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贷款论文十篇

银行贷款论文篇1

关键词:不良贷款关系合同嵌入性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每一步改革,如剥离不良贷款、政府的注资重组上市等无一不倍受瞩目,而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又几乎是每一步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本文从嵌入性的视角出发,研究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合同的特点,对不良贷款的产生给出一个新解释,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关系合同的嵌入性新视角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KarlPolanyi(1957)在“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提出,他认为所谓嵌入性就是“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并且“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对经济的研究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还应该对嵌入到这种经济现象中的非经济制度或关系进行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的影响下,经济学的某些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嵌入性”的研究视角,例如关系合同的研究领域。根据FurubotnandRichter(1991)的概括,合同可以分为古典合同和关系合同。古典合同是完全合同,其特点是事前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都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存在一个完全的合同法体系用来处理各种纠纷。关系合同是不完全合同,其特点是由于合同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合同无法对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进行规定,也不存在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合同中一些纠纷的解决需要依靠一个连续的关系体系的协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Granovetter重新提出了嵌入性问题,使得嵌入性视角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Granovetter认为,主流社会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过度社会化,把人看作是完全社会的人,是社会结构的被动产物,忽略了人行为中可能产生的选择行为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则处于另一个极端,所有人都完全是理性的经济人,忽略了人社会化的一面。嵌入性视角则有可能避免人的过度社会化和过度理性化的假设。

因此,从嵌入性的角度来分析关系合同这种内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不完全合同,同时考虑合同双方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一面,可以更好地理解合同的履行及其后果。

合同治理结构中社会关系的嵌入

Williamson是关系合同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合同总是不完全的,这就是所谓的关系合同。古典合同具有的是参照系价值,关系合同的不完全性可以由交易双方的特定关系来弥补。交易双方特定的非经济关系有利于解决关系合同的不完全性所带来的问题。在Williamson的理论中,社会关系的嵌入是关系合同顺利执行的剂。

但是所有嵌入到关系合同中的社会关系都是合同治理结构的剂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社会关系会成为合同治理结构的剂,另一些社会关系却可能成为摩擦剂?社会关系的嵌入会使合同治理结构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刘世定(1999)对Williamson关系合同治理理论的拓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他假定关系合同治理结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权威治理,其中一方掌握合同执行的剩余控制权;二是双边治理,双方共同掌握合同的剩余控制权,当出现合同中事前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时,由双方协商解决。相应地,假定合同中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影响力对称的结构,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平等。另一种是影响力不对称的结构,一方对于另一方在社会关系上具有某种权威性。这样,合同治理结构和嵌入关系结构之间就有四种基本的对应关系,见表1。表中大写字母A、B分别代表合同治理结构中的两方,小写字母a、b表示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两方;A和a同为一个主体,B和b同为另一个主体;“>”或“<”表示权威治理结构和影响力不对称的结构,“=”表示双边治理结构和影响力对称的结构。

表中所谓同构与非同构是指,合同治理结构中交易双方的关系与嵌入的社会关系是否具有同向性。例如,在合同治理结构中,A具有对B的权威性(如A是B的上级),但是在A和B的社会关系中,B具有对A的某种权威性(B是A的长辈),或者A与B之间是影响力对称的关系(A和B是同学关系),那么A与B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表示为aB,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是非同向性的,于是产生的合同治理结构就是非同构的,即表中的第Ⅳ栏。

同构与非同构的关键区别在于: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结构是同构的,那么嵌入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合同的执行,是合同治理结构的剂;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结构是非同构的,那么嵌入的社会关系就是合同治理结构的摩擦剂,不利于合同的执行。例如在经济关系中,A是B的上级,假定B的行为导致了企业的巨大损失,按照经济合同,A应该对B进行降职甚至解雇,但是由于在社会关系中,B是A的长辈或朋友,这种社会关系的嵌入可能使得A很难实施对B的惩罚。A与B之间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是合同执行的摩擦剂,它导致了合同关系的软化。

银企借贷合同中的社会关系嵌入

古典合同只在理想的世界中存在,现实中的合同都可以理解为关系合同,这也使得嵌入性的视角更加有用。从嵌入性的视角来分析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合同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银行与企业是各自独立的经济主体,依据它们之间的交易特征(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不是很大,有一定的资产专用性),根据Williamson关于治理结构与交易特征的匹配关系,这种交易应该采用双边的治理结构。我国目前所进行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也正是希望在银行与企业之间建立这种双边的治理结构。

由于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特殊的产权联系,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影响力不对称。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产权的同一性是它们之间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使得银企之间的借贷关系发生了异化。银行成了“给钱”而不是“贷款”或“买入风险的一方”,而企业则成了“要钱”而不是“借款”或“卖出风险的一方”。国有企业要求贷款,即使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供贷款,但是政府的隐性担保或者行政干预也使得银行最终对企业提供贷款。事实上,由于银行的国有性质,由于银行没有自己定价(确定存贷款利率)的权利,银行在与企业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它必须为同属国有的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资金来源。也就是说,银企之间在社会关系上仍然是影响力不对称的。

这样,银企之间影响力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嵌入到银企的双边治理结构中,产生了非同构的合同治理结构,如第Ⅲ栏所示。非同构产生的摩擦导致了借贷合同关系的软化。借贷合同软化对银行来说,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不良贷款的产生。

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不相适应使银企借贷关系合同软化,也是不良贷款出现的根本原因。改革前,在银企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企业都处于强势(权威)地位,银行只是政府的一个出纳员,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只是以财政损失的形式体现的。但是在银行改革之后,银行的主体地位开始显现,“不良贷款”也开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不良贷款的出现正是由于银行经济主体地位的改变与社会主体地位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关系开始改变,而社会关系的改变却相对滞后,这种滞后的社会关系嵌入到正在改变的经济关系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摩擦,借贷合同软化而无法执行,这对于银行来说自然意味着不良贷款的产生。

如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影响力对称的,那么这种关系嵌入到银企的双边治理结构中所形成的关系合同就是同构的,如表1第Ⅰ栏所示。作为改革目标的双边治理结构就更容易达成,银企之间签订的借贷关系合同就可以更好地执行。因此,必须首先改变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与经济关系相适应,才能减少因结构性磨擦而产生的不良贷款。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在剥离不良贷款后,又不断地产生新的不良贷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社会关系变革的滞后。

解决银企非同构关系的建议

对于当前银行存在的大量的不良贷款,一种解释是将其归因于银行承担的大量政策性贷款,认为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负担。剥离政策性贷款所形成的不良贷款是银行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此本文的观点是,即使不良贷款全部剥离掉,只要银企之间非同构的合同治理关系不能打破,不良贷款就仍然会不断地产生。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与企业之间影响力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嵌入到它们之间的双边治理结构中,产生了非同构的治理结构。这种非同构导致了银企借贷合同的软化,借贷合同无法正常执行的后果便是银行的不良贷款。

另一种观点认为,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关键是要完善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对此本文认为,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在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时,还必须改革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避免这种社会关系嵌入到经济关系中对合同履行的不良影响。如果这种社会关系不改变,即使银行的经济主体意识再独立,内部治理机制再完善,银企之间的借贷合同也可能无法顺利实施。

因此,本文认为,在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时,必须首先改变银企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与变革中的经济关系相适应,减少因结构性磨擦而产生的不良贷款。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源自于共同的产权特征,那么改革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对银行和企业的产权结构进行改革。具体来说,就是要引入多元化的所有权主体,打破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绝对控制地位,使它们各自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结构,从而打破旧有的某一方占主导的影响力不对称的关系,形成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

参考文献:

1.FurubotnandRichter(1991).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载于FurubotnandRichter编.新制度经济学[C].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Granovetter(1985).“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1.

银行贷款论文篇2

关键词:不良贷款关系合同嵌入性

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每一步改革,如剥离不良贷款、政府的注资重组上市等无一不倍受瞩目,而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又几乎是每一步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本文从嵌入性的视角出发,研究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合同的特点,对不良贷款的产生给出一个新解释,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关系合同的嵌入性新视角

“嵌入性”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KarlPolanyi(1957)在“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提出,他认为所谓嵌入性就是“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并且“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对经济的研究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还应该对嵌入到这种经济现象中的非经济制度或关系进行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的影响下,经济学的某些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嵌入性”的研究视角,例如关系合同的研究领域。根据FurubotnandRichter(1991)的概括,合同可以分为古典合同和关系合同。古典合同是完全合同,其特点是事前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都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存在一个完全的合同法体系用来处理各种纠纷。关系合同是不完全合同,其特点是由于合同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合同无法对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状况进行规定,也不存在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合同中一些纠纷的解决需要依靠一个连续的关系体系的协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Granovetter重新提出了嵌入性问题,使得嵌入性视角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Granovetter认为,主流社会学关于人的行为假设过度社会化,把人看作是完全社会的人,是社会结构的被动产物,忽略了人行为中可能产生的选择行为的差异。主流经济学则处于另一个极端,所有人都完全是理性的经济人,忽略了人社会化的一面。嵌入性视角则有可能避免人的过度社会化和过度理性化的假设。

因此,从嵌入性的角度来分析关系合同这种内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不完全合同,同时考虑合同双方作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一面,可以更好地理解合同的履行及其后果。

合同治理结构中社会关系的嵌入

Williamson是关系合同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合同总是不完全的,这就是所谓的关系合同。古典合同具有的是参照系价值,关系合同的不完全性可以由交易双方的特定关系来弥补。交易双方特定的非经济关系有利于解决关系合同的不完全性所带来的问题。在Williamson的理论中,社会关系的嵌入是关系合同顺利执行的剂。

但是所有嵌入到关系合同中的社会关系都是合同治理结构的剂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社会关系会成为合同治理结构的剂,另一些社会关系却可能成为摩擦剂?社会关系的嵌入会使合同治理结构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刘世定(1999)对Williamson关系合同治理理论的拓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他假定关系合同治理结构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权威治理,其中一方掌握合同执行的剩余控制权;二是双边治理,双方共同掌握合同的剩余控制权,当出现合同中事前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时,由双方协商解决。相应地,假定合同中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影响力对称的结构,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平等。另一种是影响力不对称的结构,一方对于另一方在社会关系上具有某种权威性。这样,合同治理结构和嵌入关系结构之间就有四种基本的对应关系,见表1。表中大写字母A、B分别代表合同治理结构中的两方,小写字母a、b表示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两方;A和a同为一个主体,B和b同为另一个主体;“>”或“<”表示权威治理结构和影响力不对称的结构,“=”表示双边治理结构和影响力对称的结构。

表中所谓同构与非同构是指,合同治理结构中交易双方的关系与嵌入的社会关系是否具有同向性。例如,在合同治理结构中,A具有对B的权威性(如A是B的上级),但是在A和B的社会关系中,B具有对A的某种权威性(B是A的长辈),或者A与B之间是影响力对称的关系(A和B是同学关系),那么A与B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表示为aB,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是非同向性的,于是产生的合同治理结构就是非同构的,即表中的第Ⅳ栏。

同构与非同构的关键区别在于: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结构是同构的,那么嵌入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合同的执行,是合同治理结构的剂;如果形成的合同治理结构是非同构的,那么嵌入的社会关系就是合同治理结构的摩擦剂,不利于合同的执行。例如在经济关系中,A是B的上级,假定B的行为导致了企业的巨大损失,按照经济合同,A应该对B进行降职甚至解雇,但是由于在社会关系中,B是A的长辈或朋友,这种社会关系的嵌入可能使得A很难实施对B的惩罚。A与B之间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是合同执行的摩擦剂,它导致了合同关系的软化。

银企借贷合同中的社会关系嵌入

古典合同只在理想的世界中存在,现实中的合同都可以理解为关系合同,这也使得嵌入性的视角更加有用。从嵌入性的视角来分析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合同能够得到一些有益的结论。

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银行与企业是各自独立的经济主体,依据它们之间的交易特征(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不是很大,有一定的资产专用性),根据Williamson关于治理结构与交易特征的匹配关系,这种交易应该采用双边的治理结构。我国目前所进行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也正是希望在银行与企业之间建立这种双边的治理结构。

由于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特殊的产权联系,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影响力不对称。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产权的同一性是它们之间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使得银企之间的借贷关系发生了异化。银行成了“给钱”而不是“贷款”或“买入风险的一方”,而企业则成了“要钱”而不是“借款”或“卖出风险的一方”。国有企业要求贷款,即使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提供贷款,但是政府的隐性担保或者行政干预也使得银行最终对企业提供贷款。事实上,由于银行的国有性质,由于银行没有自己定价(确定存贷款利率)的权利,银行在与企业的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它必须为同属国有的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资金来源。也就是说,银企之间在社会关系上仍然是影响力不对称的。

这样,银企之间影响力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嵌入到银企的双边治理结构中,产生了非同构的合同治理结构,如第Ⅲ栏所示。非同构产生的摩擦导致了借贷合同关系的软化。借贷合同软化对银行来说,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不良贷款的产生。

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不相适应使银企借贷关系合同软化,也是不良贷款出现的根本原因。改革前,在银企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企业都处于强势(权威)地位,银行只是政府的一个出纳员,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只是以财政损失的形式体现的。但是在银行改革之后,银行的主体地位开始显现,“不良贷款”也开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不良贷款的出现正是由于银行经济主体地位的改变与社会主体地位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也就是说,经济关系开始改变,而社会关系的改变却相对滞后,这种滞后的社会关系嵌入到正在改变的经济关系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摩擦,借贷合同软化而无法执行,这对于银行来说自然意味着不良贷款的产生。

如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影响力对称的,那么这种关系嵌入到银企的双边治理结构中所形成的关系合同就是同构的,如表1第Ⅰ栏所示。作为改革目标的双边治理结构就更容易达成,银企之间签订的借贷关系合同就可以更好地执行。因此,必须首先改变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与经济关系相适应,才能减少因结构性磨擦而产生的不良贷款。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之所以在剥离不良贷款后,又不断地产生新的不良贷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社会关系变革的滞后。

解决银企非同构关系的建议

对于当前银行存在的大量的不良贷款,一种解释是将其归因于银行承担的大量政策性贷款,认为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负担。剥离政策性贷款所形成的不良贷款是银行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此本文的观点是,即使不良贷款全部剥离掉,只要银企之间非同构的合同治理关系不能打破,不良贷款就仍然会不断地产生。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与企业之间影响力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嵌入到它们之间的双边治理结构中,产生了非同构的治理结构。这种非同构导致了银企借贷合同的软化,借贷合同无法正常执行的后果便是银行的不良贷款。

另一种观点认为,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的关键是要完善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对此本文认为,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是在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时,还必须改革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避免这种社会关系嵌入到经济关系中对合同履行的不良影响。如果这种社会关系不改变,即使银行的经济主体意识再独立,内部治理机制再完善,银企之间的借贷合同也可能无法顺利实施。

因此,本文认为,在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时,必须首先改变银企之间的社会关系,使之与变革中的经济关系相适应,减少因结构性磨擦而产生的不良贷款。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源自于共同的产权特征,那么改革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对银行和企业的产权结构进行改革。具体来说,就是要引入多元化的所有权主体,打破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绝对控制地位,使它们各自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结构,从而打破旧有的某一方占主导的影响力不对称的关系,形成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

参考文献:

1.FurubotnandRichter(1991).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载于FurubotnandRichter编.新制度经济学[C].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Granovetter(1985).“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Vol.91.

银行贷款论文篇3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方法

目前，对造成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和制度方面的研究较多，分析也很全面，而在具体处置和对策上我们认为还存在不足，也本文将针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三个根本方法与手段。

一、通过政府力量处置不良贷款

第一，注入公共资金，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筹资。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带有明显的计划色彩，因此依靠财政注资来部分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符合历史的事实。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已先后向建行、中行注资450亿美元和农行、工行注资400亿美元，以弥补其资本金不足和提高其流动性，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通过上市（中行、建行已上市）在资本市场筹集了大量资金，在投资者同意的前提下，将筹集到的资金部分用于清理不良贷款，有利于减轻银行的债务负担，提高经营效益，以便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第二，进一步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贷款处置中的作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我国金融改革深化和借鉴不良贷款处置国际经验的产物，自成立以来，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收购资产处置任务已完成过半，但剩余资产的绝对规模仍然较大，且资产形态多样，债务人状况复杂，处置环境差异大，以及总体价值呈加速贬损趋势。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的管理和处置中，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已具备相当的经验。再者，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贷款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借助于资产管理公司这样专业机构的力量，对于全面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已被我国实践经验所证明）。为此，我们应进一步发挥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的作用。

第三，努力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一是完善地方政策法规，改善信用环境。地方政府虽然不能直接制定法律法规，但可以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遏制债务人恶意逃废金融债务方面有所作为，出台相应的政策和规定，支持金融债权人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二是在培育不良资产处置市场方面，需要吸引大量的民营企业、外资投资主体和个人等进入市场，地方政府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法规予以支持，以切实改善不良投资交易环境；三是在规范不良资产处置中介市场方面的作用。不良资产处置高度依赖中介机构的诚信和服务质量，地方政府对此应有必要的规划、安排和指导。要通过政府的引导和规范约束，建立完善的不良资产评估、拍卖、法律服务中介市场，为不良资产处置提供规范高效的中介服务；四是利用政府行政资源的特殊优势，充分发挥其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在金融债权人处理债务人抵押的国有划拨土地问题上，在确定安置企业职工和清偿金融债务比例，在土地重新规划整合与利益分配等方面，政府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五是直接参与不良资产项目的处置。比如国有企业与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资产置换、债转股等，地方政府的参与，会更有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容易促使重组成功。

二、通过市场手段处置不良贷款

第一，不良贷款打包出售。为缓解政府和银行自身处置不良资产的压力，必须建立和推动不良资产二级市场的发展，放松对银行出售不良资产的限制，鼓励外资和民间资金投资于国有企业和不良债务，允许成立商业化的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投资基金等。参与债权交易的银行，根据自己的债权情况，可在经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专业市场上挂牌出售债权，出售债权的价格可依据债权的风险程度以及所附带的现金流确定，出售方银行与购买方可通过招标竞价等公开透明的方式确定最终的转让价格，以防范道德风险的产生。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出售方可迅速收回资金，提高其流动性，购买方可以低于债权账面价值买断出售方债权，实现出售方和购买方的双赢。

第二，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和重组，进而转换成为在金融市场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随着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部分法律法规的修订以及一些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新法规的颁布，我们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条件。主要策略：一是依法设立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实体（SPV），二是建立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机制，三是切实加强信用增级、信用评级和担保体系，四是分类组建证券化资产池，五是引入权威服务机构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

第三，产权多元化。通过市场化解不良资产的另一个最主要的手段莫过于产权多元化的市场基础与组织结构。对于资本金普遍不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在政府注资后引入外资、国内机构企业、甚至个人投资者是增加银行资本金、促进产权多元化的必要手段。

因此，产权结构多元化对于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信贷业务的预算约束硬化、阻断政府干预、消除银行的政策性职能提供制度基础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国内外经验，必须注意的是，产权多元化改革不能等待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存量完全解决后再进行，在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必须伴随着银行资产的重组和实质性改革的进行，否则就会成为银行资产的大甩卖，鼓励社会的逃废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产权多元化相对于现有不良资产存量的处置更为重要。只有在银行形成理性与审慎的经营风格后，银行才能被赋予贷款豁免等更多的自主处置手段，社会信用环境才能得到改善，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不良资产的产生才会得到有效抑制。三、通过自身力量化解不良贷款

第一，积极纠正自身异化行为。一是要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加强风险意识。清收要实实在在，问题要及早暴露，任何拖延和掩盖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甚至积重难返。二是必须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专业的评估机构对不良贷款及其抵押物进行价值评估，彻底摆脱暗箱操作和道德风险。三是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利用现行的各种处置方法，用足用好各项政策，把不良贷款降到最低水平。

第二，加大银行风险准备金的提取比例。目前按年初贷款余额1%的提取比例与巨额不良贷款相比差距太大，如果按国际通行的按贷款分类实际提取，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整体盈利水平过低而不具有可操作性。鉴于此，建议按信贷资产余额的3%左右提取风险准备金，以增强银行自身化解不良贷款的能力。同时将大部分风险准备金由商业银行总行集中统一使用，把冲销企业呆坏账和政府关于国有企业的发展政策、资产重组政策、产业政策结合起来，按照“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集中解决一批重点企业和行业的不良贷款。

唐青生等：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之我见第三，建立抑制不良贷款增量的有效机制。大范围地清理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固然会改善其资产结构，降低不良资产率，但不可能一劳永逸，从长远发展看，国有商业银行每隔3—5年就会产生新的不良贷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预防不良资产增量对于优化存量资产质量更为必要。

一是实施银行决策失误追究制度，以个人责任成本制约权力失衡。国有商业银行要建立信贷交易责任量化制度，让承担责任的大小，同其权力的大小成正比。按参与信贷交易的权力大小划分责任区间，对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一追到底。

二是改革贷后日常管理制度，变软约束为硬约束。银行把贷款投放给企业，贷款使用的主动权基本上握在企业手里，银行对贷款实际使用的监督不仅是事后的，而且是被动的，致使一些贷款使用不当，危及了贷款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对贷款的贷后日常管理，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管理，建立对贷款单位从贷款发放起始至贷款本息全部收回截止的全过程的贷款使用情况日常硬约束管理制度。

三是改革贷款风险管理制度，变侧重贷前测控为全过程控制。目前各行贷款风险意识显著加强，但主要侧重于贷前测控，既重视贷前的信用等级评定和贷款风险度测量，这对于优化贷款投向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贷前、贷时是效益好的单位，贷后有可能因市场变化或经营管理不善而变成效益差的单位，因而发放贷款的风险度有可能增大。因此，只重视贷前测控，轻视贷后监控，仍不利于降低贷款风险。只有对贷款进行全过程监控，贷后定期（如分月或分季）和不定期（如当单位出现重大变故时）进行信用等级评定、贷款风险度和还贷能力测算，并以此作为调整贷款投向、是否采取信贷措施的依据，才有可能较好地防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

参考文献：

［1］李晓锋.处置不良资产的市场化路径选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01）.

［2］漆印腊，李斌.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国际比较［J］.江汉论坛.2006，（04）.

［3］刘博逸，夏洪胜.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支撑基础与实施策略［J］.南方金融.2006，（03）.

银行贷款论文篇4

消费信贷提前还款风险,主要针对中长期消费贷款而言,以住房消费信贷为典型。所谓提前还款风险,是指借款人在贷款合约终止期限之前提前还清贷款,导致放款人提前收回资金,资金回报率降低。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普及,住房消费信贷大多以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形式打包发售,部分风险已从银行剥离。但对于MBS管理方,即所谓特殊目的公司(SPV)而言,提前还款导致原先基于贷款利息的现金流消失,用于支付债券利息的基础资产减少,需要进行再投资,而再投资资产收益可能较之于贷款利息为低,从而带来债券的收益风险,对于以MBS为标的资产的其他衍生产品,其影响程度甚至可能更大。就此而言,提前还款的风险承担主体尽管由银行转移出去,但其影响范围反而扩大了。

另外,就商业银行而言,如未进行资产证券化以转移风险,消费信贷提前还款行为带来的风险主要表现为贷款久期的变化。久期,指资产未来现金流的时间的加权平均,其权重为各期现金流值在资产现值中的比重,实际上反应了资产价值对于利率的敏感度。商业银行需要测算贷款的久期,以相应的负债匹配之,用来降低利率风险。提前还款实际改变了现金流分布,从而影响贷款久期,相应的负债结构也需要调整。如忽视提前还款风险,将造成资产负债不匹配,对商业银行经营带来风险。

二、消费信贷提前还款风险影响因素

考虑消费信贷提前还款的行为,需要考察系统性影响因素和非系统性影响因素两个方面。所谓系统性影响因素,指影响所有借款人的宏观经济变量,在对数量较大的贷款组合进行分析时,这些因素是主要需要考虑的因素。非系统因素针对于单笔贷款,只对特定借款人有影响。

系统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

1)市场长期借款利率,这也是影响借款人提前还款行为的主要因素。当市场长期借款利率低于贷款利率时,借款人可以从市场借入资金提前还款,之后享受较低的长期借款利率,形成了提前还款的动机。因此,分析提前还款风险的重要环节即为估计未来长期借款利率的变动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为浮动利率,与西方的固定利率有区别,因此利率对于中国消费信贷提起还款行为的影响可能较小。

2)季节因素,即由季节影响导致提前还款比率变化,如夏季为学生毕业的时期、天气和税收原因(征税时期)。

3)时间因素,即在贷款发放后的一段特定时间内出现提前还款高峰,之后提前还款比率会下降。原因可能是具有提前还款意向的借款人需要一定时间来筹措资金以归还贷款。

4)衰减效应。当市场长期借款利率首次下降时,会出现提前还款高峰,但当市场长期利率回升后又再次下降时,提前还款比率较前一次为低,此后不断减少。相应的一种解释是每次提前还款高峰都会将对利率变化敏感的借款人剔除出贷款组合(通过其提前还款的方式),剩下的借款人对利率变化相对不敏感。

非系统性影响因素较多。包括婚姻状况、教育水平、退休状况、性别、工龄等、收入状况等。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使用,消费信贷的风险承担者通过证券化不断的扩大并分散,影响单个个体的非系统性因素的效果将会减弱,主要影响因素为系统性影响因素。因此,西方学者相关研究重点关注系统性因素对于消费信贷提前还款的影响。而中国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业务目前缺少证券化工具,商业银行为风险的唯一承担者,非系统性因素对于提前还款仍然重要。基于此,蔡明超和费一文(2007)在考察中国消费信贷提前还款风险时,将非系统性因素引入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收人、婚姻、工龄等因素将影响提前还款,并发现利率对于中国消费信贷提前还款的影响并不明显。三、消费信贷提前还款风险相关研究

有关提前还款风险的研究众多。其原因在于资产证券化发展迅速,相应发展出的一系列金融产品受众广泛,提前还款行为影响了基础资产——贷款池的收益,进而影响相关所有资产的收益。相关利益方的需求导致了相应研究的发展。有关提前还款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构造相应的提前还款比率函数,进而作为资产定价模型的基础部分之一帮助定价。

Golub和Pohlman(1994)构造了一个基于公开数据的提前还款函数模型,其因变量为四个:季节因素、再融资利率、时间因素、衰减因素。数据来源为GNMA、FNMA和FHLMC三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的近3000万个样本。结果显示此模型基本上与商业用模型区别不大,展现出较好的适用性,因而作者声称其为那些无力开发模型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了机会。

最近的研究有Tsai、Liao和Chiang(2009)的一个模型,其考虑了借款人的财务和非财务提前还款行为对于贷款资产的到期收益率、久期和凸度的影响。同时,他们分析了提前还款罚息和部分提前还款对于到期收益率、久期和凸度的影响,这一情况与传统的完全提前还款相比更为复杂,结果也更不确定。

当确定提前还款比率模型后,就可以依据其计算出相应资产组合的收益率和久期,进而对资产进行定价,还可以根据其计算出相应的保险费率,作为其衍生产品的定价基础,可以说,提前还款比率模型是一系列相关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之一。

四、中国商业银行消费信贷提前还款风险控制方法探讨

中国商业银行目前对于提前还款行为主要采取罚息的手段,但不同地区、不同银行的规定不同。同时,部分银行还有一些硬性规定,如一年内不得提前还款等。上文中提到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采用浮动利率,提前还款对商业银行造成的利率损失并不明显,而罚息这一工具实质为弥补利息损失,因此中国商业银行采用罚息进行提前还款风险管理并不合适。

商业银行控制提前还款风险,较为合适的方法还是建立提前还款比率模型,估计出提前还款比率随时间的分布,进而调整相应的资产负债结构。注意到,中国商业银行作为贷款提前还款风险的唯一承担者,提前还款比率的影响因素较多,既包括季节、时间等系统性因素,还包括众多非系统性因素,相应的模型也会更加复杂。建立模型,大量的数据积累是必需的,随着中国个人信用记录系统的建立和不断完善,相应的贷款数据也会不断增加,这将有利于提前还款模型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文献:

[1]BennettW.Golub,LawrencePohlman.MortgagePrepaymentsandanAnalysisoftheWhartonPrepaymentModel[J].Interfaces,1994,24(3):80-90.

[2]Tsai,M-S.,Liao,S-L.,Chiang,S-L.AnalyzingYield,DurationandConvexityofMortgageLoansunderPrepaymentandDefaultRisks[J].JournalofHousingEconomics,2009,doi:10.1016/j.jhe.2009.02.005.

[3]蔡明超,费一文.商业银行消费信贷中的提前偿还风险影响因素与风险管理[J].金融研究,2007(7):25-35.

银行贷款论文篇5

关键词：借新还旧；风险；产生；原因；控制

一、借新还旧风险的产生

资产质量是银行业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资产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润，甚至高管人员的职业生涯，“提质降比”成为了银行业发展的“硬道理”和主要目标。但是近年来，一些商业银行为压缩不良贷款，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来规避风险。贷款借新还旧不仅成为掩盖不良贷款问题的“避风港”，而且成为不良贷款新的发生源，同时也将使部分贷款责任人因此逃脱责任追究，为银行管理带来不良影响。借新还旧如不进行严格控制和有效监管，将对银行资产质量的真实性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这些风险产生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化解风险，保证商业银行在日趋强烈的竞争中，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借新还旧存在的主要风险

第一，借新还旧往往不能真实反映贷款质量，误导上级行正确决策。对不符合借新还旧条件的客户给予借新还旧，不仅是一种变相的短期经营行为，而且掩盖了贷款的真实质量。虽然在一定时间内，从帐面上掩盖了它们的真实“身份”，但是并没有改变其真实形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该反映的没有真实反映，一方面贷款质量失真，另一方面对减值准备的计提严重减少，再一方面还将误导上级行对不良贷款处理的正确决策，从而形成新的操作风险。

第二，借新还旧会造成银行错过最佳化解不良贷款风险的时机。客户贷款到期不能按期归还，多数情况属于企业经营发生了问题，也可以说是贷款质量发生变化的前期信号。

第三，借新还旧对银行内部管理及对客户贷后管理工作都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不良贷款压缩考核权威性的降低，被考核人员会认为不管下多少考核任务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在不行，就借新还旧”，同时也容易使不良贷款压缩工作得不到真正的落实。而且很容易为客户传出“银行贷款还不了不要紧，借新还旧就行”错误理财信息，从而产生一些不利于加强贷后管理的负面影响。大量事实表明，银行对贷款客户借新还旧过多，将降低客户对银行的信任度，甚至会降低客户的还款意愿。

第四，借新还旧补办抵押手续有一定法律风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9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由于此规定对“恶意串通”未作进一步解释、“部分财产”到底占抵押人全部财产的多大比重也没有具体标准，客观上给法院处理纠纷留下很大空间，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认识。而目前借新还旧中办理的补办抵押多属于事后抵押性质，抵押的效力容易出现上述争议，存在着法律风险。

三、借新还旧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

第一，对借新还旧贷款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客户贷款到期不能按期归还，多数情况属于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或发生了问题，借新还旧是银行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手段。部分客户经理认为借新还旧属于为客户办理的正常信贷业务，有的甚至为了取得较好的考核结果而对经营状况较差、现金回笼不好企业的借款也积极申报借新还旧，这种观念或是操作惯例传导给企业后，借款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先还后贷，合同到期银行自然会办理转贷续期。

这些认识上的误区表现在信贷操作上，对属于正常周转使用贷款的优质客户实行“转期续贷”，对不属于正常周转使用贷款的不良客户则“被动转贷”，甚至有部分行以贷款借新还旧作为服务优质客户的手段，造成借新还旧贷款客户两极分化。

第二，部分行在审批尺度上未能严格执行人民银行及总行的有关规定。人民银行规定借新还旧贷款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借款人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能按时支付利息；二要重新办理贷款手续；三是贷款抵押、担保有效；四是属于周转性贷款。有的行在人民银行规定基础上，对借新还旧贷款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将借新还旧贷款分为三类：贷款期限不匹配类、清收利息类和资产保全类，并对每一类借新还旧的对象及条件作了详细规定。

某行调查发现在借新还旧贷款审批尺度的把握上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对三类借新还旧贷款的审批条件均有不同程度的放宽和变通，并且出现第四种借新还旧——其他类。在69笔期限不匹配类借新还旧贷款调查中，13笔贷款在实施借新还旧贷款前已经成为次级贷款。在26笔资产保全类借新还旧贷款中，部分贷款未实施包括保全诉讼时效、担保时效，完善抵押手续等实质性的资产保全措施，而是将部分压缩贷款本金、维持客户还贷信心等情况人为地划分为资产保全类借新还旧贷款。在调查中除该行规定的3类借新还旧贷款外，尚有65笔借新还旧贷款不能归入以上3类，列为其他类，占全部贷款笔数的39.4%，突破了原有的借新还旧贷款分类。其他类贷款借新还旧的主要原因有客户经营情况不理想，经与客户沟通同意压缩部分本金，实施逐步退出，还有部分较为优质、稳定的基本客户周转使用贷款，客户无法一次还本付息等情况。

二是部分经办行对已存在种种不良经营迹象的借款人，仍然对其贷款实施不压缩金额、不附加条件的借新还旧，有人为掩盖不良贷款之嫌。调查数据表明，该行自主审批42户贷款客户54笔贷款中，有39笔贷款为无条件借新还旧，占自主审批贷款总数的72%。

第三，以前年度信贷资产质量不高，短贷长用的现象较为严重，随着经营的逐渐规范，借新还旧条件也变得更为严格，给银行压缩不良贷款工作造成较大的压力。某省分行调研数据表明，2004年四季度到期贷款中，64%以上都要通过办理转贷来控制风险；另外存量不良贷款中大多数贷款不是通过一次或两次转贷可以回收，有的贷款已是长期转贷，至今只能勉强收息。

第四，资产风险管理机制未完全实现相互制衡，对其潜在的风险难以有效管理。主要体现在：目前有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门既作为资产五级分类的实施者，又作为资产质量的管理者甚至是被考核者，无疑这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加大了借新还旧风险和五级分类偏离的可能性。

四、化解到期贷款借新还旧风险的主要应对措施

不良贷款是银行贷款风险的重要提示信号，银行风险管理要及时捕捉并正确使用到这一信号，而对到期贷款的借新还旧破坏了这一信号的真实性，也就是使得这一信号失去其作用，进而产生了更大的风险，因此，银行要杜绝这一现象。并根治由此产生的问题，当前除了要加大力度，认真做好不良贷款的监测外，有关部门还应在贷款五级分类管理、不良贷款责任追究、不良贷款考核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切实解决不良贷款人为控制、人为作假的问题。同时，银行要建立起科学的业绩考核制度和激励制度，防止业务人员利用对到期贷款实施展期进行“注水”行为。

第一，进一步健全银行到期贷款借新还旧管理的内控机制。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实现机构间的相互制衡，一是对风险管理进行垂直管理，不受地方考核指标的约束和影响；二是对于资产五级分类的实施者和管理者不应该用压缩不良贷款的指标来考核，而应该用分类的准确性来进行考核。

第二，进一步提高新增贷款的质量，特别要重视贷款到期期限和还款期限的匹配程度。一是深入进行贷前调查，科学分析还款能力，认真测算还款期限，贷款期限尽量与还款时间匹配；二是加强贷后管理，密切关注还款资金的动态，千方百计把握好收贷时机。

第三，对贷款五级分类管理、不良贷款责任追究、不良贷款考核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积极引导客户经理向需要转贷的客户灌输“回收再贷”而不是“借新还旧”的理念，营造健康的信贷文化。首先，在考核指标口径的设置上，可将不良贷款计算口径调整为五级分类口径，利用利益的牵引机制，遏制“借新还旧”贷款频繁发生的现象；其次，在贷款定价上，对借新还旧贷款要规定较高的利率水平，提高客户借新还旧的财务成本促使客户归还贷款；第三，对一般额度授信客户可规定在授信额度内经办行不能发放借新还旧贷款，授信额度内借新还旧贷款审批权上收至一级分行，提高借新还旧贷款的审批级次；第四，将借新还旧贷款记录作为评定企业信用等级的一项重要辅指标，在计算“贷款本息按期偿还率”指标时，借新还旧贷款余额应视同当期未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数额，并且相关“管理水平”项也给予扣分；第五，加强借新还旧贷款贷后管理工作，对借新还旧贷款均应视同不良贷款来管理，要在管理频率和管理深度上狠下功夫。

银行贷款论文篇6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

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呈飞速发展的趋势,目前已达3000家以上,其类贷款已超过5万亿元。尤其是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对该类公司的信贷投放迅速增加,比重已超过该类贷款总额的50%,其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急剧放大,且更具代表性,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城市商业银行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业务特点

第一,城市商业银行的投放该类贷款的数量明显多于大型银行银行。以辽宁某市为例,全市目前的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额为29.6亿元,其中城市商业银行为13.01亿元,占43.9%;全市11家平台类公司,有5家向该行贷款。第二,贷款的发放受地方政府的影响更大。地方政府与城市商业银行存在着隐性的利益输送和联系,这使城市商业银行难以拒绝该类公司的贷款请求。第三,贷款的平台类公司名目繁多,但既不是资金的使用人,也不是贷款的偿还人,其账面也无经营利润,其融资方式单一。第四,担保形式一般由财政部门承诺或人大文件予以保证,列入财政预算。

二、城市商业银行的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所面临的风险

对于此类贷款,在防范风险措施方面,城市商业银行虽然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是由于政府背景贷款存在着较大的特殊性,贷款的风险现状堪忧。

1.政府过度融资,引发信用风险

此类贷款的本质是政府信用。贷款期限可能历经几届政府,本届地方政府利用平台公司名义,过度举债。地方政府现实负债规模实际已超过了未来的财政还款能力。而财政经常性开支增加、省管县政策的推进等各种因素,会导致地方财政收支波动较大。政府财政数据信息的透明度不足,银行和地方财政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银行依据财政提供的数据进行的地方财政还款能力测算难以准确。

此外,作为贷款的还款来源之一的项目预期收益不确定性也较大。它主要依赖于土地出让金,对于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开发区来说,土地等生产要素不仅没有上涨,还存在下跌的风险。这些市级以下开发项目,项目选择的合理性、开发行为的可持续性都影响着项目开发的前景。一旦项目效益不能兑现,最终可能酿成地方财政债务负担过重,严重影响银行经营安全。

2.暗藏隐患,存在法律风险

目前,政府或人大对贷款的任何担保或变相担保承诺行为,其担保责任无效,贷款不受法律保护。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下文件,明确予以规定。另外,依据《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委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即如果银行与融资平台订立贷款合同时,明知贷款被财政部门实际使用,则城市商业银行只能要求财政部门履行还款义务,而财政担保行为无效,在法律上,财政和平台公司实际上都摆脱了责任。

3.违规操作,面临合规风险

第一,部分贷款授信手续不齐全,主要表现:信贷档案中无项目贷款有权部门的立项批复及项目可行性报告;特别缺少项目开工的合法性批文以及土地使用权证等。

第二,存在以中期流动性贷款的形式发放项目贷款的现象。

第三,部分贷款抵押担保违规。有的贷款是政府融资平台之间相互担保,或者以行政划拨土地进行抵押,不具有可实现性。

4.信贷资金的流向监管困难

由于地方财政支出信息的透明度低,尤其是城市商业银行的财务运营还处于地方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之下,其贷后管理困难重重。部分贷款借入后,由地方财政统一调配使用。地方财政部门或项目建设主管单位同时运作的项目数量多,融资渠道多元化。账户资金进出频繁,且与政府下属关联公司资金往来密切。这种资金运作模式为项目资金交叉混用提供了便利,也大大增加了地方银行对贷后资金的监控难度。

三、改进措施

1.规范管理,维护银行经营自主性

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妨碍了城市商业银行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自主经营的权利,导致银行经营安全存在较大隐患。因此,应由权威部门抓紧制定政府背景贷款的统一管理制度。包括:①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实行归口管理,可以考虑由一家政策性银行投放,明令禁止政府随意向本地城市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社举债。②规范和整顿平台类公司,对于图有虚名,不具备资本经营能力者,应予以限制。③对于公益性的项目贷款,要剔除平台类公司,直接由政府向政策性银行申请。④抓紧完善贷款的合规性。逐笔审查,对于手续不全、资本金不到位的贷款,要限期整改。

2.全面测算各地政府的财政偿还能力

当务之急,是要组织财政、审计、银监局的联合专家组,在审计和检查的基础上,设计模型,对各地的地方财力重新进行科学测算,评估地方政府总体财政实力和负债压力,核定其的负债规模的合理范围,确定其负债警戒线;同时,要考虑政府债务结构,区分债务的不同期限,评估未来不同时期政府的债务负担。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已有的平台类贷款,要迅速摸清底数,统一划归上一级政策性银行委托管理,根据已经核定的地方财政的基准偿债能力,重新划分此类贷款的五级分类;对于可能形成不良贷款的部分,制定应对措施。

3.注意区分收益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

对于非盈利的公益性项目,如市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要重点关注财政作为第二还款来源的保障作用,对列入财长预算、分年逐步还款的资金安排进行核实;而能够产生现金流实现的盈利性项目,这类项目包括:水、气、暖公交等公共事业,这类企业自身能够产生经营性现金流入,出现问题时政府补贴支持的力度大。对此城市商业银行要优化甄别方法,重点做好项目成本收益概算;同时,对项目进行封闭运行,确保收益用于还贷。

4.落实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

担保抵押作为第二还款来源,要予以落实。一是对现有的财政偿还贷款的政府承诺和人大决议,要予以条款细化,还贷来源要落实到财政收入中的具体款项;二是对于平台公司相互担保的情况,通过出台政策,要求财政部门以实物形式进行有效担保;三是在此类贷款贷款的担保条件中,应努力争取房产土地或在建工程等实物资产的抵押,有收益的项目落实收益权质押;此外,要建立政府偿债基金,按期将制定收入款项划付到偿债基金专户,落实对政府偿债基金和收费权账户的有效监控。

5.贯彻银监会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新要求

①严格遵守“实贷实付”制度,根据工程实际进度逐笔放款,然后再根据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核发后续贷款。②要全面强化“受托支付”。对于资金使用要由财政部门主管领导签署支付令;对于动迁,要求动迁户在本行开立存折,保证款项直接转到动迁户手中。③应设立支付专户和专门台帐,不能混入财政的大资金池交叉混合使用。④建立重点抽查制度,选取部分交易,跟踪检查到资金转账的第三手交易以上,确保贷款资金支付给交易对手。

参考文献:

[1]肖耿,李金迎,王洋.采取组合措施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J].中国金融,2009,(20).

银行贷款论文篇7

【关键词】银企关系 中小企业

吴英案反映中小企业融资难，小企业如何才能获得贷款？何种银企关系利于融资？继Diamond（1984）提出银行可以减少信息监管成本后，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受广泛关注。90年代以来，银企关系对公司融资产生一定影响，实证文献大量涌现。本文的主旨是对国外近30年的中小型企业和银行关系的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实证研究成果。

一、关系贷款

有关银企关系的论述最早追溯到Diamond（1984）。他认为，银行作为中介减少数个存款人分别监督企业的成本，监管更有效。Diamond开启研究债权人与公司治理的新时代。

Boot（2000）指出，关系贷款有2个特点：银行可以获取企业专属信息（专属信息是公众无法获取的私密信息）；银行提供多种金融服务。

二、理论研究

（一）公司价值

Berger等（1995）指出，银企关系增加公司价值表现在：比银行新客户相比，老客户信用贷款为其带来更多超额回报。

Cole（1998）指出，银行提供多种服务短期内获得企业专属信息，但和多家银行保持关系会降低信息价值。一旦银行合并，原有信息将失去价值，但原有银企关系有助于再融资。

银企关系会带来帕累托均衡。企业向银行披露专属信息，并不担心银行泄密；而银行也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问题（Boot，2000）。

Berger等人第一个研究小企业与银行关系。二人用信贷时间衡量银企关系，并认为提供信贷的银行是关系贷款驱动型，而信贷体现良好的银企关系。但他们并未就银企关系对融资展开讨论，这为后来学者铺平研究道路。

（二）贷款利率

Berger等（1995）认为关系时间与利率负相关，但Rajan等（1994）和Harhoff等（1998）认为关系时间和利率不相关；贷款集中度和利率负相关（Castelli等，2012；Rajan等，1994）；金融服务种类和利率负相关（Rajan等，1994）；公司遭遇财务危机，贷款利率增加（Harhoff等，1998）。有关利率的实证检验突显以下趋势：

1.国别研究推陈出新。德国银行是全能银行，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并购于一身（Harhoff等，1998）。德国中小企业贷款集中度高，50%员工少于10人的企业仅从一家银行贷款；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和多家银行保持关系的企业分别占91%、甚至100%。意大利企业关系银行中位数为12（Castelli等，2012）。

2.衡量银企关系的变量不断变化。Rajan等（1994）以购买银行产品数量和关系时间作为关系变量。银企信息对称时，关系时间是公司成立时间；信息不对称时，关系时间的起点是企业第一次关系贷款。Berger等（1995）以企业信贷时间为关系变量。

（三）抵押条款

Berger等（1995）和Harhoff等（1998）认为，关系时间、企业规模和贷款集中度与抵押条款负相关，贷款额度、财务危机与抵押条款正相关。

Rajan等（1994）和Harhoff等（1998）指出，银企关系对抵押条款的影响强于贷款利率。以下是学者提出的三种解释。公司的投资回报率高于贷款利率，公司想要更多贷款；良好银企关系会降低利率，并导致银行垄断信息，利率降低的好处并非仅属于企业；信贷部门员工无权降低利率，垄断信息优势在总量上更易体现。

（四）贷款集中度和银行竞争

Garella等（2000）对比一对一和多对一的银企关系。一旦关系破裂，一对一会导致企业很难再融资。市场会将其解读成不利信号，并可能会导致企业放弃好项目。这就解释多对一的关系存在的原因。

多对一的关系在美国不多见，但在意大利的中小企业中却很普遍。意大利的银行相对易受影响，危机后恢复缓慢。可见贷款集中度和金融系统有关。

银行业内竞争影响贷款集中度，Boot（2000）和Harhoff等（1998）认为，竞争使企业转向其他银行，缩短关系时间，提高贷款利率，银行减少关系贷款总额，获取信息价值也降低。关系导向减轻银行竞争压力。

Boot（2000）就银行竞争对银企关系的影响建立模型。竞争程度加深，银行增加关系贷款，但对借款人而言每笔贷款附加值降低；发达的证券市场迫使银行降低贷款，但贷款附加值增加。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良好银企关系增加公司价值。现有文献均从公司融资角度探讨银企关系，不妨尝试其他角度进行研究，比如通过建模定量分析公司价值。理论模型的发展空间决定研究银企关系充满机会。

其次，贷款集中度可以衡量银企关系。一对一的关系有诸多优势，但并非所有国家中小企业的贷款集中度都很高。结合每个国家情况，分析多对一的银企关系存在的根本原因。针对中国，以中小板企业为样本，研究银企关系对公司治理的利弊。

最后，竞争影响企业贷款集中度。不单是银行间的竞争，银行同证券市场的竞争都影响银企关系和公司治理。以前学者做过这方面研究，但结论相反，尚需检验。

参考文献

[1]Diamond.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Delegated Monitoring[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4（51）.

[2]Petersen，Rajan.The Benefits of Lending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Finance，1994（49）.

[3]Berger，Udell.Lines of Credit and Relationship Lending in Small Firm Finance[J].Journal of Business，1995（68）.

[4]Cole.The Importance of Relationships to the Availability of Credit[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1998（22）.

[5]Detragiache，Garella，Guiso.Multiple versus Single Banking Relationship[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0（55）.

银行贷款论文篇8

【关键词】 中长期贷款占比； 稳定性； 影响机制； 最优值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一轮投资需求的膨胀，我国商业银行发放的中长期贷款呈现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双增现象”，即中长期贷款额逐年增长的同时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也出现结构性的上升。

我国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结构性的快速增长引起了银行业监管机构和学术界的重视。银监会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0年报》中明确指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中长期化趋势日益明显。学术界、国内学者对中长期贷款的现状、快速增长原因、潜在风险进行了大量研究（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课题组，2005；李永和，2005；童士清，2004；缪普昌等，2006；杨雪莱，2007），同时，重点研究了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对商业银行稳定水平的影响，并产生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长期贷款占比的上升会引起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增加，不利于其稳定性（杨雪莱，2007；李永和，2005；童士清，2004）。第二种观点认为，中长期贷款占比的上升对银行的稳定性有正面效应（Wagner，2007）。第三种观点认为，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稳定水平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张金清，2011）。上述已有研究中，具体分析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影响机制的较少；在研究对象方面，多数文献选取银行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缺乏针对某个具体商业银行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分析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进而研究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效果。以华夏银行为例，在实证研究检验理论模型适用性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剖析中长期贷款占比如何影响其稳定性。

二、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机制

本文定义的中长期贷款为：贷款期限在一年（不含一年）以上的贷款（《贷款通则》，1996）；中长期贷款占比指：一定期限内（通常为一年），商业银行发放的中长期贷款与贷款总额的比值。

对于商业银行稳定水平的界定和测度，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分析方法。本文运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破产概率模型定量地测定商业银行的稳定水平。商业银行的稳定性与破产概率之间呈现紧密的负相关关系，当商业银行的净资产小于零时，商业银行将陷入破产状态。因此，通过研究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可以推导出中长期贷款占比与商业银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基本分析思路如图2所示。

（一）中长期贷款占比对贷款利息收入的影响

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与贷款的期限紧密相关。从商业银行作为资金借出方的角度看，贷款利率反映了其考虑风险的期望收益率。一般而言，贷款期限越长，未知因素越多，资金借出方因为期限的延长而要求的风险补偿也越高，因此随着贷款期限的延长，贷款利率通常也越高。因此，中长期贷款较短期贷款拥有更高的利率水平。

在贷款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假设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利率不随二者比重的变化而变化，则平均贷款利率将随着中长期贷款占比的上升而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收入也会随之上升，如图3所示。rs、r1、r、l/s、R分别表示短期贷款利率、中长期贷款利率、平均贷款利率、中长期贷款额和短期贷款额的比值和贷款利息总收入。

（二）中长期贷款占比对资产减值损失的影响

贷款减值损失金额是指：贷款账面金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间的差额，中长期贷款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可以表示为：

PV、FVt、FVt分别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终值和终值的期望值，i表示贴现率（我国商业银行通常采用中长期贷款的利率代替贴现率），a表示根据未来现金流量标准离差确定的约当系数，其按照中长期贷款风险调整未来期望的现金流量，未来现金流量的标准离差率越大，约当系数越小。已有研究证实，中长期贷款未来现金流量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中波动率较短期贷款更大，即标准离差率更大，因此中长期贷款的未来期望现金流量将调整为较小的确定现金流量。同时，前面已阐述中长期贷款利率水平较高，较高的折现率水平和较低的确定未来现金流量，共同促使中长期贷款的未来现金流量减小，这就使得中长期贷款未来现金流量小于账面金额的风险上升。在贷款总额一定的前提条件下，中长期贷款占比的上升会一定程度上导致贷款减值损失提高，从而扣减当期收入，影响商业银行的净利润水平。

（三）中长期贷款占比影响商业银行稳定性的模型构建

依据净资产收益率的定义，可由式（2）表达：

基于上文的分析和式（2）可以推导出：中长期贷款占比的变化同时影响利息收入和资产减值损失，进而影响净资产收益率的大小。

为了进一步得出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程度的数量形式，以式（2）为基础公式，推导中长期贷款占比影响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函数表达式。

假设银行发放的贷款中，短期贷款全部可收回，总贷款的违约比例即为中长期贷款的违约比例；贷款违约部分由于无法收回而不能获得利息收入。设商业银行的贷款总额为L，中长期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为w，中长期贷款的利率水平为rL，中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的利率差为？驻r；中长期贷款的违约比例为y，？渍为中长期贷款最大违约比例，违约贷款给银行带来的损失比例为a；非利息收入和业务管理费用分别为常数RF和M；Net Assets、Net Profit分别表示净资产和净利润，ROE代表净资产收益率。

三、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的理论模型检验

依据华夏银行2002—2011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对前文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稳定性影响的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如表1、表2。

从表1可以看出，中长期贷款占比分别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上影响贷款利息收入和贷款减值准备支出的高低，且中长期贷款占比与二者呈正相关。这一回归结果验证了中长期贷款对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机制。

表2所示的OLS回归结果，通过剔除净资产收益率的时间趋势、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和自相关修正回归方程，得到较为可靠的回归结果：

ROE=C（1）*WEIGH+C（2）*WEIGH2+C（3）*T+C（4）+[AR（1）=C（5），AR（2）=C（6）]（6）

（6）中WEIGH、WEIGH2表示中长期贷款占比和中长期贷款占比的平方，ROE表示净资产收益率，T为时间趋势，C（i）（i=1、2、3、4、5、6）是回归系数。中长期贷款占比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高低，同时通过观察回归系数C（1）、C（2）可以看出，随着中长期贷款占比的提高，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w=48.03%处华夏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取得最大值。在对模型的检验中，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较好，调整的可决系数为97.50%、AIC为2.152；方差膨胀因子为5.6。

以上回归结果验证了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是随着中长期贷款占比提高而变化的，存在最优中长期贷款占比。特别地，基于华夏银行历年的数据可以初步计算出它的最优中长期贷款占比为48.03%。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中长期贷款占比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中长期贷款占比是通过影响贷款利息收入、资产减值损失作用于商业银行的稳定性。中长期贷款占比的提高会使平均贷款利率上升，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总收入随之增加；中长期贷款的低未来现金流量预期值使其具有更大的贷款减值风险，中长期贷款占比的上升会使贷款减值损失增大。

第二，中长期贷款占比对商业银行稳定性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存在最优中长期贷款占比，当中长期贷款占比在零至最优占比之间的区间增长时，商业银行的稳定性提升；而当中长期贷款占比超过最优占比值时，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反而会下降。

第三，基于华夏银行2002—2011年的财务报表数据，推导出其最优中长期贷款占比值为48.03%；在置信度为10%的水平上，华夏银行最优中长期贷款占比的置信区间（43.06%，53.01%）。

基于本文的分析，针对我国银行业的不同主体提出以下建议：

商业银行方面，应主动优化贷款结构，建立控制中长期贷款风险的风险管理体系，科学地制定各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的最优区间，在提高盈利水平的同时实现稳健经营。

监管机构方面，加强对于银行业的宏观调控，构建和完善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占比的跟踪监测指标体系，引导各银行将中长期贷款占比控制在有利于经营稳定性的最优区间内，同时，配套使用“窗口指导”等政策手段抑制中长期贷款占比的过快增长。

同时，我国应大力发展企业中长期资金来源的金融市场，适度分流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我国直接融资渠道的不发达，导致商业银行不仅承担着短期融资的功能，还成为了企业中长期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只有加快建设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服务的金融市场、拓宽融资渠道，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减轻商业银行“被动”发放中长期贷款的压力，增强整个金融业的高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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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论文篇9

关键词：贷款行业集中度；银行收益；银行风险；非线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177-08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贷款余额中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企业集群以及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比例较大，集中度高、影响面广。鉴于此，监管机构要求商业银行以差异化的信贷政策为工具，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在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优化自身资产结构，降低业务集中度风险。实际上，银行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可能更加注重单项业务收益与违约风险的匹配，往往会忽视业务过度集中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2016年9月末，17家主要商业银行①贷款余额中占比最高的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约为22%（较年初增长27%），加上房地产开发贷款，投向房地产行业的贷款总额占比约为29%，超过排名第二的制造业1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资金需求旺盛以及违约风险较低是该类贷款业务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但银行在追求房地产贷款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行业集中度偏高的风险并未充分受到经营管理者的重视。因此，监管机构不断通过不同的途径要求各家银行密切关注房地产信贷业务的集中度，合理调整自身资产结构，加强对房地产信贷的压力测试和风险测试，严控房地产金融业务风险。

目前，银行业务集中度风险问题已经引起监管机构的关注。2016年9月银监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风险管理的通知》，要求银行I金融机构应建立涵盖客户、行业、地区、货币、抵质押品、市场、国家区域等各类风险源，覆盖信贷、投资、衍生品交易、承兑、担保等全部表内外风险暴露，充分体现穿透性原则的集中度风险管理框架。建立满足穿透管理需要的集中度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多维度识别、监测、分析、管理集中度风险，并设定相应的限额。但是相关的管理规定中关于贷款集中度的定量指标并不清晰全面。贷款集中度可以从行业、地区、客户、业务收入类型或贷款品种等维度去衡量，目前只有客户维度的贷款集中度监管指标相对具体②。从贷款品种来看，也只对并购贷款有明确规定，即并购贷款余额占同期一级资本净额的比例不能超过50%，单一借款人的并购贷款余额不能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5%。显然，关于贷款行业集中度的定量管理指标仍待完善。

那么贷款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是否能够显著影响我国银行的收益水平？银行风险是否会对影响效果起到关键作用？在当前我国银行业从管制利率时期的粗放型规模扩张模式转向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的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有助于银行合理进行信贷资源的行业配置，对新经营环境下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监管指标体系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银行业务集中度与经营表现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形成共识。支持业务多元化的主要观点包括：考虑到信息不对称问题，业务多元化有助于降低银行业的成本，并提高银行监督的积极性（Diamond，1984；Cesari和Daltung，2000）；银行经营不同类型的业务不会导致资源错配，反而可以提高自身的综合管理技能，从而对经营表现产生积极作用（Iskandar-Datta和McLaughlin，2007）；开展不同类型的业务可以分摊银行的固定成本，利用范围经济获取一定收益（Drucker和Puri，2009）；业务多元化可以降低银行的风险，从而降低预期危机成本和破产成本（Boot和Schmeits，2000）。具体到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Bebczuk和Galindo（2008）以1999年到2004年阿根廷银行为分析样本，研究指出贷款行业集中度较低有助于提高银行利润，尤其是大型银行。Rossi等（2009）利用1997年到2003年澳大利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贷款行业集中度降低会显著增加银行利润效率。

支持业务专业化的主要观点包括：专业化经营可以促使银行充分利用已有专业知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获取专业化收益（Stomper，2006）；业务多元化会加剧整个银行业的竞争程度，降低收益（Tabak等，2011）；多元化经营会使银行管理人利用低价值投资项目规避自身风险、满足个人需求的途径更加丰富，从而大幅增加成本（Laeven和Levine，2007；Deng和Elyasiani，2008）；多元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规模扩张，提高银行系统重要性，随之出现的隐性或者显性的政府担保会使银行承担更高的风险水平，降低银行利润（Gropp等，2011）。具体来看，Kamp等（2007）对1993年到2003年德国银行业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相对于贷款行业集中度低的银行，集中度高的银行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率。Tabak等（2011）利用96家巴西银行的月度数据，研究了贷款行业集中度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指出贷款行业集中度与银行收益显著正相关。

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Winton（1999）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银行业务多元化（专业化）对收益的作用，应该结合银行风险水平进行综合分析。其研究结论表明，当银行风险较低时，由于破产概率很小，专业化经营的银行业绩表现要优于多元化经营的银行；当银行风险较高时，多元化经营会恶化银行处境，因为一旦某一类业务出现风险事件，就足以导致银行破产清算；只有银行风险处于中等水平时才适合多元化经营。简而言之，银行业务集中度对收益的影响是银行风险的二次函数，呈现出U型形状。Acharya等（2006）基于1993年到1999年105家意大利银行的微观数据，对贷款行业集中度与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支持Winton（1999）的观点。Tabak等（2011）同样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只有资产收益率与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之间存在这种U型关系，而股权回报率与贷款行业集中度之间则存在倒U型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专业化经营的巴西银行风险更低，持有的资本相对较少。

关于国内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对银行收益影响的分析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都是对客户集中度与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王海霞，2009；王旭，2013等）。魏晓琴和李晓霞（2011）认为，贷款行业投向越集中，国有银行盈利能力越低，对股份制银行无明显影响。王富华和姜姗姗（2012）指出，贷款行业集中度对我国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没有显著影响。Berger等（2010）以1996年到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贷款行业集中度增加会显著提高银行收益，但是其行业划分相对笼统，只包括工业贷款、商业贷款、房地产贷款、农业贷款和消费贷款五大类，对银行贷款全行业分布的刻画能力有限。至于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对收益的影响与银行风险的关系，更是鲜有文献涉及。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对收益影响的分析，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成果较少且结论差异较大，并且也没有考虑银行风险水平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以17家主要商业银行2008年1季度到2016年3季度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分析贷款行业集中度对银行收益的影响并探讨银行风险因素在该影响机制中的作用。

三、模型研究

（一）模型构建

本文首先试图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贷款行业集中度是否会显著提高银行收益。参考Tabak等（2011）的研究，可以构建下述回归模型：

Returnit=αi0+α1HHIi，t-1+γCVi，t-1+τt+μit（1）

其中，下标it表示第i家银行和时刻t；Return为银行收益；HHI是贷款行业集中度指标；CV代表控制变量，主要包括银行资产规模（用资产总额的对数值衡量）、权益资产比以及刻画银行属性的虚拟变量，分别用lnA、EOA和GY表示。GY取值为1时，表示国有银行，取值为0时则是非国有银行；τt是时间虚拟变量，用来控制不同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产生的影响；μit是残差。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所有解释变量均使用滞后一期的数据。如果α1>0，表明贷款行业集中度越高，银行盈利水平越高，反之银行盈利水平越低。

为了分析国有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对收益影响是否存在不同之处，在模型（1）中引入表示银行属性的虚拟变量GY及其与集中度变量HHI的交叉项，具体如式（2）所示。如果α3>0，说明贷款行业集中度高，对国有银行盈利水平的促进作用要强于非国有银行，反之说明对国有银行盈利水平的抑制作用要强于非国有银行。

Returnit=αi0+α1HHIi，t-1+α2GY+α3HHIi，t-1*GY+γCVi，t-1+τt+μit（2）

根前文综述，部分研究已表明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对收益的影响是银行风险水平的二次函数，因此本文也试图验证我国银行业是否存在类似的现象。参考Acharya等（2006）以及Tabak等（2011）的研究方法，在基本模型（1）中加入风险变量Risk及其平方项Risk2与集中度变量HHI的交叉项。如下所示：

Returnit=αi0+α1HHIi，t-1+β1Riski，t-1+β2HHIi，t-1*Riski，t-1+β3HHIi，t-1*Risk2i，t-1+γCVi，t-1+τt+μit（3）

根据式（3）可以推出收益Return关于集中度HHI的一阶导数：

dReturnitdHHIi，t-1=α1+β2Riski，t-1+β3Risk2i，t-1（4）

由上式可知，如果我国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对收益的影响确实是风险的二次函数，呈现U型形状，那么必然会有β2显著小于零且β3显著大于零。

（二）变量说明

1.银行收益水平。本文衡量银行收益水平（Return）的主要指标是资产收益率（ROA）和股权回报率（ROE）。

2.贷款行业集中度。目前常用的测度贷款行业集中度的指标是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本文同样使用该指数进行实证分析。假设银行i在t时刻投向行业j的贷款余额占其贷款总额的比例为rijt，那么该指标的具体表达式如下：

赫芬达尔指数：HHIit=∑nj=1r2ijt（5）

根据（5）式，当所有的信贷资源平均分配给每一个行业，贷款行业集中度最低时，HHI指数为1/n；当所有信贷资源只投向一类行业，贷款行业集中度最高时，HHI指数为1。即该指数越大，贷款行业集中度就越高。

3.风险变量。参考Demiguc-kunt和Huizinga（2010）以及孔爱国和卢嘉圆（2010）等国内外文献使用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Z值来衡量银行风险，表达式如下：

Zit=σiROAEOAit+ROAit（6）

从式（6）可以看出，银行权益资产越多、资产收益率越高、收益率的波动越小，其Z值就越小。说明Z值越小，银行风险越低。本文还参照Acharya等（2006）的做法，将每家银行不良贷款率（NPL）的样本标准差（STDNPL）作为银行风险的另一变量。

四、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及来源

本文以17家主要商业银行2008年1季度到2016年3季度的季度数据为分析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银监会的贷款投向分行业表③以及WIND数据库，统计口径均为法人口径，少量缺失数据利用银行定期财务报告进行填补④。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数据频率，样本并未加入其他小型银行（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长期以来，17家主要商业银行贷款发放总额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总规模的70%以上，可以较好代表国内银行业的贷款行业分布特征和集中度走势。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一共包含585个观测值，资产收益率ROA均值为065%，股权回报率ROE均值为1153%，权益资产比EOA均值为006。从整个样本来看，国内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相对较低，样本均值为113%，但是最大值也高达521%，说明部分银行在特定时期的贷款质量压力较大。尤其是最近一年来，银行业贷款质量面临较大压力，2016年9月末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167%。本文主要关注的贷款行业集中度变量HHI指数的均值为014，明显低于Berger等（2010）文中的047。这主要是由样本差异导致的，因为2006年之前我国银行业还处于改革初期，贷款业务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行业集中度也就较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随着时间发生了明显变化，应该对当前阶段集中度情况及其对银行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为银行经营和监管政策给予参考。HHI指数的最大值为04，说明部分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

展示了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HHI指数随着时间的变化趋势。从全样本看，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国内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形成了宽松的信贷环境，新增贷款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行业，因此行业集中度水平较高。正如银监会2008年年报指出的那样，在信贷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信贷资产集中度风险日益凸显。鉴于此，银监会持续高度重视集中度风险监管，要求银行业严格执行单一客户10%和集团客户15%的授信上限规定，任何机构不得违反，并通过鼓励银行发展俱乐部贷款、银团贷款等方式，防止信贷风险在某些行业和地区过度集中，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贷款行业集中度有所下降。但是危机时期投向基础建设、房地产等行业的新增贷款大多是中长期贷款；而且主要围绕客户集中度制订的监管规则对行业集中度的作用有限，共同导致行业集中度在2010年1季度开始震荡回升，到2013年中期达到局部高点。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政策的推进，银行业信贷政策以化解过剩产能、支持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防范自身风险积聚为基本原则，严格管控增量贷款的投向，存量贷款选择性退出部分行业，从而促使贷款行业集中度有所下降。但2015年以来，由于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人民银行数次降息、优质资产匮乏以及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不足等因素，房地产贷款尤其是个人住房贷款受到银行业青睐。特别是今年以来，增速大幅增加，导致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贷款增量的比例较高，贷款行业集中度有所回升。

不论是国有银行还是非国有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变化趋势与全样本走势基本一致。但国有银行的集中度水平一直低于非国有银行，这可能是由于国有银行一般要以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为目标，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贷款投向安排努力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如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更加关注民生发展和环境发展。但是2015年以来，基于资产质量、拨备和盈利等方面的压力，国有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发展速度也较快，行业集中度上升速度明显高于非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的差距明显缩小。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大多数学者J为高度序列相关的因变量会导致模型估计存在序列相关问题，本文按照习惯做法，在银行层面聚集观察值（cluster）来调整标准差，解决银行层面的序列相关性。同时在控制银行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基础上使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各个模型。

1. 模型（1）估计结果。表2汇报了基本模型（1）的估计结果，集中度指标HHI指数对ROA和ROE均有显著负影响。即贷款行业集中度越高，银行资产收益率和股权回报率越低。考虑到HHI对两类收益指标ROA和ROE的显著影响具有一致性，可以认为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虽然这一结果与Berger等（2010）的结论完全相反，但Berger等（2010）是以1996年到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分析的。这一期间我国银行业还处于利率管制时期，存贷利差是主要盈利来源，银行专注于更容易投放中长期贷款的行业可以降低管理成本，获取较好收益。事实上，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过宏观调控，经济逐步复苏。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和汽车制造业确实成为中长期贷款的主要投放行业，银行贷款配置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王新华等，2006）。而且这段时间内，我国银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综合管理能力有限，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获取专业化收益符合当时的经营环境。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趋缓、产能过剩等问题出现，部分集中度较高的行业爆发出风险事件（如钢贸行业信贷危机、煤炭行业整体低迷等），直接导致银行产生实际损失；而信贷政策同时限制了新增贷款对这些行业的后续支持力度，从而造成银行整体收益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另外，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性推进，银行业利差普遍下降，集中度过高显然会降低收益，而多行业配置可以充分利用每个行业发展周期不同的特点，放缓利差缩小的影响。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权益资产比EOA增加会显著降低ROE，这与Tabak等（2011）的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是由于银行对新增权益资金的运营能力有所下降，不能同比例提高净利润。当然，近年来监管部门对银行的资本金要求更加严格也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虽然很多银行都通过发行优先股和资本债券的方式来补充资本金，但它们无法同时扩大风险加权资产的规模，导致盈利下降。EOA对ROA无明显影响，且系数为正，表明银行增加权益资金虽然不会降低资产运营效率，但也无法有效提高效率。资产规模LnA对ROA和ROE无显著影响，说明市场化环境下纯粹依靠规模扩张增加利润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这与当前国内银行业逐渐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谋求转型发展的策略相一致。事实上，长期的规模扩张已经导致我国银行业出现管理效率低下、信息沟通成本较高等问题，从而阻碍整体盈利能力提升。表示银行属性的虚拟变量GY对ROA和ROE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是系数为正。这与现有大多数文献的结论存在差异，已有研究认为国有产权性质的银行盈利能力更差（Barth等，2004；Garcia-Herrero等，2009），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银行的经营经常会受到政府干预。本文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国有银行在股份制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等重大金融改革后，市场化经营程度有所提高。

2.模型（2）估计结果。模型（2）用来分析贷款行业集中度对不同属性银行收益的影响，具体实证结果见表3。不论因变量是ROA还是ROE，集中度HHI指数与虚拟变量GY的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相对于非国有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上升对国有银行收益水平的负面冲击较小。国有银行在大多数行业中的客户均为大中型企业，因此贷款资金监测效率很高，集中度增加可以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有效发挥监督的作用。另外，国有银行在争夺大客户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市场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其他控制变量对银行收益的影响与模型（1）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说明基本模型（1）的估计比较稳健。

3.模型（3）估计结果。为了进一步分析贷款行业集中度对银行收益的作用效果是否受到自身风险水平的影响，对模型（3）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我们可以看到，此时HHI变量的系数变为正，交叉项HHI*Z的系数显著为负，同时交叉项HHI*Z2的系数显著为正，有力地支持了贷款行业集中度对银行收益的影响是风险的二次函数，呈现U型关系的结论。这与Winton（1999）和Acharya等（2006）的研究结果一致。

由于风险因素确实会影响贷款行业集中度对银行收益的作用效果，我们利用表4中的估计系数，可以画出HHI对ROA的边际影响与Z值之间的关系图，具体见图2。可以直观看到，当银行风险水平处于二次函数的两个根之外时（风险较低或者较高时），HHI对ROA的边际影响为正；当银行风险水平处于二次函数的两个根之间时，HHI对ROA的边际影响为负。当银行风险较小时，若对新行业或者贷款余额占比较低的行业追加更多的信贷资源，会增加银行收益的波动率并降低平均收益；而适度提高贷款行业集中度可以在不显著提高破产概率的同时，发挥专业化优势，增加整体收益。当银行风险非常高时，若银行通过降低行业集中度、增加管理成本去加强贷款监督力度，为债权人（主要是存款人）带来的边际收益要明显高于银行所有者，因为银行所有者作为剩余索取权的拥有方，需要承担该措施产生的全部新增成本。即此时降低行业集中度会导致激励不相容现象出现，银行宁愿将信贷资源集中于收益率较高且稳定的行业。同时由于国内银行破产的社会成本极高，信贷高度集中的行业往往会有政府的隐性担保，行业风险全面爆发的概率较低，因此增加信贷投放仍能获取较高收益。只有当银行风险处于中等水平时，贷款分散配置才能有效发挥监督机制的作用，降低行业集中度会显著增加银行收益。事实上，本文中大多数样本的风险水平确实处于二次函数的两个根之间，即集中度增加会显著降低银行收益，这与基本模型（1）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参照Acharya等（2006）的研究，将每家银行不良贷款率（NPL）的样本标准差STDNPL作为银行风险的另一指标来检验前述U型关系的稳健性，实证结果见表5。同样的，HHI量的系数变为正，交叉项HHI*STDNPL的系数显著为负，同时交叉项HHI*STDNPL2的系数显著为正，实证结论相对稳健。

另外，考虑到国内银行业风险水平的变化过程，可以发现U型关系可以较好地解释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定性。众所周知，我国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上市之前，风险水平整体较高，不良贷款率在2005年之前甚至高达10%以上。而Berger等（2010）正是利用2006年之前的样本证明了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对资产收益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银行业改革深化，综合经营能力提升，风险水平逐渐降低，到2009年不良贷款率已经维持在2%左右，可以认为这一阶段我国银行风险属于中等水平。魏晓琴和李晓霞（2011）正是增加了2006年到2009年的样本数据，证明了贷款行业集中度对国有银行盈利能力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2011年到2013年达到较低水平，一般在1%以下，我们仅用这一分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HHI对ROA确实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⑤。综合来看，贷款行业集中度对银行收益的作用是风险的二次函数，呈现U型关系的结论比较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2008年1季度到2016年3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对银行收益率的边际影响与银行风险存在非线性关系：在银行风险较低或者较高时，贷款行业集中度增加会显著增加银行收益；银行风险处于中等水平时，行业集中度则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冲击，而这一负面冲击对国有银行的影响较小。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当前银行业风险压力较大，经济下行背景下可供投放贷款的优质行业较少，多元化配置难度较大。建议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发展非信贷业务（如现金管理、投行业务、咨询顾问等）和境外业务，扩大收入来源，降低对利差收入的依赖程度。（2）积极发展贷款出售、贷款互换以及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通过这些金融工具优化自身贷款行业结构。当某一行业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集中度风险突出时，可在金融市场中采用上述几种业务模式进行结构调整。（3）结合政策导向，在对自身风险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不同行业的授信额度。在当前银行风险水平较高的背景下，贷款行业需要综合政策导向、风险收益平衡等约束条件，分析自身的风险和优势，推行差异化的竞争战略，确定不同行业的贷款比例和市场准入条件。（4）从监管的角度来看，要防止商业银行在自身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出现逆向选择现象，持续向贷款比例较高的行业新增信贷资源。同时要通过对银行业历史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制定相关的定量监管指标对行业集中度进行刚性约束。

注释：

①17家主要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深发展）、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

②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占银行净资本的比例不能超过10%，对前10大客户的贷款余额占银行净资本的比例不能超过50%，对单一集团客户授信总额不能超过银行资本余额的15%。

③按照银监会的统计方法，贷款投向一共有23个行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个人贷款（不含经营性贷款）以及教育业等。

④虽然部分年报披露数据与法人口径数据存在差异，但这种缺失样本的数量极少，对实证结果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⑤鉴于文章篇幅限制，实证结果未列出，利用2010年2季度到2013年2季度的数据估计基本模型（1），仍然控制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并在银行层面聚集观察值（cluster）来调整标准差。HHI变量的系数为正，在1%置信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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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s based on Risk Perspective

ZHANG Jian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Bank of Communications/Mobile Postdoctoral Station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336，China）

银行贷款论文篇10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 银行信贷 多变量协整 VAR模型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建设和扩展，房地产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房地产具有实物资产和虚拟资产的双重特征，房地产价格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安居，也关系到地方城市发展的潜力，更关系到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近年来，各地加大了房地产市场投资力度，使得房地产市场成为投资的热点，商品房价格持续高升。而针对房地产局部过热迹象，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出台多项经济货币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包括调整银行贷款利率、提高房地产抵押贷款首付比例、限制购房套数、征收房产税等，但是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总体上处于一直持续快速上涨的水平。从世界范围内看，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形成、伴随着资产价格的破灭，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对房地产价格与银行信贷的影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房地产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银行信贷需求和银行信贷供给，从而影响到银行信贷扩张总量。利率通过房地产市场的传导，影响房地产的价格。从房地产价格影响银行信贷需求的角度来看，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会对居民和企业的信贷需求产生影响。房地产的开发建设工程量大，前期要投入大量资金，才有可能进行资本的增值以及获得投资收益。而在房地产流通以及消费环节，商品住房价值高，大部分消费者选择负债消费，即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购买住房。房地产市场自身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发展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即无论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者还是供给者，都离不开银行的信贷支持。金融市场对房地产市场提供房屋抵押贷款的同时，金融资本就会获得保值增值的机会。

Davis、Haibin Zhu（2004）利用17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对银行贷款和商用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导致了银行信贷的扩张，而不是过度的银行信贷扩张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Gerlach、Peng（2005）利用香港1982年1季度至2001年4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分析了银行贷款、房地产价格、GDP等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关系，结论是，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影响银行的信贷扩张，而银行的贷款却不影响房地产价格。Chen、Wang（2006）使用台湾1991～2001年之间的台湾交易数据，研究表明可抵押资产的价值对地产抵押贷款的规模存在正向和显著的影响，同时，抵押物的杠杆效应对资产价格波动是顺周期的。武康平、皮舜等（2004）建立了房地产市场与信贷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对均衡解的比较静态分析，其研究结论认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导致了银行信贷的增加，银行信贷供给增加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二者之间存在正反馈的作用机制。李健飞、史晨昱（2005）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利用1998年1月至2004年9月之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和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银行的过度放贷并不是目前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根源，而房地产价格上涨对银行信贷扩张的作用却不能忽视。张涛、龚六堂、卜永祥（2006）对中国房地产价格与房地产贷款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房地产价格水平与银行房地产贷款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段忠东，曾令华，黄泽先（2007）运用多变量协整分析技术对房地产价格与银行信贷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长期均衡水平上，房地产价格和银行贷款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短期内，房地产价格波动不是短期银行信贷增长的直接Granger原因，而是通过协整关系成为短期银行信贷增长的Granger原因。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变量协整分析技术对房地产价格与银行信贷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进行检验。本文实证研究最新的时间序列区域样本，利用并且在计量模型中加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贷款利率变量，从而使检验结论更有针对性。

三、VAR实证模型的建立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文利用2000年至2011年的江苏省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银行贷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与银行贷款利率的年度数据，来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其中，银行贷款数据是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来表示，银行贷款利率用5年期以上的银行贷款利率表示。将除银行贷款利率以外的其他数据实际值取自然对数，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将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银行贷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银行贷款利率分别用变量HP、L、SD和LI表示，而将前三个变量相应的对数值分别用LHP、LL、LSD表示。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各期的《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江苏省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

为对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首先要对各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运用ADF方法对各个变量的平整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对LHP、LL、LSD、LI等变量单位根的检验结果见表1。

注：（ctn）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中的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项阶数的选取是根据AIC原则，所选择的滞后阶数是使AIC统计量为最小。以上所有数据分析是根据Eviews6.0软件进行。 由以上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原时间序列变量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均高于5%临界值，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接受零假设H0=0，因此，原时间序列都是不平稳的。4个变量在经过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的ADF统计量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这四个一阶差分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是平稳的，由此可以判定LHP、LL、LSD、LI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满足协整检验前提。

（三）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运用多变量协整关系的检验—扩展的E-G检验来对多变量系统进行检验。用变量LL对LHP、LSD、LI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并对该模型估计残差序列E做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见表2。

由于检验统计量为-4.287794，小于显著性水平0.01时的临界值-2.816740，可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进而得出序列LL和LHP、LSD、LI具有协整关系。该协整关系可以表示为：

LL=-1.554+0.151*LHP+2.473*LSD+0.0112*LI

（0.277） （0.489） （0.037）

以上四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式表明了银行贷款、房地产价格、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和贷款利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括号内的数字为协整方程系数的标准差。可见，各系数的t统计量十分显著。其中，银行贷款对房地产价格的长期均衡弹性为0.151，即长期看来，房地产价格每上涨1%，银行贷款相应增加0.151%，银行贷款对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的长期均衡弹性最大，对利率的长期均衡弹性不是很明显。可见，房地产价格在长期内对银行贷款的正面作用有一定的影响。

（四）长期因果关系检验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常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描述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本文选取自回归滞后阶数分别为1和2，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从上面的长期因果性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在江苏省内，存在从银行贷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到房地产价格的Granger单向因果关系，可以解释为银行贷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化的原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不是银行贷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变动的原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银行贷款利率不是房地产价格的Granger原因，房地产价格是银行利率的Granger单向因果关系，在滞后2期的基础上。因此可以判断，在长期均衡水平上，房地产价格与银行贷款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的提高会推动房地产价格。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实证检验可以得出关于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银行信贷增长的主要结论有：房地产价格与银行信贷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稳定关系。房地产价格在长期内对银行贷款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从长期看来，房地产价格每上涨1%，银行贷款相应增加0.151%。而银行贷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构成房地产价格的Granger单向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方面，合理控制房地产消费的信贷规模，加强信贷审核，提高信贷质量，尤其要严格控制对房地产投机的信贷，引导房地产投资合理化发展。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通过价格的波动影响信贷市场。信贷的扩张反过来又增加房价。为了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和尽量减少房地产价格下跌对银行业绩的不利影响，银行需要更严格的贷款管理。更确切地说，作为银行要强制执行风险管理策略，控制投资组合限定在房价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风险暴露。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和个人住房贷款的信用评估，以及充足的资本储备是必要的，有助于积极防范信贷风险。

另一方面，政府当局制定更加合理的利率政策，使得名义利率更加真实地反映市场资金的供需状况，实行对购房者差别化的信贷政策，积极引导居民的房地产消费需求，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同时调整房地产供给结构，加大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房的建设，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使之回归到合理水平。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有助于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满足居民自住和改善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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