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法论文十篇

收益法论文篇1

关键词：公益征收征用，公共利益，程序合法，公正补偿

引论：问题的提出

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尊重与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需要，对国家有关公益征收征用方面的内容做出了重大修改，其具体内容为：

第一，将宪法原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第二，将宪法原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1）

我国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对有关公益征收征用方面的这些重要修改，强化了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扩展了对合法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从过去偏重对公民生活资料的保护，过渡到对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公民全部合法财产的全面保护；同时注意平衡了公民私有财产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既确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有权征收征用公民个人财产和农民集体土地，又确定了国家实施征收征用时必须基于公共利益和依照法律规定，必须给予被征收人、被征用人补偿等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在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的正式确立，体现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关怀，对于规范国家权力行使，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在确立了基本原则之后，国家还需要通过制订具体的法律来将宪法规范具体化，使之具有操作性。鉴于我国现阶段没有一部统一的《公益征收征用法》，有关公益征收征用的普通法律规范散见于各种单行法律、法规之中；公益征收征用的法律规范也极不完善，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具体界定，缺乏相关的程序性规范，尚未制定出补偿的具体标准，甚至存在有的法律规范与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相抵触的情况。基于此，我们认为，在对现行宪法进行第四次修改之后，制订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益征收征用法》就显得极为必要和非常迫切。因而我们认为，应当及时制订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益征收征用法》，以完善我国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本文拟就完善我国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从而为制订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益征收征用法》贡献一些基础性的意见。

一、公益征收征用：概念的界定与范围问题

征收和征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征收是国家强制地从被征收人手中直接取得所有权，其结果是所有权发生转移；征用则主要是在紧急情况下对私有财产的强制使用，其结果只是财产使用权的暂时变更，当紧急情况结束，被征用的财产应当归还原主。（2）但在特殊情况下，征用也会转化为征收。如，在抗洪救灾时，国家征用私人汽车运送抗洪抢险物资，这是征用；当后来堤防出现缺口，国家动用包括已征用的私人汽车堵险，这里就从征用转变成为了征收。所谓公益征收征用，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取得个人和集体的财产（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并给予相应补偿的行为。以前，我们对征收和征用这两个概念往往混淆使用，如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原来是这样规定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征用”对象，明显是指农村和城市郊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里的“征用”，究其本意并结合过去的实际来看，应是指以征收为主，包括征用。因为虽然不能排除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时占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情况，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是将土地所有权由农民集体所有变更为国家所有。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原宪法规范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其表述比过去规范和准确。

从国家制订公益征收征用法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必将涉及到公益征收征用的对象问题。为此，与公益征收征用对象相关的几个问题需要做出明确界定。

首先，从财产的形态来看，公益征收的标的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以往理解公益征收的标的，往往局限于有形资产范围之内；在有形资产中，又主要指不动产的征收。社会生活发展到今天，知识、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对公共利益有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防止某种疾病的药物，其主要价值量往往不在生产这种药物的物质成本上，而在于其专利技术。国家对该项药物专利技术的征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关键所在。故公益征收的标的，应扩展到对无形资产的征收。

其次，从公益征收征用的对象来看，不仅应包括公民个人财产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这一专项财产，也应包括集体所有的其他财产。我国的财产所有制，除国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外，还有一种基本形式即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在财产权上仅存在国有和个人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在他们那里集体所有只是个人所有的特殊形式。在我国集体所有制属于公有制的范畴，是公有制的两种基本形式之一。从实际经济生活来看，不仅我国城镇存在大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农村也有大量的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分别属于乡镇、村、合作社几级农民集体所有。国家公益征收、征用的对象，无法排除城市和农村的这些集体所有的财产。第四次宪法修改后，我国宪法所列明的公益征收征用对象，是公民的个人财产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这一专项财产。宪法是根本大法，它不可能事无巨细囊括无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制订公益征收征用的专门法律时，就应该也必须考虑把对集体财产包括在公益征收征用的范围之内。

再次，在现

阶段，原则上不宜把对个人、集体财产权的限制（或称实质损害、特别牺牲）也包括在公益征收范围之内。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等，将因公共利益对个人财产权予以限制的情况称为“实质损害”，也包括在公益征收范围之内。如在某炮兵军事基地附近，经常性的进行炮兵训练打炮产生的轰鸣声，致使附近养鸡场内的鸡群因受到惊吓而不能生蛋，造成的损失也是属于国家公益征收之侵害，国家也应该给予补偿。这种“实质损害”理论和补偿做法不是没有道理。但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国家财力有限，给予补偿之费用最终需要由全体人民自己来承担；另一方面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个人或者集体财产权的尊重暂时不可能达到与发达国家相一致的程度。如我国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规定了基本农田数量。严格说来，这是对农民财产权的一种干预，完整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包括使用和处分的自由。但如果一旦农民对土地有自由处分权，那么，由于在土地上种植粮食作物可能比种植其它经济作物或者将土地用于工业、商业等目的收入要少，农民就必然会将土地用于种植其它经济作物或者将土地用于工业、商业等方面。但我们都知道也都同意这样一个道理，在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并且人均耕地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必须实行耕地保护的基本国策，必须用国家力量保护基本农田数量不致减少；然而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对应当落实基本农田指标而受到“实质损害”的农民给予补偿在现阶段却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国家财力难以支撑。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城市。如国家对城市私人改建旧房有严格的限制措施，有的地方规定最高不得超过三层，这也是对财产所有权的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有利于今后城市的整体改造，是完全必要的。由于这种“实质损害”并未降低城市居民的现有生活水平，仅仅是损害了“预期利益”，也由于涉及的面广且量大，国家没有财力给予补偿。因此我们主张，在我国现阶段，国家原则上不应对这类“实质损害”行为给予补偿。

最后，尽管国家原则上不应对这类“实质损害”行为给予补偿，但对于个别特殊情况，可以采取“一事一议”（或特事特办）的方式给予补偿。例如，在某城市有一家印刷厂，位于该市中区的黄金地段，厂区内有一座道观（即宗教场所），其房产早已经合法转移为这家印刷厂所有。该区文物部门后来将这所道观定为文物保护场所，因此这家印刷厂对道观的房产不但不能利用、改造、新建，还要承担维护的职责。这类情况就“实质性”地损害了这家印刷厂的利益，对此，国家就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

二、公共利益：公益征收征用的合法性问题

公益征收征用是基于公共利益，这是国家实施公益征收征用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但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内涵是什么？它包括哪些事项，其范围如何界定呢？对此，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公共利益”的定位问题进行探讨。

有学者认为，“利益”是指人们的一种需要或需求，或者说是对人们需要或需求的一种满足。（3）对此，笔者持赞成态度。那么，“公共利益”就是对公众需要或需求的一种满足。这里，“公共利益”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由于人们价值取向的不同，在对公共利益的解读上，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和定位。目前理论界多数人都比较赞成德国学者克莱提出的“量广质高”理论。所谓“量广”是指受益人的数量众多，尽可能地使最大多数人能均沾福利，同时，基于国家扶助弱者之立场，也必须考虑受益者的特殊性，如少数民族，如儿童、妇女、老人、病残者、失业者等，需要对他们予以必要的倾斜；所谓“质高”是指以对受益人生活需要的强度而定，凡是对满足受益人生活愈需要的，“亦即与生活需要紧密性愈强的”，就是“质高”的价值标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有多方面的需要，既有物资方面的需要，又有精神生活上的需要，按照对受益人生活需要的依赖强度来界分，公共安全与衣、食、住、行等基本要素的需要是最重要的，因为人们生活首先需要依赖这些因素。（4）

由此可见，在对于公共利益的价值定位问题上，我们认为，所谓公共利益，一是必须要有公共性，而不是只针对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必须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二是必须要有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必须是基于公众利益或社会发展需要的必要性，不是基于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需要所产生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公共利益所满足或所惠及的是不特定多数公众的需要或需求，这种利益具有公众的共享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应该防止对公共利益做泛化的解释，将“国库利益”（财政利益）也简单地等同于公共利益。所谓“国库利益”，在我国，可以更为明确地表述为财政利益，即国家（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为了本级财政收入之需要，对个人或者集体之财产实行征收。这种“国库利益”理论很早就被法治发达国家所抛弃，在我国早些时候关于公益征收的讨论中，笔者也未曾见到有谁主张将公共利益定位于“国库利益”（财政利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不存在这种情况。

比如，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城市曾经风行一种经验或者说一种理论，叫做“经营城市”。怎样“经营城市”呢？准确地说，其具体做法就是“以地生财”，即由本地政府储备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土地平整后，卖给用地单位（主要是开发商），从中赚取可观的巨额差价，再把这部分钱用来发展城市建设。不容否认，这种“以地生财”、“经营城市”的方式，对于解决地方政府财政的困难，对于促进城市面貌的快速改变具有明显功效。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以地生财”之“财”从何而来？难道这个“财”不是国家（政府）与民争利而来的吗？难道这个“财”不是以对被征收土地的农民和被拆迁房屋的城市居民、企事业单位的低额补偿而换来的吗？这种方式在取得短期的财政利益的同时，必然也会伴生、引发或掩盖被征收人与国家（政府）的矛盾和冲突。由此可见，这种“经营城市”、“以地生财”的理念与我们党以人为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保护公民财产权利，因为财产权利是公民基本的宪法权利之一）的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还认为，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有关土地征收的规定应予以适当修改。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除乡镇企业和农民的宅基地可以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建设用地，都必须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这些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土地市场，只有国有土地才能直接进入商业出让市场，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收变成国有土地后才能进入市场。这里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当之点：除了通过城市改造国家可以提供少量土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建设用地”，绝大多数是通过国家之手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而来，而这些用地单位和个人的建设行为涉及用途又是相当广泛的，包括修建度假村、高级别墅、高尔夫球场等，是不是都能够将其征地目的定位于“公共利益”？很明显，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做这样的定位的。但政府却是以“公共利益”为理由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种征收行为就完全背离了“公共利益”的原则，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国家征收行为是一种国家强制行为，必然压制被征收人的对价（即讨

价还价）能力。让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直接进入商业出让市场，更能保证农民利益的实现，又可以防止置政府征收行为于违法、违宪之尴尬境地的情况发生。让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并不必然对抗国家的土地用途管理制度，对土地转让（包括租借）行为，仍然必须根据数量实行政府按级审批制度。当然，将目前的土地统一征收、统一出让制度改变为国家公益征地和农民集体直接商业出让土地并存的方式，可能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比如，目前国家征地补偿标准毕竟是统一的，被征地农民横向比较心态不会失衡，改为公益征地和直接商业出让两种方式以后，前者补偿金额可能较低，后者出让价格可能较高，因公益被征地的农民心态更会失衡。我们以为，如何解决可能出现的新的问题，防患于未然，的确尚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我们首先要确定一个大前提，即政府行为不能违法，不能用牺牲更多人的利益以达到一种所谓平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都在使用“公共利益”这一概括性名词，却没有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定。因此，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对公共利益合理限度的判断权，实际都是掌握在实施征收征用行为的各级政府官员手中。各级政府官员具有扩大自身权力的天然倾向，在解释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时，基本倾向是尽量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把“公共利益”泛化，甚至可能出现“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的状况。2004年5月发生在湖南省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建设过程中，该县县委和县政府的违法居民住房、拘捕群众的行为，就是其典型。为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恣意扩大，切实保障公民和集体财产权不受国家的不当侵犯，为此，我们建议，在制订国家公益征收征用法时，对“公共利益”应有明确的界定。为了使立法具有操作性，在对“公共利益”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还可以借鉴一些法制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实行列举式的立法方式。

例如，德国巴伐利亚州1978年7月25日公布的《应予补偿的征收法》第一条就规定：财产之征收，系为达成以公共福祉为目的计划。尤其在下列情形，可予征收：（1）为建造或改建供健康、卫生等医疗作用之设施。（2）为建造或改建学校、大学及其文化、学术研究设施。（3）为建造或改建公用（水电供给及垃圾、排水）设施。（4）交通事业设施之建立或变更。（5）为建造或改建维持公共治安之设施。（6）各政府及公法人团体达成法定任务之需。（7）其他法律有规定征收之情形者。（8）为补偿因征收而损失土地及其其他权利者，可再行征收以补偿之。再如，日本《土地收用法》第三条罗列可请求征收私地之事业计达三十五项，其分类由道路设施，至社会福利事业，宇宙开发事业等等，可称包罗万象，琳琅满目。（5）

当然，公益征收征用的具体目的纷繁复杂，列举式立法例不可能将现实情况穷尽，难免没有遗漏，作为补充方式，可在列举条款之后加上一条“其它属于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一概括性条款。对于这一概括性条款的动用应十分慎重，对这类公益征收行为应经过相当级别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如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一事一议”的批准之后，再由同级政府执行或者由同级政府授权下级政府执行。对于法律明示的“公共利益”范围之内的征收行为，则由各级政府按照权限直接实施。征用行为一般发生在紧急状况下，并且不变更征用财产的所有权，可以相对放宽限制尺度。这样的立法方式，可以既从源头上防止将“公共利益”泛化而导致对公益征收征用行为的恣意扩大，又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性，既保障了公民权利，也保证了政府管理效率，做到了两个方面的兼顾。

三、程序合法：公民财产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公益征收征用作为政府的行政行为之一，必须体现合法行政的原则精神，而合法行政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程序合法”。程序合法原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公益征收征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宪法和现行相关法律在关于公益征收征用的条款中，没有使用“程序合法”这一概念，而是表述为“依照法律规定”。在制订公益征收征用法的过程中，对程序性规范的合法性应该给予足够的注意，绝不能含糊和马虎，因为“魔鬼往往隐藏在细节之中”。这些程序性规范应能够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足以保障公民合法财产权不受到损害。我们以为，除了应当遵循一般的行政行为程序之外，还有两个程序性问题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

第一，对公益征收征用有争议的案件，其执行应在司法裁判之后。

公益征收征用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按照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在征收公民个人财产和集体财产时，特别是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为了防止该征收行为被上级政府或者同级人大常委会否决，不顾被拆迁人的利益，搞突击拆迁，突击征收征用，造成既成事实，以至于“生米煮成熟饭”。即便以后上级政府或者同级人大常委会干预，即便被拆迁人在司法诉讼中诉，但房屋已被拆毁，不可能恢复原状。我们认为，在制订公益征收征用的专门法律时，应明确规定，凡被征收人对征收征用行为有异议而提起行政复议或司法诉讼的，征收征用行为的执行应在司法裁判之后。为了防止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限过长，影响行政效率，可以规定被征收人只能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选择一种救济方式，还可以规定此类行政诉讼案件实行简易程序处理。

第二，在征收征用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不能错位。

按照宪法规定，国家（具体由各级政府实施）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征用公民个人财产和农民集体土地时，应该给予补偿。在这里，征收征用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补偿主体同时也应该是各级政府，这在法律关系的逻辑上顺理成章，毫无疑问。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并非完全如此。以目前矛盾较为集中、突出的城市房屋拆迁为例，征收征用主体就存在错位。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修改后的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三）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依照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对土地使用者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前不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程序提前收回，并根据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的实际年限和开发土地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

从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有关规定来看，城市房屋拆迁只有两种情形：一是原土地使用权人使用年限届满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国家依法收回土地同时享有土地上的附属

物；二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这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是最普遍的情况。后一种情况实际就是国家实施的公益征收行为，征收的标的是原土地使用权人年限未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上的附属物，补偿主体同时也应该是国家。按照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未满的这部分被拆迁人，正常的法律关系是各级政府代表国家依法征收其财产，并给予补偿；此后，国家再将这部分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依法转让或者划拨给新的土地使用人。在这里，从时间顺序上看，征收行为在前，新的国有土地转让和划拨行为在后；从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看，被征收人和新的土地使用权人不发生任何直接关系。但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实际操作中，直接适用的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部行政法规。按照该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是由取得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等法律文件的新的土地使用权人充任拆迁人（即实际征用人）和补偿人的角色。政府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向拆迁人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向被拆迁人颁布拆迁公告。对拒不拆迁的被拆迁人，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政府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对该条例的这些规定，尚有一系列法律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

第一，国家征收征用行为尚未完成，意味着原土地使用权尚未收回，怎么可以将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在此之前就转让他人呢？

第二，拆迁是国家征收行为中的一部分，拆迁人应该是国家，是具体实施公益征收行为的各级政府，为什么不由各级政府出面负责拆迁，而是由新的土地使用权人负责拆迁呢？

第三，新的土地使用权人大多数是开发商，他们是企业法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他们有资格充任公益征收的主体吗？

第四，国家能不能将行使国家强制行为的权力赋予开发商呢？

第五，既然是国家征收行为，补偿主体应该是国家，是各级政府，为什么变成新的土地使用权人（开发商）呢？

第六，是否所有拆迁行为都可以定位于公益目的，如开发商就是出于纯粹的商业动机，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收回原土地使用权另行转让的行为是否属于滥用国家权力呢？

在该部行政法规中，显然存在着政府角色错位的问题。因而有一些被拆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谁拆了我的房子？是开发商吗？但又是政府颁布的拆迁公告；是政府吗？但又是开发商在和我签订补偿协议。这些疑问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认为，对于城市房屋拆迁应该实行这样一个方针：对于基于公益目的的拆迁，由政府充任拆迁人和补偿人的角色；对于基于商业目的的开发，由开发商和被拆迁人对等谈判，将其视为完全的民事行为，国家只是依照土地管理法规和城市规划实施行政管理。

四、公正补偿：公益征收征用的补偿原则问题

实施公益征收和征用，对被征收征用人而言，是为了大家（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称之为“特别牺牲”），故他们的损失应由大家分担，由大家通过国家予以补偿。我国宪法原来规定了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国家征收制度，但没有规定补偿要件。虽然在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具体法律法规中规定有补偿要件，但这一要件在宪法中的缺失毕竟是一个遗憾。此次修宪，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征收征用公民个人财产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必须给予补偿，用根本大法的形式保护了公民个人和农民集体的合法权益。

那么，具体怎样给予补偿呢？在此次修改宪法的讨论过程中，对于公益征收征用的补偿应取何种原则或者说采取何种标准，学者们是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完全补偿”说，有的主张“充分补偿”说，有的主张“公正补偿”说，有的主张“合理补偿”说，有的主张“适当补偿”说，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较多的人主张实行“完全补偿”原则，例如，中国政法大学著名的民法学教授江平先生就认为：“征收私人财产必须给予完全补偿。”（6）什么叫“完全补偿”？江平先生的文章中并未做出明确的解释。我们归纳其相类观点，发现“完全补偿”说的要点有二：一是实行预先补偿，即在实际征收前补偿即到达被征收人手中；二是实行市场价格的等值补偿。这个市场价格是财产购置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征收时的市场价格呢？一般又认为是后者的市场价格。我们认为，“完全补偿”原则或标准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做不到的，也不尽合理。其理由主要是：

其一，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可分为平时征收和紧急状况下的征收。在紧急状况下的征收不可能实行“完全补偿”，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其二，私有财产，可以是有形资产，如房屋、机械、车辆等，也可以是无形资产，如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对前者的市场价格一般来说尚有一个客观标准，对于后者，由于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本身具有独占性的特点，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在供大于求时市场价格就会太高。这种现象在征收有形资产时也会发生。因此，按市场价格征收也未必合理；

其三，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先例看，政府受财力所限，也没有能力实行“完全补偿”。如果一定要求实行国家“完全补偿”才能征收私有财产，某种情况下实际就是否认了“征收”本身，从而也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如国家为了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征收某项药品的专利技术，硬要依照“完全补偿”原则，征收实际上就无法实行，公共卫生安全从而也就无法保障。事实也是如此，在非洲一些艾滋病盛行国家，一定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按照市场价格征收防治艾滋病药品的专利技术，根本不可能做到，但为了公共卫生安全又必须征收，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给予被征收人做出适当补偿；

其四，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并未能实行“完全补偿”。如德国基本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征收——偿付时，应恰当考虑公众和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国家为了公共利益有权征收私有财产的这一命题，本身就包含有“适当损害”的因素在内。

基于此，本次宪法修正案采用了“补偿”这一概念，笔者表示赞成。宪法规范的一大特点是它的高度包容性，它的高度张力和巨大弹性。从理论上讲，宪法中的“补偿”概念，并不排斥“完全补偿”、“充分补偿”、“公正补偿”、“适当补偿”，从其字面意义上它包容着这些内容，只是在实施时将因时因地因事也可能因人而异。我们考虑，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似应当主张“公正补偿”原则为宜。这是因为：

第一，“公正”原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我国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东南西北、沿海内地、城市农村，差别较大，在实行补偿时，只能对不同区域、不同情况实行差别对待。只有遵循“公正补偿”原则，才能使补偿标准和补偿工作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就是不公正，也就不能够使补偿工作顺利实施。

第二，“公正”原则内在地蕴含着“平等”和“适度”，反对“歧视”和“过度”。因此，主张“公正补偿”原则，既能体现和反映现阶段的国情和实际，又能全面充分地体现出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我们主

张，在制订国家的公益征收征用法时，应在“公正补偿”原则之下，具体有两层体现“公正补偿”原则的涵义：一是对不同区域、不同情况实行差别对待；二是补偿标准应当以满足被征收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为起点。所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为起点”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对城市居民住房进行拆迁，某居民一家5口现在只住了30平方的窝棚，如果只给他5万元的货币补偿，他就只能买到20平方的经济房，只相当于一套经济房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他又没有钱去买。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拆迁他还有30平方的窝棚可住，还是有一个虽小且破但却是完整的家，现在一旦拆迁了，30平方的窝棚顿时没有了，补偿的钱又不能买到一个完整的“家”，让他到哪里去住呢？是不是应当考虑让他一家5口住上“一套”经济房呢？因此，当出现此类情况，在考虑补偿标准时，难道不应当“以满足被征收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为起点”吗？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可能产生“超值补偿”，有人对此可能不同意“超值补偿”，但正是由于这种“超值补偿”才真正地体现了补偿的公正性。

在此，我们还不得不特别指出的，就是关于征用的补偿问题。这是因为，首先，征用和征收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二者的联系或者说共同点就在于都是基于公共利益、都要依法进行、都要进行补偿、都具有强制性；但征收的实质是强制收买，是取得所有权，征用则是强制使用，取得暂时的使用权。其次，征用和征收实施的前提和各自遵循的程序是不同的。征收是在和平环境下实施的，必须严格依法定的征收程序办事；征用则是在紧急状态下采取的特别措施，其征用行为必须依紧急状态的情形处理。由此所产生的征用补偿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如果基于战时状态或紧急避险而产生的征用行为，使用之后就归还了，也没有发生什么损害，就可能只是一种特别的补偿即象征性的补偿，甚至有可能是不给予补偿；如果被征用的东西有所损坏，甚至使用之后归还不了，就要给予较多的补偿甚至赔偿。在现实中，是否还存在着一种基于特别的情形，就是即使公民的财产被征用后也没有归还但也不给予相应的补偿，就是被称之为特别牺牲的那种情形，就需要另作专门之探讨了。

总之，我们认为，在国家制订公益征收征用法律时，应尽可能分门别类地规定出明确而具体的补偿标准，以体现“公正补偿”的原则精神，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国家尊重与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要求。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第43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2）参见许安标：《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8日第9版。

（3）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21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4）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第202-20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收益法论文篇2

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行为往往直接关系到债权人、认股人以及即将成立公司的利益，关系到交易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所以，公司法对发起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当公司设立不能时，发起人应承担以下责任： 其一，发起人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公司设立不能时，发起人所承担的责任是公司法规定的一种特有的责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发起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即只要公司设立不能，发起人有无过错，在所不问，都要承担责任。第二，发起人所承担的责任是连带责任。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加重发起人的责任，责任的承担不以有行为的发起人为限，一切发起人负连带责任。 其二，发起人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认股人因认购了公司股份与发起人之间形成了股份认购合同关系。当公司设立不能时，股份认购合同随之被解除，发起人与认股人双方均应恢复到没有出售和认购股份前的状态。公司法从保护弱者的立场出发，为保护认股人的利益，当公司不能设立时，把认股人作为特殊的债权人加以保护，即规定当公司设立不能时，认股人有按照所缴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要求发起人返还的权利。公司设立不能，除了发起人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董事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主要有以下情况：第一，在公司设立过程中，为设立公司，董事受设立中公司的委托，以设立中公司名义所产生的债务，应由董事与发起人一起负连带责任。第二，董事超越了权限或以自己的名义所产生的债务，董事应当自己承担责任。 三、公司设立无效 （一）公司设立无效的原因。公司设立无效主要是因设立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引起的。具体地说，公司设立无效的原因，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设立公司的发起人违反主体资格的要求。主要有：（1 ）公司发起人或股东中有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些人所实施的设立公司的行为无效。（2）发起人或股东所实施的设立公司的行为， 并非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而相对人已知或可知其真意的。 2.违反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设立行为本身的缺陷可使公司设立无效。主要表现为公司设立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二）公司设立无效的处置。 1.公司设立无效补正。有些国家通过补正措施，消除公司设立行为的缺陷，使公司继续存在，以防止因公司设立无效，影响公司已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2.公司设立无效诉讼。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公司法规定，公司设立无效只能通过诉讼方式，由股东、董事或监事向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提出，由法院判决确定。 （三）公司设立无效的后果。公司设立无效的法律后果主要是： 其一，公司设立无效经法院判决确定时，公司视同解散，即进入清算程序，清算完结，公司即告消灭。有些国家规定，公司被判决设立无效的，应在判决确定时，进行无效登记（注：参见：《联邦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75页第二款；《日本商法典》第137条，第227页，第598页。）。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商法典》还对经判决确定设立无效公司，不进入清算程序的例外情况，作了规定，即在公司设立无效经判决确定的场合，如公司设立无效的原因仅存于某股东，由其他股东协议一致，该公司可以继续存在，而存在无效原因的股东视为退出公司。

收益法论文篇3

雷・鲍尔(Ray Ball)和菲利普・布朗(Philip Brown)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Income Numbers，以下简称《评价》)，被公认为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经典文献。该文献由于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开创了会计研究领域的新方向，提供了研究会计问题的新方法，因而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

一、作者简况及文献诞生的背景

鲍尔于1965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MBA学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鲍尔现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会计教授。鲍尔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和披露、盈余和股票价格、跨国会计和财务、市场有效性和市场经济机构等方面。他曾于1986年-2000年担任《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从2000年至今担任《会计研究杂志》的编辑。

布朗也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MBA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布朗现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会计、银行和财务学院的会计和财务教授。布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会计管制、公司治理、披露政策和实务、证券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方面。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布朗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担任公司市场咨询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会计评论》管理委员会委员、《算盘》和《会计和商业研究》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会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特定的会计分析模式，鲍尔和布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经过严格推理，但都是一些没有证据或没有经过证实的主张或断言。这种分析模式忽视了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面。由于缺乏经验验证，用会计分析模式来定义的收益数据引起了会计学家的广泛争论。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引起了会计学者的重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鲍尔和布朗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到会计研究领域。

《评价》一文发表于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会计研究杂志》1968年的秋季号。该杂志创刊于1963年，主要刊载使用分析研究、经验研究、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等原创性会计领域论文。《会计研究杂志》因其较早刊登经验研究论文、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具有有影响的编辑团队而著称。

二、《评价》的基本结构

《评价》一文包括引言、经验检验、数据、研究结果和结论五个部分。该文献的逻辑结构见图1。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描述当时对会计收益数据有用性的争论，作者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撑，认为可以从会计收益数据前后的股价走势来判断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论文的第二部分“经验检验”和第三部分“数据”主要包括所使用的模型(理论依据)、变量、样本和数据的选择标准、数据来源(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论文第四部分“研究结果”包括假设、对假设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对结果的解释和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论文的最后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认为会计收益数据是有用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其他竞争性的信息来源，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受到了影响，最后作者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思路。该文献的基本结构由于其具有科学性、明晰性和实用性，已为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研究会计问题的会计研究者广为采用，目前已成为经验研究论文结构的主要范式。

三、《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选题的热点性在该文献的引言部分，作者从“会计收益是否有用”这一争论焦点出发对在此之前的会计理论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当时的会计理论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主要在于当时的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缺乏可穷尽性(不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有证据支持的假设)、解释能力差和不能判断相关的竞争性假设。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实务，如合并、租赁、并购、研发费用、物价波动、税收等。由于这些会计实务缺乏统一的会计理论指导，因而在这些新的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这必然降低了“净收益”的可比性，从而降低了其有用性。有会计学家认为，净收益数据仅是一系列程序运用到一系列事件后得到的结果，是不同质部分的累计，因此，净收益数据本质上不能被定义。作者认为，在没有进行经验检验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析模式得出由于会计收益缺乏实质内涵的结论是不妥的。随后鲍尔和布朗综合了相关因素，确定用净收益数字的内容以及时间两项内容来共同验证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

(二)变量设计的巧妙性确定了研究的主题，作者在众多会计收益数据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在计量模型上最能表述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考虑到股东对净收益数据和每股盈余较为关注，作者选择了这两个变量作为会计收益数据。在确定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时，借鉴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文章首先引入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是指在资本市场上总会有一些投资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以作出更优的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有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会让这些信息迅速反映在资本资产的价格中。当有大量的这种投资者时，资本市场会常迅速地调整资本资产的价格，使这些投资者不能获取更多的非正常报酬。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市场有效并不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包含了所有信息，因为资本资产价格的调整过程受相当多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不过，资本市场有效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即价格是随机波动，证券价格变化的唯

一原因是出现了相关的、非预期事项，而非预期事项是随机发生的。因而，这时可以认为资本市场总体是有效且无偏的。

根据上述理论，作者提出可观测的股票价格波动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会计收益所反映信息是有用的，因而将会计收益同股票价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对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关键是要区分对于特定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特定信息和对所有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系统信息。作者构建了市场预期收益的两个选择模型来考察市场对会计收益数据是如何反应的。

鲍尔和布朗把影响公司盈余的因素分离为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系统因素影响所有的公司，这样某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和其他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可以通过这种特定方式进行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是稳定的，可以将这种稳定的联系用固定的函数形式表现出来，此时可以根据其他公司的收益得到某一公司当年收益的条件期望。这样，未预期盈余变动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收益的变动与条件期望变动的差异得到估计，他们将这个差值定义为当前收益所传递的信息含量。同时作者假定：由企业财务及其他政策改变所导致的盈余变化，在第一次估计前已经被收益的平均变化所反应，即宏观经济和政策改变同时影响企业收益，可以将其进行联合估计。

对未预期盈余的估计，作者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求出每个样本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化和其他所有公司盈余平均变化(市场盈余变化)的线型回归系数和截距项。再将市场盈余平均变化作为自变量代人上述过程得到的回归模型，计算出盈余变化的预期值。最后未预期盈余变化值(预测残差)即为盈余变化的实际值减去盈余变化的预期值。从未预期盈余变化的估计中可以发现作者是剔除了市场效应的，即不考虑系统因素仅考虑特定因素。

同样，影响公司股价或股票报酬的因素也有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作者首先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离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使用与计算未预期盈余变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预期证券报酬率和实际报酬率的偏离程度。再计算出所有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残差(异常报酬率)。由于市场是有效的，公司股票价格会对新信息迅速进行有效的调整，那么就可以用残差表明新信息对公司股票报酬率的影响。为了对统计有效性进行检验，鲍尔和布朗采用了一个替代模型――幼稚模型。在该模型中预期盈余的替代变量是上年的实际盈余，则未预期盈余变动就是当年盈余与上年盈余的差额(盈余变动)。幼稚模型没有剔除市场效果，仅检验了每股盈余指标。

(三)方法的创新性列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采用的是事项法，事项为盈余公告。采用的事项窗是第t年和第t+1年的前半年，采用的估计窗截止到第t－1年，由于当时无法取得日数据，因而选择的事项日是第t年的盈余公告月。文章用于计算有关的系数以避免估计误差所选用的估计窗是1946年～1956年的11个财务年度。选择的事项窗是1957年～1966年的9个财务年度。事项法的应用选择事项目非常关键，考虑到《华尔街日报》登载年度盈利预测、初步报告和完整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的年度报告，另外由于初步报告中的净利润和每股盈余与随后的正式报告中的数据相同，而且初步报告中的这两个数据比预测盈利报告中的数据更准确，因此作者选择的事项日为公司将初步报告登载于《华尔街日报》的日期。

(四)样本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靠性　作者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以下因素：1946年～1966年盈利数据在Compustat数据库中可以获取；财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可以在CRSP数据库获得至少100个月的股票价格数据；《华尔街日报》年报公告日可以获得。作者之所以按照上述标准选择样本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样本选择之后，接着就是数据的选择，根据研究模型的设计，该文献使用了收益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日期、报告期附近的证券价格变动等数据。

收益数据来源于标准普尔Compustat数据库的1946年～1966年的数据。通过计算单个公司收益率变化和市场指数收益率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作者发现处于中位数的公司的收益率变化的25％可以被市场指数的变化所解释，而且最高的解释程度为52％。年度报告公告日来源于《华尔街日报》。作者发现财务年度结束日与年报报告日之间的间隔从1957年～1965年呈现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来越及时。股票价格比来源于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纽约证券交易所1946年1月～1966年6月的月度收盘价，并进行了股利和资本的调整。

(五)结论的显著性　为了更好地检验异常报酬率与未预期会计盈余变动中所包含信息的关系，该文区分了会计盈余变动中的预期与未预期盈余变动。另外，该文将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即实际收益变动小于条件期望变动)定义为坏消息，反之则为好消息。该文提出的假设命题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有关系，会计收益数据信息的将导致该公司的股票报酬率变动。即如果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股票报酬率残差也为负值；反之亦然。在经验检验中，作者将年度报告宣布日所在月份定义为0，用APIM表示第M月的异常业绩指数，APIM衡量的是一美元(等额投资于n种证券)在年报公告日前一年(第－12月月末)投资于一个投资组合到第M月为止的平均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在计算APIM的过程中，先根据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分成两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好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坏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再把所有样本合在一起进行计算。作者认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报酬相关，就可有以下的推断假设：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则APIM大于l；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则APIM小于1；对于合并样本，APIM趋近于1。

该文的这些假设全部得到了验证，并且统计检验结果都很显著。在分样本检验中，检验结论表明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是好消息时，在公布收益数据的前11个月和后1个月的平均非正常报酬率显著为正，反之亦然。在整个样本检验中，检验结果也指明总体也呈现出这种趋势。另外，作者还用现金流(用营业收入估计)和非重复性项目前的净收入来替代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最后的效果没有用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显著。通过检验的结果，作者还观察到市场已在年度报告前预测到包含在会计收益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事实上，预测之所以如此的精确，以至于在会计收益数据公布月的异常报酬指数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是因为市场不仅早在年度报告前的12月就开始预测未预期收益，而且全年市场都在不断地预测。

该文作者认为年度收益报告虽然能提供新信息，但不能及时传递信息，因为其大部分内容(大约85％至90％)能够从更及时的信息来源(包括中期报告和非会计信息，年度会计报告仅仅是投资者所能得到的诸多信息资源中的一种)中获取。作者还发现

APIM存在向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漂移的趋向，其中收入预测误差信号和股票回报残差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了2个月。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造成的，剔除交易成本的影响，市场对数据的反应应当是趋向于无偏。

(六)研究的严谨性　考虑到在回归估计中违背了最小二乘法的假定条件，作者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估计行业效应可能仅仅影响某个公司收益率变化的10％，而且行业效应对回归系数的影响不显著。作者认为回归分析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些不会影响最后的统计结果。另外，虽然作者选择的样本没有包含那些已经失败的公司、财务年度没有结束于12月31日的公司、在股票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资料库中没有记录的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描述的年轻公司，这可能会降低结果的一般性，但作者认为文献检验所选择的261家公司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用相同的方法对其他样本进行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结论。

(七)研究的方向性　虽然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当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文献的最后作者还是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考虑月末发生交易时股票价格同时变化、数据中存在误差、股价的离散性、“预计误差”模型的无效性、收益预期误差的系统偏差等。除了作者指出的局限性外，还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市场如何预测净收益的变化、中报或股利宣告的作用、中报与年报的成本以及未预期收益变化程度(不仅仅是符号)和相关股票价格调整程度的定量关系等。

四、《评价》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之所以在1959年取代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CAP内部对收益和留存收益的列报等领域的处理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暴露了CAP在缩小公认会计方法范围的作用上的差距，而且还揭示了在资产计价和收入确定的恰当方法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分歧、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早期的财务会计研究中，会计研究人员仅仅对从现有实务中提取理论原则感兴趣，而经济学家则对从“真实收益”中得出计量方法感兴趣。这些分歧促使会计学家认识到必须要有～个前后一致的统一的会计理论框架。

鲍尔和布朗并没有沿着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是在分析了当时理论研究的不足后，从争论的焦点――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出发，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一文仅是使用了收益和每股盈余等少数术语，其余内容与当时的会计理论研究并没有联系，这也导致这篇经典文献在当时曾一度被认为是没有研究会计问题的论文，因而曾被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退稿。该文公开发表后，因其对会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逐渐被会计研究人员所接受，因而后来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由此可见，该文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

(二)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评价》一文首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证券价格会对公告的盈余有反应。随后人们开始对证券市场反应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自此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一直在财务会计理论和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直到近来才开始让位于计量观。该文采用的事项研究方法是采用事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先锋，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用来研究大量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如股利公告、盈利公告、兼并收购、投资支出、增发新股等事件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问题。继该文之后，大量的学者不仅用更短的估计窗和事件窗、用累计非正常报酬、用非美国数据进行类似的研究，而且还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其他领域进行研究。

《评价》一文开创了会计与资本市场结合研究的先河，在随后的30年中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发表在顶级的会计和财务期刊上。受其影响的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主要体现在盈余反应系数(简称ERC)、分析师的预测工具、基础分析与定价研究和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会计选择和会计管制等领域。

五、《评价》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从1997年开始，我国的会计学者开始将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中。张水泉和韩德宗(1997)运用事项法研究了上海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派息、送股及配股事件对其股价的影响，发现市场对派息的反应最强。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也采用事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陈晓(1999)还借鉴该方法专门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运用事项法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的文献相当多，限于篇幅此处并不一一列举。《评价》一文对我国会计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借鉴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会计理论。

(二)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引导作用尽管国内引入和借鉴鲍尔和布朗在《评价》一文中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晚，但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未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要继续吸收和借鉴本文献的精华，以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进程。不过，要提醒研究人员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学习和借鉴该文献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收益法论文篇4

税收筹划论文分析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企业的客观理财环境之一，如何依法纳税并能动地利用税收杠杆，谋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成为企业理财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出发点。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税收筹划，不能有效地安排税务事项，就谈不上有效的财务管理，也无法达到理想的企业财务目标。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如何在税法许可下，实现税负最低或最适宜，也就成为企业税收筹划的重心所在。因此，税收筹划论文深入探讨企业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和筹划思想，就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税收筹划论文税收筹划的含义与特点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是指在遵守税法和符合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法规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通过对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等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节约税款，达到税负最轻或最佳，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税收筹划必将成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筹划论文提到它具有以下几个显着的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符合税法的规定，而且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这是税收筹划区别于偷税避税的根本点。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国家在制定税法及有关制度时，对税收筹划行为早有预期，并希望通过税收筹划行为引导全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税收的合理分配，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因此，提到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超前性。税收筹划是企业对生产经营、投资活动等的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纳税义务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即由于特定经济事项的发生才使企业负有纳税义务。一旦经营活动实际发生，应纳税款就已确定，再进行筹划已失去现实意义。税收筹划就是要将税收作为影响纳税人最终收益的重要因素，对投资、理财、经营活动做出事先的规划、设计、安排。

（3）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的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税收筹划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值；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使纳税人因此承担的各种风险降到最低。总之，税收筹划只有从纳税人财务计划、企业计划这些整体利益出发，趋利避害、综合决策，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4）积极性。从宏观经济调节看，税收是调节经营者、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有效经济杠杆，国家往往根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节约税款，谋取最大利润”的心态，有意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投资者和消费者采取政策导向行为，借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经济或社会目的。

（5）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6）普遍性。从世界各国的税收体制看，国家为达到某种目的或意图，总要牺牲一定的税收利益，对纳税者施以一定的税收优惠，引导和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这就为企业提供了进行税收筹划、寻找低税负、降低税收成本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普遍存在的。

二、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税收筹划的主要方法

1.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不论是新设立企业还是企业扩大经营规模，都需要一定量的资金。可以说，筹资是企业进行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筹资，如企业内部积累、企业职工入股、向银行借款、企业间相互拆借、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而不同筹资渠道的税收负担也不一样。因此，税收筹划论文表明企业在进行筹资决策时，应对不同的筹资组合进行比较、分析，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确定一个能达到减少税收目的的筹资组合。

（1）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选择。就举债筹资而言，要考虑举债筹资费用，如发行债券要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等，而借款虽不需支付手续费和工本费，但要按借款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印花税，因此税款的缴纳作为筹资费用因素必须考虑。但是利用债务筹资，纳税人不仅可以获得利益收益额，而且负债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与不能作为费用支出只能以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负债筹资可以少缴所得税，获得节税收益。这样，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对债务筹资的利用。一般而言，如果企业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负债比重的增加可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然而，负债利息必须固定支付的特点又导致了债务筹资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如果负债的成本率超过了息税前的投资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就随之增大了。

（2）融资租赁的利用。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筹划方法。通过融资租赁，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本，保存举债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费用，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少纳所得税，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税收抵免作用极其明显。

2.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企业在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时，首先要考虑投资预期获得的效益，其次要考虑收益中属于本企业的有多少。对投资者来说，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应纳税款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收益率，尤其是所得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更需决策者的重视。

（1）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在设立时都会涉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而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企业选择的企业组织形式很多，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不同。企业可以通过税收筹划，选择税收负担较轻的组织形式。

（2）投资地区的选择。企业需要对投资地税收待遇进行充分考虑，有时国家为了支持某些区域的发展，一定时期内对其实行政策倾斜，如现行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地区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地区投资，有些税种可以少交或不交，这完全符合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税法的立法意图。

（3）投资行业的选择。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国家在税收立法时，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以鼓励或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企业投资时选择投资何种行业也可以进行税收筹划，要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充分的考虑。

3.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集资金，并按照科学的方法投入企业后，其经营活动进入营运周转阶段，这一阶段集中了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筹资、投资的效益通过这个阶段得以实现，而且自始至终包含着税收筹划。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进行税收筹划。例如，对于享受限期减免所得税优惠的新办企业，获利年度的确定也应作为企业税收筹划的一项内容。由于新办企业产品初创，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减免所得税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也相对较小。为了充分享受所得税限期减免的优惠，企业可通过适当控制投产初期产量及增大广告费用等方式，一方面推迟获利年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产品知名度，充分挖掘其潜在的市场占有率，提高获利初期的利润水平，从而获得更大的节税利益。

三、税收筹划论文阐述了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1）遵守税法，依“法”筹划。税收筹划的一个显着特点在于合法性。不合法，就没有税收筹划。具体包括3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依法纳税为前提。二是以合法节税方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安排，作为税收筹划的基本实现形式。三是以贯彻立法精神为宗旨，使税收筹划成为实现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环节。

（2）税收筹划活动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也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税金，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3）税收筹划要考虑边际税率。对税收筹划影响较大的税率不是某项税负的平均税率，而是其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对任何税基下一个单位适用税率，也即对每一新增应税所得额适用的税率。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边际税率越低，税收收入越高，边际税率提高，税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现象，这反映了边际税率变化对纳税人心理的影响及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企业应通过对边际税率的考察，核算税收筹划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合理开展税收筹划活动。新晨

（4）税收筹划要有全局观。税收筹划要从企业微观经济系统甚至国家宏观经济系统角度全面考虑，细致分析一切影响和制约税收的条件和因素。

（5）税收筹划应注意风险的防范。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与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尤其是那些立足长期的税收筹划，更是蕴涵着较大的风险性。因此，在税收筹划中，有关人员除了全面学习税收法规之外，密切保持与税务部门的联系与沟通至关重要。

收益法论文篇5

[关键词]上市公司　归入权　性质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9-0108-01

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各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且时常发生的事，各股东都为使自己私人利益免收损失，不惜损害甚至牺牲公司利益(其本质也就是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此时公司就可通过行使归入权使股东将非法所得收益收回公司，归入权就是为解决此类问题而产生的。

一、为何要对归入权制度的性质进行研究

众所周知，归入权制度是应公司合法权益受不法股东损害而产生的，它的出现是实践中的客观需要，是先问题后制度的典型示范之一，所以它的出现必须要具有可操作性，这样才会使该制度真正的发挥作用，真正的使公司长期健康发展，从而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维护市场经济有序的向前发展。

就目前法律规定来看，归入全制度仍属于原则性的规定，也就是只在实体法中进行了简单的陈述，具体如何实施即：主体是应该是谁、程序又该如何、实施过程中应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等问题都未做出详细的规定，这也是自归入权制度出现以来，现实中很少真正实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要想将以上问题一一解决，使归权制度真正的落到实处，就必须要对其性质进行深入的剖析。此外对归入权制度性质的分析，对我国今后有关归入权制度的立法也有这很大的促进作用，从以上角度来看无论是实践中还是理论上来看，对其归入权制度性质的分析从而对其进行界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二、上市公司归入权性质探析

(一)上市公司归入权性质之理论学说

就归入权制度诞生到现在，理论法学界就其性质就是众说纷纭，从未达成一致的统一概念，概况目前存在的学说主要有以下三种：请求权学说、形成权学说和取两者之中的综合学说，每个学说也都有相关理论和学者的支持，本文将分别作简要的陈述。

1.请求权学说：请求权是指权利人为达到某种合法利益，得以使相对人为特定行为或不作为一种权利，例如；债权。单从概念上来看，公司归入权符合请求权的概念特征，其本质就是使损害公司利益的股东主动将收益交还公司，公司是主体，通过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请求恶意股东主动的作为(归还非法收益)，最终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目的。该学说的主要法律支撑是我国台湾地区的证券法和民法，其主要特征是，它认为归入权是法律赋予公司的强制性权利。

2.形成权学说：形成权是指通过自己单方面的意思行为就能使某种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一种权利，例如：解除权。此学说认为，只要公司做出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使侵害公司合法利益的股东的非法收益变更为公司所有(法律意义上的变更)，也就是说，它从所有权上面的否定，否定了股东非法所得是收益物权是归自己的，肯定了该收益物权中的所有权归公司的。该学说的主要特征不以法律赋予公司请求权为基础，而是对收益物权之所有权的肯定。

3.综合学说：顾名思义，此学说认为公司归入权即是请求权也是形成权。此学说的本质是将归入权制度分两种情况分析和处理，以期能够更准确的应用。

(二)上市公司归入权性质之我见

通过以上分析，我认为将公司归入权界定为形成权更为合适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践要求，理由如下：

1.从请求权和形成权本质区别来看：请求权要求第三人作为或者是不作为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形成权则是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完成。从法律条文字面意思来分析，从我国新公司法和《证券法》的描述即“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或者“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可以看出，当股东因损坏公司利益而获益时，归入权就已经产生，并不需要公司的另外行使才能产生，公司的行使只不过是现实的收取而已。也就是说公司的单方以表示就已经完成了此项权利，后期诉讼或其它方式的执行，只不过是个补充而已，并非利(归入权)的继续。

2.从归入权在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行使时间来看：在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将归入权规定为除斥期间，从而可以看出来，将其界定为形成权不仅符合我国国情，同时和国际法律发展保持了一致。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上市公司归入权的性质应当界定形成权更为符合我国现实的需要，促进该制度在实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柯芳枝.公司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

[2]刘　艳.公司归入权制度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收益法论文篇6

关键词：CAPM 沪深A股 Fama和MacBeth两步法

一、CAPM模型

CAPM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夏普于1970年在他的著作《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中提出的。在CAPM模型中，只存在两种风险：系统性风险：不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方法分散调的风险。非系统性风险：也被称做为异质风险，该风险属于股票特有的风险，可以通过资产组合的方法来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是股票收益率的组成部分，但是该风险不随着市场波动而发生变化的。现资组合理论指出特殊风险是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来消除的。即使投资组合中包含了所有市场的股票，系统风险亦不会因分散投资而消除，在计算投资回报率的时候，系统风险是投资者最难以计算的。

1、CAPM的前提假设

CAPM模型是对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极端简化，从Markowitz均值――方差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的核心假设是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存在无风险证券，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借出资金；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证券交易没有税收，也没有交易成本，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此外还隐含得假定：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2、CAPM模型理论意义

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投资的必要收益率分为：（1）无风险收益率，即将短期国债利率（或活期银行存款利率）视为无风险投资利率；（2）市场平均收益率，即整个资产市场的平均收益率，当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仅为市场风险的时候，该项投资的收益率就是市场平均收益率；（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所承担的风险与整个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

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包含了一项投资所承担的所有风险，表明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虽然CAPM模型本身的成立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且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是它抓住了证券市场的本质特征。中国证券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与CAPM的假设条件相去甚远，但是CAPM有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实证检验方法

当前，对CAPM及其含义的研究是当代金融研究中最有引人入胜的领域。大量的研究都集中于直接实证检验CAPM的有效性。此外，大量学者通过研究资产组合的收益表现、投资策略的盈利性和资本成本的估计值等等来进一步检验CAPM的内涵。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被投资专家广泛采用。

E（Ri）是资产i的预期收益，Rf是无风险利率，E（Rm）是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βi是系统性风险的测量即beta。市场组合是包含所有可能资产的有效资产组合。

CAPM模型直接的实证含义就是：股票预期收益率和市场风险的线性关系，可以完全解释股票预期收益率的横截面的差异，即由于股票承担了不同的系统性风险，造成股票收益率的横截面差异。因此，通常用横截面回归的方法来检验CAPM的含义。本文主要应用横截面回归的方法来检验CAPM是否有效。

采用横截面回归的方法来检验CAPM是否有效通常分为两步：

第一步，将每只股票的收益率对市场组合收益率作时间序列回归，求出系统性风险（beta）的估计量。回归方程见公式

αi是常数项，βi是股票i的市场风险，Rmt是市场收益率，εit是残差项

第二步，股票收益率对估计出来的βi做横截面回归。回归公式见公式（3）：

（3）

λ0是常数项，λ1是估计的斜率系数， 是用公式（2）估计出来的股票i的市场风险，νi是残差项。估计回归方程（3）的一种方法，就是首先计算每只股票样本期间的均值收益率，然后股票均值收益率对市场风险（ ）做回归。然而，这种方法存在问题，因为股票收益率通常横截面相关且存在异方差，这种回归方法的回归结果存在误导性。

Fama和MacBeth（1973）提出了一种更加精确的检验CAPM的方法。第一步，他们应用公式（3）每个月做横截面回归，然后计算估计的斜率系数（λ1，表示与市场风险相关的风险溢价）的样本均值。第二步，检验斜率系数的月平均值是否显著异于零。Shanken（1992）认为普通最小二乘估计量是有效的，因为横截面估计量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在这种方法中，市场风险即需要每个月进行估计，因此需要用到每个月之前的样本数据，并被称为“滚动betas”（rolling betas）。

一些文献对以上基本的两步估计方法进行了一些改进。但是本文采用Fama和MacBeth的方法来检验CAPM的有效性。

三、数据处理

样本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包含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月收益率数据，数据期间为1991年5月到2011年5月。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观测值用于回归方程（2）估测beta值，本文剔除出了2002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股票以及2002年5月1日之前退市的股票，共有1122只股票满足上述数据要求。每个月对股票收益率简均构造市场组合收益率RM。

上表列出了利用“滚动beta”方法，检验CAPM模型的实证结果。上表中，平均的斜率系数估计量（公式（3）中的λ1）并没有显著的异于零（p=0.9976），截距项显著异于零（p=0.0109）。这表明，沪深A股收益率并没有显示出对CAPM的beta的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拒绝原假设，即CAPM不能解释股票收益率。

四、结论

本文应用利用沪深两市A股股票收益率，应用Fama和MacBeth两步法，对CAPM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并不支持CAPM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Ekkehart Boehmer, John Broussard, Juha-Pekka Kallunki，《Using SAS in Financial Research》，March 1, 2002.

2、Bodie，Z.等著，朱宝宪等译，《投资学》，2007年6版。

收益法论文篇7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收益分配

中图分类号：F2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3-0088-02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企业的微宏观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的管理目标也已经由原来的股东价值最大化逐渐转变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由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所以企业必须要同时满足多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的利益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持续参与和合作。但与此同时，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又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分配冲突。只有合理地解决这一冲突，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才能充分发挥其在企业中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才能更好的为企业服务。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企业的治理也才能更加平衡稳健。

二、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提出及发展

Penrose在其1959年所出版的《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提出“企业应该是人力资产以及人际关系的一种集合”。进而给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一直到196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所才明确地提出利益相关者定义：“利益相关者是没有其支持，企业就不可能生存的这样一些团体”。[1]从今天看来，因其只发掘了其对企业一个方面的影响，且其范围也仅仅局限于影响企业生存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所以这个定义是不够全面的。但同时，它也让人们意识到除了股东之外，企业周边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影响企业存在的群体。再之后，Eric Rhenman又提出了另外的定义：“企业依靠利益相关者来维持其生存，同时利益相关者也需要靠企业来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2]这些定义的提出，使利益相关者理论逐渐变为一个独立的分支理论。1991年，Mitchell提出将利益相关者分为广义和狭义概念。狭义的定义指：“其在企业中投入了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或者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资本，并因此而承担了某些风险的群体”。这样的概念比较不全面，因为它将社会团体和组织、政府等有关因素排除在外；广义的定义指：“所有那些被企业实现其目标这一过程所影响或者可以对企业价值的实现造成影响的个人或者群体”。这一概念的范畴相对来说比较广泛。

三、企业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博弈

为所有的相关者和社会创造财富是企业的目标所在。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利益相关者能为企业提供其独立的贡献，同时他们又互为需要互相联系，总体为企业追求他们共同的利益目标。所以，也可以将企业的存在和运营过程看做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动态博弈过程。

（一）合作博弈理论

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合作博弈。[3]合作博弈指当事人相互作用时,能够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进行博弈时,会形成一种潜在的约束主体行为的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如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始终得不到均衡,那么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导致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最终利益都不能按照预期目标得到实现。[4]

（二）合作博弈的基本模型

1.局中人集合

局中人用集合形式表示为U={1,2,…，N}。局中人集合是指由对系统的结果有影响的所有独立的利益相关者主体所构成的集合。在这一集合中所存在的元素被称为局中人，本文中这些独立的元素即为各个独立的利益相关者主体。

2.特征函数

特征函数是指定义在局中人集合U={1,2,…，N}上的集函数。对于本文来讲，特征函数是指企业的各个相关者合作以后所得到的总收益。

对于任何一种可能的相关者的集合M?哿U，都各自对应一个实值函数I（M），I（M）表示通过U类相关者合作之后企业所得到的总收益额。I（M）应满足的性质如下：

（1）I(M1∪M2)≥ I(M1)+ I(M2)，对于任何M1、M2?奂U且M1∩M2 =Φ都成立。

（2）I(Φ)=0，是指如果合作者不存在时就不会产生任何的收益。

（3）I(U)≥I(U)

（1）和（3）两个式子表示相关者单独存在时的收益一定小于相关者合作之后的收益。则[U,I]称为N个人的合作博弈,I为合作博弈的特征函数。

四、企业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分配——边界值法

边界值法是Shapley于1953年提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应用于解决多人合作博弈后如何进行收益分配的问题。边界值法的分配原理是：为使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达到一定的均衡状态，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给企业带来的边际贡献对相关者收益进行合理的分配。[5]

由特征函数I确定的Du(I)表示在合作U下局中人u所得到的利益分配，那么D(I)=(D1(I), D2(I), …,DN(I))即为整个企业其中的一个分配方法。其中,Du(I)应满足两个条件：

集体合理性。Du= I(U)，局中人可以将企业所有的收益所得分配完；

个体合理性。Du(I)≥I(u)，多人合作的收益多于相关者自己单干的收益。

另外，Shapley又提出了合作博弈中利益分配的边界值法三公理，主要包括：

相加公理。如果N个利益相关者若同时进行两项合作，两项合作的分配之和即为每个利益相关者的总分配额。用公式表示即为D(P+Q)=D(P)+D(Q)，P与Q为任意两个在U上的特征向量；

有效公理。完全分配，Du= I(U)，即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收益之和等于全体利益相关者合作之后企业所得到的总收益。

对其所参加的任何一个合作都没有作出任何贡献的利益相关者u所得到的利益分配值为0；

对称公理。即利益相关者因共同合作而分配得到的收益与他们被规定的记号顺序u没有关系。满足以上三个公理的值叫做边界值。

这样看来，由于N人的合作博弈可以有很多个解，那么怎么去获得一个合理且惟一的解是成为了解决冲突的关键。边界值法证明了对任意N个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博弈，边界值的唯一存在性，边界值可由下面的公式求得：

Du(I)=W（M）[I(M)-I(M/u)]，u=1，2，…，n

W(M)=[(n-M)！（M-1）！] \n！

其中，M是子集M中相关者的个数，M\u是子集M中除去相关者u后的子集。I(M)与I(M\u)的差值是相关者u对子集M的收益所做的贡献的值。

五、结论

本文结合博弈理论提出了均衡利益相关者之间收益分配的边界值法，通过此方法协调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推动了企业的稳健发展。虽然此方法具有合理、公正等优点，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边界值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在计算收益分配前，必须要知道各种相关者组合的收益数值，这样就使得估算变得复杂起来，所以此方法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参考文献:

[1] 张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分析[J].技术与市场，2008（7）:71-72．

[2] 孙 晓.利益相关者理论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09（2）：10-11．

[3] 徐幼民.基于合作博弈的企业分配理论[J].湖南大学学报，2006（5）：73-78．

收益法论文篇8

录

一、事后受贿的概念…………………………………………………………………4

二、事后受贿的认定前提……………………………………………………………5

（一）受贿罪的罪质…………………………………………………………………6

（二）受贿罪的保护法益……………………………………………………………6

（三）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及其构造…………………………………………………6

三、事后受贿的定性处理……………………………………………………………8

论 文 摘 要

受贿罪由于内部构造的特殊性，往往表现出繁杂的非典型形式，其中尤以事后受贿最具代表性，造成认定上的困难。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收受财物发生于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利之后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三种：职后兑现型的受财行为，职后斡旋型的收受行为，先谋后收型的受财行为。本文主要对第三种情形先谋后收的受贿行为的认定进行探讨。对事后受贿认定首先要明确以下前提：第一，受贿罪的罪质，即受贿罪的惩罚核心，就受贿罪而言，其不法核心本质在于不法协议的缔结。第二，受贿罪保护的法益，大体来说，有公务行为的公正性、公务人员廉洁制度说、职务不可收买说等主张，本文赞同以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来论述事后受贿行为的认定。第三，受贿罪的实施行为是索取、期约和收受贿赂行为直接侵犯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不可出卖性。其次在对事后受贿的定性处理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事后受贿限定于先谋后收的行为，即行为人利用其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之后，明知是自己的职务“报酬”而予以收受或向请托人要求、期约贿赂的行为，行为时双方没有关于贿赂的约定或案发后无充分证据证明有关于事后兑现贿赂的约定。事后受贿中的事前行为是否违背职责要求，就并不影响其整体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第二，事后受贿罪中的所谓事后故意，具有犯罪故意性，符合犯罪故意的基本原理。第三，事后发生的受贿故意与通常所言的典型受贿罪的事前故意，在规范意义上具有等置性。

关键词：事后受贿 罪质 保护法益 索取 期约 受贿故意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了受贿罪，它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由于本罪内部构造特殊，往往表现出繁杂的非典型形式，造成认定上的困难，其中尤以事后受贿最具代表性，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事后受贿的概念

在刑法中，关于“事后”的提法并不多，汇总起来大致有犯罪故意类型中的事后故意；状态犯中的事后不可罚的行为；分则中的事后抢劫行为等。从这些有关“事后”的要领中可以看出，所谓事后，是指主要的犯罪事实发生于后的情形，它指代的是时间要领在刑法中不具有构成意义。在受贿罪中，由于该罪构成要件事实的多样化，可能发生某些构成事实间的错位现象（相对于先谋后收的标准情形），即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先实施了一定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事后收取财物，或离退休人员利用曾经的职务关系为他人谋利，从而收受财物的行为，如此行为均区别于典型的受贿罪，由于构成事实上的细微差别，导致其罪行认定的疑难，需要我们耐心区分。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收受财物发生于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利之后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

1、职后兑现型的受财行为。本类型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与请托人达成合意，利用在职时的职务便利实施职务行为为其谋利，等离退休后兑现贿赂。

2、职后斡旋型的收受行为。即曾经担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行为人在其离退休后，利用其原有职务的影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从而索取或收受贿赂的行为。

3、先谋后收型的受财行为。即行为人利用其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之后收受贿赂或要求、期约贿赂，在实施一定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时或之前没有实施收受贿赂等行为，也没有或无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有关于事后兑现贿赂的约定，而在谋利之后行为人收受或约定贿赂时，明知是因为自己的职务行为而获得或约定此贿赂。这里的“谋”是指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利，这里的“后”是将收受等行为限定在为他人谋利之后，在时间上既可以在任职期间收受，也可以是离职之后。

第一种情形，职后兑现型的受财行为实质上是典型受贿罪的简单变异，仅仅在犯罪的实施步骤上进行了变通，其实质就是受贿罪，因为主观上有关于贿赂的谋意，客观上利用了职务之便做出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目的在于将来的收受财物，尽管收受贿赂时行为人已离退休，已不具有职务身份，表面上不符合典型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但笔者认为，收受时的无职务身份不影响行为的犯罪性，因为理论上认为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针对的并不是收受财物的行为，收受贿赂时不需要职务起作用，换言之，行为人在接收或与请托人约定贿赂时并不需要利用职务之便，所以即使行为人已离退休，他的行为仍然侵犯其职务的廉洁性，理应以受贿罪论处。

第二种情形，曾经担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人在其离退休后利用其原有的职务影响，为请托人谋利，从而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是否构成犯罪，对此理论与实务界曾有过争论，1989年“两高”《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曾规定：“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人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的，以受贿罪论处。”这一解释的产生在当时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在刑法理论上它是欠科学的。我们认为，离退休人员的这一行为不能构成犯罪。理由如下：其一，主体不适格，离退休人员已不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二，主体缺少职务要件，离退休人员利用的是由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影响，但实际上已无职务成分，此处的影响不具有职权的紧密相关性。其三，客体不存在，离退休人员已经脱离原职，因而不存在职务廉洁性被侵害的可能。因此这一解释于情于理不合，令人欣慰的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这些补充规定和司法解释均已失去法律效力。在现行刑法规定下，难以将其定罪，笔者赞成对其单设罪名予以规定的主张①，但那将是刑法修订的事情了。行文至此，上述两种情形的认定已明了，它们的认定困难在实践中已不再凸现，前者是受贿罪的行为分离实施，应列入受贿罪的范畴；后者是非罪行为，无深入探讨必要。以下对第三种情形先谋后收的事后受贿行为的认定进行探讨。

二、

事后受贿的认定前提

关于本文事后受贿行为的定性，理论与实务界说法不相同，肯定说与否定说

互不相让，本文在此先不下结论，认为解决该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以下前提：

第一，受贿罪的罪质。这里需要解决受贿罪的惩罚核心，也只有先将此明确，在解释论上，我们方可确定该罪的构成要件，进而做出事后受贿行为与该罪构成要件间的符合性判断。所谓罪质，即某罪的不法核心，它与某罪的保护法益是统一的，就受贿罪而言，其不法核心“乃在于公职人员允诺实施特定之公务行为，而公务行为之相对人则以支付物质或非物质之利益作为相对代价所形成之所谓不法协议，此亦即贿赂罪违法性之所在。因此，贿赂之本质乃在于此等不法协议之缔结。”②

第二，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对此理论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③大体说来，有公务行为的公正说、公务人员廉洁制度说、职务不可收买说等主张。上述法益学说的不同，直接导致受贿罪处罚范围大小变化，从各自界定的范围来看，上述法益主张间有交叉，但在总体上，公务行为公正说的范围最为狭小，而公务人员廉洁制度摩拳擦掌范围又过于宽泛，实质上它所约束的不是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而是其身份之下的一切不廉洁行为，包括那些与其职务行为无关的不廉洁行为，考虑到我国现阶段贪污贿赂案发案率很高，从刑事政策角度，我们不宜选择打击面过大的公务人员廉洁制度作为该罪的法益，位于二者之间的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在范围上较为适中，故本文赞同该学说，并以此来论述事后受贿行为的认定。但需要说明的是，将本罪的保护法益冠之以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在语言上有失精确，笔者的意见是将其概括为职务行为的不可出卖性，尽管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在语言习惯上，一般理解的不可收买性是针对收受人而言。总而言之，即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不可通过收买的方式获得；反言之，职务行为不可被公务人员予以出卖用来谋财。因此，公务人员的受贿行为侵犯的是其承担的对公务行为的忠诚义务，当然也就包括不能将其出卖的义务。

第三，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及其构造。法益具有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论机能，根据上述对受贿罪法益的确立，简要分析该罪的实行行为。关于该罪客观要件的界定，涉及到利用职务之便和为他人谋利的构成属性，对此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限于篇幅恕不赘述，仅将本文观点予以阐述。国内理论界通说认为，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但对其进一步的归属未做探讨，既然是客观要件，那么是行为要件还是其他的构成要件，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在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中，其构成要素包括：危害行为、犯罪结果、犯罪对象、因果关系、时间地点等。利用职务之便在受贿罪中最能靠得上的是行为要件，但深入分析尚不能武断得出它是行为要件的结论，在受贿罪的实际发生中，利用职务之便，一方面表现为受贿人索取或收受财物的凭借、对价，另一方面利用职务之便做出的职务行为可能就是请托人希望的利益所在，此时的利用职务之便表现为独立的职务行为，同时与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发生竞合。因此，从事实意义上分析，本罪的行为可能有索取、期约、收受贿赂行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一定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利的行为），表面上看来似乎本罪是复行为犯，但从规范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角度分析，作为犯罪客观要件一部分的实行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类型性，因为它是对众多的危害行为的抽象。实质上，最为关键的是它必须是具有法益侵害的紧迫危险性的行为。③

在上述两种行为中，索取、期约、收受贿赂行为直接侵犯公务人员的职务行为不可出卖性，首先应该罪的实行行为，也正因为此，大陆法系刑法将此行为作为受贿罪的不法核心。至于为他人谋利的职务行为与受贿罪职务不可出卖性的法益之间，均不具有类型性的现实的侵害危险关系，根据受贿人的职务行为与其职务关系可以划分为：正当行为和不当行为，当其实施的是正当行为，即为他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时，很显然其职务行为并无法益侵害，即使其实施的是违背职务要求的不当行为，单纯此行为也不足以构成贿赂罪，而是相应的渎职犯罪了。所以，只实施为他人谋利益的职务行为，尚未对其职务行为的不可出卖性造成侵犯。基于上述论述，本文认为，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索取、期约和收受行为，利用职务之便做出的违背职责行为仅为从重处罚情形。为他人谋利实行行为时与职务行为竞合，与利用职务之便一样并不能成为构成行为，为他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时，行为人违背职责要求，可以认为是从重处罚情节，就其构成要素归属，我们认为，可以将其划定为客观行为要素的行为状况，是构成行为的不可缺少的附随情状，而其本身并不单独独立成为受贿罪的构成行为。由于本罪的实行行为只有索取、期约和收受行为，因而也就不存在多个行为间的排列顺序问题，职务行为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都不是实行行为，它们之间的发生顺序也就不影响收受贿赂行为的罪刑，进而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先收受财物后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实受贿），还是先为他人谋取利益后收受财物（事后受贿），在犯罪构成的行为要件方面应该是等置的。

三、事后受贿的定性处理

如前所述，本文的事后受贿限定于先谋后收的行为，即行为人利用其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之后，明知是自己的职务“报酬”而予以收受或向请托人要求、期约贿赂的行为，行为时双方没有关于贿赂的约定或案发后无充分证据证明有关于事后兑现贿赂的约定。对该事后受贿的情形，有学者将其概括为酬谢性贿赂。可以说概括提示了事后受贿的主要特征，此外我们认为，尚有以下几点需要明确：此种类型的受贿行为是否必须以事前约定为条件。对此，学界存争论，且观点纷呈。⑤ 本文认为，对其争议并无意义，既然有了事前约定（期约）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已经做出，受贿罪就已成立，而且还是典型形态，所以，这里讨论的事后受贿就应当是事前无约定，或者是无证据查明有此约定，此为其一。其二，事后受贿行为是否以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到了利益为必须。此问题在实践中倍受关注，大多持肯定态度，认为必须是行为人利用其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到了利益。我们赞同这种理解，因为实践中该类案件的发生绝大多数是行为人为他人谋到了利益，正因为此，请托人才会感谢，行为人才会收受贿赂，无功不受禄是一种“交易惯例”。作为例外的无功也受禄情形，行为人并没有出卖其职务，因为其未成功的职务行为对请托人无任何价值，事后他所送的财物已不具有职务的关联性，缺少与为他人谋利的对价关系，因此便不具有贿赂属性。其三，事后受贿行为是否以行为人事前的为他人谋利行为违背其职责为必要。这里的违背职责是指违背法律、行政规章与服务规则之规定以及违反上级公务员之命令等。我国台湾刑法中有违背职务之受贿罪，它是单纯受贿罪的加重犯。日本刑法第197条之三规定专门的事后受贿罪，是指曾任公务员或仲裁人的人，在其在职时接收请托，在职务上曾从事不正当行为或不从事应当作为的行为，收受贿赂或要求、期约贿赂的行为。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日本的事后受贿与我们所探讨的事后受贿不是同一概念。全心全意的事后受贿发生在职后，而且必须是因职务上的不当行为或不从事应当作为的行为，即必须是违背职责要求的行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理解的事后受贿行为，并不要求行为人违背其职责要求，⑦行为人事前的职务上的行为是否违背职责对其全部行为的定性影响不大，违背职务要求侵犯的是人们对其职务公正的依赖，我们认为，受贿罪的法益是职务的不可出卖性，二者相比职务依赖要求较高，属于高标准的法益，以其为指导必然导致受贿罪构成要件的收缩，所以，我们选择后者作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符合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那么在此之下，事后受贿中的事前行为是否违背职责要求，就并不影响其整体行为的刑事违法性。

经过上述前提讨论后，本文所要阐述的事后受贿行为是否符合典型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的认定，就变得简化多了。剩下的工作我们只需讨论事后受贿罪中的所谓事后故意，是否具有犯罪故意性，是否符合犯罪故意的基本原理后，便可对事后受贿行为的性质作出判断。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受贿故意，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受贿故意，是指“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非法收受贿赂的行为，是一种损害其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而故意地实施这种行为。因此在受贿罪中，不仅包括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而且包括为他人谋利益作为非法收受财物的交换条件，即权钱交易的故意。因此，事前没有贿赂的约定，由于行为人正当行使职务行为在客观上对他人形成利益，为此受益人在事后向行为人给付财物表示感谢而行为人予以收受的所谓事后受财行为，由于行为人主观上虽有收受财物的故意但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交换而收取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不构成受贿罪。”⑤ 此观点从受贿罪故意内部构造的角度，论述了事后受贿行为的非罪性。在阐述中，论者提出了受贿罪的故意必须包括权钱交易的故意，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犯罪故意是对犯罪构成要件客观构成事实的表象和容忍。犯罪构成中的客观事实包括行为、结果以及因果关系等事实，该观点提出权钱交易的故意，显然将权钱交易作为行为来看待，可是在受贿罪中，其行为内容并不包括权钱交易，其行为只有索取、期约和收受贿赂的部分并无权钱交易。权钱交易是受贿罪的本质，是受贿罪所有行为的浓缩，并非具体行为。此外，事前无贿赂约定的事后受贿，行为人明知是其职务酬劳而予以收受，同样也是权钱交换，唯一不同的交易顺序方面，由此可以认为，用权钱交易的故意否定事后受贿的有罪性理由并不充足，因而本文不予赞同。

学界另有观点从事后受贿行为侵害法益的角度，论述了其行为的有罪性，认为：“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他人交付的财物是对自己（所许诺的）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就完全可能成立受贿罪。故当国家工作人员认识到他人交付的财物是自己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而仍然索取或收受时，就表明行为人希望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侵害。”③本文赞成此观点及其论述，但同时认为，此认识尚未全面论述事后受贿与典型受贿在故意内容上的同一性，换言之，我们还需将事实上事后发生的受贿故意与通常所言的典型受贿罪的事前故意，在规范意义上的等置性解释清楚。根据上文所述，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索取、期约和收受。犯罪故意是对危害行为及其结果的表象，因此，受贿罪的故意是以索取、期约和收受行为为核心，事前受财然后为他人谋利的故意里包含着收受行为；事前约定先谋利后受财的故意里同样包含着期约行为；事先无贿赂约定并为他人谋利，尔后受财的，仍然存在上述行为。在这些情形中，无论故意发生在哪个阶段，它都是对索取、期约和收受行为的表象。而且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受贿案件中，其故意心态是与其所要表象的行为等事实要件同在。从这一点出发，所谓事后受贿中的事后故意并不“事后”，因为真正成为该行为不法核心的是在明知该财物的性质的情形下而做出的收受等行为，故意与其针对的事实在同一时空，并非行为在先故意在后，事后故意只是表述问题。据此，将事后受贿行为认定为犯罪并不违背刑法中的责任主义原则。刑法中的责任主义认为，只有行为人基于非难可能的意思活动，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才能对行为人进行法律上的非难（责任）。

⑥ 由此，针对事后受贿难免有以下疑问，行为人先前的职务行为并不是在基于非难可能的意思活动支配下实施的，仅仅因为事后的受财而将其一体地作为受贿罪的惩罚对象进行非难，是事有悖责任主义原则。对此质疑，笔者认为，事后受贿中的事前职务行为并非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仅是索取、期约和收受行为的行为凭借或其对价，它在实施时不要求具备责任故意。此外，我国刑法中表述的“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将收受行为置于谋利行为之前，这只是表述问题，并不意味着只有先收受财物，后谋取利益才是受贿，反之同样构罪。立法用语的顺序不能决定犯罪构成要件的模式。

总之，尽管事后受贿行为在主观方面不具有典型受贿罪的故意“先在性”，在行为实施上发生了部分错位现象，但均不影响其符合刑法预设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参考文献资料：

①陈兴良 王玉珏 《法学》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②蔡墩铭 《刑法分则论文辑选》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4年版

③张明楷 《法益初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④陈兴良 《刑事法判解》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收益法论文篇9

关键词：市场化进程 治理环境 控制权私人收益

问题的提出

上市公司大股东掠夺问题在公司治理中属于一种新的问题。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是一个典型。在证券市场中也爆发出种种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案例：大庆联谊、三九集团、万家乐、银广夏、琼民源（中关村）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案例的出现无情地揭示出我国部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给相关公司和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巨大灾难，大股东控制权的滥权现象使得公司管治再度成为公司实务界、理论界及监管层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由此，控制权收益便进入到人们的视野。Grossman and Hart（1988）首次提出了控制权收益的概念，即控股股东通过行使控制权而占有的全部价值之和。它由两部分组成：公共收益和私人收益。前者是公司所有股东都可有享受到的收益，而后者就只有控股股东能够享有的收益。私人收益越高，就表明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侵害的程度越大。本文根据1997-2010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及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等，实证分析了我国市场化进程、治理环境与大股东侵害的关系。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理论上，研究影响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具体因素和机制，也即抑制控股股东实施侵害行为减轻大股东问题能够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最新的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法律制度；另一个是法律外制度。其中，法律外制度主要包括市场环境、公司质量等。

在法律制度方面，由学者组合LLSV开创的法与金融（Law and Finance）理论主要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法律差异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治理实践等方面的影响。这些研究注意到加强小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的重要性。并指出对小股东权益法律保护越完善，控股股东获取私有收益成本越高，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小（LLSV，1997、1998、2000）。还认为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有助于降低与自由现金流相关的成本，减少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性。Dyck和Zingales（2004）则发现，资本市场越不发达，所有权就越集中，私有收益也就越大。Jens，Collins，Kevin（2008）分析了欧洲和美国市场上投资者保护与银行间并购公告价值效应的关系时表明，收购银行在目标公司在投资者保护低的环境中（大多数欧洲经济体）所能实现的收益比在投资者保护高的环境中（美国）要高。

在市场环境上，首先表现在社会规范的作用。社会规范指的是无法依靠权力机构实施的约束自利行为的非正式行为规则。Coffee（2001）认为LLSV关于普通法优于大陆法的观点过于简单，公司行为是由社会规范而不是由法律规则来塑造和决定的。对于具有相似法律规则和实施体系的两个法系其控制权私人收益却差异很大，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可能是社会规范的差异。Coffee用社会凝聚和同质来度量社会规范。他认为北欧（斯堪的那维亚）法系社会凝聚和同质性高，因而对小股东的掠夺程度低；而法国法系国家社会凝聚和同质性差，因而对小股东的掠夺程度高。同时，他还用对控制性股东是否应该攫取私人收益的认同态度（即认为合理还是不合理）来度量社会规范。他认为美国企业的经理人受到并不认同内部人应该攫取私人收益的社会规范的约束，而欧洲则相反，认同内部人应该攫取私人收益的社会规范中。从而解释了社会规范是形成国家间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差异的中心原因。此外，在市场环境层面上，控制权竞争度越高，控股股东获取私有收益难度越大，私有收益也越低（Demsetz和Lehn，1985）。Zingales（1995）也指出，如果大股东对公司具有强有力的控制，那么将阻碍来自外部的控制权竞争，从而更有可能使大股东更容易攫取私有收益，从而提高公司控制权溢价。根据Dyck and Zingales（2004）的研究，会计标准（以CIFAR指数度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偏差单位，私有收益的值降低9%，执法指数（以IBR指数度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偏差单位，私有收益值降低7%。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和理论，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与经验研究都支持以下观点：抑制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控制权私人收益有助于降低减少委托-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效率；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条款和各地区法律执行力度的差异等治理环境对抑制控制权私人收益影响较大，治理指数越高，对投资者利益保护程度就越好，降低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研究设计

（一）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计量

国外学者衡量大股东侵害度的方法都是通过计量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方法来进行。大致有三种计算方法。第一种方法由Lease，McMconnell and Mikkelson（1984）提出，其研究对象是公司中具有差别的两种股票，这两种股票有相同分红权但投票权不同，利用这两种股票的价差来衡量控制权的价值。第二种方法由Barclay and Holderness（1989）提出，他们认为控制权变更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价值等于收购价与交易宣布后的市场价的差值，并称其为控制权溢价。第三种方法由Hanouna， Sarin and Shaprio（2001）提出，他们以控制权交易价格和小额股权交易价格的差额来估测控制权的私有收益。

本文选取第二种方法，但对其计量模型做了改进以便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唐宗明等（2002）一样，用每股净资产来代替市场价格。正如马磊等（2007）所认为的，属于所有股东的预期正常现金流是大家都可以分享的，不应该属于私有收益，不剔除的话会高估控制权私有收益。因此，PBC计量模型为：。其中p表示协议转让价格，na表示每股净资产，cf表示预期现金流（用协议转让前3年公司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来表示），表2示协议转让股权占总股本的比例。

（二）公司内外治理指标的衡量

在我国，尽管所有公司都运用统一的经济法规和会计标准（因为都是国内A股上市公司），但这些上市公司所处的地域环境是不相同的。不同地域的法律执行效果、市场环境都是有差别的，因而在理论上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是有差异的，由此可以用这些有差异的地区治理环境指数来做实证分析。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表明：2007年度市场化最高的上海评分为11.71分，而市场化指数最低的只有4.25分，二者相差近三倍。这个市场化指数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该指标可以近似替代各地区公司环境指数。本文还选用其中的法治水平指数，它主要包括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对市场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四个方面。这些都与司法效率密切相关。因此，本文的治理环境指数包括：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这些指数越大，代表治理环境越好，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越高。

由于本文主要目的在研究法律内外环境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关系，因此，在公司质量上的因素中主要作为控制变量来讨论。在公司质量上，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规模、业绩成正比。这是因为公司规模越大，越容易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和监督，因此，大股东也就相对不容易实施掏空行为；同时，业绩越好的公司，由于本身的公司章程和运作都比较规范，相对减少了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攫取，结果让公司业绩变得更好，变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在这些公司质量相关的内部因素中，本文主要选用的是：转让前第一大股东股份比例，转让价格水平，资产管理效率（总资产增长率），每股净资产，公司规模。

（三）样本公司的选取标准与数据来源

第一大股东在协议转让前后发生变更，实际控制权发生转移。必须是交易双方自愿并按市场规则进行的，避免控股股东是为纯粹的炒作而进行的股权转让。转让已经成功，且不存在关联交易。股权交易有公开的可获得的交易价格及相应的财务数据，剔除数据不全的。这样，进入样本的共有268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与数据均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四）模型设计

参照国内外同类研究的方法，本文采用层级多元回归的形式进行分析。先后研究市场化水平、中介组织与法制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等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影响。为了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加入了行业与年份控制变量。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PBC为控制权私有收益，IND和YEAR为控制行业和年度的虚拟变量，各变量见表1。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发生控制权转移公司相关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可以看出，控制权转让中包含的股份数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有很大的变化，最大有70%，而最小的只有0.87%，平均为28.57%。而国外一般认为发生5%的股权转让就意味着控制权的转移（唐宗明、蒋位，2002）。转让价格在每股0.1元到14.16元之间变动，平均为3.14元。而被转让公司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4.1%，这说明业绩差的公司容易发生控制权转移，平均总资产收益率为负也表明了这种情形。

（二）控制权私人收益特征描述

控制权私人收益不同行业特征。表3列出了1997-2010年我国控制权私人收益不同行业特征，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中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最高，平均达到10.9%，其次是第三产业为8.18%，第一产业的最低，为0.09%。说明二三产业中，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更为严重，更应该引起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

控制权私人收益不同区域特征。表4列出了1997-2010年我国控制权私人收益不同区域特征，可以看出，东、中、西三大区域中，西部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最高，平均值达到11.98%，东中部相对较小，说明西部区域企业中，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对更为严重，这可能与不同区域的治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下面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有所体现。但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平均高达8.49%，高于世界上各国的平均水平6.38%（Dyck and Zingales，2003）。更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比如英国（2%）、美国（2%）、新加坡（3%）等。

（三）影响因素分析

表5列出了这种关系的多元回归结果。表5中最后一列列出了每个回归方程中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最大值，只要VIF值不超过10，多元回归模型就不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回归方程基本不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并且可以看出所有方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从回归结果整体上来看，本文治理环境指数所包括的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都与控制权私有收益呈负相关关系，总体上说明治理环境越好，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获取越具有抑制作用，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剥削程度会越低，并且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不大。这与La porta 等（2000）所得出的结论在原理上是一致的，他们的结论是法治水平越高的国家，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水平相对来讲要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分别对所有权类型（国有/非国有）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结果没有显著性差异，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没有列示出来。

在公司质量本身因素中，转让前第一大股东股份比例，说明股权越集中越有利于大股东侵害行为的发生；资产管理效率（总资产增长率）、每股净资产都与PBC成反向关系，表明公司经营状况越好，投资者的利益越容易得到保护。这都表明公司的质量和本身的特征变量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很大，资源越能得到充分利用对公司股东的利益也就越能得到很好的保护。但不是所有的公司本身特征因素对PBC都有影响，比如固定资产率与公司规模等因素与PBC的关系不显著，这说明，在降低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中国股市，类似于固定资产率与公司规模等公司内部特征的作用不是关键所在。

研究结论

股权高度集中容易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大股东控制，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体现着大股东的侵害水平。在不同的产业当中，第二三产业中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较高，说明第二三产业中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更为严重，更应该引起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而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中，西部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最高。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在1997-2010年间平均高达8.49%，高于世界上各国的平均水平，说明加强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在我国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空间。研究发现包括市场化程度、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条款和各地区法律执行力度的差异在内的公司治理环境对投资者利益保护所起到的作用显著，对抑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效果明显；而在内部影响因素中，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部分内部因素的抑制作用明显，部分不明显。因此，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改善治理环境，强化对法律的执行力度，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等是减少控股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极为有效的途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对各地区法律执行力度采取更为精细的衡量指标等。

参考文献：

1.唐宗明，蒋位.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2(4)

2.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马磊，徐向艺.中国上司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5)

4.Barclay,M.,and Holderness,C., Private Benefits from Control of Public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25)

收益法论文篇10

关键词：反向投资策略；适用性；实证分析

基金项目：中国证券业协会科研课题一般项目（SAC2008KT-YG04）

中图分类号：F832.51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证券市场效率不高，投资者存在诸多的非理性心理和行为时，价格会系统性地偏离价值，出现高于或低于其合理区间的情况。基于投资者有限理性及卖空限制的假设和投资者的有限的信息加工利用能力，行为金融学提出反向投资策略，即寻求并确定由于投资者系统性的行为偏差和心理错误所引起的证券定价偏差，在大多数投资者认识到这些错误之前投资于这些证券，并随着大多数投资者意识到这些错误并投资于这些证券时卖出这些证券。本文试图随机选取样本股票，运用反向投资策略检验模拟投资效果，以期给中小投资者策略建议。

二、反向投资策略原理

反向投资策略又称逆向投资策略，是指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的投资方法。其主要论据是投资者心理的锚定和过度自信特征。

反向投资策略的提出最初是基于Debont和Thaler（1985，1957）对股市过度反应的实证研究。Debont和Thaler在选取样本（1926～1982）时发现，美国证券市场上，在测试前3～5年，持有比道琼斯指数表现差的股票组合收益小，而比道琼斯指数表现好的股票组合收益大，但是之后的3～5年内持有前者的收益明显超过了后者。我国学者王永宏等（2001）对国内股市反向投资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的结论验证了国内股市反向投资策略的合理性。

在实践中，反向投资策略在长期投资中受到相当多机构投资者的青睐。以国内排名靠前的华夏大盘精选、交行增利、泰达荷银和合丰成长为例，通过公布的数据来看，在2007～2008年多次采用反向投资策略进行操作，都获得了良好的收益。

三、研究步骤和实证检验

（一）样本空间。样本数据选自沪市和深市100支A股股票，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随机性，本文样本股票选择沪市代码为600000～600067共50支股票；选择深市代码000001～000058共50支股票。数据选取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共18个月的股票交易数据，考虑到我国股市涨跌停板等重大制度的影响和数据的连贯性、可比性，对检验期内退市的股票进行了剔除。价格涨跌均按照股票的日均价计算。股票数据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省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省略）和大智慧股票数据软件。

（二）研究步骤

1、将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这18个月时间分成三段，每段6个月。对于反向投资策略每6个月的前两个月作为排序期（用于排序，确定分组），后四个月作为检验期。

2、在每一个排序期内，计算个股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并进行排序，累计异常收益率较高的前15支股票作为赢家组合，较低的后15支股票作为输家组合。

3、反向投资策略采用排序期末卖出赢家组合、买入输家组合，检验期末买入赢家组合、卖出输家组合的投资方法。

4、在相应的检验期中，计算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计算组合的累计异常收益率，即两组合中股票的累计异常收益进行平均。

（三）指标的计算

1、期望收益率ERit。理论上股票期望收益率（正常收益率）有三种计算方法：一是市场调整法；二是市场模型法；三是CAPM法。市场调整法和市场模型法都是单因子CAPM法的变形，Fama（1998）建议用市场模型法来确定期望均衡收益率，而DeBondt和Thaler（1998）用的是市场调整法，将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变动外不再考虑其他风险调整因素，并且所有的股票都服从相同的调整。国内有些学者采用了CAPM法，但CAPM法受到诸多严格假设条件所制约，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实证结果。

无论使用哪种模型，都不应该影响主要结论。对于一个系统风险较大，齐涨齐跌现象较频繁的证券市场，市场调整法更简练更贴近现实，并且由于很多研究都表明CAPM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难以成立（孙竹，2007）。

本文采用市场调整法计算期望收益率，套用新上证综指收益率作为期望收益率，即：

ERit=■RitXit（1）

其中，Rit是样本股票i在t期的收益率；Xit是股票i在t期的市值在整个市场中市值比重。

2、异常收益率ARit。股票的异常收益等于该股实际收益率（也称为对数收益率）减去期望收益率：

ARit=Rit-ERit（2）

Rit=lnPit-lnPi（t-1）（3）

其中，ARit为股票i在时间t的异常收益率；Rit为股票i在时间t的实际收益率；Pit表示t期第i种股票的价格，Pi（t-1）表示t-1期第i种股票的价格。

3、平均异常收益率ARRi。平均异常收益率是T个交易日每日异常收益率的平均值：

ARRi=■■ARit（4）

4、累计异常收益率CAARit。累积超常收益率是样本股票i在t1到t2时间段平均异常收益率的累加：

CAAR（t1，t2）＝■AARt（5）

5、t统计量检验

t＝■（6）

其中，*代表累计异常收益率；S（*）表示样本的标准差；n为样本数值。理论上，累计异常收益率应服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因此可以通过t统计量是否为0来检验是否有异常。如果统计结果不显著，则认为股价波动是一种随机事件，任何投资策略都不会产生异常收益；如果统计结果为显著，则认为投资行为不同会产生不同异常收益。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实证数据用SPSS13.5工具处理，结果如表1所示。（表1）表1总结了针对反向投资策略的主要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反向投资策略在总体上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反向投资策略效果理想。在三组数据中，赢家组合、输家组合和赢家-输家组合的累计收益率的t统计量都比较显著。在2010年组合的累积收益率显著存在；在第三组检验期，国内股市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大部分股票出现了负收益，但是用反向投资策略进行投资亏损较少或出现正收益，说明该投资策略在我国股市尤其是牛皮市时适用性良好。

（二）反转策略的超常收益率较为可观。这与我国市场独特性有关。由于我国对发行新股票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较严等原因，国内有不少优秀公司没有直接在深沪两市挂牌，而是利用“壳资源”上市，即优质公司对经营不善甚至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进行重组，借壳上市。这一举动使其股票基本面发生改变，导致股票二级市场定价随之发生剧烈变动。

五、启示

反向投资策略是典型的行为投资策略。一般来说，在典型的熊市即整个股票市场出现持续的衰退时，应该选择反向投资策略；在典型的牛市即整个股票市场出现持续的繁荣时，采用反向投资策略效果不太明显；在股票市场的表现不是很极端，即通常所说的牛皮市时，投资者选择反向投资策略也会获得比较理想的投资收益。

另外，对于我国股市而言，存在比较明显的过度反应，运用反向投资策略在理论上能获得比较客观的预期收益。但是，中小投资者总是晚于庄家使用投资策略，这就导致了跟庄行为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亏损。因此，中小投资者使用与庄家相反的投资策略也是有效的方法。

（作者单位：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封文丽，刘晓磊.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前沿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