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人范文10篇

犯罪人范文篇1

关键词：外逃职务犯罪人国际合作民事诉讼

开辟打击职务犯罪的“第二战场”,缉拿惩处外逃职务犯罪人,是探讨职务犯罪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扫除职务犯罪人最后一根“稻草”,摧毁职务犯罪人在国外的“天堂”,彻底打击职务犯罪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协调联动,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多部门协同作战。目前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是单兵作战方式。职务犯罪人外逃案发后,通常是以一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临时组合,没有正式的联合打击模式。由于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涉及多部门,单个部门能力有限,孤军奋战,造成打击效果不佳,效率不高,致使一些职务犯罪人得不到及时打击惩罚,社会影响不好。为了更好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笔者建议,国家尽快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其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一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可以参照防范职务犯罪人外逃联合机制的成功做法,在其基础上继续建立打击职务犯罪人追逃联合机制,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合力。二是联合机制以两级联合制为主,三级联合制为辅。即联合机制层级主要为国家和省级两级。一般是建立中央和省级联合机制,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三级联合机制,加上地市级。三是联合机制部门主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中央纪委等部门组成。四是联合机制管辖是属地管辖和中央管辖相结合。即案发后,由外逃职务犯罪人犯罪地的省级部门管辖,部级机关指挥领导,省级联合部门中具体管辖职务犯罪人的部门承办。通过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形成规范稳定的专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机构主体。

二、创新打击手段,主动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

保持高压的打击态势,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最直接、最重要手段。我国有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方法和途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常规手段是引渡,同时创新使用了规劝和异地诉讼。在我国追捕外逃职务犯罪人过程中,引渡作为主要途径,成功引渡回一批职务犯罪人,使其受到了法律制裁。规劝职务犯罪人回国是当前我国运用较多的方法。如2004年原中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2007年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等在有关部门劝返下先后回国自首等。异地诉讼在美国开了成功先河。2009年5月6日美国联邦内华达地区法院在拉斯维加斯,分别判处侵吞巨额公款潜逃美国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二十五年和二十二年有期徒刑。这些方法和措施使部分职务犯罪人即使上了“天堂”也逃脱不了惩罚,同样要下地狱。笔者建议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方法和路径上要不断创新,不拘一格,灵活机动,针对不同案件,不同国家和地区,寻求更多更有效的手段,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以满足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时代需求。

三、运用民事诉讼的手段,追缴外逃资金

职务犯罪人外逃一般都同时携带大量赃款,如何在缉捕外逃职务犯罪人过程中,追缴其在境外赃款、外逃资金,摧毁职务犯罪人的经济基础,挽回国家损失,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追缴外逃资金是重中之重。笔者赞成先用民法诉讼追缴外逃职务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再用刑事程序引渡外逃职务犯罪人,以最大限度减少外逃职务犯罪人给国家造成损失的主张。笔者同时主张,在利用刑事诉讼的遇到困难和阻力时,充分发挥民事诉讼的优势,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框架内运用民事诉讼手段,追缴职务犯罪人的外逃资金。

具体做法有两种模式:一是受害个人、单位或者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在国内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被告人缺席情况下,作出判决,然后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七条(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的规定,请求职务犯罪人所在的缔约国协作,将职务犯罪人的非法财产返还我国。二是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三条(直接追回财产的措施)第一款第一项“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确立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的规定,我国受害个人、单位或者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在职务犯罪人外逃所在的缔约国间接提起民事诉讼,追回赃款。

四、灵活、稳妥对待死刑,破解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瓶颈

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上,有一个突出的难点是死刑冲突问题。外逃职务犯罪人外逃国外一般都犯了我国的重罪,绝大部分是贪污罪、受贿罪等,依据我国刑法可能要判处死刑。而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变相废除了死刑,主张死刑犯不引渡。我国强调国家主权,主张死刑犯也引渡。双方在打击职务犯罪国际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很大程度上了影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击职务犯罪人的合作。

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集中在主张死刑不引渡的国家,是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主战区和堡垒,死刑是攻破这个堡垒的一个重要障碍。为了解决这一制约打击职务犯罪人外逃的瓶颈问题,消除死刑障碍,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化解:一是个案承诺不适用死刑制。为了及时打击重大外逃职务犯罪人,国家可以在个案上采取灵活措施,承诺不适用死刑。二是引渡条约相对死刑放弃制。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可在签署引渡条约中放弃死刑犯也引渡的规定,相对承认“死刑犯不引渡”原则,以破解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的难题。

五、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打击职务犯罪人外逃重要国际合作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已批准加入该公约,2005年12月14日正式生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我国反腐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也是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利器,而要更好的使用这一武器,就必须建立缺席审判制度。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四条(通过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机制)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和第五十七条(条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第三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缺席审判制度,对于该公约所涵盖的任何犯罪的所得,请求国欲向被请求国主张返还逃到该国的贪官携带去的巨额赃款,请求国必须提供生效判决的文书,被请求国才能根据该生效判决,没收职务犯罪人带到其境内的赃款,并将所没收的财产返还请求国。当然,被请求国也可以放弃对生效判决的要求,如果被请求国坚持要求请求国提供法院的生效判决,请求国则必须提供,否则就无法实现合作,追回有关财产。

我国目前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有缺席审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没有缺席审判制度。由于现行刑诉法没有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无法向被请求国提供生效判决文书,难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资产追回机制实现追赃的目的。为了能够向职务犯罪人逃往国提供生效判决文书,追回有关赃款,有效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维护国家利益,笔者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接,追回职务犯罪人的外逃资金,摧毁职务犯罪人资金链,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以维护国家利益。

六、加强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了解世界,加强国际间的理论交流和司法实践合作。

1.加强司法实务合作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国际合作。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以及20多个国际组织建立了业务交流、合作关系,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2003年8月27日和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8年,我国与法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的引渡条约相继生效,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这些举措为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奠定了基础,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我国打击职务犯罪的国际合作仍不适应时展的变化,需任重道远。我国与美国、加拿大等外逃职务犯罪人集中的国家,还没有签署引渡条约,这些国家成了外逃职务犯罪人的“避风港。一些职务犯罪人利用国际法中“死刑犯不引渡”等原则,借口自己可能被判死刑,以规避引渡,逍遥国外。为了走出没有引渡条约的困境,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应与各国的高层司法机关以及透明国际等非官方国际组织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对职务犯罪人的引渡等方面的细节问题,积极开展外交磋商,争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使更多的外逃职务犯罪人得到惩罚。

2.加强立法接轨,优化法制环境。我国在打击职务犯罪国际合作中的主要障碍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我国法律同国际规则的脱轨,妨碍了打击职务犯罪国际合作的有效开展。因此,我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情况下,积极根据国际惯例完善和修改相应的法律,加强法治建设,尽力与世界接轨,为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优化法制环境,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

3.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理论与经验的交流,发展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理论。国外不少国家对职务犯罪理论研究比我国更早、更深入,有很多共性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国移植、吸收、借鉴。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完善的理论支持,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国应加强与国际社会交流职务犯罪理论和经验,通过积极参加会议、互访等多种形式,比较、吸收国外先进的职务犯罪打击、预防理论和经验,“洋为中用”,充实发展我国职务犯罪理论,为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提供更有效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袁定波.开平案主犯二许在美国被判刑——专家:开创外逃贪官在国外受审判重刑先例.法制日报.2009-05-08.

[2]王明高.民法打击贪官外逃潜力巨大.人民论坛.2007(9).

[3]王圣扬.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建立我国的刑事缺席追诉制度.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6).

[4]周胜照.关于反腐败刑事缺席审判的思考.党政干部论坛.2007(6).

[5]邓思清.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法学研究.2007(3).

犯罪人范文篇2

关键词: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社会排斥;非刑罚惩罚

“由于自然法则的支配,人总是要老的。个人的劳动能力,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退。在自然法则面前,所有人都面临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早期死亡,使他挣钱谋生的生涯缩短,而他的遗属则处于无人供养的状态;另一种是活到晚年,直到他挣钱谋生的能力完全丧失,并将其终身的储蓄花光。如果他在劳动和工作期间没有任何储蓄或储蓄很少,他的余年就将难以为继。”［1］而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资料的丰富、人口的增长,老年化所导致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世界各国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我国从家庭养老到单位养老再到社会养老的发展历程中,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也一步一步地得以深入。但是,在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犯过罪的人的养老保险的规定是否公正合理?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对几个相关概念的说明

何谓惩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笔者比较赞成王立峰对惩罚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以下的论述。即“惩罚是享有权利的主体依据一定的理由对违反规则的人施加的一种公认的不利后果”［2］。根据刑法理论,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也即对犯罪人的惩罚,在我国的《刑法》中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刑罚。这是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最常见、最基本的一种方式。“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3］即特指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以及驱逐出境(对犯罪的外国人)九种。第二,非刑罚制裁措施。《刑法》第37条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第三,单纯宣告有罪。如《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这种方式由于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从而引起对犯罪人在生活、名誉上公认的不利后果,因而实质上也是一种惩罚。第四,转移处理。这是一种特殊的承担方式,即《刑法》第11条的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而本文所说的“非刑罚惩罚”,更强调的是《刑法》规定的惩罚之外的惩罚,也即以上四类惩罚之外的惩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本文所说的“犯过罪的人”,是指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定为有罪或者曾经确定为有罪的人。这里既包括正在服刑的犯罪人,也包括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至于服刑的方式则既可以是监禁服刑也可以是非监禁服刑。

二、社会排斥概述

社会排斥的研究起源于对贫困的研究。英国的汤森运用“相对剥夺”来定义和度量贫困,认为“人们常常因社会剥夺而不能享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应该享有的生活条件。假如他们缺乏或不能享有这些生活条件,甚至因此而丧失成为社会一员的身份,他们就是贫困的”［4］。印度的阿马蒂亚·森对由来已久的将贫困单纯归结为收入匮乏的观点进行了提升,认为“生活的困顿通常缘于收入的不足,从这层意义上说,低收入或许是生活困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贫困最终所指还是生活的贫困,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活贫困也就是能力被剥夺,也即能力贫困。而“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5］。对待贫困的研究由最初侧重于物质匮乏转变为社会不利状况,包含精神和符号方面的“社会排斥”概念逐步得以形成,进而得到欧洲委员会的认可,现已广泛流行于国际社会,用来分析解释各种社会现象,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工具。

由于“社会排斥”的泛化使用,它的含义也不断更新和多样化,到目前也没有形成一个被普遍认可的统一概念。但是,其发展的总体情况是,“在法国,社会排斥概念侧重于个人与社会整体的联系。欧盟侧重于公民资格与社会权利。英国与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则侧重于个人社会参与”［6］。在众多关于社会排斥含义的界定中,本文采纳欧洲学者鲁姆等人以T.H.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为基础的观点,即“每个公民有权享受某种最低的生活标准,有权参加社会的和职业的主要建制;社会排斥问题可以从这些社会权利的否定和未实现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据此,“公民身份的基础在于各种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的结合与互动”。“社会排斥是与公民身份相对立的,主要是人的基本权利遭到否定的结果。社会排斥表明,构成民主社会的诸项原则没有实现,所以它是民主社会的严重破坏。”而且,“公民只要不能够取得他们的社会权利,往往便陷于普遍而持续的不利状态,连其社会的职业的参与机会也在减少”［7］。那么,作为具有公民身份的犯过罪的人,在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其基本的权利是否没有得到实现?也就是说是否遭到社会排斥?若产生了这种公认的不利后果,并且是由于被法院依法判决确定为有罪或者曾经确定为有罪所致,这种不利后果是否是一种非刑罚惩罚呢?

三、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社会排斥

如上所述,犯过罪的人包括正在服刑的犯罪人和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而按照刑罚是否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来分类,刑罚的执行方式可分为监禁和非监禁两种。运用监禁的方式执行刑罚是将犯罪人放入拘役所、看守所、监狱或者其他监管场所执行。运用非监禁的方式执行刑罚是对犯罪人不予以关押,而放在社会上执行。于是我们将“犯过罪的人”分为三类,即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和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对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的相关规定,目前主要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2001］5号《关于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发［2001］8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基本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函［2001］44号《关于退休人员被判刑后有关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复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函［2003］315号《关于对劳社厅函［2001］44号补充说明的函》,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司法部、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4年2月6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下面笔者将逐一分析犯过罪的人在养老保险中的社会排斥。

1.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养老保险社会排斥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的相关规定,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账户被封存,无论是已退休的服刑人员还是在服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养老金完全被剥夺。温毅斌、龙新民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认为社保部门取消罪犯的养老保险不合法,理由有以下四条。第一,养老保险金属于其财产所有权范畴。它是罪犯与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个人合法财产,非经司法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剥夺。第二,社保部门不具备刑事处罚的主体资格和收缴罪犯养老保险金的权力。第三,我国刑罚体系中没有取消养老保险金的规定。否则违反了刑法上“一罪不再罚”的原则,并且,养老保险金也不是个人的非法所得,不存在收缴问题。第四,因罪犯的犯罪行为而受到侵害的单位的财产损失只能通过司法机关追赃后发还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挽回,而不应由社保部门和单位剥夺罪犯的养老保险金来弥补损失［8］。笔者认为,惩罚就是对合法权利的剥夺,只不过必须依法进行。如我国《监狱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这里“依法”的“法”应作广义理解,不仅仅局限于刑事法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法被剥夺的权利和未被剥夺的权利可以加以区别对待;另一种就是学界所说的罪犯权利的不完整性,即罪犯一些权利虽然没有被剥夺,“但是基于刑罚的性质和监管改造的需要,这些权利必然被烙上刑罚的印痕,从而在内容上也表现出它们的不完整性。如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无法行使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9］。这里依据的是刑事法律。而罪犯的养老金作为个人的合法财产权若被依法剥夺,不属于第二种情形。劳社厅等相关部门的通知、函等属于有权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也是广义的法。因此,对罪犯养老金的剥夺属于“依法”剥夺。既然不是依据刑事法律对罪犯养老金的剥夺,当然就不需要刑事处罚主体来实施,那么,剥夺养老金也就不属于刑罚体系。也就是说,剥夺罪犯的养老金不是刑罚,于是也就没有违反刑法上的“一罪不再罚”原则。因为“一罪不再罚”原则指的是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受两次以上的刑罚处罚。虽然对同一犯罪不得重复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同一犯罪可以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他法律责任。至于用罪犯的养老金来挽回因犯罪行为给单位造成的财产损失,在劳社厅等相关部门下发的通知、函中并不能体现出这种本意。总之,对罪犯养老金的剥夺并非缺乏法律依据。因此,具有公民身份的以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其基本的权利,即养老金的财产所有权完全被合法地剥夺,遭到了社会排斥。

2.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养老保险社会排斥

根据以上相关规定,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若是退休的犯罪人,其养老保险金按判刑前的标准继续发放,但不参加基本养老金的调整。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基本养老金的调整是为了保障他们最低生活的需要,并且这也是养老金财产所有权收益的一个组成部分。若是被判处拘役以上刑罚的犯罪人,同时判处缓刑或者假释、监外执行的,在服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由于暂缓办理退休手续,待服刑完毕后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那么,他们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到服刑完毕这段期间就不享受养老金。现在的规定对以上两部分权益的剥夺,同样说明具有公民身份的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其基本权利,即养老金的财产所有权部分被合法地剥夺,也就是遭到了社会排斥。

3.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养老保险社会排斥

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参加以后基本养老金的调整。但是,若是退休人员,按照服刑前的标准发放养老金。而服刑期间由于没有参加基本养老金的调整,这样在养老金的发放标准上,他们与同等条件的其他人相比,就少了这部分养老金财产所有权的预期收益。若是曾被判处拘役以上刑罚的刑释人员,在服刑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由于暂缓办理退休手续,待服刑期满再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那么,他们与同等条件的其他人相比,在领取养老金的基数上也相对来说要低。这部分也是在自然的正常的情况下所失去的相对损失。因此,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本权利,即养老金的财产所有权也是部分被合法地剥夺,同样遭到社会排斥。

四、合法不合理的社会排斥

通过对我国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考察可知,犯过罪的人受到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排斥是合法地客观存在的。但是,它们的合理性值得质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

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正如荷兰启蒙思想家格劳秀斯所说的,惩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恢复原状而是为了作用于将来,惩罚的第一目的是改造,就是使一个罪犯变成一个好人［10］。也就是说,通过惩罚使罪犯转变思想和价值观念,成为遵纪守法,能够自食其力,过正常社会生活的人。然而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犯过罪的人的社会排斥,对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负面影响。若是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由于与社会隔离,食宿统一供给,并且他们往往也不了解具体的规定,因此,这种情况下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导致的负面影响不是太大。若是非监禁方式执行的服刑人员和服刑完毕的刑释人员,由于他们就生活在当下的社会中,与其他人过着同样的消费生活,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不仅导致他们在经济上与其他相同条件的人有差距,而且还具有“污名”的影响。本来他们被贴上或曾经被贴上犯罪的“标签”,自卑感和缺乏自信心带来的弱势地位就已经是个永久的伤痛,而现在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就是持续地向他们的伤口上撒盐,提醒着他们可能“淡忘”的阴影。这样即使他们有想重新做人的意念,也会被现实的不平等冲撞得粉碎,使以前的改造成果付诸东流。

2.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任何社会秩序都是一定时代的人们在一定的法律观、道德观、习俗观等规范原则指导下的社会秩序,它既是人们实践活动的结果,又是人们进一步活动的基本条件和行为准则。所以,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任何国家和政府都高度关注的首要问题。而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犯过罪的人的社会排斥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经济上使其处于更加拮据的状态。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了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化解由于年老而带来的各种风险,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特别是对家庭养老不足的犯过罪的老年人,其基本的养老金就是“雪中送炭”。因此再对其进行相应地剥夺,将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顿。其次,在思想上使其易于产生对社会的抵触情绪。养老保险作为基本的社会保障在遭受到社会母体的排斥时,他们认为这仍然是一种惩罚,并且是一种持续性的惩罚。从而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失去对社会的期待,不满情绪也会油然而生。生活的贫困和抵触心理积压到一定程度,就很有可能以反社会的行为再次表现出来,以至于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稳定的因素。

3.不利于人权的社会保障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享有和应该享有的权利。人人皆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因而人人皆有人权。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言:“人权的主体是普遍的,不管是‘敌人’,还是‘人民’,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人权。”［11］犯过罪的人也是人,当然也享有人权。2004年3月14日,对我国人权保障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我国立法史上、宪政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在这一天“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宪法。但是,人权的行使是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的,即所谓“无财产便无人权”。否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只不过是造成空气振动的漂亮口号而已。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并非少见。例如,“为了发展经济,许多保护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对资方利益保护有加,对劳工权利的保护则不充分。‘打工仔’或‘打工妹’为了有限的工资有意识或无意识‘忍气吞声’地让渡自己的人权。又如,在教育权的保障方面,有较强经济基础的学生往往能享有更好、更全面的教育,而经济基础很差的学生往往无法充分实现其受教育权。再如,经济基础较好的人一般会得到较好的社会评价与肯定,受人尊敬,而经济基础较差的往往社会评价不很高,也往往难以得到社会的应有尊敬”［12］。因此,对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使本身就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老年人在物质保障上变得更加匮乏,他们的人权也极易受到侵害。

4.不利于法治的建设发展

“法治”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追根溯源,对法治的理解可以追溯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3］。这一定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有所差异,但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进行符合自己时代精神的发挥和进一步的阐释。总体而言,“法治”的“法”不是指现有的制定法,而是处于更高层次的自然法,也就是反映了道德性、正义性价值观念的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良法”。而现有的制定法中既有“良法”又有“恶法”,“良法”才是法治的前提。“获得普遍的服从”是法治的条件和所要达到的状态。广而言之,法治不仅是统治社会的工具,更加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社会秩序类型。所以,法治社会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凝结着人类智慧的结晶。而现有规定对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的社会排斥,也即对他们来说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养老金的全部或部分地予以剥夺,使得这种不利状态在他们已经为其犯罪行为承担完责任后还持续地存在着,有违法治社会的本质内涵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在法治的建设发展中具有负面效应。

五、对犯过罪的人养老保险社会排斥是非刑罚惩罚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是建基于如下的惩罚概念,即“惩罚是享有权利的主体依据一定的理由对违反规则的人施加的一种公认的不利后果”。我国现有的相关规定对犯过罪的人的养老金进行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也就是说对他们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社会排斥,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因为在这里作为“权利的主体”是社保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依据的理由是他们从事过被法院判决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当然的前提是他们违犯了刑事法律规范,从而对他们施加剥夺全部或者部分养老金这种作为老年人最基本的生活物质保障。虽然养老金属于财产权,但是其性质决定了对它们的剥夺不仅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会威胁到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其各项权利中生存权是根基性权利,是首要的权利,是其他权利得以享有和行使的前提。除非法院可以依据《刑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之外,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剥夺别人的生命,都不能不尊重别人的生存权。就是刑罚之中的没收财产,在没收犯罪人的全部财产时,也“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丧失或者减弱了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即使是犯过罪的人,只要没有被剥夺生存权,都应该得到特别的相应保护。所以,犯过罪的人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社会排斥,也即作为公民身份应当享有的养老金的基本权利被全部或部分剥夺,是一种“公认的不利后果”,是对他们进行的一种惩罚,并且这种惩罚不在我国《刑法》规定的几类惩罚之列,是一种非刑罚惩罚。

古典刑事学派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认为:“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而也就是蛮横的。”［14］42－43于是他就设想了一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认为人们“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14］66。这就是现代刑法中“罪行相适应原则”的思想渊源。我国《刑法》第5条对此也作了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推而广之,就是惩罚应当适度。也就是说,“惩罚的严厉程度只要刚刚达到或稍稍超过使背叛者得不偿失的程度就够了,过度的惩罚不仅会耗费惩罚者太多的资源和精力,也会吓跑许多潜在的合作伙伴。更何况,过度的惩罚还容易招致被惩罚者的反报复,从而升级为冤冤相报”［15］。根据这种逻辑,立法者和司法者在设立和适用“罪刑相适应”时,至少在主观上已经认为对犯罪人的惩罚与其犯罪行为是基本相当的。那么,再有其他的额外惩罚就是惩罚的过量。因此,在养老保险制度中对犯过罪的人的社会排斥这种非刑罚惩罚是一种过量的惩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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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人范文篇3

【关键词】自由刑/释放安置/未成年罪犯/监狱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指只在监禁期后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释放安置是未成年人被关进行刑机关（原始刑罚）的最后成分，而不是由法官判处的刑罚，它的最基本功能是在社区里监督未成年人。紧随具有严格时间表的监禁刑之后，设计释放安置是要帮助未成年人过渡到“真正的世界”。

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不是一个新概念，其渊源可追溯到十八世纪，通常认为它类似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最近十年来，为了反映刑事司法制度现在采取的更加严厉惩罚的态度，未成年人释放安置已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个词条回放了历史场景，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和成年人假释联系起来，并且深入阐述了释放安置的问题。

一、历史回顾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由于不受监督和不守规矩的未成年人人数日益增加，被拘留的个体未成年人人数和类型也就随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把被拘留的儿童与被拘留的成人分开关押的举措，专为儿童设置的第一个拘留设施于1825年开启。纽约收容所收留流浪儿、弃儿，并且关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给他们提供较为积极的环境。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要求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关押时期持续一到三年。根据在收容所期间他或她的行为表现，一个评估委员会决定对未成年人的关押期限，该委员会必须为未成年人释放回归社区做准备。

在监禁期限届满之后，把未成年人释放到一个家庭作为契约雇工在私人住所劳动工作。这已经被视为现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运动的起始阶段。契约期间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监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导归档儿童学习工作技能。此外，这个措施也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以便努力减少可能引诱她或他实施不法行为的因素。从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先批准了释放的契约约定的委员会，要求一个官方机关检查未成年人的进步情况。

在十九世纪末，收容所的契约成分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有利可图了。然而，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称改变了（Pisciotia，1993年）。契约约定变成了释放安置或假释，而且检察机关变成了假释机关。唯一的不同是，契约约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主人”，而释放安置／假释方法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他们的家庭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及成人假释的比较

（一）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

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不同在于批准的法律基础。在两种情况下，未成年人被带到法院并有充分证据判定未成年人有罪，区别在于未成年人受到的法庭判处的刑罚上。法官判决未成年人缓刑，就意味着该未成年人将留在社区接受一系列规则和规定的约束。然而，法官不能判处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而只能是判处未成年人一定期限的监禁，但释放安置是刑罚的一个最后成分。

同样，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相似之处是需要给未成年人提供社区监督、咨询和任何附加服务。两者的基本目标是要执行释放回社区的条件。释放的这些条件需要持续地遵守宵禁、上学或保持雇用，保持与法院官员的联系、咨询、参加服务（如物质滥用戒除服务、性犯罪者规划家庭服务），并且避免犯罪活动。检查监督释放条件是释放安置／缓刑监督官的职责，因为违反释放的任何或所有条件都能导致一定期限的监禁。因此，当考察规则和规定的时候，官员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功能：既是执行者又是顾问。

作为执行者，官员必须查证社区释放的所有条件。如果未成年人不遵守释放安置／缓刑的任何条件，官员必须使用他或她的自由裁量权，在警告未成年人和联系法官撤回判决之间作出选择。作为顾问，通过讨论责任的重要性和保持亲社会行为的方式，官员必须帮助未成年人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官员必须慈悲为怀、无微不至地关心（顾问的角色）；另一方面，她或他必须执行并检查监督释放安置／缓刑的条件。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成人假释

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功能是相同的——监督和协助已经从监禁期释放出来的罪犯，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法理上的。未成年人法院制度的创立是一项以寻求未成年人福祉为目的帮助未成年人的成长。因为他或她的年龄，根据社会规则要求，一名未成年人可能被处理或教导该怎样做出行为。相反，成人法院的任务是要证实犯罪并且施加罪有应得的惩罚，以保护社会民众和控制犯罪。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和成人）的法理基础是用词不同的理由，虽然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转三、深入细致的释放安置计划运动

总体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的使用是不成功的(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0)。就是说，提供有限服务和承担大量个案工作压力的同时，在社区里对未成年人的传统监督，对于在社区内成功转变未成年人，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之所以取得不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几个因素的影响：(1)在过渡期间，行刑机关工作人员与释放安置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2)不能确定未成年人服务的合适提供者；(3)释放安置工作人员承担着极大的个案工作量；(4)选择不适当的未成年人进行释放安置，这就导致了使用基金试图改进释放安置成功的现象。

更加明确的是，未成年人司法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已经拨出专款资助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实施强化释放安置计划目的是：(1)改进从监禁到社区的过渡；(2)提高未成年刑罚的释放安置成分的作用(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4)。这项资金已经获得同意。因为研究表明，当未成年人再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们无能力牢记从监禁中吸取的教训，即释放回社区的未成年人似乎不保持在行刑期间他们可能已经学到的亲社会行为。除此，研究已经发现，当高度结构化的计划在适当的位置的时候，释放程序的结果是更有利的。因此，通过统合监禁方式与强化释放安置的办法，“强化释放安置计划”运动寻求缓减从行刑机关监禁的过渡。

统合监禁的目的是在未成年人还在被行刑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回归社会的整合工作。通过提前给未成年人的挑战做准备，来完成这个转变过程（例如，怎样处理同龄人关系和诱惑），确定在社区里可行的服务和计划（例如，物质滥用戒除咨询），并且确保所有的当事人遵守释放条件（例如，正如未成年人报告所讲的那样，服务被提供）。总之，这个时期涉及详细的释放程序的所有决策，包括未成年人的生活安排。

对于谁适合于强化释放安置的问题，还要做出一个附加裁判。调查研究发现，把有实施再犯罪行为低度可能的未成年人置于强化释放安置的时候，就是严格控制该未成年人可能作出不适当的行为举止。换句话说，释放安置的作用影响对“低危险”未成年人可能是有害的。两个广泛限定的小组能适应选好的强化释放安置。第一组包括顽固罪犯——那些有非暴力行为长期历史的人，第二组是能得益于特殊化处遇有特定问题的未成年人（例如，物质滥用者，性犯罪者）。研究显示，这两组“高危险”群体能获益于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因此，释放安置计划明确限定接收对象是极为重要的。

更进一步，成功的释放安置计划应该关注保护社会，强调罪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给未成年人提供适当的服务（家庭干预，健康相关的问题，生活安排，劳动安置，等等），给未成年人确定并巩固社区资源，而且监督和评估罪犯的进步情况。为完成这些目标，释放安置强调监督和处遇。诚如前述，监督和处遇被视为是与愿望相反的；然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一个目的是要合并这两个功能以便处遇成为释放的一个要求。只要参加处遇服务就能发挥监督功能，那么在那个聚合上收集信息数据就是处遇功能。

未成年人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提供资金资助四个州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实施的“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以犯罪学理论（紧张、社会学习和社会控制）为基础，选择适当的高危险罪犯，并且把监督与处遇合并成一个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到1999年时，每个试行场所一直在改进多面“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推行；因此对计划的影响作用进行正式评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建议，阿特休勒和阿姆斯特朗(1990)推荐“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应该包含许多有利的观念，这些有利的观念已经得到了学术话语(MacKenzie，1999)的支持，但是，如果社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能有效地落实计划，那么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虽然书面模式包含有必需的成份，但是只有所有机制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下去，才能取得成功。

四、结论

犯罪人范文篇4

在十八世纪，未成年人大约8岁时就要被送去当学徒，去学习技术、承担责任和接受训练。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这个做法开始衰退了，导致了未成年人监督的崩溃。其结果是，目无法纪的未成年人有时间投身于反社会的课外活动——犯罪。

由于不受监督和不守规矩的未成年人人数日益增加，被拘留的个体未成年人人数和类型也就随之增多了。因此，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把被拘留的儿童与被拘留的成人分开关押的举措，专为儿童设置的第一个拘留设施于1825年开启。纽约收容所收留流浪儿、弃儿，并且关押犯罪未成年人，希望给他们提供较为积极的环境。在他们被关押期间，要求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关押时期持续一到三年。根据在收容所期间他或她的行为表现，一个评估委员会决定对未成年人的关押期限，该委员会必须为未成年人释放回归社区做准备。

在监禁期限届满之后，把未成年人释放到一个家庭作为契约雇工在私人住所劳动工作。这已经被视为现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运动的起始阶段。契约期间的目的是在社区中监督未成年人并且教导归档儿童学习工作技能。此外，这个措施也给未成年人提供了一个养育环境，以便努力减少可能引诱她或他实施不法行为的因素。从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起先批准了释放的契约约定的委员会，要求一个官方机关检查未成年人的进步情况。

在十九世纪末，收容所的契约成分消失了，因为它不再被视为有利可图了。然而，许多人认为，它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工作名称改变了（Pisciotia，1993年）。契约约定变成了释放安置或假释，而且检察机关变成了假释机关。唯一的不同是，契约约定程序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主人”，而释放安置／假释方法把未成年人释放给他们的家庭或监护人。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及成人假释的比较

（一）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未成年人缓刑

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不同在于批准的法律基础。在两种情况下，未成年人被带到法院并有充分证据判定未成年人有罪，区别在于未成年人受到的法庭判处的刑罚上。法官判决未成年人缓刑，就意味着该未成年人将留在社区接受一系列规则和规定的约束。然而，法官不能判处未成年人释放安置；而只能是判处未成年人一定期限的监禁，但释放安置是刑罚的一个最后成分。

同样，释放安置与缓刑之间的相似之处是需要给未成年人提供社区监督、咨询和任何附加服务。两者的基本目标是要执行释放回社区的条件。释放的这些条件需要持续地遵守宵禁、上学或保持雇用，保持与法院官员的联系、咨询、参加服务（如物质滥用戒除服务、性犯罪者规划家庭服务），并且避免犯罪活动。检查监督释放条件是释放安置／缓刑监督官的职责，因为违反释放的任何或所有条件都能导致一定期限的监禁。因此，当考察规则和规定的时候，官员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功能：既是执行者又是顾问。

作为执行者，官员必须查证社区释放的所有条件。如果未成年人不遵守释放安置／缓刑的任何条件，官员必须使用他或她的自由裁量权，在警告未成年人和联系法官撤回判决之间作出选择。作为顾问，通过讨论责任的重要性和保持亲社会行为的方式，官员必须帮助未成年人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方面，官员必须慈悲为怀、无微不至地关心（顾问的角色）；另一方面，她或他必须执行并检查监督释放安置／缓刑的条件。

（二）未成年人释放安置与成人假释

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功能是相同的——监督和协助已经从监禁期释放出来的罪犯，二者之间的不同是法理上的。未成年人法院制度的创立是一项以寻求未成年人福祉为目的帮助未成年人的成长。因为他或她的年龄，根据社会规则要求，一名未成年人可能被处理或教导该怎样做出行为。相反，成人法院的任务是要证实犯罪并且施加罪有应得的惩罚，以保护社会民众和控制犯罪。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未成年人和成人）的法理基础是用词不同的理由，虽然释放安置和假释的基本功能是相同的。

三、深入细致的释放安置计划运动

总体上，未成年人释放安置的使用是不成功的(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0)。就是说，提供有限服务和承担大量个案工作压力的同时，在社区里对未成年人的传统监督，对于在社区内成功转变未成年人，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之所以取得不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几个因素的影响：(1)在过渡期间，行刑机关工作人员与释放安置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2)不能确定未成年人服务的合适提供者；(3)释放安置工作人员承担着极大的个案工作量；(4)选择不适当的未成年人进行释放安置，这就导致了使用基金试图改进释放安置成功的现象。

更加明确的是，未成年人司法和犯罪预防办公室已经拨出专款资助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实施强化释放安置计划目的是：(1)改进从监禁到社区的过渡；(2)提高未成年刑罚的释放安置成分的作用(AltschulerandArmstrong,1994)。这项资金已经获得同意。因为研究表明，当未成年人再进入社会的时候，他们无能力牢记从监禁中吸取的教训，即释放回社区的未成年人似乎不保持在行刑期间他们可能已经学到的亲社会行为。除此，研究已经发现，当高度结构化的计划在适当的位置的时候，释放程序的结果是更有利的。因此，通过统合监禁方式与强化释放安置的办法，“强化释放安置计划”运动寻求缓减从行刑机关监禁的过渡。

统合监禁的目的是在未成年人还在被行刑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回归社会的整合工作。通过提前给未成年人的挑战做准备，来完成这个转变过程（例如，怎样处理同龄人关系和诱惑），确定在社区里可行的服务和计划（例如，物质滥用戒除咨询），并且确保所有的当事人遵守释放条件（例如，正如未成年人报告所讲的那样，服务被提供）。总之，这个时期涉及详细的释放程序的所有决策，包括未成年人的生活安排。

对于谁适合于强化释放安置的问题，还要做出一个附加裁判。调查研究发现，把有实施再犯罪行为低度可能的未成年人置于强化释放安置的时候，就是严格控制该未成年人可能作出不适当的行为举止。换句话说，释放安置的作用影响对“低危险”未成年人可能是有害的。两个广泛限定的小组能适应选好的强化释放安置。第一组包括顽固罪犯——那些有非暴力行为长期历史的人，第二组是能得益于特殊化处遇有特定问题的未成年人（例如，物质滥用者，性犯罪者）。研究显示，这两组“高危险”群体能获益于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因此，释放安置计划明确限定接收对象是极为重要的。

更进一步，成功的释放安置计划应该关注保护社会，强调罪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给未成年人提供适当的服务（家庭干预，健康相关的问题，生活安排，劳动安置，等等），给未成年人确定并巩固社区资源，而且监督和评估罪犯的进步情况。为完成这些目标，释放安置强调监督和处遇。诚如前述，监督和处遇被视为是与愿望相反的；然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一个目的是要合并这两个功能以便处遇成为释放的一个要求。只要参加处遇服务就能发挥监督功能，那么在那个聚合上收集信息数据就是处遇功能。

未成年人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提供资金资助四个州执行“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新泽西州和弗吉尼亚州。实施的“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以犯罪学理论（紧张、社会学习和社会控制）为基础，选择适当的高危险罪犯，并且把监督与处遇合并成一个高度组织结构化的计划。到1999年时，每个试行场所一直在改进多面“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的推行；因此对计划的影响作用进行正式评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建议，阿特休勒和阿姆斯特朗(1990)推荐“强化释放安置计划”模式应该包含许多有利的观念，这些有利的观念已经得到了学术话语(MacKenzie，1999)的支持，但是，如果社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能有效地落实计划，那么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虽然书面模式包含有必需的成份，但是只有所有机制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下去，才能取得成功。

四、结论

犯罪人范文篇5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历史经验心理

中国几千年文化中积淀下来的人为财死、鸟为死亡的消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升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意识进一步强化。职务犯罪行为人普遍认为财是国家的，现在由我经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为官一任，房子、孩子要先安排好，还要尽可能多捞票子。

“替人办事，受人钱财”的商品交换心理在商品经济社会，犯罪行为人普遍认为一切都是可以用钱交换的，认为社会上流行的就是我给你办事，你就得给我好处，这是礼尚往来、等价交换。因而把权钱交易，收受贿赂视为理所当然。如某国企中的职务犯罪行为人讲：请人办事送礼，为人办事受礼，这是礼尚往来，人之常情，由于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把权力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看作是收钱受礼的条件，多了还想多，来者不拒，于是贪梦之心急剧膨胀。

“收入有限，得拿就拿”的反差补偿心理

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起来了，一些企业领导干部收入不高，与富起来的人相比，其收入、生活、享受等方面都相差一大截，由此反差心理逐渐强烈起来，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企业领导干部开始利用手中的各种权力寻求补偿。一些国企的领导者实施职务犯罪时往往认为自己工龄长、职位高、付出多、贡献大，与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相比自己所得太少，太吃亏，于是一旦时机成熟即坦然实施职务过限行为。如某国有钢铁厂的厂长在职务犯罪时发后谈到：我当厂长后，看到一些企业的厂长根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干活，吃喝厂里的，还在外出差什么花费都回来报，每年收入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象我们这样的厂长差远了。例如我们厂一年获利几百万元，可我自己的工资只有一万多。于是认为自己也要开放一些，不要胆子小，不要老是过苦行僧的生活，吃点、拿点没有什么关系。由于这样想，也就这样做了，结果越陷越深。

“现在不捞，更待何时”的临秋末晚心理

这种心理在接近退休，或者快要离职者中尤为突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岁现象。有的甚至认为，一些离了休的老革命是可怜虫，没有捞到什么油水，要在退休之前大捞一把，退休之后，当不了有权人当个有钱人，也心甘。犯罪行为人往往认为自己工作了一辈子，一直只拿少得可怜的工资，现在时代变了，什么都要钱，自己离职后生活水平必将江河日下，时不我待，再不捞钱就没有机会了。如某犯罪行为人在找犯罪原因时说：自己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自己快退休了，何不趁手中有点权捞点好处呢？于是利用分管施工、计划的便利条件，收受承包户的贿赂。

“众人皆醉，我更要醉”的攀比从众心理

窝案、串案等群蛀职务犯罪案件多发的现象很能说明这一问题。有的犯罪行为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与其他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尚未查出来的行为）相攀比，深怕自己捞的不够，吃了亏，认为他捞得我也捞得，不捞白不捞。在个别单位和部门，不正之风严重，上行下效，左右攀比，惟恐自己吃亏。犯罪的从众心理突出，形成类似笑贫不笑娼的群体效应，相互引发犯罪。这种心理通常认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给了好处好办事，不给好处不办事的现象，回扣不拿白不拿，红包不要白不要，好处费不收白不收，故你捞我也捞，不捞白不捞。认为大家都在拿好处，自己拿一点无所谓，不会算什么大事。如某犯罪行为人讲：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周围送钱收钱的多得是，自己若做得过份正经，反倒会伤害感情，影响关系。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侥幸心理

实际感受到贪污、受贿作案的多，被抓到的少。认为社会上总是大胆实施职务犯罪得到的好处多，而被查处来的总是少数倒霉蛋。特别是贿赂犯罪往往认为你知我知对方不说，不会出事。同时过高估计自己的犯罪手段高超，隐蔽性强。例如某犯罪行为人犯罪后追思到：下定犯罪决心时我坚信，这个社会从来都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从来都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和我能力、职位差不多的人凭什么能够过得潇洒，不就是甘冒险吗？

犯罪人范文篇6

一、对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适用社区矫正的优势

对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适用社区矫正的优势，主要可以从行刑的方式和犯罪类型这两方面来分析。

一是，相对于在监狱内服刑，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分子使其在社区内服刑，既有利于刑罚资源的优化配置又有利于服刑人员自身的发展。

社区矫正在社区内服刑，使得服刑人员能够在不脱离社会的条件下得到教育改造的机会。狱政管理和劳动改造、教育改造共同构成了狱政制度，其中突出劳动改造罪犯功能，让罪犯在劳动中接受教育；突出教育改造罪犯功能，体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突出狱政管理功能，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规范罪犯行为，促进其心理矫正和行为矫正。但是这种制度也有其短处，其严苛的制度和狭小的空间范围，使得犯罪分子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完全的与社会脱节，即使脱离监狱环境也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并且容易在回归后造成生活上的困难。而长时间的适应期也使犯罪分子容易因为生计维艰或者因在监狱中受到其他罪犯的交叉感染，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对于将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置于社区内对其进行监管教育，使之不脱离社会让他有自力更生的机会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又能够通过家人的关怀，志愿者和相关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帮扶教育，扭转其错误看法及其扭曲的心态，从根本上矫正其犯罪行为、矫治其犯罪心理，达到教育改造犯罪分子，避免其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本目的，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

二是，与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职务犯罪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般来说，犯罪人再度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对其适用社区矫正。

职务犯罪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主体和客观要件上。如前所述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所谓职务犯罪中的职务，所指的主要是以下四种：一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三是人民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四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职务犯罪所必须的客观要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利用职务之便；二是滥用职权；三是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务。

但是职务犯罪的犯罪分子在伏法后，主体所有职务即已不复其所有，丧失了再犯同罪的资格，自然也不具备犯同罪的客观要件；而且职务犯罪的主体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或专业技能，产生暴力性犯罪的可能性较小，一般来说置于社区内对辖区内公民人身财产威胁不大。

综上，我区认为对于符合条件，可以被判处社区矫正所适用刑罚的职务犯罪的罪犯应当鼓励实施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方式。

二、实践中对职务犯罪主体适用社区矫正应注意的问题

在社区矫正的工作实务中，各司法所具体承担了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作为实践主体我们应依据职务犯罪所具有的特殊性，对其除常规管理办法和监管制度外，还应该依据其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以达到改造犯罪分子，预防其重新犯罪，使之较好的回归社会的目的。

首先，我们应从职务犯罪的原因入手，努力纠正其犯罪根源。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犯罪主体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思想，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所以在犯罪分子社区矫正期间，我们应该尤其注意加强对其进行思想教育，扭转其错误观念，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正确认识自我。

其次，还有一些职务犯罪是由于其法制观念淡薄造成的，加强法制宣导也是对其进行教育改造的重要内容。由于没有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不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办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就是发生了一些违纪违法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最终导致执法犯法。对于这种犯罪主体我们应以法律法规的宣导教育为主，使其充分认识其行为的违法性和错误本质，避免无知造成犯罪引发悲剧。

另由于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具有特殊性，我们应着重注意其心理变化因素。由于职务犯罪的主体伏法前多身居高位为领导干部，一夕之间沦为被人监管众人不齿的犯罪分子，产生的心理落差，极容易滋生负面情绪，对其自身改造和社区矫正的监管都十分不利。所以在入矫之初，我区密切留意这种矫正对象的心理变化，及时的予以正确引导，使得矫正期间的教育改造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犯罪人范文篇7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大会，公开处理去年在海陵工业园区凌窦村阻碍执行公务的5名违法犯罪人员，以此来进行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大家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全面提高对遵法守法重要性的认识

今年以来，我区紧紧围绕实现“全省社会治安安全区”二连冠的奋斗目标，狠抓创建各项措施的落实，市区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社会治安状况总体平稳。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乡建设的加快推进，征地拆迁等工作的深入展开，与此相关的寻衅滋事、妨害公务、阻碍执行公务等违法犯罪现象也呈不断增多趋势。对此类现象，如果我们继续姑息迁就，任其发展，必然会影响市区城市建设的进程，必然会阻碍市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改善和整治执法环境是有序推进依法治区各项工作的需要，是服务我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保障全区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全区各乡镇、街道、部门和单位务必要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深刻认识改善和整治执法环境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区委、区政府的决策上来，下大力气、用硬措施来推进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全区上下各级机关部门和广大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进一步加大力度，积极整治和改善市区执法环境

全区各乡镇、街道、部门和相关单位一定要加大力度，扎实措施，狠抓落实，切实改变市区整体执法环境。一是要继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要及时宣传遵法守法的正面典型事迹，提高大家认知能力；要快速准确地曝光反面典型，显露警醒惩戒作用；要大力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引导。通过持久深入的宣传，形成全社会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氛围。二是要继续加大协调力度。全区各有关部门要服从大局，切实履行好各自的职能作用。对工作中发现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那些涉及妨害公务的犯罪行为，公安、检察、法院等政法部门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现场办公，坚持快侦、快捕、快诉，坚决予以打击，决不允许蔓延发展，决不让其形成气候。三是要继续加大信访工作力度。区信访部门要继续做好相关的来信来访工作，对涉及政法系统和整治执法环境方面的来信来访要耐心细致的开展说服教育工作，及时疏导化解矛盾。

三、进一步明确责任，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犯罪人范文篇8

在我国，就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的专门阐述，为数不多，但涉及二者关系的附带性说明并不鲜见，且主要集中在行为理论、责任与刑罚领域，又以对人格理论的批判，尤其是对人格刑法学理论的批判为主，尽管也有学者在犯罪论中细致地探讨了二者的关系，但将其贯穿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的则仍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作出省思，以期将该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一、心理学上行为与人格之关系的论争及评析

在心理学中，迄今为止尚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人格概念被普遍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家对人格聚讼纷纭的界定杂乱无章，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些界定大抵都是先天因素、后天因素即生物因素、生理因素、环境因素之中一个或以上因素作用下排列组合的不同文字表述。行为作为连接着某种心理态度的作为和不作为与人格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心理学家的专门探讨不多，有关论述一般附属在人格、行为等理论中，大体有如下几种：

（一）人格中心说

即在人格和行为的关系上，立足于自由意志论的立场，主张人是自我实现者，行为人的人格动力是自我实现倾向，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是意识的、自主的，能超脱环境对其影响。这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代表。罗杰斯（Rogers）认为，“自由选择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1]任何看似被决定的因素都是表面性的东西，是自我与经验发生冲突的结果，[2]在此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人格被置于中心地位，具有支配行为的属性。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动机理论等更是将人格对行为的支配关系明朗化。吸收了部分人本主义心理学内容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在自由意志的人格理论上走得更远。[3]进入当代，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持相似自由意志论立场的积极心理学更趋于温和，它强调意识和经验在环境中得以体现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影响。[4]这实际上趋向了折衷说。与此颇有渊源，奥地利犯罪学家伦茨(A.Lenz)主张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人格在一定环境下的表现。[5]

（二）行为中心说

即在人格和行为的关系上，立足于决定论的立场，主张行为人的行为是被决定的，因决定的因素不同，可分为精神决定论和物质决定论，前者以精神分析心理学为代表，后者以行为心理学为代表。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弗洛伊德（SigmundFreud）侧重对梦、无意识等的分析来构建人格理论，在此行为不是关注的重点，人格结构和人格动力才是，同时他认为作为一个能量系统的人的所有心理和行为甚至口误和梦都是被决定的，没有任何行为会由于机遇或自由意志而发生，多数行为是由意识之外的潜意识力量所决定的。[6]其后，荣格(Jung)、阿德勒(Adler)、埃里克森(Erikson）等学者承其源而异其流，[7]在行为被决定的基调上一以贯之。在物质决定论中，斯金纳（BurrhusF.Skinner）认为人格不过是人们所见到的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所有的行为都由环境事件决定。[8]而班杜拉（Bandura）等在行为心理学理论上有所突破，走向了折衷说，使旧有理论固守者也适度弱化了环境因素的绝对作用。行为中心说继续向前发展，后现代心理学未摆脱决定论的思维模式，但为自由意志“打开了一道小门”，进化心理学延续了决定论的论调，不过其已经重视心理机制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了。[9]这样，行为基本上成为人格的一个有机体组成部分。与该观点类似，在刑法学领域内犯罪行为被看作是犯罪人格构成要素的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如安东尼?杜夫等。[10]

（三）折中说

即在人格和行为的关系上，既肯定通常情况下人格对行为的特殊作用，又承认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环境等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产物，人格一般寓于行为中。只是个体、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决定行为，心理学家的观点很少一致，但主要有单向决定论、双向决定论和交互决定论的争讼。人格与行为的该种关系在许多心理学家的人格定义中有比较清晰的反映。如英国心理学家卡特尔(Cattell)认为“人格是对个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的预测。”较有影响的类似观点有McClelland、Mischel和我国的陈仲庚等。[11]而整合神经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英国著名心理学家J.Eysenck之人格理论，更是坚持犯罪行为是特定环境条件和神经系统特征交互作用的结果。[12]黄希庭教授在综述了众多人格定义后，也采取了综合性的立场，其对人格的定义和对人格与行为关系的定位，颇有影响。因此，在自由意志和决定性问题上，更应该深入的不是人有自由意志还是被决定，而是人在何种条件下自由，在何种条件下被决定。

可见，从心理学的发展路径来看，无论是人格中心说还是行为中心说，最终都被迫修正自己在人格与行为的关系上的观点，这样在综合性的人格概念渐成优势学说时，人格与行为的关系走向折中，即行为时的环境是行为的外在动力，生物的、生理的因素是行为的内在动力，两种动力最终都要受制或统一于人格。尽管在人格和行为的关系上所关注的重点仍有不同，甚至差异迥然，但都不排斥人格和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不排斥这种联系的实质基本上是一种表里的关系，形诸于外的行为是形式、表现，蕴蓄于内的人格是内容、实质，不排斥对人格的把握借助行为是一条必不可少的有效途径，不同的仅在于倚重的程度。至于行为是人格的表现形式之一，还是人格的一个要素，从人格概念的种属和人格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角度看，行为和人格是相对独立的，通常情况下二者存在一一对应的表现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绝对。同时主张行为是人格的一个要素，这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立，但并非常态，且这种观点实质上取消了行为对人格的相对独立性，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心理学中较一致地承认行为可以反作用于人格的见解相悖。因此，形象地说，行为与人格之间大体上存在一种点与线的关系，其中人格之线由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组成的垂直坐标中的行为之点组合而成，行为之点的运动轨迹因人而异，心理学家可以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借助于不同的方法来描述这样的轨迹—人格之线，并将它划归某种人格分类之中，其中就包括犯罪人格。与此相对，行为以及行为时的主观状况是即时性的，受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直接影响不大，后者的影响大抵是通过人格而间接产生的。故唯有将每一方面的行为置于适当的位置，直面人格的价值，从人格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行为，从行为的角度分析和把握人格，在生物因素、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中，探求具体行为背后的人格，追寻相对稳定的人格下的行为，方能获得对行为、人格更为合理的解释，从而认识人本身，摆脱人被工具化的危险，接近人作为目的的终极价值追求。

二、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决定或被决定

刑事古典学派（旧派）以客观主义为基础的行为刑法，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上基本走向了一个极端。行为刑法是一种法定的规则，依据此规则刑事可罚性是与在行为构成方面加以限定的单一行为（或者可能情况下的多个行为）相联系的，同时惩罚仅表现为对单个行为的反应，而不表现为对行为人整体生活导向的反应，更不是表现为对一种行为人所期待的未来危险的反应。[13]旧派虽有新旧两派之分，但其根本都在于强调法治原则及客观主义。旧派以犯罪行为为中心构建刑法理论，强调注重表现于外部之行为及其实害的特色，使得犯罪行为这种犯罪的最直观形式游离在犯罪人格之外，具有了独立性，成为刑法学体系的核心基石。尤其在前期旧派那里，行为人主观的危险性除行为时的故意、过失外，在行为刑法中几乎被忽视，犯罪人格难以进人旧派刑法学者的视域。这样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上，旧派的观点无疑是非决定说的，即犯罪行为是犯罪人自由意志的产物，是犯罪主观心理的外化，被剥离犯罪行为的犯罪人格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否定犯罪行为是犯罪人格的征表。由于犯罪主观心理、犯罪主体等与犯罪人格难以割裂，这为后期旧派在犯罪人格上的被动调整，在行为刑法的框架内逐步吸纳行为人刑法的思想，预埋了伏笔。

与旧派相对，新派建立了行为人刑法，彻底拉开了犯罪人格理论的帷幕，但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上基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犯罪行为在犯罪人格面前大体上丧失了独立性，犯罪行为甚至仅是犯罪人格的征表，这是对旧派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上观点的颠覆。在行为人刑法中，“刑罚是与行为人的人格性相联系的，同时，刑罚是由行为人对社会的危害及其程度决定的。‘行为人不是因为实施了一个行为而有罪，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而成为法定责难的对象’；‘因为，与具体行为的有无以及如何实施不同，属于刑罚威胁的条件要求得更多，并且，需要进一步从行为人的个人特征方面寻求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刑罚就适用于行为人本身。’”[14]尽管“纯粹的行为人刑法从来没有出现过”，[15]且行为人刑法的内涵和外延屡有变动，这导致犯罪人格、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的关系在定罪、量刑、行刑等阶段的作用颇不一致，但行为人刑法的深刻影响却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仍然存在着。李斯特（Liszt）主张行为人仅仅是因为自己实施的行为而受到刑事惩罚，但行为构成应根据行为人的人格，更准确地说，根据他的犯罪性态度的强烈程度，做出尽可能的区别，即在描述构成要件行为时，尽量将重心转移到动机上去。[16]这为量刑、行刑阶段考虑犯罪人格预留了广阔空间。与李斯特刑法思想一脉相承的是“犯罪征表说”、“性格罪责观”等，依据前者行为仅是行为人人格的征表，依据后者行为是性格的表现和行为人人格的表露，但二者都恪守由行为刑法确定刑事可罚性的条件，行为人刑法更多地确定法律后果。上世纪30年代行为人刑法中引人注目的是“犯罪学的行为人类型的理论”和“规范性行为人类型的理论”。前者将行为人刑法思想进一步扩展到定罪阶段，后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人刑法理论，甚至认为它是在行为刑法的框架内对行为构成进行解释的一种特别方法。[17]因为该理论要求解释者心中存在构成要件确定的典型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犯罪人格不是该理论关注的重点。由于该理论消解了构成要件的精确性，因此也难逃式微的命运。

如前所述，新旧两派争论的后期，旧派的部分学者由于受犯罪人格思想的影响，开始承认犯罪人格在行为刑法中的部分地位，这是对新派主张的犯罪人格理论批判的吸收。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的理论传至日本后得到了安平政吉、团藤重光等的支持和改进，尤其是团藤重光，以新旧两派的融合为导向，批判地继承犯罪人格的思想，创建了人格责任论。其后大?V仁进一步吸收了新旧两派犯罪人格的合理内核，将其系统化，建立了现代人格刑法学理论，行为刑法框架下的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有了新的突破。

三、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之定位

虽然刑法学上的学派之争早已成为历史，相关的遗迹也只是散落在尘封的故纸堆中，但新旧派的诸多理念、方法等，尽管片面，却被其后的刑法学者继承下来，两派本身更是成为引导刑法学前进的两面鲜明旗帜，直至当下依旧光彩熠熠。而新旧两派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关系上所持的立场，成为后来刑法学者界定二者关系难以逾越的两极。质言之，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归纳起来大抵有不联说、必联说和或联说三类，不联说与旧派存在亲缘关系，必联说与新派联系紧凑，而或联说是在不联说与必联说争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本上是一种折衷的学说。

（一）不联说及必联说之介评

1．不联说。所谓不联说，系指否定犯罪人格的存在，或虽然承认犯罪人格，但否认其在定罪、归责、量刑上对犯罪行为的独立地位，秉承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必然联系，定罪、归责、量刑的基础是（相对）自由意志下的犯罪行为，除此以外犯罪人格不应当成为考量的因素。承前分析，旧派以犯罪行为为中心架构起刑法理论．，极其注重客观外部行为和实害，故刑事责任、刑罚等都由此展开，而前期旧派的表现更为极端。如贝卡里亚虽不否认意志自由是构成犯罪的前提，但在犯罪本质上持客观主义立场，他非常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以往刑法学家们津津乐道的犯罪的主观状态问题，强调法律不惩罚犯意，不过问行为的内在恶意。[18]后期旧派的一些学者虽然对新派的犯罪人格等理论有所妥协，在不动摇犯罪行为根本地位的前提下对犯罪人格给予一定的考虑，但不能据此认为后期旧派在犯罪人格上有整体性的实质的改变。这也是后期旧派隶属于旧派的重要原因。在后期旧派那里，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之不联系说依然占据优势，甚至可以说是通说地位。即使开人格责任论之端的毕克迈耶（洪福增语）也只是认为，“我们之所以处罚行为人，是因为‘他的所为和他的所愿’”。[19]而贝林在构成要件中驱逐主观的、规范的要素，犯罪人格绝难受到重视，更无法与犯罪行为建立联系。否定犯罪人格的观点，通常是不联说在当下的有力支持者。如卡尔?F?许斯勒和唐纳德?R?克雷西借助心理测量法发现犯罪与个性因素没有联系（忽视了环境因素）。[20]如日本的平尾靖、森武夫和美国的威尔逊、赫恩斯坦等都认为犯罪人与常人具有共同的基础，不存在异样的本质。[21]再如犯罪学中的“标签论”为不联说的积极拥护者。“标签论”从犯罪只能由刑法认定出发，否认人格和犯罪之间存在关系，主张犯罪是由社会控制和法律造成的，与罪犯本身的人格无关。[22]此外，承认犯罪人格，但基于犯罪人格的无法或难以测量而拒绝其在定罪、归责、量刑中的作用，也是不联说的捍卫者。

亲缘于旧派行为刑法的不联说，随着行为刑法的弊害所遭受的诟病和对越来越多的行为人刑法的思想的容纳，难免成为不可思议的学说。行为刑法作为特定时代实践的产物，凝聚了理性思辨的睿智，其既有的保障人权、追求正义、构建严密的刑法理论体系等特质，价值巨大，优势明显，且垂范后世，但其消极意义也不言而喻。行为刑法的致命伤只要是抛开犯罪人来研究犯罪行为与刑罚的关系，着重罪与刑的均衡而忽略刑罚个别化。其实，行为刑法在新旧两派的论战中，其早期坚持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早已因融入了行为人刑法的思想而嬗变成实质上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即由在行为中认定犯罪的实体，并以行为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原理的一元的犯罪论体系转向将犯罪人格或其部分内容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实质的或形式的二元的犯罪论体系。[23]检点域外法治强国的刑法理论和实践，纯粹以“行为”作为定罪、量刑等标准，概不存在。因此，亲近旧派的不联说，对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无必然联系及不予考量犯罪人格的定位，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更不应该。其一不现实在于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后期旧派对犯罪人格因素的引入，实质上是“脱离行为的人格是没有的，脱离人格的行为也是没有的”，[24]在特定时空下的变相提前演绎而已。尽管理论界对犯罪人格的内涵、外延等仍有不同的认识，[25]但这难以否定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联系，即犯罪人格对犯罪行为一般具有源发性，具体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了一定的抽象的犯罪人格，而该联系日渐得到科学实证的支撑，获得了独立于形而上学的生命力，从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其二，不必要在于不联说的诸多弊端是无法通过改进完善、采取弥补措施就能削减其负面影响的。在同时期的国外刑法学相关理论和刑法实践中，恪守犯罪行为的中心地位，绝对排斥犯罪人格，实属罕见，而以犯罪行为或犯罪人格载体的犯罪人为基础的某种折衷才是常态。如“标签论”无法解释杀人、放火等行为先于刑法认定及“贴标签”业已被作为了犯罪。因此，不联说既不贴近当下现实，又不契合时代潮流，被摒弃当在情理之中。其三，不应该在于不联说连接着虚无主义。脱离犯罪人来研究犯罪行为与刑罚，强调罪刑均衡，只会造就理论的苍白和立法的繁盛，故扩大犯罪圈、增设新罪名等就成为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刑法膨胀在所难免，这正是行为刑法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缺陷之一。这种与刑法的谦抑性背道而驰的观点和做法，隐含着法律虚无主义的巨大风险，因为当任何人都可能被贴上犯罪标签时，实际上就模糊了犯罪的标准，取消了犯罪，刑法便堕为虚无。“这等于是一条通向无政府主义的道路。”[26]

2．必联说。必联说主张在对犯罪人的定罪、归责、量刑上，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之间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必然联系，抽象的犯罪人格决定具体的犯罪行为，具体的犯罪行为表现一定的抽象的犯罪人格，否定存在剥离犯罪人格的犯罪行为。必联说与新派的行为人刑法关系密切。犯罪人格是新派坚守的理念，其在新派同旧派的交锋论战中趋于清晰，这是犯罪人格发展的初级阶段。以时空为线索结合行为人刑法思想的传承，犯罪人格大体有两条演进路线：一是，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最先由意大利的龙勃罗梭提出“人身危险性”概念，经其学生菲利批判的继承和发展，创建了作为社会责任论基础的“反社会人格”。这一思想被比利时的普林斯（Prins）系统化，后来为意大利的格拉马蒂卡（F.Gramatica）所接纳并发扬光大，但因过激地主张人权保障及彻底否定刑法而备受批判，[27]其后法国的马克?安塞尔（MarkAncel）以折衷的论调对格拉马蒂卡的社会防卫思想进行改进，形成所谓的“新社会防卫论”，重视人格调查及其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二是，在德国和日本，首先由李斯特倡导“性格责任论”，其学生泰莎及考尔曼等发展的“犯罪征表说”将犯罪人格理论推向深入，但都未放弃行为的基础作用。这些思想经师从李斯特的牧野英一吸纳后传至日本，揭开了犯罪人格理论在日本发展的篇章。因李斯特等人不曾忽视行为的基础作用，这为犯罪人格在新旧两派理论中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从而带上了折衷主义色彩。必联说虽未忽视犯罪行为的作用，但否认犯罪行为对犯罪人格的独立性，就会堕入行为人刑法先天性缺陷的深渊，从而无法得到犯罪心理学相关理论的印证，更得不到实证科学的有力支持，随着新派的式微，必联说在当下的支持者甚寡，但必联说并非已无追随者。如凯隆?惠更斯就是必联说的捍卫者，他主张刑事责任的目标是德行的缺乏，即刑事责任的最终目标是个人的人格而非行为，即使没有违反法律义务，只要行为人表现出了一定人格，追究刑事责任也是恰当的。[28]

与新派渊源颇深的必联说，必因行为人刑法的弊端而陷入难以摆脱的窘困境地。行为人刑法将行为人纳入刑法规制的视域，可谓其功至伟，且它在特别预防、对犯罪人非理性因素剖析等方面贡献卓越，但行为人刑法的弊端同样显著。前苏联刑法学者A.H．特拉伊宁曾精辟的指出：“人类学者们把犯罪人看成是任何时间和任何条件下都注定要犯罪的某种生物学上的个体。在这种理解下，犯罪行为就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就不再是犯罪的‘核心’了。犯罪行为便只有次要的意义，即证明人生来有犯罪天性的外部征候的意义。因此，人类学者们容许对没有实施具体犯罪的人适用刑事制裁。”[29]这一缺陷导致行为人刑法蕴含着侵犯人权的巨大危险，因为在未确立人身危险性或反社会人格的具体测量标准下，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然陷入定罪量刑上的主观臆断，甚至刑及无辜，这已有惨痛的教训。“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所盛行之社会防卫思想，立意未始不善，所惜者为固守本位主义，甚易流于极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竟为独裁主义国家所凭借，用以破坏罪刑法定原则，摧残人权，无所不至。”[30]同时，行为人刑法依然未有效解决刑法膨胀的难题，相反，它助推了犯罪圈的进一步扩大，与刑罚的历史即刑罚的不断废止（耶林语）的著名论断背道而驰。行为人刑法的诸多弊端在必联说上的延续，使得必联说对犯罪行为的作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即只有犯罪行为反映出犯罪人格时，行为人才对行为承担责任，而以科学实证为基础的现实情况，并不排斥犯罪行为有时仅仅是犯罪人格的构成要素。对此，杰里米?霍德主张：“不应把行为人的固定人格看作是刑事责任的首要目标，不应认为犯罪行为只是行为人要刑事负责的其他事物—行为人的犯罪人格—的证据。”[31]因此，必联说取消犯罪行为独立于犯罪人格的属性，在矫正不联说的缺陷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纵观当下各国刑法实践，即使在行为人刑法理念浓厚的国家，也没有放弃犯罪行为的独立地位而单纯地主张在定罪、归责、量刑中以犯罪人格为标准，故在犯罪人格的精确测量标准、技术等得到普遍的认可、推广之前，必联说基本会被各国刑法实践否定。日本人格刑法理论的领军人物大?V仁在谈及此类问题时，也不得不承认：“的确，对人格形成的具体的意义和程度进行数学的精密称量，至少在现时点是不可能的。”[32]可以说，必联说的最大功绩在于对不联说的批判及由此推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向折衷的方向迈进，这就是所谓的或联说。

（二）或联说及其提倡

1．或联说。或联说主张犯罪行为和犯罪人格都是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二者之间是一种或然的联系，犯罪行为是犯罪人格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不是唯一表现形式，二者不存在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的一一对应的必然关系，犯罪人格只是定罪、归责、量刑时的选择性考虑因素。这包括两种情况：(1)存在犯罪人格的行为人不必然实施犯罪行为。这种情况下，犯罪行为或者不是业已存在的犯罪人格的外化，即行为性质与一贯的犯罪人格不符，或者仅是犯罪人格与致罪因素相遇的偶然产物，而致罪因素主要指行为时的特定环境因素。(2)不存在犯罪人格的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这与不联说的区别在于，或联说的该种情况承认犯罪人格概念的存在，承认犯罪人格在定罪、归责、量刑中地位，只是行为人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犯罪人格，具体的犯罪行为带有强烈的偶然性。不联说从根本上否定犯罪人格的存在或不承认犯罪人格在定罪、归责、量刑中的作用、地位。因此，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的关系上，或联说既反对不联说否定犯罪人格的论调或犯罪人格与犯罪行为无涉的主张，也不赞成必联说无端夸大犯罪人格地位而严格限制犯罪行为作用的观点。需强调，由于在行为刑法和行为人刑法的调和中出现的折衷主义包括三个流派，即以客观主义为基础适当吸收主观主义理论的折衷主义、以主观主义为基础兼采客观主义部分观点的折衷主义和“第三学派”的折衷主义。[33]因此，与折衷主义颇有关联的或联说，既非不联说和必联说的简单相加，也非源自不联说和必联说的内容完全等同。结合其他影响因素，或联说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且争议频仍，但焦点集中于对犯罪人格在定罪中究竟如何定位。

关于（犯罪）人格在定罪中的合理定位，我国学者提出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概括起来主要有：(1)出罪根据说。该说主张人格只宜做出罪根据，而不宜作为人罪根据。即根据人格的性质，人格不可能散居于犯罪构成各要件中，同时考虑我国刑法犯罪构成各要件的特点，在定罪中考虑人格，只能将人格作为犯罪构成中犯罪主体的一部分内容。[34]该说强调人格在定罪中的作用，并提出将人格作为犯罪构成中犯罪主体的内容纳人定罪考虑，无疑是对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值得称道，但在我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中提升人格因素在定罪中的作用，能否使得这种价值判断过于前置、无层次性、违反法律推理的一般原则的平面的犯罪构成，[35]真正获得人权保障的机能不无疑问。此外，将人格仅作为出罪的根据是比较谨慎的观点，人格在定罪中的作用是否仅限于此、能否扩大等问题也值得研究。(2)二层定罪机制说。该说主张在定罪中，以客观行为为前提，以犯罪危险性性格为补充，形成“犯罪行为＋犯罪危险性性格”二层定罪机制。其特点是定罪权的启动从客观的危害行为开始，考察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相当于传统的行为与犯罪构成相符合判断，这是定罪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行为人人格的社会危害性，前后综合最终确定定罪与否等的结论。[36]可见，无论从刑法理论、刑法规定还是法律实务角度观之，该说都是一次质的飞跃。虽然短时间内，该观点可能难以得到普遍认同，限于人格调查等操作上的难题，司法实务中暂时在定罪中也可能难以针对犯罪人格调查及评价等方面有大的作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应当是我国刑法未来发展要努力的方向。当然，该说本身也存在一些细节，值得仔细推敲并加以完善。(3)不起诉事由说。该说主张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在定罪量刑中引入犯罪人格概念，使犯罪人格成为检察院不起诉及法院量刑的根据，但否定犯罪人格是定罪根据。[37]该说除肯定犯罪人格可作为检察院不起诉的根据外，彻底排除犯罪行为在定罪中的作用，可以认为该说实质上是出罪根据说的一次限缩，故该说更加保守，且有脱离我国法律实践之嫌。我国的起诉权不专属于检察院，如刑事自诉案件，将对犯罪人格的考量排除出这类案件的合理性何在，[38]该观点的持有人未予说明，也难以说明。同时，我国检察院具有起诉权、监督权合二为一的特色，在未设定犯罪人格令人信服的操作模式下，探讨犯罪人格作为检察院不起诉的根据，从实现公正等角度看，是不明智的。此外，该说还存在诸如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等的弊端。(4)“人格态度印证论”说。该说主张借用更重的危害结果可以对轻的罪过内容归罪，反之亦然，同时承认犯罪论的意义是以行为等客观因素印证主体的人格态度偏离性，印证的限度以客观表现为边界。[39]该说在立论和逻辑上漏洞颇多。例如该说论者指出，对行为人“在定性问题上，追求结论合理而可能违背了传统犯罪论的严肃性和严格性，但可有效防止量刑误差。”[40]这颠倒了定罪量刑的位阶关系，且无异于公开认可对犯罪构成要件实质性的抛弃，认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远离，很难想象该立场下的法庭不是讨价还价的菜市场，而其所得到的“合理结论”所体现的实质正义不是学究式的幻想。

2．或联说的提倡。基于心理学的成果和近现代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向二者折衷的演进路径，对犯罪人格的法律确认时，应当承认：人，应当是刑法的起点和归宿，而贯穿起点和归宿的只能是行为与人格，行为基本是反映人格的行为，人格大抵是寓于行为的人格，囿于人格形成的复杂性特征和当下对人格量定手段的不完备，这样将行为与人格的这种关系推衍至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上，就必须提倡或联说，毕竟相对自由意志早已蔚然成风，受素质、环境等制约的行为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纠正、避免陷入犯罪的能力，也已受到理性和实证的双重支撑。即犯罪人格是定罪、归责、量刑时必须要考量的因素，但只能是选择性要素，犯罪行为仍然是审判实践中对犯罪人据以定罪、归责、量刑的基础，在定罪、归责、量刑中是第一位的，犯罪人格是第二位的，同时将刑法关注的重点逐步集中于具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实施的表现该犯罪人格的犯罪行为上，即行为的性质与行为人在行为时的人格相同。因此，笔者以为，提倡或联说，在定罪中应发挥犯罪人格作为定罪选择性要素的重要机能，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只将人格在行为、责任等犯罪构成要素中作相关论述的格局，走出人格仅作为解释要素的窠臼。在存在犯罪人格的场合，犯罪行为征表出的与行为性质一致的犯罪人格，是犯罪行为标准后衡量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即在人格进人定罪领域后，对存在犯罪人格的行为人，必须坚持犯罪行为和犯罪人格二层的定罪标准，其中犯罪行为标准为首要标准。

具体而言，(1)坚持犯罪行为的第一位标准，是因为虽然刑法必须围绕行为人展开，但考虑到定罪由客观到主观推进的特征以及在对犯罪人格的量定无法精确之前，基于个人权益的保障，是有必要在行为和人格之间更侧重于行为的，且在未找到衡量犯罪人格的客观具体令人普遍信服的标尺之前，对犯罪行为的倚重是犯罪人格难以超越的，这有着法西斯政权假社会防卫之名侵犯人权的惨痛教训，尽管那不是新派刑法学理念的本旨，但其不能不成为合理定位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关系时在意的前车之鉴。犯罪行为标准具有限缩机能，将未实施犯罪行为存在或不存在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掉，是人权保障的一道防线。而且域外刑法犯罪论体系具有的层级性所突显出的人权保障机能，是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无法企及的，就此而言，犯罪论体系的层级性应当是理论上努力的方向。在层级性体系的构建中，犯罪行为置于第一位，可以避免主观归责，使法治国的人权保障理念，由空洞的说辞走向现实，这也是现代法治强国的不二经验。我国犯罪论体系若要变革，当始于此。同时，坚持犯罪行为的第一位标准，是当下实现向或联说过渡的稳健方法，避免因犯罪人格测量上的难题而造成的司法上的不适和混乱。(2)坚持犯罪人格标准，是因为行为与人格的天然交织，在人格上有所偏颇的新旧两派，最终都不得不调整理论的行进方向。其后的刑法学者，尽管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格的关注各自侧重不同，但大抵沿着调整后的方向推进刑法理论，在定罪中增加人格条件，即将犯罪人格置于犯罪行为之后，就为犯罪成立的判断增设了一道防线，即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刑法的行为可能不被定罪处罚，这有利于保障人权，为去罪化创造了条件，是实质上的出罪机制。且人格的部分内容业已包含在我国平面的犯罪构成的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中，否认定罪中的人格因素实为白马非马的论调。正如拉德布鲁赫坚信：“将来刑法是否可获成效，取决于将来的刑事法官是否将歌德在‘马哈德，大地之主’中所说的话铭刻心上，即：他应惩罚，他应宽容；他必须以人性度人。”[41]坚持犯罪人格标准，要坚决反对仅以存在犯罪人格为由给予行为人否定性法律评价，特别是否定性刑事评价，对犯罪人格的惩处必须以犯罪行为的出现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犯罪人格为犯罪人所独有。同时，对犯罪人格的惩处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人格，特别是犯罪人格，才需要纳入评价的视域，这一立场并不否认犯罪人格作为客观实在可以先于犯罪行为而存在，此时，只是由于行为人未实施犯罪行为，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而无需进行评价而已。故或联说立场下的犯罪行为、犯罪人格二层性定罪标准，倾向于“恶其罪”，矫正行为人的犯罪人格，而“不恶其人”，最大化使犯罪人复归社会。

二层性定罪标准之核心在于：(1)坚持层级性。这要求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将犯罪行为与犯罪人格置于同等位置；一是，将犯罪人格前置于犯罪行为。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犯罪人格可以先于犯罪行为存在，但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在犯罪人格的作用下发生的，犯罪行为才是任何犯罪不可或缺的。因此，在定罪中将二者的作用等量齐观或犯罪人格优于犯罪行为，必须否定，并坚持定罪应由客观到主观的思路。同时，这在人格精确测量技术手段等制约人格人罪的当下，极为重要。人格的研究与科学实证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双生子，可以说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都置身于旧形而上学的迷梦中，且可以预见的将来，此种格局根本性改观不大，我国法治的现实情状固然是形成这一现象的首要的客观原因，但有关的主观原因绝不能忽视，科学实证方法欲取得与旧形而上学方法大体相当的局面，任重而道远。倚重科学实证方法的犯罪人格理论，在刑法学自身实证性研究不足的情况下更需要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往往注重的是对犯罪人心理的一般性描述，如犯罪人情绪分析、神经质探索、自我意识论证、人格结构划分等，并不能直接为解决定罪量刑实际问题的刑法学所利用，与犯罪人格在定罪中息息相关的人格调查、人格测量等仍有待心理学和刑法学学者的双向努力。因此，如前所述，提倡或联说必须坚持犯罪行为的第一位标准，同时纳入犯罪人格标准，奠定犯罪人格作为定罪中的选择性因素地位。而与此相悖的逻辑上自圆其说的“创新”理论，都可能是游离人权保障理念而哗众取宠的噱头。(2)坚持犯罪人格的选择性定罪机制。犯罪人格处于犯罪行为后一位阶，考察行为人之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后的犯罪人格，则犯罪人格之有无在原则上都具有出罪的功能。这在逻辑上的情形为：其一，充足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无犯罪人格；其二，充足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有犯罪人格。后一种情形又包括两种可能：一是，行为性质与犯罪人格相同；二是，行为性质与犯罪人格不同。因此，对第一种情形，调查后显示无犯罪人格的，比照传统的做法定罪、归责、量刑即可。如对很多偶犯、过失犯、防卫过当场合下的犯罪，应如此；对第二种情形中的第一种可能，这是刑法着重关注的，必须采取犯罪行为、犯罪人格二层性定罪机制，充分发挥犯罪人格在定罪、归责、量刑中的作用，以惩处和矫正犯罪人格。如成都公交纵火案中[42]张云良的犯罪人格。对第二种情形中的第二种可能，坚持犯罪人格不应在定罪中发挥作用，但在本罪法定刑范围内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且应在裁判中予以明确，相关的人格调查可以成为再次犯罪时对比考量的因素。这种情况下，犯罪也主要发生在很多偶犯、过失犯、防卫过当场合下。[43]

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下，何为人格、如何测量及人格与罪过、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等的关系仍是待解决的疑难问题，但这不意味着要否定或抛弃犯罪人格的概念，转而寻求其他替代手段，或退回到行为刑法的时代。对于前者，法学家们早已踏上探索的征程，只是迄今尚未发现更好的替代手段而已；对于后者，无论从事物发展的规律还是从现实的条件来看，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行不通的。我国刑法的发展，借鉴西方刑法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固不可少，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西方已然走过的因弊害重重而被抛弃了的旧路。日本的大?V仁曾指出：“对实施某种犯罪行为的行为人的人格、其迄今为止的人格形成如何，可以根据该行为人的素质和所处的环境，是能够在今日的科学中进行相当程度的正确评价的，即使不完全，在通过努力能够认识的范围内把它作为责任判断的资料来使用，则无疑是必要的。”[44]因此，较为现实而可行的选择唯有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犯罪人格的一系列理论，并努力寻求犯罪人格的可操作性，将犯罪行为、犯罪人格二层性标准逐步引向深入。

犯罪人范文篇9

内容提要:荷兰的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实践活动，类型多样，效果显著。而社区矫正与恢复性司法的结合，对保障社会安全很有助益，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荷兰社区矫正的法律框架

“社区矫正”是指处以具有非拘禁性质的处罚措施，在英美法系国家，包括缓刑令、社区服务令、附条件不起诉以及附条件不执行监禁刑判决。犯罪人留在社会上，受一定期限的监督，并有义务遵守判决所附条件。判处犯罪人遵守一定条件，往往是为了治疗和矫正犯罪人的缺陷，如药物或酒精成瘾、无家可归、没有工作等。在荷兰刑事司法制度中，社区矫正既可对成年人判处，也可对未成年人判处。

（一）对成年人的社区矫正

2001年以来，对成年人可以判处的社区矫正有两种类型：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与教育刑。“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即社区服务令；教育刑始用于未成年人，后出现主要为成年人设计的教育刑项目，如“酒后驾驶课程”。但对成年人判处的社区矫正类型主要还是社区服务令。

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的项目由缓刑局管理和组织，但不得与正常社会工作发生竞争。犯罪人所做工作必须有用、有必要且有意义，服务于公益目的，只是这些工作因故一直未做，如修缮公园和街道陈设、疏浚排水沟渠、修剪林木、翻新社区中心和儿童看护中心等。社区矫正可由法官判决，也可由公共检察官裁处。

法官可判处的社区服务令，最长时限为240小时，教育刑最长也为240小时。对于所有犯罪，凡可处拘禁刑、可处罚金刑的犯罪人，均可处以社区矫正。社区服务令与教育令可并处，但两者相加，最长不得超过480小时。

未执行社区矫正的，易科拘禁刑，每2小时社区矫正折抵易科拘禁刑1日。若公共检察官认为犯罪人未执行社区矫正，便有权命令执行易科拘禁刑，但应向犯罪人发出易科拘禁刑执行通知令：犯罪人如有异议，可将之提交法官审查酌定。若公共检察官认为犯罪人因自身责任以外的原因而无法或不能执行判决的，也可为犯罪人选择另外的工作项目。但公共检察官无权变更法官判处的工作时数。

为使犯罪人免于受到起诉，公共检察官可与犯罪人达成“结案交易”，但仅限于法定最高刑为6年监禁刑的犯罪。以结案交易处理的案件，检察官可裁处社区矫正，最长时限为120小时。

（二）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

荷兰的社区矫正，始自未成年刑事司法。1981年，针对鹿特丹市青少年到处乱涂乱画与流浪不归，启动了“替代”项目，要求青少年作案者修复被损害的物品。这一项目很快在全国推广，适用于12岁至18岁的犯罪人。未成年人参加“替代”项目是自愿的，若已完成应做工作，便可不被起诉。①至2005年12月，全国每年适用“替代”项目的案件总数为13,000例，在数量上已成为适用于未成年人的最主要的社区矫正类型。

社区服务令与教育令也适用于未成年人，判处方式与成年人相同，但时数最高分别为200小时，若社区服务令与教育令并处，则最多不得超过240小时。针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可以是修复因犯罪而造成的损害。这比为社区提供无偿劳动更具体、更有侧重。

法官判处的100小时以下的社区矫正，必须在6个月之内完成；100小时以上的，则应在1年之内完成。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完成社区矫正的期限，也可由公共检察官予以延长。公共检察官也可对未成年人裁处社区矫正，作为不起诉的条件，但检察官裁处的社区矫正最长不得超过40小时，并应在裁决下达后3个月内执行。

（三）统计数据

2004年被处社区矫正的成年人总数为52,530人，其中，检察官裁处的为14,290人，法官判处的为38,240人。这占当年荷兰所有法官与检察官所处刑事处罚总数（460,573人）的十分之一强。

2004年有11,274宗未成年人案件使用了“替代”制裁；由公共检察官裁处社区矫正作为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人案件有12,391宗，由法官判处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案件有8,052宗，②上合计31,717宗，占2004年所有未成年人犯总数的三分之二强。而2004年，法官对未成年人判处的非社区矫正刑罚仅有2,909宗，公共检察官裁处的金钱性制裁（monetarysanctions）仅有2,479宗。

（四）组织与监督

公共检察官负责所有社区矫正的执行，但已有社区服务项目与教育课程的管理则由其他组织负责。对于成年犯，荷兰现有三大缓刑机构即缓刑局、救世军③与成瘾犯罪人缓刑机构，负责提供工作与培训场所，并对犯罪人是否参加并完成社区矫正的情况予以监控。针对未成年人的“替代”制裁，由警察提出，公共检察官监督，国家“替代”制裁协作官执行。未成年犯的其他社区矫正则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及其“青少年缓刑”官筹备、组织与监督。

被判处的社区矫正执行完毕以后，上述机构向公共检察官提交完成通知书；若犯罪人不参加或未完成被判处的社区矫正，上述机构将向公共检察官提交不参加或不完成通知书，并在随后对未参加者与未完成者执行易科拘禁刑。

二、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效果

近来一项研究④对成年犯社区服务令的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调取了以下三组犯罪人群的数据：从未参加任何项目的人、接受了面试但从未完成社区服务令的人、已完成社区服务令的人。2002年以来，在这三类人中，已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数量最多，在2003年和2004年均有近75％的社区服务令得以完成。当社区服务令作为结案交易方式被犯罪人接受后，其完成率比法官判处社区服务令的案件还高。犯罪人接受社区服务令作为结案条件、社区服务令的执行比较迅捷、犯罪人群易置于工作项目中等，都是其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在社区服务令的成败因素、犯罪人的特性等方面，研究的结论是：（1）被判处社区服务令的犯罪人，84％为男性，16％为女性，尽管男性占绝大多数，但女犯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例高于男性；（2）能够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不能完成社区服务令的人，平均年龄略高；（3）有工作、有家庭或伴侣因而具有社会责任的犯罪人比独身、无业者，更有可能完成社区服务令；（4）酒精成瘾不影响社区服务令的完成，但硬性⑤成瘾可使不能完成社区服务令的风险提高50％；（5）身体疾病与精神疾病使不能完成社区服务令的风险提高；（6）重犯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例低于初犯；（7）酒后驾车犯罪人与简易审犯罪人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例最高，其中酒后驾车犯罪人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例达86％；简易审犯罪人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例则高达90％；（8）小额盗窃犯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例较低，约为62％；（9）此前被处社区服务令并已完成的犯罪人，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例高于此前被处社区服务令但未完成的犯罪人；（10）与此前未受拘禁刑的犯罪人相比，此前多次被判处拘禁刑的犯罪人，遵守社区矫正的规定的情况要差一些。而从社区服务令内容来看，社区服务时数越多、必须完成社区服务的期限越长，则不能完成社区服务令的风险越高。

犯罪人能成功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最重要因素是参与劳动力市场；使社区服务令不能完成的最重要因素是硬性成瘾：“最易完成社区服务令的犯罪人群是那些未曾遭遇到与法律相冲突的麻烦、有稳定工作或正在求学的人群，以及作为结案交易的条件而裁处的社区服务令”。⑥这类人群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例高达96％。但是，即使是那些没有工作、硬性成瘾、有重新犯罪史而社区服务令的完成比例最低的犯罪人群，其完成社区服务令的比例亦达41％。可见，社区矫正项目监督者的作用很重要，如果他们能经常性地激励犯罪人努力工作，犯罪人就能够完成社区服务令。

三、针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令

自1981年启动“替代制裁”以来取得的成功，激发了人们继续拓展社区服务令的热情。1989年，荷兰刑法典规定了社区服务令。至今，用于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社区服务项目已无本质区别，差异仅体现为最长期限不同。在未成年刑事司法领域，最值得研究的是教育令。针对未成年犯的教育令的判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

教育令是指判处犯罪人必须参加一项教育项目，对未成年犯判处的时数最长为200小时，但绝大多数教育项目都远少于200小时，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必须与未成年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性质或致罪因素具有本质关联；（2）必须对所实施之罪给予明确关注；（3）激励犯罪人提高社会交往技能，帮助其在未来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4）使犯罪人的行为发生改变，帮助未成年人有积极的社会表现。教育令应针对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原因对犯罪人施加个别化影响。目前荷兰已有的教育项目种类丰富，既有全国性的项目，也有地方性的项目；有的侧重教育与认知技能的培养，有的侧重社会交往和实践技能的培训，譬如对如何在应聘面试中举止得当进行培训。另有重返学校项目，方便改变职业之需。与犯罪性质及致罪原因有明确而密切关联的教育项目有：（1）性教育课程。通过性教育与培训强化未成年犯与异性进行正常交往的能力。（2）聚焦被害人项目。目的在于提高青少年犯的被害人意识，帮助他们避免在未来成为犯罪的被害人。（3）“使用与犯罪”项目，针对因使用成瘾物质如酒精和其他非法而实施犯罪行为的青少年犯罪人。在鹿特丹，有两种“使用与犯罪”项目，一种专门针对酒后实施暴力的犯罪人，课程时长为28小时；另一种针对轻罪犯罪人，时长为20小时。（4）为辍学者与无业犯罪人提供日间活动的项目。该项目种类繁多，可为犯罪人创造一个激励环境，使他们重拾教育、习惯工作与休闲的标准生活节奏，强化社会交往技能与实践技能。

近三年在阿姆斯特丹，社区服务令的判处数量十倍于教育令，为2000比200。但教育令在减少累犯方面比社区服务令更为有效，被判处社区服务令的犯罪人群重犯率为25％，而被判教育令的犯罪人群重犯率仅为15％。⑦

四、刑事司法中的犯罪人、被害人与社会

违反社会规范的犯罪人会与社会形成紧张关系，这一紧张关系依犯罪的性质以及被其违反的规范的重要程度而轻重有别。犯了罪的人是否仍信守社会共同体希望维系的社会规范？从规范的视角，犯罪人已与社会拉开距离，甚至因实施他不允许别人实施的行为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但犯罪人仍与社会保持多种联系：仍为社会的成员，拥有家庭、恋人、同事，或为某学校的学生等。因此，犯罪被发觉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主要是一个规范性问题，即在何等情况下会认为犯罪人又成为可受平等信赖、享有平等机遇的“我们中的一员”；为了弥补他已犯下的罪错，他应当做什么，他本应做什么。

传统刑事司法认为，犯罪人应受刑罚之苦；待其服刑以后，再重新接纳他，恢复其平等权利，令其成为受到同样尊重的公民。这正是报应主义的要求，即要求犯罪人承担应尽义务，对其施加刑罚，判处监禁刑。然而，犯罪人在监狱中服刑期限越长，释放后就越难重新融入社会，也越难重新适应自由社会中的生活。信赖问题，是释囚在社会交往中面对的最突出问题。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很难形成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

传统刑事司法无法在犯罪人与社会之间重构规范性信任，在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方面效果不好。而社会活动者之间的规范性信任正是所有具有融合性、富有成效、可成功构筑的社会关系的基石，因为每个人的社会意愿都由“诚信”（goodfaith）主导着。被动接受刑事诉讼与惩罚的犯罪人想尽一切办法减轻责任、减轻刑罚，这不利于信赖关系的重建；但即使犯罪人承担所有责任，并因之被判长期监禁，当他获释后，信赖与诚信问题仍会对其社会交往产生困扰。长期监禁刑的副面影响很大。

刑事诉讼程序为犯罪被害人提供了“边际角色”（marginalrole）。刑罚并不能满足被害人，也不能令他有安全感，他可能始终不明白为何犯罪人对他下了手。除非被害人从犯罪人那里得到确切的答案，否则，被害人将一直处于焦虑状态，甚至形成精神创伤。了解犯罪背景，尤其是从犯罪人的角度了解之，会对刑事被害经验的“结束”有很好效果。犯罪人还可通过各种形式补偿因其犯罪所造成的痛苦与损失，对犯罪后果予以补救。被害人无以言表的焦虑与恐惧，会使被害人与“他们的”（their）犯罪人长期尖锐对立，而实际上双方本有可能和好。

五、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的含义就是指刑事犯罪实施以后赔偿损失、恢复良好社会关系；对已致损害积极进行弥补与赔偿则是实现“司法正义”的核心。就结果而言，“恢复性司法是指通过修复犯罪已致损害、以实现司法正义为目的而发起的每一项活动”。⑧修复犯罪造成的损失、对犯罪造成的恶害以向善的方式进行处理，便是恢复性司法追求的结果。而就过程而言，“恢复性司法是因一具体犯罪而关涉到的各方当事人如何处理犯罪善后及其对未来的意义而提出解决对策的过程”。⑨

（一）主要程序

修复损害、补救恶害的目的在于令已知犯罪人承担受道德谴责的义务。当然，在犯罪尚未查清、犯罪人未知的情况下，赔偿被害人、弥补其因犯罪而致损害的义务自然落在国家机构肩上，这些机构必须履行其对被害人的支持与关切。

（二）被害人——犯罪人和解

“被害人——犯罪人和解”（VOM）或称“被害人——犯罪人和好”（VORP）项目，是恢复性司法的主要实践活动，它将被害人与犯罪人带到一起，由独立调解者主持解决犯罪善后问题，补救与赔偿犯罪所致损害，修复各方关系。

在荷兰，未成年犯必须参加和解项目。但其参与是自愿的，而且，恢复性调解会仅对那些承认犯罪基本事实、愿意直面犯罪、补偿恶害、修复损害、承担责任的犯罪人开放。被害人有权拒绝参加。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和解结果可以是口头协议，但一般采用书面协议，载明犯罪人承担的责任如补偿犯罪所致损失、修复损害、赔偿被害人无法修复的损失等。这些协议常被带人传统刑事司法程序中，由法官对协议予以允准。

（三）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会议

“与犯罪相关的各方当事人”并不仅仅指被害人与犯罪人。对如何处理犯罪感兴趣的还有社区。犯罪对社区亦造成损害，社区代表也需要参加到恢复性司法程序中来。“家庭或社区团组会议”（familyorcommunitygroupconferences）是恢复性司法的另一主要实践活动，使社区代表有机会参加到恢复性司法程序之中。

在社区矫正的背景下，恢复性司法实践活动吸纳社区代表参加，将更为广泛的人员涵括进来，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家庭团组会议除被害人与犯罪人参加以外，双方的家庭成员以及愿意参加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others）如亲朋故友等都受邀参加，共同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如何帮助被害人与犯罪人妥善解决犯罪善后问题等发表意见，展开讨论。第二，社区团组会议不仅对家庭成员开放，还使重要社区成员如教师、体育教练、牧师等参加进来。只要是被害人或犯罪人的熟人，对犯罪背景以及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有所了解的，均可参加。社区团组会议人数可以很多，但会议主持者的作用保持不变，只是若参会的人数越多，主持者的任务便越复杂，对调解者的要求也越高。第三，召开家庭或社区团组会议的目的在于就犯罪善后达成具有共识性的解决方案，这与仅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一对一”调解相比，所达成的协议更具综合性，可能包含犯罪人以外的他人的义务，譬如在未成年案件中，调解协议可能包含其父母的义务。

（四）正式与非正式的社区代表

社区成员并不只是指“非正式”代表，即在国家机构或组织中没有正式地位的参加者。在荷兰，针对未成年犯的“家庭团组会商”的法律制度规定参加者中需要有一名警官、一名青少年权益保护者和一名社会工作者。他们每人均具有正式的身份，代表不同机构、组织或社会的利益，参与会商讨论。社区正式代表的参与，可以建设性地使用机构资源，使机构可以处理冲突、认识犯罪背景、掌握致罪原因类型。

（五）通过恢复性会议而提升社区矫正

荷兰的研究表明，在由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社区服务令、强度大的教育课程、监督严格的缓刑，均属于较具有效性⑩的制裁类型。(11)而当对犯罪人个人具体问题给予更加个别化的关注时，效果更佳。总之，有助于提高效能的因素主要有：（1）否定性处罚与肯定性处罚相结合，对好行为给予肯定与鼓励；（2）犯罪与制裁之间具有清晰的联系；（3）视犯罪人为有能力做出合理反应、可以给予教导的正常人；（4）重视并阐明处罚理由和处罚意义；（5）在处罚者与被处罚者之间建立有影响的关系。

在荷兰刑事司法框架中，具有积极性意义的社区矫正仍置于“刑罚”名义之下。但社区矫正属于崭新的制裁措施，它不因施加痛苦而判处，其目的在于社会建设性，以推定犯罪人同意自愿受此制裁作为基本条件。这一推定完全不同于传统刑罚，因为传统刑罚无需犯罪人的同意，而以机构的意志强制性地判处。

在荷兰，人们对运用恢复性司法实践使被害人与犯罪人达成恢复性协议（restorativeagreement）的兴趣愈益浓厚。但以和解与会商为代表的恢复性司法实践与社区矫正有何关系？适用社区矫正时，对犯罪人的自由给予一定限制，但犯罪人仍留在社区，该社区的正式或非正式代表对社区矫正的执行予以协助。这就可以避免拘禁刑所产生的隔离与疏远感。在对未成年犯社区服务令进行的研究中发现：近一半未成年犯与其曾经服务过的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其中以非正式方式进行联系的，占34.6％；13.7％的未成年犯继续留在那里作义工。为未成年犯提供工作场所并接纳他们留下工作的人中有85％报告这些当事人有令人肯定的表现；12％的人认为他们对犯罪人的印象更好了。(12)这表明社区矫正具有拘禁刑在结构上所缺少的融合性潜质。

在社区矫正中，被害人的地位并不重要，但针对青少年的“替代制裁”是一个例外。在过去，替代制裁官也很少组织被害人与犯罪人和解，主要还是以警官为主导；自恢复性司法活动开展以来，替代制裁官在和解与会商方面都受到培训。因此，尽管“替代制裁”在本质上仅具有部分恢复性，并不召开被害人——犯罪人和解会议，目的就是修复犯罪所致损害，然而，“替代制裁”项目的发展趋向将更加具有恢复性特征。对未成年人使用“替代制裁”，即意味着父母的知晓和参与，并同意使用替代制裁。

将恢复性司法与社区矫正联系在一起，可将重要的社区成员、父母、朋友、教师、社会工作者、青少年权益保护者等吸纳进来，对犯罪所致损害以及如何弥补恶害进行充分讨论。而被害人获得参加整个过程的机会，可以讲述其感受。参加恢复性司法活动的正式代表可向其他参加者告悉现有社区矫正的各种类型，可以帮助犯罪人选择与犯罪性质、犯罪的个人背景与社会背景以及犯罪对被害人和社会所致后果最为适合的项目。若犯罪人经济条件不好，无法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则可选择有偿劳动，通过一定时间的劳动以劳动报酬赔偿被害人。

令社区代表参加到设计或选择具有高度个别化的社区矫正类型，不论对于正式社区代表还是非正式代表，都暗含会商模式（conferencingmodel）。当然，在某些案件中，仅有被害人与犯罪人参加和解会议可能更为妥当，更加可行，所达成的协议中可以包括社区矫正。

首先，发动那些可予犯罪人以积极性、规范性、有效性影响的家人与亲朋好友来影响犯罪人。家庭成员与亲朋好友对儿子、女儿、友人实施的犯罪亦感震惊，也受伤害，如果将这种痛苦与犯罪人面对面表达出来，其所传达的对犯罪人的道德谴责十分强大，远大于法官判决所承载的道德谴责。如有被害人参加，他们可以更加生动而直观地描述犯罪对他造成的恶害，这比检察官在法庭审理阶段所做陈述更令人信服。这种面对面本身就已属于制裁犯罪人的一种方式，而且通过更多地了解犯罪人的背景和历史，有助于选择最为恰当的犯罪反应方式。恢复性协议的设计可以用来满足被害人、社区与犯罪人的特定要求和利益。恢复性协议含有损害赔偿、为社区劳动和接受教育的内容。因此，将犯罪人的亲友纳入恢复性司法活动中，不仅含有道德伦理意味，还有功能性与工具性之需。正如最著名的恢复性司法倡导者博瑞斯威特所言：“与刑事司法制度相比，故交至亲能以更加强烈、更加敏锐、更具推动力的方式促使犯罪人自觉自愿不再重新犯罪”。(13)围绕犯罪人周围的“关爱社区”（communityofcare）可以帮助犯罪人执行恢复性协议条款，帮助他成功履行协议所规定的义务。

通过与围绕犯罪人周围的“关爱社区”共同承担社会“控制功能”，可以避免将犯罪人转人另外一个世界，即犯罪人成为被调查的对象，受到法律专业人士的控制。此时，对犯罪人最“重要的他人”变成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社会工作者等，传递给犯罪人的“自我形象”便是具有“犯罪人身份”（criminalidentity）。“犯罪人身份”意味着人们认为这个人会一直犯罪。其风险是：犯罪人改变其原有生活的权利被剥夺，他只能与法律专业人员相周旋，逃避自己的责任。(14)

和解与会商可以激发犯罪人承担责任，激活其亲社会倾向，犯罪人可从罪错中汲取教训，可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并可在社会中重新赢得尊重。总之，使社区矫正比其他制裁方式更加有效的上述诸特征可通过会商模式得以强化。

（六）恢复性司法与富有建设性的处罚

恢复性司法的首要目的不是惩罚犯罪人，而是弥补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若犯罪人不愿承担责任，则将由法官审判之，以判决强制犯罪人履行赔偿损失的义务。恢复性司法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对犯罪人的影响，而在于损害可在何等程度上得以赔偿。犯罪造成的损害既有道德上的，也有其他符号意义上的，还包括对犯罪人本人的损害，因此，最好的恢复性程序就是促使犯罪人积极参与的程序。当然，即使犯罪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在很多案件中，仍可达致恢复性结果。

恢复性司法诉诸于那些与犯罪及其后果直接相关的人员，邀请他们共同进行对话，对犯罪进行评说。可以说，当恢复性司法使犯罪人认识到犯罪事实并为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时，恢复性司法便在构筑着处罚，表达着对犯罪行为的申斥。

正因为恢复性司法秉具参与性、对话性或叙事性特征，因此，恢复性司法程序将改变对于个人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这些概念将影响犯罪人在未来选择其他行为方式的可能性。这些概念是：自我、问题性行为、他人、关系。

恢复性司法的前提是犯罪人自愿参与程序性调查，使其“自我”与“他人”相连。恢复性司法要求人们创造条件，使犯罪人真心实意的参与成为可能；同时需要犯罪人做出决定，将公众的合法利益融入到他的判断与决定中，这时，人们也表达了恢复被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的需要。

与刑罚所秉具的排除理念不同，恢复性司法秉具的是团结理念。将个人纳入到富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以便组织并维系对犯罪行为的规范性反应，是恢复性司法的恒久追求。至于团结的方式，可在会议进程中予以设计，而未来的团结性和谐关系的构筑，将从恢复性计划的执行开始。令犯罪人自觉参与，实践证明，是一枚解决重犯痼疾的金钥匙。

（七）社区矫正、恢复性司法与社会安全

“身处人身与财产不受伤害、亦无意伤害他人人身与财产之地，并以此感到正当合理，则此地便有公共安全”。(15)安全社区的创建，仰赖于社会团结性关系“自然存在的维护者”（naturallyoccurredguardians）的工作。“自然存在的维护者”包括朋友、妻子、孩子、雇主、缓刑官等。美国明尼苏达州矫正局局长凯·普兰尼斯说：“欲创建安全社区，公民们必须积极参与，重新参与到决定共同遵循的规范、信守这些规范、并对违反规范者以何等不致增加社区安全风险的最佳方式予以处理的过程之中”。(16)若社区矫正欲更有助于公共安全，则它与恢复性司法在文化上、程序上的结合乃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可见，“替代”项目自诞生之日起，便兼具恢复性与转处性特征。

②Blom,M.,VanderLaan,A.M.,Huijbregts,G.L.A.M.(2005).MonitorJeugdterecht.WODCCahier2005－17.DenHaag.pp.32,34,35.

③救世军，是一种基督教组织，着军装，有军衔，行简易宗教仪式，以救助穷人而著称于世——译者注。

④Lünnemann,K.,Beijers,G.,Wentink,M.(2005).Werkstraffen:succesverzekerd?SuccesenFaalfactorenbijwerkstraffenvanmeerderjarigen.HildeVerweij-JonkersInstituut.Utrecht.

⑤《荷兰法》（OpiumAct）对硬性（harddrug）与软性（softdrug）进行了区分：硬性如海洛因、可卡因与“灵魂出窍”迷患药（以安非他明为基本成分的强效合成兴奋药），对人体健康具有巨大的、无法接受的危害；软性如大麻，对人体的危害比硬性轻得多。——译者注。

⑥Lünnemann,K.,Beijers,G.,Wentink,M.(2005).Werkstraffen:succesverzekerd?Succes-enFaalfactorenbijwerkstraffenvanmeerderjarigen.HildeVerweij-JonkersInstituut.Utrecht.P147。

⑦Binnenlandsbestuur.nl:18November2005.

⑧Walgrave,L.(2000)Methetoogopherstel:bakensvooreenconstructiefjeugdsanctierecht.UniversitairePersLeuven.

(9)Marshall,T.(1996).''''CriminalmediationininGreatBritain1980-1996''''.EuropeanJournalonCriminalPolicyandResearch4(4):37。

(10)有效性是指，与其他处罚类型相比，累犯率较低，判处并完成社区制裁以后再次犯罪的时间延后，重新实施的犯罪较轻等等。

(11)VanderLaan,P.(2001).''''Politileenjustitileinterventiesbijgewelddadigeenernstigdelinquentejongeren''''.In:Loeber,R.,SlotW.andSergeant,J.(Ed.).Emstigerngewlelddadigejeugddelinquentie:omvang,oorzakeneninterventies.BohnStafleuVanLoghum.Houten:319－344.

(12)Bol,M.W.,Overwater,J.J.(1984).Dienstverlening.Eindrapportvanhetonderzoeknaardevervangingvandevrijheidstrafinhetstrafrechtvoorvolwassenen.WODC.Staatsuitgeverij.DenHaag.

(13)Braithwaite,J.(1999).‘RestorativeJustice:assessingOptimisticandPessimisticAccounts’.In:M.Tonry(Ed.)CrimeandJustice,AReviewofResearch.UniversityofChicagoPress.Chicago:25:P68.

(14)Little,M.(1990).YoungMeninPrison,Thecriminalidentityexploredthroughtherulesofbehaviour.DartmouthPublishingCompany.Aldershot.

犯罪人范文篇10

关键词:刑事和解；犯罪预防；完善

刑事和解，也称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问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滥觞于西方，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在我国，随着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推进，在反思当前刑事司法实践基础上，也开始借鉴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对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均衡保护，以积极的方式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秩序和稳定。2002年开始，上海、北京、江苏、天津和广东等省试点刑罚改革新尝试“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引入“刑事和解”制度。2006年11月3日，湖南省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出台，并在全省下发推广。今年7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继而在8月26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刑事和解、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实施意见》。这一切都表明，刑事和解在我国正日益推广和规范。

柏拉图曾言：“没有一个聪明的人惩罚别人是因为他犯过错误，而是为了他今后不再犯错误。”贝卡利亚也指出：“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他们都一致地强调了犯罪预防的重要性。可见，对任何一项刑事政策从犯罪预防的视角进行思考都是十分必要的。刑事和解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更有必要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对其利弊进行理性分析，进而加以完善，使其预防犯罪的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一、刑事和解在犯罪预防中的积极作用

刑事和解是刑法宽和化与人道化的体现，是人类同情心和怜悯情感的制度浓缩，是基于社会现实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方面考虑之后所实施的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一）刑事和解有利于预防被害人发生逆变

刑事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后，有两个迫切的期望：一是希望罪犯尽快受到应得的惩罚。惩罚的方式可以是肉体的痛苦也可以是自由权利的被剥夺，前提是被害人认为该惩罚给罪犯所带来的痛苦与自己遭受的痛苦差别不大。二是希望自己由于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被害人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赔偿，对于其能否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待犯罪行为和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被害人的上述两个期望。首先，刑事和解为犯罪人与被害人提供了一个互相理解和宽容的平台。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如果罪犯的认罪态度较好，会使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罪犯的仇恨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满足了被害人欲图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报复情感。其次，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尽快获得赔偿。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被害人居于主动的地位，而罪犯则居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因为罪犯希望尽快妥善解决以洗涤自身的罪过。因此，在赔偿方面，犯罪人在接受和解之前就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犯罪人为了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必然会尽可能地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

在具体的刑事案件当中，被害人之所以会逆变成为犯罪人，原因主要有两个：被害人由于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从而将对犯罪人的怨恨扩大到对社会的仇恨，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由于犯罪行为的侵害而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后又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赔偿，迫于生计不得实施犯罪行为。刑事和解正好满足了被害人的两个迫切期望：既使其感受到犯罪人的悔意，又能够切实地保证被害人得到赔偿。如此，被害人减少了对犯罪人的仇恨，不至于由仇恨犯罪人进而仇恨社会，从而不会逆变为犯罪人。

（二）刑事和解有利于预防被害人家属成为犯罪人

被害人的亲属在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很可能实施犯罪行为，原因有二：其一，基于亲情伦理而对被害人所遭受的侵害而产生怜悯之心，进而产生了忿忿不平的情感，对罪犯心怀怨恨。如果这种怨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很有可能会使被害人家属对罪犯及其家属实施犯罪行为。其二，被害人家属有可能会因为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而使其生活质量急剧下滑。在被害人是家庭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的场合，这种情况更为突出。经济上的拮据，再加上对自己亲人由于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所承受的身心痛苦感同身受，被害人家属很有可能走向犯罪。被害人家属情感的波动实质上是以被害人的情感波动为轴心的。被害人本人愈是仇恨罪犯和社会，则被害人亲属愈加对罪犯和社会忿恨。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如果和解协议能够达成的话，被害人家属的仇恨感情也会跟着降低，不致使其实施犯罪行为。

（三）刑事和解有利于预防罪犯重新犯罪

首先，较大数量的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仅仅是一时激情所致。当他们实施犯罪行为之后，看到自己造成的危害结果，很容易就产生悔改的心理。刑事和解等于给了他们一个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机会。这必然会使那些本已有悔改之心的犯罪人对国家政策的宽容心存感激之情，更加珍惜重获的自由。其次，经济上对被害人的赔偿会使犯罪人产生懊悔之心。由于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自身带来了经济损失，犯罪人如果下次再起犯意，势必也会先衡量一番其中的利弊，因为上一次的犯罪行为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实践也证明，刑事和解在预防犯罪人再犯方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英国牛津郡在1993年之前商店被盗案件比较多,当地警察局在1994年针对此类案件采用了刑事和解予以处理,而当年零售商店的被盗率为4%,临近地区零售商店被盗率则高达35%”

（四）刑事和解有利于预防社会其他人员犯罪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社会其他成员犯罪，但是这种预防作用的发挥是潜移默化的而非一蹴而就。刑事和解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犯罪的，是因为刑事政策的宽和化本身就能对犯罪预防起到一定的作用。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认为“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一样，总是顺应着它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并且“严峻的刑罚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罪犯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法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可见，刑事政策的愈加严厉反而不能很好地预防犯罪。而刑事和解意味着某些犯罪行为将不必然受到刑罚的非难，这可视为刑罚宽和化的体现之一。按照贝卡利亚的理论，刑罚的严酷性会使犯罪行为愈加残酷，会使人的心灵更加麻木不仁。那么，宽和化的刑罚和刑事政策将会使人们的性情变得温和，并会减少重大暴力犯罪的发生。从这个角度讲，刑事和解制度以其所彰显的刑罚温和化来实现犯罪预防，至少是对残暴的犯罪的预防。

二、刑事和解在犯罪预防中的消极影响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制度。笔者认为，和所有的政策制度一样，刑事和解固然有其与时俱进一面和创新之处，但同时亦存在缺陷。

（一）刑事和解容易使罪犯存有侥幸心理

犯罪人在犯罪行为开始着手之前或是犯罪结果产生之后都会抱着逃避刑罚的侥幸心态。如果犯罪人在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没有受到刑罚的非难，我们称此时犯罪人的侥幸心理得到了满足，而这种满足感将会成为其下次实施犯罪行为的一个强有力的诱因；相反，如果犯罪人被施以刑罚，我们称其侥幸心理未得到满足，侥幸心理的不满足会在抑制其再犯方面起到恫吓的作用。侥幸的心理从犯罪人意图实施犯罪行为的开始便已经在滋生，而这种心态会持续到对他的刑罚确切地被执行为止。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中，犯罪人的侥幸心理还在持续之中，犯罪人不想遭受惩罚，而刑事和解则给他的这种心理的满足提供了可能性。在达成了和解协议之后，虽然要作出一定的赔偿，但犯罪人的侥幸心理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满足。由于得到了满足，这种侥幸心理会存留在犯罪人之内，如果下次犯罪人再起犯意，这种侥幸心理将会给予其更大的鼓舞。

由上可见，在刑事和解中，罪犯很可能只是为了逃避刑罚才愿意达成和解，并非一定是出于悔改之心。由于刑事和解的达成与否将使其面临两个较为悬殊的结果——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所以纵使是百般的不愿意，犯罪人也会强迫自己努力地表现出诚恳的认罪态度。刑事和解制度给与犯罪人的这种只要假装悔改就可以逃避刑罚的极大可能性使得罪犯更加专注于如何巧妙地伪装自己而不是真心悔改。真心诚意的悔改是犯罪人保证下次不再犯的重要前提，如果犯罪人没有真正地要悔改，那么其再犯的几率依然很大。

（二）刑事和解容易使社会其他人员产生不正确的认识

菲利曾说过：“刑罚针对于其他各种痛苦而言，处罚的确定性比处罚的严重性对人的影响更大，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贝卡利亚也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可见，若想更好地预防犯罪，就必须让社会成员知晓刑罚的确定性。然而，刑事和解却等于是对刑罚的确定性的冲击，使刑罚多了不应有的减轻或免除的可能性。

刑事和解通常被称为“私了”。“私了”在人们的观念之中不外乎就是以一方当事人一定的金钱来换取另一方当事人的谅解，从而平定纠纷。在刑事和解中，赔偿金能否给付协议达成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无疑会将金钱抬到一个较高的位置，有经济实力的罪犯才更有可能达成刑事和解；如果犯罪人没有经济实力的话，光靠在和解过程之中犯罪人的诚恳悔改态度估计还是无法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如此，就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有的犯罪人真心悔改却因经济状况的不理想无法作出赔偿从而不能达成和解；而有的犯罪人并无悔改之心却倚仗其可观的财富成功地逃避刑罚的非难。这显然不利于犯罪预防。富裕的犯罪人为了满足犯罪行为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宁愿承受损失财富所带来的痛苦，实施犯罪行为。长期以往，不仅使犯罪行为不能得到预防，反而会导致由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富裕阶层的道德感沦丧。

三、刑事和解的完善

由上可见，刑事和解有其利处亦有其弊端。因此，我们所应该致力的是如何将其进一步完善以发挥其最佳的效用。

（一）罪犯的犯罪行为应该要有记录

在某些具体刑事案件中，经过刑事和解，虽然国家司法机关不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但这并不能改变犯罪人曾经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事实。我们绝不能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犯罪人屡次实施了犯罪行为却可以每次以该行为在刑事和解的限度之内从而逃避刑罚的惩罚，然后又再次实施同样被允许适用刑事和解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要对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的罪犯留下曾经犯罪的记录。记录的作用是要警告犯罪人，如果下次其再犯，纵使是在和解范围之内的犯罪行为，也会遭受到刑罚的非难。这必然会使使其再生犯意时心有余悸。

（二）对刑事和解的适用应该要做严格限定

刑事和解制度绝对不能被滥用，而是应该对其适用的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定。笔者认为，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限定。

首先，拥有刑事和解提起权的主体应该仅限于被害人及其监护人，而不能是犯罪人或是司法机关。“刑事和解既然是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一种契约，那么，和解的主动权就应当掌握在被害人手中，只要被害人不同意进行和解的，司法人员不得强行进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要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和维护正义，而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