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基础范文10篇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强大的参与力量，这就要求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公共性”，从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公共性”的觉醒。譬如，一种成熟的理论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存在体现公共理性的力量，公共领域由于是公共权力活动的场所，因而天然地必须体现公共性。而私人领域是市民社会成熟基础上的产物，它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因此它的存在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许多国内学者也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或自由化推动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而获得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在市民社会里，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也逐渐活跃起来。一般而言，自治原则、法治原则、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公共性等被人们认为是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旨趣或规范基础。”随着第三部门的成长壮大，它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众的滥用，从而发扬民主行政理念，使公共管理更能体现为公众利益的本质目标（注：参见汪俊昌《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谈论市民社会》，《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由此看来，当前对于“公共性”的研究，既是过去探索的延续，又具有现实紧迫性。

“公共性”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or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们凭借官僚、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决定福利、幸福和功用。这里没有公共的原初含义，有的只是原子个人的集合体；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虽然美国公共行政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性有过几种理论，包括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多元主义视角）；以理性选择人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共选择视角）；以代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立法的视角）；以消费者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提供服务的视角）；以公民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民权视角）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概念必须建立在公民权、仁慈和爱之上，此外还需要听证系统和程序的保持及发展，及对集体公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其次，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形成了强大的参与力量，这就要求公共部门在管理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公共性”，从而表现为某种程度上“公共性”的觉醒。譬如，一种成熟的理论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存在体现公共理性的力量，公共领域由于是公共权力活动的场所，因而天然地必须体现公共性。而私人领域是市民社会成熟基础上的产物，它发挥社会批判功能，体现参与和监督精神，因此它的存在有助于公共性的发扬（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许多国内学者也认为，“经济的市场化或自由化推动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而获得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在市民社会里，各种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非官方的公共领域也逐渐活跃起来。一般而言，自治原则、法治原则、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公共性等被人们认为是市民社会特有的价值旨趣或规范基础。”随着第三部门的成长壮大，它在政治生活中起到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对社会公众的滥用，从而发扬民主行政理念，使公共管理更能体现为公众利益的本质目标（注：参见汪俊昌《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谈论市民社会》，《浙江学刊》1999年第3期。）。由此看来，当前对于“公共性”的研究，既是过去探索的延续，又具有现实紧迫性。

二、“公共性”的由来及演变过程

根据《辞海》的解释，“公”的中文含义为“公共；共同”，与“私”相对。《礼记·礼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即为此意。《汉语大辞典》中，“公共”意为“公有的，公用的，公众的，共同的”。因此，自古以来，“公共”的中文语义强调多数人共同或公用。也有人认为“公众”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汇(pubesor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加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英语词汇“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在古希腊社会里，公共是一种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参加的政治共同体，其主要职责是建立一些永久的标准和规则，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之善。因此，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在古希腊政治社会里与早期民主相关联。这也应证了，随着时展，当代的“公共”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公共成为政府和政治的同义词的观点。

哈贝马斯考察了另外一种公共性起源。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公共性或公共领域不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而是指一种建立在社会公／私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独特概念，它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基础上，并具有独特批判功能。关于公共性的演变，哈贝马斯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社会有明确的公私划分，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例如在古希腊、罗马，公私分明，所谓的公共领域是公众发表意见或进行交往的场所，那时虽有公共交往但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公共领域。在中世纪，公私不分，公吞没私，不允许私的存在，公共性等同于“所有权”。直到近代（17、18世纪）以来，在私人领域之中诞生了公共领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性（注：［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受到国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启发，国内也有学者从社会领域分化的角度分析公共性的产生。他们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活动具有对应的相关性。整个近代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进程，都在于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日益分化，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整合体。在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也开始了分化的历程，除出现了国家职能的多样化趋势，其中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是最为基本的两大职能。由于国家统治职能是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关系中实现的，所以，虽然它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公共性的内容，但本质上是与公共性相悖的。而在管理职能中，公共性则是其最为根本的特性，甚至可以断言：归咎于管理职能的是一个纯粹的公共性的领域。因此，社会领域的分化引发国家职能的分解，从而导致公共性的彰显。

在论及公共性在近代的演变时，国内外学者都倾向于用“公共性丧失”一词。一种观点认为，在近代功利哲学和市场经济的趋利倾向共同催生下，古希腊公共性的含义进一步丧失，现时情况是，“通过集体的方式寻求更大的善已被个人的计算、功利以及成本和利益所替代。政府的目的在实践中已是私有的福利(privatewell-being)。我们凭借官僚、技术和科学的手段来决定福利、幸福和功用。这里没有公共的原初含义，有的只是原子个人的集合体；这里没有公共利益，有的只是许多私人利益的聚合体。”虽然美国公共行政对于如何实现公共性有过几种理论，包括以利益集团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多元主义视角）；以理性选择人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共选择视角）；以代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立法的视角）；以消费者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提供服务的视角）；以公民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公共（公民权视角）等，但这些理论都不能真正代表公共。真正的公共理论架构应是以宪法为基础，公共概念必须建立在公民权、仁慈和爱之上，此外还需要听证系统和程序的保持及发展，及对集体公共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关怀，等等。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摘要］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史中新近出现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管理者，是这一社会治理活动的职业承载者。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活动更多地遵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那么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活动的公共管理，则奉行伦理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分析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角色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行为，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的伦理基础。

［关键词］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伦理；道德

工业革命使社会治理活动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历史进入19世纪中期，由于英国政府采纳了东印度公司的管理经验，因而出现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务活动成为正式的职业活动。到了20世纪，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为职业活动被世界各国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普遍把行政管理当作专门的职业化的社会治理活动加以看待。然而，在社会治理活动职业化的过程中，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曾经影响行政管理活动主要从属于科学化、技术化的原则，导致这一职业的伦理规定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行政伦理学的研究也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出现“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要求变革社会治理方式的思想运动，行政伦理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关注。由此可见，关于社会治理的伦理思考是与人类追寻后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进程一道启动的。现在，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应当是怎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治理活动都更加依赖伦理的引导和道德的规范。

一公共管理活动的职业体系

公共管理的职业体系是职位和岗位的结构体系。与以往的管理体系一样，职位和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规定了公共管理的权力、职能及责任和义务。职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纵向关系而言，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横向关系而言。无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是由职位和岗位构成的职业体系，直接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在行政管理的名义下所形成的职业体系也从属于管理的原则。但是，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公共管理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在管理的意义上告别了以往治理体系的权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科学化、技术化原则的职业体系，而是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科学构造职位和岗位的职业活动体系。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同样由职位、岗位构成的公共管理职业体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对于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来说，“命令—服从”的行为模式为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协作”的行为模式所取代。

职位和岗位都是职业体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的不同不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内容方面。对于内容来说，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关系。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职业关系可以归结为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三大类。在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些关系总会以极其具体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动之中。公共管理的职业关系越是具体，就越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比如，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职务、岗位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职守、忠实地履行职务以及岗位上的责任和义务；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当职业关系表现为公共管理者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处事、真诚服务，以求得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来，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协作的体系，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行为的表现。尽管都是在管理，但传统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实质性内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则把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拥有了伦理本质。

摘要: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话语构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主要综述并分析公共管理中国话语构建的三个维度，即构建融入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话语体系，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并尝试提出今后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传统文化;本土化;学科体系

一、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对于行政管理的研究，古代称之为“行使政治权力”，其核心内容是管理国家和使用国家权力。古往今来，帝王术、资治通鉴等记录下来的大量行政经验，再加上儒家文化的道统思想和教导，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家管理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行政改革和管理制度建设同步发展，引进了大量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思想、方法及话语体系，经历了重建、引进、迅速发展的阶段，已在两百多个高校建立了公共管理系、所或者学院，全国五百多家高等学校中都建立了公共管理类本科，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平台。话语体系，是对某一思维进行表达和诠释的一种语言系统，由于后现代思潮在西方社会的兴盛，近年来对话语体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其目的是在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突破固有思维体系和制度构建，重构思想语言的基本单元，解放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突破至更高层次的自由。如“现代”(modernity)“后现代”(post－modern)“重构”(re－construct)，“解构”(decon-struct)”“话语体系”(narrative)”“权利要求”(claim－smak-ing)“权威表述”(authenticdiscourse)“多中心”(multiplecenters)等都是后现代思潮的关键词语，它将追求层级更深、范围更广的民意民主决策和民生的权利作为核心目标，而这也是思想家探索如何突破现代模式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路径之一。关于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知名学者们对其有着不同的见解:前MPA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朱立言教授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泉，公共管理知识的生产应当更紧密地与实践相结合，紧跟实践的步伐，创造出能够切实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蓝志勇教授立足于哲学的层面和跨文化的视角，认为公共管理学的建设不仅要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传承，而且要能够与世界文明有效沟通，提炼出包容的话语体系。在清华大学薛澜教授眼中，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相互促进的方面:一是非西方语境下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重新定位;二是我国公共行政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与发展。中山大学王乐夫教授认为公共不按理取代公共行政成为新的有效的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来建构公共管理学科。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则认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立足点是顺应新时期国家的发展需求，顺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增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影响力，以完善的理论体系来引导国家和地方的创新发展。山东大学葛荃教授认为当代公共管理学不仅要反思和质疑当前现有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同时要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交流和融通，将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以期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广州大学王枫云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就可以提炼出丰硕的管理经验，道家、儒家、法家的政策观都可以作为政策科学本土化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源泉。关于中国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研究，将部分学术界以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为核心的介绍型研究剔除后，可将其余的公共管理中国话语研究归纳为三个维度:一是将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和文化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构建具有丰富中国元素的中国话语;二是重视中国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三是兼顾借鉴与创新，构建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

二、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三维度

(一)构建融入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话语体系。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唯一一个古代文明从未终止过的现代民族国家，多数时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历史上曾经开创过多个“盛世”，其治国思想、行政思想、行政实践历史渊源流长。现代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被西方话语体系覆盖严重，因此，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将其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对于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场合都会提到“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表现，基于政治文化层面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体现为维系社会与政治“结构性稳定”的中坚力量，儒家的治国理念核心是以德治仁政教化，而秦在统一时采用的是法家思想，秦统一时的暴力手段与统一后的强制管理使秦二世而亡，因而汉代统治者以此为戒转换战略思维，以儒为主，以法治为辅，“本以霸王道杂之”，谓之“汉家制度”。在这一治国策略中以调节为主，倡导惠民仁政，可解决社会冲突，再结合法制，可守住治国根基，软硬结合，得以治天下。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对于治国理政方面，解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需要具备稳定的社会中坚力量为社会基础，第二是需要有高度理性的制度为支撑。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体现出精英群体接续和积淀的政治理性与智慧汇聚为行政管理思想，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这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管理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均源于西方，然而纯西学化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的管理问题存在很大的水土不服。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这一学科的基础知识，但从研究根本上看，当代中国许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都不够全面，过于偏重实用性，甚至取消了“政治学原理”基础课程。非唯学子，师者尤甚乎。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公共管理语言体系的构建研究较多，但被人接受的只有计量研究和田野调查。这种研究趋势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术界深刻反思了在此之前教条化、僵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点是国内学界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体现出的传统研究方法落后国际学术界的现实，难以实现对话。通过以上分析，将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增加到现代基本西学化的公共管理学中，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以下优势:其一，汲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将中国元素添加到现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提升对当代中国公共管理话语的解释能力;其二，重新认识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正当性考量，促使量化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相互融合，增强现代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研究的“反思、批判”和“精准描述”能力，推动社会政治的改革，加快政治管理的科学进步和公共管理的社会实践;其三，加快现代西学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积淀的融合，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实践的融合，推动公共管理学术视域的中国话语的形成。(二)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本土化”是指中国的公共管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面对的对象，且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支持也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公共管理学只能是一种国别性的存在，本土性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这便是本土化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存在的最合理解释。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蓝志勇在相关领域研究中提到，“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国际，让国际了解本土的时代。”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是走向国际化的必然选择，它使中国更有效的与国际沟通，并从国外先进的公共管理文化中汲取精华。然而，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而公共管理活动作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活动，并非客观的自然现象。无论是哪个国家，其公共管理的政治性、民族性都非常鲜明，并与本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文化、政治体系相连，而这也是公共管理活动存在国别差异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公共管理针对的除公共管理活动之外，还在于可以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路径与方向上的借鉴，中国的公共管理对象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在理论支持上也同样存在差异，而这便是本土化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存在的合理性。本土化并非掩盖公共管理学的普遍性，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也必须体现出活动自身的规定性。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在诞生时、成长中都存在一定缺失，这是由于西方理论的影响，但应该明确的是，西方理论不但无法回应中国问题，还会给出错误的方向，仅依靠西方理论下的公共管理学的中国转化，并不能塑造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话语体系，它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精髓，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的独特道路。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及思想的汲取和采纳，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一味地“盲目追随”或简单地“按部就班”。判断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能否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相适应，要考虑它能否与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并准确反映时代的精神;能否与我们的传统管理思想体系进行有效的对话，并能够以此为契机衍生出新的思想、观念和话语。“本土化”强调的是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学，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若偏离这一核心，无异于缘木求鱼。据此，基于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明确中国的表达方式，即需要以中国的汉语作为表达工具，这是让中国公共管理学走出国门、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必要道路，且汉语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第二，强调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正面直视鲜活的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构建反映中国实践的话语体系，西学理论下的话语体系不仅会对中国公共管理学产生损害，同时也会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指偏方向，只有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实践构建的话语体系，才是具有穿透力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第三，明确中国的经验总结，即以往西方理论侵入严重，导致我们忽视了本国的经验，若依然用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来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是无法改变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跟班”地位，只有真正立足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总结中国公共管理经验，才是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正确道路;第四，明确中国的文化根基，即中国公共管理学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的公共管理学，因而源于中国文化情境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才具有指导性，这也是构建基于中国文化根基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原因。(三)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在西方国家，公共管理也称“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从传统行政学重视“公平、正义”等行政价值转向20世纪80年的重视“工具和效率”。公共管理阶段主张B途径，即向企业学习、市场化改革、放松规制、提高管理效率等。当新公共管理传入中国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行政学科的面貌，形成强势的公共管理学科，包括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专业。21世纪初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学习榜样，全国拥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大学的相应学院多数更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中国公共管理话语学科化，指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话语表达中，强调逻辑性和体系性的严密，在固有的观念或者理论基础上，对公共管理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尝试在公共管理学的多个概念之间形成逻辑关联。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独特的话语体系，且一般情况下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的功能表现在两点，即理论交流和理论指导实践，然而，当前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并未体现出这两点功能。非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是以话语主体个人的观察、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主体对公共管理活动的思考，主体的特色不同也造就了语言表达的行政理想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特征，如孟子的治国理念通常以鲜明的对比、生动的用词、灵活的问句、整齐的对偶等形式来表现;又如孔子的为政主张是以大量匀称和对立的范畴来表示，如“性”与“命”、“智”与“愚”、“善”与“恶”、“学”与“思”等等，都体现出孔子行政思想的深奥，展现出其高超的语言表达艺术。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化最初是源于西方，自20世纪初，国内学者对国外有关行政学著作进行了翻译，如美国的《行政纲目》、日本的《行政学总论》等，从此中国公共管理学形成。基于学科化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偏离了公共管理实践。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很强，但当前却存在忽视现实问题的学术旨趣、偏于研究西方理论的缺陷和问题，而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语言体系的构建必须将其特点考虑进去，思考公共管理实践与经验，才能提炼出话语体系。第二，回应系统化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与实践是相互的，但当前却依旧存在试图以某种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为入手点，对公共管理活动进行分析并引导实践的实际情况，消磨了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第三，反映话语体系的去价值化，基于学科化的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无论是从思维层面，还是方法、文字的表达上，都更加注重理性主义，看似体现的客观、理性，但实际上却失去了话语体系的价值判断和实践关照。不仅如此，由于工具主义观念，公共管理活动愈发完整就越被认为是由孤立存在的单独要素构成，逐步瓦解了公共管理的有机统一。面对这种现状，基于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注重这三点:首先，融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注重“感性的整体体悟”，这与西方强调的“严格的理性检验”是不同的，在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巨大，更是营养基础;其次，重视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实践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密切，话语来源于实践，实践依靠话语表达，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不断创新，在实践中必须不断总结更新的范畴、概念及表述，让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与时俱进;最后，对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保持批判和借鉴，汲取有用的理论，不可盲目追随。

论文关键词：社区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互动机制

论文摘要：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政府在职能上日趋“掌舵”而非“划桨”，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学者的认同与重视。文章在分析社区公共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着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探索与分析，揭示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原理。

近年来，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迄今我们对社区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在理论上，一方面是对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是对公共管理体系与研究方法的丰富与发展;而在实践上，对中国社区公共管理体制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在分析社区公共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着的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互动机制进行探索与分析，力求揭示社区公共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原理。

公共管理就是对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组织与管理，其根本目的是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分配。王乐夫将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fi」同时，他还将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公共事务区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王惠岩则根据不同的公共事务在阶级性和公益性特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认为在理论上公共事务可分为政治性公共事务和社会性公共事务两类。f2」作者认为二者对公共事务的划分并不存在本质差别，只是区分的角度不同，前者以管理主体对象进行区分，后者则以管理客体进行区分。社区公共管理是指社区组织凭借社区公共权力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活动。在以上对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及区分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把握社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管理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含义。

(一)管理主体是拥有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社区组织

一般来讲，社区组织包括政府基层政权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以及社区中介组织。政府基层政权组织在社区公共管理中发挥着方向性的主导作用，主要包括城市社区的街道办事处及其他职能部门。社区自治组织，伴随着社区成员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而出现，是对社区内部公共事务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组织，如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社区中介组织主要指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主成立或参加、介于社区主体组织和居民个体之间的组织，如志愿者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纷纷步入新常态。在此情境下，公共管理功能、体系需要被重新定位。徐双敏主编、科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的《公共管理学》一书，从理论、主体、职能、人力资源、政策、绩效、危机等多个维度对公共管理展开全面论述，构建出较为系统的公共管理基本框架，为审视当下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优化公共管理体系提供了参考。

该书共包括十章。第一章在明确公共管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公共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第二章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相关职能，并紧密结合新时代背景，具体论述了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第三章从行政组织、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三个方面对公共管理主体展开相应讨论。第四章详细论述了公共管理主体间的关系，其中主要包括政府组织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关系两个方面。第五章聚焦公共组织中的领导，分析了领导的个体素质与群体结构，并对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中的领导职能展开具体论述。第六章对不同主体结构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展开详细论述，其中包括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及社会组织中志愿者管理等内容。第七章从公共政策视角出发，论述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控等内容。第八章从财政管理视角出发，对公共预算管理、收入管理及支出管理等内容展开论述。第九章结合公共管理实践，具体分析了公共管理的方法，其中涉及绩效管理、信息化管理及应急管理等内容。第十章以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为核心，探讨了新时期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

新形势下，我国公共管理的工作内容、条件、阻碍等因素都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此情境下加强公共管理，可以视为以问题为导向对我国公共管理体系进行优化与完善，这是提升我国公共管理质量、健全我国公共管理机制、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举措。同时，紧密结合新形势，以社会发展现实需求为导向，有方向性地加强、完善公共管理，有利于提升公共管理效度，提升公共管理缓解社会矛盾的精准度，为持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保障。

结合《公共管理学》一书，可从组织、人才与技术三个层面分析公共管理体系的优化途径。首先，在组织层面进行优化。传统公共管理制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即组织结构的单向性。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官僚等级明显，非政府管理主体的公共管理功能被严重忽视，由此造成公共管理相关政策、工作主要是从上到下单向作用，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的活性。立足新形势，我国应引入新公共管理理念，积极吸收基层社会力量，构建基层管理组织，推动公共管理相关信息由下向上作用，以此与传统公共管理体系形成互补，实现公共管理能量的环形对接，保障公共管理的持续、有效作用。其次，在人才层面进行优化。在新形势下，以人为本成为社会各领域改革与优化的重要理念，对于公共管理体系的优化而言，应将个体能力的提升作为重要内容。

结合当下公共管理人才队伍现状，可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加强组织培训，针对性提升相关人员的公共管理能力素养。二是健全激励机制，在现有薪酬机制的基础上加强薪酬机制与培训、人员考核、晋升等机制的结合，构建立体化激励机制，既发挥对人才的物质激励作用，也为人才发展进步提供保障和服务。再次，在技术层面进行优化。紧抓信息化时代机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优化公共管理体系，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公共管理信息化发展。相较于传统公共管理方式，依托于信息化技术的公共管理体系，可以更加及时、精准地对公共管理信息进行处理，由此大幅提升公共管理效率，优化公共管理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电子政务系统日趋完善，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为公共管理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宇彤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关键词：公共管理伦理学行政管理公共管理

论文摘要：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伦理学这门学科，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立对于伦理学发展史有着转折的意义，他把伦理学转化为一门从事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科学，即致力于道德的制度和道德的治理模式的设计和安排。公共管理伦理学既是揭示人类走向伦理社会必然性的科学，也是关于公共管理者职业伦理规定的理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伦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

一、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变革时代，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行政改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展开。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也被称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事实上，作为这场行政改革运动的实践走向和理论探索的结果则把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到了我们的面前。在我国，学术界把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称作为公共管理。在人类社会的总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公共管理并不是来自于行政改革运动的主观创造，反而恰恰是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这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提出了建立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学科。但是，人类社会并不因为有了伦理学就会成为伦理化的社会，正如在很早的历史阶段就出现了法律，而法律化了的社会即法制社会却是到了近代才成为识别这个社会的特征。在今天，当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刻，我们研究伦理学与以往对伦理学的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是要发现人类社会伦理化的途径，是要探讨进行道德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可能性。

当人类进人农业文明的时代，在制度上，人类所发明的是一种“权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只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才可能致力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设。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把伦理学研究推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催生了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公共管理伦理学。因而，公共管理伦理学首先是关于后工业社会中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科学，他通过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特征的把握，通过对后工业社会制度体系设计的构想，提出整个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原则和理念。当然，在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意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又是一门关于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学.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服务精神和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