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管理范文10篇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1

一、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为弱势群体送关爱

妇联组织有着联系社会、联系家庭、联系妇女儿童的优势。县妇联把优势作动力，协助政府延伸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做好事。

1、关爱留守儿童。**是个山区县。年外出务工人员近10万人。留守儿童有8000多人。**年，县妇联通过实地调查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留守孩子教育管理调研报告，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年初，县委、县政府把建立百所留守孩子家园纳入到县委县政府重点工程之一，并把县妇联确定为首个责任单位。随后，县妇联承担了全县建设百所留守孩子家园启动会，在社会公开招募百名爱心妈妈和百名留守孩子结成了帮扶对子。6月，经县妇联联系，县招标办、县盛丰公司、艺得利公司共同给冷集镇留守孩子家园送去了价值9000多元学习用品、体育用品。争取上级妇联帮扶资金20000元，建立了3所市级、1所省级留守孩子爱心服务站。组织“爱心妈妈”牵手“留守孩子”薤山行、举办留守儿童演讲、摄影赛和“亲情桥”万名留守孩子书信大赛等活动。**年六一，与县关工委、县老干局共同给我县首家市级留守儿童爱心服务站--庙滩镇南川中心学校送去了价值近万元的三台太阳能热水器，解决了在校200多名留守孩子洗澡难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年至今，县妇联共争取留守孩子家园建设帮扶资金6万多元，价值达3万多元的物质。目前，全县共建立留守孩子家园138所，其中县级134所，市级3所，省级1所。**留守孩子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成效受到全国、省市妇联的关注和充分肯定。先后有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中国妇女报、湖北日报等宣传和推广了**的做法和经验。

2、关爱贫困儿童。“春蕾计划”是妇联组织形成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品牌。据统计，我县有特困学生3000多人。县妇联积极开展“春蕾计划”，协调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先后与武汉《幸福》杂志、省市妇女网等媒介取得联系，借助杂志开辟的“幸福计划”栏目，网站上“爱心桥”版块刊登我县贫困学生的基本资源料，引起了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的爱心行动。仅近两年来，通过县妇联的搭桥，收到来自浙江、北京、广东、辽宁等省市的助学金达6万多元，有300名学生得到资助。妇联以工作效率高、工作态度诚赢得了资助人士的信赖。许多远方的爱心人士和单位与我县的贫困学生结成了长年的帮扶对子，建立了浓厚的情谊。上海市张红鹰女士资助五山镇贫困学生胡冬梅到目前为止已6年。不仅解决她每年的学费、寄来了书包、衣服等学习生活用品，每到春节还寄来200元压岁钱。**年暑假，张女士还把胡冬梅接到上海游玩，让她过了一个愉快而特殊的假日。我们开展幸福计划，给这些孩子搭架求知的云梯，健康生活的桥梁，不仅协助政府培育了自强、勤奋、好学、知恩的新一代**人，而且增强了妇联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提升了妇联为群众服务的整体形象。《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襄樊日报》、《襄樊晚报》、人民网湖北视窗等报纸网站都对此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

3、关爱单亲特困母亲。近年来，县妇联一直把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的生活放在心上，把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纳入每年工作目标。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地为她们争取生产、生活帮扶资金，同时，发挥县妇儿工委办公室设在县妇联的优势，加强与县卫生、民政等相关成员单位工作协作，对全县所有单亲特困母实行免费妇检，把单亲特母亲纳入“福彩安居工程”数据库，从**年至今，参加免费妇检的单亲特困母亲达2000余人次。赵湾乡石传玉、刘旦芝，石花镇的曾照梅、南河镇的梁大英等16位单亲母亲家庭完成了危房改造任务，住进了新房。**年元月**遭受到百年罕见的雪灾，县妇联多方筹措资金物质，为40名单亲特困母亲和80名留守儿童送去慰问金和生活物质合计达1万多元。通过为基层妇女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解决她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真正落实到群众当中，让她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二、服务引导，示范推进，为妇女开创美好生活提供发展平台

去年以来，我们以巾帼建设新农村为主题，以实施巾帼致富促进活动、净化家园文明行动、关爱女性维权行动、村妇代会整建行动“四大行动”为抓手，组织带领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促进了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推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共建立省级示范点1个，市级示范点3个，县级示范点36个。

1、开展“巾帼致富促进行动”，打造妇女增收致富平台。组织“巾帼科技专家服务团”送科技下乡，发放科技书籍、光盘160余套，召开现场会13场次，提供科技咨询300余人次。举办各类农村妇女实用技术培训班70多场次，培训农村妇女2.2万人。并依据产业特色和地域优势，选定36个试点村，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村妇女发家致富。石花镇小坦山村以苗木花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女能手。目前，全村种植苗木花卉700多亩，品种达100多个，苗木花卉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80%。县、镇、村三级妇联组织分别建立了巾帼科技致富带头人数据库，联系女科技致富带头人1870人，辐射带动农户6500多户。联合县劳动、农业等部门举办劳务输出招聘会、建立女企业家联系网等形式，积极为农村妇女实现就地转移牵线搭桥。700多名农村留守妇女经过培训后在位于五山镇谢湾工业园区的襄樊新知电子有限公司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近万元。

2、开展“岗村联谊”，打造城乡和谐平台。在巾帼示范村创建活动中，我们组织县直各单位巾帼示范岗与巾帼示范村妇代会开展“一助一”结对帮扶活动，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全县有48个巾帼示范岗与58个村妇代会结成了帮扶对子。自开展岗村结对以来，各巾帼示范岗与巾帼示范村共开展走访联谊活动60余次，建36家妇女文化中心户，帮助转移农村富余劳力260名，对32名单亲特困妇女提供了生活生产和子女就学方面的援助。组织送医、送法、送科技下乡活动120多场，帮助结对村解决贫困妇女救助、文化活动阵地建设、妇女工作经费等困难100余件，帮扶物资、资金近20万元。每年，县妇联与县卫生部门联合，在全县开展以“关爱女性健康”为主题的知识讲座和义诊活动，上门讲授妇科病的防治知识和免费妇科检查。两年来，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及义诊活动140余场，近20000名妇女免费接受了妇科常规体检。通过岗村结对，提升了部门形象，拉近了与基层群众的关系，特别是窗口服务行业，更是从岗村结对中创造了效益，加快了城乡统筹发展。

3、推进“净化家园文明行动”，打造人居环境美化平台。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等阵地，通过召开动员会、座谈会和妇女群众代表会等形式，宣传“净化家园文明行动”的重要意义、内容、目标和要求，宣传公民道德和家庭美德。印发“积极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的倡议书1万多份，组织农户家庭与村妇代会签订“讲文明、除陋习、从我家做起”的承诺书3万多份，成立“巾帼保洁队”等志愿者组织131个，发动妇女集中整治环境卫生。使全县农村妇女活动参与率达到90%以上。我县“巾帼示范村”创建活动成效，得到省、市妇联的肯定和关注。**年4月，全市“巾帼示范村”创建活动推进会在我县五山镇昝家铺村召开。同年8月，副省长、省妇联主席张岱莉带领参加“全省巾帼示范村”创建活动推进会的各市、州妇联主席，专程参观考察了我县石花镇小坦山村、五山镇堰河村的“巾帼示范村”创建情况。

三、源头参与，维护权益，为创建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服务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和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县妇联突出妇女维权，创造性地实施了妇女“依法维权工程”，实现了源头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效能。

1、加强宣传，不断提高妇女维权能力。借助三八维权周、传统节假日等提供法律咨询,发放与妇女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宣传单,大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巾帼维权行动,据统计,一年来，县妇联共印发《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财产继承法》等法律宣传资料30000多份,解答群众咨询200多起,为群众提供关于家庭暴力咨询服务80人次，同时，县妇联始终将妇联信访接待工作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窗口,建立了接访、回访、复访、建档和重大信访案件报告制度,将每个月的第一天作为妇联领导信访接待日,专门接待妇女群众来访,并给予协调回复,化解了不稳定因素,维护了社会稳定。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2

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在申办成功之初的想象。对中国政府而言，北京奥运会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考，考验着公共事务管理与应对能力。

奥运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能力的考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奥运是对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考验。

人们是从出行是否方便快捷、社会是否安全有序、服务是否周到全面、管理是否礼貌和气等等感受政府的服务和管理，而这些都能体现和反映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真实状况。

在奥运期间，“小事不小”，任何在我们看来所谓的小事，都有可能变成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要知道不仅有数万名世界各国的记者活跃在各大赛场，而且有相当一部分记者散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捕捉他们认为“合适的奥运花絮”。

处于奥运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政府工作人员，肩负着展示现代中国政府形象的重要责任，在奥运会管理和服务流程的各个环节，不但要严谨、严格、安全、细致，而且要人性、和谐、周到、理性。例如，奥运期间，我们有大批的警察维护奥运赛场秩序和社会安全秩序，可以肯定地说也会有一些破坏秩序的人或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要严格执法，而且要理性执法，防止野蛮执法，防止把执法事件演变成社会冲突事件。

总之，服务型政府不是大而化之的理念或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行为和态度的“细节”之中。

其次，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还体现在对“突发事件”的管理能力上。

奥运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活动，场地管理、人员管理、公共交通、公共安全等，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公共系统管理工程，在我国又是第一次举办，缺乏相应的管理经验，出现一些“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很大，这些突发事件一旦出现，将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这对我国政府的“突发事件”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突发事件是指自然过程、社会过程、正常生活秩序的“突然中断”，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既有可以预料的，也有不可预料的；既有技术性的，也有经验性的。如恐怖事件、集会游行，甚至由于管理不当演变而来的事件等，虽然我们对于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已经做了详细的“预案”，如反恐演练、安全疏导、可能的集会游行等，但从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角度来说，预案能否在实际中发挥作用，现场控制和管理能力至关重要，是对公共管理人员现场处置能力的严峻考验。

经验证明，一些做得比较好的预案，由于公共管理人员现场处置能力的原因，最终由小事件演变成“突发事件”。

另外，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能力还体现在防止把“一般性事件”演变成“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我国政府在奥运期间指定“游行示威区”的做法就是一个好的案例。一般来说，在世界大的活动和大型会议的举办地，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举行游行示威和集会是一种常态，按照一定的规定给这些组织“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这样可以防止由于“意见发泄渠道”不畅所引发的“突发事件”的发生。我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意义重大，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政府形象，是我国政府和社会逐步成熟的重要表现。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在各种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多发期，这一做法对我们防止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承认社会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存在并给予一定的表达和发泄渠道，是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艺术，奥运期间预留“发泄孔”，指定“游行示威区”的做法对今后社会管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奥运的挑战还表现在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上。这不仅是指政府对赛事信息的，而且是指奥运期间的公共事务信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政府信息是一个社会的权威性信息，对公众行为和舆论导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在奥运会期间，不仅赛事信息要及时准确地，而且关于公共事务方面的信息也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诸如政府的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安全、交通、人流物流情况、天气状况、突发事件，等等。特别是对于突发事件，往往是公众、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根据以往突发事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场主观描述、谣言、细节刻画等对事态扩大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公开和详细地报道事件全过程，事件的发展就有可能被谣言所左右，结果就有可能变得最终不可收拾，酿成大错。在一个信息化时代，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是现代社会对政府管理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一个成熟和谐的社会，总是伴随着一个活动过程公开透明的政府，我们应以奥运为契机，使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常态化。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3

一、发挥优势，整合资源，为弱势群体送关爱

妇联组织有着联系社会、联系家庭、联系妇女儿童的优势。县妇联把优势作动力，协助政府延伸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做好事。

1、关爱留守儿童。*是个山区县。年外出务工人员近10万人。留守儿童有8000多人。20*年，县妇联通过实地调查向县委县政府提交了关于留守孩子教育管理调研报告，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20*年初，县委、县政府把建立百所留守孩子家园纳入到县委县政府重点工程之一，并把县妇联确定为首个责任单位。随后，县妇联承担了全县建设百所留守孩子家园启动会，在社会公开招募百名爱心妈妈和百名留守孩子结成了帮扶对子。6月，经县妇联联系，县招标办、县盛丰公司、艺得利公司共同给冷集镇留守孩子家园送去了价值9000多元学习用品、体育用品。争取上级妇联帮扶资金20000元，建立了3所市级、1所省级留守孩子爱心服务站。组织“爱心妈妈”牵手“留守孩子”薤山行、举办留守儿童演讲、摄影赛和“亲情桥”万名留守孩子书信大赛等活动。2008年六一，与县关工委、县老干局共同给我县首家市级留守儿童爱心服务站--庙滩镇南川中心学校送去了价值近万元的三台太阳能热水器，解决了在校200多名留守孩子洗澡难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年至今，县妇联共争取留守孩子家园建设帮扶资金6万多元，价值达3万多元的物质。目前，全县共建立留守孩子家园138所，其中县级134所，市级3所，省级1所。*留守孩子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成效受到全国、省市妇联的关注和充分肯定。先后有中央电视台、湖北电视台，中国妇女报、湖北日报等宣传和推广了*的做法和经验。

2、关爱贫困儿童。“春蕾计划”是妇联组织形成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品牌。据统计，我县有特困学生3000多人。县妇联积极开展“春蕾计划”，协调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先后与武汉《幸福》杂志、省市妇女网等媒介取得联系，借助杂志开辟的“幸福计划”栏目，网站上“爱心桥”版块刊登我县贫困学生的基本资源料，引起了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的爱心行动。仅近两年来，通过县妇联的搭桥，收到来自浙江、北京、广东、辽宁等省市的助学金达6万多元，有300名学生得到资助。妇联以工作效率高、工作态度诚赢得了资助人士的信赖。许多远方的爱心人士和单位与我县的贫困学生结成了长年的帮扶对子，建立了浓厚的情谊。上海市张红鹰女士资助五山镇贫困学生胡冬梅到目前为止已6年。不仅解决她每年的学费、寄来了书包、衣服等学习生活用品，每到春节还寄来200元压岁钱。20*年暑假，张女士还把胡冬梅接到上海游玩，让她过了一个愉快而特殊的假日。我们开展幸福计划，给这些孩子搭架求知的云梯，健康生活的桥梁，不仅协助政府培育了自强、勤奋、好学、知恩的新一代*人，而且增强了妇联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提升了妇联为群众服务的整体形象。《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襄樊日报》、《襄樊晚报》、人民网湖北视窗等报纸网站都对此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

3、关爱单亲特困母亲。近年来，县妇联一直把单亲特困母亲家庭的生活放在心上，把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纳入每年工作目标。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地为她们争取生产、生活帮扶资金，同时，发挥县妇儿工委办公室设在县妇联的优势，加强与县卫生、民政等相关成员单位工作协作，对全县所有单亲特困母实行免费妇检，把单亲特母亲纳入“福彩安居工程”数据库，从20*年至今，参加免费妇检的单亲特困母亲达2000余人次。赵湾乡石传玉、刘旦芝，石花镇的曾照梅、南河镇的梁大英等16位单亲母亲家庭完成了危房改造任务，住进了新房。2008年元月*遭受到百年罕见的雪灾，县妇联多方筹措资金物质，为40名单亲特困母亲和80名留守儿童送去慰问金和生活物质合计达1万多元。通过为基层妇女群众办实事、解难事，解决她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真正落实到群众当中，让她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二、服务引导，示范推进，为妇女开创美好生活提供发展平台

去年以来，我们以巾帼建设新农村为主题，以实施巾帼致富促进活动、净化家园文明行动、关爱女性维权行动、村妇代会整建行动“四大行动”为抓手，组织带领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促进了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推动了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共建立省级示范点1个，市级示范点3个，县级示范点36个。

1、开展“巾帼致富促进行动”，打造妇女增收致富平台。组织“巾帼科技专家服务团”送科技下乡，发放科技书籍、光盘160余套，召开现场会13场次，提供科技咨询300余人次。举办各类农村妇女实用技术培训班70多场次，培训农村妇女2.2万人。并依据产业特色和地域优势，选定36个试点村，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村妇女发家致富。石花镇小坦山村以苗木花卉种植技术培训，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女能手。目前，全村种植苗木花卉700多亩，品种达100多个，苗木花卉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80%。县、镇、村三级妇联组织分别建立了巾帼科技致富带头人数据库，联系女科技致富带头人1870人，辐射带动农户6500多户。联合县劳动、农业等部门举办劳务输出招聘会、建立女企业家联系网等形式，积极为农村妇女实现就地转移牵线搭桥。700多名农村留守妇女经过培训后在位于五山镇谢湾工业园区的襄樊新知电子有限公司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近万元。

2、开展“岗村联谊”，打造城乡和谐平台。在巾帼示范村创建活动中，我们组织县直各单位巾帼示范岗与巾帼示范村妇代会开展“一助一”结对帮扶活动，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全县有48个巾帼示范岗与58个村妇代会结成了帮扶对子。自开展岗村结对以来，各巾帼示范岗与巾帼示范村共开展走访联谊活动60余次，建36家妇女文化中心户，帮助转移农村富余劳力260名，对32名单亲特困妇女提供了生活生产和子女就学方面的援助。组织送医、送法、送科技下乡活动120多场，帮助结对村解决贫困妇女救助、文化活动阵地建设、妇女工作经费等困难100余件，帮扶物资、资金近20万元。每年，县妇联与县卫生部门联合，在全县开展以“关爱女性健康”为主题的知识讲座和义诊活动，上门讲授妇科病的防治知识和免费妇科检查。两年来，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及义诊活动140余场，近20000名妇女免费接受了妇科常规体检。通过岗村结对，提升了部门形象，拉近了与基层群众的关系，特别是窗口服务行业，更是从岗村结对中创造了效益，加快了城乡统筹发展。

3、推进“净化家园文明行动”，打造人居环境美化平台。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栏等阵地，通过召开动员会、座谈会和妇女群众代表会等形式，宣传“净化家园文明行动”的重要意义、内容、目标和要求，宣传公民道德和家庭美德。印发“积极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的倡议书1万多份，组织农户家庭与村妇代会签订“讲文明、除陋习、从我家做起”的承诺书3万多份，成立“巾帼保洁队”等志愿者组织131个，发动妇女集中整治环境卫生。使全县农村妇女活动参与率达到90%以上。我县“巾帼示范村”创建活动成效，得到省、市妇联的肯定和关注。20*年4月，全市“巾帼示范村”创建活动推进会在我县五山镇昝家铺村召开。同年8月，副省长、省妇联主席张岱莉带领参加“全省巾帼示范村”创建活动推进会的各市、州妇联主席，专程参观考察了我县石花镇小坦山村、五山镇堰河村的“巾帼示范村”创建情况。

三、源头参与，维护权益，为创建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服务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和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县妇联突出妇女维权，创造性地实施了妇女“依法维权工程”，实现了源头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效能。

1、加强宣传，不断提高妇女维权能力。借助三八维权周、传统节假日等提供法律咨询,发放与妇女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宣传单,大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巾帼维权行动,据统计,一年来，县妇联共印发《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财产继承法》等法律宣传资料30000多份,解答群众咨询200多起,为群众提供关于家庭暴力咨询服务80人次，同时，县妇联始终将妇联信访接待工作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窗口,建立了接访、回访、复访、建档和重大信访案件报告制度,将每个月的第一天作为妇联领导信访接待日,专门接待妇女群众来访,并给予协调回复,化解了不稳定因素,维护了社会稳定。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4

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学界认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非政府组织。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核心部分，政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变革，非政府组织也日益承担着重要的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但执政党这一重要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者避而不谈。然而，执政党以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已成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执政党仍然是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研究这一主体，并提升这一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能力，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执政党是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

（一）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拓展

随着对公共管理认识的深化，我们可将凡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者都界定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按照这种思路，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是极其广泛的，且在“国家-社会”关系结构日益变化的同时，公共管理主体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

政府不再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公共事务的复杂性、政府自身难以逾越的低效屏障和以及民间社会力量不断崛起的自我管理能力，在客观上在形成了对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诉求。”[1]而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使得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在这一趋势下，政府虽然还是公共事务管理的核心部门，但其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域和职能发生了变化，从原有的无所不包的全能型政府向旨在提高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和水平的高效型政府转变，且政府已不再是唯一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责任的组织。除政府外，还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机构等其他公共组织，他们同样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承担着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

正在兴起的非政府组织也成了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非政府组织是“在传统集权体制大为松动、国家将原来集中于自身的各种资源逐渐下放还权于社会的情况下，从旧体制下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逐渐发展壮大，并在政府行政组织之外逐渐形成的不可忽视的社会团体。”[2]非政府组织承担起了一些政府做不好、市场不愿做的社会公共事务，为较好地解决政府低效、政府失灵等问题提供了可能，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范畴。

执政党亦是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其核心地位和领导作用是不容动摇的。这也是我国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根本区别之所在。基于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党成为了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在党、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中,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由于执政党的执政宗旨、执政方式和执政产品都具有公共性，因而可以说执政党是我国公共管理的当然主体。”[3]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掌握着领导与管理国家的公共权力，掌管着国家与社会的公共事务，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

（二）执政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执政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作用的大小体现着执政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执政能力的高低。

1.分担政府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公共管理的规范性价值体系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在维护这一利益的前提下,参与公共管理的各部分主体必然承担起相应的管理责任。”[4]执政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必将通过合法渠道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国家的政策纲领，同样地，执政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为了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必将加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调控，从而使公共事务管理部门更有效、更经济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由于执政党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不再由政府一家承担，作为与人民群众广为联系的执政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更有利于政府与民众的联系，并使政府尽量置身提供公共产品之事外，由非政府的主体提供公共需求，政府就可以公正者的身份处理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问题，这比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即掌舵又划船，要好得多。

2.承当人民群众利益表达的工具。中国共产党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执政党，除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联系民众与政府的桥梁，作为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表达工具，执政党必将把社会各个阶层和最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经过综合筛选反映在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中。在公共管理领域，执政党也能将民众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以权威的方式反映出来，通过上升为国家意志，就可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协调发展。

3.担任社会动员的角色。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管理的认知水平往往不尽相同，民众对执政党提出的规范性价值体系的认同也存在着差异，这就造成了公共事务管理的极大阻碍，因此需要执政党通过各种渠道开展社会动员，一方面使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部门能更有效地发挥自身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把蕴藏在广大民众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形成实现公共事务管理价值理想目标的强大推动力。执政党动员社会力量的广度越大，执政党执政能力就越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平时期，政党执政的权威已不再依靠革命的手段取得，而是依赖于社会的认可而得到“合法性”。执政党越是密切联系群众，就越有合法性，否则，执政党就会失去群众基础，那就离失去政权不远了，世界各国的多数老党相继失去执政权力就是如此。

二、公共事务管理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时代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执政党正面临着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这些挑战冲击着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

（一）历史地位的变化挑战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执政党的历史地位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党已从一个领导人民为争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些重大的变化，向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党的历史地位的巨大变化，我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尤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依然要加强对公共事务管理的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组织机构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直接管理,而是要通过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将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贯彻于公共管理的始终，保证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然而，对待公共事务的管理，我党以往的做法往往是直接干预和领导，这不符合时展的需求。虽然，共产党是执政党，但是执政并非就是直接管理政务，因为政务是政府的事务，司法是司法机关的事务，各机构独立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涉。执政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直接行政或司法，就是干预或代替了行政权与司法权，这是十分有害的。直接行政和司法并非说明党的执政能力强，相反说明执政方式和方式落后和违法。一个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总体目标的执政党，不可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历史地位的变化则对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执政方式的定位影响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

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执掌和控制国家政权的手段、途径和方法的总称。由于我党的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惯有的执政方式，这种执政方式具有显著特点：一是全面领导，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党不仅要执掌国家政权,还要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进行全面领导；二是直接领导，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单位党的组织,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进行直接领导，其具体表现为由党组织直接任命政权组织、经济组织及文化组织部门的领导人,对经济组织的一切活动进行决策；三是权力集中,即党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于一身,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这种执政方式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动员社会成员及社会组织参与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也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及民主程度较低、法制化程度不高基础上的执政方式，已显露出较大弊端，党的执政方式必须重新定位。出于这一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提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并就如何改进党的执政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不仅提出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还提出实行“党政分开”及“依法治国”方针，加强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党执政的民主化水平。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将执政方式定位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新执政方式的定位使我党的执政实现了从人治转向法治、从集权转向分权、从发号施令转向民主、服务的转变。

我党执政方式的新的定位，将对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党如何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本质和依法治国的法治方针，如何体现党执政的民主化水平等都是对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执政能力的全新考验。

（三）依法治国的战略冲击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不仅是各级党委要抓的一项重要工作，更重要的是，这是对执政党执政行为的一个根本要求。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在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则必须对公共事务进行依法治理。同时，“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一个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备公共理性”[6]，即公共管理主体与所处社会的高度沟通化并获得社会高度认同的理念和价值。执政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必须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体现这种公共理性，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实现“法治”理性，这就要求党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应当适应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实行依法治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依法治理的战略在新形势下，对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又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无疑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一个强大的冲击。

三、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执政能力提升的途径

党的领导要通过党的执政来体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是新世纪我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要巩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执政地位，则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尤其需要提升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

（一）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民主化

公共管理应通过民主化措施来体现公共管理主体对民主的价值追求，因而执政党要提升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则需要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充分体现民主化。实现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民主化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实现：

1.分权：党通过划分各管理主体的权限来提升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公共权力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但这一地位并不意味着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实行直接全面管理，而应将权力合理划分，并实行间接管理和宏观引导，从而加强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

在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力划分体系上，首先应当遵从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总体格局，党通过其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将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贯彻于公共事务管理的始终,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保证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其次是要实行党政分开，通过合法渠道理政关系；最后则是将相应公共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到一些非政府管理组织，使其成为政府管理重要的补充。

2．监督：党通过接受管理对象的监督来提升执政能力

没有制约的权力将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公共权力的行使是公共事务管理的核心问题,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行使着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权力，党要提高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必须建立完善公共权力的监督机制，接受管理对象的监督。

监督的方式可以通过行为监督和人员监督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管理对象对党的管理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对党内人员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具体活动进行监督，从而达到公共权力监督的效果。

从监督的渠道上来看，对党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行使公共权力的活动，可以通过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实现，从而保证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

3．参与：党通过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来提升执政能力

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要求党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执政党领导的政府由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变的过程中，需要执政党主动采取科学的领导方式引导非政府组织进入原由政府控制的领域，这些领域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政府直接控制，并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但又不能出现空白。由执政党引导非政府组织进入是最好的选择，这种选择就是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参与模式的运用，“参与模式同样地认为公共部门中以科层制和规章制度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是妨碍政府管理和效率的严重障碍。参与模式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组织机构中的高层领导者，即政府中具有相当于企业家地位的那类人身上，相反，却将焦点对准组织机构低层人员以及组织的顾客（服务对象）。”[7]执政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让更多的“顾客”（包括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让更多的服务对象来自我管理、自我决策，非政府组织有更多的机会与对政策施加影响，因而更多的公共利益就能得到实现和保护。而这些正是执政党所追求的，也是执政能力的表现。

（二）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制度化

提高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要靠制度的保障来规范和推进党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要实现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制度化，可以从制度化党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组织两方面来考虑：

1.通过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执政方式的制度化来提升执政能力

新执政方式的定位要求我党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党要提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执政能力，则需要实现党在管理公共事务中执政方式的制度化。实现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制度化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行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党对公共事务领导和管理的相应程序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来运行，即实现依法治理。党与人大、党与“一院两府”之间的关系，不仅要从理论上讲清，更要建立可以操作的程序规则。缺少制度化的规则，党的领导与党要守法之间的关系就难以界定。虽然有好的宪政，还要有好的制度来落实宪政。党的执政力提升要求党在合宪合法的基础上的能力提升，如果仅有能力的提升，而这种提升却是在违宪违法的前提下取得的，这种能力提升不足取。

第二，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党要从原由的集权方式走向分权，不仅合理划分各管理主体的职责权限，同时还将相应的公共事务管理权利下放给非政府组织，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

第三，党在管理公共事务中的执政方式还应体现民主、服务的理念，通过制度保障党作为公共管理中的平等身份来供给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执政党没有任何超越人民群众的特殊的利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体现在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上，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体现出的执政能力越强。执政的基础也就越雄厚。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5

妇联作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力量，在当前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其中更好地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加强协调、化解矛盾，是摆在妇联组织面前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我们积极运用社会化、市场、项目化手段，在党政依托、妇女需求、市场缺位、妇联能为的结合点上找准社会服务的最佳位置，主动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积极拓展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空间和领域，有效探索出了一条妇联有声有色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切实代表和维护妇女儿童利益的新路子。

源头化、社会化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是妇联组织适应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真正发挥代表妇女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妇联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点，是协助政府管理妇女儿童事务。原创：只有从源头上进行参与,才能真正取得参与实效。我们双管齐下，一方面针对社会生活中不断显现的涉及妇女儿童利益的社会公共事务，特别是一些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提出建议对策，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妇联组织、妇女干部、妇女群众参政议政的优势作用，通过人大、政协和各种民主渠道，拓宽建言献策的形式和渠道，准确及时地表达妇女利益，为妇女平等地获得发展机会和分享发展成果大力呼吁。市、县（区）两级先后向人大政协提交提案建议300多个，形成社情民意、调研报告近200篇，把急需解决的妇女问题转化为政府关注的问题，促进了一批重点难点问题的解决。民办幼师纳入养老保险、公益性群众文体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为下岗失业困难妇女提供妇女病普查公共援助、人口出生缺陷社会化干预、外来贫困妇女实行定点限价分娩等一批实事项目的实施，以及促进妇女创业和再就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少儿住院大病医保等地方性政策法规的出台，增强了妇联对公共政策制定及地方事务管理的影响力，受到了社会和群众的广泛赞誉。

项目化、实事化打造公共服务产品，是妇联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代表妇女儿童利益、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现实需要和有效途径。在开发社会事务管理潜能的长期实践中，我们把握市场需求，协调社会资源，通过政府购买、委托和自主开发等形式，积极承接政府授权的一些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项目，打造形成了一批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公共产品。我们充分利用妇儿工委的协调优势，通过“九五”、“十五”规划的组织实施，建设完成了母子医疗保健中心、妇女发展数据库、妇女儿童公园等实事项目，逐步发展成为成熟的社会公共产品。在妇女维权领域，我们建立了妇女儿童避救、伤情鉴定、法律援助和110反家暴接处中心，在社区开设了维权站、谈心角、心理咨询网站和维权热线，为维护妇女权益、疏导妇女情绪、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通道和服务。在妇女再就业领域，我们城乡统筹打造服务妇女再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培训、信息、职介平台，自办联办了近3000个社区再就业咨询服务站和劳动力转移服务站，开发了托儿所、托老所、小饭桌等各类社区服务项目30多个，打响了“春光”、“好阿姨”、“半边天”等“妇”字号公共服务品牌。在未成年人教育领域，我们率先在全省创办了网上家长学校，与全市400多所学校和社区建立了家校路路通，成为50万家长跨时空沟通的桥梁，入选江苏省第九届精神文明建设新人新事。在妇女健康领域，我们推出的“巾帼红丝带”行动，培训了一大批妇女防治艾滋病骨干和志愿者，辐射带动了30万妇女和家庭接受了防艾知识学习。在帮困助学方面，我们建立了帮困基金和扶金档案，开设了爱心助学网站，筹资筹物近千万元资助了万余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打响了“8、26帮困助学行动日”、“春蕾助学”等公益慈善活动品牌。在妇女培训方面，凡涉及妇女主体方面的培训项目，无论是再就业技能、普法知识、网络知识、参政能力还是文明礼仪培训，政府及各有关部门都会主动联系并授权妇联组织。我们的公共服务产品，涉及妇女教育、就业、维权、健康帮困等方方面面内容，从创办伊始到初具规模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学会运用项目化和实事化方式参与社会管理的实践和探索过程。原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以信誉和质量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畅通了参与管理妇女儿童公共事务的绿色通道，构建了妇联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政府出资购买我们的服务和产品的良性“双赢”机制。我们的公共产品也因此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实现了良性循环和有序发展，逐步成为妇联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载体。

市场化、规范化经营妇联服务实体阵地，是妇联组织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和水平的迫切需求和根本保证。任何事业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撑。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提高妇联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性和参与度，促进妇女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紧紧依靠政府的支持，整合社会力量，壮大妇联自身实力，充实群团发展资源。我们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加大对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投入，加大争取社会资源的力度，把党和政府对于促进妇女儿童发展的优惠政策用足用好用活，先后投资千万余元改造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变自收自支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协调落实了每年20万的人员经费问题。我们积极推动妇联实体单位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对旅行社进行两次股份制改造，使其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激发了经营活力，顺利实施了几家实体的关停并转改制问题，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我们指导妇联实体遵循市场化发展方向，大力推进资产重组和资源整合，逐步汇聚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规模效应。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荣获全国青少年校外活动示范基地和全国青少年社会教育最高奖“银杏奖”，打造了“故乡合唱团”、“好小子武术团”等多个品牌团队。妇干校被评为市社会办学先进集体。儿童基金会接受社会捐款上千万元，帮助近万名儿童继续学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平国旅被评为苏州二家诚信旅行社之一。桐芳巷托儿所成为全市唯一一家集科研、示范、教育一体的以0～3岁为特色的托幼示范点。各大实体的健康发展，切实增强了妇联的公共服务实力，为妇联组织进一步提高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提供了坚强后盾。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6

【主题词】：公共事务管理个人数据隐私保护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个人数据的运用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运行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已日益彰显。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运用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不仅关系到老百姓方方面面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老百姓个人隐私的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何使收集的个人数据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应成为管理机构努力探求的方向，即个人数据的充分利用成为热衷的焦点，而个人数据的保护则并未提高到其应有的高度。经过了长期的实践，个人数据的有效利用确实为政府部门的管理、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最初对个人数据保护的缺乏重视，由此也引发了诸多棘手的法律问题。本文试图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加工及使用的整个流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和参考意见。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本文所讨论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范围包括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公共服务机构、公共教育机构、公共医疗机构、事业单位和某些特殊的企业单位（如水、电、煤、电信等公司）。我们认为，个人数据在这些机构和单位中的运用将会影响到个人隐私的保护。

一、个人数据流程中的问题探讨

1、个人数据的收集

个人数据的收集大致可分为无条件的收集和有条件的收集两种。前者目前只有通过人口普查这一种途径得以实现；而后者则主要是通过老百姓到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办理各种相关业务等多种方式来获得个人数据，即以业务为。例如我们熟悉的居民去公安局申报户口、办理户口的变迁，办理身份证，办理暂住证等业务就需要填报多项个人数据，而公安局就将这些个人数据输入电脑，汇总到它的数据库中。

在这个环节中，我们重点考察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收集的法律依据。然而，考察结果收获甚微，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此方面的法律依据，仅有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管理条例》赋予了公安机关在办理户口登记业务时收集个人数据的行政职权。聚精会神地阅读这一1958年由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条例，我们发现条文上仅只有相当笼统的二十六条，内容上对收集个人数据的具体方式、种类等则完全没有提及，而其中所用辞藻如“人民委员会”等则明显不合时宜。看来，要完全严格地依照此项条例来规范如今的户口登记管理操作已不具可能。据我们了解，当前对个人数据收集的普遍做法是，公共管理机构根据自己的业务工作需要，以现行的政策和惯例来具体操办那些涉及到个人数据收集的业务。由此可知，当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在个人数据收集方面是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的。剖析造成这种立法上空白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立法本身具有滞后性，往往是新情况出现后要经历长期的立法准备工作，再等到立法时机成熟后才有可能出现一部新的法律；第二，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在以前社会条件下几乎无法预见到今天的网络将得到如此飞速的发展，而当时的个人数据也根本不像今天得到如此广泛的运用并涉及到个人的种种利害关系，所以当这些冲突显现时，今天的信息管理者才会颇感措手不及；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公民的权利意识正不断增强，原本认为理所应当向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提供的个人数据如今也涉及到了隐私权的问题，公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有可能受到侵害，所以产生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矛盾。

在我国民法意义上，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包括个人私生活、个人日记、照相簿、储蓄及财产状况、生活习惯及通讯秘密等。并未直指个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而这部分信息在十几年前，甚至在五六年前几乎没有人将之与个人隐私联系起来，而在今天，由于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信息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及任何人攫取之便捷将无法控制。这些信息原本在其相对人可控的范围内传播不被认为是隐私。而在这种不可控的条件下，这些个人信息对于其相对人来说也就成了需要保护的隐私了。若非迫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于个人的某些特定的权益，个人亦不会情愿提供这些个人数据。虽然现在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所收集进自己数据库的个人数据都基本采取了不对外提供的保密措施，但在获取这些信息时，或者说相对人在提供其个人数据时并没有得到任何承诺和保障，那么相对人在提供自己的个人数据之后对其可能对自己个人隐私权造成的侵害而担忧亦不无原因。我国《宪法》及许多法律中均有隐私权保护性条款，这里不加赘述，但正是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而导致的隐私范围的扩大，对于这些基本的个人数据作为隐私来加以保护的条款却是没有的。对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来说，相对人本来就处于弱势，需要加以保护。而对于相对人的这部分新“成长”起来的隐私的保护却是缺乏法律条文的有力支持的。我们认为在个人数据的收集阶段，一是要尽快填补个人数据收集在法律依据上的缺陷，使收集工作有法可依，得以有序进行；二是要对相对人的隐私加以重视和保护，这样才能鼓励相对人积极、全面、如实地提供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需的个人数据，降低数据收集的成本，从而保证收集工作和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具体设想将在下文中加以探讨。

2、个人数据的加工

在进行个人数据的有效收集之后，进行加工整理来使其集合效应的新的使用价值得以体现，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却不难发现，对这些数据进行的任何加工整理皆是有明确目的的，而此目的即为了使用，也就是说在对收集来的个人数据的处理有这样一个过程：考虑其用途——以此目的进行加工整理——投入实际使用。由于目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数据库都仅作本部门业务工作需要的使用，因此对所收集的个人数据所作的加工整理也相当有限。我们认为对个人数据的加工整理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下所作的内部行为，其直接产生法律问题，引起法律后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其真正的实际影响将在个人数据加工整理结果的使用上得以体现。因此我们对个人数据的加工整理这一环节也就没有作过多探讨的必要，而是把目光直接聚焦到个人数据的使用上。

3、个人数据的使用

个人数据的使用多种多样，其引起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也因之而易。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个人数据的使用加以分类，逐个探讨。按使用方向分可分为内部使用、反馈使用（指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在对某特定相对人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时使用该相对人所提供的其自身的个人数据）以及外部使用。按使用层次分可分为直接使用、间接使用和混合使用。直接使用指对收集来的原始的、未经加工的具体的个人数据进行使用；间接使用是指对收集来的个人数据进行了批量加工整理后得出的结果数据的使用，而从该结果数据中已经不能通过逆向加工得到具体的个人数据了；而混合使用则是指使用中既有直接使用，又有间接使用。

（1）内部使用。内部使用中既有对个人数据的直接使用，也有对个人数据的间接使用。直接使用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部门依法行使对某个或某些公民的调查权或侦察权等而对个人数据进行调阅、摘录或复制，这些行为均属于在法律授权的条件下的合法使用。间接使用如根据大量的个人数据的一些统计结果来制定政策，分析研究社情、民情等。在这些情况下，个人隐私权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依法履行的职权相较，处于下位，相对人不得以保护自身隐私权为由与之相抗。这种观点已经为我国及世界各国立法所采纳，也普遍为公众所接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使用也不存在我们探讨的空间。

（2）反馈使用。反馈使用大体上都是直接使用。由于其个人数据使用的方向性直指相对人本人，因此也就不会产生个人隐私权受侵害的情形。而根据我们了解，这其中产生问题较多的原因是由于个人数据未及时更新或个人数据出现差错等引起的在政策适用等方面关系到相对人切身利益的纠纷。如某知青子女为享受回沪政策故意减小年龄，在回沪后为了找工作又要求上海市公安局恢复其真实年龄。又如某人身份证号码与他人重号而遭银行、证券公司等拒绝提供服务。这些问题虽然不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但说明这些个人数据上出现的问题对个人的利益有着重大的影响。从第一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造成问题的原因是相对人没有提供真实的个人数据而导致的，而第二个例子则显然是由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工作疏漏造成的。这两个例子是此类使用中的两个典型问题。对于例一中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是否可以因为该知青子女已经从其虚报的个人数据中获利而有权将错就错，拒绝修改其个人数据呢？而例二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又应当为自己的工作疏漏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我们认为：对例一，应当对没有提供真实的个人数据的相对人处以一定的罚款，并需提供原始证据（如出生证）才予以更正；对例二，有关机构应当自行负责给予更正，而不能叫相对人跑来跑去地搞，必要时要给予相应的赔偿。而另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地从这两个例子中感受到的是：个人数据一旦被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收集和利用，其性质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带有了一层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职权所赋予的权威性色彩。该个人数据将不仅是表明相对人某方面特征的符号，而且反过来对相对人产生约束并影响其权益。这些，我们也将在个人数据收集机构与提供数据的个人的权利义务的设想中继续探讨。

（3）外部使用。外部使用也包括直接使用和间接使用。

间接使用如向外部提供一些某方面个人数据统计结果等。由于其中某个具体的个人数据已经不可被推知，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外部使用已经不涉及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而是涉及政府保密部门是否认为这些统计数据本身具有保密的必要，依其政策来决定是否可向外部提供或向哪些外部单位提供。

直接使用中又可分为直接向外提供个人数据和仅提供个人数据服务（如个人数据的比对）两种。其本质在于前者是提供原料，而后者是提供产品，尤如前者是提供核电站用来发电的铀，而后者是提供核电站所发的电。

对于前者，在实际操作中是慎之又慎的。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信息咨询等公司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库十分感兴趣，试图商洽合作或买断等事宜，但皆遭回绝。由此我们认为，这种直接使用的个人数据的提供当然地涉及到了个人隐私的扩散问题，必须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或者仅限于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之间。但由此引出一个在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之间的共享个人数据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共享应当属于合理使用，因为这不仅避免了政府有关部门再一次收集如此海量的个人数据的重复劳动和巨额的成本投入，也使个人免除了再一次提供个人数据的麻烦。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共享也应当有法律依据，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其权限设置也应当不同。这我们也将在下文中继续探讨。

对于提供个人数据服务这一种使用，鉴于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认为不能抱着死守的态度，而是要正视其价值，加以合理的开发利用。而我们孜孜以求的在发挥个人信息数据库的社会效应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利益平衡点也必将在这里产生。

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下目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拥有的个人信息数据库的定位问题。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在1996年3月通过的《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TheEuropeanDirectiveontheLegalProtectionofDatabase)中作出的界定：“数据库”是指经系统或有序的安排，并可通过电子或其它手段单独加以访问的独立的作品、数据或其它材料的集合。⑴从使用范围上分，数据库有两类，一类是根据国家、部门和个人的专门需要而开发的专用数据库,也称自用数据库（In-housedatabase）。这类数据库一旦信息泄露或系统被非授权访问，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因此，它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是保密问题。另一类是向社会开放的，商业性服务的商用数据库（Commercialdatabase），这类数据库信息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在收集、组织和整理过程中需要开发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并在用户使用过程中会带来价值增值，因此，它受到适应的法律保护是必然的。以此标准划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库显然属于前者，然而再具体地来看，这些数据库中的数据又并非十分机密的数据，而是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的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个人数据，只要将保护个人隐私这一问题妥善解决好，其定位向社会服务性方向移动一些是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和市场经济模式要求的，理由如下：

①与商用数据库一样，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收集这些原始的个人数据材料，整理并按一定的形式组织编排。以上海市公安局的这个个人信息数据库为例，其建设前后耗时4年，至2000年已投入了1亿多资金，平均每收集一份个人数据就需7元（其中不包括数据维护、更新的费用）。而当前由于种种的原因，其使用仍基本局限于内部，远远没有发挥出其蕴涵的潜在价值，这点不难从众多咨询公司、信息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对它心存“非分之想”，多次试图高价收购的事实中看出。为了使这一巨大投资充分发挥其社会效应，让纳税人充分享受其投资成果，也为了鼓励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积极从事这一社会受益的工作，有必要对这类数据库的定位作一些调整。

②该数据库中的个人数据在社会中处于实际的垄断地位。除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外的其它社会组织无能力也不被允许大规模地收集个人数据；一般公民也不会情愿提供；而如果收集的个人数据达不到一定的规模，也就可能失去其利用的价值。事实上，社会上许多事业对这些个人数据有着迫切的需求，如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银行、保险公司、电信公司考查客户资信，咨询公司做市场分析，教育科研机构作教学研究等。美国HowardCoble1997年10月提出的H.R.2652法案(CollectionofInformationAntiprivacyAct)（美国众议院于1998年通过了该法案，并入《数字化千年法案》（TheDigitalMillenniumAct））更是涉及了一系列法定许可行为，包括从数据库中获取单个非实体部分的信息、利用数据库中信息核实一些被独立收集的数据、非盈利性的研究使用等。所以，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缓解对于这部分个人数据的供需困境，也有必要调整定位。

正是基于在这种数据库定位可能发生调整的情况下，个人数据所蕴涵的个人隐私面临被侵害的风险无疑就大大增加了。该类数据库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并没有法律来保护它。美国的H.R.3531法案则明确排除对政府有关数据库的保护，H.R.354法案中进一步指出政府雇员的和其他主要受政府资助机构为实现政府职能，并受合同约束来自政府独占性权利行为所产生的信息库将不在保护范围之列。目前在这类提供服务的使用中，已经有银行、保险公司要求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进行个人数据比对。我们觉得这是为该类数据库合理开发利用开了个先河，但必须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及时建立规章制度，强化个人的隐私的保护。

二、国外和国内某些地区的立法状况介绍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谈的所要保护的个人隐私权已经与民法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有所区别。隐私权的概念，可以分为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前者强调个人私生活事务不受恣意公开、干扰的权利，此亦即民法上所指的隐私权；⑵后者则是指个人资料控制支配权，亦即赋予个人对其个人数据的收集利用的开发权和停止权、更正权等，换言之也就是个人对于其个人数据应有主动积极控制支配的权利，亦即本文所要探讨的隐私权保护客体，有学者将之称为“资讯隐私权”。信息的普及和发达，其影响已深入我们的生活，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与利用比以往更为容易，这种趋势已强烈威胁到个人的权利，当个人数据可以轻易地遭受有心人侵袭与操控之后，个人隐私权利不免受到威胁。于是，“资讯隐私权”（informationprivacy）的概念应运而生，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对隐私权保护的思考，而转向以“个人数据保护”（dataprotection）为重心上，以对抗信息时代中隐私权所受到的冲击。

各国及各国际组织以“个人数据保护”为中心的立法和决议已经陆续发展起来，除了较早的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1980年9月通过《隐私个人保护基准》(GuidelinesontheProtectionofPrivacyandTransborderFlowsofPersonalData)，及欧洲议会1981年签署的《个人数据保护协定》(CouncilofEuropeConventionFortheProtectionofIndividualswithRegardtoAutomaticProcessingofPersonalData)等规范外，欧盟于1995年通过《个人数据保护指令》(EuropeanUnion’sDirective95/46/EContheprotectionofindividualswithregardtotheprocessingofpersonaldataandonthefreemovementofsuchdata)，此保护指令于1998年10月25日已经正式生效，该指令要求15个成员国都要立法去管理个人资料，并且特别规定第三国若未符合“适当”标准(adequacystandard)，则为保护其人民个人数据隐私起见，欧盟将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个人数据转移至该具有疑义的第三国。保护指令的基本原则大致如下：用途上的限制、数据的品质、安全性的原则、透明化的原则、同意权的原则、个人救济的原则。美国的相关保护除了用其《隐私保护法》来补足其《情报公开法》和《阳光下的政府法》之外，还散见于各相关文件中，如克林顿总统于1997年7月批准并公布的《全球电子商务架构报告》(AFRAMEWORKFORGLOBALELECTRONICCOMMERCE)，此报告内容中关于隐私权部分中提到：要想让民众能放心在网络上从事商务活动，确保个人数据不被侵犯是重要的。而中国台湾在其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正式公布实施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以下简称个资法）。可见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也应当加以借鉴，加快我们的立法步伐，来解决我们在实际中已经碰到的问题，保护我们公民的个人数据。

三、对策和参考意见

在分析研究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的收集、使用等情况中的问题之后，我们试图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以供参考。

基于目前的国情，要建立一部独立的《个人数据保护法》似乎条件还不成熟，但就公共事务管理领域来说，个人数据的保护应当纳入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来填补这一领域的个人数据保护的空白。我们觉得要这样做的话，以下几点是应当贯彻的：

1、个人数据首先要确立对个人数据不得任意收集的原则。如《个资法》中规定非公务机关非特有目的的不得进行个人资料的收集和处理；如有特有目的要向事业主管机关申请登记，核准后发给执照，而申请登记核准后还须公告登载并供查阅。对于大规模的个人数据的收集只能是由法定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如公安机关等，按法定的程序来收集。或者仅限于公安机关，而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部门之间的关于个人数据的共享程序来使有需要的部门获得相关的个人数据。而这种在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之间的使用范围的扩大也不得随意，法律应当规定何种情况可以扩大，何种情况不可；按照对个人数据的分类，哪些个人数据可以共享，哪些不可以共享；并对访问权限进行设置。总之，这种获得个人数据的行为，不论是收集还是从他处实现共享，都必须是法律授权的，也就是要有法律依据。

2、为切实保护个人隐私权，在个人数据的收集环节中就应当得以体现并作出相应的保证。明确收集个人数据的使用目的，并且明确告知哪些个人数据是必须要提供的，而哪些是可以选择提供也可以选择不提供的。个人不仅是个人数据产出的最初来源，也是其正确性最后的核查者，所以个人当然地对其个人数据拥有主动积极的控制支配权。当个人将其数据提供给收集机关时，这种主动积极的控制支配权即发生分化和弱化。所以，应当通过制度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分化和弱化，而个人也应当成为收集机关对该个人数据使用范围的参与决定者。当个人将其数据提供给收集机关时，当可以视为个人对收集机关所告知的目的的使用的同意，但其他目的的使用则视为不同意。我们认为在此阶段即可通过格式化的行政合同或其它协议来决定个人数据的使用范围并设立救济方式。而收集机关在没有同当事人协商并获得其同意之前，不得将当事人为某特定目的所提供的个人数据运用在另一个目的上。

3、法律应当对所保护的个人数据的客体包括公共事务管理机关可以收集的个人数据的范围加以细数。如中国台湾的《个资法》中规定：保护客体即是个人资料，所谓“个人资料”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及其他足以识别该个人的资料”，亦即可以凭借该资料辨识谁是资料本人的资料。

4、法律应当规定个人与个人数据收集机构的权利义务。对于个人来说，法律应明确赋予其控制其自身数据的权利；在其按规定向收集机关提供其个人数据后享有获得相应服务、办理相关事务的权利等。同时个人又负有按规定主动、如实地向收集机关提供、及时更正其个人数据，保障公共事务管理机关顺利开展工作的义务等。对于个人数据收集机构来说，拥有按法律规定收集、加工、使用个人数据的权利以及维护其收集工作正常进行的权利等。其义务在于告知数据提供人其权利义务；告知所要收集的个人数据的范围和使用目的；保护数据提供人的隐私；维护所收集个人数据的安全和完整；透明化对个人数据的使用状况；接受法定监督机关以及公民的监督等。这里需要另外指出的是，由于个人数据一旦成为收集机关加以使用的数据，即具有权威性，对个人的权益产生影响，所以个人对其提供的数据的真实可靠性负有责任，收集机关亦有在数据的收集、加工、使用过程中避免其出现差错的责任，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过错方承担，如见前述。

5、法律规定应当约束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外提供个人数据，并对公共事务管理机关对外提供个人数据服务树立宗旨并加以指导。对外提供服务应当符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在“三公”的前提下向社会提供对外服务。避免由于对垄断数据资源获得途径的差异而造成不正当竞争。欧盟指令1992年的建议里有关许可的条款要求拥有任何特定信息唯一来源的数据库拥有者按照公平和一视同仁的条件许可任何竞争者使用该信息。法律应当规定对征信业及以收集或处理个人数据为主要业务的团体或个人、医院、学校、电信业、金融业、证券业、保险业、大众传播业等行业可以提供服务的范围和审批程序。

6、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应当完善内部的规章制度，强化个人数据相关工作的管理，杜绝内部工作人员非工作目的的私自对个人数据的处理和泄露。

7、法律应当对个人数据使用的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的范围进行规定，避免个人隐私权的不合理膨胀。

四、结束语

对于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个人数据保护，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是肤浅的，许多问题尚未吃透，故不敢妄加评论。尤其是对公共医疗机构的个人数据保护的研究则完全没有涉及，这是本文的一大缺憾。

我国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还处于探索阶段，笔者仅将研究中发现的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问题突显出来，希望在该问题的相互探讨过程中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法，为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个人数据保护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7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干部职工的服务理念和认识水平。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在积极抓好政治理论学习、与工作相关业务知识学习的同时，大力拓宽知识面，提高综合素养。着力把抓好思想观念的更新，树立利民便民的服务观。

二、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

加强班子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统一，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要求班子成员每月下到基层一线抓项目管理、抓好协调工作，为基层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同时，健全科学民主的领导决策制度，健全重大事项决策规则和程序，积极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重大决策的实施情况要以适当形式及时向群众通报。

三、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

（一）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创建服务型机关。加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和领导干部联系基层的落实，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经常深入联系点走访调研，掌握实情，指导开展工作。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8

一、整改的指导思想和整改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总书记提出的“八种良好风气”为准则，以不断提高全处工作水平和全体干部素质为重点，针对我处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注重实效、着眼长效，把解决具体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通过切实而认真地整改，使“管理到位、服务到家”的工作原则落到实处，使我处全体干部在学习、思想、工作、领导、生活等方面的作风得到进一步的转变，为我校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处在作风建设第二阶段通过在处网站上发出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公告，召开后勤和图书教材方面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召开作风建设专题会议对我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和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学风方面的问题。⑴政治理论学习不够透彻。在学习上只满足于知道其内容，对其深刻内涵知之甚少，特别是对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理解不深，缺少系统性的把握。⑵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好。没有很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没有很好地将学习当作引领思想，指导工作结合起来，影响了学习实际效果。⑶虽有在学习制度，但执行不够严格。

2、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⑴务实有余、超前意识不足。工作上忙于具体事务，满足于完成各项工作，对长期的、全局性的工作考虑不够全面；⑵个别干部工作拖拉，影响整体工作效率；⑶整体协调能力不够强，沟通协调不全面。对部门职责交叉的维修工作，怕越位，不能主动承担；在教材订购方面协调、催促方法不够多；⑷部分干部服务意识还需加强。

3、节能工作抓的不够细。节能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长期工作，在我校现行硬件基础设施还不能实行指标分解、定额管理的情况下，虽然对水电节能工作有计划安排，但对一些具体工作没有认真落实，比如对水电基础数据收集工作做的不细，节能宣传工作多层面开展还不够等。

三、整改措施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一是把学习教育作为提高全处干部素质、促进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会议精神、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理论等作为学习重点，结合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学习研究，力求学得深一些、学得透一些，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习效果，进一步提高全处干部的理论水平。通过学习自觉树立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和廉洁意识。

二是坚持处学习制度，通过每月处务会和例会制度和政治学习时间进行学习，在学习方法上要改变过去学习读读文件、念念报纸的单一学习方式，开展专题讨论、理论交流和工作研讨等方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全处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

2、转变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努力树立后勤服务的新形象，把转变作风落实到促进学校后勤发展，推动后勤管理和服务工作上来。

一是继续保持发扬务实的工作作风，加强对长期的、全局性工作的考虑。具体是配合杭州市、开发区创建最清洁的城市活动，认真研究我校创建“最清洁的校园活动”，争取在五年内达标；根据校园设施的实际情况制定维护规划，分年度进行维护；根据省市节能要求，制定学校节能规划目标。

二是加强工作执行力的管理。定下来的工作要雷厉风行抓紧实施按期完成，加强督促检查，及时跟踪、检查、督促，严格履行岗位职责的要求。对因工作不及时，造成工作延误的要进行严肃处理，重要工作环节领导要亲历亲为、靠前指挥。

三是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树立服务全局的责任意识，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和服务能力，解决维修工作部门职责交叉造成维修滞后和师生报修问题。目前对维修工作的报修虽然比较方便、简捷，可电话报修和网上报修，为了更便于教职工的报修问题，我处正在对具体维修工作进行维修项目详细分项，列出维修项目分类和相应的责任部门，便于教职工及时报修和监督。同时对报修项目中属其他部门维修范围内的工作，通过“抄告单”形式，及时将维修任务、维修地点、交接时间告诉维修责任部门和用户单位，以加强沟通和联系，提高维修的效率。

四是以作风建设为锲机，强化服务意识。主动深入教学第一线为教学服务，每月走访相关单位了解服务需求，倾听对我处工作意见和建议，提高管理服务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建立校园环境巡查制，每周派专人对校园环境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解决，对涉及其他部门工作的及时转告。加强与后勤总公司的联系，积极协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需要协调处理的实际问题。

3、加强节能宣传和管理。清醒认识水电节能管理上存在的不足，在节约水电等能源上下功夫。

一是做好的水电节能多层次的宣传工作。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水电节能工作，继续做好水电节能方面的广泛宣传工作，提倡合理用水用电，节约用水用电，进一步提高全校师生员工的节能意识，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爱校如家”意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将节约水电贯穿到日常工作中，使节约水电成为全校师生员工的自觉行为。

二是严格日常检查监督管理。加强对使用管理部门的用水用电节能情况监督和巡查，督促使用管理部门勤查水电浪费现象，坚决杜绝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和制止浪费行为，强化对部门和个人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的处罚力度。

三是积极多渠道争取资金。在经费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技术节能改造，特别是对基础计量设施进行改造和节能产品的运用。今年通过学校向有关部门申报了专项，并提供了项目可行性报告，希望得到上级部门的经费支持。

四是强化基础数据收集。督促对已装水电计量表每月定时抄表工作，及时进行数据收集，为今后分解指标、实行定额管理提供原始数据。

五是加强和规范水电动力设备维护和使用。建立动力设备维修的“表格化管理”办法，切实加强维修数据统计、故障规律分析和使用管理，使水电动力设备发挥更大的效益。

六是推行节约措施。我校目前用电量最大的是空调，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执行国家倡导的空调温度设置标准，制定相关制度，合理设定空调温度和使用时间，并通过技术改造和节能产品的运用，合理控制空调的用电量。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9

一、何谓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大家都知道，公共事务是指伴随社会发展过程发生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与开展。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王惠岩教授在《公共管理基本问题初探》一文中分析了公共事务的产生过程，他指出，个人经由社会契约而结成国家后，把裁判纠纷等自然权利让渡给国家，形成了政治权力。由此，国家的基本职责就是管理这些个人无法完成或不愿承担的事务，即公共事务。展开来说，公共事务包括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政治性公共事务是指与国家政权建设紧密相关，涉及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加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军事、外交、司法、维护公共安全等；社会性公共事务是不必依靠国家强制力来解决的公共事务，如教育、科技、公共交通、医药卫生等。伴随着公共事务的产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一种是直接生产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务，其主体是各类社会公益组织。另一种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即公共事务管理。目前，在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大致可分为六类：一是国家机关，二是执政党，三是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四是依靠法律、法规授权来处理公共事务的各类事业单位，五是在政府指导下由基层群众组成的自治组织，六是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组织。我们通常所讲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主要是针对后一种社会分工而言的。

从理论上说，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一般由政府行政机关承担。正如中央编办副主任王澜明同志在2004年西部地市编办主任培训班上的发言中，讲到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把过去由企业承担的和不应由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收回来……地方政府是社会管理事务的主要承担者，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管理本地区的社会公共事务。"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行政机关人员编制比较紧张，机构也有总量限额，加之效率不高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往往对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管理力不从心，不得不采取变通的办法，将一部分职能交由事业单位承担。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种授权、委托的作法虽说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性的变通措施，但却是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客观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与历次机构改革要求实行"政事分开"的基本原则是相悖的。长久以来，这些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如我省岳阳市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仅市直414家事业单位当中，初步界定为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就有98家，从业人员达1600余名。这些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其工作性质与行政机关基本相同，人员编制的管理与其他事业单位有一定差别，短期内既难以将其并入机关又不可能完全剥离其行政职能。因此，公务员法规定，对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实行参照管理。

二、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主要类型

结合湖南省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试点情况，按照单位承担的职能，可以将这些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分为两大类型。

一是行政执行型。主要是指按照法律、法规授权，承担一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执行某些行政事务的事业单位。这种类型的单位又有以下四种情况：第一种是以事业单位名义设立，但实际承担政府某方面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单位，如广播电视局、新闻出版局、旅游局、档案局、畜牧水产局、公用事业局、房地产管理局、环卫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上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以前也属于此类事业单位。第二种是承担行政机关延伸职能的单位，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农村经营管理局、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农村综合开发办公室、老区建设委员会办公室、重大项目稽查特派员办公室、价格调节基金办公室、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党史志办公室、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等。第三种是既承担一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又承担某些执法监督职能的单位，如公路管理局、地方海事局、道路运输管理局等。第四种是既承担一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又承担某些公益性和技术性服务职能的单位，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有色地质勘查局、煤田地质局、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核工业地质局、县（市、区）一级的公路管理局等。

二是执法监督型。是指按照法律、法规授权承担执法监督职能的事业单位。这种类型也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按照法律、法规授权承担执法监督职能的单位，如文化市场稽查、无线电管理稽查、国土执法监察、环境监察、劳动保障监察、物价稽查、水政监察、港航局稽查、运政稽查、交通规费稽查、规划监察、房地产监察、卫生监督、物价检查、木材检查、渔政管理、农机安全监理之类的事业机构等。第二种是既承担一定执法监督职能、又承担某些公益性和技术服务职能的单位，如动物防疫检疫监督、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监督、建设工程质量监督之类的事业机构等。

三、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界定

目前，对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究竟由谁来界定以及如何界定的问题，各方面的意见还不是很一致，国家也没有出台明确的具体的实施意见和操作办法。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做好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事业单位的界定工作，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一是界定主体问题，即"由谁来界定"。具体哪些单位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界定主体应该是各级机构编制部门。之所以说机构编制部门应当是界定主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是由机构编制部门的职能分工决定的。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部门，机构编制部门的主要职责是机构设置和改革、职能核定与调整、人员编制及领导职数的核定与调整。各级机构编制部门的"三定"规定对此作出了明确而详细的表述。哪些事业单位可以参照管理,关键是看其是否具有"法律、法规授权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显然，这属于职能界定范畴，理应由机构编制部门负责。此外，在长期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机构编制部门在职能界定与调整工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可靠的信息，为做好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事业单位界定工作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是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要求。近几年来，中央编办在全国各地部署开展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改革试点工作中，机构编制部门对事业单位进行了科学的分类定位，其行政支持类（或称行政管理类）事业单位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是基本吻合的。界定工作由机构编制部门承担，就能把实施公务员法的工作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结合起来，相互协调，整体推进。

二是界定标准问题，即"凭什么界定"。做好职能界定工作，要把握准两个关键词，一是"法律、法规授权"，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与行政法规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国务院的决定等法规性文件的授权。二是"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主要是指政府系统行使的行政管理职能和党委系统担负的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职能。主要包括：政策法规规划的研究制定、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市场监管、执法监督以及公共管理服务等。界定事业单位是否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应根据法律法规等的授权情况，依据单位的"三定"方案，同时结合单位目前履行职能、机构编制管理和原参照、依照管理的实际情况，综合做出判断。

三是界定程序问题，即"分哪几步界定"。根据中发[2006]9号文件精神，笔者认为，实践操作界定工作应分三步走。第一步，申请参照管理的事业单位提交申请材料。材料包括申请参照管理的请示，获得法律、法规授权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依据，设立机构的批准文件，本机构的"三定"规定和单位现有人员编制的基本情况等。第二步，机构编制部门根据提交的材料和工作中掌握的情况，对其进行审核界定。对确属"法律、法规授权履行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由机构编制部门作出职能确认结论。第三步，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机构编制部门的界定，按审批权限审批、按规定备案，并对相关人员实施参照公务员登记，组织开展有关实施参照管理的具体工作。

四、界定工作的难点及建议

今年，湖南省对省直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经初步界定，共有60家单位纳入初定范围，按界定把握准确的程度来划分，基本可以确定的48家，把握不准即待定的12家；按经费形式划分，全额拨款的56家，差额补贴的1家（省地方海事局），经费自理的2家（省交通规费征稽局、省公路管理局），未定的1家（省公路运输管理局）。从湖南省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试点及相关调查摸底的情况来看，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界定难点主要有三。

1、职能复合型单位难以定位。目前，既承担一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又承担某些公益性和技术性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还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存在。特别是越到基层，单位越少，职能复合的现象越突出，乡镇一级，有时一个事业站所既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又具有公益服务职能，有的还有经营服务职能。以此次乡镇机构改革试点中成立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它既有农机监理职能，又有病虫害防治职责，有的还经营种子、化肥和农药，属于典型的复合型单位。对于这些单位，如果强行分离职能，势必增加大量机构。如果不予分离，则单位性质难以准确定位。笔者建议，对此类单位应全面分析其职能构成，若其主要承担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则可列入参照管理范围；若其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较弱，则可考虑在该单位设置若干岗位，对主要承担公共事务管理的岗位工作人员实行参照管理。

公共事务管理范文篇10

摘要：公共事物是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开展。政府作为唯一主体，包揽一切公共事物的旧格局，是与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单调的社会生活相联系的。公共事物的新形态，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责任分担，平等竞争，利益共享的新模式，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

一、公共事务的内涵与特性

公共事务就是伴随社会发展过程发生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利益的社会性事务。公共事务包括公共物品的生产与供给和公共服务的设立与开展。从广义上理解，国家事务和阶级事务也可列入公共事务的范畴，或者说它们之间有相互包含的关系。但是，我们认为，国家事务、阶级事务的目标指向与社会公共事务是不相同的，这两类事务的运作也有专门的规制，其承担者也特定不二。因此，还是应与公共事务严加区别，另当别论。

公共事务的最大特性，就是它的公共性。公共事务的发生源自公共需求的变动；公共事务的承担是政府的责任，但它不排斥任何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成果又可以让参与者（投资人）和非参与者（非投资人）共同享受，普遍获益。这种现象，经济学称之为公共事务的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公共事务的“公共”特性，决定了公共事务是无利可图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提供的。所以，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不愿管”公共事务，而势单力薄的私人又“管不了”公共事务。那么，公共事务的责任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政府身上。

但是，公共需求的不断变动，又决定了公共事务还具有另外两个特性——多样性和阶段性。

公共事务的多样性，表现出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公众自主选择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权力的真正实现。公众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质与量方面的需求偏好倾向不可能一模一样。普遍的需求与特殊的需求。较低层次的需求与较高层次的需求，分布不均地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恰恰是公共事务的多样性，检验了政府垄断公共事务权力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为以益公惠民、服务大众为宗旨，以非营利为基本原则的民间社团组织与政府分担公共事务责任提供了实践依据，并创造了极大的机会和生长空间。

公共事务的阶段性，表现出公共事务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标准；某些事物在某一阶段会集聚增多，某些事务的范围、对象会发生转移变化。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阶段，低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是公众普遍的需求，那么，公共事务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围绕着提供和保障公众基本的吃饭穿衣展开。社会经济发达了，公众的生活品位发生分化，对生存质量和福利水平的要求更高，更多元化，文化方面、个性发展与享受方面的公共事务增多了。例如，现阶段，居住环境方面的公共事务增多了，人口流动、卫生保健、尊老爱幼方面的公共事务增多了，消除贫富差距、创造平等机会方面的公共事务增多了。而且，一些原来纯属经济事务范畴的事务，也逐渐转化扩大为公共事务，例如，交通、电话通讯、信息网络建设等事务。显然，此阶段的公共事务与经济匾乏时代的公共事务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社会，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社会，各国政府已注意到治理好公共事务，对国内稳定，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意义。许多发达国家，把改革公共事务管理作为政府的优先目标之一。国际权威评估机构已把公共事务管理作为衡量一国政府施政目标和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数，把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的地位和参与程度，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民主文明进步的尺度。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旧格局和现时状态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公共生活日新月异，公共事务日趋丰富膨胀，旧的公共管理模式受到冲击和挑战，政府担负公共管理职能的各种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诸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相对固定的行政程序不适应日趋变动的公共事务的矛盾；政府机构膨胀、管理成本无限增长、财政负担加剧问题；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难以遏制腐败问题等等。公共事务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新中国50年来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状况和格局，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1．管理公共事务的中心地位。主体地位几十年牢固不变。政府包揽一切公共事务，自上而下，一统到底，方方面面，无所不在。社会一切公共福利来自政府；

2．各级政府行政部门重叠庞大，低效率高成本运行；

3．习惯运用行政命令。宣传教育、群众运动。义务劳动综合治理的模式；

4．政府之外，没有任何自治的承担公共事务职能的机构。

具体分析，公共事务管理旧格局之“特”与中国过去的国情之“特”也是相互吻合的。

首先，指导思想上的‘极左”和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直接导致体制上的僵化和管理行政的偏执。政府在施政过程中，把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逐渐演变成了包揽～切公共事务，全面垄断公共权力。

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公共事务与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统一千一体，不仅政企不分，社会公共事务的运行也高度依附于政治权力的要求和政治目标、原则及秩序的规定。政府的职能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分化。体制决定了政府必然包揽一切公共事务。政府办企业、政府办社会，政府把天下的事务、天下的责任一身担，成为唯一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名副其实的“全能政府”。

第三，从社会公共生活的主体——公众的状态看，民间缺乏公共契约的自律与他律的传统习惯，而政府又没有缔造民主参与、广泛合作的制度进行有效的利益诱导，那么，公共事务除政府独家辛劳经营之外，原本可开采利用的更深厚更广阔的民间资源都白白流失掉了。

第四，长期以来，我国民众的温饱问题未解决，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处于低层次，公共事务相对简单，量少。

客观评价，必须肯定的是，人民政府几十年来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是全心全意不遗余力的。不管政府组织有多大局限性，政策措施多么僵化死板，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还是政府的职责。不过，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面对公共事务的新生长、新形态，政府独家承担的职责也必须向政府外延伸，分解了。

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新一轮机构改革，对政府机构的整体功能和管理职能进行重新疏理定位，这种职能定位，用朱镕基总理一句最简洁的话说就是：政府要管市场，但不能办市场。具体地说，政府职能主要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大块。这反映出政府力图实现其行政管理与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取向相适应，与社会公共事务呈现的崭新变化相适应。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带有制度性根本转变的改革。已经进行的改革，给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生活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企业脱离了政府的行政管制，以真正独立的经济主体投入市场竞争，追逐和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整个社会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充实丰富，社会公共事务也日趋膨胀，并随之出现许多新领域、新形态、新问题。但是公共事务的变化并没有像经济事务、政治事务的变化那样引起从政府到民间强烈的关注。在公共事务领域出现的许多问题，更显示出政府目前的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还不到位，不配套，不衔接和不适应。这就造成了目前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总体上呈现“三态”：

1．矛盾态。一方面政府体制改革把公共服务作为一项重要职能加强和改进；一方面社会公共事务伴随市场经济发展丰富扩大，大量的公共事务是前所未有的（没见过），政府受职能和人员编制、素质制约，既不可能投入更多行政资源来管理（管不了），又缺乏管理的经验和技术（管不好），若按旧的行政主体模式来管，往往出力不讨好。

2．2．真空态。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一直局限在第一部门（企业）与第二部门（政府）的二元化格局当中，而对以非营利为目的，以参与公共事务、推进社会公益为宗旨的第三部门（营利组织）构建与发展严重忽视。社会公共事务责任分担的法规、政策几乎空白；民间合作承担公共事务的意识淡漠，能力乏弱；有关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的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更为少见。

3．3．流失态。由于制度的空缺和体制转换的不到位、不配套、不衔接，导致社会公共事务的“利益蛋糕”无法做大，甚至导致利益流失。例如，市民利益社区化后，社区服务与管理制度的空缺；企业污染公共环境并对民众健康造成损害，这种外部不经济问题缕缕发生无力纠正；城镇现有公共文体设施和福利设施长时间闲置甚至荒废，有些转为商业性使用；企业、私人捐赠的公益金，本来有保值增值的能量和效应，由于机构和制度不完善，无监管，账目混乱，致使大量基金不仅难以保值增值，甚至在投资中被骗，被拆借、挪用、流失；许多适宜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携手开发共同承担的公益事业，未能有效地开发等等。

4．公共事务管理的改革正随政府体制的改革在推进中，方向已明确，大势趋好。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加速新陈代谢，全方位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创新。

三、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

考察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繁多的社会公共事务，包括为国民提供各种福利，政府的作用十分有限，而无数的非营利组织却活跃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从育婴到养老，从早餐营养到房屋修缮，从博物馆、图书馆到著名学府、交响乐团，公民权益、法律援助，甚至海外救援，民间的非营利组织都有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里，固然有传统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了公共管理制度的改革，正构建一种崭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如何依据我国的国情，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制度改革的经验，构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事务管理新模式，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公共事务管理责任分担

公共事务管理责任分担，取决于政府职能转换的到位，把一贯由政府直接承担的公共事务转移给政府外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其动机和目标就是打破公共事务管理政府唯一主体、包揽一切的格局，逐步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社会化。

根据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机构。在民间非营利组织能够提供有效的、经济的、高质量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政府必须退出，这样可以激发民间的创造性潜力和建设能量。政府虽然随公共管理职能的部分转移，也转移了公共事务的责任，但绝不是放弃了责任。政府依然承担着公共事务的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即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服务标准。目标、原则的制定和监督执行，保证“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宗旨真正落实，保证公共事务管理的质量不能降低。同时，政府有责任培养教育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人员，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推动非营利组织健康、规范。持续发展；政府有责任根据公共事务的不同领域。性质。类别，对承担责任的非营利组织进行财力支持和实行税收优惠。即便在一些需要政府直接参与管理的公共事务领域，政府也应采取“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进而有为，退而有序，多做“雪中送炭”，少搞“锦上添花”。

政府从具体的公共事务中解脱出来，就能够以监察者和指导者身份审视公共管理质量和效益，促进公众权益和福利的扩大。同样，由于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权力下放，公共权力独家垄断的格局被打破，社会监督制约机制加强，不仅有利于政府克服官僚主义倾向，减少政府官员权力腐败的机会，而且可以监督和纠正非营利部门可能出现的“第二政府化”及成员的“官僚化”倾向，当然，也相应降低了公共事务管理的成本。

各类非营利组织进人公共事务领域，与政府分担责任，还可以有效地医治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淹场失灵、政府失灵’综合症”。“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的状态，特别是不能按最优化的原则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政府失灵”是指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主要承担者，只能按平等的原则提供一般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满足普遍的需求，而不可能满足公众‘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在“失灵”症状下，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就可以展现其自身多样性服务和供给的优势，与政府形成互补关系。例如，我国“希望工程”、志愿者组织、社区服务机构及慈善团体等非营利组织，通过实施扶贫、助残。康复。再就业等活动，调节社会成员的收人差距，减少贫富不均，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创造平等机会，缓和社会矛盾，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再如，一些企业为追求最大的利润，不惜以损害公共环境为代价，随意排放废气、废水、废渣，造成外部不经济，而自然（绿色）环保组织、社区自助团体。动物保护组织等非营利组织就能够协同政府职能部门及新闻媒体等机构，对这类企业实施监测、限制整改、舆论压力、受害索赔等行动，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有，非营利组织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于营利组织（企业）较低，即非营利组织本身的运作成本低。这样，它的自身容量和发展空间就很大，大量从第～产业（农业）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和第二产业（工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可以吸收进入重点从事第三产业（服务业）的非营利组织。这正符合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力资源重新配置的大趋势。

其实，非营利组织释放能量的空间还很大，远不止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事务政府不直直接插手干预，或者干预以致成本过高，而交给民间非营利组织去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近几年，频频举行的国际性、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对中国及世界范围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进行研讨、预测和技术咨询，它所形成的“软科学”成果，无疑对政府决策和企业拓展起到非同一般的效果。非营利组织承接了政府的某些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又非政府权力的延伸和扩张，这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地位和角色，使得它可以保持中立，灵活自主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当然，列举非营利组织的种种优势，并非想证明它完美无缺，是包医社会‘下病”的“灵丹妙药”，也无意将它理想化。相反，对于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来说，要与政府分担责任，要将潜在的能量。优势和长处变为现实，还有很多艰苦的。基础性工作要做。至少，以下三项建设应予优先考虑：第一，培养一批境界高、素质优的专业人才队伍。这又分两个方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除吸引大量志愿人员参与工作外，专职管理人员的人格魅力和综合素质对推动组织的运作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任何非营利组织都要有自己的“专业”定位。优秀的专业素质和丰富的经验无疑有利于提高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而专业素质差或定位不清不仅不利于吸引支持者捐助，而且会降低组织的公信度。第二，非营利组织必须学会以最好的方式管理。仅仅有一批具无私爱心和良好意愿的仁人还不够，还必须高效地运作，并追求最低成本最优结果。非营利组织必须是“效率组织”。第三，非营利组织必须学会筹资募捐。非营利组织必须拿出物品和服务成果吸引公众捐献，要善用媒体宣传自己，还要建立严格的财务审核和准确的信息披露制度。非营利组织必须是“廉洁组织”。

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不仅仅是扩大了社会责任的覆盖面，实质上是开发利用了高品质的社会资源，大大增加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量，给飞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添加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2．公共事务管理引入竞争

市场竞争，可以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多样化。但是，公共事务不像经济事务可以直接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最优化目标。因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所具有的特性，使得花钱购买的人和不花钱购买的人，都能得到同样的享受。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希望别人出钱出力，自己“免费占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便无人提供。由此可见，公共事务不可能通过市场体系，即由个别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来解决。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领域当成纯消费领域，由行政职能部门或称为“事业单位”的政府附属机构，靠有限且固定的拨款来经营运作，这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开发、生产及供给。实践证明，政府独家垄断公共事务，无论从质或量方面衡量，都有无法满足公众的普遍需求和特殊需求。

但是，政府是市场原则的永恒禁区，公共权力不可交换。也就是说，由政府垄断公共事务，公共事务领域就不可能按市场原则引入竞争机制。现在，推进公共事务管理社会化，承担公共事务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组织就可以打破禁区，合情合理合法地实现公共管理与市场竞争的“稼接”。

首先，营利组织的“效益第一、优胜劣汰、用户是上帝”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可以引入公共管理过程。在公共权力社会化环境中，公众掌握有选择公共管理组织的绝对权力。公众的满意程度是评价服务组织的基本标准。因此，哪个组织要在市场竞争中谋求和争取自己的机会。份额和地位，就必须拿出自己的物品和服务接受公众的选择。原来政府垄断公共事务时的一切弊端和局限，在公平竞争中，在公众的选择中将会减少、弱化甚至被消解。

其次，承担公共事务的非营利组织以政府的经费和社会捐款作为业务运作的资本，那么，就必须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捐助人的监督，搞好行业自律，建立规范的财会制度，对产品开发服务项目进行成本核算，以求获得最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样，从制度上克服政府垄断时只投入，不管效益，追求“公平”，牺牲“效率”的弊端，实现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平、效率、成本”三者兼得，均衡发展。

第三，承担公共事务的非营利组织为争取产品和服务的优质化。多样化、个性化，可以凭自身优势与营利企业合作，进行项目的技术研究和开发，在不影响服务质量和公众接受的原则下，甚至可以给予营利组织相应的商业机会和商业利益。需要指出的是，非营利组织的宗旨和根本性质是非营利性的，并不意味着这些组织不会盈利。它不以营利为目的，它依法合理的服务性收费及运作中获得的利润，再投入继续运作，可以增强服务能力，提高产品素质。总之，公共管理引入竞争，可以使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更加多样化。优质化和低成本，直接受益的必然是公共事务的主体——公众。

3．公共事务的利益共享

“共享”，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1995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把“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主题。在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对其含义作了阐述：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是一个包容的社会，其基础是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文化和宗教多样化，社会正义、民主参与和法制。人人共享的社会，是一个根据所有人的需要和能力，调整自身结构和动作，并调整自己政策和计划的社会，从而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潜能，并为所有人谋取福利。因此，可以理解，“共享”，是人类生存资源的共享，是发展机会的共享，是社会成果的共享。共享的社会，将进一步使人能够在互惠和公平的原则指导下，彼此投资，并分享此种投资的成果。

我们认为，把“利益共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改革的终极目标最恰当不过了。公共事务，实质上体现的是公共利益。过去，我们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三者的统一。无疑，这是正确的。只有三者统一，才能实现共同利益，才能“共享”。遗憾的是，实践中却总是将个人利益从“统一”中剥离出来，又总是以公共利益的“理由”限制、削弱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而且，这种“牺牲”长期得不到“补偿”。久而久之，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真诚与热望受到伤害，人们对待公共事务就变得冷淡、虚假应付。消极抵触，而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蛋糕”迟迟做不大，甚至萎缩。实际上，这已经造成了公共事务领域的恶性循环。

公共事务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势必要在制度上和宏观环境上创造“利益共享”的局面。使更多的人走出私人生活的领域，乐于与他人合作交往；更多的人乐于投资于社会公共事务，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在公共事务中，个人的权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利是平等的，待遇是互惠的，利益是共享的。这样，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蛋糕”才能越做越大，人人共享的资源才能越来越丰富，社会发展和个性发展的空间才能越来越广阔。这方面，大连。上海、南京等地社区建设的成果，深圳市志愿者组织“义工联”的活动，都是成功的范例。今年，国家将要实施的“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和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制度”（据2000年12月6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为推动公共事务管理的改革，实现“利益共享”开创了制度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