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十篇

时间:2023-03-26 16:24:12

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理论篇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两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根本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在我们党内,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中国化,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里阐述的一般原理“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指出,《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就是对一般原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品质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根本原因。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实践证明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再次,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揭示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只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看起来很尊重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对,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我们付出沉重历史代价而得出的深刻结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同志在党内较早开始了艰辛探索,试图带领全党走出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开创者是邓小平,其重要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在此之后,我们党又不断探索,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提高。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时代课题,但都是一脉相承的科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下形成的具体理论形态。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理论成果的特征主要有:

(一)是在准确判断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1966年开始的所谓“”,使中国政治动乱,经济停滞,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长时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而恰恰这一历史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力,社会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结果,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不但没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当邓小平同志从“”的磨难中走出来时,就不能不面对这一民族灾难,痛苦地进行反思,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同志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第一次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党和国家处在决定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在严峻考验面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依靠党和人民,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新阶段,面对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坚持高举旗帜不动摇,一以贯之地按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指导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形成新思路,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都有着独特的理论和历史价值、鲜明的时代和实践特征,但又都是同一项历史使命的思想求索、同一块实践土壤的认识之花,因而既有独特贡献又紧密相连,既面对共同主题又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既内在统一又层层递进,绚丽多彩,却又同根同源,形成了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鲜明特征。

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一脉相承”的“脉”,从理论主题上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事业;从理论品格上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敢于纠正自身的失误,敢于超越自身的局限,永不停歇地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基点上看,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办事情都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得出的思考才能符合实际情况,不说过头话,不办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从理论目标上看,就是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依然是共产党人庄严的承诺。

这一理论体系各个重要成果“与时俱进”的“进”,主要表现在:在改革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领导和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提出并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并初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是突破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题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关键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矛盾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论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这些基本理论,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和党的建设等多领域内的有关理论原理和原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根据这些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形成了相应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制定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一切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在实践领域中的展开和运用。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新时期29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大发展,到21世纪头20年和头50年时,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指出,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四)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志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思想财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我们党曾经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初创立时的成果,但时代在发展,实践在变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进程时刻都在产生出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呈现出一个个阶段性特征。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十七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肩负起了既坚持这个理论、更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

二是,随着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千万不要把目前获得的理论认识绝对化、凝固化,而要把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展同进步,与实践脉搏同节律,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在现实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庄严历史使命。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拒绝而且还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就是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还要不断探索,不断研究。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又是如何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运用才能达到一个新水平。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发展、新成果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最好实践,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为我们观察、分析、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

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处在一个既有难得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如果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如果应对失误,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

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为我们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方面的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重要思路和现实途径。

(二)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七大在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主要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转变发展方式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些新要求更加注重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加快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新要求。

(三)为我们不断提升党的执政理念、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导

社会主义理论篇2

一、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指导和促进松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的形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振兴松原老工业基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抢抓重要战略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因此,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各种矛盾和问题,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对松原来讲,国家实施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就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机遇。实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振兴战略,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谋划全局,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继实施东部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在省委八届四次全会上,省里研究确定了加快吉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在市委三届三次全会上,市里也提出了振兴松原老工业基地的具体目标和任务。这些目标和任务,既是我们审时度势、洞察时机、把握机遇、敏锐应对,适时提出的适应性目标,也是力求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内容和根本前提。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速松原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和指导方针。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在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松原的情况看,建市以来,经济社会始终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2004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利润、招商引资、粮食产量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八项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省第三。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继续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存在和出现了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支柱产业相对单一,经济增长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长期、稳定的农民增收渠道尚未形成;在建及储备项目中科技含量高、产品结构优、产业链条长的项目还不多,对全市经济起支撑作用的大项目比较少;各项社会事业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文化事业、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滞后和不足等等。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采取得当的应对措施,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快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关心百姓福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主要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任务的重要条件。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群众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但经济社会发展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群众需求,城乡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依然存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全局的高度,

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自觉承担起构建和谐松原的历史任务,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为群众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保证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构建和谐松原必须牢牢把握的几个原则

社会主义理论篇3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计划;市场;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01-02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笼统称谓[1]。说“笼统”是因为从产生至今,市场社会主义仍旧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然而,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往往各有侧重,但都没有离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两个要素。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

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回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责难、探索社会主义如何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发展起来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延伸的主线。自诞生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1.计划模拟市场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曾围绕“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这一主题,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米赛斯、哈耶克为代表,另一方以美国经济学家泰勒、旅美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米赛斯、哈耶克认为,只有自由制的市场才能实现竞争,进而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仿制的”。因此,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2]。针对他们的观点,兰格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论证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经济计算,合理分配资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他继承了泰勒的试错法,认为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中央计划局可以由试错法模拟市场机制实现经济均衡。

2.计划与市场并存、融合阶段。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到了50年代开始显现出体制上的弊端。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经济效率问题、动力不足问题使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寻找改变的道路。人们开始探求一种既不抛弃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又能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并成为这些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论证计划与市场并存,并提出种种“分权模式”的学者。著名的有布鲁斯的“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锡克的“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科尔奈的“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模式,诺夫的“平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1]。由于受到“左”的束缚,东欧各国改革最后都没有成功,“改革的失败使得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未能发展到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的程度” [3]。

3.市场联姻和市场主导论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在美国和英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彻底突破了社会主义只应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看法,主张社会主义应完全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4]。克雷格里、林德布罗姆等经济学家提出市场“中性论”,他们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既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十足的计划经济,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标志,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中。换句话讲就是市场和社会主义可以“联姻”。英国工党的理论家埃斯特林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利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一种经济模式,“在一个希望采取社会主义目标的复杂工业社会中,市场应成为交易的主导形式” [5]。总之,市场联姻论与市场主导论是对市场和计划关系的新认识,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4.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蓝图的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东欧的巨变,资产阶级自由派猛烈攻击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是非理性的,是一种毁灭自由的体制。原苏联国家私有化转轨失败,劳动者饱受通货膨胀和失业之苦。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社会主义开始远离自由主义,主张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全面而辩证地总结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教训,按平等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重构市场社会主义的蓝图。他们认为,在世界性社会主义信誉危机中,只有市场社会主义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才是能够将自由经济的自由和效率与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均等结合起来的第三种选择,这个时期鲜明的特点是出现了五种不同类型的理论模型。分别是德雷兹的“工人管理企业”类型、布兰德的“工人所有”类型、罗默的“社会资本租赁制”类型、布洛克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组织”类型、博卡拉的“混合经济”类型[1]。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简析

1.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上,市场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创新与突破。市场社会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就是公平、平等、民主、自由、社会福利和效率等一系列价值目标的形成。(1)平等:市场是会注意认为社会主义根植于平等主义。平等是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平等既是人类的基本价值也是每个人发挥才能的前提。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寻求报酬、地位以及平等,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的不满,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公正,是机会均等” [6]。(2)民主:市场社会主义明确指出,民主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色,也是市场化的必要条件,不是市场不民主,而是资本主义不民主。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将要比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更为民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资本家已经不存在了,正是这个阶级拥有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选举与其它途径影响和控制国家政策” [7]。(3)自由:市场社会主义秉持一种以有效选择为核心的自由观:一个人的自由应该有多种选择,社会的自由程度与该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有密切联系。市场是自由的前提,因为市场允许人们对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资源做出多种选择。

2.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观。如前文所述,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将市场经济从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肯定了市场和计划的都是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社会主义认为,不能将现实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手段混为一谈,目的实现自然要求使用某些手段,但这些手段并非由此便成为目的本身,手段的选择和放弃应使其对现实目的的价值与功效而加以确定。如果将手段变成目的本身就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实现。因此,可以利用市场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者强调,这种将市场机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机制的做法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激进的重新取向的工作,而这是正确理解市场社会主义所必需的” [6]。

3.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观。在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深刻反思前国家将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并不是公有制的唯一和最好形式。在市场社会主义看来,既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自由、民主、平等,那么所有制形式的选择就完全成为一个手段问题。公有制对社会主义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不能像传统的社会主义那样把公有制理解为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而应赋予公有制新的内容,采取多种实现方式。

三、几点评价

社会主义理论篇4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理论篇5

科学发展观作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任何一个成熟的理论,都是以其体系的形成为标志的。一个理论能够成为科学的思想体系,一般说来应当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一是从总体上把握所研究领域事物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二是在理论表述上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组织层次;三是由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概念紧密联系而构成的具有自己独特主题、内容和风格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四是形成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正是因为它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构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严密结构系统,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开放的思想体系。

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考察,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既源于“老祖宗”,又不是对“老祖宗”的简单照搬。从纵向上看,它源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们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系;从横向上看,它深深地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时代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己独特的内容、特点和结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这种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的关系,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层面上讲,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它虽然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框架之内,但并不是对过去发展理论的简单重复和搬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用一系列紧密联系和相互贯通的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新的发展阶段,坚持科学发展观,既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好实践。

从我们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看,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首先,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如何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其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来之不易,承之更不易。我们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建设的,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但面临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这种环境和条件使我们的事业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第三,任何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同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相联系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都呼唤着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创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在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新要求的基础上,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社会主义理论篇6

一、以史为鉴,充分认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深远意义

“发展才是硬道理”虽然七个字,却揭示了中华民族兴衰荣辱的历史结论。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但从18世纪末,由于封建统治者不顾顺势,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至于近代中国屡遭外敌入侵。事实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留给我们的辛酸回忆和沉痛教训!

在血的教训面前,无数先烈认识到,只有发展才能救亡图存。他们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和探索,虽历尽艰辛但始终无法使旧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才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了道路。新社会新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但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一度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工作重心,淡漠了发展,使我国在经济方面与发达国家本已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牢牢抓住了发展这个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这是我国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这是我国人民实践邓小平理论的辉煌成果。就我们XX来看,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居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电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脑这些30年前许多人闻所未闻的电器产品,现在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个人拥有汽车等昂贵商品已经屡见不鲜。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只有紧紧抓住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多的主动和优势。在未来发展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只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勇往直前。

二、坚定信念,充分依靠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展望新的征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既有过去积累起来的老问题,也有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但不论解决什么问题,最终都是要靠发展。发展是基础,发展是根本。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

从国际看,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战胜种种风险和考验,最终要靠发展。勿容置疑,目前,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遏制和“西化”、“分化”图谋,短期内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创造条件,加快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我们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

从国内看,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战胜各种困难,最终也要靠发展。我国正处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不发达,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加快发展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社会就业和保障的压力很大,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地区发展不平衡,民主制度有待完善,在改革发展中,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些前进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加快发展来解决。

三、立足本职,为促进事业科学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社会主义理论篇7

在19世纪,地球还是一个封闭的生存空间,这是时代的局限。打破地球生存空间的封闭是20世纪的事情,是自然科学突破性的发展改变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封闭状态。彼时,马克斯恩格斯曾经严厉批判过空想社会主义,并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归纳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在迄今为止已有的实践中,尚无法提供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到19世纪时代的局限,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不可能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他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着讲不通的逻辑矛盾。也就是说,19世纪并不是一个可以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那时的自然科学发展还不足以支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做出科学的理论认识。

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仅仅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局限。但在当年,他们自己并没有注意到其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缺陷。一方面是19世纪人类还生存在封闭的地球空间的事实,一方面是他们要创造人类美好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而“客观的事实是,在一个封闭的生存空间中,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即全人类共同占有或全社会所有,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这一根本问题,因为永久的生存要求不可能靠有限的生存条件来满足,封闭的生存空间不可能容纳人类要无限发展的生命热潮。但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将封闭性的认识视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原理,而没有发现其中隐含着无可争议的自相矛盾。人们没有察觉到认识的前提是封闭性的,人们以为通过一定的手段(不必追究是什么手段),人类就可以在封闭的地球空间(没有意识到这是可以打破的)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和友好,就可以自由地劳动,自由地生活,享受人的尊严,成为‘解放’了的人。人们将封闭的生存条件当成天经地义的,当成永不可改变的。而同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指出,人类社会绝不能改变私有制,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利益的争夺,社会之中的生存之争是不会停止的。对此,不言而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识的前提也是封闭性的,也是囿于封闭的地球生存空间看问题。而事实上,既然认识的前提是封闭的,那么合逻辑地讲,在这种前提下,即在封闭的地球生存空间条件下,人类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有限不能容纳无限,在有限内必然争夺,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更为准确和现草根些。由此完全可以断定,在地球上,私有制是与自然的生存压力相协调的,它保护了个人为了生存的争夺,也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类在封闭空间下的生存。相反,一方面保持认识的前提是地球的封闭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又认为在这一前提下就可以实现人间的一切美好,实现天下为公,实现世界大同,则是不合逻辑的和缺乏现实基础的。或许,当初人们没有意识到地球生存空间的封闭性是理论研究的一大缺憾,但是,在人类尚未打破这种封闭性之前,它是现实的,所以不用意识到这种封闭性,只要以现实为认识基础,那么自然会合乎逻辑地推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做的必须维护私有制的结论。问题在于,我们承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正确,只是指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结论正确。一旦地球的封闭性被打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不成立了。我们知道,现时代人类劳动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地球的封闭性,打开了人类通向无限宇宙的大门,因而,现在需要修改的是政治经济学共同的认识前提,至于结论,可以这样说,在封闭性的认识前提改变之后,就宣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彻底破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结论则在理论上获得了完全的新生。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但必须是建立在无限的宇宙生存空间之中,这取决于人类劳动整体的自觉的努力。”

因此,对于19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逻辑需要给予重新审视,不能一成不变地延续旧说。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需要有站在20世纪认识高度的合乎逻辑的新的论证。在新的时代,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必须掌握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于19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仅仅要求消灭剥削的理论,而是强调要消灭一切劳动变态,不仅要消灭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更要消灭更原始更野蛮的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由此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类劳动的完善化,即在自然给予允许的开放的生存空间由劳动内部矛盾决定的人类常态劳动实现的向完全正态劳动转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新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抑制和消灭全部变态劳动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后,即在全部消灭了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和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之后,人类和人类社会将得到完全正态的新生。而若不能消灭全部的变态劳动,特别是不能尽快地消灭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即战争,而任由战争的发展猖撅,演变为高科技战争或核战争,那即使是在开放的生存空间的条件下,人类也将会盲目地走向自我毁灭。所以,新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坚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根本出路。

社会主义理论篇8

1.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

全面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三个代表”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对立统一,既是世间任何事物都是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的内涵就是事物发展都是矛盾的,矛盾的同一性不但推动事物发展,还阻碍事物的发展。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矛盾的辩证法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在社会里任意一个人都和周围的人或事物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对立和统一,对立统一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所以任意事物都处在一个矛盾的社会中。

社会主义的社会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社会,其中也有许多的对立和矛盾。社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都是由各种不同的社会矛盾推动发展的。和其他社会矛盾相比较,社会主义的矛盾都是非抵抗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进行调整。社会主义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矛盾。人民内部产生的矛盾都是经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在不断进行,将消极的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转化为积极向上能促进社会变革的因素,进而使人民内部的矛盾逐渐得到改善。所以,马克思理论中“和谐对立”的相关理论是相当重要的。

社会主义和谐是对立统一的高层境界。尽管和谐社会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差异,但是其中的矛盾差异都是不能以单一的形式出现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调适性的社会。其可以用科学发展观来统一矛盾差异,用党的成功经验制定一个正确的指导路线。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建立健全各种社会制度,实现对矛盾差异的解决,从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

2.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意义

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人类思想进步的深度剖析,也是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高度发展。矛盾出现必然也会不断推进社会的变动进步,究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逐渐减少人民民族的矛盾。唯物辩证法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中指出“社会各要素之间普遍存在联系,各事物之间形成对立统一的规律,这充分的表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一个自由发展的和谐社会,是经过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结合共同努力得来的。所以,现阶段应建立和谐社会要以社会主义发展为出发点,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基本国情,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推动发展。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都逐步的为后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铺垫,从十三大的“三步走”计划,到十五大提出围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制定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纲领中,甚至到“十八大”的深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都明确的以和谐社会为主要目标。经过改革开放后,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令。所以,做出相应的多种政策调整,坚持社会主义的纲领,进一步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另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共产党的执政方针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主要是依靠党的抉择,共产党结合了在执政经验和社会主义理念,不断地对执政策略进行完善。执政策略只有在不断的完善改革中才能有效的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事业的发展。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了一个“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口号,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切实的为人民服务,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可以为全国上下全面构建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实践策略

3.1改善民生状况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而当前的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中的重点问题。党在十八大提出:要加强社会的建设,就必须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改革开放至今,党都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为目的,作出一系列的改善措施。要做到改善民生就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3.1.1关注国民教育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今社会人民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越来越影响着国家在国际中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受教育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农村及贫穷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发展较落后,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求国家和党要为人民的受教育机会提供保障,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

3.1.2解决就业难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就业得不到保障人民的生活质量也就得不到保障。党在十八大中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党和政府应当积极进行策略转变,鼓励公民创业,为就业提供保证;调节市场就业机制,转变公民就业意识;实施积极的鼓励政策,为难就业的公民提供基础自保资金;大力培养公民的知识技能,为在人力资源市场上竞争具有一技之长;完善就业体系,重点为民生做实在有意义的事。

3.1.3增加公民收入

增加居民的收入也是“十八大”重点解决的一大民生问题。只有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逐渐减少贫富不均的现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才能顺利进行。所以,社会应当不断提高普通公民在劳动报酬中取得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两个提高可以为公民收入提供一点保障。同时,各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应当深切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为公民生活增加收入。

3.1.4建立健全医疗制度

注意公民身体健康,建立健全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是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康是公民的幸福。一个健全的医疗卫生制度就是对公民的健康情况负责,是落实履行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党和国家应当重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断的满足人们群众的需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小康社会提供基础保障。

3.2关注自然生态环境

自然规律是生活在生态环境中的一切生物都必须遵循的规律,它是主观意识不为转移的对象,不是人为力量可以控制的。故而,构建和谐的社会就必须提倡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地球近年来已经出现多种生态告急,诸如臭氧层的淡化、海水上涨、冰川融化等一些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只有用人民的的力量,一起保护环境,才能给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主义理论篇9

党的十7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提到全党面前;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简称《讲话》),全面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深刻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为了学习贯彻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我们特邀请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教授、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严书翰教授、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研究员三位著名学者,请他们谈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及现实针对性

记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请谈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及其现实针对性。

李忠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我国社会活力大大增强,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但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发展、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都面临着不少新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如何有效地整合社会关系,促进各种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如何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和规律;如何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如何建立健全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体制和机制;如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和技术的合作与竞争等,就成为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着眼于我们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着眼于我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出现的深刻变化而提出来的。这一目标和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清醒地把握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党的历史方位,准确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它为我们紧紧抓住和充分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严书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针对性,就是《讲话》中所分析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认真把握的八个方面的新趋势和新特点。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但并不能以此就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处于不和谐状态,我们是适应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主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李培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的战略任务,它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以及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它之所以能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就是因为这个目标与人民群众关注的发展问题以及期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产生了共鸣。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及理论创新意义

记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十分丰富。正如《讲话》所指出的,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握和体现。请谈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及其理论创新意义。

李培林:和谐社会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教、社会、人民生活等六个方面的目标之一,是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际事务等五个方面需要着力提高的执政能力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文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四大建设之一。虽然说和谐社会建设主要是针对社会领域中的重大利益关系问题和结构性矛盾问题提出的,但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了20多年的时间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制,也将是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

严书翰:《讲话》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条基本特征做了言简意赅的分析。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又一次理论创新。这个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深化和拓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即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二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又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的创新和贡献。三是借鉴了人类文明中关于社会和谐的有益成果。这无疑是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显现。

李忠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组成的共同体。作为描述、概括这一系统的“社会”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狭义的“社会”,则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特指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状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说的“社会”,显然指的是狭义的社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意味着把社会建设从以往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的建设中提炼出来,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地位。这种四位一体的布局,使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规划和整体布局的谋划更加全面、更加协调、更加均衡,也表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和任务的认识更加深入。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和原则

记者: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建设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历史过程,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和原则具体包括哪些?

严书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治国理想、治国方略,又是治国结果,因而它是目标和过程的统一。作为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同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一致的;作为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体的、历史的、分阶段的,因而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因为它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我们党才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讲话》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必须”重要原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这六条原则高屋建瓴、求真务实,回答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谁建设、怎样建设、靠谁建设的问题,对于我们统一思想、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理论篇10

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民主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这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平等和自由。平等和自由在法律规定上就是权利,而实现这种权利的形式也就是民主。社会经济关系是从两个层面上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首先,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关系,决定着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其次,产品的价值实现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成员利益实现方式,决定着社会政治权力的构成、运行方式和规则。因此,同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专制政体,而市场经济则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及其政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而只要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马克思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页)这种民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占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决定了这种民主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力,决定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应该而且能够以其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参与政治生活而实现平等的政治权利。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是以特定政治统治的确立为前提的。列宁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具有民主和的不同功能,总是统治阶级享有民主,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则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照例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国家。不过资产阶级自身的民主通过国家权力即借助公共权力的形式虚假地表现为普遍民主,与封建制相比劳动人民有了政治和法律形式上的民主自由,但实质上仍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占人口极少数的敌对分子实行。在这里,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劳动人民是同一个主体。所以,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不断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意义,正是在于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非正义性。革命的目的,首先就是为了从经济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政治上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确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权力,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的最高利益和政治生活的最大价值取向。社会主义还要把民主原则贯彻到经济和各个社会领域,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创造条件最终消除公共权力的阶级、政治性质,使每个社会成员完全平等、自由、自主地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那时,“人终于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0页)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所以,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本质,也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意味着如果背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这个政治就不够社会主义的格,甚至算不上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必然表现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的政治建设必须按照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来进行,这是决不应该有任何含糊的,因为事关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发展方向。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要求的核心就是要进一步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政治建设任务,要围绕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坚持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一系列具体制度的建设。民主政治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政治发展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民主要有自己的实现方式和制度安排,不建设就不能发展,而且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是互动的。我们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以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基本制度确立后,就自然而然地已经具有了高度民主。这是把民主的性质和实现程度混为一谈,其结果是忽视民主的制度建设。应该看到,同公有制或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相适应是要求有很复杂的民主的社会机制的,对此从理论到实践都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进行实践和探索,形成和完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这个过程也就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过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其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其他要素的关系。

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民主政治要以法制作为实施条件和保障。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地要求实行依法治国,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运行的法治化。

在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任务的同时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邓小平的这个观点,不仅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的角度说明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而且阐述了深刻的法治思想。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志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依法治国”方略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的提出,其意蕴在于按照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否弃人治,通过法制建设实现法治化。

“法治”(RuleOfLaw)与“法制”(RuleByLaw)既有密切关系,又是有着重要差别的。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具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国家就都意味着法治。法治作为理念和社会实践,有其特定的涵义。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区别于“人治”的法律的统治或法律主治,而这种法律又是体现“正义”价值的法律。它包含一系列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这些法治原则主要的有:法自民出,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而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法律至上,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必须是公开的、普遍的和稳定的,是可以预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有平等的身份和机会,都有服从法律的平等义务;一切法律不得违反宪法和必须接受违宪检查,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由这些原则决定,法律制度包括规制权力、保障权利和程序方面的制度,宪法和法律成为基本的社会控制方式。

实行依法治国,政治法治化,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法治使人民意志上升为法律,实现人民。马克思说,应该“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4页)法律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表现,是由人民通过一定程序来制定和确认,而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以根本法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以专门法律保障人民各项政治权利的实施,同时惩罚一切侵犯人民政治权利的行为。

第二,法治能够体现和保障民主政治制度,促进政治民主化。现代民主的普遍形式是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页)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借助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把权力委托给代表来行使。这种政体意味着在政治权力的持有者与受托行使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分离,隐含着某种政治失控的危险,即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而是凭掌权人的意志、情绪甚至利益而运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历史证明,任何权力都难以完全免于专横之虞。所以,必须制定宪法,宣告人民,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非法剥夺;规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和行使程序。宪法勘定了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合理界限,确立起一种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有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的政治制度。公民权利的保障意味着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种权利,这种政治权利是由公共权力确定的社会成员实现利益分配的政治资格,可以说是人民在公民个体上的延伸和拓展,因而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是民主发展的不竭源泉。

第三,法治可以形成和维护民主政治的秩序,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法治通过宪法和根据宪法原则制订的各项政治法的实施,不仅使民主政体的结构得到确认和加以有效保障,而且政治结构框架内的各种政治关系成为法律关系即政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有序运行。立法机构依照法律程序立法;行政机构要限制自由裁量权,依法行政;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法律保障公民、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对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规定。公民的政治自由以不妨碍公共利益和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实现为限度。法治通过政治主体法、政治关系法、政治行为法和政治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使民主政治运行保持稳定有序的状态。法治同时蕴含着政治社会化过程,法治对社会政治行为长期的规范和引导,使人们熟识民主政治的规范并内化于心理之中,逐步形成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这种文化包括人们能够怀有这样一种信念:法律应当遵守,没有人能够例外。公民文化是民主与法治的持久的支持力。

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相契合。法治支持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形式;而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可靠的法治。说:“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选集》第2卷第732页)民主蕴含着通过法治来实现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如果法律只是反映统治者或某个统治集团的意志用于“治民”,这种法制只不过是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同民主相对立。法制同民主相结合,才是法治。西方法治国家的治国主体依然并非真正是劳动人民而显露其局限性。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依据的法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使法的全面引导功能、有效规范功能和保障与制约功能充分发挥。因此,依法治国必须反映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才是社会主义的法治。

我们在推进依法治国中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应当看到,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任重道远。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从立法、执法、司法到普法等各个方面作不懈的努力。实行依法治国,特别要注重在法制建设中贯注法治精神。根据我们的实际,在这方面有两点尤其重要。一是立法内容中相关强化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二是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如果允许这种特权存在,就难有法的权威。宪法和法律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要求公众守法的执掌权力者自身是否服从它,因而公民要守法,政府更要守法。总之,法治是民主之治,我们一定要把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贯穿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过程。

三、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政党是最活跃、最重要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的我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是根本的保证。

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政党条件。指出:“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选集》第5卷第335页)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和政治活动,必须通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和实现。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奋斗目标,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如所指出的旧中国缺少的两件主要东西:独立和民主。人民选择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同党在历史上的作用分不开的,更是因为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代表了社会主义。我国作为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关乎国家性质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而且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不懈地进行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现代民主国家中,通常通过选举由政党提供担任政府的人员;组织这些人员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以及在个人与政府之间起桥梁作用。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政治。当今世界的各种政党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党是代表着人类崇高理想和最大公无私的政党。我们党以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在复杂的内外历史条件下,担负起抵御种种压力,巩固人民民主和不断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历史重任。在当代中国,其他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力量都无法代替共产党承担这个历史重任。

正是由于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使得党如何领导对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他特别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根本上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领导体制问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形成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把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权力又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别领导人手中,而且没有监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带来的流弊,一是党在国家政权机关以外掌握着事实上的国家权力,法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不能正常行使职能而流于形式,宪法权威也不复存在;二是使党国家化、行政化,严重削弱了党的自身建设和降低了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其结果是党并不是作为政党在实行对国家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得不到建设,经济和社会都缺乏活力,苏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递减,成为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乃至的重要原因。意大利学者马斯泰罗内认为:“苏联的制度之所以,并不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国家,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政党取代了国家。”(《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苏联政治体制的模式几乎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搬用,我国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所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解决好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同志鲜明地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人民日报》,1989年9月28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也都有原则上的区别。政党是阶级的组织。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按照共同的理想自愿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是依靠自觉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维系的,以政治活动为主旨和目标。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政权组织由公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获得授权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以强力为依托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就全社会的范围和层次讲,政党力量只是社会政治力量而不是公共政治权力,即使是执政党的权力,要成为社会公共权力也必须经过一定的转化程序。以党代政的做法,也就是混淆了政党同国家权力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的权力授受关系,由执政党权力直接承担社会公共权力的职能。党政分开就是要在分清权力授受关系的基础上,党政职能分开,按法定程序实现权力转化和执政。党政之间不具有组织上的包含和从属的关系,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依法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党,比其余的工人阶级群众更了解工人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不仅代表运动的现在,而且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因而,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对社会主义政权机关实行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主要为社会政治生活确定价值、方向、目标和原则。正因为如此,才事关全局,也才能总揽全局。以党代政和以党代法,只能削弱而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我们党要以自己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凝聚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识,集中人民的意志,并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转变为国家的方针政策,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以国家权力向社会推行。党的主张的形成过程和变成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过程。因此,改变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方式,就是代之以民主的方式、依法治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