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论文范文10篇

一、利用资源，丰富公益文化服务的内涵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文化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政策资源、管理资源、服务资源和其它社会资源等等，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文化利益，就要合理利用这些资源，以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为指导依据和价值导向，探索文化发展、创新之路。为群众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要求，也是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重要体现，文化馆要明确自身的定位，树立健康良好的崭新文化形象，利用各种资源来激活公共文化服务的元素，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示范作用。在打造文化服务品牌的过程中，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不断增强文化服务项目的娱乐性和群众性，使每一项活动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性。文化馆的作用不能只局限于青少年活动中心，文化馆要成为面向全社会开放的真正的文化艺术中心。在传统文化馆的运作管理模式中，多样化、全民化，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其潜能未被真正开发出来。这就涉及到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能力的问题。在进一步开发文化馆价值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文化活动中心的载体作用，让文化服务机制更加灵活，让运作模式丰富多样，不断改变服务手段，开辟文化领域主战场，让文化融入市民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公益文化事业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推进。让公民得到多层次、多彩新颖的文化服务，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共享，让文化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服务。

二、以人为本，实现公益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

公共文化服务强调文化“公平性”，何谓“公平性”，即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面向全体公众，确保每个社会阶层和群体都享有文化服务的权力，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果实。在提倡文化公平的呼声下，切实维护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已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要实现文化共享，就要让文化服务“低门槛”或“零门槛”，不让一个人因费止步，确保所有人都有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这是我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思路。但我们在提倡文化公平，无偿服务的过程中，也要直面一些现实问题，市场经济下群众文化工作存在自身的运动规律，活动经费的短缺仍是影响群众文化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无偿服务，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公益性需要坚强的物质基础。与图书馆、博物馆相比，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坚持无偿服务的情况更为复杂，图书馆每年都有固定的购书经费，而文化馆的阵地建设完全靠自给自足，阵地开放必须面对添置器材、支付教师工资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实现文化公平、无偿服务，依赖强大财政力量的支撑。

三、上下联动，彰显公益文化服务的特色

文化工作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文化具有辐射、渗透、影响等功能。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要发挥文化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带头作用，建立以文化馆为龙头，上下联动，左右通达的合理科学的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水上舞台周周演活动是武进地区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武进文化馆在承办这项活动时，与政府各条战线联动，有机地把文化、财政、科技、建设、卫生、劳动等部门的力量进行整合，把政府各级部门推向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让他们到周周演这个文化平台上一展风采。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文化馆无偿为参演单位提供艺术指导和服务。水上舞台的这种做法是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和实践，在武进文化馆的协调组织下，各条战线各展其能，形成合力，把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不断推向深入，这也是武进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一、基本做法

1．梯次联创，逐步推进

农村文化建设需要步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对于没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的中小县城来说更要稳扎稳打。东平县委、县政府立足于本县实际情况，避免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突击建设，以“文明诚信户—文明示范街—村文化大院—文明生态村—文明集市—文明乡镇‘六级梯次联创’活动为载体”〔3〕，从农户、街道、大院、乡村、集市到乡镇步步晋级，层层推进。“文明诚信户”具体分为“生态文明户、致富文明户、信用文明户、文化文明户、孝老文明户”，其评选标准、程序、表彰方式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在构建农村“文明示范街”的过程中，为了宣传泰安市政府提出的爱德、诚德、孝德、仁德“四德”工程，东平县专门印发了“四德”榜建设内容及说明，涉及模板的印制、责任划分等，指导性、可操作性极强。农村文化大院的建设标准则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譬如一类有“五室一校一广场一橱窗”，对于藏书量、管理人员、房间面积、配备器材设备等都规定详尽。可以说，落实一处、推进一步，在推进的过程中务求落到细处，不求假大空，夯实每条细则。

2．双联四包，挂钩个人

从2013年8月起，东平县开始着力实施“双联四包”民心工程。“双联”是指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局乡级干部每人联系一个村，直接联系该村所有户。“四包”是指对所联系村的“民生实事、宣传群众、村级稳定、组织转型”四项工作实行包保责任制，把村级突出问题和群众所急所难解决好。“双联四包”的核心是“到户、连心、办事”，干部重点履行群众的服务员、信息员、宣传员和组织员等“四大员”职责〔4〕。可以说，每个村都有一名局乡级领导负责，经济最落后的乡村，挂钩第一书记。这样，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推进缓慢的，落实效果差的，直接问责到该村的挂钩干部。此外，山东省实行“第一书记”这一政策以来，在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东平县今年有25个省派第一书记，27名市派书记等。第一书记肩挑农村“五通十有”的工作重担。“五通”即村村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广播电视、通信息；“十有”即有旱涝保收田、有致富项目、有办公房、有卫生室服务、有卫生保洁制度、有学前教育、有文化活动室、有健身场所、有良好生态环境、有就业保障措施。“五通十有”中有五项是专门针对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可以说，落实第一书记的工作，对于促进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有很大推动作用。东平县委、政府非常重视第一书记的工作开展，多次跟他们进行工作沟通。从目前成效来看，第一书记在东平县各级机关的配合下，放开手脚大胆实践，聚集乡村发展合力，切实帮助村里解决了许多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大力推动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3．践行价值观，传递正能量

一、理论上的探讨

在此基础之上，课题组也对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自己的定义。课题组认为，所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为实现农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农村社会的精神文明，向农民群体提供公共性较高的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行为及其相关制度的总称，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3〕随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程度，并为下一步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课题组决定于2013年8月在全国农村地区组织开展“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现状抽样调查”活动。抽样调查包括全国9个省市（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的45个县，在每个县调查8个村庄，每个村庄分别调查10位居民，实际调查了348个农村行政村，3698位农村居民。〔4〕

二、农民群体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诸多学者的论述，课题组在调查中主要涵盖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调查中，课题组要求村民们对这四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满意程度进行了汇报。

（一）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是一项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组织实施的利国惠民工程，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可以说几乎村村都有农家书屋。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综合运行状况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满意，37.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比较满意。这样的结果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运行状况还是认可的。当然，有34.5%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一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此外，有7.7%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总体而言，课题组的结论是，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经常使用并且对此感到满意。但不可忽视的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感到不满意，需要我国政府进一步改善农家书屋的运行现状。

一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同时也是享有文化的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敞开文化大门，坚持把人民群众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文化建设方面，尊重群众的文化意愿。在文化活动的开展方面，顺应群众的文化需求。在文化产品创作和文化服务方面，尽力满足群众的文化期待。培养和激发全社会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由社会力量捐助的文化活动和群众自发组织参与的民俗表演、戏曲演唱等文化活动方兴未艾，实现公共文化全民共建全民共享。

二是坚持现代文明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进步发展。应县地处大同盆地南端，历史上属塞外地区，多民族交融，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未曾中断，保持了相对的完整和传承发展，历史与文化交相辉映，古老文化与现代文化产生共鸣，牢固树立了历史文化意识，推动历史文化资源活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县可称其晋北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富矿区”。全县拥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项，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处，省级非遗2项市级非遗11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几乎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村俗”。佛教文化资源周边地区无法相比，建于辽清宁二年，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为全国唯一的塔式木结构建筑，被称为斗拱博物馆，塔内供奉的两颗佛牙舍利为世界佛教界尊崇的圣物；净土寺创建于金天会二年，其玲珑剔透的木雕大殿，八门九量天宫楼阁藻井，堪称古代艺术珍品之绝，这些为应县的旅游文化镶了一块金字招牌。拨地擎天的木塔，它代表着应县文化巨笔书写云天，彰显着巨大文化效益。应县是文化部首批确立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有秧歌、耍孩、道情、旺火、抱跤人、高跷，车车灯、龙灯、腰鼓、脑阁、一挖轿、竹马等等，表演艺术形式多样，全国罕见。其中地方小戏耍孩儿、道情和大秧歌三个剧种都发源于应县。遇到天旱年间，农民带上供品到“西滴水”祈雨的民俗活动；杨家将铁甲岭梁牧马的“马刨泉”；北路口传统庙会等遗存地标，均建立旅游保护区。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县一方面注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应县现代文明，另一方面注重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明，不断强化民间文化的挖掘整合，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纳入公共文化体系，南泉丝网花在纤纤指尖中绽放，大黄魏剪纸在妇女们手中活了起来，南河种的刺绣让绣娘们走出家门，臧寨面塑花馒反映智慧结晶，大临河民俗传统庙会绽放现代气息。以保护促进发展，以发展带动保护，让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得益彰。非物质文化资源通过市场运作，转化为产品，事业变产业，释放出巨大活力。

应县的历史人文资源引领着现代文化的高速发展，攀星摘月，势不可挡。从金代状元高汝砺到现在中科院院士高福、郭正堂，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有形的存在，风流千年，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名片。从辽代邢抱朴创办山西第一所书院———龙首山书院和世界最早的幼儿启蒙教育书———《蒙求》，到现在全县高等中学3所，普通中学15所，职业技术学校3所和67所小学、45所幼儿园，无不彰显着应县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从明清两朝66位举人、15名进士到当今难以记数的硕士、博士、教授，在全国各地的工作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可见应县文化之积重积深。从金代著有《兑斋文集》的曹之谦隐居茹越口的书堂崖传教授业，到进入诺贝尔文学复评名单的作家曹乃廉，这些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塔乡文化，凝聚的是应县精神，提升的是文化自觉，增强的是文化自信，实现的是文化自强，更重要的是文化发展的担当。在《通鉴纪事本》中批注“生子当如李亚子”的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亚子是李存勖的乳名）不仅文采照人，雅好词赋，而且精通韵律，亲自作曲填词，奠定了地方戏曲耍孩剧的发展，蜚声梨园，被尊为耍孩剧的创始人，开启了应县公共文化传播第一人。从边耀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北路口商贸古隘，到现在商幌摇曳霓虹闪烁的商贸旅游集散地；从后汉黄花岭胡服骑射狩猎皇帝刘知远，躬耕务农边耀山种瓜，到当今科技发展形成的立体农业种植的农耕文化，从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到名垂青史的科技英才，无不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三是坚持文化资源为公共文化服务。应县人特别喜欢看戏、听戏，每年在中秋节和正月元宵节期间，大部分村庄都要自发筹集资金唱几天大戏，庆贺丰收，祝福来年风调雨顺。应县基本上村村都有古戏台，有十分之一戏台被列入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名录。古戏台均系宫殿式砖木结构，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建筑面积约在50平方米左右，戏台前可容纳千人观看。应县的古戏台一般都和庙宇建在一起，正面为庙，对面为戏台，仿古式四合大院。如粟家坊、杨街、大营、花寨、中曹山、小山门等村的古戏台始建于清朝和民国初期，北路口村古戏台在乾隆年间建造，至今完好，并立有碑文记载。近年不少村庄又新建了砖混结构的现代式凸字形，200平方米左右的大戏台，台前可容纳观众2000多人，在无演出时段成为群众文化娱乐的文化活动广场。应县是地方小剧种的发祥之地，晋剧、道情、大秧歌是当地群众最喜爱最常看的戏曲，应县耍孩剧是应县众多戏种的主要戏剧之一，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应县不少村庄都有自己的演出团体，特别是耍孩剧最多，如马兰庄、赤堡、大柳树、大穗稔、肖寨等村耍孩知名度较高，并涌现出不少名演员，像奋地的大秧歌剧团在周边邻县非常有名气。近年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听戏、看戏需求，应县许多村庄自筹资金对原有的古戏台进行了修缮保护。在重大节庆时，为了增加喜庆气氛，他们还邀请外边的大型剧团名家来村演出，或与地方演出团体互动展演，县文化部门根据农村节气节点组织文艺团体开展“梨园唱响大舞台”送戏下乡演出，使戏台成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唱戏是千百年来文化传播的桥梁，也是播种机。戏曲小舞台，人生大智慧，广大群众依托听戏了解真善美，靠看戏吸取文明知识素养。此外，县、乡、村还加强了对国家级、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与保护，并举办了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活动，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今年应县释迦塔和净土寺联袂被评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称号，释迦塔历史文化挖掘整理工作也全面启动，这将有力地推动应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四是坚持文化创意与产业经济实现有机融合。强化人才培养，把公共文化与产业创意向精、特、新方面发展，培养一大批具有文化创新能力的艺术人才，提高人文素养，为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式，激发创意产品服务、消费，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意产品，发展中华老字号民间特色服务理念，在商贸流通中促进市场和特色商业的发展。塔尖传媒公司的广告创意推动全县商品的附加值增长，天通元高科技有限公司的龙首山功名甲“文房四宝”在北京博览会获得大奖，带动了文化创新发展；以木塔为模型的木雕产业拉动了旅游繁荣与发展，非物质文化产业“梨化春酒”外包装设计“老酿坊1975”催生效益攀升，成为山西省第二大酒类著名企业；以“应州绿”蔬菜等农业品牌创作的绿色生态为主题的文艺作品，文化优势日渐突显。县政府依托现有各类文化创意引导产业集约化发展，在政策扶持、人才培养、投资融资、交流合作等方面，高起点、高标准促进文化创意与产业相结合，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创意让文化软实力“强起来”，服务引领文化创业上档升级，形成区域间发展格局，提高产业效益。

作者:于天山单位:应县科技文化广电体育局

一、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和目标要求

地区差距基本消除，中、西部和东部一样享有基本相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社会阶层差距基本消除，人人都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目标得到实现。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梦”。

二、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几项主要任务

推进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下面主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着重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抓紧抓好的深化改革几项主要任务。

（一）建立协调机制，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

《决定》指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设施网络建设是硬件基本建设，是刚性要求。要建立协调机制，努力建设形成比较完备的国家、省、市、县、乡镇、村六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提出目标要求，进行国家的投入；省市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制定地方法规和措施，保证建设经费；地市级进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和部署，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指导；县级建设好图书馆、文化馆并指导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的建设，努力形成级级相联、环环相扣的设施建设网络。特别要着重抓好农村基层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平台和设施网络建设。第一级是县级文化设施和场所的建设与服务。按照国家的要求，县应具备文化馆、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广场等基本设施。县文化馆要体现实用性、普及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活动。图书馆要增添新书和报刊杂志，加强数字化建设，体现现代气息，改善阅读条件，提高服务质量和利用率。县城一般应具备有开展演艺、集会、群众文体活动的文化广场或礼堂，同时成为群众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此外，纪念馆，文物馆，博物馆和民俗馆等可依据自身的资源和条件来建设，不必样样齐全，但要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县级要指导下级的文化设施建设，要注重以服务人口为依据，完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配置标准。第二级是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设施建设与服务。农村乡镇是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点，长期以来，设施建设薄弱，欠账很多。一些地方没有公共文化设施，有些公共文化设施“空壳化”严重。乡镇综合文化站应建有图书室、放映室、培训教室等基本设施，有文化专干和相关服务人员。图书室要定时开放，设施不得挪作它用。广播室在农村具有特殊的功能，是农村中有较长历史的群众喜爱的文化传播工具，保留下来对传播本地信息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培训教室可与乡镇会议室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综合效应。有条件的乡镇，一般还应建有群众休闲娱乐、体育健身的游艺室、健身房等。农村远程教育是现代新兴的文化服务设施，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诱人的前景，乡镇应加强管理，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功能。《决定》特别强调：要整合多种设施，建设好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因此，建设高质量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尤为重要。第三级是村文化活动室的建设与服务。村文化活动室在一些农村并没有普遍设置，已有的大多规模小，设施缺乏，利用有限。可以采取政府投一点，集体出一点，农民凑一点，把活动室建立起来，这样村文化活动才有基本的载体。村文化活动室可与村会议室、农家书屋、广播室等结合起来，成为农民开会学习、看书读报、棋牌活动的场所。由于农村居民的分散性和作息的不规则性，流动服务就成为十分重要的服务形式。这就要求建立从上到下的流动服务网络，配备必要的流动文化设施，多配置一些流动图书馆、流动舞台车、文化大蓬车等深入到各村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服务瓶颈。

一、我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现状

随着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力度，我国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已经初步的表现出繁荣的景象，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各种各样管理难题的显现，我国自80年代起进入改革开放的历程，但对文化体制的改革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2]。目前在文化设施规划建设中，还采用统一的规范，使用刚性的定额、指标，忽略了文化设施与各地民俗民风、经济差异、群众文化需求差异的关系。

二、我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问题

1.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紧缺

公共财政投入是公共文化设施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许多城市里的社区和街道所能得到的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少之甚少。他们所得的资金无法达到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所以导致文化设施建设受到阻碍。城市里的那些文化设施也都是政府出资金的，但是政府用于文化建设的资金也是有限制的。总的来说，被安排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所以最终造成了整个文化设施管理的失败。

2.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不能够被充分的利用

1公共文化的几项服务特征

(1)基层文化的公共性。

服务社会上所有的成员是基层文化的公共性，它还主要体现在为人民群众提供着最基层的文化服务。

(2)基层文化的紧密型。

群众文化工作网络里有着广泛的基层文化库，而这个网络有着公共文化的覆盖范围，并且基层文化馆成了网络文化的龙头，因此基层文化馆在构建公共文化体系有着“紧密”而独特的作用。

(3)基层文化的服务性。

一、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的文化馆（站）建设滞后于社会需求

（一）顶层设计存在短板

在我国文化馆事业发展中,一直没有设立国家文化馆。这与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存在巨大不同。缺少国家级文化馆，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设置问题，其根本性表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文化馆（站）建设出现断层。没有国家级文化馆，公共文化馆（站）这个庞大的体系建设中，一是缺少国家层面的政策实践平台，使全国文化馆（站）建设的标准化引领和示范性带动缺乏载体；二是国家在制定文化馆（站）发展政策中的“智库”作用缺位；三是缺乏系统性的资源信息“数据中枢”和推广平台。与我国同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图书、文博事业发展建设是从中央、省、市、县一体化设置不同，无论是在政策设计，还是在发展建设中都呈现出区域化现象，我国公共文化馆（站）设置则是以省级为“龙头”，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是典型的“地方团队”，自身发育存在先天性不足。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事业发展参照系，文化馆（站）发展建设容易形成条块分割、区域阻隔和地区差别。比如全国文化馆的名称长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称谓,有的叫艺术馆，有的叫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如此杂乱的称谓，表现出文化馆（站）系统一体化连接不紧密的行业特性。

（二）政策导向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应有发挥

文化馆（站）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体量最大、涵盖最广，深入社会最底层、联系群众最广泛、服务大众最直接的服务平台和重要载体。然而，庞大的机构阵容政策却显得长期助推乏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文化馆曾经走过了一段“以文养文”、“以文补文”的弯路，这段经历给文化馆（站）的功能发挥和职责履行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即使在回归公益过程中仍在遭受着历史阴影的困扰。当下，有些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有的公共文化馆至今仍在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体制，在我国事业单位管理体制中，“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已经整体退出体制之外的当下，这种现象确实让人匪夷所思；还有的基层公共文化馆至今没有财政户头，资金受上级主管部门完全控制，单位经费缺乏自主，公共资金（如免费开放经费）被随意截留、挪用，极大地影响到公共文化单位的工作开展和事业发展。这些现象对公共文化馆（站）的定位和业务的有效开展均将产生负面效应。

（三）公共文化理论建设严重滞后

一、文化服务建设存在的问题

工作人员专业素质不足从事文化服务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而且还要具备高度的奉献精神，为公共文化服务培育先进的人才。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从事文化服务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方面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虽然已经采取了解决措施，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长远来看，现有的成果是远远不能满足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所以一定要加强对文化的管理。此外，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足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并且文化工作人员在结构方面也并不合理，服务能力还需要提高，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文化建设工作出现失误。

二、文化馆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物质生活逐渐变得充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追求更高的精神层次方面的需求，党和政府立足于现实情况，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其中建设文化馆就是发展文化公共服务中重要一环。

1.促进作用文化馆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馆的各种设施是文化的体现，文化设施中折射出的文化底蕴是不容小觑的，文化馆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能够促进先进文化的建设，但前提是文化馆的文化内容是先进而健康的，要发挥文化馆对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就必须在文化馆中加入积极健康的内容，也就是建设先进健康的文化设施，通过这种方法来引导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2.引导作用文化的质量有着巨大的影响，文化馆对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有着引导作用，文化馆在文化设施方面要有所选择，选择代表健康文化的文化设施，这样才能发挥先进文化的引导作用，让人们形成正确的三观。文化馆的文化设施也是文化价值取向的一种体现，如果文化馆能够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就能够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反之，则不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由此可见，文化馆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引导作用是非常大的。

本文作者：孙浩朱宜放工作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农民的文化需求表达呈现精英化、非制度化特征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一样都属于宪法赋予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人大、政协和党代会等正式组织是农民文化权利表达和行使的重要渠道，但这些主渠道表达方式正日益显示出精英化的特性，即在参与表达和投票的主体构成上，农民的比重和份额严重偏低，农民的呼声和吁求趋于衰弱，决策权和话语权正逐步被其他群体和阶层所掌握，农民的文化需求和权益很难满足和实现。一旦商政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权贵阶层结成联盟时，他们就拥有了扭曲和改变公共文化政策的力量，使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向有利于利益联盟的方向发展，造成社会中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结构性断裂。身处弱势的农民群体不仅文化需求表达空间遭受严重挤压，而且在文化权益受损时，现有的渠道和框架体系不能有效地保护农民利益，导致权利人采取非常态、非制度化的方式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农村自治组织中的文化需求表达异化村委会的自治制度与结构，有效填补了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由严密的机械性组织化突然变成相互分离的原子式结构所带来的农村社区公共权力、公共物品与事务管理的真空。但这种自治性结构并未必然带来农民文化需求的有效表达。这是因为在现有的压力型管理体制下，基层政府总是把村委会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视其为控制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的工具。另一方面，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后，村级财政的困难境地也使村委会更加依赖上级基层政府。结果是农民最具根本性的文化需求表达渠道成为上级政府的“传话筒”和“稳压器”，基层农民的文化权益不能得到保障。此外，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落实“五项民主”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程序性规定，这就使得在村级层面农民公共文化的需求表达缺乏可操作性，农民不再信赖自治组织对需求表达的保障，转而寻求制度外表达的帮助，反过来进一步纵容了现有自治结构的异化。

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不足的原因

需求是物品供给和生产的逻辑起点。从需求表达机制的环节和要素构成来看，制约农民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农民文化需求的偏好显示和加总存在困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组成部分，同样会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虽然农村不同地域或村落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消费习惯，但在“大一统”的公共文化供给格局中，文化的地域特征越是突出和明显，其对共同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偏好表达就越是容易隐瞒。加之农村地域广阔，农户居住分散，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尤其是将农民的文化服务需要与其自身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挂钩时，农民更是会隐瞒或从低呈报自己的需求偏好，从而造成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确立农民文化需求偏好的投票机制存有先天不足为了解决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践中人们利用投票机制来显示需求者的偏好及强度。由“阿罗不可能定理”可知，将不同社会成员个人的偏好都予以满足是不可能的，通过投票机制是永远也不可能产生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案，即使是强行通过的某个方案，也只是满足了少部分人的需求偏好，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农村现有的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制度为农民的需求表达和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虽然连续多轮投票之后通过的方案可以用来反映农民对该公共物品的“集体偏好”或“公共偏好”，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涉及的内容形式广泛、受益范围也有大有小，确立一个能为各方所认可并能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投票规则并非易事。投票规则的确立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成本和精力，当村民的认知能力、掌握信息量的程度和决策水平不同时，指望通过这种多轮投票方式确定最优供给的方法是值得怀疑的。前置意识形态不当介入农民的文化需求表达意识形态前置是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引领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意识形态原则和价值诉求已经前置性内存于国家概念中”，因为“它符合中国当前所处历史时代的国家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属性和根本价值目标内在地制约着中国的公民社会进程和对国际公共生活空间的融入，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追求人类的普适价值和公共生活理想，另一方面我们的追求绝不能以放弃原则为代价”。［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有效性取决于前置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清醒而理性的自律。这种自律表现为它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和体制运转中拥有充分的前置选择权力，一旦文化服务体制和制度建立起来，它就应该最大限度地确保政府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技术规范性，并极力地克制自己对文化服务体系和公民文化权利的干预。然而，现实中政府行政文化权力的行使、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都烙上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印记，政府在更多时候把民众当作“受教育的对象”，而非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上级意志，突出了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的宣传功能，尤其是考虑到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的状况，在首长意志和政治形态意识的影响下，乡镇政府忽视农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成为一种必然。结果是造成文化资源浪费，供给了不受欢迎、没有多大实效的文化服务，加剧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农民文化需求表达具有主体分散性特征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作为身份的农民和作为职业的农民的角色开始分离，不同层级的农民文化需求也开始分化，他们对文化利益的表达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农民原子化的个体利益表达方式使得他们的文化利益表达更具分散性，农民个体的利益表达和需求成为整个政治系统的末梢环节，农民在需求表达中受教育程度、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缺乏组织性的松散参与，缺乏需求表达的话语权，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被表达”境地。农民缺乏竞争力的表达不仅不能有效地将农民阶层整体的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输入到政治系统里并最终转化为政治输出，也造成一旦农民的文化权益受损或与其他阶层发生冲突时，现有需求表达渠道“虚化”的弊端被暴露无遗，农民被迫选择制度外表达。

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重构

农民文化需求多样化和复杂化已成为文化消费的主要趋势，增强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能力，拓宽需求表达的渠道，完善需求表达的机制是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的根本要求。强化农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决策中的中心地位传统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制中，农民主体地位的边缘化不仅增加了无效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造成有限文化资源的浪费，更破坏了公共文化服务应有的信誉。强化农民在供给决策中的中心地位，就是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垄断管制型供给方式，形成多元共治格局；要针对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构，设计、提供理想的公共文化服务；要以服务的高效率和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满意度为考核标准；要鼓励农民积极表达意愿，创造条件让农民参与文化事务的管理。完善农民现有文化需求表达渠道的制度安排畅通有效的需求表达渠道能很好地聚集农民的需求表达并形成合力推动农民文化权益的实现。有效的需求表达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表达渠道的功能，要增加农民代表在人大和政协国家权力运行机构中的人员比重，将各代表的责任与农民的需求表达和利益维护直接挂钩，通过影响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保障农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化解城乡文化供给失衡所带来的分歧和矛盾。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自治组织渠道的需求表达功能，正确处理政府行政权力和农村居民自治权利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提高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文化需求表达和供给服务能力，一是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行政部门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责范围，从源头上切断上级的不当干预。二是政府可以为村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供详细的资金扶助或奖励政策，包括文化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运营管理、配套和获取途径等内容。三是要推进村庄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四是推行村干部述职述廉、工作年度民主评议、接受村民询问质询以及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调动农民参与文化服务供给的积极性。提高农民文化需求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农民想将自己的文化需求和权利诉求表达输入到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就只能靠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为提高农民公共文化需求表达的有效性，增强农民整体文化利益表达和博弈的能力，就必须建立和培育能代表农民文化利益的各种文化类组织，包括农村民办文化组织、农民自娱自乐组织以及各种非营利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反映农民整体的文化需求特性，积极主动与其他阶层交流协商，通过接触关键性人物或者参与关键性文化服务供给，影响农民文化服务供给政策的出台，保护农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农民文化需求表达的权利意识和能力农民文化需求表达权利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靠后天外部的培育和灌输。表达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重在后天对农民文化常识和政治理念、技能的教育。一方面可以通过村文化室、村民代表会、农民夜校、宣传栏和橱窗、农村远程教育活动室，让农民了解并掌握依法表达需求和权利的知识，提高依法参与管理的能力和质量，增强依法履行应尽义务的自觉性；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村民自治活动，将决策权交给村民自己，让他们在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推进农村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