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行为范文10篇

犯罪行为范文篇1

以前搏彩和叫好是被法律禁止的，现在已成为政府垄断行业。现在，政府不仅经营这些冒险游戏，而且鼓励人们每年做成千上万的负面广告宣传。其它一些神秘方式的——如通过、赛艇、掷硬币、赌、扑克、赛马等的场外（即“赌马”，译者注）进行的——曾经都是禁止的，仅在一些辖区得到承认。现在，各种各样的以空前的规模得到正式化了。

过去是流浪汉和无业游民（通常被描述为乞丐、游民和失业者）卷入成百上千起犯罪，而被投入监狱或从城镇驱逐出去。现在，（这些犯罪的主体）更多是由政府福利保障，而且衣食无忧。过去被公众驱逐的无家可归者，现在被允许在公共场所搭建帐篷用以栖身。曾经威胁摩托车手的像“窗刷”一样的无业游民，通常被免除刑罚。过去被限制在肮脏地带端着锅碗沿街乞讨活动的人，已经搬到市郊。政府现在正就此规定为这些乞丐设置专门的乞讨点。

过去除为挽救孕妇的生命或者处理妇女遭遇不幸情形（典型的如强奸或乱伦）目的以外的堕胎，在过去的片警或国外认为是违法的，现在政府则用纳税人的钱为穷人服务，几乎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实施堕胎。美国的堕胎人次也从1972年的60万5千起到1991年的170万起。在一些辖区，未成年人未经父母同意也可以堕胎。“快速解决”的堕胎药物，如现在北美国法律允许使用的RU-486药片，将促使未经公布的堕胎率得以显著增加。

每年百万次的男女约会涉及，这在教科书上被称为是一种犯罪。但是，（各州法律）对其缺乏强制力，或者几乎就不存在强制力，而且（有的州）还允许开设日常性的所谓的红灯区、“作战地带”或类似纽约市那样的娱乐区。有些辖区走得更远，给妓院划片或者使这种行为合法化。

法律对通奸不像许多年前那样严厉打击了。现在，即使是州长犯通奸罪，反而还得到了支持。一个篮球明星厚颜无耻地吹嘘他有大约2万名性伴侣，却免于处罚。

从前，详细地规定了婚外情是一种犯罪行为的通奸法尽管执行效果不尽理想，但社会对通奸犯罪还是表示极大蔑视。现在，执行通奸法已变成一件稀罕事。同居者“生活在原罪之中”，法定婚姻已对此表示容忍，而且已不像从前那样排斥通奸行为。普通法上的婚姻——长期以来通过公开同居来认定法定婚姻的契约——现在已很少发挥作用了。

刑法条文曾经认定鸡奸、性变态和不符合自然法则的性行为为犯罪。可现在，对上述性偏好的制裁正被废除或忽视。军队中那些男同性恋的权益正在得到维护——以对抗广大军事领袖的抵制。

在几十年前，人们还对色情文学予以广泛压制。可现在上亿的此类印刷品再言论自由的外衣保护下公开出版。以前反黄稽查人员严格控制毫不掩饰性描写的书籍，对之镇压。现在，它们公开摆放在书架上，偶尔也在学校发现，有时会受到父母的指责。带有裸露和暴力的音乐表演和录像带继续污辱观众的眼睛；偶尔的公众抗议活动导致这些出版物的自发回收和彻底禁止。淫贱之徒大量存在，只在少数的辖区被强有力地得到镇压。

过去被司法实践认定是淫秽的。现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都在公共电影院观看过毫不掩饰的、露骨的电影，而且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供成人欣赏的商业性录像带在私人间传阅。过去被作为淫荡行为追踪调查和检举控诉的色情表演者，现在他们获得了星级待遇，而且很少被控诉。卫星广播商用淫秽表演来袭击即将传递给百万个电视观众的空中信号，以额外死亡的人们对此类广播负责的努力也失败了。打淫秽电话，曾一度严厉禁止，在数以百万计的付费色情电话交谈和录音的攻击之下变得苍白无力。过去不允许大众完全通过广播媒体收听变了味道的性评论。现在，通过高敏感无线电和稀松的电视脱口秀炫耀的色情应召陪聊则真是令人心里发痒。通过传真和网络空间传播的淫秽物质成为家常便饭，提供色情原材料行列以供访问的网址成为访问数量“点击率”最高的地方。现在，对电子媒体进行淫秽检查的努力正在举行一个违反不成文宪法的免费演讲。

以前大家反对使用的避孕剂，由于配送限制，如果不允许使用，将难以获取。现在，它们从药柜下面冒出来，由自动售货机配送，易于获取，甚至在电视里打广告。从前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的避孕剂，现在在成百上亿的或政府公务员之间自由流通——有时还抵制父母或监护人的意愿。

未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过去是被阻止的。现在，它受到了免费提供避孕剂（包括使用说明书）的支援和教唆，十几岁的孕妇过去备受冷眼。现在，它随着意图保护被大量忽视的未成年受害人的强奸法将其法定化而数量猛增；约会强暴已很少被检举控诉；被极愤怒的父母和家庭强迫的“枪口下的婚礼”（译者注：因女方已怀孕而不得不举行的婚礼）已很少见。十几岁的女孩子所生的私生子，从1950年的14万6千人到1991年的115万1千人，比例增长了8倍。在1991年在美国出生的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三个的母亲为未婚妈妈（约占28％），估计这个比例到2000年时将增长40％。生物学父亲忽视对儿童的抚养责任，而且法律执行力也无法保证其责任得到落实。

传播性病的行为一度被蔑视。现在，它们得到了药物治疗，列入经常性公共开支。在过去，诸如麻疹、天花、腮腺炎和百日咳——之类的儿科疾病——需要严格的检疫隔离，包括对住宅派驻士兵以保护粗心大意者，很少会导致死亡。现在，大约一百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却不检疫隔离，目的为的是保护隐私，避免歧视效应，这也让其他无辜者染上绝症。

近至1936年，下流的不穿上衣暴露性游泳的男人，会被判有罪。如今，传统的比基尼泳装逐渐被用细带系的比基尼泳装所取代，而且裸体泳滩数量也在剧增。裸体艺术在主要街道上流行。母亲们有在公共场合哺乳的权利，女孩们则被允许在公共场合袒胸露乳，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雇用袒胸女招待和不穿内裤的女招待的酒吧到处都有，“成人”洗车和裸女服务则将裸露推向极致。

总的来说，性道德已经经历了巨大变迁，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符合身体健康的性行为，而不是合乎道德的性行为。性所追求的更多是娱乐休闲，而不是生育。道德克制的钟摆已经移动到开放的一端。

不久前，美国近一半的执法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酒有关。以前，酒类饮料的销售被一些通过对经营时间的严格控制的批发许可限制，目的是为限制销售。现在各种酒类饮料随便从从事批发零售业的超市和杂货铺里就可以买到。至少有一个辖区提供了隐密的政府商标名牌，证实了在一些辖区，滥用酒精受到政府经营的商店的教唆。转卡车司机，尤其是重复犯罪的，已经为30％—35％的机动车致人死亡事故买单了。在1970—1990年间，美国共制定了一千多部新法律以减少因卡车司机而导致伤亡所敲响的丧钟次数。应受惩罚的血液内酒精浓度标准已从0.1％放宽到0.8％，对于重犯和年轻司机，该标准则要更加放宽。酒吧里的清醒测量装置已经进行了安装，以阻止大家过度消费。现在，“善良的老男孩”与酒吧伙计相竞争，看谁能消费足够多的酒精，将计量装置的刻度视为不重要。备受抨击的客气的呼吸分析装置已安装在警察的手电筒里，它被视为侵犯隐私权或违法搜查。清醒检查站被组建起来以帮助与侦查与酒精有关的机动车犯罪，也遭到了抨击，因为大家认为这有悖于自由运动，对隐私权构成侵犯。酒吧里的欢乐时刻已被法规予以自愿地排除或限制。，与对烟草产品所作的健康危险警告相似，酒类饮料也作了同样要求。其它步骤试图帮助重犯逃避以下街头惩罚：包括没收驾驶执照，其中含在逮捕后立即讯问（到1995年在美国38个州都是如此）；查抄汽车标牌和/或当场销毁之；拘押机动车或查抄之；用“丹佛锁扣”（一种车轮固定夹，译者注）或方向盘“杆”使该机动车无法移动；对罪犯间断的监控以阻止其恢复驾驶；用点火联锁装置以防止酒鬼启动机动车（到1995年在美国29个州都是如此）；对卡车司机中的重犯的汽车标牌或保险杠操作警示采取与众不同的设计或颜色涂料。提高购买酒类饮料人群的法定年龄，从以前16或18周岁的很低年龄设定，提高到美国1988年所有州确定的21周岁界限，也是很有帮助的。现在的好消息是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率已从1982年的25165人（占当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57％）降到1994年的16884人（占当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42％）。

美国的仲裁和诉讼实务，已经批准大麻用于医学目的。大麻的合法化使用受到数量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的支持，包括1977年时的卡特总统委员会力推大麻和滥用除罪化。越来越多的司法判例怂恿人们冲破松懈的执法体制使用，并允许开放市场和进行针剂交易。

至少在目前，自杀仍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所有地方得到保留。如今，“拔出插头”的法律和法规明显限制对处于弥留之际的人群着手实施照顾，这就使得像所谓的仁慈的杀戮或“安乐死”这些东西的实施达到了顶点。

立法者的手头工作——到1988年已经通过文本形式颁布了近2万多部枪支法案——在问题上失败了。在越南的军警行动期间，美国人死于国内枪击事件的数量是越南战争阵亡人数的2倍（85633比46752）。现在，可以装数百发子弹以及孔越来越大的自动步枪和手枪越来越容易秘密地得到，如果不公开的话，这种犯罪会越来越糟糕。

以前的年轻人将不曾考虑将致命性武器带到学校。现在，学校则要用金属感应器来监控、搜身和锁定这些搜索（目标）。力推民权运动的主张者唯独对此提出抨击。接触枪支的儿童继续无意或有意地相互射杀。现在，法律需要扳机警卫或锁来阻碍（枪械）滥用，有过错责任的父母们也许该对鲁莽的畏惧买单了。政治家们对“超级浸泡者”玩具水枪的（生产）规模的限制处理一点作用也没有，反倒使烦恼越来越多，而且需要嘲笑真枪和儿童玩具枪被顶端涂红的口罩或其它便于识别的标记搞得太易于区分了。到现在为止，制定严肃的枪支管制法的呼声已经非常热烈了。

高利贷曾一度是无良的借贷鲨鱼（自由横行）的海域。现在，信用卡公司、银行和其他债主已经甩掉了以前的高利贷者靠大约20％的利率计费（的老路子）。对私人财产担保收取更高的利率（通常是在对罚没的货物、综合财务非常实务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不公正的低端市场估价）的典当行，以前已经如此迫切地回归监管，以致于大多数公司不再去做（这种）业务。现在，典当行正在复苏，包括为了抓销赃的窃贼而进行的“诱捕”执法行动。债权人监狱已经有近一个世纪被放置不用了。现在，法律转向了仁慈的像转动门一样的破产程序，允许无良之徒继续欺诈他人。

冒充顾客进商店行窃和小偷小摸（这两种行为）原来都是受到严格惩处的。现在，窃贼们，尤其是年轻窃贼，经常被处以轻微的处罚后就放掉了。在以前很多年来被严肃查处的玩忽职守罪，现在对该罪的惩处已变得松懈或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罪刑）。以前为制止不正当行为而实施的笞刑（即“打屁股”，译者注），现在，它在虐待儿童的披风和名义之下已被有效地放置不用了。年轻罪犯受到保护，使其免受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考虑不周的罪名。少年重犯或那些背负特别惊人的罪行的人们，很少像成年人那样得到惩处。现在，年轻罪犯所实施的越来越多的犯罪活动表明娇生惯养会帮倒忙。

过去，停车就要开票收费是司空见惯的。现在，训斥法忽略了这些内容，只在积累了无数的显著的引述之后才诉诸法庭。在不同的动机运用下，在东京，停车收费会被处以2000美元一次的罚款。

以前蛮横的民权骚乱被视为是对公共和平的一个最严重的破坏。在一些“火药桶”地区——社会监管力量鞭长莫及的非常地区——爆炸性的条件添加进无法控制的骚乱。现在，乌合之众的权利（代指“民权运动”，译者注）有时征服了私人权利，因为成千上万的骚乱者获得许可“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而免于处罚。因为担心他们的个人安全，家家户户撤退进铜墙铁壁一般的社区里，竖起路障，安装防护锁和警报。现在，法定的永久市民们已成为呆在他们自己家里的虚拟囚徒。

将负责抵制犯罪行为的事务交给他们自己手中的民防团和治安维持会一直毁誉参半。“地铁治安维持会”成员伯纳德.戈兹，在遭受了几次行凶抢劫之后，向再次试图抢劫他的恶棍开枪了。尽管他确信，这种尝试显然是处于自卫，但是他仍被判有罪，并须直接对“受害者”（即他眼中的袭击者）支付巨额补偿。朝鲜店主，通过组织他们自己武装的治安维持会来还击洛杉矶骚乱期间的抢劫者，该举也是毁誉参半的。有时，随着治安维持会成员以在当时的压力下采用极端的“必要武力”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几乎不可能探知是否属于自为行为为由被起诉和判处有罪，这个局面已经被扭转。

（在公共场所的）行凶抢劫因其可以如此普遍地获取快捷便利的现金，“容易得手”，而且追上捉摸不定的罪犯的机会微乎其微，以致于很多人效尤，想逮捕他们也不容易。现在，没有作用的对策导致这种罪行中的很多都是无法预料的。更糟糕的是因为劫匪们知道被捕获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他们尽量避免盗窃以降低在销赃时或在诱捕中被捕获的机率。

商业上过去用暴力镇压工会组织者和罢工者。现在，工会流氓有时也诉诸故意破坏（公私）财物、（工厂）设备、痛打、欺侮和决斗（等）方式，以使破坏罢工者和企业经营也为他们个人安全担心。

犯罪行为范文篇2

关键词：犯罪行为先行行为过失

所谓先行行为，是相对于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而言的，即指行为人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不作为行为实施之前，已经实施了使某种合法权益产生危险的行为。如果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使合法权益处于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状态，那么行为人就产生防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行为人能履行而不履行这一作为义务，即可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但是，由于先行行为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因而对其外延存有较大争议，尤其是对先行行为是否包括犯罪行为的争议，甚为激烈。尽管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探讨，但至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一、分歧观点

对于犯罪行为可否成为先行行为，理论上主要存在以下四种不同观点：

观点一：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且先行行为限于违法行为，不包括合法行为。如有学者认为“前行为除必须具备导致结果发生之迫切危险外，尚须具备义务违反性，始足以构成保证人地位，至如一个符合客观注意义务或合法之前行为，或如一个合乎交通规则与客观义务之前行为，即不致形成保证人地位。”

观点二：先行行为是否包括犯罪行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有学者主张应当适应具体情况，根据诚实的原则和公序良俗来判定。

观点三：主张不论是合法行为还是一般违法行为或是犯罪行为，都可成立先行行为。认为先行行为只要足以产生某种危险，便可以成立不作为的义务来源。在先行行为是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先行行为与不作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

观点四：主张先行行为不应包括犯罪行为。我国学者认为先行行为不包括犯罪行为的理由主要如下：第一，将犯罪行为纳入先行行为，违反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第二，将犯罪行为纳入先行行为，会扩宽不作为犯罪的成立范围。行为人实施犯罪后，有义务承担刑事责任，而没有义务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如果认为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则会使绝大多数一罪变成数罪。第三，在先行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先前的犯罪行为仅仅是为不作为犯罪的犯罪结果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因果契机，并不足以构成不作为犯罪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根据。如汽车司机肇事致被害人重伤后，实施了移置行为致被害人死亡的犯罪中，被害人死亡的危险最终是由移置行为所致，此移置行为才是本体意义上的先行行为。

二、理论评析

观点一显然缩小了先行行为成立的范围。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根据在于行为人自身实施的行为使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处于危险状态，行为人就理应承担防止这一损害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至于产生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并不限定是违法行为，它也可以是合法行为。如：带邻居小孩去游泳以致发生危险而不予救助的，其先行行为产生了救助义务，但带邻居小孩去游泳这一行为不能认为是违法行为。义务违法性不是对先行行为的评价，而是针对由于先行行为产生的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评价。

观点二将“诚实的原则和公序良俗”等道德义务纳入先行行为的范畴，显然混淆了法与道德的区别，又过分地扩大了先行行为成立的范围。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虽有某种联系，但它们的本质是不同的。不作为犯罪违反的只能是法律义务，而不能是道德义务，否则，将扩大不作为犯罪的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观点三承认犯罪行为可成为先行行为，无疑是正确的。但认为先行行为(犯罪行为)与不作为是牵连关系的观点却不令人信服。因为先行行为之构成不纯正不作为犯与牵连犯是有区别的。所谓牵连犯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从而其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或其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的情形。牵连犯一般适用于故意犯罪。但是，先行行为(犯罪行为)构成的犯罪与不履行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而构成的不作为犯罪却并不限于两者都是故意的情形。而且，即使是在两都是故意的情况下，这两种同是故意的主观罪过间也不存在牵连关系。因而先行行为(犯罪行为)与不作为之间不是牵连关系。

观点四否定犯罪行为可以成为先行行为，但其提出的三方面理由是有商榷之处的：

理由一认为将犯罪行为作为先行行为违背刑法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先行行为是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刑法在对先行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和由于不履行先行行为所产生的作为义务而构成的不真正不作为犯罪进行评价时，其所评价的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是不同的。前者评价的是先行行为本身，产生的一般是较轻的犯罪结果；后者评价的是先行为产生作为义务后，行为人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产生的一般是更为严重的犯罪结果。后者评价的对象虽然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但这并不表明两者是雷同的。所以，并未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理由二认为存在将基于先行行为的不作为犯和结果加重犯相混淆的缺陷。按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有两种类型：

(1)基本犯为故意，加重结果为过失；

(2)基本犯为故意，加重结果为故意。可见，结果加重犯不包括基本犯为过失的情况。

如此，理由二无法评价行为人过失构成犯罪后故意不防止更严重的结果发生的情形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理由三认为并不排除在犯罪行为的情况下成立不作为犯的可能性，但认为此时产生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并非是犯罪行为而是其他行为。笔者认为，这是对作为与不作为涵义的混淆所致。作为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动作实施刑法规范所禁止的行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行为的特定义务而不履行的行为。行为人的身体动静并不是区分作为与不作为的标准。在不作为中，行为人也可能有积极的身体动静。在交通肇事后实施移置行为一例中，该移置行为是为了逃避救助被害人的作为义务，是一种不作为行为，它并不能产生作为义务，真正产生作为义的是先前的肇事行为。

三、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但仅限于过失犯罪。否则，真会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使绝大多数一罪变为数罪”。将犯罪行为排除在先行行为范围之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点从以上论述中可看出。而将犯罪行为限定为过失犯罪的范围之内，则是与我国现阶段的刑法相关理论密切联系的。

犯罪行为范文篇3

在我国，就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的专门阐述，为数不多，但涉及二者关系的附带性说明并不鲜见，且主要集中在行为理论、责任与刑罚领域，又以对人格理论的批判，尤其是对人格刑法学理论的批判为主，尽管也有学者在犯罪论中细致地探讨了二者的关系，但将其贯穿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则仍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作出省思，以期将该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一、心理学上行为与人格之关系的论争及评析

在心理学中，迄今为止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人格概念被普遍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家对人格聚讼纷纭的界定杂乱无章，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些界定大抵都是先天因素、后天因素即生物因素、生理因素、环境因素之中一个或以上因素作用下排列组合的不同文字表述。行为作为连接着某种心理态度的作为和不作为与人格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心理学家的专门探讨不多，有关论述一般附属在人格、行为等理论中，大体有如下几种：

（一）人格中心说

即在人格和行为的关系上，立足于自由意志论的立场，主张人是自我实现者，行为人的人格动力是自我实现倾向，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意识的、自主的，能超脱环境对其影响。这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代表。罗杰斯（Rogers）认为，“自由选择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1]任何看似被决定的因素都是表面性的东西，是自我与经验发生冲突的结果，[2]在此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人格被置于中心地位，具有支配行为的属性。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动机理论等更是将人格对行为的支配关系明朗化。吸收了部分人本主义心理学内容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在自由意志的人格理论上走得更远。[3]进入当代，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持相似自由意志论立场的积极心理学更趋于温和，它强调意识和经验在环境中得以体现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影响。[4]这实际上趋向了折衷说。与此颇有渊源，奥地利犯罪学家伦茨(A.Lenz)主张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人格在一定环境下的表现。[5]

（二）行为中心说

即在人格和行为的关系上，立足于决定论的立场，主张行为人的行为是被决定的，因决定的因素不同，可分为精神决定论和物质决定论，前者以精神分析心理学为代表，后者以行为心理学为代表。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弗洛伊德（SigmundFreud）侧重对梦、无意识等的分析来构建人格理论，在此行为不是关注的重点，人格结构和人格动力才是，同时他认为作为一个能量系统的人的所有心理和行为甚至口误和梦都是被决定的，没有任何行为会由于机遇或自由意志而发生，多数行为是由意识之外的潜意识力量所决定的。[6]其后，荣格(Jung)、阿德勒(Adler)、埃里克森(Erikson）等学者承其源而异其流，[7]在行为被决定的基调上一以贯之。在物质决定论中，斯金纳（BurrhusF.Skinner）认为人格不过是人们所见到的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所有的行为都由环境事件决定。[8]而班杜拉（Bandura）等在行为心理学理论上有所突破，走向了折衷说，使旧有理论固守者也适度弱化了环境因素的绝对作用。行为中心说继续向前发展，后现代心理学未摆脱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但为自由意志“打开了一道小门”，进化心理学延续了决定论的论调，不过其已经重视心理机制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了。[9]这样，行为基本上成为人格的一个有机体组成部分。与该观点类似，在刑法学领域内犯罪行为被看作是犯罪人格构成要素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如安东尼?杜夫等。[10]

（三）折中说

即在人格和行为的关系上，既肯定通常情况下人格对行为的特殊作用，又承认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环境等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产物，人格一般寓于行为中。只是个体、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决定行为，心理学家的观点很少一致，但主要有单向决定论、双向决定论和交互决定论的争讼。人格与行为的该种关系在许多心理学家的人格定义中有比较清晰的反映。如英国心理学家卡特尔(Cattell)认为“人格是对个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的预测。”较有影响的类似观点有McClelland、Mischel和我国的陈仲庚等。[11]而整合神经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英国著名心理学家J.Eysenck之人格理论，更是坚持犯罪行为是特定环境条件和神经系统特征交互作用的结果。[12]黄希庭教授在综述了众多人格定义后，也采取了综合性的立场，其对人格的定义和对人格与行为关系的定位，颇有影响。因此，在自由意志和决定性问题上，更应该深入的不是人有自由意志还是被决定，而是人在何种条件下自由，在何种条件下被决定。

可见，从心理学的发展路径来看，无论是人格中心说还是行为中心说，最终都被迫修正自己在人格与行为的关系上的观点，这样在综合性的人格概念渐成优势学说时，人格与行为的关系走向折中，即行为时的环境是行为的外在动力，生物的、生理的因素是行为的内在动力，两种动力最终都要受制或统一于人格。尽管在人格和行为的关系上所关注的重点仍有不同，甚至差异迥然，但都不排斥人格和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不排斥这种联系的实质基本上是一种表里的关系，形诸于外的行为是形式、表现，蕴蓄于内的人格是内容、实质，不排斥对人格的把握借助行为是一条必不可少的有效途径，不同的仅在于倚重的程度。至于行为是人格的表现形式之一，还是人格的一个要素，从人格概念的种属和人格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角度看，行为和人格是相对独立的，通常情况下二者存在一一对应的表现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绝对。同时主张行为是人格的一个要素，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立，但并非常态，且这种观点实质上取消了行为对人格的相对独立性，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心理学中较一致地承认行为可以反作用于人格的见解相悖。因此，形象地说，行为与人格之间大体上存在一种点与线的关系，其中人格之线由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组成的垂直坐标中的行为之点组合而成，行为之点的运动轨迹因人而异，心理学家可以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借助于不同的方法来描述这样的轨迹—人格之线，并将它划归某种人格分类之中，其中就包括犯罪人格。与此相对，行为以及行为时的主观状况是即时性的，受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直接影响不大，后者的影响大抵是通过人格而间接产生的。故唯有将每一方面的行为置于适当的位置，直面人格的价值，从人格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行为，从行为的角度分析和把握人格，在生物因素、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中，探求具体行为背后的人格，追寻相对稳定的人格下的行为，方能获得对行为、人格更为合理的解释，从而认识人本身，摆脱人被工具化的危险，接近人作为目的的终极价值追求。

二、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决定或被决定

刑事古典学派（旧派）以客观主义为基础的行为刑法，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上基本走向了一个极端。行为刑法是一种法定的规则，依据此规则刑事可罚性是与在行为构成方面加以限定的单一行为（或者可能情况下的多个行为）相联系的，同时惩罚仅表现为对单个行为的反应，而不表现为对行为人整体生活导向的反应，更不是表现为对一种行为人所期待的未来危险的反应。[13]旧派虽有新旧两派之分，但其根本都在于强调法治原则及客观主义。旧派以犯罪行为为中心构建刑法理论，强调注重表现于外部之行为及其实害的特色，使得犯罪行为这种犯罪的最直观形式游离在犯罪人格之外，具有了独立性，成为刑法学体系的核心基石。尤其在前期旧派那里，行为人主观的危险性除行为时的故意、过失外，在行为刑法中几乎被忽视，犯罪人格难以进人旧派刑法学者的视域。这样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上，旧派的观点无疑是非决定说的，即犯罪行为是犯罪人自由意志的产物，是犯罪主观心理的外化，被剥离犯罪行为的犯罪人格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否定犯罪行为是犯罪人格的征表。由于犯罪主观心理、犯罪主体等与犯罪人格难以割裂，这为后期旧派在犯罪人格上的被动调整，在行为刑法的框架内逐步吸纳行为人刑法的思想，预埋了伏笔。

与旧派相对，新派建立了行为人刑法，彻底拉开了犯罪人格理论的帷幕，但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上基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犯罪行为在犯罪人格面前大体上丧失了独立性，犯罪行为甚至仅是犯罪人格的征表，这是对旧派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上观点的颠覆。在行为人刑法中，“刑罚是与行为人的人格性相联系的，同时，刑罚是由行为人对社会的危害及其程度决定的。‘行为人不是因为实施了一个行为而有罪，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而成为法定责难的对象’；‘因为，与具体行为的有无以及如何实施不同，属于刑罚威胁的条件要求得更多，并且，需要进一步从行为人的个人特征方面寻求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刑罚就适用于行为人本身。’”[14]尽管“纯粹的行为人刑法从来没有出现过”，[15]且行为人刑法的内涵和外延屡有变动，这导致犯罪人格、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的关系在定罪、量刑、行刑等阶段的作用颇不一致，但行为人刑法的深刻影响却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仍然存在着。李斯特（Liszt）主张行为人仅仅是因为自己实施的行为而受到刑事惩罚，但行为构成应根据行为人的人格，更准确地说，根据他的犯罪性态度的强烈程度，做出尽可能的区别，即在描述构成要件行为时，尽量将重心转移到动机上去。[16]这为量刑、行刑阶段考虑犯罪人格预留了广阔空间。与李斯特刑法思想一脉相承的是“犯罪征表说”、“性格罪责观”等，依据前者行为仅是行为人人格的征表，依据后者行为是性格的表现和行为人人格的表露，但二者都恪守由行为刑法确定刑事可罚性的条件，行为人刑法更多地确定法律后果。上世纪30年代行为人刑法中引人注目的是“犯罪学的行为人类型的理论”和“规范性行为人类型的理论”。前者将行为人刑法思想进一步扩展到定罪阶段，后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人刑法理论，甚至认为它是在行为刑法的框架内对行为构成进行解释的一种特别方法。[17]因为该理论要求解释者心中存在构成要件确定的典型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犯罪人格不是该理论关注的重点。由于该理论消解了构成要件的精确性，因此也难逃式微的命运。

如前所述，新旧两派争论的后期，旧派的部分学者由于受犯罪人格思想的影响，开始承认犯罪人格在行为刑法中的部分地位，这是对新派主张的犯罪人格理论批判的吸收。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的理论传至日本后得到了安平政吉、团藤重光等的支持和改进，尤其是团藤重光，以新旧两派的融合为导向，批判地继承犯罪人格的思想，创建了人格责任论。其后大?V仁进一步吸收了新旧两派犯罪人格的合理内核，将其系统化，建立了现代人格刑法学理论，行为刑法框架下的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有了新的突破。

三、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之定位

虽然刑法学上的学派之争早已成为历史，相关的遗迹也只是散落在尘封的故纸堆中，但新旧派的诸多理念、方法等，尽管片面，却被其后的刑法学者继承下来，两派本身更是成为引导刑法学前进的两面鲜明旗帜，直至当下依旧光彩熠熠。而新旧两派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关系上所持的立场，成为后来刑法学者界定二者关系难以逾越的两极。质言之，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归纳起来大抵有不联说、必联说和或联说三类，不联说与旧派存在亲缘关系，必联说与新派联系紧凑，而或联说是在不联说与必联说争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本上是一种折衷的学说。

（一）不联说及必联说之介评

1．不联说。所谓不联说，系指否定犯罪人格的存在，或虽然承认犯罪人格，但否认其在定罪、归责、量刑上对犯罪行为的独立地位，秉承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必然联系，定罪、归责、量刑的基础是（相对）自由意志下的犯罪行为，除此以外犯罪人格不应当成为考量的因素。承前分析，旧派以犯罪行为为中心架构起刑法理论．，极其注重客观外部行为和实害，故刑事责任、刑罚等都由此展开，而前期旧派的表现更为极端。如贝卡里亚虽不否认意志自由是构成犯罪的前提，但在犯罪本质上持客观主义立场，他非常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以往刑法学家们津津乐道的犯罪的主观状态问题，强调法律不惩罚犯意，不过问行为的内在恶意。[18]后期旧派的一些学者虽然对新派的犯罪人格等理论有所妥协，在不动摇犯罪行为根本地位的前提下对犯罪人格给予一定的考虑，但不能据此认为后期旧派在犯罪人格上有整体性的实质的改变。这也是后期旧派隶属于旧派的重要原因。在后期旧派那里，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之不联系说依然占据优势，甚至可以说是通说地位。即使开人格责任论之端的毕克迈耶（洪福增语）也只是认为，“我们之所以处罚行为人，是因为‘他的所为和他的所愿’”。[19]而贝林在构成要件中驱逐主观的、规范的要素，犯罪人格绝难受到重视，更无法与犯罪行为建立联系。否定犯罪人格的观点，通常是不联说在当下的有力支持者。如卡尔?F?许斯勒和唐纳德?R?克雷西借助心理测量法发现犯罪与个性因素没有联系（忽视了环境因素）。[20]如日本的平尾靖、森武夫和美国的威尔逊、赫恩斯坦等都认为犯罪人与常人具有共同的基础，不存在异样的本质。[21]再如犯罪学中的“标签论”为不联说的积极拥护者。“标签论”从犯罪只能由刑法认定出发，否认人格和犯罪之间存在关系，主张犯罪是由社会控制和法律造成的，与罪犯本身的人格无关。[22]此外，承认犯罪人格，但基于犯罪人格的无法或难以测量而拒绝其在定罪、归责、量刑中的作用，也是不联说的捍卫者。

亲缘于旧派行为刑法的不联说，随着行为刑法的弊害所遭受的诟病和对越来越多的行为人刑法的思想的容纳，难免成为不可思议的学说。行为刑法作为特定时代实践的产物，凝聚了理性思辨的睿智，其既有的保障人权、追求正义、构建严密的刑法理论体系等特质，价值巨大，优势明显，且垂范后世，但其消极意义也不言而喻。行为刑法的致命伤只要是抛开犯罪人来研究犯罪行为与刑罚的关系，着重罪与刑的均衡而忽略刑罚个别化。其实，行为刑法在新旧两派的论战中，其早期坚持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早已因融入了行为人刑法的思想而嬗变成实质上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即由在行为中认定犯罪的实体，并以行为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原理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转向将犯罪人格或其部分内容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实质的或形式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23]检点域外法治强国的刑法理论和实践，纯粹以“行为”作为定罪、量刑等标准，概不存在。因此，亲近旧派的不联说，对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无必然联系及不予考量犯罪人格的定位，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更不应该。其一不现实在于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后期旧派对犯罪人格因素的引入，实质上是“脱离行为的人格是没有的，脱离人格的行为也是没有的”，[24]在特定时空下的变相提前演绎而已。尽管理论界对犯罪人格的内涵、外延等仍有不同的认识，[25]但这难以否定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联系，即犯罪人格对犯罪行为一般具有源发性，具体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了一定的抽象的犯罪人格，而该联系日渐得到科学实证的支撑，获得了独立于形而上学的生命力，从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其二，不必要在于不联说的诸多弊端是无法通过改进完善、采取弥补措施就能削减其负面影响的。在同时期的国外刑法学相关理论和刑法实践中，恪守犯罪行为的中心地位，绝对排斥犯罪人格，实属罕见，而以犯罪行为或犯罪人格载体的犯罪人为基础的某种折衷才是常态。如“标签论”无法解释杀人、放火等行为先于刑法认定及“贴标签”业已被作为了犯罪。因此，不联说既不贴近当下现实，又不契合时代潮流，被摒弃当在情理之中。其三，不应该在于不联说连接着虚无主义。脱离犯罪人来研究犯罪行为与刑罚，强调罪刑均衡，只会造就理论的苍白和立法的繁盛，故扩大犯罪圈、增设新罪名等就成为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刑法膨胀在所难免，这正是行为刑法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缺陷之一。这种与刑法的谦抑性背道而驰的观点和做法，隐含着法律虚无主义的巨大风险，因为当任何人都可能被贴上犯罪标签时，实际上就模糊了犯罪的标准，取消了犯罪，刑法便堕为虚无。“这等于是一条通向无政府主义的道路。”[26]

2．必联说。必联说主张在对犯罪人的定罪、归责、量刑上，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必然联系，抽象的犯罪人格决定具体的犯罪行为，具体的犯罪行为表现一定的抽象的犯罪人格，否定存在剥离犯罪人格的犯罪行为。必联说与新派的行为人刑法关系密切。犯罪人格是新派坚守的理念，其在新派同旧派的交锋论战中趋于清晰，这是犯罪人格发展的初级阶段。以时空为线索结合行为人刑法思想的传承，犯罪人格大体有两条演进路线：一是，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最先由意大利的龙勃罗梭提出“人身危险性”概念，经其学生菲利批判的继承和发展，创建了作为社会责任论基础的“反社会人格”。这一思想被比利时的普林斯（Prins）系统化，后来为意大利的格拉马蒂卡（F.Gramatica）所接纳并发扬光大，但因过激地主张人权保障及彻底否定刑法而备受批判，[27]其后法国的马克?安塞尔（MarkAncel）以折衷的论调对格拉马蒂卡的社会防卫思想进行改进，形成所谓的“新社会防卫论”，重视人格调查及其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二是，在德国和日本，首先由李斯特倡导“性格责任论”，其学生泰莎及考尔曼等发展的“犯罪征表说”将犯罪人格理论推向深入，但都未放弃行为的基础作用。这些思想经师从李斯特的牧野英一吸纳后传至日本，揭开了犯罪人格理论在日本发展的篇章。因李斯特等人不曾忽视行为的基础作用，这为犯罪人格在新旧两派理论中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从而带上了折衷主义色彩。必联说虽未忽视犯罪行为的作用，但否认犯罪行为对犯罪人格的独立性，就会堕入行为人刑法先天性缺陷的深渊，从而无法得到犯罪心理学相关理论的印证，更得不到实证科学的有力支持，随着新派的式微，必联说在当下的支持者甚寡，但必联说并非已无追随者。如凯隆?惠更斯就是必联说的捍卫者，他主张刑事责任的目标是德行的缺乏，即刑事责任的最终目标是个人的人格而非行为，即使没有违反法律义务，只要行为人表现出了一定人格，追究刑事责任也是恰当的。[28]

与新派渊源颇深的必联说，必因行为人刑法的弊端而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困境地。行为人刑法将行为人纳入刑法规制的视域，可谓其功至伟，且它在特别预防、对犯罪人非理性因素剖析等方面贡献卓越，但行为人刑法的弊端同样显著。前苏联刑法学者A.H．特拉伊宁曾精辟的指出：“人类学者们把犯罪人看成是任何时间和任何条件下都注定要犯罪的某种生物学上的个体。在这种理解下，犯罪行为就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就不再是犯罪的‘核心’了。犯罪行为便只有次要的意义，即证明人生来有犯罪天性的外部征候的意义。因此，人类学者们容许对没有实施具体犯罪的人适用刑事制裁。”[29]这一缺陷导致行为人刑法蕴含着侵犯人权的巨大危险，因为在未确立人身危险性或反社会人格的具体测量标准下，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然陷入定罪量刑上的主观臆断，甚至刑及无辜，这已有惨痛的教训。“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所盛行之社会防卫思想，立意未始不善，所惜者为固守本位主义，甚易流于极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竟为独裁主义国家所凭借，用以破坏罪刑法定原则，摧残人权，无所不至。”[30]同时，行为人刑法依然未有效解决刑法膨胀的难题，相反，它助推了犯罪圈的进一步扩大，与刑罚的历史即刑罚的不断废止（耶林语）的著名论断背道而驰。行为人刑法的诸多弊端在必联说上的延续，使得必联说对犯罪行为的作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即只有犯罪行为反映出犯罪人格时，行为人才对行为承担责任，而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现实情况，并不排斥犯罪行为有时仅仅是犯罪人格的构成要素。对此，杰里米?霍德主张：“不应把行为人的固定人格看作是刑事责任的首要目标，不应认为犯罪行为只是行为人要刑事负责的其他事物—行为人的犯罪人格—的证据。”[31]因此，必联说取消犯罪行为独立于犯罪人格的属性，在矫正不联说的缺陷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纵观当下各国刑法实践，即使在行为人刑法理念浓厚的国家，也没有放弃犯罪行为的独立地位而单纯地主张在定罪、归责、量刑中以犯罪人格为标准，故在犯罪人格的精确测量标准、技术等得到普遍的认可、推广之前，必联说基本会被各国刑法实践否定。日本人格刑法理论的领军人物大?V仁在谈及此类问题时，也不得不承认：“的确，对人格形成的具体的意义和程度进行数学的精密称量，至少在现时点是不可能的。”[32]可以说，必联说的最大功绩在于对不联说的批判及由此推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向折衷的方向迈进，这就是所谓的或联说。

（二）或联说及其提倡

1．或联说。或联说主张犯罪行为和犯罪人格都是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二者之间是一种或然的联系，犯罪行为是犯罪人格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不是唯一表现形式，二者不存在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的一一对应的必然关系，犯罪人格只是定罪、归责、量刑时的选择性考虑因素。这包括两种情况：(1)存在犯罪人格的行为人不必然实施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行为或者不是业已存在的犯罪人格的外化，即行为性质与一贯的犯罪人格不符，或者仅是犯罪人格与致罪因素相遇的偶然产物，而致罪因素主要指行为时的特定环境因素。(2)不存在犯罪人格的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这与不联说的区别在于，或联说的该种情况承认犯罪人格概念的存在，承认犯罪人格在定罪、归责、量刑中地位，只是行为人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犯罪人格，具体的犯罪行为带有强烈的偶然性。不联说从根本上否定犯罪人格的存在或不承认犯罪人格在定罪、归责、量刑中的作用、地位。因此，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上，或联说既反对不联说否定犯罪人格的论调或犯罪人格与犯罪行为无涉的主张，也不赞成必联说无端夸大犯罪人格地位而严格限制犯罪行为作用的观点。需强调，由于在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调和中出现的折衷主义包括三个流派，即以客观主义为基础适当吸收主观主义理论的折衷主义、以主观主义为基础兼采客观主义部分观点的折衷主义和“第三学派”的折衷主义。[33]因此，与折衷主义颇有关联的或联说，既非不联说和必联说的简单相加，也非源自不联说和必联说的内容完全等同。结合其他影响因素，或联说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且争议频仍，但焦点集中于对犯罪人格在定罪中究竟如何定位。

关于（犯罪）人格在定罪中的合理定位，我国学者提出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概括起来主要有：(1)出罪根据说。该说主张人格只宜做出罪根据，而不宜作为人罪根据。即根据人格的性质，人格不可能散居于犯罪构成各要件中，同时考虑我国刑法犯罪构成各要件的特点，在定罪中考虑人格，只能将人格作为犯罪构成中犯罪主体的一部分内容。[34]该说强调人格在定罪中的作用，并提出将人格作为犯罪构成中犯罪主体的内容纳人定罪考虑，无疑是对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值得称道，但在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中提升人格因素在定罪中的作用，能否使得这种价值判断过于前置、无层次性、违反法律推理的一般原则的平面的犯罪构成，[35]真正获得人权保障的机能不无疑问。此外，将人格仅作为出罪的根据是比较谨慎的观点，人格在定罪中的作用是否仅限于此、能否扩大等问题也值得研究。(2)二层定罪机制说。该说主张在定罪中，以客观行为为前提，以犯罪危险性性格为补充，形成“犯罪行为＋犯罪危险性性格”二层定罪机制。其特点是定罪权的启动从客观的危害行为开始，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相当于传统的行为与犯罪构成相符合判断，这是定罪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行为人人格的社会危害性，前后综合最终确定定罪与否等的结论。[36]可见，无论从刑法理论、刑法规定还是法律实务角度观之，该说都是一次质的飞跃。虽然短时间内，该观点可能难以得到普遍认同，限于人格调查等操作上的难题，司法实务中暂时在定罪中也可能难以针对犯罪人格调查及评价等方面有大的作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应当是我国刑法未来发展要努力的方向。当然，该说本身也存在一些细节，值得仔细推敲并加以完善。(3)不起诉事由说。该说主张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在定罪量刑中引入犯罪人格概念，使犯罪人格成为检察院不起诉及法院量刑的根据，但否定犯罪人格是定罪根据。[37]该说除肯定犯罪人格可作为检察院不起诉的根据外，彻底排除犯罪行为在定罪中的作用，可以认为该说实质上是出罪根据说的一次限缩，故该说更加保守，且有脱离我国法律实践之嫌。我国的起诉权不专属于检察院，如刑事自诉案件，将对犯罪人格的考量排除出这类案件的合理性何在，[38]该观点的持有人未予说明，也难以说明。同时，我国检察院具有起诉权、监督权合二为一的特色，在未设定犯罪人格令人信服的操作模式下，探讨犯罪人格作为检察院不起诉的根据，从实现公正等角度看，是不明智的。此外，该说还存在诸如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等的弊端。(4)“人格态度印证论”说。该说主张借用更重的危害结果可以对轻的罪过内容归罪，反之亦然，同时承认犯罪论的意义是以行为等客观因素印证主体的人格态度偏离性，印证的限度以客观表现为边界。[39]该说在立论和逻辑上漏洞颇多。例如该说论者指出，对行为人“在定性问题上，追求结论合理而可能违背了传统犯罪论的严肃性和严格性，但可有效防止量刑误差。”[40]这颠倒了定罪量刑的位阶关系，且无异于公开认可对犯罪构成要件实质性的抛弃，认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远离，很难想象该立场下的法庭不是讨价还价的菜市场，而其所得到的“合理结论”所体现的实质正义不是学究式的幻想。

2．或联说的提倡。基于心理学的成果和近现代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向二者折衷的演进路径，对犯罪人格的法律确认时，应当承认：人，应当是刑法的起点和归宿，而贯穿起点和归宿的只能是行为与人格，行为基本是反映人格的行为，人格大抵是寓于行为的人格，囿于人格形成的复杂性特征和当下对人格量定手段的不完备，这样将行为与人格的这种关系推衍至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上，就必须提倡或联说，毕竟相对自由意志早已蔚然成风，受素质、环境等制约的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纠正、避免陷入犯罪的能力，也已受到理性和实证的双重支撑。即犯罪人格是定罪、归责、量刑时必须要考量的因素，但只能是选择性要素，犯罪行为仍然是审判实践中对犯罪人据以定罪、归责、量刑的基础，在定罪、归责、量刑中是第一位的，犯罪人格是第二位的，同时将刑法关注的重点逐步集中于具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实施的表现该犯罪人格的犯罪行为上，即行为的性质与行为人在行为时的人格相同。因此，笔者以为，提倡或联说，在定罪中应发挥犯罪人格作为定罪选择性要素的重要机能，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只将人格在行为、责任等犯罪构成要素中作相关论述的格局，走出人格仅作为解释要素的窠臼。在存在犯罪人格的场合，犯罪行为征表出的与行为性质一致的犯罪人格，是犯罪行为标准后衡量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即在人格进人定罪领域后，对存在犯罪人格的行为人，必须坚持犯罪行为和犯罪人格二层的定罪标准，其中犯罪行为标准为首要标准。

具体而言，(1)坚持犯罪行为的第一位标准，是因为虽然刑法必须围绕行为人展开，但考虑到定罪由客观到主观推进的特征以及在对犯罪人格的量定无法精确之前，基于个人权益的保障，是有必要在行为和人格之间更侧重于行为的，且在未找到衡量犯罪人格的客观具体令人普遍信服的标尺之前，对犯罪行为的倚重是犯罪人格难以超越的，这有着法西斯政权假社会防卫之名侵犯人权的惨痛教训，尽管那不是新派刑法学理念的本旨，但其不能不成为合理定位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时在意的前车之鉴。犯罪行为标准具有限缩机能，将未实施犯罪行为存在或不存在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掉，是人权保障的一道防线。而且域外刑法犯罪论体系具有的层级性所突显出的人权保障机能，是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无法企及的，就此而言，犯罪论体系的层级性应当是理论上努力的方向。在层级性体系的构建中，犯罪行为置于第一位，可以避免主观归责，使法治国的人权保障理念，由空洞的说辞走向现实，这也是现代法治强国的不二经验。我国犯罪论体系若要变革，当始于此。同时，坚持犯罪行为的第一位标准，是当下实现向或联说过渡的稳健方法，避免因犯罪人格测量上的难题而造成的司法上的不适和混乱。(2)坚持犯罪人格标准，是因为行为与人格的天然交织，在人格上有所偏颇的新旧两派，最终都不得不调整理论的行进方向。其后的刑法学者，尽管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格的关注各自侧重不同，但大抵沿着调整后的方向推进刑法理论，在定罪中增加人格条件，即将犯罪人格置于犯罪行为之后，就为犯罪成立的判断增设了一道防线，即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刑法的行为可能不被定罪处罚，这有利于保障人权，为去罪化创造了条件，是实质上的出罪机制。且人格的部分内容业已包含在我国平面的犯罪构成的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中，否认定罪中的人格因素实为白马非马的论调。正如拉德布鲁赫坚信：“将来刑法是否可获成效，取决于将来的刑事法官是否将歌德在‘马哈德，大地之主’中所说的话铭刻心上，即：他应惩罚，他应宽容；他必须以人性度人。”[41]坚持犯罪人格标准，要坚决反对仅以存在犯罪人格为由给予行为人否定性法律评价，特别是否定性刑事评价，对犯罪人格的惩处必须以犯罪行为的出现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犯罪人格为犯罪人所独有。同时，对犯罪人格的惩处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人格，特别是犯罪人格，才需要纳入评价的视域，这一立场并不否认犯罪人格作为客观实在可以先于犯罪行为而存在，此时，只是由于行为人未实施犯罪行为，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而无需进行评价而已。故或联说立场下的犯罪行为、犯罪人格二层性定罪标准，倾向于“恶其罪”，矫正行为人的犯罪人格，而“不恶其人”，最大化使犯罪人复归社会。

二层性定罪标准之核心在于：(1)坚持层级性。这要求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置于同等位置；一是，将犯罪人格前置于犯罪行为。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犯罪人格可以先于犯罪行为存在，但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在犯罪人格的作用下发生的，犯罪行为才是任何犯罪不可或缺的。因此，在定罪中将二者的作用等量齐观或犯罪人格优于犯罪行为，必须否定，并坚持定罪应由客观到主观的思路。同时，这在人格精确测量技术手段等制约人格人罪的当下，极为重要。人格的研究与科学实证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双生子，可以说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都置身于旧形而上学的迷梦中，且可以预见的将来，此种格局根本性改观不大，我国法治的现实情状固然是形成这一现象的首要的客观原因，但有关的主观原因绝不能忽视，科学实证方法欲取得与旧形而上学方法大体相当的局面，任重而道远。倚重科学实证方法的犯罪人格理论，在刑法学自身实证性研究不足的情况下更需要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注重的是对犯罪人心理的一般性描述，如犯罪人情绪分析、神经质探索、自我意识论证、人格结构划分等，并不能直接为解决定罪量刑实际问题的刑法学所利用，与犯罪人格在定罪中息息相关的人格调查、人格测量等仍有待心理学和刑法学学者的双向努力。因此，如前所述，提倡或联说必须坚持犯罪行为的第一位标准，同时纳入犯罪人格标准，奠定犯罪人格作为定罪中的选择性因素地位。而与此相悖的逻辑上自圆其说的“创新”理论，都可能是游离人权保障理念而哗众取宠的噱头。(2)坚持犯罪人格的选择性定罪机制。犯罪人格处于犯罪行为后一位阶，考察行为人之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后的犯罪人格，则犯罪人格之有无在原则上都具有出罪的功能。这在逻辑上的情形为：其一，充足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无犯罪人格；其二，充足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有犯罪人格。后一种情形又包括两种可能：一是，行为性质与犯罪人格相同；二是，行为性质与犯罪人格不同。因此，对第一种情形，调查后显示无犯罪人格的，比照传统的做法定罪、归责、量刑即可。如对很多偶犯、过失犯、防卫过当场合下的犯罪，应如此；对第二种情形中的第一种可能，这是刑法着重关注的，必须采取犯罪行为、犯罪人格二层性定罪机制，充分发挥犯罪人格在定罪、归责、量刑中的作用，以惩处和矫正犯罪人格。如成都公交纵火案中[42]张云良的犯罪人格。对第二种情形中的第二种可能，坚持犯罪人格不应在定罪中发挥作用，但在本罪法定刑范围内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且应在裁判中予以明确，相关的人格调查可以成为再次犯罪时对比考量的因素。这种情况下，犯罪也主要发生在很多偶犯、过失犯、防卫过当场合下。[43]

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下，何为人格、如何测量及人格与罪过、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等的关系仍是待解决的疑难问题，但这不意味着要否定或抛弃犯罪人格的概念，转而寻求其他替代手段，或退回到行为刑法的时代。对于前者，法学家们早已踏上探索的征程，只是迄今尚未发现更好的替代手段而已；对于后者，无论从事物发展的规律还是从现实的条件来看，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我国刑法的发展，借鉴西方刑法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固不可少，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西方已然走过的因弊害重重而被抛弃了的旧路。日本的大?V仁曾指出：“对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的人格、其迄今为止的人格形成如何，可以根据该行为人的素质和所处的环境，是能够在今日的科学中进行相当程度的正确评价的，即使不完全，在通过努力能够认识的范围内把它作为责任判断的资料来使用，则无疑是必要的。”[44]因此，较为现实而可行的选择唯有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犯罪人格的一系列理论，并努力寻求犯罪人格的可操作性，将犯罪行为、犯罪人格二层性标准逐步引向深入。

犯罪行为范文篇4

关键词: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刑事立法

立法之目的是惩罚犯罪及预防犯罪的发生，因此，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在规定犯罪行为时，应结合本国该罪犯罪行为的特点，有的放矢，才能有效打击和预防食品安全犯罪。

1中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分析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的食品安全问题险象丛生，控制犯罪最有效的刑事立法进程缓慢；美国过去也存在类似这样的经历，著名的“掷出窗外”理论被公众周知，但通过不断增加、修改立法而形成繁密的法网营造出目前食品相对健康稳定的良好局面。总体上，我国食品安全进程滞后于美国。然而，我国恰可以此为契机，在相同、类似部分比较借鉴，取长补短。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两国就存在诸多相同之处。（1）犯罪行为链条化。人源性风险是食品安全事故的主要风险来源。人的犯罪行为依存于食品供应链。食品供应链是指食品从产地环境到种植、养殖、生产、加工、贮存、运输、销售、消费等诸多环节，也就是说食品从田里的种子开始到餐桌的整个过程。①犯罪行为可以进入食品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造成安全隐患。因此，两国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也是贯穿于生产、加工、运输、贮存、销售等各个环节，即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过程都可以有犯罪行为的存在。（2）犯罪行为复杂化。批量化生产的食品造成的安全事故不胜枚举，这种食品的生产一般单一个体很难独立完成，多以组织为单位实施。这样的生产模式促使犯罪主体之间相互联合，且已成常态，彼此为实现同一犯罪目标，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尽相同，相互分工明确。

2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中犯罪行为的具体规定

无论美国还是我国，都充分认可刑事立法在解决食品类犯罪中的重要地位。美国相关立法数量不胜枚举，目前美国的食品被世界认为是最安全细密立法当然功不可没。我国亦然如此，虽然刑事立法目前尚不完善，但刑事立法对预防和打击食品类犯罪的作用不容置疑。2.1刑事立法对食品犯罪行为的规定。（1）美国食品犯罪行为的具体规定。美国食品安全立法调控范围极为繁密不仅表现在为犯罪对象的广泛覆盖，同时犯罪行为规定得也非常周密。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是美国食品安全的综合性立法，第301条对多达31项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规定，禁止行为包括：人为改变或者冒牌食品的运输行为、人为改变或者冒牌食品的接收行为、对在售商品的标签的全部或者部分的改变、切除、损毁、涂销等行为、不建立或保持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派送、接收、持有、进口记录、未能按规定注册食品生产设备等信息、承运人未能遵循食品药品管理局有关运输卫生的规定、伪造膳食补充剂严重问题事件的报告等等。②同时，第9章第3节第331款明确禁止推广、运输和销售掺假、冒牌食品；接受掺假、冒牌食品；未经授权伪造或虚假表示任何食品标识、标签或其他识别装置食品。其他针对特定对象的立法也规定了相应的禁止行为。此外，美国还存在大量的解释性立法，对人为改变、部分改变、包装、推广等犯罪行为纷纷进行详细解释。（2）我国刑事立法对犯罪行为的具体规定。目前，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内容并不多，其中直接规定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罪，这也是构成我国关于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律基础。因此，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仅有：生产、销售行为，这也是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罪的行为方式。其实，我国针对加强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还出台了两个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惩处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对食品生产、销售在内的整个过程做了延展解释，除生产、销售行为外，加工、运输、贮存、种植、养殖行为也被加入其中。但这仅为司法解释，其地位与效力都远不及刑法。2.2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犯罪行为规定的比较。美国在犯罪行为的规定上，美国立法考虑非常周全，规定得也非常全面，这种全面不仅体现在针对不同对象单独立法规定犯罪行为外，还包括对每一个对象犯罪行为规定的具体条款上。不仅《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规定了禁止行为，《蛋类产品检验法》、《联邦肉类检验法》、《禽类食品检验法》等分别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具体到每一个犯罪行为上，每一个行为都是根据实践的量体裁衣，不是已经发生过就是将来一定会发生，而且行为方式分类细致，这样明确的规定让犯罪行为于法有据，易于判断，但这样也存在一定的弊端。规定过于细致总是避免不了有所疏漏，然而美国立法依旧如此，并未试图制定一个一劳永逸的抽象包容性强条款取而代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更新、补充立法，弥补立法漏洞，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立法方式，不断健全、完善犯罪行为。从目前美国食品安全立法的成效上看，这种方式显然是值得称赞的。此外，美国还有大量的解释性立法，对单行法中规定的内容进一步补充阐述，进一步细化每一个犯罪行为的具体含义，以求表明立法之初衷，毕竟真正深知立法意图的莫过于立法者了，如对于“人为改变”就被美国多部法律进行了解释性立法。综上，美国普通立法与解释性立法相结合，使实际中发生的犯罪行为几乎可以通过立法精准定位并得到有效解决。我国立法在犯罪行为的规定上相对于美国来说过于狭窄。美国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不但将典型的生产和销售行为作为常态的犯罪行为，而且将其他许多行为均纳入其中，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非常严密。食品的加工、包装、储藏、派送、进出口、接收、记录、公示、召回、推广等行为均有可能造成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但我国刑法典未作规定，目前只能是理论研究的愿景罢了。针对目前普遍发生食品安全犯罪分子团伙作案，既有生产、销售行为，又有推广、储藏等立法未规定犯罪行为，该如果定罪处罚，如果主犯实施的包装行为，从犯是生产行为，如何定罪，在立法多处留白的情形下很难准确定罪。可以说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与现实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复杂境况极不匹配。此外，司法实践中常常对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行为产生歧义，学者们对如何理解“生产”、“销售”也是争议重重。是将二者理解为独立的两个犯罪行为还是可以包含一系列其他行为的动词呢？如“生产”行为包括加工、运输等，“赠送行为”归入“销售”行为当等。从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中无法读出答案，也无任何解释加以明确。综述，我国目前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犯罪行为存在：实践大量存在的本应划为犯罪的行为未作规定，仅有的几个犯罪行为规定的界限又不明确，导致刑法无法发挥该有功能也是必然。笔者认为，我国立法不应瞻前顾后，顾虑重重，而应在我国食品犯罪对象分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食品犯罪行为特点，并联系实际，对已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一一列入我国的刑法典中，同时阐明立法者的原意，即每个犯罪行为的边界做明确说明，包括已有的“生产”、“销售”行为，可以通过刑法修正案或立法解释等方式阐明内涵与外延，从而实现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无缝化。2.3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犯罪行为差异分析。其实，造成我国与美国犯罪行为方面规定诸多的不同笔者认为主要源于两国立法理念上的巨大差异。美国是一个轻理论，重实务的国家，对理论内容常常仅是简言概之，但在具体实践应用条款的每一个关键部分都规定地非常精细，可谓不厌其详，刑事立法犯罪行为规定的亦是如此；而我国“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是立法一直秉承的理念，不论是介绍性条款，还是实际应用的规定，我国都是轻描淡写，以求立法之稳定，防止朝令夕改。这些在我国犯罪行为的相关规定中就能明显体现出来。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应摒弃这种思想，立法应具有精准性与明确性，大量的宣示性、原则性的法律产品，使得众多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抽象、模糊，缺乏了必要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只会让我国有法难依、违法难究、执法难严现象丛生。

3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在认定本罪中的作用

犯罪行为范文篇5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突出工作重点，采取有效措施，狠抓工作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下面将我街道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情况汇报如下自全县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以来,街道严格按照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在全县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通知》呈人劳社通〔〕60号文件要求。

一、目前的基本情况

距县城6.5公里，街道位于县城东南面。现辖8个社区居委会（社区托管）10个自然村，51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1.13万人，总面积56.39平方公里。随着新区建设的不断推进，辖区内部分企业已被征地占用或停业。全街道有企业300多家（含个体工商户）纳入安全生产监管企业共有64家，其中建筑施工项目单位59家，搅拌站1家，轻轨项目部2家，其他企业2家，从业人员14000多人，另外还有部分刚开工建设的项目还没有登记备案。

对辖区内的工商企业密集区、流动人口聚居地、城乡结合部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和乡村企业，按照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的有关要求。近段时间以来。小冶炼厂、小作坊等场所（七小行业）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检查活动，并适时进行抽查和督查。

二、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认真贯彻《劳动合同法》以维护劳动者切身利益入手，按照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精心组织，认真搞好专项行动，依法惩处违法犯罪分子，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加强联合执法力度，通过开展整治非法用工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做到排查全面彻底，不留死角，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受害人提供一切救援和帮助，对违法犯罪分子依法惩处，认真解决存在突出问题。强化法制宣传教育，加强舆论引导。完善制度建设和机构队伍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女职工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工作措施

加强领导，一）统一思想。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6月6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召开了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会议”后，就把专项行动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摆上工作日程，充分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制定出了针对性和操作性都非常强的街道开展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明确了检查内容和检点，明确了相关部门工作职责，成立了街道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由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副组长由街道办事处分管副主任、纪工委书记、派出所所长、街道工会主席担任，成员由经济发展办、综治办、科教文卫体、社会事务办、土管、司法、工商负责人和各社区居委会主任组成。下设专项行动办公室在经济发展办。

讲究实效，二）精心组织。做好专项行动的宣传发动。为切实搞好专项行动的舆论引导，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相结合的作用，做到上下互动，干民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街道紧紧围绕《工作方案》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阶段性宣传报道计划，确定宣传重点，积极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做好宣传工作。一是通过开展专项行动的大力宣传活动，力争通过宣传监督，不断把宣传活动引向深入。要求把专项行动作为当前宣传工作重点，要深入到社区和群众中去，及时发现问题、反映问题、解决问题。二是设立举报信箱，公开举报电话。专人负责24小时收听举报电话，对群众的来信来访来电认真进行接待和处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建立工作台帐，分类进行立案查处。

强化措施，三）突出重点。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街道根据主动检查和群众举报，按照边宣传、边检查、边发现、边处理的原则，组织相关单位，抽调了16名素质高、能力强的党员干部组成排查组，分赴全街道8个社区居委会，50余个建筑施工项目部，4个企业，5个生产单位采取拉网式排查，重点对建筑施工单位、企业等进行彻底清查。整个检查中，每到一家企业我都按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逐条进行督促、落实，如：工商、税务、安全等部门的证照，招用人员的数量、来源，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等。检查的具体情况是1所检查企业、建筑施工项目部、个体工商户等证照齐全；2检查中未发现使用童工的现象；3检查中没有发现拖欠工人工资问题；4检查中未发现拐骗农民工、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等违法犯罪行为。从总体检查结果来看，大多数企业的用工情况都还是遵循有关规定的只有少部份企业存在招用工证件不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不稳定，针对查出的问题，分别提出了整改意见，并要求他及时按期进行改正，切实做到不漏一厂和任何死角。

街道目前企业用工情况虽然居于稳定，四）检查中存在问题。通过开展本次专项行动大检查来看。但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在下步工作中完善，存在问题有以下几点：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1企业职工流动性大。

相关证件不全；2大部份民工均来自边远山区。

工人的招录用登记方面手续不完善，3部份企业生产不正常。存在着用工未及时向劳动部门备案，工伤保险未买的情况；

犯罪行为范文篇6

关键词：网络犯罪；相关行为；刑法学；刑法规制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给各个行业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网络上的一些犯罪行为越来越多，需要政府加大对网络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及时针对相关的网络犯罪刑法进行修改。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立法比较滞后，对于一些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网络犯罪行为缺乏适用的法律法规，造成司法部门不能对其进行管辖和网络环境逐渐恶化。

1网络犯罪行为的界定

网络犯罪行为是指通过网络实施的，以网络信息系统为途径对侵害对象造成伤害的一种社会犯罪行为。网络犯罪是利用网络专门知识，通过计算机工具对网络空间的信息造成一定侵犯的犯罪行为，行为人不论实施何种网络犯罪行为，其侵犯的都是存在于网络空间的信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

2网络暴力的刑法学研究

网络暴力更多的是群体性暴力行为，而且实施暴力行为的主体更具隐蔽性。比如网络上的一个热点事件被点燃，就会有很多的网民进行攻击，但是人们只会看到网民的账号和虚拟名称，并不能判定其真实身份，其实大多数的网民只是出于跟风，但是并不能确定网络暴力的实施主体。网络暴力通常损害的是被害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其造成的危害是广泛而深远的，同时互联网的传播速度较快，影响范围较广，给当事人带来的危害程度是很大的。另外，遭受网络暴力的被害人救济比较困难，很难以证据的方式进行固定，相关内容也不容易被删除。我国当前针对网络暴力行为的刑法，是根据不同网络暴力行为侵害有相类似的刑法规定，其中包括侮辱罪、诽谤罪等，但是实际上的网络暴力行为危害程度是很大的，并没有相对应的刑法条文进行惩罚，这样就会有大多数的网络暴力犯罪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需要对一些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增加网络暴力罪行[1]。有关网络暴力罪行中，刑法是最后的救济手段，网络暴力的产生和扩散主要是在网络上进行搜索、发帖和跟帖等行为，其中一些热议行为也只能算是违反道德，并没有需要刑法进行调整的程度，网络暴力行为一定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中有造成被害人自杀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利用网络信息手段揭露他人隐私，侮辱他人人格，对于公然揭露的事实是根据民主自治应当知道的事实，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揭露他人隐私并散布的行为，造成当事人严重的心理创伤或者是近亲属遭受骚然等行为，已经需要刑法进行调整。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网站和网络系统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一个激烈的热点问题引发大量的网民关注，造成网络系统不能正常运行，这就属于严重干扰社会网络秩序，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这都需要刑法进行调整。在我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的刑事案件中适用法律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需要依据刑法中第二百九十三条中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散布，严重影响社会公共秩序，也是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另外，针对严重的“人肉搜索”行为，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并没有被规定在寻衅滋事罪中，因此，在设定网络暴力罪之后，需要统一由网络暴力罪规制，不能分散到个别的罪行中。将网络暴力罪归属到亲告罪范畴内，不同主体对网络暴力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事人具备是否起诉的权利，但是针对情节比较严重的网络暴力罪行为，危害到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就需要由检查机关提起公诉，也可以由法院通过公安机关协助。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网民严重失范行为在不断增多，为了不能对网民的自由发言权造成压抑，需要在司法中充分做好司法实践，将网民的行为通过法律合理规制，确保网民能够正确使用网络工具，增强社会民主[2]。

3网络账号的犯罪刑法学研究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账号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其不仅是用户用于登录特定网络的身份凭证，也通过绑定银行卡信息进行转账等，犯罪分子利用网络账号这一特点，针对网络账号实施犯罪逐渐增加，而且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给法律体系带来很大的挑战。网络账号具备的财产属性。一是网络账号具有的经济价值，网络账号持有人对网络账号持续投入个人精力，网络账号的价值就会不断增加，还有一些论坛设置了积分制度，利用积分可以下载论坛中的一些网络资源，此类账号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也相应衍生了交易需求。二是网络账号在法律上有财产属性，网络账号虽然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存在，但是其不能脱离互联网这一虚拟客体，其在刑法上也属于个人财产。比如，支付宝作为个人账户，其中包含有多种财富信息，很容易成为行为人实施犯罪的目标，如果支付宝的侵害者在获取到相关支付宝账号之后，可以通过输入支付密码进行财产性犯罪。网络账号犯罪行为和处理措施。一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罪行，行为人非法获取网络账号的行为触犯了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如果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存储和传输数据，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中规定，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进行罪行调整。行为人侵犯的是重要领域的信息系统，不需要达到“情节严重”要求就已经构成犯罪。另外，已经衍生了很多具有支付交易功能的金融产品，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在进行司法认定时根据具体账号开通的功能进行对账号分类，对每一个账号的性质进行分别认定，将犯罪时的网络账号状态进行固定，对其中非犯罪行为进行分析。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网民严重失范行为在不断增多，为了不能对网民的自由发言权造成压抑，需要在司法中充分做好司法实践，将网民的行为通过法律合理规制，确保网民能够正确使用网络工具，增强社会民主。二是网络账号作为电磁信息，针对账号本身的侵害行为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比如，QQ账号被盗取之后，应该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进行定罪，而不能被认定为盗窃罪，如果行为人非法获取到的网络账号中存在财产，就会有牵连行为产生，而且行为人非法获取到的网络账号用在对用户的诽谤上，还构成诽谤罪，需要一并进行处理。三是利用网络账号实施财产犯罪行为，行为人通过盗窃网络账号进行盗刷行为，就将该种行为认定为窃取、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如果行为人还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则会成为牵连犯，需要共同处罚。另外，网络账号实施的诈骗勒索也是一种犯罪形式，网络账号通过与特定的电子设备捆绑，能够上传个人信息资料，而且能够锁定个人权限，行为人非法获取网络账号之后，通过修改密码，将账号内的资金转走，这也属于敲诈勒索罪，需要根据相关的敲诈勒索罪进行定罪。

4涉网络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4.1完善刑事立法，保护个人信息。对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宽，需要将达到刑事犯罪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的人都纳入到个人信息犯罪主体中，如果相关单位存在利用个人职权实施的信息犯罪行为，要从重处罚，同时做好对个人信息性质主体的区分，将一些特别重要和具有欺诈行为的个人信息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内[3]，不断完善犯罪行为方式的认定标准，将一些非法采集个人信息、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等情节比较严重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同时改革起诉权的设置，对个人信息权利进行有效保护，从而促进相关立法工作的规范化发展。4.2对“网络水军”进行刑法规制。针对“网络水军”不当行为的规制，需要遵循基本的原则，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有效维护司法的牵制特性，在惩治一些网络犯罪行为之前，要以保护言论自由为前提，要对“网络水军”的不当行为处以刑事责任。其中犯罪类型主要包括侮辱、诽谤、负面评价行为等，需要针对其中的不当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对存在的各种刑事责任进行科学判断，不断完善刑法规制的内容。4.3完善刑事司法内容。在完善刑事司法内容之前，需要对“人肉搜索”中的客观行为进行界定和划分，对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进行认定，要让相关犯罪行为能够更好适应刑法的罪刑，遵循相关的原则。“人肉搜索”中不当行为的判定是比较复杂的，其中需要针对发起人、信息人和一些延伸行为等进行判定分析，还需要对不当行为需要承担的责任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进行的程序较多。4.4滥用深层链接行为的刑法规制。对滥用深层链接行为的刑法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不断完善现行的刑法规定，同时针对相关行为的危害程度进行分析，始终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针对滥用深层链接行为进行入刑分析。同时需要处理好刑事逾越民事的相关观念，要处理好判断的标准，能够排除入刑中存在的障碍，采取有效措施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制[4]。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通讯移动设备在不断升级换代，人们对智能手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就造成各种涉网络犯罪行为的发生，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方式，给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涉网络犯罪的相关行为，从刑法角度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完善刑法规制。

参考文献：

[1]王彬文.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法规制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8.

[2]李睿，李梦雅.网络账号犯罪的刑法学分析[J].刑法论丛，2017，51（3）：241-261.

[3]孙道萃.网络刑法知识转型与立法回应[J].现代法学，2017，39（1）：117-131.

犯罪行为范文篇7

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即家庭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中约90%为女性，女性成为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家庭暴力是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常见的有捆绑、殴打、讥讽、辱骂、恐吓等。家庭暴力由于当事人的特定身份,有着隐蔽性、施暴手段多样、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等特点。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是现代化家庭生活的一颗毒瘤。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和威胁，特别影响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同时还会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甚至家庭破裂，引发暴力犯罪事件发生，与我们的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显的及不协调背道而驰。拒绝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要提高大家的认识，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要严厉惩治，对受害人要加以关心，要在社会上掀起反对家庭暴力的风气，要提高受害人的法律保护意识。只有家庭的和谐和睦，才有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

如今我们大家都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所以说家庭的和谐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建设。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和威胁，而且还会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与我们的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显的及不协调背道而驰。家庭暴力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制度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事件，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刑事案件也居高不下。这种暴力既有对生命的威胁，也有对老人、妇女、儿童的精神上的虐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范畴作了明确表述：“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即家庭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中约90%为女性，女性成为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受害者。《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法》修正案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2000年新颁布的《婚姻法》中已把“禁止家庭暴力”作为重要条文载入其中，这意味着“家庭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家庭暴力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现代的文明社会就是要拒绝家庭暴力。在此，我运用自己所学习过的法律知识谈谈我对家庭暴力的一点认识。

一、我国家庭暴力现状

家庭暴力是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常见的有捆绑、殴打、讥讽、辱骂、恐吓、不予理睬、性虐待、性暴力等。家庭暴力主要包括夫妻间的暴力、父母子女间的暴力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我国的家庭暴力主要表现为：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据统计，我国每年解体的40万个家庭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门统计，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在我国农村，家庭暴力可谓司空见惯，丈夫虐待、殴打妻子的事时有发生，一些人对其可谓近乎麻木。家庭暴力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是社会公害，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范围。家庭暴力被认为是现代化生活中的一颗“毒瘤”。因此，不管是构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是一般违法的家庭暴力行为，都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减少和消除。家庭暴力是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应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惩治家庭暴力，实现男女平等，有利于维护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家庭暴力的特征

家庭是组成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只有家庭的安宁才有社会的稳定。然而在家庭中屡屡发生的暴力事件不仅损害了家庭和睦和稳定，也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特殊的人身关系，因而家庭暴力也有别于一般的暴力事件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家庭暴力由于行为人的不法行为直接针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并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后果。与其他暴力行为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特定的家庭身份。家庭暴力由于发生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中，因此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具有特定的身份和关系。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等社会弱者。妇女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在家庭暴力中，未成年人也是受害者之一。

2、施暴者多为男性。在家庭暴力行为中,更多而且更为普遍的是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行为。大多数家庭男性都占到主体地位，自己利用身体上的优势，动辄就对妻子拳打脚踢。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在目前的家庭暴力事件中，丈夫对妻子实施暴力的占绝大多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90%--95%是女性。

3、时间长具有连续性。施暴者一般在家庭中处于强势地位，受害者一般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家庭暴力因伴随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施暴者会因不同的事由，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或长期对同一受害者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方式，不定期地施暴，且受害者多数采取了忍气吞声的态度，使家庭暴力没有停止在初始阶段，

4、行为有一定的隐蔽性。家庭暴力大多数都发生在家庭内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其暴力行为很难让世人知晓。大多数受害者认为，家庭暴力是个人的家庭隐私，同时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陈旧观念，缺少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因此，长时间对施暴者的暴力行为采取忍让态度，从而导致施暴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5、施暴手段多样。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主要是受害者的人身权，如生命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等。既包括肉体上的伤害，如殴打、体罚、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如威胁、恐吓、咒骂、讥讽、凌辱人格等。不仅造成受害者身体、精神的痛苦、心理的压抑，还破坏到家庭的和睦与稳定，甚至构成犯罪。

6、家庭暴力危害严重，而司法救助困难。家庭暴力对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成为引发恶性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由于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和被害者之间存在特定的人身关系，使得被害者不愿或不能求助于法律，并且，受害者多数为女性她们却少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意识，只能选择默默忍耐，这无疑更加助长了暴力行为实施者的嚣张气焰，使之无所顾忌，变本加厉地实施暴力行为。

三、家庭暴力的危害

家庭暴力不但直接伤害到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导致家庭破裂，有的还影响到儿童的身心健康。更为危险的是，因家庭暴力而引起的自杀、杀人，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1、导致家庭破裂。家庭暴力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由于家庭暴力受害人绝大多数是女性，丈夫对妻子施暴，使妻子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妻子的身心健康严重受损，破坏了家庭的和睦、夫妻间的感情。导致夫妻间感情的破裂，最后直至离婚。

2、严重伤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有的家庭暴力也伴随着对孩子的暴力。见到家庭暴力和受家庭暴力的孩子所受的伤害同样严重。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子女,深受家庭暴力的影响,其生理、心灵上必然会受到较大的伤害,投下灰暗、悲伤的阴影,大多数患有恐惧、焦虑、孤独、自卑、不相信任何人等心理障碍。而且这些影响会长时间存在，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3、导致以暴制暴。家庭暴力伴随着对妇女的精神摧残，精神的创伤往往比身体上的创伤更难以愈合。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长期生活在恐怖、紧张的气氛中,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悲哀，长期的忍气吞声，导致心情抑郁、压抑，当她们精神和肉体不能再承受时，有的采取极端了手段对施暴者进行报复，以暴制暴，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我国五成以上的女性犯人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4、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家庭暴力严重地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家庭暴力在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同时，带来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有的妇女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用极端的方式进行反抗。大多数青少年犯罪也是和不和睦的家庭，却少家庭温暖有关。

5、阻碍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家庭暴力在直接损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性别不平等和暴力等不良文化的传播。家庭暴力被形象比喻为“现代化家庭生活的一颗毒瘤”，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极不协调，也与现代的文明生活不相符合。只有家庭的和谐和睦，才有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四、家庭暴力的成因

家庭暴力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我翻阅了大量相关资料，结合我了解的法律知识，通过看到的一些案例，我总结出以下几条：

1、传统的封建思想影响。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家庭暴力产生的思想根源。男权主义、父权思想的存在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文化根源。虽然新中国早已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传统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思想已根深蒂固，使得男性长期以来产生一种有恃无恐的心理。家庭暴力似乎变得顺理成章。许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不告不诉，有人认为夫妻间打骂是家庭内部事，别人管不着，也有人认为丈夫打妻子不会触犯法律。这些思想都助长了家庭暴力的发生。

2、我国对惩治家庭暴力上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使家庭暴力的解决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事实上，我国对于家庭暴力并非“无法可依”。我国的刑法、民法、继承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对此都有相关的处罚规定，但是并不完善。存在着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没有法律规定，这些都成为了家庭暴力滋长的原因。

3、执法不严，使得家庭暴力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我国相关法规本来就不完善，再加上执法不严，使得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更加脆弱。司法人员无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家庭暴力只要不出人命就不是什么大事，正是由于这种心理，“110”出警后得知是夫妻打架掉头就走；民事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尽管当事人之间武力相向已是家常便饭，却总是判决不予离婚；刑事法官在处理家庭暴力引起的案件时，也会出出对被告人明显轻判的现象。正是这种“放纵”使法律在家庭暴力面前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

4、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社会压力因素。根据暴力发生的“压抑--诱发”模式，种种因素造成了个体需要的压抑，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冲突，当遇到一定的外界刺激以后，很容易外化为攻击性的行为。现在生活竞争的压力很大,当生活的压力积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定因素的刺激下，就容易外化为家庭暴力的行为。

5、家庭暴力与施暴者的教育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有资料对于家庭暴力原因的调查，55%的调查对象归因于男性的素质差，文化教育水平低。有的男性工作生活压力大,容易产生脾气暴躁,当夫妻间发生矛盾,不是运用文明的方式沟通和解,而是采取极端行为,从而导致家庭暴力的发生。

6、受害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一方面受害着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认为这是家务事，别人也不好管，也管不了，长期忍让，助长了家庭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受害者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使家庭暴力存在了较大的隐蔽性。一些受害人往往顾及面子，不愿求助于社会，即使希望有关部门干预，也只想通过教育来制止丈夫的施暴行为，不愿丈夫受法律制裁，这反而导致家庭暴力的逐步升级。

7、基层社会缺乏防范控制力。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的私事,他人不好干预也难以解决,即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致使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很少得到制裁,从而助长了家庭暴力事件的增长，使家庭暴力没有停止在初始状态，从而使其长期发展酿成大祸。

五、如何预防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一种特殊复杂的社会现象，虽然家庭暴力现象就目前而言不能完全消除，处理好家庭暴力问题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所以拒绝家庭暴力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参与，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家庭暴力事件发生，构建和谐家庭，构建和谐社会。

1、转变观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家庭暴力中，施暴者丈夫打妻子大多缘于夫妻在家庭中地位不平等，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女性首先应树立“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观念，提高自身素质，消除封建残余思想，要认识到自己与男性具有同等的人格与尊严，保护自身不受伤害。受虐待妇女应具备自我保护意识和防暴抗暴意识，学会知法、学法、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在面对极其残暴的施暴者，有可能出现被杀或严重伤害的情况下，要尽快离开家庭到住所地的派出所求救，或请求相关部门如妇联、工会以及各种公益性的法律救援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公安机关等的介入，必要时还可寻求法律的保护，如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以达到保护自身安危，震慑与制裁施暴者的目的。

2、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反家庭暴力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做好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工作，政府要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中起主导作用。报刊、电视、广播等社会媒介要及时地曝光和谴责残害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广泛宣传家庭暴力的危害，使人们明白家庭暴力并不是个人和家庭私事，而是一种侵犯人权，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从而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暴力行为危害性的认识，达到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的目的。

3、强化素质教育，提高法律意识。加强公民伦理道德教育，倡导和弘扬法治、民主、平等、文明，提高全民道德水准。全民综合素质与法制道德意识应该得到增强与提高。要对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加强教育，提高其自身素质和法律意识。从思想上认识到，家庭暴力殴打他人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当遇到家庭矛盾要理智的文明的和平的解绝问题，不要极端的作出违法的事情，害人害己。

4、加强司法援助，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援助和保护受害者是反对家庭暴力的重要措施。家庭暴力发生后一方面要制裁施暴者，另一方面要抚慰受害者。居委会和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及妇联等要重视给受害者精神上的抚慰，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相关部门还应开辟妇女热线电话，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咨询，设立妇女庇护所、家庭事务裁判所、家庭暴力救助中心等。

5、公正执法，加强对家庭暴力的惩罚。为了保护妇女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司法机关要加强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要重视和加强对施暴者的制裁力度，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使施暴者有所顾忌，让妇女权益切实得到保护。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应转变家庭暴力行为系夫妻间私事的观念，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和维护法律尊严。

6、构建制度，完善执法体系。应完善制定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家庭暴力是一种特殊暴力，由于发生暴力的是自己的亲属，很难预防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所以对家庭暴力的预防必须制定具体化、细则化的制止家庭暴力的法规，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家庭成员树起一道有效的法律屏障。

7、注重调解的多渠道，充分发挥调解功能。首先，要应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节作用，使家庭暴力停止在萌芽状态。其次，法官在处理涉家庭暴力导致离婚案件时应广开渠道，邀请资历威信较高的亲属或当事人所在单位人员或基层组织、妇联到庭参与调解，或让当事人在庭前或法庭上进行单独交流等方法促成双方和好。若确无法调和的，法官要耐心地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让施暴方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以达到平和离婚之目的。

家庭暴力是现代化家庭生活的一颗毒瘤,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极不协调，也与现代的文明生活不相符合。拒绝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要提高大家的认识，对家庭暴力施暴者要严厉惩治，对受害人要加以关心，要在社会上掀起反对家庭暴力的风气，要提高受害人的法律保护意识。只有家庭的和谐和睦，才有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3、《20世纪中国婚姻制度研究》肖爱树2005年

4、《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马原2004年人民法院出版社

犯罪行为范文篇8

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1、正当防卫成立的起因条件，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

2、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条件，必须是对实际存在而又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施正当防卫；

3、正当防卫成立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

4、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观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防卫意图；

5、正当防卫成立的限度条件，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防卫过当的本质是较轻的社会危害性。

防卫过当的构成，包括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具有如下特征：

1、防卫过当的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通常为生命权和健康权；

2、防卫过当的客观方面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

3、防卫过当是主体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单个公民；

4、防卫过当的主观方面是防卫人对过当结果持放任或者疏忽大意、过于自信的态度。

关键词：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界限

正当防卫是公民保护合法权益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法律武器，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种重要权利和手段，其目的是保障公共利益及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正确的运用，可以有效而及时的制止和预防犯罪。但是，法律赋予公民的这种权利和手段也必须正确行使，才能达到排除和制止社会危害性的目的，如行使不当，就转化成了防卫过当，而会危害社会，形成犯罪。因此，人们在进行这种正当防卫的同时又存在着承担一定刑事责任的风险，这就存在着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问题，而现实中，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定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定义

所谓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所实施的不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损害行为。刑法第20条第1款明确了正当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所谓防卫过当是指在实行正当防卫过程中，违反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因而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但使用权利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构成正当防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正当防卫成立的起因条件，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何谓不法侵害？由于刑法未作明确的规定，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应包括犯罪性侵害和一般违法侵害两种，因为，防卫人在实行防卫以前无法确定不法侵害是犯罪性侵害还是一般违法侵害，而且，一般性侵害对社会也有危害性，如果不允许对一般违法侵害实行防卫，就有可能使一般违法侵害进一步发展成为犯罪性侵害，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并不是对任何不法侵害行为都应当实施正当防卫，笔者认为，只有对那些带有一定紧迫性的不法侵害行为才可以实行正当防卫。所谓带有紧迫性的侵害，是指迫在眉睫的或正在进行的带有暴力性、破坏性的，形成防卫紧迫感的侵害，这类侵害往往会给客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对于轻微的、不会给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一般违法行为，不应用正当防卫的方法来解决，而应用调解、劝阻、或其他方法来解决，比如说争吵、辱骂或推拉等，就要用说服教育、互谅互让或避开等方法解决。此外，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因其客观上也是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可以对其实行正当防卫，但应加以一定的限制，只有在无法判断侵害者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或不能用其他方法避免侵害时，可以实行正当防卫。

2、正当防卫成立的时间条件，必须是对实际存在而又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施正当防卫。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不法侵害必须是客观实际存在的，而不是主观想象的或推测的侵害。如果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在不法侵害行为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凭主观想象或推测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而实行防卫，对他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正当防卫，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假想防卫。因假想防卫而造成的损害责任，适用行为人对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来解决，即行为人有过失的，按过失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没有过失，则按意外事件处理，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应排除行为人故意犯罪的可能性。第二，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也就是说，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开始实施，但又尚未结束。对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防卫，都不是正当防卫，在刑法理论上称为不适时的防卫，不适时的防卫分为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因不适时的防卫，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正当防卫成立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和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不法侵害的行为来自侵害者，只有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的人身或财产及其他权益造成一定损害，才能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如果在对不法侵害进行防卫反击时，给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如果由于防卫人错误地把第三人当成侵害人而对其实行防卫反击，应按处理假想防卫的原则处理；如果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符合紧急避险条件的，按紧急避险处理；如果是故意对第三人实施侵害，则按故意犯罪论处。防卫人并不限于常见的对不法侵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损害，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损害不法侵害人的自由权利、财产权利等方法，来达到正当防卫的目的。

4、正当防卫成立的主观条件，正当防卫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防卫意图。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主观上具有正当性，这是成立正当防卫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重要根据。只有防卫目的的正当性，才能保证其行为对社会的有益性和排除其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根据行为人防卫目的是否正当，以下几种防卫不属于正当防卫：（1）为了侵害对方，胡意以挑拨、寻衅等不正当手段激怒对方，挑逗他人向自己进攻，然后借口正当防卫，加害对方的行为，即防卫挑拨。因行为人主观上不具备正当防卫的意图，而是为蓄意侵害他人的故意，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应以有预谋的故意犯罪追究刑事责任。（2）、互相斗殴的行为。因双方都是为了侵害对方，没有侵害者和防卫者之分，双方的行为都是不法侵害行为，双方都无权实行正当防卫。如果其中一方已主动退让，停止斗殴，而另一方紧追不舍，继续行凶，这时主动退让的一方可实行正当防卫。（3）、对于为了保护非法利益而实施的防卫行为，由于不具备防卫目的的正当性，不属于正当防卫行为。比如：盗窃人、人的非法所得在被别人行抢或偷盗时，把行抢或偷盗人打伤或者打死等防卫行为，并非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非法利益，不具有正当性，故不属于正当防卫。因此，只有防卫目的具有正当性的防卫行为才属于正当防卫。

5、正当防卫成立的限度条件，防卫行为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说明，正当防卫只能在某种限度内行使，如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那么，如何确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呢？在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基本相适应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基本相当，从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和后果来看，要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后果基本相适应，才能成立正当防卫。如果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不是基本相适应，而是明显超过侵害行为造成重大损害，就是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第二种是必要说。此说认为，防卫者所采取的行为和所造成的损害，只要是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必要的，不论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后果，都成立正当防卫。如果不是非此不能制止不法侵害，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就是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第三种是适当说。此说是前面两说的统一，吸收了前面两说的合理这处，避免了两说的不足。该说认为，防卫行为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人的不法侵害行为而没有对其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所必需的手段和强度，就是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基本相适应说把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基本相适应作为衡量标准，是其合理的一面，但实践中，被保护的利益和性质与所损害的利益和性质，往往难以比较，“基本相适应”很不好把握。必要说以制止为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限度为标准，有利于鼓励公民实行正当防卫和积极性，如果片面强调，会任意扩大防卫限度，导致滥用防卫权。因此，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应以防卫行为是否能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为限度，同时考虑所保护的利益的性质和可能遭受的损害的程度与不法侵害者造成损害的性质和程度基本相适应。

此外，在实践中确定必要限度时，还应把握以下几点：1、以有利于鼓励和支持公民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为出发点。2、由于不法侵害往往是突然袭击，具有紧迫性，防卫人一时很难判断侵害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等，所以，对正当防卫的限度不应过于苛求，只要没有造成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就不能定为犯罪，这里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指的是防卫人为了保护较小的利益，对轻微的不会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行为，采用激烈的防卫手段，造成不法侵害者重伤或者死亡的。3、要根据不法侵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不法侵害人的力量情况和防卫人的力量情况等因素，全面考虑，具体分析。

三、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一）、防卫过当的本质

防卫过当是指在实行正当防卫过程中，违反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因而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从其定义来看，它是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和正当防卫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防卫过当在客观上具有社会危害性，主观上存在罪过，因而是一种非法侵害行为，这也是防卫过当不同于正当防卫的本质特征，也是追究防卫过当人刑事责任的基础。要成立防卫过当，也必须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实行的防卫行为，只是防卫超过了明显的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使防卫的性质由正当变成了过当，因此，防卫过当的防卫目的也具有正当性，这也是防卫过当成立的前提条件。实际上，防卫过当符合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条件，仅仅是不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防卫人虽然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目的，具有正当性，但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一特征也就成了区分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界限。防卫过当既具有社会有益性，又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其社会危害性是主要的，是一种较轻微的犯罪行为，它的本质是较轻的社会危害性。

（二）、防卫过当的构成要件

防卫过当行为客观上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行为人主观上又有罪过，其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防卫过当也由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构成，具有以下特征：

1、防卫过当的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通常为生命权和健康权。防卫过当不是一种犯罪，没有自己独特的犯罪客体，防卫过当的客体既有一般犯罪客体的特征，又自己的特殊性，因为，在一般犯罪中，作为犯罪所侵害的客体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而在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一定程度上不受法律保护。在防卫过当中，对不法侵害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的重大损害，防卫人要负刑事责任。所以，防卫过当的犯罪客体是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具体内容应随防卫过当所构成的具体犯罪而定。

2、防卫过当的客观方面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也可以说防卫所采取的手段，明显超过了不法侵害使用的手段。比如，不法侵害人只是徒手攻击防卫人，而防卫人却选择了用刀或枪防卫。二是防卫行为造成了重大损害后果。防卫后果是否构成“重大损害”，是区分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主要因素。如对轻微的不会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行为，采用激烈的防卫手段，造成不法侵害者重伤或者死亡的。

由于不法侵害往往是突然袭击，防卫者没有防备，精神极度紧张，情况十分紧急，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在这种刻不容缓的一瞬间，一般很难立即判明不法侵害的确实意图和危险程度，往往没有条件选择一种恰当的防卫方式、工具和强度来进行防卫，甚至也难以预料防卫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对正当防卫行为不宜规定苛刻的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是为了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的，就应当认定是正当的合法的防卫行为。防卫过当是行为过当与结果过当的统一，仅有行为过当或仅有结果过当均不能构成防卫过当，应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来认定。

3、防卫过当的主体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单个公民。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属于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他们在生理、智力、知识方面的发展还未达到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程度，因而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刑法意义上的一切行为的能力，一般不可能正确判断防卫过当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因此，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不大可能成为其主体。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依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所以，对于二人共同对不法侵害人实施正当防卫，都是由于过失而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严重损害的，他们的防卫过当行为不以共同犯罪论，应当依各个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分别给予处罚。所以防卫过当的主体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单个公民。

4、防卫过当的主观方面，是防卫人对过当结果持放任、疏忽大意、过于自信的态度。就是说，防卫人在实行正当防卫过程中，对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一般情况下是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自信能够避免，也可能采取放任甚至希望态度，以致发生了不应有的危害结果。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刑法理论界存在以下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但不能是故意。第二种观点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间接故意，但不能是直接故意，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和间接故意。第三种观点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可以是任何种类的过失与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防卫过当和正当防卫有着密切的联系，防卫过当具备正当防卫的前四个条件，只是其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说明防卫过当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正当防卫的目的，而这种目的与明知自己的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是矛盾的，彼此对立的。因此，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可能是直接故意。而其他三种罪过形式，都具有正当防卫的目的，具有正当性，因此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表现为间接故意、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三）、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

防卫过当构成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防卫过当的刑事责任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防卫过当的定罪问题

防卫过当本身不是罪名，不能定为防卫过当罪，应当根据防卫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及犯罪事实的性质，依照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款来确定罪名。如果防卫人主观上是过失，客观上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死亡的，则分别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如防卫人主观上是故意，客观上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任或死亡的，则分别定为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

2、防卫过当的量刑问题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对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也是因为，防卫过当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具有社会有益性，危害性较轻。有利于鼓励公民实行正当防卫的积极性。在确定哪种情况下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时，应综合考虑防卫行为所保护的合法权益的性质、防卫过当的程度和造成防卫过当的主客观原因等方面的因素，体现我国刑法罪行相适应的原则。

总之，正确把握好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有利于公民更好、更准确地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法律的尊严。应当大力提倡正当防卫行为，对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的定罪量刑，应当从鼓励和支持正当防卫出发，而不应对正当防卫的限度过于苛求。

参考文献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3月14日修订。

犯罪行为范文篇9

1.从证券违法犯罪的方式分析

如果我们将这346个违法犯罪行为按其犯罪方式归类(见图2)，就会发现它们有一定的同质性，主要的犯罪方式有透支挪用、法人投资者(主要是券商)以个人名义炒股、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披露虚假财务报表、“三类”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违规炒股(1999年，证监会公布允许“三类”企业合法进入股市的规定，“三类”企业入市已不属于违法行为)、市场操纵、欺诈发行、内幕交易、虚假消息等。其中最常见的是资金透支挪移的违法案件，包括券商向投资者透支，券商挪用投资者的保证金，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等，占32.9%；第二位的是法人投资者以个人投资者的名义开户炒股，而且券商以个人账户进行自营业务为主，占19.1%；第三位是中介机构提供的虚假证明，包括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律师出具不真实的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师出具虚假的资产评估报告等，占10.7%；与中介机构提供的虚假证明相关的披露虚假财务报告所占比重也较大，为8.4%，排在第四位。以上四类案件发生的比重较大，都超过了10%或接近10%，应该是证券违法犯罪监管的重点。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占的比重都较小，是否加大监管力度要依监管部门的投入而定。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逐年考察各类证券违法犯罪方式所占比重的前三位(见表1)，可以看出在1997年以前证券违法犯罪中欺诈发行所占的比重较大，这与当时证券市场发行中“规模控制，限报家数”的政策有关。当时对企业而言重要的是能得到发行指标，如果达不到上市的标准，只能通过各种虚假手段完成上市，出现多起欺诈发行案也不足为怪。而1997年证监会大力清查进入股市的违规资金，结果使得三类企业违规炒股的发案比重上升到第二位。1998年以后证券违法犯罪所占的比重的前三位与通过总体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2.从证券违法犯罪的主体分析

无论是何种违法犯罪总存在当事人，而当事人包括主体和客体，客体就是违法犯罪的受害者，在证券违法犯罪中往往是投资者；主体就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当事人，在证券违法犯罪中可以是证券发行人、中介机构、证券经营管理机构和投资者四类。证券发行人实施的违法犯罪包括欺诈发行、披露虚假财务报表等；中介机构实施的违法犯罪有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证明、中介机构泄露内幕消息等；证券经营管理机构实施的违法犯罪包括向客户透支、挪用客户保证金、用个人账户进行自营、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等；投资者实施的违法犯罪有利用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等。按违法犯罪的主体进行分类，样本的分布情况见图3。

从上面的分布状况可以明显看出，在证券违法犯罪中最常见的违法犯罪主体是证券经营管理机构，在所有违法犯罪行为中比重为61.3%，超过了半数；其次是证券发行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比重为17.6%；第三位是投资者的违法犯罪行为，比重为13.6%；而中介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所占比重很小，仅为7.5%。这四个违法犯罪主体在当年所有的违法犯罪中所占的比重随时间推移的变化趋势见图4。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从图中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证券经营机构违法犯罪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发行人违法犯罪的比重在逐年下降。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证券经营管理机构不仅在违法犯罪中所占的比重大，而且比重还有上升的趋势，可见证券经营管理机构应该成为证券监管中的重中之中。

3.从证券违法犯罪发生的市场环节分析

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是证券市场的两个主要环节，而证券违法犯罪行为无非是发生在这两个环节中的一个，从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在这两个环节的分布(如图5A)及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图5B)来看，证券交易市场的违法犯罪不仅所占比例非常大(81%)，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该项比例还有上升的趋势，而证券发行市场违法犯罪除了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所占的比重较大外，其后年份该项比重一直都不大。可见对证券监督部门而言，现阶段对证券交易市场的监管比对证券发行市场的监管更为紧迫。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4.从证券违法犯罪的载体分析

在证券市场上，违法犯罪行为的实施必须依附一定的载体，证券市场中的两个基本要素——资金和信息就是证券违法犯罪的主要载体。证券违法犯罪主体往往拥有资金、信息优势，他们通过滥用这些资源优势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内幕交易、欺诈发行、披露虚假财务报表、传播虚假信息、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更改交易记录等都是通过信息的滥用或信息操纵的手段来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市场操纵、透资交易、挪用客户保证金、违规资金进入股市等都是利用资金实力或直接盗用证券交易资金的证券犯罪行为。这两类犯罪的总体分布情况从图6可以看出：以资金为载体的违法犯罪的比重为45.4%，以信息为载体的违法犯罪比重为34.1%，但两者的差异不算太大，可见在证券市场上虽然资金要素重要，但信息要素同样重要，对市场的监管两者都不能忽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整理

二、对证券违法犯罪的复合分组分析

仔细观察前面对证券违法犯罪的分析，会发现证券违法犯罪在交易环节、主体证券经营机构、载体资金优势三者的比重都有增长的趋势，而且交易市场比重的变化趋势与证券经营机构比重的变化趋势非常相似。为了考察证券违法犯罪发生的环节、违法犯罪的主体、依附的载体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下面将证券违法犯罪进行复合分组分析，每次从犯罪发生的环节、违法犯罪的主体、依附的载体这三个标志中选出两个进行分析。

1.按违法犯罪发生的环节、违法犯罪的主体两个标志进行复合分组分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交易市场中的主要违法犯罪主体是证券经营机构，所占比重为70.0%，其次是投资者(14.6%)和发行人(12.9%)；而在发行市场中主要的违法犯罪主体是发行人，所占比重为37.9%，其次是中介机构(28.8%)和证券经营机构(24.2%)。从违法犯罪主体来看，证券经营机构92.5%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发生在交易市场；投资者87.3%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发生在交易市场；发行人在两个市场环节比重相当，发行市场为41.0%，交易市场为59.0%；中介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则有73.1%发生在发行市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交易市场的主要违法犯罪主体是证券经营机构，同时证券经营机构的违法犯罪也主要集中在交易市场中；发行市场中的主要违法犯罪主体是发行人，但发行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不集中在发行市场，而是在交易、发行两个市场相当；投资者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交易市场；中介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集中在发行市场。

2.按证券违法犯罪发生的环节、依附的载体进行复合分组分析(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在证券发行市场中86.3%以信息为载体，在交易市场中52.9%以资金为载体；依靠信息优势的违法犯罪行为94.3%都发生交易市场，而依靠信息优势的犯罪行为在两个市场中分布比较均衡。

3.按证券违法犯罪主体、依附的载体进行复合分组分析(见表4)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发行人的违法犯罪行为86.9%依托信息优势实施；中介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全部是依托信息优势实施；证券经营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54.7%靠资金优势实施，只有11.8%以信息为载体；投资者的违法犯罪行为70.2%以资金优势实施。在靠信息优势违法犯罪的主体中发行人占44.9%，中介机构、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的比重依次是21.2%、20.0%、11.9%；靠资金优势的违法犯罪案件中，以证券经营机构为主体的比重最大，为73.8%，投资者所占比重为21.0%，中介机构和发行人几乎为0。

几点思考和建议

犯罪行为范文篇10

关键词:刑法;因果关系;刑事责任

随着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刑法作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所涉及到的多种问题具有较为复杂的关系争论，且其实际的问题分析与内容的研究都离不开关键条件，即刑法发展下，其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联系。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联系由于研究方向不同且探索角度的差异，则该内容成为了刑法体系构建中的根本问题。

一、刑法因果关系与形式责任

(一)从刑事责任的功能看。宪法包含多种法律类型，因此不同法律责任相对应的制度具有明显的多样性。而形式责任作为刑罚体系中的严厉制度，在其实际的制定与实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刑事责任其重要性的体现，其与刑事责任期的功能具有密切的联系。其中所指的刑事责任是:犯罪行为与刑罚处置行为两者间的沟通桥梁。其主要功能是对犯罪行为与刑罚关系两者间的联系进行一定的调节。具体而言，刑事责任的调节功能体现在多方面:刑事责任是否存取决于犯罪行为的实施真实性。犯罪行为其所体现出对社会发展下所受到的危害，决定了刑事责任的实际裁定程度。刑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犯罪行为具有联系性，且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犯罪行为的发生激发了刑事责任，犯罪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是判定刑事责任的依据。此外，刑事责任还与刑罚处置存在一定的关系:刑事责任的产生促使刑法行为的发生，刑事责任决定了刑法的可操作性。以此为基础，在刑事责任功能而言。其属于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纽带。在对刑法行为的实施与形式责任的落实具有一定的调节效用。但是日常生活中，不同形式的事实犯罪确定了犯罪行为的产生，但是在实施刑法处置的过程中，司法机关是第一实施部分，犯罪行为的活动的执行需要通过其正式且官方的宣判。基于此，通过实践证明，犯罪行为是责任推动犯罪事实向刑罚处罚方向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大多学者认为，对于刑事因果关系的研究应该将研究的重点关注于问题实际的研究内容。针对刑事因果关系中的问题所展开的研究，是对犯罪行为下的问题研究，是犯罪论问题的形式之一，经过刑事责任与刑罚的连接，为此开展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最终是需要经过刑事责任，将其以正确方式实现刑罚处罚。在我国刑法中，针对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与规定。同时指出对犯罪者根据其实际的犯罪行为进行刑罚裁定，其判定的依据分为多方面:犯罪行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属性，犯罪过程，以及最终的犯罪结果对社会的危害性。因此，刑法处罚的正确实施，需要对犯罪行为中客观危害加以考虑，同时需要对犯罪行为人主观恶性加以判别。报应性与教育性的统一最终得到刑罚行为的落实。通过此结论，对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两者之间进行深入研究。刑法因果关系主要是指: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两者间的客观联系，属于客观范围内的认知。在逻辑方面，刑法因果关系无法为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提供依据，但是能够为在报应刑罚实施中根据客观危害的程度为实际的量刑裁定提供依据。犯罪行为所产生客观危害程度的体现是以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客观危害最终导致的结果为基础，客观危害不仅涵盖了犯罪行为成立要求的危害结果同时包含了犯罪非承力要求下对量刑产生影响的危害结果。根据刑法规定的决定所知，犯罪构成具体行为，其必须有犯罪行为的主客观条件，处于有机统一，属于同一种类型与规格。既然如此，对于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研究，应该将其扩大到对犯罪构成条件与量刑相关危害结果的方面，并非仅限于与犯罪构成相关危害结果有所联系。所有结果是通过原因所产生，并非“无因之果”。换言之，刑法因果关系，不仅与定罪决定依据相关，同时在刑事责任中会合，科学合理的适当量刑产生关联。由此可以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刑罚裁定中客观基础条件提供者，为犯罪行为的判定与刑法的裁定提供因果关系。(二)从刑事责任的根据看。就刑事责任的判断根据而言，通过犯罪行为人所展开，主要是指对刑事责任判断根据下，其实际的实施依据。主要是解释犯罪者其为何要承担刑事责任。换言之，刑事责任的承担根据主要是指:判定的刑事责任的哲学根据与法学依据。刑法因果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因”和“果”。在刑法因果关系中，原因的产生只能是由人的行为所引起，且结果只能是通过人行为所引发的结果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而承担。在一般认知中，由行为为核心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其客观内容包含刑法因果关系。在刑事责任的根据方面，所有犯罪事实的判定需要与刑事责任根据相符合。如果犯罪事实的整体行为中犹豫，刑事责任，根据相不符的地方，则对犯人而言，不相符部分则是无法让其承担刑事责任。由此可知，刑法因果关系作为犯罪事实的客观内容之一，其行为与结果同样需要与刑事责任根据相符合。因此，在刑法因果关系中所阐述的因果应该受限于刑事责任根据。通过以上所得结论，对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进行研究发现。针对刑事责任方面而言，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是刑法规定内容下的犯罪构成判定，因此，刑法因果关系是犯罪行为客观事实内容组成部分，其实际所覆盖范围需要是犯罪行为决定条件因果关系。当犯罪行为成立时，对行为构成条件中的结果和行为之间的产生原因关系的判定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如果行为不属犯罪，但所产生结果，对社会有危害则不属于刑事责任下所发生的影响问题。且此判定方式就本质而言是与构成要件相符，其中由与构成条件行为与结果相关要素。在犯罪未成立下所判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并没有包含在内。由此可以认为，行为原因属于非构成要件下，对其结果所产生危害会对量刑判定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其与量刑因果关系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性。刑法因果关系在实际的组成内容中应该包含定罪因果关系和量刑因果关系。如果对量刑因果关系进行否定则会导致行为人在行事，判定中，责任成当的客观基础条件被缩小，在此情况下，则刑法条例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危害行为下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可以免于刑法裁定，最终会导致司法不公。为此需加强刑事责任下，刑法因果关系的实际涵盖范围。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刑法体系建立中，由于对于刑法的认知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导致对于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需要拓宽其研究范围。刑法因果关系是通过证据与逻辑对刑事进行判断的过程，属于客观运行机制的一种，会对刑事责任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需要深入对刑法因果关系展开研究，并将其与刑事责任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通过所得内容将其在司法实践使用中，为刑法体系的建立提供更为完整的操作指导。

［参考文献］

［1］滕镇远．浅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刑事责任为基础［J］．知识经济，2013(23):51－52．

［2］徐梦萍．介入因素情况下刑法因果关系及刑事责任归咎［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01):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