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经济学原理十篇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1

关键字：经济犯罪市场活动欺诈

一、“经济犯罪”的语源

“经济犯罪”一词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首先在1872英国学者希尔以《犯罪的资本家》为题做专题演讲时提出来的,同时希尔阐述了经济犯罪的重要性。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太大关注。迟至半个世纪以后，1939 年，美国学者萨瑟兰在一次犯罪学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白领犯罪”的概念,把“经济犯罪”引申到白领犯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之后萨瑟兰又研究了美国70家大公司涉及经济犯罪的980个案例,在其1949年出版《白领犯罪》著作中，萨德兰对白领犯罪这个概念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在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经济犯罪”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3 期)上的《略论经济犯罪与经济违法》一文 。在此之前的少数文章中，只有“经济违法”或者“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的提法 。在我国经济犯罪概念的普通使用,肇始于1982 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的颁布。《决定》的出台引起了刑法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引发了学界对经济犯罪概念的争议。

二、中外学者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表述及评说

(一) 英美等国白领犯罪概念及评说

英美等国家的学者大多从犯罪社会学的观点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白领犯罪”。如：美国学者萨瑟兰认为,白领犯罪大体上可以定义为是一种由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和很高的社会身份的人在其职业活动中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萨瑟兰的白领犯罪的概念包含了五个基本要素:该行为是犯罪、行为人具有体面的社会地位、具有很高的社会身份、在职业活动中实施、侵害了委托信任关系。 同时萨瑟兰还认为,构成白领犯罪的条件或要素,均可以在经济犯罪中发现,因此经济犯罪是白领犯罪的一种典型形态。萨瑟兰教授的概念强调了经济犯罪的主体特征,可称之为“犯罪主体型经济犯罪概念”。但是，“萨瑟兰的这一概念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认为这个概念用语含糊不清、表达不当。此外,也有美国学者认为，萨瑟兰的概念强调的是犯罪主体,是富人和有钱人,因此有明显的局限性。” 同时，白领犯罪概念并不能直观地反映其侵犯的客体。上世纪八十年代，克林纳德明确地将“白领犯罪”区分为两类，即公司犯罪和职业犯罪。公司犯罪是根据犯罪主体的特征来确立的，而职业犯罪则是白领犯罪客观方面的发展，把一切在职务活动中实施的犯罪都称作“职业犯罪”。这样，从“白领犯罪”中独立出来的“职业犯罪”便逐步与欧洲国家犯罪学、刑法学中原已存在的“经济犯罪”合而为一，并最终为“经济犯罪”所取代 。

(二) 德荷等国经济犯罪的概念及评说

德日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大多从刑法学的观点出发探讨经济犯罪的概念，如：1932 年,德国学者林德曼主张把国家的整体经济当作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认为经济犯罪便是一种“侵犯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的可罚” 。这是从刑法学角度对经济犯罪所下的早期定义。另外,在1963 年,荷兰法学家莫勒提出:“经济犯罪是违反所有以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生活为目的而制定的法规的犯罪行为”。通观以上刑法学角度给出的概念,它们都突出了经济犯罪的侵害客体,可称之为“犯罪客体型经济犯罪概念” 。但是，以上两个概念显然又在经济犯罪侵犯的客体方面存在不同认识。对犯罪客体的认识无法统一,基础理论层面的分歧无法澄清,刑法学视野中的经济犯罪概念争议便无法消除，同时犯罪客体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也是无法消除的。

(三) 台湾地区关于经济犯罪概念及评说

台湾学者大多从普通犯罪学视角出发来认识和归纳经济犯罪概念，如：台湾学者林山田归纳各家之言,得出了自己对于经济犯罪的定义,他认为：“经济犯罪乃指意图谋取不法利益,利用法律交往和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合同方式,滥用经济秩序赖以为存的诚实信用原则,违犯所有直接或间接规范经济活动之有关法令,而足以危害正常之经济活动与干扰经济生活秩序,甚至于破坏整个经济结构的财产犯罪或图利犯罪。 ”同时,他还指出:“经济犯罪乃使用非暴力的一种智力犯罪。经济犯罪以狡猾奸诈的手段,滥用自由经济结构赖以生存的诚实信用原则,并利用民商法、经济法与财税法令的漏洞而施行对健全之国民经济所危害的不法图利行为。 ” 从这种观点出发,经济犯罪不同于用损害他人生命、健康的暴力攻击而取得财物的“暴力犯罪”,而是通过行为人自己的精密安排和细致策划,利用交易中许可的行为方式,使被害人不易察觉到被害事实,达到牟取不法利益的目的。所以,在林山田看来,经济犯罪是典型的犯罪学上的“智力犯罪”。

(四)我国大陆的经济犯罪概念及评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有学者开始研究经济犯罪的相关问题，然而至今国内仍未形成统一的经济犯罪概念。但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宏观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是侵害社会经济关系的犯罪。具体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所有犯罪、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所有取得财产的犯罪、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及分散在分则其他章节中涉及经济利益和财产利益的犯罪。这种观点显然范围过宽，目前这个学说也已经不是流行观点。

二是中观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是侵害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的犯罪。即将经济犯罪的范围限定在刑法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有关经济管理的渎职罪的范围内，侵犯财产犯罪不再属于经济犯罪。此种观点虽缩小了经济犯罪的范围，但没有严格区别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经济违法犯罪与公司等市场主体从业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区别。

三是微观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这种观点将经济犯罪的范围限制在刑法明文规定的范围内，从而把财产犯罪和贪污、贿赂罪等与经济有关的犯罪均排除在外。贪污、贿赂罪等与经济有关的犯罪均排除在外，但该说对一些新型财产犯罪、职务经济犯罪等复杂经济犯罪则缺乏说服力。

三、对我国经济犯罪概念的界定

(一)经济犯罪概念的界定原则

一是刑罚审慎原则。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失范”现象，经济犯罪才引起广泛关注。那时的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了财产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罪等内容。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犯罪、证券犯罪、税收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等以前不存在也不可能大量发生的犯罪类型逐渐引起重视。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理论研究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经济犯罪与传统财产犯罪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是不同的。与此同时，经济犯罪的发展又使其无时不处在与诸如新型财产犯罪、职务经济犯罪等其他犯罪类型的纠葛之中，如果不对这些新型犯罪加以准确界定，经济犯罪范畴将有膨胀之虞。经济犯罪是法定犯。经济犯罪是国家把经济违法行为犯罪化的产物。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愈演愈烈的经济违法行为，国家把它认为有必要纳人刑法体系加以规制的部分规定于刑法中，使其成为经济犯罪。但是，如果国家这种立法活动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将难免出现刑法膨胀和“刑罚洪水”的现象。同时也可能造成 “刑罚洪水”现象。刑法不是万能的，是社会规范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它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经济犯罪问题上，笔者认为应该坚持刑罚审慎原则。

二是发展原则。博登海默曾精辟地指出:“单单稳定性和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也必须服从发展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一个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时代需要或要求，而且死死抱住上个时代的只具有短暂意义的观念不放.那么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 这一表述体现了法律的发展观。法律的发展观在确定经济犯罪范围中的应用就是，要从的经济犯罪的范围中排除过时的、已经不再具有经济犯罪本质特征的犯罪。这种排除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排除已经没有必要作为犯罪来处罚的行为，比如我国旧刑法中的投机倒把罪。其二是排除由于时代的变迁已经不需要作为经济犯罪来加以处罚的犯罪。

（二）经济犯罪基本特征

其一、欺诈性。欺诈性的经济犯罪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在：首先：市场主体资格的欺诈性，即不具有相关市场主体资格而冒用行为这一市场主体进行市场活动，如不具有公司主体资格，而伪造相关证明资料，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商业活动，侵犯其他主体正当权益的行为。其次：合法市场主体市场活动行为的欺诈性。经济犯罪主体具有合法的市场主体资格，但在其从事的市场活动中以欺骗手段为业，即以虚假的市场经营活动为掩盖，非法谋求经济利益为实。最后是间或的欺骗行为，即经济犯罪主体有合法的市场主体资格，同时也在从事正当的，合法的经营合同。只是在这一过程中间或利用欺诈手段谋求非法经济利益。

其二，隐蔽性。首先，在市场经济秩序下，由于分工的日益细化，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所以以欺诈为手段的经济犯罪属于十分常见的经济犯罪类型。其次，经济犯罪往往是智能犯，经济犯罪的行为人具有长期从事经济活动的丰富经验，在犯罪前大多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犯罪手段狡猾、花样翻新。再次，经济犯罪分子往往熟知法律规定和制度漏洞理由，能够巧妙地规避法律的制裁。

其四、法定犯。经济犯罪是法定犯。经济犯罪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犯，自然犯其行为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性。经济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和抽象的经济秩序，并且犯仅仅是由于法律的专门规定才被作为犯罪加以处罚，其性在各个社会历史时期是变动的，不像自然犯那样稳定。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2

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对刑法改革的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是科学发展方式，是集约型、协调平衡型、内外向结合型、可持续发展型、高效性发展方式的综合。［2］法律在保障和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有：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环境恶化、民间融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金融欺诈、产权保护、民生保障等。刑法在这些领域内需要正视和突破的主要问题是：其一，经济分析方法对刑法改革的影响和意义；其二，经济犯罪如何进行制度重整。第一个问题涉及经济和经济学为刑法改革提供的方法论视角；第二个问题涉及经济犯罪刑法改革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创造。在经济犯罪的刑法改革问题上，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刑法的经济分析就是运用经济学的，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刑法的功能、目的、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具体的刑法问题进行研究，从而促进刑事法律获得的成本减少，效益增大，进而更好地惩治犯罪和预防犯罪，最终成为实现刑事法律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减少犯罪的一种方法。”［3］相对于其他犯罪种类而言，经济分析方法对经济犯罪和其规制方式的解读更具穿透力和科学性。这一方面因为经济犯罪本质上就是严重违背经济运行规律的反向现象，故以经济学的原理来审视和矫正原本就是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因为，现实的实践证明，正统的刑法学理论局限于对经济犯罪的伦理考察而轻视经济效率的意义，以致使该种犯罪对传统刑罚产生了一定的免疫。而借助于经济分析，在理论上，可突破刑法公正、效率对接的瓶颈，以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可更直接地诠释经济和经济考量对刑法和刑法学的决定性意义，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能动影响；可突出实证研究的价值，诠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辅为用的巨大解释能量。在实践上，可深化对刑法应用性的理解，将经济犯罪规制途径扩大到刑罚体系之外的多样形式；可将效率视角纳入经济犯罪规制的考察范围，以增加刑法运作的效率和效益；可进一步增加对经济犯罪行为和刑罚规制体系的量化描述，使刑罚公正更具直接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经济犯罪刑法改革的基本理念

（一）明确经济犯罪防控的刑事政策

1.正视刑法谦抑性。刑法谦抑性一般指当具备特定条件时才能动用刑法；当采用较轻的刑事责任足以抑制犯罪行为时，就不应采用较重的责任形式。有学者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内容归结为四个方面：刑法的经济性、刑法的最后性、刑法的有限性、刑法的宽容性。［4］应当说，这种划分基本上覆盖了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含义。在刑法可能作用的领域中，尤其有必要强调刑法对经济生活的谨慎介入和干预。这一方面要求国家必须考虑刑法调整的成本－收益比较；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必须充分考量动用刑法所可能面临的对伦理的破坏和对自身权威的挑战。比如，在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并行的今天，仍以5000元作为贪污罪的起点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打击成本高昂却收益甚少；又如，对民间融资违规行为进行简单化的刑法处理就很容易造成正常经济秩序的混乱。

2.重视刑法流变性。刑法具有流变性，其特点在经济犯罪的罪与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传统的自然犯不同，经济犯罪多为法定犯。而法定犯的基本特征即在于：其一，不像自然犯那样与伦理传统和道德评价联系紧密。故一般民众对此等犯罪不具有强烈的道德愤懑，在某些情况下民众甚至美其名曰“能人犯罪”。其二，不像自然犯那样久历岁月的洗礼而仍能保持其自身涵义。所以，无论是否有成文法规定，作为自然犯的一种，仅仅通过伦理评价，“杀人偿命”的罪刑认识就能获得民众的一般认可，而象金融诈骗罪那些法定犯就很难具备此等特征。比如，在1979年刑法中，投机倒把罪作为口袋罪可覆盖该时期相当的经济犯罪，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随着新刑法的公布施行，投机倒把罪中的大部分构成形式已经不再犯罪化。即使是仍然保持犯罪化的具体犯罪，其构成要件也已进行了很大程度的修正，不再具备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又如，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限于生产力的低下和经济的封闭，很难出现当下如此丰富的融资形式和资本表现，所以，在这些社会类型中，就不可能存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各种罪名。当下，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已是大势所趋，刑法要勇于承担自身的时代使命，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及时对罪刑关系进行修改、完善和调整。

3.罪名扩大化，责任轻缓化。在经济犯罪的犯罪问题上，一方面要检视现有的刑法规定，对现行犯罪罪名进行科学的压缩、简化；另一方面，要适应当下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经济领域新出现的严重危害行为进行犯罪化。务必要做到的是，经济犯罪立法要覆盖已经出现的严重违法行为，同时，要根据已经出现的犯罪状况对现有罪名进行更高程度的抽象和升华。在经济犯罪的刑事责任形式上，一方面要重视刑罚本身的轻缓化；另一方面，要引介、充实刑法的配套辅助制度，以实现犯罪规制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之所以做此考虑，是因为，其一，刑法适用的根本目的是预防犯罪而非惩治犯罪。所以，在刑事责任配置上，需要重点关注的如何寻求更有根本意义的矫治制度而非更为严厉的刑罚措施。其二，经济犯罪的发生原因具有系统性特征。所以，对犯罪进行截断性的、静态的刑法评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刑法学更需要做的是延展其工作视角，对犯罪行为进行刑事一体化的对待和处理。就经济犯罪而言，一方面要关注刑罚适用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更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借助于非刑罚措施堵塞经济犯罪所涉领域的制度漏洞。

（二）明确经济违法犯罪化的条件

需要重视的问题是，在各具体犯罪已对其构成要件予以明确的情况下理论上有无必要设定经济犯罪的总体认定条件。笔者认为，设定经济犯罪的总体认定条件有其必要性。其一，作为认定经济犯罪的必要条件，它们能够切实保障罪刑法定原则在该领域的贯彻、执行。因为相较于刑法基本原则经济犯罪的总体入罪条件更具体，而相较于具体的犯罪构成，其更具原则性、指导性。经济犯罪入罪条件的总体设定在刑法基本原则和具体犯罪之间架起了桥梁。这样，一方面能够保证罪刑法定原则的充分实现；另一方面能够保证经济犯罪认定更具标准化和规范化。其二，从解释学上讲，这种设定保证了罪名解释的实质化和科学化。毕竟，刑法对危害行为调整的基本原因即在于其对社会关系的最为严重的侵害，而是否具有此种侵害有必要借助于对犯罪成立条件的均衡考察。所以，通过对入罪必要条件的严格界定可堵塞具体犯罪认定上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漏洞。经济违法犯罪化的必要条件有：#p#分页标题#e#

1.行为的二次违法性。其要点是，首先，必须有明确的经济、行政法律、法规对经济违法行为进行初次禁止；其次，经济、行政法律、法规对此类经济违法行为的最严重表现附设有附属刑法条款；再次，非刑法处遇不能有效制止此类犯罪。

2.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存在的伴生性。这即是说，一方面，所有的经济犯罪都应具有明确、具体的法益和法益侵害。另一方面，所有的经济犯罪都要有犯罪对象。具体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其一，要将经济犯罪至少定位为具体的危险犯；其二，在经济犯罪的实害评价上要有直接的经济后果和可计数的经济损失；其三，在客体是否受损和损失程度上要重视社会相当性评价。这其中需要重视的方面有：该行为是否已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否定性评价；在已有法律、法规已经进行否定谴责之后，借助于犯罪化能否有效保证客体的利益。

3.在主观方面，重要的问题是，其一，行为人应有违法认识可能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行为人对行政违法或经济违法具有确定性认识；另一方面行为人对违反刑法至少具有可能性认识。其二，行为人应有期待可能性。这即是说，在行为人已经具备违法认识可能性的前提下，社会有合理、确实的理由相信行为人会从事正当行为，行为人在知晓社会通识，完全有条件从事正当行为的情况下仍决意从事经济犯罪是对其谴责的主观基础。

当前经济犯罪刑法改革

（一）罪名调整

1.将环境犯罪纳入经济犯罪体系。现行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这种定位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因为，虽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但社会管理秩序是外延极为广泛的概念，广义的社会管理秩序包括社会任何方面的秩序。［5］作为最为科学的定位，刑法第六章应剔除其他各章能够包容的犯罪而尽可能压缩其存在范围。从实践来看，由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是借助于经济活动对经济秩序形成破坏，所以颇有必要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纳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正如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顾肖荣先生所言：“从刑法的角度看，所谓经济犯罪，一般是指为了谋取不法利益，利用法律交往和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违反规范经济活动的法规，而足以危害正常的经济活动与妨碍经济秩序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6］而从整体来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更符合经济犯罪的特征。首先，在主观方面，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囊括的15个罪名皆有非法谋利或逃避正常经济支出之动机。其次，在客观方面，这些犯罪皆有二次违法性，且其对行政法规的初次违反显系手段，其目的在于谋取经济利益。再次，就其所涉足的领域看，一般皆有法律、法规调整，行为人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经济活动。

2.把握民间融资犯罪化的界限，修正个罪犯罪构成。首先，要对民间融资领域的经济犯罪认定持谨慎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当前金融体制下，实践证明民间融资是一项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有益经济形式，借助于民间融资可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因其历史存续的必然性，政府对民间融资予以肯定和正视是一种必然趋势。在无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对民间融资现象予以全面规制的情况下，机械性地进行犯罪化并非明智的态度。当前时期，最为迫切的工作是：一方面，要对民间融资领域所涉的罪名进行梳理；另一方面，要以经济违法犯罪化的必要条件为理论指导，对相关罪名进行实质解释和改造。其次，就个罪而言，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进行修正。

第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修正。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11年1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其犯罪构成进行了细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解释》在其第三条第四项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非罪化和非刑罚化作出了规定。按照该《解释》，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一规定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是，在行为完全符合立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前提下，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修正立法规定明显超越了法律赋予的应有权限。其次是，多年来，由于诸多原因，我国中小企业通过银行融资困难，借助于民间融资以维持生计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生产的一条必要管道。而刑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成了制约民间融资正常发展的无法逾越的障碍。为促进民间融资的正常发展，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肯定了民间融资的合法地位，为其进一步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所以，为维护民间融资的应有利益，刑法有必要反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通过对其犯罪构成的修正为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开辟应有空间。最为科学的方法是，借鉴德日刑法典中有关客观处罚条件的规定，将“事后不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作为客观处罚条件明确规定在刑法典第176条中，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基本犯罪构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事后不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扰乱金融秩序的”。这种变更意味着，在认可、接纳国外客观处罚条件理论的前提下，行为人只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就可构成犯罪，但只有在“事后不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的情况下才能处罚；在坚持我国犯罪构成的立场下，“事后不将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不能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作为犯罪构成要素也可阻抑民间融资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所以，无论持何种立场，都可对正常的民间融资予以充分保护。

第二，对非法经营罪进行修正。刑法第225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其第四项，即，“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兜底性条款。从立法技术上讲，刑法的这一规定并无问题，需要修正的主要是相关的司法解释。在兜底性条款的解释上应当坚持类比逻辑。［7］从非法经营罪的前三项表现来看，非法经营罪的本质是其对专卖、专营等国家特许经营制度的侵犯。所以，在国家已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允许民间融资存在的情况下，机械地对这一兜底条款进行扩张解释从而运用非法经营罪对正当的民间融资行为予以犯罪化并不正确。在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认定上，最高司法机关的入罪解释至少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其一，行为人的行为需要经过特别许可；其二，这种特别许可由具体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定；其三，行为人的违法性不在于其对社会消费群体的侵害，而在于且仅仅在于其行为未依法获得法律的授权和准许。也就是说，有必要将非法经营罪严格限定在其对竞争者的不当侵害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其在破坏市场秩序罪中的归属和定位。#p#分页标题#e#

（二）刑罚调整

1.在主刑问题上，对经济犯罪全部废除死刑，并限缩短期自由刑的适用。首先，当前，严格限制并逐步废止死刑已成为我国的基本立场。为实现此等目标，首先就有必要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适用。其一，从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传统看，我国主要把死刑适用于暴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人身犯罪中。实践证明，这一传统颇具合理性，也与国际上要求将死刑仅仅适用于最为严重的暴力犯罪的立场基本合拍。我国当前需要做的重点工作就是如何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贯彻执行。其二，在经济犯罪的诸类型中，危害相对较大的多为行政犯。行政犯具有发生原因多元性、复合性、与伦理评价疏离性等诸多特性。这些特性使得人们对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很难象暴力犯罪那样强烈。所以，在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的情况下，经济犯罪的死刑废止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其三，刑罚适用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而非对罪犯报应。而要有效规制经济犯罪就必须剥夺罪犯能力、全面改造犯罪发生环境。在此意义上，转换审视视角，将经济犯罪的规制重点集中在其他刑罚手段和非刑罚措施显然更具经济性。其次，要限缩短期自由刑的适用空间。主刑上，要以无期徒刑、长期自由刑作为规制经济犯罪的基本形式；在立法仍然保留短期自由刑的情况下，对经济犯罪要以缓刑适用为原则，通过从刑的实质性约束来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

2.在从刑问题上，要改变以财产刑为主的传统，将刑罚原则确定为：以资格刑为主，财产刑为辅。马克思引用英国经济学家托•约•登宁的名言称:“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一表述同样能够证明经济犯罪的图利性。为有效规制经济犯罪，借助于财产刑对罪犯的经济能力予以限制、剥夺显然具有实践意义。但问题是，单纯的财产刑难收根本之效。因为，“仅以罚金的刑罚威吓来抗制经济犯罪，对于大多数经济犯罪并不适应，其理由在于经济犯罪的人格特性，因为大多经济犯罪都是唯利是图者，有而且喜好冒险性的投机，若对之仅以罚金，在行为人主观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而非受到国家的惩罚。”［8］所以，更为科学的态度应是，在从刑问题上，应以资格刑为基础、以财产刑为补充构建复合性的能力罚体系。在资格刑问题上，需要强调的是，第一，从保持刑法典稳定性、权威性的立场出发，不宜通过修正案形式对资格刑进行大范围修正。因为，其一，对经济犯罪能力限制、剥夺的措施在其他法律中皆有规定，通过完善刑事责任与其他责任的衔接制度，经济犯罪的能力罚即可有效扩充。其二，从立法技术上讲，随着犯罪日趋多样化，借助于列举式已很难穷尽具体的资格刑种类，而通过在刑法典中设置总则性制度就很容易实现诸种责任形式的勾连。第二，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缓刑皆有相应期间的能力禁止，但对假释则无这方面的规定。有必要在刑法第81条第一款后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其他两款依次顺延。该款可规定：“宣告假释，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三）非刑罚措施的引入

“我们不能指望有了刑罚就可以预防和控制一切犯罪，也不能企盼一切受过刑罚惩罚的人就不会再犯罪。”［9］可以看出，即使行为已经犯罪化，在有其他途径对此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的情况下仍有必要对刑罚谨慎适用。就经济犯罪而言，单纯采用非刑罚措施或与刑罚并合适用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3

【关键词】经济犯罪；刑罚配置；量刑幅度；资格刑

一、对“经济犯罪刑罚配置过重或过轻”的反驳

首先，笔者认为刑罚的配置和刑罚的轻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刑罚的配置是关于罪刑法定的问题，即对犯罪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它主要解决处罚必须明确具体的立法问题；而刑罚的轻重属于罪责刑相适应的问题。即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它主要解决罚当其罪的司法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刑罚配置过重、过轻”这样的表述本身就不太严谨。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经济犯罪，既有重罪，又有轻罪，针对经济犯罪的具体罪名，既有重刑，又有轻刑。法定刑有幅度且幅度较大，既然存在幅度，在逻辑上就不存在所谓的“配置过重”或者“过轻”的问题。

其次，对经济犯罪配置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生命刑，不等于我国对经济犯罪的态度就是“重刑主义”。主要原因在于：一、经济犯罪以外的其他类型的犯罪也规定了重刑，包括生命刑。类似于其他类型的犯罪，经济犯罪中的重刑主要是基于客观、历史原因而存在，表明对刑法权威的彰显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体现的是法的警示作用，而不完全是法的评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经济犯罪和其他类型的犯罪一样，都是在我国死刑观念尚未消失的环境下，通过对死刑的规定，发挥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二、对经济犯罪的总体评价，不能仅依据刑法典，除了依照刑法典之外，还应当结合当下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内部文件和其他部门法的规定；单以刑法法条关于刑罚配置的规定来评价经济犯罪，并轻易上升到全局的高度，认为我国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过重或者过轻，与现实不符，也没有意义。三、刑罚配置与量刑制度、行刑制度相互制约，对经济犯罪刑法配置的评价不能脱离量刑和行刑制度。比如：生产、销售劣药罪规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逃税罪规定，“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缴纳税款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表面看，对生产、销售劣药罪和逃税罪的刑罚配置可谓比较严厉，但实际情况可能没这么严重，因为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或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只要宣告刑是三年或者因为法定从宽情节而为三年以下，就有可能依法判处缓刑，即法定刑重不一定就意味着宣告刑重。法定刑更多是一种宣示，而宣告刑才是实践中刑罚配置的具体效果，才是检验配置是否合理的标准。

再次，对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质疑主要原因是夸大了刑罚配置对抑制犯罪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刑罚配置对于抑制经济犯罪的局限性。就像故意杀人罪，其法定刑最高为死刑，但还是有人以身试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定刑最高同样为死刑，但仍难以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因为从逻辑上讲，刑罚配置并非降低犯罪的充分条件。而且，刑法所特有的谦抑性也表明在预防经济犯罪的过程中，刑罚只是整个预防体系中的最后一环，而非全部。经济领域中的道德规范和行业规范缺失并不能成为刑罚配置不合理的借口。

最后，目前我国主刑与附加刑组合的刑罚配置结构合理，涵盖了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足以为量刑和行刑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样的刑罚配置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犯罪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各种犯罪行为，不仅在犯罪的性质上有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在犯罪的情节上也有不同。犯罪的复杂性，决定了刑罚方法的多样性。五种主刑和三种附加刑，在1979年《刑法》中就已经被明确规定，1997年修订刑法时被完整纳入到新的刑法典，它是我国长期同犯罪做斗争的经验总结。

二、对资格刑缺失的反驳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刑法只规定了一种资格刑，但在实践中，资格刑欲达到的效果可以通过其他部门法的规定予以实现，故无必要在刑法中设专章或专项规定。理由如下：

（一）《公司法》第147条规定，“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办法》第25条规定：“被中国证监会依法吊销执业证书或者因违反本办法被协会注销执业证书的人员，协会可在三年内不受理其职业证书申请。”一旦处罚生效，必然意味着相关违法人员失去担任职务的可能。不久前证监会公布了“首例涉嫌欺诈发行案件”万福生科相关责任人和机构的处罚结果亦能证明：对平安证券给予“没一罚二”共计7665万元的罚款，暂停其保荐机构资格三个月，对保荐代表人处以30万元罚款，撤销保荐代表人资格，撤销证券从业资格，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同时还对当时平安证券的保荐业务主要负责人、内核主要负责人给予撤销证券从业资格处罚。

可见，行政规范对于行业内违法者的处罚不可谓不严，随着我国经济制度建设日趋完善，行政法规等相关规范将成为一道严密的防护网，对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提供强有力的监管。

（二）经济犯罪中部分是身份犯，而同样作为职务犯罪的身份犯，刑法第八章没有也没有单独设立职务犯罪人“禁止担任职务”之类的资格刑。而《公务员法》《检察官法》《法官法》等其他部门法的规定就足以解决资格限制的问题。

（三）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犯罪形势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犯罪的手段会越来越多，经济犯罪行为人的身份也可能越来越多样化、具体化和复杂化，针对经济犯罪，在刑法上设置统一的资格刑，难度大，意义不大。不同经济犯罪的处罚应当归位于各经济领域进行管辖，以实现非刑事处罚的个别化，保障处罚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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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伟，赵运锋.我国经济犯罪变化与立法改革研究[J].东方法学，2010（2）.

[3]万国海.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完善[J].政治与法律，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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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孔明.刑法对经济犯罪规定的谦抑性缺失分析——以经济犯罪刑罚的现实配置为视角[J].湖南社会科学，2008（4）.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4

「关键词建立/犯罪统计学/思考

一、我国犯罪统计学的发展动因与价值判断

犯罪统计学的建立与发展，既是犯罪学研究深化、统计理论发展内在规律和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现实，社会综合治理的客观要求。同时犯罪学和统计学的快速发展又为犯罪统计学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持，其理论动因、现实动因和技术动因可以归纳如下：

1.理论动因

犯罪统计学作为统计学的分支或统计科学的一种形式，其形成首先得益于统计理论不断深化，统计方法不断丰富的有力推动，其中中外许多统计学卓有成效的创造性研究，对统计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从封闭型到开放型，从纯理论向应用性转变有重要意义。

2.现实动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由许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而引发的犯罪问题也日益增长，统计学作为通过偶然现象数量分析、探索必然性数量特征的方法论科学，可以为社会综合治理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这就推动了犯罪统计学的形成与发展，从而也开辟了对犯罪现象进行科学考察的一种新途径。

3.技术动因

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并向统计学领域的渗透，信息等相关产业与统计事业的融合，不仅为统计资料的搜集与汇总提供了极大方便，而且缩短了统计产品开发的时间，扩大了统计服务的空间，提高了统计研究的效率，也客观地推动了犯罪统计学的形成与发展。

建立和发展我国犯罪统计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有利于推动我国统计理论从单一的经济型研究向社会与经济复合型发展；二是有利于推动和完善我国统计学科的建设。

二、建立犯罪统计学的基本原则

建立我国犯罪统计学应遵循以下两方面的原则：

1.客观性原则

要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实际，用宏观的、广阔的视野，了解和掌握犯罪问题历史特征、现实表现和未来的变化趋势，以我国统计的现状出发，确立我国犯罪统计学的道路和发展的目标。

2.现实性原则

只有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实践，才会创立一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统计学。现实性原则是“国情论”在犯罪统计学研究方法中的具体表现，所以，开创犯罪统计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大主体，从我国统计的具体实践出发，以统计管理体制为核心，辅之以其他问题的研究。

三、犯罪统计学的性质、对象的科学界定

笔者认为犯罪统计学是从犯罪学和统计学中分化出来，又渗透融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有犯罪学的特点，又有统计学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谈，它还是统计学的一个新分支，是实质科学与方法论的交叉和揉合。因此，犯罪统计学就是研究犯罪现象数量特征的一门方法论科学，其特点可以概括为综合性、社会性和具体性：

1.综合性

犯罪统计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它涉及到统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犯罪学的思维理论和研究方法，还涉及到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可以说，犯罪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由理论与实践，方法与原则等组成的全方位的综合体。

2.社会性

犯罪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客体，而从事犯罪统计研究的人是主体，人有其社会组织、社会活动，从主体到客体之间必须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社会条件约束，再加上犯罪科学本身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犯罪统计学的社会性特点非常明显。

3.具体性

犯罪统计学虽然内容庞博，但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社会环境下，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空间的犯罪活动规律和方法。而形式主义的、抽象的思维，对研究犯罪统计学都是无益的。直接照搬和套用的方法也只会把犯罪统计学引向歧途。

四、犯罪统计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犯罪统计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体系的框架应该包括四部分：

1.犯罪统计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要对犯罪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其首要工作是按照一定的要求和方法，系统地向客观实际采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审核、分组、汇总等，为进一步对资料加工分析提供条理化的、综合化的资料。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对犯罪资料搜集与整理这一途径，就无法考察和认识犯罪现象规模、结构，区分犯罪现象的各种差别、特点及原因。

2.犯罪现象量的集中趋势分析

犯罪现象从总体上看其分布是有规律的，运用均值和变异指标等方法，可以寻求犯罪现象量的集中趋势，也就是说这些方法可以将个别犯罪现象的量抽象为一般的量，然后依据一般的量探究异常复杂多变的犯罪现象量的规律性。只有发现犯罪现象的一般性和代表性特征，才能为社会的综合治理提供最基本、最一般的信息和咨询意见。新晨

3.犯罪现象动态发展轨迹的数量描述

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维时间有密切联系，现在是过去的沉淀，而未来又是现在的科学延伸，运用时间序列统计分析方法可以求解犯罪现象的季节变动、循环变动等规律，可以全面地描述犯罪现象发展的全貌与动态轨迹，并以此来分析和预测犯罪现象的未来变化，为社会预防犯罪提供真实可靠的数量依据。

4.犯罪现象与其他现象量的相互关系分析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5

摘 要：没收财产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之一，但在其适用上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是否适用没收财产刑，如何准确适用没收财产刑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重要问题。明确适用没收财产刑的裁量原则是准确适用这一刑罚的前提条件。没收财产刑的一般性原则和特有原则共同组成了没收财产刑裁量原则的整体。关键词：没收财产；裁量；原则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083-03引言没收财产是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财产刑，由于其自身具有的严厉性，加之适用范围广、适用强制性大、适用方式较为多样，且在司法适用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不论是理论界学者还是实务界专家对没收财产刑的讨论从未止步，对没收财产刑的合理性和时效性的争论也未曾停歇。因此，明确没收财产刑的基本原则是准确适当地适用这一刑罚的基本前提，能够为准确适用没收财产刑提供思想和行为的指引，是实现没收财产刑司法实效的有力保障，对于指导和制约没收财产刑的裁量起到重要的作用。一、没收财产刑的裁量原则概述量刑原则无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司法实务方面，在确定任何刑罚（无论是主刑亦或是附加刑）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关于没收财产刑裁量原则的明确表述，在目前理论界的学术研究中，关于对没收财产刑裁量原则的学术成果也鲜少。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种严厉程度较高，刑法分则规定对其适用较多的一种刑罚，如果希望准确适用这一刑罚，那么，指导没收财产刑裁量的原则必不可少。从刑法的总体规定来看，专门性并非某一基本原则的必备构成特征，例如，我国刑法典第4条规定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宪法中平等原则体现，在其他部门法中也是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其指导性和直接性得到明确的体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的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因此，依据我国刑法典对于刑罚裁量的总括性规定和适用没收财产刑的具体规定，可将没收财产刑的裁量原则总结概括为一般性裁量原则和特有裁量原则两部分。二、没收财产刑裁量的一般性原则（一）以案件事实为依据，以刑法规定为准绳没收财产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为一种附加刑，其裁量必须要遵守刑法总则中关于刑罚裁量原则的限制。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根据这一规定，在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时，依据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全面考察犯罪情节，合理评价社会危害程度，并根据刑法典的规定确定适用的刑罚及程度。具体而言，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中的“犯罪事实”是指广义的犯罪事实，包括刑法典61条规定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因此，以“犯罪事实为依据”必须做到：查清犯罪事实，正确认定犯罪性质，全面掌握犯罪情节，综合评价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刑法规定为准绳”中的刑法规定包括刑法总则关于刑种和刑期的规定，适用各种刑罚方法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的规定，作为裁量刑罚的刑罚裁量制度和量刑情节的规定以及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的法定刑的规定等[1]。由此可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量刑原则在刑罚裁量过程中的统帅地位不言自明。（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在刑法理论界，一些学者在分析对比了外国及港澳台地区量刑原则之后，总结认为从各国各地区刑法关于量刑原则的规定来看，尽管在具体规定上存在不同，但仍有共同的中心，那就是，无论刑法对此是否明文规定，也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予以规定，在刑罚适用时应遵循的原则也即量刑原则主要包括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等内容[2]。对此，我们赞同这一主张。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虽然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念在近代刑法中才最终提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悠久的历史源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以人类伦理价值中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为思想基础产生的，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国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的表述为：“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根据这一规定，首先，刑事立法对各种犯罪的处罚原则规定，对刑罚裁量、刑罚执行制度以及各种犯罪法定刑的设置，不仅要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其次，在刑事司法中，法官对犯罪分子裁量刑罚，不仅要看犯罪行为及其所造成的结果，而且也要看整个犯罪事实包括罪行和犯罪各方面因素综合体现的社会危害程度[3]。因此，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导刑罚裁量的重要原则，没收财产刑作为刑罚的一种自不能例外，要受到这一原则的指导。作为量刑原则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意味着刑罚的轻重程度取决于责任的轻重程度，那么确定没收财产刑的裁量也应表现为：1）实施了犯罪行为，具有刑事责任是前提。对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没有刑事责任的人不能够适用没收财产刑。2）对于判处何种没收财产刑及确定没收数量的时候，除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其罪行及责任程度。刑罚个别化思想起源于欧洲,由德国刑法学者瓦尔伯格(Wahlberg)率先于1869年提出,后由法国学者塞莱尔斯进一步理论化[4]。刑罚个别化是指在制刑、量刑和行刑各环节中,综合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和个案差异，区别对待,使刑罚能够适应犯罪者个人的具体情况而更好地发挥刑罚的作用。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刑法典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刑罚个别化原则，但是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无不体现着这一精神，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其在刑事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在刑罚的裁量方面。刑法第61条的规定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一原则。“情节”与“犯罪事实”是并列的,而且也未将“情节”限制在犯罪的范围内，这里“情节”还包含着反映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作案动机等其他情况。这一主张也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的要求。那么，在适用没收财产刑的时候也必须要贯彻刑法个别化的原则，综合评价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危害程度等相关方面，最终裁量是否适用没收财产刑以及如何适用没收财产刑。三、没收财产刑裁量的特有原则没收财产刑裁量的特有原则是，指适用没收财产刑裁量的时候因其自身特殊性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刑法学界，对应以什么因素为根据来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没收财产刑，尚有不同意见。大体上看，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审判人员在确定对犯罪分子适用没收财产时，应以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为根据，即在对犯罪性质、犯罪手段、犯罪后果、犯罪动机、犯罪人犯罪后的态度、犯罪人的―惯表现等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确定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没收财产刑[5]347。第二种观点认为，对于是否适用没收财产刑，司法人员应该在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人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决定。犯罪情节恶劣(如社会危害性大、主观恶性较深、贪利性强等)，同时家庭经济状况又好的，应该科处没收财产刑，反之可考虑不适用没收财产刑[6]458-459。上述两种观点都主张犯罪情节是决定对犯罪分子适用没收财产刑的根据，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在裁量是否适用没收财产刑时以犯罪情节为根据，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这里的“犯罪情节”按照上述两种观点的理解，大体上包括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各种事实情况以及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犯罪人的本身情况两个方面，这就意味着把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这两种因素在量刑时都考虑进来了。因而，以犯罪情节作为裁量是否适用没收财产的根据，是妥当的。

应当指出，上述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在确定是否适用没收财产刑时，是否需要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主张犯罪情节是决定对犯罪分子适用没收财产刑的唯一根据的观点在表面上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很公正。但实际上,这种机械单一地强调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不顾及没收财产刑能否缴纳，能否取得实效,是导致目前司法实践中没收财产刑难以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终也不利于刑罚目的实现。第二种观点之所以主张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是因为其认为，现代刑法思想已不再像贝卡利亚时代过分强调罪刑均衡的报应观，而更多地强调在感化、教育和改善犯罪人的基础上使犯罪人重新社会化。既然要强调感化、教育犯罪人，那么，对于犯罪人经济状况不佳、负担较重的，如果因为其犯罪情节严重而判处过重的没收财产，则势必造成其家庭成员生活陷入困境，影响犯罪人在狱内的改造效果，也给将来犯罪人出狱后重新社会化带来困难[6]458。在我们看来，上述理由如果用来说明犯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决定没收财产的数量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当属精当之论，但如用于解释犯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决定是否适用没收财产的根据，就未必妥当。进而言之，如以犯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为根据，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没收财产的适用与否，主观随意性太大，容易导致公平客观性的缺乏。按照上述第二种观点的主张，在刑法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场合，如果犯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即使犯罪情节恶劣，也不得适用没收财产刑。司法实践中照此主张行事，必然会形成没收财产的适用与否以犯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为转移的不合理现象，使得根据犯罪情节本应加以并处的没收财产刑无法适用，从而人为地限制了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抑制了没收财产的刑罚功能的发挥，甚至引发不良后果。二是不利于达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我们认为，对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且负担较重的犯罪人适用没收财产，确实具有使犯罪人家庭成员的生活陷入更大的困难以及给犯罪人出狱后重新社会化带来困难这些弊端，但这些弊端可以通过在确定没收财产的数量时考虑犯罪人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判处没收部分财产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缓和。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裁量适用没收财产刑的时候要遵守以犯罪事实为基础,参考犯罪人的经济状况决定没收财产的数额的原则，这是刑罚个别化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没收财产刑裁量上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在根本上遵循了罪责刑相应适原则,也符合以犯罪事实为依据的一般量刑原则，又将这一原则增加了灵活性，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解决没收财产刑的执行难问题。以犯罪事实为基础,参照犯罪人的经济状况判处没收财产刑原则是最科学、最公平的一种裁量原则。具体而言，在刑法规定可以没收财产的场合，如果根据犯罪情节，不需要并处没收财产，那就不应并处没收财产。在刑法规定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场合，如犯罪情节比较严重，犯罪人经济状况较好，有必要以没收犯罪人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来体现对犯罪人的重惩并剥夺其再犯资本的，审判人员就应对犯罪分子并处较重的附加刑――没收财产：相反如犯罪情节较轻，就应对犯罪分子并处较轻的附加刑，即罚金。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防止没收财产刑的虚置问题。事实上，在长期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学者们对没收财产刑存废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除了主张废除没收财产刑的学者们一致认为的没收财产刑难以执行，具有不平等性，可能株连无辜和有碍犯罪人的再社会化的问题外，没收财产刑存在虚置问题，完全可以被罚金刑所取代也是没收财产刑废除论者主张的观点之一[7]。诚然，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都是以剥夺犯罪人一定的财产为惩罚方式的刑罚，根据我国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不难看出，罚金刑主要适用于较轻的犯罪，没收财产刑主要适用于较重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与没收财产刑相比，罚金刑的适用可操作性更强，执行方法也更加灵活，因此罚金刑的适用是更加广泛。我们认为，没收财产刑适用率较低的一个原因是没收财产刑主要适用于重罪，其体现更大的严厉性，适用起来需要更加慎重。在我国刑法典中还存在没收财产刑的今天，没收财产刑依然是惩治经济犯罪的有效方法，也是惩治严重犯罪的辅助措施，其误判也易于纠正[5]320-321，在于犯罪作斗争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没收财产作为一种最为严厉的附加刑，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比较严重，尤其是经济类犯罪适用是较为合理且能够对打击犯罪发挥积极效果，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和犯罪情况来看，保留没收财产刑是极为必要的。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刑罚的功能，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问题，防止没收财产刑的虚置。参考文献:[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51-253.[2]高铭暄,赵秉志.刑罚总论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9.[3]赵秉志.刑法总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8.[4]邱兴隆.刑罚个别化否定论[J].中国法学，2000，（5）.[5]陈兴良.刑种通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347.[6]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7]王志祥，敦宁.刑罚配置结构调整论纲[J].法商研究，2011，（1）.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6

[摘要]在经济学视野中，高校职务犯罪呈现出犯罪目的是为获取不法经济利益、犯罪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犯罪行为发生于经济交往环节、犯罪主体为掌握一定经济大权的领导、犯罪手段以经济作假为主等特征。这是由于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制度不健全、经济交往频繁、经济监控不力、价值观念错误等原因所致，必须采取完善经济体制，从净化环境；构建经济配套机制，从源头防患未然；健全经济制度，从管理堵塞漏洞等对策，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高校职务犯罪，保证高等教育事业始终沿着正确、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关键词]高校；职务犯罪；经济学视野

高校职务犯罪是指高等院校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侵害学校的管理活动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总称。之前，学术界仅将其视为一个政治概念，探讨其政治特征和政治成因，其实它还具有经济学特征和经济成因。从经济学视野剖析高校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防治对策，对于确保高校持续稳定发展、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职务犯罪的经济学特征

1.犯罪目的是为获取不法经济利益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人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人”特征，无论其如何演化，人都具有普遍利益祈求。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管理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都有其利己主义动机，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根据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来决定组织的行为以追求某种最大化的个人利益。职务犯罪的收益就是从他人、集体或者国家那里非法获得的利益，其中包括直接贪污、盗窃、侵占的国家财产，间接收受的他人贿赂等。其主要目的都是通过职务之便获取不法经济利益。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切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因而最近几年发生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主要以经济案件为主，类型主要为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其中，贪污和挪用公款等犯罪占了97%，其他犯罪仅占3%[1]。

2.犯罪数量呈总体上升趋势

近年来，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不时见诸报端，特别在一些高校较为集中的地区（如北京、陕西、湖北、四川等）尤为严重。其案件数量、涉案金额和涉案人数，呈整体上升趋势。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项调研显示，2002年至2004年，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查处的高校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仅占3年立案总数的7.6%，而2005年，这一比例达到了30%；2004年至2006年间，海淀法院受理高校职务犯罪共计20件28人，其中2004年1件1人，2005年4件6人，2006年15件21人，案件平均增长率为287.5%[2]。高校职务犯罪所涉及的经济案值也逐年增加。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案值一般在十万以下，现在案值一般都在几十万、上百万。2004年四川高校发生的“教材腐败系列案”，在全省13所高校中36人被立案侦查，3名处级干部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涉嫌犯罪总额高达1200余万元[3]。

3.犯罪行为发生于经济交往环节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进一步确立，在招生录取、经费使用、学科发展、机构设置、基建项目安排、物资采购、干部聘任等方面有了更多自，现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并频繁地参与各种经济活动，高校职务犯罪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或环节。如湖北省纪委在总结2003年1月至2005年10月的高校职务犯罪特点时发现，在涉案的46人中，涉及基建招投标及后勤维修工程领域的18人，占39%；教材、教学设备、药品采购及网络招投标的有15人，占33%；招生录取环节的7人，占15%；财务管理环节的6人，占13%[4]。

4.犯罪主体为掌握一定经济实权的领导

高校职务犯罪的主体多为掌握一定经济实权的校长（院长）、书记和主管基建、招生、采购、财务的处长及其他职能部门负责人。如武汉高校2003年1月至2005年10月职务犯罪中，涉及处级以上干部25人、“一把手”22人；陕西高校1999年至2003年6月查处的职务犯罪涉案人员14人，其中科级干部48人，处级干部45人，校厅级干部4人；南京市高校1999年初至2002年3月，21件案件中有14件是处级以上(包括厅级)领导干部犯罪要案，所占比例为66.06%[5]。

5.犯罪手段以经济作假为主

高校职务犯罪形式多样、手段隐蔽，但绝大多数是通过在价格、工资、奖金、税收等环节进行账务作假实施职务犯罪。如有的在会计原则、会计处理方法、会计科目使用以及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上弄虚作假，虚开费用，少列收入，偷税漏税，做假账，编假报表，提供虚假的财务信息，为自己和他人谋利；有的通过故意伪造、隐匿、毁损会计资料，监守自盗，贪污公款；有的自己在外开店，或与高校某些外部相关人员“合谋”，抬高价格，大搞权钱交易；有的无视国家规定乱收费，收款不开票或不入账，私设“小金库”，形成账外账，个人侵吞或多人合伙私分学校收益。

二、高校职务犯罪的经济成因

高校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经济环境因素，也有内部经济活动因素，还有犯罪主体的个人因素。

1.经济体制不完善，为职务犯罪提供机会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需完善，它们各自的缺陷和不足叠加在一起，客观上为高校职务犯罪创造了条件。

一是计划经济的影响。与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相比，高校有了更多自，但多数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权力仍然高度集中在几个主要领导手中，如若权力监督不力，可能为职务犯罪提供条件。同时由于高校资源的稀缺性，一些单位和人员为寻求经费、职称、编制、生源等分配优势，往往通过赠送金钱、构建人情网等非法手段向掌握上述资源的部门或人员“寻租”，导致政治权力的市场化和资源配置的不公平，给一些部门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提供了方便。

二是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间不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完备，公平竞争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完整有效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市场监管经验不足，各种经济成分的利益主体在为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纷纷采用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对高校管理人员进行金钱、利益的腐蚀，为一些高校管理人员利用权力来满足个人私欲，从而走向职务犯罪提供了机会。

.经济制度不健全，为职务犯罪创造条件

多种分配制度存在的缺陷诱发职务犯罪。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制度虽然适应我国当前的实际，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分配不均或不合理的现象。在高校则表现为各高校之间资源分配的差距和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这种差距影响到某些管理人员的心态，滋生不良情绪，为了补偿“分配不公”引起的损失，不惜以身试法，实施职务犯罪。

财经制度不健全为职务犯罪提供便利条件。近年来高校规模的迅速扩张，大多数高校内部制度建设滞后，特别是财经制度不健全，存在漏洞多、空隙大，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重管基层、轻管高官，管理不到位、执行制度不严格，财务不规范、账目不公开、“一支笔”审批等现象，为职务犯罪钻制度空子提供了便利条件。

3.经济交往频繁，滋生职务犯罪土壤

近年来，高校经费来源增多，学校拥有的资金随之增大。同时，高校经费的使用随着仪器设备、教材图书、师资引进、招生就业等需求或投入相应增加而日趋复杂。怎样科学、高效地使用资金成为当前高校的重要问题。由于高校管理中的人治因素，权力高度集中，致使高校中一些握有实权的干部趁机把招生录取、新校区建设、基础设施改造等作为创收的主要来源。他们利用学校资源和职务便利巧立名目乱收费，截留、瞒报收入，私分办学所得，搞钱学交易，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滋生了收取回扣、索贿、行贿、受贿、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形形的职务犯罪[6]。

4.经济监督不力，为职务犯罪埋下隐患

孟德斯鸠说过：“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长期以来，我们未建立起一个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致使经济监督不力，特别对关键部门、关键人员、关键环节、关键事项缺乏有效监督，导致高校管理人员的权力失去制约，为高校职务犯罪埋下了隐患。

一是内部监督不到位。虽然各高校都设了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部门，但监督机制不健全，特别对校级领导监督难以到位；一些监督人员学历水平偏低、业务知识欠缺，政策水平不高，监督能力不强；监督的途径和渠道不畅通，监督的方式单一；监督制度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实际执行效果不理想。

二是校外监督乏力。无论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还是地方高校，其主管部门均“鞭长莫及”，当地教育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协管实际是不管，高校主要依靠自主管理，校外监督仅靠一年一度的财务大检查或难得轮回的审计监督来完成。

三是法律监督缺失。目前我国尚无专门预防和惩治高校职务犯罪的法律，只有一些比较粗疏的参考条例和文件，且可操作性较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职务犯罪的法网疏漏。同时有些院校为了学校的声誉，对职务犯罪要么捂盖子，要么在惩处上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失之于轻、失之过宽、过软等问题，从而出现职务犯罪成本小、收益大的现象，导致某些人员不惜以身试法，冒险犯罪。

5.价值观念错误，为职务犯罪提供动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每个人在不同价值观的引导下，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多数高校管理干部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也有少数管理人员受“官本位”思想影响，经受不住金钱、物质、美色的诱惑，置学校或他人利益于不顾，过分强调个人需要的满足，为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想方设法利用职权为自己、家人、朋友、情人谋取不法经济利益，走上犯罪道路。

三、高校职务犯罪的经济防治对策

防治高校职务犯罪是关系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纪检监察机关、高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大了对高校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高校职务犯罪案件的频频发生时刻提醒着我们，高校的职务犯罪防治工作任重道远。防治高校职务犯罪，还应从经济学视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从经济体制、机制、制度上去防治职务犯罪。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净化环境

防治高校职务犯罪，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体制灵活，就会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僵化，就会束缚和阻碍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净化环境，消除职务犯罪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7]。

（二）构建经济配套机制，从源头防患于未然

机制在防止高校职务犯罪工作中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要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配套的“教育、惩治、监督”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从源头抑制高校管理人员职务犯罪的发生。

首先，要构建教育机制，端正价值观念，使其思想上不想犯罪。要以全校师生员工为对象，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个人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和价值观，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要以中层以上干部为重点，开展防治职务犯罪的专题教育，使他们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廉洁从政，在思想上筑起抵制高校职务犯罪的内在防线。要重点加强对掌握人财物的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使其深刻认识到职务犯罪的危害。要利用高校职务犯罪案例，采取以案说法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做好预防宣传和反面警示教育，使其从思想上不想犯罪，把职务犯罪的欲望和动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其次，要构建惩治机制，加大打击力度，使其行动上不敢和不愿犯罪。惩治既是防止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前提，又是防范可能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措施，也是预防犯罪的保障[8]。在打击对象上，既要做到财经、教学、科研、管理整体推进，又要抓工程建设、招生、采购、科研、职称评审、后勤服务等重点环节。在打击力量上，既要以自主管理为主，又要联合纪检、检察、公安、审计和工商等司法、执法部门，形成治理高校职务犯罪的强大合力，实行综合治理。在打击方式上，要以奖励的手段积极拓宽渠道，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成本，从经济上阻断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使高校管理人员不愿犯罪和不敢犯罪。

再次，要构建监督机制，净化内部环境，使其工作上不能犯罪。要健全监督机构，配备懂行的、素质较高的专门人员，纪检、监察、审计分开办公，将监督贯穿于权力运用的全过程，发挥内部各职能部门的制约和监督的作用，多管齐下，让高校职务犯罪者无藏身之处。要修订和完善高校在经济交往中所涉及的有关法律，制定《反高校职务犯罪法》，明确界定高校职务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确定相应的处罚措施、违法责任和预防对策，增强可操作性。要强化内部独立审计监督，经常进行全过程审计，使会计的监督、制约真正落实。这样不仅能及时揭露职务犯罪，而且能使潜在的犯罪者打消侥幸心理，从而有效减少现实的职务犯罪。

（三）健全经济制度，从管理堵塞漏洞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反腐倡廉要靠思想教育，更要靠制度，制度具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制度好了，可以使坏人不能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9]同样加强高校经济制度建设，对规范高校管理，有效防止职务犯罪有重要意义。制度建设包括制度的制订、执行和完善的全过程。

在经济制度的制订中，要贯穿于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各个部门；要注重经济制度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配套性，使得经济制度与学校其他规章制度相互衔接，相互照应；重点加强易发、多发职务犯罪的重点部门、重要岗位、重点环节的内部经济管理制度的制订，堵漏防疏，有效抑制职务犯罪的发生。

在经济制度的执行中，重点抓好基建、财务、后勤、招生、设备、教材、图书等部门对各项制度的落实。要规范收费行为，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各项规定，实行会计委派制、会计统一核算制度、责任追究制，保证学校各项资金运行的安全。要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在校内实施经济责任制，明确各部门、各人员的经济责任，促使全校各部门及教职工重视和关心学校物资管理，保重学校财产安全。

在经济制度的完善中，要进一步完善内部会计制度，严格核算程序；完善内部审计监督制度，强化内部审计职能；规范财产物资管理办法，严格财务收支审批；完善内部牵制制度，加强对资金管理的关键岗位和薄弱环节的稽核、抽查和检查工作；进一步完善组织制度，健全岗位责任制、岗位轮换制、岗位工资制、干部考核和群众评价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定量评估体系；要加强教代会及其执委会、工会等制度建设，健全党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制度，充分发挥全校师生员工参与管理决策的积极作用，不断推进科学民主治校进程，构建平等、公正、民主、和谐的校园。

防治职务犯罪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标本兼治、重在预防、惩防并重的原则，努力从职务犯罪的经济特点、经济原因找准经济防治的突破口，体制、机制、制度三管齐下，使高校管理人员思想上不想犯罪，行动上不敢和不愿犯罪，工作上不能犯罪，从而有效地预防高校职务犯罪，保证高等教育事业始沿着正确、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巍,张丽锦.不懂法，心理失衡：高校职务犯罪有两大诱因[N].法制晚报,2004-08-23.

[2]范正伟.高校成职务犯罪新的高发区[N].人民日报,2007-04-17(10)．

[3]黄鲜桃.对权力失控与“一支笔”审批制度的思考[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5,S1:8-9,22.

[4]戴劲松,陈芳，何云江.权力寻租侵蚀“象牙塔”———部分高校经济腐败案件频发现象透视[EB/OL]..2006-01-20.

[5]徐丽森.高校职务犯罪及其预防遏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2,(9):46-53.

[6]钱雄伟.高校基建领域职务犯罪探析[J].鄂州大学学报,2007.14（3）:29.

[7]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10-22（1）.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7

关键词：经济犯罪　资格刑　犯罪预防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方法。资格刑已经成为现代刑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刑罚方法之一，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资格刑大量适用各种犯罪，尤其是大量适用于经济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一是经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求。首先，经济犯罪的自然人主体一般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大多拥有经济、贸易、财税、法律等专业知识。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载体的犯罪。这种犯罪载体极为特殊，它不仅是无形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潜在地继续增长。无论犯罪主体是被判处自由刑还是被判处财产刑，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并不因此而消灭。一旦他们挣脱了刑罚的束缚，他们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对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一般的刑罚方法往往是无能为力或是起效甚微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种刑罚比资格刑更适合、更有针对性。资格刑虽然不能洗刷经济犯罪人的大脑，但它确实可以起到限制或剥夺犯罪人再次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继续作案的作用。www.133229.CoM其次，以单位为主体的经济犯罪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百余种单位犯罪，多数是经济犯罪。对单位经济犯罪应如何规定刑罚已是立法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经济犯罪只能判处罚金刑，但是“仅以罚金的刑罚威吓来抗制经济犯罪，对于大多数经济犯罪并不适应，其理由在于经济犯罪的人格特性，因为大多经济犯罪都是唯利是图者，而且喜好冒险性的投机，若对之仅以罚金，在行为人主观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而非受到国家的惩罚。无论如何，仅有罚金这一种针对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不科学的。必须突破现有的以自然人为对象设计的刑罚体系，从有效地发挥刑罚功能的角度出发，针对单位的特有属性，单位主体的权利资格、权利内容及行为能力的特殊性，专门设置符合单位经济犯罪特点的经济犯罪刑罚体系，这就需要创设适合于惩治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种类。

二是经济犯罪人的贪利性要求。经济犯罪人实施经济犯罪的原因，主要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或者非法避免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经济风险。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时代，利益总是处于首要位置，无论是自然人主体还是单位主体，唯利是他们的本性。为获得利益，经济犯罪人可以肆意践踏任何道德准则和经济诚信原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贪利性带来的非物质损害比物质方面的还要多，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政治风气。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特点，采取通过剥夺经济犯罪人再犯的经济条件、营利机会等刑罚方法对症下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建立在原来计划体制上的刑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已不复存在，尤其市场经济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一定职业或行业色彩、依靠自身智能的新型犯罪，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期货犯罪、增值税发票犯罪等等。这些犯罪大部分都是手段恶劣、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犯罪方法隐蔽，大多是经济犯罪人以一定的身份、职业为掩护，利用法律和经济交往中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所为。对这类犯罪人剥夺从事这类职业的资格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刑罚之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剥夺经济犯罪人一定职业的特定资格，针对性强，可以避免刑罚资源的浪费。资格刑直接针对特种行业、职业的犯罪人，提高了犯罪人犯罪获得非法利益的机会成本，使其不敢轻易犯罪。如证券师、注册会计师等，如果被剥夺了从业资格，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现有非法受益的剥夺，而且其潜在的知识资源发挥也被剥夺，更体现出刑罚的严厉性。其次，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特殊行业，如证券期货业、银行业、股份公司的稳定发展等都是以诚信为其后盾与支撑，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比较高。对职业资格刑进行剥夺，能够使有严重经济犯罪倾向和犯罪资格的犯罪人排出在这些资格之外，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同类罪的作用，而其他刑罚则很难起到同样的效果。再次，资格刑经济成本低，节约国家打击犯罪的经费开支，可以使国家用有限的经费打击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资格刑可以避免自由刑造成的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和犯罪经验的交流，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

三是诚实守信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无论是商品流通环节，还是货币资本循环过程，各种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没有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因此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不断发生；“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大行其道；侵犯知识产权更是屡见不鲜。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一旦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程度，就构成了经济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如“伪劣”、“伪造”等等，这些富有欺诈色彩的词语都直接反映出了经济犯罪的实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害”应类似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害”，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恶”应类似于犯罪人给社会带来“害”时所具有的“恶”。经济犯罪行为人所具有的“恶”表现为滥用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在对这类违反诚信原则的经济犯罪配置刑罚时必须回击以相似的“恶”，即剥夺其原本享有的被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信任的资格。该种“被信任的资格”既可以表现为某种市场准入的资格，又可以表现为继续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或其他性质活动的资格，反映在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则表现为资格刑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夏吉先．经济犯罪与对策－经济刑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

[2]周农．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经济犯罪的法律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8

 

关键词：经济犯罪　资格刑　犯罪预防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方法。资格刑已经成为现代刑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刑罚方法之一，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资格刑大量适用各种犯罪，尤其是大量适用于经济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一是经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求。首先，经济犯罪的自然人主体一般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大多拥有经济、贸易、财税、法律等专业知识。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载体的犯罪。这种犯罪载体极为特殊，它不仅是无形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潜在地继续增长。无论犯罪主体是被判处自由刑还是被判处财产刑，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并不因此而消灭。一旦他们挣脱了刑罚的束缚，他们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对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一般的刑罚方法往往是无能为力或是起效甚微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种刑罚比资格刑更适合、更有针对性。资格刑虽然不能洗刷经济犯罪人的大脑，但它确实可以起到限制或剥夺犯罪人再次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继续作案的作用。Www.133229.coM其次，以单位为主体的经济犯罪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百余种单位犯罪，多数是经济犯罪。对单位经济犯罪应如何规定刑罚已是立法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经济犯罪只能判处罚金刑，但是“仅以罚金的刑罚威吓来抗制经济犯罪，对于大多数经济犯罪并不适应，其理由在于经济犯罪的人格特性，因为大多经济犯罪都是唯利是图者，而且喜好冒险性的投机，若对之仅以罚金，在行为人主观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而非受到国家的惩罚。无论如何，仅有罚金这一种针对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不科学的。必须突破现有的以自然人为对象设计的刑罚体系，从有效地发挥刑罚功能的角度出发，针对单位的特有属性，单位主体的权利资格、权利内容及行为能力的特殊性，专门设置符合单位经济犯罪特点的经济犯罪刑罚体系，这就需要创设适合于惩治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种类。

二是经济犯罪人的贪利性要求。经济犯罪人实施经济犯罪的原因，主要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或者非法避免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经济风险。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时代，利益总是处于首要位置，无论是自然人主体还是单位主体，唯利是他们的本性。为获得利益，经济犯罪人可以肆意践踏任何道德准则和经济诚信原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贪利性带来的非物质损害比物质方面的还要多，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政治风气。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特点，采取通过剥夺经济犯罪人再犯的经济条件、营利机会等刑罚方法对症下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建立在原来计划体制上的刑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已不复存在，尤其市场经济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一定职业或行业色彩、依靠自身智能的新型犯罪，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期货犯罪、增值税发票犯罪等等。这些犯罪大部分都是手段恶劣、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犯罪方法隐蔽，大多是经济犯罪人以一定的身份、职业为掩护，利用法律和经济交往中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所为。对这类犯罪人剥夺从事这类职业的资格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刑罚之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剥夺经济犯罪人一定职业的特定资格，针对性强，可以避免刑罚资源的浪费。资格刑直接针对特种行业、职业的犯罪人，提高了犯罪人犯罪获得非法利益的机会成本，使其不敢轻易犯罪。如证券师、注册会计师等，如果被剥夺了从业资格，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现有非法受益的剥夺，而且其潜在的知识资源发挥也被剥夺，更体现出刑罚的严厉性。其次，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特殊行业，如证券期货业、银行业、股份公司的稳定发展等都是以诚信为其后盾与支撑，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比较高。对职业资格刑进行剥夺，能够使有严重经济犯罪倾向和犯罪资格的犯罪人排出在这些资格之外，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同类罪的作用，而其他刑罚则很难起到同样的效果。再次，资格刑经济成本低，节约国家打击犯罪的经费开支，可以使国家用有限的经费打击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资格刑可以避免自由刑造成的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和犯罪经验的交流，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

三是诚实守信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无论是商品流通环节，还是货币资本循环过程，各种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没有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因此，诚

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不断发生；“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大行其道；侵犯知识产权更是屡见不鲜。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一旦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程度，就构成了经济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如“伪劣”、“伪造”等等，这些富有欺诈色彩的词语都直接反映出了经济犯罪的实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害”应类似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害”，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恶”应类似于犯罪人给社会带来“害”时所具有的“恶”。经济犯罪行为人所具有的“恶”表现为滥用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在对这类违反诚信原则的经济犯罪配置刑罚时必须回击以相似的“恶”，即剥夺其原本享有的被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信任的资格。该种“被信任的资格”既可以表现为某种市场准入的资格，又可以表现为继续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或其他性质活动的资格，反映在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则表现为资格刑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夏吉先．经济犯罪与对策－经济刑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

[2]周农．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经济犯罪的法律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9

 

关键词：经济犯罪　资格刑　犯罪预防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方法。资格刑已经成为现代刑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刑罚方法之一，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资格刑大量适用各种犯罪，尤其是大量适用于经济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一是经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求。首先，经济犯罪的自然人主体一般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大多拥有经济、贸易、财税、法律等专业知识。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载体的犯罪。这种犯罪载体极为特殊，它不仅是无形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潜在地继续增长。无论犯罪主体是被判处自由刑还是被判处财产刑，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并不因此而消灭。一旦他们挣脱了刑罚的束缚，他们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对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一般的刑罚方法往往是无能为力或是起效甚微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种刑罚比资格刑更适合、更有针对性。资格刑虽然不能洗刷经济犯罪人的大脑，但它确实可以起到限制或剥夺犯罪人再次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继续作案的作用。其次，以单位为主体的经济犯罪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百余种单位犯罪，多数是经济犯罪。对单位经济犯罪应如何规定刑罚已是立法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经济犯罪只能判处罚金刑，但是“仅以罚金的刑罚威吓来抗制经济犯罪，对于大多数经济犯罪并不适应，其理由在于经济犯罪的人格特性，因为大多经济犯罪都是唯利是图者，而且喜好冒险性的投机，若对之仅以罚金，在行为人主观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而非受到国家的惩罚。无论如何，仅有罚金这一种针对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不科学的。必须突破现有的以自然人为对象设计的刑罚体系，从有效地发挥刑罚功能的角度出发，针对单位的特有属性，单位主体的权利资格、权利内容及行为能力的特殊性，专门设置符合单位经济犯罪特点的经济犯罪刑罚体系，这就需要创设适合于惩治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种类。

二是经济犯罪人的贪利性要求。经济犯罪人实施经济犯罪的原因，主要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或者非法避免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经济风险。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时代，利益总是处于首要位置，无论是自然人主体还是单位主体，唯利是他们的本性。为获得利益，经济犯罪人可以肆意践踏任何道德准则和经济诚信原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贪利性带来的非物质损害比物质方面的还要多，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政治风气。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特点，采取通过剥夺经济犯罪人再犯的经济条件、营利机会等刑罚方法对症下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建立在原来计划体制上的刑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已不复存在，尤其市场经济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一定职业或行业色彩、依靠自身智能的新型犯罪，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期货犯罪、增值税发票犯罪等等。这些犯罪大部分都是手段恶劣、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犯罪方法隐蔽，大多是经济犯罪人以一定的身份、职业为掩护，利用法律和经济交往中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所为。对这类犯罪人剥夺从事这类职业的资格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刑罚之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剥夺经济犯罪人一定职业的特定资格，针对性强，可以避免刑罚资源的浪费。资格刑直接针对特种行业、职业的犯罪人，提高了犯罪人犯罪获得非法利益的机会成本，使其不敢轻易犯罪。如证券师、注册会计师等，如果被剥夺了从业资格，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现有非法受益的剥夺，而且其潜在的知识资源发挥也被剥夺，更体现出刑罚的严厉性。其次，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特殊行业，如证券期货业、银行业、股份公司的稳定发展等都是以诚信为其后盾与支撑，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比较高。对职业资格刑进行剥夺，能够使有严重经济犯罪倾向和犯罪资格的犯罪人排出在这些资格之外，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同类罪的作用，而其他刑罚则很难起到同样的效果。再次，资格刑经济成本低，节约国家打击犯罪的经费开支，可以使国家用有限的经费打击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资格刑可以避免自由刑造成的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和犯罪经验的交流，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

三是诚实守信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无论是商品流通环节，还是货币资本循环过程，各种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没有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因此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不断发生；“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大行其道；侵犯知识产权更是屡见不鲜。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一旦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程度，就构成了经济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如“伪劣”、“伪造”等等，这些富有欺诈色彩的词语都直接反映出了经济犯罪的实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害”应类似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害”，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恶”应类似于犯罪人给社会带来“害”时所具有的“恶”。经济犯罪行为人所具有的“恶”表现为滥用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在对这类违反诚信原则的经济犯罪配置刑罚时必须回击以相似的“恶”，即剥夺其原本享有的被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信任的资格。该种“被信任的资格”既可以表现为某种市场准入的资格，又可以表现为继续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或其他性质活动的资格，反映在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则表现为资格刑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夏吉先．经济犯罪与对策－经济刑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

[2]周农．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经济犯罪的法律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犯罪经济学原理篇10

一、旧中国的犯罪学及台湾学者的犯罪研究状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注意过犯罪这一社会问题，并且对犯罪原因和犯罪治理问题进行过探讨与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注：《管子·牧民》。），韩非的“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注：《韩非子·五蠹》：“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孔子的“君子有三戒”（注：《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班固的“防患于未然”（注：《汉书·外戚列传（下）》：“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荀悦的“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注：《申鉴·杂言》：“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等等，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犯罪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犯罪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犯罪种类与年龄的关系以及犯罪预防的重要性等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的观点没能形成体系，尚未形成一门学科，只能称之为有关犯罪问题的观点或思想。

（一）旧中国犯罪学的创立及其特点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中国走向现代化设置了无数的障碍，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难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面对中国国势衰微，落后挨打的局面，一批追求先进思想的志士仁人，从20世纪初开始，走出国门，向日本、欧美发达国家寻找社会革命与自然科学的发展道路，以求拯救苦难的中国，使其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们向国人广泛地介绍了西方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哲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等方面的知识，促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犯罪学从西方传播过来，并在中国发展起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20世纪前半期，不仅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犯罪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中国的犯罪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说来，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翻译外国著作到自己著书立说

旧中国的犯罪学研究，发端于一些学者对于西方犯罪学成果的介绍与研究。他们首先翻译了一些外国犯罪学方面的著作，其所涉及的范围，不仅包括意大利、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著作，而且对日本在犯罪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也作了相当多的介绍。如，1922年刘麟生翻译了犯罪学创始人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旧译《朗伯罗梭氏犯罪学》），并先后四次出版。陈大齐翻译了法国犯罪心理学家马勃的《审判心理学大意》。1927年张廷健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寺田精一的《犯罪心理学》，1929年郑玑翻译了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1932年，吴景鸿在翻译日本寺田精一《犯罪心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自己新的见解和研究成果，拓展了原书仅限于犯罪心理学的内容，提出了社会因素对犯罪发生的重要作用，出版了由其译述的《犯罪心理学》一书。许桂庭于1936年翻译了意大利犯罪学家菲利的著作《实证派犯罪学》。查良鉴翻译的美国犯罪学家齐林的名著《犯罪学与刑罚学》，于1937年和1938年两次被列入“汉译世界名著”。该书的翻译与出版，对于系统地研究刑罚制度与犯罪改造的关系有着启发性的作用。

在翻译、出版外国犯罪学专著的基础上，旧中国犯罪学者开始利用外国的理论研究当时中国的犯罪问题。并撰写和出版了一批犯罪学专著与教材。如李剑华的《犯罪学》、鲍如为的《犯罪学概论》、陈文藻的《犯罪学》、许鹏飞的《犯罪学大纲》、王克继的《犯罪学》、谭友谷的《经济与犯罪》、孙雄的《犯罪学研究》、韦端民的《犯罪浅说》等，均在30年代先后出版。40年代则有重庆国民党宪兵学校的《犯罪学教程》、李时雨的《预防的理论与实际》、余天民的《刑法与犯罪研究》、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等著作出版。

在众多的犯罪学者及其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严景耀先生及其著作《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严景耀（1905—1976）中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法学家。浙江省余姚人。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犯罪学）。1935年回国后，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讲犯罪学。1946年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并任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教授。著有《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1928年）、《中国监狱问世》（1929年）、《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著作与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严景耀1934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撰写的毕业论文。尽管该书直至1986年才由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家吴祯教授译成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但是其在犯罪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和推崇。本书篇幅不长，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犯罪学基本理论、中国的犯罪统计、犯罪类型、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措施等。将这本书的内容加以规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犯罪问题的重要意义；第二，犯罪发生的原因；第三，如何预防犯罪。在这三部分内容的讨论中，严景耀先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坚持把对犯罪问题的研究置于相应的文化背景之中，认为社会变迁造成文化冲突和文化失调，而文化失调中最主要的则是法律文化的失调。因此严先生在本书的开头便明确指出：“犯罪不是别的，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而且因文化的变化而发生异变。”（注：严景耀著、吴祯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2）他指出，一个人从一出生便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的行为规则的社会，他作为所在的集体文化的组成成员，只有逐步地认识和适应这种集体文化，才能更好地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就个人而言，任何人均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严先生强调：对于犯罪的理解只能从产生犯罪的文化传统来考虑才能得到解释。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犯罪问题的目的，是透过犯罪的表面现象探索犯罪者的冲动同环境的有效刺激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揭示犯罪者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产生的行为的变化。对于犯罪者的研究，不仅要揭示出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而且要揭示出他所遇到的文化问题，因为犯罪与发生犯罪的社会环境是互相关联的。严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犯罪与社会变迁、犯罪与文化等问题之间关系的结论性意见。他指出：犯罪行为是在突然和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发生的，是在对新的社会环境失去适应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传统形式被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有些犯罪则反映出中国旧传统与新法律的矛盾。在讨论如何预防犯罪时，严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预防犯罪需要对文化的各个方面作透彻和勇敢的再检验，对于社会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迅速变化，应以不停顿的与之相适应的观点来考察。人类要努力争取减少与变化着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与不稳定，以免使人们在社会变迁面前因难以适应而变得无能为力。如果把犯罪看作是与文化冲突不协调的症状，因而寻求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并重新修改制度中的一些规章条文，以求人们加以适应，则犯罪的预防是可能的。

可见，严景耀先生的研究开拓了早期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领域，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他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是珍贵的思想财富，对今日中国的犯罪研究乃至法律文化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严景耀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其严谨求实、注重实践的踏实学风密不可分。雷洁琼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谈到，严先生很早就开始研究犯罪问题，面对众多的研究犯罪学的外国书籍和资料，而有关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既缺乏专著书籍，又无可靠资料借以参考的情况，他志愿去北京的监狱当“犯人”，以求掌握第一手资料。随后，他在任教期间，又带领学生对中国20多个城市的犯罪情况进行了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注：参见雷洁琼在《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书中的序。）严先生这种为了研究问题，探索真理，不惜亲尝铁窗风味的献身精神和深入实际的治学态度，很值得后继的学者们学习。

另外，本书的立场观点也是公正、进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政治压力和认识的局限，有不少犯罪学研究者受西方社会学、犯罪学和国民党法律观点的影响，总是把犯罪者看成“乱民”，总是想在他们身上找出生理或心理存在的变态或缺陷，并将此作为犯罪的原因。这样做的后果，无形中为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灾难开脱了罪责。而严先生的研究克服了时代的局限性，他清醒地看到许多善良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被迫走上了所谓“犯罪”的道路，并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严先生论述：“盗亦有道，官逼民反，官匪之害甚于盗匪的观点都是很正确的。”（注：严景耀著、吴祯译：《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56）他在本书中热情地赞扬了共产党员、爱国者的英勇斗争，揭露了国民党把人民群众当罪犯，进行囚禁、拷打、枪杀的种种罪行。的确，在30年代国民党的高压之下，一个社会学者和犯罪学者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这本书虽然写于60年以前，今天读来仍不觉得陈旧。相反地，严景耀先生的进步观点及其运用的科学的方法，他对犯罪原因及犯罪防治对策的分析以及他的关于犯罪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论等等，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犯罪问题的研究仍有启迪作用，尤其在研究当前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的犯罪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严景耀先生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犯罪学著作之一。

2.犯罪学研究涉及面广，以广义犯罪学为主导

就犯罪学的研究范围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犯罪学与狭义犯罪学。狭义犯罪学着重于研究犯罪原因与犯罪现象，而广义犯罪学除了研究犯罪原因、犯罪现象外，还要研究犯罪对策。从旧中国犯罪学的著作看，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绝大多数属于广义犯罪学的范畴。

旧中国犯罪学研究的涉及面极广。就学科领域而言，涉及到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生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等方面；就犯罪学派别而言，涉及到了犯罪人类学派、犯罪社会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不同派别的观点。学者们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对犯罪原因、犯罪对象、犯罪对策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犯罪原因研究中，中国学者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详细地探讨了中国当时情况下的犯罪原因问题。如刘仰之的《犯罪学大纲》（1946年），即对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自然环境原因、个人原因进行了研究。在构成犯罪的社会环境原因方面，他对贫穷与犯罪、失业与犯罪、政治与犯罪、家庭与犯罪、酗酒与犯罪、与犯罪、职业与犯罪、人口与犯罪、烟毒与犯罪、奸淫与犯罪共11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构成犯罪的自然环境原因方面，作者认为气候、地域、灾荒等自然因素都与犯罪发生存在着联系，并对气候与犯罪、地域与犯罪、灾荒与犯罪三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构成犯罪的个人原因方面，作者主要对年龄与犯罪、性别与犯罪、遗传与犯罪、病理与犯罪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作者指出，人的生理、心理与病理因素均与犯罪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其他学者，如李剑华、孙雄、余天民等人也或多或少地对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以及个人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作了阐述。当然，他们不懂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问题与犯罪产生的科学原因。尽管有些学者注意到了经济对犯罪的影响，但是他们仅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原因的一个方面。同样，在讨论社会原因、自然原因与个人原因对犯罪的影响时，他们也仅仅满足于罗列各种因素，而不懂得分析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及这种关联性对犯罪的不同影响。这种历史与认识的局限性使得旧中国犯罪学只能在某些具体方面，如犯罪心理学、刑事政策学以及具体的治标性防范措施上认识与理解犯罪学的使命，而无法使中国犯罪学走上全面的科学的发展之路。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在对旧中国的犯罪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犯罪学者们运用了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及比较研究的方法，以西方犯罪学理论为基础，开展对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如刘仰之在其《犯罪学大纲》的“中国的犯罪现象”一章中，介绍和描述了中国40年代的犯罪状况、犯罪人的年龄与性别、犯罪人的职业与资产、犯罪人的教育程度与家庭状况等内容，并对此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后来的犯罪学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犯罪的防治问题上，旧中国犯罪学家考虑了种种方案，他们提出刑罚方法、经济救助方法、教育方法、改良监狱制度与改良刑事政策等方法防治犯罪。例如，李剑华在其所著的《犯罪学》一书中提出，犯罪的救治分为根本救治和目前救治两方面：根本救治包括私有财产制度的废止和自业竞争的废止两个方面；目前救治包括刑罚和社会事业两方面。在刑罚手段里，李剑华讨论了旧中国刑法里各种刑罚的作用和缺陷；在社会事业方面，李剑华提出了发展贫民救济事业、流浪人救济事业、失业救济事业、教育事业、卖淫救济事业、住宅改良事业、出狱人救济事业等来救治犯罪问题。郭卫在《（最新）刑事政策学》一书中指出，犯罪之防压，需要以刑事政策加以解决，并讨论了如何以刑罚防止犯罪的发生，以及刑事法规制定和运用的方法。当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局限，犯罪学家们不能提出关于犯罪问题的科学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只能在具体的治标措施上打转转。

3.旧中国犯罪学受西方影响极深

如前所述，自清朝末年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断地传入中国，犯罪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完善起来的。旧中国犯罪学家不仅受西方犯罪学的影响，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箝制和羁绊以及其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因而不能以正确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犯罪学的研究，这就使旧中国的犯罪学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犯罪学的烙印。

在犯罪的定义问题上，他们不懂得用阶级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进行分析。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犯罪人”就是“乱民”，是破坏社会安宁秩序的人，而犯罪行为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应该加以惩罚。这些观点，同西方资产阶级犯罪学将犯罪作为对社会的危害、对文化的反抗与对人类的威胁同出一辙。他们认识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不愿或不敢承认犯罪的阶级性问题，而只愿或只能就事论事地讨论犯罪定义问题。

在犯罪问题研究过程中，除了极少数学者，如严景耀、刘仰之亲自调查搜集犯罪统计资料外，绝大多数学者都直接采用译自西方或日本的犯罪统计资料加以论证，而对于这些资料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则在所不问。如李剑华的《犯罪学》一书，除作者自己搜集的十几份调查资料外，其余均摘自日本犯罪学家胜水淳行的《犯罪社会学》中关于日本犯罪情况的统计资料。郭卫《（最新）刑事政策学》中所引用的资料均摘自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统计资料。

在犯罪原因讨论中，旧中国犯罪学家们也采取了照搬西方国家犯罪学理论的方法，用西方犯罪人类学、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犯罪原因问题加以研究。可以想见，没有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犯罪学理论，对本国实际犯罪情况的研究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情况和各地自然、人文状况相差很大，各地的犯罪情况相异也很大。另外，同外国相比，则国与国之间差异更大。犯罪学者们置这种情况于不顾，生搬硬套西方犯罪学理论，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犯罪学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犯罪的治理也毫无意义。

在西方犯罪学的犯罪防治论中，没有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犯罪学家们把自认为一切同犯罪有关的事实都拿过来作为对付犯罪的手段。旧中国的犯罪学家们也是如此。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样，他们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对问题加以分析，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懂得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也不懂得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因此，他们不会利用“两点论”和“重点论”来分析和解决犯罪对策问题。他们把一切同犯罪有关的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把关于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全部作为解决对象，一股脑地提出来作为解决犯罪问题的方案；而不明白抓住主要问题。

（二）旧中国的犯罪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