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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管理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4 05:16:04

收益管理论文

收益管理论文篇1

收益管理能支配我们生活

乘坐同一航班、同等级座位的乘客，购买机票的价格却不尽相同，有的甚至相差一倍或者更多；入住同一饭店，同样级别的客房，房价却大不相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购买或预订机票/客房的时间不同。午夜时长途电话的资费或者用电收费要比白天便宜很多。在同一餐馆用餐，午餐时打八折，晚餐时却没有任何折扣。以上所罗列的现象，每天都发生在我们周围。实际上，这些行业都在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应用一种先进的管理方法一一收益管理(N)N。

收益管理理论最早起源于美国航空业。在1978年《解除航空公司管制法》颁布以前，美国政府制定了统一的国内票价，根据飞行的距离来衡量航空业的平均成本，所有航空公司的航班只要是飞行距离相同，都必须执行相同的票价。1978年以后，伴随着价格管制的解除，收益管理应运而生。当时出现了一家新的航空公司——人民捷运公司，推出了低价机票。一些大航空公司，如美洲和联合航空公司为了与人民捷运公司竞争，将一部分座位以低价出售，但同时将剩余的座位仍然以高价出售。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既吸引了人捷公司那些价格敏感型的顾客，同时又没有失去高价顾客，结果大量人捷的顾客转投大航空公司，人捷最终破产。人捷公司前主席DonaldBurr认为，人捷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收益管理系统。

收益管理在饭店业、汽车出租业、航运业、影剧院业、广播电视业和公用事业等行业同样获得了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的企业，在没有重大支出的情况下，收益增加了3%-7%，利润增加了50%-l00%。甚至有人认为：“那些忽视应用收益管理使收益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将失去竞争力。”《华尔街杂志》认为在目前出现的商业策略中，收益管理是排在第一位的，并称收益管理为一种有待探索、前途光明的实践。

收益管理的适用条件

随着收益管理理论的成熟，人们在很多行业中应用收益管理。事实上要把任何经济部门排除在收益管理的市场魔力之外，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如此，收益管理在具有以下特征的行业中应用最为有效：

产品无法储存(易腐烂的存货清单)。存货是很多企业缓解供求矛盾的重要手段，但是有些行业没有存货，因为他们所经营的产品是无法储存的。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如果不能在给定的时间内售出，产品的价值便消失了，同时通过销售产品获得收益的机会也随之永远的消失了。最具代表性的行业就是服务业，不可储存性是服务业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相对固定的生产能力(相对固定的容量)。很多行业的生产能力是刚性的，在短期内无法根据供求情况改变自己产品的产量。也可以说在短期内增加生产能力是不可能的，或者成本十分昂贵。

需求随时间而变化(时间变量要求)。需求曲线随时间、日期、季节的不同而呈波动。收益管理可以通过不同的价格策略平滑需求曲线。

高固定成本，低可变成本(高度固定成本，低变量成本)。最初的投资十分巨大，但是每额外销售一单位产品的可变成本却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产品可以提前预订(前进保留)。通常是通过预订系统来完成的，综合其他技术预测和控制需求，从而制定价格。

可以细分的市场(segmentable市场)。产品的购买者，可以根据对产品特性的需要或价格敏感程度的不同而细分为不同的群体。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具备以上全部特征。具有前三个特征的行业更加需要收益管理，收益管理的作用也更加明显；而后三个特征可以说是应用收益管理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些特征几乎无法应用收益管理。

饭店业的特点

了解了收益管理的适用条件，让我们看看饭店业是否具有这些特征。

产品无法储存。饭店最主要的产品就是客房，或者说是向顾客提供住宿的服务。如果一间客房在某一天没有销售出去，那么其在这一天被使用和为饭店创造收益的机会就永远地消失了。

相对固定的生产能力。饭店所拥有的客房数量在短期内是固定的，建造新的客房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而且投资十分巨大。

需求随时间而变化。任何一家饭店都有淡季、平季、旺季之分。有的受所在城市旅游资源的特性的影响，如在冬季大多数饭店进入淡季，而哈尔滨的饭店却迎来了旺季；有的受公共假期的影响，如在“五一”、“十一”旅游黄金周，各地饭店的客房都变得紧俏起来；还有的受一些特殊事件的影响，如云南的世界博览会、大连的服装节。

高固定成本，低可变成本。饭店的固定资产投资巨大，大多在几千万元、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左右；而销售一间客房的变动成本，如水电消耗、备品的成本、打扫费用等，一般不会超过几十元。与高昂的固定成本相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产品可以提前预订。预订是饭店客房销售最重要的手段，这一点无须任何解释。

可以细分的市场。与航空业相同，饭店的顾客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商务/公务旅游者(以下简称商务旅游者)和休闲度假旅游者。

饭店业以上的特点使饭店的管理和经营面临许多其他行业所没有的问题。由于饭店的需求随时间而变化，时而高、时而低。需求较低时，大量的客房无法销售出去，更重要的是这些客房是无法储存的产品，创造收益的机会在那个夜晚消失了；当客房需求高涨时，又由于生产能力的固定无法满足全部的需求，潜在的收益又失去了。如何平衡供给和需求间的矛盾一直是饭店业的重要课题。同时饭店高固定成本、低可变成本的成本结构让饭店经营者在淡季时有了降价的余地；饭店的预订工作使饭店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和分配客房资源；可以细分的市场为经营者提供了差异定价的基础。

总之，一方面饭店业对收益管理的需要更为迫切；另一方面饭店业又具备了应用收益管理的必要条件。在国际上饭店业也是继航空业主后，收益管理应用最为广泛的行业。

收益管理的定价方法

饭店业传统的定价方法有目标利润法、随行就市法、千分之一法、折扣定价法等等，这些定价方法的依据是利润、成本、竞争或需求。收益管理采用的差异定价方法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差异定价策略就是根据顾客不同的需求特征和价格弹性向顾客执行不同的价格标准。这种定价策略采用了一种客人划分标准，这些标准是一些合理的原则和限制性条件。在这种划分标准下，顾客就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消费方式及愿意接受的价格水平而将自己划分到合适的房价类别中去。这种划分标准，如提前预订的时间长短、是否退还保证金等等。这些标准一方面使那些对价格比较敏感的顾客享受低价，当然他们对客房的选择余地也很小；另一方面那些愿意付全价的顾客可以随意地挑选自己所喜爱的房间。这种划分标准的重要作用在于：饭店在向一个细分市场的顾客销售打折客房的同时，又能保证另一个细分市场的收入不会减少。这种定价中有所区别的策略也很容易向顾客解释。每种房价都有其合理性。运用房价区分系统，饭店就能对它所有的客房进行收益管理。这种区别定价的缺点是它比其他的定价方法更难管理，它要求饭店建立复杂的预订系统和收益管理系统。

市场细分是趋势。这种方法中，对不同的客人采用不同的价格标准，这样不仅能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且能使更多的客人满意。这种观念是许多行业确定价格的基础，价格细分方法的关键是要批准那些将“愿意并且能够消费得起的客人”和“为了使价格低一点而愿意改变自己消费方式的客人”区分开的标准，并据此制定有效的细分策略(如航空公司只对周末愿意在目的地停留的顾客提供优惠机票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饭店的房客至少可以分为两类：即商务旅游者和休闲度假旅游者(见表1)。这两类顾客的目的和要求很多，且各不相同；根据这些顾客的消费特点，又可以将这些客人重新组合。任何一位顾客的购买决策都是在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旅行目的)下做出的。

充分利用顾客的这些消费特点，收益管理的市场策略力图通过创新的房价和一揽子服务增加来自价格弹性高的细分市场(即休闲度假旅游者所在的市场)的收入，同时确保来自价格弹性较低的细分市场的收入不至于减少。

划分标准

收益管理的定价策略即差异定价其实质就是价格歧视(pricediscrimination)——销售同一商品而对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价格的行为。价格歧视分为三种：

一级价格歧视，将每一单位产品都以可能的最高价格出售。

二级价格歧视，根据顾客购买产品的数量，执行不同的价格。

三级价格歧视，将顾客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对不同的群体收取不同的价格。

按照收益管理收益最大化的思想，一级价格歧视最为理想，但是一级价格歧视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一级价格歧视只在少数文物或工艺品拍卖时才有类似情况。二级价格歧视常常体现为两步收费制和数量折扣，在实际经营中比较常见。实际上收益管理的定价策略最接近三级价格歧视。既然是价格歧视就必须对“套利”现象高度重视。套利(arbitrage)，厂商对部分顾客实行低价，他们就将其商品倒手，卖给那些无论如何也要付高价的顾客，这个过程叫套利。如果不能有效的防止套利活动，价格歧视就无法实行。由于饭店产品的不可转移性，出现套利的可能性很小。这样饭店实行差异定价时所要防止的“套利”行为就转变成如何防止高价目标市场的顾客按低价标准进行购买的问题了。因而如何制定有效的划分标准和限制条件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通过采用划分标准和其他的限制性房价政策，饭店可以尽可能地增加在目标市场的营业收入，同时避免来自高价细分市场的收入减少。航空公司采用的“周末逗留”要求就是一个极好的划分标准。这种标准将休闲旅游者(一般愿意在周末逗留)和商务旅游者(一般不愿在周末逗留，希望办完事就走)成功地区分开来。

限制条件不能太苛刻，否则会阻碍目标群体的购买：但同时又不能太宽松，不然会让属于其他细分市场的顾客享受到不应该享受的优惠。关于如何制定限制条件，波音公司在l982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商务旅游者和休闲度假旅游者对不同层次限制条件的反应各不相同，表2对这些不同的反应进行了比较。如果将这些结果作为分析的基础，就会发观一条主要的规律：限制条件越高，在以新方式获得的收入中，将会有更多的收益，而影响高价业务的可能性也越小。

差异定价策略带来的问题

道德问题。仅仅根据顾客提前预订的时间不同或者是否预付房费，就向顾客收取不同的价格，这样做道德吗？很多员工会对这一问题感到疑惑。要正确理解这种作法，就要明确这样—种观念：一间提前30天就已经售出的房间和一间顾客抵达当天才售出的房间不是同—种商品。同样不退预付款的限制条件，实际上将顾客不能如约出现的风险转嫁给了顾客。既然顾客愿意替饭店承担风险，那么这间客房与那些有可能被取消预订的客房也不是同一种商品。饭店向这样的客人提供一些优惠也就顺理成章了。

谁在资助谁？商务旅游者所支付的房费总是比休闲旅游者高出很多，因而人们都认为是商务旅游者在“资助”休闲旅游者。事实上并非如此，租售一间客房的变动成本很低，房价中超过变动成本的部分都被用来弥补高昂的固定成本。因而额外以任何价位出售的客房都能增加饭店的收入。因此，通过向休闲旅游者以优惠价格出售客房而获得的收入就能够有效地阻止房价的上涨。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而是后者在资助前者，至少是二者在“互相资助”。

客人抱怨。很明显，实行差异定价将面临客人的不满和抱怨，尤其是当客人不能满足打折条件时更为突出。事实上实行差异房价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比现在未进行合理组织的房价系统所面临的问题更多。尽管这样将增加管理的难度，但却可以通过预订人员、销售人员对客人进行解释。只要划分标准和限制条件清晰合理，很容易就取得顾客的理解。总之，经济学的需求和供给理论要求饭店必须使用细分价格，以取得最大的收入。

收益管理定价思想的重要两点

是否只有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才是合理的价格。传统的定价理论认为，合理的价格就是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而收益管理的观点告诉我们，只要你的价格可以被市场接受它就是合理的，不论它有多高。

收益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管理层激励；国有资本收益；业绩考核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2—0072—06

目前，国有企业资本经营收益收缴工作正在进行，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相关规定、出台有关国有资本收益管理的办法。在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工作中，国有企业分红比例的确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分红比例确定以后，如何在分红比例既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分红金额，则完全依赖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分配基数的扩大，因此，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正是文本研究的出发点。鉴于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有别于一般上市公司的特殊作用，本文在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主要以国有企业管理层激励作为切入点，分析管理层激励与国有资本收益实现及收益管理的内在联系，进而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对策。

一、样本选择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国有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5年3年的面板数据。

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本文以1999年12月31日前上市发行A股的公司为原始样本，按以下原则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类企业；(2)剔除2006年年报披露前退市的上市公司；(3)剔除个别未披露2005年年报的上市公司；(4)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从剩余样本中剔除2000年到2005年6年中被sT、P，r以及’sT的T类公司，并进一步剔除6年T类公司的交集，即只要有一年被sT、PI’或者’sT则将其剔除，最终剩余公司数为641家，以此组成清洁样本；(5)为保证研究中资本经营收益的国有属性，在清洁样本的基础上选取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的467家上市公司作为最终的研究样本。样本数据均来自网上各公司披露的年报。信息来源：巨潮资讯网、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金融界等网站。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定义

各变量定义见表1。

PanelA：因变量

文中的因变量为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考虑到资本成本是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的基础，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本文引入资本成本概念。理解资本成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最根本的层次是要了解资本成本的实质乃是机会成本；第二个层次是要了解企业资本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投资者对企业要求报酬率的高低，即站在企业理财的角度，资本成本是企业投资行为所必须达到的最低程度的报酬率水平。…不同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各不相同，债权人要求的报酬率在税前优先得到补偿。因此，真正不同的是股东要求的报酬率，而净资产收益率可以说是股东要求报酬率的最好解释。

PanelB：自变量

文中的自变量为国有企业管理层激励变量。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年报准则仅要求披露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包括基本工资、各项奖金、福利、补贴、住房津贴及其他津贴等)，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报酬总额、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按公司的实际情况划分的年度报酬数额区间以及各区间的人数，因此我们需要根据公司的具体披露情况得到总经理的年度报酬。具体而言，如果总经理年度报酬有具体数值时，直接采用，如果用闭区间表示，则取中位值；如果没有单独披露或者上不封顶，则适用“经理中总经理报酬最高”的原则，根据披露的前三名高管的报酬总额和年度报酬数额区间加以测算。为保证变量的正态性，我们对总经理报酬取对数进行运算。

高管层持股比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在分析中为了更清楚地分析高管层所持有股份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关系，将高管层持有的股份分为流通的高管层股份和未流通的高管层股份，将二者分开分析。

Panelc：控制变量

除了上述自变量以外，影响国有资本营收益的因素还有很多。债务可能通过财务杠杆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公司总资产由于规模效应的影响可能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存在潜在影响。同时，不同行业控制权结构不同，在同一水平线上对不同行业进行评价缺乏客观性。行业主要是根据中国证监会2001年4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由于国有上市公司集中于制造业，本文在制造业的门类和大类之间增设了辅类别，把行业总体分为20个类。其具体分类见表2。

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上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增长不均衡格局，由于资源条件、市场结构、投资环境等多方面发展的差别，各省市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机遇。根据公司所处地区把样本分为东、中、西三个大的区域。

(二)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利用SPSS13.0对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拟合，并采用尺度回归这一更为完善的分析方法，根据标准参数检验(F检验)来确定分析结果的显著性。

根据本文变量设计，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管理层薪酬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无相关关系。

林伯特和拉克尔(1993)在《公司业绩及首席执行官报酬》一书中认为：对一个大型公司，由于规模效应，可以预期报酬同业绩之间的关系不大；其次，使管理人员承担过低的风险下限是很困难的，至少对大公司是这样，因为当管理人员的报酬同业绩高度相关时，公司价值即使是轻微的降低都将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损失，从而导致风险过分规避。因此，如果风险上限被限制了，这意味着报酬同业绩联系不大；最后，是机制(如经理市场，接管市场)而非激励契约将经理同股东的利益结合起来，而这些将减少报酬和公司价值变动高度相关的需要。

假设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正相关。

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源于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意味着股东和经营者目标的不一致，由此产生了委托成本。为此，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尽量减小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委托成本，而股票期权、股票所有权等方式是公司经常采取的方式，把管理层的福利和股东财富连接在一起，以协调各种私人和社会成本，从而促使管理层采取适当的行动。当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时，由于高级管理层经营目标是不断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他们持有企业的股票越多，他们的利益与公司总体利益的一致性越高，因此，他们会视企业为利益共同体，不断努力促使利润增加，提高资本经营收益，最终提高管理层自身福利。

假设三：资产负债率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正相关。

举债相对其他融资方式，其资金成本是比较低的，更有利于企业财务杠杆作用的发挥，同时，负债融资会给经营者造成一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能逼迫经营者努力工作，缓解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冲突，有利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提高。

假设四：规模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正相关。

规模越大，其集约化程度愈高，越能充分利用公司的各种资源，越有利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提高。

表3和表4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管理层薪酬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公司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与高管层薪酬显著正相关。假设一不成立。1999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柬机制，实行经营管理者收入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挂钩”。而十六大报告也指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表述确立了劳动和管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些规定无疑将会增加企业管理者薪酬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之间的联系。

同时，公司管理层固定待遇水平的高低，不但体现了公司日常管理工作的复杂性以及对该岗位任职人员素质(特别是对其专业化人力资本秉赋)的严格要求，而且也直接对应了公司的形象。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难以被监管的管理层行为来说，较高的固定薪金待遇有利于“养廉”，它在提高“人败德行为”机会成本的同时，有利于增强管理层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同时这一做法也有利于使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与企业普通员工的工资分离开来，杜绝企业管理人员与工人联合侵蚀企业出资者权益的动机，并且管理人员往往会选择尽可能降低工资成本、各种物化成本及费用来讨好股东。

高管层持有的流通股比例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高管层持有的未流通股比例的回归系数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高管层持股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存在正相关关系，假设二成立。高管层持有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公司利益与高管层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利益趋同效应，因此，公司高管层更有积极性去经营，以提高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为途径，更好的实现剩余索取权，获取更多的剩余收益。但高管层持有的流通股比例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影响较之其持有的未流通股比例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影响要明显。这可能与高管层持有的未流通股比例过低有一定关系。

资产负债率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即负债率水平越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越低，说明资产负债率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显著负相关，假设三不成立。这一结论与国内许多学者所做的实证分析结果相符。高负债成为企业巨大的负担，使企业陷入了举新债还旧债的尴尬境地中。这些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其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投资结构的不合理，所选择投资项目投资回报率低，造成公司所借入的资金得不到充分利用，高额的财务费用就成了企业一项很大的经济负担，企业负担加重，流动资金不足，再借款，致使企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并且，虽然我国的股份制银行已经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大部分企业都是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这样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银企关系，即“兄弟关系”，使企业较少考虑资金的使用效率。

规模的回归系数也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规模越大的企业资本经营收益越高。证明假设四成立。规模大的企业更倾向于且有条件进行多角化经营和纵向一体化。多角化经营未必能提高企业的总体获利水平，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均衡不同时期的利润水平，给企业带来更为稳定的收益。纵向一体化，可以通过交易内部化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有助于企业整体效益水平的提高，增加市场占有率。此外，规模较大还便于内部资金的有效调度。这些均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行业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受行业影响显著。由于行业的发展程度不同，成长周期不同，资本运营状况不同，等等，这些因素均可能使同样的公司内部治理产生不同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地区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三、稳健性测试

考虑到截面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失偏颇，因此，本文加大样本量，充分发挥样本越大越接近于总体且论证有力的特点，采用三年的混合数据对以上统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5。

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测试方程的拟合优度、F值均说明方程的整体拟合较好，且所建立的方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方程具有严格的统计意义。

检验结果表明，各结论均进一步证明了分年度尺度回归所得出的结论。

四、基本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管理层激励相关变量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之间关系的尺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管理层薪酬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显著正相关，管理层薪酬高低直接影响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2管理层持股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正相关，其所持有流通股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影响较之其所持有的未流通股的影响要明显。

3规模可能由于规模效应的影响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企业资产负债率则可能由于财务费用造成企业负担与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显著负相关。

4行业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有显著影响，地区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影响不明显。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拟提出以下建议：

1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国有企业经营收益管理观念

要想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管理体系，首先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国有企业经营收益管理观念。我国国有企业对于国有资本使用而不需要上缴收益的观念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计划经济时期的统收统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把企业推向市场的同时，也放弃了所有者应该获得的资本回报权。时至今日，在种种条件初步具备之后，这种格局即将被打破，首先要过的也是观念这一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部门利益、企业利益都不能够打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出资人具有收益权。应使国有企业认识到上缴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合法合规合理，过去不上缴有过去的历史因素，现在上缴是形势所需也是市场经济原则要求。

2建立新型国有企业委托关系

我国国有企业点多面广，不可能所有企业都由政府亲自去经营，这样做不仅效果不好，分散精力，也容易导致腐败。总结新加坡、德国、法国等国家国有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重要一点就是几乎完全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严格分开，这种对国有企业和民间企业一视同仁、让它们平等竞争的做法很值得学习。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国有企业管理中控制而不干涉的管理理念，建立新型的国有企业委托关系，减少政府管理层次，让企业以市场主体的形式在市场中运行，提高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同时使政府有精力做好“规制”，政府应逐渐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尽量少直接经营企业。

3建立国有企业管理层业绩考核制度，合理确定管理层薪酬

将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结合，将考评与奖惩结合，这是在制定国有企业管理层业绩考评时应遵循的准则之一。同时，在选择考评指标时应尽量全面。既包括定量指标也应包括定性指标，既立足企业绩效也应面对社会贡献。但无论是短期激励还是长期激励，如果缺乏科学、高效的市场评价机制作为基础，那么激励机制的落实是没有保障的。对国有企业而言，让市场去评价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绩效好坏要比企业依靠报表数据体系的评价要客观、合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并最终取得令人满意的激励效果。

同时，大部分国有企业管理层薪酬的制定主要依据管理层素质及所任职工作岗位等“过去”事实因素而确定，包括工资、年薪、岗位津贴等。管理层从这些薪酬方式中获得的收入通常是固定数量的，而且一般由聘任者与应聘管理者在事前就以协议的方式直接决定。固定收入被认为是管理层“收入集”中的无风险部分，它一般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并且在整个聘用期限内其收入数量固定不变，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管理层人员既有人力资本价值的认可。但是这类激励机制(如年薪制)缺乏灵活性，其激励数量的多少不能随管理层当期行为表现及企业实际的经营绩效的变化而调整，而且实行年薪制使管理者的利益独立于企业出资人利益之外，从而可能使管理层不再关心企业的盈利。另一方面，在个人利益封顶的年薪制或数量基本不变的工资制情况下，管理层如果感到自身利益或价值未能得到应有的补偿，则他们将可能会为了谋取私利而采取一些“腐败行为”。因此，应逐步引入股票期权、高额退休金等长期激励方式，构建多元化的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这不仅有助于管理层和一般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绩效联系起来，还有助于优化国有企业公司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

4适度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

公司管理层在任期中的全部劳动一般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客观地通过企业经营绩效反映出来，通常要在比一个会计年度更长的时间后才能逐步得到体现。这需要依据企业“未来”表现及发展潜力等因素才能决定管理层利益实现的具体数量及管理层当前劳动回报的激励工具，使用最为频繁的长期激励手段如股票期权、管理层持股等。管理层对本公司一特定数量股份的持有，使得管理层成为股东，有利于管理层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以激发管理层通过提升企业长期价值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我国管理层虽然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但其持股比较低。同时，由于高管层持股制度一开始就是一种定位不明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从而影响了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因此，必须重新定位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制度，采用各种实现形式，诸如股票购买、股票奖励、管理层收购等，将其作为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并约束管理人员为公司和股东的长期利益而努力。

5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管理决策功能

在现代公司制度发展中，顺应股东大会职权弱化、董事会职权强化的趋势，建立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立法的现实选择。因此，应该根据《公司法》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原则的界定，规范公司权力行为，严格职责范围，依法行使职权。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强调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与执行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而由传统体制沿袭下来的干部任命制强调的则是级别，即谁领导谁的直线等级关系。现在看来，尽早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划分和对经理人员相应的行政任命方式是十分必要的。

6优化国有企业投资结构，合理使用财务杠杆

国有企业应积极调整投资结构，充分利用借入资金，在投资市场上盈利，使企业的负债能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为公司获得节税效益，减少货币价值的损失，降低综合资金成本，使企业的自有资金获得更高的资金利润率。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是导致企业亏损以致被ST的原因之一，财务杠杆可以帮企业达到盈利的目的，但也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息负担，所以国有企业必须谨慎使用财务杠杆。

要投资必须要有资金，融资方式改革是提高投资效益的又一重要内容。政府的各类资金来源，包括预算内资金、专项建设资金、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等，可根据资金来源以及项目性质和调控需要，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等方式投入。针对不同的资金类型、资金渠道和资金运用方式，确定相应的管理办法，逐步实现政府投资资金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并大力推进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7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收益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成本法投资收益确认方法

一般来说，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按企业的持股比例是否大于20%可分为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无重大影响或被投资企业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经营而使投资企业的控制和影响能力受到限制时，通常采用成本法核算，成本法是指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实际成本记帐，一般情况下不予变更，只有在被投资企业支付清算性股利的情况下，才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进行调整，企业实际收到的现金股利作为投资收益。也就是说，在成本法下，企业所确认的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企业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而所获得的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则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投资成本。因此，各类会计教材甚至注册会计师考试教材均按此规定对成本法下投资收益的确认给出了具体方法。但笔者认为，这些教材给出的方法存在明显不足。本文拟对此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并举例比较这两种方法所产生的差异。

一、现行的确认方法

我国最权威的注册会计师教材对成本法下投资收益的确认给出了如下方法：

1、投资年度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投资企业在投资当年若能分清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利润，就应分别投资前和投资后计算、确认属于投资收益和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如果不能分清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利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确认：

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投资当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损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当年投资持有月份/12

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被投资企业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投资当年应享有的投资收益

2、投资年度以后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投资企业在投资年度以后各年（期）确认的投资收益或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按下列公式计算确认：

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投资后至本年末被投资企业累计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净损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另外，投资企业投资后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大于被投资企业宣告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应将宣告分配的数额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

二、现行方法中存在的不足及修改意见

不难看出，上述方法对“投资当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损益和投资后至上年

末止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净损益”中的“净损益”的含义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因此，各种教材在举例时所使用的均为被投资企业本年实现的净利润和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从表面上看,“净损益”即“净利润”，用“净利润”代替公式中的“净损益”似乎无可非议，然而，公司法规定：企业净利润应当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之后，按一定比例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然后才能向投资者分配利润。因此，被投资企业本年实现的净利润和累计实现的净利润均是指其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相应地，投资企业在确认投资收益时就应当使用“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净利润或净损益扣除被投资企业当年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等之后的余额”而不是被投资企业净利润或净损益的总额，即上述公式中的相关部分应修改或解释为“投资当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和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笔者认为，这才是企业会计制度的本意，因为，若以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或净损益总额去计算和确认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则投资收益中必然包含被投资企业的部分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等，这样势必会使投资收益偏高，而且当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过投资企业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利润时，还会导致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偏低，即长期股权投资的帐面价值（资产）虚增、投资收益（利润）虚增，这显然不符合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因此，笔者建议将上述公式修改为：

1、投资年度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投资企业在投资当年若能分清投资前和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就应分别投资前和投资后计算、确认属于投资收益和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若不能分清的，按下列公式计算确认：

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投资当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投资企业持股比例×当年投资持有月份/12

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被投资企业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投资当年应享有的投资收益

2、投资年度以后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投资后至本年末被投资企业累计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企业累计实现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投资企业持股比例－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三、两种方法的对比

现举一例对两种方法作一下比较：

2000年6月30日，甲企业以银行存款购入乙企业5000股股票，每股价格

为19.92元，另支付手续费等4000元，占乙企业表决权资本的10%，并准备长期持有。乙企业每年均按10%分别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公益金，乙企业三年来实现的净利润及现金股利分配情况如下：

1、2000年全年实现净利润800000元；

2、2001年3月2日宣告分配2000年现金股利500000元，4月5日支付，当年实现净利润800000元；

3、2002年3月4日宣告分配2001年现金股利600000元，4月10日支付，当年亏损200000元；

分别依据上述两种方法进行计算后可知：

2001年3月2日乙公司宣告分配现金股利时，甲公司按现行方法所确认的投资收益为40000元，冲减的长期投资成本为10000元；而按修改后的方法所确认的投资收益为32000元，冲减的长期投资成本为18000元。

收益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杠杆收购企业并购经营绩效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的并购活动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因此国外对于杠杆收购后企业运营情况的理论和收益情况实证面的研究都很深入，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理论体系。

美国学者莱恩(Lehn)和鲍尔森(Poulsen)于1988年对1980~1984年期间以108个完成杠杆收购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一半以上企业都处于零售业、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业等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的行业。这些基础性行业经营成果可预测，由此可见，被收购企业盈利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是至关重要的。

詹森(Jensen)于1986年研究表明，经理人员在公司债务偿还上比对公司支付股息上拥有更少权力，因此，杠杆收购带来公司负债增加减少了公司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量随意处置权，从而降低了成本。

阿斯奎斯(Asqulth)和魏兹曼(Wiztnan)、瓦格(Wrarga)和威尔赫(Welch)分别以标准普尔债券交易数据和投资银行债券交易者报价数据为对象，分析了在调整杠杆收购风险后债券持有者得到的收益，得出了债券投资者确实减少了收益，但是其损失仅占普通股股东收益7%的结论。

卡普兰(KaPlan)于 1989年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收购前股东收益与收购所处产业潜在纳税收益显著相关，但收购后股东超常收益则不然，他得出了股东在收购前已得到了大部分纳税收益的结论。

此外，卡普兰(KaPlan)于1989年和史密斯(smth)于1990年分别从公司管理层收购数量和信息不对称、收购公司绩效提高与信息不对称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发现由于管理层有意无意对外界披露的信息有所保留，从而使市场对公司价值做出或高或低评价。当市场对公司真实价值低估时，就为收购者带来超额收益。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杠杆收购后企业收益情况的系统性研究还比较少，且大多以定性的理论分析和实例的个案分析为主。

李善民、曾昭灶和王彩萍等（2004）以1999~2001年发生兼并收购的8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和检验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绩效,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和检验影响并购绩效的有关因素。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并购当年绩效有较大提高,随后绩效下降甚至抵消了之前的绩效提高,并购没有实质性提高并购公司的经营绩效。

姜涛、杨成文（2009）在其研究中对杠杆收购的经济效应做了相应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的杠杆收购，主要从三个理论方面即税收收益理论，管理激励与成本效应论以及财富转移论对公司的收益具有促进作用。

白玉凤、景玉贵（2008）在对杠杆收购的收益研究后发现，在杠杆收购中由于债务资本在收购资金中占据较大比例，而债务成本比权益成本要低，充分利用债务筹资可以增加股东财富。此外税法规定一般债务利息允许在税前扣除，所以债务资本的高财务杠杆效应会带来大量的节税收益。具体来说，杠杆收购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分为财务杠杆收益和税收收益。财务杠杆收益是指企业由于大量运用资本成本率较低的债务资本所带来的收益，而税收收益是指债务利息抵税带来的收益。

何光辉、杨咸月（2008）对从1997 年开始的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出现第二轮杠杆收购（LBO）浪潮中的管理层收购（MBO）进行了研究，分别从金融绩效和实体经济效率两个方面来探讨。他们发现从金融绩效来看，MBO的绩效基本上好于相对行业基准且经风险调整的绩效。收购收益由于公司治理机制如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偿还债务的承诺以及管理层股权的激励而显著提高。而从实体经济效率来看，LBO 特别是MBO提高了业绩并对工作环境有着突出的影响。关于生产效率的研究得出了更为普遍的结论且与近期的理论和实证证据（Jovanovic 和Rousseau，2002）是一致的，那就是企业接管导致了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和更有效地管理。

向虎、张文昕于2004年对1999-2002 年国内实施MBO 的16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用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三个指标分析了MBO 前后企业业绩的变化, 发现企业业绩指标平均值呈逐年下滑趋势。并分析其主要原因是: 国内MBO 的定价模式不合理; 公司性质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融资方式没有得到充分的拓展等。尽管如此, 他们仍然相信MBO 在国内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廖洪、张娟（2004）以2000-2002 年深沪两市发生管理层收购事件的18 家MBO上市公司为样本，另选取18 家非MBO 上市公司为对比样本，将两组样本在MBO 前后3 年的每股净收益( EPS) 、净资产收益率( NROA) 和主业利润率( CROA) 等财务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对比分析，得出MBO 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但另一方面，MBO 对收益质量的影响不容乐观，MBO 公司的流动性下降, 费用支出比重增加，说明MBO 公司经营风险增加，并且MBO 公司整体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MBO 后是上升的。

杠杆收购及其管理层收购作为企业并购的一种策略，同时作为一种经典的公司再造活动，是实现公司价值增值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国外对于杠杆收购后企业绩效情况的变化研究较为成熟，这对于国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于国内学者对于杠杆收购绩效分析的研究仍需要紧密结合实际的案例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研究创新。

参考文献：

[1] 李善民,曾昭灶和王彩萍等.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

[2] 姜涛,杨成文.杠杆收购的经济效应分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9年第4期

[3] 白玉凤,景玉贵.企业杠杆收购及其收益分析[J].理财，2008年11月

[4] 何光辉,杨咸月.第二次杠杆收购浪潮中的管理层收购及其经营效率[J].南京社会科2008年第十一期

[5] 向虎,张文昕.MBO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探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4年12月第6期

收益管理论文篇5

[论文摘要]近年来，大股东侵权的事件屡见报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监管部门不断加强其监管力度，不少违规的大股东受到监管部门的查处。应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大股东、小股东和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大股东侵占概率与处罚力度成反比、与监管成本成正比，监管部门查出的概率与处罚系数成反比，小股东上诉的概率与假定无关的结论。

一、引言

长期以来，有关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常常将重点放在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上，把“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当成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相应地公司治理结构也简单理解为“所有者约束经营者的制度安排”。事实上，“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仅仅是公司治理问题的一个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对于股权较为集中的股份公司更是如此。因此，监管部门如何对大股东进行有效地控制和约束，解决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本文应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大股东、小股东和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行为进行分析，揭示公司治理结构中小股东上诉大股东侵权行为、监管部门查处等行为特征，为进一步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分析框架

动态博弈指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在自己行动之前能够观测到先行动者的行动。本文假定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大股东、小股东和监管部门的行为特征是:大股东从侵占小股东利益中获得收益，并接受小股东和监管部门的监管，同时要承担其侵占行为被查处的风险;小股东会通过上诉保护自身利益，但是其上诉成功与否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执法力度;监管部门负责对大股东的侵占行为进行监督和查处，并通过监督和查处协调大小股东利益关系，维持上市公司和股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模型的假定

1.当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时，大股东获得利益为v(v>0)，小股东受侵占的损失为v。

2.小股东上诉的成本为c1，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为c2 。

3.当大股东侵占被监管部门查出时的损失为刀v ( β为处罚系数且(β> 1)，监管部门获得βαδv的罚款，此时小股东获得的收益为刀(1一α)v(0<α<1)。

4.大股东侵占的概率为q1，不侵占的概率为1-q;;小股东上诉的概率为q2，不上诉的概率为1-q2;监管部门查出的概率为q3，查不出的概率为1-q3 。

本模型的博弈过程是大股东、小股东、监管部门之间进行侵占和不侵占、上诉和不上诉、查出和查不出的动态博弈过程。

(二)三方动态博弈模型

本博弈的扩展式为:

1.参与人集合:大股东、小股东、监管部门。

2.参与人的行动顺序:参与人行动顺序不一样，其均衡结果也不一样。本文假定参与人的行动顺序为:大股东行动小股东行动监管部门行动。其他行动顺序的决策可参照本文的思路。

3.参与人的行动空间:大股东为侵占和不侵占;小股东为上诉和不上诉;监管部门为查出和查不出。

4.参与人的信息集:大股东侵占的概率为q1，不侵占的概率为1-q1;在观察到大股东是侵占或不侵占时，上诉的概率为q2，不上诉的概率为1-q2;监管部门在观察到大股东是侵占或不侵占、小股东上诉或不上诉时，查出的概率为q3查不出的概率为1-q3。

本问题的博弈树见图1:

对应图1中各序号的三方收益值为(括号中的第一项是大股东的收益，第二项是小股东的收益，第三项是监管部门的收益):

由图1及模型假定得到博弈三方的收益矩阵见表1(收益矩阵中的第一项是大股东的收益，第二项是小股东的收益，第三项是监管部门的收益):

动态博弈求解的方法是用逆向归纳法:确定最后一个参与人的期望收益最大化，得出最后一个参与人的最优解;然后把最后一个参与人的最优解代人倒数第二个参与人的期望收益，最大化倒数第二个参与人的期望收益，得出倒数第二个参与人的最优解……直到得出第一个参与人的最优解，这些最优解即为所求动态博弈的均衡解。本文先求出监管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最大化监管部门的期望收益，得出监管部门的最优解，然后把监管部门的最优解代人小股东的期望收益函数，最大化小股东的期望收益，得出小股东的最优解;最后把监管部门的最优解、小股东的最优解代入大股东的期望收益函数，最大化大股东的期望收益，得出大股东的最优解，这些最优解即为本文三方动态博弈模型所求的均衡解。

监管部门的期望收益为:

化简得到：

监管部门期望收益最大时有一阶导数为零：

化简得到：

由(1)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①大股东侵占的概率q1与q2、 q3、c2无关，与c2、β、α、δv有关。

②当α、β越大时，q1越小。表明处罚的力度越大，大股东侵占的可能就越小;反之，侵占的可能性就越大。

③当监督成本c2越大时，大股东侵占的可能就越大。

小股东的期望收益为:

化简得到;

小股东期望收益最大时有一阶导数为零：

得到c1=0

由(2)式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小股东的期望收益最大化条件为诉讼成本c1为零，与上诉与否无关，由此推知小股东上诉的概率趋于零。

大股东的期望收益为:

化简得到：

打股东期望收益最大时有一阶导数为零，即有：

化简得到：

由(3)式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①监管部门监管的概率q3与q1、q2、c1、c2、α、δv无关，只与β有关。

②当β越大时，q3越小。表明处罚的力度越大，监管部门监管查出的可能就越小;反之，监管查出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的主要结论及其建议

综合上面的计算，可得到大股东、小股东和监管部门三方动态博弈的均衡解为:

从以上动态博弈的均衡解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监管部门查出大股东侵占行为的概率q3与刀成反比。表明处罚的力度越大，监管部门查出的可能就越小;反之，查出的可能性就越大。从现实来说，监管部门应加大对大股东的查处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如已修订的《公司法》就明确规定对大股东侵权行为的处罚标准。处罚金额应该大于大股东的侵权所得，罚金可以

是大股东侵权所得的数倍，加大大股东的侵权成本同时对大股东的侵权行为给予曝光并记人信用档案，使公司的公众形象受损，使大股东得不偿失。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大股东的侵权行为。

收益管理论文篇6

公司制与有限合伙制私募企业的相关定义

公司制的私募基金按各国的公司设立机制成立,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由股东权益构成,并聘有专门的私募经理人员经营股东资金。私募经理人员基本上不持有本公司股权,其报酬由一个固定收益和较低比例的投资收益分成构成。有限合伙制是目前较受欢迎的私募基金形式。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由若干个有限合伙人与一个普通合伙人构成,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对基金营运中产生的债务负有限责任,它们一般不干涉基金的具体运作。普通合伙人作为基金的管理者、执行合伙人,以自身财产对基金营运中产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投资比例与收益分配上,有限合伙人实际为基金投资者,其出资额占整体基金规模的99%。普通合伙人象征性的投入1%的资金,并提取1.5%左右的管理费用,但可以获得全部收益的20%。

私募基金管理人激励问题的提出及契约设计理论

(一)私募基金的激励冲突与契约理论的相关概念在投资基金中,由于资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掌握了更多信息量、更为专业理财知识的资金经营者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偏离投资人目标,与投资人形成激励冲突。这种委托—问题在私募基金的运作中更为明显:私募基金因为其“私募”特性,在信息披露上不易受到监管部门掌握和大众舆论监督,使投资人直接观测到私募管理人的具体行为变得更加困难。私募基金管理人越是认识到私募投资人可能的信息劣势程度,就越有可能偏离私募投资人目标。这种偏离会负面地影响到私募基金的投资收益,并可能造成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损失。可见,解决好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对私募基金行业的发展尤为重要。在此种委托—框架下,对激励问题的探究主要源于新制度学派的契约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劣势地位的不可避免,委托人无法或很难了解到人的具体行为。但委托人不甘于总处在被动地位,其倾向于主动地和人达成某些协议,并希望通过对协议条款的设置从而对人的行为结果进行控制。这种控制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委托人让接受该种机制的人认识到这一事实:在委托人一定约束下自己也可以通过努力去追求最大收益,不接受协议也许是不利的。更重要的,委托人会因为人的努力而获得报酬。同时,在这个激励过程中,委托人的收益大小始终依赖人的产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将这种协调双方行为而做出相互承诺的协议称作契约,将对协议具体条款的设置称作契约设计。一般情况下,协议的协调会是一种重复博弈过程,人会就契约条款与委托人讨价还价。但在本文讨论的企业组织形式为既定的条件下,收益报酬机制是既定的,委托人与人的契约是一次达成的,即作为人的基金管理人只能对既定条款作出拒绝还是接受的一次性策略。(二)契约设计的构成要素根据新制度学派的契约理论,契约设计的一般结构由三项条款构成,结合私募基金投资人和私募基金人具体的的委托—身份,可以得出私募基金投资人的契约设计的构成要素为:1.基金投资人目标:通过设定契约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①2.基金管理人的参与约束:基金管理人综合自身成本函数和投资人给定的努力报酬,在自身基本要求得到承诺的情况下,才会与投资人达成契约。3.激励相容约束:基金管理人在既定契约下追求自身效用,受到契约约束的同时会对基金投资人的目标函数进行制约。

比较分析两类私募企业的激励特征

(一)论点的提出由上文所述,按特定组织形式组建的私募企业具有特定的内部收益分配制度,而受益分配制度的设置实际上是一种契约设计,反映了基金投资人对基金管理人的激励特征。即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会形成不同的收益分配制度,而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同会形成迥异的契约设计。仅从契约设计角度看,先认定相比较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对冲基金的发展历程更值得借鉴,或者说,在组织形式、分配制度的创新路径选择上,中国阳光私募基金应该优先考虑有限合伙制。因为,在吸引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②参与和提高管理人贡献上,有限合伙制企业会比公司制企业做得更出色。(二)相关论点的证明1.有限合伙制私募企业的分配制度更有可能吸引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参与由于基金管理人报酬依赖于私募基金的整体投资收益,而私募基金的整体投资收益F(q)是基金管理人的努力程度q的函数。为了简便模型计算,做出如下前提:(1)将两类组织形式下的基金管理人的努力程度q进行量化,并令其等同于投资收益F(q)。(2)基金管理人追求的自身效用最大化表现为扣除自身努力成本后的净报酬最大化。再考虑特定组织形式下的契约激励特征。可以得到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管理人(以下简称普通合伙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为:(式略)其中,φ为普通合伙人收益分成比例,q为普通合伙人努力程度,或称为投资收益。K为基金管理人的成本系数,反映了基金管理人付出单位努力而必须承担的成本支出,并根据上述前提,其等同于基金管理人为获得单位收益而做出的成本支出。(式略)对于受聘公司制企业的基金管理人,很小的投资收益分成对他们不能形成激励,其报酬主要还是倚重固定收益α。但投资人担心固定报酬会导致基金管理人不作为,这时,投资人会付出少量监督成本让基金管理人至少付出基本努力Q。基金管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为:(式略),两种类型基金管理人收益曲线f1与f2相交与点A与点B,点B显示管理人素质低到要成为普通合伙人,这并无现实意义。而点A则证明了假设:当基金管理人的成本系数可以低到KA甚至以下,高比例收益分成报酬形式会为这类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带来更高的收益。从而说明,相比于开出固定工资的公司制基金,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由于其高比例收益分成将更有可能吸引高素质基金管理人员加入。2.有限合伙制私募企业在提高基金管理人贡献上的优势在证明了上述观点后,接着论证上文提到的另一个观点:在激励基金管理人付出的努力程度上和可以为投资人带来的净投资收益数额上,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较之公司制基金企业同样具有优势。为了便于简化分析,首先提出假设:(1)普通合伙人获取的基金管理费用大于其投入基金中的资金,两者的差额相当于给予普通合伙人一个正的资金支付,这一支付能对普通合伙人的努力成本起到抵减作用,但这一支付由于数量不大,相对于高额的基金收入,可以近似忽略,所以并不计入投资人收益成本。(2)受聘于公司制企业的基金管理人报酬一般由一个固定收益和一个很小比例的投资收益分成构成。这里将二者统一为一个稍大比例的收益分成,但这一分成比例和普通合伙人收益分成比例仍有较大差距。(3)投资过程中存在风险,所以要将基金参与主体风险态度等风险因素加入契约模型中,这一风险因素具体表现为基金参与主体目标函数中的风险成本。但在本文讨论中,这些风险因素并不起到决定激励机制的作用,仅须知道,认定两类基金的投资人皆为风险中性,不用承担风险成本。而基金管理人都是非风险中性的,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成本。然后,分别给出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与公司制基金企业应对管理人激励问题的契约设计:(式略)上述公式组合为有限合伙制基金企业的契约设计,自上而下的三个式子分别为有限合伙人(基金投资人)目标函数、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其中β是普通合伙人的收益分成比例,q为投资收益或基金管理人努力程度,K是普通合伙人成本系数,F是资金差额带来的成本抵减系数,ΔP是风险成本,与普通合伙人风险态度相关。W1为普通合伙人基本收益要求。对该契约的激励相容约束取π值,并两边求导,得到(式略)比较(3)式与(4)式,由于β> γ,K-Fq2的结论。可见,较高比例的收益分成和管理费用对基金管理人劳动成本的抵减可以激励管理人付出更多努力。将q1,q2分别代入各自类型契约中的投资人收益函数,得到(式略)这也就证明了,较公司制基金企业的基金管理人,持有较高收益分成比例的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为私募基金投资人带来更高的净投资收益。

收益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盈余管理经济收益观信息观契约磨擦沟通磨擦实证研究

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是一个有20年历史的研究话题。什么是盈余管理?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和动机有哪些?盈余管理研究包括哪些内容?盈余管理研究的方法有什么特点?盈余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儿?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必须弄清楚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

在会计学术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为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 management)。对于这个定义，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

1.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如游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排除在其讨论之外。这样考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讨论。如果将盈余管理仅限于对外报告领域，在现行的公认会计原则和应计制下讨论“干预”问题，则可以把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简化许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会计理论界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对外财务报告为主。尽管当时人们就注意到报酬方案(compensation schemes)和部门经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励对内部管理会计报告进行操纵的潜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资料难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那一阶段比较多见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术，应计制下的会计政策、会计选择与股票回报的关系等。难怪戴维森等人在其所著的《会计：商业语言》中，专辟一节讨论“会计戏法”(accounting magic)问题，并给盈余管理下了一个更加具体而狭义的定义：在公认会计原则限制的范围内，为了把报告盈利调整到满意水平而采取有计划行动步骤的过程。

2.在这个定义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 gain)。这里所说的获取某些私人利益是与对外财务报告过程的中立性运作(neutral operation)相对立的。因为，现代财务报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则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务报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实质上是背离了中立性原则，由此造成对外财务报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发点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无疑会损害公众利益。

3.在定义盈余管理时，并没有倚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是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在这个定义中，盈余管理在会计系统内，经理可以透过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的会计方法选择和将某些给定的方法用特别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改变折旧资产的服务年限)来控制盈利。但事实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对外披露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融资决策、投资或生产决策(如研发费和广告费投放百分比的确定、生产线的增减、收购另一家公司)等都会影响企业某一期间的盈利。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可看成是“实际的”盈余管理。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economic income 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是见不到的。一般说来，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我们认为以信息观(information perspective)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 content)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还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作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计。但在信息观下，人们并不需要作为真实价值的盈利概念，与真实收益基准有关的计量偏差问题也不复存在。数据的真实价值在经济收益观下至关重要，但在信息现下则不再是第一位的属性了。

随着人们对盈余管理认识和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同时从经济收益观和信息观两个角度来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应当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准确的概念。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或影响那些基于会计数据的契约的结果，在编报财务报告和“构造”交易事项以改变财务报告时作出判断和会计选择的过程。

二、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对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和框架。根据前面的讨论，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1.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3.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4.盈余管理的客体主要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此外，时间特别是时点的选择也是盈余管理的对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我们必须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等属于盈余管理的空间因素；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和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则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时间因素。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终的对象还是会计数据本身。人们所说的盈余管理，最终也就是在会计数据上作文章。

5.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所谓明确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私人利益，这点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与公众利益、中立性原则相矛盾的。我们也应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复杂。

谁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照顾的私人利益较多的情形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如经理的分红、认股权以及晋升机会等。在许多新闻报道和研究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东、低层的雇员，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人可以通过盈余管理来传达其拥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实际上这些人可能并不具备会计报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亚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则发现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人的倾向，还可以减少委托人对于人正常工作的干预。即使是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对每一个盈余管理的参与者来说也不是利益均沾的。当然，盈余管理有时也照顾某些股东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现形式也十分复杂。有的是直接的经济利益如经理人员分红的增加，有的是间接的利益如职位晋升、股价飙升，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也常常表现在这里。有的是立竿见影的，有的则要潜伏很长的时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确又非常复杂，因此大众传播媒介普遍认为，盈余管理是件坏事，它们还比较喜欢采用盈利操纵(earnings 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机会主义的管理者则认为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会计学术界的许多研究也持这种观点。

收益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综合收益；列报模式

中图分类号：F2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1)06-0009-05

一、综合收益列报模式的变迁及发展动态

综合收益(Comprehensive Income)列报模式是指净利润及其他综合收益（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OCI）在财务报告中列示和报告的方式。从综合收益报告准则产生至今，经历了数次修订，修订的内容主要是OCI的列报模式。从历史上看，综合收益列报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单一业绩表模式：指在一张业绩报表（利润表、收益表或综合收益表）中同时列示和报告净利润和OCI的收益列报模式。第二，两张业绩表模式：指在两张业绩报表（一张是利润表或收益表，另一张是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或综合收益表）中分别列示和报告净利润和OCI的收益列报模式。第三，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模式：指在利润表或收益表中列报净利润，而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和报告OCI的收益列报模式。以上三种综合收益列报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会计准则中曾有过不同的列报要求。

世界上第一份涉及综合收益列报的准则是1992年10月由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的《报告财务业绩》准则（FRS3），该准则要求企业同时编制损益表和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前者列示净利润，后者列示综合收益，从而开启了综合收益两张业绩表列报模式之先河。继英国之后，1994年，新西兰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RSB）了财务会计准则第2号《财务报告的表述》（FRS2），要求企业同时编制业绩表和权益变动表，前者列示净利润，在后者中列示综合收益，从而开启了综合收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列报模式之先河。1997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首次了涉及综合收益列报的准则《财务报表列报》（IAS1），要求企业在编制损益表的同时，通过权益变动表或全部已确认利得和损失表来披露综合收益，IASC采用了一种“二选一”的全面收益列报模式。同年，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FAS130《报告综合收益》准则更是开创了“三选一”的综合收益列报模式，在权益变动表模式和两张业绩表模式之外，还允许企业选择单一业绩表模式。在1997―2007年十年间，凡是要求企业报告全面收益的国家，实质上都是在以上三种列报模式中选择一种模式，或者借鉴IAS1允许企业采用“二选一”模式，或者借鉴FAS130允许企业采用“三选一”模式。

2007年，IASB了作为IASB和FASB的联合研究成果《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列报》，取代了此前的IAS1（1997年）。根据IAS1（2007年修订）的规定，企业只能采用单一业绩表或两张业绩表的利润表列报模式，不允许再采用权益变动表列报模式（当时仅在美国适用），由此，收益列报模式由过去的“三选一”缩小为“二选一”。2008年10月，IASB了作为FASB和IASB关于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联合研究成果《财务报表列报的初步意见》讨论稿（以下简称《初步意见》），其中也涉及了综合收益的列报问题。该讨论稿的一个重要修改意见，是建议取消综合收益的两张业绩报告模式和权益变动表模式，要求主体必须采用单一业绩表模式列报综合收益，至此，综合收益列报模式首次被建议取消选择权。2010年5月27日，IASB又了“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对IAS1的建议修订）征求意见稿，该稿考虑了2008年10月《初步意见》中的建议及反馈意见，进一步建议主体只能使用一张“损益和其他综合收益表”或“综合收益表”来报告综合收益。但在 2011年6月16日IASB正式其与FASB的联合研究成果《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对IAS1的修订）时，最终又保留了“二选一”的综合收益列报模式，允许主体选择单一业绩表模式或两张业绩表模式披露综合收益。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看出，综合收益报告准则在十几年时间里几经修订，问题主要集中在综合收益的列报模式上，准则从“三选一”、“二选一”、“无选择建议”，最终又回到“二选一”，涉及的都是OCI的列报模式，并没有涉及OCI的列报内容。为什么综合收益的列报模式这样重要？难道综合收益信息的不同列报模式具有不同的信息含量？其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

二、综合收益列报模式的影响因素剖析

从1992年至今，综合收益准则的每次改变都是主要针对其列报模式，这充分说明综合收益列报模式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至少会计准则制定者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不同的信息披露模式具有不同的信息含量吗？根据不完全反映假说（Incomplete Revelation Hypothesis，IRH）理论，市场价格反映信息披露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信息的解析成本，解析成本越高的信息，市场价格反映得越迟钝；相反，解析成本越低的信息，市场价格反映得越猛烈。从这个角度看，单一业绩表模式、两张业绩表模式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模式因其解析成本依次升高而使它们所披露信息的市场价格反映依次减低，其中市场对单一业绩表模式所披露信息的反映最激烈，而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模式所披露信息的反应最迟缓。

由于近年来综合收益准则的修订主要针对其列报模式这样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所以，人们对其相关影响因素并没有太关注。本文认为，综合收益列报模式几经修改一定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它的不断修订决不是偶然的和随意的，这里试图对其中的影响因素予以剖析，并借以展望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1.从会计理论角度的分析

本文认为，对综合收益披露模式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会计目标理论以及高质量会计准则和财务报表本源逻辑关系的重构等相关会计理论。

（1）财务会计目标。综合收益信息披露模式的不断修订首先是受决策有用会计目标的影响。剖析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相关规范的变迁，一般都离不开会计目标这个分析工具，对综合收益列报问题的剖析也不例外。事实上，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每一次修订，都使其更加接近决策有用会计目标的实现。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以前，我们所处的会计环境（例如证券市场不发达；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稳定；没有复杂的衍生工具业务等）决定了会计目标定位在受托责任目标上，因此，在收益上只确认已实现的收益，不披露价值变动部分。20世纪下半叶以后，会计环境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美英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证券市场日益发达，股权越来越分散，职业投资者队伍日益扩大，在20世纪晚期，世界资本市场开始出现一体化趋势，衍生工具等传统会计无法确认和计量的复杂经济业务开始涌现，传统受托责任会计目标下所披露的会计信息越来越无法满足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需求，于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会计目标逐渐转移至决策有用观，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会计收益开始陆续反映部分价值变动，而价值变动亦即后来OCI的主要组成内容。可见，综合收益报告是会计目标由受托责任观转移至决策有用观的必然产物。

虽然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定位会受到各方面会计环境的影响，但其终极影响因素始终是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我们知道，综合收益披露模式是先表外披露后表内披露，表内披露经历了三种披露模式，起初权益变动表法比较流行，因为从理论上和多数实证研究的成果来看，权益变动表法的信息含量比利润表法小，对股价和业绩的影响不够显著，所以，被更多的主体和国家（包括中国）所接受，但从会计理论上看，权益变动表应主要披露与权益变动有关的信息，在该表中详尽披露与权益变动无关的OCI信息有些不伦不类，似乎是决策有用的信息被偷偷地披露在不显眼的角落，从而掩盖了这种信息发挥其应有的决策指导作用，难以实现决策有用的会计目标，因此，在2007年，IASB取消了权益变动表法，从而使OCI只能通过利润表模式披露，这也使综合收益披露模式更靠近了现代财务会计目标――尽力提供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总之，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不断修订应该是在决策有用会计目标引导下的一个准则完善的过程。

（2）高质量会计准则。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不断修订还应该受到准则制定者追求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影响。1997年，正当国际会计准则开始在世界各国普遍应用之时，美国证交会（SEC）主席Levitt就高质量会计准则发表了具有轰动性的讲演1997年9月29日，美国证交会（SEC）前任主席Authur•Levitt就高质量会计准则问题发表演讲，主题为“我们需要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该演讲后来以“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性”发表在1998年3月的美国《会计望》第12卷第1期。，其中首次提到了高质量会计准则的概念。在这次讲演中，Levitt说：国际会计准则要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必须满足的三个目标：“准则必须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为基础”、“准则必须高质量”和“准则必须加以严格解释和应用”，其中最具轰动性的是他关于高质量会计准则特征的解释。Levitt解释说：“能够导致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的披露信息”的准则应该是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特征。Levitt的这次讲演引起了美国会计界的强烈反响，在1997年AAA＆FASB（12月）财务报告研讨会上，许多参会者都就“什么是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属性和特征”问题展开了探讨，尽管与会者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准则的“可比性”无疑与“透明”、“充分披露”、“清晰明了”和“可理解性”等一起成为高质量会计准则的重要特征，并开始引起准则制定者的高度重视。Levitt在这次讲演中还阐述到：“高质量会计准则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够达到，它是适应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需求变化不断修订和完善的结果。衡量准则的高质量，归根到底是看他是否有利于投资人的投资决策”。可见，高质量会计准则在最终也是在追求决策有用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终极目标的具体目标。事实证明，进入21世纪以后，IASB和FASB等联合研究的若干会计准则项目正是朝着高质量会计准则的方向努力，而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不断完善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综合收益披露模式从表外到表内、从“三选一”到“二选一”都是受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有用终极会计目标的影响，那么，IASB和FASB在2010年“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对IAS1的建议修订）中关于综合收益披露模式应该从“二选一”到“无选择性”的建议，则应该完全是受到高质量会计准则这一具体目标的影响。高质量会计准则追逐的具体目标之一，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准则尽量导致会计信息之间的可比，缩减或取消那些无意义的选择权，并尽可能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性，而取消综合收益列报模式选择权的建议则正是这种思想下的理性决定。

高质量会计准则追求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准则必须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为基础”，这一点在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修订中亦有所体现。前面已经阐述，2010年IASB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对IAS1的建议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建议主体只能使用单一利润表模式，而在2011年正式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的列报》（对IAS1的修订）中，却最终保留了“二选一”的列报模式。根据IASB的解释，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绝大多数的反馈意见认为，IASB在处理和解决与业绩报告整体相关的更广泛的概念事项之前就删除综合收益列报模式的选择权是不恰当的，可能会影响该准则的执行效果。而IASB也已经承认，有必要针对其他综合收益制定一个专门的概念框架，并且可能将该事项添加至其未来的议程。可见，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不断修订也是在高质量会计准则引导下的一个准则完善的过程。

（3）财务报表间本源逻辑关系的重构。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不断修订也是财务报表间本源逻辑关系重构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利润表是作为资产负债表的证明表与资产负债表同时产生的，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资产负债表之间有着本源的逻辑关系，在排除资本易引起的净资产变动因素后，利润表在本源上应该能够完全解释引起期初和期末净资产价值变动的交易因素及金额，以便投资者能够更容易、更全面和更系统地分析净资产价值的变动，更好地预测净资产未来价值的变动，把握企业未来的债务偿还能力和股利分配能力，从而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这种本源逻辑关系从17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下叶，大约经历了300多年。自从20世纪下半叶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价值变动性质的收益开始进入财务报表，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有些价值变动计入了利润表，而有些价值变动直接计入了资产负债表（例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价值变动、外币报表折算价差等），从而使资产负债和利润表之间的本源逻辑关系逐渐被瓦解，利润表不再能够解释资本交易之外的净资产价值的变动。

所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开始考虑这一本源逻辑关系问题，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试图重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本原逻辑关系［1］。在财务报表本源逻辑关系逻辑重构的手段上，各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综合收益表，应该说，综合收益表是目前重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本源逻辑关系的唯一手段。由于财务报表本源逻辑关系是指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之间内在逻辑关系，所以，从财务报表逻辑关系重构的角度看，综合收益披露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模式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只有利润表模式才是这种会计理论下的最佳选择。

2.其他影响因素

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变迁除了受到相关会计理论的影响，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会计准则的制定者、会计准则的执行者（管理层）、会计准则的监管者、投资者等的知识存量、意识形态、业务素质及价值取向以及财务报告提供的成本效益等各方面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认为，除会计理论的影响比较重大之外，会计准则制定者和企业管理层对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影响也比较显著。

（1）会计准则制定者的影响。会计准则是由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包括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这不可避免地要受准则制定者的知识存量、意识形态及相关理念的影响，而准则本身也必将随着准则制定者对某一理论问题上的再认识而不断地修订。比如在综合收益列报模式的问题上，准则制定者起初对其创新的综合收益的相关概念、执行结果、不同披露模式产生的市场反应、投资者的业务素质及价值趋向等可能都缺乏认识，所以，对综合收益披露模式允许的选择也比较多，而随着准则制定者对准则制定目标的明确以及相关理论认识的提高，随之对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的逐渐完善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另外，从逻辑推理角度看，会计准则制定者同时也是会计信息的监管者，因此，他们似乎总有一种精益求精的倾向，不断地要让会计准则保持高质量，尽力满足投资者的全部需求，以使证券价格最恰当地反映其价值，最终实现其追求的决策有用会计目标。“尽管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表明，证券价格对很多基本信息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市场中存在大量的无效定价现象，但监管者也在不断完善会计信息披露的标准，以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2］。

（2）会计准则执行者――管理层的影响。众所周知，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从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历史上看，管理层对于可能会影响其经济利益的准则往往会积极游说准则制定者，而成功游说的案例不乏其数。1996年10月美国SFAS130《报告综合收益》征求意见稿中只允许企业采用利润表格式报告综合收益，由于利润表格式被认为可能会损害管理层的利益，所以，该征求意见稿所收到的主要来自管理层等相关利益集团的评论信的数量是FASB的前100号准则所收到的评论信平均数量的两倍，并且绝大数的评论信都反对利润表格式［3］。因而，正式颁布的SFAS130准则最终还是允许企业采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格式，这是美国管理层成功游说FASB的一个典型例子。

综合收益的利润表模式对管理层真的不利吗？这里从理论上简单加以剖析。首先，我们知道，综合收益价值变动基本上在管理层控制之外，随着市场的波动而呈现出波动较大的特征，且目前准则要求主体披露的综合收益项目并不全面，所以，主体针对控制综合收益价格波动的努力有时会被误解，“根据《报告综合收益》征求意见稿的规定，第一联合公司截止1996年6月30日前三个月的综合收益及每股综合收益，比报告的收益及每股收益下降了40%。收益的显著下降可能会误导那些信息不灵通的投资者，以为公司存在重大的问题。而恰恰相反，综合收益的显著下降证明了旨在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市场变动而导致现在和将来收益波动的资产―负债战略取得了良好的进展。综合收益之所以不能反映资产―负债战略的全部效果，是因为这一概念存在致命的缺陷，它仅仅包括经选择的经营资产、负债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影响”［4］。其次，依据不完全假说理论，所有权权益变动表模式因其分散、忽视OCI收益性质和非规范的信息披露特征而使其解析成本较高，相比之下，规范的利润表披露模式解析成本较低，所以，当综合收益的信息通过反映比较显著的利润表格式列报时，信息使用者会更好地消化这些信息，当综合收益波动较大时，信息使用者往往会认为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大，公司的风险较高，从而导致公司股价下挫，严重影响对管理者绩效的评价。最后，由于利润表模式的市场反应比较敏感，信息的透明度较高，因而不利于管理层在外部环境比较恶劣时进行对公司有益的盈余管理。

虽然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没有充足的研究结论证明利润表模式会损害管理者的利益，但管理者从理论上会预料到上述信息的传导效果，因此，不论如何，管理层都认为利润表模式对其不利，并更加强青睐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模式。当然，也有可能会计准则本身对管理者的利益根本没有影响，但是管理者认为对其有影响，从而会对准则制定进行干预。重要的是，只要管理者认为会计准则对其有影响，他们就会对会计准则的制定按照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进行游说［3］。

另外，2010年IASB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对IAS1的建议修订）征求意见稿关于只能使用单一利润表模式的建议被否决的现实，也绝不仅仅是因为IASB所说的追求高质量会计准则“以概念框架为先导”的结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来自于管理层等相关利益集团反对单一利润表模式的游说，管理层实际上很担忧目前匆忙执行单一利润表模式的风险，他们对单一利润表模式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最终对股票价格和管理层业绩评价的影响不确定，因此，管理层暂时反对执行单一利润表模式也在情理之中。

三、对综合收益列报模式的展望

通过以上阐述，我们可以看到，综合收益列报模式变迁受各方面因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应该会计目标的定位、高质量会计准则的追求、财务报表本原逻辑关系的重构以及管理层等利益相关集团的游说活动等，而未来综合收益列报模式的最终发展趋势应该在于相关影响因素之间抗衡的结果。

我们知道，综合收益披露模式研究的仅仅是披露方式及其选择权，从理论上讲，如果投资者足够成熟，相同的信息以怎样的披露方式披露都不应该引起股价巨大的异常波动，那么，在决策有用会计目标的引导下，基于准则制定者对高质量会计准则的不断追求，为从根本上恢复财务报表之间的本源逻辑关系，本文有理由认为，未来综合收益列报模式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关于综合收益报表的名称。报表名称是个形式上的问题，所以，称其为“综合收益表”、“损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或“损益表”可能都无所谓，但从恢复财务报表本源逻辑关系的角度看，将综合收益表称为“损益表”或“利润表”应该更为恰当。其次，关于综合收益表的计量属性。现在的综合收益表采用的混合计量属性，这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当会计环境具备时，从全面恢复财务报表本源逻辑关系的角度看，综合收益表可能会全面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最后，关于综合收益表的披露模式。从上述涉及的各方面会计理论角度看，当有关OCI概念框架涉及的基本概念问题得到了解决后，采用单一利润表法应该是最恰当的选择。

参考文献：

［1］谢德仁.财务报表的逻辑：瓦解与重构［J］.会计研究，2001，（10）.

［2］王跃堂.不完全披露假说与信息披露的监管［J］.南京大学学报，2004，（4）.

收益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公司绩效；高管激励；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028-01

一、引言

我国企业正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高管人员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激励的缺乏导致了一些败德行为，从而使高管人员激励问题凸显出其迫切性。

已有的研究成果较多地讨论了对高管人员的物质报酬激励及其效用，多以业绩等显性价值要素作为激励合约的依据，单纯的物质激励方式效用不够充分，这意味着物质激励无法充分调动高管人员积极性。虽然也有研究者开始考虑非物质激励的可能性，并提出一些设想，但是很少有人专门以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为对象，分项讨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的各种方式对高管人员绩效的影响程度，并且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以下试图从物质激励要素扩展到非物质激励要素，细分激励的方式，通过实证研究，讨论各种激励方式与高管人员绩效的相关性，以探求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激励的有效方法。

二、研究假设

企业绩效是决定经营者激励的主要因素。委托理论说明，有效行动和有效保险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风险中性的委托人最好付给风险厌恶型的人固定工资，如果人也是风险中性的，则让其获取一定的剩余收入，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是有效的。一个典型的收入组合应该是代表保险因素的固定工资和代表激励作用的变动收入的组合。根据委托理论，当企业经营者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委托人就会根据公司绩效给予经营者一定的剩余激励，以减少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导致的成本的额外增加，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经营者的年度报酬由于取决于企业绩效，为了自身的收入最大化，其必然努力工作，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因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前三位高管报酬之和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

根据理论，公司经理是风险回避型的，而股东是风险中性的。当经理对公司没有剩余索取权时，他们就会回避风险较高而收益较高的项目，而选择风险较小收益较低的项目。当经理拥有公司剩余索取权时，即持有公司股份时，他们就会投资收益较高的项目，从而使自己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当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时，就如给他们戴上了金手铐，公司利益与个人利益就紧紧地捆在一起。所以，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公司的经营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公司规模越大，经营者可控制的资源也就越多，涉及的经营管理问题也就越复杂，因而从人力资本、投入精力、产出效率来说，大型企业中经营能力产生的效益一般要高于小型企业，其收入也就高于小型企业，即企业规模越大，经营者的报酬也就越高。因此我们提出第三个假设：经营者报酬与规模呈正相关。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260家在2010年1月1日在中小板块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对象，在样本中剔除了ST公司，被停止上市的公司，以及审计报告为非标准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本文所用到的数据全都来自于上市公司2009年披露的财务报告。文中涉及到得软件有EXCEL和Eviews6.0，其中EXCEL是用来对数据进行处理，Eviews6.0是用来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每股收益（EPS）作为被解散变量。选取前三位高管报酬（X1）、高管持股比例（X2）作为本为解释变量和总资产对数（X3）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二）实证分析

为了证实上面提出的三个假设，本文用每股收益（EPS）、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前三位高管薪酬总额（X1）、高管所持比例（X2）、公司规模（X3）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了以下模型：

从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前三位高管薪酬之和对企业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呈显著正相关，这就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一，即前三位高管报酬之和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前三位高管的薪酬越多对企业经营的绩效越有利。高管所持比例对企业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同样呈显著正相关，这也同样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即公司的经营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比例越多，就越会努力去经营企业，努力使企业绩效提高。公司规模对企业每股收益呈正显著正相关，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显著性不强。这与本文提出的第三个假设相矛盾。这可能是样本容量太少的原因。

四、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经营者报酬、股权和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中小板上市公司货币报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水平都比较低，货币报酬激励水平要略高于股权激励水平，各个模型结果的相关系数都比较小；其次，高管的薪酬，无论是货币薪酬还是股权报酬都和公司规模有正相关，这也和大多数学者研究的结论向一致，说明了规模是高管报酬的重要决定变量。

参考文献：

收益管理论文篇10

[关键词] 管理创新决策方法期望效用理论

一、引言

自从熊彼特1912年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开创性的提出“创新理论”，创新问题就在经济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管理创新是整合资源，建立一种新的生产范式的过程，其核心是决策问题，考虑到主观价值判断和风险因素，决策遵循的原则是满意而不是最优。传统的收益最大化决策方法忽略了这一问题，理论上存在着缺陷。本文利用期望效用理论和生产预测知识，建立了一个管理创新决策模型，为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二、管理创新的决策方法

传统理论以收益的最大化进行管理决策，这种方法建立的基础有：(1)货币期望值能成为衡量经济活动优劣的尺度;(2)货币只具有客观价值而无主观价值。现实经济中，这种观点与事实相违背：首先，货币存在着主观价值，同一数量的货币对不同的经济主体有不同的主观价值；其次，依据经济学中的边际递减规律，随着货币持有量的不断增加，持有者对货币边际效用主观评价会不断降低，收益的最大化无从谈起；第三，此种方法忽略了风险因素，不同决策者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若收益最大化的同时风险亦最大化，则稳健型决策者就不会以收益最大化来作为自己决策的依据。

影响管理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创新主体的期望效用最大化；二是利益相关者期望效用的最大化。这主要因为现达的经济体的活动结果不仅与管理者个人休戚相关，也与众多利益相关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只有当社会效益与创新主体的效益相一致时，该管理决策才能得到社会认可并得以成功。

三、管理创新的期望效用决策模型

1.期望效用函数

为了全面反映某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可采用效用函数的方法。依据序数效用论，规定对创新者最倾向最满意的活动，其效应值赋予1；反之，赋值0，即0≤≤1。

设创新者面临两种可供选择的管理方案A1和A2，A1表示传统方案，其风险系数为0，执行此方案获得的收益为；A2表示创新方案，它可在风险概率下收益，或以的风险概率损失，且>>；设表示收益时创新者的主观效用，在一定条件下，创新者认为A1、A2两方案等价时，有：

(1)

即的效用值等于和的期望效用值之和。上式有4个变量，若已知其中3个变量，采用美国学者Von Neumanm和Morgenstern提出的V-M方法，可确定第4个变量的取值。

效用函数的经验效用曲线如图1：

图中，A表示循规蹈矩型，B表示稳健型，C表示综合型，D表示冒险型。我们可以根据此图求出不同期望收益所对应的期望效用值。

2.决策模型的建立

依据效用函数理论，考虑时间因素t，描述出管理创新决策的动态过程如下：

设C是状态集合，它有且只有二个元素X和Y，X表示传统活动，Y表示创新活动；R是结果集合，其中元素表示X状态下的结果，表示Y状态下的结果，则

用表示管理创新的成本变量，表示不同状态下区间的期望收益结果函数，用E表示期望效用结果，它取决于时间中经济体所采用的活动状态C。建立一个以时间为横轴，期望效用为纵轴的坐标系。若经济体采用状态，由经济预测知识，求出经济体不同时刻的期望收益，再依据图1，求出不同期望收益下对应的期望效用值并用曲线连接起来，如图2中所示；若在时刻，管理者进行创新活动，采用状态Y，可测算出区间上另外的不同期望收益和描绘对应期望效用曲线，图2中描述如。

E0表示X状态下的期望效用结果，E1表示Y状态下的期望效用结果，在区间上,

(2)

(3)

式中是经济效益的贴现率，我们把它看作为时间t函数，即反映了在不同时期，经济效益贴现率不同。

令(4)

若(1)>0，即，经济体处于创新状态。

(2)

这符合管理创新的现实经济意义，可作为管理创新的决策依据。管理创新决策的目标规划模型为：

目标函数： (5)

约束条件： >0

t∈[t0,+∞], t0≥0, ≥0

0≤u≤1