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投资范文10篇

银行投资范文篇1

根据相机治理机制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Jensen，1986)，负债融资能够抑制股东－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主要机理在于负债融资的契约属性。管理人员为避免失去自己的职位就会努力工作，约束自己，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从而降低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改善公司治理结构(GrossmanandHart，1986)。因此，从股东－管理者利益冲突的视角来看，如果债权人和股东合一，股东也可以利用债权人的身份发挥债务监督功能，减少管理者出于私利而引起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即减少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22］在我国银行持股的企业里，银行、股东－债权人合一的特殊的两重身份将影响企业的融资结构与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银行作为债权人，主要是为了到期收回借款，获得应得利息，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和风险的可控性。所以在与企业签订借款契约时，债权人可预先设定限定贷款资金的用途、专款专用、限制企业的现金分红的股利分配政策，限制企业发放新的债券等条款来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让贷款资金合理使用和更有效率地分配在投资项目上，减少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问题;债权人也可利用股东身份通过股东大会，或直接派出董事参与企业的投资决策，减少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银行作为股东，其主要目的是获取高额现金分红或股权价值的升值，强调资金的收益性，为了股东财富最大化，也有动机利用债权人的资金实现债权人财富向股东财富的转移。不论债权价值还是股权价值最大化，都将减少投资决策所导致的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将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即减少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优化投资决策，使总价值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说1和假说2。假说1:银行持股的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低于非银行持股企业。假说2:银行持股的企业的投资不足程度低于非银行持股企业。

验证模型和定义研究变量

为了验证上述研究假说，首先用相应的指标来估计公司的投资效率。参考了Richardson(2006)［23］的方法，通过下面的模型(1)，进行OLS回归后计算出来的残差值就是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NewInvest=0+1Growth+2AReturn+3Cash+4Age+5LagInvest+6SIZE+7LEV+Year+In-dustry+ε(1)为检验假说1、假说2，分别采用模型(2)和模型(3)，运用OLS方法进行回归:Year、Industry分别代表年度和行业的虚拟变量。不同的年份的宏观经济状况、货币政策等对投资支出存在影响且有差异，不同行业的投资支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现象，所以将行业和年份纳入模型;Cash(企业期初持有的现金储备)、Age(企业年龄，从开始上市年份算起)、SIZE(公司规模)、LEV(财务杠杆)为控制性变量;0、1、2、3、4、5、6、7、8、9、10为模型回归系数;ε是回归误差项。根据假说1，本文预计模型(1)中1、2显著为负，而3不显著;根据假说2，预计模型(2)中1、2显著为正，3同样也不显著。

样本选择和描述统计

本文的研究样本期间是1999～2010年，并按照以下几个标准对数据进行筛选:(1)样本公司必须不能是金融类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因为工业企业与金融类上市公司等所从事的主营业务以及采用的报告制度和会计制度不相同;(2)样本公司不能在境内和海外(如香港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同时上市，避免由于制度性差异对实证结果产生潜在影响。不剔除同时发行B股的公司，是因为发行B股仍然遵循的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监管政策，在境内证券交易所发行和交易。(3)对回归中采用的研究变量，在公司/年度内有可用数据。(4)对部分连续变量进行了温莎数据处理，大于99%分位数与小于1%分位数的变量，获得了最多12718个公司/年度观察值。考虑到横截面数据的内生性问题，收集了两个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一个子样本叫做“银行股东进入样本”，即如果公司在开始时并没有银行股东，银行股东在样本期间是后面进入公司的，另一个子样本叫做“银行股东退出样本”，即公司在样本期间开始时有银行股东，但银行股东在后面退出了公司，主要是考虑到公司投资行为存在差异是与公司本身有关而与银行持有公司股份这一现象无关。模型中研究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或以CSMAR数据库为基础进行计算所得，其中银行股东数据是在CSMAR数据库公司治理模块股东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手工收集所得，随机选取了10%的样本并核对了公司在深沪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年度报告。本文采用软件Excel2007和SASV8来整理、计算和回归分析数据。表2中PanelA是研究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BANK的平均值是0．1173，即11．73%的公司/年度观察值存在银行性质的股东，表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东中没有银行类金融机构;BShare的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0．6987、平均值是0．0082，表明有些上市公司不存在银行股东，有些上市公司则由银行股东所控制，银行股东平均持有上市公司0．82%的股权比例，公司间存在较大差异;投资效率(Invest)的平均值是－0．0001、中位数是－0．0128，表明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呈现投资不足的特征;Invest最大值、最小值分别是0．5319、－0．3555，说明了有些上市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投资不足现象，有些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较为严重，不同公司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与Richardson(2006)对美国上市公司的研究结果类似。表2的PanelB部分显示了投资效率在银行持股与非银行持股两类样本公司间的差异比较。投资效率(Invest)在两类样本中的平均值、中位数分别是0．0006、－0．0124，－0．0038、－0．0152，均值检验和中位数检验均显著为正，表明银行持股样本公司的投资效率要显著高于非银行持股样本公司。过度投资(Invest+)在非银行持股样本中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0662和0．0434，在银行持股样本中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是0．0575和0．0343，均值检验和中位数检验均显著为正，表明银行持股样本公•85•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要显著低于非银行持股样本公司;投资不足(Investˉ)在非银行持股样本中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0430和－0．0352，在银行持股样本中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是－0.0403和－0.0323，均值检验和中位数检验均显著为负，表明银行持股样本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要显著低于非银行持股。综合上述三个指标的检验，可以发现银行持股可以约束公司的投资行为，减少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这与假说1和假说2相符。表3显示了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Invest与BANK、BShare显著负相关，说明了非效率投资行为在银行持股公司中要显著低于非银行持股公司，且银行股东持股越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越低，这与研究假说一致;BANK与Dual、LEV显著正相关，表明银行持股的公司的两职合一比例较高，财务杠杆较高;BShare和LEV显著正相关，说明了银行股东持股比例越低的公司，财务杠杆率越低;BShare与POE、BighShare、ExeShare和SIZE显著负相关，表明银行持股比例越多的公司越不可能是非国有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高管持股比例越低，公司规模越小;其他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性也比较合理与明显，主要解释变量(BANK和BShare)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不超过0．2，进行VIF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得出VIF值均不超过6，这就表明多重共线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并不大。

回归结果

表4显示了全样本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过度投资样本组中，BANK的回归系数为－0．055，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银行股东显著地抑制了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这与研究假说1一致，而BShare的回归系数0．129、T值是0．18、不显著，BSharesq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是显著的，说明了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与银行股东持股比例呈现倒U型关系，具体而言，即当银行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5．15%时，银行股东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而当银行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15%，银行股东可以显著地降低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PO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非国有公司进行过度投资的程度反而较国有公司大，与理论预测相反，其潜在的解释原因可能在于:非国有公司进行大量投资是获得政府和银行优惠政策、信贷支持的重要条件之一。Du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两职合一的公司过度投资程度较小，与理论预测相反，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种制度体系、市场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建设等都处于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例如，中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数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发展而来的，其在组织结构、人事安排以及股份结构上仍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其所表现出来的诸多现象本身也就带有某种阶段性;二是两职合一可能有利于企业创新自由的发挥，使企业能得到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这是因为经营活动的风险性特点以及以减少风险为主要任务的使命决定了必然赋予管理人员相当程度的随机处置权，从而使企业与环境保持相宜的协调性。LEV的回归系数为－0．028，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LEV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且LEV越低的公司过度投资的程度越大，与JensenandMeckling(1976)和Meyer(1977)的理论预测不一致，与伍利娜等(2005)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伍利娜等(2005)的研究主要基于小样本的实证研究，且设置的情境主要针对比较特殊的企业，而本文则基于大样本进行研究，且与杨华军和胡奕明(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表4显示了投资不足的回归结果。BANK的回归系数为0．040，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银行股东显著地抑制了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这与研究假说2一致。BShare的回归系数0．550，在5%水平上显著，BSharesq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了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和银行股东持股比例呈现正U型关系，概而言之，即当银行持股比例小于等于28．98%时，银行持股会抑制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而当银行股东持股比例超过28．98%，银行股东却显著地增加了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这与研究假说2一致。因为银行持股比例的最上端分位数是28．98%，说明在整体上银行持股比例和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呈显著的线性关系，即随着银行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公司投资不足的程度逐渐减小;PO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非国有公司进行投资不足的程度反而较国有公司大，与理论预测相反，其潜在的解释原因可能在于:非国有公司受到行业管制等限制约束了正常的投资行为，而且获得政府和银行的信贷、土地支持较为困难。BigShar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不足的程度反而较大，与Hadlock(1998)的研究结论一致。SIZ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大公司投资不足的程度较小，与Richardson(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表5显示了银行股东进入子样本的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过度投资样本组中，BANK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了银行以股东身份进入公司后显著地抑制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这与假说1一致，跟本文预测也是一致的;BShare的回归系数0．132，不显著;在5%水平上BSharesq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回归结果与全样本的结果一致，即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与银行持股比例呈现倒U型关系，具体而言，即当银行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9．50%时，银行股东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而当银行股东持股比例超过9．50%，银行股东可以显著地降低公司的过度投资程度;PO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Dual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都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表5显示了银行股东进入子样本投资不足的回归结果。在5%水平上，BANK的回归系数为0.037，显著为正，表明银行作为股东进入公司后显著地抑制了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这与假说2一致;在10%水平上，BShare的回归系数为0.025，BSharesq的回归系数为－0.042，都显著，表明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和银行持股比例呈现正U型关系，即当银行的持股比例小于或等于29.76%时，银行作为股东的身份会显著地抑制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而当银行股东持股比例超过29.76%，银行股东却显著地增加了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这与假说2一致。因为银行持股比例的最上端分位数是29.76%，说明了在整体上公司的投资不足程度与银行持股比例呈线性关系，随着银行持股比例的上升时，公司投资不足的程度将会逐渐减小。SIZ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大公司投资不足的程度较小，与Richardson(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LEV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务杠杆越高的公司投资不足的程度也越小，与伍利娜等(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综合表5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银行股东进入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从而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26～27］表6显示了银行股东退出子样本的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过度投资样本组中，BANK的回归系数为－0.005，不显著，表明银行股东退出公司后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股东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可能使公司的投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规范，即使银行股东退出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连续性。BShare的回归系数－0.110，不显著，BSharesq的回归系数为0.246，也不显著。此外，LEV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与杨华军、胡奕明(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POE、BigShare、Dual、ExeShare、Indirector和SIZE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与全样本回归结果一致。表6显示了银行股东退出子样本的投资不足的回归结果。BANK的回归系数为0．002、BShare的回归系数－0．034、BSharesq的回归系数为0．133，均不显著，表明银行股东退出公司后对公司的投资不足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银行股东在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可能使公司的投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规范，即使银行股东退出后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连续性;此外，SIZ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大公司投资不足的程度较小，与Richardson(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LEV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务杠杆越高的公司投资不足的程度也越小，与伍利娜等(2005)的研究结论一致。

稳健性检验

银行投资范文篇2

关键词：投资银行；合作；国际化；并购重组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0）03004604

一、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现状与问题

由于受我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和国内投资银行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目前尚不可能大规模发展，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其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斯坦利公司、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投资组建的我国第一家完整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便是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的成功先例。此外，双方在组织承销团方面的合作发展也比较快，如：我国B股、H股、红筹股、N股、ADRs和各种国际债券的发行和承销主要都是采取中外投资银行的方式来完成的。在合作基金方面，尽管尚无证券投资基金合作的先例，但产业投资基金合作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始发于1989年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香港汇丰集团及渣打集团联合创立的中国基金首期集资就达3900万港元。不过与此同时中外投资银行在合作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一）缺乏合作的国内宏观环境

1我国总体经济股份制水平不高，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欠佳，再加上市场疲软、行政干预等，使得国际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向国内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投融资的能力更弱，致使中外投资银行之间缺乏大规模、广泛合作的经济环境。

2我国金融业尚不发达，国际化程度较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及其业务范围还有严格的限制，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尚未放开，金融业垄断程度仍比较强等，在很大程度上既排斥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又阻碍了中外投资银行的进一步合作。

3我国在法律环境、税收待遇、财务会计制度、资产评估和证券评级体系等方面都与国际惯例存在较大的差距，致使中外投资银行间的合作缺乏法律基础。

（二）国内投资银行实力不强，业务范围狭窄，难以与外国著名的投资银行进行合作

我国投资银行与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相比可谓“幼儿”与“成年”之差，无论在资本实力、人员素质、业务范围，还是在经营管理水平、决策能力、业务经验、国际信誉及运用现代金融手段能力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如目前我国券商的资产总额为1600亿人民币元，平均每家35亿人民币元，最大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注册资金也不过132亿人民币元，而美林证券1996年底资产总额为650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券商资产总额的约300倍。在资本金方面外国券商也远远超过中国券商（见表1）。此外，在业务范围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目前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务传统，很少从事公司理财、企业顾问、资产管理和企业融资并购等现资银行业务。表1中外券商资本额比较单位：亿元券商野村证券美林公司大和证券所罗门兄弟公司申银万国华厦、国泰、南方等资本14067393732911328320713610资料来源：《中外券商比较及我国券商跨世纪的思考》，中国证券报，1998-12-3

（三）缺乏合作的国内微观基础

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应该是建立在国内证券市场高度发达、规范并走向国际化的基础上，但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不仅国际化和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很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1国企股份制改造不规范，行政性“拉郎配”现象严重。

2上市企业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人为分割，国有股、法人股无法上市流通，证券市场的运作环境残缺不全。

3发行、交易市场不规范。交易所与企业联手作假；内幕交易；联手、自营炒作；向投资者透支；挪用股民保证金；以及公款私炒现象非常普遍。

所有这一切不仅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动荡，也增加了投资银行业务操作的难度，进而影响了中外投资银行的进一步合作。

二、发展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构想

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作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国际化的产物，其在发展中必须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

1立足于国内，放眼于世界，优势互补，互利共进。即在合作中，国内投资银行应力争掌握主动权，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寻求国外资金实力雄厚、业务竞争能力强、经验丰富，且具有较高国际信誉的投资银行作为合作伙伴（尤其是在建立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方面），以期通过合作来实现取长补短，尽快提高自己的档次；同时在国内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国外投资银行了解国内企业上市、并购等方面的政策、信息，以利于其进入国内证券市场。

2与我国金融国际化同步，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即伴随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的形式应从以利用证券市场筹集外资为目的而产生的中外投资银行的松散型合作开始，逐渐过渡到建立中外合资投资银行和组建中外合作投资基金。

在坚持上述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目前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努力发展壮大国内投资银行，这是保证中外投资银行平等合作和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基础

为此，首先，应加速对国内投资银行进行并购重组，使其走集团化之路，这是世界许多著名投资银行的成功之路，也是我国投资银行增强其自身实力的最佳途径。如CS第一波士顿公司，是于1934年由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证券部与大通哈里期证券公司合并组成；1946年，格林公司并入第一波士顿；1978年，第一波士顿与瑞士银行签订了股权互持协议；1988年建立了全球投资银行———CS第一波士顿集团，从而跻身于世界超大型一流投资银行行列。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投资银行兼并浪潮更加高涨，各大券商纷纷采取行动，或通过并购以自保，或通过跨国兼并扩大规模，增加竞争能力。如美林收购兆富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证券经纪公司；而摩根斯坦利与迪恩威特（DeanWritter，Descover）合并则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短短几年里，国内券商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同时业务单一重复，规模偏小，缺乏竞争实力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在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以券商为主体的国内投资银行业的兼并重组将是大势所趋。其次，应努力拓宽国内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包括：（1）以资产抵押的方式发行长期金融债券，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资产证券化融资手段，且对于我国券商来说最具可行性。因为我国证券市场是个发展中的新兴市场，长期前景必然看好，部分优秀券商发行长期金融债券，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同。同时这也是许多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扩大其资金来源的惯常做法，如美林集团、摩根斯坦利、莱曼兄弟三家公司在其资本总额中长期借债分别高达79%、65%、80%，且其主要负债形式便是发行金融债券。（2）募股上市。即将券商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幕股上市，这是券商扩大规模和解决资本实力不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长远之计，也是西方投资银行的成功经验。如早在1971年，美林公司（MerrillLynch）就成为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投资银行。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证券公司也都是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我国券商的投资主体普遍单一，券商发展受自身控股股东发展的影响较大，而通过向社会公众募股上市，投资者的来源可扩大到全国各领域。同时募股后券商的资产资本比例将有大幅度提高，其转而可以以其净资本作为抵押，大量发行金融债券。此外，券商还可以利用上市后的配股机制，得到长期稳定的后续资金来源。（3）适当允许其向商业银行融通资金。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管理并不排斥投资银行通过适当的方式从商业银行融通资金，关键要看其是否会加剧证券市场的波动，并进而引起商业银行信用危机。尽管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皆与信贷资金过度流入股市，引起股市泡沫，泡沫破灭进而引起信用危机有关，但只要商业银行能将其融给投资银行的资金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采取相应的防范风险的措施，危机还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在国外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完全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而且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在我国，目前尽管主张分业经营，但商业银行仍可适当向投资银行融通资金，这样既有利于缓解投资银行的融资困难，又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资产效益。但融资必须严格坚持“证券抵押，折价贷放”的原则，即商业银行在向投资银行贷放资金时，投资银行必须提供超额的证券作为抵押，可考虑按证券现有价值80%左右进行贷放，且时间不易太长，以三个月之内为宜。这样可以说既不会引起股市泡沫，对商业银行也没什么风险。此外，在发展国内投资银行的过程中，还应注重加速产品创新和人才培养，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尽快培养出一大批精通国际证券业务、熟悉国际证券市场操作和惯例的专门人才。

（二）规范国内证券市场

所谓规范，就是法治，或者是合乎国际惯例，其本质要求就是自始至终贯彻“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证券市场是投资银行活动的主要舞台，证券市场的规范程度不仅会对国内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国际化进程。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其运行中已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缺陷，并直接制约着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因此，尽快对其加以规范已成为当务之急。

1尽快完善证券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加大执法力度，建立一整套规范证券市场运行的法律体系，这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外投资银行进一步合作的重要保证。

2规范公司上市场制度。减少行政干预，严格按照新出台的《证券法》的规定来确定发行证券的标准，细化发行证券的条件，使市场主体能够根据各自的利益取向和对市场的判断来决定证券发行与否及发行量、发行价格和发行方式等。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应严把发行公司的资格审查关，并对发行市场进行定期的统计、分析和预测，确保其规范运行。

3规范证券交易市场。为此，（1）应把股市扩容和解决“三股”并轨结合起来考虑，重点解决好刺激证券需求和国家股、法人股流通问题，同时应尽快组建各种证券投资基金，以稳定我国证券市场。（2）应规范证券市场管理体系，加强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加大管理力度。（3）应加强证券业的自律管理。通过证交所的场内自律管理、证券业协会的场外自律监管以及券商的自我控制，积极发挥自律性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作用。

（三）完善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政策环境

我国目前金融国际化程度不高，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及其经营业务范围还有较多的限制，对外资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的监管方式与内容与国际惯例还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正常开展，因此，根据我国宏观、微观经济的承受能力，逐步地放松金融管制，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国际监管，优化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政策环境，对于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和中外投资银行合作向纵深发展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1逐步放松对人民币资本项目的管制，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证券市场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证券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刺激一国经济的繁荣，而开放证券市场，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能够促进一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中许人都认为应该延缓金融领域的开放，尤其是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实际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有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过度开放因素，但总的来看，主要原因还是本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包括对外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某些宏观经济变量管理不当等。我国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等方面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不同，特别是自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混乱的金融秩序、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以及证券、期货市场进行的整顿，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与证券市场存在的不是信息开放过度，而是金融垄断、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运行效率低下、管理体制落后。所以，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面对挑战，同时采取谨慎、渐进的态度和方式，稳步推进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从而为中外投资银行的进一步合作创造良好的运作环境。

2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国际监管，优化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政策环境。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监管本身也要国际化。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会计标准、市场发展水平均不相同，在对各自市场进行监管的手段与内容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于我国境内机构、企业进入国外证券市场和境外机构企业进入国内证券市场，需要建立一种合作的监管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筹资者和中介机构的利益。

（四）正确处理好中外投资银行合作与国内金融安全的关系

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有助于我国引进更多的国外资金，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经验以及新金融产品等，从而可以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国际化和国内投资银行体系的尽快建立，以及经济、金融体制向纵深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目前金融宏观调控和微观运行均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过度发展同样会给我国金融业带来一定的挑战，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具体表现为：

1增加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金融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等内容，当一国金融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时，其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调节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为相应的国际资本流动效应所抵消，从而使其金融调控的难度大大增强。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无疑将极大地推动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同时也使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面临严峻的挑战。

2增强国际游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国际游资是无孔不入的，哪里有利可图，它就流向那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筑起一道防护网，而不受国际游资的影响，不过一国受国际游资的影响程度则与其金融国际化程度正相关。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发展一方面将使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将逐步加深；同时更多的国际游资将以隐蔽的形式，通过中外投资银行流入国内，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稳定构成威胁。

银行投资范文篇3

关键词：投资银行；合作；国际化；并购重组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0）03004604

一、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现状与问题

由于受我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和国内投资银行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目前尚不可能大规模发展，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其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斯坦利公司、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投资组建的我国第一家完整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便是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的成功先例。此外，双方在组织承销团方面的合作发展也比较快，如：我国B股、H股、红筹股、N股、ADRs和各种国际债券的发行和承销主要都是采取中外投资银行的方式来完成的。在合作基金方面，尽管尚无证券投资基金合作的先例，但产业投资基金合作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始发于1989年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香港汇丰集团及渣打集团联合创立的中国基金首期集资就达3900万港元。不过与此同时中外投资银行在合作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一）缺乏合作的国内宏观环境

1我国总体经济股份制水平不高，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欠佳，再加上市场疲软、行政干预等，使得国际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向国内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投融资的能力更弱，致使中外投资银行之间缺乏大规模、广泛合作的经济环境。

2我国金融业尚不发达，国际化程度较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及其业务范围还有严格的限制，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尚未放开，金融业垄断程度仍比较强等，在很大程度上既排斥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又阻碍了中外投资银行的进一步合作。

3我国在法律环境、税收待遇、财务会计制度、资产评估和证券评级体系等方面都与国际惯例存在较大的差距，致使中外投资银行间的合作缺乏法律基础。

（二）国内投资银行实力不强，业务范围狭窄，难以与外国著名的投资银行进行合作

我国投资银行与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相比可谓“幼儿”与“成年”之差，无论在资本实力、人员素质、业务范围，还是在经营管理水平、决策能力、业务经验、国际信誉及运用现代金融手段能力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如目前我国券商的资产总额为1600亿人民币元，平均每家35亿人民币元，最大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注册资金也不过132亿人民币元，而美林证券1996年底资产总额为650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券商资产总额的约300倍。在资本金方面外国券商也远远超过中国券商（见表1）。此外，在业务范围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目前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务传统，很少从事公司理财、企业顾问、资产管理和企业融资并购等现资银行业务。表1中外券商资本额比较单位：亿元券商野村证券美林公司大和证券所罗门兄弟公司申银万国华厦、国泰、南方等资本14067393732911328320713610资料来源：《中外券商比较及我国券商跨世纪的思考》，中国证券报，1998-12-3

（三）缺乏合作的国内微观基础

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应该是建立在国内证券市场高度发达、规范并走向国际化的基础上，但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不仅国际化和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很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1国企股份制改造不规范，行政性“拉郎配”现象严重。

2上市企业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人为分割，国有股、法人股无法上市流通，证券市场的运作环境残缺不全。

3发行、交易市场不规范。交易所与企业联手作假；内幕交易；联手、自营炒作；向投资者透支；挪用股民保证金；以及公款私炒现象非常普遍。

所有这一切不仅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动荡，也增加了投资银行业务操作的难度，进而影响了中外投资银行的进一步合作。

二、发展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构想

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作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国际化的产物，其在发展中必须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

1立足于国内，放眼于世界，优势互补，互利共进。即在合作中，国内投资银行应力争掌握主动权，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寻求国外资金实力雄厚、业务竞争能力强、经验丰富，且具有较高国际信誉的投资银行作为合作伙伴（尤其是在建立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方面），以期通过合作来实现取长补短，尽快提高自己的档次；同时在国内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国外投资银行了解国内企业上市、并购等方面的政策、信息，以利于其进入国内证券市场。

2与我国金融国际化同步，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即伴随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的形式应从以利用证券市场筹集外资为目的而产生的中外投资银行的松散型合作开始，逐渐过渡到建立中外合资投资银行和组建中外合作投资基金。

在坚持上述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目前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努力发展壮大国内投资银行，这是保证中外投资银行平等合作和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基础

为此，首先，应加速对国内投资银行进行并购重组，使其走集团化之路，这是世界许多著名投资银行的成功之路，也是我国投资银行增强其自身实力的最佳途径。如CS第一波士顿公司，是于1934年由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证券部与大通哈里期证券公司合并组成；1946年，格林公司并入第一波士顿；1978年，第一波士顿与瑞士银行签订了股权互持协议；1988年建立了全球投资银行———CS第一波士顿集团，从而跻身于世界超大型一流投资银行行列。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投资银行兼并浪潮更加高涨，各大券商纷纷采取行动，或通过并购以自保，或通过跨国兼并扩大规模，增加竞争能力。如美林收购兆富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证券经纪公司；而摩根斯坦利与迪恩威特（DeanWritter，Descover）合并则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短短几年里，国内券商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同时业务单一重复，规模偏小，缺乏竞争实力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在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以券商为主体的国内投资银行业的兼并重组将是大势所趋。其次，应努力拓宽国内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包括：（1）以资产抵押的方式发行长期金融债券，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资产证券化融资手段，且对于我国券商来说最具可行性。因为我国证券市场是个发展中的新兴市场，长期前景必然看好，部分优秀券商发行长期金融债券，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同。同时这也是许多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扩大其资金来源的惯常做法，如美林集团、摩根斯坦利、莱曼兄弟三家公司在其资本总额中长期借债分别高达79%、65%、80%，且其主要负债形式便是发行金融债券。（2）募股上市。即将券商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幕股上市，这是券商扩大规模和解决资本实力不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长远之计，也是西方投资银行的成功经验。如早在1971年，美林公司（MerrillLynch）就成为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投资银行。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证券公司也都是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我国券商的投资主体普遍单一，券商发展受自身控股股东发展的影响较大，而通过向社会公众募股上市，投资者的来源可扩大到全国各领域。同时募股后券商的资产资本比例将有大幅度提高，其转而可以以其净资本作为抵押，大量发行金融债券。此外，券商还可以利用上市后的配股机制，得到长期稳定的后续资金来源。（3）适当允许其向商业银行融通资金。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管理并不排斥投资银行通过适当的方式从商业银行融通资金，关键要看其是否会加剧证券市场的波动，并进而引起商业银行信用危机。尽管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皆与信贷资金过度流入股市，引起股市泡沫，泡沫破灭进而引起信用危机有关，但只要商业银行能将其融给投资银行的资金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采取相应的防范风险的措施，危机还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在国外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完全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而且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在我国，目前尽管主张分业经营，但商业银行仍可适当向投资银行融通资金，这样既有利于缓解投资银行的融资困难，又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资产效益。但融资必须严格坚持“证券抵押，折价贷放”的原则，即商业银行在向投资银行贷放资金时，投资银行必须提供超额的证券作为抵押，可考虑按证券现有价值80%左右进行贷放，且时间不易太长，以三个月之内为宜。这样可以说既不会引起股市泡沫，对商业银行也没什么风险。此外，在发展国内投资银行的过程中，还应注重加速产品创新和人才培养，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尽快培养出一大批精通国际证券业务、熟悉国际证券市场操作和惯例的专门人才。

（二）规范国内证券市场

所谓规范，就是法治，或者是合乎国际惯例，其本质要求就是自始至终贯彻“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证券市场是投资银行活动的主要舞台，证券市场的规范程度不仅会对国内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国际化进程。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其运行中已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缺陷，并直接制约着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因此，尽快对其加以规范已成为当务之急。

1尽快完善证券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加大执法力度，建立一整套规范证券市场运行的法律体系，这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外投资银行进一步合作的重要保证。

2规范公司上市场制度。减少行政干预，严格按照新出台的《证券法》的规定来确定发行证券的标准，细化发行证券的条件，使市场主体能够根据各自的利益取向和对市场的判断来决定证券发行与否及发行量、发行价格和发行方式等。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应严把发行公司的资格审查关，并对发行市场进行定期的统计、分析和预测，确保其规范运行。

3规范证券交易市场。为此，（1）应把股市扩容和解决“三股”并轨结合起来考虑，重点解决好刺激证券需求和国家股、法人股流通问题，同时应尽快组建各种证券投资基金，以稳定我国证券市场。（2）应规范证券市场管理体系，加强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加大管理力度。（3）应加强证券业的自律管理。通过证交所的场内自律管理、证券业协会的场外自律监管以及券商的自我控制，积极发挥自律性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作用。

（三）完善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政策环境

我国目前金融国际化程度不高，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及其经营业务范围还有较多的限制，对外资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的监管方式与内容与国际惯例还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正常开展，因此，根据我国宏观、微观经济的承受能力，逐步地放松金融管制，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国际监管，优化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政策环境，对于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和中外投资银行合作向纵深发展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1逐步放松对人民币资本项目的管制，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证券市场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证券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刺激一国经济的繁荣，而开放证券市场，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能够促进一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中许人都认为应该延缓金融领域的开放，尤其是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实际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有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过度开放因素，但总的来看，主要原因还是本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包括对外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某些宏观经济变量管理不当等。我国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等方面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不同，特别是自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混乱的金融秩序、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以及证券、期货市场进行的整顿，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与证券市场存在的不是信息开放过度，而是金融垄断、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运行效率低下、管理体制落后。所以，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面对挑战，同时采取谨慎、渐进的态度和方式，稳步推进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从而为中外投资银行的进一步合作创造良好的运作环境。

2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国际监管，优化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政策环境。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监管本身也要国际化。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会计标准、市场发展水平均不相同，在对各自市场进行监管的手段与内容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于我国境内机构、企业进入国外证券市场和境外机构企业进入国内证券市场，需要建立一种合作的监管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筹资者和中介机构的利益。

（四）正确处理好中外投资银行合作与国内金融安全的关系

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有助于我国引进更多的国外资金，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经验以及新金融产品等，从而可以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国际化和国内投资银行体系的尽快建立，以及经济、金融体制向纵深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目前金融宏观调控和微观运行均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过度发展同样会给我国金融业带来一定的挑战，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具体表现为：

1增加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金融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等内容，当一国金融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时，其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调节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为相应的国际资本流动效应所抵消，从而使其金融调控的难度大大增强。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无疑将极大地推动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同时也使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面临严峻的挑战。

2增强国际游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国际游资是无孔不入的，哪里有利可图，它就流向那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筑起一道防护网，而不受国际游资的影响，不过一国受国际游资的影响程度则与其金融国际化程度正相关。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发展一方面将使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将逐步加深；同时更多的国际游资将以隐蔽的形式，通过中外投资银行流入国内，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稳定构成威胁。

银行投资范文篇4

【关键词】境外战略投资者；股权转让价格；银行控制权

近年来，国内银行纷纷大举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上到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中行、建行等国有大银行，下至数家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目前为止，已有21家外资金融机构在17家中资商业银行持有股权，投资总额140亿美元，占被投资银行股权的比例约为15％。随着2006年我国开放银行业市场最后时限的逼近，将有更多的国内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迅速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应对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中资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已如滔滔江水势不可挡，因为无论对于国内中资商业银行还是外资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合资和合作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投资者也不能盲目乐观，有许多问题需要值得注意。如果不认真处理这些问题，则可能会影响引资的效果，并最终影响我国金融安全。

一、中资银行引进外资应注意的问题

（一）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选择问题

对于国内商业银行而言，引入外资以其操作便捷、易行的优势成为其迅速改变现状最为可行的策略，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充实银行的资本金并提高资本充足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借鉴境外银行的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引进新的金融产品和技能、提高竞争力等。但是不能盲目选择境外投资者，而是要审慎，必须有严格的标准和条件，要经过严格筛选，而不能盲目引进。

所选择的战略投资者，应该是声誉良好、资本雄厚、管理先进、注重长远利益的知名金融机构，而不是那些只追求短期股票市场价值与投资收益的投机者。同时，作为战略投资者，应该具有中资银行所不具备的竞争优势和资源，如管理、技术、业务、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势和资源。不同资产规模、资产质量、所有制性质、股权结构甚至地域范围的银行，在选择国际战略投资者时要从本行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标准。如中小商业银行的经营对象主要是面对中小企业和个人，以中小额信贷和个人零售业务为主，在引进境外金融机构投资时要选择战略目标、经营范围相似的投资者。所谓理想的战略投资者应当是最适合银行自身需要和改革目标的合作伙伴，换句话说，“引资”要务实，而不能务虚。

（二）银行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问题

在外资入股的过程中，价格是最敏感也是最关键的谈判要点。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完善，因而缺乏比较完善的定价机制。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重要参考指标是每股净资产，对于银行股权转让的溢价没有成熟的参考标准。对此，国内银行要尽可能的争取最有利的价格，而不能单纯被动的接受低价，防止出现中资银行被“贱卖”，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外资入股的谈判中，外资金融机构往往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水平等指标压低收购价格。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国有资产在国内占有很高的比例，加入这样的银行可以充分借助国有经济的力量，外资进入以后，直接可以在我国金融领域站到很高的层次。同时由于内地金融市场仍是一个封闭的市场，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利润空间，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其品牌、机构网络和客户等丰富的资源，将自己的业务品种通过中资银行已有的强势网络扩散出去，并在时间上避开中国开放人民币业务的时间限制和地域限制，提前全面进入国内银行市场。

譬如，很多境外金融机构都看中了国内的信用卡、消费贷款等前景巨大的业务。作为入股条件，汇丰银行和上海银行、花旗和浦发、恒生和兴业、汇丰和交通等均提出进行信用卡业务合作。所以，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价值不能简单地用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通常的财务指标来衡量，也不能简单的按普通上市公司以净资产定价的方法来估算。净资产可以作为双方定价的基础，但还应考虑品牌、市场、客户以及国家支持等因素。如2004年交行获得86%的净资产溢价，2005年建行股权转让获得17％的净资产溢价。另外，在谈判中，国内银行还可通过各种灵活的方式以争取最有利的价格，比如通过与多家境外金融机构同时谈判的方式。

（三）法律适用和会计标准的选择问题

合作过程中出现纠纷后的法律管辖权问题，也是入股的争执焦点之一。对此问题，国内商业银行不能妥协让步采用外商所在国家的法律，而应尽量争取适用我国的法律或第三方国家的法律，利用自己比较熟悉的法律条例充分维护国内银行的利益。如在花旗入股浦发的过程中，花旗坚持要适用美国的法律，中方要适用中国法律，最后决定适用注册地中国法律，一旦有纠纷用第三方法律——新加坡法律。又如在济南市商业银行与澳洲联邦银行合作中，双方也通过协商最终选择第三方法律——香港法作为法律适用。同时，还要选择双方认可的会计标准。从目前情况来看，国际会计准则与国内会计标准有较大差异，按照两种标准审计的结果往往会大相径庭。因此，双方必须在会计标准的选择上达成一致。

（四）银行控制权的归属问题

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目的绝非仅仅是获得部分股权、分得部分利润，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境外金融机构希望通过入股中资银行，最终能对这些商业银行进行控股。银监会2003年12月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将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银行入股的比例从15％提高到20％，总体入股比例从20％提高到25％。如果出现中资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不高的情况，可能会使外资实现对中资银行的控制权。事实上，我国已经存在个别境外金融机构实现对国内中小银行控股的例子，如美国新桥资本“控盘”深发展，通过股权转让，新桥已实际持有深发展17.89％的股权，从而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所以，对银行控制权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引进境外投资者要警惕控制权旁落，防止金融霸权，维护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五）引资后的消化、吸收及互相融合问题

中资银行竞争力低下正是由于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及产品创新的落后造成的。这些问题导致中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风险集中度和经营成本过高，而产品创新和业务盈利能力较低，最终使其市场竞争力下降。所以对中方而言，引进战略投资者，不能光为了补充自身资本金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要消化、吸收战略投资者带来的先进的管理技术与经验、产品开发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等，以改善国内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提高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与国际资本接轨，建立健全市场化运行体制。中资银行与境外战略投资者要实现经营管理理念及文化上的真正融合，真正成为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从而真正提高中资银行的竞争力。

二、对中资银行引进外资的建议

（一）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和指引

在巨大利益推动的引资浪潮中，要警惕外资潜在的金融霸权，以防止其威胁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以我为中心”，监管当局应强调第一大股东在股份制企业里的特殊地位，如规定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以确保国内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保持我国商业银行的自主性。面对越来越热的银行业引资浪潮，国家应对引进国际战略投资有一个全盘的统筹规划，积极引导，既要积极争取国际战略投资，又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监管当局应该加强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监管，强化、细化对外资参股的金融监管，出台《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相应的实施细则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法规，关注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

银行投资范文篇5

由于受我国金融国际化程度和国内投资银行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目前尚不可能大规模发展，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其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斯坦利公司、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投资组建的我国第一家完整意义上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便是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的成功先例。此外，双方在组织承销团方面的合作发展也比较快，如：我国B股、H股、红筹股、N股、ADRs和各种国际债券的发行和承销主要都是采取中外投资银行的方式来完成的。在合作基金方面，尽管尚无证券投资基金合作的先例，但产业投资基金合作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如始发于1989年由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香港汇丰集团及渣打集团联合创立的中国基金首期集资就达3900万港元。不过与此同时中外投资银行在合作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

（一）缺乏合作的国内宏观环境

1我国总体经济股份制水平不高，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欠佳，再加上市场疲软、行政干预等，使得国际资本、技术、人力等资源向国内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进行投融资的能力更弱，致使中外投资银行之间缺乏大规模、广泛合作的经济环境。

2我国金融业尚不发达，国际化程度较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及其业务范围还有严格的限制，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尚未放开，金融业垄断程度仍比较强等，在很大程度上既排斥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又阻碍了中外投资银行的进一步合作。

3我国在法律环境、税收待遇、财务会计制度、资产评估和证券评级体系等方面都与国际惯例存在较大的差距，致使中外投资银行间的合作缺乏法律基础。

（二）国内投资银行实力不强，业务范围狭窄，难以与外国著名的投资银行进行合作

我国投资银行与国际知名投资银行相比可谓“幼儿”与“成年”之差，无论在资本实力、人员素质、业务范围，还是在经营管理水平、决策能力、业务经验、国际信誉及运用现代金融手段能力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如目前我国券商的资产总额为1600亿人民币元，平均每家35亿人民币元，最大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注册资金也不过132亿人民币元，而美林证券1996年底资产总额为650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券商资产总额的约300倍。在资本金方面外国券商也远远超过中国券商（见表1）。此外，在业务范围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目前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务传统，很少从事公司理财、企业顾问、资产管理和企业融资并购等现资银行业务。表1中外券商资本额比较单位：亿元券商野村证券美林公司大和证券所罗门兄弟公司申银万国华厦、国泰、南方等资本。

（三）缺乏合作的国内微观基础

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应该是建立在国内证券市场高度发达、规范并走向国际化的基础上，但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不仅国际化和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很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1国企股份制改造不规范，行政性“拉郎配”现象严重。

2上市企业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人为分割，国有股、法人股无法上市流通，证券市场的运作环境残缺不全。

3发行、交易市场不规范。交易所与企业联手作假；内幕交易；联手、自营炒作；向投资者透支；挪用股民保证金；以及公款私炒现象非常普遍。

所有这一切不仅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动荡，也增加了投资银行业务操作的难度，进而影响了中外投资银行的进一步合作。

二、发展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构想

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作为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国际化的产物，其在发展中必须坚持如下两个基本原则：

1立足于国内，放眼于世界，优势互补，互利共进。即在合作中，国内投资银行应力争掌握主动权，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寻求国外资金实力雄厚、业务竞争能力强、经验丰富，且具有较高国际信誉的投资银行作为合作伙伴（尤其是在建立中外合资投资银行方面），以期通过合作来实现取长补短，尽快提高自己的档次；同时在国内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国外投资银行了解国内企业上市、并购等方面的政策、信息，以利于其进入国内证券市场。

2与我国金融国际化同步，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即伴随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的形式应从以利用证券市场筹集外资为目的而产生的中外投资银行的松散型合作开始，逐渐过渡到建立中外合资投资银行和组建中外合作投资基金。

在坚持上述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目前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努力发展壮大国内投资银行，这是保证中外投资银行平等合作和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基础

为此，首先，应加速对国内投资银行进行并购重组，使其走集团化之路，这是世界许多著名投资银行的成功之路，也是我国投资银行增强其自身实力的最佳途径。如CS第一波士顿公司，是于1934年由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证券部与大通哈里期证券公司合并组成；1946年，格林公司并入第一波士顿；1978年，第一波士顿与瑞士银行签订了股权互持协议；1988年建立了全球投资银行———CS第一波士顿集团，从而跻身于世界超大型一流投资银行行列。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投资银行兼并浪潮更加高涨，各大券商纷纷采取行动，或通过并购以自保，或通过跨国兼并扩大规模，增加竞争能力。如美林收购兆富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证券经纪公司；而摩根斯坦利与迪恩威特（DeanWritter，Descover）合并则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短短几年里，国内券商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同时业务单一重复，规模偏小，缺乏竞争实力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在国际、国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以券商为主体的国内投资银行业的兼并重组将是大势所趋。其次，应努力拓宽国内投资银行的融资渠道，包括：（1）以资产抵押的方式发行长期金融债券，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资产证券化融资手段，且对于我国券商来说最具可行性。因为我国证券市场是个发展中的新兴市场，长期前景必然看好，部分优秀券商发行长期金融债券，容易得到市场的认同。同时这也是许多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扩大其资金来源的惯常做法，如美林集团、摩根斯坦利、莱曼兄弟三家公司在其资本总额中长期借债分别高达79%、65%、80%，且其主要负债形式便是发行金融债券。（2）募股上市。即将券商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幕股上市，这是券商扩大规模和解决资本实力不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长远之计，也是西方投资银行的成功经验。如早在1971年，美林公司（MerrillLynch）就成为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投资银行。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证券公司也都是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我国券商的投资主体普遍单一，券商发展受自身控股股东发展的影响较大，而通过向社会公众募股上市，投资者的来源可扩大到全国各领域。同时募股后券商的资产资本比例将有大幅度提高，其转而可以以其净资本作为抵押，大量发行金融债券。此外，券商还可以利用上市后的配股机制，得到长期稳定的后续资金来源。（3）适当允许其向商业银行融通资金。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管理并不排斥投资银行通过适当的方式从商业银行融通资金，关键要看其是否会加剧证券市场的波动，并进而引起商业银行信用危机。尽管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皆与信贷资金过度流入股市，引起股市泡沫，泡沫破灭进而引起信用危机有关，但只要商业银行能将其融给投资银行的资金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采取相应的防范风险的措施，危机还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在国外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完全分离几乎是不存在的，而且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在我国，目前尽管主张分业经营，但商业银行仍可适当向投资银行融通资金，这样既有利于缓解投资银行的融资困难，又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资产效益。但融资必须严格坚持“证券抵押，折价贷放”的原则，即商业银行在向投资银行贷放资金时，投资银行必须提供超额的证券作为抵押，可考虑按证券现有价值80%左右进行贷放，且时间不易太长，以三个月之内为宜。这样可以说既不会引起股市泡沫，对商业银行也没什么风险。此外，在发展国内投资银行的过程中，还应注重加速产品创新和人才培养，积极拓展业务范围，尽快培养出一大批精通国际证券业务、熟悉国际证券市场操作和惯例的专门人才。

（二）规范国内证券市场

所谓规范，就是法治，或者是合乎国际惯例，其本质要求就是自始至终贯彻“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证券市场是投资银行活动的主要舞台，证券市场的规范程度不仅会对国内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国际化进程。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其运行中已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缺陷，并直接制约着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因此，尽快对其加以规范已成为当务之急。

1尽快完善证券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和条例，加大执法力度，建立一整套规范证券市场运行的法律体系，这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外投资银行进一步合作的重要保证。

2规范公司上市场制度。减少行政干预，严格按照新出台的《证券法》的规定来确定发行证券的标准，细化发行证券的条件，使市场主体能够根据各自的利益取向和对市场的判断来决定证券发行与否及发行量、发行价格和发行方式等。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应严把发行公司的资格审查关，并对发行市场进行定期的统计、分析和预测，确保其规范运行。

3规范证券交易市场。为此，（1）应把股市扩容和解决“三股”并轨结合起来考虑，重点解决好刺激证券需求和国家股、法人股流通问题，同时应尽快组建各种证券投资基金，以稳定我国证券市场。（2）应规范证券市场管理体系，加强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加大管理力度。（3）应加强证券业的自律管理。通过证交所的场内自律管理、证券业协会的场外自律监管以及券商的自我控制，积极发挥自律性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作用。

（三）完善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政策环境

我国目前金融国际化程度不高，对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及其经营业务范围还有较多的限制，对外资金融机构和证券市场的监管方式与内容与国际惯例还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正常开展，因此，根据我国宏观、微观经济的承受能力，逐步地放松金融管制，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国际监管，优化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政策环境，对于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和中外投资银行合作向纵深发展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1逐步放松对人民币资本项目的管制，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证券市场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证券市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刺激一国经济的繁荣，而开放证券市场，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能够促进一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从而加速经济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中许人都认为应该延缓金融领域的开放，尤其是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实际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有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过度开放因素，但总的来看，主要原因还是本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包括对外经济比例关系失调、某些宏观经济变量管理不当等。我国在经济结构、经济政策等方面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不同，特别是自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混乱的金融秩序、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以及证券、期货市场进行的整顿，已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与证券市场存在的不是信息开放过度，而是金融垄断、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运行效率低下、管理体制落后。所以，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面对挑战，同时采取谨慎、渐进的态度和方式，稳步推进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从而为中外投资银行的进一步合作创造良好的运作环境。

2减少行政干预，加强国际监管，优化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政策环境。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的逐步加深，监管本身也要国际化。由于各国法律体系、会计标准、市场发展水平均不相同，在对各自市场进行监管的手段与内容上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对于我国境内机构、企业进入国外证券市场和境外机构企业进入国内证券市场，需要建立一种合作的监管机制，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筹资者和中介机构的利益。

（四）正确处理好中外投资银行合作与国内金融安全的关系

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对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有助于我国引进更多的国外资金，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经验以及新金融产品等，从而可以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国际化和国内投资银行体系的尽快建立，以及经济、金融体制向纵深发展。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目前金融宏观调控和微观运行均不够完善的情况下，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过度发展同样会给我国金融业带来一定的挑战，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具体表现为：

1增加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金融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等内容，当一国金融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时，其汇率政策、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的调节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为相应的国际资本流动效应所抵消，从而使其金融调控的难度大大增强。中外投资银行的合作无疑将极大地推动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金融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同时也使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面临严峻的挑战。

2增强国际游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国际游资是无孔不入的，哪里有利可图，它就流向那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筑起一道防护网，而不受国际游资的影响，不过一国受国际游资的影响程度则与其金融国际化程度正相关。中外投资银行合作的发展一方面将使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将逐步加深；同时更多的国际游资将以隐蔽的形式，通过中外投资银行流入国内，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稳定构成威胁。

银行投资范文篇6

关键词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模型)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此时H-O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熔众说于一炉,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a.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b.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MRj＝βIjn﹢bj；

s.t.m﹤0,n﹤0,TR＝Ri﹢Rj,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bi≠bj,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参考文献

1薛求知,杨飞.跨国银行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马之騆．国际银行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4吴先明.现代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0（1）

银行投资范文篇7

关键词：资管领域；投资监督；区块链

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行业领域和企业范围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和集成创新。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区块链未来能够给社会诸多方面带来革命性变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引擎。区块链集成应用了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智能合约等技术，具有去中心化、数据不可篡改和冗余性设计等特性，适用于多方共享、重复性强、交易链条长的金融场景。资管领域是金融行业的最大横切面，涉及银行、保险、基金、理财、信托、资产管理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资管产品是资产管理人、金融产品、销售渠道和投资者之间的连接者。资管业务的核心是管理价值和风险，其中管理价值的意义是对资产保值增值，管理风险的意义是资产的损失可能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投资管理人职责为对企业年金基金财产进行投资，及时基于区块链技术底层的银行投资监督系统架构研究与实现郝建领(中国农业银行研发中心，北京100073)与托管人核对企业年金基金会计核算和估值结果，定期向受托人和有关监管部门提交投资管理报告[1]。银行作为托管人负责存放资金、监督资金运作是否合规。本文以资管领域的托管人履行投资监督职责，基于区块链平台实现投资监督应用场景为例进行研究与实现。

1基于区块链平台的投资监督系统整体架构

本系统中银行、基金、保险、证券及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构建可信联盟链，各机构均与区块链平台对接，实现投资监督信息的数据上链、风控结果共享，系统的整体架构如图1所示。该系统架构具有以下特征：(1)安全可信。借助数字证书完成接入机构身份认证，数据加密传输，关键信息多级加密，为投资监督业务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安全对等网络。(2)业务透明。借助区块链的共享账本，实现业务信息在参与机构之间快速同步、实时共享，提高业务处理全流程的透明度。(3)降低成本。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输，节约专线费用，破除了直连壁垒，区块链的接入必然形成新的接入标准，降低机构直连改造成本。(4)效率提升。借助智能合约的业务程序化提高了自动处理水平，提升参与机构共享已有风险成果，提高并行业务处理能力。(5)便于监管。系统预留监管节点为监管机构的接入提供技术实现，促进业务操作规范化。

2应用架构设计与实现

区块链作为可信价值网络核心技术，相较于传统的中心数据库底层结构，拥有分布式记账、非对称加密、高效共识同步和不可篡改等一系列天然特性[2]。基于该底层结构，本文构建了基于区块链平台的投资监督的整体应用架构，详见图2。该应用架构的主要逻辑构件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后台服务层包含区块链节点、智能合约、消息队列服务、缓存服务、数据库服务、分布式数据协作网络等[3]。区块链节点不存储各业务单位具体的交易数据，仅登记投资监督风险信息。通过分布式数据协作网络构建的数据交换应用所有涉及的数据哈希等元信息均存储在区块链上，机构间数据交换记录也会实时存储在区块链上。此外，区块链还承担数据协作网络之间数据交换的权限管控职能，为数据获取颁发许可访问令牌。(2)中台服务层包括通用服务、账户服务、投资监督服务、数据可视化服务和运行监控服务。其中，投资监督服务包括投资管理、持仓管理、产品管理、指标管理、风险管理和报告管理等功能模块，是基于区块链平台的投资监督应用系统的核心业务模块。数据可视化服务提供了记录节点信息、合约信息、区块摘要及详情、交易摘要及详情内容。运行监控服务实现交易统计、业务和服务的监控及预警功能。(3)基金、保险、证券和资产管理公司分别部署自身应用系统，实现投资监督应用系统的流程管理，包括产品管理、资讯管理、核算管理、估值对账、债券买卖、投资监督等业务模块，对指标名称、投资品种、警告阀值、违规阀值、验证日期、处理意见进行设置和维护，实现产品设立、申请审批、投资业务品种的买卖、估值核算等环节。在投资监督模块，业务人员查看投资风险报告，进行组合资产配置追踪和风险管理，如对投资方向、投资比例、资产配置[4]、被投资公司的风险情况、单个债券信用风险、信用品种集中度、信用违约事项进行监督、预警，并通过API接口方式接入区块链平台，将投资监督信息推送至联盟链。(4)托管人在投资监督模块设定投资范围、投资比例、投资禁止行为、交易对手方控制等内容，实现对成交单、交易过程和持仓等投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客户约定进行监督控制。根据各业务单位的持仓数据和交易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得出投资及风险信息，与投资管理人推送的投资监督数据进行核对，并将投资监督信息处理结果推送至联盟链。

3部署架构实现

基金、保险、证券和资产管理公司分别部署应用系统和数据库，在内网连接到区块链平台。跨机构的区块链平台彼此之间实现链式互联互通，节点安装SuseLinux12sp2，使用leveldb数据库，并采用密钥协商技术ECDH，对传输层数据加密(SM4)，部分关键信息采用SM4加密保存，加密的密钥进一步采用SM2进行加密，节点间采用HTTPS通信协议进行通信，详见图3。

4性能技术指标在投资监督应用系统和区块链节点

通过JMeter收集交易处理的性能指标，利用nmon监控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和区块链节点的资源使用指标，并通过应用日志分析了应用的运行情况，综合分析了交易的性能表现情况。针对单交易基准、阶梯、常量、混合、疲劳测试涉及了不同的测试场景。其中，推送场景540k文件在1至4个并发数的情况下，连续加压30分钟，2个区块链节点的CPU利用率平均值和内存使用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轮询场景时，并发数从10至200未见对内存使用率出现明显增长，CPU利用率平均值从10至100出现明显增长，100至200未见明显增长，详见图4和图5。

银行投资范文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

200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商业银行经央行审批后可以办理金融衍生业务、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这使得商业银行在现有的政策和法律框架内探索投资银行业务拥有了巨大的实践空间和发展空间。

一、国内商业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的重大意义

1.大力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可以更好满足客户的需要

近年来，人民银行、银监会相继推出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等资本市场改革措施，股票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也稳步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为大型优质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渠道和更低的融资成本。

这种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大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来发展自己，提高自身实力；另一方面，这些大型企业又需要更多和更好的金融需求，需要有实力的银行对其给予帮助和支持。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成为商业银行在新形势下满足大型优质客户需求、抢抓市场机遇的必然选择。

2.大力拓展投资银行业务，是增强商业银行竞争优势的需要

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的金融市场对外完全打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在方便消费者的同时，也对我国国内的商业银行造成不小的冲击。

随着外资银行的逐渐进入，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从事投行业务有利于增强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通过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可以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实现收入多元化，提高风险规避能力；通过对客户提供存贷款传统服务的同时，满足客户融资、并购重组、上市财务顾问等多种需求，提高银行客户服务水平，增强对优质客户的综合营销能力；通过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等投行业务，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为商业银行的定价、风险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等。

3.有利于实现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

面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国内商业银行需要调整其业务结构，实施业务转型以适应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业务转型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符合未来综合经营的中间业务、增值服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来实现，而投资银行业务则是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具有占用资本少、风险低、收益高的特点。因此，大力发展投行业务成为当前商业银行实现业务转型、盈利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策略分析

1.平衡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和传统业务的关系

投资银行业务，是一项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的业务，其直接效益体现在能够取得顾问费等中间业务收入，形成新的收入来源；其间接效益体现在能够促进商业银行占领新兴市场、竞争高端客户、营销优质贷款、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化解不良贷款和保全信贷资产等，带动并促进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发展。

因此，在兼顾投资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促进，实现各项业务发展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基础上，商业银行应将投资银行业务作为一项主体业务，注重和追求投资银行业务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依托传统业务促进投资银行业务发展，通过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带动传统业务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体现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初衷。2.以投资银行部为核心，建立与行内和行外机构的有效合作

投资银行业务的拓展需要与公司业务、同业业务、资金业务等部门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综合优势，在竞争中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大多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和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在保证自身权利的同时，应该多向外资银行学习这方面业务，多开展一些相互交流学习的活动，借鉴他人的技术和经验来发展自己。

另外，投资银行部可与行外金融机构建立策略联盟，并借助其他金融机构的渠道和交易资格使客户能够间接参与各类金融市场的交易，以满足客户对综合性投行业务的需求。

3.提高投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塑造一支优秀的专业的投资银行家团队

投资银行业务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智力密集型金融中介业务，需要一支过硬的专业人才队伍作为支撑，所以，商业银行既要培养一批精通金融、财务、企业管理等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又要引进证券、法律、营销、IT通讯、房地产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为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因此，塑造一个具有“能力纵深”并具有合作精神的业务团队，是实现投资银行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的前提。

4.金融主管部门应完善法律法规，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但目前国内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仍是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金融主管部门应尽快予以完善，商业银行也应该规范自身业务，积极参与相关法规的讨论与建设。

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相融合，需要有效隔离风险。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据其主要业务范围确定具体监管部门，负责对整个控股公司的监管，同时各个子公司监管部门负责对其范围内的监管责任，明确其业务范围，禁止一些风险大的业务。建立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体系，注意培养员工职业道德和风险防范意识，在业务流程上建立健全风险约束机制、建立内部防火墙，规范内核制度，积极研究创新改善和转换风险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尹毅飞: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发展重点研究.金融论坛,2004.12

银行投资范文篇9

1.大力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可以更好满足客户的需要

近年来，人民银行、银监会相继推出信贷资产证券化、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等资本市场改革措施，股票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也稳步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为大型优质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渠道和更低的融资成本。

这种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大型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来发展自己，提高自身实力；另一方面，这些大型企业又需要更多和更好的金融需求，需要有实力的银行对其给予帮助和支持。开展投资银行业务成为商业银行在新形势下满足大型优质客户需求、抢抓市场机遇的必然选择。

2.大力拓展投资银行业务，是增强商业银行竞争优势的需要

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的金融市场对外完全打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在方便消费者的同时，也对我国国内的商业银行造成不小的冲击。

随着外资银行的逐渐进入，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从事投行业务有利于增强国内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通过拓展投资银行业务可以拓宽收入来源渠道，实现收入多元化，提高风险规避能力；通过对客户提供存贷款传统服务的同时，满足客户融资、并购重组、上市财务顾问等多种需求，提高银行客户服务水平，增强对优质客户的综合营销能力；通过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等投行业务，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为商业银行的定价、风险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等。

3.有利于实现商业银行的业务转型

面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国内商业银行需要调整其业务结构，实施业务转型以适应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业务转型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符合未来综合经营的中间业务、增值服务，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来实现，而投资银行业务则是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具有占用资本少、风险低、收益高的特点。因此，大力发展投行业务成为当前商业银行实现业务转型、盈利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二、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策略分析

1.平衡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和传统业务的关系

投资银行业务，是一项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的业务，其直接效益体现在能够取得顾问费等中间业务收入，形成新的收入来源；其间接效益体现在能够促进商业银行占领新兴市场、竞争高端客户、营销优质贷款、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化解不良贷款和保全信贷资产等，带动并促进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发展。

因此，在兼顾投资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促进，实现各项业务发展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基础上，商业银行应将投资银行业务作为一项主体业务，注重和追求投资银行业务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依托传统业务促进投资银行业务发展，通过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带动传统业务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真正体现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的初衷。2.以投资银行部为核心，建立与行内和行外机构的有效合作

投资银行业务的拓展需要与公司业务、同业业务、资金业务等部门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综合优势，在竞争中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大多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和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在保证自身权利的同时，应该多向外资银行学习这方面业务，多开展一些相互交流学习的活动，借鉴他人的技术和经验来发展自己。

另外，投资银行部可与行外金融机构建立策略联盟，并借助其他金融机构的渠道和交易资格使客户能够间接参与各类金融市场的交易，以满足客户对综合性投行业务的需求。

3.提高投行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塑造一支优秀的专业的投资银行家团队

投资银行业务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智力密集型金融中介业务，需要一支过硬的专业人才队伍作为支撑，所以，商业银行既要培养一批精通金融、财务、企业管理等知识的综合型人才，又要引进证券、法律、营销、IT通讯、房地产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为投资银行业务发展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因此，塑造一个具有“能力纵深”并具有合作精神的业务团队，是实现投资银行专业化和个性化服务的前提。

4.金融主管部门应完善法律法规，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但目前国内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仍是商业银行开展投行业务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金融主管部门应尽快予以完善，商业银行也应该规范自身业务，积极参与相关法规的讨论与建设。

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相融合，需要有效隔离风险。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据其主要业务范围确定具体监管部门，负责对整个控股公司的监管，同时各个子公司监管部门负责对其范围内的监管责任，明确其业务范围，禁止一些风险大的业务。建立投资银行业务的风险管理体系，注意培养员工职业道德和风险防范意识，在业务流程上建立健全风险约束机制、建立内部防火墙，规范内核制度，积极研究创新改善和转换风险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尹毅飞:我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发展重点研究.金融论坛,2004.12

银行投资范文篇10

「关键词」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可行性、控股公司

一、我国银行业与基金业的特殊关系

概况而言，我国的银行业与基金业之间实际上是既相互协作、又相互竞争、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的特殊关系。

（一）银行业与基金业的竞争性

在决策部门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思路的指引下，我国基金业资产规模迅速膨胀。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达到22家，管理着高达1230亿元的基金资产，基金市场初具规模。基金业的跳跃式增长对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存贷款业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储蓄存款可能大量分流到基金业，造成这一冲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从投资回报来看，投资基金的投资回报率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从而驱动大量存款向资金市场转移。从成熟证券市场国家来看，证券投资基金年回报率一般在15％以上，大大超过同期银行存款利率。2001年开始推出的开放式基金又有赎回的优势，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吸引力更大。

2、从可替代性分析，投资基金是目前替代银行存款的最佳投资工具。我国目前的投资渠道相对狭隘，只有储蓄、基金、股票、债券四种主要方式。从投资回报角度和风险角度权衡，从高至低的排序应是股票、基金、债券、储蓄，直接投资股票的高风险性使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因而能够替代存款的投资方式主要是基金和债券。由于我国债券市场品种单一（以国债为主），市场规模有限，收益率也不高，与基金尤其是开放式基金的可赎回性、柜台交易和收益较高的优点相比相形见绌。因此，基金投资方式成为储蓄之外居民投资者最青睐的投资方式，换言之，即基金投资方式是与银行存款最具竞争性的投资方式。

3、从市场前景分析，基金业的发展得到决策部门的大力扶持，我国的基金市场仍存在较大空间。在短短数年时间内，中国的基金业获得了跳跃式的增长，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达到22家，管理着超过1230亿元的基金资产，基金市场初具规模。但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我国的基金市场无论从绝对资产规模还是相对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说，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以美国为例，到2000年底，美国8000多只共同基金的资产规模达到近7万亿美元，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达到22%，而同期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为6万亿美元，共同基金一举取代传统上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商业银行而成为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最大金融中介。这说明中国基金业的发展空间相当可观，同时受我国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居民储蓄资金亟需有效分流、资本市场渐进开放和决策层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等利好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基金业也正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这些利好因素显然是已进入成熟成长期的银行业所难以比拟的。

（二）银行业与基金业的协作性

在我国，银行业与基金业不仅有业务竞争的一面，而且还有相互协作的另一面。二者之间的协作性或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商业银行可以成为基金的托管人，承担基金托管的权利和义务。

1997年国务院《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15条规定：“经批准设立的基金，应当委托商业银行作为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资产”。这一规定表明，商业银行是法定的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法定业务，除此以外，其它任何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不得经营基金托管业务。法规的授权使商业银行获得了专营和稳定的基金托管业务收入来源，截至2002年10月10日，工、农、中、建、交五家商业银行获得基金托管资格，托管基金总规模998亿元，五家托管人从其托管的33家基金中共提取托管费近1.9亿元，基金托管收入成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商业银行经基金管理人委托，可以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业务，开放式基金的注册登记业务也可以委托商业银行办理。

代办认购、申购、赎回和注册登记业务不是商业银行法定的强制性业务，基金管理人可以自行办理，也可以委托有条件的其它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办理。但是，商业银行众多的经营网点、良好的服务设施、优质的客户群体和稳健的经营风格，使其在办理上述业务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基金管理公司委托商业银行办理上述业务，可以有效地实现基金管理公司和商业银行的“双赢互惠”：对基金管理公司来说，将繁重的认购、申购、赎回和注册登记业务交由条件优越的商业银行办理，能够有效拓展销售渠道、节约经营成本，客观上扩大了基金管理公司的影响范围，提升了经济效益；对商业银行而言，在基本不增加经营设施投入的情况下，引入成本低、风险小、利润高的基金认购、申购、赎回和注册登记业务，能够使银行获得数量可观的中间业务收入，实际上，对商业银行而言，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此，一些信誉卓著的商业银行正努力利用上述业务搭售代人理财、咨询、投资顾问等中间业务产品，争取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为“金融超市”的蓝图营建初步平台。

再次，在开放式基金运营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开放式基金运营的需要，按央行规定的条件，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融资。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与投资基金在业务上的交叉与合作的确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双赢抉择，投资基金与商业银行制度并不能简单解释为“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共生共荣、交叉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机联系。

二、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管理业务的发展状况

（一）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历史演进

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理财工具，必然与作为金融市场主要中介的商业银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国外投资基金超过百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商业银行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随着法律、政策、市场环境的变迁，商业银行在基金业务中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转化。这一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一般投资人阶段。从1868年至20世纪30年代为基金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投资基金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吸收国内闲散游资投向海外殖民地，从而为国内投资者谋取丰厚的投资回报。由于基金的资金来源和投向主要吸引的是冒险型投资者，对追求稳健性和安全性的商业银行储蓄业务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在这一阶段投资基金与商业银行基本上是两类独立的中介机构，商业银行只是作为一般投资者购买基金股份，并获得分红。

2、受托管理人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是基金的成熟发展阶段。在经历了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证券立法纷纷改弦更张，规范商业银行与基金业的关系。典型的证券立法，如美国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就严格限制商业银行不得经营证券发行、证券销售、证券经纪、基金管理等业务，确立了银行业与基金业分业经营的原则。在这一时期，法律逐步确立基金管理与基金托管相分离的体制，即由专门的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运作，而由其它金融机构受托管理基金。作为商业银行，受分业隔离的限制，不能作为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的投资运作，但是可以作为基金受托人介入投资基金业务，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3、全面合作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各国法律、政策的放宽，商业银行与投资基金进入全面合作的黄金时期。以美国为例，从1992年开始，美联储放宽了对商业银行从事共同基金业务的限制，允许商业银行设立或控股基金管理公司，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更是宣告了“格拉斯－斯蒂格尔墙”的彻底崩塌。分业管制坚冰的撤除为商业银行大规模跨营基金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商业银行不仅可以销售、交易投资基金，而且还能直接发起、设立、参股、并购投资基金。

（二）国外商业银行介入基金业务的原因

国外的商业银行有着较为成熟的主营业务——存款、贷款和支付结算业务，那么，银行为何不满足其固有的存贷和授信业务，意图染指基金业务，并极力推动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呢？深入分析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1、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因素的考虑。经济学上的实证研究认为，金融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比一般行业平缓，因而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潜力，同时金融行业的资产专用性在降低，这意味着金融行业的同一资产完全可适用于不同金融业务，说明金融业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

2、出于竞争因素的考虑。银行参与基金业所考虑的竞争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竞争因素。银行传统业务竞争的饱和导致传统业务对银行的利润贡献率锐减，各跨国银行纷纷展开跨行业并购，使得市场竞争激化，银行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基金业务等其它金融业务，以求实现多元化经营，为银行的金融产品开发和业务市场开拓提供发展空间，从而使银行能够根据市场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加强金融创新，拓展服务范围，增强其竞争力。另一是制度性竞争因素。银行业的竞争不仅是市场主体的竞争，还受制于各国的银行管理制度，各国在制度宽严上的差异，容易使银行业产生“制度性竞争扭曲”现象。

3、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银行参与基金业可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优势互用、劣势互补，从而缓冲或规避银行业日渐放大的风险因素。

除此之外，在一些经济转型国家或是金融业不景气的国家，投资基金被广泛运用于银行不良资产的重组。

（三）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现状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成熟期，在收入结构、业务范围、参与形式等方面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国外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美国为例，1984－1999年期间，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纯营业收入的比重，在资产规模大于10亿美元的银行中从16%上升到26.8%，在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银行中这一比重更是由29%上升到46.2%，而其中构成非利息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投资基金收入。在国外著名的大银行中，投资基金收入已成为其利润创收的主体。如纽约银行，1997年托管基金资产达到6.4万亿美元，所创利润占利润总额的35%；1999年托管基金资产总额达到7.8万亿美元，所创利润占利润总额的44%.作为美国最早从事基金托管业务的道富银行，20世纪90年代末其托管和管理的基金资产达6.5万亿美元，在其收入构成中，机构投资者服务收入占71%，投资管理收入占20％，而存贷等传统业务收入仅占9%.

2、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范围迅速扩大。早先的商业银行，只能作为基金受托人介入投资基金业务，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基金业务范围相当单一。随着金融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范围不断扩大，现今商业银行已有能力向投资者提供多元化的基金服务，包括基金咨询、托管、融券、投资管理、现金管理、绩效分析等多种服务，基本上已涵盖了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

3、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方式有了根本性变化。原先的商业银行，是作为独立的法律实体，与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签订合同，进行业务合作，其本质是一种委托契约安排。随着商业银行跨营基金业务步伐的加快，从经营效率和多元化服务的角度出发，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甚至直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或直接进行基金管理业务，契约式合作逐渐向股权式安排过渡。

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如此突飞猛进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80、90年代后西方各国法律制度环境的变革与改善。受金融混业经营浪潮的影响，主要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对其金融法制均作了突破性变革，为商业银行大规模经营基金业务铺平了道路。

（四）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主要组织模式

银行采取何种模式进入基金市场，受各国经济状况、金融历史、文化观念及监管理念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即使是银行业与基金业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在准入形式上也往往根据本国的国情作出迥异的选择，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组织模式：

1、以美国为代表的银行持股公司模式

根据美联储的定义，银行持股公司（bankholdingcompany）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一家或多家银行2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尽管公司持有的股权低于25%，但它能通过其它方式有效控制银行董事会的选举，并有能力对银行经营管理决策施加决定性影响，这样的公司也可称之为银行持股公司。1956年出台的《银行持股公司法》规定，银行持股公司可获准在其它金融业务中设立与银行业务“密切相关”（closelyrelated）的子公司，如证券经纪人贴现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财务公司等。持股公司的设立并非为了控制银行，它本身也并非经营实体，而是银行用于实现跨业经营和扩大经营地域的一种变通形式。

2、以日本为代表的直接控股模式

随着金融服务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发展，日本的银行业迫切需要使用多种金融工具，提供多样化服务，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于是，跨业准入的放宽便成为日本金融改革的首要议题。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被称为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的标志性法律━━《金融体制改革法》（theFinancialSystemReformAct），对以往的证券交易法与银行法作了重要修订，该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允许银行、证券、信托基金三种不同形态的金融机构能够以直接控股的形式相互渗透，实行业务交叉，即银行可设立或控股一个从事证券业务的子公司；证券公司也可设立或控股一家银行子行；银行或证券公司可设立或控股信托基金子公司；但不允许保险公司参与其它金融业务。

3、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universalbank）模式

德国的全能银行最具开放性和自由性，它可以涉足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不仅包括商业银行的存、贷、汇业务，投资银行的债券、股票、外汇、期货、衍生性金融产品业务，还包括保险、项目融资、投资咨询、证券经纪、基金管理、抵押、租赁等金融业务。德国也因此成为混业经营体制的典范。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具有深厚的经济、历史、文化背景。历史上德国重工业的诞生就得到银行强有力的业务支持，二者形成了难以分离的血肉联系。19世纪时新统一的德国对证券转让征收转让税，为了逃避税负，股票所有人大多将股票存托于银行，由银行代其进行交易，从而形成根深蒂固的银证融合传统。

4、并购模式

其实，除了上述三种典型模式外，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并购或置换基金管理公司或其母公司股权的方式参与基金业务。发起银行并购的动因很多，既有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的考虑，也有资源互补、实现协同发展的需要，还有规避准入壁垒，进入异业市场的特殊动机。并购的直接目的一般是为了获取目标公司（targetcompany）的股权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并购方往往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采取灵活多样的并购方式，以实现其市场准入的目标。

（五）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发展趋势分析

经过过去二十年的大发展，西方商业银行已经广泛涉猎各项基金业务，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与自由化的不断演进，国外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银行参与基金业由业务交叉向机构整合方向发展。

传统的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主要是银行业务和基金业务在主营业务上的混同，即银行与基金市场融合的市场内化过程，其目的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而随着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银行通过一定的产权或控制纽带实现与基金管理公司在机构和资源上的整合。

2、由银行主导的基金创新产品层出不穷。

近几年随着西方各国税法、社保计划的改变，以及银行涉足基金业的程度日益加深，由银行主导的基金创新产品越来越多，出现了免税基金、不动产按揭证券基金、行业投资基金、纯指数基金、债券基金等新型基金产品。银行主导的基金创新产品数量剧增，说明银行对基金业的影响力正在日渐放大，从银行经营多元化与稳健性的角度而言，多一些基金种类，有助于其分散风险，选择有利于自身的基金品种进行投资或管理。

3、银行进入基金业的壁垒日益降低。

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主要西方国家均逐渐放宽了银行进入其它金融业务的准入壁垒，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在美国，如今设立一个基金只需不到20万美元，基金管理人也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运作保障系统，因为其可以将基金运作的琐碎事项交由专门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办理。一个本身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商业银行，只需增加少量投资，即可经营基金创新产品。除此以外，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基金联合销售平台以较低的成本实施有效的分销，也进一步降低了银行进入基金业的壁垒。

4、银行跨营基金业的思路由“消极管理”向“积极管理”方向转变。

早期银行经营基金业务，秉持“消极管理”（passivemanagement）的经营思路，先是投资基金产品谋取利润分红，后是参与基金托管获得稳定的手续费。随着基金业务的飞速发展和基金市场的不断扩容，银行跨营基金业的思路由“消极管理”向“积极管理”（activemanagement）方向转变。银行开始设立或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谋求对基金管理人的控制权，甚至有些银行本身直接从事基金管理业务。随着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竞争日益激烈，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控制权之争用传统的私下收购方式已难以奏效，银行不得不以代价高昂的并购方式进入基金管理业。银行跨营基金业的思路由“消极管理”向“积极管理”方向转变，实际上意味着银行由一般投资者和受托人向战略投资者和“话事人”的角色更替，意味着银行之间的竞争有相当部分可能在基金业务上展开。

三、我国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我国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必要性

1、可以缓解居民储蓄引发的过度货币沉淀，吸引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

银行内积存的大量货币，既不能用于投资（缺乏稳妥可靠的投资渠道），居民又不愿用于消费，难以创造社会价值，成为“死钱”，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货币沉淀。如果由商业银行参与发起或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甚至由其直接管理基金，可以利用商业银行长期形成的信誉和市场公信力，吸引大量的储户将其存款转为基金投资，从而缓解严重的资金沉淀问题，为商业银行内的大量存款提供稳妥可靠的投资渠道。

2、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有助于改变我国商业银行原有的经营模式，充分利用银行的信息、理财能力，拓展银行业务的新渠道，提高银行的竞争力。

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可以使商业银行涉足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新兴行业，充分利用其资金、信息、人才、理财、机构设置等方面的优势，拓展新的业务渠道和盈利机会，从而实现银行由单一粗放经营向多元精细运作的结构转型，全面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

3、银行参股或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有助于银行以新的利润来源扩充其资本金，改善资产结构，培植新的效益增长点。

银行参与或管理基金投资，可以成为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银行实现资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重要手段。从国外的经验来看，银行参与基金业务，不仅有效提升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把“死钱”变成了“热钱”（hotmoney），而且大大提高了银行资产的盈利性，在一些大银行中，基金业务甚至成为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我国，基金市场刚刚起步，为银行提供了良好的跨业发展机遇，银行参股或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在不增加太多投资的情况下，以固有的金融资产和资源从事银行、基金两种业务，增加利润来源。这样一方面既可以避免将大量资金用于贷款所造成的信用风险，又可以以新的利润来源冲销原有的不良资产，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

4、银行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形式进入基金市场，有望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对接，培养起银行作为新型金融中介的地位。

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都是资金供求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是经济体系中聚集、分配资金的"水库"和"分流站".受我国法律、政策、观念等壁垒的影响，两个市场长期处于割裂状态，货币市场资金不能以公开的、合法的渠道流入资本市场。众所周知，资金本身又具有追逐利润自由流动的特性，按资金流动的市场规律，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的货币市场资金入市推动，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就应该建立正常、合理的流通渠道，引导货币市场资金合规、有序地流入资本市场，有利于促进两个市场的协调发展。目前，实现两个市场对接的最佳中介非商业银行莫属。在两个市场割裂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暴露出其天然的缺陷：资产负债业务在收益与风险上的不匹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日渐衰弱；支持银行资产的产业大多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等，这些缺陷决定了商业银行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走出货币市场的桎梏，以资本市场为平台，实现机制创新和业务创新。在金融一体化的今天，银行不宜固守其货币市场中介的地位，而应全方位、多角度地拓展其服务范围，涉足基金业无疑为银行与资本市场的结合提供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使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能够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5、银行的参与使基金业的扩容和发展获得了可靠的后盾。

银行作为实力雄厚的金融中介，可以在资金、技术、人才、网络、信息、业务拓展等方面给基金业的发展以相当扶持。在资金方面，银行殷实的储蓄存款无疑是基金业发展重要的助推器；在技术、人才、网络、信息方面，作为国内发展最成熟的金融中介，商业银行较之其它市场主体无疑更有比较优势；在拓展业务市场方面，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国内受分业经营的限制，但许多商业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已进行了全能银行的业务尝试，并取得了初步的经验，这是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宝贵财富。

（二）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可行性

1、我国的主要商业银行具备了投资设立和经营管理基金管理公司的综合实力。

我国商业银行早已满足现有基金申请人的法定条件，具备了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综合实力：我国主要商业银行资本金雄厚，拥有遍布全国的营业网点，是其开展基金业务的可靠物质基础；近年来银行进行的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使其具备了先进的信息交流平台，经营能力较券商和信托投资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全能银行运作为其培养了精通投资银行和基金业务的专业人才队伍，积累了丰富的资本市场运作经验；在中国的所有类型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无疑是发展最为成熟、市场信誉度最好、与国际接轨程度最深的主体之一，商业银行业早已采用了巴塞尔委员会的国际标准，确定了良好的行业自律准则，也是最早接受国际评级机构信用评级的金融机构之一，其参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具有其它市场主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2、我国银行业与基金业的既有联系为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文论述过，我国的银行业与基金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商业银行可以成为基金的托管人，承担基金托管的权利和义务；商业银行经基金管理人委托，可以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业务，开放式基金的注册登记业务也可以委托商业银行办理；开放式基金运营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开放式基金运营的需要，按央行规定的条件，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融资。此外，在国内，商业银行也具有参与产业基金和老基金投资与管理的经验，例如建设银行在1993年就与其它单位发起设立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投资基金。

从西方各国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历史进程分析，随着银行业与基金业联系程度的加深，银行已不仅仅满足于充任基金的一般投资人或托管人，而倾向于与基金在组织和机构上的融合，即成为基金的发起人或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以求在基金业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丰厚的利润回报。我国的商业银行无疑正处在这样的转型时期，我国银行业与基金业的既有联系为商业银行谋取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同时也使商业银行获得了参与基金业务的宝贵经验；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获得的回报、经验以及基金业良好的发展前景，无疑又使商业银行更深层次地进入基金业，谋取更广泛的合作机会和盈利前景，此时，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无疑就成为商业银行一个现实的选择。

3、我国银行设立或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原先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但这些障碍近来已有“破冰解冻”的趋势。

我国商业银行设立或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障碍主要来自《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原《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其它法律、法规如《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虽有分业经营和股东资格的模糊规定，但并未明确禁止商业银行参股或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因此《商业银行法》的上述规定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设立或参股基金公司最主要的法律障碍。

之所以说上述法律障碍是可以规避的，是因为《商业银行法》第43条只是禁止商业银行作为直接投资主体（母公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子公司）投资，但并未禁止商业银行的关联企业（如银行持股公司）向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因此，商业银行虽然不能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但它可以通过其控股母公司来设立或参股基金管理公司，从而达到规避准入的目的。

之所以说上述法律障碍是可以突破的，是因为《商业银行法》的上述规定引起许多学界和立法界人士的诟病。商业银行设立或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极大地促进银行业与基金业的联系，成为打通我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隔阂的重要步骤，应该说是“利大于弊”。《商业银行法》制定颁布于1995年，当时我国的基金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受时代背景的制约，立法者根本未曾考虑到银行业与基金业的有机联系和银行参与基金业务的重大意义，当时的规定主要是为了抑制金融业过度投资的金融泡沫和防范银行从事多种金融服务的利益冲突。所谓“势易时移，变法宜矣”，当前银行业的现状和基金业良好的发展前景迫切需要废除或修订《商业银行法》中银行不得投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绝对性规定，以试点的方式允许满足资本充足性和稳健经营要求的银行设立或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近年来已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修订《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呼吁。

四、我国商业银行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方式

（一）直接控股型

直接控股型是指商业银行直接发起或创设基金管理公司从而直接控制基金管理公司的形式。直接控股型模式是混业经营国家常用的一种银行跨业经营方式，它所代表的往往是典型的全能银行经营模式。在该模式下，银行可以直接投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对投资比例与投资形式也没有特别限制。银行可以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可以全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与其它实体一道共同参股成立基金管理公司。

直接控股模式是一种简捷易行的投资模式，可以在基金管理公司创设环节便全面介入，从而高效率地实现银行参与基金业的意愿，但目前在我国，这一模式仍有严重的法律障碍。受《商业银行法》第43条有关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投资的规定的制约，由商业银行本身直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显然不具可行性。

（二）异业子公司型

异业子公司型是指由商业银行设立一个从事非银行业务的独立子公司来参股或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异业子公司实际上是一种“转投资”体制，商业银行通过异业子公司这种间接媒介达到将资金注入最终业务——非银行金融业务的目的。异业子公司型同时也是一种“双重控股”的组织模式，银行控股异业子公司本身，异业子公司又控股某些非银行金融机构。银行与异业子公司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法人实体，联结这两个法律实体的纽带是股权。银行只有在掌握了对异业子公司具有支配力的股权份额之后，才可以心遂所愿地实施其跨业准入战略。

但与第一种模式类似，异业子公司模式也受到《商业银行法》相关规定的制约，在分业经营体制下并不可行。这种模式虽然在参股控股环节上多了异业子公司这个环节，但毕竟是以银行为直接投资主体向下游投资发展子公司，本身受《商业银行法》第43条有关商业银行不得向企业投资禁令的约束，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并不可行。

（三）并购控制型

这种方式是商业银行通过并购现有基金管理公司本身或其股东公司，从而实现对基金管理公司的间接控股。从国际经验上看，银行并购的动因很多，既有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的考虑，也有资源互补、实现协同发展的需要，还有规避准入壁垒，进入其它市场的特殊动机。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看，我国商业银行很难作为直接并购主体从事并购基金管理公司或其母公司的行动，但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其关联企业或母公司收购基金管理公司或其母公司的股份，从而实现对基金管理公司的间接控制。但银行并购基金管理公司的操作毕竟是一个复杂的业务流程，涉及多方利益，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金融监管当局尤为关注合并后的金融实体的经济实力及其对金融体系安全性和存款人利益的影响，因而国外的监管机构在审核银行并购的过程中，对并购协议的各项内容往往进行慎之又慎的考量，还在立法上设置了审核要求。

（四）金融控股公司型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指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为子公司而开展经营的控股公司形式。具体到我国，这一界定应更加严格，即金融控股公司是自身不从事任何非金融业务活动，至少控制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机构中两类以上子公司，并且金融资产占整个公司资产主体的纯粹控股公司。尽管这种模式不是由商业银行直接向基金管理公司投资，但实际上仍是利用了商业银行的存量资金，经过控股公司的转承，将资金用于设立基金管理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实际上是银行的母公司，这种模式可以有效地规避上述《商业银行法》的有关限制性规定。银行实际上可以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中间媒介，将资金转入金融控股公司，再由金融控股公司投资设立或参股基金管理公司，从而规避《商业银行法》关于银行不能直接投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禁止性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现行法律下我国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最为可行的方式。

五、我国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

（一）利益冲突所导致的舞弊经营风险

所谓利益冲突（conflictsofinterest），是指受托人在接受委托人委托时同时担任或嗣后担任某个人、某些人或某类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而导致对委托人在忠诚和利害关系上发生矛盾的现象。商业银行跨营其它金融业务的利益冲突一直是分业经营的支持者反对混业融合的有力理由，同时也是《商业银行法》就银行对外投资问题施予严苛限制的主要原因。从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分析，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有：

1、由于银行对其储蓄客户的咨询顾问作用，银行可能向客户推销其关联公司所管理的基金。即使市场上有更好的投资机会，银行仍可能利用其对储户的特殊影响及客户对银行的信赖，大量向客户推销其关联基金产品，从而使客户丧失了其它获益机会，损害了客户的潜在利益。

2、银行可以利用与客户的借贷关系向客户搭售其它金融产品（包括其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产品）。银行可以以提高融资成本或拒绝延长贷款期限等为条件，要挟客户购买其基金产品。

3、银行可以利用其业务关系获取其它基金管理公司的内幕信息，并将其披露给其关联基金公司，从而使关联基金公司获得潜在的信息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

4、在银行广泛参与基金业的情况下，银行可能将大量的客户储蓄资金拆入基金公司，甚至用于与关联企业的关联交易或内幕交易，从而造成资金的不安全运用，这种盲目追求高额利润的逐利性与投资者对投资的安全稳健性意愿是背道而驰的。上述银行与其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实际上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投资者承受了其本不愿承受的风险，如果事态严重，可能还会伤害银行储户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危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异业经营所导致的风险传染

相对于货币市场而言，资本市场的风险来源更多，危害更严重。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虽然打通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但同时也意味着资本市场的跌宕风险可能通过银行这个中介传递到货币市场。众所周知，银行的运作模式是将对广大储户的流动性债务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因此对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要求极高。如果银行将过多的资金投入到基金管理业务中，可能影响其资本充足性和流动性；在没有有效风险隔阻机制的情况下，基金管理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可能会波及银行，进而在银行业中引发连锁反应。对1933年华尔街股灾的经验性研究也证明了，在异业经营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风险可能通过银行波及货币市场，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危机。

（三）融资的风险

2000年证监会《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第23条对开放式基金短期融资问题作了肯定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开放式基金运营的需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条件，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融资”。目前，商业银行为开放式基金提供的融资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信用拆借融资，即商业银行根据融资授信额度和开放式基金流动性管理的需要，通过货币市场直接拆出资金；二是债券回购融资，即基金管理人以持有的债券资产为质押，向商业银行拆入资金，并于一定时间后偿还资金赎回债券；三是股票质押贷款，即基金管理人以持有的股票资产向商业银行质押融资，到期后偿还资金并赎回股票。

开放式基金融资的行为对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来说，均存在较大风险。对商业银行而言，本身对资产流动性和清偿能力的要求相当高，不适当的融资将影响银行的清偿能力。对基金管理公司而言，虽然必要的融资可以提高基金资产的利用效率，为基金投资人谋取最大利益，但融入资金毕竟是一种负债行为，且融入资金用于证券投资，在收益提升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因素。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排除有些基金管理人利用融资从事冒险投资或经营，损害银行和投资人的利益。

在商业银行或其控股公司通过投资方式成为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后，上述风险因素不仅不会减少，甚至可能愈演愈烈。因为商业银行此时与基金管理公司存在一体化的利益关系，可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基金管理公司的冒险经营，从而忽略许多风险隐患，使双方的融资风险因素更为放大；同时，在形成关联关系后，如果没有必要的“防火墙”机制，风险可能从基金管理公司波及银行，从资本市场波及货币市场，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四）法律风险

在《商业银行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未作修订之前，商业银行以法律所禁止的方式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将面临着严重的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可能被指为违法违规而遭致处罚，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和声誉。因此，在有关法律未作修订或未有更高阶次立法取代旧法之前，商业银行只能以较为局限的方式（金融控股公司）来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六、我国相关立法的修改与完善建议

我国相关立法的修改和完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一类是以禁止性规范限制商业银行跨业经营或投资，已严重阻碍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步伐的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类法律应予修订；另一类是对此问题未作规定的法律法规，虽然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但也阻碍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进程，此类法律如《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法》等应尽快出台或予以完善。

（一）《商业银行法》相关条款的修订

主要是修订第43条关于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绝对禁止性规定。

这一条款是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关键性法律障碍，原因在于：首先，《商业银行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法律阶次高，是其它许多法规如《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立法依据；其次，《商业银行法》的禁止性规范措词严厉，用的是绝对性的“不得”、“不许”，没有预设任何豁免条件，其贯彻的是一种“绝对分业”的思想；再次，从其具体业务上看，基金管理公司从事的基金管理业务某种意义上属于信托投资业务或股票业务，从企业分类来说，基金管理公司应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禁止性规定构成了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笔者认为，《商业银行法》第43条可作如下修订：首先应允许商业银行有条件地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这一审批权限可交由银监部门和证监部门双重审核；其次，绝对禁止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不仅制约了银行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扩张能力，而且对亟需资金投入的一些新兴行业如基金业的发展也有不利影响，在现行条件下，可先放松商业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投资限制，仍禁止商业银行向一般企业进行投资。故《商业银行法》第43条可修订如下：“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直接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金融企业投资。”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应尽快出台

《证券投资基金法》已列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它的出台对完善基金业的准入机制，争取扩大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范围，将商业银行涵盖在内具有重要的助益。

《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关于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和基金管理资格的规定集中在第16、17两个条文。第16条是对基金管理公司设立条件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六个条件：（1）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2）实收资本不低于一亿元人民币；（3）有足够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人员；（4）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管理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5）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虽然草案较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提高了设立门槛（由一千万元实收资本提升为一亿元人民币），但对资力雄厚、管理科学的大多数商业银行而言，上述条件均不存在任何问题。

第17条是对除基金管理公司以外其它主体申请基金管理资格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以外的机构申请基金管理资格，除应当具备前条规定条件外，还应当设有独立的基金管理部门，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这条规定被认为是一条突破性的规范，因为从法律草案的字面含义上看，这一规定意味着在证监机构的授权或批准下，除基金管理公司以外的其它金融机构（草案未排除商业银行）可以直接成为基金管理人。虽然受限于《商业银行法》的限制性规定，这一作法暂不可行，但草案的上述突破性规定的确为商业银行参与基金业务，成为基金管理人，进而朝“全能银行”方向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想像空间。

总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对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不仅没有限制，而且颇有助益，其对基金管理公司设立条件和基金管理资格的规定对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活动不存在任何实质性障碍，因此其尽早出台对商业银行的基金业务的拓展是有益的。

（三）《证券法》的修改与完善

这是一个远期目标，主要是增加银行参与组建证券公司的条款，为银行以异业子公司的形式参与基金业务扫清障碍。至于第133条“禁止银行资金违规入市”的条款，仍可以保留。因为允许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或证券公司，只是允许银行对非银行金融实体进行投资，获得后者的控制权，并不意味着银行的资金可以由此自由进入股市，实体的联结只是为资金由货币市场流向资本市场提供一个平台，至于何时实现这种流动，在有关风险防范制度未设立和健全的情况下，还是持审慎的态度为好。

（四）其它相关证券管理法规条例的修改与完善

其它相关证券管理法规主要指国务院和证监部门根据上述法律所制定的一些补充性法规和条例，如《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主发起人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这些法规条例的问题主要在于对申请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范围限定得过于狭窄，仅仅局限于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两类主体。如《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第24条规定设立基金管理公司首要条件就是主要发起人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证监会基金管理部《关于申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主发起人有关事项的通知》也将主发起人局限于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两类。

这样的规定主要受制于《商业银行法》等基本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是这些证券管理法规条例修改的前提。

七、对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风险的监管与控制

（一）确立商业银行与基金管理公司“资本双充足”原则。

一般认为，资本充足性是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重要指标，相应地资本充足性监管也就成为审慎监管至关紧要的一个环节。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资本充足性监管的特殊性在于对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实行“资本双充足”原则，如此才能保障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将风险抑制在各自业务领域内，不致造成大的异业风险蔓延，同时确保在风险头寸爆发时有足够的资本来抗衡偿付能力或流动性问题。

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已有法律明文规定，根据《商业银行法》第39条的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不得低于8%，即商业银行资本与其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同时，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还应有实收总资本的要求，即实收资本不得少于3亿元人民币。这是两个硬指标，由此可以基本判定申请商业银行的实力和业绩，从而达到甄别取舍的作用，将一些不符合安全稳健经营标准的中小型商业银行排除在外。

除商业银行本身作为发起人要满足资本充足性要求外，基金管理公司作为管理投资基金的专业金融机构，也必须满足资本充足性要求。目前我国关于基金管理公司的资本充足性要求主要体现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所规定的1千万元实收资本上。实际上目前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资产少则十数亿，多则上百亿，1千万元实收资本根本不足以应对支付风险。因此有必要提高基金管理公司的资本充足性要求，一方面可以提高实收资本的总额，《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第16条就将基金管理公司的实收资本由1千万元提升到1亿元；另一方面，可以效仿银行业的作法，确定一个资本/风险资产的比例，从而根据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规模、经营业绩、风险状况确定不同的实收资本，保持基金管理公司资本与风险资产的动态平衡。

（二）在监管分工与合作上，应由证监机构承担主监管机构的职责。

在我国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银行业务主要由银监会监管，基金业务主要由证监会监管，在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过程中，究竟由那个机关承担主监管机构的职责，是一个关系到监管成效的重要问题。

1999年由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管委员会组成的联合论坛的重要监管文件《金融集团的监管》指出，在跨业监管中应确定承担主要监管职责的主监管者，并由其协调信息的沟通和监管协同工作。在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这一过程中，由证监会来担当主监管机构的角色最为恰当。主要是考虑到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与其它主体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实质是一样的，从功能性监管的原理分析，不应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同一性质的业务。

证监机构承担的主监管机构的职责主要包括：全权负责对商业银行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审核与监管；定期了解或通报情况；必要时召集不同监管部门的联席会议；对商业银行和基金管理公司采取紧急措施等。

（三）建立“两墙”机制，防范风险传染。

“两墙”即“防火墙”和“中国墙”，一直被认为是防范银证融合利益冲突，阻隔金融集团风险蔓延的有力武器。目前，我国“防火墙”和“中国墙”制度在立法上均付诸阙如，实践中虽有一些金融集团开始模仿发达国家的运营模式创设“两墙”制度，但并不完备，也不统一，严重制约了商业银行跨营基金业及其它金融混业的发展步伐。

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一项完善的“防火墙”制度必须包含两大构成“法人防火墙”和“业务防火墙”。后者又可细分为“资金防火墙”、“身份防火墙”和“管理防火墙”。“资金防火墙”是指禁止或限制资金在金融集团内的任意流动，除了法定的股权投资之外，禁止以关联交易的形式在集团内任意调配资金，如禁止将银行存款随意拆入股市：“身份防火墙”是通过办公场所、营销、设施上的分离实现集团内各个独立法人的隔离，避免公众的误判，导致非接触性风险传导：“管理防火墙”要求严格贯彻竞业禁止，分设账簿，实现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分离。

“中国墙”是一种信息隔离制度，目的是为了防止金融集团各机构间有害的信息流动，杜绝滥用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从英美金融集团的实践来看，一项有效的业务防火墙机制至少应满足如下一些条件：

第一，金融集团各部门应制订和散发正式的行为守则。守则至少应涵盖如下内容：（1）哪些情况下可能发生对信息的滥用和利益冲突；（2）防范利益冲突的具体手段和程序，如竞业禁止、跨部门查阅资料的限制、公共场所不得谈论内幕信息、跨部门职员调动的限制等；（3）规定详尽的罚则。

第二，集团内应设立专门的部门或人员负责该守则的执行。

第三，上述专门机构与人员应定期、经常地监督、检查守则的执行情况。

第四，应确定可能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和信息泄露风险的重点防范部门，备有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置方案。

第五，应对机构职员进行培训，教育和警诫他们不得滥用或泄露内幕信息。

第六，应当制订跨部门信息流动的标准程序，并严格遵照执行。

第七，应当对公司所有的交易、咨询及其它业务登记备案。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基金管理公司重要股东的任职资格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