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畜牧业论文十篇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1

产业化发展缓慢。受地区规模养殖比重不高，集约化程度低等影响致使我区畜牧业发展生产发展速度缓慢、生产能力低、存栏量不高。同时受地区畜牧业发展程度的影响畜产品加工业发展存在滞后性，畜牧龙头企业少，缺少主导品牌，无带动畜牧经济的能力；农民合作化组织程度不高，整个市场系统不健全，本地无特色品牌，无市场竞争优势，无畜牧产业链，严重制约着生态畜牧产业的发展。畜牧基础设施薄弱。基层良种培育繁育体系设备、设施陈旧落后简陋，跟整个畜牧业发展程度发展不相配，动物检疫防疫体系和装备设施落后不完善、不能有效的对重大疾病进行预防与控制，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不健全，缺少必备的设备与体系。

2建议与策略

做好组织领导，促进现代化高效生态畜牧业发展。领导的重视是保障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政府要建立确保生态畜牧业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政府分管领导总负责，主管部门领导抓落实，切实把我市生态畜牧产业做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抓，全面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实现市、县、乡领导包点包村制度和部门帮扶制度；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把建设现代生态畜牧业作为当地重要的战略性发展目标来抓，把发展现代生态畜牧业纳入当地畜牧总体规划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选育优良品种，适度规模养殖。根据当地的实际积极培育符合当地生产和饲养要求的地方优良品种。通过引进新品种或杂交品种提高当地畜牧生产的优良品种。在引起新品种时要通过当地的主管部门的审核与批准，同时畜禽品种质量必须符合当地、企业引种标准。为保障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必须保持畜禽养殖（小区）饲养适度规模的方针，一般生猪饲养场年出栏保持在500头、肉禽类饲养场1万只，蛋鸡存栏2000只、奶牛存栏100头即可。构建重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体系。继续深化兽医体系改革，完善市、县各级兽医行政管理、动物卫生执法、兽医技术支撑等三级体系建设，建立完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基层动物卫生队伍建设，全力搭建完善的动物卫生监督监管网络体系；为确保生态畜牧业的健康发展要逐渐健全和完善动物疫情预警、疾病预防与控制、应急处理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等相关的工作机制；积极落实各级公共资金对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支持，加大对动物防疫基础设备设施建设资金及应急物资储备的需求，为生态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多途径、多方式的为生态畜牧业发展提供发展资金，不断对疾病防控、良种繁育、畜产品安全、科技教育等生态畜牧业的基层建设的投资力度，提升生态畜牧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金融部门要在信贷方面增加对生态畜牧业建设的投资比重，使信贷服务于现代生态畜牧业发展相适应。对生态畜牧业的龙头企业和养殖户给予适当的资金倾斜，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态畜牧业建设上来。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3结语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2

关键词：草原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F31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173-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草原保护建设力度的增大以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草原生态畜牧业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到底什么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以及它与传统与畜牧业以及工厂化畜牧业或者集约畜牧业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却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

生态畜牧业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指导畜牧业生产，建立新型的动物生产模式。遵循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规律和要求，把生物系统、环境系统和管理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利用，形成优化的、高效益的动物转化体系，同时实现无污染、无废物生产，通过多层次利用，多层次的增值，实现生态、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畜牧业优质、高效、持续发展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1~2]。生态畜牧业是畜牧业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目标和新方向。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综合草原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及各组成要素的特点的基础上，整体的保护和恢复生态，科学地利用草原，优质高效低耗地发展草原畜牧业，达到草原系统的土—草—畜—人协调统一，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集约畜牧业又叫密集型畜牧业或工厂化畜牧业，是指在一定的土地（草原）面积上，集中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采用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精心饲养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其实质是建造最适畜禽的生产环境，提高机械化水平，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遗传理论和育种技术、配合饲料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及机械自动化技术等）改善生产工艺，合理组织劳动，从而缩短饲养周期，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饲料转化率，力求在单位面积上获得“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经济效益[3]。集约畜牧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现代畜牧业范畴，在中国也已经有几十年历史。

由于草原上超载过牧现象严重以及草原退化等问题，造成草畜矛盾尖锐。在草原畜牧业转型以及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中，专家提出退牧还草、季节性轮牧、休牧以及舍饲、半舍饲的饲养方式，提出通过饲养方式的改变以及补饲等方法达到草畜平衡，实现草原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传统草原畜牧业的自由放牧相比，舍饲半舍饲的技术含量提高，集约化程度提高，因此造成了草原生态畜牧业是集约型畜牧业的困惑，甚至形成了草原上要发展集约型畜牧业的观点[4]。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答这种疑惑，辨清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实质内涵。

的确，在很多方面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他们都注重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使用，注重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来提高效益。无论草原生态畜牧业还是集约型畜牧业都注重畜群结构的优化，注重通过科学的家畜管理技术及畜牧业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高效、低耗。集约化生产无疑是获得高效低耗的经济效益的最优途径，因此，在畜牧业的现代化生产中，都会朝着集约的方向迈进。中国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效率低，因此在朝着草原生态畜牧业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在生产中某个环节，甚至整个生产过程的集约化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变游牧为定居、通过土地置换来扩大生产规模、通过围栏来管理家畜、冬春季节舍饲等都可以视为集约化的表现。而在国外，也有生态畜牧业集约化程度很高的例子，以美国为例，其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典型特点就是集约化水平高 [5]。

然而，即便是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其驱动机制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是生态与经济二者共轭驱动的发展方式，而集约型畜牧业是单一的经济驱动型。由于其驱动机制不同，也就造成了其生产方式、目的不同。草原生态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产品的优质、安全。在生产过程中尽量避免影响畜产品质量及人体健康的添加剂、兽药等的使用。尊重自然规律，保证家畜的自然生长。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要保留放牧，而不是完全舍饲。但是，在放牧过程中，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来管理家畜，比如进行季节性轮牧，在保证家畜生产需求的同时，让草原得到修养生息，让草原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重建。在冬春季节的禁牧、休牧目的也是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中，会有短期的舍饲，或者叫半舍饲，往往选择在冬春季节缺草期，其目的除了保护草原外，还可以减少冬季家畜因游走及抵御寒冷而耗费能量。尽管如此，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一个重要主张是提高家畜在秋季的出栏率，也就是尽量减少在冬春季节舍饲的家畜数量，只留基本母畜越冬。这样既降低了家畜越冬的投入，又不会减少秋季家畜出栏的数量，同时还保护了草场，也就是减畜不减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共赢。通过草原生态畜牧业的这些主张与措施，可以发现，草原生态畜牧业，不仅注重经济收入，更注重草场的保护与生态系统的保护重建。

而集约型畜牧业最重要的目标是经济效益，因此其主要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注重的是产品的量。尽管集约型畜牧业也追求优质、低耗，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高产、高收益。因此，为了高产高效，集约型畜牧业往往会割裂了动物与植物之间的自然联系，忽视了动物生长发育的自身需求，而在生产中大量使用添加剂和兽药，降低了畜产品的质量，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另外，集约化生产追求规模效应，造成生产集中，而致使禽畜粪便污染土壤和水源，造成环境污染。总之，集约型畜牧业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方式。在这种驱动机制下，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都可能成为其牺牲品。但由于其高效的特点，集约型畜牧业也可能是畜牧业发展史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过程。集约型畜牧业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机械化程度提高的、生产效率提高的一个体现，但当经济发展到另一定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开始注重食品安全时，单纯的集约型畜牧业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方式，如集约型生态畜牧业，此时，“集约”只是生产手段，而不是目的。

草原生态畜牧业与集约型畜牧业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在中国的草原畜牧业发展中，如何把握住其中的尺度呢？

当前世界上常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集约化发展为特征的农牧结合型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二是以草畜平衡为特征的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三是以农户小规模饲养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四是以开发绿色、无污染天然畜产品为特征的生态畜牧业模式 [6]。四种模式各有特点和适应发展的环境。中国的生态畜牧业从传统畜牧业发展而来，由于中国农业发展以整体、传统的小农、小牧经济为主，因此，目前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以第三种模式为主。这种发展模式以家庭为单位，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但主要缺点是效率低、风险高，因此研究者们不断致力于其他发展模式的研究。草原生态畜牧业是中国生态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中国北方草原退化的有效途径 [2]，因此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的草原政策是生态优先，兼顾发展经济，也就是说生态保护建设放在了经济发展的前面。其原因不是为了实现生态畜牧业发展，更多的是对过去草原退化的一种补偿，也就是说，草原生态畜牧业是在恢复草原生态的条件下的畜牧业经济，这本身就像一种夹缝中的生存，既要进行经济生产，又没有充足的资源可以利用，甚至为了保护草原生态，必须减小生产规模。在这种背景下，当前，中国的草原生态畜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低耗、高产的途径。

参考文献：

[1] 李长胜，孙凤俊，王书杰，等.动物生态与生态畜牧业[J].农业现代化研究，1999，(6):376-379.

[2] 侯向阳.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是解决草原退化困境的有效途径[J].中国草地学报，2010，(4):1-9.

[3] 金铁城.畜牧业集约经营[J].黑龙江畜牧兽医，1984，(2):17-18.

[4] 于铁夫，卢德勋.对内蒙古畜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内蒙古畜牧科学，2001，(5):1-11.

[5] 颜景辰.美国生态畜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08，(1):47-50.

[6] 颜景辰，张俊飚，罗小锋，刘歆海.世界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启示[J].世界农业，2007，(9):7-10.

An Analysis on the Definition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and Intensive Livestock Husbandry

LI Ping，HOU Xiang-yang

（Grassl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Hohhot 010010，China）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3

关键词：贫困山区，畜牧生态，发展

 

环境与资源是我们人类生存以及社会向前发展的物质基础[1]。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为了发展经济，我们必须要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但为了维持生态的平衡，又要保护自然环境，避免资源过度的开发、生产和浪费，以致于生态、环境变质恶化。发展和利用是一个矛盾共同体。同样，畜牧业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必须依托和消耗大自然资源，既要求畜牧业高效发展又要求自然平衡和谐稳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就必须正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矛盾，寻求其平衡原则加以缓冲，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生态畜牧成为未来畜牧业发展的方向。

1 目前畜牧业的发展落后、不合理的现状

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依靠天养，全年的放牧。辽阔的牧场、茂盛的草地是自然的资源，能直接利用固然很好，但是过分的依赖自然环境，将造成资源的供养率不平衡，草地退化严重。在贫困山区由于经济落后，为求低成本高效益的养殖经济，所以常将猪、牛、羊直接赶进山坡、草地或树林进行简单放养。甚至盲目的扩大规模，增加牲畜总数，超出了牧场特定区域内的承载力，加速了草地的劣变；使畜禽和饲料之间形成矛盾，不但降低了畜禽的生产性能，更使宽阔的草坡、山地荒废，严重影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参考网。

2 生态畜牧业的特征

首先，生态畜牧业主要是以养殖畜禽为中心，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地配套相关的无污染、高效的工程体系，将资源的开发同生态的平衡很好的结合起来。

其次，在生态畜牧业的各个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假如其中的某个环节受到了干扰，就会波及整个系统，从而使其失去原来的平衡状态。

再次，在生态畜牧业系统中以其“食物链”的形式源源不断的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转换、流动，从而保证了系统中各种生物的异化与同化作用正常的进行。

最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是生态畜牧业中比较完善的配套，通过这个配套，不仅能减少污物的出现，而且还能实现效益的增加以及环境净化的统一。论文参考网。

3 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措施

按照“因地制宜，合理高效”的原则，充分的和“以示范服务促推广，加快舍饲转方式，龙头带动扩规模，精深加工增效益”的思路利用资源丰富的“土地、牲畜、草”，结合现代科学的技术，走“立草为业、草畜结合、龙头带动、整体推进”的现代健康型畜牧业发展之路。

3.1草产业快速发展，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饲草作为生态畜牧业发展中的纽带和关键，在山区要结合封山禁牧发展舍饲养殖工作，以产业结构调整为着力点，加大人工种草力度。科学种植，提高单产，增加总产，既满足牲畜需求又提高草场植被覆盖率；增加适合当地生存环境的母畜，引进高产、低耗、节粮的畜种，标准化生产，提高质量，保障品质，发展健康畜牧业。

3.2经营方式转变，集约化水平提高

首先，发展生态、优质、高效畜牧业，关键在于饲养方式的转变。论文参考网。从贫困山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重点要把粗放、单一、天然放牧的饲养方式向规模养殖、舍饲养殖转变，大力推广牲畜舍饲圈养技术，走种草养畜、草畜结合的发展之路。其次，按照科学规划、统一标准、创新机制、科学管理原则，采取政府推动、部门规划指导、群众自愿合作建设、自主经营的方式，建设人畜分离、集约化养殖、若干农户合作建设、饲养和防疫设施完备、粪污处理设施配套、技术规程统一、管理措施一致、畜禽生产相对集中或相对封闭的养殖小区。走市场牵小区，小区连农户的产业化发展路子。再次，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实施，实行一村一品，专营专销，杜绝蜂拥而上，增产不增收，货贱伤农，走特色养殖之路。2008年以来都安县实施山羊圈养示范项目结合溶岩山区石漠化治理项目，建立山羊圈养示范户120户，累计圈养山羊6820只，三年累计出栏肉山羊6500只。年产值325万元，纯利润156万元，户均养殖新增收入1.96万元，新增纯利润1.3万元。项目的实施，更是促进了该县养羊业的发展，2009年全县山羊饲养量44.36万只，出栏21.21万只，比2006年分别增长25.7%和39.5%。全县养羊业产值22180万元，纯利润10646.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0元。圈养舍饲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带来明显的生态效益。该县推广山羊圈养舍饲、品种改良、种草养羊及农作物青贮、氨化喂养技术，同时开展标准化羊舍建设，使生活区和生产区分开，既符合生态要求，又有利于发展规模化生。农户配套种植牧草养羊和综合利用农作物秸秆养羊，使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减少草山的超载压力，有利于草山植被的恢复，对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3.3资源的回收利用，促进生态平衡

推行5种养殖模式：生物垫―堆肥―零排放；生化工程―粪便处理―达标模式；沼气（厌氧）―氧化塘（好氧）―养鱼，沼气（厌氧）―果菜林场浇肥等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循环处理模式；生态有机肥深加工处理模式。不仅有效解决农村养殖污染的难题，还给养殖户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互利双赢。另外在回收利用废弃秸秆方面，大力发展秸秆生物性的饲料，将其加工之后转换成家畜的饲料，不仅能改变秸秆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状态，而且还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推动“绿色饲料”的推广，也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

3.4依托科学技术支撑，完善生态平衡

坚持以科学为主，始终把畜牧科技放在首要位置，充分应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服务畜牧业，提高畜牧业的整体水平。首先加强新技术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偏远的天峨县有些养殖户大胆从外地取经，引进发酵床养猪技术。现代推广养猪使用的发酵床，通常有较好的吸附性、通透性的材料，如木屑、米糠、草炭等；同时还要选择一些辅助原料，为确保垫料在制作的过程生物发酵的效果和进程，常用的有水、尿素、麦麸、磷酸氢钙等。该技术的使用，不仅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起到环保的作用，而且还能提高猪的肉的品质，还可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和提升经济效益。其次，要在贫困山区大量的吸纳专业的技术人员，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山区开展畜牧业技术培训，改变当地人民落后的思想，从而使传统体力型的畜牧业逐渐向技术性的畜牧业转变。

【参考文献】

[1]丁枫华，吴向东，赵鹂.试论我国生态农业及其可持续发展[J].中国农业资源区划，2003,24（2）：17-20.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4

关键词：畜种改良；生态效应；评估体系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02-05

蒙古高原的范围包括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千百年来生息在这里的蒙古族牧民经过世代的经验积累，在适应于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成功地选育出了一系列适应于当地自然与生态系统的优良畜种，不仅支持了蒙古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还精心地维护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稳态延续，真正做到人地关系的和谐。这些优良畜种已经成了蒙古族优秀文化的构成部分，优良畜种与草原生态系统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仅仅凭借这样的优良畜种，不能与现代集约畜牧业有效兼容，在短期经济效益的驱使下，科学工作者从引进外来畜种到人工杂交改良畜种，展开了大量的畜种改良工作，在实践中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效，但却牺牲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反思这一喜忧参半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单凭经济效益这样的单项指标去引导科学研究的取向，显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偏颇和失误。为了确保蒙古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可持续利用，事实证明，畜牧业研究的取向必须兼顾整体生态安全，兼顾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和创新。如果再不调整度量科研成效的评估指标，看似成功的研究成果，终不免会转化为生态安全的杀手。本文仅以调查所及为例，以便揭示蒙古高原畜种改良的利弊得失，总结其间的沉痛教训，以服务于蒙古高原的当代生态建设。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经济和技术层面着眼，当地畜种和引进畜种或改良畜种，其间的匹配关系理当维护其互补性，才能支持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兼顾当地的生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传承。然而，其间也必然存在着生物属性上的冲突与矛盾，如果放大这样的冲突与矛盾，在不同类型的畜种间出现互斥或者人为淘汰某一类型的畜种，那么即令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而无意诱发的生态灾变和民族文化失落，终将会抵消已取得的经济成效，造成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失衡。这应当是蒙古高原生态建设中的沉痛教训。

地方畜种是在特定民族生境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形成而最终定型的家畜品种，这样的家畜品种具有良好的自然背景适应性和生态环境适应性能，而不足之处在于，这样的畜种仅适用于传统的畜牧作业，而不能满足现代化集约畜牧业的需求，将他们作为现代集约畜牧业的饲养畜种，所能获得生产效益必然很低，产品在规格上难以达标，市场价格也必然偏低。

引进外来畜种或者通过人工杂交改良当地畜种却能弥补地方性畜种的不足，提高集约畜牧业的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然而，饲养引进畜种或改良畜种都需要相应的技术装备，还需要一系专门的技术和技能，这一切都需要较大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然而，引进技术、装备、饲养管理程序，还不仅是经济投入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当地畜牧业劳动技能和管理的变革问题，甚至是对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颠覆问题。

因此，能否处理好地方畜种和引进畜种或改良畜种之间的匹配关系，不仅关系到政府管理和技术部门的职责，还取决于当地牧民的认同、合作和积极参与的程度。实践证明，政府管理和技术部门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效率或技术标准（过度依赖国外品种或杂交优势）去指导和实践畜种改良工作，还必须应充分考虑到当地畜种的生态适应优势和当地牧民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两大功能。

内蒙古畜种改良推广工作尽管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但在保护当地优良畜种方面，却出现了不应有的疏忽，甚至造成一些当地优良畜种濒临灭绝，危及到当地的生态安全和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对此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畜种改良仅是一项技术工作，如果把畜种改良作为当地地方政府的政绩去加以考量，或者作为科研部门的考核指标，那么说可能在无意中偏离了良好的初衷，危机到蒙古草原的生态安全和人与自然和谐。

一、生境对草原“五畜”的模塑

蒙古国著名学者莫-特木尔扎布在《蒙古游牧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草原“五畜”的生活习性、繁殖能力、生产潜力及其受当地生态环境① ①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太阳辐射、温度、雨雪等。作用的规律（乌兰巴托，1999年）。书中强调太阳辐射对草原“五畜”生物进化的协迫力极强，在一年中，蒙古高原的太阳照射时数长达2 6003 300小时，比同纬度的中亚地区长100300小时，致使蒙古畜种的防寒防热的适应能力都必须很高，大多数蒙古畜种的毛色以黑色为主，从而可充分的吸收阳光，确保冬春季节能有效调节体温，抗击严寒。如蒙古绵羊的头部、眼眶、腿部多呈现黑色或棕色，这样的生物属性具有防止太阳辐射的作用，也是调节体温的生物属性之一。

据研究，环境温度处在1621℃之间时，乃是草原牲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因此，在这一温度区间内，对蒙古绵羊和山羊的抓膘效果最好，日均增重最快。然而，在蒙古高原上适合“五畜”繁殖生长的环境温度区间极为短促。比如，蒙古国北部山区的寒冷期长达200多天，气温低于-25℃的日数长达100天左右；蒙古国的南方草原和戈壁地区的寒冷期也长达189192天。因此，蒙古牲畜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得在严寒的环境中度过。为适应这里的环境，尽量减少牲畜体热的流失，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牧民选种的交互作用下，蒙古 “五畜”具备了诸多御寒防冻的生理禀赋：（1）冬季来临时，蒙古五畜的皮毛层会快速长厚，长全绒毛、长密体毛；（2）“五畜”在秋季都会快速抓膘，在体内储存大量的脂肪，以备越冬，“五畜”的脂肪乃是它们体内的热能储备，如蒙古双峰驼的驼峰，绵羊的大尾巴，山羊和牛的腰脂层，马的肩胛、囊膪层都是如此；（3）蒙古五畜的绒毛中包括大量的空心毛，能抵制周围低温和暴风雪的袭击，确保在恶劣气候下的生命延续；（4）蒙古五畜与温暖地带的牲畜相比（与阿拉伯地区的牲畜相比）身材稍小而灵动，胴体粗壮，耳、腿、脖颈、尾部短小，绒毛浓密。这样的体型都有利于抵御严寒，减少体热的散失，都是适应严寒生态环境的生理调节机制。

对蒙古草原“五畜”而言，“五畜”自身所需的水其主要来源是大气降水。蒙古高原的气候特点尤以干旱而著称，年平均降水量在100400mm之间，降水分布又因时因地而异，年降雨总量的86%96%集中在410月份降落，其中78月份的降雨量通常占全年总雨量的66%78%。在这样的水资源自然布局下，一年四季都得为牲畜供水而操劳。除此之外，严冬季土壤表面的水资源还会结冰。不过，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有较长时段的地表积雪。蒙古“五畜”在冬季通常要靠积雪提供其饮水。薄而柔软的积雪对草原“五畜”的放牧有诸多好处。积雪的传热性能低，对地表具有一定的保暖效能，可防止土壤表层冻结。蓬松柔软的积雪会对“五畜”的奔跑觅食起到软垫作用，有助于防范牲畜四肢冻伤。积雪覆盖下的牧草不容易被狂风卷走，能够保留在草场上，成为牲畜春季的主要食物。但如果积雪太厚则无法放牧，会导致牲畜严冬季节食物的短缺，这就是造成了蒙古草原上的“白灾”。蒙古高原积雪覆盖期，北部山区为120150天，东部地区为70120天，戈壁地区为3060天。积雪的年平均厚度为320cm，最厚可达4050厘米。积雪厚度超过2530厘米时，草场就无牧放山羊、绵羊等小牲畜。蒙古“五畜”的特点之一是会用蹄子刨雪，啃食积雪下的牧草。据观察，这种的觅食能力在蒙古国降雪量较多的北部地区（如阿尔泰、杭爱山脉）的牲畜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蒙古高原的气候多风，强风对“五畜”的正常生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多重作用，会对畜牧业造成诸多损害。强风吹起的雪粒与尘土会导致误入河沟地带的牲畜摔死或者被积雪闷死，被沙土压死。冬春季的强风，其风力可达1416m/s，从而导致牲畜无法觅食。强风会吹开牲畜的绒毛层，使他们无法抵御寒冷。因此，在面临暴风雪时，暖棚、舍圈等在安全越冬方面意义重大。牧民在暴风雪降临时，必须将牲畜牧放在背风处的棚圈周围，暴风雪袭时必须将牲畜驱入棚圈，以防牲畜随风走失。在地势低平地带，遭遇暴风雪，常常使牲畜走失或被雪、土压死，出现严重时连牧民也会丧命。

总之，蒙古高原上的本地优秀畜种无不具有良好的生态适应能力，对严酷的自然风险都具有较强的生物防范禀赋。

三、蒙古高原“五畜”的生态适应禀赋

草原生态环境的严酷是蒙古高原“五畜”必须加以适应的自然本底条件，但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蒙古“五畜”经过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以及蒙古族牧民的精心育种后，一批优良的当地“五畜”品种脱颖而出，最终成为蒙古高原的胜利者。刘书润在《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一文中谈到：蒙古牛、蒙古马、蒙古羊，还有本地的骆驼，最适合蒙古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最适合游牧作业，是经过牧民多年选育成的优势畜种。它们是牧民生产、生活、战斗、交通的必需品，是移动的商品、行走的银行。它们是寄托着牧民的文化和情感的朋友，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成员。所以只有适合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的草原“五畜”，才能受到牧民的欢迎。畜种改良和引种，不能拉游牧的后腿，不能以利于定居和舍饲为借口，不顾长远的生态效益而实施盲目引种和畜种改良。只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抛弃和共同生活了几千年的本地优良畜种和丢弃蒙古族传统文化都是研究思路上的短见和偏颇，终将成为可悲的教训。刘钟龄在《蒙古族的传统生态观念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文中谈到：“在游牧生活中，锻炼了家畜的生态耐性，适应于寒冷气候和粗放的牧养管理方式。在草原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中选择了耐性很强的地方家畜品种，形成了在严酷粗放条件下家畜的最佳生产力。”可见，蒙古“五畜”对严酷自然条件的耐受潜能理应是当地生态维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财富，抛弃这样的财富不仅会拖社会经济发展的后腿，还会给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和蒙古族文化的传承造成严重的创伤。

蒙古高原的先祖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交互作用培养出了一系列优良的畜种，如蒙古马、蒙古牛、蒙古双峰驼、蒙古绵羊、蒙古山羊等。蒙古马抓膘快，掉膘慢，即使遇到“白灾”，也会刨雪采食，安全过冬。蒙古马对毒草有很高的鉴别力，很少误食毒草而中毒，抗病力强。① ①《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372431页，札奇斯钦《蒙古文化概论》第16页。草原上的蒙古牛能够做到终年放牧，无需棚圈也能越冬，无需添加饲料亦能确保来年的顺利繁殖。蒙古牛的主要特性可概括为：耐粗饲、宜放养、抓膘快，而且对气温的大幅度波动也具有很强的耐受潜力，如蒙古牛可以忍受-50℃到35℃之间的剧烈温差变化，加之蒙古牛的抗病力强，肉质鲜美，出肉潜力大，这些生物性优势，其他牛都无法与之媲美。蒙古牛成为蒙古高原上的当家畜种绝非偶然。② ②《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155页。蒙古双峰驼具有耐饥、耐渴、耐风沙、能负重（驮载400500斤，日行3040公里），善于行走戈壁和沙漠（骑乘一人，日行7080公里）。骆驼4岁性成熟，每两年分娩一次，寿命长达3040岁。据测定，蒙古双峰驼的最大拉力可达428斤。骆驼记忆力惊人，成年驼可从数百公里以外独自返回出生地。骆驼连续绝食断饮10天，仍可使役，30天绝食断饮后仍可恢复健康，为生命安全期。双峰驼耐渴极限为在给食断饮的条件下，最长可持续忍受7285天的考验。双峰驼的耐饥极限也十分惊人，在断食给水的条件下，最长可以持续经受长达89131天的考验，还能延续其生命。③ ③《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483598页。蒙古绵羊适应较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粗放饲养条件，是一种投入极少，产出较高的绵羊品种。蒙古绵羊放牧时，行走快，游动采食力强，抓膘快。若骑马放牧绵羊每日游动觅食3040华里。积雪封山后，蒙古绵羊还能扒雪吃草，延续其生命。因而，绵羊能全年在露天草场卧盘牧放，在冬季大风雪时，只需在西北方向设置简易风障即可过夜。蒙古绵羊还具有耐渴的特点，秋季抓膘时，可采取走“敖特尔”野营放牧，几天乃至十几天不需饮水，只要能采食野葱、野韭、瓦松和黄芪等牧草，就可达到解渴和增膘的双重效果。① ①《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69159页。蒙古山羊的适应性与抗病力都很强，能够充分利用荒漠、半荒漠草原和山地牧场，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其别以产出优质羊绒获利最为丰厚。目前，人们也在试验借助圈养的方法生产山羊绒，但绒纤维变粗变硬，无法供做优质纺织品的原料使用，其质量达不到预期目标。可见，优质蒙古山羊绒的生产，不仅取决于畜种，还得借助特殊的生产方式。蒙古山羊绒毛品质与世界其他地区山羊绒品质相比较，在绒毛的细度，柔软度、丝光强度、伸缩度、净毛率等多项品质指标上都名列前茅。 我国若想稳居山羊绒生产的前列，蒙古山羊和蒙古文化两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蒙古草原“五畜”对当地自然与生态系统的高效适应潜力是一项财富，抛弃此项财富去引导畜种改良和畜种引进，都会在无意中迷失正确的科研取向，引发意想不到的生态灾变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丢失。

四、畜种改良成效的评估指标有待调整

如何综合评价畜种改良工作的成绩，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评价指标系统。例如，缺乏从生态适应的角度评估其生态维护的成效，缺乏立足于较大样本对生产系统的投入和产出效益做出科学的判断，正是此前的评估体系不容忽视的疏漏，以至于凭借此前的评估体系，必然会导致畜种改良政策中科学依据不充分，造成对物种改良科研的误导，最终使得内蒙古畜种改良技术、经济政策缺乏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在不经意中，被表象所蒙蔽，使此前所做的相关工作误入歧途，不仅经济效益缺乏可持续性，同时还损害了草原生态的安全，抑制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健康传承。

在计划经济时期，畜种改良工作具有计划性和强制性。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就不能简单地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畜种改良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应当更多地采取引导和协商的方法，要关注牧民生产技术的客观限制条件和接受能力，采取渐进的手段而不是强制性手段。我们在牧区调查中发现，一些政府部门及一些乡镇企业所极力推行的本地黄牛改良工作对当地畜牧业构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经调查，牧民对于新畜种（西门达尔牛）普遍表示怀疑，甚至有人公开反对与此相关的畜种改良政策。

这里仅以东乌珠穆沁旗巴彦霍布尔嘎查几户牧户为例。被调查者抱怨道，工作人员强行将其乌珠穆沁本地公牛掉，强行用外来的西门塔尔牛实施人工配种。而结果表明，当年70%的母牛均未受孕产子，为当地牧民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牧民们认为，本地乌珠穆沁品种的黄牛是经历过千百年的自然汰选而定型的优良畜种，它已经适应于本地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利用传统的放牧方式已经能够获得可持续的高产和稳产，实施畜种改良完全没有必要。诚然按单个黄牛计量，乌珠穆沁品种的黄牛，其肉产量不如引进的西门塔尔种牛，但无论是从适应性能上看，还是从饲养的耗费说，乌珠穆沁品种的黄牛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蒙古高原的草原畜养牛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其特殊地位，正是是因为牧放这样的黄牛，其投入少、产出比大、效益高，而且产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有机产品。这样的优势完全符合21世纪的食品安全需求，本身就具有长远的养育优势。相反的，即令将西门塔尔种牛配种成功，但是这样的杂种后代，其投入高、单个牛只的产出率虽然高，但总产量却无法保证，即令是实施了集约畜牧业经营，但因可资利用的草场面积要受到严重的限制，其经营效果反而无竞争优势可言。从实地调查出发，牧民们的观点显然不容忽视。

令人遗憾的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草原畜牧业的潜在优势不仅被忽视和闲置，而在 “游牧落后论”的偏见的挤压下，传统的游牧作业日趋萎缩，草原畜牧业的竞争优势被强制闲置起来。可见对适应于游牧作业的优良畜种，实施大范围的强行配种改良，显然是一个失误。仅仅出于圈养式畜牧作业的需要就不加节制强行实施配种改良，无疑将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为他违背了不同畜种的优势乃是适应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具体表现。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多元并存，本身也需要多畜种并存，在适宜圈养的地区，有计划地实施配种改良，本身就是一件合理的决策，但如果把这样的决策推广到不适合圈养的其他地带，肯定是一种过犹不及的偏颇。这样的政策失误若不得到有效地控制，受损的就不仅是经济效益，草原生态的安全也将会成为决策失误的牺牲品。

在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镇额仁高毕嘎查有一户牧民经历了10年的努力，成功地养育了饲养了杂种红昂格斯牛，畜群已经发展到近300头，年均收入已经超过了数10万元。

事实证明牧民并不是反对畜种改良，更不是没有能力掌握圈养式的牧养作业技术，而是他们比我们某些决策人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看得更远。他们处于对蒙古族本土生态知识、技术技能的领悟，深知蒙古草原的结构极为复杂，既有适宜全游牧的草原，也有适宜半游牧的草地，当然也有一些草场稍做人工加工后，也可从事圈养式牧养。畜种改良工作应当以合适为度，以因地制宜为宜，才能做到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也才有利于建构现代化的蒙古高原畜牧业。是否有勇气倾听牧民的意见，乃是成功的关键。

综合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结果，有关部门值得深思如下一个基本原则，推广任何形式的新畜种时，都需注意到务求能适应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还要为这样的适应过程安排一个不短的适应期，还得考虑到投入产出的效益是否有保障。否则，将外地所认定的优良畜种生搬硬套到东乌珠穆沁旗，强制当地牧民接受，其后果势必酿成多重损失。

据有关部门调查，由于几十年来盲目地大量引进外来畜种，致使纯种乌珠穆沁本地牛所剩无几。从保护生物基因库多样性的角度看，目前已经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物种损失。经千百年之自然选育的本地畜种与蒙古高原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产品需求多样性形成了高度契合，其本身就具有广阔的研究和开发前景。本地优良畜种都有不可低估的当今或未来的生产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包括种质基因库）、新产品开发价值以及相应的文化艺术价值。保护地方品种基因库多样性是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早已加入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及其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公约。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地方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建立纯种乌珠穆沁本地牛保护基地，为子孙后代造福，为人类造福。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所用调查资料的对象，虽然仅及乌珠穆沁黄牛，但围绕当地实施的畜种改良工作，却不难发现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畜种改良科研取向，存在着严重的成效评估缺陷，沿袭这样的评估指标，会在无意中将科研工作引入歧途。随着现代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生态维护和生态食品已构成了发展取向不可逾越的标识。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也成了国际公认的发展指标之一，引导科研的评估指标体系，难道不应当与时俱进吗？为此，及时地刷新畜种改良的评估指标体系自然成了时下的当务之急。而新的评估指标体系，除了要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外，生态效益、文化传承效益、产业的可持续潜力、 一误再误了。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5

关键词：草原畜牧业；生产力；生产关系；调整；变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095-03

草原畜牧业是以草原为生产基地，主要采取放牧方式饲养牲畜，以取得畜产品的畜牧业[1]。“据有关史料，早在秦汉以前的若干个世纪里，先后有多个游牧民族长期活跃在内蒙古广袤草原上从事游牧业……。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基本模式就已经锤炼成型。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暂且不论当时草原的具体所有制形式，就畜群品种、季节性草场选择、放牧方式、游牧距离、冬季饲草储备、棚圈和饮水设施建设、防灾措施以及有牧民的生活方式等草原畜牧业的基本框架而言，都有了相对固定的形式，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特点。”[2～4]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牧区开始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这种“相对固定”的“基本框架”开始瓦解，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的二十年期间，内蒙古草原畜牧业规模不断膨胀，家畜头数快速增长，追求数量成了各级政府及牧民指导畜牧业工作和生产的标尺。以典型草原畜牧业生产区—锡林郭勒盟为例，1984年牧业年度全盟家畜头数为839.07万头（只），日历年度为667.06万头（只），而到了1999年全盟牧业年度家畜头数增加至1 923.44万头（只），日历年度为1 187.61万头（只），一度涌现出很多养畜规模超过2 000头（只）的牧业大户。

1999—2001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以及近十年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变迁和经济结构调整，使曾经一度“以头数论英雄”的草原畜牧业逐步转入“压缩头数增质增效”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到“十一五”末草原区域牲畜饲养规模几乎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然而，在过去三十余年草原畜牧业原有的草牧场、牲畜、牧民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早被打乱，整个系统已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性，单纯的“减畜”已不能突破其发展的困境。

一、不断瓦解的内部体系

谈及草原畜牧业，人们或与完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业，或与完全“靠天吃饭”的散放畜牧业联想，但今日之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早已不能游动放牧，也不是完全“靠天吃饭”了。如上文所述，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实施基本宣告游牧畜牧业的结束，而近三十年的建设养畜也使得草原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防灾避灾能力逐步增强；经营草原畜牧业的普通牧民已享有农村人或城镇人拥有的现代化通讯、交通设备及服务、日常消费品以及现念。

然而，人们所向往的“天苍苍，野茫茫，风水草地见牛羊”的魅力草原也早已千疮百孔。对草原地区而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不合理利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草牧场的大面积严重退化，以及稀缺水资源的进一步短缺。国内外学者对草牧场退化原因各执一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就草牧场退化产生的影响而言，草原畜牧业和牧民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产草量下降、牧草品种减少、地表水断流、地下水位下降，牧民只能通过系统外资源的输入维持畜牧业生产，其结果是养畜成本的成倍增加。其中，不得不承认就局部地区而言，资源约束不一定是因为资源总量不足，而是因为资源利用方式不合理所致。就内蒙古草原资源而言，短缺和不均衡是其固有特点，而游牧经济长期的分工协作机制决定牧民掌握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技术也不均匀，因此看似均等化的资源配置只能导致资源利用本身的不合理性，进而强化资源短缺程度。

与牧草资源和水资源同样稀缺的是草原畜牧业劳动力资源。经营草原畜牧业需要知识、技术和能力，其中既包括传统知识，也包括现代技术，既包括放牧技术、管理技术，也包括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然而，现代草原畜牧业经营当中，传统知识的传承和新技术的衔接出现“代沟”，掌握这些知识、技术，具备那些能力者却越来越少。结果，通过牧民的管理技术和判断能力实现草—畜、人—畜、人—草平衡时常常出现偏差。而草原畜牧业现有发展态势决定该行业从业者人群处在逐渐收缩状态，使草原畜牧业劳动力面临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压力，必然危及到草原畜牧业未来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除了草原畜牧业的生产基地和生产者，它所经营的畜群品种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长期适应过程，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选育了“草原五畜”，并培育出很多优良地方品种及改良品种。这些家畜品种适应性强、耐粗放管理、易于饲养、体质健壮、抗灾抗病能力强，又具有优良的生产性能。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蒙古草原畜牧业改良工作一度进入停止和无人管理状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各种项目的实施，内蒙古牧区大量引入外来品种，试图“调整牲畜结构、提质增效”。于是，外来品种与地方优良品种的较量成为焦点，从生产适应性、物种和文化价值角度考虑，地方品种更占优势，但从社会资源拥有角度看外来品种则更胜一筹。

草原畜牧业原本是以草原生态、牲畜、牧民为基本要素的复合系统，三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技术体系。然而，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现如今草、畜、人三者原有的生产性能和特点不同程度的丧失，三者之间的协调性基本瓦解。

二、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

事物的发展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当事物本身特别脆弱时，外部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作为“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草原畜牧业的发展离不开“天”，即草原生态环境本身。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已成事实，深究其原因既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人类不合理行为的影响，而且后者往往成为前者的诱因。就导致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的责任主体而言，并不全是生活在草原区域的人们，更不是草原畜牧业本身和牧民个体，而是更广泛区域、更多产业和群体的不合理行为。但草原畜牧业和牧民却是最直接的风险承担者，草牧场退化、自然灾害多发、高温、冰雹、暴雨等极端气候事件增多、动植物资源匮乏、水资源枯竭……。

为了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增强系统本身的适应能力，中央及各级政府做出了积极探索。至于其生态效果如何，暂且不易评价，但就其对草原畜牧业产生的影响而言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大多数生态项目重点放在压缩放牧畜群规模，防控牲畜采食和踩踏，直至迁出牧民，其中草原畜牧业牲畜品种和畜群结构、经营管理及放牧方式、牧民生活方式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些地区草原畜牧业放牧空间将会进一步缩小，甚至有些地区的畜牧业已经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草原畜牧业。而随着内蒙古农区、半农半牧区，以及郊区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草原畜牧业在规模、产能方面只占全区畜牧业的1/4～1/3，甚至更低，然而它却占据着全区近60%的国土。显然，在中国现行GDP评价体系尚未改变的情况下，草原畜牧业在全区畜牧业，乃至总体经济布局中的重要性将日渐降低。

另外，畜产品市场环境是影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其中不乏有草原畜牧业自身的问题。由于草原畜牧业自身的品牌树立、推广和保护工作滞后，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某种畜产品是否真正产自草原畜牧业，结果往往会出现“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现象，甚至会出现“挂羊头卖狗肉”之事。当草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不断被认可的今天，如果草原畜牧业所提供的产品与大宗畜产品之间没有明显的价格差异，其效益必然相对低下，草原畜牧业也不可能通过“科学养畜、少养精养”的途径实现草原生态与草原畜牧业的双赢目标。

三、组织和合作：草原畜牧业发展之方向

无可非议，作为时代产物草畜双承包制度在改革当初极大地带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全国畜牧业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然而，作为农村革制度的延伸，草畜双承包制度却忽视了草原畜牧业生产的两大特殊性，即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气候（包括灾害）、降水量、草牧场、地表水等自然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以及劳动者所掌握的畜牧业经营管理能力和水平，以及放牧技术在个体之间的不均衡）和生产的互助协作性（以浩特、艾里作为自组织的互助体系）。于是，草畜双承包制度的庇护下，草原资源利益相关者的盲目扩大再生产在所难免，甚至超越资源阈值，反而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当人们意识到草畜双承包制度下单户经营模式的弊端时，制度本身已逐渐暴露出它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

1.建立家庭牧场，允许一部分牧民“做强做大”。在广大草原牧区，会经营畜牧业、善于管理草原、能抓住市场机会的牧民不在少数，他们是牧民中的精英，是组织与合作的实践者。这部分人通过租赁草牧场、购买牲畜、雇佣劳动力、联系市场等途径使资源相对集中，已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畜牧业经营能手、牧业大户。显然，草场承包制度改革之草牧场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以及生态移民、政策性禁牧等政策环境正在促使着这种模式的快速成型，有条件、有能力的牧民可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框架下，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进而建立家庭牧场，成为自成规模的畜牧业生产组织。

2.从家族内部至浩特，加强经验管理，实现联户经营。越分越退化的草牧场、越来越高昂的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交易中的失利逐渐唤醒牧民，单户经营、分散决策不能发挥草原畜牧业的优势。联户经营可以通过畜牧业生产的统一组织、统一生产、统一销售、统一决策，分工协作，分户结算，可有效降低上述风险，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益。在传统草原畜牧业中，以浩特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是联户经营模式中最典型、最成功模式之一。当然，时至今日牧民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父子联户、兄弟联户、邻里联户、亲朋联户，甚至浩特内部的、嘎查集体的联户等多种联户模式，不必受制某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之限。

3.传承互助协作传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积极建立专业合作组织。草原畜牧业，无论是传统畜牧业的“浩特—艾里”组织中，还是建国后的合作化、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草畜双承包时期，从不缺乏合作精神和实践。“合作化、集体化适合牧区特点。牧区合作化……总体上十分符合牧区牧民互相帮忙的文化传统和相互协作的客观需求。纵观合作化以来的牧区发展历史，合作化集体化给牧区带来的是：生产力的聚集，牧区经济的稳步发展，集体经济的逐步巩固和壮大，牧民生活普遍的有所改善。它的不足主要是政社合一体制下行政领导对集体经济干预过多、管得过死以及集体经济自身管理不善，特别是财务管理一直比较混乱”。而今日，应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建立牧民专业合作组织，开辟草原畜牧业的合作化道路。

然而，新生事物的发展往往是曲折的，即使是系统内部因子的改良也不例外。建立分工协作、互惠互利的社会组织管理和生产体系，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障碍。如建立家庭牧场过程中的草牧场流转问题，虽说它是解决现有制度条件下草牧场合理分配的一种有效途径，但租赁户与出租户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大，存在严重的外部性，使流转草场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引发诸多不利于草牧场保护和草原畜牧业发展的事件；在建立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有些合作组织是为争取项目，或为完成任务，甚至有些合作组织是跟风而上，而后来因各种利益冲突却不欢而散，扭曲了建立专业合作组织的初衷；而有的专业合作组织入社牧民的积极性较高，对合作组织的希望值也相对高，但由于一些外部因素影响，或自身条件限制，合作组织工作进度缓慢，甚至无所作为，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牧民建立和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在心理上，实施草畜双承包制度三十年之后，牧民已经习惯于单户经营、个体生产，无论在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生产，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效益和个体利益，却逐步丧失对传统知识的尊重、对组织的信任和对周围的关注。

四、调整和完善：草原畜牧业发展之需要

首先，作为内蒙古独具特色的传统产业，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不仅牵涉到产业本身发展及从事该产业的广大牧民增收致富的问题，也关系到草原牧区生态安全及民族文化的继承与保护问题。因此，发展草原畜牧业必须遵循保护草原生态与发展草原畜牧业并重的原则。我们不能以保护草原生态的名义制约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同样不能以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名义破坏草原生态，而是通过草牧场与畜牧业之间的平衡关系，维持草原生态经济系统的稳定。回顾几千年的草原畜牧业发展史，可以确定生态—生产—文化多赢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其次，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13条规定，“集体所有的草原或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或者联户承包经营。在草原承包经营期内，不得对承包经营者使用的草原进行调整；个别确需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草原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牧）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牧）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草原法》、《基本草原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草原承包使用者，乃至全社会公民、组织和政府部门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实践中应依法行使，杜绝一切违法违规行为。然而现实中，往往本末倒置，不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不追究破坏草原行为的违法性，却讨论如何使其危害降低至最小的问题。

此外，建立组织与合作机制既要有决心也要有耐心，必须遵循政策支持下的有序推进和牧民自愿下的循序渐进原则，要以提高牧民的认知程度为前提。同时要发展因地制宜的多种合作与组织模式，进行大胆的试点和示范，允许试点的失败；注重政策的持续性，避免出现试点阶段和推广阶段的扶持政策不一致，或扶持力度急剧下降等现象。

同时，相关部门要做好政策解读、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估工作，并建立问责制度。由于信息、语言等多重影响，牧民缺乏对现行政策的了解，甚至有些牧民根本不知道。所以，不管是关系到草原生态，畜牧业生产，还是牧民生活，任何政策措施必须做好政策解读工作。实施政策、管理政策与出台政策同样重要。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变量，政策实施效果和设计效果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须分清哪些是政策设计自身缺陷引起的，哪些是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哪些是政策以外的因素造成的。同时，要建立问责制度，如果政策效果不佳，或失败，有必要追究相关方责任，包括政策制定者、实施方和接收方（牧民）。

参考文献：

[1] 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340.

[2] 额尔敦布和，等.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

[3] 敖仁其，额尔敦乌日图.牧区制度与政策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

[4] 文明.现阶段草原畜牧业发展面临问题的调查报告[J].北方经济，2011，（4）.

收稿日期：2013-09-09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6

近年来，我县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保护生态为前提，以建设生态畜牧业产业化大县为目标，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积极引导农民走生态畜牧业发展之路，全县畜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年全县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257.1万头（只），同比增长46.4%，增量达81.5万头（只），牲畜总量跃居××市第一位。

一、主要做法版权所有

我县紧紧围绕“做生态文章，建畜牧强县”的发展思路，把发展生态畜牧业作为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和农民增收的主渠道来抓，努力实现“四个根本性转变”，即，在思想观念上，由重畜轻草向建设养畜转变；在经营饲养方式上，实现由自然放牧的粗放经营向舍饲半舍饲集约化经营转变，从根本上改变牲畜完全依赖天然草场的传统习惯；在增长方式上，实现由单一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市场开拓上，实现由局部小市场面向国内大市场转变，提高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

（一）抓好宣传发动，全面提高对发展生态畜牧业认识。针对“入世”后农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县委、政府在指导思想上做到“两个坚定不移”：一是坚定不移地稳定发展畜牧业；二是坚定不移地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把发展畜牧业同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发展生态畜牧业之路，变粗放经营为集约化生产。为切实提高人们对发展生态畜牧业的认识，我县先后多次组织产业结构调整宣讲团，深入各村屯大力宣传发展生态畜牧业的重大现实意义。县电视台、××通讯等新闻媒体还开设了专栏、专刊，集中宣传，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县委、政府与各乡镇签订了2001－200*年畜牧业发展责任状，把加强生态建设，发展生态畜牧业作为乡镇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每年召开2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生态畜牧业发展问题。通过舆论宣传，政策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农民群众发展生态畜牧业的积极性普遍提高。

（二）加强生态建设，强力推进可持续发展。为了妥善处理发展畜牧业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县委、县政府响亮提出“生态就是生命”的口号。200*年，编制完成了《××县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纲要》。200*年，完成了全县15个乡镇生态建设详规，出台了《××县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重点实施了农业生态治理、退耕还林、荒山绿化等十四大生态建设工程。200*年以来，包括投工投劳累计投入1.87亿元，完成退耕还林还草、灭荒造林62.6万亩，禁牧20.2万亩，休牧60万亩，建人工草场22万亩。严厉查处破坏草场的乱开荒行为。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改善，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逐步形成。

（三）明确方向，大力推行舍饲养畜。为有效解决草畜、林畜日益突出的矛盾，实现生态建设与畜牧业发展的双赢，我县重点实施了三大工程：一是草业工程。坚持“立草为业，草业先行，以草定畜”的思想，以保护天然草地和发展人工草地为主要措施，加大草原保护和改良力度，积极鼓励养畜户扩大饲草料种植和玉米播种面积。从200*年起，对利用承包田种植人工牧草和青贮玉米的，减半征收农业税。近年来，县财政采购优质饲草、饲料种子投入达100多万元，多年生人工牧草和青贮玉米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今年全县种植饲草料35万亩，其中，粮饲兼用玉米种植17万亩。目前，50万亩、投资800多万元的退牧还草工程已顺利通过自治区验收。二是舍饲工程。组织各乡镇干部和养畜大户赴突泉县、富裕县等地对舍饲养畜进行了考察，200*、200*年先后两次专门召开了秸秆转化、舍饲圈养现场会，对完全舍饲养畜的，免征3年牧业税，充分调动农民舍饲养畜积极性，许多养畜户纷纷建起了标准化的舍饲圈舍。同时积极推广“四化两贮”技术，全县秸秆转化利用率达到30%以上。目前，全县已建暖棚3200多个、18.8万平方米，建青贮窖2000多个、19.3万立方米。通过对比，算经济帐，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到，舍饲养畜经济效益不但高于散放天养，而且还有明显的生态效益，老百姓对加强生态建设与发展畜牧业二者间的关系认识越来越高，紧紧抓住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这一政策机遇，种树种草，林草间作，既保护生态环境，又促进畜牧业发展，形成了发展畜牧业和生态建设与保护互动的良好局面。三是改良工程。传统养殖只重量而忽视质，因此效益不高。鉴于此，我县坚持以提质提效为目标，大力实施良种工程。近3年来，先后举办牛冷配、羊人工授精及动物卫检法律、条例培训班28次，在全县15个乡镇设立牛冷配站点72个、羊人工授精站点78个，引进了加系荷斯坦、西门塔尔、利木赞等优良种畜冻精细管，完成牛冷配8000余头，奶牛基本上实行冷配，改良率达到90％以上。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引导和鼓励养殖户引进、繁育、推广乳肉、肉毛兼用优良畜种，提高牲畜良种化水平，促进畜牧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为提高养畜户经济效益、创立品牌奠定了基础。

（四）创新机制，加大资金、政策和技术扶持力度。资金、政策和技术是影响发展畜牧业的关键因素。为此，县委、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群策群力，采取银行贷一块、招商引一块、养畜户自筹一块、财政补一块、项目投一块的办法，多渠道筹措资金，有效地促进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自200*年以来，全县共投入畜牧业发展资金5.8亿元，其中，县委、县政府协调金融部门共发放畜牧业专项贷款1.6亿元，招商引资投入1.12亿元，群众自筹2.58亿元，争取项目3000万元，县财政补贴2000多万元。为推动畜牧业超常规发展，县委、县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畜牧业的决定》、《2002—200*年牲畜舍饲圈养实施意见》等17个配套文件，在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草原资源补偿费等方面给予优惠。从200*年起，对利用承包田种植多年生牧草和青贮玉米的地块减免农业税；对新购进的秸秆揉碎机每台补助300元；对畜牧业发展排在前3名的乡镇予以重奖；对200*—200*年养畜专业村人均达到1头奶牛或2头肉牛、5只羊的，由县财政为该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购买3年人寿险。县农牧、科技部门实行跟踪上门服务，及时把品种改良、养殖技术送到农民手上，鼓励支持农民发展畜牧业，彻底消除了广大农民因不懂饲养技术而不敢养畜的心理。

（五）狠抓普及，促进牲畜总量快速扩张。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就没有抓产业化的物质基础。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岭东抓普及、抓速度的要求，大力实施“三个百万工程”，即到200*年牲畜总量达到100万头（只），200*年实现牛羊存栏达到100万头（只），200*年实现羊存栏达到100万只。通过全县上下通过外购、自繁等多种方式，牲畜总量迅速扩张，200*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101.5万头只，比上年增长33.2%，纯增25.33万头只；200*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175.56万头（只），比上年增长72.9%，纯增74万头（只），提前一年实现了三个“百万工程”目标；200*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达到257.1万头（只），同比增长46.4%，增量达81.5万头（只），牲畜总量跃居××市第一位。全县农牧结合户占全县农户的90%以上。今年年初，我县开始规划实施500万牲畜工程，力争通过3年的时间，把我县建设成为全区牧业大县。

（六）典型带动，促小区规模养殖。强力推进养畜专业村（屯）、小区建设，下大力气抓好农牧结合户的普及和各类典型示范户的培育指导和扶持工作。目前，我县共建养畜专业村屯96个，舍饲户达到2.23万户，半舍饲户达到3.33万户，建养殖小区6个，培育各类典型示范户670个。进一步培育以奶牛、肉牛、肉羊为重点的各类典型，以点带面、辐射周边，以养殖小区为骨架、大户示范为支撑、千家万户为基础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七）强化服务，为畜牧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县委、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全县畜牧兽医在编在岗专业技术人员全员聘用实施方案》，采取科技承包、按劳取酬、工效挂钩等措施，调整了技术人员工资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县乡村三级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推行竞争上岗，通过考试、考核将畜牧兽医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充实到基层。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养畜户“三结合”，县乡两级畜牧站所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现在已基本形成了以县畜牧业局所属各站所为中心、乡镇畜牧业服务中心为骨干、村防治室为重点、组防疫员为补充、养殖户为依托的防疫网络。大力加强无规定疫病区建设，建立了牲畜免疫档案，跟踪检疫，牲畜防疫密度达到100%。各部门密切配合，形成了支持生态畜牧业发展合力，水利部门积极配合实施人畜饮水工程；交通部门主动实施通村公路建设；电力部门优先为舍饲户解决用电问题。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使生态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

（八）拓宽渠道，实行产业化经营。一是抓龙头企业带动。通过招商引进了蒙源、精华、鑫源等肉类屠宰加工企业16家，现已组建为草原联邦肉类集团。现我县年加工肉羊能力已达到230万只，其中仅××中敖食品有限公司年可加工肉羊150万只，该企业去年入驻我县工业园区，今年一期工程已开工建设，年内建成投产。北京洛娃、黑龙江雪花、德龙三家乳业加工企业日处理鲜奶能力220吨，年可生产奶粉3000吨。200*年，北京双娃乳业在霍尔奇镇建立了千头奶牛基地，目前，由新西兰进口的首批680头奶牛已经入驻基地。二是组建养殖协会，不断提高养殖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结合实际，重点加强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将千家万户的农民和千变万化的市场有机地联结起来，为企业牵线，为农户架桥，促进了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目前，我县共组建各类经合组织22家，拥有会员1360人，辐射带动农户22314户，拥有固定资产达2300多万元。

二、工作体会版权所有

一是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是农区畜牧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可促进生态与畜牧业和谐发展，实现增草、增效、增收的有机结合。农民为养而种、种养结合，种植结构更加合理。特别是青贮技术的大面积推广，进一步优化了种植业结构，提高了经济效益。在经营管理上，模式化舍饲饲养，降低了饲养成本，缩短了饲养周期，提高了养殖效益。

二是发展生态畜牧业是广大农民增收致富达小康的重要途径。生态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农民由冬闲变成冬忙，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充分开发和利用。200*年、200*年，我县连续两年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农牧结合户、养殖户仍获得了可观的收入，大多成了殷实家庭，为农民脱贫致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证明，农牧结合，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一条最直接、最有效、最稳定的途径。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7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十召开以来，突显生态建设与保护日益成为政府施政的重点方向。在十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绿色需求、生态需求，还大地以绿水青山，还老百姓以绿色家园。新巴尔虎左旗（以下简称新左旗）草原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核心腹地，现有草原面积2000万亩，占呼伦贝尔大草原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有4.2万人口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生存、发展、保护”是这片草原的中心任务。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美丽与发展”双赢，特别是在如何保护好草原生态的基础上，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成为政府的首要追求。本文就保护好草原生态及提高牧民生活水平的关系提出几点思考。

一、新左旗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新左旗是呼伦贝尔市4个牧业旗之一，草原畜牧业为传统支柱产业、当家产业。1996年新左旗牧业年度牲畜头数历史性地突破百万头（只）大关，达到105.7万头（只），成为呼伦贝尔市牧业四旗中第一个牲畜过百万的地区。至2000年，这种经济结构仍未有过多的改变，当年地区生产总值3.68亿元，畜牧业占61%，工业仅占3%，财政收入1678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51元，牧民人均纯收入3403元;至2005年，新左旗牧业年度牲畜头数达至200.3万头（只），当年地区生产总值8.87亿元，畜牧业占41%，工业仅占6.8%，全口径财政收入3120万元，在内蒙古自治区101个旗市县区中排在最后一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82元，牧民人均纯收入4257元。这两个“五年”发展情况表明，畜牧业确实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和牧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但是，由于对畜牧业的过分依赖，不但使草原生态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且制约了其他经济产业的发展，导致新左旗经济在这十年里发展缓慢，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不合理，财政收入和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低，经济发展总体处于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落后水平。

进入“十一五”时期，新左旗致力于经济结构调整，工业经济实现突破并得以发展，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迅速攀升，地区经济整体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至“十二五”中期的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32.8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实现2.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17980元，牧民人均纯收入14310元。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21.3：50：28.7。

二、新巴尔虎左旗草原生态保护的难点

传统畜牧业经济曾经是新左旗的主体经济和支柱经济，曾经为工业、建筑业及第三产业做出巨大贡献。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牧业经济已经不堪重负，应该得以减压及休养生息。根据1990年国家农牧业专家对新巴尔虎左旗草原理论载畜量评估结果，新左旗草原总载畜量仅为144万头（只）（含牛、马、骆驼、羊）。而2013年统计数据表明，新左旗牲畜存栏数达到137.5万头（只）。就新左旗目前工业发展不足的情况而言，牧民创收的主要渠道就是单一发展畜牧业，而如果超载的牲畜养殖必会带来草场压力，这就与保护草原生态产生了矛盾。

1.新左旗畜牧业发展已经到了瓶颈，牲畜存栏头数达到了理论载畜量边缘，已经没有更多的草原为牧民增收而发展畜牧业。如果牧民继续增收，不改变目前传统的畜牧业发展方式，继续扩大饲养规模，必将造成草原生态的破坏。

2.国家近些年来不断实施禁牧、休牧、退牧还草等工程，也在不断减少畜牧业发展赖以生存的空间，牧民的收入得不到保障和提高，必将影响牧民的幸福指数。

3.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传统畜牧业的量的发展，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已经无力承担经济社会发展和牧民收入提高的压力，必须对经济发展调整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发展载体来承担这一社会功能。

三、对新左旗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的思考

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让国民致富奔小康，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在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注重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倡导人与环境和谐发展，十以来，更是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既要保护好草原，又要不断发展经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为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就需要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一项系统的综合的发展规划。其中，尤其要注重以下几点：

1.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新左旗目前的主题。在呼伦贝尔市的发展史上，原市委曹征海书记曾提出“我们需要的是美丽与发展共赢，在科学发展中崛起”。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新左旗具有丰富的地下矿藏资源，要按照新型工业化要求，以资源的科学有序开发为主，实现资源深度开发、循环利用，从而适度发展工业经济，以工业经济拉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力反哺畜牧业。促进畜牧业生产中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促进牧民增收。

2.深度实施畜牧业转型升级工程。2013年末，呼伦贝尔市政府提出畜牧业转型升级工程，新左旗要紧紧抓住这一机遇，迅速解决畜牧业生产中牧民组织化程度低、经营方式粗放、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等问题，加快推进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进新左旗草原畜牧业朝着“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和设施化”方向稳步发展，从而尽快实现自治区规划的“8337”发展思路中“建设绿色农畜产品基地”的目标。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8

一、高原牧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

(一)对国内研究的梳理梳理国内合作社研究文献，关于合作社绩效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之后合作社研究热潮阶段，理论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视角:“行为———结果”视角和“三重底线”视角。“行为———结果”视角主要是以行为发生过程中的投入和依据这些行为而产生的结果为出发点，体现了生产与分配、消耗之间的均衡关系。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徐旭初等认为生产经营和组织运行活动属于行为性绩效指标，社员、组织和社会层面属于产出性绩效指标［1］，但上述学者并未将合作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纳入绩效指标中;张大海等建立投入产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进行评价。［2］“三重底线”视角主要是以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提出来的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的“三重底线”理论为出发点;黄晓俐建立了反映合作社总体绩效，量化合作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描述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对内江市33个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了绩效评价;赵佳荣建立了综合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因素的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3］这些研究文献充分考虑了合作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组织运营效益等，但是将生态效益置于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研究明显不足，这是牧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与其他合作社的不同之处，也是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

(二)指标体系构建1．经济效益主要是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给个人和组织创造的经济收益，合作社创造的个人经济效益以加入合作社的人均收入/户均收入(价格变化带来的收入、惠顾额返还的收入、入股分红的收入)来衡量;组织收益主要是合作社量化的指标，主要以合作社年总收入在全村年总收入中的占比来衡量。2．社会效益主要是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给所在村的产业发展、劳动力转移、吸纳富余劳动力等所带来的影响，体现了合作社的正外部性。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创造的农牧业生产总值占比以及合作社拉动二、三产业发展所创造的产值占比;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转出人员，即离土离乡人员;转入人员，即合作社吸纳的人员，并以其在全村总人数中的占比来体现;合作社吸纳富余劳动力主要用合作社吸纳劳动力人数在全村人数中的比例来体现。3．生态效益主要是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在草场保护、牲畜整合、畜群结构优化、核减草场载畜量等生态保护措施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以合作社整合牲畜数量占全村牲畜数量、合作社草场流转面积占全村草场面积、合作社饲草地建设面积占全村饲草料面积、合作社能繁母畜数量占全村能繁母畜数量、合作社草场载畜量等指标来衡量。4．组织运营效益主要从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治理、分配、投入、销售、培训以及标准化生产等角度来设计，根据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征，主要以分红比例(依据所占股份进行分红)、规范化发展程度①、合作社资金利用率、入社比例、畜棚投入占比等来衡量合作社的组织运营效益。可见，在选取具体指标时，主要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组织运营效益等四个大的板块来构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部分较为抽象的指标以合作社所创造的效益与所在村的效益进行比较后的值作为最终的指标值。

(三)评价模型构建采用专家综合打分法，选取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领域内来自高校、政府等的7～11位专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对专家意见进行征询②，并运用层析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建立层次分析法模型，可依照四个步骤进行: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在递阶层次结构模型中，主要有三层:目标层、准则层以及因子层，上一层元素作为准则对下一层有关元素起着支配作用。一般而言，递阶层次结构中层次数不受限制，但由于支配元素过多会给两两比较判断带来困难，因此每一层次各元素所支配的元素一般不宜超过9个。2．构造各层次中的判断矩阵在确定影响因子在因素中所占比重时，往往难以对其进行定量化处理，且影响因子较多时，极易造成误判甚至错判。3．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在进行层次单排序时，通过对判断矩阵A所对应最大特征值λmax的特征向量W进行归一化处理，最终得到同层次因素对于上层次相应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但由于非一致性的现象难免存在，因此要实现比较结果的前后完全一致，矩阵A的元素还应当满足如下条件:aijajk=aik，，满足该条件的正互反矩阵则称为一致矩阵。为了确定所构造的正互反判断矩阵A是否能够接受，需要对其进行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一致性检验主要依据矩阵理论进行，具体定理如下。4．进行层次总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在进行系统总体权重时，首先设上一层A包含A1，…，Am共m个元素，其层次总排序权重值分别为a1，…，am;其次设与A对应的下一层B包含n个元素B1，…，Bn，它们关于Aj的层次单排序权重分别为b1j，…，bnj(当Bi与Aj无联系时，bij=0);最后求B层中各元素在总目标中的权重，计算方式如下。

二、高原牧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以青海牧区为例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1．样本选取依据在样本选取时，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第一，全面性，即选取的分析样本涉及生态畜牧业建设的牧区六州(黄南州、玉树州、果洛州、海南州、海西州和海北州)。第二，代表性，即选取的分析样本既有发展现状较好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又有发展条件一般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同时也包括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合作社。第三，针对性，即选取试点村、示范村和建设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2．样本情况分析选取了青海牧区六州55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进行绩效评价。其中，果洛州12家，占样本总量的21.82%;海西州11家，占样本总量的20%;玉树州、黄南州、海南州和海北州分别选取8家，占样本总量的14.55%，样本总量的地域分布较为均衡。在选取的55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样本中，共有试点村合作社3家，占样本总量的5.45%;示范村合作社22家，占样本总量的40%;普通建设村合作社30家，占样本总量的54.55%，实现了样本总量的阶梯状分布。在实证分析选取的55家样本中，共有52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分布在纯牧业村，占样本总量的94.55%;3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分布在半农半牧村，占样本总量的5.45%，充分考虑了样本总量中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分布。3．数据来源说明数据来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采用专家综合打分法，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征询省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领域著名专家和省内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意见，并运用层析分析法确定各指标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二是来源于2013年合作社实地考察数据，并通过整理分析所得。

(二)模型计算分析1．构建递阶层次结构从经济、社会、生态、组织运营4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包括4个二级指标、16个三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第一层总目标层为青海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第二层准则层包括4个二级指标;第三层指标包括16个三级指标。根据问卷分析结果，分别测算出每个指标的分值(见表2)。2．构造两两判断矩阵在构造两两判断矩阵时，首先确定各因素平均分值的最小间隔，然后对各层下的因子在同一分数标准下进行排序，最后参考相对重要性标度表构造判断矩阵。A判断矩阵即青海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判断矩阵，主要从经济效益(B1)、社会效益(B2)、生态效益(B3)、组织运营效益(B4)这四个准则层来构建两两判断矩阵。B1判断矩阵即经济效益判断矩阵，主要从家庭户均收入(C1)、合作社总收入全村收益占比(C2)来构建两两判断矩阵。B2判断矩阵即社会效益判断矩阵，主要从合作社创造的农牧业生产总值占比(C3)、合作社拉动二、三产业发展的生产总值占比(C4)、劳动力转移全村占比(C5)、合作社吸纳富余劳动力能力(C6)来构建两两判断矩阵。B3判断矩阵即生态效益判断矩阵，主要从合作社整合牲畜数量全村占比(C7)、合作社草场流转面积全村占比(C8)、合作社饲草地建设全村占比(C9)、合作社能繁母畜占比(C10)、草场牲畜承载量(C11)来构建两两判断矩阵。B4判断矩阵即组织运营效益判断矩阵，主要从入社比例(C12)、人均分红(C13)、合作社畜棚投入占比(C14)、合作社资金利用率(C15)、合作社规范发展程度(C16)来构建两两判断矩阵。3．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根据一致性检验计算程序，检验结果(见表3):由表3可知，所构建的A判断矩阵、B1判断矩阵、B2判断矩阵、B3判断矩阵、B4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例均小于比较标准0.1。因此，所构建的判断矩阵均通过了一致性检验，符合建模要求。4．各层因子权重的计算在计算各层因子权重时，利用规范列平均法，即先求两两比较矩阵每一列的总和，然后用两两比较矩阵的每一个元素除以其相应列的总和，所求得的商组成标准的两两比较矩阵，最后计算出标准两两比较矩阵每一行的平均值，平均值就是各个指标的权重(见表4)。通过计算可知，在55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中，总体绩效水平的平均分值为0.00000029，分值在平均值以上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共有30家，占比54.55%，分值在平均值以下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共有25家，占比46.45%;格尔木市孟根克力开生态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0.8219的分值位居第一，河南县阿木乎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分值最低，两者分值相差1.3355。就30家绩效水平处于平均值以上的合作社分布情况来看，海西州占比30%，海南州占比16.67%，玉树州占比10%，果洛州占比6.67%，黄南州占比10%，海北州占比26.67%。就样本容量中合作社绩效水平高于平均值的分布情况来看，海西州占比81.82%，海南州占比62.5%，玉树州占比37.5%，果洛州占比16.67%，黄南州占比37.5%，海北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均高于平均值;试点村合作社绩效水平均在平均值以上，示范村合作社占比59.09%，半农半牧村合作社绩效水平均处于平均值以下。根据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分值分布情况可知，海北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较高，海西州其次，表明合作社经济、社会、生态、组织等发展较为协调，果洛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较低，表明合作社整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试点村合作社发展相对成熟，绩效水平相对较高，示范村合作社虽然积累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但是绩效水平提升潜力还有待挖潜，半农半牧村合作社仍需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以促进绩效水平的提升。各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的分值差额较大，意味着青海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绩效水平差距较大;虽然组织运营效益整体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各项效益水平，但是由于经济收入、社会影响、生态环境三项效益过低，最终影响了青海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总体绩效水平。因此，青海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要全面协调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组织运营的发展，从而全面提高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绩效水平。

三、高原牧区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一)经济效益在影响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经济效益的因素中，家庭户均收入以88.88%的占比占据着主导地位，合作社总收入全村收益占比只起着较小的影响效果。家庭户均收入集中反映了牧民通过参与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所获得的切身利益，家庭收入的提高不仅反映了合作社发展状况，还体现了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促进牧民增收的组织绩效。

(二)社会效益在影响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社会效益的因素中，合作社吸纳富余劳动力能力以66%占据首位，劳动力转移全村占比以17%的占比位居第二;其次是合作社拉动二、三产业发展的生产总值占比;最后是农牧业生产总值占比。促进社会就业在影响合作社的社会效益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三)生态效益在影响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生态效益的因素中，草场牲畜承载量以59%占据首位，合作社牲畜整合数量全村占比、合作社草场流转面积全村占比均以14%位居第二，其次是合作社饲草地建设面积占比8%，最后是合作社能繁母畜占比。提高合作社生态环境效益，重点是实现草畜平衡，在草场面积既定的情况下，核减牲畜数量对提高合作社的生态效益具有明显的效果。

(四)组织运营效益在影响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组织运营效益的因素中，合作社规范发展程度以40%占据首位，人均分红以29%的占比位居第二，其次是合作社畜棚投入占比18%，对合作社组织运营效果影响较低的是合作社资金利用率以及入社比例，分别占9%和4%。合作社发展的规范化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组织运营效益影响较大;合作社盈余能力、合作社的畜棚投入对合作社的运营效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五)影响绩效水平的因素分析1．准则层因素对绩效水平的影响分析在影响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的准则层因素中，组织运营效益以58%的影响率远远超过其他因素，经济效益以24%的影响率位居其次，生态效益对青海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的影响率为13%，社会效益的影响率最低，仅为5%。2．指标层因素对绩效水平的影响分析在影响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绩效水平的指标层因素中，合作社规范发展水平对其产生23.55%的影响率，家庭户均收入对其产生21.06%的影响率，人均分红对其产生了16.62%的影响率，合作社畜棚投入对其产生了10.63%的影响率，合作社资金利用率、入社比例、草场牲畜承载量、合作社饲草地建设全村占比、合作社草场流转面积全村占比、合作社牲畜整合数量全村占比、合作社总收入全村占比对合作社绩效水平产生的影响率位于［1%，10%)区间，其余因素对合作社绩效水平产生的影响率不足1%。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生态畜牧业论文篇9

关键词 草原生态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草畜平衡奖励；差别化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11-0152-08

2011年6月1日，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草原牧区实行“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发展方针，要求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从2011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拿出136亿元（后增加到150亿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宁夏、云南等省份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有两个项目，一是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退牧还草”工程，二是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这项重大政策出台之后，退牧还草工程做出了调整，使其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相适应。本文研究中的草原生态补偿就是指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政策内容主要包括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和牧民生产性补贴三个方面，本文将重点关注草畜平衡奖励。2015年4月25日，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严格落实禁牧休牧制度和草畜平衡制度，加大退牧还草力度，继续实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周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述“草畜平衡奖励”对于后续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草畜平衡奖励的研究文献还很少。随着2011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通过调研发现，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偏低，政策实施前后，牧户的人均收入降低3 000余元[1]，一些地区草畜平衡奖励资金远少于养畜收入，牧民并没有按照政策要求做到实际的减畜，超载过牧现象依然存在，继续减畜将导致牧民收入大大减少[2-3]。韦惠兰等通过研究指出，现行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未充分尊重牧民的核心利益，对其承担的损失和成本并未予以充分考虑，以致产生了激励不相容的问题[4]。靳乐山等通过研究发现“现有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未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这会造成减畜和补偿的不对等关系，进而降低草原生态补偿的生态效果”，并且进一步指出“要定位草原超载的主体，合理阐述草畜平衡奖励的概念和科学制定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将超载程度的差异纳入考虑因素”[5]。关于草原超载的主体，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小牧户是草原超载的主体，草场面积越小的牧户越有可能超载，而且超载的程度越高[6-8]。关于草原生态补偿的差异性，王学恭等以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为例，从禁牧补偿额度、草畜均衡补偿额度、生态补偿的均衡性等方面分析了草地生态补偿标准的空间尺度差异，研究指出当前草地生态补偿的标准空间差异明显，但并没有反映出不同空间尺度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异[9]。

现有研究很少对草畜平衡奖励进行专门的论述，少量文献对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的实施现状从差别化的视角进行了描述分析，但没有深入分析差别化的依据。草畜平衡奖励的实施现状如何，需不需要差别化，差别化的依据是什么，本文将结合内蒙甘肃两省（区）的实地调研经验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

1 草畜平衡奖励的实施现状

1.1 面积和金额

根据八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的介绍，各个省（区）相应的草原生态补偿的面积和金额如表1所示。在八个主要牧区省（区）中，草原补奖总面积37.82亿亩，其中禁牧11.97亿亩，草畜平衡25.85亿亩，草畜平衡面积占到了68.34%，仅包括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的草原补奖金额为110.61亿元/年，占到了草原补奖总金额的81.3%，其中禁牧补助71.85亿元/年，草畜平衡奖励38.77亿元/年，草畜平衡奖励金额占到了35.05%。实地调研包括两次，一次是2013年8月15日至8月23日调研组对甘肃省天祝县5个乡镇11个村子共205户牧户的实地调研，另一次是2014年7月3日至8月6日调研组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八个苏木镇的34个纯牧业嘎查的490户牧户的实地调研。内蒙古自治区的草畜平衡面积为5.77亿亩，草畜平衡奖励金额为8.66亿元/年，甘肃省的草畜平衡面积为1.41亿亩，草畜平衡奖励金额为2.12亿元/年。

1.2 标准的差别化

草畜平衡奖励的国家标准为1.5元/亩，各省（区）可参照国家标准，科学合理地确定适合本省（区）实际情况的具体标准。根据各个省（区）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在主要草原牧区省（区）中，宁夏全区禁牧，除内蒙、甘肃两省（区）之外，其余五个省（区）均未实行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采取了与国家标准一致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下面分别介绍甘肃和内蒙两省（区）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和依据。

1.2.1 甘肃省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甘肃省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划分了三个区域的标准，分别是青藏高原区2.18元/亩、西部荒漠区1元/亩、黄土高原区1.5元/亩。根据《甘肃省关于合理调整草原补奖政策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汇报》（2011年内部文件），甘肃省差别化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综合考虑了三大区域天然草原的面积分布、生态价值、生态贡献、生产能力、载畜能力、收入构成、政策效应和和谐稳定等因素。

青藏高原区的特点如下：①生态功能极为重要，生态贡献大，是长江、黄河的重要水源涵养和补给区；②天然草原主要类型为高寒灌丛草甸，草原生产能力和载畜能力高；③户均占有的草场承包面积小，平均每户646亩；④农牧民对草原畜牧业依赖度高；⑤牲畜超载严重，减畜任务重。实行草畜平衡后，对农牧民收入和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于是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为2.18元/亩。

西部荒漠区的特点如下：①生态作用突出，地处疏勒河、黑河、石羊河流域的下游，是阻挡风沙、保护河西绿洲的重要生态屏障；②天然草原主要类型为温性荒漠草原和温性草原化荒漠，草原生产能力和载畜能力低；③户均占有的草场承包面积大，平均每户1.5-2.2万亩；④农牧民对草原畜牧业的依赖度高；⑤牲畜超载数量小，减畜任务较小。实行草畜平衡后，对农牧民的收入和生产生活影响不大，但该区域户均占有的草场承包面积大，于是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为1元/亩。

黄土高原区特点：①生态作用显著，天然草原分布零散，禁牧工作开展较早，禁牧封育工作彻底，在水土保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②天然草原主要类型为温性草原，草原生产能力和载畜能力适中；③户均占有草场承包面积较小；④农牧民对草原畜牧业依赖度很低；⑤草畜平衡面积小，减畜任务小，且具备丰富的饲草资源和农作物秸秆资源，具备舍饲化养殖的条件。实行草畜平衡后，对农牧民的收入和生产生活影响很小，该区域户均占有草场承包面积较小，于是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不做调整，为1.5元/亩。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甘肃省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首要的考虑因素是超载程度和减畜任务，其次的考虑因素是农牧民的草地资源禀赋（草地类型和户均草场承包面积）和畜牧业依赖度。超载程度越高，减畜任务越重，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户均草场承包面积越大，需要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畜牧业依赖度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1.2.2 内蒙古自治区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根据《内蒙古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在制定省内差别化草原生态补偿标准时，提出了“标准亩”的概念，自治区按照标准亩系数分配各盟市的草原生态补偿资金。“标准亩”是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天然草原的平均载畜能力，测算出平均饲养1羊单位所需要的草地面积为1个标准亩，其系数为1，大于这个载畜能力的草原，其标准亩系数就大于1，反之则小于1。利用标准亩系数，将草原实际面积换算为标准亩面积，再按照禁牧补助6元/标准亩，草畜平衡奖励1.5元/标准亩给予补助奖励，或者利用标准亩系数，将禁牧补助6元/标准亩、草畜平衡奖励1.5元/标准亩换算成该地区的禁牧补助标准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在按照草原实际面积进行补助奖励。例如，陈巴尔虎旗标准亩系数为1.59，那么陈巴尔虎旗的禁牧补助为9.54元/亩，草畜平衡奖励为2.385元/亩。四子王旗的标准亩系数为0.85，那么四子王旗禁牧补助为5.1元/亩，草畜平衡奖励为1.275元/亩。

从“标准亩”和“标准亩系数”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内蒙古自治区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考虑的核心因素是草地生产力，草地生产力越高，草场的载畜能力越高，标准亩系数越大，所在地区的牧户享受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也越高。

2 草畜平衡奖励的内涵辨析

2.1 超载过牧的特点

研究显示，草原超载过牧在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不同地区之间超载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对各个旗县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分析、机构访谈和实地调研。发现：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陈巴尔虎旗，天然草原主要类型为温性草甸草原，草地生产力和载畜能力较高， 2010年陈巴尔虎旗整体不超载，143户样本调研牧户，户均草场承包面积为6 028亩，户均草场经营面积为6 631亩（实施禁牧前），2010年户均养殖规模为410羊单位，平均载畜率为16.2亩/羊单位，高于该地区平均草畜平衡标准12.5亩/羊单位。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四子王旗，天然草原主要类型为温性草原化荒漠和温性荒漠化草原，草地生产力和载畜能力中等偏下， 2010年四子王旗平均超载程度约为30%，104户草畜平衡区样本调研牧户，户均草场承包面积为5 059亩，户均草场经营面积为7 146亩，2010年户均养殖规模为312羊单位，平均载畜率为22.9亩/羊单位，低于该地区平均草畜平衡标准30亩/羊单位。甘肃省天祝县，天然草原主要类型包括温性草原、山地草甸、灌丛草甸、疏林草甸、高寒草甸五类，草地生产力和载畜能力高，户均草场承包面积为476亩，该地区舍饲化养殖程度较高，具体的草畜平衡标准难以确定，根据《天祝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方案》介绍，2010年天祝县平均超载率为50%。草地类型和户均草场承包面积，综合体现了所在地区牧户的草地资源禀赋，是决定所在地区牧户的平均超载程度的重要因素，草地资源禀赋越好，所在地区牧户的平均超载程度越低，甚至不超载。

同一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超载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草原超载的牧户异质性，一些学者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小牧户是草原超载的主体，草场面积越小的牧户越有可能超载，而且超载的程度越高[6-8]。中小牧户，草场面积较小，为了保障生计而养殖不低于一定数量的牲畜，超载过度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这正是中小牧户是草原超载主体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家庭承包经营模式下，草原畜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大牧户，草场面积较大，但受限于家庭劳动力的限制而养殖不超过一定数量的牲畜，不超载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在同一地区，草地类型相似，牧户的草场承包面积即体现了该牧户草地资源禀赋，是决定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超载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草地资源禀赋越好，牧户承载程度越低。

综上所述，无论是不同地区之间，还是同一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包含草地类型和户均草场承包面积的草地资源禀赋是决定超载程度的重要因素，草地资源禀赋越好，超载程度越低。

2.2 草畜平衡奖励的内涵辨析

基于超载过牧的特点，进一步地辨析草畜平衡奖励的内涵，草畜平衡奖励对应的活动类型是什么，草畜平衡的实现路径是什么，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是否需要差别化。

2.2.1 活动类型

生态补偿需要针对特定的活动类型来进行补偿。在生态补偿实践中，活动类型通常包括两种，一种是基于既定的事实，促进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而增加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例如，退耕还林；另一种是基于破坏的风险，避免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而减少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例如，保护森林[10]。前一种活动类型，生态补偿是必须的，并且生态补偿标准要大于机会成本。后一种活动类型，是否进行生态补偿，需要参照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同样生态补偿标准要大于机会成本。在草原生态补偿中，草畜平衡的实现其实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活动类型，一种是基于既定的事实，原本超载的地区和牧户通过减畜来实现草畜平衡；另一种是基于破坏的风险，原本不超载的地区和牧户继续维持草畜平衡，避免出现超载的情形。对于这两种活动类型，草原生态补偿需要区别对待。原本超载的地区和牧户通过减畜来实现草畜平衡，草原生态补偿是必须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要大于减畜的机会成本。原本不超载的地区和牧户继续维持草畜平衡，在多大程度上会出现超载的情形，笔者认为其可能性不大，因为超载存在客观规律，中小牧户迫于生计而超载过牧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大牧户受限于畜牧业劳动力而不超载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因而对不超载的地区和牧户继续维持草畜平衡的行为，在一定的政策设计下，草原生态补偿不一定是必须的。草畜平衡的两种活动类型，草原生态补偿需要区别对待，但事实上我们只有一个无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混淆了这两种活动类型，会产生错误瞄准的问题，进而会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2.2.2 实现路径

草畜平衡奖励的政策目标是遏制超载，对牧民减少牲畜的行为进行补偿和奖励，以激励牧民减畜，实现草原可持续发展。草畜平衡的实现，需要分两个步骤进行，一是定位草原超载的主体，即哪些地区超载严重，哪些牧户超载严重，二是通过一些经济激励措施促进草原超载主体的有效减畜。

2.2.3 是否需要差别化

无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会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难以实现草原超载主体的有效减畜。如表2所示，将地区/牧户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不超载、轻度超载和严重超载，政策实施前后，不超载地区/牧户的减畜成本为0，轻度超载的地区/牧户的减畜成本较小，重度超载的地区/牧户的减畜成本较大，面对同样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1.5元/亩，不超载地区/牧户收入增加，对政策的预期态度为支持，轻度超载的地区/牧户收入增加、降低或不变，对政策的预期态度为中立，严重超载的地区/牧户收入降低，对政策的预期态度为不支持。事实上，严重超载的地区/牧户是草原超载的主体，但是他们在政策实施前后收入变化为负，减畜的实现存在阻碍。

草畜平衡奖励的目的是遏制超载，无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混淆了两种活动类型，产生了错误瞄准的问题，难以达到遏制超载的目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

3 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和依据

草畜平衡的实现是牧民从超载到不超载的转变，是一个减畜的过程，与牧户的超载程度显著相关。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从草原生态补偿的自愿性出发，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应该大于牧户减畜的机会成本，才能促使牧户自觉自愿地通过减畜来达到草畜平衡的要求。草畜平衡的机会成本就是牧民减畜带来的收入损失。

以下分析即适用于不同地区之间，也适用于同一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以同一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为例。假设该地区的草畜平衡标准为n亩/羊单位，某牧户的草场承包面积为m，超载率为x，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为s，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为t，那么基于减畜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测算公式为：

理论上应该是草场经营面积，草场经营面积包括草场承包面积和草场流转面积，为简化分析，本文的研究中暂不考虑草场流转的情形。

由于包含草地类型和户均草场承包面积的草地资源禀赋是决定超载程度的重要因素，草地资源禀赋越好，超载程度越低，那么：

由公式（1）和公式（2）可以看出，影响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因素有四个，分别是超载程度（x）、草场承包面积（m）、草畜平衡标准（n）、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t），下面分别从这四个因素分析阐述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

3.1 超载程度

超载程度是指超载的牲畜占合理载畜量的比值，它在不同地区之间和同一地区不同牧户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公式（1）可以看出，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与超载程度成正相关，超载程度越高，需要减畜的比例越高，减畜带来的收入损失越大，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就越高，否则牧户在政策实施前后将表现为收入损失。因此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的含义是“超载程度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需要考虑两个层面，一是地区之间超载程度的差异，二是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超载程度的差异。通常第一个层面更容易实现，第二个层面则需要更进一步地进行一些差别化的制度设计。结合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全国除内蒙、甘肃两省区之外，均未在省内实行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甘肃省在划分不同区域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时充分考虑了地区之间超载程度的差异，内蒙古自治区在划分不同盟市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时没有考虑地区之间超载程度的差异，而在地区内部，没有一个省区就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超载程度的差异进行差别化设计。因此，在进一步的政策调整中，草畜平衡奖励的差别化的合理路径是，首先考虑地区之间超载程度的差异，在地区之间就超载程度的差异制定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然后再考虑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超载程度的差异，在地区内部进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差别化的制度创新。在具体运用中，超载程度的认定，尤其是在地区之间，公平起见，需要选定一个基期，例如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之前即2010年。

3.2 草场承包面积

仅从公式（1）中，并不能看出草场承包面积与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之间的关系，但是从公式（2）中可以看出，草场承包面积将通过影响牧户的超载程度进而影响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牧户的超载程度越低，需要减畜的比例越低，减畜带来的收入损失越小，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就越低。因此将草场承包面积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的含义是“草场承包面积越大，需要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从草场承包关系上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草场的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牧户享有的是承包经营权，因为初始分配政策的差异和随着牧户家庭的人口变动，集体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草场承包面积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分配草场存在时间限制，在特定的一段时期内原则上不会再重新分配草场，但集体内部成员享有公平的承包经营权，从公平的角度出发，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需要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结合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全国仅有甘肃省在划分不同区域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时，考虑了地区之间草场承包面积的差异。因此，在进一步的政策调整中，要充分关注到地区之间草场承包面积的差异和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草场承包面积的差异，因为这两种差异是造成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超载程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3.3 草畜平衡标准

根据《草畜平衡管理办法》（2005年）的规定，草畜平衡是指为了保持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在一定时间内，草原使用者或者承包经营者通过草原和其他途径获取的可利用饲草饲料总量与其饲养的牲畜所需的饲草饲料总量保持动态平衡。草畜平衡标准是指多少亩草地养一羊单位而不导致草原退化，实际上反映的是草地生产力，草地生产力越高，草畜平衡标准越低。

从公式（1）中可以看出，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与草畜平衡标准成负相关关系，即草地生产力越高，草畜平衡标准越低，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就越高。这样的分析结果似乎正好印证了内蒙古自治区“将草地生产力作为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差别化的主要考虑因素”的合理性。但通过进一步地分析显示，不能单独将草畜平衡标准（与草地生产力成反比）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从公式（2）可以看出，草畜平衡标准与超载程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草畜平衡标准与草场承包面积相结合才能综合反映牧户的草地资源禀赋，进而影响牧户的超载程度。对比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和甘肃省天祝县，陈巴尔虎旗和天祝县的草地生产力都比较高，但是陈巴尔虎旗2010年整体不超载，天祝县2010年平均超载程度为50%，其根本原因在于陈巴尔虎旗户均草场承包面积为6 028亩，显著高于天祝县的户均草场承包面积476亩。因此并不能单独将草畜平衡标准（与草地生产力成反比）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

3.4 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

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等于牧户的畜牧业纯收入除以牧户的牲畜养殖规模，而牧户的畜牧业纯收入等于畜牧业总收入减去畜牧业经营性支出。从公式（1）可以看出，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与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成正相关，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越高，合意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就越高。因此将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的含义是“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区之间，因为地区之间在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牲畜养殖结构、畜产品价格等方面会有较大差异，而在同一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这些因素都差异较小。通过实地调研显示，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如表3所示，2013年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的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分别为348元、215元、136元。造成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的地区差异的原因，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限于篇幅。进行简要分析。从牲畜结构上看，阿拉善左旗草畜平衡区主要的牲畜品种为白绒山羊，四子王旗草畜平衡区主要的牲畜品种为蒙古绵羊，陈巴尔虎旗草畜平衡区主要的牲畜品种为绵羊、肉牛、奶牛等。一般情况下，养羊的收益要比养牛的收益高，养殖山羊的羊绒收入会是一个主要的畜牧业收入，养殖绵羊的羊毛收入不会是一个主要的畜牧业收入。2013年羊绒价格较好，阿拉善左旗平均每户的羊绒收入为50 977元，占到了畜牧业总收入的35.3%，占到了畜牧业纯收入的50.8%，这是阿拉善左旗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显著高于其他两个旗县的主要原因。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上看，阿拉善左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四子王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陈巴尔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陈巴尔虎旗的气候条件更为寒冷，每年的积雪期为210天，暖棚数量不够，陈巴尔虎旗每年牲畜因为寒冷冻死饿死的情况较为普遍，少则几十只羊，多则上百只羊，这是陈巴尔虎旗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低的一个原因之一。从经营性支出上看，四子王旗和陈巴尔虎旗经营性支出显著高于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和陈巴尔虎旗都存在比较普遍的雇工放牧的行为，从而平均每户羊倌费用较高，四子王旗草料费支出显著高于其他两个旗县，陈巴尔虎旗因为需要打草而产生的短期雇工和机械燃油费显著高于其他两个旗县，这是陈巴尔虎旗和四子王旗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显著低于阿拉善左旗的一个原因之一。

由于价格指数的增长和畜产品价格的变化会影响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因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在一定时期之后需要做出梯度增长和动态调整。

3.5 小结

综合前面的分析，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与各个差别化考虑因素的关系如表4所示，具体关系是：①超载程度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②草场承包面积越大，需要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③草畜平衡标准（与草地生产力成反比）不能单独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与草场承包面积相结合才能综合反映牧户的草地资源禀赋；④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在地区之间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主要考虑承载程度、草场承包面积和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在地区内部不同牧户之间草畜平衡奖励的差别化主要考虑超载程度和草场承包面积。

4 结论、讨论和政策含义

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所存在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标准偏低的问题，也有标准差别化的问题。草畜平衡的实现包含了两种活动类型，一种是原本超载的地区和牧户通过减畜来实现草畜平衡；另一种是原本不超载的地区和牧户继续维持草畜平衡，避免出现超载的情形，两种活动类型需要区别对待，前者的补偿是必须的，后者的补偿不一定是必须的。无差别化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产生了错误瞄准的问题，难以达到遏制超载的目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超载程度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场承包面积越大，需要适当调低草畜平衡奖励标准；草畜平衡标准（与草地生产力成反比）不能单独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与草场承包面积相结合才能综合反映牧户的草地资源禀赋；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越高，需要适当提高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标准的差别化考虑因素，并不是鼓励超载这种现象，而是为了超载主体能够实现有效减畜所做出的合理补偿。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反映，“当前的草畜平衡奖励，不应该叫做草畜平衡奖励，而是应该叫做草畜平衡处罚”，其含义就是指超载严重的地区和牧户在政策实施前后表现为收入损失，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草原生态补偿。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含义：第一，为了达到遏制超载的目的，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二轮（2016-2020），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差别化，核心在于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第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差别化需要综合考虑超载程度、草场承包面积、草地生产力和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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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畜牧业论文篇10

摘要：推动畜牧业信息化有利于实现畜牧业生产的全面自动化及数字化；有利于降低牧业生产的成本，提高畜牧业生产的效率；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集中管理，有利于降低传统牧业靠天吃饭的不稳定性；有利于减少畜产品市场波动，提高牧业市场流通效率，从而增加牧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浅谈 畜牧 信息 问题 对策 述评

畜牧业信息就是对畜禽品种资源的遗传育种、饲养管理、饲料营养、疫病防制、器械设备、畜产品加工及其经济利用的有关理论和应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信息，主要包括各种畜禽遗传育种信息、饲料营养信息、畜禽经济信息、生产和经营管理信息、疾病防治信息以及专家人才信息等内容。根据畜牧业结构和研究内容，畜牧业信息可以划分为畜牧业自然资源信息、畜牧业生产信息、畜牧业科技信息、畜牧业经济信息、畜产品市场流通信息、畜产品加工信息、疫病防治信息、饲料营养信息、器械设备信息和单位属性信息等类别。畜牧业信息化指的是在畜牧业领域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方法手段和最新成果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在畜牧业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各个环节全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智能工具，实现畜牧业的科学化与智能化过程。畜牧业信息化不仅包括计算机技术，还包括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和遥感技术等多种技术在农业上普遍而系统的应用。

畜牧业信息化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领域：一是畜牧业生产管理信息化，包括畜禽疫病防治、畜禽饲养管理等各个方面；二是畜牧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包括与畜牧业经营有关的经济形势、畜禽供求、国民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物资购销和物价变动等；三是畜牧业科学技术信息化，是利用信息技术快捷与方便的特点，改变传统的畜牧业技术推广方法和手段，加快科技成果的传播和转化，提高畜牧业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四是畜牧业市场流通信息化，指畜牧业生产资料供求信息、动物产品流通（需求量）及收益成本等方面的信息化。畜牧业信息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畜牧业信息服务系统化和网络化；畜牧业生产设施装备信息化；畜牧业技术操作机械化和自动化；畜牧业管理决策信息化；畜牧业劳动者的信息化和知识化等。

笔者认为，畜牧业信息化是指畜牧业饲养设施的操作自动化及数字信息化、畜牧业生产管理的数字信息化、畜牧业经营管理的数字信息化、畜牧业市场流通的数字信息化和畜牧业劳动者的高度智能化等，运用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3S”技术、通信以及网络技术，实现精细饲喂、科学育种、饲养环境的监控、疫情监测、疾病防治以及产品溯源等。

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

近年来，随这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一般建立在城郊的养殖场就会因为环境污染以及用地等方面的问题而不得不面临搬迁。而为了稳定市场，保障畜牧产品的供给，地方政府又不得不通过土地的“调规”为畜牧业的发展划出一定的土地，这就造成了“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的概念。而适养区通常都会划定在离城镇较远、人口分散、交通不便、信息比较闭塞的偏远农村，或地势较差的丘陵地区。因为这些地方的基础条件差，交通不方便，不能满足养殖业主的要求，严重影响着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养殖用地审批程序复杂目前，养殖用地的审批程序十分复杂，且审批的时间比较长，这其中如果涉及到了将基本农田转为养殖用地，则审批程序会更加的困难。养殖场的建设费用项目非常多，费用昂贵，一般一个养殖场的前期建设费用就高达10万元以上。如此高昂的费用和漫长的审批时间使不少有意从事养殖业的人都只有放弃。

二、龙头企业带动乏力

目前，农民与企业之间大多是单纯的供求关系，尚未形成相互支持、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共同体，更没有企业能够带领畜牧产业走上规模化、标准化龙头企业。尤其缺少畜禽产品深加工企业，畜禽主要以鲜活方式调运为主，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散户养殖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小规模、大群体”的饲养方式仍居主要地位；养殖专业合作组织、行业协会较少，规模化比重和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畜禽及其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很难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

三、推动畜牧业发展

1.调整畜牧业的结构

要把握好市场的动向，加快畜牧业的结构调整，注重畜牧业优势的发挥。区域布局和畜禽结构趋于合理，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明显提高。目前，要进一步做好畜牧产品区域发展规划，加强各种畜禽的优势区域建设。要结合当地实际条件，坚持分类指导，确定优先发展高效高质的畜禽品种，提高畜牧业的整体效益。畜牧业发展专业村要以规模化、规范化养殖为重点。

2.扩大畜牧产品的产业链

以往的畜牧业产品缺乏企业的深加工，通常以鲜活方式调运。据有关资料表明，许多发达国家的畜牧产品都是经过深加工才摆上餐桌。要立足现有加工企业的改造，积极引导和鼓励各界引进和开发畜产品加工，扩大畜牧产品的产业链，提高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解决增产不增收的问题。

3.政策制定

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决定了行业利润，行业利润决定资本投向，资本投向决定产能，产能决定供求关系，如此循环。这一市场生态链条是由市场主动调节而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政府应该制定相应对政策维持这一关系平衡状态。维持畜牧产品市场的稳定，促进畜牧产业的良性发展。

4.改变现有的畜牧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