爱慕虚荣，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消费。现在的寄宿生中，有一种摆阔气和高消费的倾向。一些寄宿生在校穿名牌衣服、使用手机、外出打的，高消费对那些家庭条件差的学生是一种诱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寄宿生勒紧腰带宁可少吃饭，节省钱来消费，如吴某一日三餐并两餐，省下钱买高档化妆品，每周定期作美容。再如，被告人李某在浴池洗澡后，误将他人的衣柜打开，见有一部手机遂产生占有之念，于是将手机盗走，并将衣柜锁好。开庭时他为什么要偷手机，他说再过两天是同宿舍同学生日，我过生日时，他送我的礼物挺贵重的，这回他过生日我寻思得买点拿出手的礼物，但父母给的生活费又花光了，于是打算偷手机卖掉买生日礼物。

5、法制观念淡薄，利己主义严重，作事鲁莽不考虑后果。寄宿生只偏重学习书本知识，法律知识欠缺。很多学生没有用法律规范评价社会行为的意识，有的甚至是法盲。因此，他们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仅凭感觉或用非传统的善恶、美丑等道德标准来评价社会行为，当他们面对冲突和矛盾时缺乏理性的思考，而易感情冲动，甚至做出违法行为。还有的学生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听之任之，任人摆布，同时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这也助长了违法分子的威风。如低年级的学生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拦劫，抢钱或衣物等，却忍气吞生，不敢反抗或向学校老师反映。

6、家庭溺爱多，教育少。现在的寄宿生中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往往得到溺爱，住校后，家长更是对其生活上关爱倍致，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满足子女的需求，子女定期回家时，也只是关注分数，关注吃穿用，而在对子女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教育，则是既缺乏了解，又疏乎于引导，久而久之，有的学生不求上进，缺少法律常识和法制观念，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膨胀，逐渐滑向犯罪的泥滩。有位家长，得知儿子犯盗窃罪，起初颇感震惊，认为自己儿子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吃穿用都不缺，怎能偷别人的东西呢，直到开庭时才相信。

7、学校管理不善。目前，一些学校管理存在着问题，对寄宿生夜不归宿、吸烟、酗酒、沉迷网络空间、贪玩厌学、打架斗殴、辱骂他人等不良行为，未进行有效的控制，对迟到、旷课、考试作弊等违纪行为未给予及时或适当的处分。由于学校纪律不严密，管理混乱，各部门不履行职能，班主任和负责日常生活的教师不认真负责，缺乏对学生的了解与关心，以至于学生的不良行为任其发展，最后导致犯罪。如在故意伤害案件中，发生矛盾特别是互殴后，学校也未引起重视，未及时进行调查处理，没有将犯罪苗头消除在萌芽中，以致犯罪后果最终发生。

三、预防寄宿生犯罪

寄宿生有其特殊性，应根据其年龄及犯罪特点，原因，积极做好犯罪预防工作。

1、增设刑事法律常识课，强化对学生法制教育。从对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出，犯罪的寄宿生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因此，强化对寄宿生法律教育刻不容缓，建议增设刑事法律常识课，聘请公、检、法部门人员，通过个案的剖析或展示图片、放录像等形式，经常给学生讲法制课，让法律伴随他们健康的成长。

2、学校应加强疏导工作，避免矛盾的激化。一旦发现学生在生活、学习中有争执、殴斗的征兆，应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调解和开导。建议在学校设立心理咨询室，特别注重法律问题的咨询，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有疑难问题，及时找这方面的心理教师和法律专业工作者，进行思想交流，便于沟通，将他们的逆反情绪得到及时纠正，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

3、学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政治思想工作贯穿于日常的生活学习的教育、管理中，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生活消费观念上，予以正确的引导，提倡和鼓励自我奋斗、自尊自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互助友爱的精神和理念，消除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同时要加强治安管理，要让学生自己的家园、自己管理，做校园的主人，提高学生自我防范意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寝室的安全保卫工作，杜绝盗窃等犯罪活动的发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要了解学生思想、行为动态，发现矛盾，及时解决，防止事态恶变，消除不安定因素。

4、严格限制性措施，防止后果的发生。限制性的措施，是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认定和分析，在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前提下，事先的一些限制性的行为规范，以消除违法犯罪的诱因和漏洞，防止犯罪发生，最佳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营业性舞厅、网吧等场所不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只有严格地执行相关的法规，才能使那些免疫力低的未成年人无法接触到负面的影响，也就能制止或者减少犯罪。5、学校和家长应建立联系制度，共同关心学生的思想、行为动态，学校不仅要关心每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情况，要定期将学生在校方方面面的表现情况告知家长，同时家长要及时反馈学生在校外的情况，这样可全面了解学生状况。家长要在关心子女成绩、生活的同时，要更重视子女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的提高。

犯罪特点范文篇4

关键词：职务犯罪、特点、成因、对策

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职务犯罪是腐败现象的极端表现，它侵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以及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危害改革开放，破坏经济建设，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危及政权核心。因此只有掌握其特点，了解其成因，制定出对策，才能更好地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和“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有效防治这个“政治之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

一、当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二、产生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原因。

（二）客观原因。

3.法网疏漏，执法不严，打击不力。

三、防治职务犯罪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1、强化党内监督。要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评议制度等，强化党委内部的监督和纪委的监督。

（三）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四）强化刑事司法，加大查处力度，震慑犯罪分子

（五）深入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经济职务犯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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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上的讲话》[R].2003.2.19.

犯罪特点范文篇5

学校，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是学生形成性格气质能力、完成预期学业的主要场所。近几年，私立学校增多、高年级住校生、单独或几个人合租房屋也日渐增多。随着寄宿生的增多，学校管理跟不上，造成寄宿生中出现了一些违法、甚至刑事犯罪，其人数虽少，但在社会、学校、家庭中引起的震动却是相当强烈的。

从近几年我院受理的案件看，2003年受理的寄宿生犯罪案件1件1人；2004年2件3人；2005年2件4人；2006年3件5人，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经过对这些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寄宿生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何预防寄宿生犯罪，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寄宿生犯罪特点

这些寄宿生的犯罪，有许多共同特点，且与社会上的成人犯罪有很多不同。其主要特点是：

二、寄宿生犯罪原因

寄宿生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个人行为，因而造成寄宿生犯罪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是非观念较弱，思想道德易蜕变

三、预防寄宿生犯罪

寄宿生有其特殊性，应根据其年龄及犯罪特点，原因，积极做好犯罪预防工作。

犯罪特点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德日刑法学移植论

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作为犯罪判断与证成的思维作业模式，乃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并为近代刑事法治文明的支柱。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过去团年间，不仅作为中国刑法学术研究的基础平台，产生了深远的理论价值，而且成为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操作指南，发挥了积极的实践意义。但是，近年来，这一理论体系备受争议，甚至饱受责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而引发了笔者对其命运的密切关注和严肃思考。

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内容

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和基本内容，遵循中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共识，大体可以简要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犯罪构成的概念。中国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的通行定义是: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体现和决定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整体。根据这一经典定义，犯罪构成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犯罪构成具有法律实定性: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包括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结合规定。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实保障。其二，犯罪构成具有价值承载性:犯罪构成体现和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各个犯罪构成要件本质上都是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侧面的表达。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系统。第三，犯罪构成具有有机统一性:犯罪构成是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的统一整体。因此，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基本原则的忠实体现。

第二，关于犯罪构成的框架。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整体格局上表现为两大块四要件祸合式的结构。两大块就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将犯罪构成整体上划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板块。四要件就是对两大块进行二次析分之后形成犯罪构成的四大基本元素即四大构成要件，依次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一个行为如欲认定其成立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上述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都不可能成立犯罪。

第三，关于犯罪构成的意义。一方面，从刑事法治建设角度而言，犯罪构成理论乃是刑事法治的支柱。近代以来的刑事法治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理论给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撑和实体性的依托，因而成为刑事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支柱。另一方面，从刑法学科体系角度而言，犯罪构成乃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因为:其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延伸:犯罪构成以犯罪成立要素系统的形态对犯罪概念进行了实证解读，因而犯罪构成成为犯罪概念的延伸;其二，犯罪构成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犯罪构成要件从主客观不同侧面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诊释，因而犯罪构成与实施犯罪相互表里也就成为犯罪本质的构成;其三，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启动刑事追究的前提和基础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因而犯罪构成也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可见，犯罪构成上接犯罪概念问题，下引刑事责任问题。如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石，就形成了以“罪一责一刑”一条龙为基本秩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体系。中国刑法学体系的逻辑运动秩序也就是:首先，犯罪论研究“罪”的问题，以认定犯罪为核心任务;其次，刑事责任论研究“责”的问题，以确定刑事责任为核心任务;最后，刑罚论研究“刑”的问题，以决定刑罚为核心任务。一言以蔽之，“罪一责一刑”乃是中国刑法学的研究逻辑，“认定犯罪一确定责任一决定刑罚”，乃是中国刑事司法的作业逻辑。

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当下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批判和质疑的声音，并非今日始有，而是由来已久，并且愈演愈烈。但是，这种声音在过去30年间并非一个调子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新旧世纪交替为界，分为以“改造论”为主旋律和以“移植论”为主旋律的两个不同时期。

所谓“改造论”，也可以称为“改良论”，盛行于上世纪80、90年代，其基本诉求是在维护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传统框架和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性的修正改造，其基本方法大多是对犯罪构成要件体系进行拆解重组或者置换位移。作为“改造论”的成果，刑法学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所谓“两要件说”、“三要件说”和“五要件说”甚至“新四要件说”，令人目不暇接，但终成过眼烟百。

所谓“移植论”，实质上就是“革新论”，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成气候。随着中外刑法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勃兴，德日刑法学成果广泛传人中国并且迅速获得青睐，某些刑法学者主张以革故鼎新的立场彻底推翻以四要件为特征的苏联式传统体系，以直接“拿来”的方法全面移植以三阶层为特征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从而实现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所谓国际化的目标。

“移植论”的立论基础是对中国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彻底否定，其理由颇为纷繁，笔者认为根据其方法论整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从历史学和价值学的角度:“移植论”者认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移植和拷贝前苏联刑法学成果的产物，而前苏联刑法学是在阶级斗争政治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纯粹意识形态的产物，缺乏基本的学术质量，已被实践证明所弃用，因此当代中国刑法学应当彻底“去苏俄化”转而融人世界刑事法治文明的主流。德日刑法学乃是近代世界刑法学的中心，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被公认为当代世界最为精美最为填密的犯罪论体系，在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决定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追随德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撇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论，单纯就成文法传统、法官职权主义和演绎思维模式这三个基本文化特质而言，包括中国和苏俄在内的社会主义法系广义上都可以归人大陆法国家谱系，中国在法律文化、司法体制、诉讼模式等方面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具有亲缘性，而且上个世纪前半叶民国时期的中国刑法学即是完全移植了德日刑法学知识体系，今日中国台湾地区刑法学沿袭了以德日为师的民国刑法学传统，可见德日刑法学成果植人中国刑法文化土壤并不存在水土不服而引发南橘北积”之问题。这也就表明了中国刑法学师法德日的可行性。

第二，从逻辑学和功能学的角度:“移植论”者认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逻辑构造与体系功能上存在无法解决的内在缺陷和固有局限，与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相较优劣分明，并主要集中为两点:一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表现为静态的平面祸合结构，四个要件之间是一种“一存俱存，一无俱无”的循环依赖关系，而非依次推进、逐步收敛的位阶关系，因此仅仅揭示定罪结论而未体现定罪过程，实质上是在构成犯罪的先验认知下去做要件拼图工作，体现有罪推定之思维，容易酿造冤假错案;相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表现为动态的立体递进式结构，在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三个评价环节依次逐层实现犯罪过滤功能，不仅揭示定罪结论，而且展现定罪过程。二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只研究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而不研究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或者说只设置人罪路径而不配置出罪路径，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行为放在犯罪构成体系之外进行孤立的个别的研究，造成犯罪构成理论仅含人罪机制而不含出罪机制，只突出社会保护机能而缺失人权保障机能;相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在违法和责任两个要件中架设违法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判断机制，将犯罪成立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进行一体化考量，实现人罪功能与出罪功能的和谐配置，更符合制约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要求。

三、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现实思考

笔者一直认为，批判是学术成长不竭的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成熟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正是中国刑法学界谦虚面对各种批判声音，并以此为契机开展深刻反思，才促成了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但同时也认为，学术批判应当遵循两点基本规则，一是必须建立在对被批判对象严肃、深刻的理解基础之上;二是必须运用学术的方式开展学术批判。基于这两点，笔者对于当下刑法学界“移植论”者就现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给予彻底否定的见解，不敢表示苟同。

对于“移植论”所持的第一点理由的质疑，需要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虽然都孕育于阶级斗争年代，但并非如“移植论”者所责难的是基于政治需要的产物，而是刑法学界严谨诚挚探索研究的成果。没有一项理论是没有历史脉络而横空出世的东西。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追根溯源，还是对19世纪大陆法系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继承。19世纪后半期乃是大陆法系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草创阶段，当时的主流风格乃是受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从犯罪主客观要素的平面析分和统合上去论证犯罪成立，如德国具有代表性的贝克迈耶体系将犯罪成立要件划分为“客观构成要件”和“主观构成要件”。意大利流行的由卡尔拉拉所倡导的“两分”的犯罪概念将犯罪成立要件析分为“物理力”和“精神力”。日本早期较有影响的刑法学家胜本勘三郎的犯罪论体系则由“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行为”和“责任”(主观罪过)四项要件组成。这也直接影响了当时的俄国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风格。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刑法学家们批判了肇始于贝林格、以新康德主义为哲学根据、以形式主义构成要件理论为基石的犯罪论体系(即今日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源头)，继受了革命前俄国的塔甘采夫的犯罪论体系模式，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进行了价值改造，经过诸多刑法学家的激烈交锋争鸣，最终形成了以社会危害性为价值内容、以四要件结构为格局形式的犯罪构成理论。这个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前苏联刑法学界以特拉伊宁为代表的诸多刑法学家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是客观历史传承和严肃现实选择的结果，而并非政治冲动或者阶级斗争的产物。当下中国刑法学界有的学者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是对苏俄刑法学历史的无知，而且是对学术成果简单的妄断。从历史来看，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不论是在前苏联还是在新中国，都是作为刑事法治建设的积极力量而存在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成长命运多蚌。中国自1957年反右直至结束长达20年间，犯罪构成理论即被批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成为刑法学者不敢触碰的“雷区”。没有想到的是，50年前犯罪构成理论一夜之间被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50年后又被一些中国刑法学人自己冠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非随波，岂非历史玩笑!

第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虽然取法于前苏联刑法学界，但并非如“移植论”者所指责的纯属前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学习前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本土化改造的成果。考察中外法律进化史可知，但凡成活并且生机勃勃的法律移植，不可能不包含“水土调适”的过程。即若“移植论者”所五体投地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而言，继受德国的日本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也作了相当的发展和创新，最突出的两点贡献就是由小野清一郎倡导的“违法责任类型说”和藤木英雄等人推出的“可罚违法性”理论，这两点理论创新又反哺影响了德国刑法学，从而构成了德日刑法学青蓝互动的局面。同样，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移植前苏联体系的过程中也作了一定的发展和创新。应当说，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加之中国社会主义新刑法学团队尚未成形，翻版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势所难免，但是，很快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而夭折，之后长达20年成为不敢问津的理论禁区。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真正成型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一批劫后余生的刑法学人在刑法学春天来临的时刻，以维护和发扬社会主义法制的崇高热忱，以上世纪50年代学到的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为蓝本，构建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且发展了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知识内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强调犯罪构成不仅决定社会危害性的存在，而且决定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从而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引人定量因素，将对犯罪构成的认识提升到社会危害性的质与量统一的高度。

关于“移植论”者所持的第二点理由的质疑，笔者也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具有过程特征。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运用于定罪过程，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的没有位阶性和层次感，一次作业、一步到位，而是同样具有过程性的。只是笔者认为，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过程性体现为在三个阶层之间逐步过滤，后一阶层的否决并不抵消前置阶层的成立，而我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过程性则体现为在四个要件之间逐项筛选，并且任何一项要件的否决都足以抵消其他要件的成立。逐步过滤和逐项筛选之间只是方法论的区别，很难说哪一种方法就绝对合理。至于有的刑法学者将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垢病为“引向有罪推定思维”、“酿造冤假错案”，其荒谬性自不待言，不消辩驳。

第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具有出罪功能。四大犯罪构成要件既是积极要件又是消极要件，当完全充足四个要件而确证犯罪成立时，即发挥了人罪功能，反之，当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件而否决犯罪成立时，即发挥了出罪功能，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常识。而且，从学理意义来讲，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在出罪功能上较之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更加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因为只要否决其中一个要件，就可以省略了对其他要件的审视。故此，怎么能说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不具备“出罪功能”呢?照此逻辑，中国法院根据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判决的刑事案件岂非都是有罪结论?所以，稍加推敲，“移植论”者的这一洁难根本无法成立。“移植论”者认为，只有将阻却犯罪行为植人犯罪构成理论才能使犯罪构成理论发挥出罪功能，这也是似是而非的伪判断。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内还是之外，只是刑法学体系叙述的问扩题。中国刑法学之所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加以研究，完全是因为中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是承载社会危害性的实质构成，所以没有阻却犯罪行为的托足余地。饶有趣味的是，正因为中国刑法学将阻却犯罪行为置于犯罪构成之外，反而促成了阻却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独立成型。我们在中国刑法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关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都各自具备其不同的严密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这应该说是中国刑法学区别于德日刑法学的一大特色。这样，在中国刑事司法的犯罪认定实践中，也就形成了与德日刑事司法迥然不同的思维逻辑:对于某些具有正当防卫等犯罪阻却可能的案件，首先是根据正当防卫等构成要件对行为性质加以判断，在充足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即逸行认定正当防卫等阻却犯罪行为的成立，犯罪构成理论则无需登场，只有在正当防卫等构成要件不充足的情况下才需要启动犯罪构成理论进行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厘定。因此，尽管犯罪阻却行为理论被置于犯罪构成体系之外，但并不影响其实际功能的发挥。“移植论”者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体系不兼容犯罪阻却行为致其出罪功能的缺失的批判，是纯粹技术思维引发的误读，并且也无视中国刑事司法的实况。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和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分别植根于各自的法文化土壤，各有其特色和优势，很难说哪一种理论体系就是绝对真理或者具有绝对优势。相对而言，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优势在于追求哲理的周密性和体系的严谨性，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优势则在于蕴义的稳定性和操作的明快性。第一，就蕴义的稳定性而言，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自贝林格以来的100年间，体系模式不断翻新，在“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之外，还有所谓“行为—不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另还有所谓“行为—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四阶层体系，等等，不下十数种，令人眼花缭乱。即便是最为通行的“构成要件—违法—责任”的三阶层体系，也是在不断流变之中。关于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内部的具体要素配置，见解纷呈，莫衷一是。反观前苏联和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50年来一直维持其基本架构和主体内容不变，应当说是其优势。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犯罪认定的思维作业模式在刑事司法界具有根植性，犯罪构成理论的稳定性对于促进刑事司法的统一性与安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试想，如果犯罪构成理论动辄推陈出新，会给刑事司法作业带来多大的困扰甚至危害?第二，就操作的明快性而言，今天的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可以说是叠床架屋，单就其主观故意(过失)的判断而言，就形成了所谓构成要件故意(过失)、违法故意(过失)和责任故意(过失)，向来作为责任专属要素的故意(过失)分别在构成要件、违法和责任三个阶层上重复给予检讨，认为构成要件故意(过失)和违法性故意(过失)乃是一种类型性检讨，责任故意(过失)乃是个别性检讨，但又认为构成要件故意(过失)对于违法故意(过失)和责任故意(过失)具有推定机能，真令人有云雾缭绕之观感。反观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四个要件之间对应工整，界限清晰，简洁明快，具有鲜明的可操作性。

犯罪构成理论应当是志向现实的学问，应当追求现实的妥当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或者说务实风格。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自贝林格以来100年间的发达历程，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体系而体系，沉酒于理论创新，失落为概念游戏，已经走上了一条纯粹理性主义的道路，和刑事司法实践的期待与需求渐行渐远。事实上，在德日刑法学界，许多刑法学者也对其犯罪论体系展开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如德国刑法学家雅科布斯认为，德国学说争辩因果行为论或目的行为论何者为佳，以及争辩阶层构造理论，纯粹是因为“二战”之后，刑法学者逃避政治压力(作为战败国的知识分子，谈规范的目的或规范的本质会有自我否定的压力)，把精力放在这种技术问题所致。区分构成要件合致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或区分不法和罪责，都是没有意义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个行为人要不要负责的问题。日本刑法学者也认为，日本的犯罪体系论由于受德国刑法学的绝对影响，采用的是“构成要件”、“违法性”、“责任”这种观念的、抽象的犯罪论体系，因为必须考虑什么是构成要件，构成要件和违法性、责任之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因此，具有强烈的唯体系论的倾向。结果，一般国民就不用说了，其他法律领域的人也因为刑法体系过于专业而难以接近。不仅如此，这种体系，使得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都难以自下而上地对刑罚权的任意发动现象进行批判，并为这种批判提供合理根据。德日刑法学家们都能够有一份清醒客观的自我认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某些刑法学者却只有一味地讴歌和礼赞呢?

当然，我们指出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缺陷，并不意味着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已经尽善尽美或者较之高出一筹，从而抱持敝帚自珍的心态拒绝任何批评的声音。刑法学界对于现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许多批评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的。我们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确实也存在静态性有余而动态性不足、封闭性有余而开放性不足等不少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公务员之家:

四、结语

犯罪构成理论不仅仅是刑法学术研究的基石，而且是刑事法治建设的基石。笔者衷心希望刑法学界一切学人积极参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笔者也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借鉴包括德日刑法学在内的域外先进刑法学术成果是必要且有益的。但是，这一切应当建立在对中国刑法学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刑事司法实务的现实把握的认识基础之上，建立在“体系的思考”和“问题的思考”互补的方法基础之上。

[①]参见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出版，第3页。

[②]参见陈忠林:《意大利刑法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一78页。

[③]参见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上)，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一7页。

[④]或称阻却违法行为、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正当行为，笔者倾向于以阻却犯罪行为表述较为妥当。

犯罪特点范文篇7

关键词:精神病人;犯罪;特点;管控对策

2017年4月1日下午，河南省洛阳市宁县某医院一名男性精神病患者自行解开绑缚，手持筷子攻击同病房的其他患者，最终造成了三死一伤的悲惨局面。这一切过程不超过9分钟，而就是这短暂的九分钟给五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同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热议。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我们都正进入了一个“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因为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加，使得国民心理防线面临极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犯罪率逐年递增，导致精神病人犯罪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精神病人犯罪的特点

(一)农村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多发地区。根据有关调查，精神病人犯罪案件多发生在农村地区，这和农村地区文化、医疗、经济等方面发展缓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精神病人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或者教育条件的落后等原因导致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使其辨别是非的能力更为低弱。同时，精神病人家属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缺乏对精神病的全面认识，没有办法全面又周到的帮助精神病人治疗病情。另外，农村地区医疗条件差，无法满足精神病人的医疗需求。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名工普遍离乡打工，只剩老弱病残留守在村里，缺乏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对其进行监护，多数情况下对其放任不管，使精神病人随意流窜，频繁肇事。(二)春天成为案件的高发期。春天，是精神疾病的高发阶段。相关研究表明，春天温差大，导致人体的体温中枢活动频繁，这会影响它附近的情绪中枢，造成情绪波动，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常常在这个时候容易出现精神状态的明显波动。再加上春天万物复苏，各种细菌也开始活跃起来，天气也比较干燥，易使人们的情绪不稳定、反应迟钝，甚至抑郁和烦躁。因此，一年中3－5月为精神病复发率最高时期，特别在油菜花飘香的4月份达到顶峰，大多精神病人犯罪案件发生在这个时期。(三)犯罪行为极具突发性、随意性、残忍性。精神病人的感知、思维、行为及意识等方面都异于常人。虽然通常情况下没有任何犯罪征兆，但是一旦发病或者受到外界的刺激，便引起大脑功能紊乱，无法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随之引起暴力犯罪行为，所以犯罪行为极具突发性;另外，精神病人侵害对象不确定。因为他们的犯罪动机多数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因果关系不清晰，时常是见谁打谁，所以犯罪行为具有随意性;同时，精神病人作案时，一般会使用触手可及的棍棒、菜刀、锄头、绳子等身边物品，从而对受害人实施致命性的暴击，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四)损害赔偿能力不足。精神病人因自身的缺陷，劳动能力偏差，造成就业机会偏少，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而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往往更加不堪重负，经济条件很差，还有一些流浪精神病人，没有或者找不到监护人，一旦给他人造成损害，通常无力赔偿，导致受害人的民事权益无法得到充分全面的保护。

二、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不完善。我国《刑法》第18条也规定对被确认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实施阻力还是很大。例如何种情况为“必要的时候”却没有进行明确规定，以至于各地执行部门对其理解不一。《精神卫生法》对全国精神卫生工作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各个地区并没有及时有效的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导致各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另外，《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的规定不够具体，对于强制医疗的决定、执行和解除没有进行明确规定。(二)社会监护缺失。政法机关、民政部门、医疗机构都各施其职，并未形成信息共享、有机统一的社会综合管理精神病人机制，甚至在精神病人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之前，是没有一个专门的机关积极进行管控的。一旦肇事，经法院确认无需进行强制医疗的，均将其释放，责令监护人严加看管。实际上，造成了“事前无人管，事后也无人管”的尴尬局面，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三)强制医疗机制不健全。强制医疗制度的设立对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治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司法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什么时候才是必要情况以及如何进行执行强制医疗措施的规定仍然不够明确具体，导致强制医疗制度落实起来特别困难。而强制医疗制度又恰恰对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精神病人犯罪管控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笔者建议修改《刑法》第18条，将“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改为“凡是发生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的，一律由政府送往强制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直到被指定的医疗机构评估为康复，才能回归社会”;我国于2013年5月1日实施《精神卫生法》，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对精神病人的救助、预防、治疗和康复等方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其要求，积极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将责任具体化，让基层部门便于操作，便于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刑事诉讼法》应该更为明确又具体的规定强制医疗的决定、执行以及解除等相关问题，从而提高强制医疗制度的可操作性。(二)建立统一的精神病人信息库。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流动快，基层部门对精神病人的控制力非常弱，这就造成了精神病人尤其是暴力潜伏期的精神病人“情况不明、底数不清”，使管控工作处于被动状态。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该会同有关组织，建立全国统一的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库，实现精神卫生工作信息共享。1．开展普查工作。由政府牵头，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家属积极配合，社会共同参与，实施全国性的精神病人健康普查并作出医学诊断和风险评估。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应当对精神病人的姓名、工作、病历以及其他身份信息予以保密。只有通过开展全面的普查工作，才能够具体、全面、科学、有效的掌握精神病人的相关信息。2．建立并落实跟踪随访措施。在建立统一的精神病人信息库的基础上，建立并落实“家庭、社区、医院”跟踪随访措施。由有关部门组织专业医生走访基层，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康复训练。(三)提升司法鉴定的科学性、真实性、公信力。精神病司法鉴定对判断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是否为精神病人具有重要意义。它在减少社会群众免受精神病人危害和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之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控辩双方应平等享有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如果说赋予侦查、检查机关精神病人司法鉴定权是基于职责之所在，那么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方精神病人鉴定权就是基于对其人权的保护。这样可以在司法机关没有对精神病人进行鉴定的情况下，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可以自主启动司法鉴定，从而保障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这样平等的赋予控辩双方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启动权，有利于保护当事人人权，提高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参与能力，改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因不服司法鉴定结果而反复申请鉴定的情况。2．完善病历资料审查制度。众所周知，病历资料是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重要参考依据。而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精神病司法鉴定通过抄袭病历资料来得出结论的现象。因此，在文证审查时，应注重加强对精神病病历资料的审查，如入院病历中的既往史、现病史以及相应的普通检查和专项检查;入院时的临床辅助检查，特别是入院后的治疗情况、病情变化等记录是否具体详细，以及临床医生是否具有相关资质。(四)设立精神病人专项救助基金。精神病人的病情性质决定了精神病治疗注定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绝对大多数患者家庭是无力承担这一笔昂贵的医疗费用，急需社会的救助。而在社会救助过程中，国家无疑是社会保障最有力的后盾。但是我们也要理解的是，国家的财政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不可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来依赖财政的救助。所以，应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各界都能参与到救助当中来，设立精神病人救助专项基金并制定严格的基金管理和使用办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精神病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保证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都能得到系统的治疗。

综上所述，频繁发生的精神病人犯罪事件已经给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是平安中国建设面临的新的挑战，将精神病人管控工作纳入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因此相关职能部门应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综合治理，形成预防、惩治、保障三位一体管控机制，以减少精神病人犯罪的反复发生，让精神病人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和理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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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伟华，周亮，邬力祥，肖水源，黎芝．湖南省1808例犯罪精神病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资料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01):47－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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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吉喜．中美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相关问题比较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14，36(05):141－156．

犯罪特点范文篇8

关键词:节能减排;渎职犯罪;江夏区;思考和建议

当前，随着国家对节能减排工作的日趋重视，辖区政府节能专项资金投入不断加大，2009年至2012年期间，武汉市江夏区共安排73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奖励节能技术改造和节能技术推广，取得显著成效。与此同时，该领域渎职犯罪时有发生，严重影响节能资金效能的发挥，同时损害了政府廉洁形象。今年以来，开展查处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专项行动，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共查办渎职犯罪案件线索4件，立案侦查2人(副处级1人)，涉案金额达104万元。

一、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案件普遍存在人情、关系因素查办的4件渎职犯罪线索，其徇私的“套路”基本相同。负责立项审核的工作人员和申报人开始互不认识，后经关系人以走访、参观为名从中予以介绍熟悉，接受相关企业的宴请。在推杯置盏之间，关系人和申报人请求工作人员给予“照顾”。同时，关系人普遍与节能工作有牵连，其中三起申报经发改委主要领导打招呼。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起审批，伪造项目套取专项资金的目的为企业套取资金，而是用于弥补发改委下“两型办”经费的不足。(二)犯罪涉案金额较大，且逐年呈快速增长趋势在查办的四件渎职犯罪线索中，涉案的单笔专项资金数额都达到20万元以上。其中有2笔达到30万元，居该年度安排的全部单笔资金数额之首。其次，渎职犯罪频次和涉案资金的数额逐年增加。查处2011年的涉案资金1笔20万元，占当年专项资金的10%;查处2012年的涉案资金达3笔，共计84万元，占当年专项资金的30%。(三)犯罪腐蚀性、传染性较强，易诱发贪污贿赂犯罪，滋生不正之风一是在依靠关系首次套取资金后，申报人为长期、更大数额地套取各类补贴资金，遂拉拢腐蚀工作人员，向其行贿。例如某申报企业套取区级节能资金20万元后，向犯罪嫌疑人行贿，经帮助就同一项目骗取市循环经济专项补贴资金22万元。二是犯罪嫌疑人滥用职权为相关企业谋取专项资金后，形成一种图报心理，认为给别人帮了忙，希望对方投桃报李，遂向相关企业摊派费用。(四)执法不严，存在多环节走过场现象一是验收制度执行不严。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在申报项目完成后，应组织人员进行验收。在办案中发现，犯罪嫌疑人验收随意性较大，有的项目未进行验收;有的项目，则只听取申报单位的书面汇报，而未进行实地勘验。二是任意变更补贴项目及其数额。例如，某年度专项资金安排计划业已制定，犯罪嫌疑人为给“关系户”安排节能资金，将原符合申报条件并已经安排资金的两个项目予以剔除。

二、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

造成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一)人员素养低下，法制观念淡薄涉案工作人员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导致其无法摆脱裙带关系影响，作茧自缚的内在因素。一是工作原则性较差。在接受讯问时，犯罪嫌疑人常常以“我也没办法，只能按照领导的指示办”、“碍于情面，我就批给了20万元补贴资金”来作答，意志力薄弱，面对领导授意和亲友说情，不能抵住压力，无法坚守立场，频频突破法律底线。二是权力观扭曲。办案中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叶某原为政府目标办主任(该机构设置在发改委下)，因认为当时的工作没什么权力，遂主动要求负责节能资金申报立项审查工作，实质上是“带病上岗”、祸患深埋。三是政策水平不高。犯罪嫌疑人缺乏基本的政策观念，无法认识到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价值，欠缺政策执行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二)权责划分不清，导致权力过于集中“绝度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虽然在制度设计上，相关立法已经注意到分权制衡，即将专项资金控制权分设为立项审批权和项目资金运用监管权，分别由发改委和财政部门行使。但在实际中，财政部门很难运用监管权影响审批决策。其原因一方面是两部门工作人员彼此和尘同光，有合作无制约;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上过于粗陋，分权不明确。纵观省、市、区三级节能减排文件，都规定立项审核、项目验收等工作由发改委和财政部门“共同”办理。但对如何“共同”却无详细说明。同时，因顾及立项审批属发改委传统工作领域，财政部门对其审批合法性往往无从置喙，从而导致在整个工作中发改委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财政部门职能趋于弱化，沦为单纯发放资金的附属机构。最终，权力向发改委少数人集中，直接导致“渎职审批”的发生。(三)配套制度不完善，权力行使随意性过大根据相关规定，节能减排工作机构应在立项时组织专家对资金申报报告进行审核;在项目完成后，应由专门机构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验收。专家和专业机构的介入，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应对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障碍，防止不合格申报项目蒙混过关。同时也为其规范执法提供了科学依据，形成专业上的监督。但因为缺乏条件组织专家、专业机构开展工作，及财政经费不足等原因，节能减排工作机构一直未建立前述两项制度，促使犯罪嫌疑人形成走钢丝的侥幸心理，为他们随意执法、滥用职权提供了空间。

三、防治节能减排领域渎职犯罪的对策

犯罪特点范文篇9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犯罪;新特点;本土特点

1我国证券犯罪的新特点

1.1内幕交易多样化和间接化

内幕交易，是指发行证券的公司的职员等有关人员，掌握了与该公司有关的没有公开的内部情报并进行了证券买卖的行为。比如高法山内幕交易案，天津市立达集团董事长高法山在立达集团董事会通过转让天津国际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决议后，买入津国商股票2000股。这种看起来很直接的内幕交易手法，在交易所实时在线监控的束缚下，逐渐丧失了施展余地，但各种间接交易的方式却越来越多。比如2007年2月，杭萧钢构公司与中基公司签订了安哥拉安居家园的销售合同和施工合同。原杭萧钢构证券办主任陈玉兴获悉此情况，指令王向东买入2776996股杭萧钢构。其后，杭萧钢构证券办副主任罗高峰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将其所知悉的安哥拉项目信息泄露给陈玉兴，王向东随后按照陈玉兴指令买入239.86万股、178.73万股，陈并将罗委托其管理的晁励春股票账户买入4.28万股。至监管机构展开调查时，王、陈二人把手中股票全部卖出，分别获利4037万元和36万余元。

本案是一桩较隐蔽的内幕交易，也是目前较为普遍的。证券事务代表的违规是泄露内幕消息，证券办主任起中介作用，而第三方是最终的内幕交易当事人。现在大多内幕交易有的是内幕信息公开前,通过亲属账户买卖股票；有的是利用与上市公司接触的机会获取内幕信息；有的是通过非正常手段从公司或内部人获取内幕信息；还有的是利用工作过程中获取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这些内幕交易的认定都比较困难，因此现在较为“流行”。

此外，现在的内幕交易和信息披露是相结合的。内幕信息刚一形成尚未正式披露，内幕交易就完全配合上了。内幕信息保密不严，造成了内幕交易的多样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正在呈现新的违规方式。比如故意泄密、不及时披露、选择性披露等等，而这些为内幕交易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案件的隐蔽性很高。可见，如今内幕交易呈现出的间接化和多样化给案件侦查带来了很大困难。

1.2市场操纵短线化

与内幕交易相同，市场操纵的手法在新的环境下也发生了变化，形式更加多样。事实上，大家所熟悉的传统的操纵方式，通常是由“庄家”集中大量资金，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持续买入股票，先建仓，再拉抬股价，并在高位卖出获利。中科创业最为典型的，一般庄家操纵的过程很长，最长的是德隆，前后有6到8年的时间，其他普通的也有两三年时间。

但是随着交易所的严密监管和稽查的及时介入，明显的“庄股”已很难形成，可市场操纵却出现了新的变种，最鲜明的就是操纵的短线化。“涨停敢死队”的操作方式就是这样，这类资金通常选的股票都有一定的技术图形基础，即有一种上升趋势，然后或多或少有一些题材，已经有利好消息而股价异动的股票是他们最乐于介入的，因为可以短线获利即出。这类资金会在集合竞价、尾市阶段频繁地大量挂单、撤单，制造虚假供求的信息，影响开盘价和收盘价，吸引其他投资者跟进，他第二天就跟着出了，后边有其他的人接盘。

看来，现在不必再像以前的坐庄，要把一个公司的流通股掌控大部分，而只需要充分利用市场上的某些信息配合资金就可以操纵股价，比如盛行的“抢帽子交易”、特定交易、尾市交易操纵等。

1.3股价异动连环套

信息披露、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正在以股价异动为核心，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的连环套，制造出新市场环境下特有的违法违规新特征。如今在涉及某个案子的股价异动，很少再单独来谈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因为已经很难把它们严格区分开来。

有的上市公司为了影响股价，在券商研究员去公司调研时非正式地说起公司一些重大事件的构想，研究员在其调研报告中即会对该公司未来业绩做相应预测，或者将此信息透露给其他人，获此“内幕消息”的人即会买进或者卖出该股，从而引起股价波动。实际上，该消息可能是真的，比如上市公司为了高价定向增发；也可能是假的，比如股东为了套现故意推高股价，之后公司会就上述消息作出澄清。这是最典型的违规信息披露与内幕交易的联合。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泄露内幕消息的情况，都会引起股价异动。股价异动为接下来的市场操纵提供了契机。市场规模扩大，投资者交投活跃，股价瞬息万变，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股价并从中获利的动机增强。于是，凡涉及并购重组、借壳上市、定向增发、重大合同等事项，常常成为市场传闻，有人在信息敏感期买卖，有人借消息影响股价。在这些行为中，既有内幕交易，也有市场操纵，有人违反信息披露的规定，还有人非法进行投资咨询。2我国证券犯罪的本土特点

2.1造假猖獗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中，伴随着证券发行、上市、交易环节，“造假”现象都是证券犯罪最常见、最突出的手段，在我国甚至达到了猖獗、疯狂的程度。而在前些日子诉讼缠身的顾雏军竟曾在法庭辩论时公开说出了“熊市造假无罪”的荒谬言行。

首先是上市前的造假。最近的一次当属正准备上市的江苏“鱼跃医疗”。该公司的实际制氧机出口数量，与其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布的数量相差甚大。在两份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中，2004年该公司的实际制氧机出口量从37台飙升至28000台，足足相差了756倍。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不合格的公司，通过虚报利润等弄虚作假的手段跻身证券市场。诸如天龙集团、麦科特等通过包装，以绩优股的形象上市，次年即告亏损的公司，更是不胜枚举。

其次是上市后的造假。由于我们的上市公司普遍靠包装上市，许多股票根本不具有投资价值，上市后的造假也就在所难免。从琼民源到银广夏，造假之风由来已久。2008年，中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有色金属行业首批AAA级信用企业——中国铝业，就被动地卷入了一桩涉嫌财务造假的丑闻中。这桩涉嫌财务造假的始作俑者是2007年底换股吸收合并的山东铝业，也就是如今的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单在山东铝业1999年上市后，未完工提前编制虚假决算的项目总额就高达2.4亿元,约占总募集资金总额的50%，而其中未施工项目虚假决算总额约1.2亿元。可见，从中国铝业，到一些中小企业，造假现象无处不在。

2.2过度投机

过度投机主要表现在我国证券市场形成初期以及2007年股市的一度暴涨。在几次市场繁荣的背后，投机行为却异常盛行，股价股指暴涨暴跌，不法分子趁机钻法律空子，内幕交易长期存在，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屡禁不止。几乎每次市场有重大利好或利空消息公布之前，股市就会发生异动。

在2006年12月31日至2007年8月31日这段期间，我国股指的日均增速远远高于境外各主要股指，可以说是处于暴涨期。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上证指数由最高2007年10月16日的6124点一路跌至2008年4月22日的2990点。投资者的盲目乐观情绪伴随着股市泡沫的破灭而消失殆尽。在几次股指的暴涨中，许多垃圾股甚至连年亏损的公司股价也能被炒上天，这充分说明了投机现象之严重。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年初，我国发生了以数位经济学家为辩手的“关于中国股市是否为”的大论战。其中一方认为，中国股市投机盛行，极不规范，甚至连都不如。

2.3职务犯罪严重

虽然在其它国家，证券犯罪也常常与贪污腐败密切相关，但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经济体制等原因，发生在证券市场中的贪污、受贿、挪用、渎职等职务犯罪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严重。

我们知道，中国股市是一个垄断新股发行的市场，上市公司一旦上市，就意味着拥有增发、配股等圈钱的权力，这使得每一个资产为零的上市公司一样拥有数以亿计的“价值”。所以多少年以来，每个公司想要上市都要跑关系，以至于证监会王小石案仅仅因为售卖凤竹纺织发审人员名单就能获利数十万元。目前，证券市场已成为贪污腐败的重要领域，并且往往牵扯到政府官或公众名人。如东方锅炉欺诈发行上市案，即是发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勾结政府官员贪污巨额违规发行款的典型案例。在股权分割条件下，政府出很少的钱就可以长期控制大量上市公司，股权分割有利于暗箱操作，为贪污腐败提供了宝贵的温床。

2.4危害结果延伸

一方面，证券犯罪危害结果的深度延伸。证券犯罪不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造成信用危机，恶化经济环境，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有些案件还引发了群体性事件，遭受惨重损失的投资者集会、游行，甚至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和稳定。

另一方面，危害结果的广度延伸。由于中国的各证券公司的营业部遍布各个城市，加之证券交易方式的电子化，一个案件所牵涉的人员和机构越来越多，往往影响遍及全国，涉及层面非常广泛。被称为“中国股市第一案”的“中科创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案”就使中国几乎经历了一次金融危机。由吕梁等庄家编织的资本链条，金额高达54亿元之巨，地点跨越了北京、上海、浙江等20余个省市之多，由于链条断裂、操纵失控，中科创业于2000年年底出现10个跌停板，市值三分之二顷刻化为乌有，使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

犯罪特点范文篇10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⒈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的贪污贿赂犯罪日益突出。贪污贿赂犯罪在新时期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经济部门向执法部门渗透的过程。犯罪分子一方面要扩大“经营范围”，必然要向公安、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发射“糖衣炮弹”，获取新的利益，另一方面，行政执法人员也必然有时利用有利时机，利用职务之便，用非法手段谋求个人利益。

⒉“首长”犯罪居多，案犯级别高，犯罪数额巨大。目前，各单位普遍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一把手”负责制，人权、财权、物权都集中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有的“一把手”作风粗暴，大权独揽，一人说了算。特别是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绝对控制财权，加之财务不公开，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给“一把手”贪污贿赂提供便利条件。目前大要案猛烈上升，一些高官纷纷落马。

⒊贪污犯罪的手段主要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虚开发票和虚列支出。一是私设“小金库”，然后变着法儿贪污“小金库”款项。有的单位领导，无视法纪，私设“小金库”，明着处理不合理开支，实则非法占有其中款项。二是采取收入不记帐进行贪污，主要是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在征收规费过程中收费不开发票，或只打白条，将公款非法占为已有。三是采取虚开“大头票”贪污，即在单位需正常支出时，实际支出少而入帐报销多，将多余的款项非法占为已有。四是虚列支出贪污，即单位根本没有该项支出而伪造支出，开具假发票入帐冲出现金，非法占有。

⒋贿赂犯罪率成上升趋势。在监管不力的许多部门，挪用公款等罪数额都巨大。挪用公款犯罪多为直接管理、经手单位现金的财务人员、业务员所为。财务人员直接管理单位现金，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直接管理保险费，企业业务员直接经手企业货款，他们有机会也有可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

⒌贿赂犯罪更加隐蔽，犯罪分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从近几年立案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虽然受贿案占立案数的比例不大，但是贿赂犯罪不仅没有减少且有上升趋势，贿赂行为在某些行业、某些部门、某些手握重权的人身上依然存在，只是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为狡猾，不易被人发现，不易被调查取证罢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纸终究包不住火。近几年来我们查处的受贿案件逐年增多，腐败分子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

⒈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利益分配失衡，国家工作人员长期处于利益分配的底层，客观上给此类犯罪营造了气氛。同时他们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恶性膨胀。近几年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来看，绝大多数涉案人员放松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不思工作，不干工作，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利用职权多捞钱财。有的甚至作风腐化，生活糜烂，沉醉于吃喝玩乐，打麻将搞，养情人包“二奶”，缺少“经费”，便将罪恶之手伸向公款，不择手段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贪污受贿，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⒉严重缺少监督制约机制。一段时期以来，各单位普遍实行“一支笔财务审批制”，“一把手”权力膨胀，无人监督。有的领导就认为，财政工作就是主管财政的“一把手”和财务人员之间的事，其他班子成员无权也不应该过问。重大财政问题不经班子集体研究，或虽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由“一把手”一人操纵，其他班子成员没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一文笔审批”，财务不公开，甚至暗箱操作，成为“一把手”贪污腐败的温床。我们在查案过程中了解到，凡是涉及“一把手”贪污犯罪的，其他班子成员往往对财务收支情况包括大项开支不甚了解，更谈不上集体研究，民主管理。

⒊制度不健全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从查处的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来看，相当一部分单位，一方面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虽有较为完善的财务制度，但形同虚设，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缺乏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约机制。有的单位“一把手”可以随意从财务人员处取现金，甚至取大额现金连“白条”也不打，成了所谓的“良心帐”。有的单位会计、出纳“一肩挑”，会计既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管帐又管现金，有时库存现金多达几十万元，为其利用职务挪用公款提供可能。

三、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⒈加大查处贪污贿赂犯罪力度。主要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大举报宣传力度，实施举报有功奖励制度，提高广大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犯罪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发现和揭露犯罪；二是加大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正执法、严格办案，无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都要一查到底，查清犯罪事实，固定犯罪证据，把案件办成铁案，使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无藏身之地；三是加大惩处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要依法从重从严处理，该判刑的判刑，该开除的开除，使一些想食污受贿的人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越雷池一步，充分发挥出“打击”这一特殊预防的作用。

⒉加强反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宣传教育。针对当前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注重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法制观念淡薄的思想实际，以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一把手”、执法人员、财务人员为对象，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增强宗旨意识、法制意识为重点，以依法行政、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为目标，广泛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权力观教育、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件警示教育等，使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坚持原则，分清是非，清正廉洁，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