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十篇

公共资源篇1

关键词：免费；共享；博物馆

Abstract:Citymuseumasaculturaloasishasalwaysbeenthefocusofacademicresearch.However,thestudydonefromtheperspectivesofurbanplanningandmanagementarestillweak.BasedontheresearchonGuangdong’sfreemuseumpolicy,especiallythevisitors’behavior,theplacestheyvisited,thetimespent,andtheirinteractionwiththemuseum,thepapertriestoprovideconstructiveproposalsforthesharingofurbanpublicculturalresources.

Keywords:free;sharing;museum

博物馆承载着纪录文化的社会功能，其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已成社会共识，并且被国际博物馆协会明确地写进了章程。博物馆对公众免费开放已成为世界博物馆发展的一大趋势，在不少国家已成惯例。2008年3月，我国在一些省市部分博物馆实行免费开放试点后，受到公众普遍欢迎，广东省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免费开放的“非日常化”和人数限定等制约，节假日观众量激增，平时却门庭冷落，而且虽“免费”开放但“从没进去”的人还和过去一样“在门外”。免费政策如何“普惠”所有人？公共文化设施怎么才能真正让公众共享？笔者通过调查分析，为将来在全国大范围推行博物馆免费开放提供一些实证依据和建议。

一、“免费”后的普惠：

参与主体行为的“样态”解读

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作为公共资源对公众免费开放后，人们开始关注博物馆的参观主体——人，而非参观客体——馆体建设、馆藏品(物)，这是对过去公共文化设施规划设计与建设中忽略主体意识的重新定位。2400多年前的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从“以人为本”的尺度来考量公共文化设施功能，从免费开放博物馆中参观主体数量与质量的罗列分析，是对公众“共享”公共资源内涵的本质回归。

1.参观人群类别变化

免费政策始行前，广东省博物馆的客流承载力长期处于富余水平，参观量因为“票”的门槛受到限制。以2008年3月为例，每天参观人数最小值仅为18人，最大值亦不过750人，日人均流量为111人。免费开放后，人流量态呈跨越式扩张。3月30日博物馆观众近4000人，远高于3000人/天的限制标准，公众强劲的文化渴求因“免费”得以有效释放。“免费”举措的实行使城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现象得到极大改观，也能充分体现博物馆的公益性、非盈利性及公众的参与性等基本原则。

同时，免费开放前后广东省博物馆的参观人次亦随节假日等外部因子作用而迥异。在日均人流量总体增加的同时，周末人流增加更明显。

①年龄结构。免费后，18～45岁年龄段的游客成为博物馆参观的主体力量，比例高达67.8%，约为次主体——18岁以下中小学生年龄段人数的4倍多。由于参观主体文化素养较高，大量的集体访谈资料显示这一人群对于博物馆的“教育功能”高度赞许。

②收入水平。调查显示，免费后的广东省博物馆受到中下收入阶层的积极响应，5000元/月以下收入水平的被调查者已占总人数的88.3%，低层收入人士（800元/月以下）也有24.7%的比例，“普惠”政策效益初显。

③受惠范围。因广东省博物馆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其吸引范围表现出以所在区为生源点的圈层式距离衰减，是典型的传染扩散形式［1］。诚然,广东省博物馆的受惠人群为广州市市民，且渗透于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片区。相当多的市民表示“自己屋企博物馆免费，我吾捧场边个捧”（自己家门的博物馆免费了，作为市民的一分子应有义务支持），彰显了他们的区域认同感与归宿感。

2.参与行为时空分析

①时间分布。参观者的访馆时间反映了博物馆内一天的人流节奏与规律［2］。根据广东省博物馆分别在工作日、节假日8小时开放时间参观人次的资料汇总，较之尚未免费开放的广州市南岳王墓博物馆，其人流量体现均衡态势。通过实地观测，节假日上午及下午参观的主体人群为家庭，且多是父母陪同孩子游览；中午则以三两成行的大中学生居多，而相当部分的被采访者将博物馆看作闹市氛围的休憩场所。工作日前来的主力军为成群结队的朋友以及晨练、午睡过后顺路参观的老年人。

②参观形式。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社会交往是博物馆游客潜在而重要的动机之一［3］。相当数量仍未实行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的游览主体单元仍是旅游团与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成员可能仅仅处于服从导游或者上级领导的安排，参观愿望并不强烈。自免费大门开启后，广东省博物馆则呈现与其他收费博物馆截然迥异的繁荣景象。局外观测资料的威弗指数量度与抽样调查进行的数据分析有效证明，游客已把参观博物馆看作是增进与家庭或朋友交往的一种方式，调查结果显示，47.4%的游客选择与朋友同行，23.7%的游客与家人一道前来参观游览，其中绝大部分是父母带孩子观赏，藉此增长见识，寓教于游。较小群体的组织形式更能激发公众个体的游览意愿，他们在“免费”契机引导下表现出积极的学习欲望。

③交通方式。“免费”后，广东省博物馆的参观群众大多选择公交车或地铁为交通方式，两者使用比例分别为50.7%和29.3%，凸显使用主体低收入性。这些方式的高频率使用，与省会城市市内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不可分离。以广东省博物馆所在区域为例，正门毗邻的越秀中路承载6条公交线；其5分钟步行半径内设有三元里——万胜围段的地铁2号线。经济水平并不富裕的普通大众因这类“亲民”而完善的通勤手段使其参观意愿与出行次数增加，进而成为主导参观群体。

广东省博物馆免费后的参观人群类别具有以下特征：因免费时间的突变增长，多元主体获得文化资源共享。其中，省城广州市的中青年家庭和大学生群体成为参观者结构的新生力量。他们处于中下收入阶层，但依然存在潜意识文化诉求。相对免费前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较高的参观者，他们的行为更多体现为休闲娱乐场所的模式，具有较高的随意性。因此，免费后的省博物馆的人群结构已从“倒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富裕阶层已逐渐向中下阶层过渡，“共享”初衷得以体现。

二、“免费”后的忽略：

特殊群体与阶层的守望

1.残障人士

在对广东省博物馆主体建筑无障碍通道的设计考察后发现：其坡道、楼梯、电梯3个重点都符合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对残疾人和老人的关怀与尊重。以广东省博物馆主要楼梯的设计为例，对照《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可以发现，除扶手直径为7cm，这一项略超过了规范所要求的5cm以外，其他均符合要求。

物质载体的完备却不能成为残障人士在“免费”后走进博物馆的媒介，5月2日前来参观的唯一一位肢体残障者在接受调查时说：“来这里是要有勇气的，因为周围正常人总是用异样的目光看我，不是自己非要看是不会来的”。可见，除硬件设施完善，人性化的软件服务跟上才能逐步消除这一群体的参观焦虑［4］。

2.打工者(新市民阶层)

广东省博物馆四周有不少施工或装修工地，有众多外来务工人员。本调查选取了11个深度访谈样本，职业类别为保安、装修工人、施工人员等，藉此试图解释“博物馆打工者罕至”现象的深层原因。

①博物馆认知度。社会距离量表（又称鲍格达斯量表）分析显示，打工者接受省博物馆的认知度分布于“毫无知晓”与“初步尝试”两大阶段，而后者的行为实现根究于工地与博物馆的邻近效应。相当比例被采访者对广东省博物馆一无所知，绝大部分的务工人员从未有广州市内其他博物馆的参观经历，仅有一人曾到过广州南岳王墓博物馆。

②自我休闲意愿。打工者的工作强度较普通职业更大，他们每天仅有晚上的2～3小时为自由支配时间，而广东省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时间为9：00～17：00，需求与供给时间产生强烈错位。与此同时，他们主要以逛街、打麻将等蓝领普遍喜好的活动为自我消遣方式，并认为这些活动既经济又适合。可见，他们的诉求仅停留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爱与归属需要阶段，每天极度辛苦而单调的工作状态迫使他们急需寻求简易的社会群体生活实现压力缓解。更有不少打工者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生理需要还未得以有效解决，参观博物馆等文化消费自然被排除于需求边界之外。③教育文化程度。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少部分为高中或中专水平，更多的只具有初中或更低文化水平，教育素养的不足、个体自卑感被激发、潜在的自我认知约束等因素，使他们对博物馆等文化殿堂望而却步。

实行“免费”政策后，参观者主体在数量上大规模增长，在质量上类型相应变广，由此实现了“共享”初衷由量态到质态的初步飞跃。然而，某些弱势群体——残疾人士与打工者（新市民阶层）的守望，仍是人人“共享”公共文化资源终极目标达成的阻碍因子。

三、“共享”的终极目标：

设施与服务多因子满意度

1.博物馆设施服务环境分析

为探知“免费”开放广东省博物馆后服务环境是否保持舒适性与游客满意度，本调查立足参观者对周边各细微配置构件的感知体验，以“5非常满意”、“4比较满意”、“3说不清”、“2不大满意”、“1很不满意”为度量层次，寻求各因素所表征的参观者服务环境质量评价。调查显示，广东省博物馆总体设施建设广受游客好评，各项满意度平均值皆在“比较满意”之上，且无任何“很不满意”的评价。其中，参观者对展览种类、展厅环境舒适度、展品质量、展厅整洁程度、展览形式等体现博物馆主体硬件风貌的因子评价最高，对馆内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以及讲解质量等两项评价较低。

2.满意度影响因子聚类剖析

参观者对服务环境的评价约束于其对博物馆内不同领域设施的认知程度。然而，主观评价最高的因素并非意味其与参观者感知服务环境质量呈高度相关。根据调查，有以下5种因素影响博物馆参观者的满意程度。

①形象宣传。包括宣传资料、工作人员服务质量、专供特殊人群的设施、展品质量等，这些皆为广东省博物馆体现自身风貌的重要元素，是群众了解本馆形象的直接窗口，因此，免费政策实施后的博物馆应借鉴企业形象设计及顾客满意战略的经验，根据自身的特点，树立自身良好的形象，并加大在形象塑造方面的投资，寻找出适合自身发展的形象建设的管理策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服务队伍，训练员工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观众满意度是衡量博物馆形象的唯一标准［5］。

②展品诠释。包括展览种类、展品更新度和讲解质量等，它们成为增强博物馆免费开放后众多初次参观者对文物、展品兴趣的关键渠道；免费开放后的博物馆除了专业人员对知识的诠释之外，应该寻找并多引入贴近观众生活经验，奠基在不同文化层面的展示元素作为展览起点，抛弃以往说教的色彩，向着亲和、人本、交流的方向发展，使博物馆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同时，博物馆要强调观众的参与意识，大众的参与对博物馆的生存是最重要的。免费政策实施后的博物馆更应该借助高科技手段，广泛采用声、光、电及多媒体新技术，使广大观众产生全身心的感觉和体验。

③展览空间。包括展厅环境展览形式和休息场所等，它们都是影响博物馆观众心里容量的重要因子；免费后的博物馆应在宜人的展览空间中使观众获得从耳目到心灵的审美愉悦，它不仅让历史与文明相遇成为可能，还是一个创造未来与释放无限活力的处所，也是一个与美丽对话的场所［6］。

④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备与否，应该作为一个博物馆是否真正实现文化资源共享的标志。其实，任何一项公共服务设施都应以人性化的设计为本，要想不断提升观众的满意度，博物馆就必须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高的诉求；必须加强博物馆导览服务优化标志系统，引导观众尽快实现目标发现与定位，使他们不致因迷失方向而困扰。

⑤配套服务。包括纪念品、小卖部、饮水设施、卫生间以及双语文字注解等，这些配套服务设施是群众参观行为中辅助的游览节点，也是博物馆是否以人为本尽善尽美实现免费共享的细节体现。

3.合理承载量分析

以上5大影响参观者满意度因素的提出是广东省博物馆服务环境作为真正“共享”载体的必要条件，可是，所有因子仍约束于整馆建筑承载量的合理控制。广东省博物馆现实行“免费不免票”的措施，即规定每天参观人数上限为3000人。因失去价格机制约束，博物馆“价格排他”的特性亦不复存在，并从价格排他性公共物品属性更变为拥挤性公共物品的属性［7］。因此，从拥挤临界点视角探讨广东省博物馆的合理容量是公众满意度的前提。陈列区是博物馆建筑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大致可分为观赏空间、休息空间和交通空间3部分。博物馆合理观众人数应为3部分参观人数之和。遵循国内已有计算博物馆人均面积的合理方法，笔者据调查及一些实际量算得出理论上博物馆在单位时间内的最大合理参观者的人数为1478人。而据前文所述，3月30日免费开放后的广东省博物馆有近4000名访客，按照观测高峰时段人数占全天总人数比例（40%）计算，不难发现博物馆若不实行限票政策就会超负荷运营。

总之，“免费不免票”的措施应该在即将大面积实行免费政策的博物馆中推广与实施，同时博物馆应从影响参观者满意度的5大因子对其进行全面提升。只有这样，无论参观者特征行为还是博物馆服务环境，才能有效呈现顺应“共享”潮流的强烈态势，互为需要，互相作用，促进城市公共文化资源“共享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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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参观者行游轨迹及时空分布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6:70-83.

［3］博物馆展示宣传和社会服务工作调研课题组.2004～2005年中国博物馆观众调查报告［J］.中国博物馆，2005(2)：30-35.

［4］张微.论科学发展观与博物馆对残疾人的教育［J］.博物馆研究,2008(1):10-13.

［5］王晓曦.博物馆靠什么提升观众的满意度［J］.博物馆研究,2006(3):18-23.

公共资源篇2

“水城县2015年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老鹰山棚户区建设项目（二次招标）标段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

走进贵州省公共服务中心大厅，硕大的显示屏上滚动播报着全省各地公共资源交易信息。

2015年12月9日，贵州公共资源交易互联互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成为全国首个覆盖全省的公共资源交易互联互通服务平台，将省内所有的公共资源交易信息集中在一起，投标者可以实时查询各地招标情况，交易过程变得更加阳光透明。

从分散交易走向同一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曾经是腐败的高发区。

传统的公共资源交易分散在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招标、投标、开标每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权力寻租。在这种“面对面”的交易方式中，主管部门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项目落实的监督者。

“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公共资源交易普遍存在市场之外有‘市场’、交易背后有‘交易’的现象。”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张洪坦言。

加强公共资源市场监管，切实治理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腐败问题，成为贵州公共资源配置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2012年以来，贵州以底层突破的方式开始探索推进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改革工作。

截至2014年6月，贵州建立了包括省级、9个市州及贵安新区在内的11个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涉及工程建设、政府采购、药品采购、国有产权交易、土地和矿业权出让等6大类139项公共资源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分别进入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阳光交易，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现了全覆盖。

在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大小不一的开标室每天都会进行交易项目的开标，直到项目开标前半小时，各投标单位的资质证书、标书密封情况、投标报价等信息才会完整公布，最大限度避免了投标人与招标机构围标串标。

与此同时，通过电脑匿名随机抽取的评标专家，凭手机短信收到的验证码进入评标区，项目开始评审时，评标专家才知道评标项目信息。

评审专家与招标机构进行物理化隔离，招标机头不再参与评标过程，评标专家只能通过变声答疑系统和电子展示平台与招标机构进行沟通，避免了招标机构对专家的影响。

全封闭的评标区被高清摄像头全覆盖，项目业主、行业主管部门对评审过程全程监督，交易人员的一言一行，甚至是写在纸上的每一个数字，都能通过电子监控清晰掌握。

全省11个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继完善了招投标制度以杜绝腐败。通过物理、技术、流程的“三重隔离”措施，交易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被有效制止。

从信息孤岛走向互联互通

企业参与公共资源电子交易，需要办理数字证书，贵州目前有四家数字证书认证服务机构，各数字证书却不能兼容互认，交易企业参加各交易中心的投标，就需要办理多张数字证书。

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业务一部负责人陈天福说：“企业要在不同的交易中心投标，交易员就要同时携带多张数字证书，给企业带来了诸多不便，还增加了交易成本。”

交易流程不尽统一、交易信息不能互联共享、各地专家量小易同地异化，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全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发展不平衡，建设公共资源互联互通平台成为新的要求。

2015年12月9日，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互联互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成为全国首个覆盖全省的公共资源交易互联互通服务平台，交易主体能在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全省交易。

“全省各地公共资源交易情况，都能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互联互通服务平台进行查询，各类招标公告、中标结果信息、交易企业的基本信息等，都能通过服务平台查询并接受监督。”张洪告诉记者。

数字证书兼容互认系统成功上线，数字证书实现全省“一卡通”，交易企业只需办理一张数字证书，注册一次企业信息，就可以在全省所有交易中心参与电子招投标。

通过互联互通平台，全省不同地域的评审专家，能就近在当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远程异地电子评标。远程智能监督系统则弥补了监督手段单一的不足，监督人员可实时远程调看交易现场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

“互联互通平台的建成，汇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交易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还能分析出企业的中标频率，发现投标过程中的围标、串标、陪标等违规行为。公共资源交易的变成了充分竞争的状态，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陈天福说。

从现场监管走向智能化监督

自贵州各地建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来，全省共完成公共资源交易项目52746宗，交易金额达8568.33亿元。

互联互通平台的上线运行，实现了全省交易数据聚集分析，有效弥补了现场监督力量分散、人工监督手段单一的不足，监督方式更加科学快捷，公共资源交易由传统监督向智能化监督转变。

2015年11月，通过数据统计，贵州工程建设项目144宗，占总交易数的37.9%，交易金额82.34亿元，占总交易金额的87%;政府采购226宗，交易金额3.58亿元……

参与公共资源交易竞标的企业信息一目了然，除贵州本土企业外，还有来自北京、江苏、广东和四川等地的企业参与交易竞标，注册资本金超过1亿的有近2000家。

“这些数据，动态反映了公共资源市场交易运行状况和竞标企业类型。目前，贵州公共资源交易互联互通服务平台已搭上“云上贵州”大数据平台，省、市11个交易中心的数据库与贵州省“电子政务云”接轨，整合分析相关数据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为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提供了决策依据。”陈天福总结道。

公共资源篇3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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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印州.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的思考.财政研究.2004,（5）.

公共资源篇4

社区中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主要针对下岗职工、全职妈妈以及中老年人，他们对于信息把握能力不强。但当前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主要针对民营、私营以及外资企业，多数需求为学历较高、专业技能水平强、年龄轻的中层管理人员及白领，反而对于社区中的主要人群缺乏关注，这部分群体更需要提供适合的就业岗位及相应的就业技能培训。

二、投入不足，工作无有效开展

当前主要存在政府对于社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缺乏对这项工作开展的专项基金。同时社区平台对应的专业人力资源队伍建设上存在不足，缺乏梯队建设，导致出现一系列人力资源发展问题。当前公共财政的支出不足，要想实现工作上的高效运转，便需要社会各方面的积极配合。

三、社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平台运行发展建议

1.构建“总体-社区”人力资源服务共享途径。根据社区特点针对不同功能以及不同性质的人力资源单位构建形成人力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将其作为平台建设的重要基础，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共享体系构建是当前平台建设的根本目标，真正做到将社区人力资源的小循环融入到社会大循环体系当中。

2.构建社区人力资源服务共享政策优化组合。社区人力资源平台构建是一项基础性、持续性的工作，其工作特征决定着政府在共享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在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平台上增加社区服务板块，有效把握基层工作落实情况，有效利用优化组合技术，将有关人力资源政策进行整合，使得制定政策过程中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形成首位呼应，完成网络布局，有助于社区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的协调统一性，从而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公共资源篇5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集体设施逐渐失去原有的功能与价值；加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形式的变化，有些公共资源被闲置与废弃。而现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金、资源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一些公共资源的废弃与浪费，实在令人惋惜。

近几年来，有些地方整合农村教育资源，集中投入办教育，几个行政村只办一所学校，致使原来的一个村一所的小学校舍被闲置。加之过去实行村学村办，有的村实力不够，只好向上级“化缘”，而这些学校的管理又属于乡镇一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文教办），且基层政府对村级办学也给予了较大的投入，由此而造成这些校舍资产权属也不十分明确，以至于这些闲置的资源维护利用困难加大；再者有些地方搞行政村合并，原有三四个村合并成一个村，办一所学校天经地义，而限于资金压力，只能举债办学。一边是要求农村村级组织消赤减债，一边是村级校舍资源闲置。

在农业建设用地问题上，也存在类似情况。由于农村生产经营的发展，一些农业企业、产业基地、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催生，而这些农业生产经营的新载体，在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仓容、库棚等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本来就十分紧张，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条件下，不可能飞来一块土地搞仓容库棚建设。但是，现在农村仍然有供销社代销店、粮店等一些计划经济时期的老产业，在市场经济和企业改制的情况下，占驻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产业转型升级也造成公共资源的闲置与浪费。有些地方喜欢“创新”，一个乡、一个村搞一个产业市场，产业一转型，原有的市场功能全部丧失，而这些市场经营者又难以跟上产业转型的速度，只好让这些资源闲置，从而造成浪费；有些地方喜欢“复古”，放弃现有的产业和资源，搞旅游、休闲，搞一些所谓的“软实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现有的产业和资源的浪费。

在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应该珍惜和合理利用农村的公共资源，让这些公共设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当前农村、农业、农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在如何整合、开发、利用好这些闲置资源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各地应结合“三农”的具体发展变化，针对实际情况，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盘活农村公共资产、资源，有效利用其功能、价值，让其发挥应有作用，可以节省“三农”建设资金，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公共资源篇6

摘要:

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是公共治理活动中形成有效集体行动的重点和难题。为了克服“公地悲剧”，人们界定了各种各样的产权。然而这些碎片化产权却导致了资源使用不足的“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给公共治理资源整合与共享带来了挑战。这既需要从宏观上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公共组织的整合能力，还需要对此做出具体的策略安排。

关键词:

公共治理;资源整合与共享;反公地悲剧;困局经济学

一、导言

当今社会已进入一个利益多元化时代，利益多元化衍生出更多的公共利益需求。无论是利益多元化的发展，还是公共利益的实现，都离不开公共治理对于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程度对公共治理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的整合与利用问题，对于公共治理来说是必要的。从历史上看，国外学者很早就公共治理中的资源问题进行研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一件事物为愈多的人所共有，则人们对它的关心便愈少。任何人主要考虑的是他自己，对公共利益几乎很少顾及，如果顾及那也仅仅只是在其与他个人利益相关时”［1］。这形象地描绘出了公共治理中资源容易产生使用不当的问题。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逐步从广域的视角关注公共治理中的资源问题。英国近代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论述中，以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结社的科学与艺术”的论述中都提到了公共治理中的资源问题。1968年英国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更是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用以描述处于无限制进入状态的公共资源，容易发生“掠夺性”滥用，进而导致发生“公地灾难”［2］。从已有文献看，对公共治理中资源问题的解决方案主要有几种:私有化模式、利维坦模式、自主治理模式、网络治理模式以及诸如“选择性激励”、制度和社会因素等其他模式［3］。理论上，公共治理中的资源问题可以从多角度阐释。尽管学者们针对产权属性不明晰的公共资源及类似公共事务而提出的解决方式各不相同，但详细考察各种观点之后，在他们看来，明晰产权属性无疑是最佳途径，只是产权归属的主体各不相同而已。实际上，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带来另外的问题是常见的现象。产权过于明晰也会导致另外一些问题的产生。公共治理中面临资源碎片化的困局便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通常有效的治理行动都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乃是有效公共治理活动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在公共治理中如何才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以实现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迈克尔•赫勒教授提出的“反公地悲剧”理论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基于此，讨论公共治理中存在的“反公地悲剧”现象及其困境，并提出公共治理中资源整合与共享的有效形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资源整合与共享:公共治理集体行动的一个常见难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总是稀缺的。充分有效利用资源一直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命题。政府管制和产权私有化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然而，资源收归政府管制或赋予私人产权是否就解决了资源有效利用问题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迈克尔•赫勒教授研究发现，情况并不尽然。产权明晰也有可能导致资源使用不足的后果，尤其是在资源需要整合起来才能实现有效利用的时候。如果资源的各个所有人互相阻碍彼此使用资源，最终则会导致没有一方能够收获资源使用的效益。赫勒把这一现象定义为“反公地悲剧”，那些由于“反公地悲剧”导致使用不足的资源被称为“反公有资源”［4］。2008年，赫勒将“反公地悲剧”理论总结成《困局经济学》一书，书中大量列举和论证了“反公地悲剧”例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公共治理活动的目标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公共治理既要应对公有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公地悲剧”，也要处理好“反公地悲剧”的公共资源使用困局。在当今社会产权制度日渐健全的背景下，后者显得更加重要。解决公共问题的公共治理活动需要付出资源的成本。通常情况下，公共问题的治理，需要参与治理的各方有付出相应资源成本的意愿和共识，及在参与各方达成共识前提下，有实质性的参与行为，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参与协调和整合资源的使用，使原来产权属于私人或局部的资源汇成可资利用的公共资源，以支持公共问题的解决。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的逻辑演绎的结果。事实上，各产权主体的集体行动过程并不一定总是顺利，期间往往要经历矛盾甚至是冲突和利益的博弈。如何整合各方有效开展集体行动是公共治理中的一个常见难题。奥尔森研究发现，大集团比小集团更难组织起集体行动［5］。如果选择性激励机制缺乏的话，则更是如此。一个社会越是庞大，利益主体越是多元化，就越难组织起统一目标的集体行动。尤其是社会主体间缺乏互信，存在着利益冲突的时候，这种集体行动就变得较为困难。因此，相对于资源分散导致的公共问题难以解决，集体行动可能是解决“反公地悲剧”发展困局的一条路径，当然，它距离公共问题的解决还相当遥远，这中间还需要诸多环节的有效联结，形成有效的公共治理的集体行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看到，公共治理过程中，虽然形成了解决公共问题的集体行动，但由于公共资源无法凝聚和运行，导致不少行动有始无终甚至最终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反公地悲剧”:公共治理中资源碎片化的困局

整合和共享社会资源是公共治理活动的重要使命。而“反公地悲剧”则无疑会增加这种资源整合和共享的难度。分析“反公地悲剧”困局的形成机理，发掘产生“碎片化”产权的动因，可以发现公共治理中资源整合面临的困境，有助于探寻克服这些困境有效的途径。

(一)产权“碎片化”与“反公地悲剧”传统的产权理论根据有无排他性，将财产所有权分为三种:私有财产、公有财产和国有财产。私有财产关系中，资源使用的决定权在于个人;公有财产是共享的资源，没有单独的决策者，有开放式和集体式;国有财产只有一个决策者(政府)，这类资源的使用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目的是满足公众的需要［4］。而对于稀有资源来说，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所有时，就会要么造成资源的过度利用(即“公地悲剧”)，要么造成资源利用不足(即“反公地悲剧”)［6］。赫勒认为，简单地对产权进行区分，会出现对困局的文化盲区，可能看不到资源使用不足这样的困境。使用不足是相对于过度使用而言的，两者之间是资源使用的最佳状态，即最佳使用。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理论学者开辟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先河。他们认为，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会导致社会生产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无效。而清晰的产权可以有效解决外部不经济的现象。哈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地悲剧”的概念。之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学者着力于以清晰的产权边界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过度导致公有资源枯竭的难题。他们从界定产权、对产权进行制度化保护、加强政府管制以及自主合作治理相结合来着手解决这一难题。但这样又会带来另外的问题。首先，因私有化而带来产权主体过多问题。私有化能带来竞争和效率，一定程度上也带来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但私有化也会引起过度竞争，增加社会协调成本，侵蚀民主政治的政治基础。其次是政府过度管制可能带来的高成本与低效率。从资源使用角度看，如果私有化做得太过分，资源会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白白浪费掉［4］。这类资源的异质程度往往不高但相互屏蔽，造成大量“资源孤岛”现象，这意味着政府要承担更多的监管和调控责任。对产权进行无尽的制度化保护的后果是社会上的产权越积越多，以至于出现“碎片化”的产权格局。赫勒认为，所有者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理性的个人选择最终导致了反公有资源的集体性悲剧［4］。这种反公有资源具有以下特点:1．无形性。反公有产权多居于隐形状态，会带来资源利用不足和浪费，人们有时也对此感到困惑，但常常难以为察觉到其中原因。因此，面对资源使用中效率不彰困境，如何知微见著，发现困局所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赫勒认为，解决困局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看到困局。对于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困局是所有社会浪费和损失的主要来源，可人们往往观察不到使用不足［4］。因此，从反“公地悲剧”的角度思考，也许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路径。2．分散性。为了确保资源不被滥用，人们使产权明晰化。这样反而带来资源产权的分散，分散于各处的资源产权所有者对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各有想法和价值追求，这为资源整合和共享带来了难度。现实生活中，诸如垃圾分类不易推进、城市地下管线各自为政、街道公共厕所设置不合理、社区资源非开放使用等问题，都与资源分散、没能有效整合和共享有着一定关系。3．自利性。资源拥有者更多考虑资源给自己带来的收益，而且一般而言这些收益越多越好。资源的自我拥有体现为一种自由:使用的自由，收益的自由。资源整合和共享往往对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有一定的限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外权利的让渡。这种让渡如果是单向的，则可能意味着利益的损失;让渡如果是双向的，则可能因对资源整合和共享前景无法预知和对风险的担心，而缺乏资源整合和共享的动力。4．普遍性。“反公地悲剧”和反公用资源以各种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人们不管是出于对资源共享的无意识、疑虑还是反对，常常造成资源无法共享的结局，使得反公地悲剧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语境中就有“厨子太多，煮坏了一锅汤”的俗语。中国也有“三个和尚没水喝”的谚语。现代博弈论也论证了利益博弈而非合作的普遍存在。由此可见，“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之间存在一种对称性的属性，即“反公地悲剧”问题是在“公地悲剧”问题出现之后出现的;实际上，正是在人们努力解决“公地悲剧”的情况下，出现了“反公地悲剧”［7］。这就是一种公共治理中的“困局经济学”，当所有的所有权主体能够对整个决策行使否决权时，个体的理性行动却不能带来社会总体福利的提升。对于个体理性的选择，人们不能认为这是他们的道德问题。赫勒认为，这些产权所有人在道德上并无缺陷，他们只是在法律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出于理性的目的行事。面对某一种稀缺的公有资源，人人从理性的角度出发选择消耗它，没人关心公有资源是否能维持下去。这就是一种表面看人人受益，实则人人受害的“囚徒困境”。

(二)“反公地悲剧”对公共治理的挑战自私有财产发端以来，人类社会一直是公有与私有共存的状况。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公有私有的表现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在公有私有问题上可能存在某种中间状况，对“大公”来说带有私的性质，对“小私”来说又带有公的性质［8］。这种观点已被实践所证实。从公共治理角度说，公有和私有的财产构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治理的物质基础。财产公有和私有，不仅表明为拥有财产的主体性质，也影响着财产的使用效率。公有资源的私有化，或许可以解决过度滥用的悲剧，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招致另一种恰好相反的问题，即太多的人阻止其他人创造或利用一种稀缺资源［4］。公有资源滥用的对立面是反公有资源的使用不足，两者都是公共治理过程中应当避免的状况。“反公地悲剧”给公共治理带来了挑战，增加了公共治理的复杂程度。传统公共管理者认为只有对公共资源进行明晰产权的界定，保护好产权，市场主体就会自发地开发利用资源。但是“反公地悲剧”却要求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治理主体协调好各种社会资源，整合利益冲突。而且很多利益是很难进行有效协调的，尤其是“不可治理性”特征突出的社会问题。一般来说，公共治理活动协调和整合的资源都具有公共性质，而那些属于私人产权的资源使用应当由私人基于自愿或市场经济规律自主决定。这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对公共管理活动达成的一致性认识。但是，在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如果把公共治理目标仅仅放在公共领域和公有资源，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就无法解释，不少社会公共问题也无法得到有效对待和解决。当下，我们正处在公私共存乃至适当条件下公私相互转化的社会。个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成公共利益;私人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成公有资源。尤其是当众多私人利益出现彼此冲突的时候，这些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就会影响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社会总体福利的提升，这时候就成为了公共问题，需要公共管理去整合资源以化解这些冲突。在现代社会，原子化的个人有其存在的内在机理，但单纯强调个体的存在和个人主义则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弊端。这需要有公共的力量对其加以超越。这种情况下，维系社会持久发展需要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治理主体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发挥显得日渐重要。弗雷德里克森指出，传统的对于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的理解已经不合时宜，人们对于公共和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如此的狭隘，以至于赋予了公众看似十分自由的个人空间以及自由放任的企业环境;而人们又如此宽泛地界定私人和私人利益，以至于人们反而找不到有效和权威的途径来表达那些超过个人利益以外的共同利益［9］。对此，社群主义理论也有相似的观点。社群主义认为，人们在确立个人的正义与自由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比人们在决定和执行公共利益的集体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大。换言之，人们在实现权利方面所展示的个人能力要比在实现公共目标方面所展示的集体能力更大。这可能源于我们在理念和制度设计时特别强调保护私人利益。传统观念认为，私人利益处于弱势，公共权力处于强势，容易受到公共权力的侵害。这在理论界似乎已成一种固化的常识性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事实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有时也会处于弱势状态，过于强调个人利益的保护和过于抑制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作用都会产生极端化的不良效果。现实生活中不时出现一些漫天要价以一己之利阻碍公共利益实现的“钉子户”可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因此，当代公共治理活动需要超越狭隘的公私之分，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中去，整合社会各种资源，营造资源共享的环境，从而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

四、公共治理中资源整合与共享的宏观方向

理论上解决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反公地悲剧”问题，其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市场，将分割的产权重新卖出，解决分割的产权使用起来不统一的问题;二是通过政府力量来整合产权，利用公共权威来推动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单纯的市场化和产权流动无法解决具有整体性和独立性的物品的使用，也会带来寻租和腐败等问题。归根到底，解决资源使用的“反公地悲剧”问题还需政府为核心的公共力量来整合资源。这就需要在公共治理活动中树立公共权威，提高公共组织的整合能力，这包括重新安排产权，把碎片化产权整合起来使用，也包括通过促进不同产权所有者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共赢。(一)提高政府的整合能力:过度规制和无规制间的选择理论上，对资源的过度规制，虽然可以避免资源的过度使用引发“公地悲剧”，但也容易带来“反公地悲剧”的效果。解决“反公地悲剧”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放松规制。那么，放松规制到达何种程度才算合适，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对资源规制的程度应该根据资源的特性和规制的实际需求去加以考虑，规制应该是适度的，既不可以过度规制带来资源流动的困难，当然也不应该没有规制带来“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规制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之间的关系可以下表来表示。根据上表所示，如果对资源产权过度规制，虽然可以避免“公地悲剧”，但可能出现“反公地悲剧”的局面。如果不对资源产权进行规制，则不仅会出现“公地悲剧”，也会出现“反公地悲剧”。一般来说，根据资源产权的性质、产权所处的环境条件，对资源产权作适当的规制，则既可以避免“公地悲剧”，也可以避免“反公地悲剧”。对资源规制的程度可以从历史去追溯。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以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是许多民主国家政权结构和公共权力分配的根据。在自由主义看来，政府和公共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任何时候公共权力都有可能构成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威胁。所以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普遍认为，政府应当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随着近现代多元主义的兴起，主张权力分散和分割成为一种流行的看法。这可以从美国《联邦党人文集》里找到根据。麦迪逊说，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是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10］。汉密尔顿也说过相似的话:“把所有权力赋予多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少数人;把所有权力赋予少数人，他们就将压迫多数人。”然而，实践中，常常出现权力过度分散的情形。权力的过度分散，容易带来权力的软弱和权威的丧失，以至于在处理复杂问题和遭遇重大危机时，公共治理主体往往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世界性经济开始爆发，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创伤。人们期待强有力的政府去化解经济危机，带领人们走出困局，但人们发现许多国家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公共权威去动员整合社会资源应对经济危机。在21世纪，各国将会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各种危机事件层出不穷，需要有足够的公共权威去应对。亨廷顿说过:“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其实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1］政府的有效程度取决于公共权威的大小和有效程度。弗雷德里克森也认为，多元主义者主张权力的分散与分割，而公共管理者的主张恰恰相反。公共行政的旨趣在于专业化和专才，行政效率要求的是集权［9］。在现实资源配置过程中，碎片化和众多的个人产权难以产生统一行动，这样不利于化解危机、实现公共利益。因此，需要树立有效的公共权威，提高政府的整合能力。这些整合既包括利益和资源的整合，也包括价值观的整合。价值观的整合并不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完全一致，因为多元社会通常难以形成完全一致的思想观念，但可以促成人们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共识有利于打破僵局，超越彼此差异。价值观整合可以促进利益和资源的整合，把那些破碎的、分散的利益和资源整合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从而打破“反公地悲剧”的困局。此外，值得提出的是，在解决“反公地悲剧”困局中，整合碎片化的产权固然重要，但防止因多头管理或产权分散而滋生的“权力寻租”也同样重要［12］。因为，“权力寻租”过程往往会带来资源的大量浪费和资源使用的不足。

(二)共享经济与合作经济:走向资源整合与共享的归宿近年来，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一直在倡导共享与合作的经济。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预言，协同共享经济将成为未来颠覆许多世界大公司的运行模式。传统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但是各个企业间的协调成本一直占据着生产成本的重要内容。多项产权的竞争，无疑会增加彼此的协调成本。协同共享经济的基础在于零边际成本，也就是说可以减少市场主体的生产成本、时间成本和环境成本等［13］。里夫金还提出了“合作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崇尚共享是合作经济的最大特点，合作经济将成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共享经济和合作经济颠覆了人们传统的私有观念，不再固守和保持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是在共同市场上进行各种资源的共享，在共享与合作中实现共赢［14］。可以认为，共享经济与合作经济打破了利益边界，是利益融合的基础。从私有到公有再到公共的回归，开始成为一个社会资源利用向着良性发展的标志。通常，在私人利益之外存在着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公共利益。要实现这种公共利益，就需要在依法保护个人合法权利的前提下，整合分散的私人产权，实现私人产权向公有产权的转化，最终达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共同增长的结果。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前提下，政府职能应进行调整，把精力放在宏观管理方面，整合社会资源，减少“反公有资源”，最大程度地达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整合资源，建构共享的合作经济，需要营造资源整合与共享文化，既要摒弃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独享资源的文化遗留，也要打破计划经济条块分割互不通达的体制传统和市场经济利益分化以邻为壑的竞争特质，缝合产权虚置、互相抑制导致的资源碎片化困局，促成各产权方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为合作处理公共事务打下基础。赫勒指出，资源的使用往往取决于某种管控程序的结果，要是管控领域牵涉到的方面太多，且各方缺乏协调，就有可能阻碍潜在资源的使用［4］。因此，公共治理需要一种公正且有效的方式整合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三)形成主体间协调性公共政策，实现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是公共治理的新方式，追求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征促使社会主体间加强彼此的联系，拓宽彼此交流、沟通、协调、整合的渠道。整体性治理通过制度化、常态化的合作，打破资源所有者碎片化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壁垒，让各所有者的行动统一到相同的目标，保持行动的一致性，有利于充分使用各种资源，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整体性治理机制包括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15］。协调机制既要求协调各个资源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要协调各个资源所有者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合作网络关系。协调的内容包括资源的内在使用价值协同、资源开发利用信息的共享、政府诱导与动员的协调。协调机制致力于通过强化和塑造共同目标来化解冲突，增强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公共治理中整合机制的主要内容是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之间的整合。而就资源整合和共享内容来说，对碎片化产权主体和部门化利益进行整合更为重要。信任机制是在公共治理不同行动者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长效对话机制。信任是一种社会黏合剂，能够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从而降低资源整合的成本。(四)注入社会资本，构建利益共同体社会资本是营造优良公共生活和锻造社会利益共同体的有效机制，社会资本包括信任、网络和规范。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指出，公民信任度下降，缺乏公共对话，就会弱化一致性的公民行动;社会中存在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它们把个人和集体的力量引导到共同的或者公共的目的上来［9］。信任是社会资本不可缺少的要素，社会信任度越高，社会资本就越多，人与人交往的成本就越低。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济活动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16］。大量重复性的市场交易活动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可预见性，这种可预见性可以减少摩擦和不确定性。而构建市场交易活动的可预见性，一方面依赖于各种规章制度维持的秩序，另一方面则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的信任。信任也意味着彼此愿意进行公平、和平的对话，以恰当方式进行协商，化解矛盾和冲突。关键的时候，也愿意适当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去维护更重要的公共利益。这是自我约束的一项内容。倘若人人随时都坚持自己的权利，社会就会慢慢停止运作［4］。因此，需要在公共治理活动中形成信任、规范和网络，以社会资本为基础构建利益共同体。资源整合本质上是一种形成和发展公共利益的治理活动，在其中注入社会资本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五、公共治理中资源整合与共享的具体策略

公共治理中的资源整合和共享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它不仅包括人、财、物等有形资源，还包括促进社会凝聚和进步的理念、价值观、社会规则等无形资源。为此，公共治理中的资源整合与共享不仅需要明确宏观发展方向，还需要明确微观的具体策略。

(一)搭建资源整合和共享的组织架构组织是集体行动的基础。组织化的程度决定着集体行动的效果。公共治理中资源的整合与共享的启动、规划、推动，需要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其冲突、矛盾，形成有序化的组织架构安排。从长远看，资源整合与共享应当成为多数组织的发展战略。建立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组织架构，是实施资源共享战略的工具，可以支持资源整合的战略发展，促进资源整合与共享的职业化、专业化，使组织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对资源整合与共享做出及时调整和有效应对，为资源配置和共享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条件，进而提高资源的整合能力。

(二)形成可持续有活力的资源整合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包括资源整合的规划、决策、执行、绩效评估、监控和回应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互动环节，它是资源整合过程中组织或部门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和方式，是常态化的行为准则和运行过程，能够使资源整合的集体行为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持续性。一个科学的整合与共享机制可以超越狭隘的个人主义和破碎化产权格局，有助于从经验性分享走向理性共享，实现合理、有效、持久的资源共享。

(三)体现平等互信的社会合作精神组织安排和整合机制从外在层面给公共治理中资源整合和共享的集体行动提供动力支持，而社会合作精神则从内在层面激发和鼓励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和公共管理者之间形成有序的集体行动。社会合作精神让社会成员直面各自的利益问题，形成利益关照，尊重彼此的利益诉求，既保证把蛋糕做大，也保证把蛋糕分好。而社会合作需要以互信为基础，如学者所言，共同目标的实现需要群体成员的合作，就此建立和达成共识并非易事。日常互动中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和不确定感，它阻碍着人们采取集体行动，甚至导致集体行动瘫痪，进而引发不合作的互惠模式的出现［17］。

(四)增强整合和共享的主动性公共治理中的资源整合和共享的主体包括各种各样的资源所有者。在所有主体中，政府对资源整合来说尤为重要。政府因其地位的特殊性，容易识别、理解资源整合的需求，也便于进行资源整合的规划和组织。当然，其他组织也可能提出资源整合需求，政府应顺势而为，促成资源整合行为的生成。政府通过调动或顺应各种资源所有者参与社会合作的积极性，使资源共享从被动走向主动。

(五)走规范化整合与共享的路子在传统公共管理实践中，往往需要公共权威和公共管理者例外地、个别地推动和引导各种资源所有者进行合作，才能实现资源的共享，传统人治色彩较浓。当今时代，国家和社会越来越注重依法治理，强调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资源整合因其关涉利益交叠更应该依法行事，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责任，减少彼此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推动资源共享从人治性共享走向法治性共享。

(六)生成开放性的整合共享氛围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当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竞争与合作并存、合作价值突显的有机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依靠内部资源，还要擅于利用外部资源。因此，公共治理要积极推动全球合作、区域合作、地方合作及系统合作，整合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使资源利用从封闭性独享走向开放性分享，在分享中实现资源的增值。

六、讨论

公共资源篇7

同志们：

今天县上决定专门召开全县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会议，足以体现县委、县政府对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的重视。刚才，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赵以刚同志传达了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会议精神，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马本军同志对今年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县政府办也专门下发了《__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方案》，希望大家认真抓好落实。下面，我就做好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提认识，切实增强节能工作责任感

节约能源是一种勤俭的表现，在今年这样一种环境形势下，必须把节约能源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来看待。对于我们各级公共机构来说，节约能源说道到底就是节约我们的财力资源。国际社会对我们整个国家节能减排有一个指标，国家对节能减排也有刚性要求，连续多年把公共机构节能纳入对各级政府年度考核硬性指标当中。特别是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过后，对节能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要求，各级政府都在大力压缩“三公”经费，想尽一切办法来节能。所以，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节约公共能源，切实提高对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地位和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节能工作作为改进作风、加强自身建设、支持经济发展的具体行动，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带好头、做表率，以此带动全社会来共同节能。

二、抓重点，扎实推进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重要之年，也是贯彻实施《__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的第二年。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要围绕一个目标，把握两个关键，抓好五项重点，努力开创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新局面。

一个目标：就是围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全县公共机构节能目标，以创建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为核心，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机关建设，为实现我县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两个关键：一是措施到位。《__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已从__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对我们开展节能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请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认真贯彻执行。今年，通过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分别把我县列为“全国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示范县”、“全省节约型公共机构试点示范单位”创建对象，所以我们在节能方面应该走在其他县的前面，要比其他县抓得更好。各单位都要加强内部管理，特别是一定要把后勤管理的机制建好，要有人主管、有人主抓、有具体节能方案。方案要结合实际，切实可行，要把节能措施细化到每一行、每一栏，落实到我们日常工作中去，把措施搞到位。二是资料完备。10月份省上将验收我县的节能示范单位创建工作，验收不仅要现场看，更重要的是要查阅各类资料，在创建的过程中，要注意一手抓落实措施，一手抓资料收集，要收集整理好各种创建资料，做到创建工作资料有专人记载、专人管理、专项存档。今年县上已把节能工作纳入了综合目标考核，年终将对各镇、各部门的节能工作情况进行严格考核，今天与会的各位同志会后要及时将会议精神向单位主要领导汇报，要对此项工作进行专项安排部署。

五项重点：一是抓好能耗计量统计。国家出台有《公共机构能源资源统计制度》，县节能办、政府办、统计局对如何进一步做好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计量统计工作还要深入去研究，理清思路，指导各个单位既要掌握好统计原理和技巧，又要及时上报各类数据和相关资料，定期做好能耗数据汇总、分析和公示。二是抓好新技术新产品推广。要按照国家《公共机构节能节水技术产品参考目录》，率先在各公共机构中大力推广使用节能、节水等新技术产品。三是抓好节能技术改造。要在各类项目建设中大力引进新技术、新材料，对陈旧设备实施更新改造。今后，所有政府采购都要把节能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写入设备采购合同。能评、环评、安评是做好任何项目的前提，发改、财政、住建、环保、审计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分工切实抓好公共建筑及其用能系统节能，严把项目立项、设计、施工、运行、维护环节的节能评估审查和跟踪管理，今后不论大小项目凡是未通过节能评估和审查的，一律不得批准建设。四是抓好公务用车管理和节油。公务用车油耗是我们节能的重中之重，公务用车也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财政、监察、县政府后勤中心要围绕“总量减少、费用降低、管理规范”的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目标，紧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公车治理”专项行动，从严从紧抓好公务用车新编核定和违规车辆处理工作，切实压缩车辆规模。严格实施公务用车油耗定额管理，实行单车核算，落实定点加油和“一车一卡”加油制度，切实降低公务用车油耗。要逐步探索建立公务用车油耗标准，按照工作量大小划分用油类别及总量，实行油耗与里程相结合的核算办法，从编制、审批、购置、更换、使用、油耗控制、定点维修方面规范公务用车管理。同时，要加强节假日公车管理，节假日期间除值班车辆外，其他车辆一律入库封存。县纪委要加大抽查力度，禁止非公务用途使用公务车辆。五是抓好 宣传教育。首先领导要带头，不仅要学习《节约能源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和《__省公共机构节能办法》，而且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公共机构节能专题培训，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大力宣传节能的重大意义、示范典型和先进经验，把节能的号召变为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让节能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品行、一种责任、一种文化，努力在全县营造人人崇尚节约、个个参与节能的良好氛围。要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节能意识，教育广大干部职工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开始，自觉养成人走灯灭、节约水电的良好习惯，杜绝常明灯、长流水现象；要抓好办公用品和办公设备的使用管理，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减少纸质文件印发数量，提倡办公耗材循环利用，提倡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有效降低能源资源消耗。

三、强措施，促进节能工作取得新成效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镇、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按照县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强化配合，共同出力，整体推进，以扎实的措施推动全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要注重典型带动。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工作涉及多个领域、多个方面，既要注意全面推进，解决好进度不平衡的问题，又要重点突破，树立典型，抓好带动，促进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二要改进工作方法。要注意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手段转变，做到既依靠宣传引导，也依靠强化管理，更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节能管理的信息化、专业化，真正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公共资源篇8

农村公共资产资源是农村集体所有的经济资源。涵盖公共山塘，河流、水面、房产、土地、山林、公共物资等，还包括公益事业工程建设，较大开支采购物资招标投标权利。过去在农村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管政策、监管措施。很多农村公共资源交易是由村委干部几个人，甚至是支书、主任说了算，存在着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不透明的问题，交易行为交易结果的公平公正性很难让群众信服，群众意见很大，基层干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很差，容易发生腐败现象，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

二、严格程序，规范操作，确保农村公共资源交易不走样

农村公共资源交易是直接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交易行为，也是最具体细致的工作、涉及面广，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在农村公共资产资源交易过程中，既要考虑村委会、村民小组集体利益最大化、又还要考虑本村村民的相关利益，还要保障交易成功方的合法权益，以实现集体满意、村民满意、交易成功方满意的目标。我县的具体做法有几点：

第一，在符合政策的同等条件下，坚持四个优先。即：同样的价格上，群众优先干部，本村人优先外地人，信誉好的人优先信誉差的人，贫困户优先富裕户。比如说：竟拍一块住宅地基，同样的价格，先群众后干部，先本村人后外地人，先信誉好的后信誉差的，先住房困难的，后住房宽裕的。农村共益事业建设工程也是一样，本村有资质信誉好的工程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外地工程队。这四个优先就确立了村民在农村公共资源交易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优先权得到真正落实，保障了村民在农村公共资源交易中的权利和选择。

第二，坚持“归口”交易原则。要求所有农村公共资产资源的交易都须进场交易。即：农村公共资产资源处置（包括农村集体土地、荒山、山林、水面等自然资源出让及集体所有的各种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全权性投资项目处置）；农村小型建设工程招投标；重要设备和大宗办公用品采购等活动一律进入乡镇公共资产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

第三，执行规范交易流程。试点乡镇制定了公共资产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流程物资采购运行程序图、建设工作交易运行程序图，明确了从申请交易到交易进行以及交易后的资料存档等各环节，各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通过交易全过程的规范化操作来确保交易结果的公平公正。

第四，强化监督，做到“阳光交易”。各乡镇成立了农村集体公共资产资源交易中心，有专门班子，专门办公地点，搞好交易中心牌子。由纪检委员、基层站所负责人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成立群众代表人大代表、专业技术人员、工程预算人员组成评标人才库，并邀请党风廉政监督员全程参与监督。农村公共资源中标交易成功后，收取的资金缴入县财政农村集体公共资产资源“资产处置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根据村、组集体需要提出的申请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由财政部门按照合理需求审核后拨付。

农村公共资产资源交易中心的建立，实现了对村级事权、财权和工程发包权的统管，避免了干部乱拍板现象，堵住了干部违法乱纪的源头，给村民交出了一本“明白帐”，提高了办事效率。今年9月，武水镇李家村打算修建村巷道，村委会将项目提交镇公共资产资源交易中心面向社会组织公开招投标。由于操作过程公开透明，村民对结果没有任何异议。“村组集体资源处理和项目发包上交镇交易中心，干部省心，群众放心，还能提高办事效率，真是一举三得！”该村党支部书记感慨地说。

农村公共资产资源交易中心“市场化动作”模式，提高了农村公共资源利用率，实现了公共资源最大效益化。城关镇曾家岭村有一片山林准备以每年5000元的价格出租，镇干部听说后马上与村干部取得联系，将这一山林以竞标拍卖方式进行处理，最后以每年24800元成交，每年增值19800元。村民纷纷信服地说：“有镇交易中心为我们把关，村里的财产就不用担心会流失了！”

三、成效初现，启示多多

我县农村公共资源交易工作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主要是：

第一，搭建好了农村公共交易平台。初步形成农村公共资源交易市场机制。目前全县22个乡镇都成立了农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专职人员，专职办公地点，挂牌办公。村委会需要进行交易时，就象农村赶集市一样，自觉地到乡镇农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公务员之家

第二，实现了公开交易，杜绝了暗箱操作。促进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搬掉了农村公共交易暗箱。农村公共资源交易通过招标、竞标、拍卖等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形式，把交易过程完全在阳光下进行，既让群众知情参与，还让群众有了一定选择权利，提高了农村公共资产资源交易过程中的透明度公信力，又满足了群众的欲望需求，从而拉近了村民与干部的关系，促干部的公信力明显提高，同时，通过公开透明的交易，阻断了暗地里进行私下交易以权谋私的可能，从而铲除了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滋生腐败的土壤，促进了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通过农村公共资产资源交易工作实践和取得的实效，给我们几点启示：

第一，领导重视是关键。在当前社会条件下领导重视是关键的一环。没有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人力无保障，财力无来源，缺人缺财的条件下是难以做好这项工作的。

第二，机制是保障。农村公共资源交易机制的建设是规范、监督、制约农村公共资产资源交易行为的制度保障。我县从纳入交易范围、交易限额，启动交易程序，交易招标、投标、招投标主体资格审核，交易认可、撤销交易行为，资金管理违规处罚等都有一套完备的规定。且有极强操作性、针对性，真正做到谁违规，对号入座处罚谁。谁办理交易谁承担责任，做到交易过程中一杆子插扦到底，责任负到底。

第三，公开、公正、公平交易是原则。农村集体公共资产资源是农民群众共享资源，农村公共资产资源交易涉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农村公共资源交易历来是村民最关心关注的重点热点，也是村民参与监督积极性最高地具体事项。公开、公正、公平交易，首先是要向村民公开，征得村民同意，支持鼓励村民参与竞标交易，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的竞标权、选择权，这样才能让村民知情放心。公平公开公正交易是市场交易最基本的规则，违背了这项规则，就会受到市场规则的惩罚。

关于城乡人口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

区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各经济板块，有关单位： 为推动南岸区统筹城乡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加快城镇化、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科技局自主创新应对金融危机工作措施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制定以下措施。 一、争取50项以上国、省科技计划项目 准确把握国家扩大内需的历史……

文教局领导先进性最新整顿措施

在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通过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找出了文教局领导班子存在的突出问题，综合起来有十五条共六个方面，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整改措施。 一、存 在 的 突 出 问……

公共资源篇9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

一、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问题

1.管理模式灵活性不足。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单一，管理体制创新性不足，传统的管理体制过于死板，不能及时应对突发性问题。在管理手段和方式上同样不够灵活，传统的管理方法已不适应当代人力资源的发展与完善。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缺乏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从而降低了人力资源前进的动力，使其按部就班忽略了学习引进先进的管理方式，以致降低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影响了公共人力资源的管理效率。我国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内容单一，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服务内容的局限性严重影响了服务的质量，由于其体制的灵活性限制，不能最大程度高效调配人才资源，使其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并且阻碍了高素质人才的发展，使其能力不能充分在岗位上表现出来，不能人尽其才，造成人才浪费。2.公共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没有达到最优的配置标准，人力资源不能有效的配置，没有充分考虑公共人力资源的需求，岗位分配标准不合理，职位部门分配体制有待提高。人力资源最初招聘环节就出现漏洞，不能合理分配适合职位的合适人才，选择分配方式单一，造成人才与所在职位不相适应的情况，从而不仅浪费了人才资源还浪费了组织资源。公共人力资源在资源配置中的另一问题表现在不能有效调配，合理配置全社会内的人才资源。公共人力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部分地区人力资源过剩，而偏远地区公共人力资源稀缺。3.公共人力资源激励机制不完善。公共人力资源内部缺乏激励机制，竞争概念明显不足，没有强有力的内外部刺激因素激发公共人力资源的工作积极性，单一的工作模式阻碍了人才的自主发挥，影响了对工作的热情程度。缺少激励因素注定会影响公共人力资源的办事效率及服务水平，而我国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中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激励方式单一枯燥，缺乏多元化方式。考核晋升机制不够公开透明，职位变迁制度不完善影响公职人员的积极性与信心。职位考核信息不完善，公开透明度低，内定人员和依靠关系等不良现象严重影响公平公正性。工资机制不完善，工资弹性大，上升空间不足，激励手段单一缺，影响公职人员工作服务水平。

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公共部门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措施

1.采用新型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第一，采用市场化理念。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新公共管理提倡将市场化理念应用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也就是将价格机制与成本收益应用到公务员管理体系中，让组织员工认识正确认识交易成本。随着市场化理念的应用，可以优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效率，精简组织员工数量，提高员工质量。同时，新公共管理认为只有良好的公共服务才能获得社会认可。要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管理效率，新公共管理认为有必要将竞争机制应用进来，在市场经济时代下，任何部门都不能处于完全封闭状态，更不能垄断某些事物，尤其是公共部门要突破现实，将竞争机制应用进来，增强投入与产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强化资源利用率。第二，人本思想的融入。政府一切工作的开展都是为人民服务，公共部门作为政府的一部分也要将为人们服务作为重点，要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在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响下，就要将人本思想融入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取代官本位的存在，这也是重新为公共部门树立良好形象的有效措施。随着人本思想的融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环境将更加优化，员工工作信心也会提升，人才潜能也会被激发出来。在信息时代中，组织管理也要向科技化、信息化转变，采用新型管理模式，如实现激励管理与指导管理，增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可度。第三，注重法制化理念的融入。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时期，而新公共管理认为公共部门要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就要将法制化理念应用进来，通过法律约束公共部门成员，同时也能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减少人治的存在，在法制化理念融入到组织以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也会实现依法管理，并向科学化与合理化方向推进，这样也可以更加符合人力资源管理需求。2.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在新公共管理看来，公共部门只是政策的制定者，不是政策的执行者，所以，要做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就要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手段与人才培养机制。首先，在激励机制构建中，一定要强化公平性与公证性，保证所有评审环节透明，并逐步优化现有薪酬制度，将薪资待遇与员工工作联系在一起，实行多劳者多得，不劳者不得的方式。同时完善录用机制与淘汰机制，我国公共部门所采用的录用机制为终身制，使得很多人形成了抱着“铁饭碗”的思想，不思进取，这就需要做好录用机制与淘汰机制建设，及时去除工作积极性差者，给予有才能员工必要的发展空间，其次，强化科学管理机制。将定量分析法与模拟法应用进来，不断加强管理精度与科学性，并在企业中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经常对员工进行评价，并注重网络化的应用，实行网络化管理，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管理成本，强化管理效率，进而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最后，做好人员培训，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重视职业生涯规划，提高员工在组织工作的信心。如实行网络培训，电化教育等，加强与高效或其他培训机构的联系，并将培训结果与员工薪资待遇联系在一起，如果培训成绩较好，适当给予奖励，若培训成绩差就要适当减少薪资，调动员工的学习积极性。3.创设考核机制，强化绩效考核。在新公共管理看来，越是完善的考核机制与绩效考核，越能增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效率。所以，就要将创设考核机制，强化绩效考核作为重点。第一，实行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如果单纯的采用定性考核很容易影响考核合理性，进而造成考核结果模糊，降低科学性等，但在两者相结合以后，公共部门工作质量与数量就会提升，同时还能强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评估可行性，对有效提升管理效率有一定好处。第二，完善考勤机制，完善的考勤机制可以对公共部门员工产生约束，防止他们再次出现迟到早退的现象，对于公共部门来说，属于国家政府部门，承担着为人民服务的重任，如果存在严重的迟到早退现象就会影响为人民服务工作的开展，降低人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所以就要构建完善的考勤机制。第三，绩效考核机制。通过绩效考核机制可以了解到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情况，在量化处理的作用下也可以了解到各个工作人员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优势，随着这种绩效考核机制的构建，将有效减少主观性与随意性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优化考核指标，增强可测量性。

三、结语

当前在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要想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采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来结合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然后制定合理的措施进行解决。

参考文献：

[1]王喜.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4.

[2]张庆轩.新公共管理理论视域下的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研究[D].重庆大学,2012.

公共资源篇10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our country economy has made the very big progress, but the government caused in the public education and in the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s behavior originally should improperly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mproved gradually the education and the medical condition's worsening, this was mainly the government too pays great attenti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ducate and in the medical reform marketability leadership,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dual structure” reasons and so on disposition resources.

key word: Government; Public education; Public medical service; Resources deployment; The behavior is 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 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 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 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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