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对象范文10篇

犯罪对象范文篇1

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对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可作如下划分：

一、动产与不动产均可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

动产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犯罪对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不动产而言，能否成为犯罪的对象，一般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对此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笔者之所以认为不动产能够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犯罪对象，就是因为非法侵占不动产的案件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主张不动产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以及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这种观点认为，不动产不能成为经济犯罪的对象，当然也不能够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这种论点的理由就在于它认为，既能窝藏又能销售的物，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只能销售不能窝藏的物，则不属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不动产不能窝藏，故不能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其推理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是以不动产不能窝藏，故不能成为犯罪对象为前提，这就难免有失偏颇。因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能够销售却不能窝藏的财物，事实上它早已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例如，作为职务侵占犯罪对象中的房屋、土地、工厂、矿山等，这些“赃房”、“赃地”、“赃厂”、“赃矿”能够销售，但却不能窝藏。笔者认为，“赃款”、“赃屋”、“赃地”、“赃矿”、“赃厂”，它们的共同法律属性是“赃”，而这些“款”、“屋”、“地”、“厂”、“矿”都是物的一种，其自然属性都是物，若以犯罪手段获得则就成为赃物，即其自然属性与法律属性的统一即为赃物。如果以能否窝藏、能否销售作为区分标准，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窝藏而不能销售，能够销售而不能窝藏的对象就将无法穷尽，那么其犯罪对象也将无法穷尽。例如，行为人利用管理水电的职务便利，盗窃所在单位的水电就是如此，此种犯罪的对象可以销售，但根据目前科技水平就很难将其窝藏。至于赃款不能成为销赃罪的犯罪对象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例如，莱甲将其利用职务侵便利所侵吞的5万美元赃款在“黑市”出售，卖得45万元人民币就足以说明赃款亦可作为赃物销售。因此，如果按照上述标准进行思维，就脱离了当前犯罪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职务侵占犯罪的实际，不利于对这类犯罪的依法惩处。这种认识也与我国的刑法规定相违背。根据刑法的规定，财物理所当然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当然不动产并不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不动产不被视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当然也就更不可能被视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的观念，这在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还是相当普遍和根深蒂固的。但不动产作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在司法实务中已是不争之客观事实。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所在单位房屋的案件时有发生，这就足以说明职务侵占对象，如果仅仅限于动产，就难以惩处此种类型的职务侵占犯罪行为。

关于不动产的定义，各国的立法并非完全相同，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对不动产的界定范围均有差异。有的是采取排除法，即只对动产的范围予以法律定义，而对不动产则在刑法典中少有界定。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对动产的定义是：其位置能够移动的财产，包括生长、附着或发现于土地之物。其含义就是，生长于土地的植物、附着于土地之上的装饰物，发现于土地中的埋藏物等，均可视为动产的范围。英国早期的普通法对动产的界定非常执着，因此出现了从苹果树上偷摘苹果的行为不是盗窃，而在果树下面捡拾苹果则属盗窃的极不合理的认定标准。其理由是：树上的苹果系不动产的附属部分，地下的苹果才为动产。但现代制定法的观念已经有所转变。1968年的《盗窃法》规定有三种情况均可视为盗窃犯罪的对象：（1）以委托人或人的身份，“出卖或处置属于他人的土地，或以违背信托的方式占有或构成土地组成部分的任何物品”；（2）在未获土地占有权的情况下，“以分离或导致分离为手段或在已经与土地分离后，占有构成土地组成部分的任何物品”；（3）在已获土地占有权的情况下，“占有该土地上的任何装置或建筑”。加拿大和印度刑法与英美法系的原则类似。加拿大刑法规定“使其成为可移动之物”者，即为动产；印度刑法规定“任何物品只要附着于土地而非动产，就不是盗窃对象，但一旦与其分离，就可变成盗窃对象”。鉴于加拿大和印度均属英美法系国家，所以，英美法系中的经济犯罪对象有务求明确而不惜繁琐的特点。对于不动产可以构成一些经济犯罪的对象，例如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

对于不动产的范围，国外刑法虽然少有明确界定，但在国外的民法典中多有规定。一般都认为不动产是指不可移动，或移动后会改变其用途或价值之物，其范围一般认为包括土地、湖泊、矿藏、水流、山林、草原、滩涂及其之上的定着物。自然资源属于不动产并五分歧，但对其上的定着物，哪些为不动产则有不同看法。依德国民法第93条至95条规定，不动产除土地外，还包括土地之上的分建筑物。法国民法则从性质、用途、目的将不动产分为三种，较德国的范围广泛。依照法国民法第524条规定，依其用法，下列各物为不动产，即“因耕作土地所用之兽类”：“农业之器具”：“池沼中之鱼”：“铸造之器具”……等等。该条还规定：“纵属动产，如其所有人以水不能分离之方法，附着于不动产者，亦依其用法为不动产。”日本民法第86条规定：“土地及其定着物，为不动产。”其定着物的内容，与德国民法主要内容相同。我国台湾“民法”第66条第1项关于不动产的规定，亦与日本相同。我国大陆民法对不动产的含义及范围没有规定。理论上有人认为，不动产指不能移动或移动后会改变其用途和价值之物，如土地、建筑物、树木等。有人认为，不动产指不能移动位置，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之物，如土地、房屋。还有人认为，不动产为不能移动或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和经济价值改变之物。从上述观点来看，不动产有两个特点：-是不动产不能移动，二是移动后就要改变用途和价值，或者改变性质、形状，或改变性质和经济价值。笔者认为，不能移动系不动产的基本属性，至于移动后是否改变用途、价值、性质、形状等，则不能反映所有不动产的特征。例如，成熟了的庄稼、水果收获后并不改变其用途和价值；经济林木、花卉移栽之后，并不改变其形状、性质等。因此，不动产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不可移动性，即具有永久固定性。为了全面准确地把握不动产的特征，可将不动产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不动产，即绝对不能移动，移动后就会改变性质、价值等，如土地、房屋。将土地上的土层移动之后就变成泥土而不是土地，将房屋上的砖瓦等物移动之后就成为建筑材料而不再属于房屋的组成部分即房屋。另一类是相对不动产，这类财产可依物主意思属于永久性固定或在一定期限内相对固定并可移动，移动后一般不会损坏原有价值或损坏不大，例如树木、花卉、蔬菜等土地上的附着物。相对不动产与动产区别不大，可视其具有动产性质并可成为职务侵占犯罪对象，对此一般没有争议。在刑法理论上争论较大的主要是绝对不动产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我国刑法对于不动产能否成为犯罪对象没有明确规定，传统刑法理论认为不动产不能成为犯罪对象，但近几年也有学者提出不动产可以成为犯罪对象的主张。笔者认为，不动产可以成为犯罪的对象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此种类型的案件将呈明显的上升趋势。随着对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探讨研究的深入，必将成为一种共识。若在刑事立法上对此予以明文确认，将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在刑法解释上应当将动产与不动产均视为犯罪的对象，否则，对一些职务侵占犯罪就无法处理。

二、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均可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有形财产是指占有一定空间，为人的感观所能感觉到的财产。有形财产（除不动产之外）作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一般没有分歧。但无形财产能否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y以及哪些无形财产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对象？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不同的看法。

所谓无形财产，是指不具有形体状态，但能为人们提供某种权利井能为人们带来收益的财产。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的范围如何划分，我国刑法未作专门规定，而且对其研究亦较少。在民法理论上，虽然论者较多，但其观点认识并不一致。如有人在解释无形财产权时指出，无形物权是指“具有经济利益而存在于由精神创造出的无体物上的权利。如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由此可见，无形财产仅指精神财产。而有人则认为，无形财产除了精神财产外，还包括电、热、声、光等。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对无形财产范围的划分将会确立更为科学的依据。本文拟根据研究需要，仅将与无形财产相似或相关的财产纳入无形财产范围予以讨论，例如，电力、煤气、天然气、重要技术成果、电信费用，财产上的权益证书、权利等。鉴于无形财产毕竟与有形财产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分别加以探讨。

（一）电力、热能等能源以及电信费用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犯罪的对象。电力、热能、磁能、原子能等无形能源能否作为职务侵占犯罪对象？因对职务侵占罪中所谓“财物”含义所持的标准不同，对无形物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犯罪对象，看法亦各不相同。持“有形说”和“持有可能说”者认为，无形物不能成为犯罪的对象；持“效用说”和“管理可能说”者则认为，无形物可以成为犯罪的对象。笔者认为，划分有形物与无形物应以物理学概念为标准，非物理学上的有形物不能视为有形物。如果固守传统的有形物概念，不是明智之举，应当因势而变，适时大胆地将无形物扩大为犯罪对象，才是解决惩治职务侵占等犯罪的有效途经。

犯罪对象范文篇2

论文摘要：目前学界对于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范围界定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认为受贿的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在“财物”；二、认为受贿的对象还应该包括“物质性利益”；三、认为受贿的对象不但包括“财物”、“物质性利益”，还包括“非物质性利益”。文章分别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了剖析，并认为不能简单地判断是否将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作为受贿罪对象，而应该结合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并且对于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几种新型行受贿行为进行了界定。

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的对象仅限于财物。刑法修改时及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专家和一线办案人员对此有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应该严格限定在“财物”；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还应该包括“物质性利益”；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的对象不但包括“财物”、“物质性利益”，还包括“非物质性利益”。我们先来看这三种观点的理由。

(1)关于“财物”。认为贿赂应限定为金钱和物品，即财物，其理由主要是：第一，从历史看，我国自古以来，贿赂均指财物，据《说文解字》一书的解释，“賕，以财物枉法相谢也。”“賕”即指贿赂，也就是以财物相酬谢。《唐律》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监临势要，准枉法论。”当时把贿赂的内容限定于财物，而没有把非物质性利益作为贿赂的外延。第二，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贿赂仅指财物，因此扩大贿赂的范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三，根据上述补充规定的规定，对受贿罪是按贪污罪的法定刑处罚，而贪污罪是以贪污财物的数额大小作为量刑的标准的，如果把财物以外的非法利益也看作贿赂，司法机关就难以掌握定罪量刑的标准。第四，如果贿赂不限于财物，当公务员与公务员之间，各自利用职务便利为对方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时，将无法认定谁是行贿者谁是受贿者。第五，扩大贿赂的范围，将会使受贿罪成为“大口袋”，什么都往里装，把国家工作人员的一般违法乱纪行为或其他犯罪行为，统统当作受贿罪，这势必扩大了受贿罪范围，混淆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2)关于“财产性利益”。认为贿赂是指财物以及诸如定债权、提供劳务或者担保、降低利息、提供住房、安排旅游、提供吃请等可以用金钱计算的物质利益。其理由是，第一，虽然以财物为贿赂是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观点，但是，传统的观点也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改变，在今天，不能拘泥于传统观点而放弃对一部分受贿行为的惩罚。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以财产性利益贿赂国家工作人员的现象大量存在，其危害性与以财物为贿赂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受贿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其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对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和信誉以及国家、集体、公民利益的损害程度，至于贿赂的数量，不能在主要方面反映受贿行为的整个社会危害程度。

(3)关于“非财产性利益”。认为贿赂应指财物和其他利益，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如解决住房、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招工招干、提拔职务、出国留学等等，甚至包括性服务。因为这些使公务人员获得用钱财买不到或难以买到的实际利益，具有诱惑力往往甚于财物。

对于这三种观点，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学者王俊平、李山河在《受贿罪研究》一书中认为，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非物质性利益不能定为贿赂，而财物的收受方式应该从物质性利益中剥离出来，那些可以用金钱加以衡量、在现行立法构架下对行为人能够定罪量刑的，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该书还对不动产、无体物、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等能否成为受贿对象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动产的使用权不能成为受贿对象，无体物(煤气、电能等)、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等均可成为受贿对象，但未提出折算受贿金额的方法。杨兴国也有“要把收受财物的不同形式与收受财产性利益区分开来”的观点，但他同时认为，笼统地将可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视为受贿罪的对象不一定有助于反腐倡廉。就我国当前贿赂犯罪现状看，形势还比较严峻，如果在实践中能把那些收受财物的受贿分子都绳之以法，应该可以令人欣慰了，过分扩大受贿罪的对象不利于司法机关集中精力打击现实存在的严重犯罪。同时认为不动产的使用权不能作为受贿罪的对象。熊选国也认为，受贿罪对象应限于财物，不宜扩大。但认为应扩大受贿罪对象的学者也不少。如，何承斌认为，财物要作适当的扩大解释，不仅指有形的可以用金钱估价的物品，还应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安斌认为，目前按财物说制定的条文中，将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不正当利益排除在贿赂的范围之外，这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容易引起罪刑关系的不相协调，同时，对贿赂范围作过于狭窄的理解，不利于中国刑法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另外，过分拘泥于贿赂范围的现行立法规定，将有碍于刑事立法技术和司法人员执法水平的提高。他建议在将贿赂范围扩大规定为包括财产性利益和不正当的非财产性利益的同时，以列举的方式规定影响受贿罪的社会危害实质和程度的各种情节，将受贿数额与受贿情节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综合分析考察，以准确定罪量刑。[1]2001年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议案，在刑法中增加“非财物贿赂罪”。

在全面考虑分析以上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肯定或否定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作为受贿罪对象，而应该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目前立法技术和司法技术的局限性；第二，全面准确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能以偏盖全；第三，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第四，中国目前相对落后的社会现实；第五，当前腐败泛滥，打击腐败力量有限的实际状况。据此，笔者建议，一方面，在今后的立法过程中逐步扩大对贿赂对象的解释，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扩大贿赂对象范围。情节严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观恶性大，如，索要行为，人为设置障碍等。二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导致人员伤亡、食物中毒或引起社会不公、社会不稳定等等。这里，笔者认为，不管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都不影响情节，如某食品质量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甲接受乙购买的服务后，放任对乙销售食品行为的管理(消极作为或不作为，如本应检查100个样品只检查50个)，导致了某单位人员食用乙的食品后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但如果是直接故意，笔者认为，应该视危险程度看危害性，而不能单纯看危害结果，如甲明知乙销售的是变质食品，仍同意销售，不管有没有造成食物中毒的后果，都应该认定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现在，我们再来分析装修、不动产使用权、服务等是否贿赂对象，如果是，如何计量。

不动产及有关产权的使用权。包括房屋、地产、汽车等使用权。一般情节不宜作为贿赂对象。具有上述严重情节的，应认定贿赂，计量办法有人提出按折旧计算，笔者认为以按租金折算为宜，因为租金本身包含折旧的因素。

装修。如果是接受人自有住房装修，应认定为贿赂对象。如果是接受人租用的房子或请托人提供的住房上的装修，不宜作为贿赂对象，因为对自由住房上的装修具有永久性，而临时租用住房上的装修只是使用权。如果具有上述严重情节的，应认定贿赂，贿赂数额按请托人实际支付的装修工程款计算。

服务。服务的范围就很广泛了，如提供劳务、旅游、娱乐、消费、安排子女就学、就业，及性服务等等。笔者认为，在一般情节下，服务都不宜作为贿赂对象。如果情节严重的，对于请托人购买来的、接受人明知是购买来的服务，应认定为贿赂对象，对于请托人以人情关系而提供的服务，则不宜认定。如提供性服务，一般学者都认为，目前的法条没有明文规定“性贿赂罪”，故不能追究。笔者认为，如果接受人明知性服务是请托人购买的，并且具有严重情节，则可以认定受贿，受贿金额以购买性服务的实际支出计算。象安排子女就学这样的具体事项，可以以就学、工作等具体事项的赞助费或斡旋所支出的实际费用计算。

差价。差价的问题也很复杂，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判例，有的结果甚至截然相反。有的认为如果请托人以低于成本价卖给接受人，可认定受贿，笔者认为不妥，现实的经济活动当中确实存在很多因清仓、换季而低于成本价出售商品的情况。也有请托人以高于市场价向接受人购买物品(含不动产)的案例(见案例1)，笔者也认为不能简单地认定差价就是贿赂，因为买卖过程是一个民事法律活动，只要双方都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就是一个纯市场的交易活动，公权力不能介入。但如果具有上述严重情节，差价又比较大的，笔者倾向于可以认定。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薛某，原系某省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检察机关指控其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贿赂。其中，1998年底，被告人薛某以卖房子的名义，将县城老宅以30万元的高价卖给与被告人公司有业务往来的金某。案发后，经评估，该房产的实际价值为18万元，据此，金某支付的30万元与评估后18万元中间的差价款12万元人民币被控为薛某收受贿赂。

干股。如果接受人实际没有投资，在企业登记注册时接受请托人送的干股(一般以家属或他人名义)成为公司股东，可以构成受贿，以请托人送的股本金计赃，以后分红的数额不宜计入受贿的数额。如果请托人只是名义上送干股，公司登记中没有反映出接受人的股份，则以接受人所收受的红利计算受贿数额，所谓的干股不具有效力，不能作为犯罪数额认定。

犯罪对象范文篇3

笔者依据国家两院两部、省、市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文件及有关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并分析先行试点地区的做法和经验，调查了解原由公安机关监改的“五种人”中未成年犯罪人的特点，在此启发下，对社区矫正中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教育和监管提出粗浅认识。

一、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犯罪低龄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幅度较快，初犯率较高，财产型犯罪和暴力犯罪仍呈上升趋势，团伙案件增加，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文化、思想的不断涌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加大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力度，对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和挽救，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我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资料来看，我区的25岁以下的矫正对象有31名，数量占矫正对象总数的18％，年龄最小的16岁，农村籍的占总数的57％，犯罪种类有盗窃、抢劫、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敲诈、聚众斗殴，判处刑罚全部为缓刑。其中，16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有8名。

据我区法院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区被判处缓刑的人员共29人，其中，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18人，占适用缓刑人员总数的62％。判缓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1人，两次都是盗窃罪。据此统计，上半年，我区的缓刑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为5.56％。

据北京市朝阳区一份调查资料显示，未成年人重新犯罪案件占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数的15.44％。同时，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从时间上来看，时间间隔较短，在缓刑期内犯罪现象明显，初次与重新犯罪间隔6年以下的占总数的67.5％，缓刑期内重新犯罪的占总数的47.5％；二是从犯罪类型来看，初次犯罪种类多集中在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暴力型或财产型犯罪，判处刑罚相对较轻，重新犯罪所涉及的罪名种类较多，所判刑罚多重于初次犯罪的刑期；三是从犯罪现象来看，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单独实施犯罪行为较多，动机也不同于初次犯罪时、有的为泄私愤、有的一时冲动、有的精神空虚寻衅滋事等动机多样的特点，而是比较单一，目标明确，绝大多数是为了获取不义之财.

从以上资料来看，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在缓刑期内容易发生重新犯罪，并且随着年龄、身体的增长，犯罪的情节也趋于严重。这些被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也正是接受社区矫正的对象，对他们适用社区矫正，摒弃了监禁对其带来的许多弊端，有利于对他们的改造，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极少数人未能珍惜机会，出现令人遗憾的重新犯罪现象，这应引起我们在工作中的高度重视。

二、社区矫正中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工作要点分析

未成年人失足原因多样，各不相同，与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法制观念不强等都有关系，因此，未成年矫正对象除了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外，还与他们的心理、成长环境相关而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掌握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关注矫正相关环节，便于实施分类管理和个性化教育，对提升矫正实效、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至关重要。

1、未成年矫正对象自身的特点。未成年矫正对象被判处刑罚，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受到国家刑法惩罚的罪犯。同时，他们也是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思想幼稚单纯、情绪容易波动、自控能力弱的花季青少年。因此，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特点主要有：一是法制观念淡薄是共性特点之一。当他们实施犯罪行为时，有的甚至觉得好玩，根本不知道或没有考虑这是否是犯罪。判刑后，有的人虽然对自己所犯罪行有一定的认识，但大都是肤浅和片面的。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犯罪心理和不良恶习。一些主观恶习深的未成年矫正对象，不以犯法为耻，“判刑前受气挨打，判刑后扬眉吐气”的奇特现象使部分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沉溺于“扬眉吐气”的快乐之中。同时，由于未成年人思想单纯，不能体会到受到刑罚对自己一生的长久影响。在短期内会认为被判刑反而有了炫耀的资本，持强凌弱，善恶不分，其主观恶性根治很难，一旦遇到机会，犯罪意念疾速滋长。据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反映，这部分未成年对象极可能出现不服从管理，甚至违反规定、对抗改造的情形。因此，工作中要将其纳入重点矫正的对象，坚持重点监督与适时奖惩相结合，对不服管教、违法犯罪的，必须依法对其严惩不贷。三是不能正确认识适用社区矫正的意义。部分未成年矫正对象不懂“从轻减轻处罚”的涵义，犯罪了不用坐牢不用受苦，没有体会到法律的威慑力，使其产生“犯罪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思想。同时，由于缺少及时的心理矫正，缺乏必要的引导沟通，有的未成年矫正对象有一种被“破罐破摔”心理，为其重新犯罪埋下了伏笔。

2、外部环境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影响分析.为避免被判处刑罚的青少年罪犯在监禁过程中受到教唆、传染，以适用社区矫正对其进行改造。虽然由专门的矫正机构和矫正志愿者对其实施管理、教育，但是由于放在社会上，青少年还会普遍进行交往，有的矫正对象利用监管工作间隙，沿袭从前的不良生活圈子和朋友圈子，或者受成分复杂的居住环境的影响，不良生活习惯延续，在犯罪边缘徘徊，不知不觉地重走老路，引发犯罪。如果出现下落不明、脱管、漏管的情况，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因此，由于外部环境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群体感染”情况，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3、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发挥作用情况。在实际情况中,在校生一旦犯罪,就被打入另类，一般学校都有规定，只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就要开除学籍，这些未成年人或者被送往工读学校，或者不愿意接受工读学校严格的管理拒绝入校，被推向社会，在社会闲散、游荡，很多会再次犯罪，甚至成为惯犯。另一方面，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家庭教育多存在问题，不是过分溺爱就是不闻不问，不是窒息管束就是放任自流。家庭是改造未成年矫正对象极为重要的环节，家长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正确的教育引导，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关注甚少，对其精神世界一无所知。有些家长不但发现不了教育方式的缺点，在孩子犯罪后失望和焦虑心情驱使下，反而会出现更为不当的教育形式，在客观上不但没有帮助未成年人矫正不良思想和行为，还会出现南辕北辙的错误教育效果，使其再次触犯法律。

4、防止教育、监管流于形式，“谁都管但管不深”，在保护、转化方式上过于程式化。当前的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处于多个部门管理之下，公检法司、团委、妇联、教育等多个部门都开展了与职能相关的工作，各管一段，延伸帮教，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更好的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但是预防青少年重新犯罪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仅靠分段进行或者工作程序中顺带进行的，不是长效之策。在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帮助教育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基本都采取程序化帮助、说教式为主的套路方式，教育方式枯燥生硬，心理矫正没有及时跟上，矫正效果甚微。因此，在社区矫正工作中，也应当避免只停留于形式而缺乏实质内容的教育活动，只要有利于矫正犯罪青少年，应当勇于尝试、大胆创新教育方式、方法和具体内容。

三、社区矫正工作中对未成年矫正对象教育和监管的几点思考

社区矫正工作综合性强，涉及到国家司法、刑罚执行、治安管理、社区管理、群众工作等诸多层面，对未成年犯实施矫正，需要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切实发挥职能部门整体协调一致的优势开展工作，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共同建立起挽救未成年矫正对象的配套体系，并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向纵深发展。

1、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能够处理好惩罚与教育的关系，体现出对党和国家对未成年人的重视、关爱。惩罚和教育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国际社会对少年犯处置的主流趋向是非刑事化、非监禁化、轻刑化。日本也面临着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问题。日本认为青少年违法行为的处理，既要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又要收到福利政策的效果。所以，日本《少年法》的规定，将所有的案件都送到家庭裁判所，并优先考虑采用口头警告、送训练学校或缓刑等措施。我国从实际出发，借鉴、吸收了国外的经验和做法，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采取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并通过多种渠道、多项措施，使之得到落实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就较好的体现了教育和惩罚之间的关系，在对未成年犯矫正过程中，我们的矫正组织坚持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基本原则来开展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其所犯罪行可以不处罚。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应当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规定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岁，这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致或较为接近。但是，惩罚本身不是目的，惩罚的目的是立足于对犯罪者的改造和挽救。在未成年矫正对象置身于正常的生活环境下，按照规定参加力所能及的、每月12小时的公益劳动，以实际行动来回报社会，并接受矫正组织的监督考核。未成年矫正对象在接受处罚的同时，可以照常学习、生活，有利于培养其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使其恢复正常人格，早日回归社会。

2、心理矫正、思想改造是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根本。从马加爵案件就可以看出心理疏导、思想沟通的重要性，马加爵有心理缺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及时得到组织或个人的帮助、治疗。心理辅导、思想引导是目前对犯罪未成年人矫正的最有用的方法之一。心理矫治、思想改造过程是旧的心理定势不断消解，新的心理定势逐步形成的过程。在实践中，因为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世界观尚未定型、人生观显著错位、价值观严重扭曲，误入歧途，走向犯罪。要想让他们彻底与过去的不良生活告别，就必须要在特定时期内由专人对其多次深入接触，了解其心路历程，并在一段时间内不断予以矫正。犯罪青少年虽然在心理上有缺陷，但他们仍然具有同龄人共性的心理特点。例如：青少年罪犯会有情绪不稳定，自尊心强，希望得到宽恕谅解、不受歧视等等的特点。针对这些特点，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们要尊重他们的情感，对症下药，和风细雨的耐心帮教，对他们的优点、进步及时表扬、鼓励，对缺点和错误要善意提醒，有效制止，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分辨善恶，理解和信任社区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管理，树立正确的“三观”，重塑人生。当然，要系统、规范开展矫治心理、改造思想的工作，笔者认为，急需要对矫正工作者开展专门的培训，需要配备心理辅导的专业人才和明确专门机构。

3、加强文化知识学习，开展职业技术培训，鼓励自谋职业或者推荐就业，完成未成年矫正对象回归的“软着陆”。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非常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从立法来看，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青少年的法律、法规，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预防成年人犯罪法第48条规定，依法免予刑事处罚、判处非监禁刑罚、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假释或者刑罚执行完毕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有同等权利，不受歧视。从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调查来看，少年犯主要来自于闲散未成年人。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未成年犯中闲散未成年人比例高达61.2％，他们中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盲、小学和初中水平的占了97％。因此，必须促使未成年矫正对象学习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为其顺利回归社会就业、生活创造有利条件，防止其闲散在社会上，重新滑向犯罪的深渊。按照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对未成年矫正对象没有完成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内容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协调相关部门并督促其法定监护人，帮助其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内容。劳动部门对有就业愿望的矫正对象开展职业技术培训，让他们多学习掌握一些劳动技能，鼓励自谋职业，提供就业信息并指导就业。据报载，泰兴检察院对判处非监禁刑的青少年给予人文关怀，有效促进了教育改造，并取得显著成效，在泰兴市429名非监禁刑罪犯中，只有4人重新犯罪。该院检察官获知因盗窃被判处缓刑的谢某和吴某将被所在大学除名的消息后，专程赶赴学校，与校方协商保留二人的学籍，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学校破例同意谢某和吴某返校上课。在检察官和老师的教育、鼓励下，这两人痛改前非，成为成绩优秀的学生。剥政人员殷某出狱后既无住房，又找不到工作，四处流浪，该院及时联系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将其安排到镇水泥厂当保安，殷某感动之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因见义勇为抓获一名入厂行窃的惯偷受到表彰，被转为合同制工人，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在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未成年矫正对象复学后或者就业中，不愿意让周围同学、同事知道自己是矫正对象的身份。所以，鉴于此，遇有类似情形，笔者认为，从有利于矫正工作开展出发，矫正组织、学校、社区和相关部门在工作中既应当注意保密范围、工作方法，又要严防矫正对象因读书、就业发生脱管、漏管现象。

犯罪对象范文篇4

［关键词］对象错误;犯罪既遂;法定符合说

刑法中的错误问题，尤其是对象错误在司法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影响行为人的责任形式，更重要的是牵涉到犯罪既遂和未遂问题。正确地认识对象错误，能够准确地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如果分别按照抽象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等不同的处理方式，其结论将大相径庭。

一、对象错误的定性

行为人侵害的对象具有特定性，是成立对象错误的前提。行为人在产生犯罪意思时，若持一种放任态度，犯罪目标是一个或者是不特定的多数，不管发生任何后果都是和其意思相符合的，实际侵害的对象和意图侵害对象是一致的。［1］比如王某想要报复甲，在甲的水杯中放入毒药，但是其妻乙却喝了甲的水，导致乙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意图侵害的对象是甲，但其在实施时对甲是否会用其水杯喝水以及是否会有其他人用其水杯是不能确定的。因此，即便发生了毒死乙的情形，也不构成对象错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如果有人用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实施犯罪，虽然行为人主观上的目标是特定的，但是由于方法本身决定了其侵害的对象不可能是唯一的、特定的，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发生对象错误。犯罪行为客观上侵害了另一对象，导致实际发生的事实与行为人预想的事实不一致。对行为人所认识的对象和实际侵害的对象有怎样的不同，是不可一概而论的。［2］当行为对象是人时，把甲当作乙杀害是最典型的对象错误;如果以物为对象，仅仅体现的是财产所有权的关系时，就以物的所有者为标准来判断对象错误。出现对象错误时应当如何定性，是触犯一罪还是数罪，是既遂还是未遂，这些对定罪量刑都有极大的意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刑法学界对于对象错误的定性有几种比较主要的学说。(一)具体符合说。该说认为，只有当客观上产生的结果与行为人所想要发生的事实一致时，才能成立故意，行为人才能负既遂的刑事责任。例如甲欲开枪杀死乙，却误将丙当作乙而打死。［3］刑法学界较早的具体符合说认为，甲主观上想要杀害的对象是乙，因此只有实际上杀死乙时，才能是完全地、具体地符合甲的意图，甲才能负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但甲事实上杀的是丙，因而不是具体的符合，所以甲对乙构成杀人未遂，对丙构成过失杀人。应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原理，按照杀人未遂定罪处罚。现在的具体符合说认为，所侵犯的客体一致，都是人的生命健康权，并且不违背行为人的犯罪意图，所以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二)抽象符合说。该说认为，行为人意图侵害的事实与实际发生事实在种类上没有必要是完全的、具体的相同，只要行为人有犯罪的意图，又现实地造成了法益受到侵害，就可以成立犯罪的既遂。例如，甲本想损害蜡像，结果却导致乙死亡，应以毁损财物罪和过失杀人罪中的一个重罪处罚。(三)法定符合说。该说认为，虽然客观发生的事实与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侵害的对象不完全相同，但两者都在同一构成要件内，侵害的客体也一致，应当以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为标准，定为故意犯罪既遂。因为实际发生的结果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在法律上的性质是相同的。［4］例如甲欲开枪杀死乙，却误将丙当作乙而打死。该说认为，甲本来想杀的是一个人，结果也造成了一个人的死亡，侵犯了相同的客体，侵犯了同一种法益，因而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法定符合说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侵害结合起来，能更加客观地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虽然针对对象错误来说，运用法定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一致的，但对打击错误的认识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5］具体符合说还存在其他缺陷，如导致罪刑不均衡、与构成要件理论不协调等。抽象符合说只是片面地强调客观损害与主观恶性间的因果关系，不考虑意图侵害事实与实际发生事实是不是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这当然是不科学的。综上所述，在处理对象错误的问题时，我们应当采用法定符合说。

二、单独犯罪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

(一)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单独犯罪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在处理同一犯罪构成内的对象错误问题时，现在的具体符合说与法定符合说结果是一样的，都是成立故意犯罪既遂。［6］但不同学派的学者对此所持观点不一样。具体符合说的主张者认为，行为人实际侵害的对象在刑法上具有同样价值，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错误不能阻却犯罪故意的成立。法定符和说的主张者认为，只要实际侵害对象和行为人认识事实的构成要件基本一致，就应该说行为人具有事实性认识。这时即使发生实际侵害对象的错误，也依然成立犯罪既遂。(二)不同犯罪构成要件间相容的单独犯罪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例。1:甲本想偷普通财物，偷走乙的提包，打开发现是枪支。从主观来讲，甲构成盗窃罪。枪支具备普通财物的所有特征，所以枪支可以被评价为财物。从客观出发，甲没有盗窃枪支的故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应成立盗窃枪支罪，因此甲只构成盗窃罪既遂。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行为人基于犯轻罪的故意而发生了重罪的结果，则行为人只构成轻罪。例2:甲本想偷枪支，偷走乙的提包，打开发现是普通财物。从主观来讲，甲构成盗窃枪支罪(未遂)。若从客观出发，甲构成盗窃罪。但甲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择一从重罪论处，所以对甲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本来是基于盗窃枪支(重罪)的故意，而实际符合的是一般盗窃罪(轻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人依然按照盗窃罪(轻罪)定罪处罚。利用上述方法解决有包容评价关系的两罪罪名问题，如抢劫罪和抢夺罪、盗窃罪和盗窃枪支罪等，适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解决没有包容评价关系的两个罪名问题时则很难适用。例如，甲想开枪打死乙，却将乙身边的珍贵文物打碎。主观触犯故意杀人罪(未遂)，客观触犯过失损毁文物罪。这两个罪难以确定轻罪与重罪，并且不存在包容关系。因此该处理方法就不同犯罪构成间的错误而言，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三、共同犯罪中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

我国刑法根据共同犯罪人的作用、具体分工不同，将其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和帮助犯。［7］所以，在错误的范围内也会相对应地出现共同实行犯的对象错误、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以下从这三个方面讨论共同犯罪中的对象错误。(一)共同实行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1．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实行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上文所讨论的单独犯罪对象认识错误和本节共同实行犯的对象认识错误处理原则一致，即采用法定符合说，在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即使出现认识错误，依然成立犯罪既遂。共同犯罪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所以都要对侵害结果承担责任，即“部分行为，全部责任”。2．不同犯罪构成要件间共同实行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此种形态的对象错误一般分为以下两种类型:其一，共同实行犯意图侵害轻的法益，但由于发生了对象认识错误，客观上却侵害了较重的法益。如甲、乙二人想共同破坏一座贵重雕塑，两人同时向雕塑开枪，不料甲却击中了站在雕塑旁边的丙而死亡，乙则成功击中雕塑。根据“部分行为、全部责任”进行处罚，两人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共同犯罪。但是共同过失不构成共同犯罪，所以甲单独对造成丙死亡承担责任，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形成想象竞合。其二，共同实行犯意图侵害重的法益，但由于发生了对象认识错误，客观上却侵害了较轻的法益。如甲、乙意图杀丁，二人携带枪支来到丁家门口，甲未击中丁，而乙将远处的液化气瓶误认为是丁并进行射击，引发一场火灾。本案中，在故意杀人(未遂)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因为二人有意思联络。但对于发生的火灾，乙应当承担责任，失火罪与故意杀人罪(未遂)形成想象竞合。(二)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1．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一般指在教唆犯罪中，教唆犯对其教唆行为或者被教唆者对其实行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造成被教唆者实际加害的对象与教唆犯想要侵害的对象不一致，且实际发生的事实与预想的事实属于同一犯罪构成。例1:教唆者本人发生了对象认识错误。甲本想杀害乙，却把丙误认为乙，教唆丁把丙杀害。例2:被教唆者产生了对象认识错误。甲本想杀乙，于是就教唆丁去杀乙，但实际上丁把丙看成是乙而杀害。上边两个案例在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认识错误，按照法定符合说并不影响定罪，即甲、丁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的共犯，甲为教唆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和实行犯之间都有相同的意思联络，而且教唆行为和实行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出现了意图侵害对象和实际侵害对象不一致的情况，但其侵犯的对象都属于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所以都构成既遂犯。2．不同犯罪构成要件间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不同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教唆犯的对象错误，一般指在教唆犯罪中，教唆犯对其教唆行为或者被教唆者对其实行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造成被教唆者实际加害的对象与教唆犯想要侵害的对象不一致，且实际发生的事实与预想的事实不属于同一犯罪构成。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只限于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不成立共同过失犯罪。(三)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1．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同一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一般指在帮助犯罪中，帮助犯和被帮助犯对其帮助行为和实行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造成被帮助犯实际加害的对象和帮助犯想要侵害的对象不一致，且实际发生的事实与预想的事实属于同一犯罪构成。［8］例1:帮助者本身对侵害对象产生了错误认识。甲误认为乙要杀害丙，给乙提供了枪支，实际上乙杀害的是丁。例2:被帮助者对侵害对象产生了错误认识。乙想要杀丙，甲也想杀丙，甲给乙提供了枪支，实际上乙误把丁当作丙杀害。上述两个案例在同一构成要件内的对象认识错误，按照法定符合说并不影响定罪，不阻却故意，即甲、乙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的共犯，甲为帮助犯。2．不同犯罪构成要件间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处理原则不同犯罪构成要件内共同帮助犯的对象错误，一般指在帮助犯罪中，帮助犯对其帮助行为或者被帮助犯对其实行行为产生了错误认识，造成被帮助犯实际加害的对象和帮助犯想要侵害的对象不一致，且实际发生的事实与预想的事实不属于同一犯罪构成。

作者:刘德法 张奥 单位:郑州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370．

［2］刘连欢．论刑法事实错误的处理原则［D］．重庆:西南财经大学，2012:14．

［3］张明楷．外国刑法刚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2．

［4］林准．中国刑法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134．

［5］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32．

［6］柏浪涛．刑法攻略［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13:76．

犯罪对象范文篇5

一、析题

主要介绍了侵犯财产罪，它是一种单纯着眼于财产的价值，并以之作为实现犯罪目的的直接手段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暴力、胁迫型财产犯罪，窃取、骗取型财产犯罪，侵占、挪用型财产犯罪和毁坏、破坏型财产犯罪。至于犯罪对象，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对之直接施加影响的，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的具体人或物。

二、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一般性问题

1.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物。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产，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至少必须具有主观价值。

2.访犯罪对象必须具有相当的价值。成为侵犯财产罪对象不仅有质的要求，还有量的标准。

3.该犯罪对象必须专属于特定的主体。某具体的物之所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最根本的是该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状态被非法地改变。

三、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个别性问题

1.有关违禁品的问题。违禁品就是民法中的禁止流通物，指依法不得参与民事流通的物，如我国法律规定矿藏、水流等自然资源为禁止流通物。

2.有关不动产的问题。不动产作为财产的一种，完全可能符合本文所列的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三个条件。

3.有关赃物的问题。理解赃物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从物的取得，《辞海》持此种角度，认为赃物是指贪污受贿或盗窃所得；二是从物的占有关系上讲，我们可以将赃物理解为所有的其占有关系受到法律积极否定的物。本文中，笔者根据论题的特殊性，采取后一种角度，即赃物是处于占有人无权占有并且法律有明确排斥此种占有的物的存在状态的物。

四、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研究意义。

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刑法学在研究侵犯财产罪，以及刑事司法实践在适用侵犯财产罪各罪时，也必须着眼于刑法所保护的合法关系所体现于的具体的各种犯罪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更能更准确地把握犯罪客体的存在和定罪量刑。

一、析题

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名词短语。要明确界定它，必须先准确把握何谓侵犯财产罪，什么又是犯罪对象。由于笔者本文的思路是对立法现实，即对现行刑法典中的规定进行分析，所以这里的侵犯财产罪就是指的刑法典分则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它是一种单纯着眼于财产的价值，并以之作为实现犯罪目的的直接手段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暴力、胁迫型财产犯罪，窃取、骗取型财产犯罪，侵占、挪用型财产犯罪和毁坏、破坏型财产犯罪。

至于犯罪对象，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对之直接施加影响的，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的具体人或物。（1）犯罪主体实施犯罪行为，实际上就是通过犯罪对象来侵害社会关系或社会秩序的过程。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与犯罪客体之间的中介，在故意犯罪中，它也是犯罪行为与犯罪目的间的中介。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它与犯罪客体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具体的人或物，而后者则是由这些人或物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两者是一种承担者与被承担者、现象与本质间的对应统一关系。

结合而言，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就是指侵犯财产罪犯罪主体通过其行为所直接占有或破坏的财产。它是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也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最集中的表现。在侵犯财产罪中，各具体的犯罪类型只是行为主观或行为方式的区别，而犯罪对象上，却都存在着一致性。也就是说，就各类侵犯财产罪而言，其犯罪对象在性质上是基本一致的。

二、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一般性问题

为了准确把握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内涵，首先必须充分了解这类犯罪在犯罪对象上的共有性质。换言之，就是要解决某具体事物要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所应具有哪些基本条件问题。

1.犯罪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物。顾名思义，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一定的财产，这正如侵犯人身权利罪的犯罪对象是一定人的身体一样。而且，该“一定的财物”对于犯罪主体的认识而言必须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至少必须具有主观价值。同时，笔者认为这种主观价值的认识主体只能是犯罪主体而不能是该“一定的财物”的合法主体，因为在判定具体的某物是否是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时，我们考究物的价值是为了确定该物与犯罪主体的主观认识的契合性，在此时，该物与其合法所有者间的关系是无足轻重的。

2.访犯罪对象必须具有相当的价值。成为侵犯财产罪对象不仅有质的要求，还有量的标准。一般而言，侵犯财产罪都是结果犯，都要求犯罪客体被侵害的程度具有一定的严重性，显著轻微的则不认定为犯罪。相应地，对于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而言，因此也要求在价值上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

3.该犯罪对象必须专属于特定的主体。某具体的物之所以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最根本的是该物的所有权或占有权状态被非法地改变。因此，某物只有专属于特定的主体，才能准确地确定它存在的初始状态，也才能进而分析其状态是否发生了改变及这种改变是否非法。在这时，笔者所谓的物的主体的专属性是指按照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的判断或推断，能够认识到该物不是抛弃物或无主物，而应属于某一特定的主体的状态性质。

是否可以说，任何物只要具备了以上的三个基本条件，就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呢？从物的安全性上看，要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物的静态安全或动态安全必须受到破坏，即丧失了静态或动态的安全。而这必然还需要不正常的外力作用，在物的合法权利人不自愿的情况下，改变了物的占有状态或价值存量。在刑法学中，这种不正常的外力作用只是指犯罪人实行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上述的三个条件只是物本身所应具有的属性，要实际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同时还必须实际地受到了犯罪行为的直接作用。

三、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个别性问题

要完整地了解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除了在内涵上对其进行分析，还需要从其存在的具体形态以及各具体形态的特定性方面进行仔细的探究。

从普遍意义上讲，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个别性问题有三层含义：一是侵犯财产罪作为类罪名与其他类罪之间在犯罪对象上的区别问题；二是侵犯财产罪的各罪的犯罪对象上的区别问题；三是具体的特定性质的物在成为或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上的问题。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只在第二和第三个含义上进行综合的论述。

1.有关违禁品的问题。

要解决违禁品的犯罪对象问题，首先要明确何谓违禁品。笔者认为违禁品就是民法中的禁止流通物，指依法不得参与民事流通的物，如我国法律规定矿藏、水流等自然资源为禁止流通物。从目的论的角度讲，探究违禁品的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其价值问题，即其动态安全的特殊性。如果按照有些学者的主张“违禁品一般是指法律禁止个人持有的物品”，由于只是立足于某种物的静态安全的特殊性，则将不利于很好地分析违禁品在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特殊性。

其次，违禁品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对此刑法学界没有争议，但其理由多种多样。（2）的确违禁品属于刑法上的财物，可以从犯罪人的主观意图来分析，也可以从受害人的角度来论证，还可以从违禁品占有或价值状态被侵害的可能性上来说明。

违禁品的价值量，笔者认为不必考察，一旦实施了以违禁品为对象的侵犯财产罪，可以径直认为达到刑法所要求的价值量度。至于量刑，则可以参考违禁品的数量、相对价值及其它情节。因为，所谓违禁品是指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禁止流通的物品，行为人一旦以这些物品作为犯罪对象，则既侵害了一定物品的所有关系或占有关系，又同时触犯了相关的规定，其客观危害在同等条件下，要大于侵害其他物品的情形。

2.有关不动产的问题

不动产作为财产的一种，完全可能符合本文所列的成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三个条件。但正如文中所说，这三个条件只是基本条件，不动产是否能成为所有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呢？不无疑问和争议。

在探讨之先，当然有必要明确不动产区别于其他财产的、具有刑法上意义的特征。笔者认为这种特征主要是不动产的不挪动性，指无论是恶意行为人还是善意行为人，除非意图毁坏该不动产，都不会挪动它。当然更多情况下，任何人也是无能挪动的。它决定了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对象的侵犯财产罪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在破坏型犯罪财产罪中，由于行为人是以破坏为意图，不动产的这两个特殊对该类罪没有影响，所以本段中的论述只针对非破坏型的侵犯财产罪）。同时，由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采取在国家主管机关办理登记的方式，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和公信是以所有权或使用权登记而不是占有为标准，于是犯罪人只有以某种方式违背合法权利人的意志或使合法权利人违背自己意志在主管机关变更了权利人，犯罪人才取得了公示力和公信力。如果只是取得了权利证书而未变更于自己名下，犯罪人即并未侵犯到财产的所有权或占有关系。这又决定了该类犯罪具有长期性和程序性。

据此，笔者认为，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的侵犯财产罪只能是犯罪人的实行行为能够持续作用于合法权利人，使其非出于真实意愿地进行权利变更的犯罪。具体而言，这类犯罪只有：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侵占罪、公司、企业、单位人员贪污罪和破坏型财产犯罪。其他的犯罪即：抢劫罪、抢夺罪、聚众哄抢罪、盗窃罪和以特定财物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不能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对象。

由于在目前的刑法学界，关于抢劫罪能否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存在较大争议，（3）而其他侵犯财产罪能否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对象认识一致，下面仅就抢劫罪进行论述。

一般的抢劫罪，是指以不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它与敲诈勒索罪的典型区别是：它必须是当场取得财物，而不是事后取得财物。但不动产的特性又决定了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取得是无法即时取得，因此一般抢劫罪不能以不动产作为其犯罪对象。有人指出“使用暴力手段当场非法占有、控制他人房屋的，使用暴力手段迫使他人当场写出免除债务的承诺书的，应认定为抢劫罪。”从而主张抢劫罪可以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但笔者认为，无论是“非法占有、控制他人房屋”还是“迫使他人写出免除债务的承诺书”，都不能视为已经劫取了该不动产。因为前者只是临时取得了使用权，而后者则只是劫取了相当于该房屋价值的财产利益。对这类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是正确的，但并不能因为犯罪人着眼的是房屋，又以抢劫罪定了罪，就推定房屋等不动产可以成为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否则就是割断了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间的联系，将犯罪对象简单地、孤立地理解为犯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非必要条件。有人根据刑法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抢劫罪定罪处罚的规定，结合诈骗罪可以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的理论，认为抢劫罪可以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周延的。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抢劫罪在刑法学上被为事后的抢劫罪。即在行为人有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故意与行为后，又具有了典型的抢劫情节，而转化为抢劫罪。从犯罪构成理论角度看，与其说它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不如说它是符合了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又附有抢劫情节。与其说是转化为抢劫罪，不如说是为了简化此情形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责任的均衡问题而先行明定为抢劫罪。总而言之，如果说抢劫罪能以不动产为犯罪对象，也必须说明是在“犯诈骗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的情况下，概而述之则难免失当。

3.有关赃物的问题

理解赃物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从物的取得，《辞海》持此种角度，认为赃物是指贪污受贿或盗窃所得；二是从物的占有关系上讲，我们可以将赃物理解为所有的其占有关系受到法律积极否定的物。本文中，笔者根据论题的特殊性，采取后一种角度，即赃物是处于占有人无权占有并且法律有明确排斥此种占有的物的存在状态的物。

刑法所保护的是合法的关系，与赃物作为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之间有矛盾吗？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赃物的法律地位，必须认识刑法保护合法的财产关系的形式到底在哪些。

首先，赃物在法律上的地位。如前所述，笔者对赃物的认识是从其存在状态上来把握的。由于社会的复杂性，物的存在并不一定是安全和可靠的，当物的安全受到侵害，即物非因当事人的合法、真实或自愿意志而流转时，物的存在状态便异化了，物“变成了”赃物。一方面它仍是一定合法所有关系的标的物，仍然体现着一定的合法的所有权关系；但另一方面它的占有状态是不正常的，这种占有状态与它的所有关系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合法权利人非但不会因为这种占有与所有的分离而获益，反而是客观上暂时丧失了行使所有权权能的可能。

其次，刑法保护合法的财产关系，但这种保护的形式则是多样的。当合法的财产关系具象在处于常态的所有和占有下的物上时，刑法当然应当予以保护。但当这种合法的财产关系由于权利人的滥用权利或者他人的非法行为而具象在处于异处的占有状态的物即赃物上时，刑法一方面要将此赃物视为犯罪对象，另一方面又要恢复其合法的占有状态。

透过犯罪对象非富的存在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抢劫犯、盗窃犯等利用他人因进行犯罪活动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的心理，再次予以非法占有，归根到底还是侵犯了国家、集体或者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同样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四、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研究意义。

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刑法学在研究侵犯财产罪，以及刑事司法实践在适用侵犯财产罪各罪时，也必须着眼于刑法所保护的合法关系所体现于的具体的各种犯罪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更能更准确地把握犯罪客体的存在和定罪量刑。

尤其是如侵犯财产罪这类频发性的犯罪类型，由于本身的犯罪对象就存在着相当的复杂性，更有必要对之进行充分的研究。笔者相信，随着此类论文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有关侵犯财产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会更加准确和正确。

总而言之，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的研究无论是对侵犯财产罪理论研究的周延化，还是对犯罪客体认识的深入都会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125

犯罪对象范文篇6

1.1认识错误的概念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存在不正确的认识。行为人发生这种错误时，就产生了是否阻却故意的问题。[1]故意与过失是认识因素的范畴，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不同，故意或过失会影响到行为人的意志因素，进而影响到犯罪行为的罪过形式。

1.2认识错误的分类我们知道，认识错误及其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系密切。故意或过失作为认识因素的两个方面，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可见，在发生认识错误的场合下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追究理应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认识错误的分类。我国刑法理论采取传统的分类方法，把认识错误分为法律上认识的错误和事实上认识的错误。[2]

2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2.1法律认识错误及刑事责任法律认识错误，有学者称之为“违法性错误”。本文采纳“法律认识错误”的说法，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及刑事处罚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法律认识错误通常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2.1.1想象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人误认为构成犯罪，即刑法理论上通常所说的“幻觉犯”。这种认识错误不影响行为的性质，即行为人是无罪的。

2.1.2想象不犯罪行为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而行为人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种认识错误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即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而不是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

2.1.3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在罪名和罪数、量刑轻重有不正确的理解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对其行为触犯了何种罪名，应当被处以怎样的刑罚，存在不正确的理解。笔者认为这种错误认识并不影响其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既不影响定罪，也不影响量刑，司法机关按照他实际构成的犯罪及危害程度定罪量刑即可。

2.2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二种学说。否定说认为“不知法不免除法律责任”。笔者赞同“不知法不可免责”的观点，不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可以阻却刑事责任。总之，笔者认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不论上述列举的何种情况，都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是：不免责，按照法律的规定定罪量刑即可。

2.3事实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所谓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事实状况的错误认识。事实认识错误可能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客体的认识错误、对行为性质、犯罪对象错误、犯罪手段错误、打击错误、因果关系认识错误[3]。五个分类对事实认识错误及其刑事责任进行论述。

2.3.1客体的认识错误客体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侵害的客体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客体认识错误可能影响罪过形式、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甚至可能影响犯罪的成立。

2.3.2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所谓犯罪对象错误，是指行为人预想加害的对象与实际加害的对象不一致。

对行为对象的认识错误，有以下几种情况：①误把甲对象作为乙对象加以侵害，而二者体现相同的社会关系。②误把甲对象作为乙对象加以侵害，而二者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③误将犯罪对象作为非犯罪对象加以侵害。④误将非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对象加以侵害。

2.3.3行为认识错误行为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或方式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合。行为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行为性质认识错误。第二，行为方法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对自己所采取的方法产生不正确认识，从而影响危害结果的发生。

2.3.4犯罪手段的认识错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采用的犯罪手段的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①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来会发生危害结果，但行为人误认为不会发生危害结果。②行为人本欲使用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但由于认识错误而使用了不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③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行为人因为愚昧无知而误认为该手段可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2.3.5打击错误打击错误，也称行为误差，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意欲侵害的某一对象实施侵害行为，由于行为本身的差误，导致行为人所欲攻击的对象与实际受害的对象不一致。笔者认为，如果这种打击超出了同一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就不能认定为同一犯罪，而应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认定犯罪。

2.3.6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和造成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实际发展进程的认识错误。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况：①危害结果虽然发生，但并不是按照行为人对因果关系的发展所预见的进程来实现的情况（有学者称为狭义的因果关系的错误）。②行为人实施了甲、乙两个行为，伤害结果是由乙行为造成的，行为人却误认为是甲行为造成的（有学者称为事前的故意）。③犯罪结果已经因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没有故意地实施了可能产生一定结果的行为后，才产生故意，其后放任事态的自然发展，导致了结果发生（有学者称事后故意）。④犯罪构成的提前实现，是指提前实现了行为人所预想的结果。笔者认为，要认定这种行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第一行为时，是否已经着手实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结论，则应认定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结论，则否认故意犯罪既遂。

2.4事实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于事实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理论上大致有三种学说：具体的符合说、法定的符合说、抽象的符合说。理论和实践中的通说是“法定的符合说”。依此学说，只要侵害的是同一性质的法益或在构成要件上相一致，就成立了故意。通过上述分类分析，当发生事实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如何承担罪责？因为笔者承认事实认识错误可以阻却刑事责任，故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于具体事实错误的处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说；而在抽象事实错误的场合下，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当实际的犯罪事实较重而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重时，应依轻罪处理；当客观犯罪行为轻时，则一律依轻罪处罚。

关于认识错误，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作为一种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的。对于具体事实错误的处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说，而对抽象事实认识错误的场合，则应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既反对只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想象定罪，也不能单凭客观后果而归罪。对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就我国的国情，仍应坚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传统原则，反对“不知者无罪”的肯定说。

摘要：本文对刑法上认识错误的概念、分类及历史沿革进行了介绍，并详细论述了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的关系，对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见解，以期达到深化认识错误理论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认识错误事实认识错误刑事责任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20页.

犯罪对象范文篇7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的定义

食品的法律定义，因国家之间文化背景与立法传统的差异，尚无统一概念。食物种类本身纷繁复杂，外加现代科学技术掺杂其中，立法给“食品”下定义并非易事。目前，在定义食品总体概念时，分类法被广泛采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1]美国属于分散立法模式，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散于多部法律当中，其中调整食品安全领域极为重要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将其定义为：“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的各种物品；口香糖；用于制作上述食品的原料。”[1]从中美两国关于“食品”的概念规定来看，有同有异。二者区别主要是对食品食用对象方面的差异，美国规定“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我国明确仅“供人”，相比美国的定义范围更为广泛。此外，我国明确将“药品”排除于“食品”之外。我国认为药品需要专门法律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它；美国的食品和药品一直自成体系，置于同等地位保护。我国在定义“食品”时与美国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均规定以“食用或者饮用”方式提供的物质补给属于食品的范畴；对食品是否需要加工等过程两国均持否定态度，均认可“原料”是食品的范畴，从而使食品的范围可以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过程。最后，在定义方法上，两国都采用分类法，大体上是将食品分类为食品、饮品及原材料。

（二）食品安全犯罪中对“安全性”的界定

关于食品“安全性”的界定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判定食品安全需结合时下背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主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要义，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又将其等同为“食品卫生”。至今，食品安全的内涵也不同以往。总之，食品的“安全性”因时而异，标准也愈来愈高。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性”规定也非常高，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2]我国对食品安全不仅要求最基本的质量安全，同时还要营养充分，缺其一在我国都不能称之为安全食品。美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取而代之是美国政府投入巨额经费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研究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检测食品是否达到安全标准。例如，美国在农药残留方面标准几乎就将所有的农产品涵盖其中。因此，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国直接以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来体现其安全性。我国虽然在具体判断安全性时，也有一定的标准，但与美国标准相比，源于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较大差距，我国标准制定和成效显然与之相去甚远。

二、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比较研究

世界各国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控范围规定无论粗疏或繁密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犯罪对象；二是犯罪行为[3]。因此，对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比较，笔者试图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犯罪对象比较

犯罪对象即刑事法律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具体的物。食品安全犯罪中的“物”首先应当满足立法关于食品的规定。对此，笔者上文已论述，而食品安全犯罪所指的食品还应具备刑事法律中对食品的规定。两国构成犯罪对象的食品都必然是“不安全”食品，区别在于对“不安全”的规定内容和方式的不同。美国在食品安全犯罪立法上采取的是典型的附属型刑法立法模式，即美国的《模范刑法典》中并没有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罪与罚的规定都散见于各食品安全行政法规中。《美国法典》第21篇是专门论及食品方面的内容，其刑法规定主要集中于第1节假冒、伪劣食品、第3节填充牛奶、第4节动物，肉，以及肉与乳制品、第9节联邦食品法、第10节家禽与家禽制品检验和第15节蛋制品检验。每一节不仅分别细述了具体食品的含义，而且也规定了相应的罪与罚，如“填充牛奶”是指任何牛奶、奶油，或脱脂乳，无论他们是否已被冷凝、脱水、浓缩、制成粉末状或被晒干，只要它已被添加、混合或复合任何除了牛奶中的脂肪外的脂肪或油，就可把该产品称作是赝品，即“填充牛奶”[4]。由此也可看出，美国对作为犯罪对象的食品方面作了非常繁密的分类，纵观美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餐桌上的基本食品几乎都会被囊入立法之中，同时还有可能出现同一食品被多部法律所调整。美国犯罪对象的规定除了对象的广泛性还有内容的细致性，如上述填充牛奶的规定，以此增大立法的可操作性。我国对罪与罚的规定只存在于《刑法》中。我国《刑法》直接规定食品安全犯罪主要有以下两个条款：《刑法》分则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5]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6]。以上两个条款对犯罪对象做了两个总体限定：一是首先满足我国立法规定的食品，即前述《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界定；二是对食品做进一步限定，要求食品必须是不符合安全标准或有毒、有害，并造成一定不良后果，但具体到某一种食品的判定并未一一规定，这常使我国司法工作者陷入不尴不尬的局面；有毒有害、严重后果亦是如此，更多的是依靠司法者的经验、主观臆断；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中的“标准”，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可谓是既不成体系，发展也不成熟，以此来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其成效也是不言而喻。

（二）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犯罪行为的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犯罪行为即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认定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认定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美国。我国目前直接规定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是《刑法修正案八》的第143条和144条。这两个罪名的犯罪行为仅限生产、销售两种方式，这也是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罪的两种行为方式。这两种行为也被美国食品犯罪行为所包含，但却不限于此。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中规定了很多犯罪行为，例如：人为改变或者冒牌食品的运输行为、接收行为；全部或者部分改变、切除、损毁、涂销在售商品标签行为；不建立或保持食品相关信息等、伪造膳食补充剂严重问题事件的报告等等[7]。因此，在美国，运输、接收、改变商品的标签、不建立食品信息等行为都是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范畴。当然，这些也只是美国犯罪行为规定的冰山一角。可见，美国规制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法网的严密，而这些犯罪行为在我国只是理论研究的愿景。美国还存在大量的解释型立法，通过进一步阐述立法内容，以充分表达立法本意，消除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歧义。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并不全面，现有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在现实中的应用也是疑问重重。此外，美国食品安全犯罪中犯罪行为对本罪的成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食品安全犯罪不同于其他普通犯罪，只要发生刑事立法规定的禁止行为，一般即成立此罪，而不过问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作案动机。美国食品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安全的，这与立法的强硬、零容忍态度不无关系。从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看出，仅出现刑法规定的否定行为不足以认定此罪，还需综合考虑其他种种因素，这样无疑提高了犯罪入罪门槛。

三、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比较的启示

目前美国已被世界公认为是食品最安全的国家，这与美国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全面程度有很大关系。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刑事立法调控范围不够严谨难辞其咎。因此，通过比较两国在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调控范围，我国应当有所借鉴并改善。

（一）细化食品安全犯罪对象的范围，并增加解释性立法作支撑

美国食品安全犯罪对象规定得极为繁密，这使美国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在实践中更具实用性，也可更有针对性地应对现实的严峻挑战。我国刑法则恰恰相反，犯罪对象的规定较为宽泛，立法很少专门针对某种食品单独立法，这种方式常常给实践带来难题，尤其是犯罪的归类划定，导致目前我国食品的含义在判断一些物品是否属于食品时常常模棱两可。此外，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中有大量食品的规定，有较为细致的分类，如添加剂食品、特殊食品、婴幼儿食品等规定。两法之间关系本应是无缝衔接，《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违法对象在刑事立法中不仅存在，而且还应规定相应的罪与罚，通过严密的立法消除违法与犯罪的空白地带，现实却并非如此。综上，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在对食品安全犯罪对象做出抽象概括的同时，还应有更多具体条文针对餐桌上基本的食品、一些易发生争议的以及需要特殊保护人群的食品如儿童、孕妇等的食物单独做出明确法律规定，并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对象相衔接，在此基础上，将立法原意通过司法解释或其他立法方式进行进一步解释说明，以此来支撑我国单薄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最终丰富、细化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对象的范围，提高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

（二）丰富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种类，并增强其在认定犯罪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仅限生产与销售，范围限定地非常狭窄，且“生产”、“销售”的具体行为方式也未做进一步解释说明，如因食品的包装不当致人死亡是否可以划为食品的“生产”中。此外，食品安全的风险存在于从农田（饲养）到餐桌的整个过程中，而非仅仅发生在生产和销售环节。食品原料在种植过程中可能喷洒有毒有害物质损害人体健康；食品在储存、运输途中可能不具备保存条件导致食品变质，产生有毒成分；问题食品未能及时召回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等，这些行为都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因上述行为不属于生产、销售行为，导致不能依据我国刑法中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定罪量刑。立法的空白直接影响本罪的认定，我国实践中只能寻找其他罪名定罪，这就可能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达不到惩治该罪的最终目的。综上，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目前的紧迫现状与立法不完善有很大关联。因此，笔者认为，在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规定上，我国显然需要借鉴美国，不仅需要增加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种类，将各环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犯罪行为均纳入到本罪中，还要将每种行为进行明确解释说明，减少实践中可能造成的歧义，从而做到精准有效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此外，我国还应重视犯罪行为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中的重要作用，在认定食品安全犯罪时，应重点考量犯罪行为，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严格犯罪责任，始终保持食品安全犯罪零容忍态度，从而达到降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发生概率。

（三）立法模式因地制宜，重在改变立法理念

犯罪对象范文篇8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并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基本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法律只是追究那些事先加以禁止的对社会构成危害的行为。”[1](P29)“因为只有确定了什么行为应受法律谴责与遏制,我们才能确定我们要遏制人们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应把什么人视为我们使之遭到报应的罪犯,对什么人加以报复或对什么人进行改造。”[2]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什么性质的行为不应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问题,并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它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量的经济犯罪已经出现,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经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学术研究上的各种估计,几乎都是天文数字。……使经济犯罪对于经济社会的损害性和危险性,更形增高,而成为最严重与最危险的新兴犯罪。”[3]“经济犯罪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比治安犯罪更为直接、严重的破坏力。经济犯罪往往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5]通过经济刑法立法对各种经济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地控制和遏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当务之急。而要建立和完善经济刑法立法,就要准确地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及其确立基础。尽管经济刑法立法是立法机关有意识、有目的的创制经济刑法的主观创造性活动,体现了立法机关的自觉性和主观性。但是,正如人们不能脱离、超越历史与现实提出的要求、提供的条件而人为地创造历史过程一样,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也不能脱离、超越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凭立法者主观设计拟造;它决不是立法机关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活动,它必须以、也只能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并直接受制于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5]“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刑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植根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存在的价值。”[7]因此,对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基础的考察、认识和确立,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现实需要,应以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准确、全面、及时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换言之,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础,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经济犯罪行为,以及对经济犯罪行为予以惩治和打击的调整需要,是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二)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标准

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确定某一行为是否应被规定为经济犯罪、应否被纳入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中,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由于“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8],因此,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也应以某一行为是否侵害了经济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¹所谓刑法法益,“即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9]相应地,经济刑法法益,就是受经济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在刑事立法上,对于某一社会生活利益应否以刑法手段加以保护,均以法益作为决策依据。”[10](P55)“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违法性的实质就是侵害或威胁法益”。[11](P3)确立了经济刑法法益,就能为经济刑法立法指明正确方向,并确立了经济刑法立法的目标。立法机关进行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就应确定经济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即经济刑法的法益及其范围大小,并把侵害经济刑法法益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经济犯罪,以此表明经济刑法立法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经济犯罪的惩治和打击,实现对经济刑法法益的保护。可以说,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都是以经济刑法的法益为核心,并紧紧围绕如何保护其法益而展开的。全部的经济刑法立法过程就是为保护法益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方向的立法活动过程。经济刑法法益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出经济犯罪的本质,即经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内容,即经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11](P4)“正确把握法益概念的社会内涵,有助于刑事立法所保护的客体秩序(或者说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适应时代的精神。”[10](P56)经济刑法立法是通过对严重侵害法益或者侵害重要法益的经济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刑罚处罚来实现其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应以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但是,经济刑法法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发展而随之变化和发展。“对过去认为没有必要保护的法益,随着保护要求的增大,就应当进行相应的新刑事立法。相反,在认为某个法益已经不值得刑法保护的时候,以保护这种法益为己任的犯罪规定就应当从刑法中删除。无论如何,适当的实定刑法,必须适应具体社会中对法益保护的现实要求。”[12]在确立经济刑法立法时,应关注经济刑法法益的这种变化性,并相应调整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二、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确立的切入点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犯罪,它是决定所有经济刑法立法内容的基点。而经济犯罪的概念又是认识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起点。“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对象范围的思维形式。研究任何事物,首先必须弄清其概念,这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13]研究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应科学地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这对于深化经济犯罪的理论研究,促进经济刑法立法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准确地认识经济犯罪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1.既要以现行刑法典规定的一般犯罪概念为基础,又要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规定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为补充。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一般犯罪的立法定义,揭示出犯罪的三个本质特征,即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表明某一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特性,并已达到严重程度;刑事违法性,表明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违反了刑法规范;应受惩罚性,表明违反刑法规范、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应承担刑罚处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这三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18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9卷¹刑法学理论界大多倾向于从社会危害性角度来认识犯罪的概念及其本质,这种作法尽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也有一些学者借鉴外国刑法理论中的研究成果,主张应从刑法法益角度认识犯罪的本质。本文也赞成从刑法法益角度来认识经济犯罪的本质,并以此作为确立经济刑法立法的标准。至于采用该种观点的原因,因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问题,故不详述。最基本的属性,刑事违法性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体现,应受惩罚性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一个不法行为必须具备不法、罪责与应刑罚性等三个本质要素,始得经由刑事立法手段,加以犯罪化,赋予刑罚之法律效果,始成为犯罪。”[14]这是认识一切犯罪的基础,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也应以此为前提。尽管经济犯罪是一种新型的、复杂的、特殊的犯罪种类。但是,它的本质与其他犯罪是相同的。明确了该点,就能够为正确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指明正确的方向,把握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共同本质。同时,除我国现行刑法典外,我国一些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为了惩罚和打击某一种类的经济犯罪,也规定了个别经济犯罪的概念。如《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具体规定了某一类经济犯罪的概念。此外,一些民事、商事、经济、行政等法律中,也规定或可能规定一些具体经济犯罪的概念。这些都从某一方面指出了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也应考虑把这些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规定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作为认识一般经济犯罪概念的补充。只有既认识刑法典中的犯罪概念,又认识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才能求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全面认识。2.既要看到经济犯罪与一般犯罪的共同属性,更要看到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一方面,如前所说,经济犯罪作为犯罪的种类之一,它具有一般犯罪的共同本质。要取得对经济犯罪的深刻认识,就不能脱离对犯罪本质的认识,而应从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入手。另一方面,经济犯罪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犯罪种类的犯罪类型,它又具有其特殊性。从表面上,经济犯罪概念是经济与犯罪的交叉和集合,经济犯罪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经济”一词可作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但一般来说,它都是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角度来说的。“经济活动首先是指生产具有使用价值(功能、效用)的各种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各种活动。”[15]由于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创造物质财富。所以,也可把经济活动解释为为了创造物质财富而进行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相应地,经济关系就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犯罪就是产生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中的犯罪行为。经济犯罪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密切联系,揭示出经济犯罪发生的特定领域。这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经济犯罪的概念。3.适当借鉴外国研究成果中的合理成份,积极吸收我国已有研究成果中的正确看法。外国理论界对经济犯罪概念问题的探讨时间比较早,已经奠定了研究经济犯罪概念的基础。对经济犯罪概念研究的深化,应借助外国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不借鉴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就不能有所创新。但是,外国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研究,也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例如,德国学者林德曼从刑法角度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针对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而违犯的可罚性行为”。[16]美国学者苏什兰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白领犯罪”的一种形态,并认为“所谓‘白领犯罪’乃指受社会所尊重及具有崇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者,在其职业活动中谋取不法利益而破坏刑法的行为。”[17]日本学者藤木英雄认为,“经济犯罪即在正常的经济交易场所活动之人,在执行职务时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犯的不正行为”。[18]H.埃德赫兹认为,经济犯罪是“采用无形和稳蔽或欺诈手段来逃脱应付款项或使应受的钱财耗损减少,或获得商业或个人利益的一次或一系列非法行动。”[19]还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对经济犯罪的确立包括两个标准:一是客观标准,即经济犯罪侵害客体。狭义上的经济犯罪侵害客体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秩序;广义上的经济犯罪侵害客体既包括经济秩序,也包括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二是主观标准,即经济犯罪主体状况。经济犯罪总是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的所作所为,因而是在企业内部的犯罪。[20]对于上述这些以及其他外国学者关于研究经济犯罪概念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素材,可予以必要的借鉴,吸收其合理和科学的因素,并应克服其欠缺和不足,从而求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科学认识。

(二)经济犯罪的概念

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国内外理论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出现了许多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不同观点;其分歧之大,观点之多,在所有种类的犯罪概念中居于首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经济犯罪概念具有相对性。如何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首先要受到一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一种行为是否认为是犯罪,受着该国的国家类型、立法、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刑法时代思潮的强烈影响。”[21]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刑事政策、道德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犯罪的概念以及立法规定不尽相同。相应地,各国经济犯罪的概念及其立法规定也各不相同。因此,我国经济犯罪的定义,也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有利于打击、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行为的需要出发;而且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涉及到认识的方法、角度、立场、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由于认识经济犯罪的方法、角度、立场、评价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要概括出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的确是很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应以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刑事政策、道德观念、文化传统以及现行的立法规定为前提,采用适宜的方法论来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2.经济犯罪概念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综合性。为了全面、科学地概括经济犯罪的概念,既要吸收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关于一般犯罪和个别经济犯罪的立法定义,又要吸收、借鉴和肯定前述外国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合理成份,以便对经济犯罪的本质作出高度概括,并突出经济犯罪的特殊性。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经济犯罪的概念可从以下方面予以揭示:首先,经济犯罪的客体为经济领域中受到侵犯的经济管理制度和经济秩序。不同种类的犯罪产生的不同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种犯罪的特征。经济犯罪是发生于经济活动或者经济关系中的犯罪,即经济犯罪只发生于经济领域。这是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之一。但是,“经济犯罪不等于经济领域中的一切犯罪。”[20](P8)为了把经济犯罪与其他发生于经济领域中的其他犯罪区别开来,对经济犯罪的界定还需考虑其他因素、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尤其应考虑经济犯罪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特点。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共同本质属性,但经济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具有其自身的特殊表现,主要表现为经济犯罪对经济秩序和经济制度的破坏。其次,经济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严重违反国家经济管理制度,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各种行为。国家经济管理制度是国家为了确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协调、有序状态而制定的各项制度。经济犯罪是发生于经济领域之中、严重破坏经济关系或经济活动并造成经济利益重大损害而应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这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点。

三、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意义

(一)有利于准确界定经济刑法立法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首先有利于对经济刑法立法进行定性分析,即准确界定经济犯罪的内涵,它能够从质上直接表明和体现国家以经济刑法立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刑法立法并不是泛泛地针对所有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活动,它并不是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关系、经济活动都纳入其全面调整范围之中;经济刑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只能是社会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中的特殊的越轨行为或活动,即经济犯罪行为或者经济犯罪活动。经济刑法立法的目的,也正是通过立法手段,采用刑罚方法惩治、预防、控制经济犯罪行为或者活动。因此,经济刑法立法的关键,就在于要正确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而纳入其调整范围之内。其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还有利于对经济刑法立法进行定量分析,即恰当确立经济刑法立法量的规定性。正确确定经济犯罪的种类多少和范围大小,它能够从量上直接表明和体现国家以经济刑法立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经济犯罪是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问题研究的焦点。通过对经济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不仅能够把握经济犯罪的本质属性,揭示经济犯罪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能够对经济犯罪的外延、种类、范围做出准确的界定;准确地把握研究经济犯罪问题的界限,划分经济犯罪行为与经济违法行为、经济犯罪行为与财产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以及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而且经济犯罪有其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通过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对经济犯罪做出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能够考察经济犯罪的演变历史,从而探索和总结经济犯罪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科学地预测经济犯罪未来的变化趋势,为经济刑法立法提供科学的根据。

(二)有利于妥善解决经济刑法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建立和完善的初期,“社会还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从而对某些经济行为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问题,还处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这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P9)经济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只能指立法活动,无论是进行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其主体只限于立法机关。”[22]经济刑法立法的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基于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的需要,把现行经济刑法立法尚未规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在立法中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过程或者活动。它是扩大经济刑法介入、干预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和处罚范围的思想在经济刑法立法中的体现。经济刑法立法的非犯罪化,是指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立法机关通过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对原来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行为的内容予以修改或者重新做出规定,使某些原来被规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不再是经济犯罪行为的过程或者活动。它是限制、制约经济刑法立法介入、干预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和处罚对象的思想在经济刑法立法上的体现。“没有一个国家只进行犯罪化或者只进行非犯罪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以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的合法权益及其程度、处罚的必要性等因素为根据的。”[1](P46)通过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能够正确认识经济犯罪侵害或者威胁着哪些合法权益,认识对经济犯罪进行处罚的必要性,解决好经济刑法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

犯罪对象范文篇9

第一节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特点1、犯罪构成的法定性；2、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3、犯罪构成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性：犯罪构成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4、犯罪构成的重要性：特点：是法定的；是主客观要件的有面整体；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是认定犯罪的惟一法律标准；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物。作用：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是区分一罪与数罪的依据；是区分重罪与轻罪的依据。

二、犯罪的构成的分类：1、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下的犯罪成：基本的是指分则性条文就单独的既遂犯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修正的是指总由性条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并对之加以修正而就共犯、未遂犯等所规定的犯罪构成。2、完结的犯罪构成与待补充的犯罪构成：完结是也叫关闭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完整地规定了所有要件的犯罪构成。待补充的是指刑法仅规定了部分要件，其它要件需要司法机关适用时进行补充的犯罪构成。3、单一的犯罪构成和复杂的犯罪构成：单一的是指刑法规定的各个要件均属单一的犯罪构成。复杂的是指刑法规定的要内容可供选择或互有重叠的犯罪构成。

三、犯罪构成要件：客体、客观要件、主体、主观要件。

第二节犯罪客体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特点：是社会关系；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侵犯指造成了实际侵害事实或造成了威胁）。

1、一般客体：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整体。

2、同类客体：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某一类社会关系。分为十类。

3、直接客体：是指具体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具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可分为单一客体和复杂客体。

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1、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主体或者物质表现。特定的犯罪对象是构成犯罪的要件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依据。2、关系：犯罪对象是反映犯罪客体，犯罪客体制约犯罪对象。3、区别：对象是事物的外部特征，客体是内在的本质决定着犯罪的性质；特定犯罪对象只是某犯罪的构成要件，面犯罪客体是一切犯罪的共同构成要件；犯罪对并非在任何犯罪中都受到侵寄存器，而犯罪客体在一切犯罪中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对象不是分类的根据，相同的的对象不意味阗犯罪性质相同。

第三节犯罪客观要件

一、犯罪客观要件概述：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具体是拽说明某种犯罪是通过什么样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进行侵犯，以及这种侵犯千百万了什么样的后果的事实特征。主要是指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重要内容，但不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

二、危害行为：是指在人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活动。特点：1、是人的身体活动或者动作；2、是人的意识支配的产物；3、是客观上侵害或者威胁了社会关系的行为。(一)作为：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活动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二）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忆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构成条件：1、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义务（法律、法规的义务，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2、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3、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分为纯正不作为和不纯正不作为）。

三、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1、危害结果的特征：因果性、侵害性、现实性、多样性。2、危害结果的种类：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与不属于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物质性危害结果与非物质性危害结果；直接危害结果与间接危害结果。3、危害结果的意义：当是犯罪构成要件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区分犯罪形态的标准之一（只有发生了危害结果时，才能成立犯罪既遂）；是影响量刑轻重的因素之一（是选择法定刑的根据；法定量刑的情节；酌定量刑情节）；影响诉讼程序的因素之一。

四、刑法上的因果关系：1、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概念：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2、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特点：客观性、顺序性、相对性、规律性、复杂性。本身特性：范围的特定性、内容的特定性。3、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说。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能以因果关系的认定取代对危害行为本身的认定；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一个危害结果完全可能由数个危害行为造成；第三因素介入要考虑成份大小。4、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不履行义国务而使法律关系受到破坏；如履行义务则不会民发生危害结果。5、刑法上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认定因果关系不等于认定刑事责任。

五、行为的时间、地点与方法：1、有的条文明文要求行为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或以特定的方江实施；2、有的第文明确将特定的时间、地点、方法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或从重处罚的情节；3、会影响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因而成为量刑的酌定情节。

第四节犯罪主体

一、犯罪主体概述：是指刑法规定的实施犯罪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自然人和单位）。

二、自然人犯罪主体：（一）刑事责任年龄：<14、14-16、>16。第十七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认定应当以行为之是为准而不是结果之日。（二）刑事责任能力：1、概念：是指行为人对自已行为的辩认能力与控制能力。2、种类：完全责任能力（16）、相对责任能力（14-16）、减轻责任能力（14-18）、限制责任能力（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无责任能力（一是没有达到责任年龄，二是精神病人。3、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对于无责任能力的判断就同时采用医学标准与心理学标准；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特殊身份：是指行为人在身份上的特殊资格，以及其他与一定的犯罪行为有关的行为人在社会关系上的特殊地或者状态。必须是行为人在开始实施犯罪行为时就已具有的。有以下几种：1、特定公职人员；2、特定职业；3、特定法律义务人；4、特定法律地位；5、以持有特定物吕为内容的特殊身份；6、以参与某种活动为内容的特殊身份；7、以特定疾病为内容的特殊身份；8、以居住地和特定组织成员为内容的特殊身份。

三、单位犯罪主体：1、单位犯罪概述：特点：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是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并且与其经营、管理活动具有密切关系的犯罪；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一般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刑事责任的特点：整体性（是单位整体的责任，不是成员的责任）、双重性（单位与直接负责人员的双罚）、局限性（只有刑法规定的才可能成为主体，只能适用罚金，不能适用其他刑罚）。2、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必须是依法成立并有合法经营、管理范围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个人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个人私分的不是单位犯罪。

一、犯罪主观要件概述：是刑法规定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心理态度包括：故意与过失（合称罪过）、目的和动机。罪过的有无以及罪过形式与内容都应以行为时为准。罪过含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成。罪过是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故意与过失。

二、犯罪故意：（一）故意的概念：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认识因素），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意志因素），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14条）。（二）故意的种类：1、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认识因素：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明知自已行为的内容与危害性质、明知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某些犯罪还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刑法规定的特定事实）；意志因素：希望这种结果发生。2、间接故意：放任。3、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的区别：两者的认识因素相同。意志因素不同：直接故意明知的可以是行为必然发生的危害结果也可以是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而间接的只能是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4、间接故意的发生：一是行为人为了实现某种非犯罪的意图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二是行为人为了实现某种犯罪意图而放任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三）故意的认定：1、要将犯罪故意与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故意区别；2、要将犯罪故意与单纯的认识或者单纯的目的相区别；3、要将总同与分则的明知相区别；4、要将俣理推定与主观臆断相区别。

三、犯罪过失：（一）过失的概念：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1、过失与故意的区另：相同：都是罪过的形态；都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都说明行为人对社会关系的保护持背反态度。不同：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内容不同，过失所反映的主观恶性小；过失犯罪均以发生危害结果为要件；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过失犯罪的刑罚较故意轻。（二）过失的种类：1、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前提是行为人能够（应当）预见。应当预见的内容是：法定的危害结果。2、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预见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的心理状态。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有认识的过失，而疏忽大意是无认识的过失。3、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别：相同：两者都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都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区别：（意志上）间接故意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结果的发生符合行为人的意志，过于自信的过失是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结果的发生违背了行为人的意志；（认识上）间的主观上考虑避免结果的发生，客观上也没采取的措施；过于自信过失则考虑到可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用语上），一个是明知，一个是预见。（三）过失的认定：1、认定疏忽大褐的过失应当从分析行为入手，根据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行为的客观环境以及行为人的知能水平，判断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预见结果的发生。2、认定过于自信的过失：不能将合理的信赖认定为轻信能够避免；不能将遵循了行为规则的行为认定为过于自信的过失。

四、无罪过事件：1、不可抗力：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原因所引起的。2、意外事件：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3、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区别：相同：主观上都没有预见自已行为的结果，客观上都发生了结果；不同：意外事件是不能够预见，不应当预见，而后者是能够预见，应当预见而疏忽大意没有预见。

五、犯罪的目的与动机：1、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意义：在某些犯罪中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目的犯）；在某些犯罪中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之一；影响量刑。2、犯罪动机：是指刺激、促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或思想活动，它是行为人革于何种心理原因实施犯罪行为。作用：在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影响定罪；主要作用是影响量刑。

犯罪对象范文篇10

【关键词】证券刑法；犯罪对象；犯罪行为；补充性

【正文】

证券刑法以恢复证券市场秩序为根本目的，证券市场秩序和各证券市场主体法益（尤其是证券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证券刑法法益，即证券刑罚的正当性基础。适当范围的证券刑法法益是证券刑法区别于传统刑法的前提，过于泛化的证券刑法法益和证券刑法概念、规范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证券刑法规制的完善应当在适当的证券刑事法益的基础上，结合刑法的基本原理，充分考虑到证券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利益的刑法保护以及证券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概念、对象、行为一致性或从属性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证券刑法的补充性也是证券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宏观层面。因此，证券刑法的补充特性、犯罪对象和规范抑或行为的从属性既一脉相承，也大致架构了证券刑法的框架，且以为证券刑法最为基础的问题。

一、证券刑法的补充性

基于刑法的补充性，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证券刑法的概念应当尽可能和证券法规保持一致；证券刑法规范具有从属性，亦该有证券法规的依据。

第一，证券刑法是行政刑法抑或经济刑法的一个分支，是证券法规的补充法。如何下一个证券犯罪的定义，争议还不少。但是，其合理的内核必然是刑法所规定的，严重侵犯证券法益的行为。证券法益，既包括证券管理秩序，也包括证券财产利益。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法益，证券财产基于证券对象而产生，受证券法规所保护。由于证券对象的确立尚且离不开证券法规的规定，证券财产权益也有别于自然意义上的财产权，需要证券法规的规定。因此，无论是证券管理秩序，还是证券财产法益，都以证券法规的保护为前提。由此而来，证券犯罪和其他经济犯罪一样，都以经济法规的违反为前提，没有相关法规的违反则没有独立研究证券犯罪抑或经济犯罪的必要性。离开证券法规去谈论证券刑法规范、概念的独立性，貌似引起了一些争议，实际上违背了证券犯罪对证券法规的从属性，实不足取。

第二，刑法价值的独立判断不排斥证券刑法的补充性。学界几无反对刑法具有补充性的，但是有学者对经济刑法对其他法律法规的依附性提出反对：“刑法的补充性不等于刑法依附于其他法律法规，具有依附性；刑法的保障性也并不等于刑法从属于其他法律法规，具有从属性。刑法作为惟一规制犯罪与刑罚的部门法，具有独立的规制对象和范围，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设置必然处于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的特定宗旨，具有独立的评价观念和机制。在经济犯罪的规范解释中，务必注重对经济犯罪规范进行刑法价值上的独立判断，否则不仅可能背离刑法的特定目的，而且更易导致刑法独立性的丧失。”{1}笔者以为，若是刑法价值的独立判断排斥经济刑法对经济法规的补充性，那么证券刑法自然也不具有对证券法规的补充性。但是，反对论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反对论以为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具有独立的规制对象和范围，实则不准确。传统的法理学以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方法来区分法的部门。{2}刑法并没有独立的某类社会关系作为它的调整对象，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因为它是以刑罚制裁的方式对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3}各部门法中，既存在着调整各类社会关系的刑法，也存在调整各类社会关系的综合法律部门，如海洋法等。经济法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独立的法律部门，既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甚至连独立的调整方法也没有，但是逐渐演化成当代的一个法律部门。

其次，刑法的独立性并不排斥其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补充性。一方面，部门法的独立性是相对的，例如，经济刑法、行政刑法与刑法之间具有包容关系，但是这并不影响其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刑法独立的评价观念和机制，无非围绕着罪责刑的评价来展开，罪责刑评价确实是刑法所独有的问题。但是，关乎罪责刑本质的社会观念却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刑法所谓独立的评价观念和机制也不可能脱离变化的社会生活内容。出入其罪，并不全在于刑法的规定，规定不变，随社会观念改变而罪刑殊异的也比比皆是。所以，刑法不仅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具有补充性，它和社会生活之间还具有一定的从属性。但是，上述的从属性并不影响刑法具有独立的评价观念和机制。

再次，根据证券法规的松散程度，可以将国外的证券管理体制和证券犯罪立法大体上分为三个类型：英国式、美国式和法典型。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成型的证券市场的国家，但是直到1986年才通过《金融服务法》授权成立“金融服务监管局”等机构，政府较多地介入了证券市场监管，初步改变了其在证券市场所奉行的“自由经济”。至今，英国的证券犯罪的规定仍然散见于不同的法律当中。相对来说，美国的证券管理法规，包括证券犯罪立法却要集中得多，以《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为主的联邦证券法律强调了政府对证券的统一管理，以特别刑法与其他法律结合的方式来规定有关的证券犯罪。尚未有国家出台完整的证券刑法典，即便像我国在刑法典中以专门的章节规定经济刑法的立法模式也不多见。为什么会这样？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金融市场是最复杂的市场，巨大的金融利益，盘根错节的金融关系，政治金融一体的国家形式，瞬息万变的金融情势，其监管难度不是统一的刑法典所能胜任的。为此，无论是松散的英国式还是相对集中的美国式，各国无一例外地采用附属刑法模式来规定证券犯罪。附属的证券刑法模式，在于能够根据证券市场的情况及时修正散见于各证券法规中的罪状和法定刑。

经济犯罪抑或行政犯罪当属法定犯，证券刑法也是如此。根据法定犯的原理，证券犯罪对象也该产生于行政法规的证券范畴，证券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应该取得证券行政违法与证券刑事违法的统一。我国的证券市场或金融市场尚处于较低的层次，证券对象单一，证券违法行为也多限于发行欺诈、操纵价格、资本抽逃、虚假陈述以及背信侵财等行为类型。虽则金融市场的总量或者说融资能力已不可小觑，证券犯罪案件层出不穷，但是混业经营尚未实施，证券衍生品种尚不多见，国有股（法人股）一股独大，股权结构还不算复杂，实不算证券市场的高级阶段。一旦混业经营得到实施，证券衍生品种丰富起来，金融寡头出现，政治金融进一步结合起来，国家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融合，市场容量将呈爆炸式增长，证券违规行为也会更加复杂。此时，刑法独立介入证券市场的能力和程度就更值得斟酌了。因此，仅凭初级阶段的证券市场水平就以为，证券刑法可以摆脱证券法规的范畴，不仅其刑法观念略过积极，实际上对证券市场复杂程度的考虑也有不足。

综上，作为一个法的部门，刑法既不是以独立的规制对象为基础确立起来的部门法，它的独立性也是相对的。经济刑法、证券刑法也有其独立的评价观念和机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和其他法律法规之间具有补充性。具体说来，经济刑法抑或证券刑法的概念应当从属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经济犯罪抑或证券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判断也需要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也是罪刑法定和谦抑原则的要求。

二、证券犯罪对象

通说以为，广义的证券犯罪是指围绕着各种有价证券而进行的诈骗、伪造、侵占等违法犯罪行为。狭义的证券犯罪仅指围绕着股票、债券发行及交易过程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各国的证券法或证券交易法中所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4}很显然，广义的证券犯罪对象指有价证券，狭义的证券犯罪对象主要是股票、债券，或者根据各国证券法规来确定。

有价证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有价证券，包括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狭义有价证券仅指资本证券。商品证券，也称财物证券，指证明持券人有商品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凭证，包括货运单、提货单、仓库栈单等；资本证券，指由金融投资或与金融投资有直接联系的活动而产生的证券，持有人有一定收入请求权，主要指股票、债券及其衍生品种如金融期货、可转换证券等；货币证券，指本身能使持券人或第三者取得货币索取权的有价证券，主要指银行券、汇票、本票、支票等。金融法意义上的有价证券[1]，指具有一定价格，并代表某种所有权或债权的凭证。其外延，包括国库券、债券、股票、提单、仓单、汇票、支票、本票等，指具有一定价格和代表某种所有权或债权的凭证。因此，金融法意义上的有价证券，取其资金融通的本质，包括资本证券和货币证券，是中义上的有价证券。我国刑法标明为有价证券犯罪的，包括第178条的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和第197条的有价证券诈骗罪。虽则该两罪名一为“国家有价证券”，一为“有价证券”，其名称并不统一，但是都指国库券等国家发行的金融证券，并不包括股票和公司（企业）债券。比较刑法和金融法意义上的有价证券立法，刑法上的有价证券立法既缺分类标准，又无分类逻辑，甚至随意地将利用“国家发行的有价证券”进行诈骗的犯罪行为冠以有价证券诈骗之名。置利用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诈骗犯罪于不顾且不说，更有名不副实的弊端。最为关键的是，刑法意义上的有价证券已全无概括证券犯罪对象的可能，证券犯罪对象有待查究。

从证券刑法对证券法规的补充性来看，应当在证券法规所确立的范围之内确定证券犯罪的对象。广义的证券法，指调整证券发行、交易和证券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既包括证券法典，也包括有关证券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同业公会制定的自律性规范等。{5}《证券法》第2条间接地将证券对象规定为股票、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政府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证券衍生品种需要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管理办法。由此看来，通常意义上的证券，或者说最狭义的证券仅指股票和债券，即股权证券和债权证券。但是，上市交易的政府债券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证券衍生品种以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亦属广义的证券。广义的证券是证券犯罪对象的基础。

再行考究金融法的证券规定，有价证券和证券实际上是一种交叉关系。结合票据法的有关规定，有价证券中的货币证券，如汇票、本票、支票、期票和车票等，虽则不完全属于狭义的票据，也大抵属于票据范畴。有价证券中的货物证券则与证券法意义上的证券无关。与证券法意义上的证券范畴最为接近的当属有价证券中的资本证券。研究到此，既不能简单地以为证券就是资本证券，也不能因此就认为证券犯罪的对象就是资本证券。具体说来：

第一，刑法意义上的有价证券，既不是证券法意义上的证券，也不属资本证券的范畴，不宜将有价证券作为证券犯罪的对象。

第二，根据国务院证券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结合证券法的第2条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的金融投资属性和证券特性都是很明显的，也可以归属于资本证券范畴。

第三，由于期货，或者说期货合约，不论是商品期货还是金融期货，都可以基于期权和期货指数而证券化。因此，证券交易的衍生产品本可以包括期货交易、期权交易的。但是，《证券法》第42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交易。因此证券交易基本上排除了期货、期权的交易方式。随着《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2007年3月修改为《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期货行政法规的出台以及各期货交易所的建立，独立的期货秩序已然形成。加上刑法对证券和期货也采取了分立的立法模式，相对独立的期货法益已经形成。所以，就现行的立法而言，期货已成为独立的期货犯罪对象了，有别于现行的证券犯罪对象。

然而，笔者以为期货也该纳入证券范畴，进而成为证券刑法所保护的对象。首先，从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证券和期货都是由证监会统一监管。其次，《证券法》第2条和第42条都以国务院规定的方式为期货的证券化留有余地，期货发行、交易秩序和财产法益的监管与相应的证券监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再者，从充分保护期货投资者权益的角度来看，期货证券化有助于让期货法益得到相对成熟的证券监管制度的保护。最后，对比国外的情况，不止是股票期权，证券指数期权和期货也可以获得证券交易许可，其他的期货类型也有望进一步作为证券衍生品种出现在证券交易市场{6}。因此，从立法的经济和司法的节约来看，独立的期货、期指、期权刑事法益尚无必要。

第四，金融市场上的衍生投资，例如利率期权、利率期货、股票指数期权、股票指数期货、外汇期权、货币利率期货、货币利率期权等，其资本属性较为明显，鉴于我国分离证券期货的立法，上述衍生投资的证券特征尚且有限。不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证券的衍生品种如金融期货、可转换证券等可以证券化，在期货证券化之后，其他期指、期权的证券化，并受证券刑法规制也就水到渠成了。

至此，笔者认为，从《证券法》意义上讲，证券仅指《证券法》第2条所规定的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以及证券衍生品种。从金融法来看，各类期货、期指、期权及其衍生品种也可以证券化。基于证券刑法的补充性，相应的证券犯罪对象也可以从金融法和证券法两个层面来产生。从现行的证券刑法规定来看，其犯罪对象仅限于资本证券，但是考虑到金融概念的动态性，尤其是国务院还可以依法认定其他一些类型的证券适用证券法，资本证券和金融法意义上的证券概念不尽一致，因此也不宜将证券犯罪对象确定为资本证券。金融法上的证券范畴于证券刑法立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证券犯罪行为

虽则我们还不能就此给定一个证券犯罪抑或证券犯罪行为的定义，但是此前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共识，证券犯罪行为从形式上应该是违反证券管理法规的行为；从实质上还应该严重地侵犯了证券法益。{7}定义证券犯罪行为时，还应该严格区分证券业相关的犯罪行为与证券犯罪行为。与证券业有关的犯罪行为，如挪用公款炒股的行为、在证券发行、交易中的行贿、受贿、贪污行为等，虽然发生于证券市场，但是其行为对象并不是直接指向证券本身，所侵犯的也不是证券法益。因此，不能被认定为证券犯罪行为。

实践中，认定证券犯罪行为的依据不仅在于刑法条文的规定，有关的具体形态还可见之于有关的证券法规，这也是证券刑法的补充性所决定的。因此，研究证券犯罪行为，也该从证券法规入手。

（一）证券法规宣示犯罪的性质

2005年10月27日修订之前的《公司法》和《证券法》，有不少条文在规定了有关证券行为的行政责任之后，附加一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立法本意来说，立法者倾向于追究有关行为刑事责任的态度非常明显。很多学者认为，上述附加了罪责规定的证券行政法律规范，要是不能落实到刑法中去，则构成证券法与刑法的冲突或者脱节。{8}个别学者还以为，附加于上述证券法规之后的语言既可以增加犯罪的客观方面，也可以增加犯罪的主观方面，甚至于《证券法》上述类型的规定提出了新的证券犯罪概念，是对刑法的发展。{9}

首先，从制定机关来看，《证券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考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刑法修正案，在不同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前提下，在《证券法》、《公司法》中制定部分证券犯罪条文本也无可厚非。实际上，英国式犯罪立法就是散见于各法律中的。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刑法法律也是可以规定部分罪刑条款的。从刑法的渊源来看，这类条款本可以形成附属刑法规范。若是行政法规，从现有的立法权限划分来看，还不能附属该类的刑法规范，仅能具体规定有关的证券概念和行为，并成其为刑法规范的部分内容。

其次，从文义来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含义不甚明白：第一，可能指该条文所规定的行政违法行为，只要情节严重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构成犯罪，并因此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也可能指该条文所规定的行政违法行为并不因此就能构成犯罪，还需要刑法的确认。第一种理解正是前文所提到的证券法规与刑法相冲突或脱节等观点的基础，而第二种理解是通说的观点。

笔者以为，前述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收尾的证券法律条文，起码缺少法定刑的规定，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罪刑规范，只是表明立法倾向的宣示性规定。亦如前文所言，《证券法》抑或《公司法》本可以附属部分刑法规范，但是上述犯罪宣示尚不是完整的罪刑规范。因此该类犯罪宣示的多余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大概金融法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新《公司法》和《证券法》只用其第231条和第21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进行了集体宣示。从表明立法倾向而言，还是有意义的。

（二）证券犯罪行为的依附性

基于上述证券犯罪对象分析，现有的证券犯罪体现为刑法第3章第3、4节的7个条文，计8个罪名，分别是刑法第160条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61条的违规信息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第178条的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179条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180条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第181条的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和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第182条的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上述犯罪，分属于证券发行、交易和监管各环节，都直接侵犯证券法益，可以被认定为证券犯罪。鉴于证券刑法对证券法规的补充性，证券犯罪行为的具体形态见之于证券法规的具体规定，证券犯罪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也以违反证券法规为前提，此所谓证券犯罪行为的依附性。以刑法第161条的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为例：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的犯罪行为，指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或者对依法应当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规定披露，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对照《证券法》第193条，该条所规定的违规披露方式还包括误导性陈述，较前者为广；在信息对象方面，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也将其限于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重要信息，而后者依据该条“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的规定，其信息对象显然更为宽泛。因此，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对象和行为都具有相应的证券法规依据，该刑法规范与相应证券法规之间的依附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了。

总的来说，证券犯罪行为总是对应于一定的证券违法行为，证券违法行为的对象和都能包容证券犯罪行为。个别的证券犯罪，如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其行为对象和方式和《证券法》第202条所规定的行为形态完全相同，这也是有的。从逻辑上说，重合的情形也不违背证券法规包容证券刑法的法律关系。

四、结语：证券刑法的完善

基于证券刑法的补充性，相继确定了证券犯罪对象和证券行为之后，证券犯罪抑或证券刑法的轮廓大抵也明确了。然而，证券刑法的完善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上述的问题即便在理，也还只是证券刑法发展征程的第一步。

首先，证券市场与公司制度、股权结构密切相关。而我国的公司治理水平和我们的金融市场大抵相似，都处在较低的层次上。证券市场是证券刑法的根本所在，不仅决定着证券刑法的对象范畴，也决定了证券行为方式。一个亟待培育，或者说突飞猛进的证券市场，其刑法规制一时之间难以成型也在情理之间。这既是各国证券刑事法治的规律，也是证券刑法补充特性的体现。

其次，就我国的证券市场而言，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例如证券品种单一，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公私证券市场主体法益未得平等保护，投资者利益难有保障等，都关联着证券刑法各基本问题。症结所在又绝不仅限于证券对象、证券行为的确定层面上的问题，尚有各证券市场主体法益的平等保护、公正的证券秩序利益追求等内生的证券法治要素。

最后，主张证券刑法的补充性，要求在证券法规范围内确定证券刑法的概念和规范，这既是和谐的证券民事、行政、刑事法律体系的要求，也是谦抑的证券刑法要求用足保护证券市场的民事、行政手段的要求。也只有这样，证券刑事法治才会有一个发育良好的证券市场基础，证券刑法的完善才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

【注释】

[1]如北京市1987年8月26日的《有价证券转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2年2月15日的《对<关于倒卖有价证券行为如何认定处罚的请示>的答复》第一段的规定。

【参考文献】

{1}肖中华：《经济犯罪的规范解释刍议》，载顾肖荣主编《经济刑法4》，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3}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4}顾肖荣、张国炎：《证券期货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5}强力：《金融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6}[美]托马斯·李·哈森：《证券法》，张学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

{7}王世洲：《论证券犯罪》，《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