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行政论文十篇

机构行政论文篇1

[关键词]复议机构行政裁判所改革监督

一、我国行政复议机构设置的现状与缺陷

行政复议机构是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复议制度是否健全且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与复议机构的设置是否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建设、运作从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算起到1999年《行政复议法》的颁布实施至今，大约经历了十来年的实践，然而复议制度却依然可以称得上是问题多多！笔者在此仅对复议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略陈管见。[i][i]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大致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

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规定：“复议机关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确立本机关的复议机构或者专职复议人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复议机构，应设立在法制工作机构内或者与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合署办公。”这种规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行政复议机构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而1999年颁布的《行政复议法》尽管在总体上应该说是吸收了复议制度实践的经验，因而是进步的，但就行政复议机构内容的规定来说，却并没有关于行政复议机构的专门规定，而只是在总则中的第3条对复议机构做了一个简括的规定：“依法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关内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二者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按照条例的规定还可以在法制工作机构中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从事复议工作的机构，而复议法则只规定由政府法制部门一并连带着从事行政复议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因为作为复议机构的“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分别隶属于各级不同的人民政府和不同的行政职能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行政复议法》第12条到第15条集中地规定了复议管辖制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行政复议的机关要么是被申请复议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主管部门，要么是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身。

现实中各级人民政府和各行政职能部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主管行政复议的工作机构，没有一套统一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而且主持复议的行政机构完全听命于其所属的行政首长,没有自主决定权；而其所属的复议机关又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活动,不少行政机关将复议工作混同于一般的行政公务，复议活动受行政内部各种关系的影响和干扰较为普遍，特别是一些长官意志、“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现象，使得复议机构难以充分履行职责，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的多，而变更、撤销的少，复议变成走过场，流于形式。这样就给复议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从而严重影响了行政复议裁决的公正性。而实践中复议机构不独立的问题已经导致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大打折扣，致使行政复议的高效、便民等优点在实践中未能充分显露。因为当事人除非受“复议前置”约束之外，至今选择复议的相对较少，大多都愿意直接选择行政诉讼，而且在复议实践中，复议决定作出于行政机关不利的撤销或改变的决定也寥寥无几，大多以维持了事，这使人们丧失了对行政复议应有的信心，同时使得该种制度设计很多时候流于形式。

另外，即便是在各级行政机关内部设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其组织建设上也十分地不健全。目前,我国行政复议立案数量不足、审理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复议的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机关应当根据工作需要确立本机关的复议机构或专职复议人员。行政复议的程序性、技术性较强，要求复议机构和人员保持固定，承办人员具备较高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专业知识。否则，就难以保证行政复议工作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运转。长期以来，除公安等少数部门有比较健全的复议机构和专职人员外，大多数行政机关或者缺乏此类机构，或者不够健全，有名无实。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复议制度的固有功能，也给行政机关和申请人造成诸多不便。

鉴于上述缘由，为了保证复议机构依法行使复议职权，切实发挥行政复议的积极作用，就应当保证复议机关享有相对独立性，同时认真做好复议队伍的组织建设工作。这里的“独立性”是指复议机构地位要相对超脱，能够保证其排除工作过程中的各种外来干扰。另外，设置公正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及审判机关审查有关行政行为，是我国“入世”议定书的承诺，也是《关贸总协定》第10条的要求。因此，为了履行承诺，实现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必须改变目前行政复议机构不独立的现状，重新设计适应中国国情的行政复议机构。

（二）复议工作人员存在问题

我国现实中的行政复议机构工作人员配置亦难以保证复议工作的需要，行政复议的队伍建设差强人意。

首先，是复议机构的工作人员不足，难以应付复议工作的需要。目前有些省份的行政复议处仅有两个人，却要指导全省的行政复议工作，同时办理以省政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案件，显然难以适应工作需要。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个人，使得行政复议工作几乎无法开展。现在大量行政复议案发生在市、县，但很多市、县政府法制机构力量薄弱、专职人员配备不足。有的县、区政府法制机构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甚至还是兼职；有的部门只有法制机构的牌子，没有专职工作人员，造成该受理的行政复议申请无人受理，该办理的案件不能按期结案。

其次，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复议工作人员中，却又存在着素质不高、专业化不够的尴尬问题。直到目前，我国尚没有法律规范对行政复议人员任职资格作出规定，没有高素质、专业化的复议人员，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复议裁决，因此也就很难使得复议制度的预期价值发生作用。实践中行政复议案件种类繁多，牵扯面广，技术要求较高，因此负责审议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是谙熟各种法律规范，则很难能胜任复议工作。而我国对复议机构人员的任职资格却并无规定，其审理案件的效果便可想而知。由于一些行政复议人员素质问题，造成在作出复议决定时出现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性错误，这些都明显制约着行政复议工作的开展。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复议制度的固有功能，给行政机关和申请人造成了诸多不便。

造成目前复议工作人员的这种问题的一个主要缘由在于相关立法内容笼统、不配套。无论是《行政复议条例》还是《行政复议法》都没有各种配套制度，对于行政复议机构工作人员的组成、任职条件、回避及审议规则等均未作明文规定，这些都影响到复议机构的组织建设，以至影响复议案件处理的客观与公正。

（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关

尽管《行政复议法》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各种法律责任，如对行政复议机构及工作人员和被申请人违法的具体责任的规定，但并没有指明追究该种法律责任的具体机关，其第38条也只是简要规定了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机构的提出建议权。这就使得这种规定在现实当中没有多少可操作性，存在着虚化的可能最终导致行政复议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四）复议工作缺少有效的经费保障

目前，各级政府的行政复议活动所需经费基本没有全面得到保障，行政复议机关内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的法制工作机构本身的经费就不充裕，更别提有专门的复议经费的保障了。更有甚者，有些部门甚至对行政复议活动所必需的外出调查、核实有关事实证据的差旅费用也难以保证，从而严重地影响了行政复议办案质量，给复议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以上复议制度中的这些问题筮须有效解决，而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世界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各项建设活动都不可能“自说自话”，都需要认真地对待、借鉴外国的经验来解决本国的问题。综观各国的类似制度，似乎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对于我国复议制度的完善比较富有亲和力，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该项制度的情形。

二、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

行政裁判所（administrativetribunals），也称为行政裁判庭、特别裁判所，其叫法不尽一致，还可以称之为tribunal（裁判所）、committee（委员会）、board（局）、commissioner(专员)、division（司）等等。总之就是指普通法院之外，通过议会立法设立的用以解决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纠纷及公民相互之间某些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等其他争议的准司法机构。但是它们是作为行政运作的组成部分而设立的。行政裁判所主要有两个任务：解决个人纠纷,主要是处理土地与财产问题以及就业问题；解决公务机关(通常是政府部门)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在英国设立行政裁判所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理由：公正性、程序灵活简便、经济合理性、专门化和符合社会立法需要。[ii][ii]据统计英国现有各类行政裁判所近70类，数量近3000个，涵盖移民、社会保障、劳动、教育、税收、运输和土地等领域。英国的行政裁判所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财产权和税收方面的裁判所、工业和工业关系方面的裁判所、社会福利方面的裁判所及外国人入境方面裁判所。从整体上来说，裁判所职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法院，甚至其本身已经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

（一）发展简史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是英国行政法领域一项非常有特色的司法制度。该制度在英国法史上的历史并不长，主要是在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一战以后，才逐步产生发展起来。整体上看来，行政裁判所制度在英国的确立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是20世纪初到二战；第二个阶段是行政裁判所急剧而又混乱的发展，这个阶段是从二战到1958年；第三个阶段是行政裁判所的规范化发展，这是从1958年发展至今天。[iii][iii]

在英国，最早意义上的裁判所可以追溯到都铎王朝时代。但我们现在所谈的行政裁判所主要是20世纪的产物，在20世纪前虽也有些个别裁判所出现，但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行政裁判所。现代意义上的裁判所，应从二十世纪之初开始追溯。英国行政裁判所的风行，其背景是20世纪初现代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由自由派执政的政府所推进的社会改革。

根据弗兰克斯委员会报告而于1958年制定的《裁判所与调查法》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对各类裁判所的组成原则、裁判程序、上诉以及普通法院对裁判所的司法审查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并且第一次规定了全国的裁判所委员会为一个常设监督机构。该法后来经过1966年和1971年两次的修订，就是目前所适用的《裁判所与调查法》。从制度层面来说，1958年的《裁判所与调查法》可以说是行政裁判所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该法为行政裁判所制度的规范发展提供了鲜明的法律依据和良好的基础。从那之后，行政裁判所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其数量直线上升，同时它们的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但在英国，对裁判所的性质究竟为行政性质还是司法性质在行政学界与法学界长久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议，且直到今日尚无定论，不过从实践情形来看，似乎裁判所制度的行政因素已经越来越少，而裁判的色彩则日益浓厚。[iv][iv]

（二）组织结构及其人员构成

行政裁判所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是相对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的，能超脱政治因素而独立地作出自己的裁决。对于任何案件的裁决，其都决不服从行政干预。而要实现这种独立，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其成员不能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裁判所的主席是由大法官直接任命的，或者由部长从大法官提名的有适宜资格的人中任命；裁判所的大多数成员也和政府官员没有直接的联系。裁判所可以是全国性、区域性或者地方性的组织，这要视裁判所所裁判的事项而定。对于行政裁判所的领导模式，裁判所委员会建议：对于专业化的裁判所应更多的适用总裁制（PresidentialSystem）模式。让总裁成为裁判所体系中的首脑，对于各个裁判所的工作负有领导责任。

英国行政裁判所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管辖对象不一，所以各行政裁判所的组织结构和人员构成差别很大，而且没有一部统一的组织法来加以规范——英国不存在一部适用于一切行政裁判所的程序法典。由于各个裁判所的性质不同，裁判所的人员构成也不尽相同。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均衡裁判所”（balancedtribunal），其目的是使成员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这类裁判所由一名独立的主席和两名成员组成。主席一般应具有法律资格，由上议院大法官提名任命。主席要努力去确证案件中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中所存在的漏洞，并决定应采取怎样的步骤来弥补这些漏洞，要特别注重维护在上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利益。裁判所主席或由普通法院大法官任命或从大法官同意的事先准备好的名单中由部长挑选任命。裁判所的其他成员或者由部长任命，或者由裁判所主席任命。裁判所成员的任命途径大致有三种，包括由相关的政府部长或者部门提名；由上议院大法官任命；对于实行总裁制的特定类别裁判所而言，例如社会保障上诉裁判所和产业裁判所的成员，则由总裁任命。部长提名时，必须要考虑裁判所委员会的建议；要免去裁判所成员的职务时，一般要征得上议院大法官的同意。研究表明，相对年长、有时间和精力及经验学识从事该工作的中产阶层的人一般更有可能获得任命。而且很多时候，裁判所还是不得不去接受政府部门的提名，因提名而成为裁判所成员会有一种复杂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被“借给”裁判所的，这会削弱裁判所的独立性。[v][v]现代行政管理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专业性，由此引起的争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专业技术性，因此很多时候必须要求裁判所成员具有专业的经验和学识。行政裁判所的人员组成中，一般既有法律人士又有相关专业人士，这样在案件涉及专门知识时，他们的审理就比普通法官有优势。

（三）行政裁判所的制约监督机构和救济作为监督和指导行政裁判所工作的经常性机构——行政裁判所委员会成立于1958年，它可以对受其监督的行政裁判所成员的任命提出一般性建议；它每年提出工作报告，对行政机关具有一定压力；它可以对行政裁判所程序规则的制定提供意见。理事会由16名成员组成,其中15名由大法官和苏格兰事务大臣任命，且该委员会下设一个苏格兰委员会。非法律专家成员占多数，以保障理事会以一般公众的公平观念作为指导原则；非法律专家成员中包括工业、商业、工会、行政等方面富有经验的人才。此外,议会行政监察专员为理事会的当然成员。根据1971年的《行政裁判所与调查法》的规定，行政裁判所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有：(1)监视、检查相应的各行政裁判所的规章制度与工作情况，并提出报告。(2)考虑和汇报根据该法可以提交委员会解决的有关裁判所的特殊问题。(3)对于提交委员会考虑的或者委员会认为特别重要的有关行政程序的问题或相关事项提出报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主要职责就是控制并审查为数众多的行政裁判机构的工作情况，并且还有权考虑并报告因制定法规定的由公开调查的运行而引发的事宜。

根据《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规定建立起的裁判所委员会，本意旨在监督裁判所的组织和运作，其性质是咨询机构，而非执行机构。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政治地位不高和人力、物力的缺乏，裁判所委员会仍然只是一个起不了很大作用的咨询委员会，其权力行使是很有限的。因此，可以说从总体上看，行政裁判所委员会对行政裁判所的监督和制约是软弱的。一方面，行政裁判所本身没有执行权，只是一个咨询机构，本身不具有任命裁判所成员的职能，只是有权对裁判所和相关的调查进行一般的监督。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成员是兼职的——多数没有报酬，而且工作人员很少，预算也有限，不能完全地胜任有效地监督每年几十万起的诉讼与调查活动的工作。

但是，裁判所委员会的存在至少是有了一个常设的监督组织机构，能够对行政司法的重要问题开展研究和咨询，并且能从一种相对独立的立场发表意见和批评，因此其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裁判所委员会对于政府的任何咨询事项都应给出报告做出回答；也可以对法律所列的裁判所的人员组成提出建议。在任何裁判所程序性规则颁布之前，都必须向裁判所委员会进行咨询；在建立任何新裁判所之前，都要提前征求裁判所委员会的意见。

当然，尽管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在现实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甚至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但其并非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各行政裁判所数量众多且十分零碎，管辖不清，当事人有时无所适从；行政裁判程序虽不复杂，但确定性较弱。各种类型的行政裁判由于工作对象不同，适用各自独特的程序规则，造成裁判缺少系统性和规范性；裁判所委员会的职能在实践中过于局限，地位过于羸弱，它的人员和配置的资源都不足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其本身也还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之中！[vi][vi]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其成功经验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机构的设置，最终促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

三、启示与借鉴：复议机构设置的改革之途

将英国行政裁判所与我国现有的行政复议机构相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如下一些差别：首先，在设立方面，前者是直接根据议会通过的法律而设立的，不是根据国家行政机关的委托立法和部长的自由裁量设立的；而我国行政复议机构是由行政机关依法设立的。第二，在独立性方面，行政裁判所独立于行政机关，只根据事实和法律裁决案件，基本不受行政机关的无端干预；而我国行政复议机构由于设置在行政机关中，因此在独立性方面的效果就很差，基本不具有多少独立性。第三，在裁决适用程序方面，行政裁判所审理案件是不适用行政程序的，而是采用不完全等同于普通司法程序的简便、灵活和迅速的准司法程序；我国行政复议程序则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只是司法性较之行政性稍稍突出一些。第四，在救济方面，当事人不服行政裁判所的裁决通常可就法律问题向高等法院上诉，部长或者上级行政裁判所也受理个别上诉案件；这一点与我国比较相似，我国除复议终局的案件之外，都可以提讼，只是我国行政首长不能受理行政诉讼案件，而且二级复议在我国也比较少见；第五，在受理范围方面，行政裁判所不但受理行政争议，也受理民事争议；而我国行政复议基本上只受理行政争议，而且还只受理除了内部行政争议之外的行政争议。[vii][vii]当然，英国行政裁判所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专门复议机构的人员专业性、技术性较强，裁判所的成员一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它的成员既有法律知识，又有行政管理经验，因而能够保证专业权威性。其次，专门复议机构常设，有较强的独立性，因而有助于树立公正、权威的形象，博取当事人的信赖。适用法律和程序比较灵活，不受“判例”拘束，解决行政争议迅速及时等等。

考虑到我国现行复议机关设置的弊端，借鉴行政裁判所制度，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在此大胆地为我国复议机构改革提出如下构想：[viii][viii]

首先，在县级以上（含县级）各级人民政府内统一设立行政复议机构，地位上平行于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之所以不主张建立类似英国裁判所那样的机关，主要是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建设情形的考虑。我国已经建立起的复议机构体系主要的问题在于缺乏相对独立性，一旦将现有的制度推倒后建立完全独立的复议机构体系，则不可避免地会大幅增加制度改革成本。而针对现有的制度，似乎在政府内部设置统一的平行于各工作部门的复议机构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其开展工作的独立性问题，比完全推倒重来的制度改革所带来的震荡要小的多！考虑到各级政府内部一般都设有法制办公机构，因此复议机构宜在其基础上组建，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乡镇政府的复议事项由于其自身的条件限制，似乎可以直接交由县级政府的复议机构统一受理。同时，对于现有的垂直领导的一些机关（如海关、金融、国税和外汇管理等）的复议，则可以考虑统一交由各级政府的复议机构来受理，因为原有的复杂、混乱的复议管理设置在现实中的运作弊端显而易见。[ix][ix]

其次，对行政复议机构成员的资格应有严格的限制，必须是法律和行政方面的专家或者是具备相当社会工作经验及知识的人。不对复议工作人员的资格和条件作出规定，就难以保证复议工作的有效开展。行政复议机构的负责人和一般的成员为专职工作人员,另外可以考虑聘请一定数量的外面的专家作为兼职工作人员，以提高工作队伍的整体专业素质。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将录用和聘任的工作人员按不同专业设置花名册，供复议申请人自主选择复议受理人员。

机构行政论文篇2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性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诉讼活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从结案方式上只有判决、裁定等，没有设定调解的方式。司法实践中证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如果单纯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就依法作出裁定，就案办案的话，从法院本身来讲，不利于化解矛盾纠纷，还有可能促进矛盾激化，不利于处理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不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在行政审判实践中，简单地通过裁判解决行政争议，有时不仅不能做到案结事了，还有可能使矛盾加剧，寻求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成为行政审判工作的重大课题。

一、建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现实意义

行政诉讼是一种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和解协调无疑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同时，这种协调制度建立在法院依法核准的基础上，能确保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切实得到维护。所以，在当前城市拆迁、征地补偿等行政案件大量增加，群众性事件和涉诉上访案件不断，行政纠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构建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降低成本，节约资源。行政审判判决耗时耗力，并且容易引起上访、申

诉等现象，浪费各种资源。在行政诉讼中通过和解协调好“官民”纠纷，更易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使“官民”握手言和，彻底平息纠纷，节约了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做到案结事了，双方满意。这一点在原告人数较多的共同诉讼方面更为典型。

2、缓解对抗，自纠不足。行政主体通过改变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使行政

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消除其对行政机关的抵触情绪，增进人民群众和行政机关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在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瑕疵的情况下，行政和解可以使行政机关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完善，为行政机关提供了一个自查自纠的平台。

二、行政和解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要坚持合法原则，增强解决纠纷的公正性。每一起行政案件，法院都应查明案件事实，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判断，在分清各方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即不损害原告的合法利益，也不放纵被告的违法行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能审查，而不能协调。

二是要坚持自愿原则，增强当事人地位平等意识。行政诉讼协调应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力或权利能互谅互让，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无论是管理方或被管理方，在法律地位上均是平等的。因此，当事人之间协调处理纠纷必须出于自愿，协调意见必须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能强制任何一方当事人协调处理案件。

机构行政论文篇3

1 学位络出版现有问题

1.1 多元化开发

国内学位论文数据库有两大类型，一是商业数据库，如CNKI学位论文数据库和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二是非营利性数据库，包括各学位论文授予单位自建的学位论文库和国家法定收藏单位以及民间共建共享组织建设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前者基本只面向单位内部开放，后者则面向参建单位开放，例如CALIS学位论文库。总的来看，这些数据库缺乏统一规划，呈现多元化局面，各数据库收全率不高且收录范围有交叉重复，不利于学位论文交流使用。

1.2 商业开发授权不规范

营利性学位论文数据库没有很好的解决版权授权问题，曾遭遇大规模博、硕士生提起的侵权诉讼。此后，开发商采取了应对措施，如通过学位授予单位的转授权获得论文使用权，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在2008年对百所高校的授权书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授权书中学位论文版权归属不明晰、授权主体不适格、缺少权利行使的授权约定、授权范围不明晰等问题。可时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1.3 非商业开发发展受限

非营利性学位论文库因为开发实力有限，在数据库系统构架、数据采集以及版权管理等方面很难取得长足进展。而且，开发主体各自为政，数据格式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不能很好的实现数据共享，很难在统一平台上便利的获取全文，极大地限制了学位论文使用的便利性和数据库的可持续发展。

2 学位论文开放存取出版的合理性

2.1 科研成果的公共性效用

学位论文作为高等教育制度下产生的科研成果，具备一定的公共效用。学位论文的广泛传播，对于实现促进知识进步和传播的使命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开放存取出版模式为学位论文的传播利用提供了崭新的渠道，不仅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学位论文，扩大作者学术影响力，提高学术成果可见度，还可提高学位授予单位的声誉和影响力。

2.2 科研成果传播利用的经济效益

学位论文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作品，其“作者”和“用户”两大群体及其所属机构有高度的重合性。有学生会同时担当“作者”和“用户”的双重身份。学位授予单位也同时担当了学位论文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双重身份。按照传统出版模式，作者和学位授予单位则需要向同一个数据库出版商支付“出版”与“使用”的双重费用。而且因为学位论文在提交前需要在学位授予单位内部通过论文答辩环节，由学科专家组对之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双重考核和把关，数据库出版商甚至可因此省略了审稿、编辑等流程和成本支出。因此，学位论文采用传统的出版方式对于个人用户和广大学位授予单位来说，都是极不经济的，开放存取的出版方式是一种更为合适的选择。

3 学位论文开放存取出版客观因素研究

在中国能否实现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出版，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考量。主观方面主要调查学位论文相关利益主体对学位论文开放存取的认知度和认同度，确立用户需求。客观环境方面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量。

3.1 政策环境因素

3.1.1 国家层面的政策

国家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是指由相关政府部门对国家范围内的开放存取活动所提出的战略、原则、相关法律、实施细则等系列规范文件，以促进由公共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实现最大化的获取、利用。美英等国家认为推进开放存取是政府的责任，认为“用纳税人的钱资助科研，就必须保证科研成果本身广泛可利用、可获取，使之迅速转换为社会生产力”。

中国目前尚未出台明确的国家开放存取政策，但签署过多个相关的国际开放存取宣言，如200年9月，中国签署了《开放存取萨尔瓦多宣言》，这体现了中国对开放存取的基本态度，并明确提出政府应将开放存取列人议事日程。

3.1.2 机构层面的政策

在国家开放存取政策尚未明确阶段，机构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往往先行一步，并为形成国家性政策提供重要实践基础。例如200年，美国国立健康研究所(NIH)颁布开放存取政策，请求接受NIH全部或部分资助的研究人员，在12个月内将其研究成果的最终电子版提交到PMC，使公众可以免费获取。两年后这一政策调整为强制性，并具备了正式法律效力。

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开放存取政策是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开放存取政策声明:2014年5月1}日起，中科院所各类公共资助科研项目所产生的论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全部或部分资助科研项目产生的论文，作者应在时把同行评议后录用的最终审定稿存储到所属机构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知识库，并于发表后12个月内实施开放获取。这些开拓性的活动也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践参考。

3.1.3 关于学位论文的政策

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已经实现的有澳大利亚数字学位论文项目、英国电子论文在线服务等项目。从机构层面来说，根据开放存取知识库强制性存储政策登记平台(ROARMAP)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全球有107家机构实施了关于学位论文的强制性开放存取政策。

中国目前只有香港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在该平台登记了关于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政策并实施。而实践中，国内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发的机构知识库中也有涉及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例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机构知识库的内容政策中关于收录作品类型中都包括了学位论文，这些机构知识库还详细规定了相关的提交政策、使用政策、退出政策等内容。

3.2 经济利益因素

开放存取出版模式实行的是作者付费、用户免费的策略，这是阻碍开放存取出版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现实障碍。而学位论文的产出机制不同于一般学术论文，其开放存取出版的经济利益影响因素也需区别分析。

3.2.1 开放存取资助出版模式

为了更好的实现开放存取出版，许多国家、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尝试各种资助方式。第一是专项经费支持，即设立开放存取专项基金以资助机构成员以开放存取的形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都设立了开放存取出版基金。第二类是订购费用转换为开放存取出版费用，例如某机构若订购了英国皇家化学会(RSC)的指定期刊，则该机构作者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开放存取论文的费用可以从订购费中抵扣。Wiley ,  Springer等出版社近年来也同意了针对复合出版期刊中以开放存取方式出版的论文按比例减扣期刊订购费的办法。

3.2.2 国内资助现状

从出版社角度看，基于国内作者对于开放存取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国内实施开放存取的期刊出版社的经费来源目前主要是来自行政事业费用的支持，面向作者收取的费用并不高。从科研机构来看，有单位对自己机构人员选择开放存取出版实施了经费支持。例如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等都设置了经费支持，资助本机构科研人员在BMC等开放存取出版期刊上。

3.2.3 学位论文开放存取出版资助模式

关于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资助，目前还没有过具体的实践经验，但可以充分借鉴期刊论文的开放存取资助模式，由国家学位管理相关机构或者学位授予单位设立专项资金资助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在没有专项资金的情况下，单位机构也可参考订购费用转化为开放存取出版费用的模式，与数据库出版商谈判，向之提供自己单位学位论文，实现开放存取，同时抵扣自己单位的数据库订购费用。

3.3 版权保护因素

3.3.1 版权归属情况复杂

学位论文的版权问题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其主要原因是学位论文的产生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所以其版权归属比较复杂。按照中国版权法规定，一般作品的版权归作者所有。但学位论文是毕业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并利用学位授予单位的相关资源完成的，所以学位论文牵涉到的利益主体包括毕业生、导师、学位授予单位三方。如果论文选题出自导师或学校的相关课题，论文的版权可能牵涉到该课题资助机构，并受其相关规定的约束。如果是在职攻读研究生，并且其论文选题来自于工作单位，论文的版权或受制于毕业生与工作单位之间的约定。这些复杂因素，在实践中给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出版实践带来了难度。

3.3.2 出版意愿不一致

学位论文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获取学位，所以作者对于学位论文的出版意愿通常不一致，有些甚至不愿意出版。另外，同一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论文选题常有继承性，对于后期持续研发具有重要意义。一些阶段性成果还可能会申请专利，或者导师和毕业生期待在更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这些情况下，学位论文的出版意愿也不是那么强烈，甚至遭到排斥。这也对学位论文开放存取实现的政策制定提出了挑战，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情况下，版权人的出版意愿，对开放时限做出区别对待。

3.3.3 版权保护不力

版权保护历来是中国的短板，而在学位论文的版权保护上还增加了其它因素。例如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在毕业生离校时签署“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该授权书一般由学位授予单位提供，作为学位论文模板的一部分，毕业生在离校时必须签署。此时，即将离校的毕业生无暇兼顾自己的版权利益，也无力与以学校为代表的行政单位争取自己的版权利益。这些隐蔽的侵权行为应当在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中避免，在考虑是否采取强制开放存取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版权人的意愿。

3.4 实施机构

纵观国外开放存取运动的发展，其实施主体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政策制定主体，二是具体事务管理主体。

3.4.1 政策制定主体

目前中国尚未有国家层面的开放存取政策出台，仅有部分机构的开放存取政策，其中涉及学位论文。若想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现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必须由政府机构主持制定中国的学位论文开放存取出版政策，并充当学位论文开放存取运动的有力推动者。这个过程应该是逐渐深人的，政府机构需要从最初的宣传、资助逐步引导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深人人心，在条件成熟后，制定国家层面的学位论文开放存取出版政策，并推动执行。

3.4.2 具体事务管理主体

学位论文开放存取的具体事务管理主体应该是一个由各级主体各司其职的框架机构，即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牵头，由相关信息开发机构作为平台和技术支持，强制或鼓励全国各家学位授予单位积极参加的体系。其中，各个学位授予单位的参与度尤为重要。而具体负责学位论文开放存取工作的机构适宜由各高校及其它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图书馆承担。另外，还需要研究生院等机构的合作与支持。

机构行政论文篇4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模；原因

一、对政府机构改革中“怪圈循环”现象的剖析

所谓“ 怪圈循环”，是系统论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级系统中逐渐上升或者逐渐下降，结果却意外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我国的政府规模膨胀经过了四个“ 怪圈循环”：第一个怪圈：1949—1959年的循环。1949年确立（35个）机构1952 年小膨胀（42个）机构1954年较大膨胀（64个）机构1956 年的大膨胀（81个）机构1959年的精简（60个）机构；第二个怪圈：1960～1970年的循环。1960年初（60个）机构1965年底大膨胀（79个）机构1970 年裁减（32个）机构；第三个怪圈：1971～1982年的循环。1971年恢复，1975年增加（52个）机构1981年大膨胀（100个）机构1987年精简（61个）机构；第四个怪圈：1983～1993年的循环。1982年开始精简（61个）机构1986年膨胀（72个）机构1988年精简（68个）机构1992年膨胀（86个）机构1993年精简（59个）机构。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活动范围及其质与量，它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又指政府机构与人员。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指标；另一种是以财政支出比率作为指标。一般说来，政府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所以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抑制政府规模增长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在英语文献中被称为“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公共选择经济学”(economics of public choice)。”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心的支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和动机进行活动；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之下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喻的，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 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同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撤除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樊篱。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有以下特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明确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把二战以来政府规模增长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发展的结果，而公共选择理论则主要考察了政治制度的特征、政府预算决策过程中政治家与官员的行为、关系来阐释政府预算不断膨胀的原因。其中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府规模膨胀和增长原因的理论工具有：（1）官员预算最大化和官员效用最大化理论。（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理论。（3）宪法经济学理论。

三、公共选择理论对控制政府规模增长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有关约束政府规模的思想，对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因此，在我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致力于合理界定政府规模，稳步推进政府改革。

（一）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党如何领导国家以及如何领导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决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而且需要制度创新。诚然，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在经历了以职能分开为中心的改革之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仅仅进行职能分开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使党对国家的领导在职能分开的前提下做到制度化。所谓制度化，就是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权依法运作，一切政府和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党内严格的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从党的领导体制直接作用于国家领导体制的过程转变为制度化运作的过程，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领导。

（二）科学界定和约束政府权力

政府权力和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政府规模扩大的主要源泉，所以，合理界定并约束政府权力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有效途径。关键在于处理好下面三个关系：（1）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应将权力限制在维护统治和管理社会的范围之内，把社会自身能够解决的管理事务交付社会，培养其应有的自制能力，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和责任，使政府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有限管理能力相当，保证政府权力运行的畅通以及行政（下转第23页）（上接第15页）效率的提高。（2）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权力应退出属于市场的有效领域，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把主要职能放在维护市场秩序和国有资产管理上。（3）是政府间的关系。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到既不简单放权又不随意收回，中央对地方拥有宏观调控权和监督权，地方则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三）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约束政府开支

对政府开支进行必要的约束，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要手段。（1）要使政府财政开支与国力相协调；（2）要确定政府消费、政府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的科学比例；（3）要规范财政税收制度，杜绝政府各种形式的税外乱收费；（4）引入行政成本收益分析概念，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讲究行政效果。

（四）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效率

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各种类型的竞争，以此打破长久以来的行政垄断，是振兴公共机构，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大举措。具体地说：（1）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使部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社会化，改变过去一切社会事务由政府独家垄断的状况。（2）是在政府内部建立竞争机制，以便在市场竞争和私人承包都不可行的领域改进政府服务质量，提高政府效率。例如：实施分权化管理，推行竞争性人事制度，实行政务公开，推动公民参与管理以及舆论监督等等。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扎扎实实地做好上述工作，以新的举措深化政府改革，以新的思路加快政治发展，那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绩。

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太原，华夏出版社，1999．

[2]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机构行政论文篇5

一、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只能是财产所有权，不包括财产合法占有权。

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庞文认为，行政机关虽然只享有车辆占有权，但行为人将车辆骗走从而重新获得车辆占有权仍构成诈骗罪，理由是诈骗罪的客体包括财产非所有权人的合法占有权。从逻辑上看，庞文实际上是先认为行为人构成诈骗罪，从而得出结论即诈骗罪的客体包括财产占有权，但庞文却又以结论来论证论据的成立，对为什么诈骗罪的客体包括占有权并没有进行论证，从而陷入逻辑上因果循环的误区。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只能是财产所有权，仅仅是侵犯财产占有权是绝对不构成犯罪的，很显然，行为人诈骗车辆只是为了暂时用于练习、娱乐，一段时间后就送回，这种对车辆占有、使用抑或收益权的侵犯怎么能构成诈骗罪呢？实际上，案例要讨论的是行为人通过诈骗手段骗取属于自己所有但为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的定性，而非诈骗罪的客体是否包括财产占有权。行政机关对车辆享有的是车辆的占有权还是所有权根本无需讨论，因为只要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的目的诈骗车辆，不论被骗对象对财产享有何种权利，均不影响行为人构成诈骗罪。所以，本案是否构成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对车辆具有非法占为已有的犯罪故意。

二、案中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已有的诈骗故意

诈骗罪在主观上一定具有将财产非法占为已有的犯罪故意，当然，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与所有权中的占有权能完全不同，它指的是对所有权的完全占有。而本案中行为人不是意图非法占有他人或国家的车辆，从而增加自己的财产总量，而是想将行政机关暂扣的车辆通过诈骗手段骗回来，重新取得车辆占有权，从而全面恢复行使车辆的所有权能，主观上没有诈骗故意。如果是受处罚以外的人将车辆骗走，则构成诈骗罪，因为车辆被骗后受处罚人必将向行政机关索取车辆，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损失了车辆。或者说，案中行为人将自己的车辆骗走后，又再以受处罚当事人身份向行政机关索取车辆，则同样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诈骗故意。但事实上行为人将车辆骗走后再未向行政机关主张要回车辆，说明其主观上只是意图逃避处罚，而不是想诈骗车辆。

三、案中行为人骗走车辆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行政管理秩序

诈骗罪的社会危害直接体现为被害人财产的损失，但本案中车辆的所有权人并未受损，行政机关也因不用向受处罚人交付车辆而不存在受损，所以，本案并没有发生诈骗犯罪的危害结果，造成的危害后果是行政机关对行为人进行罚款的手段受到了损害，增大了强制执行行政处罚的难度。所以，本案被侵害的客体并不是公民或国家财产所有权，而是行政管理秩序。

四、认定诈骗罪不符合罪刑相适用原则

庞文认定行为人诈骗数额是暂扣车辆的价值，这意味着行为人将可能被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如果是名牌高档车，甚至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显然与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差甚远。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将被暂扣车辆领回，是对行政管理秩序的破坏，属于妨害公务行为，但因其没有实施暴力或威胁方法，故不构成妨害公务罪，只能对其加重行政处罚。行为人的这种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与诈骗他人车辆的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不具有等价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只是停留在对行政职权的蔑视，无意于触犯刑律，因此，对行为人以诈骗罪判处刑罚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

五、行为人逃避罚款的行为亦不构成诈骗罪

机构行政论文篇6

关键词：行政改革；变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107-03

一、研究的缘起

行政改革方面的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行政改革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那么，我国对行政改革理论的文献研究是怎样的状况呢？通过维普网文献检索，有关行政改革的研究多达1222篇（关键词为行政改革），其中对行政改革理论相关方面的研究仅有96篇（关键词为“行政改革+理论”）。这些文献大部分集中于研究我国行政改革的历程或者是国外的某一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很少有文献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具体借鉴了哪些国外公共管理理论以指导行政改革，至于该如何使行政改革借鉴的理论“本土化”，又该如何创新出属于我国自己的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文献则几乎没有。无疑，这样的泛泛而谈并不利于我国行政改革理论的系统性研究。然而我国的行政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改革理论上的创新和超越。此时，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改革的历程，总结分析行政改革借鉴的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现状，思考借鉴后我国该如何使之“本土化”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行政管理理论，对于切实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建立精简、统一、高效、规范的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变迁简述

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积极从事行政改革，在这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亦先后进行了5次大的行政改革。

（一）1982年的改革――重心转移 体制未变

198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改革，主要措施有：（1）改变政社合一的“”体制，扩大中心城市经济管理权限。（2）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和精简，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3）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了干部离退休制度。此次改革使我国改变了农村政社合一的“” 体制，行政权与生产经营权初步分离；据统计，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由改革前的100个减少到61个，为此后的行政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1]

（二）1988年的改革――初步转变政府职能

从1988年开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了行政改革。主要措施有：（1）此次改革明确提出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逐步转向间接管理为主。（2）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同时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在各级政府机关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实行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这一阶段的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造了条件。结合职能转变，政府机构得到了精简。

（三）1993年的改革――全面改革的预演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组织机构，又一轮自上而下的全国性行政体制改革开始了。主要措施有：（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2）同时以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为重点，全面推进机关、事业、企业人事制度的改革。经过改革，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由86个调整为59个，各部门人员精简平均为20%左右。各级政府机构人员约减少200万，占原有行政编制的23%。

（四）1998年的改革――全面深入

1997年十五大报告再一次提出要“推进机构改革”，在这种背景下，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拉开了。主要措施有：（1）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进一步精简政府机构。（2）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这一阶段改革使得政府职能得到转变，政府机构和人员得到很大精简，同时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得到加强。

（五）2003年的改革――强化监管职能

2003年开始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主要措施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机构改革涉及加强食品安全生产监督体制建设等7个方面的举措。这次改革基本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逐步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框架。[2]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借鉴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剖析

显然，我国的行政改革拥有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的丰富而灿烂的政治文化作为本土理论基础，那么，为什么要在拥有本土价值理论基础上还要借鉴国外的公共管理理论呢？其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20世纪70年代未，正值西方发达国家掀起声势浩大、席卷全球并延续至今的行政改革浪潮，使得我国行政改革不可能不受到西方行政改革理论的影响。正如丁煌教授所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为我国行政改革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成果提供了现实可能”。其二，实践已经证明，我国在了解、学习和比较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拿来”借鉴，并结合中国国情有所创新会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及行政改革的深化提供更高的平台，进而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一）踏上研究之旅

20世纪80年代初，夏书章教授奔走疾呼，要求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这一呼吁打破了30年来中国行政学的沉寂局面。1984年，他在全国首次“行政管理学科研讨会”上申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直至80年代末，我国才真正拉开了行政管理学重建复兴的序幕，着力引进研究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论，以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自此，我国行政改革开始了学习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之旅。显然，第一阶段的行政改革并没有借鉴西方行政管理理论的成分，然而此次改革遗留下的很多问题为以后改革要引进什么样的西方理论提出了现实要求。

（二）始借西方文官制度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为改变“政党分赃制”的局面，建立了文官制度。这一制度发展至今，其显著特点是“考绩制”的广泛运用，鼓励竞争，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发现人才，做到知人善任。[3]鉴于西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国公务员制度积极借鉴了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合理内容，主要内容有：公开考试、择优录取，这样可以吸引人才通过竞争选拔到行政岗位上来，使公务员的素质得以提高；与此同时，借鉴了其中的法制化方面的内容，实行公务员制度法制化，改革“人治”；引用文官制度中的“考绩制”，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对公务员进行全面考核，使得公务员们“能上能下”。这些无疑都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合法性地位。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管理”与“市场”取向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针对政府公共行政效率低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主张市场化改革方向以及对政府和市场进行重新定位。我国政府包揽的社会事务过多、权力范围过大，这不仅影响到政府效率，而且降低政府服务质量。而企业化政府的这种思想正是我国进行行政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我国政府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管理和市场取向，重新界定政府角色，转变政府与社会、与企业、与市场、与公民的关系，从而加强了宏观调控和社会服务功能，力求做到“掌舵而不是划桨”。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权利约束”与“有限政府”取向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得出了“政府失败”论，倡导大力减少国家干预，尽力发挥市场的功能，认为国家权力总是追求更大的国家权力，要补救“政府失败”就要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破除政府万能的神话，塑造有限政府。[4]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将很多职能统揽起来，管了很多不该管且管不好的事，改革开放后的行政改革认识到了政府政府也会失灵，政府的权利也需要约束，只有塑造出有限政府，才能形成“小政府，大社会”。因此，秉承着“有限政府”和“权利约束”的改革理念，我国自1982年来的历次行政改革均以“转换职能”为基本前提，大力精简机构，向“服务型”政府这一总体目标稳步前进。

（五）公共治理理论的“社会化”与“参与管理”取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产生的治理理论追求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公民参与、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法制化等。[5]公共治理理论考主张在政府、非政府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之间建立互信，达成共识，建立多方面的合作。这些价值理念会为我国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参与管理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基础。我国政府借此理念逐步调整与市场、与社会、与企业的关系，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建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人民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关系。

四、借鉴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后值得思考的一些问题

毋庸置疑，在借鉴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一些思想理念后，我国的行政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了斐然的成果。然而，在“拿来”之时，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的行政生态环境中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病症？行政改革的实践能否有效克服西方理论脱离本国实际的误导？我国又该如何在借鉴之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行政管理理论以指导行政改革呢？

（一）积极借鉴西方行政管理理论成果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任何改革都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先行，改革便难以取得成功。至于我国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行政体制，既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深入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后，在西方行政改革的思潮影响下，我国的改革才有了比较科学的理论基础，如公共管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等都成为这一时期行政改革的理论源泉。作为人类行政改革的共同成果，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无疑对我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在实践中似乎表现出了超意识形态、超越国家和行政传统、超越发展阶段的普遍适用性。[6]因此，我国可以辩证地研究和借鉴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以为我国的行政改革服务。

（二）清醒克服“舶来品”的一些误导

我国行政改革理论很多都是从西方“舶来”的，因此目前流行的一些行政改革理论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如果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人云亦云地使用来自西方的理论话语和方法分析我国的问题，便会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产生有害影响。因此，如何有效克服误导以正确借鉴西方行政理论成果则成为一个重要挑战。此时，我们首选需要客观评价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成果，既不可过度地拔高，也不可以过度地贬低，更不能走极端，而需要全面地研究理解。其次，正确认识我国和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生态环境，进行比较研究则变得至关重要。同时还需根据我国跨越式的时代特征有选择地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成果进行借鉴。

（三）努力探索行政管理理论“本土化”之道

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如是说：“如果我们要应用这种科学，我们必须使之美国化，不只是从形式上或仅仅从语言上美国化，而是必须在思想、原则和目标方面从根本上加以美国化。它必须从内心深处认识我们的制度，必须把的热病从血管中加以排除，必须多多吸入美国的自由空气。”[7]可见，要借鉴运用西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时，使其避免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则必须对这种理论进行“本土化”塑造，多多吸入“国内自由空气”，开发出适合本国行政生态环境的行政理论。然而“本土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首先需要站在我国改革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和研究行政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其次，要实现学术话语的本土化，挖掘和结合中国的学术话语，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理论话语系统。最后，要基于从中国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来研究我国行政改革实践中的问题。循序渐进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出自己的行政理论，创新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行政管理理论，以此来更好地指导行政改革的科学进行。

六、结论与讨论

总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我国和其他国家都是立足自己的国情进行改革的，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共性和差异性，对现实问题借用西方国家的理论提供的指导思想、研究路径或分析工具无疑都是合适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行政改革在借鉴西方行政理论的同时，亦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属于自己的行政改革理论，如何平衡中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和权重，找到中西合璧的最佳契合点？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大部制改革又该如何科学借鉴西方行政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有效规避一些负面误导，进一步促进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深化完善呢？这些问题则需要我们孜孜不倦地继续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1]夏书章，等.行政管理学[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2]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刘海棠．从西方文官制度特点看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J]．出类拔萃•文教资料，2000，（8）.

[4]翟为民.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J]．实践探索，2007，（3）：31

[5]孙浩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行政改革[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机构行政论文篇7

【关键词】行政主体理论；行政主体理论缺陷；行政主体理论重构

一、行政主体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前苏联的行政法学提领着我国的行政组织研究，其中对前苏联国家管理组织的白描式论述，强烈影响了我国的同类研究。此后十几年间，此类观点成了主流的“国家行政机关”说。例如，1983年出版的《行政法概要》只简单提及国家行政机关的概念，并把其界定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这种学说就行政机关论行政机关，无法解释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在行政法上具有管理者地位的并不限于行政机关；二是笼统地提及行政机关而难以区分其行政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双重地位；三是即使行政机关也并非全都具有法律意义。尽管如此，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的提法还是被延续下来。

自从行政主体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以来，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现在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促进和推动行政法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行政主体理论的引入，有助于解决用“行政机关”来表述行政法律关系中的管理主体所造成的外延范围狭窄，以及行政机关法律身份不确定的问题。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主体多元化，行政主体理论中主体范围过窄、不利于相对人诉讼等弊端不断显现，已经落后于甚至阻碍了司法实践的发展。

二、行政主体理论的概念与特征

关于行政主体的概念，学者们的表述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大同小异，基本一致。有的学者认为行政主体特指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国家行政权（表现为行政管理活动），并对行为效果承担责任的组织。有的学者认为行政主体是享有实施行政活动的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活动，并因此而承担实施行政活动所产生责任的组织。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我国行政主体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行政主体只能是组织，而不是个人。尽管行政主体的各种行政管理活动都是由公务员做出的，但公务员是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职权，公务员本身并不是行政主体。第二，行政主体是实施国家行政权的组织。不是社会中的所有组织都可以成为行政主体，只有那些享有行政职权的组织才能成为行政主体。第三，行政主体是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以自己的名义”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能够在做出行政决定的法律文书上署名。行政机关的某些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和临时机构以及受委托的组织虽然也能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但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不是行政主体。第四，行政主体必须是能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因此，行政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自己所作行政行为的组织。

三、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

也许是一种宿命的原因吧，当初行政主体理论为确认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产生，如今行政诉讼实践中有关被告资格的各种新问题对现行的行政主体理论提出了强大的挑战。改革背景下，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和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行政主体理论这个缺少深厚理论基础的学说的弊端不断显现。总体说来，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主体的概念与我国实际的行政主体制度不一致

正如前面所述，行政主体理论不是我国自创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理论。但是由于我们仅引进了行政主体的概念，而对于作为行政主体理论赖以建立的和与之相对应的行政主体制度则没有移植过来，所以造成了现在行政主体概念与行政主体制度的脱节和背离。理论上行政主体概念是一回事，而现实中的行政主体制度又是另一回事，这一缺陷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我们无法依据或者说完全依据行政主体的概念对现实中的各种组织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做出准确地判断。

（二）行政主体的范围失之过窄

根据现在行政主体的定义，我国的行政主体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然而现实生活中，除了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外，还存在大量的机构或组织行使一定行政权，进行特定范围内的行政管理活动。另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表述不科学。首先，“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术语长达九个字，显然过于冗繁。其次，“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容易造成歧义。我们可能明白它的意思是“得到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对于法律素质普遍较低的我国广大公众则很可能就理解成“从事或实施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三）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联系过于紧密

前面已经说过，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确认行政诉讼被告，二者联系的纽带就是责任承担。因为根据现在的行政主体理论，必须是能够对自己的行政行为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才能成为行政主体，而“独立承担责任”的表现就是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也就是说行政主体承担的形式上的责任。二者联系太过紧密又直接造成弊病：不便于相对人诉讼。我国的行政组织系统庞杂甚至连专业人士也往往理不清头绪，普通的相对人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辨清谁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连应当谁都无从知道。

四、行政主体理论的重构

为解决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种种缺陷，笔者认为，行政主体理论重构的关键在于剥离行政主体资格和行政诉讼被告之间的关系，行政主体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但行政诉讼的被告则不一定是行政主体。由于篇幅所限，行政诉讼也不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这对其就不详加论述。但总的思路应该是：只要行为具有可诉性，没有超过诉讼期限，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就可以直接行为主体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至于其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则在所不问。笔者认为，一直以来，我们对行政主体理论应有的功能价值定位存在偏差，认为它的主要功能仅在于确认行政诉讼被告实是舍本逐末。因为“行政法的任务，旨在对行政权之行使从法治国的角度加以规制、指引。”所以行政主体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制度，它的主要价值亦在规制、指引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行政主体概念的关键在于权利能力。要使行政接受法律的调整和约束，不仅需要为‘行政’设定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而且需要进一步明确承担这些权利义务的主体。”因此，行政主体理论的价值精髓并不在于确定或者说是限制哪些主体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而是为了确定哪些主体实际上享有并实施行政权，以便对其进行控制。行政主体理论要围绕这个核心来构建和理解。

【参考文献】

[1]张树义.变革与重构-改革背景下的中国行政法理念[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28.

机构行政论文篇8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措施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2．1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2．2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企业管理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2．3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2．4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机构行政论文篇9

决策模式是决策体制、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在决策理论上的一种综合反映。在美国，关于“精英决策模式”与“多元决策模型”的争论，一直是政策科学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或政策制定模式往往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以上两种决策模式均不符合中国国情。探索我国政策决策模式，对我国政策决策做出理论概括，无论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我国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诸因素

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模式往往存在着很大差别，这些差别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结构等等，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诸因素及其与政策决策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一，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好象是一座极其复杂的建筑物，它有自己的基础，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属于基础的范畴，它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决定者的地位，而政策决策属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或范畴。由于上层建筑处于被决定者的地位，因此，政策决策模式也必然为经济制度所决定。那么，我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具有什么特征呢？简言之，就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就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一种“一与多”并存的结构。所谓“一”，就是一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主体；所谓“多”，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这种“一”与“多”并存的经济结构，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治结构也有相应的特点，从而必然地决定着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相应地具有这些特点。

第二，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型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该国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政治，而政策过程只不过是政治系统的一种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事实上，在当代绝大多数国家，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是由执政党所直接制定与执行的，或者是由执政党所操纵的。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系统中，由于政党制度的不同，因而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从而各国的政策决策模型也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政策科学家詹姆斯·E·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区别时指出：在多党制国家（例如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在某些一党制的政治系统（如前苏联）中，政党是制定政策的主导力量。”［（1）］我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重要区别，即不是多党制。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是以利益团体代表的身份出现的，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一党制相区别，所实行的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区别决定了我国各政党组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是“群言堂”，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不是“一言堂”式的，而是民主型的。并且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特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的民主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在我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一样，实现了“一与多”的统一。这种“一与多”统一的特点，同样会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第三，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重大决策。在不同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一般说来，国家政权的权力主要有以下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应地现代国家政权机关也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论哪个国家，这三类机关都参与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由于国体和历史传统、具体国情不同，这三类机关的结合方式、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决定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所起作用的程度不同。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特点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政策决策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政权组织结构是一个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权力条件下的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两者分工负责制。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分立的，而是统一的，即统一于国家权力机关，这就是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的统一性特点。另一方面，在行政、司法均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向权力机关负责、受权力机关监督的前提下，行政与司法又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实行有效的分工负责制，并且司法机关又一分为二，即分为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以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国的政权组织结构又具有分工制约的特点。这样，在我国政权组织结构中，前一个特点的实质是“一”，后一个特点的实质是“分”，分即多。因此，从我国政权组织结构看，也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也必然地要在我国的公共决策模式中得到体现。

第四，我国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影响。政治文化结构是由各种政治观念所组成的系统，其中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这种相对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政治结构和政治过程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政策过程作为政治系统的一个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必然地要受到政治文化结构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结构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我国的政策文化结构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构模式。在这个结构模式中，“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是指导思想，我们必须用这一个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但统一人民的思想，不等于禁锢人民的思想。我们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行学说与言论自由。主张一切属于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虽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上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毕竟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这种方针中的“一”与“百”的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一”与“多”的统一或一体化。政治文化结构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的特点，也必然地要在政策决策模式中得到反映，影响我国政策决策模式的特点。

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政策决策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现有政策决策主体的结构还是从政治文化结构看，均具有“一与多”一体化民主的特点。我们姑且将这种政策决策模式称之为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主要有如下几个具体特点：

（一）这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它有着“多”方面的参与机制。一种决策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独裁的，主要看这种决策模式能否为政策决策过程提供广泛的参与机制。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的政策决策模式是典型的独裁模式，政策决策权集中在皇帝和少数官僚手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参与决策过程。资本主义的政策决策过程总的说来要比封建主义的政策决定过程民主得多。但是，正如精英决策模式所指出的那样，即使象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也只是少数精英人物的民主，政策决策并不反映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只是反映少数所谓杰出人物的利益。而我国的这种一与多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机制，则为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策决策过程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渠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广大人民均可通过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也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信访等途径参与政策决策过程。在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中，充分体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把“一”与“多”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的一种现代民主形式。一体化中的“多”既是民主的前提，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

（二）这种政策决策模式所提供的民主机制，是一种有效的民主机制。这种有效性主要表现于多的统一性。在我国的政策决策模式中，有“多”的存在，但这种“多”又没有导致“多元化”，而是实现了“多”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西方有些学者把民主化与多元化联系起来，甚至把民主化等同于多元化，认为只有多元化才是民主，否则就是专制。他们据此把象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称之为民主制国家，而把象原苏联（甚至包括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之为专制国家。这里除了有意攻击之外，还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问题。其实把民主化与多元化等同起来的公式并不成立，就是美国这一公式也遭到了严厉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多元化民主“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4）］。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多元化国家不可能有统一的价值观，权力的高度分化可能损害公共秩序，甚至会导致国家的瓦解。也就是说，这种民主的多元化与民主的有效性可能是矛盾的，而失去了有效性的民主，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我们认为，民主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结合，未必就是最好的结合。也就是说，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多”，而“一”与民主之间未必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相反，“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化，不但较好地解决了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问题，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民主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在这种决策模式中，虽然决策主体具有“多”的性质，但决策主体“多”的方面都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你争我斗的关系。同时，由于“一”的存在并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能够对“多”起一种领导或指导作用，这就保证了“多”的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进行，从而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性。

（三）在这种政策决策模式中，“一”与“多”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与“多”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主导和从属的关系。具体说来，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是“多”的前提。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的存在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存在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机关就没有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政治文化结构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在“一”与“多”的矛盾统一体中，“一”处于主导地位，“多”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在政党组织结构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而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在政权组织结构中，国家权力机关处于主导地位，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在政治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处于被指导地位。第三，“一”的活动对“多”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多”的活动是在“一”的指导下围绕着“一”的活动而展开的。例如，在政党活动中，共产党的活动对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具有一种导向性作用，而各民主党派的活动则是围绕着共产党的活动而展开的。这样，在整个政策决策系统中，各子系统的活动就能够做到“活而不乱”、“民主而有秩序”，形成一种沿着既定方向而又有规则的运行方式。因此，这样的一个政策决策系统实现了民主性和有效性的统一。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充满了活力，它使社会中各组织、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策决策过程中享有充分的民主；另一方面，这个决策系统中的各子系统的活动又是围绕着决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的，保证决策过程民主的有效性。

三、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理论意义

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的提出，对于科学地、正确地分析我国的地方政策决策过程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要解释一种政策过程，就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政策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制定的？这是任何一个政策理论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美国学者在解释美国政策的形成过程时，虽然产生了各种理论，但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主要有影响的观点是如下两种：即精英决策论和多元决策论。前者认为政策仅仅是少数精英制定的，并且认为政策仅仅反映少数人的利益，而广大群众则是“愚氓”，他们是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的。显然，这种观点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不能用它来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后者认为政策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承认普通群众对政策过程也有影响作用，甚至认为群众也可以通过参与利益集团达到参与政策制定的目的［（5）］。这种理论看来很“民主”，但它仍然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政策过程，因为这种理论是以“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为前提的，因而这种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反，我们提出的“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一致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群众等基本理论原理，又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具体化为当代的政策理论。在实践上，它既能比较合理地解释我国目前的政策过程，又能对我国的政策决策起指导作用。

第二，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为科学地合理地解释我国的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理论支持。就民主的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已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但是，就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特别是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实践上已存在的民主形式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们暂且不谈它的实质，就它的具体实现形式而言，绝大多数都是采用多元化形式。据此，我国也有少数人误认为民主化就是多元化，或者说民主只有多元化一种形式。显然，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一体化民主决策模式论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进行了科学而又合理的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是从政党制度、国家政权体制，还是从政治文化看，都是“一与多”的统一体，如政党制度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国家政权体制的一院制下的行政、司法分工负责制，政治文化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我国政治过程正是在这种“一与多”的统一中体现出“一体化民主”的特点。

第三，“一体化民主论”的理论模式为预测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将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必然会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特色？其具体实现的途径是什么？正如市场经济模式不仅仅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一样，民主政治模式也不应该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模式。既然可以存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那就也可以存在一体化的民主政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体化民主是一与多的统一。因此，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在于一与多的分离，不在于到底是以一代多还是以多代一，而在于使一与多结合得更好。“一体化民主”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政治模式，将代表着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

注释：

（1）［美］詹姆斯·E·安德森：《政策决策》，华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6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783页。

机构行政论文篇10

对此研究不足，区域性的微观个案研究并不多见，而时人对其的认知也大多未进入研究者视野。

关键词：劝学所；晚清；基层学务

中图分类号：G5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劝学所是清季“新教育”系统中主要负责县一级学务运作的机构，自严修于光绪三十一年（约1905年）在直隶发其端，翌年学部奏准颁行《奏定劝学所章程》，是为近代中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立

基层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尝试。①至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学部以上述章程与后来颁行的《地方自治章程》《地方学务章程》有“权限不清”之处，奏准改订劝学所章程，劝学所由原章规定的

基层“学务之总汇”改为地方“教育行政辅助机关” ，负责“佐理官办学务” ，对自治学务有“赞助监督之权” 。②1922年全国学制会议决议改劝学所为教育局。③翌年各省教育厅将各州县劝学所一

律改为教育局。至此，劝学所在清季民初前后延续约18年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可知劝学所是清季民初官方办理基层学务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全国性的地方教育制度，且在动荡时局中，跨越辛亥鼎革，影响较久远。唯自民初以降，劝学所在学术界一直处于较明显的“失语”状态。

中国教育史学者有关劝学所的叙述甚早。郭秉文1922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简单论及劝学所，时劝学所制度尚未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至1933年，姜书阁出版《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一书，列有

“清末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之组织”一节，考察劝学所制度在清季的嬗变进程，并注意到学部修改劝学所章程后，官方对其性质和定位的变化。薛仁仰1934年出版的《中国行政制度史略》一书主要从教育

行政角度对劝学所进行了简要论述。陈青之1936年版的《中国教育史》一书则以《自治章程》颁布为界，将清季劝学所的演进历程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认为后期的劝学所“从独立机关变为地方官辅助的

机关”，职权范围缩小。整体看，民国时期的教育史论著大多只简述劝学所的沿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晚清的“新政” 改革逐渐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庚子后的晚清“新教育”作为当时“新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愈加受学人关注。唯学人的目光更多汇聚在中央政府、各省大员以及

当时菁英士人的办学努力上（此仅整体上概而言之），似乎相对较忽略“新教育”系统以及相关的教育法令在广大基层乡村的实际运作情形。广义的清末新政史研究、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晚清教

育制度研究通常会不同程度地述及劝学所。刘子扬1994年出版的《清代地方官制考》一书简述了劝学所的变革。汤钦飞、杨忠红1996年发表的《清末教育行政机构改革》一文，则在比较清末新旧教育机

构职能的差别时简要提及劝学所。两年后，汤钦飞另有《清末新式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及其运作》一文问世，考察劝学所的运作情况，并析论其特点及存在问题，认为“学部及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功不

可没” 。聂万历2012年发表的论文《简析晚清教育近代化过程》，则尝试通过对劝学所的制度、人事任用、经费管理等方面的考察，展现晚清“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出现一些直接以劝学所为题的专门研究。唯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同步是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④，也是学人试图整体考察劝学所这

一清季民初全国性地方教育机构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一情形较典型地体现在刘福森2008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⑤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即在其著名的“中国中心观” 中倡言

区域性的微观个案研究取向，逐渐得到愈来愈多中外学者的认可。⑥这一倾向也反应在近些年的劝学所研究中。日本学者高田幸男1996年在《史林》上刊发的《清末地方社会教育机构的形成―苏、浙、

皖三省各州、厅、县教育行政机构的状况》一文，即是以江苏、安徽、浙江为个案，专门考察清季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嬗变进程，侧重劝学所的地域特征及其与教育会的互动关系。

直隶是有关劝学所的区域研究中学人着重关注的地区。董丛林等人在2002年出版的研究清末直隶新政的专著中，析论了直隶劝学所早期的职能、作用及影响。⑦ 韩艳明的硕士论文《清末新政直隶教育行

政体制》专章析论直隶州县劝学所的运行和功用，充分肯定其在推动直隶地方教育过程中的作用。

此外，张晓明2007年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清末东北教育改革》，认为劝学所是全面普及新式教育之必须。它“即是政府机关，有一定职权，其职员又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促使民众接受新学政策”。胡丽

2011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湖北州县教育改革述论》侧重劝学所的机构设置及职能、兴学所遇阻力及其应对措施等面相，认为劝学所对清末湖北各州县地方教育的发展有很大正面作用。

另一方面，第一手原始资料的缺乏可能是制约有关劝学所的研究朝着区域微观化趋势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因素。以上文所述日本学者高田幸男以地方志为史料基础的研究为例，由于地方史志中有关劝学所

的记载往往零星而简略，说服力自然大打折扣。这一情形今日已有明显改观。以时人报章（尤其是官报公文）或基层档案为主体的相关研究已出现。徐跃老师的博士论文《社会底层的新政改革：清末四

川地方新教育的兴办――侧重庙产兴学》则是笔者管见所及迄今为止有关清季基层学务最为翔实而深入的研究。文中较详细地重建了清季四川乡村学董筹措办学经费的大量个案史实，有助于增进我们对

清季新政在基层实施情况的了解和认知。

整体看，有关晚清劝学所的研究尚有较宽广的提升空间。区域微观化的个案研究仍不多见。笔者迄今未见专门以劝学所为题的专著，这样的情形显然远不足以呈现当时各地基层“新教育”发展的复杂历

史图景。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似乎也有拓展的潜力。学务为“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几乎是晚清时人的共识，教育也由此成为时人持续关注的焦点。作为晚清“新教育”中重要的基层兴学机构，劝

学所自官方倡设之初即为舆论所关注，相关评议屡见报端，却基本未进入后之研究者的视野中。实际上，诸如劝学所究竟应以“士绅劝导”还是“官力强迫”为主要运作方式等后之研究者极为关心的问

题，清季时人已有较深入的思考。不仅如此，时人的相关言说更触及晚清的预备立宪和乡村自治进程等学务之外的因素对劝学所成效的影响，正是今日有关劝学所的既存研究相对忽略的面相。

注释：

①朱有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60―63页。

②同上，第91―94页。

③《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教育行政》，第40页，收入朱有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第161―162页。

④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22―40页。

⑤刘福森：《劝学所探析》，2008年河北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

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97年。关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可参见林同奇为中华书局1997年版《在中国发现历史》所作的“译者代序”：《“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